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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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发展；经济；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0-01

新时期我国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迈入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新时期，只有不断深化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

一、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现状

新时期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因素是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情况，主要受国际、国内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从国际上看，世界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我国不断参与国际经济活动，已融入到世界经济环境中，中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世界经济保持增长，我国外贸市场空间仍较大，但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对我国加工贸易影响显著，西方发达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有很大的冲击力，影响中国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发展。西方国家对我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油价上涨都加大了我国出口贸易的进口成本，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成本上升引起通货膨胀，受世界经济的影响，我国的经济格局和增长模式都有将出现重新调整。

（二）从国内上看，工业增长条件充足，但结构调整难度很大，主导产业优势不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财政和金融环境良好，但通胀预期逐渐显现，就业困难，失业率高，长期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城乡发展速度和规模不断加大，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没有破解，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地区之间发展差距拉大，农村发展缓慢，新农村建设困难重重。社会分配制度不公平，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我国人口多、资源不足情况依然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靠消耗自然资源，牺牲环境为代价，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未建立。国内消费品市场拓展空间有限，国内投资增长潜力不强，消费困境暂时无法破解，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广大居民面临着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问题，根本就无力消费。

二、目前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这些体制机制障碍既有体制转轨不彻底，又有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一整套的经济发展体制还未建立，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日趋突出。经济发展面临不可预知风险加大，可持续发展挑战严峻，经济发展的快速阶段已经过去，中国要使经济再迈新台阶，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任务非常艰巨。

（二）关注民生领域程度不够，没能重视各种利益关系的统筹兼顾和利益关系调整的制度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还未树立，各级政府贯彻中央的政策不力，各项经济政策落实情况不好，对新时期所面对经济领域困难和问题认识不充分，准备不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统筹各方面利益难度加大，虽然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但是民生事业总体投入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迅猛、农村相对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

（三）社会建设和管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不协调。医疗、教育、文化、就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运行体制存在大量的改革任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诸多问题急需妥善解决，群众利益需要政府、社会高度关注，许多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尚未解决，制度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未建立，改革发展成果还未最大惠及全体人民。国际经济环境对国内经济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发的体制机制还未健全，更好协调国内和对外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改革和探索中。

三、不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法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经济体制为保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推进市场、价格、财税、金融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公平合理的现代市场体系。实行有利于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有效发挥财税调节作用，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形成多种所有制和多种经营形式、结构合理、功能完善、高效安全的现代金融体系。

（二）继续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更大程度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加快垄断行业改革，加大国有经济布局和调整力度，继续推进国有大型企业股份制、公司制改革，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坚持政企分开、引入竞争、依法监管。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吸引外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利用好国外市场和资源，完善“引进来”与“走出去”管理体制和政策体系。

（三）更加注重公平正义的制度保障建设。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最重要的是重视分配、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制度建设，更加注重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协调。深化民生事业改革，推出各项政策促进劳动者就业，分配制度上要重视初次分配，综合处理好再次分配调节，抑制过高收入，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间收入者比例。加大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基本养老制度、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等制度。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饶开宇.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径.四川改革，2008（12）.

[2]杜少毅.新形势下经济改革新问题及政策探讨.当代经济，2010（04）.

[3]周亚莉.历史角度浅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财经界，2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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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17.16.003

经济学家迪顿（Deaton），曾对对消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也这样论述到：“人们不喜欢冒险，喜欢规避风险，那么就不得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他们希望能够在一生中平滑进行消费。因此，想让他们改变其消费偏好和储蓄欲望，是需要很大的刺激的。”

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行为，指的是在消费者偏好既定的前提下，消费者在一定预算约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行为。

1 新古典经济学对消费行为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对于消费行为因素分析的假设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消费行为的外部环境设定，主要包括：消费选择自由、价格充分弹性、预算约束，没有流动性约束、未来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是关于消费行为的内在设定，主要包括：理性主体、追求效用最大化、规避风险和时间偏好。具体如表1。

2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分析

2.1 农村居民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

2.1.1 农村消费者选择自由程度加大，但仍然有限

1992年后，社??商品的生产、价格开始由市场决定。社会商品日益丰富，商品流通和经营业态也开始多样化，基本上大多数商已是买方市场，消费者可以通过方便的渠道选择自己需要的商品。中国的城镇居民基本上符合新古典经济学下的情境设定，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商品。但是农村市场发展迟缓，大多数商品的生产厂商没有把商品的销售和流通顾及农村市场，农村商品市场流通体系落后，农村消费渠道和网络不畅通，导致农村市场商品仍是供给有限的状态。此外，公共品的供给不足，不仅导致厂商无法在农村建立销售网点，更是制约了农民对那些依靠公共品供给才能实现消费的家庭耐用品的选择。所以，农村消费者的自由选择程度加大，但仍为有限。

2.1.2 绝大部分消费品价格具有弹性

除少数特殊消费品外，中国商品价格基本上遵从市场规律，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反之，需求大于供给时，价格上升。农村消费市场也是如此，不过农村市场上还是存在部分商品短缺的情况，会影响价格的完全弹性。

2.1.3 存在预算约束

虽然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农村居民人均名义收入在1980年、1985年、1990年、1995年、2000年、2008年分别为191.33元、397.6元、686.31元、1577.74元、2253.42元、4760.62元。2008年的实际收入是1990年的三倍左右。但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收入，农民消费需求，消费仍然受到很大的预算约束，这也是农民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2.1.4 流动性约束得到缓解，但仍存在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境下，是不存在流动性约束的。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农村，流动性约束的制约还是很强。农村居民的消费信贷虽然也开始有一定的规模，但是主要集中在生产消费信贷上，再加上农民本身的传统消费心理因素的影响，不愿意借贷消费，以及各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对收入较低、风险较大的农民进行贷款业务。据统计，占总人口70%的农村居民无法获得贷款。这些方面使农民面临着较强的流动性约束。

2.1.5 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前相比，农村居民的收入虽然增大了，生活改善了，但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却更强了，这也是本文研究的中心内容和重点。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农民的收入不仅要面临自然风险，还要适应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加上中国近年来加入世贸组织，农民收入还会受到国际农产品市场波动的影响，使收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而在消费上，伴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而来的是一系列教育、医疗等制度改革，大学教育、医疗收费也开始市场化。使得农民不得不面临日益增长的教育、医疗开支，消费支出的不确定性也加大了。

2.1.6 制度变迁对农村居民消费具有一定影响力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情境下，假设消费者所面临的制度是稳定的，消费者不需要为适应制度而进行消费行为的调整。而在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史无前例的，制度本身就是变化的，也是具有不确定性。此外，农业政策也是根据市场经济完善的进程而逐步变化，对农村消费行为具有很大影响力。

2.2 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内在变化

2.2.1 居民逐渐趋于理性主体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上述影响消费者行为的外部环境变化，商品日益丰富，甚至很多商品已变成买方市场，价格根据供需具有弹性。随着市场化改革，中国消费者，包括农村消费者基本是趋向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

2.2.2 追求效用最大化，并具有时间偏好

随着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消费开始由生存型转为发展型。温饱解决之后农村居民的消费也开始和普通理性经济人一样，追求效用最大化。并且由于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以及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农民的周期性消费等等原因，农村居民的消费会根据收入和消费等各种预期来选择是即期消费，还是在未来消费，追求有时间偏好的效用最大化。农村居民的消费选择由即期向跨期转变，由追求即期效用最大化向跨期效用最大化转变。

2.2.3 强化了不确定性预期和时间偏好

中国经济体制进入转型时期，制度变迁给居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了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加，并且在农村，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要大于城市，给农村居民带来了未来的风险意识，其消费行为开始具有时间偏好，并更多地愿意进行预防性储蓄以防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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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最大化的税收制度安排，而如果某一种税制安排能为国家带来收入的最大化，那么，在随后的改革中，这种制度安排就会得到强化。地方税制作为中央政府授予地方筹措收入的制度安排，是在国家强调收入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因而它内含有强调收入功能的惯性特征。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收费制度的路径依赖，使得地方政府也就越来越依重收费制度，以至于发展到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境地，这反过来，则严重扰乱了国家岁入制度重构的进程。同时，各种形式的收费又加重了微观经济主体的负担，扰乱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加剧了社会不公平因素，从而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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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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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认为2003年的宏观经济实际已经过热并且必须采取严格的措施抑制经济继续膨胀，而社会上对经济是否过热以及过热性质的判断却一直存在着争论。然而，从2003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2004年2月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再到刚刚结束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宏观决策部门日渐对经济过热的性质及其严重性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我们预计中央政府将在下阶段继续加大宏观经济调控的紧缩力度。

前一阶段，宏观紧缩性措施对抑制投资过热而带来的经济总体过热的政策效果不明显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调控措施的“药不对症”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利益方面的不一致。

此次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政府再次运用宏观调控的总量政策。虽然此次仅上凋了0．5个百分点，但其紧缩性的效果将由于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率制度的建立、以及再贴现利率的浮动而增强。同时我们也认为，由于巾同市场体制的微观机制尚未完全建立，这种以经济手段为主、总量控制的宏观紧缩应该辅以更为严格的行政性、结构性调整的措施，包括严格控制新月工项目、认真清理在建项目、严格土地管理、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等等。我们顺测下阶段将有相关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出台。

存款准备金率的上凋以及陆续将出台的紧缩性宏观调控措施将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降，并对与投资需求相关较密切的上游行业带来较大的影响。虽然近中期内经济有回落的风险，但是及时的紧缩性措施有利于控制由于投资过度而带来的经济过热，实现经济的“软着陆”。任何延缓将增火令后进行调整所带来的代价。有效的宏观紧缩措施出台的时间越晚，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就越大。

中国经济中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低效率下的高投资增长，而这些投资往往又以银行贷款作为资金的重要来源。这种靠“借束的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此，虽然采取全而的紧缩性措施会带来经济增长减速，但“两劣之中选次劣”，及时的宏观紧缩总比风险积累到更人程度之后再进行紧缩的代价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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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中全会的公报措辞我们可以看到相当清晰的改革路线图和时间表，总体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此，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时间节点是2020年。显而易见，新班子并没有给自己留后路，一方面开弓没有回头箭，一方面中央集权充满自信。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这一段话的亮点在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不管是宏观调控也好，还是国进民退也好，共同的特点是政府在过去的经济生活中发挥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强，市场主体的意义处于被动的弱势状态，政府有形的手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市场无形的手在企业的怀里摸来摸去，临时性的调控变成了长期的干预，加剧了市场波动的刚性和幅度，宏观调控一旦变成制度安排和计划经济就没有两样。

谈到企业，中国特色就是区分国有和民营。全会报告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长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段话的新意在于两个“都是”，两个“都是”意味着不分上下、轻重贵贱，身份地位是平等的。公有制为主体，这是历史也是现实，所以所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并不可能全面铺开，但是非公经济地位提高带来的更多的是活力和创造力，是中国经济的增量希望，未来没有理由不看好。

当然，政府调控方式的调整，恢复市场主体的地位，并非改革的全部，“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那么，这样的全国统一市场如何建立，如何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实践又如何公平？公报中另有一段话大家不可不察，“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听话听音，“独立”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非同一般，如果出现体制性调整的话，那么，大家也就能理解什么叫作国家治理体制的现代化了，现代化的标准是什么？不说大家也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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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开始，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从发展趋势看，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国债发行规模仍将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国债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挤出效应，对长期资本的形成及市场机制的完善均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如何看待国债的挤出效应，如何调整国债政策取向，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一、国债挤出效应的作用渠道

国债的挤出效应，主要是通过资金供给和资金需求两个渠道发挥作用的。

1.资金供给。国债发行直接减少了民间的可用投资资金总额，民间购买国债的资金并非来源于消费基金。事实上，相当于进行了一次资产组合结构的调整，导致资金使用权从民间转移到政府手中。国债规模急剧扩张的实质是政府与企业尤其是与民间企业争夺资金，从而产生了对民间投资的强烈“挤出”，进而预算赤字直接减缓资本积累的速度，因为用于公共开支的赤字可以将私人投资挤出，它的可预见结果是造成资本形成的速度大大减缓。而用于支持预算赤字的公共借款规模的膨胀意味着对可借资金需求的增加，尽管利率的微小的提高可以引起储蓄总额的增加，但作为可借资金使用的私人部门的需求的储蓄余额将下降，而政府利用储蓄支持赤字的做法将挤出私人投资对储蓄的占用。

2.资金需求。国债发行会抬高金融市场的利率水平，引起债券价格下跌，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地降低企业的投资收益率，而若资本边际效率未能相应提高，企业的投资意愿必然受到抑制，导致投资规模的缩减，资本市场处于一种较低的均衡水平上。所以，政府发行国债会减少私人生产部门对资金的需求，相应地，资本市场也就处于一种低级的均衡状态。而且，政府从征税融资转向债务融资对资本形成率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莫迪利安尼（modiglianli）在其生命周期理论中指出：政府举债融资，居民以持有政府债券取代私人资本，而被政府所挤出的资金通过政府支出大多被直接或间接地用于当前消费，社会总体的生产能力降低，未来供给减少。在将来国债大规模偿还之际，总供求的短缺性缺口将进一步加大，带来通胀的压力，而私人资本的缩减也将是持久性的。

二、我国国债挤出效应的阶段性表现

我国国债挤出效应的产生与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紧密相联，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经济体制改革初期，挤出效应体现在国债发行对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源掌握与使用量的挤出。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与逐渐深入，尤其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非国有和非公有经济实力的增强以及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加大，这时就出现了社会资源在国有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如何配置的问题。由于整个80年代我国经济仍然是相当程度的短缺型经济，瓶颈部门的存在成为经济发展的制约，这些问题的解决要求一定量的政府投资，但由于国家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所以国债发行量不断增大是必然的；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率较高，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投资需求相当强烈，资源约束强烈，不存在富余资源是当时的一种客观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国债发行自然是对地方政府与非政府部门资源掌握与使用量的挤出。

1981年以来的绝大部分年份里，国债发行主要是通过行政摊派等非市场化的方式发行，国债的挤出渠道比较单一，即直接通过国债发行挤出了中央政府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国有企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挤走了银行等国有金融机构对个人储蓄安排的投资，挤出了一部分银行信贷投放和居民个人消费。不容否认的是，当时发行国债的一个主要目的是通过抽走一部分“预算外资金”和居民可支配收入以及其它形式的社会闲散资金，以便控制通货膨胀率和减少当时所谓重复性与盲目性投资，集中必要的财力加强能源交通等国民经济瓶颈部门的投资力度与建设，实现调整与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债的这种挤出是必要的。

（二）随着金融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利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大，国债发行显然有挤出其它有价证券发行的效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取得较大进展，利率对市场主体的行为进而对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加大。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国债发行市场化的探索也有较大进展，国债市场的培育与发展也令人瞩目，对金融市场乃至实体经济的影响也在增强。随着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有价证券发行量的不断增加，国债发行的多少，直接涉及到社会资金在国债与非国债有价证券之间的分配，也开始影响市场利率水平，尤其在经济运行和资金紧张的时期，这种影响更为突出。1992年至1993年，投资热潮使社会出现了“集资热”，企业债券与其它形式的集资影响到国债发行进度与年度额度的完成。所以，政府曾规定非国债有价证券的利率水平不仅不能高于国债，而且在发行时间安排上，也要以优先保证国债发行为宗旨。在这种情况下，国债发行显然有挤出其它有价证券发行的效应，进而有挤出非中央财政投资的效应；这种挤出是通过金融市场显现的，也开始通过利率机制起作用。

（三）“积极的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及其它原因，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设备和资源利用不足，经济“过剩”。为刺激有效需求，启动经济增长，中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剧增。但“积极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不明显：第一，增发国债对利率没有影响。中国自1996年5月以来曾先后8次降息，但实际利率是上升的，这并不是财政扩张带来的结果。由于中国尚未实行名义利率的市场化，积极财政政策不会影响名义利率的升降。实际利率的上升主要是因为物价水平下降，而中央银行没有及时随物价变动调整名义利率所致。进一步看，价格水平下降也不是财政扩张的结果，相反，积极财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物价水平的下降。第二，增发国债没有与民间争夺有限的资金。近年来，商业银行存在较大存贷差额，商业银行的资金过剩主要是风险意识增强、企业投资利润较低及产业政策调整的缘故。如果公共资本投向竞争领域，即与民间资本的生产可以相互替代，增加公共投资就会挤出民间投资。积极财政政策的投资领域主要是高速公路、供水和机场等基础设施，属社会公共支出领域，对民间投资不会形成挤出效应。相反，基础设施建设还可提高民间投资的外部效应，提高民间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推动民间投资。第三，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具有替代关系，即财政增加购买力支出可能挤出居民消费，但这要通过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具体分析来定。某些财政支出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公共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还有一些公共支出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比如，国家用于食品和药品检验的支出，既减少了私人的检疫支出，又增加私人对食品和医药的支出。通过分析财政购买支出和居民消费关系的计量模型发现，中国财政购买支出与居民消费总体是互补关系，扩大政府支出对需求具有扩张效应。

三、结论与建议

1.我国国债的挤出效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紧密相联，在各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现阶段我国财政赤字和国债的挤出效应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经济仍然处于转型期，市场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民间投资对利率的反应还不十分敏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成熟，民间消费与投资的利率弹性将有所增强，并且，随着经济持续发展，资源得到较充分利用，劳动力、资金、土地资源等逐渐变得稀缺，挤出效应也会相应加强，国债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将进一步削弱，而货币政策调控将发挥主导作用。

2.2005年中央决定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决定适当减少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的发行，但仍要继续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和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这样做的必要性是：第一，政策需要保持相对的连续性，国债项目的投资建设有个周期，在建、未完工程尚需后续投入。在经济高速增长和部分行业、项目对国债资金依赖较大时候，“收油过猛”会对经济造成较大负面冲击。第二，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确实有许多“短腿”的事情要做，保持一定的赤字规模，有利于集中一些资源，用于增加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等公共领域的投入。第三，保持一定的调控能力，有利于主动地应对国际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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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WTO；对外开放；利弊分析；机遇与挑战；意义

【中图分类号】 F7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09-135-1

世界贸易组织（WTO）是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之上于1995年1月1日成立的国际性组织。世纪贸易组织的建立，不仅标志着一个规范化、法制化的世界市场的形成，而且标志着世界贸易的自由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加入WTO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加入WTO既给我国带来了登上国际大舞台的机会，又给我国各个领域带来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但总体说来，利的一面大于弊的一面。

一、加入世贸组织给我国带来的机遇：

（一）有利于我国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入WTO，有利于我国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进一步的推进，有利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为促进我国工业的快速发展创造条件。加入WTO后，我国的企业也可以大量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体制，并将其应用到我国的各个领域，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增强新产品的开发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从而加速我国的经济迅猛发展。

（二）有利于进一步贯彻我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WTO崇尚自由化，而降低关税壁垒则是其主要措施。加入WTO后，我国拥有了作为成员的最惠国待遇。这不仅能享受其他国家和地区开放市场的好处，使主要贸易大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做法逐渐减少直至取消。更进一步讲，对于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排在首位的中国来说，我国产品拥有比过去更为有利的竞争条件，从而可以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特别是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出口的发展。加入WTO后，我国严格履行WTO规定的义务，逐步开放国内市场，进一步改善了外商投资环境，增强我国市场对外商的吸引力，有利于更多地引进外国资本。

（三） 有利于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WTO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点的一整套多边秩序，加入世贸组织，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目标是一致的，成为中国国内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和契机，促使中国按照国际经济规范和贸易惯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活动，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巩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更为有力地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十年来，中央政府共清理各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万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多万件。使国内涉外经济法律法规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承诺相一致，为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法律保障。

二、加入WTO给我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国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挑战。从大的方面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

（一）我国对外经贸管理将更大程度地受到WTO规则的制约。加入WTO后，我们要履行WTO义务，对经济贸易不能再完全按照原有方式进行管理，而应按照国际标准进行。WTO的行为规则和运作机制的很多内容对我们来说都是新的，我们必须转变观念、转换机制，才能适应WTO的要求。这样对我国的体制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得的方式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能否顺利转变管理方式，对我国对外贸易成败至关重要。

（二）入世对我国部分企业、产业产生较大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加入WTO后，我国需遵守WTO各项协议关于市场开放的规定，这在我们开放市场的速度和步骤上都会形成一定的压力。随着更多的外国产品和服务进入我国市场，我国的企业将面临更激烈的竞争，特别是那些成本高、技术水平低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民族产业将面临巨大挑战，如果不及时转变发展方式，提高效率和创新能力，就会被市场淘汰。

（三）多边争端解决的结果对我不利。世贸组织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有待完善，据统计，80年代我国平均每年遭受6起反倾销指控，1990-1994年上升到每年25起，1979-2000年我国总共遭受国外反倾销378起，是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其中欧盟、美国、日本就占80%以上。尤其是在西方国家遭受了金融危机后，中国被迫卷入这场经济浪潮，西方国家民族保护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反倾销现象严重，如何有效应对来自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是十年来我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综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会产生双面的影响，而关键在于我国如何趋利避害，利用加入WTO有利的方面，为自己谋发展。入世十年，我们可以发现加入WTO是顺应历史潮流，是我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的助推器。为此我国要结合自身实际，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切实促进本国发展才是问题的重中之重。

参考文献：

[1]刘抒聪.深入了解，正确认识中国加入WTO的意义[J].兰州商学院学报，2001，（05）.

[2]张修德.加入WTO对中国经济某些产业的正负面影响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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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从短期影响还是从长期趋势看，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国加入WTO将为国内农业带来重要的发展机遇。

第一，我国将享受WTO现有成员已经享有的好处，改善农产品出口环境。加入WTO后，我国能够享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减少歧视性待遇，可以利用有关机制解决贸易争端等，优化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外部环境。

第二，有利于扬长避短，加速调整国内农业产业结构。过去，我国维持粮食高自给率，是以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为代价的。围湖、开荒、高化肥及农药投入等追求产量目标的措施，给我国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影响已经相当明显。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进口资源密集型的农产品，比如粮食、棉花以及油料，相当于中国进口一部分耕地和水资源，使国内生态环境得到改善；有利于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包括水果、蔬菜、水产品、畜产品等农产品，促进我国的农业结构调整。

第三，加入WTO后，一方面，外资进入中国将会更容易，伴随这些投资，往往能带来最先进或较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我国农业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水平，有利于提升我国农产品质量；另一方面，我国与国外农业教育、科研、技术的交流与合作更为紧密和频繁，这将加速我国农业科技进步，促进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提高，因而带动中国农业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农业综合素质的增强。

第四，有利于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根据WTO的基本原则，参照国际规范，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将进一步深化改革，按照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建立和完善国内农业宏观调控体系。另外，WTO规则对贸易体制的规范化也有相关要求，对加快农产品外贸体制和国内流通体制改革也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对于实现我国农业的两个根本转变，增强国内农业综合素质，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加入WTO后，我国需要在遵守WTO有关规则的基础上，承诺降低农业贸易保护程度、逐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这意味着在参与世界农业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我国农业发展也面临风险和挑战。

第一，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开放的压力，国内农产品生产将面临国际市场的严峻挑战。加入WTO以后，根据WTO农业协议的规定要求取消非关税措施，各成员的农产品进口控制只能通过关税措施。WTO要求的这种进口控制方式的转变意味着各成员将逐步开放国内农产品市场。因而，加入WTO后，国内农产品市场面临对外开放的压力已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国内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农产品生产也将面临世界市场的冲击。

第二，国家农业发展政策有可能受到被动调整，调整的空间也将受到规则约束。加入WTO，我国对农业生产的国内支持政策措施，要符合WTO农业协议的规则，国家农业支持措施尤其是农业投资的范围与力度将受到影响。今后我国在农产品价格保护制度、农民收入支持、生产资料价格补贴等方面的政策措施的制定与实施将受到WTO有关规则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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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利率市场化 金融监管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利率政策逐渐宽松，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集中利率管制政策已经无法适用当前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背景下，为了适应当前的经济体制模式，缓解外资金融机构对我国金融机构造成的竞争压力，我国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探索。寄希望于通过推进利率市场化，从而使利率更加适应市场的经济发展以及供求关系，促进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现状与进程

就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现状而言，在利率市场化改革之前，政府对于利率实行集中管制政策，该管制政策的主要特征是范围广、种类多，并且管制下的利率一般而言远远低于市场资金供求决定的均衡利率水平，在这种政策的影响之下，往往会出现资本积累减少以及降低实际经济增长和金融体制的规模的后果。正是由于政府长期实行低利率管制政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政府逐步选择了利率市场化的政策，但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中充满着各种风险，但依然取得了不容小觑的成绩，如在2013年我国政府全面放开了对于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管制，另外在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将存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存款基准利率的1.3倍调整为1.5倍，并且放开了一年期以上（不含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浮动上限，这是利率市场化政策的又一大进步。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首先，以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为突破口。1986年，我国政府首次尝试放开银行间拆借利率行为，并且在颁布的《银行暂行管理条例》中明确了专业银行间资金拆借行为的合法性，同时为了防止由于主体风险意识薄弱出现的各种问题，我国还颁布了《同业拆借管理试行办法》进行专门规制。在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明确指出，银行同业拆借的利率由当事人双方根据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进行决定，这一行为成为利率市场化的突破口，对于之后的利率市场化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其次，放开债券市场利率是重要步骤。债券市场是我国金融市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放开债券市场利率是我国金融政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一步。在我国，债券市场主要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债，而国债在其中又处于基础性地位。因此，对于国债利率的市场化是放开债券市场利率的重点，我国财政部于1996年通过证券交易所实现了国债的市场化发行，这样既减少了国债发行成本，同时也提高了国债发行效率。在国债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对于回购利率坚持了以市场供求关系为主，从而推进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在国债利率市场化的带动之下，金融债以及企业债的利率也在逐步实现市场化。

最后，银行存贷款利率市场化。目前，对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已经实现了市场化，即全面放开管制，真正以市场为导向，使银行的贷款利率真正适应市场的资金供求关系，对于存款利率也由原来1.3倍的存款基准利率的浮动空间上升到1.5倍，正在逐步实现着存款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改革下政府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

利率市场化改革与其他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配合性低。从国家经济发展的宏观角度看，利率市场化改革只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因此在实行过程中只有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相协调才能真正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但是就目前来看，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似乎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并不同步，例如就不同的所有制企业之间的融资来说，银行对于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利率条件相当宽松，但是对于中小企业却实行不同的利率政策，限制了利率作为经济调节工具的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利率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面临多重风险。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商业银行往往面临着多重风险。一般来讲，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会出现阶段性风险和持久性风险。所谓的阶段性风险是指利率市场化的初期，随着利率的放开会在短时期内出现利率急速上升的阶段，可能会影响到银行的稳定性，导致银行在吸收存款方面出现竞争加剧的现象，而持久性风险即是通常的利率风险，这是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一种最主要的风险。而在当前各种经济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不同的风险，比如说投资不足或者投资过度的现象，这都是我国利率市场化下金融监管面临的困境。

金融监管的不完善。我国政府对利率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往往不能摆脱行政干预的问题，这是普遍存在的政府失灵的倾向，由此导致了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监管往往不能具有真实性和独立性，这使得我国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往往出现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从而造成负面影响。此外，我国金融监管手段以强制性为主，并且缺乏科学的监管措施，导致金融监管的效率低下、利率市场化进程缓慢。

利率市场化下我国政府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

第一，完善利率市场化的相关法律体系。从本质上说，经济的发展运行离不开法律的保护，利率市场化也不例外，作为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环，利率市场化改革也需要健全合理的法律保护，因此需要完善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立法和执法体系。就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而言，由于全球化带来竞争性的加强，金融市场已发生了诸多变化，导致现有的许多金融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已无法适应，因此在具体的立法设计中必须根据新的经济条件作出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一是吸收借鉴国外有关利率市场化方面的相关经验，因为国外的利率市场化开始较早，并且经济环境更利于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二是坚持效率与风险并重，这主要是针对当前我国为促进经济发展而采取的相对激进的做法而言的，因此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应该谨慎，以免只注重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效率而忽视了其中存在的风险，比如上述中提到的金融危机以及商业银行风险等等。

第二，重视其他金融政策的配套改革。对于利率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与其他金融政策脱节的现象，我们应该予以重视。首先，发挥中央银行的引导作用。货币政策工具对于市场利率而言具有不可替代的调节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就发挥着重要的引导作用，通过对货币政策改革来促进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发挥货币政策的传导功能，从而使利率市场化具有更加适宜的发展环境。其次，完善外汇风险管理政策。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必然会牵涉到外汇政策，因此外汇政策的改革对于利率市场化而言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外汇主要是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水平以及货币政策直接挂钩，所以统筹外汇利率与本币利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对国内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同时，应该稳定外汇，外汇政策上对利率市场化提供支持。

第三，完善金融机构的监管。对于金融机构监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应该从监管主体、监管方式以及监管理念进行重新界定。首先，对于监管主体，目前我国的监管主体主要是中央银行以及各行业的监督委员会，如证监会、保监会等，以中央银行为例，其不仅承担着监管主体的角色，同时又是金融市场中重要的交易主体，因此往往不可避免的出现权责混乱的状况，应对其进行责任明晰。此外，对于各类监督委员会也应进行分工，防止主体不明确造成扯皮推诿现象的出现。其次，我国现有的监管方式过于僵化，依靠强制性的监管措施会对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造成负面影响，这就需要我国政府在监管过程中立足于我国的经济发展现状，以保证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实现“审慎监管”，增加金融监管方式的灵活性。最后，在监管理念方面，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一项不可避免的金融政策，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应该避免冒进现象发生，应该根据我国的实际经济环境逐步进行推进，在鼓励金融机构利率市场化的同时，加强监督避免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各种危机以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