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治理的必要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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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R2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2349(2010)01―0085―02
随着新药、新制剂的不断涌现,静脉药物治疗以成为临床医疗中一项十分重要和基本的治疗手段。据不完全统计,本院门诊输液率已高达90%以上。近年来,新上市的注射剂越来越多,中药注射剂也越来越广泛应用于临床,药物间的变化也就更加复杂,随着临床药学的发展药物的合理应用已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2002年1月,卫生部颁布实施的《医疗机构药事管理暂行规定》第28条“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需要逐步建立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室),实行集中配制和供应”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已成为合理用药为核心的药学服务模式,2007年8月,本院建立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专门为门诊患儿提供静脉药物的配置服务。
1 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工作流程
医生开方药房药审核打印输液证、发药配置中心药师审核脱药品外包装核对配置输液药师审核护士接收护士核对临床给药
2 建立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意义
2.1 提高输液成品质量、降低获得性感染 以往静脉药物的配置均在病区普通的环境下进行,护士自配自查,输液配制错误不容易发现,查对制度缺乏严谨性。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使用按照GMP要求生产的药品,所有的配置均在万级洁净度的房间中进行,在局部达到100级洁净度的生物安全柜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进行混合、转移,从而大大降低了微生物、热源及微粒污染的概率,最大限度的降低输液反应。以前输液反应经常发生,该中心投入使用后输液反应发生率降至不到0.1%,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由经过专业培训的药学技术人员把关、严格的查对制度,保证了输液成品的质量,药品的最后使用是在封闭的系统中,确保静脉用药的安全。
2.2 减少药品浪费、降低医疗成本 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建立可通过合理配用药品大大降低医疗成本。特别是儿童患者,处方剂量往往小于单包装剂量,以往的配置方法导致药品浪费,本中心建立后所剩部分用于其它处方,通过合理的配用可以降低医疗成本,同时也节约了社会资源。
2.3 加强职业暴露的防护 在传统的配置环境中,护理人员易受到某些药物的危害。据报道,临床上许多药物对人体具有伤害性。其中包括:抗癌药、抗生素药,抗病毒药、激素类药、免疫抑制剂等,在配置这些药物时不仅伤害人体。对周边环境也会带来一定危害。该中心建立后,由于采用了生物安全柜,配置人员须穿戴专门的手套、隔离服、口罩,从而加强了对配置的防护;另一方面,通过隔离的环境和严格的操作规程,可以对危险药物的储存、配置、运输、废弃物等诸多环节进行控制,减少了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
2.4 优化护士的工作安排、提高提高护理质量 本中心建立后,病区护士无需进行输液药物的配置,将不应由护士承担的药物配置工作归还给理应承担的药学技术人员,从而使护士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临床整体护理,提高了护理质量。
3 建立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推动临床药学的发展
3.1 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一般情况下,病人所输液体往往多于一组,医嘱中只写出液体及药液总量,而没注明滴速和先后顺序,门诊静脉药物配置中心建立后,药师参与到,临床给药过程中,根据半衰期和血药浓度对滴速和给药时间进行设计,把一些重要信息做成粘贴,贴在输液瓶上提醒医护人员。
3.2 规范抗生素的使用 合理的给药时间间隔是抗生素药物发挥疗效、减少不良反应和细菌耐药性的关键因素之一。每种抗生素由于其不同的特性,特别是半衰期及抗生素后效应的不同,决定了其每天的用药次数,如:青霉素应每天2次,静脉滴注,由于医生不了解药物半衰期且有的患者依从性差,要求2次并1次,这种给药方式会造成患者瞬间血药浓度过高,引起不良反应的几率增多,且人为造成给药间隔时间延长,不能很好地发挥抗菌药物的作用,造成耐药性的增加。该小心建立后,药师严格审方,按照药物稳定性和药物使用的先后顺序来分配药物的批次,如:合并使用抗生素时先用杀菌剂后用抑菌剂,既使患者安全用药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又提高了药效。
3.3 利于临床药师开展科研工作 静脉药物配置中心的建立,有利于药师对药物配伍的稳定性、相容性进行研究,对配仉后微粒的变化进行监测,开展配伍后药物疗效的变化及处方分析等科研工作,为临床药学构建新的服务平台,将研究结果应用于指导临床合理用药,促进临床药学的发展。
4 结论
篇2
关键词:雾霾治理;双重社会资本;协调;激励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7.05.17
中图分类号:X5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7)05-0075-05
Study on Haze Governanc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ual Social Capital Embeddedness
PENG Benhonga,b, TU Yub
(a. Institute of Climate Change & Public Policy;
b.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Based on questionnaire data, this paper divides social capital into 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and nongovernment social capital to analyze different effects of dual social capitals. Meanwhile, it appli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tructure equations modeling to discus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dual social capitals,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performances of haze governance. Conclusions show that dual social capital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governance practices and the performances and both governance practices play intermediary roles in the relationships. Specificall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service, haze governance need force to keep behaviors going. So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rust and incentives are limited.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that haze governance must be launched from the norms, value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enacting laws and policies to make up the loopholes in the system; promoting trus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governments and encouraging supervises from the market; leading the tendency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o develop green economy; coordinating multilateral behaviors and encouraging capitals to interact.
Key words:haze governance; dual social capital; coordination; incentive
中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环境污染问题越来越受关注,雾霾治理更是近年来各方关注的焦点。2010年,北京、广州、上海三地因PM2.5污染造成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349人、1715人、2980人,经济损失总计逾60亿元。因此,探索有效的雾霾治理机制在改善民众居住环境、保障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目前,各国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多分为“政府管制”与“市场主导”两种模式,而政策失效或市场失灵均会造成治理效率低下与成本增加,所以,结合政府与市场的第三方力量――社会资本驱动的多主体联动环境保护行为为解决雾霾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社会资本作为行动主体在行动过程中获得并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各类资源[1],近年来在中国“人情文化”环境中被广泛用于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学者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组织学习[2]、高新技术企业创业要素[3]、多元化战略与业务绩效[4]、开放式服务创新绩效[5]等问题,而在环境治理方面,Pretty在理论上研究了社会资本与环境保护间的关联,指出雄厚的社会资本有助于提高环保措施的实施效果[6]。刘晓峰则分析了社会资本以及社会分歧、社会能力对环境治理的影响,指出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与社会能力具有正面作用,社会分歧具有负面作用,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则无明显作用[7]。祁毓等在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上结合中国国情,指出二者呈倒U型关系,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才能实现治理绩效的最优[8]。由此可知,社会资本不仅可以运用于企业发展、创新绩效等个体或组织层面,同时对环境保护等公共事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从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研究中国问题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被广泛应用于创新绩效提高、环境资源保护、社会问题解决等,学者在定性或定量分析、以社会资本为直接或间接变量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深入探讨,而现有研究成果在环境问题治理方面较匮乏,且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宏观分析,缺乏对具体问题的深入探索。因此,本文以我国日趋严重的雾霾问题为研究对象,结合雾霾治理的双主体特征,将社会资本细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并实证分析二者与雾霾治理绩效的相关关系;同时,引入双中间变量――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具体研究双重社会资本的作用路径,为解决我国雾霾治理问题提供更具可执行性的启示。
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雾霾治理与双重社会资本
倡导绿色经济、开展雾霾治理是我国乃至世界各国一直积极倡导并开展的行动,但各国在雾霾治理上所取得的成效却相差甚远,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影响雾霾治理绩效的因素(包括政务考核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治理主体等)纷繁复杂。首先,发展中国家多追求GDP发展而忽略环境保护,导致部分经济带动力强但空气污染乐氐牟业优先发展,因此,雾霾治理绩效的提高需要政府转变工作考核方式,不以GDP为唯一标准;其次,提高治理绩效需要企业追求低碳发展,将环保理念融入企业文化,从而带动相关产业、企业以及员工关注并投身雾霾治理;同时,Dulal等指出,依靠多主体的参与,由公民、公益组织、企业、专家和政府组成的多主体联盟,对提升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9]。因此,仅靠政府单一主体不能解决复杂的雾霾问题,必须吸引公众、非政府组织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更要从政策强制力、舆论引导力、文化感染力等多方面协同解决雾霾问题。
现有研究对社会资本的分类主要包括以下四种:一是以Brown为代表的微观、中观与宏观分类[10];二是以Ostrom为代表的狭义、过渡和扩展分类[11];三是以Coleman为代表的个体与集体分类[12];四是以Nahapie为代表的结构性、关系性与认知性分类[13]。而关注制度因素,Krishna等将社会资本划分为“制度型”与“关系型”两种[14]。“制度型社会资本”强调制度特征,以可见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关系型社会资本”则强调非制度特征,以内在形式嵌入在群体之中并影响群体中个体的行为。而雾霾治理涉及政府、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与民众等多个主体,必须统筹包含政府与市场双方力量的社会资本,既要调动二者加强互动合作,又要激励民众与社会公知等参与过程监督,最终提高雾霾治理实效。因此,本文结合雾霾协同治理的要求将社会资本划分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分别探讨二者的不同影响。同时,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公共服务特征,企业组织较少甚至不参与其中,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不能通过政策强制力指导社会群体,而是通过补助等引导方式促使市场组织、民众等主体参与治理。因此,本文引入社会资本作用于雾霾治理过程的两个中介因素――协调与激励。
1.2 研究假设
1.2.1 政府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Putnam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中规则、愿景和关系等要素的存在,有助于行动者更高效地开展协作行动[15]。因为雾霾治理属于公共服务范围,其主体是具有管理者性质的政府,而政府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强制行动者执行相关政策,通过信任机制以及社会关系给予行动者行动空间,因此,本文细分政府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规范与信任。具体地,要实现雾霾治理绩效的最优,就需要每一次治理行为都有法可依,要通过法律、政策等规范避免行动者只追求个人利益而忽略整体利益,要通过完备的制度保障不断降低管理与监督成本,而这些依赖于规范的建设。同时,雾霾治理涉及政府、市场组织、公众等多个主体,彼此以一个共同愿景为目标而行动,必然要形成稳定而深入的联系,而联系的形成则依赖于信任的产生[14]。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a: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1b: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2 民间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民间社会资本作为政府社会资本失效时的补充,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有着不可或缺的影响。Lichterman认为民间社会资本具体包括个人与组织[16],这与雾霾治理需要公众的过程监督以及企业等组织的广泛参与相适应,因此,本文细分民间社会资本的两个分指标――公众层面的价值观与组织层面的组织文化。具体地,雾霾治理效果显现缓慢,经济效益不明显,但正确的价值观可以使公众形成开展雾霾治理必要性的共识,并积极投身实际治理过程中,进而降低雾霾治理的宣传与监督等成本,提高治理绩效。在组织层面,不论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与时俱进地将雾霾治理的环保理念融入其组织文化,都会受到政府或市场的青睐,而关注度的提升则意味着企业利润或社会认可度的提升,进而促使组织更有意愿参与雾霾治理。因而,组织文化越关注雾霾治理,就越容易对提高治理绩效产生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a: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2b:民间社会资本中的组织文化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3 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的影响
Talbot等指出网络治理以参与者间的协调与维护为基础[17],而双重社会资本必须通过引导方式促使不同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过程,因此,本文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分析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影响。一方面,雾霾治理需要协调不同主体间的利益问题,而各主体在经济实力、治理水平等存在的差异要求分清两种社会资本在治理过程中的角色:政府社会资本需要制定、实施规范并获得其他主体的信任,民间社会资本则需要引导公民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引导组织形成绿色发展的组织文化,而当这些做到协调统筹,治理过程中的各类矛盾才能有效化解,雾霾治理绩效水平才能得以提高。另一方面,因为雾霾治理缺乏直接、及时的反馈,因此,公众和组织需要必要的物质或虚拟激励才能形成雾霾治理的意愿,即要提高雾霾治理绩效不能只寄希望于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要通过激励机制引导主体积极参与到治理过程中。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a:治理行为中的协调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H3b: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
1.2.4 双重社会资本对治理行为的影响
双重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均有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为直接影响,也表现为对两种治理行为产生的间接影响。Porter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规范、信任、价值观等因素在为个体或组织带来收益的同时,可以影响对象的观念与行为[18],因此,本文认为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对两种治理行为均有正向影响。具体地,个体或组织的行为主要受正式规范的短期影响,但当规范所强制的行为固化为日常行为时,即使规范的执行力降低,个体或组织也会继续执行规范[6]。而Fishbein等也指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行为必然是在考量所处环境的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做出的,而对集体利益的维护以及为了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对个体或组织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19]。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a: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P关系。
H4b:政府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H4c: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正相关关系。
H4d: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正相关关系。
2 实证研究
2.1 变量测量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用7分制Likert量表并依据研究目标进行初始调整,在广泛听取专家意见、采纳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变量及其测量口径进行统筹调整;最后,在大规模发放问卷前,选定部分目标企业及人员开展问卷预调研,并根据反馈意见对问卷内容进行最终修订。具体地,需要测量的4个变量,包括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根据Knack等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口径[20],本文选取规范(X11)与信任(X12)2个因素测量政府社会资本,选取价值观(X21)与组织文化(X22)2个因素测量民间社会资本;其次,考虑Talbot等提出的“网络治理以参与者的协调为基础”结论[17],鉴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本文对治理行为的测量通过协调与激励2个因素展开,并利用“主管部门指导治理主体的行为(X31)”和“治理主体间发生冲突时主管部门进行协调管理(X32)”2个题项对协调行为进行衡量,利用“主管部门给予治理主体经济补助(X41)”“主管部门在政策扶持上帮助治理主体行动(X42)”和“主管部门在治理过程中对治理主体进行宣传(X43)”3个题项对激励行为进行衡量;最后,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5)》关于雾霾主要组成成分的说明,用PM2.5水平、二氧化硫(SO2)排放量与氮氧化物含量表示雾霾水平,并由此构成问卷调查中的“雾霾状况改善程度等级评判(X51)”指标,根据问卷填写者关于雾霾改善程度的评价数据对雾霾治理绩效进行等级评估。
为保证问卷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卷发放对象包括政府环保部门、民间环保组织及个人、高校、科研院所中从事环境治理研究的教师或学生等,主要通过纸质及邮件等问卷留置方式发放问卷,向问卷填写者介绍问卷调查目的及填写方法,同时采用匿名形式消除填写者顾虑。另外,为保证数据的代表性,降低随机因素对研究结论的影响,问卷调查时间为2016年2月至7月结束,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383份,回收有效率为76.6%。样本关键特征如表1所示。
2.2 信度与效度检验
对有效问卷调查数据进行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政府社会资本、民间社会资本、治理行为与雾霾治理绩效的Cronbach’s a系数均较高,分别达到0.80、0.78、0.75、0.84,均大于标准值。因此,问卷调查数据具有较高信度。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模型收敛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所有因素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且显著性符合要求(P
3 结果分析与讨论
首先运用回归分析分别对4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初步判别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再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变量及其各因素间彼此影响的整体关系。
3.1 回归分析
首先,分别以规范、信任、价值观、组织文化、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为自变量,雾霾治理绩效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方程1。由表4可知,规范、价值观、组织文化和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786、0.810、0.772和0.786,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正相关关系;而信任和激励行为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0.293,其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因此,验证假设H1a、H2a、H2b、H3a成立。回归分析后,修正假设H1b’为: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修正假设H3b’为:治理行为中的激励与雾霾治理绩效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其次,前面对各变量及因素间信效度的实证检验均达到较好水平,因此,针对假设H4a、H4b、H4c和H4d,本文拟采用单一变量指标代替多重因素指标。具体地,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协调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2,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的相关系数为0.794,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与协调行为呈正相关,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则具有较弱正面影响(相关系数0.478)。回归分析后,假设H4a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c需加以修正,修正假设H4c’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协调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最后,分别以政府社会资本与民间社会资本为自变量、激励行为为因变量构建方程3。则由表4可知,政府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769),民间社会资本与激励行为的正相关关系较弱(相关系数为0.587)。回归分析后,假设H4b得以验证并成立,假设H4d’需加以修正,即修正后的H4d’为:民间社会资本与治理行为中的激励呈较弱正相关关系。
3.2 结构方程分析
回归分析已初步验证并修正了各变量及因素间的关系。本文将运用结构方程对模型进行路径拟合。模型的拟合指标中,Chi-square/df值为2.963(小于3),拟合优度值(GFI)为0.810(大于0.7),模型适合度(CFI)为0.821(大于0.7),近似误差均方根(RMESA)为0.078(小于0.1),各指标均达到可接受的标准,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结构方程的整体模型及部分参数如图2所示。
结构方程各指标的数值如表5所示。修正后的各假设均得到验证。
(1)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为0.711,通过显著性检验(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规范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的路径系数为0.186(P=0.013),说明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1a、H1b’成立。
(2)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85、0.702,且显著性水平符合要求,说明民间社会资本中的价值观与组织文化对雾霾治理绩效均具有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2a、H2b成立。
(3)治理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路径系数相差较大: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769(P=0.001)、0.413(P=0.005),说明协调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而激励行为的正向影响则较弱。验证假设H3a、H3b’成立。
(4)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775、0.714(P值均为零),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和激励行为的路径系数为0.245(P=0.053)、0.383(P=0.001),说明政府社会资本对协调行橛爰だ行为均具有正向影响,而民间社会资本对协调行为与激励行为均具有较弱正向影响。验证假设H4a、H4b、H4c’和H4d’成立。
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回归分析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相关研究假设。而从以上实证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以协调与激励两种治理行为为中介因素的社会资本嵌入视角的雾霾治理研究,具有区别于以往结论的特别之处:
第一,政府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较弱的正向影响(以往研究多认为二者呈较强的正向相关关系),这是因为雾霾治理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公共服务特征。在我国这样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公众对于雾霾治理等公共服务的关注尚有欠缺,企业等盈利性组织仍多关注业务收入而忽略社会责任。因此,建立在高度环保意识基础上的协同治理行为难以实施,进而直接制约信任因素对提高雾霾治理绩效的作用。
第二,激励行为对雾霾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有限(以往研究多认为激励等号召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这是因为政策强制力在解决公共服务问题时更高效。本文前面已经说明,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易导致民众与组织的“不作为”心理。因此,基于社会资本的治理行为必须更倾向于行政命令或政策规定等强制力,避免出现“一人偷懒,人人偷懒”的局面。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日趋严重的雾霾污染为研究对象,从政府与民间双重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引入协调与激励双中间因素,通过回归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探讨双重社会资本、治理行为、雾霾治理绩效三者间的关系,并针对雾霾治理问题得出以下结论:(1)社会资本对雾霾治理绩效具有正向作用,包括作用于雾霾治理的直接正面影响,以及通过两种治理行为的间接正面影响。(2)雾霾治理的公共服务特征,导致政府社会资本中信任因素对提升治理绩效的正向影响力不明显。(3)具有强制力性质的协调行为比倾向于号召性质的激励行为,更有助于提高雾霾治理绩效。(4)政府社会资本比民间社会资本更具公信力,更能调动主体积极实施治理行为。
结合我国雾霾主要成因、公共服务供给等具体国情,提出相关治理建议:(1)政府社会资本作为雾霾治理的主体,需要充分发挥规范与信任等因素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补足我国在环境保护政策、法律等规范层面的缺陷;(2)政府需要加强与社会组织、公民等主体的互动,引导各主体参与雾霾治理规范的制定,促进信任在政府与各主体间形成;(3)积极引导公众树立雾霾治理的环保价值观,引导社会组织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文化;(4)政府与民间社会资本需要彼此激励,摒弃仅关注雾霾治理经济回报的狭隘观念,促进开展协同治理行为,营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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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机动车环境税 必要性 思路框架
一、征收机动车环境税的必要性
中国气象局的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全国平均雾霾天数为52年来之最,安徽、湖南、湖北、浙江、江苏等13地均创下“历史纪录”。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 在浓重的雾气中,PM2.5的污染之害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我国大气环境治理迫在眉睫。
(一)机动车尾气已成空气污染主因,危害巨大
根据环保部门的通报可以发现,雾霾的成因一方面是气候原因,即气候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另一方面是大量污染排放源源不断。以北京市为例,雾霾颗粒中机动车尾气占22.2%,燃煤占16.7%,扬尘占16.3%,工业占15.7%。也就是说机动车是雾霾形成的主要推手。截止2012年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2.4亿辆,而且每年还以近千万辆的速度增长,对大气的污染日益严重。机动车尾气污染物不仅含有雾霾的主要成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合物,还包含碳氢化合物、一氧化碳、含铅化合物、苯丙芘及固体颗粒物等有毒物质。在我国,空气污染每年约致35-50万人早死。为了保护我们的生存环境,对机动车征收环境税已迫在眉睫。
(二)征收机动车环境税可为空气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在治理环境污染方面的投资总量在不断攀升,但在控制大气污染、改善大气质量方面投入甚少。目前我国在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导致巨额的资金需求量无法满足。对机动车征收环境税,把污染大气环境的代价,内化到机动车使用成本中去,由政府通过收入再分配机制对大气污染进行治理,以“税”的形式强制对机动车污染行为进行征缴,能够形成持续、稳定的税收收入资金流,可以为空气污染治理提供可靠的资金保障。
(三)征收机动车环境税可有效引导市场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不管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不管税费的客体是自然人还是经济人,所有税费最终还是由自然人来承担。对机动车征收环境税后,车辆所有者出于成本考虑,必然会对机动车环境税税率不同的车型、燃油品种有所取舍,进而传递到燃油生产企业和汽车制造业,倒逼燃油生产企业、汽车制造业等相关产业进行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国外机动车环境税经验借鉴
(一)税制设计
国外与机动车相关的税一般有5-6种,通常在机动车购买阶段税率普遍较低,英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都没有汽车购置税和消费税。
1、英国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征环境税的国家之一。在英国,机动车环境税主要包括燃油税、车辆执照税、交通拥挤税、车辆首次登记费等,其中,燃油税份额最大,目前在油价中所占比例在60%左右,即“多开多缴”。除了通过燃油税来控制车辆使用外,还对新购车辆征收“第一年车辆使用税”,该税根据尾气排量不同而分为13档,分别收取不同税费。与此同时,伦敦还启动了“低排放区”计划,规定从2008年2月4日起,凡进入伦敦区域的12吨以上、尾气排放未能达到欧3标准的卡车,其驾驶员要缴纳200英镑的排污费,违者将处于高达1000英镑的罚款。
2、美国
美国被称为“车轮上的国家”,每个家庭平均拥有1.05辆车,汽车保有量与我国大致相当,但是空气质量优良,这得益于美国严格的机动车尾气排放污染控制制度。在美国,机动车购置和保有环节所征收的税款在整个税收中所占的份额较小,但其使用环节的税款份额较大。美国汽车使用环节的税费主要通过征收燃油税来实现,车主不仅要负担全国统一的联邦税,还要缴纳各州自定的州税。为使车主考虑成本,美国1978 年的《能源税收法》对达不到法定燃油效率的新运输工具在销售时实行特殊征税。根据燃油使用效率,每辆车征税额度从 1000 美元至 7700 美元不等。
3、德国
从2001年开始,德国根据机动车的功率与尾气污染物排放量来征收环境税,目前其油价的三分之二是燃油税金,在私家车的日常开支中,燃油比例最大。迫于汽车对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德国从2009年开始推行新的汽车税征收标准,即对新型汽车按照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少征收。
(二)税款管理与使用
国外机动车环境税一般具有专用性,通常是作为专项税收用于治理污染和与治理污染相关的费用支出。
1、专款专用
机动车环境税专款专用分为很多方式:一是用于预算中列出的特殊环境项目,这是最主要的用途。如在法国,95%以上的机动车环境税都是专款专用的。二是支付给为各种环境项目提供特殊资金的环境基金。三是在缴纳机动车环境税的公司和个人中进行再分配。例如,瑞士把征收的二氧化碳税一部分用于降低雇主向国家养老金计划缴纳的缴款。四是用来支付提供各种与大气环境相关的服务的成本费用。
2、用于降低有关扭曲性税收负担
这是税收中性原则的体现,通过开征机动车环境税,用新增的环境税收入来降低劳工税和所得税等对经济发展具有扭曲性影响的税负,努力保持总体税收负担不变,从而大大增加了环境税的可接受性。挪威、芬兰等北欧国家就是采用这一方式来推进其环境税改革的。
三、开征机动车环境税的基本原则及框架设计
(一)基本原则
开征机动车环境税,并不是为了筹集财政收入,而是为了达到治理与保护环境的目的,因此总体上应把握以下原则:
1、优化税制结构,有加有减,税收负担适中原则
按照我国结构性减税有增有减的思路,对机动车征收环境税,并不是简单地税种或税目增加,应当全面考量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优化税制结构,保持总体负担适中。
2、区别征收,体现公平与发展原则
按照机动车动力来源的优劣、产生的尾气对空气的污染程度及燃油用途不同,确定不同的税率和优惠政策,体现公平与发展的原则。
3、地方专属收入,专款专用原则
专款专用是机动车环境税管理的基本原则,符合税收的公众价值取向和税款征收的初衷。
4、先试点后推广原则
可由空气污染状况严重的地市先行试点,积累一定经验后,在全国统一实施。
(二)框架设计
在上述总体原则指引下,笔者主要从税种设立、税率确定、征收环节及税款管理使用等四个层面进行了框架设计。
1、新增机动车环境税,取消或降低其他机动车税费,保持税负适中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的机动车环境税税种,有些税种如成品油消费税等只是部分考虑了环境保护的因素。笔者认为,应新增机动车环境税。同时,鉴于我国的总体税负水平已经较高,为保证机动车环境税的顺利开征,并契合国家在机动车产业方面“轻购买限使用”的政策,建议取消或降低机动车购买环节的车辆购置税和消费税及保有环节的车船税。另外,财政应出台对纳税人少开或不开燃油车的行为进行不同的奖励或在社保养老等方面给予不同补助的政策(比如降低纳税人在社保方面的支出等),来尽量保证不增加纳税人税收负担的总体水平。
2、合理确定税基和税率,体现“污染重,负担大”的公平原则
一是按燃油的种类不同设置不同的税目,制定差别税率。如柴油的燃油效率及污染物排放优于汽油,因此应对汽油征收比柴油更高的税率。二是按燃油的标准不同,确定不同的税率。在总体税率不变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低标准成品油的税率,使其市场价格与高标准油相差无几,利用性价比优势引导消费。三是实施税收优惠政策。如对国家基础产业(如农、林、渔等)用油,确定较低的税率或免税;对性能卓越、尾气污染小的机动车实行补贴政策等。
3、实行从价征收,在零售环节纳税
实行从价征收,税金包含在油价中,融合了排量的因素,体现“多开多交,燃油消耗量大多交”的利益调节原则。在零售环节征收,谁消费谁缴税,通过利益得失调节纳税人行为,达到抑制汽车尾气排放的目的。
4、作为地方固定收入,专款专用,少量兼顾其他与环保相关的项目
鉴于我国地方行政区域众多以及当前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改革方向,建议将机动车环境税作为地方固定收入,以提高地方政府对空气污染治理的积极性,由地方税务部门统一征收,纳入预算内专项收入核算。征收的机动车环境税收入款项应主要用于大气污染治理与保护,以及促进机动车使用者改变原有行为的节能、环保项目等方面,也可以包含与汽车产业节能减排等新技术的开发应用,或与减少空气污染相关的一些公益行为。
参考文献:
[1]张文春,王欣.国际税收政策借鉴及启示.国际税收参考,2008年第12期
[2]黄润源,李传轩.国外环境税法律制度的发展实践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会计网,2010-07-26
篇4
【关键词】 民间公益诉讼;清洁空气权;权益保护
一、清洁空气权与民间公益诉讼概述
(一)清洁空气权
雾霾天气频现,空气质量严峻,我们不禁思考自己是否享有在清洁的空气中生活的权利。西方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发展初期也碰到过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恶化、空气污染、雾霾频繁的问题。因此,我们不妨把目光投向在清洁空气权方面堪称鼻祖的美国。美国环境保护立法发达,环境保护制度设计引领世界立法潮流。而清洁空气权的立法也肇始于美国,当然,这是在美国人民经受了严重的环境公害事件后的反思与选择。世界环境公害事件中有两件发生在美国,一件是1943年的洛杉矶烟雾事件,另一件是1948年的多诺拉事件。这两大公害事件都是因严重的空气污染造成的。美国国家和社会痛定思痛的选择是建立清洁空气法。
尽管我国环境保护法并未规定公民的清洁空气权,但是环境法理论界仍对我国公民环境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思考和设计,为我国日后的环境保护立法提供指导借鉴作用。我们界定清洁空气权为公民享有的、呼吸清洁的空气而不被污染的空气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的权利。
(二)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是相对于私益诉讼而言的,是指特定主体对于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制度在古罗马时代已经存在,在近现代西方国家中得到完善发展,在中国亦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呼吁。因为作为法律制度整体构建中的一部分,公益诉讼制度自身有其他制度无可比拟、无法替代的优越性:它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法律制度上的缺陷,有效保护了社会公共利益,为扩大司法解决纠纷方式、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其运作带来的法律效益远远超过它所随之带来的不足之处。
二、国外清洁空气权与民间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究
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空气污染越来越成为一项严峻的国际环境问题,雾霾现象尤为严重。例如上世纪50年代,伦敦雾霭重重酿成灾难,而成了“雾都”。全球对清洁空气权的呼声越来越高。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专门制定了治理空气污染、保障救济公民清洁空气权的法律,以下我将介绍几个典型国家(或组织)的立法:
(一)美国
1881年,芝加哥和辛辛那提市开始了进行保护空气质量的立法尝试。1955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空气污染控制法》颁行。1970年,美国通过《清洁空气法》(Clean Air Act),成立了环境保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标志着美国对环境控制采取了严格的新方法。1990年,《清洁空气法》经修订后,成为全世界为控制空气污染制定的意义最为深远的法律之一,对美国雾霾的治理起了很好的作用。该法要求环保署颁布来自“多个或多种”污染源的大气污染物清单,这些污染物由于其在大气中的浓度“被合理地认为危及公众健康或福利”。如果违反相关义务可以通过在联邦法院提讼强制执行。因此,这项规定意味着公民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利,并且享有充分的司法保护措施。
在救济方面,有行政保障措施、形式实施保障措施和诉讼保障措施。其中规定:公民诉讼的原告可以是公民、地方政府或非政府组织,即任何人均可对违反环保法律的行为提讼,而不要求与诉讼标的有直接利害关系,这对我们研究清洁空气权的公益诉讼具有很大的借鉴之处。
(二)欧盟
雾霾是工业革命的副产品,欧洲伦敦、鲁尔工业区等地都曾深受雾霭的摧残。欧盟加强区域大气环境保护工作,如2001年第六个行动规划就要求欧盟制定有关空气质量的实施战略。为了实施这一政策性文件,欧盟制定了一系列包括区域联防联控措施在内的空气保护立法,例如1985年《关于削减硫氧化物排放30%的议定书》,1991年《关于进一步削减削减硫化物的议定书》。欧盟各成员国将上述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指令转化为国内的法律或者法令予以贯彻落实。
在救济方面,欧盟委员会在其《对理事会和议会关于“实施共同体环境法”的报告》中已经提到增强司法诉讼的必要性。在该领域的一个最重要的公约是《奥胡斯公约》。该公约的第9条“诉诸法律”明确规定具有充分利益的所涉公众或认定某项权利受损的所涉公众能够求助法庭或其他复审程序,并且每个条约缔约方应确保向公众提供复审程序有关信息,该条款在国际上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我国治理雾霾、保障公民清洁空气权可借鉴之处。
三、中国应该如何进行公民清洁空气权益保护
(一)健全清洁空气立法
我国在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一系列有关法律中都作出了规定,赋予任何单位和个人保护环境的义务及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行为具有检举控告权。但并没有像美国一样,明确地规定公民的环境权利、环境权受侵犯时的权利救济制度。因此,健全清洁空气立法是中国首应解决的问题,是民间公益诉讼的前提。
(二)完善民间公益诉讼制度
2005年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27条指出:“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鼓励检举和揭 发各种环境违法行为,推动环境公益诉讼。”这是中国官方文件第一次正式出现和认可“公益诉讼”这个概念;2012年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订时制订了公益诉讼条款,其第55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权益等损害社会公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该条款明确了公益诉讼制度对公益诉讼的主体规定过于狭窄,一般认为只有相关政府管理机构和社会组织(比如消费者保护协会)才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而把普通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排除在外。这种规定实际上是不利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直接运用诉讼方法保护自己的环境权益的。
在近年的具体司法实践中,民间环保团体参与环境公益诉讼的势头不断增强。赋予具备诉讼能力的民间环保社团以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在我国当前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下极为必要,因为这一方面可以让民间环保社团的天然优势通过更多渠道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发挥,有效帮助受害者,监督政府和污染者;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政府更好地履行环境保护职责,减轻政府的行政负担。在司法领域,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先于立法而展开。受太湖蓝藻事件催生,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8年5月6日正式设立环保审判庭,并允许民间环保社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被专家认为将是“最有影响的一步”。
(三)鼓励民众参与民间公益诉讼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保护环境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参与环境保护的人和民间环保组织也越来越多。如环境维权的民间第一人――王灿发教授,1998年他率领一批志愿者率先在全国发起并成立了“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并开通了全国第一个向污染受害者提供免费法律咨询的热线电话;再如,2010年12月30日我国首例环保资金资助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在贵阳开庭并当庭一审宣判。这是一起由中华环保联合会、贵阳公众环境教育中心提起的诉讼,“状告”贵阳市乌当区定扒造纸厂水污染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保护环境、在良好的空气下生活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公民参与到自身维权、环境公益保护是发展趋势,有必要让个人及社会团体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无救济则无权利”,这句法谚告诉我们救济制度对权利的重要性,对于清洁空气权而言同样如此。由于空气是公共资源,每个人都在相同的空气中生活,因此,空气的清洁关乎公共利益,而针对清洁空气权的救济也便应该提起公益诉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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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比例原则 行政手段 行政目的 限令 作用
被誉为“公法之王冠原则”的比例原则,舶来于大陆法系德国,其实质可以表述为目的与理性间的理性。在德国,比例原则在警察法领域率先发展成为具有规范性品格的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处罚法》第4条被认为是一般立法对比例原则的首次明确承认。中德同为大陆法系国家,比例原则发挥的实际作用却有所不同。
一、比例原则的涵义
比例原则思想最早可追溯至1215年英国自由大的规定――“人民不得因轻罪而受到重罚”,意即犯罪与处罚应具有衡平性。通说认为,比例原则滥觞19世纪德国警察法。德国联邦1958年药案房案判决,确立了该原则的“三阶理论”。
作为现代行政法上控制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一项重要原则,比例原则着眼于法益的均衡,以维护和发展公民权为最终归宿。其基本含义是:行政主体实施行政行为应兼顾行政目标的实现和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如果行政目标的实现可能对相对人的权益造成不利影响,则这种不利影响应被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之内,二者应有适当的比例。
传统“三分法”认为比例原则包含了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三个子原则。
(一)适当性原则
亦称妥当性原则,指行政行为应重视并符合行政目的之实现。它既不就目的本身的合法性做出判断,也无法进一步检验国家公权力措施是否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不当侵害,而仅强调手段的目的符合性。
(二)必要性原则
亦称最小侵害原则,它要求在实现行政行为的目的范围中、相同有效地达到目的的诸手段内,应采用最温和的、对相对人影响最小的那种。
(三)均衡性原则
即狭义的比例原则,它要求手段所欲达成的目的和采取该手段所引发的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或侵害成比例。
二、比例原则在中德两国的实际作用
2013年12月15日,天津市宣布将实施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以及机动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至此,中国四大直辖市中已经有三个城市对汽车增量实施了限制措施,“限购+限行”似乎已被很多地方政府奉为治理空气污染及交通拥堵的“良方”。
这个是一个限令横行的时代,但限令也被公众的目光所考量:采取限令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行政目的?行政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基础?假若这样的目的是正当的,限令真的有助于目的的实现吗?还有哪些手段一样可以实现该目的?那么限令是否又得不偿失呢?下文通过比例原则新阶层秩序论来审视控量、防堵、治霾的限令做法。
(一)适当性审查
对于小客车总量调控及机动车限行措施的目标,官方说法是优化城市交通环境,缓解交通拥堵状况,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实现机动车保有量的合理有序增长。手段是否有助于目标实现往往基于经验判断,且此处的“有助于”只要求有充分理由而不保证手段结果的必然实现。先看一组数据:天津常住人口1400多万;2012年天津机动车保有量为236万辆;机动车尾气排放约占天津市PM2.5的16%,是雾霾天气形成的重要原因;中心城区主干道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19.5公里/小时。鉴于人多、车多、污染重的因果线索,控量、防堵、治霾从控制污染源和堵塞物抓起,是具有充分理由和动机的。
(二)均衡性审查
限购手段导致的权益侵害与其目标是否超过必要限度?首先,限购和限行措施的目的是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保障公众健康;其次,该措施亦引发了一夜汽车抢购狂潮,4S店加价销售亦火爆,限购是对普通民众消费自利的“冒犯”,而限行则限制了交通自由。最后,行政成本上,摇号、竞拍等一系列辅助工作会带来额外成本,但从相对成本的角度而言,并不能断定该措施必然导致行政成本的增加。
(三)必要性审查
必要性原则是衡量对公民权利的损害程度的指针,有助于选定较小侵害手段。限令其实是禁令的较温和形态,行政机关对其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实际上减排治污可以从多方面入手,为了16%的P.M2.5而限购、限行,却没有试图对剩下的84%采取负担性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说明行政机关在斟酌行政手段时存在某些环节的跳跃甚至忽略。故在没有更多的采取负担性手段证明不足以达到行政目的的前提下,直接颁布限令并非最小侵害手段。
在社会反响上,该政策也引发了诸多争议乃至诟病。以隋侯之珠,弹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则其所用者重,而所用者轻也。这一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行政机关普遍存在的懒政思维,恰恰说明比例原则在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中的缺位状态。
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却很少出现雾霾天气,即使是大城市能见度也很高。然而德国政府在治理污染的问题上亦是经历过一番痛楚,因为,40多年前莱茵河恶臭弥漫,两岸森林遭受酸雨荼毒,交通拥堵痼疾不治。对于“蜕变“,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行动功不可没。德国立法机构曾于2007年立法补贴安装颗粒过滤装置的柴油机小汽车,并对未安装过滤装置的车辆征收附加费。在德国到处可见新能源的影子,如电动汽车、太阳能、生物能、风能。当然也有一些“软措施”,如呼吁民众节能减排,多搭乘公共交通出行等。德国政府谨慎地考量各种可行做法,采取的措施是多样化、多层次的,对民众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也并不突然,能获得民众的支持,调动民众参与,可谓温和有效。
事实上,在德国,比例原则居于宪法位阶之高度,从行政行为的做出到对其的司法审查甚至到宪法领域都恪守该原则;在中国,比例原则在行政管理以及司法领域都处于缺位状态,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比例原则在我国没发挥应有的作用的原因
(一)立法层面
我国法律关于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并不多见,直到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4条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其才获得行政法领域一般立法的承认。比例原则因素多为隐形存在,散见于诸多单行立法,且往往是在包含诸如“尽量”、“相当”、“相适应”等不确定法律概念的条款中。此外,行政机关内部文件亦有涉及比例原则的明确规定,如2004年国务院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5条:“合理行政……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应当避免采用损害当事人权益的方式。”
作为一项引进原则,由于缺乏足够的高位阶法律的明确规定,比例原则在我国行政立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未获得应有的重要地位,因而行政机关及法院很难有意识地运用这种精妙的工具来解析、把握上述法律规定的真切内涵。对此,有学者就直观地指出在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加入比例原则。
德国1931 年《普鲁士警察行政法》第14条及第41条使比例原则最终为立法所肯定。德国基本法规定:“基本权利约束立法、行政及司法,是直接有效的法。”德国宪法不像中国宪法仅具有价值宣誓性,而是可以作为司法审判的依据,德国联邦遂援用行政法院的做法,将比例原则定位为立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之侵害的合宪性控制工具。通过行政法及基本法立法确立、借助判例精细化的比例原则在德国有着根深蒂固的传统,且其适用早已上升到宪法位阶的高度,故不论是对行政机关自身抑或是对法院,都有了更高的实际约束力。
(二)行政层面
(1)行政成本。专家行政是一种稀缺资源。行政机关往往倾向于选择消耗最低专家成本的那一种手段,而禁止性和限制性措施又往往是最低廉、最简洁的,于是禁令、限令丛生。改造基建、分时段限行、完善公共交通系统,收效似乎甚好,但必然会导致行政成本大幅增加,行政机关自然会在控量、防堵、治霾的众多手段中选择限令。另一方面,行政复议建立在行政机关上下领导关系之上,既可以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也可以审查其合理性。只要不违反合法性原则,行政复议机关在行政成本的约束下往往不会完全颠覆原行政行为,即使它不符合比例原则。
(2)行政速度观。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公共利益和公民权利之间不断地衡量,对比出能使二者达到最优平衡的手段,于是行政机关需花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抉择。在现今行政事务繁杂、行政管理难度加大的背景下,行政效率观已被异化为速度观,因而比例原则的遵循被对高速度的追求所挤兑也就不难理解。这或许也是比例原则本身的缺陷。
(3)行政能力。行政事务日益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比例原则的操作和践行相应地需要一定素质和水平的行政人员。不认真研究造成交通拥堵的深层原因就试图通过收费来治堵,这是一种典型的“懒政思维”。在厘定符合行政目的的手段的可选择范围时,行政机关考虑不周是常见现象,一定程度上受行政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的影响。
(三)司法层面
作为行为规范,比例原则约束了行政机关;作为审查规范,它又约束着法院。因此,比例原则缺位也有司法层面的原因。
(1)裁量空间。比例原则在德国法上的意义,更多地是作为法院审查行政权合法行使的审查标准。与此不同,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不可诉,法院又仅对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而不涉及合理性。限令往往是针对不特定大众的抽象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行政不当是行政合法范围内的不当,而不是行政合法范围以外的行政不当。行政合法范围外的行政不当已经被行政违法所吸收。法律预留的司法裁量空间并不大,在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没有超越正当合理的框架构成极端不合理时,法院在该行为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方面没有指摘的权力。虽以比例原则作为判决依据的“先例”在我国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中早已经存在,但真正理由仍在于法院对其的自觉感受和不自觉的运用。
(2)司法负担。当法院在考虑行政行为是否比例原则时,法院需要重走新秩序论的三步审查:厘定符合目标的手段的范围;通过利益衡量来排查手段;选择最小侵害手段。这将会极大地增加司法审查的负担。另外,利用比例原则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降低了司法对行政的干预门槛,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司法干预行政程度的加深。行政事务日趋繁杂和高度专业化,“行政国家”下的行政机关拥有了更多了公共政策选择的裁量余地,有时连司法都不得不采取避让态度。司法权在强大的行政权面前常常除了俯首称臣以外,没有其他选择,来自行政的抗力会给司法带来很大压力。
篇6
自然环境的变坏与人们的行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空气质量的下降、酸雨的形成等教学内容中无不显示着人们对环境的破坏,教师可以结合这些学生关心的问题进行绿色化学的渗透,引导人们认识到对环境破坏所造成的危害,从而树立“从小做起,从我做起”来保护环境的思想.例如在学习“空气构成”时,教师就可以结合当前人们最关心的“雾霾”天气,展开对现在空气中粉尘和有毒气体的讨论,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高质量的生活来源于大自然的馈赠,然而我们回报给自然的是什么?通过图片或视频让学生观看工业废气和汽车尾气的排放,大量的粉尘和毒气在空气中形成,使我们周围的PM2.5逐渐增加,导致着人们呼吸困难、喘不过起来,这样的情境时学生意识到人们所犯下的错误.教师看就可以进一步导入相关的化学知识,工业的废气、废水、废渣的任意排放,还形成了酸雨,腐蚀掉了人们伟大的建筑、污染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水源、酸化了生长禾苗的土壤,如果我们不及时的治理,在短暂的幸福生活背后必然是走向灭亡,这是我们破坏大自然的恶果.这些内容的学习激起了学生强烈的环保意识,主动提出解决空气污染的方法.通过这样的课堂渗透,让学生深入地了解了相关环境的知识,建立了学生对环境的关注和急切想要治理的意识,同时培养了学生“从我做起,保护环境”的思想,认识到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二、选择化学试剂遵守绿色化学
化学试剂是化学课堂的基本元素,是学生认识自然的小缩影.有些化学药品或试剂会带了一定的污染,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展开讨论,利用化学知识分析药品的性质,结合“绿色实验”的原则,来选择污染小、可循环使用的化学试剂,使学生处处见了绿色.例如在学习“氧气的制备”时,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对“氧气的制法”进行讨论,让学生认真的分析高锰酸钾、氯酸钾和二氧化锰、双氧水和二氧化锰这三种制取氧气的方法,从中选择简单合理的方法来,这个问题有效的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学生很快的进入了讨论的环节,纷纷的说出自己方法的优点,教师鼓励学生之间的相互比较、自评和互评,使得学生在相互的讨论中,认识到自己思考上的不足,借用其他学生的优势来突破自己的思维,讨论进行的非常激烈.最终,学生利用列表的方式,将这三种方法的有缺点进行对比,得到这样的结论:使用高锰酸钾和氯酸钾这样两种方法制取氧气,都最后都得到了混合物,且较难做分离处理;而使用双氧水来制取氧气,不仅操作简单,而且二氧化锰很容易的就可以回收.通过学生的积极讨论对比,学生深入的理解了制取氧气的三种方法,在选择的基础上渗透了;绿色化学的理念,从小小的试剂选择上建立了学生的节俭意识,同时也激发了学生有没有更好的制取氧气方法的探索,诱导了学生向更好、更科学的高峰迈进.
三、改进实验装置创新绿色化学
演示实验或学生实验用到的试剂量都比较少,有时会忽略污染物质对空气的排放和污染.教师就要抓住实验当中的这一点,和学生一起探索更好的实验器具、步骤,来改进实验的装置,从而使学生的绿色化学落在实处、落在具体的实验中,感觉绿色环保就在我们身边.例如在学习“一氧化碳还原氧化铜”的实验时,由于一氧化碳的排放有毒,而且操作时间也比较长、现象不是很明显,教师就可以组织学生积极思考,设置环保、快捷的实验,在教师的引导和提示下,学生设计了如下实验:在一个底部有少量澄清石灰水的烧瓶中,充满一氧化碳,并用橡皮塞盖住,橡皮塞的上面插入一根较粗的呈螺旋状的铜丝.首先将铜丝拿出在酒精灯上将红色的铜丝表面灼烧成黑色的氧化铜,然后迅速的将生成黑色氧化铜的一端顺着橡皮塞插入烧瓶中,大家会很明显的看到黑色的氧化铜变为了红色的单质铜.最后轻轻的振动烧瓶,底部澄清的石灰水变浑浊.实验进行的非常顺利,现象明显、所用的时间短,学生兴奋的鼓起掌来.通过实验的改进,激发了学生的兴趣,避免了有毒气体对环境的危害,也给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绿色环保的课,使学生充分的意识到只要我们肯思考、勤动脑,就一定能够找出更好、更高效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环境,提高了学生的动脑意识,整个课堂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
四、结合实际问题应用绿色化学
化学来源于生活,最终还要应用于生活,帮助我们和大自然和谐相处、互助互利.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充分的利用化学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利用第二课堂让学生多接触生活中的化学,培养学生的绿色化学的意识,用自己化学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领悟绿色化学的魅力.例如在“世界环境保护日”之前,让学生收集相绿色化学的资料,组织一次“环境保护、从我做起”的宣传活动,学生的积极性很好,分别从网络、书籍、报刊上查找相关的知识和新闻,了解到了二氧化碳对环境造成的“温室效应”;有毒气体的泄露给人们来到的危害,震惊的“博帕尔事件”造成了几千人的丧生;废气的排放造成危害健康的雾霾天气;著名的“日本水俣病事件”,激发了学生对水资源的保护.等等许多相关环境的资料和鲜活的事实面前,学生被深深的触动了,学生自发的准备了环保的宣传手册,指导和建议人们如何保护我们的环境:拒绝使用塑料袋,拒绝使用一次性的筷子,少开一天车少排一点废气,倡导人们使用无公害的、节能的产品,倡导人们保护自己的环境,爱护树木,做种一棵树、多留一片绿.通过学生的这次活动,使学生感受到保护环境需要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保护环境是每个人的事情,学生充分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使得绿色信念渗透到了学生的行为中去,整个活动学生的积极性很高,环保意识也大为增强.
五、结语
篇7
关键词: 高中地理 环境教育 渗透途径
一、把环境教育渗透进高中地理环境教学的必要性
1.地球环境决定了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浪费地球资源和破坏地球环境的行为,已经让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变得伤痕累累。温室效应、雾霾加重、泥石流灾害、沙尘暴频发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对我们日常生活和社会建设造成直接威胁。面对越发严重的环境问题,如何建立起长期有效的环境治理机制,让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意识角度考虑,把环境教育渗透进课堂教学中,是实现地球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
2.课程目标决定了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新课程改革后,“掌握地球和宇宙环境的基础知识;理解和认识地球自然环境的主要特征,并且把握地理环境各要素之间的关系。领会全球环境和社会发展问题,树立正确的全球化意识。关注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问题,加强对我国自然环境、自然资源的保护意识,增强关爱和爱护环境的社会责任感,形成科学发展观念”,是高中地理课程的“课程目标”。由此可见,环境教育渗透进高中地理教学是课程改革的必然取向。
3.地理科学决定了环境教育的必要性
人类社会和地球环境是地理课程研究的两大对象,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在高中地理学科中渗透环境教育是该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和必然使命。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保护环境的意识,让学生掌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方法,需要通过环境教育这一途径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二、如何把环境教育渗透到高中地理教学中来
1.在课堂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
除了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外,教师还可以综合利用多种教学方法,把环境教育渗透到高中地理课堂教学中,增强学习地理知识的趣味性,实现课堂教学的多元化发展。地理知识本身就包含于环境知识中,面对丰富多彩的环境教育内容,教师应该明确环境教育的目标,加强对教材的研究和分析,把课本教材作为教学的知识载体,利用相匹配的环境事例增强知识点的说服力,充分发挥环境教育在地理教学中的关键作用,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教学目标。例如在高中地理必修课《全球气候变化》教学过程中,我先通过幻灯片形式播放《啊,地球出汗了》的漫画,同时提出“该漫画反映的是怎样的环境问题?我们将其称作为什么效应?这一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的问题,引起学生对话题的关注度,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分组讨论的方式,对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进行探究,得出人类无节制地排放二氧化碳是加剧温室效应的主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发挥环境教育在高中地理教学中作用,在认识和应对气候变暖的课程中,我组织开展了“如何降低温室效应危害”的辩论比赛,把学生划分为不同身份,分别代表世界组织环保人员、政府官员、热带雨林的土著居民和采伐商人四种身份,学生以自身立场阐述对论题的见解,通过提出具体可行的环保举措,加深学生对气候变化危害的认识,进而增强他们爱护和保护环境的意识。
2.在校本课程中渗透环境教育
教师除了利用地理课本教材对学生进行地理知识教育外,还可以把环境教育渗透到校本课程中,丰富学校的课程资源,增强全校师生的环保意识。校本课程应该有别于一般的学科教学,特别是关于地理方面,不同地区应当体现其特殊性和代表性。因为不同的地域,其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相互有别的,因此,高中地理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地方特点,从学生熟悉的生活环境入手,带领他们发现家乡的地理课程资源,让学生在循序渐进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更加深入地认识家乡、了解社会、接受环保教育。我主要是引导学生利用寒暑假,在当地进行基础性的社会调查,撰写调研报告。我会根据地理课程每学期的必修内容,提供5-6个符合当地情况的地理环境调查研究课题供学生选择,通过小组合作形式,组织学生开展社会调研。需要关注的是,拟定的研究课题必须体现当地特色,符合当地现状,且是学生能通过实地调查探究出答案的。例如:调查当地的地形类型,土地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现状;调查当地的气候类型,找出人们不合理行为对天气造成的影响;调查当地的人口数量和结构,探究人口变化给自然环境造成的影响;调查当地生物资源的种类和分布,讨论物种保留对自然环境的影响,等等。学生通过积极参与实地调研,不仅能加深对家乡的了解,关心家乡的环境变化问题,而且能把抽象的地理知识具体化,强化学生保护环境的忧患意识。与此同时,对于较好的调研内容,可以编辑成地理校本教材,更加广泛地发挥其教学效果。
3.在课外活动中渗透环境教育
环境教育不仅要渗透于地理教学课堂上,而且应该渗透于教学课堂外。也就是说,高中地理教师应该引导学生把在课堂学到的环保知识合理有效地运用于实践中。教师可以利用植树节、国际森林日、世界水日、世界地球日等有关环境保护的节日,引导学生从身边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垃圾分类等细微环保的行为做起,一方面,巩固在课堂上学到的环保知识,掌握保护环境的具体做法,另一方面,唤醒身边朋友的环保意识,积极参与到保护环境的队伍中。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做出保护环境的行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珍惜自然资源,保护自然环境是实现人类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追求。因此,环境教育应该从每一个公民做起,从日常生活的每一件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支持绿色环保工作。
参考文献:
[1]吴昊.论如何在高中地理教学中渗透环境教育[J].中国校外教育,201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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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环境治理;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8000802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
京津冀区域地处华北平原,东临渤海。区域内少大江、大河、高山等地理障碍。北京与天津两个核心城市内嵌于河北省中心腹地,直线距离约113公里,行政区划边界几乎相交。京津冀区域人口和城镇分布比较密集,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河北省的人口密度大大低于北京市和天津市,但也数倍于全国平均水平,可以提供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巨大消费市场。京津冀区域综合交通能力比较发达,形成了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由铁路干线、国道、航空线组成的放射状交通网络体系,拥有优良港口。京津冀区域铁路货运年周转量约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铁路营运密度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随着近几年来高速铁路采用规模的扩大,城市间通达性进一步加强。京津冀区域内高等级公路互联互通情况较好,随着京台高速、密涿高速(“七环”北京段)、京秦高速的加速建设,预计到2017年底,京津冀将再无“断头高速路”。普通干线公路技术等级较高,通行能力较好,低等级公路的对接规划已经启动,将按实际需求逐步打通。北京已率先打通5条对接京津大通道,完成省际“对接路”100公里。环京津区域内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了全部建制村通沥青(水泥)路。京津冀交通“一卡通”工作已经启动,ETC用户已突破100万户。河北省正加快形成京津石中心城区与新城、卫星城市之间的“半小时通勤圈”、京津保唐“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的“1.5小时交通圈”。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相关研究已经开展了很多年,区域协作的必要性非常明确。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有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相关的建议和规划被学者和政府部门提出。随着国家发改委编制完成的《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成为国家战略,京津冀的发展成为国家重点支持的对象。近日,《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即将下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使得联动联防得以广泛实施,能促进环境统一治理的实现,为环境治理带来了机遇,同时有利于区域内产业优化。
2 京津冀产业情况
历史上,京津冀优势行业存在较多重合,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等等,关联性强的行业也比较多。京津冀区域是传统的工业基地,冶金、建材、机械、化工、医药、纺织等产业具有雄厚的基础。随着多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能源、化工、冶金、建材、机械、汽车、纺织和食品等产业逐步成为京津冀区域的支柱产业。通过利用教育、科技资源优势的带动作用,迅速发展高科技产业,新型的电子信息、生物制药、新材料等正逐步成为京津冀地区新的主导产业。
以京津城市定位为基础的产业转移已经开展多年,京津向河北转移的产业多为资源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涉及到的产业涉及建材、化工、家具制造、铸造、服装纺织、钢铁、建筑、商贸物流等很多方面,但转移入河北的产业大多对矿产资源、水资源、劳动力数量等要求高。同时,河北省也有部分先进企业的总部、研发机构进京发展。近来,87家央企与河北省政府对接,签署了69项合作协议,涉及重大产业项目329项。涉及装备制造、新材料、节能环保、现代服务业等众多行业。近年来,河北省经济总体发展良好,第三产业占比大幅增加,但工业仍占主要地位,农业比重较高,服务业比重仍然不足。
3 京津冀协同发展大背景下的环境治理重点
当前,环境治理问题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中之重。中央已经审议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文件中已将生态环境保护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率先突破的领域之一。在京津冀三地中,河北省的污染治理任务最重。
京津冀区域目前最突出的是空气质量问题和水资源问题。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区域,是我国污染非常严重的地区。京津冀区域空气污染属于复合型污染,包括扬尘等物理过程的污染和硝酸盐、硫酸盐等经历了光化学反应的二次化学过程污染,污染来源复杂。区域内雾霾天气的频繁出现开始于2013年。以北京为例,全年空气达标天数不足一半,PM2.5年均浓度为89微克/立方米。近几年北京市已逐步将高污染产业迁出,但空气质量问题仍然存在。究其原因,与周边城市特别是河北省城市的污染比较严重,而空气污染又有较强的移动性有很大的关系。传统的能源结构下,区域内工业生产,如金属冶炼、家具制造、化工等造成污染的同时,居民生活对空气质量造成的污染也不容忽视,冬季取暖期燃煤量增加污染幅度也会随之增加。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机动车保有量约6000万辆,机动车排放污染物已成为区域大气污染物中PM2.5的重要来源。其中,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的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和氮氧化物分别占到这几类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86%、32%和56%;天津、石家庄PM2.5来源中,机动车也已分别占本地排放源的20%和15%。随着机动车拥有量的增加,机动车尾气给环境治理带来的影响已经非常严重。此外,房地产建设规模增大带来了建筑扬尘污染问题。土地沙化问题也会对沙尘天气的增加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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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雾霾污染天气,影响、覆盖范围之大,污染程度之高,公众关注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历史少见。如何通过此次事件,让政府、企业和公众反思环境污染,并提出解决之道。为此,《能源》杂志专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柴发合。
《能源》:近一两年,我国空气污染呈现了出了怎样的特点?
柴发合:在我国113个重点城市,按2010年空气质量的标准,达标率是80%多,如果按照新的空气质量标准,不达标率为80%多。我国的污染越来越凸显出复合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复合性表现为,空气中不光有大量的一次性污染物存在,且有大量的二次污染物。区域性指的是有着明显的区域之间的影响。同时,影响的区域面积在扩大,按照整个污染的宏观态势看,我们说的“区域”,涉及到整个东部地区。环境污染现状比较严重,治理面临的压力比较大。
《能源》:面对发展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何抓住治理环境污染的机遇,实现污染的有效治理?
柴发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尽快建立一套适应目前发展理念和保护思路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大气法”)。现在执行的大气法是2000年修改的。12年过去了,我国大气的形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原来的单一煤源性污染,转变成煤源性和机动车性以及工业性、自然的污染排放相混合的复合性污染。
以往,我们主要关注一次污染物,随着PM2.5和臭氧进入公众的视线以后,我们不光关注一次污染物,更加关注二次污染物的前体物。另外,公众对空气质量的要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迫切。从这些方面来说,目前实行的大气法已经非常不适应了。所以希望大气法能够尽快修改,建立相应的制度和机制,面对现在多种污染物共存的局面和区域性、复合性的大气污染特征,来解决大多数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的问题。
《能源》:您认为,《大气污染防治法》的修订中,哪些问题需要特别值得强调?
柴发合:“区域污染”问题原来在大气法中并没有体现。所以,怎样把区域防治污染方法很好地纳入到大气污染防治的制度安排中去,包括联防联控机制的建立等内容,是大气法修订需要值得注意的方面。
在城市污染中,机动车尾气污染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机动车污染防治怎么深化,如何做好对移动源污染的防治仍需探讨,包括机动车以及非道路的移动源,从范围上和强度上都应该在法律上得以保证。
再一方面,则是制度如何深化。2000年,我国已经在法律上规定要推行排污许可证制度,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虽然各个地方都在试点做示范项目,有些地方也颁布了地方性的法规,但在国家层面上,排污许可证管理条例仍未颁布。
面对目前的大气污染形势,大气法的修订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特别是重污染天气的应对措施,在原来的法律上并没有很好的规定。应该怎么应对,如何制定预案、动员社会,都需要国家法律来保障。目前,光靠一些行政的文件,缺少法律依据,反而执行起来比较困难。
《能源》:“松花江”事件推动了我国成立“水专项”,此次事件能否推动成立“大气专项”。如果“大气专项”能够成立,该注意哪些方面?
柴发合:大气专项不同于一般的科研项目,面对的不仅是科学问题,而是要解决改善环境质量中的科学和技术瓶颈,以及管理政策方面的瓶颈。是为了改善环境质量,而不是为了单纯的科研。我们在大气专项里设计了科技工程,就是要把研究的共性技术,运用到目前区域复合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包括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其他的一些重点地区。然后通过科学工程的实施,来直接改善区域环境的质量,并且要见到实效。
所以,做大气专项是非常有意义且必要的。希望国家在目前水专项的基础上,尽快确立大气专项工作,来解决严重的污染问题。之前,我们已经为大气专项做过充分的工作准备,到现在为止,这个项目还没有着落。希望能够早日启动,科学家、政府、相关环保设备企业、公众一些联合起来,推动整体的环境改善。
《能源》:除了在法律上的保障,还有哪些方面需要国家加大支持力度,以确保污染防治的有效进行?
柴发合:科技支撑是非常重要的。要认清目前的污染问题,污染的形态、空气中包含的成分、整个国家的污染时空分布态势,实际上都是需要了解的。还必须对污染物的来源,产生污染的原因,对污染的责任方有足够的认识,才能有效地去控制。了解这些,需要我们建立来源解析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分析。
另外,还需发展对污染控制有效的技术,以及能源减排技术。目前我国的减排技术都在一步步推进,比如对于火电厂,首先是控制烟粉尘,然后是脱硫,再到脱硝、脱汞,采取一个个阶段推进的方式,但是却没有考虑总体的优化设计。所以,如何实现多污染物协同控制的同时,实现能源消耗优化,还需开展技术研究。
《能源》:即使火电厂实行了很严格的排放标准,在我国仍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中,燃煤对大气污染的贡献率仍旧很大。怎样才能进一步的推进污染防治工作?
柴发合:首先是要保证目前的减排设施能够持续、高效、稳定运行,达到排放的限值。一些燃煤单位,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技术改造,以达到标准。
另外,要真正解决问题还需要进行大的能源结构调整。我们欣喜地看到,核电、风电、太阳能都在我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我觉得能源结构改变的步伐还太慢。
实际上,目前一个很大的污染问题是低空的污染,包括小锅炉、公众的采暖、餐饮等,以及汽车尾气。和电厂比起来,这部分污染分散度大,很难控制,但是对城市污染的责任巨大。所以,要做能源结构调整,实现能源清洁化,应先从城市推进,从民用能源推进。首先要解决的是分散的低空污染,把城市能源的清洁化,特别是城市民用能源和工业能源的清洁化,作为首要问题来抓。其次,才是工业方面的清洁化以及发电行业的清洁化。而发电行业的清洁化,需要慢慢调整。比较好的方式是,要在地理上有一个先后的安排,先把市区范围电厂的清洁化问题解决,再慢慢的往一般普通电厂上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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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环境工程;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节能减排
1生态城市建设的意义
地球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家园,而今全球范围都存在着环境的治理问题,城市污水的排放、生活垃圾的堆积、森林被严重砍伐、沙尘雾霾四起等问题已经成为不容忽略的环境难题,人们迫切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来改善目前恶劣的环境。而构建生态城市将成为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突破点,生态城市,顾名思义就是通过生态学的原理和相关的知识体系,来实现城市生态系统中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综合运用环境工程、系统工程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协调和解决由于城市发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提高生态系统的修复和调节能力,构建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桥梁,充分保护仅存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力量。
2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是研究环境污染及其防治技术的原理和方法的学科,主要体现在对固体废弃物、工业和生活废水、废气、噪声、光污染、电磁波、以及如废弃电池等具有放射性的物质的防治技术方面;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将环境工程的定义扩大到除研究污染防治技术方面问题之外,还应当包括环境系统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工程经济和环境监测技术。
3生态城市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扩张,城市化进程已经贯穿我国广阔的疆域,随着城市化的逐步展开,生态系统的破坏程度被急速恶化,从前极少出现的雾霾状况、饮用水污情况、地下水枯竭等情况已经不可避免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在人们的恐慌和焦虑的背后,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积极的一面背后,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因此建立生态城市已经成为众望所归。
3.1资源与环境的维护
随着我国人口的不断增加,城市聚集的人员越来越多,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与资源的消耗往往呈现不可替代的关联性。而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并非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资源的数量有限,一旦消耗用尽,人类就将会面临资源枯竭的局面。伴随着城市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步伐,生态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与日俱增,即便是拨付高昂的治理费用却依旧收效甚微,只能起到缓解作用,根本达不到根治环境污染的最终目的。而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是一项持续性的工作,不间断的资源消耗成为城市合理化建设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而实现资源的节约与循环利用则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3.2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资源问题已经是摆在全球人民面前的主要问题,人类在向资源索取物质,维持生活的同时,不应当以牺牲人类生存环境作为代价,可持续发展的城市规划是一项高瞻远瞩的举措,杜绝资源浪费现象,细致入微的分析可能存在的潜在资源和可循环利用的资源;从科技创新等高端科学技术领域实现资源的二次、甚至是多次循环利用,进一步节约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我国能否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的战略性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重视,为开创一条通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而不懈努力。
3.3城市化发展推动区域经济
城市化的发展对区域经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推进作用,在建设城镇化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生活质量也随之加强,但是对于区域的建设中,生态环境的合理规划问题往往被设计人员所忽略,缺少区域性质的系统的、整体的规划,在生态环境的建设及其恢复方面也缺少相应的安排,最终在规划领域形成空白,使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遭到破坏,单一追求城镇化发展的速度,而忽视城市形象和建筑功能上的节能设计模块,不仅不能充分地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而且会扰乱正常的生态循环。环境的保护与城市文明的构建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满足经济持续、环境优良、生态和谐等先决条件,才能建造一个具有潜力和发展空间的新型城市。
4环境工程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应用
环境工程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充当着一项重要的应用环节,已经成为目前国际上最为推崇的技术之一,在生态城市的建设中提供了很多支持和帮助,文章通过分析当前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结合环境工程技术和理论的指导,总结出机电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并提出了一下几项措施。
4.1污水回收利用
城市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水污染和随处排放现象始终是城市管理者面临的难题,而在生态城市建设中针对这一情况主要采用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两种形式相结合的处理模式,形成区域内的水循环利用,将城市污水的利用率进行有效提高,将污水进行分级别处理,将生活污水和工业污水区别处理,既有针对性提高了污水处理的效率,又能够合理的利用水资源,实现循环利用。对于污染不是很严重的污水,经过简单处理达到基本用水标准后,可以用于城市绿化的浇灌以及保洁卫生等环节,同时在城市规划建设过程中,加强对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和扶持力度,要严格把关工业废水的处理步骤和合格标准,杜绝二次污染情况。
4.2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
城镇生活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是一项庞大的污染来源,针对固体废弃物的处理主要采用循环利用的方式来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针对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生活垃圾、工业废物堆积现象应该建立垃圾处置系统,同时还需要政府和相应的主管部门能够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加大对环保建设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人们的环保意识,推行垃圾分类收集,为后期的垃圾处理提供便利,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垃圾对环境的污染程度,通过废物回收的方式,使一些有二次使用价值的固体垃圾经过处理后再次被人们所使用,以此来降低资源的浪费现象。
4.3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耗费程度是非常巨大的,在生态城市的构建中充当着难以替代的角色,企业的发展应当以节约低耗为前提,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柱,对提高资源利用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企业应当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不断优化企业结构,控制能源的消耗程度,逐步完善产业结构的政策调整,积极的推行能源的结构调整,运用高科技产品,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优势,为生态城市的建设做出贡献。
5结束语
环境工程建设是生态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原动力,只有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保障我国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效的提升生态环境的质量,对构建和谐的城市生活、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姜景阳 单位:黑龙江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参考文献:
[1]黄鑫宗,莫晓晴,胡源顺,等.环境工程建设的难点及应对措施探讨[J].绿色科技,2012(07):185-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