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红利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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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人口转变; 人口年龄结构; 人口红利

中图分类号: C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33-02

中国人口多,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大问题,但中国人口目前面临的大问题还不仅是多,更在于由多所引起的诸多人口问题,例如,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转移、性别比失衡问题等。“人口红利”是西方学者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提出的新学说,“人口红利”之所以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和相关研究,并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是因为在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的影响下,在人口转变中,正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阶段,不少学者认为我国经济增长得益于“人口红利”或“人口红利”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然而,更值得深思的是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

1. 人口红利评介

关于对人口红利问题的研究,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人口红利的进行了定义,并表达其观点及看法。究其根源,人口红利是从西方引进的,研究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概念,是由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首先提出的。David E. Bloom,Jeffrey G. 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对东亚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时首次提出“demographic gift”, 即人口红利。此后,David E. Bloom,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明确提出人口转变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即“demographic dividend”,指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机会窗口。蔡对认为建国以后的人口转变大大减轻了人口抚养负担,提高了人口结构的生产性,在社会抚养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负担较轻的条件下,产生了两个潜在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即所谓“人口红利”。也就是说人口总体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在这种结构下,劳动力供给充足,社会负担较轻,储蓄和投资增长,并能促进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该定义是以人口年龄结构为基础,从社会抚养比的角度出发,用储蓄和投资因素对人口红利的解释。汪小勤和汪红梅认为劳动力的高参与率和较高的配置效率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这种促进作用就是“人口红利”。

以上关于人口红利的定义,都是从人口红利产生的原因和条件角度出发,其所谓的“人口红利”是产生人口红利的充分条件,其实质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资源丰富给经济快速发展所提供的一个机会,利用好这个机会,才可能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红利,如果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未得到充分的利用,错过这个机会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增长,相反,可能会产生劳动力剩余,失业率较高等方面的问题。因此,能否收获人口红利,关键在于劳动力资源能否充分利用。

在汉语词典中红利一词的意思是指:①企业分给股东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或分给职工的额外报酬。②参加集体生产单位的个人所得的额外收益。红利没有定率,视利润多寡而定。而额外报酬和合额外收益都是定量的,可以用量来衡量红利的多少。彭希哲认为人口红利就是将人口转变过程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并由此获得超出稳态经济增长之外的额外经济成果。

真正意义上的人口红利应是经济概念,即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呈现“两头小,中间大”的特殊结构,劳动力资源丰富,人口抚养比低,社会负担相对较低,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良好的条件,如果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则就是人口红利,反之,会产生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

2. 我国人口结构现状

到2008年底,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为: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19.0%,15-64岁人口占得比重为72.7%,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为8.3%。人口老龄化是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促使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降低,主要是生育率降低。一般认为,如果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按照这个标准,在2000年我国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从表中可知,我国人口老龄化正在一步步加剧,老龄化的加剧意味着社会抚养负担将加重(详细数据见表格1)。

因我国采取了严格的人口控制措施,在生育率大幅下降的影响下,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一直在下降,从2004年的21.5%下降到2008年的19.0%,减轻了社会抚养负担,这是三十年来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取得的瞩目成就,人口过快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优生优育观念已深入人心。而人口年龄是动态的变化,按动态分析法推算,生育高峰期的人口逐渐进入中年或老年期,15-64岁人口呈上升状态,从2003年的70.4%增长为2008年的72.7%,为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良好的资源配置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前提。而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状态,由2004年的7.6%增长到8.3%,该年龄段人口上升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快的主要原因。虽然计划生育带来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一些负面作用。在这中年龄结构中,15-64岁人口比重较大,且处于增长状态,即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保障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源。这就是有些学者所说的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而年龄的动态变化意味着65岁及以上人口的持续增长,将会不断加重社会抚养负担,因此,面对目前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要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实现人口红利,将人口红利最大化,积累资源,以应对老龄化的加剧。

根据以上分析,我国现在属于老龄化国家,且老龄化在加剧。将目前的养老保障制度统一化、规范化、社会化,并建立完善的老龄化社会机制,制定相应社会福利措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和机制,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负面效应。中老年人口比重大,人口增长的潜能将会下降。从长远来看,劳动力资源也会随之波动,人口红利将存在降低甚至消失的可能。

3. 人口结构转变中的人口红利及其实现条件

人口红利是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人口红利来源于人口因素。也就是人口红利是在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的条件下产生的。人口因素包括年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收入、家庭人口及生命周期等。本文中所说的人口因素主要是指人口年龄结构因素和人口迁移因素。简而言之,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也来源于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迁移。掌握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才能使得人口红利最大化。

3.1 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前提条件

经济的发展是由经济发展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环境、经济发展本身规律所决定,而人口年龄结构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效用。陈友华认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改变了国民收入消费和储蓄分配比例,进入劳动年龄之后,个人储蓄变化是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如果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大,这部分人口的个人储蓄之和将有助于提高储蓄率。蔡认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的情况下,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则有利于经济增长。因此,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导致的储蓄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如果处于人口年龄结构这个生产性强、劳动力资源丰富的阶段上,并能合理利用此阶段的劳动力资源,经济增长就能获得额外收益,这个额外的收益即为人口红利。

3.2 人口的迁移流动是获得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

人口红利也来源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不仅为工业、服务业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大量廉价劳动力,在全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一盘棋”机制建设会上,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李斌说“80后成为流动人口主体,占到总量的60%以上。”,即30岁以下人口成为流动人口主体,流动人口不但丰富了人力资源市场,还将大量人口卷入新型的消费模式。首先,经济发展依赖于工业部门的发展,而工业部门的发展又需要从断地吸收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胡兵,赖景生,胡宝娣在《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中用经济增长模型,对模型进行回归估计,得出1980―2003年间农业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7.26%,超过了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0.85%)。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意味着社会资源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农业和非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将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净出口需求来推动,作为总需求构成因素之一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推动力。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

4. 对策研究

4.1人力资源具有稀缺性

在我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人口所呈现的特殊结构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然而资源存在稀缺性这一特点,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资源的稀缺性会导致竞争,良性的竞争会引起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弥补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限制。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既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也是获得人口红利的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有效配置有限资源尤为重要。劳动力资源的充分利用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4.2 人力资本开发

虽然人口结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经济能否快速发展取决于资源能否得到充分的利用。在现代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目前,人力资本开发是人口红利最大化的关键问题。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是提高人口质量,通过加大教育投资,进行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来实现充分就业,从而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

4.3 迁移流动与区域均衡发展

在当前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政府对人口的迁移流动应进行适度的干预,避免不规范的人口流动给各地区间造成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区域之间的竞争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对资源的有效配置也是必要的。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不但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并且能保证各区域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的利用,各区域间能够均衡的发展。人口的迁移流动是实现人口红利的必要条件,有序的人口迁移流动和区域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保障。

5. 结论

人口发展或人口转变过程中,由人口因素发挥积极作用所引起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即为人口红利。人口红利即来源于人口转变过程中产生的年龄结构优势,即劳动力资源丰富,也来源于农村劳动力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不但要认识到人口红利实现的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还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构建我国人口发展特有的模式,制定相应人口政策,发挥人口年龄结构优势,把握好人口迁移规模与数量,充分利用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实现充分就业,达到人口红利最大化的目的。

参考文献:

[1] 刘元春,孙立.“人口红利说”:四大误区.人口研究,2009(1).

[2] 蔡.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人口研究[J].2004(2).

[3] 汪小勤,汪红梅.“人口红利”效应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学家,2007(1).

[4] 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局.2005年第5版.

[5] 彭希哲.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条件及路径选择[N/OL.]原载于中国人口报.转引自中国人口网,chinapop.省略.

[6]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江苏行政学院学报[J].2008(4).

[7] 胡兵,赖景生,胡宝娣.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增长.财经问题研究.2005(7).

[8] 佟新.人口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M].2003版.第187-189页.

[9] 都阳.人口红利的谜思.人口研究,2007(2).

[10] 王德文,蔡,张学辉.人口转变的储蓄效应和增长效应―――论中国增长可持续性的人口因素[J].人口研究,2004(5).

[11] 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5(6).

[12] 都阳.人口转变的经济效应及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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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红利 Leslie模型 关闭时间

引言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年龄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劳动年龄人口相对增加，老年人口和少儿人口相对减少，使劳动力人口抚养负担减轻，形成一个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现阶段，我国正处于“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中高比例的劳动年龄人口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的机会。但是，随着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转变，人口红利将最终可能转变为人口负债，阻碍经济的增长。

人口红利的概念是国外经济学家在研究“东亚奇迹”时首先提出的。Bloom和Canning在2002年进一步明确了人口红利的定义，即人口红利是指由出生育率、死亡率的降低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给发展中国家提供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机会窗口。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目前正处于“人口红利期”并正享受“人口红利”带来的发展机遇，但在人口红利期的度量方面存在一定的分歧。彭希哲（2007）认为人口机会视窗将在2025年前后关闭，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会关闭得更早。而蔡、王德文（2004）等认为2015年前后中国将到达人口红利的转折点。从此时起，劳动力开始负增长，人口老龄化加速将使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转为对经济增长的阻碍，即由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负债。

中国“人口红利期”关闭时间的估算

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是以年龄移算为基础的离散模型，能够较全面地考虑到影响人口总量与年龄结构的主要因素，可以比较精确地预测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本文通过运用Williamson（1959）的扩展后的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来预测未来不同年份我国各年龄段人口的变化，从而预测我国未来的人口抚养比的变化，确立“人口红利期”的关闭时间。

（一）扩展的Leslie矩阵人口预测模型

本文运用的人口预测模型基本形式为：

矩阵P（t+1）与矩阵P（t）分别代表时间t+1与t时的人口年龄结构矩阵，在矩阵P（t）中，Pi（t） 与qi（t） 分别为第t年年龄为i的女性个体数与男性个体数。M矩阵被称为Leslie矩阵，在M矩阵中：bi（t） 表示第t年年龄为i的妇女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di 则为年龄为i的女性人口存活至年龄i+l的存活率。ai（t）为第t年年龄为i的妇女个体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ci则为年龄为i的男性个体存活至年龄i+1的存活率。

（二）模型假设

假设所有妇女均正常婚配且均会在育龄期（15-49岁）生育，不考虑多胎；假设所有人口都是自然死亡，不考虑天灾人祸等意外因素的影响；在模型预测期内，医疗卫生条件保持不变；不考虑国际人口迁移。

（三）M矩阵中主要参数的确定

存活率ci、di：假设在预测年份内男性分年龄存活率ci和女性分年龄存活率di与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相同。

出生人口性别比xi（t）：分年龄段出生人口性别比xi（t）是指第t年年龄为i岁的育龄妇女生育的男性婴儿数与女性婴儿数的比值。

女性生育率ai（t）、bi（t）：结合中国统计年鉴分类标准，本文将育龄妇女界定为15-49岁的女性。

年龄别生育率fi（t）：是指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在t年的平均生育率。计算公式为： 。其中，Pi（t）表示第t年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总人口数，Fi（t）表示在第t年生育的年龄为i的育龄妇女总人口数。

总和生育率β（t）：是指一定时期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年龄别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孩子数。计算公式为：

（1）

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fig（t） ，用于表示妇女的年龄生育模式。计算公式：

（2）

为保持与基础数据来源的一致性，本文采用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年龄别生育率为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并用其表示未来年份里妇女的年龄生育模式。即：

（3）

其中：fi（2000）为2000年年龄别生育率；β（2000）表示2000年总和生育率，可由公式（1）计算得到。

在确定了规格化年龄别生育率后，由公式（2）可以得到未来年份（2001-2050年）的年龄别生育率fi（t）与总和生育率β（t）之间的关系为：

（4）

其中，fig（2000）为2000年年龄别生育率，可以通过公式（3）计算获得。

因此，从公式（4）出发，通过在模型中设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β（t），可以得到不同的年龄别生育率fi（t），结合出生人口性别比xi（t），可以得到育龄妇女生育男性子代的生育率，以及生育女性子代的生育率。

为了考察不同的生育水平对人口抚养比的影响，本文设计3个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进行人口预测：

方案1――高方案：按照人口学的规律，总和生育率2.1是人口更替的一个平衡指标。因此本文的高方案将总和生育率设定为2.1。

方案2――中方案：本文的中方案总和生育率为1.8。

方案3――低方案：保持目前总和生育率1.4左右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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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消失之变

从宏观经济角度看，中国也正面临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结构转型期。杰克·韦尔奇表示，人口红利这样的外在“Bonus”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在他执掌GE期间，也经历了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消费增长福利，但是这种红利在1990年代后期也渐入尾声，不过新兴的中产阶级的崛起，在质量上弥补了人口数量的极限，基于优质用户价值挖掘的产品优化和创新，成为维系业绩高增长的主要动力。

但是，杰克·韦尔奇觉得，中国企业不必过分担心人口红利减少带来的劣势，因为随着中产阶级群体扩大，消费能力的增强会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机，关键就在于企业家如何能够快速学习，以深刻思考和行动来赢得这场结构转变的战役。在这样的挑战下，精细化的运营与深度挖掘个体价值成为企业的必选路径。

精细化运营之策

刘胜义分享了腾讯应对中国人口红利消失以及宏观经济挑战的三大原则。

原则一：少即是多。公司审视自身，并聚焦于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领域。在互联网领域，无论是在搜索、SNS、新闻或者是电子商务领域，大多数用户只会使用在各领域排名第一的产品。少即是多意味需要做精品，将精力集中在核心领域，以腾讯网为例，新的研发项目数量从开始的90个减少到20多个，“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最好的人才去生产更好的内容以及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刘胜义说。

原则二：大胆创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是腾讯开放平台的核心逻辑，刘胜义认为，需要不断激励精英人才携手创新贡献，以最开放的方式寻求共赢，才可以为产业未来发展创造关键的“社会资本”。

原则三：创造愉悦的产品体验。通过建立“一流”供应链管理系统和企业文化，持之以恒的提升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和高度。刘胜义说腾讯正在做的就是集中力量提升产品品质，即使是深受欢迎的微信，也不断根据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改进，让每一款产品都具有最佳的用户体验。

数字化变革之思

杰克·韦尔奇在深圳演讲现场也提到，互联网正在创造全新的营销方式，数字媒体已经打破传统的市场规则。企业家应该不断接受新思想，勇敢面对挑战，并将变革执行到位。面对变革，杰克·韦尔奇建议传统企业应该从发展、技术与数据三个方面进行三合一的战略。要用互联网速度的发展眼光不断的审视企业与团队，要善加利用互联网数据在运营、管理与营销多个领域取得最快的洞察和解决问题的角度。

刘胜义也表示，越来越多的人与网络相连，互联网正改变消费者的生活以及消费模式。数字化不仅仅会带来营销模式的改变，也会对企业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思维产生巨大的冲击，这股冲击深入企业的每一个经营环节，刘胜义从企业三个最核心的经营环节给予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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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面临“人口负债”

人口数量依然是世界第一的中国，正在经历人口结构的重大变化。过去数十年里，中国可以说是充分品尝了人口红利的甜头。中国大约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红利由少到多，2013年前后处在人口红利最为丰厚的时期，此后，不是人口红利结束，而是人口红利逐渐减少。中国大概在2035年以后就要进入人口负债期。人口负债是由于生育率与死亡率的下降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所引起的。人口负债意味着人口负担太重，超出了其合理的范围，创造的财富多用来消费，从而用于积累与投资的资源不足，进而限制了经济增长，经济因此可能出现停滞甚至是倒退。

中日韩三国通用800汉字

中日韩三国共同使用汉字的历史已近2000年，汉字在三国文化的持续交流中保持了基本的一致性，是增进文化沟通、相互理解的重要工具。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不久前在日本横滨市召开。会议期间，日本文部科学相提议将三国共同使用的808个“汉字”有效用于文化交流。2013年5月，中国专家课题组制订了“中日韩共用常见800汉字表”草案。2014年4月，汉字表正式向社会公布。目前韩国已有专门介绍808个汉字的出版物。三国共同常用汉字的扩大使用将会给后代提供共享汉字文化圈价值和强化人文交流的机会。如果在三国间将共同常用汉字用于道路标志牌上，大家就可以切身感受到其中的益处。

中国超级富豪11000人

近日，瑞银与研究机构Wealth-X的《2014年世界超级财富报告》显示，2014年中国新增超级富豪395人，共计11000人。这11000名超级富豪的财富总额为1.56万亿美元，约占全国财富总额的7.3%，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仅为53岁，全球最年轻。就超级富豪的人数而言，中国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五，前四名为美国（6.95万人）、德国（1.91万人）、日本（1.47万人）和英国（1.15万人）。值得注意的是，与欧美不同，91%的中国超级富豪来自于个人创业，继承的比例仅为9%。中国香港则是亚洲区内超级富豪密度最高的地区，每100万香港人中就有460名超级富豪，这一比例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0倍。

一日为何从半夜开始？

自古以来，人们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究竟什么时候是一天的开端呢？古代人把太阳经过当地子午圈的两个瞬间，分别称为上中天（中午12点）和下中天（半夜12点），并把上中天的时辰定作“午正”;下中天定作“子正”。下中天是人们无法见到的，因为太阳在地球的背面。上中天时，太阳经过子午圈的瞬间，正是太阳当空，观测起来简单易行，如果把这个瞬间算作一天的开始，似乎也合理。但是如果把好端端的一日人为地截成两半，就会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不少麻烦。所以，聪明的古代天文学家就将子正时辰（半夜12点即0点）作为一日的开始，在人们的熟睡之中，新的一天就悄然诞生了。

世界有3500万“现代奴隶”

一项来自澳大利亚人权组织“行动自由基金会”的调查显示，目前全球范围内大约有3500万人沦为“现代奴隶”。尽管“现代奴隶”在受调查的167个国家中存在的程度不同，但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斯等国的人数占到总数的61%，约为2200万。印度以1400万人的“现代奴隶”数量位居首位。根据该基金会的定义，“现代奴隶制”是一种隐蔽的犯罪形式， 包括奴役、强迫劳动、强制婚姻和人口贩卖等。

近三成残疾青少年从未上学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课题组最近“残疾青少年发展状况与需求”报告称，我国残疾青少年的总体失学率较高，73%的人上过学或正在上学，从未上学的比例达到27%。其中，智力水平和残疾程度是影响残疾青少年上学的最大因素。报告称，在受教育的残疾青少年中，73.3%在普通班随班就学，21.4%在特殊教育学校读书，3.3%在普通学校特殊班读书。由于特殊教育资源不足、家离学校较远等原因，部分父母将适合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送入普通学校。调查发现，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青少年学习效果并不好。因此，课题组建议正确认识特殊教育，提高残疾青少年的就读比例。

我国青少年网瘾患者4000万

据统计，截至2014年6月，中国拥有6.3亿网民，青少年网民到2013年底达到2.56亿。据《第七次未成年人互联网运用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城市小学一年级至高中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的比例达到92.9%，农村（乡镇）中小学生也有80.2%曾接触网络，远

高于我国网民的总体触网率。网络的普及和未成年网民的剧增，让未成年人上网成瘾的现象从最初的特殊社会问题演变成为普遍性的社会问题。有数据显示，2013年年底，我国青少年网瘾患者保守计算在4000万左右。

世界上没有军队的

国家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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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篇6

为老服务需求膨胀　农村老龄问题严峻

人口老龄化给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带来的影响是广泛的、长期的和复杂的。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对人口老龄化，我国将迎来四大挑战。

养老保障的负担正日益沉重。2004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支出总额达到3502亿元，比2000年增加了65．5％，中央财政对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支出攀升到522亿元。离休、退休、退职费用也呈现连年猛增的趋势。政府、企业、社会都已经感到养老保障方面的压力正在显著加大。

老年人医疗卫生消费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倍。随着老龄化的加快，基本医疗保险资金的支付将呈高速增长。2004年，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达862亿元，占基金收入的75．5％，比上年增长31．6％，增长速度比基金收入增长快3．5个百分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之所以高速增长，人口迅速老龄化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老年人社会服务的需求迅速膨胀。目前，我国老年人口高龄化(80岁以上)、老年家庭的空巢化(纯老年人家庭，老年人单独居住)的趋势非常明显。目前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有1600万人，纯老年人家庭占有老年人家庭的比例已经将近40％，再加上其他老年人当中的病残人员，需要照料的数量是非常大的，而我国现在社会服务的发展相对滞后。仅以养老床位为例，到2005年底，全国各类老年社会福利机构拥有的床位一共是149．7万张，这就是说，平均每千名老年人仅拥有10张床位，而发达国家平均每千名老年人占有的养老床位是50―70张。据调查，现在我国1．44亿老年群体当中，约有5％的老年人希望入住养老机构，这样算起来也需要700多万张，现在只有149．7万张，差距非常大，急需加快发展速度。其他如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等许多为老服务也都存在发展缓慢的问题，不能满足老年人群日益增长的需求。

与城市相比，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我国老龄人口60％分布在农村，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也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来说将更加突出，而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世界人口老龄化发展的历史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人口老龄化将对经济增长、储蓄、投资与消费、劳动力市场、养老金、税收等产生冲击。在社会方面，人口老龄化将影响社会福利、医疗制度、家庭构成以及生活安排、住房和迁移。在政治和文化方面，人口老龄化也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摘自2006年12月21日《中国劳动保障报》记者赵敬羚)

・相关链接・　名词解释

总和生育率

一定时期(如某一年)各年龄组妇女生育率的合计数，说明每名妇女按照某一年的各年龄组生育率度过育龄期，平均可能生育的子女数，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

人口再生产类型

与一定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以及人口自然增长率三者相结合而形成人口再生产的特征，依据这些特征人口再生产区分为不同类型。

更替水平

指这样一个生育水平，同一批妇女生育女儿的数量恰好能替代她们本身。一旦达到生育更替水平，出生和死亡将逐渐趋于均衡，在没有国际迁入与迁出的情况下，人口将最终停止增长，保持稳定状态。这个过程所需的时间依人口年龄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目前，几乎所有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已达到或低于更替水平。一般认为，总和生育率为2．1即达到了生育更替水平。之所以为2．1而不是2．0(一个孩子对应父母中的一个)，是由于在出生时，男孩数要略多于女孩数，且一部分女孩将在育龄期前死亡。发展中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因此，达到生育更替水平的总和生育率一般高于2．1。

低生育水平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抚养比

指人口总体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通常用百分比表示。说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大致要负担多少名非劳动年龄人口。根据劳动年龄人口的两种不同定义(15岁一59岁人口或15岁―64岁人口)，计算总抚养有两种方式。

人口红利

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使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依次形成从高少儿、低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此，到低少儿、低老年型的低人口抚养比，再到低少儿、高老年型的高人口抚养比的三个不同阶段。在第二阶段，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抚养负担轻，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高，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过渡时期通常被称为人口红利期，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这种潜在贡献就是人口红利。

人口老龄化

指人口中老年人比重日益上升的现象。一般认为，如果一国人口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7％，或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超过10％，那么该国人口就属于老年型。

出生人口性别比

是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

小资料：世界人口发展基本态势

生育水平逐步下降，人口总量经历高速增长后进入增速趋缓时期。发展中国家总和生育率从6．2下降到2．9，发达国家从2．8下降到1．6。据联合国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全球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将基本完成。

人口持续老龄化。2000年，世界60岁以上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分别达到10％和7％，欧洲为20％和15％。

篇7

“世界”一词的由来

我们经常说到的“世界”一词最初来源于佛教。佛法所说的世界，由时间和空间组成。“世”属于时问的范畴。佛法认为，时间像流水一样，处于不断的迁流延续中，从过去延续到现在，又从现在延续到未来，所以时问的存在形式为三世：即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而“界”则是对于方位的界定，属于空间的范畴。佛法中所说的世界，古人称之为宇宙。《淮南子》日：“四方上下日宇、古往今来日宙。”宇为空间，即东、西、南、北、上、下；宙为时间，即古往今来的变化过程。就其基本定义而言，与佛教关于世界的概念基本一致。

“钱”原是古代一种耕具

我国古代周朝有一种铲形的耕具叫钱，它的形状和汉字“大”差不多，金属铸造。因为古人经常把它作为交换的媒介物，后来金属货币又仿它的样子制造，“钱”字就成为货币的名称，它原来的意义反而消失了。

我国人口红利将结束

所谓的“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店。他在每晚计算当天的洗衣收入时，就把其他非法所得的赃款加入其中，再向税务部门申报纳税。这样，扣去应缴的税款后，剩下的其他非法得来的钱财就成了他的合法收入。这就是“洗钱”一词的来历。

丈人原是对老人的尊称

在家庭关系中，称妻子的父亲为“丈人”。然而魏晋以前，妻子的父亲被叫作“舅”或“妇翁”。而“丈人”是对上了岁数的男子的尊称。据唐朝文学家柳宗元《祭杨凭詹事文》记载：“年月，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宋朝的《猗觉寮杂记》和《鸡肋编》都据以为证，认为“丈人”的说法开始于此。过生日吃蛋糕吹蜡烛的由来

据说，过生日吃蛋糕、吹蜡烛，最早始于古希腊。古希腊人信奉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在她一年一度的生日庆典仪式上，古希腊人总要在祭坛上供奉蜂蜜饼和诸多点亮的小蜡烛，制造一种很神圣的气氛，以示人们对月亮女神的特殊崇敬之意。古希腊人也相信那些点亮的小蜡烛具有神秘的力量。后来，在为他们的孩子们过生日时，也开始效仿月亮女神过生日的庆典仪式，在餐桌上摆放糕饼等物，并在糕饼上点亮小蜡烛，以示庆祝，也表示孩子们像月亮女神那样纯洁可爱。再后来又逐步演变成摆放蛋糕、吹灭那些插在蛋糕上点亮的小蜡烛。

“辕门”的由来

我国古代官署、军营的外门被称作“辕门”。古代有君王出外狩猎，休息、住宿的时候，往往用车子作为屏障来保证安全。出入的地方，将两辆车仰起，两辆车的辕相对交叉而成门，所以叫“辕门”。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作战普遍使用战车，也用同样的方法搭成“辕门”。以后，虽然作战方式改变，不再使用战车，人们还是习惯性地把军营的外门称作辕门。“辕门”一词也就这样被沿用下来。

郑州发现3600年前的古代中原城市群

近日，郑州又有了轰动全国的考古发现，新郑望京楼遗址发现了迭压着的夏代和商代两座城址。这是中原地区继郑州商城、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和荥阳大师姑等之后，在夏商大型城址方面的又一重大发现，对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城市群的发展演变意义重大。这使得中原地区目前已知的以郑州为中心的夏商都邑有近十处，形成了一个集中的古代中原城市群。

“戴高帽”一词溯源

“戴高帽”一词源于唐代李延寿著《北史・熊安生传》中的一个故事。北齐有一个叫宗道晖的人，平时喜欢戴一顶很高的帽子，脚穿一双很大的木屐。每当有上级官员到来，他都以这身打扮去谒见。见到官员时，他又总是向上仰着头，举着双手，然后跪拜，一直把头叩到木屐上，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后来，人们把这种做法叫戴高帽，“戴高帽”一词也就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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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2008年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变动最为剧烈的一年，同时也是最困难的一年。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制度变革、要素投入、全球化以及人口红利所提供的长期增长动力都在衰减。据统计，2002―2007年，我国GDP实际增长67％，能源消耗总量增长75％，这种高能耗的增长动力已经无法持续。而从人口红利来看，中国经济活动人口比在2005年就已经达到一个高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在2004年就已经出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在2008年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低点，未来将显著提升。为了保持粮食安全，农业用地转为非农用地带来GDP增长的所谓“土地红利”释放速度也将显著放缓。恰好在2008年，中国的人均GDP迟到3000美元，历史证明这个阶段是中等收入国家能否完成产业升级步入高收入国家的敏感阶段，即“中等收入陷阱”阶段。

世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高级经济学家米兰・布拉姆巴特认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

按照这一定义，人均GDP900美元的国家，即为低收入国家、从9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都叫中等收入国家。在中等收入国家里，又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从900美元到3500美元左右，这是低的中等收入国家，然后在3500美元到11000美元左右，称之为高的中等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区间跨度是非常大的。现在低收入实际上是少数的，高收入也是少数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在中等收入这个层次。世界更多的问题，更多的挑战，都是在中等收入国家，因为从100―200美元到900美元之间，只要稍微努力一点，政治上没有很多的动乱，吸引一点外资，经济很快就可以上去，但到了中等收入阶段，900美元到11000美元之间，竞争才是白热化的。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长期在中等收入国家范围内徘徊。而中国的台湾、香港以及新加坡和韩国则花了不到20年的时间，就成功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能否效仿一些成功的国家和地区，顺利实现升级呢?

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顺利实现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至少面临四大陷阱：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负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要防止金融危机，而且与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有关系，设计出匹配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正是目前摆在中国金融业面前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吸引了那么多的外资，就是别国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有相当大规模的产业可能要转移出去，很可能就是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和印度等。如果中国企业总是不能掌握核心技术，没有自己的品牌和销售渠道，产业迟迟无法升级，与此同时出口加工型产业不是转移到内地，而是转移到交通更为便利的其他国家，那么中国经济将会遭受双重打击：既不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占据高端，又不能吸收大量的低技能就业人口。

事实证明：一旦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政府的扩张性激励会造成财力和政策效率的同步下降。不仅如此，中国还将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另一个是民主政治的转型。所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主要指产业升级及教育的投入和鼓励科技创新；所谓民主政治的转型，基于历史经验，主要是指经济起飞后，经济持续的增长进入中等收入行列后，国家民主与利益诉求比较强烈，开始进行民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引发剧烈的社会动荡。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要顺利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首先须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转向追求共享式增长，实现经济的创新发展。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力求实现第一梯队地区的产业继续升级，因为收入导向的原因，这些地区在吸引高级人力资本上存在优势。通过主动性产业转移，这些地区可以摆脱单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这一过程伴随的是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与企业自主创新的增多，相应的金融体制也必须完善，以加速这一过程。而第二梯队则可以部分承接第一梯队转移出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同时解决就业问题。此外，还应放开第二、三梯队地区的诸多经济管制，尤其是金融类管制，以加强其经济活力，加大自主创业民营经济在该地区的比例，分化部分非就业人口。

其次要抓住和谐社会建设，从关注二次分配转移到关注一次分配中来。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比政府做的二次分配其实有效得多。

再者必须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部分就是转换政府的角色。政府应努力成为服务型政府、并努力提升自己应对外界带来的变化与挑战的速度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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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翻译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5）

摘要：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因所处时代和阶级立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和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进行比较研究。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上“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投资，提升城乡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

关键词 ：马克思；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城乡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22-0224-02

一、引言

一般而言，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同时也包括人的身体健康状况。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以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加里·贝克尔（Gary S.Becker）、雅各布·明赛尔（Jacob Mincer）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将传统的物质资本理论的概念和方法应用于对人力因素及其相关行为的分析，从而开创了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理论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面貌，解决了诸如索洛“余值”、庇古“悖论”等经济学难题，不仅极大地深化了经济学分析的内涵，而且广泛地扩展了经济学研究的外延，从而引发了经济学理论与方法的重大变革。鉴于舒尔茨与贝克尔在人力资本理论等领域的重大贡献，他们分别荣获1979年和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舒尔茨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奠基者。1960年，舒尔茨在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演说中，发表了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讲，宣告了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此后，舒尔茨沿着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线索来展开其人力资本分析，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等方面的重要著作，系统论述了人力资本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从而初步确立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在经济思想史上，马克思毕其一生精力创立了科学而博大的经济理论，这是人类社会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对于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是否包含人力资本思想，学术界则有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也没有提出系统的人力资本理论，但在他浩瀚的经济思想体系中却包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本思想。为更深入地探讨马克思的人力资本思想，并使之更好地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尝试梳理并比较马克思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思想，同时探讨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的现实启示。

二、马克思与舒尔茨人力资本思想的比较

（一）人力资本的概念界定

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虽不曾出现“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却频繁使用了“劳动力”和“劳动能力”的概念。笔者认为，马克思“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的概念与人力资本理论中的“人力资本”概念是基本一致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所下的定义是：“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由此可见，马克思所谓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即知识和技能”，这是人们经过后天的学习、培训和实践而形成的智力能力；与此同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理论把每个人的健康状况都当作是一种资本的储备”，因而他的“人力资本”概念也就包含人的体力。因此，与马克思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一样，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也是指人们从事生产时所运用的体力和智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马克思没有明确使用“人力资本”的概念，但他的“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概念的内涵，与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概念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二）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对于人力资本的作用，舒尔茨认为：“我们之所以称这种资本（即人力资本，引者注）为人力的，是由于它已经成为人的一个部分，又因为它可以带来未来的满足或者收入，所以将其称为资本”。由此可见，舒尔茨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主要依据之一，是因为附着于人力之中的“知识和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能够带来收入。与舒尔茨“人力资本”能带来收入的说法相对应，马克思强调了劳动力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劳动力是价值创造的源泉，这实际上是突出了人力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并非认为劳动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而是充分论述了劳动过程的基本特点及其与价值增殖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劳动资料是劳动过程的三个基本要素。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产品……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活劳动“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因此，尽管不同于舒尔茨从获取收入的角度看待人力资本，但马克思强调了人的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也就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三）人力资本的形成途径

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由人们通过自身的投资所获得的有用的能力，包括体力、知识和技能。具体而言，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由以下五个方面的投资所形成：“（1）医疗和保健，从广义上讲，它包括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精力和生命力的所有费用；（2）在职人员培训，包括企业所采用的旧式学徒制；（3）正式建立起来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4）不是由企业组织的那种为成年人举办的学习项目，包括那种多见于农业的技术推广项目；（5）个人和家庭适应于变换就业机会的迁移”。由此可见，舒尔茨认为，由教育、保健、人口迁移等投资形成的人的体力、知识和智力，共同构成了人力资本。

与舒尔茨的观点相对应，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具体而言，马克思认为劳动力价值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维持劳动力所有者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劳动者必须要有足够的生活资料来维持其生存。其二，维持劳动者家属生存、繁衍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由于劳动者有其生命周期，为使劳动力市场持续运转，就必须满足劳动者家属的生存需要，保证劳动者“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为劳动力市场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其三，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马克思指出，“为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因此劳动者的教育或培训费用也是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由于劳动能力具有层次差别，马克思认为应将劳动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只需具有体力和少量技能即可，而从事复杂劳动的人则必须具有足够的才能，也就是要有高层次的人力资本。此外，马克思提出了不同层次的劳动能力之间的换算关系，他认为“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三、人力资本思想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启示

在现阶段，人力资本思想对于中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人口因素是影响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之一，它通过劳动力市场等途径影响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育政策的共同作用之下，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迅速下降，低生育率水平使得中国进入人口红利期，充足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造就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但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中国完成了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人口转变。由于人口转变过程的迅速完成，使得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发生了明显变化。

与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人口红利期相对较短，2015年前后是中国由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的拐点。从1953-2012年，尽管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但0-14岁人口比重不断减少，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则不断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劳动力后备人口趋于减少，另一方面表明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趋严重。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城乡劳动力市场迎来了“刘易斯拐点”。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供给的制约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使得劳动力要素变得相对稀缺，这也成为中国转变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契机，助推中国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在此背景下，加快对城乡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命题。

篇10

这几年市场的变化实在是太快了，从国际、国内大的经济波动，到风光不再的中国人口红利，再到新技术的出现和进步对传统行业的冲击和影响，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对于中华商务在北京的布局来说，有些决策是为生存而定，有些布局是为了再发展而定。

2010年决定将银牡丹搬入华联厂区，就是为了银牡丹的生存而确定的，搬迁超出想象的困难，但现在回头看，搬到华联后，减员增效，增加资源，银牡丹走出谷底开始上升。

2013年，是华联印刷踏上新十年征程的开局之际。在进一步深化、强化现有华联品牌的基础上，冷静思考，不盲目扩大产能，努力走更加绿色、高效、自动化的道路，在提高劳动效率、提高人均产值、提高人均利润上下功夫。

站在当下，思考未来。未来北京地区事业的发展，将充分利用中华商务及联合出版集团完善的上下游产业链，向文化创意设计、自有产品开发、数字印刷技术、数字内容资产管理等智慧密集型方向延伸。

市场在变，环境在变，技术在变，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所改变：思想转变、观念转变、行动转变，以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社会。我们依然要做好主业，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在大家都困难的时候我们能比别人好一些，那才是我们的真本事和能力。其次，我们要思考转型，走一条适合公司发展的、能持续前进的道路。

（作者为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幕 后记者猜想

绝大多数女性经理人在接到采访邀约电话的那一刻，几乎都是本能地拒绝。

不过，几通执着的电话，几个言语诚恳的短信，甚至是采访提纲中某一两句“贴心”的话语，又很有可能打动她们，成为她们改变初衷的理由。

这一点，跟我们接触到的绝大多数男性企业家不太一样。

毕竟，女人更重视细节，更何况她们的感性也是与生俱来的。

2月26日，争取了许久的一次采访终于成行，女企业家和她的女助手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多年来，这家企业一直保持着20%的年增长速度，即便是金融危机余波未消的这几年，它依旧没有放慢自己的步调。但外界对它的了解甚少，用“隐形高手”来称呼这个由几位女性高管“当家”的企业，并不过分。

不过很遗憾，这个案例最终未能呈现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