法治社会的前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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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闲暇时间的增多，人们逐渐热衷于健身，崇尚娱乐，越来越多地投入到健身活动中，从中得到乐趣与健康。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体育人才缺乏，群众体育活动大部分是自发的、无组织的，指导员水平偏低，没有系统地从事过体育工作，指导只是动作的示范，缺乏理论指导，从而影响锻炼的效果，达不到真正健身的目的。因此，改革现有社会体育课程模式，培养高层次的，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技能和健身理论知识的社会体育工作者、指导员，是当今社会体育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2.我国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993年 12月，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1994年 10月10日开始实施。自1995年各地方体委授了第一批社会体育指导员，1996 年原国家体委授了首批2 9名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至今，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发展速度和规模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1]根据国内关于体育指导员的有关资料的汇总，我国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如下：《中国群众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的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计算，全国城市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8.7万人，农村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4.5万人，全国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2万人，然而目前我国每20398人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每7007个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与预算比较，还具有相当大的差额。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男性高于女性。中年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比例较大，老年也占相当比例，31岁以下只占较小的比例，总体来讲，年龄结构不甚合理，年龄偏大，但从事体育工作年限都不长。并且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偏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更低。

2.1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与目前全国总人口之间的比重差额极大，远远跟不上全民健身步伐，满足不了全民健身要求。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规模已直接影响到了全民健身工程的发展，亟待重视和采取积极的对策。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较晚，社会体育指导员体制刚刚建立，对社会体育指导员的研究还十分薄弱。社会体育指导员数量严重不足。国家级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比列很小。2、3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占绝大部分。

2.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层次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

据调研，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73%，高中占456%，初中占394%，初中以下占77%。他们在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后，只有 435%的人接受过社区派遣的指导任务，162%的人参加过1 ―2 次业务进修，414%的人能指导他人学做健身操，338%的人能经常运用计算机上网了解体育信息、学习专业知识，至少有 50%的人由于学历文化层次偏低及体育专业知识缺乏，徒有虚名。但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且又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很难顺利开展全民健身指导工作。在年龄结构上，40 岁以下占 3777%，41―60 岁占4989%，61以上岁占1 22%，年龄结构偏大，70%以上的体育指导员是兼职的[2]。

2.3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模和速度，落后于全民健身计划的总体进程

社会体育指导员尽管发展较快，但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明显滞后于全民健身计划的总体进程。70%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由街道社区聘请专业教师授课培训，除少量街道社区文教干部外，绝大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

3. 当前我国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

3.1当前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3.1.1各类课程比例失调

首先，表现在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不协调，必修课占总课时的比重大，而学修课时比重偏小。这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其学习兴趣，更不利于发挥学生的特长。

其次，教育理论课和一般文化课课时过少。美国教育理论课占总学时平均为9%，最高的达到16%;日本占11%;而我国仅占总学时平均为3%，最高为4%。这个比例太小，完全不能满足做一名教师的需要，成了师范性的一种“点缀”。再加上教育类课程内容与中学的教育实际联系不紧，学生参加教育和教学实践的机会少、时间短等因素，使高师院校实际上不能够真正体现其“师范性”，对于中等学校教师必备的基本技能，在课程设置上也重视不足。这与高师的师范性特点和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

3.1.2课程内容不能体现培养目标

首先，教学内容陈旧，脱离中学体育教学实际。目前，社会体育专业使用的一些教材与80年代的教材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有些内容过于陈旧落后，对新的研究成果反映迟钝。这些教材即不能反映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和体育发展的现状，也不能适应当地中等学校社会体育内容改革的需要，更不能中学《课程标准》的要求。

其次，缺乏教师职业教育的内容，班主任工作内容需要充实。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内容有利于坚定学生从教思想，同时提高从教的职业技能。

第三，选修课随意性大，偏离培养目标。很多课程不是根据学生未来工作需要而设立，往往是因人设课，根据教师的特长开课。选修课中，专业选修课多，公共选修课少;学科科学课程多，学科教育课程少;加深、拓宽性课程多，应用性课程少;传统课程多，新兴课程少。

4.我国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改革

4.1增加理论课教学时数

学生在校期间对所学课堂教学知识的实际操作机会少，造成实践能力差，建议给《学校体育学》课中增加8-10学时的学生教学实践课时，让学生能到中学实践体会《学校体育学》中所讲授的教学知识、技能、方法。增加实践锻炼的机会。

4.2精简合并重复课程教学内容

体育专业的课程应根据社会的大众体育发展开设选修课、必修课、专业课。给学生增加社会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实用人才。而不仅仅只是老是那些最竞技却又不大众的体育项目。浪费必要的人才。

4.3正确处理“一专”与“多能”的关系

在课程的开设方面，为了体现“多能”而乱开明目繁多的选修课、必修课挤占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侵占专业课教学时数的现象必须彻底纠正，使学生由应试型向素质型、能智向应用型转变的步伐。

5.结论

社会发展的宗旨，是促进人口素质、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开展社会体育工作，对此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为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有效地提高中华民族达到整体素质和健康水平，国家与时具进的提出了“全民健身计划发展纲要”，与此同时，高等体育院校为配合社会的需求和发展，开办了社会体育专业。通过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造就了大批的社会体育工作者，为全民健身提供了技术指导和咨询的服务，使群众体育发展更加充满活力，极大地丰富了社区居民的余暇时间，占领社区文化生活的阵地，使得整个社区体育文化氛围基本形成，减少社区的犯罪和不良活动对人们精神和身体的影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0]。因此，对这一专业我们既要大力发展，同时要在发展中不断地研究它，从中发现问题，才能得以不断地完善社会体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使这一专业在培养目标和体系上更加贴近社会，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体育专门人才。

（作者单位：西安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 国家体委.关于下发《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的通知[Z].北京：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1994。

[2] 曹焕成.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J].体育科研，200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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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体育指导员；社会体育；现状；课程设置

1.我国体育社会指导员的发展现状和趋势

1993年 12月 ，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1994年 10月1 0日开始实施。自1995年各地方体委授了第一批社会体育指导员，1996 年原国家体委授了首批2 9名 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至今，社会体育指导员在发展速度和规模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1]根据国内关于体育指导员的有关资料的汇总，我国体育指导员的现状如下：《中国群众体育指导员现状调查》的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比例和《中国统计年鉴》中有关数据计算，全国城市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18.7万人，农村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4.5万人，全国至少应有社会体育指导员23.2万人，然而目前我国每20398人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每7007个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拥有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这与预算比较，还具有相当大的差额。社会体育指导员中，男性高于女性。中年社会体育指导员所占比例较大，老年也占相当比例，31岁以下只占较小的比例，总体来讲，年龄结构不甚合理，年龄偏大，但从事体育工作年限都不长。并且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偏低，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比例更低。

1.1社会体育指导员总体数量不足、人员结构不合理。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与目前全国总人口之间的比重差额极大，远远跟不上全民健身步伐，满足不了全民健身要求。因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数量、规模已直接影响到了全民健身工程的发展，亟待重视和采取积极的对策。

1.2我国社会体育指导员文化层次偏低、年龄结构不合理。据调研，社会体育指导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73%，高中占45.6%，初中占3 9.4%，初中以下占7.7%。他们在获得社会体育指导员证书后，只有 43.5%的人接受过社区派遣的指导任务，16.2%的人参加过1 ―2 次业务进修， 41.4%的人能指导他人学做健身操，33.8%的人能经常运用计算机上网了解体育信息、学习专业知识，至少有 50%的人由于学历文化层次偏低及体育专业知识缺乏，徒有虚名。但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且又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很难顺利开展全民健身指导工作。在年龄结构上，40 岁以下占 37.77%，41―60 岁占49.89%，61以上岁占1 2.2%，年龄结构偏大，70%以上的体育指导员是兼职的[2]。

1.3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规模和速度，落后于全民健身计划的总体进程社会体育指导员尽管发展较快，但无论在人数上，还是从规模上，都明显滞后于全民健身计划的总体进程。70%以上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由街道社区聘请专业教师授课培训，除少量街道社区文教干部外，绝大部分是离退休人员和下岗职工。

2. 当前我国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

2.1当前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

2.1.1各类课程比例失调。首先，表现在必修课与选修课比例不协调，必修课占总课时的比重大，而学修课时比重偏小。这不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其学习兴趣，更不利于发挥学生的特长。

其次，教育理论课和一般文化课课时过少。美国教育理论课占总学时平均为9%，最高的达到16%；日本占11%；而我国仅占总学时平均为3%，最高为4%。这个比例太小，完全不能满足做一名教师的需要，成了师范性的一种“点缀 ”。再加上教育类课程内容与中学的教育实际联系不紧，学生参加教育和教学实践的机会少、时间短等因素，使高师院校实际上不能够真正体现其“师范性”，对于中等学校教师必备的基本技能，在课程设置上也重视不足。这与高师的师范性特点和培养目标是不相符的。

2.1.2课程内容不能体现培养目标。首先，教学内容陈旧，脱离中学体育教学实际。目前，社会体育专业使用的一些教材与80年代的教材相比，没有太大变化，有些内容过于陈旧落后，对新的研究成果反映迟钝。这些教材即不能反映当代社会经济、文化与科技发展和体育发展的现状，也不能适应当地中等学校社会体育内容改革的需要，更不能中学？课程标准？的要求。

其次，缺乏教师职业教育的内容，班主任工作内容需要充实。加强这方面的教学内容有利于坚定学生从教思想，同时提高从教的职业技能。

2.2社会体育专业课程建设。现在各校盲目扩充，根本不考虑是不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造成社会上产生了大量所谓专业不合口的一大批毕业生。即浪费了资源，又造成大量优秀人才。体育专业毕业生尤为突出。如何协调好体育专业课程设置和社会体育指导员之间的关系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

3.我国社会体育专业课程设置改革

3.1增加理论课教学时数。学生在校期间对所学课堂教学知识的实际操作机会少，造成实践能力差，建议给学校体育学课中增加8-10学时的学生教学实践课时，让学生能到中学实践体会学校体育学中所讲授的教学知识、技能、方法。增加实践锻炼的机会。

3.2精简合并重复课程教学内容。体育专业的课程应根据社会的大众体育发展开设选修课、必修课、专业课。给学生增加社会实践能力。为社会培养有用的实用人才。而不仅仅只是老是那些最竞技却又不大众的体育项目。浪费必要的人才。

3.3正确处理“一专”与“多能”的关系。在课程的开设方面，为了体现“多能”而乱开明目繁多的选修课、必修课挤占专业课的教学内容，侵占专业课教学时数的现象必须彻底纠正，使学生由应试型向素质型、能智向应用型转变的步伐[7]。

3.4建立健全社会体育专业的教学体系。目前，我国高师体育专业教学还尚无一套较为完整的教学体系，许多方面还处于随波逐流的状态。当学术界提倡“打破”以运动技术为中心的教材体系，全国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时，一些学校在公共体育课教学，实行“健身课”，体育专业教学课中也不重视教学这以重要环节，让学生自学，课程也采用“娱乐课”的方式教学[8]。如此下去，学生专业能力怎么提高，专业人才怎么培养，谁去培养？所以，建立一个较完整的教学体系势在必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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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组织；城市竞争力；提升

一、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的关系

（一）社会组织的界定

社会组织，一般指由志愿人员组成并致力于实现某种价值目标，但不以营利为目的、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处于政府和市场以外的独立的民间组织。根据我国民间组织管理局的划分，一般把社会组织分为三类：一是社会团体；二是基金会；三是民办非企业单位。

（二）城市竞争力的定义及构成要素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编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把城市竞争力定义为“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控制、转化资源与争夺、占领、控制市场，多快好省地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其中为其居民提供福利是城市竞争力的最终目标。”据《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的分类，共有六大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分别是以企业和经济为核心的企业素质、当地要素、当地需求、内部联系、公共制度、全球联系。当然，在这六大因素下还可根据不同的标准细分出更多的子因素。为突出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关系，本文仅从社会组织在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即二者之间的相关要素展开分析。

（三）社会组织发展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互动效应

根据前文界定的城市竞争力构成因素，与社会组织相关的要素包括企业素质、内部联系、公共制度及全球联系。其中，全球联系又称之为外部联系，因此本文把社会组织与城市竞争力之间的相关要素归纳为企业素质、公共制度及内外部联系。

1、企业素质与社会组织

就企业素质而言，现代企业素质的提高不仅是企业内部需要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是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所致力要提高的重要方面。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增加和行业的不断纵深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等社会组织便自然而然地诞生，这是促进城市中企业的持续、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由于企业以追逐利益最大化为其生存发展的首要前提，因此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只顾及自身发展，实则“短视”的一些决策和行为。出于对促进企业自律、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多重因素考虑，行业协会等类型的社会组织的产生，从长远和全局来看，无疑有益于企业和行业的良性发展。

而从提升城市的竞争力而言，企业素质的提高又处在了核心的地位。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需要通过企业的发展壮大来实现经济能力的“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还需要发展成熟的行业协会对辖区内企业进行引导和提升，从而实现企业的集约式发展、合理化管理组织和科学的运行，这将有助于形成和发扬企业文化，并不断提高企业的综合素质和竞争力，最终促成城市竞争力的“质”的提升。具体而言，只有一个成熟的产业集群才能达到具备知识外溢效应显著、产业整体创新能力较高和集群内信任机制健全，有序竞争的状态。而一般尚未达到成熟阶段的产业集群，由于缺乏有效的创新网络，许多研发活动仅限于企业内部，缺乏集群内其他企业参与与支持以及信任约束机制的不完善等，企业之间恶性竞争的现象往往较为严重。因此，健全的社会组织网络和成熟的社会组织发展生态对于提升企业和行业素质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

事实上，行业协会的出现和不断完善，既有利于团结行业内的大多数企业，加深同行业间的相互交流，同时还有利于归纳和发现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并就此进行共同的研讨和改进，从而促进行业往更优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行业协会可以通过企业会员的登记信息较先地掌握行业的实际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行业协会还可以通过企业会员们“转让”的部分权力对行业内一些不良现象进行纠正，督促企业会员自律，提升企业自身素质，并制定达成共识的行规，以求最终实现促进行业良性发展的目标。从长远来看，行业协会商会对于企业会员的监督、规范和完善作用最终将从根本上提升企业素质和行业前景。而优良的企业素质和相当的经济规模必然对城市竞争力的构建和提高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公共制度与社会组织

公共制度是城市中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构成城市的主体――公民密不可分。《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中把公共制度定义为“政府制定的约束经济主体交往、维护社会发展的行为规则”。关于公共制度对于城市生活或者社会发展的重要性，社会上普遍形成这样的共识：“良好的制度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效率，可以对经济主体产生有效的激励和约束，可以保证公民获得应有的福祉，减少不平等和歧视”。也就是说，城市发展的综合水平，或者更确切地说，城市竞争力的大小不仅与其经济总量和效益相关，而且与公共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关系密切。

长期以来，一般都认为公共制度与政府有着最大最直接的关系。诚然，公共制度作为维护和保障社会公共产品的生产与提供，以及维护社会发展秩序的重要工具，政府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管理水平，通过更为科学的决策及实施办法推动城市公共制度的建立和维护。从另一个角度看，公共制度的制定与实施都离不开公民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组织的有效参与。因而，在政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中，政府自然是主体，但是，政府并不是唯一的一元。公民的参与本身具有促进信息开放和交流，增进公民独立决策和影响政府决策方向的能力，并有利于政策的执行。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不仅有利于政府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加入到社会管理的公共事务中去，进一步优化政府的管理职能；而且还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通过社会组织的草根特性，紧密联系群众，进一步增进社会凝聚力；此外还可以促进相关社会组织的成长，通过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锻炼自身组织的能力并增强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建立与政府部门的互动合作。

而公共制度的完善、社会公共服务的到位、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些都是构成城市竞争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而城市社会领域的不断完善自然会提升对人才的吸引力，同时也能够保证高端人才能过在所在城市内获得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从而实现城市的人才战略。此为社会组织在协助提升公共服务质量以外起到的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连带作用，这也是城市竞争力组成的重要一环。

3、内外部联系与社会组织

就内外部联系而言，城市竞争力的提升需要树立相应的城市形象，而社会组织在城市形象的树立以及对外展示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加强内部联系方面，社会组织立足于市民，下达基层，上可汇聚市民心声表达意愿，既可加强社会各界之间的联系与交流，又可增进社会凝聚力，促进社会和谐。在发展外部联系方面，社会组织在政府的官方渠道之外另辟蹊径，通过开展各类非政府的、非官方的、民间的交流活动，既可提高城市的区域化以及国际化程度，同时也能帮助把城市的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成果对外展示。可以说，社会组织之间的网络以及其内外部联系是城市对外宣传和推广的一扇窗户。

我国社会组织中大多数都属于自下而上的草根组织，这些组织的成员来源于普通市民，且其活动的领域也都是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因此在倾听市民心声、反映民意、满足市民需求等方面，社会组织有着天生的优势，同时也是其后天成长与发展的必然要求。另外，社会组织还可以充分发挥其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媒介作用，促进下情上达以及政令畅通，加强政府与企业、市民之间的沟通。

此外，由于大部分的社会组织从事的都是公益事业，通常都专注于某些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关怀，通过他们的各种实践活动和社会服务，既满足了服务对象的需求，同时也在向社会倡导、传达了志愿精神，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培育公众的公益意识，帮助建立社会的公共道德。

由此可见，社会组织在开展其自身活动的同时也间接地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塑造，在诠释城市文化、展示市民精神风貌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社会组织在进行对外交流时，既可以通过与市外、省外乃至国外社会组织的合作，引进出有益于本城市的外地经验、技术、人才、资金等，还可以代表民间力量在参加国际活动中对国际决策过程施加影响，使城市的利益和愿望能够更多地展示和体现在相关的决策过程中。

总而言之，社会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主要载体，其组织的构成和活动的范围都紧紧扎根于城市中的居民们。因而，社会组织的发展无疑与公民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同时也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因此，在致力于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同时，鼓励社会组织的参与和推动其发展是十分必要的。

二、促进社会组织发展进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可行性分析

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与西方相比发展较晚，而各类社会组织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对于一个城市而言，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管理、建设公民社会、提升城市竞争力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综合前文对社会组织发展与城市竞争力提升之间的关系梳理，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在促进社会组织自身发展的同时，以求达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效果。

（一）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理论创新

从社会组织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城市，尤其是大中型城市中的社会组织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已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和规模，并开展了一定数量的活动，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与此同时，社会各界对于社会组织的认识也在不断的加深。在实践过程中，各类社会组织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经验需要经过总结和提炼，有助于现有的社会组织发现问题并及时寻求科学的解决办法，同时还可为更多新建立的社会组织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时间过程中也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和发展的瓶颈，如如何实现自我造血的功能，摆脱资金短缺的困扰、提高组织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等等。而仅由单个社会组织去思考和解决这些带有共性的问题，难免出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情形。因此，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和理论创新，从更宽广、系统、全面的视角来检视社会组织，这是有益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体制创新

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其所处的社会大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政府在贯彻执行当前的社会组织政策的同时，应当加大在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方面的体制创新力度。

一方面，通过提高城市居民的公民素质、推动社会文化的发展等方式致力于创造一个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社会环境。当前社会组织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不了解、甚至抗拒。要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打开局面，创造条件让公众深入了解社会组织，近距离接触社会组织，鼓励部分群众身体力行加入到其中的行列，公众对于社会组织的了解越多，自然对其所宣扬的慈善公益、行业利益、公众福利等价值观产生一定程度的共鸣，也就实现了对社会组织的了解乃至肯定。

另一方面，通过完善面向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实现从以往的常态化资助到动态管理的转变。具体而言，政府在对社会组织进行专项拨款扶持时，可以把所拨款的资金进行细化分类，清晰界定社会组织的启动资金、项目经费、专项经费以及运作经费等，并且对每项经费的使用进行全程的监督。与此同时，每年定期对获得资助的社会组织进行一到两次的抽检，除了对其资金的使用进行审计，同时对其活动开展的成效进行评估。动态管理的根本目的除了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识别出优秀的社会组织，在下一年度的资助中可以有选择性地适度倾斜于这部分社会组织，避免资源的平均分配。

此外，通过建设面向公众的平台，把社会组织的相关资料、活动信息、组织年报、财务报告等进行公示。如此一来，不仅公众可以便利地在固定的平台获取社会组织的信息，有助于公众对身边社会组织将要进行或正在进行的服务项目和系列活动有更直接的了解，而且也为社会组织主动公示其相关信息并接受社会监督提供了方便。而这一信息平台还可以实现社会组织之间的信息和经验共享，促进彼此的沟通与交流。

（三）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能力创新

要实现社会组织的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提升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水平以及社会服务水平。就社会组织的现状而言，尽管从数量的方面社会组织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规模，然而其具体的能力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在组织内部，除了要实现科学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外，还要对组织员工进行常态化的具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其服务的专业水平。同时，现有的社会组织中大多数员工的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化，且文化程度较高，结合年轻一代和知识分子的需求和特点，采取相应措施增强员工与组织之间的凝聚力，关心员工的个人成长，从而减少人才的流失是社会组织发展的软件保证。

在组织的外部，社会组织要学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提升自身社会形象，善于利用新媒体等为组织及其活动进行有效的宣传。而加强与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交流则可有助于吸收相关的有益经验，掌握到所在地更多的需求信息，为更好开展自身活动，及开拓跨领域的服务项目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社会组织的发展为实现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提供了可能，在政府和市场以外开辟了第三条道路，为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提供了传统办法以外的选择，同时也为更好建设和谐社会贡献了其力量。在公共服务领域，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城市竞争力的体现，同时也是城市竞争里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应该指出的是，社会组织的作用不应当只停留在解决现有问题的层面，而应该从更宏观更长远的战略高度出发，着眼于在预防社会问题的产生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琼洁.创新发展集群：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分析框架.《南京社会科学》，2010.9

[2]马占稳.民间组织发展与北京世界城市建设――从城市竞争力视角看.《城市管理与科技》，2011.13（3）

[3]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著.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篇4

    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清理回收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劳社部发〔1999〕36号）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1999年1月22日，国务院颁布了《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9号）。根据国务院条例的要求，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是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和职工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部分单位法制观念不强，拖欠社会保险费的问题比较突出，影响了社会保险费的筹集，侵害了职工的合法权益。为保障法律、行政法规在我市的贯彻实施，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保持社会稳定，现就贯彻落实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经贸委、财政部《关于清理回收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提出以下要求。

    一、各部门要切实加强对清理收回欠缴社会保险费工作的领导，确保所属单位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要建立目标责任制，签订清欠责任书，督促和帮助欠费单位制定还欠计划。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还欠计划的落实，欠费企业要在今年年底前基本补清欠缴的社会保险费。

    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和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要加大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力度，对拒缴、瞒报、长期拖欠社会保险费的单位要在新闻媒体上予以曝光，对欠缴的社会保险费要按日加收2‰的滞纳金，并按照国务院条例规定实施行政处罚，直至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按照前述“三部委”通知要求，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社会保险费征缴工作。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要将单位欠费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通报，争取各有关部门的帮助和支持。宣传部门要组织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失业保险条例》《国务院令第258号》的宣传工作，提高单位和职工依法缴费意识；各商业银行要积极配合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依法及时扣缴、划转欠费；财政、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单位财务收支情况的审计、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根据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提供的单位欠费情况，对欠费单位不予核准独资、参股设立新企业或设立分支机构以及扩大经营范围；各单位的主管部门、组织和人事部门，不得批准欠费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总会计师晋级、评选先进和实行年薪制。对于有缴费能力但拒绝或故意拖欠社会保险费的单位，各级工会组织对其法定代表人不得评定模范或先进，市社控部门不得批准其购买小汽车或其他社控商品。

    请人民法院加大对欠费单位的执法力度，对涉及社会保险费的行政诉讼案件和执行案件依法从速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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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 乡村社会 乡贤文化

作者简介：陈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2级本科生。

一、乡村社会法治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以国家政权为后盾的各种现代化制度建设，高速而强力的法制建设似乎让依稀沉睡着的乡村社会应接不暇，然而，它却不得不接受这种强力的改变，试图将全社会纳入法治图式之中的政府将乡村社会视为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重地，开展了“送法下乡”等一系列普法运动。这场运动的实质是在将西方法治观念灌输到传统的乡村社会之中，以期实现法治观念在全社会的渗入。然而，由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古老绵长和独特的社会结构，以及民间文化习俗、传统组织的强大生命力，以国家政权为主导的快速的法治化推进往往出现的结果是，乡村社会的古老习俗将这些新的法治观念重新进行了解读，而使得政府的预期目标难以实现。《方圆》杂志与江苏省江阴市检察院于 2012 年启动了“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活动。据《方圆》杂志“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抽样问卷样本制作的图表显示，乡村社会的法治现状似乎不那么乐观。

（注：文中图表数据来源于《方圆》杂志“中国乡村法治调查”抽样问卷样本）

“在农民的心目中，法律是神圣的，但在意向和行为上，他们并非能毫无保留的支持。” 在此种情形下，乡贤文化的倡导者们吸引了我的注意，促使我思考乡贤文化与我们正在推行的乡村法治化是否相背离，乡贤文化能否对法治社会的构建起到作用。

二、乡贤文化的内涵及其运行

那么，何谓乡贤文化呢？乡贤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乡绅或乡贤之士都是乡村风俗教化、社会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早在唐朝，刘知九的《史通・杂述》中就有这样的记载：“郡书赤矜其乡贤，美其邦族。”迄于明清，各州县都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凡进入乡贤祠的人既要有“惠政”，又要体现地方民众的意志，这一种文化思想渊源长久。而在《孟子》《周礼》等古代著作中均有具体的乡村组织与管理构想的记载。

“乡贤”，是本乡本土有德行、才能和声望而深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达，是对去世者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按照传统，“乡贤”的标准是“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也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乡贤文化”就是这个乡土地域历代有名的贤士积淀下来的榜样文化，是在这个地域形成的有激励、教化作用的思想文化形态。“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

然而，从古老的封建时代延续至今，乡贤文化多多少少带了一丝“人治”亦或是“德治”的色彩。在乡贤文化之中，活跃在乡村社会的乡贤充当的角色实际上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中介，他们向民众传达来自上面的政策、机制，调和民众与政府及民众之间的矛盾，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的行为为广大乡民树立榜样。而他们的行为其实就是在封建礼俗约束下的带有规范性的行为，民众出于对乡贤的尊重和爱戴而纷纷效仿其行为，从而达到了以传统道德、礼俗来治理社会的目的。由于乡贤的作用，也使得封建社会的国家政权延伸到了乡土社会。

三、法治现状之原因剖析

那么，这样一种源于乡土社会的礼俗文化，在讲究法理的现代社会，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中如何从现代公共治理和传统人文精神中找到结合点？在现代化社会中能否为乡村社会的法治化提供一些有意义的借鉴呢？这还要分析当下乡村社会法治进程缓慢的原因。

首先，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笔下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人们终老己乡、不轻易流动，同时重视伦理和血缘，以血缘结成关系，以伦理维持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统治。这样的熟人社会即使经历着农村精英向城市流动，城乡背离式发展的打击，也依然没有褪去它以伦理维持秩序的古老面貌。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对法律的认同缺失，加上根深蒂固的权利虚无意识，使得法治难以推进。其次，政府对法治体制的主观设计和急促推进与乡村社会客观需要之间的脱节， 决定了法律和乡村社会的紧张和背离。最后，“薄弱和落后的经济基础使农村法治进程面临着先天不足和后天发展的障碍。” 因此，在乡土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之前，广大农民很容易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法治推行者视为外来力量。说到底也就是，法律并没有被信仰，反而是被忽视、被厌恶。而名义上至高无上的国家权力在延伸到乡村社会时，是有限度的。

四、结论――乡贤文化如何与法治相契合

那么，乡贤文化的倡导和弘扬与现今乡村法治化的推进有无矛盾呢？这样一种以人为主导而不是以制度的运转为主导的存在与依法治国的大背景是否契合？如何调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从乡贤文化中追寻到共同点呢？

“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须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这是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中的断言。从乡贤文化出发，乡贤文化所给予的精神力量其实就是乡贤作为榜样的力量。在古代，乡贤是乡村社会里的榜样，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引导和教化着民众，使他们的行为符合封建礼俗和道德的要求。而在当下的法治社会，我们要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且要让乡贤文化发挥作用的话，我们所弘扬的乡贤文化就必须是革新的乡贤文化，我们认定的乡贤就必须是新乡贤。

经分析，我认为，现今乡村社会法治进程推进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法治意识不能有效地植入广大乡民的思想和血液当中，而将这一点作为突破点，去发掘和革新乡贤文化，利用乡贤的力量去传播和激发乡村社会的权利、法治意识，是将乡贤文化与法治建设相结合的必经之路。从这条路径出发，乡贤文化作为一种协调式、带动式的文化，就具备了新时代的教化功能――法治教化。而乡贤文化与法治也结合了起来，不再因其带有“人治”色彩和调解性质而显得与依法治国进程相背离。要做到乡贤文化与法治的契合，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新乡贤，必须是有法治意识的乡贤。有人说，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规范固然是调整社会秩序的重要规范，然而新乡贤须在品德高尚下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这是新时代弘扬乡贤文化，推进依法治国的前提。

其次，过去的乡贤游走在政府和民众之间，大都通过调解解决纠纷，而新乡贤却不应该仅仅直接充当一个乡村社会调解员的角色，在实施调解之前，乡贤要将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呈现在民众面前，供他们挑选。在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让他们自行选择。当然，前提是，要让民众知道不同救济方式的利弊。某一个问题，既可以通过协商、调解进行私力救济，也可以拿起法律武器，利用国家强制力的介入。只有在事实面前，让民众自行选择，这样他们就知道事情的解决并非只能靠政府或者他们眼中的“权威”。相信乡贤们这样慢慢去做了，乡村社会才会开始接受和熟悉“法律”这个陌生的东西。

最后，弘扬乡贤文化，推进依法治国，最关键的就是唤醒乡土社会的权利意识。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在乡土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民众缺乏权利意识的根基。“在西方国家，当被询问权利是哪里来的，多数人会立即回答：权利是生来就有的，政府立法授予公民以权利，是对人们天赋权利的确认。而在我们国家，多数人认为权利是政府赋予的，不是生来就有的。这种折射出两者观念上的差异：前者反映出一种主动的权利意识，后者反映出一种被动的、虚无的权利意识。” 若要使民众拥有法治观念，那么权利意识定是第一步。若乡贤的榜样作用不能使乡村社会脱离权利意识虚无的泥潭，那么它对于法治的作用也就微乎其微了。“在农村具体的普法过程中，我们不一定要让每个农民懂得法律的具体规则、规定是什么，但一定要让农民懂得法律赋予每个农民的基本权利是什么，权利受到侵犯后，求助的办法和保障在哪里，法律的权威和地位有多高，等等。” 这一步就是乡贤们要做的，也是我们当下要去弘扬的乡贤文化中所应包含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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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的核心是政府守法

《南风窗》：法治在学术界存在不同的观念。中国目前已经接纳了法治话语，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是否有一个共识性的法治观念来指导中国的实践？

季卫东：虽然大家对法治有很多种理解，但有一点比较清楚，我们要推行的法治，肯定不是法家式的法治。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从现代法治观点来看，法治最核心的内容是不仅仅要求普通的公民遵守法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也和民众一样遵守法律，也就是说用法律规则来限制政府的权力。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从中国的现实来看，第一点，我们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系，它的最大一个特点是存在着竞争机制。如果不自由就等于没有竞争，如果不公平那么产生的结果必然不会得到认同，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竞争，它必然是一种不正当的竞争。公平而自由的竞争要求所有的竞争者必须按规则行事，在法治的基础上竞争。第二点，这种改革导致了中国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995年之后，中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分化成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他们有不同的利益诉求，有不同的价值主张。社会多元化对国家的治理机制就会产生新的要求。我们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限制，防止它偏向某一个利益集团，必须在集团间保持中立，要中立化、要超然于各个利益集团之上。这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要求国家实行法治。

另一点，在一个集体领导体制下，要防止做不出决定的情况，防止出现各自为政的状况，也都需要一种大家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在这个情况下，法治的权威，必然会提出来，也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第四点，过去的权力比较集中，在公有制经济下，它的问题还不太明显，但是在经济已经相当自由化、市场化的情况下，权力很容易腐败，而且越来越严重。只有用法治来限制绝对权力，才有可能防止腐败。十以后，反腐败大大加强了，从制度层面来看，一个重要的趋势，必然是强调法治。

从这四方面可以看到，法治会是中国未来的一种社会发展趋势，也最容易就此达成共识。十报告中，特别强调限制权力。那么限制权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报告也列举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人权中的自由权、参政权的范畴。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的法治发展应该是通过限制权力来保障公民权利，最后形成一个比较公正的社会秩序。

《南风窗》：法治的观念需要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实现。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制度安排。我们强调中国特色，那么中国有没有可能发展出一套独特的法治制度？

季卫东：要推行法治，首先必须强调法治普遍性的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有一个绝对的唯一正确的模式，因为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法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涉及价值观和正当性，这和一个社会的公众对社会正当性的判断以及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是有密切关系的，所以法治本身必然会具有一些因为它的国情而产生的文化特色。西方现代国家既有欧洲大陆式的法治模式，也有英美式的法治模式，而且欧洲大陆还有德国、法国之间的不同。

但是，在制度设计的合理性上，在法律适用的普遍规律和技术上，必然会有共性。如果刻意强调特色，很可能成为阻碍制度改革的一个理由，而这个理由可能找出无穷多来。反之，要想推进某一项事情，也可以找出无穷多的方法来。那么这个方法，即使再有中国特色，但达到的目标可能是一致的。比如说，要实现公平正义，就应该限制国家的权力，限制的方法可能因国家而不同，但是限制国家权力这一点应该是普遍的。

《南风窗》：法治形成过程中，一些人会首先获利，成为既得利益者，回过头来就可能会利用强势地位去塑造法治规则，那么对于处于弱势的人来说，他们肯定不愿意服从这样的规则。这个困境对于中国来说是比较明显的，比如说仇官、仇富心态等等，相对弱势的人们可能会不顾后果地打破法律规则，用其他手段追求更平等的状态，这可能是一种反法治的想法。

季卫东：富裕和官僚阶层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的，当富裕的获得是不正当的，当贫富悬殊过大，当官僚不能保持中立性，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普遍意愿、意志，而只是代表某个利益集团的意志的时候，那就会产生仇官、仇富的状况。如果富裕本身是公平竞争产生的结果，大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参与这个竞争。现在的问题是法治不健全，所以竞争不公平。我们确实有一些法律，但在法律执行上有时是不公正的，是有选择性的。当民众对现状不满的时候，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反过来说，在社会还没有到一个不可收拾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确保现行制度公平适用，化解民众中的不满。最重要的是通过法治来限制权力。当人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必然会拥护法治。

政府是不是带头遵守法律，这个特别重要。如果政府可以践踏法律，却要求民众去遵守，民众就会觉得不公平，觉得不服气。政府可以践踏法律，那老百姓也可以践踏法律，在某些时候他们没有力量来践踏，当不满积聚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群体违法这种情况，出现暴力抗法的。到了那个时候，社会就变成暴力对暴力的直接冲突了。所以，但愿我们在没有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就开始后厉行法治。我认为现在就是一个节点，如果再晚5年左右，也许即使想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都很困难了。

风险社会更需要法治

《南风窗》：您的法治发展理论认为影响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好像并不利于形成稳定的法治规则。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个挑战？

季卫东：风险社会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领导力、灵机应变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这看起来和法治是矛盾的，但是即便在一个风险性日益增大的社会，依然存在着国家治理的要求，而且对此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在社会风险性增大的情况下，更有必要通过制度设计去分散和预防风险，比如保险制度，就是法律上分散风险的一个安排。我们加强问责制度，也是防止风险、防止决策错误的一种方式。从另一个角度看，风险社会在一定情况下会出现紧急状况。在非常情况下，尽管有必要采取非法治的手段，但也要按照法治原则对这种非常时期的权力进行制约。

从这两点来看，风险社会的防范对于法治，特别是日常意义的法治提出挑战，要求法治有所改革、有所变化，但是并没有否定法治本身。它只是要求加强法律制度的反思能力，通过反思理性，不断看到社会情况在变化，然后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在风险社会中，只有当法律制度健全的时候，才能找到一种不断变换的确定性，越是风险强的社会，越需要一个确定的框架，这个框架是由法治来提供的。

《南风窗》：说到风险社会，可能跟中国的维稳观念相对应。有一种说法，说如果不用一些强制手段，不用一些非常规的手段，社会就会有混乱，就有一些不良的后果出现，这似乎是对风险的预防，所以我们的政策和制度似乎更强调灵活性。

季卫东：法治解决常规的问题，就是说，在常规的情况下，我必须按规则来办。但是在例外的和紧急状态下，用卡尔·施密特的观点说，就必须由当权者来决断。可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都不按法律规则办，也就意味着把非常例外的情况变成了日常情况。一个国家如果几十年、甚至永远处在非正常的状况下，那这个国家就是很不正常的。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治，又处于风险社会之中，那么就会看到一种双重不确定性的出现。因为风险社会本身会带来不确定性，再加上没有法治，国家治理上存在任意性，那么这两种不确定性就会导致互相促进、相互倍增的效果，就会出现一个更大的问题，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的解体。这就是社会理论家卢曼所说的“双重不确定性”。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社会本身是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更大，所以需要有一些东西让这个社会有一些确定性。他谈到法律系统一个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减少社会的不确定性。尽管风险可能有很多，法律不可能穷尽，但是必须增加社会的确定性。

中国现在把风险社会作为一个理由，使得日常治理也变得非正常化了，这就导致了一种双重的不确定性。这样的社会比任何一个社会的风险性都增大了，结果会导致民众的不安。法治的重要任务就是给人们一种安心感、安全感。所以在风险社会中，强调法治依然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也不要走到一个教条主义的立场上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中，还固守某一个条条框框，那就是刻舟求剑了。

法治是真民主的前提

《南风窗》：法治一般和公民社会联系在一起，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又需要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来支撑，但实际上中国的中产阶层一直被人们批评，最近的显著例子就是，上海和北京的家长抗议非本地籍考生参加高考，您如何看这个问题。

季卫东：对于法治和民主来说，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是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法治缺乏载体，民主也缺乏足够的推动力量。当然，仅仅用地区歧视的市民态度作为市民社会成熟的标准，不是太妥当。因为任何一个地方的市民都会考虑本地的利益。即使是美国，也可能会考虑到比如说移民的问题，过多移民会对治安产生影响，所以也有过反移民法案。因此不可能完全从利他主义的角度来考虑，这是不现实的。但是中国的市民社会的确是不太成熟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国家权力的。他们创业、发展的过程大多依附在政府权力上面，很难形成一种独立的制约的力量，甚至有可能成为腐败的催化剂，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权力的利益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对于中国目前的中产阶层抱一种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期待。

但是另外一方面，中产阶层一旦形成之后，必然会有自己的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就会对权力产生一种制约的力量。尽管他们依附政府权力积累自己的财富，但这个财富也同样很容易被侵犯掉。由于司法的不适当，有时候对于有产阶层的剥夺具有任意性，包括一些重要资产的拍卖。这一切就给中产阶层带来了不安感，他们可能会做出两个选择。第一，用脚投票，移民国外。近两年来中国投资移民的趋势汹涌澎湃，数字惊人。这对一个社会的健全发展是很有危害的。政府必须进行反思，要考虑创造保护财产权的环境，让人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中安心，能够进一步发展。第二，产生参政的要求。很多民营企业家要求入党，希望在政协、人大有一个位置，说明他们对自己利益的保护是很敏锐的。参政渠道一旦打通了，政治腐败的因素就会减少，反过来他们就会以一种公开的方式去参政。中产阶层保护财产和参政的需求都构成了法治的推动力量。

《南风窗》：前面您提到未来5年是一个节点，在其他场合您也曾提出一个改革时间表。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接下来制约公权力的法治到2018年前要产生成效，下一步是民主政治的改革。为什么制定这样的时间表？

季卫东：首先从民主与法治的关系来看，我认为法治应该先行，当然这两个阶段不能完全分开，因为法治在推行的过程中会受到政府权力的抵制，所以必须有民意的支持，就是我所说的上层的推动还需要底层的呼应。这个呼应需要通过民主来解决。法治与民主是辨证的关系，但总的来说应该先是法治而不是民主。首先第一点，从改革的难易程度来看，法治更容易做，因为法治能解决国家权力的合理化问题，民主却涉及公共权力的主体有没有转变的可能性的问题。从民众的角度来看，在法治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就实行民主，这个民主是不安定的和不稳定的，因为大家没有一个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没有制度上的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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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无一不与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需要通过法治得以保证。

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确立法治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前提。观念是行为的思想基础。不同的法律观念指导、制约、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态度与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首先对法律观念作出梳理，作出适合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转变。社会主义法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对旧法律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它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从价值观意义上讲，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最崇高、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来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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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宗法伦理；传统社会；宗法精神

引言：

宗族在词源中的意义是指：“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统的远近来区分感情的亲疏。”《礼记》中的：“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能伦理者也”则很好的解释了伦理。实质上，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有着太大的区别。宗法制度作为个人与社会的选择标准、个人与家族的亲疏远近、个人与国家的附属关系，很完整的体现了伦理的价值观。古代的宗法伦理是如何发展的呢？它对现代法治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中国传统社会宗法伦理的发展

（一）夏商时期：以“天神”观为核心的早期宗法伦理思想

夏启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都。这个王朝正是建立在浓重的血缘和浓厚的神权之上，迷信色彩非常很重。商王朝也是以此为基础而建立并壮大起来的。夏商统治者以“天讨”“天罚”的观念作为刑法的理念，并以此来治理国家和威慑人民。

（二）西周时期：周公制礼，确定人伦等级秩序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的伦理思想是在西周时期形成的。周公认为人与人之间等级秩序的基本原则是“尊尊”“亲亲”。“尊尊”要求小辈服从大辈，下级忠于上级；“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思想理论代表了西周初期统治阶层的基本宗法伦理道德观念。

（三）先秦时期：构建“君臣父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

孔子继承了周公的“礼治”的思想，主张“为国当为礼”，“安上治民，莫善于礼”，他要求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以礼而行。孟子不仅强调人治，而且强调德治，重视教化。教化的方式是“教人以伦―父子有亲，君臣有礼，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太平”。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正心、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治国之道。

（四）两汉时期：从“天人感应”到“三纲五常”

儒家伦理之所以登上历史舞台是因为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极力推崇天人感应说，他认为，天是有自主意思的神，人间的一切因缘皆取决于天。他以“天人感应”为依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神秘化。

（五）近代：儒家传统伦理受到严重冲击

19世纪末，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儒家的伦理思想遭到了重创。“依伦理而轻重其刑”中华法律受到很大的冲击和影响，它标志着中华伦理体系开始瓦解。

二、现代中国法治建设时期的历史转型

宗法伦理文化在近代中国的法制变迁中遭到了很多拷问。在时代的变迁中，宗法伦理文化一直发扬着它固有的传统观点，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法制社会的改革。

当今中国社会建设的必然趋势是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价值取向表现为法律至上，传统的宗法伦理强调的是等级制度的威严。传统的观念并未因为时间的远去而消散了它固有的魅力。强调等级森严和人治为本的法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现代法治的独立精神。现代之法治具有不同于传统礼治的现代内容。现代法治把宪法视为最大的契约，要求通过宪法来保障公民权利；法治的基石是以宪法界定、限制政府的权力，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是说，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政府权利是法治的本质特征，宪法做主导的法律高于政府的运作。中国传统的“礼治”没有宪法的主导，而是一种“治法”，即政府通知的工具，人所获得的是人伦义务而丧失的是人的基本权利。

三、宗法伦理对中国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影响深远的中国传统宗法伦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宗法伦理带来的影响也日益显现。那些消极的影响不容小觑：

（一）等级观念导致权利崇拜

宗法伦理过分强调等级制度，“亲亲”“尊尊”的伦理观念在等级差异精神体现的特别明显。在现代社会中，受等级观念的影响，一般民众在面对事物的选择时，最先考虑的是不冒犯不违背当权者的利益，其次才可能会考虑这种行为是否会违反法律秩序和社会道德。

（二）裙带之风盛行

传统的宗法伦理强调个人权利的极端扩张，以血缘关系为中心并因此导致了裙带之风盛行。在古代中国，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同的伦理圈。在这样的时代大背景下，人们是无法公平的做到平等看待一切并且平等对等一切的，追求人人平等的契约精神在远古中国是没有滋生的土壤的，以血缘为远近关系的宗法伦理是不可能接受这种契约精神的。

（三）群体为重

现代民法的精神是讲究公平正义客观公正的，宗法伦理过于强调群体观念，不注重个人的价值，这种价值取向是不利于现代法治的发展的。宗族在远古社会占据了大半江山，家族、社会的整体利益是宗族社会人们做出选择时唯一所需要考虑的东西。重视群体价值，轻视个体价值，不注重个体在群体中的作用，这必然会导致各种束缚的条款，阻碍人们思想的发展，逐渐使人们价值观趋于统一，并确立群体观念，不利于个人价值的体现。

（四）“和为贵”的伦理观

现代法治的诉讼意识是为了解决诉讼，而在宗法社会是强调“非讼”“和为贵”的。在人们厌讼观念的观念中，现代法治的解决讼争的制度很难得到正常有效的贯彻实施。宗法伦理消解了人类追求正义、理性的价值观念。在此基础上进行社会法治建设，必将走进胡同。

四、现代法治对宗法伦理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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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法治；礼法

中华传统伦理道德是现代法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如何辩证性地看待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积极和消极因素，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一、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道德与法治结合的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关系就是以道德与法治为基本内容，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发展演变的基础。

1.伦理道德是中国社会结构与生俱来的特性

梁淑溟认为，中国社会缺乏团体生活的传统，家庭生活的重要性由此突显出来。正是因为重视家庭活动，中国人将伦理关系作为组织中国传统社会活动、建构中国传统社会框架的基本因素。所谓的伦理关系是“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的情谊关系”，凡是社会中的关系都离不开伦理关系的影响，整个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大型化的家庭，这在政治层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如以父子关系定义君臣关系，囊括皇帝到地方官员在内的官僚体系发挥着家长式的作用。

2.法治在中国传统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不存在法治的，与其说“依法律而治”不如说“以法而治”。虽然如此，“法”的重要性依然被中国传统社会所重视，具体表现在统治阶级重视通过国家立法机关制定法律，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中国古代社会建构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传统法律体系。

3.伦理道德与法治相互结合并共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行为

首先，“礼法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法治观的核心，中国古代法治观的发展既是“礼”与“法”融合统一的过程，也是中国古代伦理法发展演进的过程。从周朝开始，“礼”就被上升到国家治理层面，成为规范国家政治生活和界定社会关系的基本规则。孔子认为，“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可以看出，儒家将礼视为法律刑罚发挥作用的前提，这一思想在之后又被董仲舒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理论，宋明理学更加重视伦理道德，不仅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礼法合一”的思想，更将其提升为天经地义的“天理”。

其次，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伦理色彩浓厚，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法律规范体现了儒家关于伦理道德的基本思想，法律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倡导礼义、推崇礼法”这一目标的手段；另一方面，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法律的执行者并不会做到“秉公执法”，“法外开恩”“刑不上大夫”等体现了在社会生活中依然会有逃脱法律惩罚的现象。从本质上来说，伦理道德是法治的核心，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治理模式。

二、道德与法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两翼

中国古代法治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倡导礼法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观念，最终维护封建王朝的皇权统治，在这一制度下，人们的日常行为必须以其基本的社会身份为前提，必须符合伦理道德的标准。辩清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利弊是探讨伦理道德与法治关系的前提，也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关键。

1.重视伦理道德的社会功能对法律起到良好的补充作用

伦理道德产生于人类社会漫长的实践活动，往往代表着一种被人们普遍认可的价值取向，它或是一种理想化的观念，或是一種现实存在的文化，但它总能发挥积极正面的作用，能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引导、促进人们向善。在实际的法治建设中，法律的作用往往是硬化的，这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会带来种种问题，如在法律的制定上忽视道德人性；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过度强调刑罚和法律条文的严谨性等。此外，重视法律道德的教化作用不仅可以使社会成员自觉遵守法律规范，还有助于国家各级机关成员带头修身自省，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修养，从人性层面减少违法乱纪行为的产生。

2.法律是伦理道德发挥作用的物质性保障

虽然中国古代的伦理道德有诸多消极因素，如完全服从家长、男女不平等等，但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其在教化民众、培养人才和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产生的重要意义。法治，从其表象上来看，系依制度为之，以制度作为行动的指南。一方面，法律的制定使处于文化范畴的伦理道德真正成为可视的条文规章，有利于避免道德说教流于空谈；另一方面，通过具体的刑罚能使民众对原本模糊的道德标准有更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在中国古代民众知识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这一作用更加明显。

3.道德法律一体化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

我们既不能只重视道德，也不能只完全看重法律，基于两者的积极作用，实现道德法律的一体化是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一方面是推动道德法律化，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形成的意识规范转变为真正能塑造人们日常行为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法律道德化，法律既要和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相符合，又要被赋予道德的意义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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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农村 基层法治队伍 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 （2015）10-0023-01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大力提高法治工作队伍思想政治素质、业务工作能力、职业道德水准，着力建设一支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社会主义法治工作队伍，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强有力的组织和人才保障”。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高素质的法治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因此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国家整个法治化进程。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点和难点都在基层，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城乡二元结构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扩大等，这些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存在于基层，急需用法治手段来化解基层矛盾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因此，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必须以基层为基本载体，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尤为重要。

1 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的重要性

1.1 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需要。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的重要推手是有一支战斗力强的法治队伍。当前，在法治中国建设过程中，基层法治建设仍是薄弱环节。四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如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强调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要实现这些要求，就要以高素质的法治人才队伍作保障。

1.2 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是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前提。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力量最薄弱的也是基层，创新点和突破点也在基层。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是从源头上把好行政决策、行政行为出关口的重大举措。规范性文件质量高不高、决策是否科学科学、执法是否规范、行政争议和量有无增减都与基层法治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密切相关。因此，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是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是当前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

1.3 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随着我国基层经济社会的跨越发展，全民法制意识、参政意识不断增强，这对经济领域的法制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必须从组织保障入手，进一步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努力构建新时期法治政府，逐步形成公正高效的现代行政管理体制、科学民主的行政决策机制、严谨规范的行政执法行为、高效便捷的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坚强有力的政府法治干部队伍，为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民生幸福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1.4 加强基层法治工作队伍建设，是解决法治队伍自身素质不高的需要。目前，我国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和能力还有待提高。法治队伍人数还不足，法律科班出身的工作人员还不够，缺乏专业的基层法律知识。在基层工作还存在了解民意不深、大局观念不强的现象；还存在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透明、不文明的现象；甚至还有司法不公，办案不廉，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的现象。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法治的权威和尊严，影响了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信心，损害了党的形象，因此需要大力提高基层法治队伍的能力和素质。

2 现阶段基层法治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法治建设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基层法治队伍建设也取得了诸多成绩，例如积极培养法治人才，加大法治培训的力度等。同时也应当看到，现阶段我国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与当前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和总体目标还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地方，与建设法治中国、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现为：

2.1 基层立法队伍建设有待提高。现阶段，基层专门立法人才缺乏现象严重。我国目前基层从事立法专门工作的人员编制较少， 学历水平偏低，基层立法工作人员的知识结构也不太合理，特别是缺乏具有法学专业背景的专职工作人员，因此，立法观念和立法质量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2.2 基层执法队伍工作人员法治素养不高、 执法水平低。现阶段我国基层行政执法队伍整体水平仍存在良莠不齐的现象， 对依法执法、 严格规范文明执法执法认识欠缺，专业水平和业务能力都需进一步提高和加强，在有些执法部门还存在 “临时工” 执法乱象。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 违法不究、 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现象还存在， 甚至还出现暴力执法、 趋利执法、钓鱼执法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政府形象。

2.3 基层司法系统队伍人力不足、素质不高的问题仍存在。现阶段，在我国很多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人员不足现象严重，人才结构不合理。很多优秀法律人才不愿意到基层工作。很多大学生已经招考入职就直接担任法官和检察官，由于缺乏工作经验和阅历，常常对对审判和办案带来不必要的影响；其次，基层司法队伍的人员复杂，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没有专业知识、有时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

2.4 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业水平还有待提高。现阶段我国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过程中，基层法律服务队伍的职业素质十分关键。大部分的法律服务队伍都能恪尽职守，尽职尽责为服务对象提供专业优质的法律服务，甚至发挥他们在参政议政和社会公益等多方面作用。 但基层的法律服务队伍整体业务素质还不够高，执业水平较高的律师人才也较为缺乏。

3 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的对策建议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中国，建设法治政府，构建法治社会，对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提出了一些挑战，因此，我们要积极应对，多策并举切实提高基层法治队伍的素质。

3.1 不断增强基层法治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

法治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尤为重要，需要对党、国家、人民、法律的无限忠诚。高素质的法治队伍还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大旗，能够认同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社会主义的法治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觉悟。着眼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化建设的工作布局，不断提高法治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认真践行。要把法治工作作为一项崇高的政治使命，把维护人民的合法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到公平正义，坚持党的事业、人民利益、宪法法律至上，大力提高法治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其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

3.2 不断提高基层法治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水平

加强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把加强法律学习形成机制，做到定期培训普及法治知识，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牢记脑海，切实做到责任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要求。同时，法治队伍具有职业特殊性，必须经过严格的职业化训练，从事法治工作的人员无论是专业的思维、语言，还是知识都要求体现专业化，以符合国家对于法治队伍提出的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得要求。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在法治工作队伍的的培养过程中，要做好理论教育与法律实践之间的有效结合。学校内的法学专业教育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基本门槛，最终目标是培养法律职业人才。特别是要根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现实需求设计培养方案，培养更多优秀的法律职业人才。只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法治队伍，是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现象的前提保障。

3.3 不断加大基层法治队伍的培养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