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的起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的起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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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胀因素分解的实证分析

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体，通胀的因素可以分为国内和国外因素，国内因素主要是国内货币和工资的通胀，国外因素包括实际汇率和进口价格。

在笔者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中（张延群，2012），运用1993Q1—2011Q3的季度数据，从超额货币供给、超额工资增长和外部因素三个来源对我国的通胀进行了量化分析。按照货币需求和工资决定的经济学理论，分别针对货币需求和实际工资决定理论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协整分析技术识别出能够代表货币需求和实际工资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分别将实际货币总量和实际工资与其长期均衡值的偏离定义为超额货币需求（或称为过剩流动性）和超额工资增长。长期均衡工资由劳动生产率、预期的通货膨胀率、预期的名义利率以及预期的实际汇率决定。货币需求由实际GDP、通胀预期以及存款利率决定。然后建立单方程的季度环比通货膨胀模型，将滞后的超额货币需求和超额实际工资，当期的进口价格增长率，以及滞后两期的季度环比通货膨胀率作为解释变量代入通货膨胀方程。这样建立的CPI通胀率方程，不仅总体解释效果较好（判定系数为0.82），而且所有解释变量都是显著的。由于方程中所有的变量都是平稳的I（0）变量，因此不存在伪回归的问题。

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实际工资与其他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下：

Wt=prt+4.75dpt-0.20rert+6.0Rt

（1）

（4.5） （-2.74） （2.65）

估计系数下方括号中的数字为t-检验值， 各个变量的定义为：

wt：wt=log（Wt）-log（CPIt），Wt为人均名义工资，CPIt为CPI价格指数

dpt：dpt=log（CPIt/CPIt-1）

prt：prt=log（Yt）-log（Lt），Yt为实际GDP，Lt为从业人数。

rert：rert=st+pf-pd，st为名义汇率，pf和pd分别为国外和国内消费品价格指数。

Rt：季度储蓄存款利率，定义为Rt=Rt’/4，Rt’为一年期存款利率。这里就业人数和名义工资的口径是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和名义工资。

超额工资增长定义为：

ecm（w）t=wt-prt-4.75dpt+0.20rert-6.0Rt （2）

货币需求函数的长期均衡关系为：

mt=1.34yt-3.79dpt-12.23Rt

（3）

（36.7） （-3.34） （-5.72）

m1t、yt、Δpt和Rt分别为实际货币总量M1、实际GDP、CPI通胀率和储蓄存款利率。

超额货币需求定义为：

ecm（m）t=m1t-1.34yt+3.79dpt

+12.23Rt （4）

ecm（w）t和ecm（m）t的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进入通胀方程，反映了长期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对数的进口价格指数PIM的变动dpim（dpim=log（PIMt/PIMt-1））也包含在解释变量之中，用于解释进口价格变动对CPI通胀的短期影响，得到的估计方程为：

dpt=0.55+0.62dpt-2+0.063dpimt

+0.049ecm（w）t-2+0.040ecm（w）t-1

（5）

方程（5）中估计系数下括号中的数字为t-检验值，判定系数R2=0.82。ecm（w）t-2和ecm（w）t-1都是显著的，说明超额工资增长和超额货币需求在滞后一段时间后会推高CPI通胀率，进口价格的变动以及通胀惯性对CPI通胀率的变动也会产生显著的影响。

二、当前通胀因素分析

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最新数据（截止到2012Q3），从超额工资增长、过剩流动性、输入型通胀以及通胀的翘尾因素四个方面对当前的通胀压力进行分析。

近两年来名义工资总额出现较快上涨，2011年工资总额增长达到26.8%的高水平，2012年1—3季度的增长率也达到23.6%，即使考虑通胀因素，实际工资增长也大大高于同期实际GDP的增长速度。工资总额的快速上涨一方面反映了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2011、2012年人均工资增长率分别为14.4%和12.0%，同时也是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单位快速转移的结果。如果劳动生产率能保持前几年的水平不出现下降，那么较高的劳动力的转移速度也会相应地带来实际GDP的快速增长。但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况却是，伴随着城镇就业人数以及工资总额的快速上涨，实际GDP的增长率却出现了下降的趋势，2012年1—3季度，实际GDP增长7.7%，而工资总额增长为23.6%，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出现劳动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出现过快增长，成为未来通胀的潜在因素之一。

按照（2）式计算超额工资，结果显示2009年开始出现超额工资，特别在2011和2012年，出现超额工资较前更大幅度的增长，成为未来物价上涨的推动力，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

2012年M1和M2的增长速度分别仅为6.5%和13.8%，都几乎处于历史最低水平。M1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利润水平下降，企业经营活跃程度降低，从而导致企业活期存款增速大大降低。

按照（4）式计算M1的超额水平，结果显示，2012年货币需求低于均衡值，不仅不会对通胀起到向上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减缓由其他因素引起的通胀。

进口价格增长率在2011年中期达到最高值之后开始持续下降，2012年12月的最新数字显示，进口增长率同比下降2.4%。尽管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连续出台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可能对国际石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带来上涨的压力，但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刚刚企稳，欧洲经济至今没有走出欧债危机的阴影，仍然处于低速调整时期，因此，2013年出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以及进口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

由于食品价格占CPI指数的权重超过30%，猪肉价格又是近几年来食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猪肉价格的变动对于分析食品价格以及总体CPI的走势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需要特别加以分析。

2012年猪肉价格保持平稳。猪肉价格受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以及养殖周期的影响较大，2012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仅为2%，是近几年的较低水平，不会对2013年猪肉价格的上涨产生较明显的推动作用。另外猪肉价格经过近几年连续快速上涨，其中2009、2010年分别上涨27%和15%，国内价格已经明显高于国际市场价格。2012年末国内猪肉批发价格为每公斤20元左右（农业部数据），而国际市场价格为每公斤12元左右（IMF实际市场价格），两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其他肉类价格也存在类似的情况，比如国内羊肉的平均市场价已经高达每公斤60元（农业部数据），远远高于国际市场每公斤15元左右（IMF实际市场价格）的价格。国内与国际市场的价格差异对国内猪肉价格的大幅上涨会起到抑制作用。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综上分析，我们得到以下结论，目前引起通胀的潜在因素主要在于工资相对于劳动生产率的过快增长，其他因素，比如来自超额流动性、进口价格上涨和通胀的翘尾因素（2013年为1个百分点）等方面的风险和压力均处于较低水平，因此防止工资总额在短期内过快增长应当成为目前通货膨胀管理的主要任务。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2020年人均收入翻番的目标，反映了党和政府将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根本目标的先进理念，是应当坚持和追求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将收入分配向劳动者报酬倾斜已经成为进一步改革的目标之一。在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报酬的过程中，应当注意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水平相匹配，超出劳动生产率的工资上涨将对物价产生向上的推动力。在保持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适应的前提下，应当使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得到更快提高，缩小收入差距。

按照我们的分析，以货币需求衡量的流动性水平不会对近期的通胀产生压力，M1的低水平增长反映出企业利润水平下降以及较低的企业活跃程度，即使考虑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长，2012年增长22.8%，目前企业总体资金需求仍处于较低水平，因此，目前应当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以支持经济增长企稳回升为主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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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银行加息；资金来源

一、通货膨胀与银行加息的概述

根据我国国家统计局2011年1月份的一组数据显示，我国2010年全年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一直在持续上涨，从年初的1.5％涨到了11月份的5.1％，同时12月份的CPI也同比上涨了4.6％，整个全年涨幅达3.3％，由此可见，我国的通货膨胀极具激烈。

面对如此剧烈的通货膨胀，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中央银行提出了继续利用利率，采取价格调控的手段，调节资金的需求和投资储蓄的行为，实现对通货膨胀预期的管理和调控。总的来说，通货膨胀引起银行加息，是银行采取一定的手段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需要，但是这一手段还是有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银行加息增加了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而对准备金率的提高只是为了控制货币的发行，但事实上，市面上流通的货币没有实现有效的回收；同时，银行加息在目前看来，并没有对如此严峻的通货膨胀的形式产生很好的抑制作用。在我国，货币政策是物价指数涨幅过高引起的，出现通胀风险时，当局者们往往都是通过提高利率来实现的，可以说，加息不是一个主动采取来引导市场变化的政策。另外，我国国内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很多，情况各种各样，采取加息手段可能会形成相反的效果；除此之外，有些人认为通货膨胀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货币供应量过大，因此，采取加息政策，可以实现紧缩货币的供应，从而减轻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对中小企业的影响

1.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加大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从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来看，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流通中的货币过多，因此，政府就会相应的采取紧缩政策，提高银行的息率，从而减少社会中流通的货币量。但是这一举措的实施对我国的中小企业而言，起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企业贷款的难度加大，而中小企业的最主要的融资通道就是银行的贷款，银行相应的提高贷款利率，就相应提高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门槛，增加了它们从银行贷款的难度，我国的中小企业最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导致企业在短时间内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发展。

2.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导致中小企业的资金供需矛盾突出。随着银行加息政策的出台，银行的贷款规模就会大大减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的渠道也相应变窄，而与此同时，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对资金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因此，银行的贷款渠道在逐渐变窄的情况下，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却与日俱增，随着这种畸形情况的日益突出，必然导致中小企业的资金供需矛盾更加激烈。

三、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对中小企业影响的对策

面对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政策的实施，我国的中小企业必须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来减少通胀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

1.企业要立足长远的目标，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经营策略。一方面，我国的中小企业必须做好内部财务预算的调整工作，严格的控制成本费用，控制企业成本开销，使得企业的资金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提高资金的利用率；另一方面，企业还要采取灵活的经营管理政策，转变观念，努力拜托传统的束缚，逐渐适应新的发展需要。

2.实现企业融资的渠道多元化，扩大企业资金的来源。从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分析来看，传统的融资渠道仅限于银行贷款，面对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我国的中小企业要想突出重围，就必须实现企业的融资渠道多元化，扩大企业资金的来源。首先，我国的中小企业可以依靠民间资本的支持，从而获取更过的资金；其次，组织并建立专为我国中小企业提供资金的机构，比如说建立民间贷款担保公司等；同时，除了上述渠道之外，企业与企业之间还可以建立相互担保的信用共同体，各企业之间相互扶持，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3.充分利用外资。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国际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企业增强自己的实习，扩大自身的规模，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我国的中小企业也必须加快国际化水平，把企业推出去，接受国际市场的考验。当前，在通货膨胀和银行加息的这一环境下，我国的中小企业更应该走出去，充分的利用外部市场环境，吸引外资，利用外资，扩大资金的来源；同时，实施走出去战略也是中小企业不断扩大规模，增长实力的重要手段，对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总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面对当前金融形势的过程中，必须冷静分析，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从而实现企业又好又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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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货膨胀的起因及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关于通货膨胀的起因，人们总是习惯于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去分析。在供给相对稳定的时候，如果需求突然扩张，供给来不及做出反应，市场上就会出现商品和劳务的供不应求，形成通货膨胀；同样，在需求相对稳定的时候，如果供给因为成本上升等原因在原有的价格水平上不得不减少供应量，也会造成市场上商品和劳务的供不应求，形成通货膨胀。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自然要从增加供给或压缩需求的角度入手。由于财政政策有一个滞后效应，于是货币政策在短期内也就成了遏制通货膨胀的最主要政策工具。然而从国内外的长期实践看，该理论已经存在明显的缺陷：

第一、在需求存在结构性不足的情况下，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带来较大的副作用。紧缩的货币政策针对的只能是经济过热、需求总体过旺。如果市场需求总体稳定，甚至部分需求偏冷，此时再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很有可能使生产萎缩，经济衰退。

第二，在稳定价格的前提条件下增加市场供给需要有相应的且稳定的生产要素供给，然而这一条件通常很难满足。在IS―LM模型中，在所谓的“凯恩斯区间”里，理论上确实存在供给增加而价格不变的情况，但它早已被证明是一种特例，是一国经济处于大萧条阶段或者一国经济刚刚起步因而在各方面都存在大量闲置资源的情况下才有的一种特殊现象。

第三，由于价格惯性和价格刚性，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不是使市场价格回落到原有水平，而是停留在次高水平上不再继续上涨。由任何一种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引发的商品和劳务价格上涨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社会财富重新分配。在价格惯性和价格刚性的作用下，商品和劳务价格的联动效应会非常明显，此时对付通货膨胀的有效对策根本不是收紧银根，而是适当增加流通领域的货币供给量。

由此可见，传统货币紧缩政策的实施有着严格的限制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限制条件，货币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地租推动型是中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基本特征

地租增加对通货膨胀的推动作用来自于地租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地租的存在以土地所有权取得纯粹的经济形式为前提。换句话说，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必须与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土地对土地所有者来说只代表一定的货币税，土地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参与资源的最优配置，完全不会受到土地的行政和隶属关系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高度、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的必然结果。

第二，地租是一个由外生因素决定的经济变量。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地租的量完全不是由地租的获得者决定的，而是由它没有参与、与他无关的社会劳动的发展决定的。地租的存在与否与土地所有者无关，它是社会劳动发展的产物，是一个客观的经济现实。这一结论，无论是对级差地租、绝对地租，还是对垄断地租、租金，都是适用的。

第三，地租会随着市场对土地产出物需求的增加而增加。地租的组成虽然比较复杂，但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说，会随着土地产品市场的扩大，也就是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随着他们对食物和原料的需要和需求的增加而发展起来。因此，地租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它还是一个不断变化的量。土地产品市场越大，地租增长得越快，地租总量也越大。

第四，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利息数量越来越大，并以地租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土地的投资收益从经济学上来说，无论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都不形成地租；但实际上它们都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他的垄断权在经济上的实现，和真正的地租完全一样。这部分地租也同样构成土地产品价格的一部分，并且土地投资越多，土壤改良效果越明显，这部分地租所占比重越大。

如果以M1表示第一年土地产品的价值总额，m1表示

显然，劣等地的投入使用，带来土地产品价值量的增加不仅包括劣等地产品的生产价格，还包括劣等地的绝对地租年口，所有相对优等地的级差地租的增量。如果要确保土地产品单位价值所体现的货币数量的稳定，投放的货币数量不仅要满足实现劣等地产品生产价格的需要，还要满足实现劣等地的绝对地租和所有相对优等地的级差地租增量的需要。这本身就意味着单位土地产品价格的上扬。这一规则既适用于农产品也适用于矿产品。

从这个角度看，尽管中国通货膨胀率迭创新高，已经达到了近几年少见的水平，但地租仍然存在着进一步上涨的动力：

1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取得质的飞跃，生产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尤其是分田到户和取消农业税，为地租的产生，为地租、农产品价格和农产品需求的联动提供了前提条件。

2　我国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从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转变，拉大了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差距，为绝对地租提供了极大的提升空间。

3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迅速提升，特别是农业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为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大量原来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得到了开发，农产品的级差地租进一步增加。

4　随着近几年国家、地方政府和农民加大对土地的资本投入，农业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地租中的租金含量也随之大大提升，这又进一步推高了农产品的价格。

5　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城市，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大减少，农村劳动力价格日益市场化。近年来城镇劳动力价格的大幅提升也带动了农村劳动力价格的大幅提升，这成为中国农产品价格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

6　现代化农业是集约型农业，既需要劳动的密集投入，也需要资本的密集投入。农产品价格中属于不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大，绝对量越来越多，这是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果说，中国在改革开放、融入世界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外部过剩的土地生产能力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农矿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的话，那么最近几年垒球农矿产品的价格暴涨已经标志着外部世界土地过剩生产能力的耗竭，并终于在2006年年中开始全面推动中国国内的价格上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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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对以后的研究者提供文献类的帮助。

关键词：通货膨胀；汇率传递；微观视角；宏观视角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纵观各个国家的经济史，通货膨胀一般出现在经济复苏与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的CPI同比上升14%，是六年来最小升幅，PPI同比下降52%，下降扩大。整个2015年中国的经济遭遇了不少预期内和预期外的冲击，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近几年，当我们国家频繁使用数量型货币工具后，货币政策的效果已经被很大程度的削弱，通货膨胀带来的问题依然不能被削弱。所以，学者们开始把调控通货膨胀的工具放在其他的途径上，比如汇率。但是，一些学者也对这一调控工具提出质疑。2015年IMF批准了人民币进入SDR。IMF总裁拉加德在会上也肯定了我国政府在货币改革方面所取得的进步。随着人民币进入SDR，越来越多的国家将会认可人民币，愿意接受人民币，用人民币开展交易。随着人民币与世界接轨，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受和内部的影响越来越大。

二、相关领域文献综述

在汇率传递理论研究初期，学者们主要是从微观视角出发，得出了完全汇率传递模型。即汇率变动会迅速的反应在商品的价格中。当然，这一理论的前提是市场充分开放，资金完全流动。上世纪中期，学者们在实证研究中发现，完全汇率传递模型是一个理想模型，与现实的情况相违背。因此，学者们提出了不完全汇率传递模型。此后的几十年里，学者们开始从宏观视角研究汇率传导理论，通货膨胀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问题。步入二十一世纪后，学者们将研究重点这套理论会对政策制定者提出怎样的指导作用。近几年，随着结构突变理论的不断发展，一些学者开始把结构突变这个影响因素加入到汇率传导机制中，以期当发生突发事件后，给政策制定者提出合理的建议。本节本文将按照上一节提出的三个问题将相应的参考文献进行归类。

（一）微观视角下的汇率传递研究

从产业组织视角出发，Krugman（1986）从市场角度出发，认为有些企业具有垄断能力，他们会在不同的市场上制定不同的价格，一但突发事件对汇率产生波动后，这些生产者为了维护原有的市场份额就会做出相应的策略调整，最后反应在价格上，这就是早期的依市定价理论。Dornbusch（1987）在他的研究中总结了进口价格受汇率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他指出，两国之间的商品属于正常商品，他们之间有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他们之间的替代属于不完全替代，这种情况下进口价格受汇率变化的影响远远比传统的理论复杂的多。随后，从产品的差异程度出发，Dornbusch（1987）提出，当市场产生垄断时，垄断者会因时而变，随着汇率的变化，垄断者会理性的调整自己的成本。Fisher（1989）把研究重点放在了汇率传导程度上，认为汇率传递的强弱与本国市场的垄断性呈正相关。Sibert（1992）在Dornbusch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汇率的传递程度与出口厂商总体的合作程度以及他们所占得市场比例呈正相关。Goldberg和 Knetter（1997）提出由于人为对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设置障碍，从而产生市场分割，企业之间会对市场价格作出不同的反应，这种反应会表现在商品的交换的价格中，因此传统的一价定律理论不再适用，汇率传递效应也变为不充分。与此同时，在市场分割的情况下，他们认为，由于国家对政府采购的干预，使采购成本增加，进而对汇率产生影响，传统的汇率传递理论不再适用。

从沉没成本理论出发，Dohner（1984），Froot和Klemperer（1989）在对汇率传导机制进行研究使加入了动态因素，然而他们在模型中加入了生产厂商无限供给这个假设，这也成为了以后争论的焦点。Baldwin（1988）提出了厂商动态跨时行为模型，他通过研究发现，当汇率波动和竞争形势没有发生大的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汇率的传递程度与市场沉默成本呈现负相关。Baldwin和Krugman（1989）在上一个模型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滞后模型，他们认为除了市场的稳定性会影响汇率传递的效率之外，汇率的波动程度以及时间区间的长短也会影响到汇率传递的效率。Dixit（1989）对Baldwin和Krugman（1989）的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后者的研究的前提条件是汇率波动是随机的，符合布朗运动，那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后者建立的滞后模型与现实不相符。

从市场分割角度出发，Knetter（1993）通过研究发现，汇率的改变会使出口厂商依市定价。Krugman（1986）通过研究指出分割市场上会出现同一商品不同价格的行为，即价格歧视。这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初期的依市定价行为。所以，市场的不同也会对汇率传递的效率产生差异。Marston（1990）最初把上一模型应用到理论中，它假设一垄断生产厂商对自己的产品进行销售时，会将自己所生产的产品分别销售到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

（二）宏观视角下的汇率传递文献

从计价货币选择的角度出发，Obstfeld和Rogoff（1995）从宏观中的凯恩斯理论融入Redux模型中，指出汇率发生波动与计价货币的销售价格密切相关，当计价方式采用生产者货币计价（PCP）时汇率的变化与销售价格呈现正比例变化，为完全传递。但当计价方式采用消费者货币计价（LCP），汇率的传递效率变低，为不完全汇率传递。Betts和Devereux（1996，2000）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指出由于进口价格提前制定，汇率的波动不会影响进口价格，即传递效应为0。Goldberg（2005）在研究中指出LCP和PCP的选择由国内外商品间的替代效应来决定。因此，计价货币的选择问题也成为了国际贸易和宏观经济中研究的重点与热点。

从国家规模和开放程度角度出发，McCarthy（2000）指出，国家规模和开放程度与汇率传递的效率密切相关，国家规模越大，对外开发越大，汇率的传递效应越大。Ghosh和Rajan（2009）指出国家的开放程度对汇率的传递效率是柄双刃剑，一个国家如果越开放，那么这个国家的CPI就会其他国家的物价非常的敏感，因此如果这个国家越开放，汇率传递效率可能就会越高。反之，如果越这个国家越封闭，汇率的传递效率可能会很低。

从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的角度出发，Taylor（2000）首次从通货环境的角度研究了这个问题。他认为通货膨胀的程度与汇率的传递效率呈正比例关系。同时，他还认为货币政策也会影响到汇率的传递效率，越稳健的货币政策会使汇率传递效率变低。Mishkin（2008）从实证角度对汇率传递和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验证，他认为汇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起到调节作用，并且以美元为例，阐述了这一现象。Marazzis和Sheets（2003）他们也是从实证角度出发，阐述了美国通货膨胀比较低的原因与汇率密不可分。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对汇率传导机制做了大量的研究。何慧刚（2007）认为利率和汇率是调控货币市场的重要手段，他从理论和实证上做出了贡献。认为加强利率汇率传导机制是我国实现经济均衡的一个重要途径。胡援成和张朝洋（2012）研究了美元贬值对中国汇率传导机制的影响，他利用无环图和向量自回归模型，从多种渠道研究了中国通货膨胀的起因，并将中国的通货膨胀分类，从汇率角度分析了中国的通货膨胀主要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曹伟，申宇（2013）他们运用1996到2011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汇率传导机制中汇率变化与进出口价格和通货膨胀的关系。张靖佳，孙浦阳等（2015）他们从量化宽松政策、财富效应与企业出口关系出发，研究认为汇率的传导机制与量化宽松政策和企业出口密不可分，再一次验证了不完全汇率传递的理论。（作者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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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收公平；课税公平；税收转嫁；税收管理；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9－0035－06

税收公平就是要解决政府如何在各纳税人之间“公正的分配”税收份额的方式问题。政府课税公平与否，不仅会对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乃至社会政治稳定产生重要影响，而且也是保证税收制度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只有让纳税人相信政府课税是公平的，他们才可能会如实地申报收入并依法纳税。国内外的大量税收史实证明，很多社会矛盾、社会动荡乃至政权更迭的主要起因，就是由于当时统治者实行极不公平的“苛税”政策所致。所以，正值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一轮税制改革之际，加强对影响政府课税公平的各种因素的分析，将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般说，政府课税的公平程度受制于多种因素。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效率要求、税收制度的有效性、税收转嫁、税收管理和通货膨胀等五个方面的因素。

一、经济效率要求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经济效率，又称资源配置的效率或配置效率。西方经济学中通常以帕累托最优来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如果经济处于这样一种资源配置状态，即任何形式的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可能使至少有一人受益而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受到损害，此时称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或者说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时的资源配置效率，称之为“帕累托效率”(ParetoEfticiency)。在现实中，由于市场机制本身存在着缺陷，使社会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状态。因此，如何使有限的社会资源得到合理配置，最大程度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要，这既是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也是国民经济运行和管理中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问题尤显重要。

在经济效率与税收公平的关系上，二者既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又存在着矛盾和对立。从税收的经济公平目标看，它要求政府根据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情况，通过合理设置税种、确定税率等，对存在不公平竞争的市场进行修正，为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和环境，使经营好、效率高的企业得到更快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可见，它与经济效率目标是一致的。从税收的社会公平目标看，它要求政府合理地运用税收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其收入再分配功能，对市场机制形成的差距过大的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削峰”，使收入分配差距维持在相对均等状态。税收的“削峰”作用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出现两极分化而导致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动荡，从而避免引起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中止或大幅波动，以维持经济效率的稳定提高；另一方面，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均等又是对市场分配规则的干涉和偏离。因为市场是承认这种分配差距，而且正是依靠这种差距来刺激经济效率的提高，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差距是呈正相关关系。同时，任何税收在市场配置资源的过程中都犹如打人了一个“税收楔子”，这必然会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如，作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政策工具――对所得的课税，就可能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当所得税税率偏高，特别是最高边际税率超过一定的界限时，人们将宁愿放弃工作而选择闲暇，这对社会经济发展就是一种效率损失。所以，在现实经济中，效率与公平一样，都是现代政府的努力目标，有时还可能是主要目标。如，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我国第一次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直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我国才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提出了“注重社会公平”的原则。因此，要促进课税公平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经济效率目标。

从各国的税制建设与改革实践看，一般在重视税收公平的同时，还必须充分兼顾税收效率，考虑经济效率要求的制约，在公平与效率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有时侧重效率，有时又侧重公平。如美国1986年税改之前，政府目标明显偏向社会公平，表现在税制过分偏重于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所得税不仅税率档次较多，而且规定了名目繁多的减免、抵免、宽免额等优惠政策，导致税制十分复杂繁琐，大大降低了税收本身的效率乃至经济效率。1986年的税改却一反常规，简化税制、减并税率、大幅降低边际税率、取消很多减免优惠等，由原来过分强调税负公平特别是纵向公平转变到突出经济效率和税收本身的效率，政府目标又偏向了效率。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税收政策又稍微偏向税收公平，表现在提高对高收入阶层的课税，同时又减轻低收入阶层的税负。可见，政府的税收政策取向会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摇摆，因而追求课税公平目标必然会受制于经济效率的要求。

二、税收制度的有效性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没有规矩就不成方圆。完善、有效的税收制度，是实现课税公平目标的根本保证。那么，何为完善、有效的税收制度?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税务专家维托，坦兹(Veto Tanzi)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曾提出了测评税制有效性的八个具体指标。他认为，一项好的税制应满足：(1)高集中性指标。在一个良好的税制中，相对少量的税种和税率，就能筹措大部分收入。(2)低分散性指标。要求使收入少的小税种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3)低税基侵蚀指标。即要使实际税基与潜在税基尽可能接近。(4)低征收时滞指标。税款实际缴纳的时间与其应缴纳的时间应尽可能接近。(5)低从量性指标。健全的税制对从量税的依赖程度应该比较低。(6)高客观性指标。一个良好的税制要求有健全的核算体系和明确的会计标准，因而必须尽量采用客观上可以测定的税基。(7)适当的罚则指标。重视对不遵章纳税行为的处罚，再加上有抓住逃税者的好机会，税收制度可成为潜在的、更有效的政策工具。(8)低征收成本指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税收的总体征收成本应尽量地低。

上述的指标体系，构成了判断税收制度作为经济政策工具的质量高低，以及评估现行税制的公平与效率的简单框架。从这些衡量指标看，它们大都直接或间接地对课税公平目标产生重要影响。如，就税基侵蚀性指标而言，税基侵蚀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合法措施，如减免税、税收豁免、纳税扣除等；二是非法行为，如逃税、走私、“三乱”收费等。无论何种原因，其结果都会导致实际税基低于其潜在税基。如果侵蚀性指标越大，即存在大量的税基侵蚀因素，则为取得既定的税收收入，政府就不得不对其他可征收到

的税基实行较高税率，或者另辟其他税种。这可能会导致逃税现象更加严重，并可能陷入“逃税――高税率或开征新税种”的恶性循环之中，从而对课税公平目标产生极不利影响。又如，就适当罚则指标来说，如果政府能制定出对不遵章纳税行为的适当处罚规则，则税法必然会对所有不遵章纳税者产生强大的威慑力，较好地抑制偷税等违法现象的发生，并对所有诚信纳税者起到良好的鼓舞作用。因此，在违章违法纳税行为得到良好控制的情况下，必将有利于实现课税公平目标。

三、税收转嫁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税收转嫁是纳税人通过改变价格等途径，将其缴纳的税款全部或部分地转移给他人负担的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税负转嫁的结果必然会导致纳税人与负税人的不一致，即纳税人不一定就是实际的负税人。所以，税负转嫁的实质是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税负的再分配，也就是经济利益的再分配。消费者可能会由此而增加负担，商品的生产经营者可能会由此而改变在市场竞争中的地位。因此，税负转嫁的存在，可能会改变预定的税负分配格局，造成税负在各市场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不公。

税收按能否转嫁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两大类。直接税是指税负原则上不能转嫁，由纳税人自己承担的税种，主要包括所得税和财产税。间接税是指税负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转嫁给消费者或购买者承担的税种，主要有商品劳务税。税负是否能够转嫁，主要取决于税收的形式和商品的供给需求弹性。这种分类方法虽有些简单，因为政府的立法意图并不能与复杂的经济关系完全相符合，但至少说明税负转嫁与税种形式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一)商品劳务税税负转嫁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政府对某种商品或劳务课税后，必然会改变该商品或劳务的边际成本，从而引发该商品的生产经营者通过提高出售价格或压低购进价格，将所缴纳的税款向前或向后转嫁给他人负担。所以，商品劳务税是比较容易发生转嫁的税种，是税负转嫁的最主要现象。商品劳务税税负转嫁的多少，主要取决于该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的相对价格弹性，且税负往往是向弹性小的方向转嫁。

在需求弹性大于供给弹性的情况下(即Ed／Es＞1)，税负更多地趋向由生产经营者负担，如图1(a)所示；在供给弹性大于需求弹性的情况下(即Ed／Es＜1)，税负则更多地趋向由消费者或购买者负担，如图1(b)所示。在实际中，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弹性通常较小，税负主要或全部由消费者承担，而奢侈品和高档消费品的需求弹性较大，税负则主要或全部由生产经营者承担。因此，从商品劳务税负的最终分布看，低收入者(家庭)的税负要相对重于高收入者(家庭)，具有明显的累退特征，如表1所示。这不符合税收公平原则的要求。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税收理论界一直认为，商品劳务税是最不具课税公平的特点，甚至以此作为所得税代替商品劳务税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二)所得税税负转嫁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所得税是对收益额或所得额的征税，一般不会影响纳税人所提供商品的边际成本，也就不能通过商品的价格变动来转嫁税负。但是，根据现代税负转嫁理论，不同税种转嫁的可能性只有难易之分，不存在绝对不能转嫁的问题。换言之，所得税一般由纳税人自己负担，不能或很难转嫁，但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实现部分转嫁。

在通常情况下，企业所得税是不容易转嫁的，但在可能提高商品价格、降低工资、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的情况下，就具有转嫁的可能性。企业所得税存在三种可能的负担主体：一是商品消费者。企业有可能因征税而提高商品价格，将所得税转嫁给商品消费者负担；二是企业职工。企业有可能因征税而降低职3232资、延长劳动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等，将所得税转嫁给企业职工负担；三是企业所有者。如果企业不能将税负部分或全部地转嫁给商品消费者和企业职工，则税负要由企业所有者负担。如果税负转嫁成功，即部分或全部的所得税款由商品消费者或企业职工负担，则所得税将会对课税公平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同时也有悖于税收立法者的意图。因为，企业所有者取得了所得，说明其纳税能力增强，由其承担相应的所得税，这是符合负担能力原则的，有利于合理调节纳税人的利润水平。当然，这些税收转嫁渠道尽管存在，但实际中它们并不一定畅通，还要受到诸如商品价格弹性、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工资政策及工会作用等因素的制约。

对于个人所得税，其税负不容易转嫁的结论比较明确。所以，它不会因税收转嫁而对课税公平目标产生不利影响。

(三)财产税税负转嫁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财产税主要包括对财产价值和财产所得的征税。同所得税一样，财产税一般由纳税人负担，不能或很难转嫁。其中，对财产价值课税是指以财产的全部价值额为课税对象的税收，包括对遗产和赠与财产征收的遗产税和赠与税、对营业用途房产征收的房产税等。对于遗产税和赠与税，其税负不能转嫁的结论非常明确，所以，它不会因税负转嫁而对课税公平产生影响。但是，房产税存在税负转嫁的渠道与可能性，纳税人有可能因征税而提高销售产品(包括劳务)的价格，将税负转嫁给产品购买者负担，从而对课税公平产生不利影响。因为，纳税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表明其税收负担能力相对较强，由其负担财产税完全符合负担能力原则，同时也符合政府的立法意图，即合理调节财产所有人的收入水平，缓解财富分配不均的矛盾。不过。房产税能否转嫁成功，还受制于纳税人销售产品的价格弹性、商品课税状况等因素，因而实际中的税收转嫁渠道并不畅通。

对财产所得课税，是指对利用财产所获取的财产所得或增值额的征税，包括对土地或房屋租金的征税、对出售财产的增值收入征税等。这种税负的转嫁情况类似于企业所得税，即财产所有者有可能因征税而提高租金价格或出售价格，将税负转嫁给土地、房屋使用者负担或财产购买者负担，从而对课税公平产生不利影响。同样，这种税负能否转嫁成功，也受制于土地、房屋租赁市场或销售市场的价格弹性等因素。

四、税收管理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税收管理是国家以法律为依据，按照税收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对税收参与社会分配活动全过程进行决策、计划、组织、协调和监督控制，以保证税收职能作用得以实现的一种管理活动。具体内容包括税收法制管理、税收征收管理、税收计划管理、税务行政管理。税收管理水平的高低，不仅直接关系到国家税收政策法规能否被正确地贯彻执行，财政收入有否保障，而且直接影响到广大纳税人的税法遵从意识，使逃税现象减少或增加，进而对课税公平目标产生重大影响。“税务部门的税收管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也是税收公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认为，整个国家税收制度是否公平，不仅要看各税种的公平性，还要看政府的税收管理手段能否促进或提高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一)税收法制管理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税收法制管理是指税法的制定和实施，具体包括

税收立法、税收执法和税收司法的全过程。税法是国家法律的组成部分，是整个国家税收制度的核心，是税收分配活动的准则和规范。制定和实施完善的税法，是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律保证，是实现课税公平的“基石”。

(二)税收征收管理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税收征收管理是税务机关依照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税款征收，并对日常的征纳活动进行管理、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税收征管是整个税收管理工作的基础和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征管水平的高低决定了税收管理的成败及税收工作的好坏，并对课税公平产生重大影响。税收征管水平主要受制于税务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税收征管手段等因素。

一般说，如果税务人员的整体素质较高，则他们往往都具有较强的工作责任心和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能正确理解和贯彻国家税收政策法规，因而其税收执法水平也较高，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可大大减少、收“人情税”、错误处罚、违法裁决等诸多侵害纳税人权益的事件。这样，一方面可使广大纳税人相信税收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从而大大增强公民诚信纳税的自觉性，减少逃税和避税的欲望。对于这一推论，在1980年斯派瑟(Spiecr)和贝克尔(Becker)所做的“逃税游戏”中已得到印证。他发现，逃税与纳税人感受到的税收待遇的不公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公正的税收执法可使许多逃税者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给那些企图逃税者带来巨大的威慑力，并最终放弃逃税计划。所以，逃税现象的大量减少，将非常有利于实现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

另外，税收征管手段的先进或落后，对税收征管水平乃至课税公平目标也会产生较大影响。如，在以手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条件下，各税务部门之间、税务与海关、工商、银行等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必然不顺畅，以致征管中出现许多漏征、漏管及纳税人逃税等现象，使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分配出现严重不公，并诱发很多原本诚信纳税者也相互效尤，进一步加剧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分配不公。相反，在以广泛采用电子计算机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化征管条件下，特别是在税务系统广泛建立局域联网乃至广域联网之后，税收征管效率和征管水平都将得到极大提高，税务部门可以对经济税源进行科学、严密、高效的控管，及时发现和查处各种税收违法案件，有效打击逃税者，从而为所有纳税人创造一个税负公平的竞争环境。

(三)税收计划管理和税务行政管理对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税收计划管理和税务行政管理都是税收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课税公平会产生较大影响。如，在不合理的税收计划考核制度下，必然会出现经济税源丰裕的地方要“放水养鱼”，将部分应收的税收留到下一年度；在经济税源较少的地方，则只有通过收“过头税”、“寅吃卯粮”、“买卖税”等办法来完成税收计划任务。这种状况必然会极大地破坏依法治税环境，对课税公平产生巨大冲击。同样，科学合理的税务行政管理制度，必然有利于形成一支思想政治觉悟高、专业技术能力强、作风过硬的税务下部队伍，并有利于强化对税务机构和税务人员公正执法的监督制约，大大减少征管工作中的错漏率，以及收“人情税”、、同犯罪分子勾结偷税骗税、贪污税款等税收违法案件的发生。这对于实现依法治税、促进税收公平，都具有重大的作用。

五、通货膨胀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人们的社会经济生活时常受到通货膨胀的困扰，作为同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税收，自然不可能得以幸免。这里仅分析通货膨胀对课税公平的影响。

在通货膨胀时期，一般表现为所有商品价格的全面持续上涨。从理论上说，如果所有商品价格都以相同的幅度上涨，且政府采用从价税方式对消费支出课税，那么通货膨胀就不会对课税公平产生直接影响，即使存在几种不同的税率，情况亦如此。但是，如果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并不一致，甚至差别较大，且这些商品是采用差别税率，那么通货膨胀就会对课税公平产生明显的直接影响。如，在通货膨胀时期，奢侈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往往要比其他商品大得多，且适用税率较高，这时支出税制下的累进程度就要比原设计的大得多。

在实际中，通货膨胀对课税公平影响较大的应属直接税。因为，它有可能自动地将收入税基带入更高的税档，从而导致税负有较大程度的提高。下面将主要分析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和公司所得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一)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的公平性影响，主要取决于税率形式。在比例税制下，通货膨胀将使所有纳税人的名义收入与名义税负按相同比例上升，因而对税收的公平性影响不十分明显。但是，在累进税制下，通货膨胀就有可能导致某些纳税人在没有增加其实际总收入的条件下而进入更高的纳税档次，从而使其税负的提高比例大于其他纳税人，出现“隐形增税”现象。如，某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年应税所得额不超过20000元的税率为10％，20001元至40000元的税率为20％，40001元至80000元的税率为30％，80001元至100000元的税率为40％，超过100000元的税率为50％。假定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低收入者L和高收入者H的年所得额分别为30000元和80000元。这样，L和H在不同的通货膨胀率下的纳税情况如表2)所示。

由表2看出，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的税负影响与对纳税人收入的影响并不同步。例如，在通胀率为50％时，L的税前收入因通货膨胀增加了0.5倍，而其交纳的所得税额却增加了1.5倍；H的税前收入因通货膨胀增加了0.5倍，而其交纳的税额却增加了1.07倍。另外，通货膨胀对不同纳税人的税负影响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同样以通胀率50％为例，L的平均税率提高了4.3个百分点，边际税率提高了10个百分点，而H的平均税率却提高了6.8个百分点，边际税率提高了20个百分点，两项指标都明显高于乙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可见，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的公平性会产生较大的影响。

为消除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课税的公平性冲击，一些发达国家实行了税收指数化制度。即以某年度的价格指数为100，以后年度随价格指数的变化而相应对个人所得税税基进行指数化调整，使通货膨胀对纳税人税负变化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都引入了税收指数化方案。如美国联邦所得税于1985年开始实施通货膨胀指数制度。加拿大于1974年开始在个人所得税中导入指数化制度，并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对各种扣除额进行调整。法国只规定物价上涨超过5％时，政府负有调整个人所得税的义务，反之亦然。

(二)通货膨胀对公司所得课税的公平性影响

在通货膨胀时期，以下两个原因将会导致公司在没有增加实际所得的情况下而使利润“夸大”：(1)折旧费(固定资产在利润形成中的损耗)是以固定资产的历史成本而不是以现行价值为依据计算的，从而造成折旧扣除价值的降低。(2)库存商品的保存收益包括在利润之中。因此，在比例形式的公司所得税制下，纳税人的应纳税额将随利润的虚增而同比例增加，实际税收负担大大提高，并使资本有机构成和库存商品较高的公司的税负出现更大的提高，从而导致纳税人之间及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税负不公现象。在累进形式的公司税制下，随着应税所得的“夸大”，纳税人适用税率会自动出现“档次爬升”现象，使税负不公问题比在比例公司税制下更加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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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价格；真实利率；宏观调控；国际比较

JEL分类号：E4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428(2011)12－0005－09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已经接近纽约、东京等发达国家国际大都市的房价。昂贵且持续上升的房价提高了城市生产和生活的成本，占用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引起资源向房地产行业进一步流动。倘若房地产价格存在泡沫，则还会导致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国际的经验表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会对经济全局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需要引起警惕。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把房地产价格的过快上涨认定为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全局的大问题，中央和各大城市纷纷出台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其中包括与户籍挂钩的限购政策，提高首付比例和利率的金融政策，以及大量建造保障房的供给政策等等。对飙升的房价进行调控，大概没有太多的不同意见，但是对于调控的具体政策、调控的针对对象、调控的实际效果，有不同的声音。比如，保障房带有补贴低收入阶层的性质，用意是好的，但是补贴的对象如何确定，补贴的财务成本如何负担，一直有不同的声音。再如，与户籍和在当地就业历史挂钩的限购政策，不利于外来人口向城市转移，与我国城市化的大背景、大趋势相背。

对于具体的调控政策的不同意见，根源在于对于房价大幅上涨的根本原因还没有清楚的认识，而对病根的清楚认识是采取有效对策的前提。总体说来，房价上涨可能的原因无非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居住需求的上涨。在经济增长，收入提高，城市化发展的背景下，人们的居住需求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对居住面积，建筑质量，周围环境等方面的要求都提高了。这种需求的增加，在1990年代以来我国住房供给模式发生根本变化，逐步实行住房商品化的大背景下，转化为大量的房屋需求，可以拉高房价。其次是房屋供给方面的原因。满足进发的居住需求，需要提供足够的供给，住房的供给包括土地供给和开发建筑两大环节。在供地环节，在耕地保护的基本政策下，城市向外扩张受到土地供应的限制，因此土地供给不足被认为是房价上升的重要推力。

上述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讲需求，一个讲供给，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供需关系。居住需求天经地义，耕地保护也理直气壮，倘若房价的上升由这二者导致，则房价的调控确实面临着难题，甚至可以说没有什么“调控”的空间，因为你不能调控居民的居住需求，也难以一下子大幅增加供地。这些实实在在的供求决定的价格信号，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调控房价反而会扭曲价格，不利于资源配置。但是如果房价大幅上涨本身就是扭曲了的供求关系的结果，则另当别论，因为此时的房价已经是被扭曲的价格信号。

这就把我们引入到房价上涨的第三个可能的原因。上文分析了需求方面的原因，指的是实实在在的居住需求，现实中人们买房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投资。为投资而买房是因为人们预期房价会上涨，所以还要进一步追究人们为什么预期房价会上涨。理性预期下，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这样的预期有误，而是要追问预期的形成原因和机制。原因之一是收入增长和城市化导致的住房租金的上涨，原因之二是实际利率太低。理论上房价等于未来租金流的贴现值。给定未来租金流，实际利率通过影响贴现率而影响房价。贴现率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而下降，使得房价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而上升。而且，房价对实际利率的变化非常敏感。这样，低利率就成为房价上涨预期的又一个重要原因。如果是低利率推高了房价，而低利率本身又是扭曲了的价格信号，那么高房价也就是扭曲的价格信号，应该成为调控的对象。并且，调控方法也要从扭曲的根源一低利率入手。

下文如下展开。第二节回顾基于租金流现值的房价决定机制，指出低利率诱导的投资性购房需求可以大幅推高房价，而且房价对实际利率的变动非常敏感。第三节分析我国1999年以来房价波动与真实利率波动的关系，指出二者之间存在强烈的负相关关系，房价大幅上涨的年份(如2004，2007年)真实利率都严重为负，而房价增速回调或者下跌的年份(如2005，2009年)都伴随着真实利率的回升。第四节分析美国和日本的经验。美国1998-2006年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房地产泡沫和次贷危机，说明在土地供应充裕的情况下低利率以一己之力足可推高房价。而对日本1950年代以来的地产价格波动的仔细分析，表明低利率是地产泡沫的元凶，地产价格的波动与利率的波动息息相关，而汇率升值最多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第五节作小结。

二、基于租金流现值的房价决定

一个代表性家庭满足居住需求有两种基本方式，租房或者买房。买房相当于一次性支付未来许多年的租金，因此房价应该等于未来租金流的现值。简单化起见，假定贴现率和租金增长率为常数，则得到熟悉的Gordon公式。

(1)式中PH为房屋价格，D为当前租金，r为贴现因子，g为租金增长率。(1)式中的贴现因子和租金增长率为常数的一个解释是这二者分别是贴现率和租金增长率的长期均值。于是，给定当前租金，房价由长期平均贴现率和租金增长率决定。贴现率等于无风险利率加上风险贴水，即：

r=-rf+premium

其中rf是无风险利率，衡量的是资金的机会成本，在我国目前居民缺乏更多的安全投机机会的情况下，大致就是存款利率。Premium是购房投资的风险贴水，由购房投资的风险大小决定，如果人们对房地产价格上升有稳定的预期，则风险贴水变小。租金增长率分为两个部分，实际租金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前者由实际的居住需求和住房供给均衡决定，后者引起租金增长率的额外增加，即：g=gr+π。其中，gr为实际租金增长率，下为通货膨胀率。把贴现率和租金增长率的表达式代入(1)可得：

(3)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当等式右边的分母数值很小时，分母中任何一个变量的微小变动可以导致房价租金比的巨大变化。比如，如果rreal+premium－gr=0.03，此时房价租金比为33倍。如果通胀上升一个百分点，即rreal+premium-gr=0.02，则房价租金比变为50倍。反之，如果通胀下降1％，即rreal+premium－gr＝0.04，

则房价租金比变为25倍。亦即。给定租金变动不大，通货膨胀率上升一个百分点，可能导致房价上涨50％；通货膨胀率下降一个百分点，房价可能下降三分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数据组合不是不可能的，33倍的房价租金比在市场上是很容易形成的。比如，当rreal=2％，premium=6％，gr=5％时，rreal+premium-gr=3％，PH/D=33。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实际利率偏低甚至为负，如果我们把rreal调整为1％，则房价租金比将达到50倍，租金不变的情况下房价将上升50％。实际上，目前一些大城市的房价租金比已经达到了40-50倍的水平，佐证了上述数据的现实可能性。这一敏感性的直觉解释是，房价是未来无限期租金的贴现值，微小的贴现率的变化，作用到未来每一期的租金，累积起来反映到房价上就可能引起很大的变化。

上述讨论表明房价对通货膨胀非常敏感。通货膨胀率通过两个渠道影响房价。一是直接影响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上升则实际利率下降，导致房价上升。二是通过影响风险贴水。通货膨胀率上升导致房价上升，如果通胀的预期稳定，则房价上升的预期也稳定，购房投资的风险下降，因而风险贴水随着通货膨胀率(及其预期)的上升而下降，导致贴现率进一步下降，房价进一步上升。因此，通货膨胀率上涨对房价上升有一个加速的作用，这一加速作用通过风险贴水的正反馈机制实现。

在名义利率灵活调整的情况下，名义利率随着通货膨胀率而升降，帮助维持实际利率的相对稳定，并保持在合理水平，防止包括房地产在内的资产价格的过快上涨和大幅波动。但是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是，名义利率总体偏低，变化幅度小，且严重滞后于通货膨胀率的变化，所以实际利率基本由通货膨胀率反向决定，总体水平偏低，且经常为负。通货膨胀率的大幅波动导致实际利率的大幅波动，进一步通过风险贴水的同向变动，导致房价的大幅波动。而且，居民预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压力较大，且名义利率不会太高，因此低甚至负的实际利率会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形成房价上涨的稳定预期。在这一预期之下，购房投资风险较小，因此风险贴水也较小，进一步导致房价上涨。

上述逻辑的直觉阐释是，在实际利率为负的情况下，存钱就等于赔钱，人们的财富面临缩水的威胁，逼迫人们把储蓄转化为其他能够保值增值的资产。换句话说，实际利率为负的效果是逼迫人们投资。在投资渠道不畅，人们的储蓄无法获取资本的边际报酬的情况下，房屋这一具有稳定的未来收入流的资产成为理想的投资选择，投资性购房帮助推高了房价。在稳定的低实际利率的预期下，住房投资的风险较低，因此人们更加愿意投入资金，导致房价进一步上涨。

上面的讨论基于一些简单化的假设，这些简化帮助把逻辑说清楚，不影响基本的结论。首先，我们假定租金增长率给定，即不受通货膨胀率的影响。短期内通货膨胀对实际租金的影响有限，长期内租金增长率由实际居住需求和有效租赁供给的增长决定。房价的上涨可能会导致住房供给的增加，降低租金；另外买不起房子的人可能转向租房市场，提高租金；这些考虑部分会相互抵消，长期平均的租金增长还是由总的供需决定。

其次，上述讨论依然是基于人们购房是基于理性预期的假设，没有考虑一些短期投机的因素。比如，人们预期短期内房价上涨，因而购房待涨。这种行为会使得房价上涨到超过其基本面(即未来租金流的现值)的水平。如果进一步引入短期投资者，则偏离的程度会更大。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投机行为是基于房价上涨的预期，基于实际利率偏低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加入了更多的投机因素，进一步加剧房价波动。

第三，上文没有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购房投资的杠杆率，也就是人们可以借钱进行购房投资，这样就放大了购房投资的回报率。简单说，房价每上涨10％，三倍杠杆率(首付33％)之下回报率就是30％，这使得不到5％的房贷利率显得微不足道。在房贷利率较低，杠杆率高达3倍以上的情况下，购房投资成为成本很低(房贷利率低)，风险很小(房价上涨预期稳定)，回报率很高(房价上涨预期加上杠杆率)的投资。这一考虑，使得购房投资更加有吸引力。

三、我国房价变动的时间序列分析

上文利用Gordon公式讨论真实利率对房价的巨大影响，指出房价的大幅上升，特别是房价租金比的大幅上升，可能是由真实利率偏低引起。本节利用实证数据检验这一可能性。

图1描述了1999年以来我国35个城市房价的上升，以及北京、上海两个特大城市的房价上升。总体来说，我国房价迅速上升，全国房价每年平均上涨5.2％，上涨的速度在2004年和2007年达到局部的高点，分别为9.7％和16.0％。而且，房价上涨呈现出加速的趋势，2004年以来房价上涨速度明显加快，2004-2008年年均上涨8.9％，只是在2009年出现了增速的回调。北京和上海两个特大城市的房价上涨趋势与全国大致相同，但是在波动上不完全一样。需要指出的是，图1中显示的增长率与现实的感受相比有较大的差异，明显低于现实中的观察。如果房价每年增长5.2％，那么11年房价上涨75％，不到1倍，而现实中观察到的房价上升远远超过这一水平，因此统计数据对房价上涨可能存在系统性的低估。在没有更好的数据的情况下，我们对这一套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但是解读实证结果时要特别谨慎。

图2描述了房价波动与实际利率波动的关系，实际利率我们采用的是1年期存款利率(即年内每个月1年期存款利率均值)减去当年的通货膨胀率。图2清楚地显示了两点信息。首先，1999年以来我国真实利率平均较低，且除了2009年外，一直处于下行的趋势当中。1999年以来的真实利率平均只有0.9％，如果去掉1999年的4.3％和2009年的2.9％，则只有0.3％，其中2004、2007、2008年三年的实际利率为负数。1999年的情况是我国没有走出1997年年底开始的通货紧缩，2009年的情况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出口大幅下滑，通胀大幅下降，居民消费价格水平2-10月同比负增长，环比增速很慢。其次，房价的变化与真实利率的变化呈现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趋势上，房价增速总体呈现加速上涨趋势，而真实利率呈现下降的趋势，二者变动在趋势上是吻合的。波动上，房价增长较快的年份，都是实际利率较低的年份，二者的反方向波动非常显著。比如，房价上涨最快的2004、2007、2008几年，真实利率都显著为负，且都小于－1.5％。而在房价增速回调或者下降的年份，真实利率都经历了明显的上升，如2005、2006、2009年。

图2使用的是年度数据，图3考察2005年7月以来月度数据中房价与利率变化的关系。另外，图2中的

利率是存款利率，反映的是资金的机会成本，在图3中我们使用住房贷款利率，反映的是借贷成本。当然，人们购房只有一部分贷款可以用住房公积金贷款，但是各种贷款利率的趋势是相同的。这里面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我们的实际利率是用利率减去当期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考虑向前预期的通货膨胀。考虑到名义利率的波动很小，这最多影响房价波动与利率波动的前后滞后关系，不会影响基本的规律。

图3显示，2005年7月到2007年4月房价稳步上升，波动不大，在此期间贷款的真实利率水平也较为稳定，基本在2％以上。2007年4月以后，由于通货膨胀率大幅上升，真实利率大幅下降，到7月真实房贷利率变负，一直到2008年7月。对应地，这一段时间也是到那时为止房价上涨最快的时期。从2008年8月开始，随着加息和通胀下降，真实利率上升，房价增速也逐步减慢。2008年底至2009年初，房价经历了短暂的下降，实际利率在2009年3月攀升到约4％的水平，在此期间房价经历了2005年以来唯一的一次下跌。2009年年中以来我国经济反转，通胀率迅速上升，导致实际利率迅速下降，房价重拾升势，这直接导致了2010年5月出台并持续至今的房地产调控。图3中有一点值得指出，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因为实际贷款利率为负，意味着只要借到钱就赚了，即使房价不涨也可以赚钱，借贷的动机很强，而消费者借钱的主要方式就是房贷，这种情况下房价上涨毫不奇怪，扭曲的利率水平对房价的影响可见一斑。

根据上文的分析，利率通过影响居民的资产组合而影响房价，其中一个路径是通过“存款搬家”。如果实际利率为正，居民可以把资产放在存款上吃利息；倘若实际利率为负，则居民则不得不进行增值保值，买房就是办法之一。买房的结果就是存款搬家，从居民储蓄存款转变为企业存款。图4表明，房价上涨与居民储蓄存款增速负相关。而与企业存款增速正相关，而居民储蓄存款与企业存款负相关。另外，这两类存款的反向变动与实际利率的变动在时间上也吻合。

四、国际经验的启示

本节利用国际的经验进一步佐证，我们主要分析两个主要发达国家，美国和日本的经验。

1、美国。

2007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源于美国的次贷危机，也就是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本节从利率变化的角度分析美国房地产泡沫的起因。图5是美国房价指数与真实房贷利率(15年期，当期房贷利率)的关系。为了剔除利率的短期波动，我们对利率进行了HP滤波，滤波参数为14400。图5显示，美国10个大城市房价综合指数在1998年以前基本没有上涨，在此期间真实房贷利率(15年期)也基本没有变化，保持在5％左右的水平。1999年通货膨胀率开始上升，房贷利率调整不足，真实房贷利率开始下降。此后美国股市泡沫在2000年破灭，美国经济在2001年3月进入衰退，直到2001年11月结束。美联储在2001年4月开始降息，基准利率从2001年1月6％的水平一路降到2003年6月1％的水平，并且在2004年保持低利率，虽然在2004年6月30日开始加息，但是到年底也只有2.25％的水平，而此时通货膨胀率已经在3％以上。因此，美国在2001年以来实行低利率政策，且把低利率保持了很长时间，客观结果就是形成了1999-2005年之间的房贷实际利率的一路下降。与此相应，在此期间房地产价格一路上升，直到2006年4月出现拐点。而此时也正是实际利率开始触底回升的时候。

美国经验的一个启示是：美国土地资源充裕，土地市场发展完善，房屋的供给受到土地供给的约束很小。然而房地产泡沫依旧可以形成，表明在土地供给充裕的情形下，低利率依然可以大幅推高房价。在2002-2006年的房地产泡沫当中。一些地广人稀的地区比如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北卡罗来纳州，尽管土地供应非常充裕，房价依然快速上涨，这说明即便大幅增加土地供给，房价依然可能大幅上涨。理论上分析，房屋的供给包括供地和开发建筑两大环节，增加速度比较慢，而房屋的需求，特别是投资需求，可以随着预期的变化而很快发生大幅变化。也就是说，地产市场的特征决定房屋的供给弹性必然远小于需求弹性，这就决定了房屋供给的增加速度不可能跟上需求的上涨速度，特别是投资性购房需求的上涨速度，地产市场的这一特征为泡沫的滋生创造了一个条件。这种情况下，增加供地对抑制房价药不对症，效果也必然有限。因此，房价调控的政策，应该首先着眼于利率，而不是土地供给。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在美国次贷危机形成的时期，美国的实际房贷利率也远高于我国近期实际房贷利率。1999年1月-2006年3月期间，美国15年期房贷真实利率平均为3.49％，且绝大部分时间都在2％以上，只在2004年4季度和2005年8-10月短暂低于2％，但是平均也有1.8％和1.2％，从未达到负利率的状态。相比之下，我国的实际利率低得多，5年期以上真实房贷利率在2004年房价开始快速上涨以来平均只有1.46％，比美国低了多达2.03个百分点(如果考虑到美国房贷期限较长，实际差距更大)。而且我国经常处于负利率状态。2004年5-10月，2007年7月－2008年7月我国均处于负利率的状态，在2010年10月又进入了负利率的状态一直至今(2011年6月)。上述指的是5年期以上房贷利率为负，如果考虑居民存款利率，一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在2010年2月就进入了负利率状态。迄今已经18个月，而且显然还会保持一段时间。另外，这里还没有考虑通货膨胀率可能存在的低估因素。考虑到这些因素，即便没有收入增加、城市化、供地紧张等因素，美国次贷危机的经验表明如此低的实际利率也足以推动房价大幅上涨，也就是说负利率一己之力足可以推高房价。考虑到这一因素，关于房价的讨论应该首先专注于实际利率，而不是其他因素，包括供地因素。

2、日本。

日本1991年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揭开了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的序幕，很多人将之归因于《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后日元的大幅升值。本节仔细分析日本汇率、利率、通货膨胀和国内经济增长情况的变化。却可以发现日元升值既不是地产泡沫的充分条件，也不是资产泡沫的必要条件。真实利率长期偏低，以及真实利率的波动，才是日本地产泡沫和地产价格波动的元凶，汇率在整个过程中最多起到了间接的作用。

图6描述了1958年以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变化和日本全国城市土地价格同比变化。在汇率方面，日元升值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以及一系列的货币协议联系在一起。1958-1970年日元盯住美元，汇率稳定在1美元兑换360日元的水平。1971年8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森实行新经济政策，美元对黄金贬值7.89％，每盎司黄金的官价由$35提高到$38。同年12月，十国集团在华盛顿达成协议(《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

greement)，调整货币比价以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元贬值。1973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主要工业发达国家先后实行浮动汇率，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史密森氏协议随之失效。相应地，日元开始对美元升值，从1971年初的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到1972年2月的300日元，到1973年3月进一步升值到260日元，累积升值38％。然而，这只是日元升值的序幕。1978年4月的牙买加协定(Jamaica Agreement)，1985年9月的《广场协定》(Plaza Accord)，1987年2月《卢浮宫协议》(LouvreAccord)，都促进了日元的进一步升值。

在城市土地价格方面，图6显示日本城市土地价格在1958-1970年间呈现快速上涨，年均上涨接近20％，这是日本1950-1960年代的快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在这20年间，日本GDP年均增长7.6，城市化水平从1950年的37.7％增长到1960年的63.9％，1970年的72.1％，城市化基本完成。到1975年，日本城市化率达到78.6％，此后稳定在这一水平。

日本地价在城市化基本完成的1970年以后出现了两次快速上涨，分别在1973-1974和1987-1990年。这两次快速上涨之前，都发生过日元的快速升值，分别在1971.08-1973.03和1985.09-1986.08，升值幅度分别为36％和52％，这种对应关系显示汇率升值与房地产价格上升有某种关联，也是把日本的地产泡沫与经济低迷归因于日元升值的实证基础。

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日元升值是如何导致房地产价格上升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注意升值发生在房地产价格上涨之前，而且当房地产价格开始上升时，大幅升值都已经基本结束了。因此，升值预期下热钱流入推高房价的论点很难成立，因为升值结束后流人的热钱，如果存在的话，也与升值预期无关，最多与升值“历史”有关，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房价上升是如何与汇率升值的“历史”产生关联的。

一个可能性是，日元汇率升值通过影响出口而影响国内经济增长，为了刺激国内经济增长，日本实行刺激性经济政策，包括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导致的低利率推高了房地产价格，这一猜测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上文提到的两次地产价格快速上涨都伴随着真实利率的大幅下调。图7描述了1958年以来真实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减去当期通货膨胀率)与地产价格波动的关系。图7清楚显示，上述两个地产价格快速上涨的时期都伴随着实际利率的大幅下降。1973-1974年间由于通货膨胀高企真实利率从1972年9月的1.3％迅速下降到1974年2月的-17.9％，并保持在小于－10％的水平直到1974年底。同样，1987-1990的房价上涨也伴随着一次实际利率的显著下降，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从1987年1月的3.5％下降到1989年5月的-0.6％，并保持低位直到1990年利息大幅上调。这一次实际利率的下降，由日本央行1986年开始的大幅降息。以及1987年开始日本通货膨胀率的回升，共同促成。

地价为日本全国城市土地价格同比变化率(％)，利率为1年期存款利率减去同期通货膨胀率。

数据来源：CEIC数据库。

第二，只有伴随着实际利率降低的汇率升值才伴随着房价的快速上涨，而没有实际利率配合的升值之后并没有发生房价的快速上涨。比如，1976.04－1978.08日元经历了快速的升值从1美元兑约300日元升值到兑190日元，升值58％，然而，之后并没有伴随着房价的大幅上涨。我们在1980-1981年期间看到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速度略微高于那一时期的均值，这一次上涨也伴随着一次短暂的实际利率下降。由于实际利率很快回升，这一次地产价格加速上涨的幅度不大，且增速很快回落。再如，在汇率大幅升值的1985年9月－1986年8月，尽管日元大幅升值了大约50％，由于实际利率处于较高水平的2.63％，实际上是196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图7)，房地产价格的增速实际上处于整个1960-1980年代的一个低谷，增速不到3％。这一证据，在研究日本经验时，特别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时，应该引起注意。

第三，在汇率没有变化而地产价格大幅上涨的时期，也伴随着实际利率的下降。图7显示，日本地产价格上涨最快的时期在1960-1963年间，地产价格分别上涨约30％，42％，23％，16％。此时世界货币体系还处在布雷顿森林时代，实行固定汇率，日元没有升值，因而也不能导致这一日本有记载以来最快的地产价格上涨。究其原因，依然是实际利率的大幅降低。1958-1959年日本的实际利率为5.4％，而此后由于通货膨胀率的快速上升与名义利率的基本固定，1960-1963年的实际利率分别为2.1％，0.001％，-1.5％和-2.4％。

第四，真实利率的上升(回升)，往往伴随着地产价格的下降或者增速放缓。最直接的证据就是1991年日本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是由于大幅提高利率所致。此外，图7显示，日本地产价格在1990年以前经历了两次显著的增速放缓，一次是在1965-1966年，另一次是在1975-1976年，这两个时期，真实利率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当中，真实利率的大幅上升导致了地产价格的增速大幅回落，在1975-1976年还出现了短暂的价格下降。

上面的分析表明利率波动是地产价格波动的真正原因，汇率的波动既不是地价波动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地价波动的必要条件。然而，我们依然不能排除的一个可能性是，汇率升值可能会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降低利率的政策，这一逻辑在广场协议之后的经历中得到验证。

1986-1987年日本经济增长快速下滑，且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实际上1986.09-1987.03日本CPI累积下降3％，最低点在1987年1-2月，分别下降超过1％。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采取政策刺激经济，从1986年起大幅下调利率。1年期存款利率在1986年1月为4.66％，到了当年12月已经下调到2.33％，降低了一半。1年期贷款利率1986年1月为5.91％，当年底降到5.08％，1987年6月继续降到约4.6％的水平并一直保持到1989年。在此期间，日本的1年期存款实际利率在1986年至1987年初因为通货膨胀率低而位于较高水平，到1987年2月还有3.46％。此后，宽松的货币政策生效，通货膨胀率回升，实际存款利率开始下行，1987年12月下降到1.54％，1988年12月为1.21％，1989年5月进入负利率，并保持低位，直到1990年4月利率大幅上调1.2个百分点。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1987-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与之前的房价大幅上涨相比并不十分突出，这里

面有两点需要指出。其一是1987-1990年的房地产价格大幅上涨是在此之前约30年的快速上涨的基础上发生的，高位之上的继续增长进一步突出了负利率对于房地产价格的巨大推力。其二是日本的实际利率水平一直较低，1961-1990这三十年的平均实际利率为－0.67％，负利率是一种常态，实际利率偶尔有超过2％的时候，但是很快就会回落。长期的低负利率不仅帮助造就了日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巨大的资产泡沫和1990-1991年泡沫破灭后长期的经济低迷。人们常常比较德国与日本，日元与德国马克在1970-1990年间经历了大致相同规模的升值，但是德国并没有明显的资产泡沫。究其根源，在于德国由于历史和其他原因对于通货膨胀的极低的容忍。在1980－1990年间，德国的1年期实际存款利率高达2.74％，而日本同期只有1.73％，相差高达1.1个百分点。研究日本经验，不可局限于1980年代的汇率升值的宽松货币政策，日本长期奉行的低利率政策才是真正的根源，低利率之后的巨大代价也值得我们惊醒。

日本的经验表明低利率是资产泡沫的罪魁祸首，汇率升值最多起到了导火索的作用。日本长期实行的低利率政策，导致了日本房地产的巨大泡沫，也导致了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日本经验总结起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低利率政策不可持续。

五、小结：利率合理是宏观调控的根本

房价的上涨有三个可能的原因：居住需求的上涨，住房供给的不足，以及投资性购房的大幅上涨。本文研究表明低利率背景下的投资性购房需求，是房价上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1999年以来的房价的快速上涨的时期都是实际利率很低的时期，房价的波动与实际利率的波动息息相关。从波动的角度，实际的居住需求和供给的波动都比较小，且都可以有稳定预期，因此房价大幅波动的来源一定是大幅波动的投资需求。

实际利率的偏低和大幅波动，源于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环境：名义利率偏低，且滞后于通货膨胀率的波动。名义利率偏低导致货币需求偏大，货币需求偏大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进一步导致实际利率偏低并且进一步增加货币需求，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利率可以灵活调整，则提高利率就可以抑制货币需求和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利率不能灵活调整，则必须采用其他手段压制货币需求，目前的手段主要包括信贷额度控制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信贷额度控制相当于信贷配给，直接的含义是一些好的项目得不到融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控制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使得部分货币需求得不到满足。信贷额度控制与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本质上都是数量控制，都是非价格政策工具。

简单概括，一方面低利率催生信贷需求，另一方面用非价格政策工具控制膨胀的信贷需求，这二者之间形成的巨大张力，是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的一个重要背景。均衡状态下，利率应该等于资本的边际报酬。目前我国的资本的边际报酬很高(CCER中国经济观察研究组(2007))，而利率很低，客观上形成了贷款需求大于供给的巨大缺口。

倘若非价格工具可以替代价格工具，即数量控制可以替代利率调整，则上述张力不难化解。问题就在于，数量控制难以替代利率调整的作用。利率调整从根本上调整对信贷的需求，提高利率后一些信贷需求变得无利可图，从而根本上导致信贷需求减少。而数量控制只是压制了信贷需求，一方面的需求被压制，另一方面的需求可能鼓出来，防不胜防。虽然名义上管住了信贷的扩张，但是因为利率是重要的相对价格，会影响各种资源在空间、行业、时间上的配置，单纯从数量上控制信贷无法触及方方面面的资源配置。本文重点研究的房价变动，就是重要的例证。

篇7

【关键词】经济；宏观调控；分析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和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近年来，双顺差现象呈现强化趋势，纠正国际收支失衡和妥善处理随之而来的大量外汇储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个宏观经济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严重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及措施将可能对我国经济健康快速增长、增加就业、物价稳定以及货币政策效果等诸多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带来负面影响。

一 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现状

1．物价稳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明显超过社会总供给，出现商品普遍供不应求、物价全面上涨，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就是抑制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并适当减少出口，同时鼓励增加供给，适当增加进口；如果社会总供给明显超过总需求，出现商品积压、生产下降、物价下降、失业增加，这时宏观调控的重点，是刺激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增加，并鼓励增加出口，同时适当控制供给增加，减少进口。自1994年以来，国内连续出现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格局，国际收支呈现大量盈余。同时，人民银行承担了无条件买卖外汇、平衡外汇市场日常供求的义务，导致了外汇储备大幅增加，由此引发的外汇占款对基础货币投放的影响使我国金融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大冲击。一方面，外汇储备过高，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另一方面，巨额外汇占款引发基础货币投放增大，导致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扩张。为了对冲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冲销手段，但这些手段不论在市场基础上还是操作技术上，都是不可持久的，其效果稳定性也是难以预期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对内贬值，对外升值，使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很难实施。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两大目标的冲突加大。

2．充分就业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基本前提和途径。我国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形势。一方面，劳动供给数量庞大；另一方面，劳动力需求数量有限。因此，必须坚持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长期将增加就业的宏观调控目标落到实处，并严格控制人口和劳动力增长。

双顺差的产生对充分就业带来了好处。一方面，经常项目的顺差是由外贸出口导致的，而外贸出口的增加势必增加国内人员的就业，提高就业水平。另一方面，资本项目的顺差是由资本的大量流人造成的，这些资本大部分构成投资，由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的制造环节在境内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生产，对扩大就业的效果十分显著。

如果出口急剧下降或外商直接投资出现大幅下滑，势必会影响我国的就业状况，不利于社会与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可见，调节国际收支失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矛盾一定要权衡利弊，采取适当的措施。

3．经济增长与国际收支均衡的冲突

国民收入的构成要素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它们的增长对国民收入的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国际收支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由于各种交易所引起的货币收付或以货币表示的财产的转移。

影响国际收支的重要因素，一是进出口贸易状况，二是资本流入流出的多少。如果一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不平衡，尤其是出现较大逆差时，对本国经济是不利的，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调节，使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当前中国消费疲软，人们偏向于储蓄，所以消费对国民收入的增长贡献有限。因此，当前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净出口。当前国人的储蓄并没有顺利地转化为国内投资，对国民收入起主要作用的投资还是来自外资的流入，这也是双顺差中资本项目顺差的功劳。净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近几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净出口一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军，它也导致了双顺差中经常项目的顺差。

二 解决我国内外贸经济目标冲突的措施

双顺差对我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利有弊，充分利用双顺差优势的同时减少它的弊端，需要政府利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多项综合措施。

1．宏观调控内需与出口战略

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源就是国内储蓄大于国内投资。这部分资源国内居民消费不了，只能出口到国外，向国外寻求销售途径。

第一，抑制国内通货膨胀，扩大内需。当前国内出现的困境是通货膨胀和内需不足并存。这两个矛盾并存的原因是它们产生的原因和渠道不同。通货膨胀是结构性的，是由猪肉和石油的短期供不应求引起的，进而引起粮价和其他物品的涨价；而内需不足是由于我国国民偏爱储蓄引起的。为此，我们应该针对通货膨胀的起因采取措施控制物价上涨；而扩大内需可以通过降低储蓄率，稳定人们的支出预期，减少预防性储蓄，降低利率增发国债，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等来调节。

第二，调整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减少出口。近年来，我国一直奉行“出口至上”的贸易战略，忽视了进口和国内市场的作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这一措施没有及时得到修改，致使中国内需不足和外汇储备的过度增加。为了减少双顺差，必须重新审视出口对经济健康平稳增长的作用。当前，政府应该实行出口、进口和内需并重的平衡贸易战略。取消过度激励出口的措施，降低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激励出口商品提高国内增值程度，增加高附加值、高技术、低能耗、低污染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这样做带动了服务贸易进口、更有助于国际收支平衡。

2．调节资本项目顺差

第一，稳定汇率，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一直以来，人民币汇率未能反映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不利于均衡价格的形成。并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较窄，缺乏足够的弹性。因此，外汇管理改革应重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适当增加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基本稳定，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具体来说，首先，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增加外汇市场交易币种，让更多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参与进来，使人民币汇率能真实的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其次，要逐步放松资本外流的限制，职放宽个人外汇业务，促进海外投资等，采取更加弹性的汇率制度方法，不断扩大汇率变动的区间；最后，要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因为有效的利率形成机制是形成有效汇率的基础。我国应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从而促进汇率市场化的实现，以促进经济的均衡发展。

第二，减少外资流入，引导并合理利用外商投资。近年来，我国引进外资的主要目的是补充国内储蓄的不足和引进先进的技术。而如今，中国居民自己的储蓄率已经很高，只要合理地把它转化为投资，中国就没必要去引进外资。所以，引进外资应重在引进先进技术、提高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具体来说，首先，要取消地方政府把对外资的引入状况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做法，同时取消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做到对外资实行国民待遇。其次，要适当转变外资政策，引导外资流向高技术含量的行业，使其有利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节约能源。真正把利用外资和提高国内产业结构结合起来，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3．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外汇占款的增加改变了我国基础货币的投放结构，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推动了国内通货膨胀的发展，所以一定要妥善处理大量外汇储备。

4．纠正外汇管理观念

第一，纠正管理层对于外汇储备管理在观念上的误区，必然会导致管理方式产生失误。如人们普遍认为外汇储备是国家经济地位的象征，但我国的外汇储备主要来源于经常项目的顺差。产品大量出口被外国使用，对于我们这个资源相对缺乏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是个资源的浪费。所以应该出口高质量、高附加值和有高新技术的产品，而不应注重顺差的“量”，更不能简单地把外汇储备看作是国家实力的显示。同时，要充分利用这些资本资源发展经济，可以用这些钱还外债，也可以去国外投资，或者购买外国物品投放到国内经济发展中等。

第二，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目前，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力正在加强，而我国对外汇储备的管理却相对滞后，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建立国家外汇储备管理的动态目标系统变得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慎重选择多项指标，如外汇储备最优量、外汇持有币种和外汇储备的调节手段等。

篇8

膨胀的头衔

投行级别序列不同于其他产业的现象应该源自美国，叫法比较奇怪，从高到低划分出这样一个层级：董事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简称MD）、执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简称ED）、董事（Director，缩写为D），之后职级没有总裁而直接是高级副总裁（Senior Vice President，简称SVP），再后是副总裁（Vice President，简称VP）、高级经理（Senior Associate，简称SA）以及经理（Associate，缩写为A）。投行的职位很唬人，看上去全是头儿，最小的也叫做分析师（analyst），跟一些单位有经济师、研究员什么的同一个意思。

在美国，上述几个职级中，自下而上每一级基本可在五六年内晋升。而这些一旦传入国内就变味了，高级别头衔往往容易获得，尤其是当你从一个大型投行跳槽到一个小券商时，按“国内惯例”就会让你直升一两级。于是，国内的董事、总监一大堆，甚至董事总经理都可以快速拿到，当然跳槽在内地投行非常普遍。

多年前我在法国工作时，刚进和法国拉扎银行的合资公司就被授予高级经理职称，名片拿出去显得挺光鲜，也被在法国的中国朋友羡慕，尤其是当时国内名片上印着经理的人还不多，当时国内还没出现头衔膨胀，经理意味着有部门财权人权。而其实，我在法国做这个高级经理既没有部门，又没有手下，什么都没有，就是一般的业务人员，任何事都得自己干。

也就是说，如果换在其他工业性企业，在头衔没膨胀前，投行董事总经理也就相当于部门经理；执行董事相当于部门副经理；董事或高级副总裁相当于一个项目组的头；至于副总裁或高级经理，都是做具体工作或者说是打工的。

莫名的简称

我至今也没搞懂为什么在投资银行中董事比副总裁官大，也不明白董事之后为什么没有总裁直接就是副总裁，中间还弄了个高级副总裁。

按照我们的理解力，一个国家最大的官就是总统，没有比他更大的，其次是副总统，相当于投行中的VP，但被翻译过来就成了副总裁――其实你说成是副总统也行，因为英文中词是一样的。美国总统称之为President，副总统顺理成章一直都被称呼为Vice President，却从不简称为VP，也就没留给人那么多疑惑。

至于Managing Director（简称MD）这个词，翻译过来严格意义上就是执行董事之意，就是说有的董事是挂名、有的董事是实实在在干事且负责任的，执行董事听上去似乎是后者，所以叫MD。但一到了国内，MD就被喜欢放大头衔的中国人翻译成董事总经理，因为是个总经理就可以称其为老总。而现在一些金融机构，部门经理也开始被称作总经理，和公司总经理一个名称，加上部门越来越多，这下子中国金融企业总经理泛滥，就如同钱发毛一样。现在的一元钱可能只值以前的一毛钱，现在的总经理在以前充其量不过是个经理。既然有了头衔，同事之间从开始的昵称变成习惯相互称“总”，特别是和外人见面时。开始有点调侃之意，久而久之那些被称呼为“总”的人就真以为自己是个“老总”了。

奇怪的叫法

说投资银行这个行当中官衔“通货膨胀”是有道理的。那些头衔中除了最低级的分析师是真正的分析人员以外，经理不是经理，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自己的部门，就像我当年在法国的职务一样；副总裁不是副总裁，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可以管理的人，当然也没有能管的部门，而且其上级――也就是他要向其作汇报的人也不是总裁；至于董事总经理，则既不是真正的董事也不是总经理，因为他不参与公司重大决策、无权参加董事会更没有投票权，所以不是真正的董事，说他也不是总经理是因为那个公司根本不归他管理。所以，投行这些头衔只是代表了其资深程度，工资标准也据此而定，仅此而已。他们的职位和工业企业相应的叫法不是一回事。

至于所谓执行董事（简称ED）则更搞笑，因为医学领域ED是男性功能障碍（Erectile Dysfunction）的英文缩写，据说ED比过去用的“阳痿”（Impotence）一词更为科学、更为确切，也更易于接受，因为阳痿这个词好像带有一定贬义。美国前些年曾经热播的连续剧《欲望城市》，讲的就是男女间工作和生活的关系，以及在纽约这样紧张和压力大的城市中人们碰到的各种问题。ED这个词也因此成了流行语。

那天在纽约和几位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一起吃饭，一位年轻英俊的校友被任命为其公司的executive director，即将被派往中国。席间大家都很开心，我让他拿出新名片给大家看，仔细研究后我皱着眉头、很严肃地说：“你这个头衔简称就是ED嘛？还写在名片上公开地跟大家宣扬！”众人哄笑不止。

以后投行朋友中我见到的常常是VP和MD，拿出ED名片的却不多，不知道和这个谐音以及其背后相应的医学含义是否有关，因为担任这样职务的往往是成熟干练的中青年男性！

概念的差异

总经理正确的英文叫法应该是General Manager，就是管理整个公司的那个人。但在美国一些州的法律中，General Manager地位还不如秘书，这是我在美国工作涉及法律文件时才了解到的。比如在纽约州公司法中，当董事长或者总裁不在的时候，有签字权的是副总裁或者公司秘书（当然不是国内意义上的总裁小秘），而General Manager是没有签字权的。为此，当我在美国注册国内一家大型投资公司的子公司时，成立之初我只能给自己封一个总裁，否则我这个创建者连给自己公司签字的权力都没有。

但是在法国，工商企业的总经理就是一个公司的实际领导，权力还是挺大的。在这个意义上讲，国际投资银行界的职级沿袭的是英美尤其是美国的习惯。连秘书的概念都不同，比如说在一家上市公司里，董事会秘书是高管，比投行中的董事总经理还要有权力，至少他的签字权要大得多，尤其在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不在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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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国际背景来看，日本和西方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理由就是我国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日本经济自从上世纪8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以来，已连续十几年的低迷和衰退。在2001年，日本政府就提出了人民币币值被低估的问题，并称因为我国的出口产品和日本相竞争，造成了日本经济困难。2002年12月，日本财务省黑田东彦、盐川正十郎等官员先后公开指称，我国在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并将全球经济不景气的责任归咎于我国，要求人民币升值。2003年7月的亚欧财长会议上，日本鼓动欧美、亚洲的一些国家开始附和日本人的“倡导”。

从2004年下半年至今，欧元区经济一直疲弱不振。为了缓解经济增长压力，欧洲也加大了对人民币的施压力度。欧洲人认为，我国所谓的“盯住美元”政策(即1美元兑换8.28元人民币的固定汇率)，意味着欧元过度地承担了美元疲软带来的全球经济调整后果。

2004年6月19日，在美国最大的工商业团体——美国制造业协会的牵头下，“健全美元联盟”决定力促政府动用“301条款”来迫使人民币升值。2005年4月6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舒梅尔—格拉汉姆”提案。该提案声称，我国政府在6个月内将人民币升值，否则我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将面临高达27.5%的惩罚性关税。美国财政部宣称，要在2005年10月15日左右的下半年年度报告中，将我国明确列入汇率操纵的名单之列，这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更倾向于提早进行。

美国压迫人民币升值除了经济原因外，还有深远的政治考虑，即防范我国迅速崛起所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的崛起，意味着原有经济格局下的利益分配正在发生变化，使得西方一些国家对我国产生了防范和敌视心理。

近几年，由于我国出口迅猛扩张，2007年我国贸易顺差扩大到2622亿美元，比2006年增长47.7%。持续的贸易顺差使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接连不断，多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还造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增加。因此，2005年7月21日，随着我国政府关于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措施的出台，其汇率将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

二、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经济产生的负面效应

1.抑制出口，增加进口

近几年来，我国贸易出口不仅保持较快增长，而且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基本稳定在20%左右，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出口行业主要有纺织、服装、化工，电子机械制造业等，这些行业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化非常敏感。人民币升值后，我国出口企业成本相应提高，引发出口产品价格上扬，原有出口优势逐步丧失，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削弱，进而导致出口利润空间的萎缩，不利于出口的持续扩大。尤其严重影响那些以低价格取胜、科技含量较低的产品出口。如：纺织服装业附加值低，出口价格弹性较低，降价空间很小，主要以价格为竞争手段，是受影响最大的行业。

另一方面，人民币升值，进口商品相对以往价格便宜，将会增加我国贸易进口，影响国内产品的需求，对略有缓解的通货紧缩又形成新的压力。部分商品尤其是奢侈品消费会被进口替代，分流部分国内消费人群，最终导致货物贸易顺差逐步缩小。由此会引发一国减少国民收入的乘数效应，使我国的国民收入减少。

2.影响外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据我国商务部数据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直维持在400亿美元以下的水平，近两年增势更猛。据海关统计，截止2007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12549.28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7.73%。数据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我国经济的发展是同出口和外国直接投资密不可分的。

人民币升值，外商在我国的投资成本，如：投资建厂购置设备、人力资本的成本提升，对投资规模和本地化进程受到影响。其次，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类产品和服务中有相当部分是面向国际市场，人民币升值给这此企业的产品走向海外市场受影响。再者，人民币升值，将造成国际投机资金大量流入我国，增加我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导致直接投资的减少和生产基地的转移。因此，人民币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不利于引进外资，并加速资本外流，减少外商对我国的直接投资。

3.导致国内就业压力加大

人民币升值严重打击劳动密集性企业的出口，进一步加大就业压力。目前，我国新增就业机会主要依靠出口和外国对华的直接投资，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出口，扩大进口，出口企业和外贸生产企业将会陷于困境。人民币升值还会导致我国非贸易品如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升，从而减弱国内需求，给就业市场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同时，人民币升值不仅会使外资流入减少，同时也将刺激我国的海外投资，迫使我国的企业向海外进行产业转移，促使国内一些制造业萎缩，减少我国的就业机会，增加我国的失业率。

4.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人民币一旦升值，迫使央行在外汇市场上大量买进外汇，从而使以外汇占款形式投放的基础货币相应增加，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人民币升值导致购买力提高，从而加重通货紧缩，这会影响我国培育和刺激内需政策的效应。另外，人民币的升值，财政赤字增加，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尤其是对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大量短期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资本市场的逐利行为，容易引发货币和金融危机，给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5.引发房地产大涨，推动股市上扬

人民币升值，房地产业受到投资者的青睐，投资者能获得与升值幅度相应的收益。人民币升值，外资的投机性需求进一步被激发，外资大量、快速地进入房地产市场，对房价上涨形成较大的压力，导致我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受到挑战。

随着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加强，上千亿美元的游资涌入我国，这些资金正在寻找投资机会，只要股票市场基本面转好，这些资金将大规模转向股市，从而推动股市的上涨。巨额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市，会促使股价、房价上涨，从而出现泡沫经济。

三、对策与建议

1.重新定位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相关政策

要解决人民币升值产生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对包括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产业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相关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统筹内需和外需。政府要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控制和引导作用，通过分析及定位我国经济结构中最为脆弱的环节，实施一系列针对性措施与政策，减小我国经济可能受到的负面影响。在政策上扶持产品出口企业，在WTO协议允许的范围内，给予相关产品出口补贴或者提高出口退税额，缩小国内外市场产品价格的差距，恢复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减少国际市场的受损额。调整外资税收政策，提高外资利用水平，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发展，减少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摩擦，化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2.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增强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

出口企业以人民币升值为契机，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附加值和科技含量。加强成本控制，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不断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行生产技术的改造，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实现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使企业逐步走向国际化。建立能够有效运转的产品销售系统，减少流通环节的费用，形成低成本的出口竞争优势。

3.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水平，通过金融手段规避外汇变动风险

央行应积极研究资产结构调整方案，盘活某些类别资产的流动性，恢复资产结构的弹性。在外汇收入和支出方面建立平衡关系，培育人民币远期和期货交易市场，大力发展汇率风险规避工具。目前，在国际金融领域，各种衍生证券交易、货币互换、利率互换、远期利率协议、外汇市场掉期交易、远期和约等金融工具十分常见和流行。我国金融业要精心制定自身管理风险和承担风险的策略，要不断提高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和定价能力，在竞争环境中为客户提供更好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在金融创新和改进服务的同时，金融机构也能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密切关注预期变化，加强预期指导，使我国经济可以更平衡、稳定和持续地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晓扑:人民币均衡汇率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王伟旭曾秋根:人民币汇率的变革选择[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

[3]夏斌:多视角看人民币汇率问题[J].金融广角，2004(3)

[4]林毅夫: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思考与政策建议[J].世界经济，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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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外升内贬；宏观经济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16-00000-02

一、前言

近年来，我国人民币的对内价值与对外价值出现不协调现象，并且此现象日趋严重。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币对外升值现象越来越严重，而在国内的对内价值也日渐下降，例如消费物价上升、通货膨胀等。人民币汇率的变动情况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进出口贸易等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对我国宏观经济造成的影响进行研究，分析其原因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意义。

二、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原因

1.人民币对外升值的原因

（1）经济实力日益强大

从总体角度出发，经济实力是决定汇率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其它条件不发生改变的情况下。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劳动生产率也随之提高，同时国际市场上的需求也会随着产量的增加而上升，由此推动本币的升值；另外对于国外来说，经济的发展使得国民收入的增加从而促使消费需求增大，外汇需求上升，自然会导致外币升值。我国又是典型地以出口为主，因此经济的飞速增长使得人民币对外升值的现象更加明显。

（2）外汇储备数额巨大

适当的外汇储备能够有效的平衡国际收支，实现汇率的稳定，但并非越多越好。一旦外汇储备增加，大量的资源也随之流出国外，不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也会导致外汇供给的大幅度增加，致使本币升值。例如，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约为516.2亿美元，1996年后便开始出现线性增加趋势，2009年外汇储备更是达到了世界第一。现如今，我国的外汇储备仍呈上升趋势，这将加大人民币对外升值带来的压力。

（3）内外利差不断加大

通常情况下，资本总是由低利率国家流向高利率国家，我国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以来，基准利率不断上调，而西方国家却为应对金融危机不断将基准利率下调，加大了国内外的利率差，致使流入大量资本，从而使本币需求增大，加速了人民币的升值。

2.人民币对内贬值的原因

（1）货币供应量增大

物价水平主要取决于货币供应量，一旦货币供应量增大，导致供不应求，就会出现物价上涨。由于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导致货币供应量增加，造成物价持续上涨，大量的流动资金进入到股票、房地产等行业，使得房价、物价飙升，出现通货膨胀，人民币对内价值持续下降。

（2）资产价格的波动

通常来说，我国国民的各种生活必需品例如水、电等价格基本维持稳定，且消耗量也不会有太大变动，如果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增加，对投资资产的需求量则会加大，而为了减少由高利率带来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我国近几年的基准利率一直处于下调状态，这样一来，资产价格的上升则会导致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增加，又推高了资产价格，形成循环模式。为了满足我国国民对于金融资产结构的调整需求，2006年以后，我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开始逐步迁移到资本市场中，对股票与房地产行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人民币的对内价值开始进入逐步下降阶段。

（3）国际资本的流入

汇率改革之后，大量国际资本流入国内，使我国流动性过剩问题更加严重，致使物价进一步上涨，尤其是外商投资使得基础货币增加，引起物价飞涨。我国外商的直接投资由1994年的337.67美元到2010年的1057.4美元，表明大量国际资本的流入是导致人民币对内价值降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人民币外升内贬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

对经济的影响：对于人民币的外升内贬现象，结合2005年的经济峰会来说，内外价值的偏离可能会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导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加剧了我国通货紧缩带来的压力，更有甚者，会导致我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使我国与邻国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

对货币的影响：汇率的变化会导致国际收支平衡被破坏，波及宏观经济的各个变量，尤其是货币供应量。在一定条件下，货币的价值会随着货币供给的增加而增大，从而导致需求增加，给社会带来的平均利润也会越来越高，汇率自然也会呈上升趋势。

对国外投资的影响：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限制，汇率的变化在短期内不会对我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的影响。但由于我国资本项目的未完全放开，国外在华投资是通过人民币汇率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的又一因素。通常来说，人民币的贬值会吸引更多的国外投资，增加其国外公司的相对财富，从而以更加低廉的价格购买国内的资产来达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随着我国近年及以后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汇率有利于吸引新增的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外国公司的相对财富，使其更容易廉价的购买国内资产，使生产成本最小化，总体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影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入，汇率对我国宏观经济所带来的影响会进一步加大。

四、关于人民币外升内贬的几点建议

1.对人民币汇率加以适当控制

由于目前我国的人民币外升内贬对我国的宏观经济造成的冲击，我国应对人民币的汇率政策加以适当的控制与调整，例如对人民币的汇率波动加以适当控制，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经济体系，以应对可能因为资本开放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创造适当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来加强我国宏观经济的抗冲击能力，逐步开放资本市场，对汇率的变化给予适当放松，使我国的宏观经济逐步适应汇率的变动，提高宏观调控能力。

2.改善产业产品结构

目前我国国内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以粗放型为主，面对人民币外升内贬的状况，可以逐步将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我国大多数产业都存在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且大多数企业都是劳动密集型为主，缺乏技术支撑，没有属于自己的品牌与宣传营销渠道，大部分高科技技术和产品主要靠国外进口，缺乏自主研发能力，因此，逐步改善产业产品结构，提高我国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是改善人民币外升内贬的重要举措之一。改善产业产品结构，要注重发展高新技术，提高本身的竞争优势，用知识和技术武装自己，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善人民币价值偏离现象的基础上，提高我国的国际竞争力，从全球的角度来对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

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调节作用

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飞涨，而资本市场是调节过剩资金的重要渠道，也可以有效改善我国整体的经济架构，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同时，我国也可以大力扩大资本市场来使我国资本定价的有效性大大增强，这对我国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五、总结

无可非议，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贬值的价值偏离现象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弊大于利，我国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与政策来尽可能消除其带来的不良影响，从外汇机制、资本市场等多角度入手，对通货膨胀、国内外利差增大等现象加以整改，从根本上加强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解决人民币内外价值不协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林苗峰.人民币内外价值偏离的原因及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研究[D].浙江大学，2013.

[2]孙俣.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的理论与实证分析[D].南京师范大学，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