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原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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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行政手段；调控机理；RFID农户结算卡系统

[中图分类号] 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3）02-0026-05

一、引言

我国小农户面临着日益突出的与大市场对接难的问题，[1]它使农民陷入“小生产和大市场”之间的决策困境，并引发了粮食安全隐患。粮食宏观调控机制在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市场功能的作用不断弱化、调控政策的保障力和执行力下降的趋向，以及政策调整的步伐滞后于粮食形势、市场化形势、宏观调控形势发展等突出问题。[2]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虽然发生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之后，但是行政手段却没有像主流经济理论昭示的那样淡出宏观调控，反倒是一再被倚重。[3]吴能全等通过模型分析了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行政干预不仅无法达到政府干预的目的，甚至会产生更大的背离，进而提出了一个基于市场交易的间接干预方式，试图通过信贷杠杆解决粮食购销市场中的信息与激励问题。[4]但由于没有解决发挥信贷杠杆作用所需要的充分信息问题以及相关法律与规制的完善问题，因此它仍难以解决我国粮食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运用偏多、副作用较大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机理的基础上，着重对实际工作中的有关问题及原因进行深入分析，并从既已研发并取得初步试点成果的RFID农户结算卡系统（以下简称农户结算卡系统）出发，对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信息化对策等进行重点探讨。

二、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机理分析

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是指通过行政系统、行政层次、行政区域中的一些主管单位及其所属职能部门与国有粮食企业对粮食价格等异常波动现象进行直接调节与相关环境治理的活动总称。其产生与发展的基本机理是对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缺陷进行矫正。设Xi为粮食宏观调控的主要指标值，如粮食与农资等价格、种粮收入等；Hi与Li为市场自身调节与非行政手段调控所事先设定的Xi阈限值，则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Y可以表示为：

Y=Xi[Li，Hi]

Y=0 00

Li≤Xi≤Hi

这一函数表明，行政手段是否要进行粮食宏观调控应当由Xi与Li、Hi值来确定。当 Li≤Xi≤Hi时，粮食宏观调控的指标值在其合理的阈限范围内，粮食宏观调控的行政手段没有必要或必须放弃；当XiHi时，粮食宏观调控的指标值超出其合理的阈限范围，则进行必要的粮食行政调控。也就是说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以及粮食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与社会化手段等作用，只是当他们失灵或存在致命缺陷时才进行行政干预（参见图 1）。

图1 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示意图 根据操作目标与政策工具的不同，可将粮食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细分为以下四类：（1）通过产业规制、贸易规制与市场秩序规制等对粮食企业的市场准入与过程进行监管；（2）对耕地、资金等生产要素进行直接控制；（3）对粮食宏观调控调控对象与主要指标进行直接干预；（4）对粮食宏观调控部门及委托的国有企业执行情况进行行政监督。（详见表1）。

资料来源：作者据黄伯平“行政手段参与宏观调控：实质、特征与原因”（《中国行政管理》，2011年第10期）及相关材料整理。

由于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因素异常复杂，且某个社会性事件引起的粮食价格上涨等情况会与粮食供应链牛鞭效应结合产生粮食需求与价格的连锁反应，因此有关部门只有对农资供应、粮食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各环节进行一体化考虑才能收到良好的系统调控效果，即某环节的调控效果会因另一环节的不利影响而大打折扣，如农资价格上涨会严重影响托市收购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因此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涵盖从田头到餐桌所涉及到的所有供应链环节（参见图 1）。由于作为一种外部性的直接控制，行政手段并不直接指向产生问题的本质，只能是应急之策、治标之策。所以，行政手段往往是在其它手段失效时才选择实施，且当粮食宏观调控形势较为缓和时，应尽量减少行政手段的使用，并努力通过其它手段来弥补行政手段的不足。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充分发挥行政手段在粮食宏观调控制度完善、微观规制与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等综合治理方面的促进作用，以期从本源上优化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的环境条件，有效减少行政干预。因此笔者认为，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不能仅仅界定为平抑粮食市场异常波动，还应包括粮食宏观调控综合治理等内容，例如粮食宏观调控制度、法规、微观规制及跨部门信息共享系统建设等。

三、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实际问题及原因

（一）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突出问题分析

1993年我国粮食统销政策正式宣告结束，但不久就出现了波及全国的粮食销区库存紧张、粮价暴涨等现象。随后相继出台了“米袋子”省长负责制等行政性粮食宏观调控举措（参见表 2），出现了随着粮食市场化的不断推进，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明显强化、行政干预所带来的副作用大日益显现等方面的态势。这里着重从2004年以来最具有代表性及影响力的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方式——粮食最低价收购来说明。

1.粮食最低价收购的实质是政府基于微观规制的行政干预。

从200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粮食最低价或托市收购政策。它主要指国家在粮食主产区，委托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简称中储粮总公司）等按政府事先确定的最低收购价收购农民的余粮，其基本出发点是形成“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形成价格、价格引导生产”的良性机制。但从实际操作上来讲，其实质仍是政府基于微观规制的行政干预。其主要表现是：1）实施最低价收购的地区、品种、价格、标准、时间、程序等由政府统一确定；2）国家对执行最低价收购的主体实行最严格的准入制度——通常仅有中储粮总公司一家，且所涉及的贷款发放由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负责、高额成本费用大多由国家财政特别列支等又进一步刚化了这种准入性；3）收购粮食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属于国家，负有看管责任的有关粮食企业通常是按政府要求对所储粮食进行定点、定时、定量、定品种与价格范围的定向拍卖；4）中储粮总公司负责托市收购的量往往超出区域收购总量的一半。据报道，从2006年6月1日到9月30日，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共收购托市小麦362.5亿斤，占河南省当年小麦产量的63%，远远超过往年50%以内的商品率水平；而中储粮总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共收购814亿斤小麦，占全国小麦产量的40%。粮食最低价变成了事实上的国家保护价，形成了实质上的市场垄断和不公平竞争；5）国家有关部门根据有关条例对实施过程与结果实施仔细而严格的多种行政检查，但粮食收购企业的寻租行为等仍然屡禁不止。

2.粮食最低价收购启动的频度高、副作用大

表3可以看出，2004- 2008年期间，托市价格制定得并不高，只有部分粮食品种启动了预案。2009-2011年国家大幅提高了托市价格，其中2009年提价幅度最大，各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均提高了15%左右；粮食最低价收购启动的频度也明显增高。每每启动预案都会对农民利益保护等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可小看的副作用。2006年9月30日，国家“托市收购”结束，这时市场粮价仍徘徊在最低收购价附近，但从11月中旬开始，不少地方粮价大幅走高。这种情况使得政府又不得不采取与最低价收购刚好相左的迅速平抑粮价的做法，而这时离最终低价收购结束还不到2个月的时间。为此粮食最低价收购扭曲了粮食的真实市场价格，令市场供需信号紊乱，弱化了原来粮食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它极可能在托市的同时又埋下了人为刺激粮食涨价的隐患，从而使我国粮食经济呈现出越来越多的非内生性特点——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等。

3.对粮食最低价收购的执行主体监督协调难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承担着最低收购价粮食收购、信贷偿还、储存保管与委托拍卖等责任。由于它的库点相对较少，因此在托市政策执行过程中，绝大部分的收购任务由受委托的一大批国有粮食购销企业共同完成，这使得政策的责任主体与实际任务完成主体分离。中储粮公司不仅要开展收购业务，还要监管其委托的收购企业；不仅要控制好收购中的各种风险，还要妥善处理好自己与委托方的关系，以及公司政策性业务与增值性业务之间的平衡协调。中储粮的每个直属库平均要管理数十个委托收购库点，而且很多乡镇级的延伸库点比较分散，易出现托市收购粮的监管真空，从而为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有鉴于此，2010年，除中储粮外，中粮集团、华粮集团、中纺集团也委托收储夏季小麦，但又出现了市场上一度哄抬小麦价格现象，因为收储有国家财政补贴，多收粮食意味着获得更多收益。于是粮食最低价收购的执行主体不管是多还是少，都存在着难以进行有效监督、协调等问题，而应对的常见办法，则是出台更多的监管措施，使最低价收购呈现出更多的价格管制特征。

（二）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问题的原因分析

1.种粮收入的长期偏低严重制约着市场机制的增强。

种粮农户所涉及的产权激励，首先表现为产权制度健全赋予农户使用耕地的排它权收益，其值的大小取决于耕地流转时的流转费或租金。其次是与排它权密切相关的交易权，主要表现为广大农户所种产品的市场交易收益。由于粮食生产、经营与调控间广泛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问题等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国种粮农户的交易权没有得到有效的体现与保障。2002年迄今出台的一系列以免税与补贴为核心内容的反哺农业政策，如全面取消农业税等虽弥补了一些不足，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种粮农民收入偏低的问题。因此如何提高并确保种粮农民的收入，并借此可持续地保障粮食安全就成了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指针，而当一些经济手段难以产生有效效果时，行政手段就成了粮食调控的最后选项。

2.我国粮食安全的突出个性制约着宏观调控经济手段作用的发挥。

2004-2011年我国粮食连续八年增产。可就在同期，出现了数次较大幅度的粮食价格大涨大跌现象[6]。面对这种十分复杂并带有应急性的粮食价格波动现象，着眼于经济手段作用发挥的一般性粮食宏观调控，往往难以收到如期成效。主要表现在我国粮食宏观调控所涉及到的政府部门众多，在目前法规基础相对薄弱、粮食产供销管理脱节现象一直没有得到较好解决、国内外粮食行情复杂多变，以及跨部门共享的粮食调控信息系统欠缺的情况下，常规性的粮食风险基金、粮食专项储备、经济政策等粮食宏观调控工具往往会错过最佳的调控时机。即使把握好了时机，也会因这些经济手段的固有不足及可能的运用欠当而难以收效。虽然政府直接干预粮食市场或价格同样会面临着信息不对称及资源配置的低效率问题，但由于政府部门能找到一个处理效率与租金抽取两难冲突的解决办法，因此在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压力巨大的情况下行政手段被越来越多地用于粮食宏观调控。

3.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重心有偏差。

平抑粮食价格异常波动往往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故可以理解为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下策，而上策则是通过粮食市场化改革开放方案的顶层设计以及信息等支撑条件的改善，有效促进粮食市场流通的优化，并借此降低行政手段直接平抑粮食价格异常波动所带来的巨额成本。以《2010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及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5.31%为例，国家在收购环节对执行最低价白小麦政策的临时收储企业给予的各种财政补贴为每年0.054元/kg，相当于最低收购价的12%，如考虑后期集中竞价销售阶段发生的支出，我国最低收购价格政策强制介入的财政成本会更大。但令人遗憾的是政府往往重视了针对粮食价格异常波动的粮食宏观调控，而忽略了比它更重要的粮食宏观调控环境治理。其主要理由为，我国粮食宏观调控的政策文件较多，内容过于粗放，且经常处于变化状态，容易产生理解与执行方面的短视性、偏差或随意性，而业内普遍看好且又非常基础的《粮食法》却因涉及的多方利益难以协调等而迟迟没有出台[7]；有调控部门对各类粮食企业所收购的粮食数量、质量、品种、时间、地点、物流等信息掌握不准，对各类粮食企业是否按有关调控要求进行储运、吞吐等信息掌握不及时，从而使有关调控政策的针对性与快捷响应性显得十分缺乏。

四、基于农户结算卡系统推广视角的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对策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有效解决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问题需要从行政手段平抑粮食异常波动本身，以及粮食宏观调控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从上面所说的最低价收购来讲，则主要是对其产生的条件及所处的环境进行综合治理，如通过更大力度的农民种粮直补与信息化建设等增强粮食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能力等。而在这里，则主要从农户结算卡推广视角对学术界探讨相对较少的跨部门信息共享对策等进行分析。

农户结算卡系统，即《农户结算卡示范管理系统》是由国家发改委批准立项的国家级重大研究课题，其基本目的是通过农户结算卡实现全社会的粮食流通信息采集，准确掌握试点区农户粮食交易数量、市场价格行情、粮食流向等信息；通过采集数据的处理及交换，为有关部门实行精确的粮食宏观调控，以及农户按商品粮数据发放种粮补贴等提供准确依据等。2010年，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市粮食局与奔牛镇人民政府等在江苏省常州市奔牛镇范围内进行了该项目的联合试点，并于夏收夏种期间取得了初步成效，主要表现在：农户结算卡项目初步试点的效果喜人，能真实反映粮食生产与流通的基本数据，农户结算卡项目客观公正，能够充分发挥各种惠农补贴的促进作用，农户结算卡项目真实可信，能够为粮食宏观调控提供及时、准确的动态信息农户结算卡项目涵盖面广，有助于形成全方位的为农服务体系。[8] 而在这里笔者更感兴趣的是，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从信息化角度促进行政手段更多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优化，具体表现在：

1.农户结算卡系统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而非削弱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虽说现行的农户结算卡仅包括农户耕地、播种面积、品种结构、计划交售数，以及实际交售的数量、质量、时间、地点、对象、价格、货款、财政补贴等情况，但随着人们的意识提高与有关作用的日益显现，农户结算卡所能承载的信息可以涉及农户产前、产中与产后三个领域。农户产前领域信息包括农业机械、化肥、水利、农药地膜等农业生产资料需求信息；农户产中领域信息包括具体种植与相关服务等需求信息；农户产后领域信息包括农产品产后加工、储藏、运输、营销及生活消费品等需求信息。从而形成粮食宏观调控及相关服务部门充分了解并有针对性地满足农户需求的“众星拱月”效应，有助于增强农户参与粮食市场竞争的动力、能力，进而能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而非削弱市场作用的基础上。

2.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多环节协同

由于农户结算卡能准确掌握农户交售粮食的数量、质量、价格、时间等具体数据，因此能真正地按图 1所要求的那样进行一体化的粮食生产调控、流通调控与消费调控，特别是有利于做到按农户交售粮食的数量与质量进行财政直补等，并借此改变“种粮收入长期偏低严重制约着市场机制的增强”的不利格局，从有关条件的创造上促进粮食宏观调控效果的改善（参见表4）。

注：①根据粮食流通信息化解决方案[9]与有关调研整理而成。

②种粮农户的能力与相关部门服务成正比。

3.农户结算卡系统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缺陷的矫正

防止粮食宏观调控多主体难以协调的关键是实时、准确地掌握我国粮食收购情况，包括收购主体、对象、价格、品种、数量、质量、地点、货款、补贴与进度等。由于通过农户结算卡系统能快捷有效地掌握我国粮食生产与流通的总体情况，以及国有粮食企业实际收购、储存、销售及地区分布等情况，因此它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缺陷的矫正，从而为政府统筹考虑粮食收购、价格调控与行政监督等奠定重要的数据基础。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呈现出非降反增之势，相关负影响也日益明显，需要从行政手段平抑粮食市场异常波动本身，以及相关综合治理等方面进行协同努力。由于农户结算卡系统可以使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更好地建立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有助于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多环节协同与缺陷矫正等，为此理应得到国家有关行政部门的高度重视。但令人遗憾的是，农户结算卡系统项目因涉及到的多部门难以协调而致使进一步试点过程中的每斤稻谷2分钱补贴没有落实等而被中止，进而影响了对有关农户种粮、售粮等年度（一年两季）数据更为重要与必要的掌握。为此建议国务院把农户结算卡系统的进一步试点与推广作为改进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重要事项来抓，并尽快落实期间所涉及到经费拨付，以及相关软科学研究、政策配套调整与建设等费用开支；由发改委牵头对既已试点的农户结算卡项目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深度挖掘与系统提升，形成我国农户结算卡项目的推广规划，并在此基础上优先考虑对分散在公安、财政等许多部门的土地面积、农户住址、身份证等农户信息进行整合式管理，以方便农户结算卡项目的实施及其对行政手段参与粮食宏观调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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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市场经济 经济结构 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不仅对市场经济有很好的调节作用，而且也影响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两个共同协作，一起作用于经济建设。宏观调控不仅对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调节和促进而且对我国的经济起着调整作用。

一、宏观调控实施的背景

市场经济体制下，无论其发展有多么完善，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对经济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而对于有的领域市场经济可以发挥其自身的调控作用，有的领域却不可以。市场经济仅仅依靠其自身的组织和协调来长久维持良性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就需要在制度与法律方面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以此来弥补市场经济自身的盲目性和滞后性。宏观调控是指政府在特定情况下通过对财政收支的调节来调控市场经济，以维持秩序的正常进行。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财务部门通过调控财务收支来合理分配资源，来辅助市场解决其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所以我国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调控财政收支进行的。

二、宏观调控对市场经济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作用于市场经济的形式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对宏观调控有了新的要求，宏观调控应该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市场经济在长期发展的过程中离不开宏观调控的作用，而宏观调控在实现对市场经济的调控时有不同的形式。

1.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是一种“指令型”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和资源分配都由政府进行计划。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计划经济已经不适用当前的经济体制。其弊端表现在不能很好地调节微观经济与社会需求的矛盾；实施的过程中不能很好地与实际结合，造成资源浪费等；对于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不能进行合理有效的调节。虽然计划经济在现在看来有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但不能否认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对我国经济曾经一度的调控作用。

2.间接的宏观调控形势

间接的宏观调控形势是指国家不再直接对经济进行调控，而主要是通过运用市场机制来引导企业的经济活动，以此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作用。不再进行直接的干预，而是对其进行间接的管理和指导。企业对自身进行管理，自负盈亏。我国的经济体制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变时是从之后开始的。这种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间接调控的作用下，不仅可以将市场经济的资源充分利用，也可以发挥政府的调控引导作用，以此来实现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间接的宏观调控相对于直接调控来说，调控方式更加灵活，在此基础上企业可以更加人性化管理以充分利用人力资源。

（二）宏观调控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

为了使我国经济进入良性、高效的发展轨道，必须把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进行有效的结合，才能不断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达到双赢的局面。

1.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职能是制定社会和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完成目标时的方向和所需方法。宏观调控是为全局寻求一个发展目标，如果没有目标，则如同一盘散沙，不能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有了目标，则可以有效统筹全局，保证市场机制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可以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保证经济活动的公平合理。

2.因市场经济有一定的缺陷和局限性，所以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容易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就充当调节者，对市场经济进行合理引导，对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市场经济很主要的特点就是公平的竞争和发展的高效率，而收入的差距是产生竞争的主要动力。差距过小不会产生竞争，差距过小的情况下就不会有前进的动力，但如果收入差距过大则会加剧贫困的扩大，对市场经济会有负面影响。所以两者合理结合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两者不可偏颇一方。

3.宏观调控可以支持市场经济的发展。在现阶段，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合理的经济体系和公平的竞争秩序。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各种经济行为。国家的宏观调控是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有关部门互相协作和监督实施的。我国的宏观形式存在的问题比较多，而市场经济还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所以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的合作还需要不断磨合和发展。政府要加强其在市场中的地位并与各部门协调来完善调控体制促进市场经济的高速、良性发展。

三、宏观调控对经济结构的作用

我国的经济发展虽然一直处于平稳的上升状态，但不可忽视其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最近比较严重的铺张浪费、公费私用、年终突击花钱等。政府在不断改善财政支出结构、使财政支出能更好地改善民生，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在财政政策方面要加快结构性减税的步伐，促进企业的发展并大力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一）宏观调控对经济结构的内在作用

首先地方宏观调控一直在向民主化、法制化、程序化方向发展，这是地方稳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由于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不相同，所以国家宏观调控的政策和目标很有可能与当地政府的发展要求不符，这属于正常现象，另外不同的地区在对宏观调控的要求中也存在差异。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国家也会提出相应的发展策略，比如：发展沿海，中原崛起，支援西部等战略方针。为了使区域经济有良好的发展，政府将区域发展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另外宏观调控的高效性只有将区域发展建立在区域优势上时才可以充分体现出来。由于中国各个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所以政府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使用带动经济增长的体制，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快速稳定发展，减小各区域的贫富差距，促进中国经济整体的发展。其次，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上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凸显出了宏观经济失衡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重视供给管理，并促进宏观经济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供给管理的力度。利用多种政策手段调整区域经济结构，转换宏观调控方式。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必须重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作用。

（二）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控作用

首先，政府在调控供给管理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其原因是供给管理的直接对象是劳动者和生产者，而政府直接对生产者和劳动者进行管理。另外地方政府不能对需求管理发挥作用，导致区域政府与中央政府不能发挥良好的协调作用，当区域经济处于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时，政府为了协调各个区域和谐发展，则会控制区域政府的投资与发展。而当经济发展较缓慢时，政府为了保证各个区域均衡发展，则会采取措施鼓励区域政府投资发展。中央政府与区域政府属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中央政府可使用强制手段对区域经济进行管理。所以在区域政府投资发展较快或较慢的情况下，政府都可以对其进行引导和管理。其次，市场需求和消费需求是内部需求的两大方面。市场需求与消费需求应合理结合起来，但就目前的经济发展来看，地方政府在调节内需时不注重消费需求，其原因是刺激消费者需求在弥补地方政府内部需求的同时会对市场需求和经济增长造成不确定的影响。消费者的收入状况是影响消费需求的关键因素，但当消费者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也不一定对本地市场的经济有促进作用。因为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不一定在本地消费，就算在本地消费，也不一定购买本地企业的产品，这种情况对内部需求没有调控作用，还会造成资金外流。

结语

国家宏观调控对于经济的重要作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这已经获得了人们的普遍认可。宏观调控的运行是在一定的市场规律下进行的，并使用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手段和策略。在市场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宏观调控的作用已经有了明显的体现，宏观调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并为微观经济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宏观环境，使市场经济得到均衡的发展。市场经济具有盲目性，而宏观调控就是一只有形的手，使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了合理的目标和实现手段。

参考文献：

篇3

内容摘要：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迅速，多种因素导致房价过高的现状。国家层面多次出台针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希望能有效抑制房价过快上涨，实现社会经济平稳有序发展的目标。本文根据国家出台宏观调控政策的时间节点，以江苏南京房价走势为例，进行宏观调控政策对房价走势影响的分析。通过分析得出相关结论并对宏观调控政策提出一些有效建议。

关键词：房地产 宏观调控 房价 南京

政府宏观政策和背景

从1998年实行住房由实物分配转向货币化分配后，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房地产的发展，由于其乘数效应，带动相关行业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然而在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社会经济问题。首先，房地产市场与金融市场的关联度较高，一旦房地产发展过快，形成泡沫并破灭，会对国家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再者，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业间的均衡发展也相当重要。对于过快发展的房地产业来说，会对其他的实业经济带来“抽血”效应，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又因为住房是准公共品，有其特殊的价格机制，且关系到百姓的民生，国人“居者有其屋”的传统朴素思想根深蒂固，房价的高企必然会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由于种种原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经常会存在失灵的情况，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时政府的宏观调控就必须发挥其作用，以便社会资源更加合理有效地配置。当然，宏观调控也有可能会失灵。几年来，国家多次出台了相关调控政策，为稳定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行为，也采取了许多相应的措施。通常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包括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道德手段。我国市场经济还处于发展阶段，主要以经济手段调控为多。包括财政调节、信贷调节、价格调节和汇率调节。因为政府的宏观调控对国民经济具有导向性，一般而言，政府实行的货币政策有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宏观调控的政策是政府调节市场的重要手段。本文旨在根据对江苏南京新增住房房价的波动趋势的分析，研究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期望提出合理的建议，使得调控更富有针对性。

房地产市场走势分析

影响房地产市场的因素较多且相互作用，因果关系复杂，本文主要通过研究南京近几年来的房价涨落的变化来验证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并结合实际提出合理化意见。

江苏南京2007-2011年房价环比同比价格指数如表1所示，其房价走势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

从图1表示环比的曲线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初到2008年初南京房价的环比上升，从2008年3月出现环比下降，一直到2009年初。从2009年3月开始出现环比上涨，直到2010年年初。2010年年中房价环比价格指数略有下降，全年基本持平。2011年南京房价从4月开始环比基本出现下跌。从图1表示同比的曲线可以看出，南京房价同比指数波动得较为激烈。2007年的每月同比指数基本维持在105点以上，从2008年2月到2009年1月，同比指数持续下跌，跌至96.3点。从2008年8月到2009年6月，同比指数小于100点，同比出现下降。从2009年7月，南京房价同比指数开始上升，从2010年4月达到峰值。此后同比增速变慢。综合同比指数曲线和环比指数曲线来看，两条曲线在整体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环比指数在反应房价的变化上要比同比指数更加灵敏。为验证宏观调控的短期效果，从环比指数的变化上，能够比较好的反映出来。但考虑到调控的长期效果，从同比指数的变化上，能较好地反应出来。

宏观调控政策对比分析

2007年3月，央行2007年首度再次加息（全年共计6次加息，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2007年6月，加强外资管理—进一步扼制房地产市场外资过热；2007年9月，央行规定以家庭为单位，第2套住房贷款首付不得低于40%，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严厉打击炒房行为。

由于政府接连推出土地、税收、信贷等调控手段，从多方面进行调控，如土地管理、规范市场秩序、抑制投机、调整住房结构等，使得房价的上涨幅度有一定的减缓。对于市场的反应对政策实施有其固有的延迟性，从南京房价的反应上来看，在2007年年末的时候，环比指数略有降低，从效果上来看，调控的作用不够明显。从全年来看，全年的同比指数是有所上升的，从同比指数与环比指数的关系看出（1-11月的环比指数之积等于12月份同比指数），南京房价的年增长率约为7.4%。

2008年1月，国务院重拳打击囤地；2008年6月，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缩进银根（全年共5次上调准备金率，从年初的14.5%上调至17.5%）。上半年宏观调控主要针对房地产市场的投资过热和囤地现象，政策倾向于紧缩。但由于2008年下半年美国出现次贷危机，各国的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为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增长，政策的方向变化明显。从图1中2008年的房价走势可以看出，房价一路下跌，可见金融危机的影响力。整个世界陷入危机的影响之下，各国采取了多种拯救国内经济的方法。从而下半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放松。2008年9月，降低贷款利息0.27个百分点，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下调1个百分点；2008年10月，财政部降低真实购房需求的门槛，降贷款利息0.27个百分点，降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2009年1月，四大国有银行宣布：执行基准利率0.85倍优惠、原则上都可以申请七折优惠利率等。2009年上半年采取的是宽松政策为主。

针对2007年的调控局面，2008年上半年政府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表现了政府调控的决心，房地产市场双量齐降，调控的效果有所体现。2008年下半年由于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的不断扩大 ，政府为了保证经济的稳定增长，央行推行双率齐降，采取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明显有救市的倾向。从宏观政策的定位可以看出，政府由“控制”向“救市”的态度转变。从2008年南京房价环比指数的变化来看，房价的变化与现实情况相一致，调控的目标基本完成。房价有自身上涨的动力，并在正面政策的推动下，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上半年进入房价上涨的高速期，这使得政府开始意识到房价过快的上涨又将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而在2009年的下半年，宏观调控政策又开始转向。

2009年7月，加强贷款资金监管，防范贷款的银行风险。2009年12月，个人住房转让营业税征免时限由2年恢复到5年，以抑制投机炒房。2009年12月，地方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从政策上看，2009年下半年由松变为紧，由于房价过快上涨，政府的调控开始抑制房价上涨和炒房现象。中央政府出台了抑制投机，增加供给等政策，以稳定房价。调控的目标基本与2007年一致。从2009年7月到2010年6月的同比走势来看（同比曲线延迟6个月），曲线的走势与调控的节奏一致。同比指数先增大，然后变小。但是在绝对的数值上，变化微小，正体现了调控的难度。但客观地讲，从数据上看，宏观调控仍然起到一定的作用。

2010年1月，国十一条；2010年9月，出台最严厉房产调控政策—暂停发放第三套房贷；2010年10月，上调公积金贷款利率至3.5%；2010年11月，限制公积金贷款购房首付比例等。从全年的宏观调控政策来看，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延续了2009年下半年的态度。2009年房价的上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中央政府意识到房价问题后果的严重性和民生建设的重要性，2010年实行了更为严苛的政策。从限贷、限购到限价，体现的是政府坚定的决心。从同比曲线的走势来看（同样时间推后6个月），曲线表现为总体持续下降。可见调控的政策在长期的作用之下，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2011年的1月和2月，南京房价同比仍有上涨。当然，在2011年开始采用新的房价统计方法也可能带来数据波动。

2011年1月到6月，央行连续上调准备金率，全年采取紧缩财政政策，进一步对房地产调控深化。从上半年的调控可以看出，在各种严厉的调控政策之下，从环比的走势来看，2011年全年的房价环比指数呈下降趋势，2011年12月同比为99.7%；2012年5月，定基指数为99.1%。这些数据表明宏观调控效果凸显。

从南京房价指数来看，环比指数在反应宏观调控的效果上比较灵敏，更能体现市场情况的瞬时变化；同比指数的变化更能反应调控效果的累积效应，趋势更加明显。在时间轴上，同比数据反应现实调控政策的效果约有半年左右的滞后。可以看出，南京房价指数的走势基本上与宏观调控的调控方向是一致的。现实中人们也没有感觉到房价的回落，与数据反映的情况基本一致。但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的言行使得人们对调控能否持之以恒有所怀疑。

现阶段政府进行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的当下，必须认清调控的范围、调控的目标以及调控的结果。宏观调控的本质是弥补市场的缺陷与不足。政府的调控目标应是使得市场具有更好的功能，并应更加看重调控对市场的改善结果。在运用宏观调控手段进行调控的时候，政府应该着重考虑各种手段对于具体问题的作用效果。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中选择合适的手段，必要时，通过各种手段的配合运用，实现调控的目标。

总的来说，政府应当立足于经济手段，并在运用金融手段的同时，着重区分消费性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政策应当严格控制投资性购房需求，同时要倾向于支持民众的正常居住需求。政府应当加强行政手段的调控，将房价的快速上涨，纳入到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制度中，建立相关的问责制度，并出台规范和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制度，得以充分发挥调控的作用。建立健全房地产行业的法律制度，对房地产市场良性发展至关重要。在完善相关制度方面，政府尽快完善公积金制度，使之覆盖更多的人；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使得更加公平和有效的分配保障性住房资源；完善土地管理制度，使得土地的流转和使用更加有效率，根本上解决土地供求问题；完善售房制度，最大限度地消除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分税制”的原因，土地出让金一度是地方政府财政的大部分来源。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考虑到GDP的政绩考核，使得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下达的调控任务时，表现为“不作为”使得调控的效力减弱。通过处理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分配问题，对于土地市场以及二级市场的宏观调控，应当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起到积极作用。选择时机出台限制人均住房面积的政策法规，使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得到更加合理的使用，泽惠后代，缓解住房市场的供求关系，有效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

参考文献：

1.李婕，崔开丽.1998-2010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1（7）

2.徐宇.房地产业宏观调控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J].企业技术开发，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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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现行宏观调控体制，无论在宏观调控的决策方面，还是在宏观调控的执行方面；无论在宏观调控的监督方面，还是在宏观调控的责任追究方面；无论在宏观调控的制度建设，还是在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我们都不难看出还存在着很多缺陷。体制的建立健全；制度、法律法规的建立与规范；任重而道远。

我们的宏观调控在体制保障上是很值得思考的。（1）宏观调控的决策机构。一是货币政策委员会。人员组成与结构如何确定（进入决策机构的人职业道德比知识水平更重要），是不是合理？职权与职能范围怎么样确定，用什么方式来确定？权威在那里，又如何来体现权威？二是财政政策委员会。机构建立健全了吗？人员与结构如何确定？职权与职能范围怎么样确定，用什么方式确定？权威如何树立？（2）宏观调控的执行机构。首先是货币政策的执行是哪些部门？各部门的职责是什么？其次是财政政策的执行是哪些部门？他们的职责各是什？（3）宏观调控的监督机构。谁来监督货币政策的执行？谁来监督财政政策的执行？（4）宏观调控的责任追究机制。宏观调控的决策出问题就应该追究决策机构的责任；宏观调控的执行出了问题就应该追究执行部门的责任；宏观调控的监督出了问题就应该追究监督部门的责任；这是不能或缺的吧？（5）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宏观调控作为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必须做到有法可依。应该尽快的立法，把宏观调控各方面的内容，以《国家宏观调控法》规范起来。只有这样，宏观调控在体制上才有保障。

二、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用上的思考

当前，我们所看到的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发行央票、提高银行存贷款基准利率等，而货

币政策的调控手段还有很多没有使用。财政政策的调控手段我们主要看到的是发行国债。可见，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用上还比较单一，系统性、综合性还远远不够。整体考虑宏观调控的系统性和综合性方案，是应该重点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宏观调控的手段使用上是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首先，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应该肯定，现行的宏观调控十分重视以经济手段为主，尽可能地少使用行政手段，这是宏观调控的一大进步，应该继续坚持。但是，在市场经济的转型阶段，行政手段不但不可或缺，还应该重视使用。不但短期内完全取消行政手段不可取，长期来说也不可能完全取消行政手段，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发达国家也没有完全取消行政手段。其次，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货币手段为主，财政手段为辅，这是宏观调控的一般原则，也是一些经济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我国正是在经济转型阶段，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但是，我国市场经济仍然还不发达，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还是很多，财政投资的比重仍然较大。在这种情况下，还应该重视财政手段在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而现实是我们对财政手段应用的重视是不够的，还只是过多地停留在发行国债上。再次，多种手段的综合性考虑不足。一是货币手段之间的综合性考虑不足。存款准备金率、央票、存货款利率使用较多，而再贷款利率、再贴现率、外汇政策等使用较少，以及各方面的综合性考虑不足。二是财政手段的综合性考虑不足。除了发行国债之外的各方面考虑较少，如降低赤字幅度、缩减投资规模幅度以及调整投资结构等，各方面之间的综合性考虑也是不足的。三是货币手段与财政手段之间的综合性考虑不足。

三、宏观调控力度上的思考

从这一轮宏观调控以来，已七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数次发行央票，也开始进入提高存贷款利率的周期。但是，实事求是的说，宏观调控的效果是比较慢的，而且也没有达到现阶段预期的目的，信贷规模控制、投资增长控制、居民消费物价的控制、房地产价格控制、外汇平衡以及流动性过多的控制等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预期目的。这些除上述宏观调控体制保障缺陷和宏观调控手段使用存在问题的原因之外，还有宏观调控力度不足的原因。

我们在宏观调控力度上是值得思考的。这里面主要是力度不足。一方面是货币手段使用不足。（1）已经使用的手段力度不足，如数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央票，流动性过多问题没有明显的改变。（2）统筹考虑综合性使用的力度不足。另一方面是财政手段使用不足。一是已经使用的手段力度不足，如国债发行规模与利率提高都不足；二是统筹考虑综合性使用力度不足。在财政投入所占比重还很大的情况下，财政手段的使用是远远与其规模不相适应。

四、十点建议

1、存款准备金的提高幅度应该大一些

随着七次准备金率的提高，流通性过剩的调控效果还是不明显，那就应该考虑提高的幅度问题了。从当前的情况来看每次提高的幅度应该在0.5％为宜。而且调整的频率也要根据情况撑握好，不能过快也不能过慢。根据我国市场经济转型阶段的实际情况，市场化程度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的现实，我们不应也常常采用一个月调整一次的频率。所以笔者认为：观察期至少不应低于两个月。

2、央票发行在流动性过剩阶段应该以长期的为主

根据我国当前流通性过剩如前所述的那样：受多种因素制约；情况比较复杂；调整难度大而且在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现实。发行央票应该以长期的为主，这样效果会更好一些。

3、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提高的幅度应该加大

应该说连续三次存贷款利率的提高，对抑制贷款需求的作用初见成效。但是实事求是的说，效果仍然不理想。这主要还是利率调高的幅度还不够。应该考虑提高利率调整的幅度。根据历次调整的经验来看，调整幅度应该在0.5％左右为宜。同时也应考虑调整的频率，观察期原则上应该比存款准备金的观察期要长些。这是因为市场对利率调整的反应要比对准备金调整的反应要慢一些。

4、再贴现率、再贷款利率及同业拆借利率也应相应提高

再贴现率、再贷款利率及同业拆借利率的调整，也是货币政策中常用的具体手段。因此，在提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它们的贴现率和利率也应该相应提高。

5、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比例应该严格控制

当前，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比例有过大趋势，这是当前金融机构贷款风险加大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时候了。应该按照加快落实“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来严格监控金融机构的中长期贷款比例。这一点在过去一段时间的严格要求、严格检查、严格监控是不够的。今后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必须严格要求，严格检查，严格监控。这是防范金融机构贷款风险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6、金融机构债券的发行规模应该适度控制（含政策性银行）

金融债券的发行，是金融机构资金来源的一个重要部分。应该加强监管。在适度控制发行规模的同时，应该加强监控资金的合规使用。对商业性金融机构，重点监控其合规使用；对政策性银行应加强控制规模和监控使用。

7、加快国内银行向现代银行改革开放的步伐

目前我国的国内银行离现代银行的要求还有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资产业务的综合性严重不足。绝大部分的国内银行除贷款和国债、金融债券、极少量的票据贴现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大的资产业务了，不但流动性过剩没有出路（只能靠央行解决），对企业的综合也非常欠缺，远远满足不了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滞后而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重大缺陷。作为现代银行不仅要有贷款、债券投资和票据贴现等资产业务，还必须具备投资、信托、金融咨询及信息服务等等综合功能。当前，国内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和金融运行的总体良好态势，为国内银行向现代银行改革开放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应该十分珍惜和把握好这个难得的时机，加快向现代银行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国内银行向国际银行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国家外汇投资公司应加快实质性操作的步伐，确保国家外汇的安全和增值。

8、适度加大国债发行额度同时提高国债利率及投放结构

适度加大国债发行额度，同时根据存贷款利率的变动情况和变动预期，合理提高利率，使之始终保持比金融机构同期存款利率甚少高出两个百分点以上，成为对金融机构解决流动性过剩和各种基金、企业、居民投资理财的具有较强吸引力的长期投资品种。同时在国债资金的使用上，应该注重调整投放结构，大幅度地提高投放用于扩大内延再生产的比例，降低用于外延再生产的比例。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9、适度控制财政投资性预算支出规模同时调整投资结构

一方面适度加大国债发行额度；另一方面适度控制财政投资性预算支出规模。这有利于合理调整财政预算支出的结构，逐步减少投资性预算支出，将无偿投资减少到最低的限度。同时，对保留的投资性支出进行结构调整。扩大对内延再生产的投资比例，降低外延再生产的投资比例。财政投资性预算支出规模控制额应大于国债发行的增长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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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二)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结束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宏观调控中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进而拉动民间投资的增长，如果民间投资启而不动而又长期依赖财政扩张，那么，一方面是政府复归为投资的主体，而财政政策的扩张与收缩演变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另一方面是财政扩张在长期的可持续性将成为严重的问题。

篇6

一、宏观调控及其客观必然性

宏观经济调控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与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紧密联系的经济范畴。国家宏观调控就其本质和基本内容而言，是对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干预和引导，它以市场机制自身的存在充分发挥其对社会资源配置的调节功能为前提。宏观调控是补充市场的不足，而不是取代市场的功能；离开了市场经济本身，也就无所谓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这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性质。为了把握住这一基本性质，必须正确认识宏观调控的内在规定性及其产生和存在的必然性。

所谓宏观经济调控，就是指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为了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主要运用间接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与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和引导。在这一概念中，以中央政府为主的国家各级政府是宏观调控的主体，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及其结果则是宏观调控的对象和客体；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协调、健康地发展并取得较好的宏观效益是宏观调控的目的；主要运用间接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是宏观调控所采取的主要方式和发挥的作用。

现代市场经济无一例外都是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经济。在我国，政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客观必然性在于：

1、从微观领域看，“市场失灵”是政府介入经济，实施宏观调控的深刻原因。市场机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市场机制的消极作用也就是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其主要表现是：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环境污染、失业等社会问题；市场机制不能维护社会效益大、而经济效益小的公共产品的生产；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地保护和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也会给风险性投资带来一定的障碍；市场机制难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和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容易造成收入分配上的过分悬殊；市场机制不能克服规模经济与垄断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缺陷依靠市场机制本身是无法弥补的。为了弥补“市场失灵”，使国民经济均衡发展，需要国家实行宏观经济调控。

2、从宏观领域看，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着“市场失衡”，从而造成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这也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经济不稳定，既可能表现在生产过程中，也可能表现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微观经济的不稳定，必须导致宏观经济的不稳定，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要么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要么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造成经济不稳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市场机制自身的内在缺陷的局限性，是导致经济失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市场调节的局限性主要表现是：

（1）市场调节具有微观性。市场调节是建立在各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利益追求之上的。而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一方面在市场活动中不可能事先就洞察到国民经济的全局，并根据这一全局来决策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另一方面，它们都从自身微观经济利益出发来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因而不可能完全符合社会整体经济运行的需要和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甚至可能与社会宏观资源配置合理性要求相违背。这样，市场调节难以实现宏观总量的平衡和总体结构的合理。

（2）市场调节具有暂时性。市场调节是通过市场各种要素（价格、供求、竞争）相互作用实现的。集中表现是：供给与需求通过竞争形成一定的市场价格，在这里，供给与需求是动态的，价格也是动态的。市场在动态的价格下使供给与需求暂时趋于平衡的状态。由于市场各种要求都处于经常变化之中，这种平衡状态是转瞬即逝的。因此，市场调节只能一次性地，暂时地解决供求矛盾，而不能使这些矛盾得到比较长期的解决。

（3）市场调节具有滞后性。市场调节是在矛盾或问题发生之后进行的一种调节，这种调节具有滞后性，是“马后炮”式的调节，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充分，因而具有自发性和盲目性。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经济运行的无序和混乱，造成社会经济的频繁波动和资源浪费。如我国彩电、冰箱的生产，时而严重供不应求、时而又严重积压等，就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和盲目性的反映。

（4）市场调节具有分化性。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经济，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必然是优者获利多，劣者获利少，甚至亏损被淘汰。这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会使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扩大，甚至造成贫富悬殊乃至两极分化。正因为市场经济存在以上缺陷，不能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所以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

3、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发展过程中的特点和内在要求所决定的。这是因为：

（1）市场机制要充分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是需要一系列基本条件的。这些条件包括：企业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要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各种市场信号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市场供求状况；要形成总供给与总需要大致均衡的市场状态；要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和法规体系，等等。显然，在我国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仅靠对市场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这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而只会导致市场混乱，使社会经济运行走向无序。这就需要由国家的宏观调控来推动这些条件的加快形成。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它要求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实现而不是违背某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如要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等等。很明显，单纯的市场调节不可能自发地实现这些基本的社会制度目标。所以，由社会主义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运行进行宏观调控，就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然的了。

4、宏观经济调控是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社会主义生产是社会化的生产，社会化大生产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以及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它们协调一致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比例性和平衡性。而这种协调一致的配合仅靠市场无法实现，必须有站在全社会高度和从社会全局的利益出发的政府，进行统一的宏观调控，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和国民经济均衡发展。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逐步走出国界而形成了国际分工，出现了商品生产、贸易和资本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全球化的趋势，使得国际分工更为复杂，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频繁。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对国内外经济的协调，促进本国经济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发挥本国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利益。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在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面前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就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的，它是实施和评价宏观调控工作的主要依据，决定着宏观调控的内容和重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是多元的，是由诸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分为总目标和具体目标，其具体内容如下：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就是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这一总目标主要包括经济总量目标和经济结构目标两个方面的内容。总量目标是在供需平衡基础上的经济增长目标。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保证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无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都会引起宏观经济的波动。因此，必须从全局出发，制订符合实际的总量增长计划，避免经济过冷或过热，保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持续的发展。结构目标是在总量增长前提下优化经济结构的目标。经济结构包括产业结构和地区结构等。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调整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特别是要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第一、第二产业服务。在调整产业结构的同时，还要进一步调整地区结构，克服地区间条块分割所造成的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和产业结构趋同的状况，按照不同地区的经济特点和资源优势，根据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形成互补的地区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总目标，即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是通过具体目标体现出来或得以实现的。有关我国现阶段宏观调控具体目标的主要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作了明确规定，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

1、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主要指标，是一个宽泛、综合的概念。它既体现经济总量的增加，也体现人均收入的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同时，总量上的增长是建立在比例协调、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基础之上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

2、增加就业。

扩大就业不但能更加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而且能促使居民收入普遍增长。因此增加就业既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标志，也是社会公平和稳定的体现。经济中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会造成失业，同时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结构变化和技术进步也会带来失业。失业会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加重财政负担，失业率过高还会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在我国，存在着劳动者充分就业的需求与劳动力总量过大但素质不相适应之间的矛盾，这将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慎重掌握宏观经济的总量平衡并通过促进投资、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开发落后地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来增加就业。

3、稳定物价。

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大体稳定是经济健康、平衡发展的保证。企业和个人可以在较为稳定的价格预期下安排生产和消费，促使经济平衡增长，避免大幅波动。而无论是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都会带来价格的紊乱，影响各类经济行为主体的判断和信心，扭曲资源配置，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应特别注意通过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应量，使之与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另外，长期的财政预算不平衡和国际收支逆差也会导致币值不稳，应注意综合、协调、平衡采用各项宏观经济政策来保持物价和币值稳定。

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篇7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б婧妥市抛纯鼍涣嫉闹魈澹捎谒谴嬖谘现氐牡赖路缦蘸凸蟮募喽匠杀荆鹑诨钩鲇谧陨砦冉【囊螅滞辉赣肫浞⑸璐形孕纬梢衅毡榈摹跋Т被颉吧鞔毕窒螅醣艺叨哉饫嘀魈宓耐蹲室找膊幻飨?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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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有企业反映宏观调控政策实施后，银行新增流动资金贷款大幅度减少。对此，一些企业叫苦不迭。同时，一些学者、地方政府的官员也开始纷纷发表看法，认为银行的信贷方针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初衷有矛盾，不该搞“急刹车”、“一刀切”……

应该说，目前企业资金紧张的情况是存在的，特别是对中小企业而言。这个虽然表面看来只限于银行和企业间资金流动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国民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既和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又与今天国家宏观调控和金融深化改革的大环境密不可分。而具体来说，目前的短期资金紧张，和今年上半年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少增（包括居民储蓄存款同比少增）、票据融资锐减、企业库存增加特别是占用资金增加、流动资金被挪作他用现象严重等原因是分不开的。当然，也存在银行信贷资金管理方面问题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待流动资金紧张问题。

今年国家实施的本轮宏观调控是动了真格的，也正因为如此，经济运行中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进一步显现出来，资金问题就是这种矛盾的反映。我国是资金短缺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企业自有资金不足，生产、建设大都靠银行贷款。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银行和政府的关系是，政府上项目，银行就拿钱，其结果造成了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在近几年，为片面追求政绩，一些地方政府大量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市场和企业，甚至越权审批项目。从2003年下半年至今年年初，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新开工项目过多、建设规模过大，由此引发的货币信贷增长过猛、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过快、滥占耕地、煤电油运供应紧张等问题愈演愈烈。为此，本轮宏观调控的重点之一就是遏制投资冲动。尤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出现了许多泡沫和金融风险的苗头。中央采取的一系列针对性强、力度大的调控政策措施，包括了控制信贷规模、清理整顿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加强经济运行调节、抓好粮食生产和市场供应等，就是将泡沫挤出、预防风险的有效手段。就整体经济发展而言，我国央行在今年的金融宏观调控中措施是得力的。国有商业银行有保有压，控制贷款发放对抑制部分行业过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就这一点说，贷款从一些过热行业或者是劣质市场的退出，对防范金融风险意义非同寻常。

据统计，今年6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17万亿元，按可比口径比去年同期增长16.3％，增幅比去年同期减缓6.8个百分点，比上年末减缓4.8个百分点。

尽管增幅减缓，但短期贷款还是增加的。那么，为什么企业感到资金紧张呢？这中间有两个问题不能不提及，一是流动资金被挪作他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用银行人士的话说，银行的流动资金放出后，不能按计划收回，所以就不能马上再放出。长此以往的结果，流动资金周转速度放慢，银行收益减少，企业贷款受限，也会形成不少的不良贷款。而许多企业由于库存增加，也占用了大量的银行流动资金。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宏观调控的作用，银行对这些企业控制短期信贷资金也是情有可原的。

另外就是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有评论说，本轮宏观调控中控制信贷资金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连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难的问题更加突出。事实上，宏观调控并非针对中小企业，但银行信贷政策的收紧必然会涉及一些企业的资金。而且，因为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尽管今年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贷款增长较快，但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他们的许多贷款也投向大客户和高端客户。此外，国有商业银行加强了信贷风险的控制。再由于许多中小企业自有资金少、经营规模小、信用等级低等原因，难以满足银行所需要的贷款条件，其结果，许多中小企业可能面临短期资金短缺的境地。

当然，造成企业短期资金紧张的具体原因我们还能举出很多，但如果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就会不一样。因为无论对银行或是企业，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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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宏观调控 房地产市场 影响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越来越高，促进了我国房地产事业的快速发展。为了能够有效的抑制房地产经济泡沫的逐渐膨胀，我国的相关部门运用宏观调控中的经济政策来规范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控制房地产价格，维护房地产发展的秩序，使房地产事业能够得到快速稳定的发展，最终实现房地产市场和国家经济发展相互协调。

一、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我国经济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虽然一定程度的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但是也相应的带来了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因此，这就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比如采取变动税收和支出、变动货币量等相关政策，来有力的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秩序，缓和经济矛盾。比如在“国五条”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不动摇，楼市调控由供求关系管理转向预期管理等内容。

1.宏观调控中的财政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财政政策，指的是我国的相关部门采用变动税收和支出的手段，来对总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对我国的国民收入和就业产生影响。在房地产事业发展最为蓬勃时，通过提高税率、增加税收、政府减少支出等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减少投资者获得的利润、提高房地产的投资成本，从而有效的控制房地产的发展，减少潜在消费者，缓和经济市场矛盾，避免由于房地产发展过快而引发的其他问题，最终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影响。

2.宏观调控中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和作用

货币政策，指的是中央银行加大对货币供给量的控制，从而对利率和相关的需求产生影响。货币政策主要包括了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再贴现率政策。其中，存款准备率政策，指的是我国运用提高或者降低银行存款准备率的方法手段，来增加或者减少银行货币供给量，进而影响到利率、投资。比如，国家为了有效的控制房价的上升，可以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增加银行存款，减少银行的贷款数量，进而提高银行利率、减少投资者贷款，最终有效的缓和房地产市场的竞争力，避免其他问题的出现。再贴现率政策，指的是我国的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或者其他的金融机构进行的放款利率。中央银行运用再贴现率政策，对商业银行的货币供给量进行调控，对利率的升降产生影响，对房地产市场投资者资金的流动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有效的对房地产的投资、需求以及贷款等进行控制，抑制房地产的快速发展，控制房价，进而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

二、国家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作用

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上涨，尤其是近年来，大部分地区的房价得到了大幅度的上升，因此。国家通过采取宏观调控的政策，有效的将房价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1.目前我国房地产价格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相关部门的2013年我国经济预测报告中，可以了解到，目前，我国的房地产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下，预计今年全国的商品房的平均销售价格在每平方米6200元左右，和去年相比，同比上升7.6%，并且房价的整体走势为前期高后期低。其中，我国的一线和二线城市商品房的售价呈持续上涨趋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商品房价格均呈下降趋势。

2.宏观调控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和作用

（1）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税收调控政策

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导致物价水平上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发展和房地产的价格上升，会一定程度的促进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物价上升，比如建筑材料行业、钢铁行业等物价的上升。这些房地产相关行业的物价上升，又会促进其它行业的产品或者服务价格水平的提高，进而形成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而出现通货膨胀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人们居住需要住房、企业办公需要写字楼等原因，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会不同程度的增加居民居住、公司办公以及企业生产的成本。另外，由于人们居住环境的成本提高，人们对工资的需求也越来越高，进而又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因此，在控制房地产的价格控制过程中，运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中的税收调控政策，对房地产中的保有阶段进行累进课税的手段，有效的抑制房地产的投资力度，从而平稳或者降低房价。

（2）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

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指的是在我国建设大量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以及限价房等具有保障性的住房，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提高房地产在市场上的供给量，尤其是对我国中低层收入者的住房供给，从而有效的控制房价。通过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中的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能够保障中低收入阶层人们的住房，控制房价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3）宏观调控政策中的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

由于我国的房地产供给的自然垄断程度很高，因此，可以通过运用最高限价法调控政策对房价进行调控。具体的操作方式是，房地产开发商在向当地政府买土地的过程中，当地政府在相关的土地合同上要明确规定该块土地用地有房价的控制上限，在此背景下，进行“价高拍卖”的土地拍卖方式。房地产开发商如果违反了相关的土地合约，房价超出了所限制的范围，那么就要采取相应的惩罚措施对其进行严格的惩罚。在我国运用宏观调控政策的手段进行房价的控制过程中，首先要采用税收调控政策和保障性住房调控政策，最高限价法在前者不能发挥作用时，考虑最高限价法的调控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目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位运行，宏观调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在国家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中，出现了地方政府对于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响应度不高的现象，对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具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各地地方政府控制着许多资源和国有企业，他们不仅是宏观调控的对象，而且还是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者。一些地方政府以本地区的局部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对于不符合本地利益的宏观调控政策，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严重影响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效果。

因此，加强各地政府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和落实力度；将以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健全完善地方政府之间的政府职能、行政体制、财政体制以及产权等制度；

增强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等，从而有力的促进公关调控政策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出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 王辉龙,王先柱.房价、房租与居民的买租选择: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J]. 现代经济探讨. 2011(06)

[2] 张所续.我国银行信贷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J]. 资源与产业. 20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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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房地产市场 宏观调控　理性思考

自2003年以来，国家为了稳定房价，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特别是2005年国八条的出台，把调控上升到政治高度。2006年国六条出台，加大了调控力度。2007年调控更有针对性和操作性，主要措施包括加大廉租房的建设步伐和力度(国务院“24号文件”)、严格土地“招拍挂”制度(国土资源部“39号令”)和提高第二套房贷款的首付比例和利率(央行和银监会的“359号文件”)等。然而房价是边调控边涨价，2008年一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上涨10.9％，4月份上涨10.1％。处于调控之中的房价如此疯狂的表现，不免使人对政府的宏观调控颇多质疑。那么，应当如何正确认识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形势和现状?

一、当前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认识上的几大误区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是国家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在总量和结构上进行的调节。调控的关键首先在于消除认识上的误区。

1、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就是降低房价

房地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的行业达到50多个。因此，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目的是让房价过快增长的幅度降下来，维持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而并非让房价下降。房价是多种因素形成的博弈过程，并不是某一因素就能决定的。对市场的分析首先来自于是否有稳定增长的宏观预期。过去连续数年中国超过10％的GDP增长和连续四年超过11％的城镇居民收入增长，是房价稳定增长的基础。如果中国的宏观经济发生了全面逆转的变化，那么就不是房价涨不涨的问题，而是就业、GDP与工资收入涨不涨的问题了。那么也就不仅是房价的拐点，而是整体经济的拐点。

2、居者有其屋就是家家都买得起住房

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有关房地产市场和城镇居民住房问题的讨论。希望政府设法降低房价，让大家都“买”得起住房。这种想法脱离了我国的现实。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差距，必然有一个相对贫困阶层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这也就决定了我国城市特别是大中城市人口当中，必定有一部分低收入家庭不能拥有自己的住房，只能依靠租房解决居住问题。发达国家目前的情况已经证明了一部分人不能拥有住房的必然性。

3、高房价等于房地产泡沫

房价持续高涨，房地产泡沫论成为时下流行语。笔者认为，判断房地产是否出现泡沫，关键是看是否存在真实需求，首先，从潜在需求看，我国现有城镇居民约5.2亿人，到实现“全面小康”的2020年，城市化水平将达到55％-60％，城镇居民将增长到8.2亿至8.7亿人。在此期间约有3～3.5亿左右的新增人口需要解决住房问题。另一方面，原有城市人口同样存在改善住房条件的需要。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7平方米，到2020年可能达到35平方米，有巨大的潜在需求量。其次，从有效需求看，如果有20％的城镇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且每户只想增加20平方米，那么中国20％的城镇家庭是2700万户，需求总量是5.4亿平方米，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另外还有农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每年几百万对结婚生子需要住房的人群，因城市房屋拆迁产生的大量被动需求等。在这些真实需求支撑的前提下，不能判断房地产已经是“泡沫经济”。

二、房价涨幅过快的原因分析

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归根到底是调控房价的过快上涨，只有认识到房价上涨的原因，才能理解调控政策的目的。

1、世界性的货币贬值是造成房价普涨的重要原因

近四年来，在国际市场上，石油、铝、铜、铁矿石、煤炭、橡胶等大宗商品同时开始上涨，而且涨幅惊人。特是石油价格一路攀升，由2004年度平均29美元1桶上升到2008年140美元1桶，且还有上涨趋势。铁矿石进口价格在2005年上涨70％的基础上，2006年又上涨了19％，2007年上涨了9.5％，而2008年2月，宝钢集团同意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把铁矿石价格上调65％至71％；在东京工业品交易所，天然橡胶的期货价格3年涨幅达到157％；在伦敦金属交易所，铝的期货价格4年涨幅达140％，而铜的涨幅更是超过380％。作为世界货币的黄金，原来一直是200多美元一盎司，2006年涨到600多美元一盎司，到了2008年一度超过1000美元一盎司。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和我国外向型经济的形成，我国的商品价格受国际影响很大。住房作为不动产，与黄金等贵金属联系更为紧密，其价格肯定要上涨。

2、地价过快的增长推动房价的上涨

在住宅开发成本构成中，地价是最重要的因素。从2002年7月开始，政府强化了土地的计划管理，全国商品房用地实行“招、拍、挂”。到了2004，紧缩“地根”成为房地产市场调控的重点措施之一，导致全国新增建设用地供应量下降。自2005年起，土地出让面积呈下降态势，2006年，全国购置土地面积为368平方公里，同比减少3.7％。在土地供应减少的同时，全国房地产需求却在持续增长。2006年，主要城市总体综合地价增幅(5.18％)已超过全国房价增幅(4.35％)，2007年一季度至三季度，全国70个大中城市土地交易价格平均上涨12.8％，是同期房价涨幅(6.7％)的近一倍。尤其是2007年二、三季度，全国主要城市房价增幅加大。开发商对未来房地产市场的预期保持乐观态度，因此，拿地热情持续高涨，甚至不惧报出天价竞拍。这说明，地价在房价成本构成中的比重整体上在提高。从拿地到销售，少则需要一到两年时间，所以，地价推高房价的作用力还有一定的滞后效应。

3、住房建设成本的上升也是导致房价上涨的原因

建材价格，特别是钢材、铝材、水泥等价格大幅度上升，投入住房的劳动力价格也逐年上升。增加了住房建设成本。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房地产业也和其他行业一一样，加速升级换代。新建材、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等不断运用，生态、绿色、智能、舒适等理念的引进，建筑密度的降低，绿地面积的增加，公共活动场所的设计，住宅建设全面采用节能措施，住宅小区物业管理配套设施的完善以及建筑质量标准的提高，也使住房

建设生产费用上升。为了抑制房地产投资的上涨速度，国家出台了不少增加房地产税负的政策。税收本不属于生产费用，但我国实行生产型税收政策，同样把它计算在生产费用中。这些费用不可避免地提高了住房的销售价格。

4、需求旺盛是住宅价格上涨的最主要原因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提高，住房消费的意识和能力逐渐增强，由过去单纯“为解决生存空间”向“住的宽敞舒适”转变。全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2007年为27平方米，比1998年增加8.3平方米。因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全国城镇每年需要新增住宅面积超过了5亿平方米。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新增人口以及流动人口住房需求也日益旺盛。平均每年新增城镇人口2000万人，就需要新增住房面积5亿平方米以上。随着城市改造力度的加大，房屋拆迁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全国每年拆迁量占房地产竣工量的20％左右，从而形成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买套房子做投资”不仅使富裕阶层有追加投资的热情，也使得许多普通市民加入了置业投资的行列，更是推动了房价的走高。从这些因素看，城镇住房明显供不应求，导致房价快速上涨。

三、确保房地产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全球物价普涨的情况下，要求我国的房价不涨甚至希望下跌，是不符合经济规律的，有个别城市房价下跌不能认为全国房价已现“拐点”。从长远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市场供需状况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居民不断增长的住房需求依然是房价上涨的动力，因此，调控只有抓住关键，遵循市场规律，才能取得实效。

1、增加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

从2004年开始，国家一，直在收紧地根，节约用地，这是正确的。但这也减少了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从而加剧了住房建设用地的矛盾，导致开发商不惜天价拿地。因此，各城市根据不同情况适当增加住房建设用地的供应量，增加有效土地供给，确保地价平稳，降低房价上涨预期。

2、适度增加住房投资

针对房地产市场“过热”的趋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法规。收缩银根，严格了房贷市场管理。许多开发商出现资金链告急，有关上地市场趋冷的新闻频现各大媒体。笔者认为，这是最大的市场风险。这两种情况都是在减少住房市场的供应，给原本供不应求的住房市场雪上加霜。对于有真实需求的购房者来说，无论房价走势如何终究是要买的，一旦观望期一过或楼市出现回暖迹象，被抑制的购房需求将会不同程度的爆发，短期内有可能诱发房价的飙升。因此，适度增加住房投资，才能加大住房供应力度，稳定住房价格。

3、把住房保障制度落实到位

2007年8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出台，对解决当前城市低收入住房困难，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解决办法。只要各地加大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房的供应，就能够在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的同时起到有效缓解楼市供需矛盾、减轻需求压力、平抑商品房价格的作用，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