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调查范文
时间：2023-12-28 17:50:31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调查，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指导思想
通过对全镇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的清理摸底，掌握全镇流动人口底数和区域分布情况，为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全员信息管理系统，全面规范我镇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开展流动人口区域协作提供可靠依据。
二、调查对象和调查期限
（一）调查期限
本次调查时点为3月1日零时。即3月1日零时的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
时间/，！/安排：
调查准备：1月15日前
入户核查摸底：1月16日2月28日
入户核查登记：3月1日-3月15日
数据比对录入阶段：3月16日-3月31日
（二）调查对象
1、流出人口调查对象
（1）户籍在本行政区域，但离开户籍地30日以上，现居住地为外省（区、市）的0岁以上人口。
（2）户籍在本行政区域，但离开户籍地30日以上，现居住地为本省其它县（区、市）的0岁以上人口。
（3）户籍在本行政区域，但离开户籍地30日以上，现居住地为本县（区、市）内其它乡（镇、街道）的已婚育龄妇女。
其中，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2、流入人口调查对象
（1）统计期未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30日以上，非本省（区、市）户籍的0岁以上人口。
（2）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30日以上，户籍为本省（区、市）其它县（市、区）的0岁以上人口。
（3）在本行政区域内居住30日以上，户籍为本县（市、区）内其它乡镇的已婚妇女。
其中，同城区间人户分离人口除外；婚嫁人员除外；因出差、
就医、旅游、探亲、访友、服军役、在中等以上专业学校就学等人口除外。
三、调查内容和调查方式
流出人口调查主要涉及流出人口、流入人口在“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内的流向、婚育信息等基本情况和流动信息。
对春节期间返乡的流出人口在核查摸底时应重点询问返乡前流入地详细地址和春节后流出意向目的地，待标准时点（3月1日零时）后再确认其正式流动信息。流出人口在核查期间未返乡的，核查应采取询问亲属、知情者和查看有关资料的方式。流入人口调查采取直接询问调查对象并查看有关证照资料的方式，在核查摸底时应重点询问其返回意向，待标准时点后再确认其正式流动信息。
核查摸底和正式入户核查前，从“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将本乡镇、街道的流动人口信息从数据库中分村居导出，然后入户调查时进行信息核对，对其中的新变动信息进行登记、错漏信息进行修改和补充，对新增流动人口按照“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档所需信息进行登记。
本次信息核查采取以房屋为基础，要做到乡（镇、街道）不漏村（居）、村（居）不漏组（责任小区）、组（责任小区）不漏户（房）、户（房）不漏人、人不漏项。
对挂户在人才交流中心或学校人员、有户无房人员、空挂户人员等特殊情况的流出人口，也应纳入清理核查。
四、调查数据处理
（一）调查数据录入
由镇计生办负责录入、变更“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流出人口和流入人口信息。
（二）调查数据比对
对“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的数据与“安徽省全员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流出人口信息不一致的依据正确的一方进行相应调整，流入地与流出地信息不一致的，双方相互沟通后依据正确的一方进行相应调整。
（三）对挂户在人才交流中心或学校人员、有户元房人员、空挂户人员、口袋户人员等特殊情况的流出人口，要在“安徽省全员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中其户籍所在村、居建档，并在备注中说明具体情况。
篇2
【关键词】流动人口; 母婴保健; 调查问卷
【中图分类号】R1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455(2010)07-0264-02
Investigation on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 mobile population in city of Guangzhou
Zhang Jun1 Chen Li2 Gong Shipeng1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women who have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ethods:26 migrant women wererandomly detected with questionnaire about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in city of Guangzhou China. Results:(1)The correct rate about the the knowledge of maternal health care among these women is rank from 45.8% to 94.5%,and the highest correct rate among these questions is that “while you are in pregnant , you should go to the hospital for the examinations” , but the rate of the question that the first examination should be performed earlier than 3 months after your are in pregnant is very low.(2)The awareness rate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ome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 but it has no direct relation with the career, marital status and the number of the children.(3)Making propaganda education in the community is the favourable type to spread these knowledge. Conclusion:the awareness rate of the knowledge mentioned above is low among the migrantwomen in city of Guangzhou and is associated with the income , education level , we should making good propaganda education .
【Key words】floating population;mother and infant health;questionnaire
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文化、卫生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广州市是全国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之一,其孕产妇死亡率远高于本地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已成为影响我市降低孕产妇死亡率的主要因素。由于经济发展迅速,流动人口日益增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员作为广州市建设的主力军,他们中大部分来自农村,为广州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流动妇女正处于生育年龄,大部分流动妇女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孕产期的保健知识及住院分娩知识掌握得不多,且受过去农村旧观念、旧习俗的影响,加之缺乏自我保健意识,有些人怀孕以后不愿到医院进行产前检查,甚至有些人为了省钱,到没有取得接生资格的无证诊所分娩或请接生婆到家里接生,导致流动孕产妇死亡或新生儿破伤风的事件时有发生[1]。为了掌握流动妇女孕产期保健与住院分娩知识的知晓率,我院2008年10月对流动育龄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期望为决策部门制定健康促进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以非广州市户籍但妊娠期间不间断住在广州市、年龄18~35岁的流动育龄妇女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自行设计统一的调查问卷表,内容包括基本情况(一般情况、父母情况、家庭情况)、孕产婚姻情况和母婴保健相关知识。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08年10月分别到城乡交汇区流动人口密集地、市场、工厂、商场以及社区等地对268名流动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各场地由专人负责,专人解答问卷的疑问),统一收回。
1.3 统计分析:进行数据整理,应用SPSS 11.0进行统计分析,母婴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与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婚育情况行X2检验。
2 结果
2.1 基本情况:268名育龄妇女中,年龄最小18岁,最大35岁,其中暂住人口190人,流动78人。职业情况:科技人员3人、普通职员67人、工人98人、农民37人、个体户26人、其它37人。文化程度:文盲3人1.1%,小学文化30人占11.2%、初中128人占47.8%、高中75人占28.0%人、大专28人占10.4%、本科以上4人占1.5%。收入情况:1 000元以下/月68人,1 000~2 000元/月134人,2 000~3 000元/月61人、3 000元以上5人。婚育状况:已婚180人,未婚88人;现有小孩数:无小孩164人,1个小孩84人,2个小孩以上20人。
2.2 不同职业、文化程度、收入情况、婚育情况知晓率比较
2.2.1 母婴保健相关知识[2]:①生孩子要到正规医院,正确率为85.3%;②怀孕后应该3月内到医院进行首次产检,正确率为45.8%;③并不是所有医疗机构都能开展接生服务,正确率为49.8%;④怀孕后应到医院进行产前检查,正确率为94.5%;⑤生孩子有风险,应早期预防,正确率为76.5%;⑥“非法”接生,新生儿、母亲均会有危险,正确率为79.3%;⑦新生儿破伤风是危害新生儿生命和健康的疾病,正确率为85.5%;⑧母乳才是1岁内婴儿最好的食物,正确率为58.3%;⑨无证诊所或家庭接生是母亲和新生儿伤害的主要原因,正确率为56.7%;⑩孕期可能或出现对母婴健康有危害的妊娠称为高危妊娠,正确率为68.0%。
2.2.2 职业、婚姻状况和小孩数量母婴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与职业、婚姻状况和小孩数量没有直接的关系,统计学上没有显著性差异(X2=4.35~15.87,P>0.05)。
2.2.3 收入情况、文化程度结果显示收入情况不同其母婴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不一样,收入越高,知识答对率相对增高(10道题结果有4题有显著性差异,X2=17.63~22.04,P
2.3 健康教育形式需求比较:为了增加流动人口的母婴保健相关知识,认为最容易接受健康知识的形式依次为社区小范围的宣传知识45.7%、电视23.8%,孕妇学校12.3%、广播电台8.7%、网站5.2%、报纸4.3%。
3 讨论
3.1 加大健康促进工作力度:资料显示,广州市流动孕产妇的母婴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偏低,且与流动人口的经济收入、文化程度有直接联系。收入越低其知晓率越低,文化程度越低,知识答对率越低,且文化程度影响更加明显。农村到此打工族,初中和高中文化程度占了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低,还有部分是文盲。因此。要提高流动人口中妇女的母婴保健水平,当务之急是对这部分人群进行健康教育,使孕产妇在孕期自觉自愿到正规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分娩时到正规医院住院分娩。健康教育工作开展得好坏将直接影响孕产妇的生命安全和新生儿的健康成长。因此,我们必须切实抓好流动妇女孕期与分娩的健康教育工作,利用各种行政和传播手段,加大健康促进工作的力度,开展多种形式的健康促进活动。
3.2 利用各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健康教育形式的需求显示,电视比其他传播媒介传播的知识更方便收看和容易接受。因此,要充分利用电视这一媒体,开展孕产期保健与住院分娩相关医学科普知识宣传[3],使广大流动孕产妇认识到无证诊所接生或请接生婆到家里接生是“非法”的行为,“非法”接生对母婴的生命安全存在巨大的威胁,促使他们能自觉自愿到正规医院住院分娩。根据我们的调查研究,最好采用社区小范围的宣传教育。
3.3 切实落实管理范围:无论是常住还是暂住临时户口中的孕产妇均应纳入管理范围[4~6]。暂住临时户口中的孕产妇从妊娠后开始管理,针对常住临时户口中的未婚者从婚前开始管理,已婚者从妊娠前开始管理;为了更有效的加强管理,构建管理网络势在必行。首先由政府牵头,依托社区,建立流动人口孕产妇综合管理机制,形成市、区、居委会三级管理网络。其次应明确各自职责,居委会流动孕产妇管理小组及时掌握流动人口中孕龄妇女情况,定期提供新婚、早孕妇女名单,每月向区级流动孕产妇管理办公室上报,区级流动孕产妇管理办公室及时上报到市级,市级流动孕产妇管理办公室做好信息的汇总,及时反馈到各区。
3.4 按需提供服务:针对流动人口中普遍存在的保健意识薄弱的状况,首先要大力开展健康教育,如在社区开展专题讲座、宣教片、发放宣传资料、体检、咨询等活动,在各医院开办“新婚学校”、“孕妇课堂”、“妈妈学校”吸引流动人口中的孕产妇及家属们正确地选择到正规的医院检查、分娩。其次是根据经济状况提供服务,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孕产妇,各医院要实行首诊负责制,不能因经费问题而推诿、拒收孕产妇;三是设立贫困求助基金[7],以解决贫困孕产妇的费用问题;四是可在城市内指定几所医院为流动孕产妇接诊定点医院,限价服务,以吸引她们定期检查和住院分娩。
参考文献
[1] 丁健,施惠琴. 上海市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服务利用现状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05,20(24): 3198-3199
[2] 庄婵娟,黄咏梅,朱昊平等. 外来孕产妇产前检查及妊娠结局的调查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07,18(3):196-198
[3] 郁晓慧,刘晓英,秦宇等. 孕期健康教育效果分析[J]. 医学临床研究, 2008,25 (8):1484
[4] 李青,魏秀菊. 城市孕期妇女围产期的健康需求调查[J].中国临床康复,2005,9 (28):233
[5] 谭江如. 孕妇孕期健康教育需求调查分析[J].现代医院,2005,5 (1):38
篇3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资料主要来源于2004年底,天津市流动人口办公室联合进行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该调查分为“流动人口调查”和“当地居民调查”两部分,调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东丽区、西青区、大港区等六个城区的16个街道。调查中,每个街道在进行流动人口调查的同时也进行当地居民调查。“流动人口调查”的对象是非天津市户籍的外省市流动人口;“当地居民调查”的对象是具有天津市区户籍的常住人口。调查共发出“流动人口调查问卷”1400份,回问卷1211,“当地居民调查问卷”共发出660份,收回621份。调查包括了农民工的个人情况、城市生活状态、城市生活感受与市民意识、以及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流动人口调查中,农民工占88.6%,城市籍流动人口占11.4%。
1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维度。而阶层认同、地缘认同、人际认同、组织管理认同、生活方式认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认同的概念之内。但将农民工置身于从农民向市民转变这一过程中考虑,农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识和未来的身体、身份归属意识。农民工由于制度身份与自身的职业角色产生了错位,所以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自我感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随着农民工阶层自身的分化,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并受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1.1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不统一
对于农民工而言,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明确自己到底是市民还是农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自我认同与他者定义的差别,又使农民工的身份选择出现多个选项,是市民、是农民、还是既是农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工都可能是农民工的选择。而调查也显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是比较混乱的。有9.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有22.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农民,而有1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另外还有9.6%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不统一,各种身份认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最多,说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以制度身份为主,而不清楚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农民工也达到了两成多,则说明有部分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混乱。
1.2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受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经验产生,因而城市生活经历不同的农民工其身份认同也不相同。调查显示,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社会交往、在津生活时间等都对农民工的的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如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对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城市生活经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份意识较明确,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从表1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收入对农民的市民认同并没有影响,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低,而认同自己市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较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则是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高,认同自己具有农民工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较低;说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的比例明显高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说明收入低的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迷惑的可能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农民工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农民工身份归属意识最不明确。从收入看,这一部分的农民工高于一般的农民工,但又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大差距,因而他们从心理上倾向与脱离农民工身份,但是又无法确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会出现身份意识的迷茫。
篇4
一、广泛开展计划生育药具知识宣传活动。各乡、镇（街道）要开展广场计划生育药具知识宣传、药具使用咨询服务、免费向流动人口发放药具等活动，扩大社会影响，营造开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服务年活动的良好舆论氛围。要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公共场所显示屏等媒体，开展丰富多彩的相关法律法规、药具使用知识的宣传；要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制定一批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品免费发放到流动人口手中，帮助流动人口了解相关法律法规，熟悉药具使用方法，知晓计划生育药具公共服务渠道，全面提升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水平。区人口计生局将适时开展流动人口药具知识有奖竞赛活动。
二、开展计划生育药具“零距离服务”活动。各乡镇（街道）要利用“5.29、7.11、9.25”等人口计生纪念日、春节前后农民工集中返乡（回城）等时机，组织人员深入到企业、农贸市场、批发市场、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区等重点服务场所，以流动育龄人群为主要服务对象，主动送政策、送宣传、送知识、送药具上门，积极开展针对流动人口的“零距离服务”，真正把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药具服务工作做好、做实，做出成效。要重视药具随访服务和不良反应监测工作，指导流动人口做好避孕节育知情选择，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自我保健意识和生殖健康水平。
三、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服务体系，完善药具发放网络。各乡、镇（街道）要加强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免费发放服务管理机构建设及药具发放人员的配备，健全完善载体建设，充分发挥计划生育协会作用，加强对流动人口聚集场所和单位的计划生育协会工作的指导，把流动人口药具服务工作纳入其工作范围，切实提高流动人口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能力。积极拓展流动人口计划生育药具供应渠道，创新发放模式，做到自助领取和上门服务相结合、计生网点发放和社会化服务相结合、普及性发放和个性化服务相结合，提高药具易得性、发放到位率和群众满意度。要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全面覆盖的要求，在流动人口集中的区域和场所，设立标识明显的药具免费发放点，推广使用自助发放机和药具发放哨点，在免费发放药具的同时，记录流动人口身份信息，确保流动人口药具服务管理工作落到实处。推进药具免费发放“十进工程”，即进宾馆、进社区、进超市、进医院、进药店、进诊所、进工地、进校园、进窗口、进单位。最大限度地方便流动人口的避孕需求，不断提高流动人口获得免费药具的可及性和易得性。
篇5
本文以实证研究为主。资料主要来源于2004年底,天津市流动人口办公室联合进行的“流动人口问卷调查”。该调查分为“流动人口调查”和“当地居民调查”两部分,调查涉及了天津市和平区、南开区、河西区、东丽区、西青区、大港区等六个城区的16个街道。调查中,每个街道在进行流动人口调查的同时也进行当地居民调查。“流动人口调查”的对象是非天津市户籍的外省市流动人口;“当地居民调查”的对象是具有天津市区户籍的常住人口。调查共发出“流动人口调查问卷”1400份,回问卷1211,“当地居民调查问卷”共发出660份,收回621份。调查包括了农民工的个人情况、城市生活状态、城市生活感受与市民意识、以及心理认同等诸多方面。流动人口调查中,农民工占88.6%,城市籍流动人口占11.4%。
1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状况
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具有不同的维度。而阶层认同、地缘认同、人际认同、组织管理认同、生活方式认同等等都包含在身份认同的概念之内。但将农民工置身于从农民向市民转变这一过程中考虑,农民工的身份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目前的身份意识和未来的身体、身份归属意识。农民工由于制度身份与自身的职业角色产生了错位,所以其身份认同也呈现出自我感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随着农民工阶层自身的分化,农民工群体的身份认同也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并受到农民工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1.1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不统一
对于农民工而言,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明确自己到底是市民还是农民工。但另一方面,制度身份与职业身份的错位、自我认同与他者定义的差别,又使农民工的身份选择出现多个选项,是市民、是农民、还是既是农民也是市民,又或者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工都可能是农民工的选择。而调查也显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是比较混乱的。有9.4%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市民,有44.2%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农民,有22.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即是市民也是农民,而有11.5%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另外还有9.6%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不统一,各种身份认同都占有一定的比例,但另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农民工的最多,说明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以制度身份为主,而不清楚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农民工也达到了两成多,则说明有部分农民工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混乱。
1.2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受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基于城市生活经验产生,因而城市生活经历不同的农民工其身份认同也不相同。调查显示,农民工的经济收入、就业状况、社会交往、在津生活时间等都对农民工的的身份认同产生一定的影响。而农民工的个体差异如性别、教育程度、政治面貌等对农民工的身份意识并没有明显的影响。
城市生活经历对农民工身份认同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高收入的农民工身份意识较明确,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市民的身份。
从表1统计结果可以看出,虽然收入对农民的市民认同并没有影响,但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低,而认同自己市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较较高;而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则是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高,认同自己具有农民工与市民双重身份的比例是比较低;说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具有一定的市民身份。而且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民工表示说不清楚自己身份和认为自己既不是市民也不是农民的比例明显高与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说明收入低的农民工出现身份认同迷惑的可能较大。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收入越低农民工无法确定自己身份的比例就越高,而是中高收入( 800-1000元)的农民工身份归属意识最不明确。从收入看,这一部分的农民工高于一般的农民工,但又与城市居民存在着不大差距,因而他们从心理上倾向与脱离农民工身份,但是又无法确定自己的市民身份,所以会出现身份意识的迷茫。
其次,职业身份高的农民工身份意识明确,更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从表2统计结果看,有近六成的有雇工的老板认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或具有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表明他们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另一方面,有雇工老板中不明确自身身份归属的不到一成,大大低于其他农民工,表明他们有比较明确的身份意识。而其他农民工中,认同自己具有市民身份和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有雇工的老板。没有雇工的老板和临时雇员更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认同自己农民身份的比较少,但是不能明确自己身份的则相对较多。显然,临时雇员和没有雇工的老板的基本处于社会的最低层,他们与城市主体社会也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因而他们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比例较高。而管理人员和普通雇员一方面工作状况比较接近市民,另一方面受客观环境的影响他们整体的生活状况却与市民仍有着不少的差别,因而他们既不认可自己是市民也不认可自己是农民工和说不清楚的比例就想对较高。
再次,在津生活时间较长的农民工更倾向于认同自己具有市民和农民双重身份。
从表3统计结果看,来津一年以下的农民工中认同自己是农民的最多,而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和说不清楚的也占到了四分之一,说明在城市生活时间短的农民工认同自己市民身份的比较少。而在津生活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农民工则更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但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别的。在津生活时间长的农民工的身份意识比较明确,也比较倾向于认同自己的市民身份。总的来说,在城市生活时间长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农民工的市民认同。但由于现实存在的农民工化的制度与制度障碍,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的越久,就越能感受到与市民的差别,所以他们是在不否认自己农民身份的基础上,市民身份意识有所增强。
第四,与市民有交往的农民工身份意识明确,市民意识较强。
从表4统计结果可以看出,是否与市民交往对农民工的农民身份认同没有影响,但是有城市人做朋友的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市民和认同自己具有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比例则明显高于没有城市人做朋友的农民工,而且,有城市人做朋友的农民工有身份认同困惑的比例要明显低于没有城市人做朋友的农民工,显然,与市民的交往是有助于农民工增强农民工的市民认同,并减少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困惑。
总之,民工的身份认同主要受城市生活经历的影响。但由于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化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制度身份依然是农民工市民化很难逾越的障碍,因此,较为顺利的城市生活经历虽然能够增强农民工的市民身份认同,但不能从根本上促使农民工形成完全的市民身份认同。
2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社会融合
身份认同是农民工适应城市生活的心理基础,不同的身份认同影响着农民工与城市结合互动的方式,也决定着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程度与融合方式。
2.1 农民工的身份意识与制度认同
在中国独特的二元化户籍管理制度下,农民工的城市适应与城市融合不仅表现在经济、社会、文化心理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同时还包括制度层面的适应。即农民工必须要面对与市民的差别待遇,并在这种差别待遇的社会结构下,寻找自己在城市的位置及与城市融合共处的方式。而农民工对相关制度的态度也反映着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状况。
2.2 农民工当前的身份意识与制度认同
农民工对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认同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考察,首先是农民工对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评价,其次是农民工的权利意识与权利诉求。从调查结果看,不同身份意识的农民工的制度认同也是不尽相同的。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比较能够接受目前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而具有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则对现行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较为不满。
从表5调查结果看,不同身份认同的农民工对目前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认识是不同的。认为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比较能够接受目前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主要是因为他们的个人能力相对较强,能够突破制度的限制获得较为满意的生活状态。而认同自己具有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虽然具有一定的城市生活能力,但从整体上还是和市民有很差距,而他们对制度障碍更为敏感,所以对现行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也最为不满。而其他农民工虽然整体生活状态较差,但由于他们基本上不是以市民作为参考对象来考量自己的生活,比较能够接受市民与农民工之间的差别待遇,因而他们对制度的容忍性也较高。
2.3 农民工未来的身份认同与制度认同
总的来看,无论是未来身份归属意识的差异,还是未来身体归属意识的差异对农民工的制度认同的影响都不明显。
统计结果显示:未来身份认同仅影响到农民工对当前户籍制度和农民工权利保障的看法,愿意获得市民身份和长期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农民工对当前的户籍制度更为不满,认为农民工权利经常受到侵害。显示出未来身份认同基本不影响农民工当前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评价。但是未来身份认同对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很大的影响,见表6。
总之,虽然未来身份认同并不影响农民工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的看法,但是却影响农民工的权利意识,希望在城市生活、工作下去的农民工希望获得更多的权利与保护。而农民工这种对权利的要求与渴望,也凸现出中国的户籍改革,赋予农民工“市民权”是重点,而不是单纯的户籍性质的变更。
3 身份认同与农民城市生活感受
城市生活感受是农民工在与城市区域和城市人的结合与互动过程中获得的感知印象,这种感受既包括农民工对自己城市生活的评价也包括他对城市人的认知与评价。
3.1 农民工当前的身份意识与城市生活感受
从统计结果看,认为自己具有市民与农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最为满意,其次是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和认同自己是农民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和说不清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最不满意。见表7: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身份认同不同,农民工对自己的就业、家庭生活、人际关系等等的满意度也有所差别。认同自己具有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对自己的整体就业状态、婚姻家庭关系、子女教育、生活水平与生活条件、休闲娱乐、身体状况等比较满意,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次之,而认同自己是农民工的农民工也比较满意,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和说不清楚的农民工的满意度是比较低。而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比较满意,认同自己具有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次之,认同自己是农民的农民工也是比较满意的。
其次,认同自己市民身份的农民工对市民的评价较高,关系较为融洽。有学者指出的,市民的群体性的偏见与歧视是农民工与市民之间摩擦与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农民工也普遍感觉到了市民对其的歧视。但是调查显示,具有市民身份认同的农民工感到受到城市歧视的比例是低的。
从表8统计结果看,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是不太同意“城市居民对农民工有歧视”而其他农民工则处于比较同意和没意见之间,显示出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相处较为融洽。
总的来说,认为自己具有农民与市民双重身份的农民工对市民的评价最高,而认为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次之,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市民的农民工对市民的评价较低。显示出,认同自己是市民的农民工对市民的印象最好,而这为市民与这部分农民工融洽相处打下了较好的心理基础。
3.2 农民工未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生活感受
农民工的未来身份认同对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感受也有一定的影响,希望在天津生活下去和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的城市生活满意度较高。但是他们感到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有一定的困难。
从调查数据可以发现,农民工未来身份认同基本上影响农民工生活的方方面面。愿意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和希望长期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农民工对自己的就业、社会交往、家庭生活等满意度均高于其他农民工,显示出愿意成为市民和在城市生活下去的农民工实际上与城市融合的较好。
从表9可以看出,不同未来身体归属意识的的农民工在市民是否文明程度高、老实、节俭、能吃苦、擅长理财、精明和素质低、违法乱纪方面的评价有差异,愿意在天津长期工作生活下去的农民工对市民的评价较高。相应的希望能够在天津工作生活下去的农民工对市民的评价也是较高。这表明,未来身份认同为市民的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更能适应城市生活。
4 结论
首先,农民工目前的身份认同以农民为主,但有部分农民工认同自己是市民,或者自己具有市民与农民的双重身份,显示出农民工目前的身份认同以制度认同为主,但逐渐向市民认同过渡。农民工未来身份认同以市民为主,显示出农民工有市民化的愿望。
篇6
“7年前，我曾做过初步判断，北京市超过1万人的流动人口聚集地会大量增加。不过，最新的数字还是令人震惊，五环内几乎所有街道流动人口数量都超过了1万人。如果将这些街道在北京市地图上一一标注出来，整张地图会被密密麻麻的点所布满。”而侯佳伟的新发现得到了北京市人口研究所副所长马小红的印证。
近日，北京市人口研究所了《北京人口发展研究报告（2013）》，报告中最新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2069.3万人，远远超出了北京市提出的1800万人口“红线”。马小红说：“流动人口膨胀是常住人口增长的主因。”
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加速膨胀，2012年增长到773.8万，12年间增加了517.7万。按照最新数据统计，北京市每3个人中就有1人来自外省市。
数以百万计的外来人口不仅在京城的各个角落聚居，在我国，几乎所有的大中型城市都出现了流动人口聚集地。随着这种聚集地数量的增加，各种情况也愈发复杂。
“扩编”加速度
作为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北京市外来人口聚集区问题研究”项目由国家卫计委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主持。当时，侯佳伟是翟振武研究团队的一员，负责开展“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的设计和协调工作，并在调查基础上开展关于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研究。
2007年，侯佳伟开始对北京市流动人口聚集地进行跟进式调查，至今已有7年。随着调研的不断深入，侯佳伟发现，在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地不仅越来越多，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1989年9月9日，《北京晚报》在第一版报道了“浙江村”，这是媒体对于北京流动人口聚集地的第一次公开报道。
随后，“河南村”“安徽村”“福建村”和“破烂村”“画家村”“眼镜村”等陆续出现。这些流动人口聚集地或以人员的来源地命名，或以职业命名，它们既不是自然村落，更不具有行政编制，仅是进京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自发选择集中居住的地区。
最初，这些“编外村”通常集中在城市近郊区，主要因为这里房租低廉、交通便捷、管理松散。
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初具规模的“河南村”，原址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升乡二里庄。当时住在这里的流动人口多从事与废品回收有关的职业。
与“河南村”一样，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为数不多的“编外村”主要分布在北京市二环和三环沿线。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
作为北京市人口政策制定的参与者之一，几年前，马小红也对流动人口进行过抽样调查。马小红发现，2000年后，随着改革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北京市的流动人口出现了一个加速膨胀期。2001年，北京市流动人口年增长量为6.7万。
侯佳伟与马小红的研究结果得到了相互印证。
在研究过程中，侯佳伟也发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向郊区集中的趋势凸显出来。流动人口聚集地开始从原被称作“城区”的东城区、西城区、崇文区、宣武区向原被称作“郊区”的朝阳区、海淀区、丰台区、石景山区拓展。
到2005年年底，随着北京市城镇化进程加速，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外扩趋势更加明显，“城区”和“郊区”流动人口比重均有所下降。原被称为“远郊区”的通州区、顺义区、大兴区、昌平区、房山区和亦庄开发区，则成为流动人口聚居的新选择。
而最新的数据，几乎超出了侯佳伟多年的研究预期——五环内几乎所有街道的流动人口数量都已过万，换句话说，流动人口已遍布京城的每一个角落。那么，是否还存在所谓的缘聚型流动人口聚集地？
“老乡”全城见
带着这样的疑问，侯佳伟开始梳理重点跟踪的几个“编外村”。在梳理过程中，她又发现了一个新现象。
“浙江村”曾是北京城内流动人口聚集地中名气最大的，其最大特点就是“扎堆”，地缘乡缘情结浓厚。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浙江村’的聚居程度实际上愈发紧密了，但是到了1995年，情况就发生改了改变。”侯佳伟说。
自当地政府开启彻底整治起，“浙江村”的聚居形态被打破，自此他们开始散居于北京南城一带。
与“浙江村”类似，原紧密聚居在北京市东升乡二里庄的“河南村”，因1992年整治而搬迁至八家村一带。这次搬迁使得河南人的聚居程度有所减弱，分散居住到八家村的4个自然村中。
除“浙江村”“河南村”，其他“编外村”的聚居情况也被逐步打破，呈现出同样的发展趋势。
作为侯佳伟的老师，翟振武教授认为：“地域范围越小，缘聚型的概率越大；地域范围越大，混居型的可能性越大。”
侯佳伟通过7年间对流动人口聚集地的实地调查发现，近些年，缘聚型聚集地越来越少，普遍成为混居型聚集地。
“这种现象与北京市产业布局调整以及城市功能疏解等因素有关。”马小红说。
对于马小红的观点，侯佳伟表示赞同：“近些年，北京大力发展城市新区，同时进行旧城改造，通过建设科技园区、新城区，把核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逐渐向城市新区转移，再加上核心城区生活成本不断走高，也使得人口随之流入城市新区。正因如此，这种外推使得流动人口因地缘、乡缘聚居的聚集地不断减少。”
剔除缘聚因素，这些来自全国各地、混居在京城各个角落的流动人口，早已不知不觉成为北京这座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留下”而非“流动”
在循序渐进的调研中，研究者们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概念——城市新居民。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的各个角落，早已楔入现代都市文明之中；他们大都属于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快背景下形成的移民阶层。于是，马小红将研究视野扩展到流动人口群体中最难与城市融合的农民工。
侯佳伟的思路是在不断的调研过程中，随着调研客体的变化而形成的。“我们发现这种变化里出现了一个新情况，那就是流动人口升级换代了，这不得不提到整个农民工的发展历程。”人口迁移的历史几乎与人类历史一样久远。人口迁移的最主要原因是为了生存，直到现在，最核心的问题依然是生存问题。
2000年后，流动人口规模迅速膨胀，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有专家发现，他们的流动并不盲目，而是有规律的，是向着经济发达的地区流动。农民变成了工人，所以叫“农民工”。
在侯佳伟对这一群体进行调研的同时，北京市委党校、北京社科院也于同一年，在全北京选取了4000个样本进行抽样调查，发现了许多共同规律。其中之一，便是流动人口不再流动。
他们发现，流动人口不再流动，而是长期居住在北京。此时专家认为，“农民工”这个称谓已经不再适合这个群体，于是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城市新居民。
这也正是侯佳伟研究这一群体的深层次逻辑——“与以前的‘农民工’相比，城市新居民有些出生在农村，却一天农活也没干过；有些甚至生在城市长在城市。”
在文化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方面，城市新居民较父辈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正是侯佳伟所谓的“升级换代”；另外，这些新居民却无法摆脱流动人口的头衔，面临身份无法认同的尴尬。
篇7
关键词：（中）关键词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家庭化；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中）中图分类号C924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149（2013）05-0033-08
收稿日期：（中）收稿日期2013-03-11；修订日期：（中）修回日期2013-06-28
基金项目：（中）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项目（92326179）。
作者简介：（中）作者简介吕利丹（1985-），女，四川眉山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迁移流动和儿童发展。
正文
一级标题一、研究背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0年达到221亿的巨大规模，由于城乡二元的制度壁垒，大量的流动人口虽然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但还没有实现身份和地位的转变，使我国的城镇化水平颇受争议[1]。十报告提出推进城镇化的重点目标[2]，流动人口市民化关系到我国城镇化水平的质量，如何帮助流动人口市民化是当前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进城团聚则是流动人口市民化程度和质量的重要体现。
不同来源的统计结果都显示，我国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日益显现，早期“单打独斗”的流动人口越来越被“携妻带子”者所取代。周皓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进行推算，纯流动人口家庭中有64%的户主与配偶一起流动，有61%的户主携带子女[3]。陈卫等人针对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分析发现，北京市流动人口家庭化过程已经基本完成了携带配偶的阶段，但将近一半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还留在原籍地[4]。可见，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发展，流动人口子女是否随迁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的重点，也将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和我国城镇化。
据人口普查数据对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规模的估算，近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比例有一定提升，但是绝大部分的流动人口子女仍然留在原籍地。段成荣和杨舸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0～14岁流动儿童规模为1834万[5]，0～14岁农村留守儿童规模为4849万[6]，相当于2005年约27%的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笔者根据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估算，全国约32%的0～14岁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流动，5年来流动人口子女随迁比例提高了5个百分点。已有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行为规范等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多数父母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是希望尽量把子女带到打工地读书和亲自照顾，但是要实现该计划还存在许多阻碍，比如：城市教育资源有限、念书学费太高、城市消费价格太贵、父母工作太忙没有时间照顾孩子、父母流动性太强等[7～8]。绝大部分流动人口子女还是以“留守儿童”的身份留在原籍地。
迁移过程理论和迁移网络理论认为，人们从希望迁移到采取实际迁移行动并非一蹴而就，迁移者从萌生迁移的动机，到收集信息、权衡利弊、采取行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9]。将近七成的流动人口子女在原籍地，他们的父母自外出流动开始，可能就考虑过某一天会将子女接到流入地一起生活。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流动人口子女的流动参与也将继续深化，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阻碍？这些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
一级标题二、文献述评
研究流动人口子女的文献非常丰富，但是大多是以问题导向分别分析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规模、特征、需求和存在的问题， 将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纳入统一框架中进行比较的文献较少。现有文献中，梁宏等人[10]、杨舸等人[11]、陶然等人[12]分别基于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典型的人口流动聚集省市分析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随迁选择性
梁宏等人的研究基于中山大学“市场、制度和网络——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2006年7～8月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进行的问卷调查；杨舸等人的分析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6 年9～10 月在北京开展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陶然等人的分析来自于2009年进行的全国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的12个大、中、小城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4个主要城市化地区是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和成渝地区）。。以上学者的实证分析的视角各有侧重，考虑的变量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儿童的个人特征（主要是性别和年龄）；第二，父母的个人特征；第三，家庭特征；第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政策制度。
已有文献分析的角度已经比较丰富。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注意和加以完善。第一，数据收集方式。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由农村和城市的“推拉合力”决定。对儿童流动与否的分析应该从流入地和流出地同时考察。但是已有研究文献的数据都是从流入地收集，对流出地信息的把握就难免不充分和不准确。第二，分析内容的限制。现有文献的分析遗漏了几个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子女大多处于学龄阶段，迁出地和迁入地的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成本是影响他们随迁与否的重要因素，以上因素与儿童的在学状态和就学阶段相联系，然而在已有文献中就学状态却被忽略。第三，对父亲和母亲的分别考虑。父亲和母亲的个人特征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各有不同，但是已有研究在分析父母的影响时，将父亲和母亲的特征放在同一个变量中，都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的具体角色和独立的影响。
鉴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从以上三方面不足入手，利用重庆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对现有研究进行补充和延伸。
一级标题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庆市的长表数据（文中简称“重庆六普”），样本规模为318万人。重庆六普采用了长、短两种普查表。短表调查人口的基本状况，现住人口和户籍人口全部填报。长表抽取了10%的户填报，内容在短表项目的基础上增加人口的经济活动、婚姻家庭、生育和住房等情况。
六普不仅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也在本户的人，而且登记了户口在本户调查时点外出的人（见六普问卷H3、H4和R6）问题R6收集了现住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普查小区；②本村（居）委会其他普查小区；③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④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⑤其他县（市、区）；⑥港澳台或国外；选第⑤项的人还需填答现住地的省、市（地）、县。问题R7收集了户籍地信息，回答选项为：①本村（居）委会；②本乡（镇、街道）其他村（居）委会；③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④其他县（市、区）；⑤户口待定；选第④项的人还需填答户籍地的省、市（地）、县。，本文将户籍在本乡，但是现居住地在外乡、外县、外省市的人口界定为“流出人口” “流出人口”中我们还排除了市区范围内的人户分离人口，因为这个人群与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和“农民工”不同。详细论述参见段成荣的流动人口相关论文。，其中0～14岁的人口被界定为“流出儿童”。同时，通过家庭成员的流动状态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匹配，将农村地区0～14岁现居住在本乡、父母中至少一方为“流出人口”的儿童界定为“农村留守儿童”。 根据以上界定方法，我们从重庆长表数据中提取出农村地区的178万个留守儿童和36万个从重庆农村地区流出的流动儿童样本，并匹配出这些儿童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
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与否的因素涉及儿童个人特征、父母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和流入地流出地的发展水平等多个层面。根据六普数据的特点，在儿童个人特征方面，本研究在性别和年龄的基础上，增加就学状况（包括小学在学、初中在学）和辍学状况（包括未上过学、小学毕业或小学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辍学后终止学业、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其他情况辍学后终止学业等类别）。在父母个人特征方面包括受教育程度、父母外出情况（含只有父亲外出打工、只有母亲外出打工、父母
都外出打工）、父母外出的距离（包括没有外出、县内、省内跨县、跨省到东部、跨省到中部、跨省到西部等类别）。家庭特征主要指户籍地居住条件，包括是否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设
施。
一级标题四、主要变量的描述性分析
二级标题1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个人特征描述
根据表1的描述统计结果，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性别比例有差异（见表1）。留守儿童性别比低于流动儿童，换言之，即留守儿童中女孩的比例较高，差异在学龄前较小，进入小学学龄阶段后增大，进入初中学龄阶段后进一步扩大。
留守儿童的在校情况好于流动儿童。369%的6～14岁义务教育适龄农村留守儿童不在校，比适龄流动儿童低233个百分点。由于6岁和7岁儿童不在校的主要原因是推迟入学，为了与因辍学而不在校的原因区别开，本文分为两个年龄段（6～7岁和8～14岁）比较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在校情况。流动儿童推迟入学的情况比留守儿童更多，6～7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为786%，比流动儿童低079个百分点。流动儿童辍学的情况也比留守儿童更普遍，8～14岁留守儿童不在校比例比流动儿童低313个百分点。而且值得一提的是，留守儿童辍学主要在小学，流动儿童辍学主要在初中，不在校留守儿童中5417%的人学业终止于小学，不在校的流动儿童中4821%的人学业终止于初中。
二级标题2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比较
流动儿童父母都外出的比例高于留守儿童（见表2），说明父母中一方在家留守时，子女更有可能成为留守儿童。留守儿童所在家庭的平均户规模大于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平均户规模为474人，流动儿童为351人。
注：计算流动儿童与谁一起生活的时候，当一个家庭中父亲、母亲和孩子都外出时，本文假设他们在一起居住。根据重庆六普数据计算，以流动母亲为参照，当她们在重庆市内流动时，88%的配偶也在市内流动，当她们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流动时，绝大多数配偶也相应在西部、中部、和东部，比例分别是86%、85%和86%。可见流动父亲和流动母亲的流动方向绝大部分一致，流动儿童与流动父母一起外出时，在一起居住的假设与实际情况应该基本一致。
流动儿童中超过一半与父母一起生活，比例达6463%，另外有2516%的人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还有1021%的人与其他亲
属一起生活。留守儿童中约一半的人不能与父母中的任何一方一起生活。流动儿童明显得到父母的更多陪伴，这是留守儿童无法拥有的成长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流动儿童并非都和父母双方一起生活，仅与父母中的一方一起生活或与其他亲属一起生活的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一样，生活的家庭环境其实也不完整。
在留守儿童的生活中，祖父母的角色十分重要，3997%的留守儿童由祖父母隔代照料，另外有2354%的留守儿童在祖父母的协助下由父母中的一方照料。
留守儿童的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稍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比流动儿童户籍地居住条件更好，留守儿童户籍地家中有独立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的比例都高于流动儿童。
留守儿童的父母和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不多。留守儿童的父母外出流动的距离更远，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比例高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留守儿童的父亲和母亲省内流动的比例低于流动儿童相应的比例，这意味着省内流动的父母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
一级标题五、模型分析结果
在农村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诸多的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中，哪些特征在统计控制的情况下仍有明显的差异？哪些特征对儿童随迁的影响更强？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儿童、父母和家庭三个层次的因素对儿童随迁的影响。分析结果见表3。
为了比较儿童个人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对随迁影响的强弱程度，我们分别构造了三个Logistic回归模型（见表3的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模型1仅纳入儿童个人特征相关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纳入父母特征相关变量，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纳入户籍地户特征相关变量。上面的描述分析中看到的一些差异，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减少或消失了。除了儿童的年龄外，其他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见模型3）。根据模型的伪判定系数（Pseudo R2）在三个模型之间增加的幅度，说明父母的特征是决定子女随迁与否最主要的因素，儿童个人特征和家庭的特征也有一定的作用。
首先，儿童的性别和年龄显著影响儿童的随迁状态。在控制了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女童随迁的可能性比男性儿童低8%（见模型3），这印证了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差异。根据图1，我国流动人口子女中男孩和女孩随迁的风险在进入学龄阶段后明显拉开距离，从6岁开始直到14岁，流动儿童性别比显著高于农村留守儿童。在仅考虑儿童个人特征时，6～11岁和12～14岁的小学和初中阶段的学龄儿童比0～5岁的学龄前儿童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出6～7倍（见模型1），但是控制就学特征、父母特征和家庭特征后，儿童年龄的影响不再显著（见模型3）。
（中）图题图1全国流动儿童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性别比
数据来源：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儿童的学习状态也显著影响其随迁结果（见模型3）。在控制父母和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小学在校的儿童为参照类，不在校的儿童比小学在校的儿童随迁概率高82%，初中在校的儿童与之没有明显差异。对于不在校的儿童，进一步分析终止学业的阶段对儿童随迁的影响，以小学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为参照类，初中学习阶段终止学业的儿童最有可能外出流动，迁移的概率增加了12倍，初中毕业后终止学业的儿童随迁的概率也增加了69%。
父母的外出情况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尤其明显，母亲的外出会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而且父母都外出时子女最有可能随迁。控制家庭特征的情况下，以仅父亲外出的子女为参照类，仅母亲外出的儿童随迁的概率显著增加了15倍，父母双方都外出的子女随迁概率增加了31倍（见模型3）。
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结果影响也是显著的。父母的教育程度对子女的随迁也有影响，但是父亲和母亲只有在累计到接受了大专及以上教育时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父亲比未上过学的父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16倍，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母亲比未上过学的母亲对子女随迁的影响大82%（见模型3）。父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大于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影响程度。
父亲和母亲的流动特征对子女的随迁影响存在差异。父亲流动的半径对子女随迁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查，母亲的影响则具有很强的显著性，母亲跨越的距离越远，携带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控制住其他变量，以省内流动的母亲为参照类，跨省流动到西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减少60%，跨省流动到中部省份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64%，跨省流动到东部的母亲携子女一起流动的可能性降低744%。
居住条件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户籍地较差的居住条件会增加儿童随迁的概率。表3中模型3显示，户籍地的家中有厕所、洗澡设施和自来水等设施时，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概率分别明显降低6%、19%和9%。来自贫困县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也显著高于非贫困县。
一级标题六、结论
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受到迁出地和迁入地的共同作用 [13]，研究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因素时应该同时考虑到流入地与流出地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从流入地界定研究对象，在主要的人口聚集的地区（包括北京市、珠三角等区域）通过对流动人口的调查来分析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忽略了流出地因素的影响。
本文以重庆市为案例，从流出地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出儿童，并匹配出他们的父母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特征加以分析。重庆市是我国具有代表性的人口流出地，市内户籍人口参与流动的比例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根据已公布的六普资料，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户籍人口中则有高达217%的人外出流动，人口流向市内和市外的比例各占一半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重庆市常住人口28846170人，跨省流入重庆的人口为945194人，从重庆流出到外省市的人口为3506899人，由此得到重庆市的户籍人口31407875人，进而计算得到重庆户籍人口中217%的人外出流动。另外，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公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全国流动人口221426652人，全国人口1339724852人，进而计算得到全国人口中165%的人参与了流动。。重庆市与中西部接壤，户籍人口高度参与流动并流向东、中、西部，使得重庆市农村留守儿童和从重庆流出的流动儿童相关的问题研究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本研究从人口流出地入手，解决了从人口流入地角度研究人口迁移流动时子女随迁选择性的两个纰漏：一方面，在流入地的调查需要向在城市中流动的父母询问子女信息和流出地信息，本研究基于流出地调查，根据儿童及其父母的流动特征直接界定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减少了容易产生误差的环节；另一方面，流动人口来自五湖四海，基于流入地的分析忽略了对流出地经济社会文化因素的控制，基于流出地的分析则能有效地控制流出地因素的影响。另外，本文还补充分析了影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几个重要因素，包括不在学儿童终止学业的阶段、父亲和母亲各自的教育程度和流动半径，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以上变量对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选择性具有显著影响。
通过对流动人口子女随迁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得到以下五个主要结论。
第一，农村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时具有明显的“男孩偏好”，女孩处于明显的劣势。全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性别比对比也说明了在全国层面也存在“男孩偏好”。 “男孩偏好”导致出生人口队列中的男女比例失衡已经引起广泛关注，中国农村的“男孩偏好”观念还渗透到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上，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时女孩的弱势地位同样值得关注。
第二，学龄前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可能性显著高于小学在校和初中在校的流动人口子女，说明正在接受学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阻力较大。近年来全国流动儿童年龄结构的变动也印证了这一结论，笔者根据2010年六普和2005年小普查分析结果推算，2005～2010年，0～14岁流动儿童规模增长幅度达34%，其中0～5岁学龄前儿童增长幅度达到39%，但6～14岁的义务教育阶段学龄儿童的增幅仅为31%，学龄阶段流动儿童规模增长迟缓，是流动儿童被排除在城市教育体制之外的体现。
第三，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与否存在影响，但只有在父母的教育程度在大专及以上时，更高的教育程度对子女随迁的促进效果才会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且父亲的教育程度影响更大。初中和小学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携带子女流动的可能性与未上过学的流动人口没有显著性区别。笔者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流动人口中文化程度为大专及以上者仅占15%，意味着绝大部分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不足以承担起子女随迁的费用。流动人口只有与城镇户籍人口一样，在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到均等的公共服务时，他们才能具有携子女进城的能力。
第四，母亲是否流动、流向哪里对子女的随迁决策十分关键。母亲一旦外出，将极大地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性，父母都外出时子女随迁的概率进一步增加。流动人口正在经历快速的家庭化过程，夫妻一起流动正在逐渐取代早期的单打独斗，已婚女性越来越多地参与流动，这将进一步带动子女随迁。重庆市内流动的母亲明显更有可能携子女一起流动。在接受流动人口最多的东部地区，流动人口子女的随迁最受阻碍，随迁可能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
第五，当户籍地的居住环境较差时，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安排子女随迁。儿童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基本的物质保障，户籍地较差的生活环境成为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推力，在这种情况下，流动人口安排子女随迁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存发展条件。
儿童人格的健全、心智的成长、学习的辅导等都离不开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多数流动人口子女仍留在户籍地。在留守状态下，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等面临许多问题，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扫清他们随迁的障碍，让流动人口子女分享城镇化带来的福利和成果，让他们与父母团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机会。
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内容[1] 段成荣，邹湘江 城镇人口过半的应对和挑战[J]人口研究，2012，（2）.
[2] 本书编辑组认真学习党的十精神——人民日报重要报道汇编[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2： 21-23
[3] 周皓 中国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04，（6）
[4] 陈卫，刘金菊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J]人口学刊，2012，（6）
[5] 段成荣，杨舸 我国流动儿童最新状况——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学刊，2008，（6）
[6] 段成荣，杨舸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J]人口研究，2008，（3）
[7] 陶然，孔德华，曹广忠流动还是留守：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地选择与影响因素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1，（6）
[8] 许召元，高颖，任婧玲农民工子女就学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 2008，（6）
[9] 佟新人口社会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06
[10] 梁宏，任焰流动，还是留守？——农民工子女流动与否的决定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0，（2）
[11] 杨舸，段成荣，王宗萍流动还是留守：流动人口子女随迁的选择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篇8
第一季度：
1、与责任村村委主任、书记建立联系，确定公共卫生联络员，移交公共卫生联络员台帐，健全通畅责任村公共卫生信息管理联络渠道；
2、熟悉责任村基本卫生情况和居民健康状况，掌握责任村常住人口数、季度出生人数、季度人数、儿童人数、60岁以上老年人数、慢病人数、孕产妇人数、流动人口 数，重点是流动儿童和孕产妇信息；
3、根据卫生院公共卫生年度总体部署制订工作计划，按照责任医生台帐要求，规范填写责任医生台帐日志；掌握责任村60岁以上老年人群、慢病人群基数情况，高血压、糖尿病人分级管理，完成第一季度随访工作；
4、完成责任村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报告、结核病人督导用药、新发精神病人的线索调查排查、从业人员信息收集报告等工作；刊出春季传染病防治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开展第13个世界防治结核病日宣传工作，发放外来建设者健康手册资料50份；
5、3月底前上报公共卫生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第二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二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完成社区居民花名册填写，掌握参保人数，为开展农民健康体检工作打下基础；
3、熟悉农民健康档案信息软件，完善家庭和个人健康档案信息数据，及时将随访信息记录入信息管理系统；
4、完成责任村流动人口调查摸底，完成责任村从业人员调查摸底，完成查螺筛查工作；
5、做好社区惠民政策宣传，配合做好一卡通的发卡工作；
6、规范填写各类台帐表册，迎接公共卫生半年度考核；
第三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三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根据半年度考核情况查漏补缺；
3、完成责任村改水改厕工作，落实水质监测；
4、配合完成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第四季度：
1、常规工作：制定每月工作计划，完成结核病、精神病督导，完成居民死亡原因调查；每月上门服务访视≥90户，完成第三季度重点人群的随访指导工作；每月根据安排刊出健康宣教黑板报一期，组织大型多媒体健康宣教一次；按时参加例会，及时上报各类信息报表，完成领导委派的各项临时指令性工作；
2、完成本年度责任医生全部工作，包括各类台帐表册，责任村家庭和个人档案建档率达到80%，重点人群建档率达到85%，慢病随访信息整理，健康档案信息化合格率80%以上，对各类信息进行汇总整理，做好年度工作总结，积极迎接卫生局考核评估。
农民健康体检：
根据中心卫生院总体部署，完成责任村农民健康体检工作，及时将体检结果信息归类整理反馈，做好健康体检后续管理服务，及时准确将体检信息和随访情况输入健康档案信息管理系统。
篇9
关键词： 农民工子女 教育问题 人力资本
一、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中，出现了规模庞大的流动群体，数量也越来越多。人口普查资料显示，1982年我国的流动人口总数为3000万，1995年为8000万，2000年已超过1.2亿，2003年突破1.3亿，2005年超过1.4亿。［1］据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全国人口中，流动人口为14735万人，其中跨省流动人口4779万人，在1.4亿流动人口中，民工约为1.2亿，［2］而且将随着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而不断增长。伴随农民工而来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为了解决他们的入学受教育问题，国家和各级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合作。
二、对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认识
尽管大量农民工流动人口出现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数量庞大，再加上其他一些方面的原因，就决定了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是一个短时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其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都是可以预见的，同时这个问题的出现又有其必然性，这些都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一下这个问题。
1.复杂性、长期性。
（1）户籍制度的制约。我国义务教育财政的分配是基于户籍人口的，城市里的各种国民待遇（比如教育权、劳动保障权等）与户口捆绑在一起。［3］当农民工子女随父母从农村迁入到城市以后，他们的户籍并没有随着他们迁入到城市所在地，即他们的户籍所在地仍然是农村。由于不具有城市户口，他们就不能享有城市所提供的各种优惠条件，不能同城市学生一样享有同样的教育。迁入地政府也不愿意拿出额外的财政来为这些农民工子女学生付费，那样会加重他们的财政负担。迁入地政府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不会给予重视。农民工子女学生很多进入了和城市学生不一样的学校，比如专门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2）农民工子女的数量处于人口统计的“盲区”。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农民工流动人口一直在增加，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也在跟着增加，而且会持续增加下去。我国公安部门统计的人口数目是以户籍人口为依据的，但是在农民工迁入地的户籍上根本就没有农民工子女的踪迹。到底农民工子女的数量是多少，有多少农民工子女到了法定的入学年龄，这些都不得而知，也无从查起。不仅要对这些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作一个调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作为保障，而且要持续地不断进行，显然是不经济的。我们所知道的农民工子女的数量都是那些入学统计在册的，而实际上到底有多少人应该入学，是不是有到了法定年龄而没有入学的，都无从知道。要做到让农民工子女按时入学，就必须做好统计工作，有计划地执行，合理地分配教育资源，要做到这些，还有一段路要走。
2.必然性。
（1）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借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东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强劲势头，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我国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为农民工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的农民工到城市里谋生。中国的经济还将继续良好的发展势头，对农民工的需求也会持续增加，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一个问题，要求社会各界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东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是农民工聚居的地方，关注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对这些地方的挑战更大。
（2）城市化的客观要求。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在国际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衡量一个国家城市化水平的标准。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了我国人口的绝大部分，要提高城市化水平，就是把农村人口转向第二、第三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口从农村大量涌向城市，出现了短时间内城市化加速发展的局面，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据第五次人口调查的结果，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从1978年的18%提高到1990年的26.23%，2000年提高到了36.09%。［4］但是，尽管我国城市化水平提升得很快，但和发达国家的70%、80%水平相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3）生存的压力。一直以来，农业被视为高投入、低产出的产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却不能收到相应的回报。虽然国家减免了农业的许多税，但是高额的农药费、肥料费等，加上天灾，使得农业的收入很不稳定，往往忙碌了一年，所得不过几千元，甚至一无所获。同从事从事农业相比，进城务工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农民放弃经济效益较低的农业生产，到城市追求更高的效益。
（4）出现了“举家迁移”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农村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式出现了携家带口的举家迁移方式。［5］举家搬迁的直接结果就是其子女将来很可能留在城市里，这样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就显得更为迫切。进入21世纪，20多岁的婚后青年再也不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将心放在农村，在城市生活成为他们的理想。举家迁移的潮流在21世纪会变得更加频繁。
三、使农民工子女都能上好学的建议
要解决好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1.国家制定法律法规，相关部门要严格执行，社会各界要予以监督。
受教育权是适龄儿童、少年的一项基本权利。2006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就有规定，适龄儿童、少年包括“随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在非户籍所在地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少年”。也就是说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权利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保护，当地政府有义务、有责任让农民工子女入学。
2.当地政府应该积极地转变思维，接纳农民工子女。
农民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进入城市，这是一个必然趋势。农民工的进入为城市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受到足够的尊重，他们的子女就应该和城市孩子一样，接受同样的教育。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很明显，农民工子女将来回农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们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城市里留下来，适应大城市的生活，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曾经有人对上海流动子女中初中学生的问卷调查显示，在这些学生中，88.6%的希望今后在留在上海工作。［6］农民工子女会成为城市未来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反之，如果他们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就不可能为城市发展很好地服务，很有可能成为社会上的不稳定因素。
篇10
据相关研究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国内近半数中小快餐经营者因选址不当导致未能取得成功。而快餐业巨头——麦当劳华东地区总裁施文哲曾说，麦当劳所以能“开一家火一家”，其根本原因“第一是地点，第二是地点，第三还是地点”。业内甚至有极端的看法认为，与其先确定好经营项目再选择店址，不如先找到位置适中、价格合适的地点再考虑选择项目。由此不难看出，选址因素在快餐经营中的重要作用。
《孙膑兵法》说：“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我们不妨也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出发，了解和掌握选址的方法和技巧。
人和篇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做生意是人跟人打交道，不了解客户需求而盲目开店，前景难测。落实到选址，针对目标区域潜在消费人群进行深入调查，是开店前的必要准备。
四种调查形式
为行文方便，先简要说一下调查的常见形式。
（1）走访调查（在目标区域进行实地走访，眼观、口问、耳听、心记），通过切身感受，突出直观性；（2）问卷调查（列出相关问题，请受调者填答），突出普遍性；（3）电话调查（选择部分代表性人群进行针对性调查），突出目的性；（4）专项调查（如某年龄段、某阶层、某类消费水平及习惯、某个经营项目等），突出针对性。这几种形式，一般来说经营者并不陌生。问题的关键在于，调查内容和具体方法是什么？
调查内容四要素
细节一：人口密度，“固定”数字决定店面规模。
人口密度，通常可用每平方公里的人数（或户数）来计算。需要注意的是：
（1）人口密度直接决定的是店面规模，而非实际就餐人数。行人多不等于就餐人多，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有专业人士经过调研发现，在一线城市，每平方公里人数达到1万人，快餐店面积不宜超过40平方米；达到1.5万人，店面面积以60平方米为宜；达到2.5万人，可考虑80—100平方米店面；若达到3—5万人，可考虑开分店，单店面积均为80平方米左右即可，或者“一大一小”，即旗舰店不超过80平方米，分店面积不超过150平方米。（2）首要调查固定人口。快餐店主要提供午餐和晚餐（少数也有提供三餐的），如果“白天熙熙攘攘，入夜冷冷清清”，流动人口数字太大，无形中就会失去至少一半的利润。当然，如果白天区域内总人数达到一定数字（至少每平方公里2万人左右），可考虑主推早餐和午餐。
调查方法：（1）目测+问卷。在区域内选择不少于5个点，按早、中、晚目测人流量，随机选取样本做问卷调查，调查内容为固定和非固定人口；（2）咨询。居委会、地区工商税务等机构、“同行”及其他商家等，都是可供咨询的对象；（3）查询。有“关系”的经营者可通过相关户籍管理部门进行常住人口调查（但需验证）。
细节二，家庭状况，人口数与实际消费成反比。
需从两方面来注意。
（1）家庭收入决定快餐消费的数量、质量和档次。业内资深人士的经验是，家庭人均收入1000元以下的家庭，月均消费快餐次数每人不足1次，单次人均消费不超过10元；人均收入2000元的家庭，月均快餐消费次数为每人2次，单次人均消费15元；人均收入为3000元的家庭，月均消费快餐4—5次，单次人均消费20元；人均收入超过4000元的家庭，月均快餐消费次数反而降低，为每人2次，单次消费金额较高，超过了25元。（2）家庭规模及结构与实际消费成反比。以人均收入3000元为例，两口之家、三口之家和多口之家（三代同堂及以上），月均每人消费快餐的次数和单次消费的金额分别为6次、4次、1次及25元、20元、15—20元，家庭人口越多，消费次数和金额反而越少。
调查方法：（1）问卷调查；（2）专项调查。
细节三，潜在顾客，摸准行人“去向”。
具体调查分三项：
（1）基础信息决定潜在顾客基数。区域人口总数、人口密度、人口增长情况、人口年龄结构等，是调查的基础信息。要求越全面越好，在未能确定的情况下，要反复调查。即使有结论，后期也要持续调查。（2）流动人口也可能是潜在顾客。业内人士指出，假如某区域内仅有1万个常住人口，但日均流动人口超过1万人的话，可以视同为该区域至少有1.5万名潜在顾客，具备一定的开店基础；如果高峰时期流动人口超过3万人，可视同为区域内具有2.5万个潜在顾客，可考虑开一家较大的店面。（3）行人的“去向”决定实际就餐人数。人来人往，并非漫无目的，规律一是行人在区域内的逗留时间，二是其“去向”。一般来说，在区域内逗留时间超过3小时，行人到快餐店就餐的可能为40%；超过5小时，就餐可能性就达到70%。而业内一项调查显示，77%的行人会选择在“归家途中”选择到快餐店就餐。
调查方法：（1）问卷调查；（2）电话调查；（3）专项调查。
细节四，竞争者，三“错开”，一“靠近”。
“和为贵”是做生意的不二法门，竞争者看似对立，其实也可以通过前提调查尽量避免“冲突”。具体体现为三个“错开”、一个“靠近”。
（1）错开经营项目，否则不是开门迎客，而成了“惹祸上门”；（2）错开规模，给顾客更多地选择余地，也给自己留下生存的余地；（3）错开风格，装修内容、形式、颜色乃至材质等避免雷同或相近；（4）“扎堆”经营，“靠近”同类。“餐饮一条街”、“小吃街”、“美食城”等，可以形成扎堆效应，共享资源。前提还是不雷同。
地利篇
“不务地利，则仓库不盈。”不懂得地利的重要性，选址开店同样存在风险。需要指出的是，关于这个问题，大多数经营者、也包括一些咨询业人士都把注意力集中于商圈、交通、周边环境等问题上，而本节的研讨内容则偏重于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节。
细节五，店址与地势，就高不就低。
最好的结果是店面与周围的路面处于同一水平上，而实际情况往往是，能够提供给快餐店的店面要么高出地面，没有台阶就“登”不了门；要么低于水平面，阴雨天就“如临大敌”。业内调查数据显示，以店面跟路面的关系为平等、略高、略低为选项，100名受调者中，仅有3人会选择“向下”，25人选择“向上”，剩余72人都选择“水平”。因此，若遇到店面与路面不在同一平面时，最佳选择是弃低就高，即选择高于路面的店面。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店面位于半坡路面旁边，一边与路面齐平、一边高出路面。遇此情况，则需要从开门和装修上进行弥补。最佳方案是因地制宜，设置两个门，高出路面的一侧原则上为进门，与路面齐平的一侧原则上为出门。反而会引起顾客的“兴趣”。
细节六，店址与地形，避开“障碍物”。
“障碍物”具体包括三类：（1）主干道中间的护栏。城市主干道两侧不适合开快餐店，其根本原因就是路中间设置了障碍，顾客本着方便的原则，大多不愿绕远或者冒着危险“跨栏”就餐；（2）“路况”较差的地段。如路面坑洼、下水道井口、各类管线等过多，这些地段路面损毁较严重，三天两头施工，赶走顾客；（3）过街天桥。专业人士认为，过街天桥等形势比较突兀的建筑附近，会对行人造成“不安全，速远离”的心理，在这附近开店，特别是需要较长消费时间的快餐店，不是明智的选择。（4）拐角。“金角银边”，这个原则并不适合快餐店。富有经验的快餐店经营者告诫说，位于街角的店面一是面临两条街，理论上的潜在客户更多，同时具有更多的店招和橱窗，能够扩大宣传力度，但是从透明度这一点上，快餐店有个“半遮面”的经营要诀。即店内的顾客可以通过窗户看到外边的大多数景观，而店外的顾客却只能向内看到局部——只知道有人吃饭，不知道有没有空位，要想知道，唯有进店，而进了店留得住留不住就看经营者的本事了。如果位于拐角处，内外一目了然。人太多顾客会认为没位置，人太少顾客会觉得这家店不怎样，怎么都吃亏。
天时篇
“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店面选址，假如把人和因素比喻为全局性，把地利因素比喻为谋略性，那么“知天时”就体现为一种高度预见性。因为高度，所以不易看到；因为预见，所以至关重要。
细节七，店面朝向，以右为上、避风口。
在店面的朝向上，坐北朝南肯定是最佳选择，但这种情况往往可遇而不可得，那么在具体选址时，就不必追求一定要面南背北（当然有了最好），而是注意第一，遵循以店门右为上的原则，第二，避开风口。
遵从我国交通管理制度人流、车流均要靠右行驶的规定，人们养成右行的习惯。因此在店面选址时，要注意店门的位置要在右侧。落实到具体，就是东西走向的道路上，店门在东北方向最佳；而南北走向的道路上，店门以东南方向最佳。也许有人会说，那边没门，我自己开一个算了——这是下策，是万不得已的做法，需要花钱的。如果掌握一点“知天时”的本事，靠一双慧眼就能找到合适店面，省钱、省事、多赚钱，何乐而不为？
此外，我国幅员广大，不同的区域都有不同的区域性小气候，风向也较复杂。快餐店经营者在选址时，需要注意风向和店门的朝向。特别是北方地区，冬季来临的时候，店门对着风口，无异于请客人不必再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