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的内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粮食安全的内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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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粮食安全；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依据及路径选择

收录日期：2012年2月22日

一、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的基本依据

粮食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要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理所当然包括粮食安全。我们认为，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依据：从理论上分析，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从法律上的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的法定职责；从现实层面而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一）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按照“受托经济责任观”这一审计学说，审计是随受托经济责任的产生而产生，并随受托经济责任的发展而发展的。政府审计产生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的确立，其首要或根本目标就是促进政府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切实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政府承担保障和维护国民吃饭的责任。政府审计作为促进政府全面有效履行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的一种监控机制，其功能也随着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而不断拓展。因此，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拓展的现实需要。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一条规定：“国务院设立审计机关，对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对国家的财政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进行审计监督”。2006年新修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在第一章第一条中将立法的目的规定为：“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粮食安全是“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与“保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两项目标的重要基础；“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关系到国家成本与国家效能，对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影响；“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基础条件就是国家经济安全。因此，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政府审计法定职责的基本要求。

（三）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2008年刘家义提出了“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重要观点，指出“应充分发挥审计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在“国家审计免疫系统论”这一观点下，政府审计的功能就是通过发挥经济监控作用，使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而粮食安全是“国家机器能够健康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理所当然是政府审计的重要保护对象。因此，政府审计维护粮食安全是充分发挥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政府审计如何维护粮食安全

政府审计要有效发挥在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中的监测、预防、预警、纠偏及修复作用，必须依赖于一定的途径；此种途径是联系国家粮食安全与政府审计工作之间的桥梁和纽带。结合当前国家粮食安全形势，政府审计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充分发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一）明确粮食安全审计的目标、对象和内容

1、完善政府审计目标。政府审计目标是政府审计行为活动意欲达到的理想境地或状态。政府审计目标随着审计环境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审计职能的发展而发展。当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内涵的拓展，要求维护国家粮食安全成为政府审计的基本职能时，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就理应成为政府审计的基础目标。

2、深化政府审计对象。政府审计部门通过开展各项审计工作，可以在不同的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当前，我国政府审计在维护资源环境安全、制度与政策安全等方面的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因此，通过深化政府审计对象，大力推行资源环境审计、制度合理性审计、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横向拓宽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领域，能够有效发挥政府审计在上述领域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

（二）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机制

1、建设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机制

（1）构建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粮食安全审计预警系统的构建可以综合利用政府审计各项工作所收集到的信息，纵向深化政府审计工作成果的利用，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系统与事前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功能。

信息收集系统通过审计活动，负责归集各种经济安全信息；信息评估系统利用收集到的粮食安全信息，对国家粮食安全运行中的风险进行评估；信息分析系统，通过评估出来的风险级别，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结果发出粮食安全警报；信息处理系统利用特别审计权，负责对发现的国家粮食安全风险因素进行处理。

（2）设计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我们认为，可以设计一套粮食安全审计预警指标体系，包括生产、储存、流通和消费四大领域。上述四大领域之下，分别设计一些主要指标。各领域主要指标的选取以政府审计科学研究与实践经验，设置各指标相应的安全值范围，并赋予相应的权重。通过比较审计工作中所收集到的各项指标实际值与安全值范围，就可以识别威胁国家粮食安全的风险因素。

通过计算粮食安全审计综合指数，并与预先设定的安全值范围进行比较，就可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进行评价，并根据情况进行预警。

2、完善调控、协调机制。国家粮食安全是在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之间进行有效平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影响因素众多。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建立与国家其他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充分利用财政、农业、央行和税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信息，这实际上是一种调控与协调机制的体现。

主要参考文献：

[1]刘家义.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审计工作全面发展[J].审计研究，2008.3.

[2]刘英来.审计是经济社会运行的免疫系统研讨会综述[J].审计研究，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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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粮食安全价值链成本优化成本抑减

Abstract:One of important aspect of potential accidents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is that the increasing cost of food security result the heavy financial burden.In order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under a reasonable cost，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should be implemented，which has many characteristics:such as openness management space，comprehensiveness management object，dynamic management approach，perse getting information，and so on.The main way of optimize the value chain of Chinas food security is:integrating resource of the current value chain of food security，enhancing the grain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capacity，reducing the institutional cost form in history，and appropriate increasing food imports.

Keywords: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Value Chain of Food Security Cost OptimizationCost Reduction

从长期来看，我国粮食安全的隐患不仅表现在资源对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的保障乏力，还表现在粮食安全成本的持续增长所导致的财政负担。因此，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定位应在“安全性”和“经济性”之间寻求平衡点，为了通过成本管理有效地支持粮食安全的战略目标，需要引入战略成本管理法方法，在粮食安全成本管理中心引入战略管理理想。本文就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特征及其优化粮食安全成本的路径加以探讨。

1.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内涵

战略成本管理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由英国学者提出，其核心是“成本优势”［1］(P294)。美国学者麦克尔·波特在《竞争战略》和《竞争优势》的专著中列章探讨“成本优势”。在波特研究的基础上，美国学者于1993年出版《战略成本管理》（J.K.Shank等）的专著，是战略成本管理具体化。日本学者又进一步将战略成本管理扩大到企业界。近年来，在英、美、日等发达国家、战争成本管理已经成为企业加强成本管理、取得竞争优势的有力工具。国家粮食安全成本的控制与管理应运用战略成本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作为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中的功能性定位。它要求成本管理要注重内外环境影响，其信息提供和控制程序要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相适应。

结合粮食产业的特征和粮食安全成本的功能，笔者以为，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对粮食安全价值链和粮食生产、流通、贸易及其需求趋势系统分析的基础上对粮食安全的成本结构、成本配置行为进行优化与控制，从而实现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的目标。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首要任务是关注成本战略空间、过程和以往粮食安全政策的绩效与代价，将成本信息贯穿于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过程中，通过对粮食安全成本结构、成本行为的全面了解、控制与改善，以达到有效地适应外部持续变化的粮食安全环境的目的。

2.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特征

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一切活动以保证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为前提，其主要特征如下：

2.1管理空间的开放性。战略成本管理具有开放系统的特征。它把粮食安全成本管理纳入国内外以粮食供求信息为核心的国际环境中予以考察。一方面，表现为成本管理信息涉及范围的拓展及控制视角的扩大，如成本控制与约束要扩展到粮食安全成本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战略成本管理所倡导的核心是以变应变。在既定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下，粮食安全活动要适应环境变化并及时进行调整。为了真正发挥粮食安全成本的能动作用，必须改变传统管理中诸多的静态假设，在变动的外部条件下进行粮食安全决策。对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环境等因素进行正确分析和判断，才能预测和控制粮食安全风险，确定和实施正确的粮食安全战略，主动适应和驾驭粮食供求形势。

2.2管理对象的全面性。战略成本管理以整个粮食安全价值链为对象，根据粮食安全的总体发展战略制定战略成本目标，具有结果控制与过程相结合的特征。从粮食安全活动的环节上看，克服传统成本管理只主张结果分析的片面性，而将结果控制与过程控制相结合，通过过程的控制将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粮食生产、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运输、粮食加工、粮食销售等各个环节与粮食安全的整体目标紧密联系起来，以过程的控制实现对结果的影响和保证预期结果的实现。与此同时，战略成本管理既重视主要活动，也重视辅助活动，如产业政策的制定、市场体系建设、粮食科学研究、粮食对外贸易、政府行政干预等活动都作为价值链分析的内容，从而达到洞察全局的目的，并由此形成价值链的各种策略。

2.3管理方式的动态性。对于一个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不仅是短期供求平衡问题，而且关系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2］(P17)。传统管理立足于短期的成本管理，常常根据短期粮食供求形势的变化对成本支出方向进行随机性调整，导致政策变化无常，市场大起大落，“一放就乱，一收就死”。战略成本管理则立足于长远的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它不局限于单一的粮食年度分析，而是以长期粮食安全状态的变化来确定粮食安全成本配置与优化的方向，使成本配置服从于长期的粮食安全目标。此外，由于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确定始于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环境相适应的，在环境发展变化时，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因此，战略成本管理又是一种动态的管理。

2.4获取信息的多元性。战略成本管理提供了超越会计主体范围的更广泛、更有用的信息。国家粮食调控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内外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库存、质量、价格等信息准确分析的基础之上，才能保证政策的科学性，以达到预期的调控效果。当前，涉及国家粮食政策制定的相关部门有发改委、财政、粮食、农业、农发行等。各部门对粮食问题占有信息只侧重于某一个方面，在制定粮食调控政策上，部门之间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政策形成的结果往往是部门博弈的结果，哪个部门掌握的权力大，决策就会倾向于哪一方，至于形成的政策是否是最科学的选择就很难说了［3］（P21）。战略成本管理要求突破会计主体本身的限制，获得与粮食产业有关的各方面信息，为政府粮食安全决策提供系统性、权威性和准确性较强的多方面信息。

综上所述，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是根据一个国家或地区粮食安全战略中的成本动因、粮食安全价值链以及粮食产业在一个更大的国民经济活动价值链中所处位置进行成本决策。其基本内容是关注成本驱动因素、运用价值链分析工具，明确成本管理在粮食安全战略的动能定位。因此，价值链分析、成本动因分析、战略定位分析构成了粮食安全战略成本管理的基本框架。

3．粮食安全成本优化的路径选择

3.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路径。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做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3.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途径。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培植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转贴于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及其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途径。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4］(P315)。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以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申标企业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级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3.4适度增加进口的路径。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适当控制粮食生产总量，保持粮食供求的紧张平衡状态，对缓解粮食生产和流通中的众多矛盾具有积极的作用［5］(P31)。这是由于，较高的自给率是以恶化环境、牺牲经济和社会福利为代价的。适当控制产量有利于减少盲目追求产量增长而带来的巨大的环境代价。对于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地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尽管暂时可以增加产量和消费量，但随之带来的资源耗竭、环境恶化、粮食单位面积产量迅速下降；在总面积难以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总产量、人均占有量和消费量也跟着下降。过度开垦还必然在单位面积产量下降的同时造成单位产品成本的上升和农民收入的下降，从而限制了它通过市场交换区的食品补充供应的能力［6］(P142)。因此，适当控制产量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也有利于农民增收。

笔者认为，有必要实施“存量立足国内生产、增量面向国际市场”的粮食安全战略。这一战略的基本含义是：以国内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高为前提，保持每年粮食产量大体上稳定在当前规模（存量）不变，通过逐年扩大粮食进口规模来满足国内不断增长的粮食需求；在粮食产量大体稳定的同时，积极调整品种结构、增加生产保证口粮供给的比重，降低用于工业用粮的产量，形成立足国内确保口粮供给，依靠国际市场解决工业用粮缺口的格局；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条件允许情况下，在现有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粮食贸易依存度，将进口粮食占国内粮食需求总量的比例控制在10%以内。笔者认为，小于10%的粮食贸易依存度不会对粮食安全产生较大的影响，还可以缓解国内粮食僧产的压力，降低粮食安全成本。

参考文献

［1］乐艳芳等.成本会计［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张宏宇.建立我国粮食生产稳定增长机制研究［J］.新视野，2005（5）

［3］鲁晓东.2007年中国粮食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取向［J］.北京：调研世界，2007（7）

［4］王志彦、刘志远.成本管理会计［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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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家有余粮心中不慌，粮食问题永远是人类生存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粮食一直是一种关系国计民生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商品，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任何一国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在粮食安全基础之上。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来讲，只要做到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才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面前站稳脚根。

1994年9月，美国著名学者莱斯特・布朗发表长达141页《谁来养活中国？》的文章引起中国和世界的高度关注，布朗预言：中国农耕地减少难以避免，人口增长和粮食产量下降，中国将严重缺粮，到那时，即使中国有足够的外汇，也没有地方能买到这么多粮食，中国的粮荒将冲击世界，谁来养活中国？

孙政才同志在任农业部长时也曾讲：对于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讲，如果我们的农业和粮食出了问题谁也救不了我们。

无论是布朗的预言还是政才书记的讲话，我都是深信不疑，为此，笔者拟就我国目前粮食安全的现状及今后我们该怎么办略表肤浅看法。

一、粮食安全的内涵与标准

所谓粮食安全，197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世界粮食大会上有一个全球公认的定义，这就是“保证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得到为了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这一定义涵盖两层意思：一是有足够多的粮食，二是每个人都有权获得这些粮食。只有这两点均能得到满足，才是真正的“安全”，有足够多的粮食即粮食生产能力，这是当前衡量粮食是否安全最常用的标准，他有一系列指标可以量化衡量，粮食自给率，人均占有量，耕地面积等。关于是否每个人都能得到粮食这一点则复杂得多，它涉及异国流通体制，贸易体系，政治经济政策等多方面，目前发展中国家连饭都吃不上，而发达国家却用粮食喂汽车，就是全球粮食分配不均的突出表现。

根据国际公认的标准，我国粮食安全从静态来看有四条标准：一是粮食自给率不能低于95%，二是基本农田耕地面积不低于18亿亩，三是粮食人均占有量不低于400KG，四是粮食库存消费比率不低于18%，那么从动态来看还包括人口变化，消费结构变化等都会对粮食需求带来大幅度增长。

二、我国粮食安全的现状

根据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衡量标准，无论是从静态还是动态来评判，我国粮食安全都面临重大隐患。

首先从国际背景来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必须解决的三大矛盾，解决这些问题比在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1999年的数据表明：全球人口1804年达到10亿、1927年20亿、1960年30亿、1975年40亿、1987年50亿、1999年60亿，这一人口增长轨迹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人口绝对量每增加10个亿所花的时间越来越短，用人炸来形容目前的地球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因为人口的增长必须带来对粮食需求的大幅度增加，难怪马尔萨斯早在1798就称：如果人口达到临界点，人类将面临等危机。要知道马尔萨斯讲这话时全球人口还不到10个亿，要是他生活在今天，还不知道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呢！此外，目前全球的富余粮食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那么发达国家在用这些粮食干什么呢？他们在用它造生物燃料喂汽车，例如美国造生物燃料消耗掉的玉米每年达1亿吨以上，欧盟60%的菜籽用于造生物燃料，这更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粮食的供需矛盾。

其次从静态粮食安全标准来看，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相当严峻：第一从耕地面积来看，无论是官方公布的数据还是领导讲话都一再声称，确保18亿亩耕地是红线，但是现在有谁说的清我国耕地18亿亩红线是否已突破？又有谁说的清我国实际耕地到底是多少？恐怕是没有人说的准，要知道耕地是保障粮食供给的基础，近些年来，因城镇化，工业化及大量基础设施建设所带来的耕地在不断减少是不争的事实，据国土资源部法律中心最新披露的结果显示：2012年84个重点城市土地质押177015宗，总面积为34.9万公顷（523.5万亩）这里仅涉及84个城市，那么全国一年侵占的土地又将有多少呢？我国人均耕地本来就非常有限，仅及世界平均水平三分之一，若照此发展下去，我真不知道我们未来的饭碗在哪儿。

第二，从粮食自给率来看，95%的标准我认为早已突破，因为我们的统计部门在计算粮食自给率时仅统计小麦、大米和玉米，而对我们中国人的一个重要食物种类大豆及豆制品没有统计进来，这一种计算合理吗？1995年我国还是世界第一大豆生产国和净出口国，仅这十几年的功夫，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大口进口国，据海关统计，2012年进口大都5838万吨。进口比例占到总需求量的80%，这意味着只要我们将大豆进口统计到粮食自给率里来，那么我们的粮食自给率实际已低于90%，我们有相当于俄罗斯总人口的国民吃饭问题完全依赖国外，这难题不危险吗？对此我真的不敢想。

第三，粮食安全的库存消费比不低于18%，对于这一点我心里根本没底，我只知道我们桃源作为全国有名的产量大县，却没有几座粮仓，仓里更没有粮食，那么全国又当如何？几年前袁隆平院士就建议中央政府把全国粮库好好的查一查，可是今年当中央巡视组到中储粮巡视，中储粮黑龙江的大火就发生了，这让我们怎么想？在此我能想象的是：我们目前的粮食库存量到底有多少？库存消费比是否早就突破18%的红线？

再次，从动态指标来看，尽管我们多年来把计划生育当作国策执行，但由于我们人口基数太大，目前我国人口绝对量仍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递增，多一张嘴多一份消耗，这是“刚需”啊，另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仍须升级，这样，即使人口总量没有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会增加。

三、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对策

鉴于目前我国粮食安全面临的形势，为确保国家的持续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我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来应对粮食安全。

第一，提高认识，充分了解粮食安全的重要性，作为政府决策者来讲，要真正把农业当作制造业和商业基础，要根据农业发展的需要，从资金、技术、农副产品的储存，销售等给予大力支持，尽量避免“践仿农”

第二，严控人口增长，目前我国人口总量仍以每年1000万的速度增长，因此，计划生育的国策绝不能放松，那怕我们现在过早进入高龄化社会也要一如既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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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粮食产业链;粮食安全成本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30-0133-03

确定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目标的依据基于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粮食安全系统。中国仅用世界10%的耕地,生产了世界18%的粮食、27%的肉类、3%的奶和43%的禽蛋[1],已经解决了持续数千年的粮食短缺问题,建立起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粮食安全系统。其一,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达到5亿吨左右。人均粮食占有量接近世界平均水平。2007年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达到381公斤,接近于FAO提出的粮食安全的基本标准,即,人均粮食达到400公斤(即粮食消费安全)。其二,粮食对外贸易依存度较低。1985年以来,有九年粮食净进口量为负值,多数年份净进口量占当年消费量的比重在1%～2%。进口量最多的是2004年的2 998万吨,占当年粮食消费量的5.03%。其三,粮食储备和周转库存充裕。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中央、地方两级粮食储备制度。此外,商品周转库存也比较充裕。根据笔者的测算,如果包括农户储粮,全社会粮食存量超过3 000亿公斤。粮食储备率在60%左右。

2.长期粮食安全存在隐患。尽管总体上近期中国粮食安全状况良好,但从长期来看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和安全隐患,主要表现在:其一,资源供给隐患突出。中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占世界平均的40%。淡水资源人均占有量只有2 185立方米,相当于世界平均的27%。随着城市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若不采取重大措施,资源、生态问题将进一步加剧。其二,粮食单产水平难以有跨越性提高。在1990―2001年的12年中,粮食单产提高幅度仅为7.5%,年均递增0.6%。近年来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常规技术的增产效应逐渐减弱,如果没有重大的科技创新,粮食总产量很难再上新台阶。其三,粮食总需求将持续增长。尽管近年来口粮消费的下降对稻谷等的需求会有所减少,而肉、禽、蛋类消费的增长对玉米等饲料用粮的增加。尤其是近年来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迅速发展,推动粮食需求持续增长。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类企业的用粮需求以年均5%的速度增长。产需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其四,粮食区域和品种结构失衡问题日渐显现。粮食品种失衡主要集中在稻谷、小麦和玉米三大品种上。基本趋势是南方稻谷和玉米供应趋紧,北方小麦自给率提高,玉米剩余量增加。粮食区域结构失衡突出表现在,缺粮省的个数继续增加,余粮省的余粮总量将会减少。对粮食综合流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粮食安全受国际环境影响日益增加。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尤其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粮食安全越来越多地受到来自国外粮食产销形势和相关政策因素的影响。其一,粮食进口压力在持续增加。由于中国粮食生产比较利益低下,成本还在不断攀升,在国际市场价格压力和国内供不应求情况的影响下,进口压力在不断增加。其二,一些国家的粮食政策会影响到中国。美国2004年出台的新农业法案大幅度增加了农业补贴。欧盟也采取了应对措施,欧盟和美国分别只有600多万和300多万农民,每个农民获得的补贴都在1万美元以上。这种对农业的巨额补贴政策,会对中国粮食生产带来冲击。其三,汇率变化也会影响国内粮食市场。汇率变化对国内粮食市场价格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是汇率贬值导致粮食生产所需的进口生产资料(化肥、农药)等价格上涨。推动国内粮食生产成本上升和粮食价格上涨。二是由于汇率贬值使进口粮食价格相对提高,导致对国内生产的粮食需求增加,加大国内粮食市场的需求缺口。

1.粮食供给目标。供给目标是粮食安全战略的首要目标。其基本含义是:粮食供给能够满足全国居民生活和经济发展对粮食的需求,实现粮食供求平衡。这种平衡包括总量品衡和结构平衡。总量平衡是指一定时期内粮食供给总量与该时期其粮食需求总量基本平衡。结构平衡是指粮食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基本平衡,还包括品种结构、质量结构、地区结构之间的平衡。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保障粮食安全供给的目标并不等同于产量目标。粮食供给总量应由本国生产和进口两部分组成,粮食供给目标的实现应积极利用粮食对外贸易。

2.粮食流通目标。完善配套的粮食流通体系既是提高粮食流通效率的前提,又是粮食安全应急保障的需要。粮食流通目标的基本含义是:在现有粮食流通设施的基础上,着眼于完善布局、改善结构、提升功能,建立起功能匹配、设施先进、调运灵活的现代化物流体系;在全国形成粮食生产―运输―储备―加工―销售有机连接的粮食产业链;构筑铁路为主、公路和水路为辅的运输通道,贯穿散装为主、包装为辅的全国粮食走廊;形成功能完备的粮食市场体系,完善粮食批发市场,规范粮食期货市场,逐步形成公平竞争、规范有序、全国统一的粮食流通大市场,降低粮食物流成本,提高粮食流通效率。

3.农民增收目标。收入预期是农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基本依据。农民只有在收入增加的前提下才能扩大供给。农民的收入预期不好,政府的安全供给目标已难以实现[2]。农民增收目标的基本含义是:确保农民粮食生产成本通过市场交换得到补偿,不断提高种粮农民收入,使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近年来农民增收的难度越来越大,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日益成为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3]。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通过不断完善粮食直接补贴、保护价收购和各种生产补贴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4.可持续发展目标。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基本含义是:协调粮食生产与环境、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通过合理利用自然,减少资源破坏与损耗,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再循环系统,达到资源、环境与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整体良性循环,为未来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自然资源隐患是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一大难题,一方面,粮食生产的发展离不开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支撑;另一方面,粮食生产又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形成影响。不当的生产方式会危害生态系统的平衡,造成自然资源的破坏和浪费,而自然资源及生态的破坏又影响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永续利用应该作为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所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

(一)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内涵界定

制度战略(institutional strategy)的概念近年来提出。Greenwood和Hinings对组织和制度背景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度理论可以为理解组织战略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Lawrence将影响和改变制度环境的组织活动方式定义为制度战略。一般认为,所谓制度战略是企业在进行资源竞争过程中与制度结构管理相关的活动方式,是与制度、规则和标准的形成和转化相关的组织活动方式[4]。这些制度、规则和标准可以对行业以及组织领域的结构产生影响。

笔者认为,粮食安全的制度战略是指为了以合理成本实现粮食安全战略目标而进行的战略决策、采取的资源配置途径以及为实现粮食安全目标对粮食产业链的资源进行分配的模式,制度战略既包含通过制度化而稳定现存的成本配置行为和活动方式,也包含那些非制度化的活动方式。制度战略既影响有关粮食安全资源配置的法律法规活动,又影响有关粮食安全价值观和理念的活动。研究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实现粮食安全目标所进行的资源投入和配置提供基本的行动方针。我们选择了粮食产业链整合战略、建设性成本的重点配置战略、体制成本抑减战略、控制产量与适当增加进口并举作为四个基本战略。

(二)粮食安全制度战略的构成

1.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战略。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是指将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各环节协调互动,产生协同效应和提高资源聚合质量,从而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粮食安全价值链是指与粮食生产密切相关的产业群,包括为粮食生产作准备的科研、农资等前期产业部门;粮食种植等中间产业部门;粮食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后期产业部门。粮食安全价值链体现了粮食有关各产业之间以及与外部相关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即产业之间的投入与产出,供给与需求的内在联系。

粮食安全价值链整合就是要将被人为割断的粮食安全价值链的各环节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各环节之间的合理连接和协调运行。通过整合解决以下问题:其一,整合粮食产业链的形态要素,实现粮食物流的整合、信息流整合、价值流整合和生产经营主体的整合。其二,整合价值链的时空分布,实现空间上的价值链整合、区域内的价值链整合和跨区域的产业链整合。其三,整合产业链微观主体之间的合作机制,形成合理价格机制、利益调节机制、风险分担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通过整合使粮食安全价值链的结构更加合理、产业环节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使得粮食产业链的运行效率不断提高,为降低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创造条件。

2.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战略。这里所说的建设性成本是指对中长期粮食安全保障具有关键作用的支出和重要的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建设性成本重点配置战略的基本思想是:粮食安全成本的配置不能追求在粮食安全价值链所有环节的平均分配和面面俱到,而应实现对粮食安全关键环节的重点支持。对粮食安全和粮食供给能力影响最全面和直接的,是粮食综合供给能力[5]。而粮食综合供给能力是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的结合体。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是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和粮食自然风险的必要条件。长期以来在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政府采取了根据农业形势进行“相机抉择”的投入政策。这种做法应该改变。应通过制定稳定、规范的农业投资政策,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形成分工,形成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粮食综合流通能力建设的重要性是由中国粮食供求地区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的。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错位分布,粮食库存集中在少数省份。全国缺粮省份2003年达到18个,只有具备较强的粮食综合流通能力,粮食从生产或储备到消费的通道通畅且通达时间较短,粮食安全风险才能得以化解。因此,今后一段时期应对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粮食流通设施建设成本重点予以配置,逐步加大投入,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并形成可靠的科技支撑体系,使粮食安全的战略环节得以不断强化。

3.体制成本持续抑减战略。成本抑减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地运用各种方法以降低各项成本的措施[6]。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是指通过分析粮食安全成本链上各个环节成本配置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确定降低成本的方法与途径的活动。粮食安全战略成本抑减不是一项为应付当前出现的财政支出能力不足问题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是一个提高粮食安全成本利用效率,在必要和可能的环节降低成本的持续过程。笔者认为,在粮食安全价值链上抑减的成本项目是体制缺陷带来的成本,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体制成本。长期以来,政府与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委托―制度的设计导致了较高的体制成本。随着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不管是在粮食收购环节、批发环节,还是粮食对外贸易,多元化的粮食经营主体已经形成,但是,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做法并没有改变。笔者认为,政府应该通过政策引导,使粮食储备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逐步实施粮食储备经营招标制度。逐步改变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直接经营粮食储备的办法。由政府委托中标企业粮食储备,不论国有粮食企业还是其他经济成分的企业,都可以参与招标。政府作为委托方支付费用,仓储企业因承揽储备粮保管业务而获得相应的储备费用。

战略成本抑减的另一个方面是过高的粮食储备成本。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与国家储备粮目标错位有直接的关系。从国家粮食储备运行的实际情况看,价格支持和稳定生产者收入日益成为专项储备的主要目标,使粮食储备的基本目标偏离保障粮食安全需要而出现错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将背上沉重的财政负担。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减少国家储备规模的趋势,各国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政府储备的规模,对国际市场和社会储备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加。根据笔者的测算,中国目前的粮食储备规模是合理储备规模的5倍以上,因此,降低粮食储备规模是降低粮食安全成本的重要途径。

4.适度增加进口的战略。在国内粮食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粮食自给率意味着支付较高的粮食安全成本,相当于牺牲部分经济安全来保障粮食安全。为了选择成本较小的供给模式来实现粮食安全战略,应该采取控制产量与适度增加进口并举的战略。

篇5

一要坚持党在农村政策的重要基石，创新“三权分置”的农村土地制度。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仍然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三个坚持”决不能动摇。与此同时，要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农业部门要抓紧抓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制定实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政策，为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创造良好的机制和条件。

二是坚持党的“三农”方针政策体系，创新农民富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指导方针，坚持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根本要求，坚持初步形成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以及基本建立起的符合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的制度框架。与此同时，要努力提高农村增加农民收入的内生动力。大力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农业良种化、机械化、科技化、信息化水平，推进标准化、绿色化、品牌化生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监管能力，推动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建设。

三是坚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底线，创新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实现方式。语重心长地强调，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因技术性问题犯战略性错误。综合考虑国内资源环境、粮食供求格局、国际市场贸易条件，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坚持口粮绝对安全的前提下，创新确保安全的实现途径，就要统筹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推进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坚持走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产的内涵式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保护支持发展粮食生产的政策，使务农种粮有效益、不吃亏、得实惠。

篇6

纵览千年历史，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文化韵味浓郁的泉城；济南又是“舜耕历山”下、慷慨义士多、历史积淀厚重的古城；济南还是“水脉丰、文脉长、人脉旺”的千年名城；自迈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来，济南这座充满慷慨悲壮“英雄气”和淳厚悠长“文人气”的历史文化重镇，又成为一座随着时代步伐阔步前进的新城。

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

在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的改革开放新时代，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的改革和发展谱写了浓墨重彩的新篇，探索和创造出“济南模式”。解读这个模式，可简要表述为：“以民为本，以安为先；面向市场，整合资源；转换机制，强化监管；联合制胜，有效发展。”如果加以阐述，“济南模式”的基本内涵就是：在以人为本、统筹协调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优先目标，以创业创新为动力，以联合制胜谋发展，以全面转换机制为中心，以加强监管为保证，建立健全保安全、保民生的粮食现代流通产业的完整体系。

在突然降临的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袭击下，我国粮食安全经受住了迄今最严峻的考验，呈现一片“平安绿洲”。然而，面对空前的经济海啸国人绝不可掉以轻心，盲目乐观；也不可自扫门前雪，做岸上观。我们需要做“指向经济制度、经济秩序，乃至经济思想”等深层面的反思，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谋求治标治本的必要举措和共同生路。举措急则天下乱，举措慢则天下难。唯一可行之路径就是科学治理、科学发展。那么，我们从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中应该吸取些甚么经验教训呢?以及从中长期和更深层次上观察思考，我国应该如何持续保障粮食安全呢?深入思考和研究这些重大问题，有助于我们共克时艰。

有为才能有位

进入新世纪以来，济南市粮食系统继续坚持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大胆探索，锐意创新，以多种形式对国有粮食企业进行改革、改制和改造，“退中求进”，“破中求新”，“衰中求兴”，并取得根本突破。适应济南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粮食购销市场化的需要，以及为了有效应对可能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济南市粮食系统以保障粮食安全、保障民生和促进粮食流通产业发展为目标，勇于“三创”。

一是，勇于脱胎换骨改造国企，创新粮食微观主体。济南市粮食部门“不认为改变所有制就是改革的一切”，更从这一理念出发，不是把所有粮食企业资产卖光变成私人企业，而是采取股份制企业的形式。其实质是通过彻底改革体制、全面转换机制、面向市场、综合主动，把过去旧体制、旧机制下企业丢失的效率和效益再重新寻找回来。

二是，勇于摒弃传统粮食零售体制和机制，创新主食品快餐连锁经营网络。济南市粮食部门既决心彻底改造传统的粮食零售体系，但又不是把老粮店卖光让职工下岗，而是引进农村“联产承包、双层经营”的改革路径，再造出一个崭新的粮食主食品供应网路：工厂化、集中化制作；综合化、分散化经营；统一化、标准化配送；优质化、人性化服务。

三是，勇于转变粮食发展方式，创新粮食产业化经营途径。济南市粮食部门从系统工程论出发，把居于中游的粮食加工企业的“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形成“产供销”有机连接为一体的产业化经营。这既是经营方式的转变，又是资源配置方式的革新。济南市粮食企业在这种转变和革新中，既为“三农”服务开辟了广阔途径，又为自身持续发展注入了内生的不竭力量。

济南市粮食部门的“三创”，是他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丰硕成果。通过创新、创业，济南市粮食流通系统建立健全了确保全市粮食安全的体系，并初见成效：建立健全了粮食购销储备体系，确保粮食安全；建立健全了粮油供应体系，充分满足民生多元化需求；建立健全了粮食加工体系，推进粮食产业化经营；建立健全了粮食质量检测体系，确保粮油质量安全；建立健全了粮食行政执法体系，规范社会粮食流通秩序；建立健全了粮食市场体系，确保粮食高效有序流通；建立健全了社会粮食统计体系，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有为才能有位。济南市粮食局肩负着管理粮食收购、粮食储备、粮食宏观调控、粮油市场监管、粮食经营资格审核、粮油质量检测、社会粮食统计、粮食产业发展、粮食行业管理等多项重要行政职能。全局机关行政人员正式编制42人。下辖若干企业、事业单位：4个国家粮食储备库；“济南金德利”集团快餐连锁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5个子公司；“济南民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所属10家附营企业。此外，在业务上还领导和指导郊区6个县(市、区)粮食局的工作。全市粮食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资产总额22.51亿元。

事实最具说服力

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挫中求进”，“创中求新”，“置之死地而重振”，今昔对比，真的是沧桑巨变，绩效突出，在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城乡民生、建设和谐社会、发展粮食流通等方面都有不凡的建树。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其一，把粮食安全置于更加稳定、可靠和有保证的基础上；其二，把粮食购销市场化提到更高、更成熟的水平上；其三，把为民服务扩展、提升到生产与生活的新的广度和高度；其四，把各类粮食企业推进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轨道；其五，把粮食统计和管理置于现代信息化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形式推进粮食企业联合制胜，把粮食流通产业推进到一个新水平：粮食机构更精干、职工素质更高了；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更强了；对城乡居民供应和服务质量改善了；粮食宏观调控更规范和更有效力了；粮食安全和城乡民生更加有保障了。

事实最具说服力。大量的数据有力体现出“济南模式”之效果。

首先，看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的绩效。在2005年以前，粮食购销企业数量为67个，其中市级企业24个，县级企业43个；国有粮食企业职工为8882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其中市级企业职工为2930人，县级企业职工为5952人。到2009年5月，现有粮食购销企业47个，其中市级企业20个，县级企业27个：

现有国有企业职工为3779人，其中：市级企业职工3180人，县级企业职工599人。目前，全系统从业人员7300余人。老职工都得到安置，同时吸纳了一批新职工。

其次，看粮食企业经营网点、营业面积和储备能力。在1992年以前，粮食零售网点为80个，总营业面积为24000平方米，到2009年5月，粮食零售网点增加到310个，总营业面积为48200平方米。同期，济南市国有粮食加工业总产值由1.9亿元猛增到4.75亿元。

再次，看国家粮食储备设施和储备能力的变化。在1991年以前，济南市国家粮食储备库的总仓容为43.62万吨，到2009年5月，粮食总仓容猛增到86.50万吨。更重要的是，粮食储备条件大大改善。粮食储备达到先进水平，储存损耗率严格保持在国家标准以下：储存起在半年以内，粮食损耗不超过0.1％：存粮1年以内不超过0.15％：存粮1年以上不超过0.2％。

最后，看粮食流通产业带来的巨大社会效益。近年来，“济南民天”公司在粮食产区发展优质专用粮订单面积100万亩，为农民增收1.28亿元。“济南金德利”快餐连锁公司增加新就业岗位2000余个，为50家企业、单位、学校代办食堂、送餐；发展农副产品基地两个，每年为农民增收2000余万元。

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优先战略目标

上世纪末的亚洲金融风暴对中国粮食改革是一次严峻考验。这一次世界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狂飙是对中国粮食改革的更严峻的考验。迄今的情况表明，我国的粮改经受住了这次严重考验。这其中有许多值得深入总结的经验。仅就从济南市粮食流通产业改革和发展的探索和实践、业绩和绩效，以及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等问题进行思考，至少可以得到以下几点经验和启迪：

一是保民生、保安全是粮食流通产业的优先战略目标。实现这一目标，要把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结合起来，避免在粮食“五连增”，和储备充裕条件下放松粮食安全，放松粮食生产(如最近出现“增产粮食得不偿失”的论调)，防止和避免放松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的倾向。

二是兴创业、兴新业是粮食流通产业发展的强大动力。以创业促就业，把结构调整与产业提升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出现放松粮食增长方式的转变、造成低水平重复扩张和无效发展的唯GDP倾向。

三是强市场、强监管是粮食流通产业走向成功的关键。进一步健全完善粮食市场特别是实体粮食市场体系；同时，加强监管，把加强粮食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结合起来，防止和避免忽视发挥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与歧视粮食多渠道作用的思想。

四是重诚信、重服务是粮食流通产业不竭活力的源泉。以高尚价值理念为核心内容的先进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软实力，要把粮食企业发展与企业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避免只注重企业物质文明(经济建设)、忽视精神文明(文化建设和价值取向等)建设的倾向。

还有一点更重要，更具有本质性，即必须创立具有自己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30年风风雨雨，我国粮食流通改革沿着市场化的取向步步推进，取得了稳健突破。我国基本上探索出了一个具有本国特点的粮食市场经济的改革发展模式。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成长和发展，力图把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理念、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结合、兼容起来。基于这一原则，我国要创立的粮食市场经济模式肯定不同于其他国家，必须至少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取向。但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国家对主要粮食品种的调控；不应该、也不可能放弃政府对主要粮食品种的监管，必须把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

第二，必须坚持建立多元化流通格局。继续发展多成分、多渠道、多形式的多元化粮食流通，但是应该加强国有粮食企业市场主渠道作用，把主渠道与多渠道结合起来，使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篇7

［关键词］粮食安全；生态环境；耕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6－0051－04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人口增加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粮食消费需求将呈刚性增长，而耕地减少、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等生态因素对粮食生产的约束作用日益突出，保障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国家的粮食安全不但要关注数量安全，更要关注质量安全。中国粮食安全不仅仅是本国的事情，也关系到国际粮食市场价格的波动，因此，中国的粮食安全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最重要的生态因素之一，对保证粮食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学界普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城镇规模迅速扩大，伴随而来的是耕地资源的大幅度减少。耕地非农化现象的日趋加剧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又可能对粮食安全、社会安定、生态环境等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曲福田等，2004；谈明洪等，2005）。为了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国家作出了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等一系列重大决策，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然而，现行的耕地保护制度与政策却并未发挥其作用。研究表明，现阶段协调经济增长与耕地保护的公共政策调整方向是提高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将土地利用的外部性内部化、进一步明晰产权、改革征地制度（曲福田等（2004）。要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应重点保护基本农田，执行分级农田的保护及总体规划和分区控制使用的原则，加强土地管理、土地整理及土地复垦等工作，改善和提高耕地的质量及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确保国家的粮食安全（林培等，2001）。机制建设是耕地保护的治本之策。但目前有关耕地保护方面的研究集中在经济补偿模式与整体框架设计、经济补偿标准厘定、经济补偿资金管理与运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耕地保护关系、耕地保护多主体共同责任关系等方面。从实际运作来看，需要进一步研究耕地保护中的农户行为与意愿、中央政府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李广东等，2011）。

当前，中国耕地保护政策中缺乏有效的经济补偿机制，急需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形成完备的耕地保护激励约束机制，增强耕地保护的微观动力，以平衡各相关经济主体间的利益配置关系（姜广辉等，2009）。一般而言，耕地投入粮食生产的边际利润明显低于其他农地利用方式的利润，为了提高农户耕地保护与粮食生产动力，需要设置耕地保护经济补偿资金（陈秧分等，2010）。粮食主产区应作为主要的补偿对象，在耕地保护过程中应该打破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遵循耕地保护机会成本的区域差异和区域土地利用的比较优势，统筹区域土地利用，使耕地保护成为实现农业区域专门化的手段（吴泽斌等，2009）。从保护耕地补偿的标准来看，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应作为补偿的最低价值标准（雍新琴等，2012）。

从农民对待耕地保护的角度看，农户对耕地保护补偿标准的意愿相对较低，其中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对补偿标准的要求要明显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而在影响农户耕地保护补偿意愿的诸因素中，地区差异、农户受教育水平及农户对征地的意愿发挥着比较显著的作用（陈志刚等，2009）。

基于粮食安全，本文重点分析我国耕地可持续利用的相关问题，并提出实现耕地可持续利用的政策性建议。

一、实现粮食安全所面临的耕地资源形势

（一）耕地资源形势分析

《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提出：要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到2010年和2020年，全国耕地应分别保持在18．18亿亩和18．05亿亩。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的警戒线，是铺设粮食安全之路的第一块基石，但我国耕地资源面临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

1．耕地资源日趋减少的趋势不可逆转。2012年3月9日人民网报道，1998至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从19．45亿亩减少到18．26亿亩，勉强达到《纲要》提出的目标。《2013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因建设占用、灾毁、生态退耕等原因减少耕地面积40．20万公顷，通过土地整治、农业结构调整等增加耕地面积32．18万公顷，年内净减少耕地面积8．02万公顷。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耕地资源占用将呈现不可逆转的态势。

2．耕地质量总体不高，劣质耕地比例将进一步增加。《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结果显示：全国耕地质量平均等别为9．8等，其中，低于平均质量等别的10－15等地占57％以上，而高于平均质量等别的1－9等地仅占43％，特别是生产能力大于15000公斤／公顷的耕地仅占6．09％。将全国耕地划分为优等地、高等地、中等地和低等地，其所占比例分别为2．67％、29．98％、50．64％、16．71％，即优等地和高等地合计不足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3，而中等地和低等地合计占到耕地总面积的2／3以上。

正如上面所述，耕地占用的同时，通过土地整治可以增加部分耕地面积，但从质量上来说，所占用的耕地都是土地生产率很高，而增加的耕地却是土地生产率很低，甚至在短期内没有产出的低等土地，只能算理论上的耕地，因此，劣质耕地在耕地中的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

3．耕地资源污染日益严重，从局部向区域蔓延。我国重金属污染正由大气、水体向土壤污染转移，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由于污水灌溉、大气沉降物、施肥等原因，工业城市和冶炼企业周边，通过大气干湿沉降和灌溉水因素带入土壤中重金属量可以达到施肥带入量的几十至几百倍。此外，畜禽饲养饲料中添加的铜、锌、砷等元素绝大部分随废弃物进入周边水体和农田中，成为土壤中铜、锌、砷污染重要来源之一。

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联合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指出，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工矿业、农业等人为活动以及土壤环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污染或超标的主要原因。具体数据来看，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污染类型以无机型为主，有机型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从污染分布情况看，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西南、中南地区土壤重金属超标范围较大；镉、汞、砷、铅4种无机污染物含量分布呈现从西北到东南、从东北到西南方向逐渐升高的态势。对耕地而言，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7％、2．8％、1．8％和1．1％，主要污染物为镉、镍、铜、砷、汞、铅、滴滴涕和多环芳烃。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全国每年因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近30％的蔬菜和水果重金属含量超过农产品质量限值。

（二）实现粮食安全中存在的两对矛盾

2013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60194万吨，比上年增加1236万吨，增长2．1％。其中，夏粮产量13189万吨，增长1．5％；早稻产量3407万吨，增长2．4％；秋粮产量43597万吨，增长2．3％。实现了粮食生产的“十一连增”。这种“十一连增”仅仅关注了粮食数量，而没有关注粮食质量，从生产角度来看，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粮食安全概念。尽管如此，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粮食安全所面临的“两大”矛盾。

1．粮食数量安全要求与优质耕地资源日益减少之间的矛盾。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日益加快，耕地占用是呈现不可扭转的趋势。2011年国土资源部下达全国城市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只有600万亩，而各地上报国务院的计划高达1500万亩，来自地方的用地冲动非常强劲，未来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为粮食数量安全提供生态资源基础困难重重。

同时，我国耕地生产率普遍偏低。《中国耕地质量等级调查与评定》结果显示：优等和高等地合计不足全国耕地总面积的1／3，而中等和低等地合计占到耕地总面积的2／3以上。

2．粮食质量安全要求与耕地资源污染日益严重之间的矛盾。前面已经提到，全国每年因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200万吨。同时，由于污水灌溉、大气沉降物和施肥等原因，以及畜禽饲料中添加的铜、锌、砷等元素绝大部分随废弃物进入周边水体和农田中，成为土壤中铜、锌、砷污染重要来源之一，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已进入一个“集中多发期”。由此可见，要实现粮食质量安全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二、实现耕地资源安全存在的问题及矛盾

《2012中国国土资源公报》中的数据表明，2012年，全国共验收土地整治项目2．05万个，总规模达250．41万公顷，新增农用地54．45万公顷，新增耕地46．56万公顷。全年批准建设用地61．52万公顷，其中转为建设用地的农用地42．91万公顷，耕地25．94万公顷，同比分别增长0．6％、4．5％、2．5％。表面上来看，通过土地整理项目补充的耕地面积高于建设占用的耕地面积。但是，补充耕地的质量远远低于转用耕地的质量。从土地生产率来讲，可能十倍、二十倍，甚至更多的补充耕地面积都难以弥补所占用的耕地面积的产出，因此，不能简单地将18亿亩耕地红线作为一个静态的数据来看，必须从土地生产率的视角重新审视。

（一）占补平衡制度难以取得预期效果

耕地占补平衡作为耕地保护的一项基本制度，明确规定建设占用多少耕地，各地人民政府就应补充划入多少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这项制度对耕地保护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可是实施过程中，只能从数量上对耕地进行补充，而要同时保证补充耕地的质量则只能是美好的愿望。2014年国土资源部提出要进一步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和保护补偿机制，以提高耕地生产能力为目标，把提升耕地质量放在首位，坚持统筹规划、先建备补、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这些措施对保护耕地无疑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这仅仅是理论上可行、现实不可能实现的措施。

（二）土地整理复垦工程只重视结果不重视实效

土地整理复垦工程是落实占补平衡制度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存在着严重的“重开发、轻整理和复垦”、“重数量、轻质量和生态”、“占多补少、占优补劣”、“重农用地，轻建设用地”问题；有些忽视了土地整理中的生态建设，部分项目盲目的高标准、高投入，不重视规划中对景观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尽管在数量上得到有效补充，但整理出的土地生产率较低，要培肥地力，提高土地生产率需要一定的时间。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如下现象：复垦整理出的耕地所在地点比较偏远，无人进行耕作，没有形成丝毫的土地生产能力，只是名义上的耕地。

（三）耕地补充的潜力越来越小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面积会持续减少的趋势是难以遏制的。落实占补平衡制度，补充耕地的压力将会进一步加大。易开发整理的土地后备资源逐步减少，补充耕地的成本提高，难度逐步加大。即使通过土地整理复垦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耕地，但耕地质量构成中，土地生产率低下的耕地面积所占比例将会进一步增加，其对国家粮食安全的影响将会逐渐显现。

（四）土壤污染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土壤污染异常严重，呈现日益加重的趋势，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国家有关部门迟迟不公开土壤污染信息。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土壤污染状况超乎人们的想象，不敢公开；二是对土壤污染治理没有给予足够重视，不愿公开。值得庆幸的是，广东省相关部门将已调查清楚的珠三角土壤污染结果并如实公布，结果表明，珠三角28％土壤被重金属污染。这些信息公开之后，可以促使政府将土壤污染治理问题列入议事日程，通过相应的技术措施进行土壤的修复，以改善土壤的质量。

此外，尽管我国曾在1995年颁布过《土壤质量环境标准》，但该标准过分强调统一，并不能满足我国土壤多样化特点，该标准也未对污染等级划分提出量化指标。同时，对土壤质量状况的监测也不到位，一旦出现严重的污染事件时才会引起重视。

三、实现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政策建议

要切实保护耕地，实现国家粮食安全，必须要处理好上述“两大”矛盾，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以土地生产率为准则，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严格保护耕地，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通过土地整理复垦补充的耕地面积，不能简单地以数量来衡量，需要根据土地生产率为准则进行衡量。具体来说，所占据的耕地中大部分是基本农田，其土地生产率较高，那么就以区域土地生产率的平均水平作为标准，对补充的耕地进行折算；其后随着对地力的培育，逐渐进行折算。这样才能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

（二）以提高土地生产率为目标，改善耕地质量

粮食安全的保障，切实可行而且有效的途径是依靠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为此，需要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土地生产率。根据国土资源部、财政部下发的《关于加快编制和实施土地整治规划大力推进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的通知》精神，对不同区域耕地逐步实施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工程，同时，采取测土配方施肥，提高耕地质量。特别是应注重我国粮食主产省、重点县的基本农田建设，为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建议尽快从国家层面，把有关涉农资金整合起来，以便提供农田建设的标准。

（三）以提高粮食质量安全为目标，加强土壤污染的生态修复

土壤污染治理是未来耕地质量安全的重要领域。其主要技术措施包括：通过创新水质监测技术，减少污水灌溉造成的土壤污染；通过创新测土配方技术，提高化肥使用率，减少化肥施用对土壤造成的污染；通过创新土壤污染治理技术，包括作物的替代技术，对于小规模的污染农田，可以采用换土办法，把城镇化过程、道路建设以及其他占用的基本农田的表层土，转移到污染农田，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

（四）集成土地整理技术，缩短培育地力的周期

对整理区水土重构、生态防护、景观改造、高效施工和生物－理化联合改良等技术的集成，革新土地整理高效施工工艺，改造整理区生物－理化联合改良技术，实现整理区水土系统的有效调控，缩短土地地力培育的周期，迅速提高土地生产率，为项目施工提供技术指导，为项目设计、工程招标和工程监理提供技术依据，为行业管理部门对项目质量监督检查提供标准规范，从而为土地整理提高土地质量、改善生态环境提供技术支撑。

（五）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

为了更好地保护耕地资源，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应尽早建立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机制，制定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标准、具体的实施办法，以合理协调不同耕地保护主体间的收益关系，改变耕地利用与保护中成本收益承担主体的不一致现象，形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有利于耕地的高效利用和保护。具体包括基于耕地利用多功能外溢效应补贴的农户补偿机制、基于发展机会成本补偿的耕地保护区域平衡机制。这样才能有效调动农户、区域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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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1月6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中国种子协会在京举办马铃薯主粮化发展战略研讨会，以马铃薯主粮化与国家粮食安全为主题，深入研讨马铃薯主粮化的战略意义、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推进途径。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研讨会上指出：马铃薯主粮化开发，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促进农业调结构、转方式、可持续发展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是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积极探索。要牢固树立营养指导消费、消费引导生产的理念，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多措并举，努力推动形成马铃薯与谷物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主粮消费营养健康的新要求。

会议认为，马铃薯主粮化已成为必然的选择。因势而谋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利于改善膳食结构，满足人民增强体质健康的愿望。应势而动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利于挖掘生产潜力，开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新途径。顺势而为推进马铃薯主粮化，利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会议提出，马铃薯主粮化的内涵，就是将马铃薯加工成适合中国人消费习惯的馒头、面条、米粉等主食产品，实现目前马铃薯由副食消费向主食消费转变、由原料产品向产业化系列制成品转变、由温饱消费向营养健康消费转变，作为我国三大主粮的补充，逐渐成为第四大主粮作物。在发展目标上，力争通过几年的努力，使马铃薯的种植面积、单产水平、总产量和主粮化产品在马铃薯总消费量中的比重均有显著提高，逐步实现马铃薯生产品种专用化、种植区域化、生产机械化、经营产业化、产品主食化，形成马铃薯与谷物协调发展的新格局。在推进原则上，要做到“一不三坚持”。“一不”就是不与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抢水争地。“三坚持”就是坚持主食化与综合利用相兼顾，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决定相结合，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

专家建议，马铃薯主粮化涉及科研、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等多环节，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不断加大扶持力度，集中力量攻关，尽快研发生产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主粮化产品，丰富居民的餐桌、保障人民健康。下一步要制订发展规划，开展主粮化技术模式攻关，改进和完善主粮化加工工艺，搞好主粮化消费宣传引导，真正让马铃薯成为百姓餐桌上的主食。

研讨会由中国农科院党组书记陈萌山和农业部总经济师毕美家主持，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王国强、浙江省副省长黄旭明、宁夏自治区副主席屈冬玉、国家食物与营养咨询委员会主任万宝瑞，以及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科技部、农业部、国家食药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的有关负责人，部分省（区）农业部门负责人，马铃薯种薯、加工、生产、食品等方面的专家参加了会议。

篇9

民以食为天，亘古未变。11791亿斤！2012年我国粮食产量比上年再增367亿斤，历史性地实现了“九连增”，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粮无近忧，却需远虑。18亿亩可耕地、13亿张吃饭的嘴，这是实实在在的基本国情。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城镇人口比重上升、居民消费水平提高以及农产品工业用途拓展，我国对农产品的需求持续刚性增长，尽管粮食已“九连增”，而主要农产品供给已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总量平衡、丰年有余转变为目前的总量基本平衡、结构性紧缺，粮食安全面临挑战。那种认为国内缺粮可依靠大量进口的观点并不可取。试想，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泱泱大国，倘使粮食不能基本自给，吃饭要看别人脸色，一旦世界粮食生产和贸易因天灾、人祸出现风吹草动，我们将为几亿人四处找饭、八方寻粮付出多么沉重的代价。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粮食安全作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基石，自始至终不可动摇。

粮食增产，依靠什么？站在“九连增”的高基点和新起点上，粮食增长的潜力靠增加面积已是非常有限。从粮食“九连增”中单产贡献率超过65%这一事实不难看出，潜力的增长主要依靠科技，提高单产，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然而，以往为提高单产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在占世界耕地面积不到10%的土地上却消耗了全世界生产总量约30%的化肥，这不仅促使农业生产高投入、高成本，效益不断降低，而且也使耕地质量下降，环境遭到破坏，农业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只有通过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节本增收。

科学种田，谁来实现？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就业，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减少、素质结构性下降，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新农村建设缺人力的现实问题，孕育出一个新的职业：新型职业农民，他们“以农业为职业、占有一定的资源、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有一定的资金投入能力、收入主要来自农业”。新型职业农民不再是兼业农民，他们长期甚至终生以此为业，是真正的农业继承人；通过土地流转等途径，他们得以集约化经营，并吸引资金投向粮食生产；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懂科技、会经营，是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优质高产粮食的实现者，是国家粮食生产扶持政策的承接者；他们把规模经营和专业技能相结合，由此带来较好经营效益，从而有了稳定的收入保障。作为未来农业的发展趋势，新型职业农民将成为保障国家粮食长期安全的核心力量。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坦言，今后十年中国农业面临的新挑战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要把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作为关系长远、关系根本的大事来抓，通过政策吸引、技术培训等措施，培养造就一亿左右的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确保农业发展后继有人。“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农业部已启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在全国选择100个试点县，每县选择2～3个主导产业，力争3年内培育新型职业农民10万人。现代农业蓝图已经绘就，人才培育路径已然清晰。此刻，全国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教学能手正耕耘在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课堂，期待着人才的丰收。

篇10

一、粮食文化概念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特别是到了现代，文化的概念极大地扩展了。我国著名文化学者、、冯友兰、梁漱溟、张岱年等，都大大扩展了文化的广度，挖掘了文化的深度。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创见就是：文化之本义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除了自然界固有的之外，一切人为的物质与精神成果都是文化。依据这种广义的文化观，粮食有没有文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自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中叶问世以来，不断有文化的新发现，其中也包括粮食文化的新发现。即指经过考察、探索和研究，觉察和寻找到前人不知的、在粮食领域固有的事物和规律。这里，试给粮食文化下一个定义：它是指由农民及其相关当事者，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取得的各种粮食物质成果和相应的精神成果。后者包括适应人类生产与生活需要的制度、法规、礼俗、文化教育和行为等方面的文化集合。由此可见，与每一种文化形态相同，粮食文化也是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与相应物质基础和传播形式的统一。前者是粮食文化思想性和精神性的集中体现，即“魂”；后者是粮食文化实现其功能的依托或载体，即“体”。只有在正确把握二者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强化粮食文化之“体”，弘扬粮食文化之“魂”，并实现其有机统一，才能开拓我国粮食文化繁荣发展的途径。

二、粮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

各个领域的行业文化与我国整个当代文化之间，既存在相呼应的共同性，又存在自身的特殊性。我国粮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必须充分体现粮食文化的基本性质、发展方向、主要目的、综合功能的文化品格。其基本内容包括：爱国爱粮、保障安全，以人为本、服务民生，诚信至上、和谐务实，传承创新、奋斗进取，崇尚俭朴、节粮为荣。

（一）爱国爱粮，保障安全：粮食文化必须坚守的根本性质

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性质的国家，一切文化形态都必须符合国家的根本制度性质。体现这一根本性质的粮食文化必须是主文化，而不是亚文化，更必须坚决抵制反文化。这意味着，我国的粮食文化一定是爱社会主义国家、爱粮食事业的文化，一定是确保和加强国家粮食安全的文化，一定是广大粮食职工做主人翁的大众化文化。当前集中体现这一性质的是守住管好“天下粮仓”，以做到“粮安天下”。

（二）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粮食文化必须坚持的长远方向

我国最广大的“民”，主要包括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市民。我国最重要的民生，就是首先要满足全体民众生存与生活的基本必需品——不可替代的粮食需求，这是人人应该享受的“生存权”。发展繁荣我国粮食文化，必须奉行“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宗旨，着眼于满足民众的物质和精神需求，致力于“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让生产者种粮增收、致富；让消费者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吃得健康。

（三）诚信至上，和谐务实：粮食文化必须弘扬的崇高品格

我国粮食文化以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必须体现传统文化“厚德”、“和谐”、“诚信”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粮食文化弘扬“厚德”精神，就是做到“厚德载物”、“八荣八耻”；粮食文化基于“和谐”理念，就是要创造具有包容性、协调性的“和谐粮食”的氛围；粮食文化坚持诚信经营，就是要“诚”字当头，“信”在其中，“实”在行动，做到货真价实、童叟无欺。

（四）传承创新，奋斗进取：粮食文化必须永葆的人文精神

我国的粮食文化理应传承创新，并在传承的基础上进取，即所谓“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再创新。在新时代，我国粮食文化必须不断顺应改革开放的潮流，借鉴和吸取国内外新的探索研究、新的理论观点、新的经验成果、新的科技创造，赋予粮食文化以新内容、新精神、新境界和新形式。要做好“广积粮、积好粮、好积粮”三篇文章，充分实践和发扬粮食文化传承创新、奋斗进取的价值。

（五）俭朴为荣，节约粮油：粮食文化必须倡导的民族美德

古有遗训：“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尚德节粮，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对当前发展繁荣我国粮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推进我国粮食文化建设，迫切需要唤起全民爱粮节粮的浓厚意识，做到“温饱不忘饥寒、丰年不忘灾年、增产不忘节约”的美德意识，把节约粮食资源变成全民的自觉行动。

三、在创新中实现粮食文化精神与载体的有机统一

粮食文化的内涵必须有多种形态的载体进行承载和传扬，即承载粮食文化价值的物质基础和传播表达形式要多样化。后者以经常化、规范化和机制化的方式，把粮食核心价值体系广泛传播到全行业，以及社会各领域、各地区、各阶层，乃至国际上。经过30余年改革和发展，我国承载粮食文化价值的物质基础已经显著加强和变化，已初步建立 “九大体系”：加强粮食行政管理体系、创新农村粮食收购体系、健全粮食市场供应体系、整合现代粮食物流体系、完善国家粮食储备体系、优化粮食企业结构体系、健全粮食保障制度体系、加强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培育科学膳食消费体系。

目前我国粮食文化与其载体之间存在相互脱节的状况，既影响文化功能的彰显，又不利于粮食实体的加强。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克服二者脱节的办法在于着力探索“五强化、五统一”，开拓发展繁荣我国粮食文化的广阔路径。

（一）强化“民本性”，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统一于“大众化”

“民本性”有如一条强有力的价值纽带，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紧紧统一起来。粮食文化之内涵，是依靠“民本性”赋予文化载体吸引力和凝聚力；而粮食文化之载体，则是依靠“民本性”为文化内涵提供依存和传扬的平台和载体。“民本性”成为二者有机统一的“核心结合点”，也是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统一于大众化的基本途径。所谓粮食文化大众化就是粮食文化的主体职工化、形式通俗化、内容生活化。要面向大众、服务民众，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化的形式，实现其教化功能和精神影响作用。也就是说，通过其贴近粮食工作与职工生活的内容、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去教化人、影响人和塑造人，促进广大粮食职工全面发展。

（二）强化“时代性”，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统一于“促改革”

不同历史时代产生各自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使文化具有时代性。我国当代的粮食文化是以当代粮食的物质生产方式为根据的，时代性是其重要特征。当今我国所处的时代具有“世纪特点”，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经济的时代、信息传媒的时代，也是与“狼”共舞的时代。后者是指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高悬，世界范围内的竞争空前激烈。适应这些“世纪特点”，我国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应具备与时俱进的品格，需要不断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只有擂响时代的主旋律和坚持时代性，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的统一才是牢固的，也才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就粮食文化的内涵而言，发展繁荣我国粮食文化需要顺应时代潮流、吸取时代精粹、体现时代特点、发扬时代精神，尤其是要强化改革意识、开放意识、发展意识、市场经济意识等。就粮食文化的载体来说，要进一步深化粮食体制、粮食机制、粮食企业和粮食科技改革，使粮食文化的载体和传播形式能充分反映时代的要求、体现时代的特征、弘扬时代的精神。

（三）强化“创新性”，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统一于“软实力”

粮食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不断创新的过程。创新是粮食文化活力的标志和灵魂，也是增强其软实力的必由之路。所谓粮食文化的软实力，并不是自我认定、自我命名的文化特性，而是对粮食文化资源进行开发，通过广泛传播使其蕴涵的力量得到认同和接受。只有具备创新意义的粮食文化，才具有创造软实力的条件。粮食文化创新是包括内容、形式、体制、机制、市场、科技等全方位的创新。在传播形式方面，粮食文化创新必须和现代科技发展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促进其多样化和现代化。

粮食文化的软实力，是要通过粮食经济技术的硬指标实现的。如果粮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粮食科技水平不断提高，那么不仅能增强粮食文化的竞争力，而且它所蕴含的文化因素就会成长为社会舆论关注、认同、追随的主流文化。在信息和科技高度先进的当代，粮食文化的传播渠道和传扬形式的增多和提升，都必然增强粮食文化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哪怕是一袋米、一包面、一瓶油、一个馒头、一盒饼干，甚至与这些产品相配合的包装、运输服务业等，随着科技含量的扩大，都可以提高附加值，发挥出粮食文化的软实力。

（四）强化“服务性”，把粮食文化的内涵与载体统一于“重民生”

大力发展粮食服务文化，是发展繁荣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层次和领域。它是通过向顾客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或劳务而实现，由服务特色、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构成的。

在市场经济时代，发展繁荣粮食服务文化必须抓好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切实提高对粮食服务文化特性的认识。包括人文性、导向性、信息性、技术性、标准性、时效性、适应性、数量性等。由此出发，要加强服务意识，优化服务理念，完善服务措施，规范服务行为，做到民生为大、民生为重、民生为先，客户至上、诚信至上、质量至上，让消费者顺心、安心和放心，以更鲜明地彰显自己独特的空间特征和魅力。另一方面，要大力创造服务文化品牌。为拓宽粮食文化服务之道，要积极创造粮食文化服务品牌。包括服务方式、服务手段、服务环境、服务形象、服务设施、服务品牌，还有标识、环境、包装、纪念物等。一旦形成自己的服务文化和服务品牌，就创造出了具有独特意义的精神财富。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唯有将品牌战略寓于粮食服务文化建设中，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完成其目的。

服务民生，既包括保障“物质民生”， 又包括改善“文化民生”。我国粮食行业在保障粮食供应的同时，还必须提供相应的文化精神享受，增强民生的幸福感与粮食文化自觉意识。如是，就会促使我国粮食文化内涵和载体的有机统一，达到更高的境界，更充分发挥粮食服务文化的“五种作用”（鼓舞性“共振链”作用、导向性“指路标”作用、温馨性“文化场”作用、凝聚性“粘合剂”作用，协调性“调节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