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研究方法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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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立法强度；执法强度
引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4年12月16日报告说，2013年全球专利申请量以中国两位数增长为支撑，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其中中国的专利申请约占三分之一。根据《2014世界知识产权指标》的报告，虽然中国专利申请方在国外提交的申请量相对较少，但来自中国居民的专利申请量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家知识产权局也成为全世界专利申请受凉最大的机构。并且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全球化，有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尽管有诸多学者已经开始探讨有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但是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一直没有得到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测量方法。但是只有明确中国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才能够去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所以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更为详细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测量体系。
一、现有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及其缺陷
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量化研究最早起始于Rapp & Rozek（1990）1使用立法评分法，根据国家制定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情况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划分为5个级别，用1，2，3，4，5来表示。该方法早期被一些学者采用，但是却有不足之处。首先，它使用的是静态指标，只考虑了一国是否制定了与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其次，5个整数级别的划分，有可能将两个相差较大的国家划分到一个级别里，也有可能把两个相差不大的国家划分在不同的级别里。所以在此基础上Ginaete & Park（1997）2对RR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量方法，被称为G-P指标。该指标划分为5个类别，（1）保护的覆盖范围 （2）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3）权利丧失的保护（4）执法措施（5）保护期限。每个保护类别又包含若干指标，该方法规定每个度量指标各占1分，每个类别中各指标得分之和除以该类别中的指标个数即为该类别的得分，5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根据此方法测量欧美及亚洲部分国家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如表1和表2.
数据来源： Ginarte J C， Park W G，（1997）“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 A Cross-national Study，” Research Policy 26， 283-301
通过上图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在第一次修改《专利法》后1994年的指数3.19就已经达到某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第二次修改《专利法》后2001年的指数为4.19甚至超过了某些发达国家1990年的数值。从我国的现状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基于Ginarte-Park 方法测量到的只是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的立法强度。这只能说明，我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强度已经完全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立法保护强度。自1992年以后，尤其是为加入WTO2000年、2001年中国对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做了全而的修正，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已全而符合以TRIPS协议为核心的国际标准。但是，由于中国法律体系自身不够完善，在立法与司法之间还不能匹配，加上老百姓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水平还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可见，要正确度量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实际强度，就必须对Ginarte-Park方法进行修正。
国内学者韩玉雄、李怀祖（2005）3对Ginarte-Park方法进行了修正，把“执法力度”加入其中。“执法力度”这一指标作为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变量，这一指标介于0到1之间，0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款完全没有执行，1代表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条款完全得到执行。“执法力度”是由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即（1）社会法制化程度（2）法律体系完备程度（3）经济发展水平（4）国际社会的监督制衡机制。许春明、单晓光（2008）4在韩玉雄、李怀组的基础上把社会公众意识加入其中，即”执法强度“指标由（1）司法保护水平（2）行政保护水平（3）经济发张水平（4）社会公众意识（5）国际监督。姚利民，饶艳用（2009）5“执行效果”指标替换“执行强度”指标，其由四个二级指标构成，即（1）社会法制化程度（2）政府的在执法态度（3）相关服务机构的配备（4）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而沈国兵，刘佳（2009）6提出在TRIPS协定下，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主要与经济发展水平、法治水平、执法水平有关。代中强等（2010）7提出以上学者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并不能很好地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执法力度指标的变量，例如选取人均律师率作为社会法制化的衡量标准并不准确，因为现有数据中的律师人数多数是不能办理知识产权相关案件的律师，选取成人识字率作为公众知识产权意识指标也在2009年被代中强的实证研究否定定。其提出用结案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执法力度指标，是最能用直观数据解释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司法水平。但是吕敏，张亚斌（2013）8提出一种改进方法测量中国的实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运用熵值法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得出我国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强度指数，分析了各因素对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
二、知识产权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采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P（t）应该由“立法强度”L（t）指标和“执法强度”E（t）指标构成。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是由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的乘积决定。可以表示为：
P（t）= L（t）* E（t）
P（t）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L（t）表示知识产权立法强度，一般用GP指数表示；E（t）表示知识产权执法力度，设执法强度E（t）的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被全部执行。因此，执法强度E（t）就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实际执行效果的变量，表示法律规定的保护强度被实际执行的比例。
（一）立法强度指标
理论上讲立法应该包括该法律所涉及到的所有法律，知识产权法包括了专利法、商标法、版权法、商业秘密法以及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动植物新品种等相关法律。但是考虑到知识产权对一国经济发生主要作用的是专利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还是选取专利法作为立法依据，以专利法作为立法强度，并采用Ginarte-Park方法计算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计算结果为上图1-2.
（二） 执法强度指标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指标分为四部分：经济因素、法律因素、社会因素、国际因素。
（1）经济因素
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应该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应该有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应该采取相对较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韩玉雄，李怀祖以及许春明等采取人均GDP作为指标，沈国兵，刘佳选取GNI作为指标，吕敏，张亚斌则从个体和整体两个角度考虑分为选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指标来源。本文结合以上人的研究认为人均GDP是度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指标。目前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GDP为2000美元，超过2000美元为分值为1，不足2000美元，用实际值除以2000作为分值。
（2）法律因素
法律主要包括立法和司法，由于立法已经在立法指标中考虑过了，所以这里的法律因素主要指司法方面。司法水平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的执行强度，完善的司法体系，高素质的司法人员，必然能够使知识产权保护被较好的执行。通常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在衡量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方面的司法水平时，理论上选取专门从事知识产权工作的律师比例更能说明问题，但是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参照前人的研究本文选取律师比例作为衡量司法水平的指标。在美英等发达国家律师比例已经超过了千分之一，在其他重要的工业化国家律师比例也已经超过了万分之五。所以当律师比例超过万分之五时分值为1，不足万分之五时用实际值除以万分之五作为分值。
（3）社会因素
社会因素主要是指政府的执法态度和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因为政府对于知识产品保护的态度将直接影响知识资产的投资回报。政府的执行能力将影响到知识产品的创造和传播。所以我们直接选取政府在专利侵权方面的结案率作为政府执法态度的分值。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也是影响执法强度的影响因素，若公众没有意识到需要为自己的知识产品确权的话，当发生侵权时就不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我们选取人均专利申请量作为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指标。本文借鉴姚利民的方法，当一个地区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达到或者超过10件时， “人均专利的申请量” 的分值为1， 当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不足10件时，“人均专利的申请量” 的分值等于万人拥有专利申请量的实际数量除以10。
（4）国际因素
随着知识产权制度的国际化发展，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问题。WTO也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其三大支柱之一，规定了在WTO框架下的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及争端的解决机制。所以从这一角度看，一国是否加入WTO，是判断一国运用国际社会通行法则保护知识产权以及参与国际知识产权保护活动程度的重要指标。一国加入WTO分值为1，没有加入WTO的分值为0。
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计量
立法强度借鉴Ginarte-Park方法计算得到，以上考虑的四个因素涉及到的五个指标设定其对执法强度的权重是相等的，所以为上述五个指标得分的平均数。本文涉及到的“律师比例”、“人均专利申请量”、“人均GDP”、“专利侵权结案率”数据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数据局以及中国知识产权局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根据P（t）= L（t）* E（t）计算得到2002-2012年的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表3所示。
表3 2002-2012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
从上表可见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逐年提高的，从表中可以看出中国的知识产权理发水平早就已经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由于执法强度的限制导致实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大打折扣，这是当前我们在发展中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也充分说明中国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在立法与执法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直到2012年我国在知识产权的执法强度是0.7848，也就是说立法强度只有3/4得到执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是3.28，仅仅高于1990年加拿大的水平，而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1990年的水平相差还很远。这也与中国的实际相符，也是在国际贸易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现状不满的原因。
四、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水平较高，但是执法水平与立法水平是不匹配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司法水平较弱人均律师比例较低，这与法律体系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相距甚远，其次是由于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这也与我国现阶段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符合，还有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需要对于自己的知识财产进行保护，同样很多人没有把侵犯别人的知识财产当做违法，导致我国现阶段知识侵权案件时有发生。但随着经济贸易的全球化，知识产权保护已经成为重要话题，我们需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更需要在执法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是我国能够在国际贸易中取得优势。
参考文献：
[1] 韩玉雄，李怀祖. 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 2005，（3）：377-382.
[2] 许春明，单晓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J].科学学研究，2008，（4）：715-723.
篇2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测度 政府
自世界贸易组织(WTO)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国际贸易基本框架以来，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经济增长、技术扩散等方面影响的研究，迅速成为经济学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的研究热点。但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与立法、司法、执法等因素相关的复杂问题，怎样准确的度量一个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根据现有文献，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主要有三种方式：问卷调查法(即以对经理和专利律师等从业者意见的调查为基础进行评分，如Mansfield和Sherwood)；立法评分法(即以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文本为基础进行评分，如Rapp&Rozek和Ginarte&Park)；综合评分法(即综合上述两种方法，如：Kondo和Lesser)。考虑到研究的实践性与可操作性，本文只简单介绍立法评分测度方法。
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简介
(一)国外测度方法Rapp和Rozek是最早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量化分析的研究者，他们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分别用0到5之间的整数来定量的表示。由于这种方法简单方便，所以之后在不少文献中被采用，如OxleyJE(1999)；Smith PJ(2001)。但是Rapp-Rozek方法主要依据一个国家是否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而忽视对法律条款实施实际效果的评价；其次，该方法所采用阶跃型整数来表示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粗略的划分标准极有可能把保护水平相差较大的国家纳入同一个等级，把相差不大的国家纳入两个等级，区分显然不够细致。Ginane和Park在Rapp-Rozek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种更为深入的度量方法。他们将测度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指标划分为保护的覆盖范围、执法措施、保护期限、是否为国际条约的成员、权利丧失的保护五个类别。其中，每个类别又包含了若干个子指标。同时，Ginarte和Park规定每个度量指标在整体评价体系中各占1分，每个类别中各指标得分之和除以该类别中的指标个数即为该类别的得分，5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事实上国内有学者根据Ginarte-Park方法对1984年至2004年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了评定，测评结果见(表1)。同时，为了更好的进行比较说明，这里也给出根据Ginarte-Park法测定的亚洲和欧美部分国家1975年至1995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评结果见(表2)。比较(1)和(表2)，可以发现，早在中国第一次修改《专利法》和加入PCT后的1994年，按照Ginarte-Park方法进行测评，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为3.19，这个保护水平已经达到了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到2001年，中国第二次修改《专利法》之后，我国的保护水平已经达到了3，86(Ginarte-Park方法)，这已经达到绝大多数发达国家九十年代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的水平。从(表1)可以看出，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从1985年到1992年基本没有变化，从1994年到1998年也基本没有变化，而从2001年到2004年则都是3，857，数据显示的结果和我国知识产权制度发展的水平进程也有着明显的不符。显然，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并令人困惑的结果。正如韩玉雄等人所强调的，正是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中国先后曾于1991年、1994年二次被列入“特殊301条款”重点监视国家名单，而2001年发生的DVD专利费风波，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Ginarte-Park方法所测度出的水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Ginarte-Park方法虽然有效地克服了Rapp-Rozek测度方法中阶跃型整数无法准确表达不同保护等级间的差别的缺陷，但却仍忽视了采用静态指标所度量出的保护水平与实际的保护水平可能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换言之，Ginarte-Park方法也没有考虑到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条款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执法效果问题。对于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西方发达国家，采用Ginarte-Park测算出的指标与实际的保护效果或许没有显著的差异。由于立法与司法非同步发展，司法过程中任何微小环节的偏差，都有可能导致采用静态指标所测量出的保护水平与实际保护水平之间的差异。
(二)国内测度方法
为了更好地反映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实际情况，单晓光、许春明、韩玉雄等人指出，完备的法律条款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么其保护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一个国家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应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与执法强度指标的综合。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上，对Ginarte-Park方法进行了修正。定义“执法力度”也是影响知识产权保护的一个变量，其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被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被执行。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具体构成如下：设P(t)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L(t)表示该国在t时刻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强度，E(t)表示该国在t时刻的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知识保护水平用公式表示为：P(t)=L(t)×E(t)。其中，将影响E(t)的因素四个分别归纳为：社会的法制化程度、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社会的监督与制衡机制。该修正模型认为对知识产权保护产生影响的其他环境因素都可以通过上述指标间接地得到反映。此外，许春明和单晓光教授也对测度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执法力度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衡量分别为：司法保护、行政保护、经济发展水平、公众意识和国际环境。五个指标的权重系数一样。
二、修正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
(一)修正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在参考Ginarte-Park的测度方法、韩玉雄和许春明的测度方法的基础上，本文对已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进行了修正，重新设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本文对原有测度方法的修正是基于中国现行知识产权保护执法环节上仍存在纰漏的认识基础之上进行的。一般常识告诉我们，完备的法律条款并不意味着无缺的司法效果。对于知识产权保护也同样，即使一国的法律条款再完备，若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实际的保护效果依然会大打折扣。1992年以后，为了迎接即将加入WTO体系带了的挑战，我国对现行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做了一系列全面的修正。2000年、2001年分别对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做了有针对性的全面修正，修订后的知识产权立法标准已经全面符合了以TRIPS协议为
核心的国际保护标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产权保护的疏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正在形成阶段，因此，在实际过程中，相对日益完备的立法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的司法过程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所以，我们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构建中，仍然引入执法力度指标。具体指标构成示意图见(图1)。
在本文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中，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仍是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指标与执法强度指标的综合，具体的水平测度公式表示为：P(t)=F(t)*L(t)。其中P(t)表示国家在t时刻知识产权保护的水平状况，F(t)表示国家在t时刻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L(t)表示国家在t时刻知识产权的立法强度，也就是t时刻Ginarte-Park方法测度出来的知识保护水平。其中执法力度F(L)的值介于0到1之间，0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没有被执行，1表示法律规定的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完全被执行。在这里我们将F(t)的衡量指标设定为六个指标，分别是：社会的法制化程度、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经济发展水平、行政保护及管理水平、社会公众的意识和国际社会的监督机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取决于诸多影响因素，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必定涉及到更多、更深入的指标，我们这里所设定的指标也只能粗略地反映出现有知识产权制度的保护水平。
(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指标概述以下将对指标体系具体说明。
(1)社会的法制化程度及其度量。法制化程度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不同的法制环境下，人们的思维习惯和行为规范是不同的。在一个完全法治的或是法制化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普遍以社会公众认可的基本法律框架为约束；相反，在一个法制化程度较低的社会中，人们的行为自由、随意，普遍不受社会公法的约束，与法制约束相冲突的事件频繁发生，有法可依但执法不力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可以说一个社会的法制化程度必定是影响执法力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衡量一个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大小时，对其整个社会法制化程度的考察不能不算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般来讲，一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通常是以该国拥有律师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来衡量的。在英美等发达国家。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千分之一，而其他工业化国家也都超过了万分之五。按照国际惯例，当一个国家的律师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万分之五的时候。就可以认为这个国家的法制化程度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我们规定，一国拥有律师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万分之五时，赋予社会法制化程度的分值为1；当律师数量占总人口的比例小于万分之五时，社会的法制化程度的分值为实际比例再除以万分之五。
(2)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及其度量。虽然立法强度指标已经包涵了对一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的衡量，但我们仍不妨设立一个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指标来完善我们整个的指标体系。对于此的主要原因是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一般而言，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只规定了保护的主体和客体，而法律对发生知识产权纠纷案件的司法处置一般要通过其他法律体系执行，如民法、刑法。那么很简单的假设是，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必然就会有法律涉及不到的“真空地带”，当事人极有可能通过各种手段来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此一来，在知识产权保护执法过程中就会产生漏洞，就有可能导致司法歧义甚至无法执行。第二，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都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完善起来的。西方发达国家经过数百年的司法实践后，法律体系才基本完备。对于中国而言，第一部宪法自1954年才开始实施，现行的法律体系还存在很多漏洞，有不少应被法律覆盖的领域至今仍然还是空白；有部分法律条款甚至自相矛盾。作为法制不断健全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法律体系的现实国情显然不够完善。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力度显然也会受一个国家法律体系完备程度的影响，当法律体系越完备时，其执法的有效性就越大，反之，执法有效性则越小。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立法的时间越长，司法实践就越丰富，法律体系也就越完备。因此，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我们用立法时间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我们假设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完善需要100年，当立法时间达到或超过100年时，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分值赋为1；当立法时间小于100年时，法律体系的完备程度分值为实际的立法时间除以100。
(3)行政保护效能水平。现实中拥有良好的法制化环境、具备完善的法制体系并不能意味着一定会产生良好的执法效果。在执法过程中，行政保护效能水平的高低也是影响知识产权执法强度的指标之一。行政保护效能水平可以分解为行政保护水平与行政管理水平两部分，它是政府切实保障权利人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关键。高效、廉洁、专业的政府管理机构及其公务人员的配备是知识产权执法顺利实施的最基本保证。行政保护和管理职责的明晰，行政部门及人员管理水平的提高，行政监督体系的加强。都是加强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强度的有效指标。考虑到对行政机构数量及效能具体考核的复杂性，本文以知识产权创新的主要构成部分――专利案件的立案量与结案量之比来表示行政保护效能水平的高低。一般来说，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法律意识较强的发达国家，其专利行政执法案件的年结案率通常达到95％以上。因此，我们规定那个，当年专利执法案件立案件数占结案件数的比例达95％及以上为最优行政保护效能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赋予分值1，低于这一标准的以当年立案件数占结案件数的实际百分比除以95％计值。
(4)经济发展水平。Rapp和Rozek1990年的横剖分析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正相关。显然，这一结论可以从二个方面得到解释：第一，司法是有成本的，任何国家都会把司法水平保持在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范围内；第二，国民的守法意识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只有在满足安全、生存等基本生存需要的情况下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发展需要，才会考虑遵法、守法、诚信等更高境界的需求。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人会把知识产权保护放在较高的地位，在解决温饱与知识产权保护的选择上，解决温饱是必然的选择。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我们采用“人均GDP”作为度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本文认为，近年来在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突出的贫富差距问题，似乎也是衡量一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因素之一。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两个国家拥有同等的人均GDP水平，但其中一国存在显著的贫富差距，而另一个国家国民收入分配则相对均等，那么，对这两个国家来讲，即使拥有同等的人均GDP，但可能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国民的素质以及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不能被认为拥有同等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按照国际惯例，通常用基尼系数来表示一国贫富差距的状况。按照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若低于0，2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差距悬殊。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分配差距的警戒线，一般发达
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0，24-0，36之间。这里，我们以0，4作为衡量的标准。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我们采用人均GDP与基尼系数两个子指标来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人均GDP指标：按照国际标准，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的公认人均收入标准为2000美元，因此，我们规定，当人均GDP到达或超过2000美元时，赋值为1，少于2000美元时，以当年的实际人均GDP除以2000。基尼系数指标：按照国际惯例，以0，4为衡量标准，基尼系数低于或等于0，4时，赋值为1，高于0，4时，用0，4除以当年的基尼系数。最终，将人均GDP与基尼系数两个子指标的值相乘，以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影响程度。
(5)社会公众意识及其度量。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也是衡量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相对不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是在近年培养起来的。相对发达国家公民的知识产权维权意识，中国公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薄弱，这也是导致我国近年来侵权事件高发、盗版泛滥的重要原因。只有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深人社会公众人心，形成人们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知识产权的保护行为才能真正落到实处。社会公众的受教育程度与知识产权意识具有相关性，一般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也相对拥有较高的知识产权意识。因此，可以用“成人识字率”来测量公众的知识产权意识。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其“成人识字率”普遍达到或超过95。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我们规定当“成人识字率”达到或超过95％时，“成人识字率”的分值为1，当“成人识字率”分值小于95％时，以实际的比例除以95％。
(6)国际社会的监督及其度量。WTO框架下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再只是一个国家国内立法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成为一个反映国际贸易公平与否的衡量标准问题。任何贸易组织的目的都是要维护成员国公平贸易的基本秩序。WTO框架明确规定了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及争端解决机制，是监督其成员知识产权保护执法力度的有力武器，任何执法力度上的偏差都能在争端解决机制下的到及时、有效的调整。因此，在当前日益开放的国际贸易背景下。只有加入WTO体系，一个国家才能在更加公正的国际监督环境下实现贸易的公平竞争。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测度方法的指标体系构建中，本文把是否加入WTO体系作为衡量国际社会监督的测度指标。设若一个国家是WTO成员国，则国际社会监督的分值赋为1，否则为0。值得说明的是，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法力度都不会随着加入WTO就会出现一个质的飞跃，加入WTO也并不意味着该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现实生活中往往是随着国内立法环境、执法水平的不断改善与提高，逐渐符合WTO框架对成员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要求。在实际的计算中我们又对这一指标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假设从1986年复关谈判开始到2008年，“WTO”成员国指标是从0到1均匀的变化。
三、修正后测度方法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度及验证
(一)修正后测度方法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测度
考虑到各指标之间对执法力度影响各不相同，本文希望能够寻找到一种有科学根据的指标权重分配方法，但是由于测度方法所涉及到的指标数量过多，且指标与指标之间多有交叉、渗透，不便人为地对各指标进行权重配比，因此，出于科学严谨的态度，本文这里仍沿用前人对各指标间配比的方法――平均分配各指标的权重，即执法强度指标等于以上留个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借鉴Ginarte-Park方法，设定以上六个指标对执法强度的权重是相等的，因此，执法强度E(t)就等于以上五个指标得分的算术平均值。其中，“律师比例”、“专利纠纷结案率”、“人均GDP”、成人识字率”等指标的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公布的历年统计年报以及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计算获得。根据P(t)=L(t)*E(t)以及计算所得的执法强度，计算得出1985年至2006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如(表3)所示。为更直观地观察中国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执法强度以及保护强度的时间序列变化(图2)。
(二)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验证 从(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岁时间逐年提高，其中1992年前后及2001年前后出现了两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与1992年、2001年前后中国大范围内修订知识产权法律条文的事实相一致。从(表3)显示的数据来看，对比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立法情况，目前，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水平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水平，但由于执法强度的不足，使最终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大打折扣。另外，我们所设计的“知识产权执法强度”指标修正了Ginarte-Park指数存在的不符合实际的缺点――在一国立法未作修改的情况下，简单地以知识产权立法强度表征保护水平，知识产权的保护强度显示为无任何变化。如(图2)显示，中国在1985年至1992年期间的知识产权立法强度曲线为一水平线，恒等于1，702，但如果就此认为我国在该期间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无任何提高，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在这一期间，中国政府在加强知识产权执法水平方面作出了大量的努力，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是有目共睹的。从(图1)中，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自1985年以来，中国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虽然提高幅度不明显，但一直是呈上升趋势的，这说明中国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的努力，也反映了其执法水平的不断提高。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1992年与2001年前后，进步的幅度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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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中药现代化；核心战略
1中药现代化与中药知识产权保护
1．1中药现代化的内涵
中药现代化就是把当代最新科技、手段、方法、设备融人中药研究、生产、应用，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的一个过程。本质上，中药现代化就是一个将中草药以符合西药标准的治疗用制剂而不是食品或膳食补充剂的身份向国际市场推广的过程。因此，中药现代化对于中药事业的发展尤为重要，我国要实现中药现代化就要把当代最新科技、手段、方法、设备融人中药研究、生产、应用，从而发展完善中医药。
1．2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不断扩大，专利保护几乎延伸到所有的技术领域。比如商标专用权不仅适用于商品商标，而且适用于服务商标；作品著作权的表现形式扩大到新的高科技媒介；商业秘密被确认为知识产权的主题，保护未公开信息的竞争也与知识产权制度融为一体。虽然中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己经开始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但是并未形成成熟的知识产权法，因此在多数人看来，并没有知识产权保护的概念。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中药复方是由多味中药材制成的产品，按照君、臣、佐、使划分，各味药的作用并不相同，但组成在一起以后却可起综合作用。也就是说，增加或减少一味中药就有可能影响其总体药效，而增减药味又不侵权，所以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实际上保护不了中药复方。与此同时，相关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职务发明的科技含量偏低，保护力度不够，审批的标准及关键技术不过关，因此获批的数量和效率不高，大量自主知识产权还在流失。
1．3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
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国粹，是2l世纪最受人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也是被公认的产生中国知识产权的优势领域。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基本形成，并逐渐完善。但在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过程中，所反映或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如创新发明少、申请国际专利少等，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因此，做好中药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是实现中药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推动我国中药科技进步，提高我国中药的国际地位，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2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和重要性
2．1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特点
2．1．1中药专利保护
中药专利申请以产品和方法类型为主，而在方法中绝大部分为常规生产方法。从申请专利药物的治病种类来看，虽然疑难病和多发病的治疗药物专利申请比较多，但大部分是常规的复方，疗效显著的不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没有固定治疗病种并且效果不确切的保健品专利申请占中药专利申请的大多数，这些申请在组方上多为常规保健品的堆砌，形成了中药专利的低水平状态。另外，剂型以酒剂居多，其次是口服液和丸剂，制剂水平落后。
2．1．2中药行政保护
在有一定知识产权保护法规制约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有法不依的问题，法制观念淡薄；缺乏相关的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与机构，这使知识产权保护的研究始终处于民间散发的状态，难以形成更广的共识和对国家有关政策的制定发挥更大的参考作用；行政保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药品种保护是行政保护的主要手段，但其所保护的仅仅是中药品种。
2．1．3中药商标保护
一是中药商标意识淡漠。一些医药企业商标意识淡漠，导致商标权自然散失；二是中药商标与通用名混淆。药品有通用名称(药品名)和商品名称(商标名)。商标法规定，商标不得使用本商品的通用名称，不得使用直接表示商品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的文字、图形作为商标；三是中药商标的独特性差。中药商标应具有特指性，通过宣传使消费者了解到商标与某种治疗功能相关，以便于识别和推广；四是中药商标的竞争性弱。商标只是企业名称的缩写，当地有河则用河名，有山则用山名。这种简单化的商标不具备商标自身所要求的显著性，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五是中药材的注册商标少。韩国将“高丽参”作为国家的一个特殊产品，列为国家专卖品。我国的中药材优于韩国，特产的著名药材如“天麻”、“冬虫夏草”、“长白山人参”等却没有注册商标。
2．1．4中药商业秘密保护
中药及天然药物的易仿制性，使得中药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难于实施，中药企业的新药缺乏创新研究，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由于我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淡漠，时常发生泄密情况，自觉不自觉地或在有意无意之中，将本该严格保护的中医药科研成果和重要数据、核心技术泄露了出去。
2．2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
21世纪是技术市场不断发展、国内外市场进一步融合的世纪，保护无形资产已成为企业界的大事。忽视知识产权的存在，其实质就是对人的创造性的扼杀，侵犯知识产权就是对知识经济运行的釜底抽薪。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量和质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及一个民族未来的发展空间。中药产业是我们能够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领域，有着5000年的知识积累和储备，进入国际市场后，中药更能进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尤其对于那些主导产品是用来治疗西医西药缺乏肯定疗效的疑难病、慢性病、新生疾病的我国医药公司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机会，因此，加强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对于我国中药事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3我国目前中药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自我国加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以来，随着人们对知识产权的认识愈加重视，在申请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显示出较好的态势，中药知识产权已在国内逐步形成了专利、商标、新药、中药品种保护等多种保护形式。但由于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对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经验不足。一方面，国内中药发明专利申请以配方为主，专利法对中药配方以组合物的形式进行保护。这种以天然植物为组分的简单组合，一旦将配方和组分比例公开，极易被侵权，且这种侵权很难找到证据。另一方面，现有的知识产权政策(包括专利法)，还不能有效地保护中药知识产权。在中药参与国际知识产权竞争的同时，同样面临知识产权大量流失的风险。特别是一些国际公司大肆搜集我国成方、秘方、验方以及我国申请的中药专利，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进，抢注中药专利。特别是目前我国的中药发明实施受多种原因(如原料、消费市场、药政管理等)限制，要走人国际市场非常艰难。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3．1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
目前中药知识产权在国内的保护主要还依靠行政保护，保护的力度较小，范围较窄。而许多单位和企业根本不重视专利，没有把技术创新纳入单位战略发展计划重要一环去考虑。即使是有一些发明专利申请，也是被动地作为装饰或指标，以侥幸心理勉强提出专利申请，实际上对专利是否实施并不在意。知识产权意识淡薄是国内企业的一种普遍现象，而在中药行业里，这种现象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主要体现在下列三个方面：首先，中药研究成果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任意仿制和重复生产的情况非常严重；其次，在中药行业里，知识产权尚未纳人企业管理范畴；第三，职务发明可以用来衡量企业应用法律手段保护自身科研成果的意识，但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中医药的非职务发明申请量高于职务发明申请，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还在扩大。在中国中医药发明专利中，就国外来看，职务发明申请量通常要高于非职务发明申请量，例如从日本来我国所申请的专利来看，90％以上是职务发明申请，这就从另一方面说明，我国中药企业在应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中药产品与技术方面的意识仍然还很淡薄。
3．2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形式单一，缺乏现代知识产权保护专业知识
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方式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第一，法律保护，包括专利、商标、著作权等几种主要形式；第二，行政保护，主要包括中药品种保护、新药保护等；第三，传统的秘密保护。国外发达国家较早实行药品专利，拥有丰富的经验，但由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历史较短，并且专利保护具有进入门槛高、维持费用高等问题，当前我国中药领域知识产权保护与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脱节，保护能力不强。目前，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还是以行政保护为主，国内大约90％以上的中药都没有申请专利。
3．3各种中药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间存在明显冲突
当前，我国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采取法律和行政法规并行保护的方式，这种局面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由于1985年的《专利法》不对药品进行专利保护，因而在1987年的《新药保护及技术转让规定》中规定对包括中药在内的新药实行分类保护；1993年开始实施《药品行政保护》，对涉外专利药品(西药)实行行政保护，与此同时也开始实施《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以平衡对中药的保护力度，由此而形成了当前对中药的法律和行政并行保护的格局。
4完善我国中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
4．1提高中医药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针对当前中药行业的实际情况，以及中药现代化、国际化的强劲走势，加强对中药行业从业人员的知识产权的普遍培训，以明确知识产权是一种无形资产和竞争的武器，是对中药发明创造的保护，是科技和经济的竞争，是素质、水平、能力的标志，并将其作为履行职责的考核内容。对中药的研究、开发、生产部门的从业人员普遍进行知识产权的宣传、教育，应列为从业人员岗前培训的必修内容之一。提高全行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还要使其能够从企事业单位科学研究、经营策略和发展战略的高度上重视和看待知识产权问题。
大力提高中药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强和完善企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建设。一是加强知识产权宣传培训工作力度。大力宣传普及《专利法》、《商标法》以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等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增强中药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二要建章立制，协助企业建立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确保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有章可循；三要把知识产权管理纳入企业科技管理过程中，设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安排专人负责知识产权工作；四是通过开展“企业知识产权试点”、示范工作和“知识产权优势企业培育工程”等工作，带动和促进企业知识产权工作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五是进行管理创新和体制创新，建立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把知识产权工作作为评价科研人员业绩的重要指标。
4．2加强中药国际化的专利战略研究，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理论研究
首先，应加强中医药国际化的专利战略研究。要组织力量对西方国家、WTO成员国及与我国建立多边贸易关系的国家进行专利文献的调查研究，系统分析其专利体系的法律状态和技术状态，对其在中药、草药及天然药物领域专利申请方面已获得专利权的项目进行研究和系统分析，提出我国中药及天然药物研究开发的主攻方向和重点发展领域。行业主管部门应组织力量，收集、研究、掌握国际有关中药专利信息和动态，指导行业内的中药专利技术发展方向，提高专利技术水平。
其次，要在国内开展中药专利战略研究、保持中药优势地位。我国中药的科研、产品及市场具有明显的优势，中药的技术和产品理应具有我国的自主知识产权。目前外国在华申请的中药发明专利虽然为数不多，但这些申请在授权专利中占有相当比例，因此如何保持我国中药的优势地位，不断提高中药技术和产品的竞争力，这一问题不容忽视。我们有必要开展中药领域专利战略研究，针对中药自身发展需要，结合中药行业整体发展目标，确定相关的发展战略。
4．3健全有关法律法规和机构，并加强人才培养
4．3．1法律法规
首先应对我国现行的《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知识产权法规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尽快建立一个与国际规则接轨的、公平竞争的法律环境。在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多学科、多部门的合作，尤其应邀请中医药专家参与其中，使能够体现我国技术优势的中药领域的知识产权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4．3．2人才培养
为普及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内容，宜在普通中医药院校开设知识产权课程，使学生较早受到知识产权的普及教育，初步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同时对于中医药行业的从业人员，也要开展知识产权的宣传和学习，以提高全行业知识产权意识。具体措施：(1)重视中医临床人员保密和反窃取安全教育，将其提高到国家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认识水平来要求，尤其要加强学术带头人、项目负责人、参加涉外学术交流会议及网上资料技术人员的防范意识。采取不同形式进行不同内容与案例的安全防范培训，同时在培训教育课程中强调国家安全保密的法制意识。(2)临床研究应成立和完善由相关领导、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技术保密审查和管理机构，进行科研项目的密级鉴定和确认管理，对相关技术领域加强监管力度，加强技术专利的申请与保护。(3)对外合作与交流的过程中，大力宣传保护中药知识产权以提高企业、单位和个人保护中医方知识产权的意识。
综上所述，在加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总的原则应该是：一是能促进中药科技创新；二是保护我国传统品牌中药知识产权不流失；三是干预中药创新的技术垄断；四是进一步加强对传统中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5结语
随着我国中药逐步走向世界，对中药进行知识产权的保护尤显重要。中药知识产权通常可分为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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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出口贸易流量；知识产权保护；知识密集型行业；收入水平
中图分类号：F752.62；F113；D923.4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授予的专利数增加非常迅速①，且在所授予的专利中，由国内发明人申请的专利数占绝大多数。虽然专利数据并不能完全说明一国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度，但授予的专利数越多，说明企业的创新越多，而且也越重视对自主创新的保护，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
部分学者认为，较高的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于全球净经济福利的改善，不仅会阻碍发展中国家通过模仿等途径改善本国的经济福利，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也会阻碍发达国家的创新活动（Chin et al.， 1991；Helpman，1993；Lai et al.， 1998；Smith， 2001）。与此不同，另外一些研究者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会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降低发达国家保护性研发的投入，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Diwan et al.， 1991； Gould and Gruben， 1996；Maskus and Penubarti， 1995）。然而这些文献仅仅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并没有分析其对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的不足，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了相应的研究。Ferrantino（1993）认为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将鼓励外国企业以FDI、专利注册许可而不是贸易的形式进入该国市场，因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将导致出口的减少。然而Ferrantino的研究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Maskus and Penubarti（1995）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有“市场扩张效应”（market expansion effect）和“市场支配力效应”（market power effect）。在较弱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下，市场扩张效应使得潜在侵权者侵蚀企业的收益，降低企业专利产品在该市场上收益， 因而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将导致对该产品进口的增加；而在知识产权保护较好的地区，由于市场支配力效应的存在，企业不用担心潜在的侵权和模仿行为，企业将采取减少销售、收取高价的方式维持市场支配力。然而，由于无法判断两种效应的大小，理论上知识产权保护对贸易流动的影响是无法确定的。Braga and Fink（1999）和Fink and Maskus （2005）利用引力模型发现知识产权保护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对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则没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Awokuse and Yin （2010）应用中国的出口贸易数据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对进口贸易与知识产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中国的进口，尤其是对高技术产品的进口。梁红英和余劲松（2010）应用我国2000-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贸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加强对出口总量和结构存在显著正向作用，但不同变量的作用存在差异。
事实上，仅从总出口贸易流量与我国总专利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0.93②，但这一关系是否能得到分行业数据的支持？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知识产权保护的角度出发，利用1995-2011年的分行业数据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
二、计量模型和变量说明
（一）多变阻力引力模型
分析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因素必然会考虑经典的引力模型，其重要理论假设包括垄断竞争市场、常替代弹性需求函数以及冰山成本。传统的引力模型为一个包含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特征（如GDP、人口以及地理距离等）以及其他阻碍或促进贸易的变量（如关税、共同边界以及关税同盟等），其基本方程为：
参数β1和β2的估计值预期为正，因为国家i和国家j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国家间的贸易，因而会引起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参数β3和β4的估计值预期为正，因为人口越多的国家越倾向于更高的国际贸易，因而出口流量越大；参数β5的估计值预期为负，两国间地理距离越大，出口流量越小；参数β6的估计值预期为正，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阻力越大，它越会推动给定的双边贸易，即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取决于它们之间的双边贸易成本和它们与所有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贸易成本间的相对值，多边贸易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Kance，2007； 钱学峰， 2009；钱学峰和熊平， 2010）；参数β7、β8和β9估计值预期为正，一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大、两国相邻以及同属一个区域贸易同盟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贸易成本，因而会对出口流量产生正的影响；参数β10的估计值的符号难以预测，如果该参数值为正，说明市场扩张效应（market expansion effect）要强于市场支配力效应（market power effect），若该参数值为负，则刚好相反。尽管如此，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较大，从事技术模仿的可能性很大，可以合理假设中国的市场扩张效应要超过市场支配力效应，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加大会引起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即参数β9的估计值预期为正。
（二）估计模型及方法
由于本文的分析是基于1995-2010年间中国向世界各国出口的产品层面的面板数据，因此如果使用OLS进行回归，可能存在内生性偏差问题，如GDP以及IPR与残差确实存在着相关性。工具变量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内生性问题，然而工具变量法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选取有效的工具变量，如果工具变量选择失误，则可能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解决该困难的一个常用办法是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当做工具变量进行回归，该方法同时还能够考虑因变量随时间变化的情况，而且在估计时能够使用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得到的估计结果相对稳定和可靠。
基于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无法解决内生性问题的特点和GMM方法在估计动态面板数据时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本文在接下来的实证分析部分所使用的回归方法都是动态面板的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其估计模型为：
动态面板的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消除了那些不随时间变动的变量（如两国间地理距离、两国是否相邻以及两国是否是区域贸易同盟等）的影响，因而也具有固定效应的特点，同时还考虑了随机效应模型的随机变量的影响。
（三）变量及数据
各变量的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其中，本文的关键变量贸易流量，使用的是1995-2010年中国对世界114个国家③出口的各种产品的出口数据。该数据来源于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官方网站，含1995-2010年HS-6位数产品的细分产品出口贸易数据。根据该数据库中的产品分类数据库以及出口商品的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可以将不同的出口产品分成21个行业大类，而且这些行业大类可以再分为知识密集型的产品（主要由科技行业部门生产）和非知识密集型行业（主要由传统部门或低科技行业部门生产）。
根据之前的研究（Kance，2007； 钱学峰， 2009；钱学峰和熊平， 2010），出口国的多边贸易阻力值是衡量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贸易难易程度的关键变量。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阻力越大，它越会被推动与一个给定的双边贸易伙伴开展贸易，即多边贸易阻力与双边出口正相关。多边贸易阻力的计算公式为θrd=∑[DD（]R[]r=1[DD）]（Yr/Y）φrd，其中Yr代表的是出口国的收入水平，Y表示的是世界平均的收入水平，而φrd=[KF（][SX（]ErdEdr[]ErrEdd[SX）]表示的是经济自由度，Erd和Edr分别表示从r国出口到目的地d国的总出口以及从d国出口到目的地r国的总出口，Err和Edd分别表示r国和d国的国内销售额，等于各自国内的总产出减去各自的总出口。
三、实证结果及解释
本文对（9）式采取差分GMM方法和系统GMM方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的回归。表2显示了实证回归的结果，包含对所有国家的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回归的结果以及对高等收入国家、上中等收入国家、下中等收入国家和低等收入国家的差分GMM方法回归的结果，不同国家按收入水平划分的标准参照世界银行的分类准则④。从总体来看，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的大部分回归结果的Sargan检验值都在10%的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因此回归模型选择的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从Arellano-Bond检验结果来看，大部分回归结果的Arellano-Bond检验的p值都大于0.05，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扰动项的差分存在二阶自相关性，因此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很好地克服了变量的内生性问题。
（一）对所有国家的差分GMM和系统GMM回归
表2显示的是IPR指数对所有国家的所有产品数据和分行业数据的差分GMM回归结果。第一列显示的是对所有产品回归的结果，随后各列显示的是根据SITC标准分类的21个行业的产品回归结果。总体上看，各解释变量（IPR、Barrier、Open、PRGDP及lnpop）的回归系数大部分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可以认为各回归结果与实际吻合较好。
从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来看（表2所示），IPR的回归系数对所有行业和大部分行业都为正值，说明出口目的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证实了中国的市场扩张效应超过市场支配力效应。这与之前的分析一致，即由于中国的市场规模较大，从事技术模仿的可能性很大，因此中国的市场扩张效应会超过市场支配力效应，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加大会引起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多边贸易阻力的回归系数普遍为正值，而且非常显著，这也与之前分析的预期值相符，即一个国家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贸易阻力越大，它越会被推动与一个给定的双边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Anderson and Wincoop， 2003；Kance，2007； 钱学峰， 2009；钱学峰和熊平， 2010）。同样，贸易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普遍为正值，也与前文的预期相符，即出口目的国的贸易开放程度越大，贸易壁垒相对较小，中国出口到该国的成本相对较小，出口贸易流量越大。经济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也说明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济增长会促进国家间的贸易。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也普遍为正值，而且大部分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也与前文的分析相符，即人口越多的国家相对来说需要消费更多的商品，在本国生产力有限的情况下，越倾向于更高的国际贸易，因而出口流量越大。
从对不同行业的回归结果来看（表2），一些传统行业（如动植物产品、油脂、烟草及纺织等）的IPR回归系数比较小，而这些传统行业往往生产低技术含量的产品，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这些传统行业的出口虽然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相反，一些新型行业（如机器制造、交通器械、精密仪器及生活器械）需要使用比较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从技术进步中获得的利益大，因而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这些高新技术行业的出口有较大而且非常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对于低技术行业，IPR的回归系数普遍显著为负值，而对于高技术行业，IPR的回归系数普遍显著为正值，据此可以认为，对于高科技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对外贸易，而对于低科技行业则刚好相反。
对上述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运用系统GMM方法对（9）式进行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除了在回归系数的大小上与表2有一定的差距外，回归系数的符号与表2相同，而且其标准误和p值都很接近，可以认为，系统GMM方法与差分GMM方法的回归结果相似，二者并无非常显著的差异。
综合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出口目的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能够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而且相对于非知识密集型行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提高对促进知识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更为明显；分行业看，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高科技行业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而低科技行业则刚好相反。
（二）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差分GMM回归
上文的分析表明，一国的收入水平、人口规模与贸易流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因此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出口流量的影响可能会随着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高收入国家人均收入较高，倾向于使用知识密集型产品，因此这些国家的进口会受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影响。相反，低收入国家的居民往往只能消费起基本的低技术产品，而这些产品往往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不大，且低收入国家缺乏足够的创新能力来生产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因此可以认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高收入国家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要大于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
1.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GMM回归的IPR系数比较
首先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数据分别进行GMM回归，同样分为对所有产品数据的回归和分行业数据的回归。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列出了不同回归下的IPR系数值，如表3所示。比较不同收入水平下IPR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对所有产品的数据进行回归时，高收入国家的IPR系数值最大，IPR系数随收入水平呈递减趋势，但IPR的系数值始终为正。这说明，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而且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越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这种正向刺激作用越大，证明了中国出口的市场扩张效应超过市场支配力效应。
再比较不同行业回归系数值的大小同样可以发现，知识密集型行业的IPR回归系数值远大于非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回归系数值，而且对于一些低技术水平的行业，IPR的回归系数值对于非低收入水平的国家都为负值，说明在较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对于低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并不利于对外贸易，只有当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非常低时，出口目的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才会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平均水平相比，不管是对低技术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中国出口到高收入国家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更大， 而且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比低技术行业更大，因而可以认为，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会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且这种正向刺激作用对中国出口到高收入国家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更大，对高技术行业的影响比低技术行业更大。
2.引入虚拟变量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差分GMM回归的比较
之前的回归结果发现，多边贸易阻力、贸易开放程度、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为了更进一步考察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对中国出口到不同收入国家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本文引入四个虚拟变量D1、D2、D3、D4进行回归。其中，当出口目的国为高收入国家时，D1=1，否则为0；当出口目的国为上中等收入国家时，D2=1，否则为0；当出口目的国为下中等收入国家时，D3=1，否则为0；当出口目的国为低收入国家时，D4=1，否则为0。因而虚拟变量与IPR的交叉项为不同收入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引入该交叉项进行差分GMM回归的结果如表4所示。
与前文的回归相比，各回归系数的符号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从各虚拟变量与IPR交叉项的回归系数看，对所有产品数据的回归系数和大部分分行业数据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值，说明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这与前文的分析相符，也证实了中国的市场扩张效应要超过市场支配力效应。多边贸易阻力的回归系数普遍为正值，且非常显著，这也与之前分析的预期值相符。同样，贸易开放程度的回归系数普遍为正值，经济规模及人口规模的回归系数显著都为正。
具体看各虚拟变量与IPR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可以发现，对所有产品数据的回归和大部分分行业数据的回归都显示出虚拟变量与IPR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值呈递减趋势，即D1*IPR的系数值最大，而D4*IPR的系数值最小。根据上文对各虚拟变量的定义可知，D1*IPR表示的是高收入国家的IPR值，同理D4*IPR表示的是低收入国家的IPR值。因此，虚拟变量与IPR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值的这种递减趋势，说明了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正向刺激作用，会随着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大。从不同行业的交叉项的回归系数看，对于低技术行业，交叉项的系数普遍为负值，而且依然存在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而逐渐递减的趋势；相较而言，对于高技术行业，交叉项的系数都为正值，而且系数值比较大，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而逐渐递减的趋势依然存在，低收入水平下的回归系数较小。这说明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并没有促进低技术行业出口流量的增长，反而减少了其出口流量，但对高技术行业的促进作用则非常大。同样，不管是对低技术行业还是高技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增加对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刺激作用会随着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大。
四、结论
本文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中国总的出口贸易流量和各行业的出口贸易流量的影响，得出如下主要结论：（1）出口目的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能够促进中国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贸易流量影响的市场扩展效应大于市场支配力效应。（2）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高对中国出口到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出口贸易流量均具有正向影响，且这种正向刺激作用会随着出口目的国的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大。（3）相对于非知识密集型行业而言，知识产权保护的提高对促进中国知识密集型行业出口贸易流量的增加更为明显，但其对低技术行业出口贸易流量却具有负向影响。
注释：
①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知识产权局网站上的数据整理得到（http：///）。
② 根据1995-2011年我国总出口贸易流量与总专利数数据计算得到。
③ 114个国家的具体信息及分类方法参照世界银行2010年的人均GNI划分标准，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
④ 具体参见：http：///about/country-class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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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知识产权保护;自主创新能力;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F2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 (2010)22-0001-03
0引言
2006年1月,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自主创新能力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是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根本途径。企业作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只有不断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可见,对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其意义十分重大。而对于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集中于研究国内因素或国外因素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尤其对国外因素的研究成果较多,主要包括: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及外商直接投资等。Coe、Helpman和Hoffmaister从对77个发展中国家的样本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和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提升了劳动生产率。方希桦和包群对中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进口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相对于国外因素,对国内因素的研究比较少,主要包括:科技水平、教育水平、专利保护程度和制度因素等。而国内因素中对知识产权保护对自主创新影响的研究也基本集中在理论层面。周寄中等人认为自主创新与知识产权之间存在着联动关系,即相互对对方系统的持续变革产生联系和互动,并分析了集中联动关系。通过分析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大多集中在理论层面的研究,而且对区域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研究的不是太多。本文针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存在区域差异的现状,将以山西省作为中西部地区的代表,分析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二者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制定出适合山西省的知识产权战略,从而增强山西省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1 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现状
1.1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分析
Rapp和Rozek(1990)最早对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进行了量化分析,把知识产权水平划分为5个不同的等级,分别用0～5之间的整数来定量表示。1997年Ginarte和Park在他们方法的基础上把度量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指标划分为5个类别,5个类别得分的累加和即为量化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2005年我国学者韩玉雄和李怀祖考虑到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的不平衡因素,构建了“执法力度”指标来修正GPI。考虑到指标设置的合理科学,饶艳在前面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将“执行效果”指标作为修正指标来量化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用F(t)表示一个国家在t时刻的执行效果,PG(t)表示Ginarte-Park方法计算出来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则修正后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P A(t)=F(t)PG(t)。考虑到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果存在差异,为了分析这种地区差异,本文将利用饶艳提出的计算方法进一步分析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从法律层面上讲,中国大陆的知识产权保护应该都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实施水平是不同的。表1中将“执行效果”指标引入到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核算中,通过表1,各个地区的IPR指数均值在不断上升,可见随着国家专利法的不断完善和人们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高,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都在不断上升,其中山西省的IPR指数也从2001年的1.4239上升到了2005年的1.6142,上升了将近12%。但是将各个省市2001～2005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均值排序,可以明显发现东部地区保护水平最高,中西部相近。保护水平最高的北京市IPR指数为3.9305,而保护水平最低的自治区的IPR指数仅有1.1503,相差将近3倍多。排名靠前的省市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广东、浙江等均属东部发达地区;排名靠后的主要是:河北、甘肃、贵州、自治区,均属中西部地区,其中山西省的IPR指数为1.6142,位居18位,还不到北京IPR值的二分之一,可见其差距之大。但是各地区之间的IPR指数差距已经在逐步减小,这从变异系数就可看出,变异系数从2001年的0.31985下降到2005年的0.304439,可见下降趋势较明显,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距在不断减小。所以,山西省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经在不断上升,尽管上升幅度不是太大,但是与其他各省市之间的差距在逐步减小。
表12001～2005年全国各个省市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情况
2001年 2002年 2003年 2004年 2005年
平均值 1.5788 1.6872 1.775 1.8335 1.9271
标准差 0.50498 0.52803 0.56532 0.579349 0.586725
变异系数 0.31985 0.312962 0.318491 0.316011 0.304439
(根据饶艳的论文所提供数据计算所得)
1.2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
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为了增强企业的自我发展能力,通过有效整合和运用企业内外各种创新资源,建立新的技术平台或改变核心技术,并取得自主知识产权,使企业不断增强其核心竞争力,从两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在整个自主创新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有机综合。学术界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基本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都存在一定的分歧。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国家经济景气监测中心2005年11月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来分析和评价山西省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报告中提出了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4大指标(如表2所示)。本文将根据此评价指标测算山西省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指数,同时为了在指标权重选择上克服主观因素的影响,将多指标综合为几个最主要的主成分,从而核算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值,这里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多指标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
表2国家统计局提出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潜在技术创新指标 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数(个)×1
企业工业增加值(亿元)×2
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亿元)×3
技术创新活动评价指标 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4
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5
技术创新产出指标 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申请量比重(%)×6
拥有发明专利数量占全国拥有发明专利量比重(%)×7
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8
技术创新环境指标 财政资金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的比重(%)×9
金融机构贷款在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中的比重(%)×10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1.2.1将原始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为了解决量纲不同不能进行比较的问题,我们应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消除量纲使其具有可比性。用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Zij=(xij-xj)/Sj,通过用SPSS统计软件可得标准化的数据。
1.2.2主成分分析运用SPSS13.0软件对标准化后的数据做了主成分分析,得到Total Variance Explained(方差贡献分析表)和Component Matrix(主成分荷载矩阵)。通过方差贡献分析表可知,前3个特征值的累积贡献率已经达到了96.317%,这符合方差贡献率大于或等于85%的原则。所以只需提取3个主成分就可以概括绝大部分信息。因此,这里提取前3个成分作为第一主成分、第二主成分和第三主成分。
为了计算这三个主成分值,需要提取出3个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因为Component Matrix是指因子载荷矩阵,每一个载荷量都表示着主成分与对应变量的相关系数,所以通过因子载荷矩阵和公式:A1=B1/SQR(X1)(B1是第一主成分载荷量,X1是第一主成分对应的特征值),可以得到对应的特征向量A1,同理可计算出A2和A3,由此得出主成分F1、F2和F3的表达式。从而可计算出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主成分得分,然后根据每个主成分相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可以计算出综合得分:
F=0.58453F1+0.24652F2+0.13212F3 (1)
根据公式(1)可以计算出山西省2001～2005年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数,见表3:
表3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综合评价值 1.53889 1.594991 -1.61773 -0.81609 -0.70009
排序 2 1 5 4 3
1.2.3结果分析通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值排序可知:从2001年到2005年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变化明显。2001年到2002年平稳性地提高,2003年又大幅度地降低,到2004年开始回升。整体上这五年期间变化趋势不是太稳定。通过方差贡献率表可见,各指标的特征值累计贡献率达到了96.371%,所以这已说明了山西省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指标体系的最主要方面。再通过主成分荷载矩阵表可见,这主要代表着指标体系中的新产品销售收入占产品销售收入比重、科技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研究和试验发展活动经费占产品销售收入的比重和申请专利数量占全国专利数量的比重。所以如果要进一步提高山西省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必须在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大量开发新产品,同时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增加专利申请量。
2 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前面计算出来的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值,通过回归分析来分析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程度。
2.1变量和数据的选取
本文主要分析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所以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解释变量,通过以上获得的IPR指数来衡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通过以上计算出的综合评价值来衡量。
表4模型变量数据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x 1.4239 1.6144 1.6222 1.6135 1.7970
y 1.53889 1.594991 -1.61773 -0.81609 -0.70009
2.2模型的构建和分析
2.2.1模型的建立根据前面对自变量和因变量的选取,对IPR指数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指数之间建立回归模型,在建立模型之前先做出二者之间的散点图,由散点图可见,两个变量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同时可看出二者之间的曲线方程为:1/y=a+b/x,通过令Y=1/y,X=1/x可将方程转化为简单的线性方程Y=a+bX(其中a为常数,b是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自主创新的弹性系数),由此再进行回归分析。
2.2.2进行参数估计按时间序列排列,样本容量为5。运用Eviews3.1软件OLS估计,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表5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t值 R2 修正后的R2 DW值 F值
X 14.1092 7.4557 1.8924 0.7442 0.5922 2.039 3.5812
C -9.1874 4.6569 -1.9728
2.2.3对模型进行检验通过回归模型,得出回归方程为:Y=14.11X-9.19,其中R2=0.74,说明模型拟合效果一般,F值为3.581,样本为5,给出显著水平为20%,通过查F分布得出,F检验在小于20%的显著水平下通过检验,说明整个方程是基本有效的。同时t值为1.89,在显著性水平为20%的情况下,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程度具有显著性。
2.3回归结果分析
以上回归结果可知,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之间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其中IPR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就会增加14.11个百分点,可见其影响程度还是非常大的。
3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指数之间进行回归分析,可明显看出山西省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而且影响程度还比较大,这与我国发达地区基本相一致。这是因为提高IPR水平有利于激发更多的自主创新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就需要政府建立以专利制度为核心的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从而促进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都会有利于增强了知识产权的垄断性,激励该地区的发明创造和创新活动,从而有利于提高创新投入能力,这就需要重视和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再者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会不断地增加对专利的申请量,这样更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创新积极性,促使创造性成果及时转化为自由知识产权,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能力;此外,提高知识产权意识对营造一个健康的自主创新环境也是十分有利的,同时还需要依靠政府的宏观政策和法律的保护,应该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拨出更大比例的资金用于企业进行核心技术的研发,建立以政府为向导、企业为主体、市场为目标、产学研相结合的自主知识产权创新体系,从而提高山西省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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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关键词]浙江 农业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保护
农业知识产权就是指农业科学技术领域的知识产权,涉及到农业科技活动的许多方面,从科学发明与发现、科技成果、专利技术到科学论文、高技术产品商标、农业商业秘密等。近几年来,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纠纷案不断增多,有关农业知识产权问题日益凸显。只有把农业知识产权问题解决好才能激励农业科技人员自主创新,使农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在参考国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经验的基础上,对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建议。
一、国外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措施与经验
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对农业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农业知识产权,其中某些经验值得我省借鉴。
1.美国对植物品种专利的“双重选择”机制保护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给予植物以知识产权的国家之一,而且保护的形式、范围均较为完备。目前,美国实际上对植物新品种保护实施三种法律:1930年的植物专利法、1970年的植物品种保护法、实用植物专利。其中,实用植物专利提供了植物最强有力的保护,审批机关是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三种法律下的三种保护方法互相配合,形成了较为完善和严密的保护体系。如对于某一特定植物品种,申请人可以根据情况选择申请实用专利权,或者申请植物专利权及植物新品种权,具有一种事实上的“双重选择”权。在1985年发生的“Exparte Hibberd”案中,美国专利与商标局上诉委员会再次确认了这一“双重选择”原则。
2.欧洲对植物新品种的“单一选择”机制保护模式
在欧洲,植物新品种受到特殊法的保护,即植物品种保护法。与美国相比,欧洲尊重专利法的传统理论,始终认为传统专利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障碍无法克服,因此走上了以专利法之外的特别法保护植物新品种的道路。比如,荷兰在1942年,德国在1953年分别通过了植物新品种保护法,赋予植物新品种育种者以生产和销售植物新品种繁殖材料的排他性权利。欧洲对植物品种的保护采取了与美国截然不同的政策,即对某一特定的植物品种,法律保护方法是唯一确定的。申请人只可能按照法律规定,依其发明的性质申请专利权或品种权,而不可能在专利保护和品种权保护两种法律保护手段之间自行选择。
3.日本对种苗法不断修订的案例
日本政府在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方面动作很多,包括机构的设立和相应法规的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也已扩展到农产品,自1947年已来,日本不断修改的“种苗法”就是典型的例子。1947年,日本公布了“农业种苗法”即优良品种名称登记制度;1978年,日本根据1978年第二次修订的UPOV公约,对国内“农业种苗法”进行修改、完善,并更名为“种苗法”对外公布;1982年,日本加入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种苗法”正式开始实施;1911年,日本根据1911年第三次修改的UPOV公约,加强了对“种苗法”的全面修订、完善;1998年,日本加入UPOV1911年文本公约,并公布实施“修改种苗法”。总之,日本非常重视通过立法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专利保护,尤其是在加入UPOV后,日本更是注重在实施和不断的修订过程中进行扎实的法规宣传与普及。
二、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及其原因
浙江省经济发达,然而农业贡献的比例比较小,主要归结于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还不到位如农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不规范,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等。
1.农业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不规范
知识产权保护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种种原因,大多数农业企业目前没有建立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规章制度。长期以来,受现行的职称评定、考核评价机制的弊端影响,农业科研人员把项目获奖而不是知识产权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目标。在知识产权部门和人员配置方面,一半的企业既无产权部门又无专职人员,接近一半的企业仅有专职或兼职人员,而同时设有知识产权部门和专职人员的企业少之又少。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一些科研人员把职务发明转卖给企业,谋取私利。而单位通过诉讼维权成本过高,这都导致科研机构或科研人员申请专利或植物新品种保护积极性不高。因此,农业企业在知识产权管理方面的欠缺已无法适应当今农业转化与产业化发展的需要。
2.激励机制有待完善
目前,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激励不足,主要表现为专利制度、品种权制度等使农业科技人员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不高,对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作用不大。主要原因:一是长期以来,浙江省农业科研单位的农业科技成果管理实行科技成果鉴定制度。这种管理方式是评定科技成果的学术水平或检查验收科研课题执行情况。同时科研人员如果想要获得职称和相关待遇必须发表更高水平的论文、取得更新科技成果、并且获得更高层次的奖励。这种非市场化的激励机制逐步形成了重学术、轻市场的现实,造成科研与市场的脱节,降低了农业知识产权申请的积极性。二是农业科技成果申请专利要求成熟程度较高,申请文件需要田间实际数据资料,成果产出时间较长,专利审批时间一般也需在3-5年才能通过,严重地挫伤了申请者的积极性;三是政府对农业科研经费投入不足。由于农业是一项高投入的产业而政府又对此的投入力度不够,从而导致农业科研单位普遍缺乏专利技术的自我开发和生产能力,进而影响了农业知识产权的推广。
3.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强,同时也缺乏自律意识
浙江省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起步较晚,农业企业及科研单位高层管理者对其知识的掌握不多,产权保护观念淡薄,直接导致许多科技成果的流失,从而丧失了知识产权。同时,行业自律意识差是当前农业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浙江省农业企业数量比较多、规模较小、类型杂。部分企业缺乏积极的知识产权保护理念,自律意识较差,不能充分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企图通过不合法的途径获取他人的育种材料进行科研,仅用少量成本就获得了丰富的育种材料,相对于自律性较强、支付高额研发成本却仅拥有少量育种材料的个人或单位而言,无疑会造成不公平竞争,严重挫伤他人农业知识创新的积极性。
三、对策建议
浙江省虽然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与发达国家、地区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通过对发达国家在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研究得出以下方面的启示:(1)对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起很大限制性因素的是我省科技人员及有关工作人员对农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2)先进的管理体系和高素质的员工队伍是提高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力保障。(3)健全的法律体系和较高的执法水平是提高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外部条件。总之,我们在借鉴发达国家、地区经验的同时也要从浙江省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制定、完善浙江省的相关体系、制度使浙江省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更到位,从而促进、加速浙江省农业发展的进程,提高浙江省农业的竞争力。
1.建设以提高自主创新为主的知识产权管理体系
加强相关部门和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一是必须建立健全由单位主管科研的领导和系、所负责人参加的知识产权领导小组,完善知识产权办公会议制度。二是对现有的管理人员进行培训,使其补充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提高素质以便更好的进行科技管理工作。三是扩大专业的从事农业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管理人才。四是借鉴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和工作效率。防范知识产权流失,一定要强化和规范科研档案管理工作。按照科研档案规范化管理的要求,科研档案必须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专人负责,确保完整、准确、系统、安全。
2.加强、完善农业自主创新的激励体制
长期以来,浙江省农业科技人员没有得到有效的激励从而导致知识产权保护观念淡薄。为了加快浙江省农业迅速发展必须制定相关激励政策如产权激励、政府激励、企业激励等,积极协调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的“多轨制”科技奖励制度与“单轨制”知识产权的关系,实现多方位的创新激励机制。只有合理细分相关环节的权益、利益,才能激发各层面科技创新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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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知识产权；金融发展；创新效率；高技术产业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3）07-0042-05
创新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已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可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出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作为创新主体的高技术产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是提高综合国力和国家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它的发展关系到整个国家经济的未来。如果高技术产业投入产出效率不高，资源就得不到有效配置。只有能够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主体，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创新效率可用于衡量在等量创新要素投入条件下，其产出与最大产出的距离，距离越大，则创新效率越低。创新效率反映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之间的对比关系，更加揭示了创新的本质。对创新效率的科学测度，有利于各地区认清创新活动中的不足与差距；对效率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能促使各地区采取措施提高创新效率，增强创新能力。以往研究大多考察知识产权保护、金融发展与创新投入或产出之间的关系，本文更关注这两个变量对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的影响。如果能从效率的角度揭示这两个变量的影响，无疑对于高技术产业创新的效率型发展更具实践指导价值和意义。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知识产权保护与创新效率
创新需要人、财、物等方面的投入，创新不仅过程复杂，其结果也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些因素使得创新具有较大的风险，而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创新的动力之一。首先通过保护知识产权可以提高模仿创新的成本。与有形资产投资相比，创新等无形资产投资的产出更容易被竞争对手获得，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技术溢出效应越差，其他企业就会产生更强烈的技术引进需求，技术引进或者侵权成本就会越高。其次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提高创新收益水平。创新研发的产品技术含量高，在一段时间内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处于垄断地位，进行创新投入的企业可以从创新带来的垄断中获得超额利润。因此，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在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创新投入的同时，企业之间在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方面的竞争迫使企业不得不在有限科技资源的前提下，提高创新效率。然而经济水平发展的不平衡性，会使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效率产生不一样的影响[1]。Schneider[2]对47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1970～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创新效率呈现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发展中国家是负相关的关系。Branstetter和Saggi[3]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样也会提高其创新效率。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我国高技术产业提高创新效率，并且这种效应会存在地域的差异性。
12 金融发展与创新效率
首先创新投入需要大量的资金，企业除了内源性融资以外，金融体系是企业获得外部资金的唯一途径；其次创新活动具有高度的风险性，金融体系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和为金融工具合理定价这些途径，可以最大化地分散创新投资风险；另外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资金投向具有开发新产品的企业来提高技术创新率。美国经济学家Schumpeter[4]最早论述了货币、信贷等金融要素的支持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他特别强调金融中介机构对企业自主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对金融体系支持与自主创新之间的正相关性给予了肯定。Jeong和Townsend[5]通过扩展转型期产出模型将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深化对技术创新效率具有巨大贡献。孙伍琴和朱顺林[6]对我国23个省市金融体系对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表明，各省市金融发展促进技术创新效率，且省际间存在差异性。张自力等[7]对广东省四地区金融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的作用开展研究，结果表明金融支持与高新技术企业自主创新呈正相关，但各地区之间存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及金融支持效率的区域性差异。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金融发展可以促进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并且这种效应也会存在地域的差异性。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样本
本文分析所使用的样本为2005～2010年中国高技术产业地区面板数据，由于数据不全，分析时未包括、台湾、香港、澳门，以我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技术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文中使用的研发投入、产出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律师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的知识产权统计年报。金融发展指标中，贷款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股票市场和地区GDP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
22 变量定义和说明
221 因变量
创新效率（IE）。目前在进行效率评估时，主要采用两种方式：参数化分析法和非参数化分析法。参数化分析法必须预设生产函数，通过计量回归模型来估计参数从而计算出效率。非参数化分析法无需预设生产函数及其参数，以线性规划方法求解各观察值的相对效率，普遍使用的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以下简称DEA。本文将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企业创新效率进行综合评价，具体采用的是非阿基米德无穷小的C2R模型。令IE作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度量，IE取值越高表明创新效率越高。
本文从人力、物力、财力三方面考虑创新投入，选择R&D活动人员折合全时当量，新增固定资产，R&D经费内部支出，技术购买、引进、消化吸收、改造费用作为创新投入的指标；产出指标为专利申请数量与新产品销售收入。指标定义如表1所示。将投入与产出指标数据带入C2R模型，运用DEAP21软件进行运算，求解创新效率IE的值。
222 自变量
篇8
关键词：经济发展水平；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固定效应
中图分类号：D92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4-0042-04
引言
在国际成员国推出的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影响下，知识产权逐渐成为各国增强经济实力、国际竞争力战略资源。倚仗TRIPS协议，美国等发达国家不断要求我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在激励效应与限制发展中抉择，这对中国政府而言是个两难的选择，加之我国各省份之间贫富差距甚大，结合我国区域经济差异的现实情况，研究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学者以往的研究基于全国层面，没有考虑到各省份经济实力的差距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本文采用5维度法测量各省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利用我国31省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按照经济强度分组并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揭示经济差异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影响，说明其成因，为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一、知识产权保护效力的确定
本文参考外国学者Ginarte和Park，国内学者韩玉雄、许春明等人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地分析，从五个维度，即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国际监督水平，对知识产权保护效力进行确定[1～6]。测算出的2013年我国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效力EIIPR指数（见表1）。
二、研究模型构建、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了进一步分析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之间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省级面板的数据特点，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进行分析，基础模型形式为：
yit=αi+βixit+uit （1）
i=1，2，....，31 t=2001，2002，....，2013
其中，yit为t年i省份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指数，xit表示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的解释变量，uit为随机误差项。该模型假定截距项αi和解释变量系数βi在不同的截面个体上是不同的。
将基础模型公式（1）扩展，即可得本文的计量模型：
EIIPRit=αi+β1iGDPit+β2ieduit+β3ipatentit+β4ifdiit+β5iopenit+uit
（2）
i=1，2，....，31 t=2001，2002，....，2013
其中，i表示省份，t表示年度。EIIPR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指数，GDP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经济发展水平，edu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人力资本状况，patent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创新能力，fdi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水平，openit代表i省份第t年的贸易开放度，uit 为随机误差项，αi表示截距项即个体固定效应。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份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观测值共计403个。
1.被解释变量。知识产权保护效力（EIIPR）。通过前文所述的方法根据司法保护水平、行政保护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公众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国际监督水平五维度测算出来。
2.关键解释变量。区域经济经济发展水平（GDP）。关于中国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度量，本文采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来衡量。
3.控制变量。人力资本（edu）。某一区域人力资本的文化素质越高，其知识产权保护执法效力也就越高[6]。本文采用6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来确定人力资本。计算公式为：（∑教育程度×受教育年限）/6岁以上总人口数。
4.创新能力（patent）。创新能力由某一地区的创新效率体现，参考毛昊提出的专利产出效率指数[7]，本文用专利申请授权数与专利申请受理数之比确定创新效率。计算公式为：专利申请授权数/专利申请受理数。
5.外商直接投资（fdi）。外资企业的进驻往往会对该地区的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起监督作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越高，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也越强[8]。本文采用外商投资企业年底登记的注册资金来衡量外商直接投资。
6.贸易开放度（open）。贸易开放度衡量了地区在国内与国外之间贸易往来的密切度，此外，贸易越开放，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的要求也就越高[9]。本文采用地区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份额来衡量贸易开放度，计算公式为：进出口总额/GDP。
由于某些数据受到价格波动的影响，本文以2001年地区生产总值为基期，用GDP 平减指数进行了缩减，并对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总额进行了汇率调整。考虑到数据的平稳性，本文对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律师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分析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是如何影响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的，本文将全国31省（市）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组。在现有已划分的东、中、西部地区的基础上，将东部地区的所有省份直接归入“经济发达地区”，将西部地区的所有省份直接归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将中部地区各省份的GDP与东部地区GDP排名最末的省份相较，如若大于东部地区GDP最末者则分入“经济发达地区”，反之则分入“经济欠发达地区”。划分结果（见表2）。
由下页表3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经济发达地区，所有解释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的影响均显著，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只有两个解释变量影响效果显著，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产权保护执行效力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系数更大，表明现阶段我国范围内的省（市），不论其是否处于经济发达地区，该省（市）经济硬实力的提升都会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执行，而且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实力对知识产权保护实施的影响更大。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在经济发达地区中显著为负，但在经济欠发达地区中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现阶段我国专利的发明仍处于模仿为主，创新为辅的阶段，专利的含金量低，要想在短期之内提高创新效率，研发人员们往往选择“拿来主义”这条捷径，换言之，人力资本软实力的提升主要表现在模仿能力的提升上，由此带来的创新效率的提升也就会抵制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这一点在经济发达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回归结果中得以证实。外商直接投资在经济发达地区显著为正，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影响并不显著，这是由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外资企业较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很少，外资企业欠缺话语权，因而很难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执行起到监督作用。贸易开放度在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均显著，与本文预期一致。
结论与建议
本文通过对我国各省（市）知识产权保护效力进行测算，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我国31省（市）2001―2013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从全国总体范围来看，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和贸易开放度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划分的实证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对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各个省份均有促进知识产权实施的作用；人力资本和创新能力只对经济发达地区有影响，且为负，说明我国现阶段盛行的仍然是滞后的科技研究，在科技前沿研究领域仍然处于落后地位；只有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有影响。
鉴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国际监督的背景下，政府应该在知识产权保护与科技发展中寻找一个利益均衡点，在国际许可的范围内，对知识产权保护应持宽松政策；提供优惠政策，抓住本土人才、吸引国外高精尖人才以为我国前沿科学的研究注入新鲜血液；为内陆地区提供更多对外优惠政策，基于经济开放口岸，带动内陆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针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省份采取的政策鼓励应各有侧重；有选择地引进外资，以免带来经济效益的负影响。
参考文献：
[1] Ginarte，J.C，W.G.Park，Determinants of patent rights：A cross-national study.Research Policy，1997，（26）：283-301.
[2] 韩玉雄，李怀祖.关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定量分析[J].科学学研究，2005，（3）：377-382.
[3] 许春明，单晓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指标体系的构建及验证[J].科学学研究，2008，（4）：715-723.
[4] 孙旭玉.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与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理论学刊，2010，（7）：54-59.
[5] 余长林.知识产权保护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51-122.
[6] 郑晓红.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效应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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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褚开平.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对FDI质量的影响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9] 徐清.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空间分布及其决定因素――基于31个省（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研究[J].世界经济研究，2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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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based on economic disparities：
Based on Test of Provincial Panel Data
DU Meng-hui，DONG Xiong-bao
（School of Business，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Guilin 541004，China）
篇9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出口产业结构；VAR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11-0040-05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e of Export
――The Empirical Research Based on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nd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s
ZHOU Yo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Changsha 410079；
School of Business，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 Changsha 410205）
Abstract：
By constructing simultaneous equations and taking advantage of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s， this paper makes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interrelation among Chi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xport industrial structure from 1990 to 2011.The result shows that：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export industry is not conducive to attra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u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s conducive to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export industry； It is beneficial to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export industry and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by strengthening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simultaneously， the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of Chinese export industry and inflow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level of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Key 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export industry structure； vector auto regression model
1引言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影响日益彰显，但与此同时，如何克服和缓解我国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何使我国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在保持优势基础上更好发展？如何更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优化我国出口产业结构？这些都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然而不管是吸引高质量外商直接投资还是优化出口产业结构，都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息息相关，因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可以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含量，另一方面能够阻碍技术扩散和本土模仿。因此，如何在调整出口结构和外资结构过程中依靠并促进知识产权保护备受经济学家广泛关注。
在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产业结构关系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局限在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业结构单向影响，如Hejazi等认为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在东道国建厂生产，会为东道国带来资本和技术，进而影响出口产业结构[1]。而且随着外资不断流入，东道国进出口贸易显著扩张，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实现了出口商品结构转变[2]，但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在提升一国出口产业结构的同时也会削弱本土多数行业和产品出口的竞争能力[3]。外商直接投资（FDI）影响出口产品竞争力具有多样性特征，与我国出口贸易发展和相关制度变迁存在显著关系[4]，尤其是对我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具有较大推动作用[5]。近年来也有文献专门检验FDI流入对中国出口品技术结构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FDI对出口品技术结构优化作用并不理想[6]，其原因是FDI的主要目的是追逐中国市场和利润，而不是改善我国出口贸易结构[7]。
对于中国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迅速扩张，Rodrik、张杰等均认为某些制度层面的因素可以提供一定合理成分解释[8，9]。而一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决定技术扩散程度，从而影响到FDI和本国贸易比较优势。因此，研究FDI和出口产业结构相互影响必须考虑到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变化的重要作用。但现有研究更多停留在FDI与出口规模层面，且以一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变化对FDI与出口单向影响为主。如Mankusen和Maskus认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改善本国投资环境从而吸引更多FDI并增加出口[10，11]。国内学者通过构建包含FDI、技术许可和出口贸易的策略模型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吸引FDI和出口贸易的影响，得出提供适当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可以吸引更多FDI并刺激相应出口贸易[12]，但目前南方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处于吸引FDI的合理水平上，任何加强知识产权的措施都将提高南方国家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并牺牲消费者福利[13] 。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虽然对FDI、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产业结构单向关系展开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缺乏对三者相互关系的分析。事实上，FDI、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不仅仅具有单向关系，而且具有双向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循环系统。为此，本文通过构建联立方程和VAR模型，对FDI、知识产权保护和出口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相互影响效应、过程及程度进行研究。
2模型构建及变量说明
为将FDI、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出口产业结构三者之间关系分析纳入统一框架，本文构建了以三者相互影响效应联立方程。同时，考虑到模型稳定性和解释力情况，本文还加入了以往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经济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主要有技术吸收能力、RD存量、进口产业结构、人均GDP等相关指标。
本文模型设定如下：
EX_STRt=α0+α1IPRt+α2FDIt+γ1xt+e1t（1）
IPRt=β0+β1FDIt+β2EX_STRt+γ2xt+e2t（2）
FDIt=η0+η1IPRt+η2EX_STRt+η3xt+e3t（3）
其中，xt为控制变量（即技术吸收能力、RD存量、进口产业结构、人均GDP四个变量），各变量定义及说明如下：
（1）F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数值
该值以1990年价格进行折算，用来度量外商直接投资变化是否会引致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和出口产业结构调整。
（2）IPR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指数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强，但国内外学者对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以及优化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一直存在争议，因此本文引入该变量来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吸引FDI和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3）EX_STR表示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
本文借鉴贾杉和甘子夏的研究方法，将SITC1，35，5，62，67，68，7，87，88编码下出口产品作为资本密集型产品，用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比重作为衡量一国出口产品的优劣指标，该比重低说明出口产品结构较劣，反之则较优[14]。
（4）TE表示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总人口比例
该比例用来衡量一个国家技术吸收能力，加入该变量是因为技术吸收能力是一国技术提高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时也会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变化，从而引致出口产业结构变化。
（5）P表示研发资本存量对数值
该值用来衡量技术研发投入及技术转移吸引力。对于研发投入资本存量，可借用永续盘存法来计算，公式为：
Pt=（1-σ）Pt-1+St （4）
Pt和Pt-1为当期和上一期研发存量，St 为不变价格研发支出。资本存量初始值和平均资本折旧率σ这两个值需进行合理假设：第一，研发资本存量以1980 年我国研发支出水平的两倍为初始值代入式（4）计算得到，对这一比例假设解释是，这一份额近似于资本产出系数，由于中国经济并非资本密集型，资本产出系数为0.5并非不合理； 第二，平均资本存量折旧率取值9.6%。引入该指标用于考察研发投入对出口产业结构变化的作用[15]。
（6）IM_STR表示进口产业结构
该指标用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额占总进口比例衡量。加入该变量是因为进口是一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之一，同时会使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产生变化，从而导致东道国出口产业结构的改变。
（7）P_GDP为人均GDP对数值
该值以1990年价格进行折算，用以考察一国经济增长是否会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改变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及优化出口产业结构。
此外，为了研究FDI、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出口产业结构三者之间相互影响过程和程度，本文引入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预测方差分解方法进行深入分析。
本文样本选取1990～2011年期间时间序列数据，各变量数据均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而得统计原始数据如有需要可以向作者索取。 。
3计量分析与检验
3.1联立方程模型分析
为检验联立方程独立性，需进行Hausman检验。通过检验，三个模型之间存在联立性，因此可以对上述方程组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TSLS）。
运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本文对影响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因素进行分析，由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IPR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因此需要独立回归，结果见表1。
从表1可看出，在模型1和模型2中，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业结构影响显著为正。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和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个单位，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我国总出口比例将分别提高674和015个单位。这表明：①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利于优化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其原因是加强
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会促进企业加强技术研发，从而提高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生产量和出口量。②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也有利于出口产业结构优化。产生该结果原因主要是：近年来我国调整了引进外资结构，不再是单单追求数量增长，而且更加注重外商直接投资质量，从而改变了以往外资过度集中在我国简单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加工贸易领域的状况，在制造业内部产生结构调整，增加了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
在模型1和模型2中分别加入控制变量回归，剔除不显著变量，结果
（见模型3、模型4）显示，整个模型具有显著性，而且自变量对因变量仍具有显著作用，这验证了模型稳定性，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产业结构的促进效应都减弱了。这表明：技术吸收能力、研发存量、进口产业结构以及人均GDP这些控制变量与外商直接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存在一定相关性；另外，技术吸收能力和进口产业结构对出口产业结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技术吸收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出口结构优化，并且提高进口产品技术含量也可以间接促进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
表2为其他因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影响结果，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高度相关，因此也需要单独回归，从模型1和模型2回归结果可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和出口产业结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均显著为正。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深化，一些低技术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项目转向了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外资质量不断提高。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密集度较高企业敏感度较高，因而我国要鼓励高科技外资流入就必须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随着我国出口产业结构优化，本土企业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加强，促进我国不断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以保护企业创新成果。
加入控制变量后我国出口产业结构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仍然显著为正，但外商直接投资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不显著，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和其他控制变量之间存在较大相关性。在控制变量中，只有研发存量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显著为正，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说明研发投入可以通过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来促进我国政府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表3为其他变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回归结果，从表中可看出，在不受其他变量影响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提高显著促进了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但出口产业结构优化却不利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提高将吸引更多跨国公司到我国投资，尤其是高技术外资，而出口结构优化表明依靠廉价劳动力加工贸易比例不断下降，从而使得很多加工贸易型外资流向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这也和我国当前现实情况相符。加入控制变量后，出口产业结构变量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影响仍显著为负，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与其他自变量存在高度相关性。控制变量中，技术吸收能力增强不利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其原因可能是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不愿意自身技术被模仿，从而减少对东道国投入；进口产业结构优化也不利于我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进口高技术产品会取代部分外资企业在东道国生产，从而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而经济增长会促进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跨国企业在我国直接投资。
3.2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
上述联立方程只能反映各变量相互影响效应，不能反映各变量相互影响过程及影响程度，为此本文引进VAR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由于VAR模型要求时间序列数据平稳，因此首先对各变量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经检验，各变量水平数据都不平稳，但一阶差分在5%显著性水平下都平稳。脉冲响应函数要求选择合适滞后阶数，本文使用的LR统计量、AIC信息准则、SC信息准则、最终预测误差FPE和HQ信息准则等最终选定最佳滞后阶数为2阶（见表4）。
图1是滞后2阶脉冲响应函数反应图，通过反应图可以看出各变量相互影响过程：
①FDI对出口产业结构冲击影响开始逐渐增大，但在滞后第4期开始下降，随后从滞后第7期开始上升，从第9期开始冲击又缓慢减小，这种冲击带有一定起伏性；而出口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冲击起伏较大，刚开始冲击逐渐减小并在滞后第3期时冲击降到最低，随后转为正向冲击并迅速增大，但在滞后第8期开始冲击逐渐减小；②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刚开始为正向冲击，但在滞后第3期转为负向冲击，第6期又转为正向冲击，随后冲击逐渐加大，并在滞后第8期后趋于平稳，第12期后冲击开始缓慢下降。知识产权保护对外商直接投资刚开始为负向冲击，在滞后第4期后转为正向冲击并且此后冲击不断增强，直到滞后第6期后冲击开始减小。③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出口产业结构冲击先增后降，但始终表现为正向冲击，滞后前3期时冲击增速较快，第4期后冲击开始逐渐减小；出口产业结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冲击同样始终为正，冲击在前3期逐渐增强后开始转为下降，并从第11期开始保持平稳，16期开始冲击又缓慢下降。
为了研究各变量相互影响程度，需要对各因素进行方差分解（见表5）。
（1）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出口产业结构影响从滞后第2期开始有显著影响，随后影响逐渐增强，在滞后第5期达到峰值，从滞后第6期开始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出口产业结构影响开始递减。出口产业结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刚开始就呈现强正向效应，但从滞后第2期开始减弱，随后从滞后第4期开始逐渐增强。总体来讲，出口产业结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效应大于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出口产业结构效应。
（2）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业结构影响刚开始就具有
效应，并随着时间变化一直增强，但总体看影响效应偏弱。出口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具有滞后性，从滞后第4期开始产生影响，随后一直增强。总体看出口产业结构对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业结构效应。
（3）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影响刚开始就具有较强效应，但这种效应随后缓慢递减。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具有滞后性，大约从滞后第4期开始有显著影响，随后一直增强，但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对外商直接投资效应大于外商直接投资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效应。
4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实证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我国在吸引外资流入时应注重质量和布局有机结合，按中国产业结构发展战略，结合出口产业结构优化的现实需要，制定合理的引资政策并引导外资流入目标产业。在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方面，应避免过度干预对外资引进的不利影响，我国欠发达地区仍需要劳动密集型FDI来促进经济发展和剩余劳动力转移，而发达地区则可选择高质量FDI来实现结构升级。
第二，着眼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局来制定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成为国际贸易谈判焦点问题，在TRIPS协定约束下，中国不断完善立法，已达到较高知识产权名义保护水平，但实际保护强度并不理想，为此，中国要明确加强知识产权实际保护力度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鼓励创新，并大力开展知识产权法制宣传教育，加强对知识产权执法人员的培训和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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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利用外资;知识产权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邓宁,1977)指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必须具备三个有利条件。一是拥有技术、管理与营销等方面的所有权优势；二是选择的东道国在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和政府政策方面具有的区位优势；三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国公司资源配置和技术转让的内部化优势。当东道国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便强化了区位优势,巩固了跨国公司的所有权优势,进而促使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活动。因此,建立一个有助于引进外资，激励研发活动的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就成为各国促进新知识产生和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制度安排。本文将就我国利用外资中的知识产权问题作分析并提出对策。
一、我国利用外资中的知识产权问题
目前，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但是因为我们的立法时间比较短，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淡薄并且在立法和执法上都存在许多不足。现阶段,影响我国利用外资的知识产权问题主要有:
（一）保护知识产权的观念淡薄
许多国内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薄弱,为节省企业自身的研发时间和资金,长期以来依赖于盗用外商的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这给在我国投资的外商企业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损害了他们投资的积极性。此外,我国科研人员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漠,在从事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过程中,不注意知识产权的保护,导致了外商先进技术的流失,这使得外商在我国放弃建立研发机构；或只是进行产品的当地适应性改装,不涉及核心产品的研究与开发,这就极大削弱了利用外商先进技术带动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能力。
（二）知识产权立法不完善
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善与否与一国或地区外资流出入存在密切关系。完善的知识产权立法，有利于外资的流入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反之，如果知识产权的立法不够健全，不但会限制外资的流入，而且可能导致外资倒流。我国在入世前后已经按照《Trips协议》要求全面修改了知识产权法，但在立法程序和法律制度本身仍然存在一些缺失。例如，知识产权立法程序透明度较低；专利申请上审批期限过长，专利费用过高而且未对实质审查的期限做出规定；商标法也不够健全，没有对联合商标制度和防御商标制度加以明确规定。
（三）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不够
虽然我国政府在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不断加大力度，但是仍有待改进。从知识产权执行机制看，中国有行政执行、刑事执行和民事执行三种不同的机制，但是由于政府各部门与各机构缺乏协作、地方保护主义和腐败的存在、以及执法水平和力量有限，致使我国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受到削弱，从而导致侵权、盗版现象严重，使得在我国投资的外商饱受知识产权侵权之苦。
（四）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规定较为薄弱
一套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制度对引进外资非常重要。因为知识产权作为―种无形资产与资金、设备、土地等有形资产共同出资建立企业时必须对它进行价值评估，这是知识产权出资的前提。如果评估不当，就会影响外资的引进。遗憾的是，目前我国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法都比较陈旧，在引资实践中造成了对同一知识产权的评估价值外方与我方有很大差异，这无疑增加了交易磋商的成本、加大了引资的困难，故而应尽快形成一套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二、完善我国利用外资水平的知识产权对策建议
由于我国国民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淡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在立法和执法方面仍存在不足，加上目前跨国公司越来越重视东道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的情况，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我国利用外资的水平和质量，就必须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和执法上加大力度，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以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一）提高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广泛完整的知识产权宣传体系。要提高我国国民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可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宣传活动。一方面，对于企业可以举办厂长、经理培训班，使其能够认识到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还能促使企业积极主动地研究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培育我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从根本上提高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对普通民众的宣传应该是通俗易懂，如通过案例宣传，在知识产权案件的处理和审判时采取公开方式，让人们从案例中接受知识产权知识。
（二）完善知识产权立法
因为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善与否与我国外资的流出入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应尽快按照《Trips协议》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立法，健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例如努力提高我国知识产权立法程序的透明度；进一步完善专利法，对实质审查的期限做出明确规定等；在商标法方面，要对联合商标制度和防御商标制度加以明确规定以保护驰名商标的合法权益。
（三）加大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
首先要优化知识产权执法资源的配置，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主管当局、海关当局和司法当局等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与合作，提高知识产权的执法效率，与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效率工作制度相适应。其次，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提升专业素质，增强执法部门的透明度，使外商对我国的行政执法部门放心。最后，要严格执法，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加大打击与查处力度，加大侵权者的违法成本。
（四）建立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为使外商在进行投资时能做到放心、满意，也使我国在对外经济合作时避免损失，引进一些实际价值高的知识产权，故而应尽快形成一套科学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对此，我国一些学者如郑成思教授针对专利、商标、著作权和商业秘密各自不同的特点，提出了一些在实践中较为可行的价值评估方法。例如，在对商标进行评估时采用“割差法”,即先评估企业的整体财产，然后再评估企业的有形财产,前者与后者的差额就是无形资产（版权、商号、专利、商业秘密等）的价值,也就是企业的商标价值了。此外发达国家在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方面较为成熟的立法，对我国知识产权评估也很具有借鉴意义。
三、结论
较强的知识产权保护可以作为一个信号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实施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可能带来较大的福利损失。另外，如果单纯的依赖引进外国的投资和先进技术，而忽略自主知识产权产品的研发，就会出现自主知识产权少，受制于人的局面。由此看来，在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惟有创新，惟有自力更生，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发展自己的品牌，才能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占得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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