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文化概论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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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研究过程中最主要的理论依据是金融发展理论,它是研究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基本理论。该理论对利率市场化的内涵做如下解释:市场供应和基于供求双方的资金需求是由利率决定的,其实质是利率将金融机构的自由裁量权,通过市场进行自主调节。我们知道,当前市场资金价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率水平,它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基础性调节作用,是金融机构应该重视的关键点。中国利率市场化是我国改革进程中的一步,自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运用市场利率来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但另一方面市场对货币利率是不完全的“完全自由化”,在宏观方面需要中央银行市场操作存款基准利率,从而间接地影响其他金融产品的定价。
中国的第十二个“五年计划”中明确指出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所以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将成为金融改革的必然趋势。利率市场化的关键是存款利率市场化,宏观体制改革将直接决定整个利率市场的调节作用,现阶段,中国人民银行在利率及调整资产结构等方面给予各银行一定的的自由度空间和裁定的时间,但是很多问题依然存在。
近年来,扩大行业资产规模使得中国银行业蓬勃发展,但是中央银行针对存款利率上限的限制,也使得银行业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时增长率较低,只能使用大量的小额货币政策工具,这样就增加了银行的成本,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而利率市场化改革能够有效地解决负利率压力、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资源配置等问题,这反过来对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及其健康有效发展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二、影响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有关问题分析
(一)商业银行业改革问题
利率市场化过程中,一旦存贷款基准利率被放开,银行间为了抢占市场占有率和客户,伴随的不仅是利率剧烈波动,还有各个商业银行间存款利率竞相上升、贷款利率竞相下降,必将导致商业银行之间竞争愈加激烈。随着竞争的加剧会出现部分信用程度低、管理能力差的银行在市场竞争中被边缘化等问题。我国银行在实际运行中,风险防范意识较差,对利差依赖性过高,而商业银行的改革速度却举步维艰。
(二)人民币国际化问题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三部分是利率市场化的关键。全球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是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如何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如何进行利率改革,如何增加国家的持有和储备是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汇率自由化的关键。从宏观环境上看,我国的货币国际化落后于国内金融改革,如果存在不完全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会使得国内许多金融产品根本无法准确定价,这就会使资本项目等套利机会增加和资本交易的波动。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与市场利率的形成机制可以相互补充,因此处理好人民币国际化问题能够有效的推进利率市场化。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问题
价格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充分地反映了供求关系,能够积极地引导市场环境及供求关系的优化配置;同样,利率是货币的使用价格,面对市场经济环境要充分利用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实现资金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实体的发展。经济和金融是决定市场经济的基本定律,而目前,银行导向型的金融体系在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银行业各种指标显示,银行业仍处于主导地位,是金融服务实体的主要力量,是宏观调控的关键,并且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等能够减少负面影响,控制经济有效的运行。因此,在这个阶段,必须考虑到银行业,特别是中小银行的财政可持续性,风险管理能力和生存、发展空间。
(四)货币信贷调控及监管模式调整问题
存贷款利率管理是采用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的方法,实行利率市场化会导致贷款利率整体水平下行,并且能够进一步刺激社会对银行信贷的需求,扩张货币信贷。所以,应该进一步实施严格的机制,同时金融监管当局,应实现监督和监管的作用,过度要求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创新和国际竞争力,坚持适度平衡的原则,才能进一步地提高我国金融市场的效率,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银行不具备充分的竞争,严格的监管制度将无法派上用场,银行监管将成为形象工程。
三、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对策建议
(一)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利率市场化经验
利率市场化基本上是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市场化在先,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放开在后。目前,我国金融市场中,银行机构占主导地位,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相对薄弱。由于存贷款利率管制放开,市场竞争的推动,大多数国家的存款利率大幅上升,但净利润率下降,许多中小金融机构面临破产或兼并的可能性。同时,出现贷款利率出现大幅的攀升,市场通货膨胀、宏观经济环境趋于恶化等一系列问题。但大多数国家已从点到面、分层推进,逐步扩大利率市场化的控制范围,直至完全放开,最终实现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最大限度的降低了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二)不断提升商业银行业的竞争力
在宏观层面,商业银行应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完善董事会制度,监事会、高级管理系统。按照以人为本,综合考虑的原则,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处理好速度、效率、风险、质量之间的关系,更新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方法,规范竞争行为,继续加强自我约束。提高银行的自我完善、自我调节和自我改造的能力,努力拓展业务种类,提高竞争力和科学发展水平。在微观层面,要正视利率市场化,积极探索金融创新和优化收入结构。坚持开发风险可控、合法、合规的创新理财产品,理财产品要在投资范围内实施,在实施投资标的等方面进行适当拓宽,为银行开展财富管理业务创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灵活创新银行的传统业务;创造新的金融工具,大力开展债券承销、财务顾问、保险服务。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以低廉的价格提高行业优势以及产业竞争能力。在此要注意,创新需要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需要,过度的金融创新不一定是好事,美国次贷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实体经济的金融创新才是银行业创新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合理优化货币信贷调控和监管模式
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需要积极探索金融系统的实际情况、外部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形势,抓住机遇,创造有利条件,积极稳妥地推进。实施优化配置,如在货币信贷调控模式下的控制,坚持以基准利率为依据,坚持价格型间接调控为主,并辅之以数量型工具的模式。在监管模式方面,首先,稳步推进综合管理,实践和监管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其次,通过“防火墙”,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建立;第三,加强监督和协调。一旦出现突发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控制风险。
(四)进一步促进市场体系的建设,建立完善的配套金融机制
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是平衡的协调推进。积极稳妥地发展各类金融市场,努力形成功能互补、交易品种多样化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健全的债券市场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关键条件。建立和完善金融安全系统,有效的预防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随着银行业的整体经营风险加大,迫切需要加快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制度和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危机预警系统和危机管理系统,切实管理好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系统,实行程序化管理预防不必要的金融风险,确保利率市场化关键阶段的金融稳定。
四、总结
篇2
关键词:中医药院校;特色;思政课;基本原理概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为人类健康的守护神,中医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如何,关系到祖国医药事业的繁荣发展,关系到和谐的医患关系和和谐社会,关系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因此,思政课任务艰巨,意义重大。为了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避免流于空洞无物的说教,笔者认为中医药院校的思政课教学应当贴近学生中医药专业的学习实际,将中医药理论、中医药文化、中医药临床实践等元素融入思政教育,从而构建具有中医药特色的思政课教学。笔者在自身承担的《基本原理概论》(高校四门“思政课”之一,简称“马基原理”)课程教学中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具体如下:
1 知识层面
挖掘基本理论与中医药理论的内在契合性,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教育,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进而深化学生的认知。
中医学具有坚实的传统哲学基础,如元气论,即认为万物本原为气,生命过程亦如此,构成了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石,贯穿于中医理论体系的各个方面:说明生命过程的物质性和运动性,“人受天地之气,以化生性命也。是以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气充,气耗形病,神依气立,气纳神存”[1];说明人的整体性和联系性,气除了聚合成有形的组织器官外,还弥散于人体之内,周游不息,无所不到,使人体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统一整体。虚空中普遍存在着气的作用,通过肺鼻、皮肤腠理,体内外气通过升降出入交换。这样,便使得人与自然界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与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相对应,可以通过比较,阐明他们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激发学习和探究兴趣,在深化对马克主义哲学认识的同时,也是对中医基础理论认知的内化,促使学生思考在现代科学背景下,如何对待传统的元气论,使之能继续为现代医学做贡献。诸如此类,基本原理中还有许多理论和观点与中医药理论之间具备较强的契合性,如质量互变规律中强调适度原则、过犹不及,这与中医学主张的阴阳平衡、阴平阳秘的中庸思想异曲同工,对立统一规律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中医学的辩证施治的个性化诊疗颇多相似等等,通过这样一些材料的收集与整理,加强马基原理课程教学内容的针对性,从而提升教学的有效性。上述契合性材料我们仍需不断挖掘。
2 价值层面
撷取内蕴的人文关怀并在与中医药学人文智慧的对话中,体现教学的亲和力和生命力,彰显教学的人文教育价值功能。
归根到底是人学,探索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洋溢着丰韵的人文思想。而作为“人文-科技”组合性学科、以人文为主导的中医药学,本身即富含着充沛的人文精神,因此,两者完全可以在对话中融通。例如,“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启迪人如何挣脱喧嚣和物欲,获得自由和解放。这种思想在中医药著作中比比皆是。中医理论奠基之作《内经》中即有“志闲而少欲”、“嗜欲不能劳其目,邪不能惑其心”、“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等不为物役,成就自由超然之表述。在历代著名医家的医学著作中更是明确强调为医者应摆脱名利的束缚。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务,但作救苦之心”;清代《吴鞠通行医记》亦写道“良医处事,不矜名,不计利,此为立操。”又如,人的全面发展是人文思想的高度概括,而中医认为,合格的医生必须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因为人的生命与天地相应,与人事相通,医者必须博通自然知识和人文知识,才可把握医道,否则难以胜任。金代医家刘完素认为:“欲为医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三者俱明,然后可以语人之疾病。不然则如无目夜游,无足登涉,动致颠陨,而欲愈疾者,未之有也。”吴鞠通亦呼吁医非广闻博识者不能为,正如其所言:“医虽小道,非真能格致诚正者不能。上而天时,五运六气之错综,三元更递之变换;中而人事,得失好恶之难齐;下而万物,百谷草木金石鸟兽水火之异宜。非真用格致之功者,能知其性味之真邪?”人要全面发展,亦应正确处理与大自然的关系,强调人不能盲目地干涉和征服自然界,应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隐含着人应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医药文化的精髓,《黄帝内经》一书中,多次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人与天地相参”,把人与天地放在一个大系统来看待,他们是共生共存的。“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五气入鼻,藏于心肺,上使五色修明,音声能彰;五味入口,藏于肠胃,味有所藏,以养五气,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2]道出了人类生存对自然界的依赖性。清代名医张楠在其著作中亦指出:“夫六气流行于天地间,为天人合一之道”,“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因此,要善待大自然。中医学还主张要根据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理解人体生理病理机制以加以治疗或预防。总之,要把人与自然视为一个的整体,要求按照自然规律办事,与自然合一,这样才能为人类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促进人类自身身体健康。可见,马基原理课程教学完全可以实现与中医药文化的互通,在医学人文教育中,引领医学生价值观,提高医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人才。
3 方法层面
以跨学科的视阈,多学科协作来共同育人。
马基原理课程要真正提高教学效果就要贴近中医学生学习实际,要与中医学专业结合,而通过上述阐释可知,马基原理课程与中医药学许多理念、理论具有共通点,结合完全具备可行性。但是,马基原理课程教师囿于专业所限,虽通过自习,对中医药内容有初步认识,但并非全面和深刻,这不利于教学的针对性,为弥补这一缺憾,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多学科协作的教学方式,加强思政课教学的针对性和个性化。因此,设想成立一个由多学科,包括中医学基础理论、中医学临床、中医药文化、思政课教师等组成的协作组,通过集体备课,共同挖掘教学素材,如选用与专业或专业群密切相关的典型医学案例,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思政理论,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形成特定专业或专业群的个性化理论教学。与此同时,教师要掌握学生纷繁芜杂的思想实际,从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教学,需要探索新的个性化的教学模式:初步考虑如下:①可以开展大班教学、小班讨论的教学模式。由于目前思政课仍以大班教学为主,以教师传授为主,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必要的理论灌输又是不可或缺的,鉴于此,教师可以利用课程的1/3课时进行大班课堂传授,其余2/3课时安排学生根据自身专业组成各个小组到指定的PBL教室,进行小班讨论和交流,并邀请协作组老师一起参与到和学生的沟通和互动中,深化学生认知,更好地解决中医药学生实际思想问题。②可以通过结对子形式,由学生自行选择教学协作组中的中医临床老师,作为临床导师,并给学生一定的机会参与到临床导师的诊疗实践中,在诊疗过程中,临床老师适时予以指导和引领,使学生在个体的实践体验中达到与所学基本理论的紧密结合,从而更能体悟到理论的魅力,能起到更好的思想教育作用。
4 结语
教育部规定思政课教学要“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在高等中医药院校,思政课教学最富有特色的便是贴近学生中医药专业的学习实际,因其与自身专业学习的密切相关性,更能激发中医药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动力,在巩固专业知识、体悟医学人文的同时,内化和深化了对思政课基本理论的认知,有效地提升了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希望通过笔者的上述思考和探索,能为思政课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一些线索和启迪。
参考文献:
篇3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四川多民族的地域优势和成都中医药大学多学科的背景优势条件下,创建了包含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体化、多层次”的藏医药人才创新培养体系。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民族医药学院结合研究生社会需求调研,紧紧围绕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工作,努力探索藏医药研究生教育培养的创新途径,开拓了多种教育渠道和教育资源,在为教学创新改革提供条件保障的同时,不断完善各项制度和软环境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开展藏医药研究生培养的高校有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西藏藏医学院和青海大学藏医学院。由于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起步较晚,且各高校的情况各自不同,几乎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目前都在探索最适合各自院校的培养模式。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至今为止普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导师素质参差不齐,数量较少;生源比例单一,学缘结构较差;科研、临床教学能力不足;±音养方向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等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近几年的教学经验总结中,发现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方面现代院校教育的大课堂,使得学生包括研究生很难有机会和时间对所学知识进行深入探讨;加之在藏医药理论指导下的藏医药课程的特殊性,如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开设的研究生课程《晶珠本草选/概论》,之前未储备该理论知识的研究生,即本科为其他专业的学生,就很难把握藏医学立体、复杂、抽象的意象思维。因此,藏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和成长大都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期。
另一方面,现代院校教育存在与名医经验传承严重脱节的现象,这些名医所在分散,学校、医院、药厂、私人诊所和寺庙都有他们的身影,这导致许多宝贵的学术经验难以传承和发扬。藏医药的研究生人才相对匮乏,而民族医药的研究与开发又迫在眉睫。所以,如能缩短高水平藏医人才的成长途径,对加快藏医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人类治疗高原病及其他疾病的意义不言而喻。
2.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新途径的探索
2.1广泛调研确立藏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为了确立符合行业发展和时代社会需求的藏医学研究生人才培养目标,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通过多种形式先后对甘孜州、阿i贝州州藏医院和白玉县、松潘县、木里藏族自治县、若尔盖县等部分县(中)藏医院;西藏自治区藏医院、藏医药研究院、藏医学院;西藏山南地区藏医院、青海省藏医院、藏医学院;甘肃甘南地区藏医院、藏医药研究院;山南地区藏药厂、西藏自治区藏药厂、青海金诃藏药,、金珠藏药等单位(除云南外的五省藏区的藏医医疗、科研、藏药企业);四川德格县德格印经院、德格县八邦寺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藏医人才的社会需求和藏医行业发展需求调研,并拜望、聆听了著名藏医专家阿嘎?旦科老师的意见,制定出培养藏医基础(思维-诊疗-传承-藏文化)扎实,能够到藏医医疗、科研、藏药企业、保健行业以及藏区基层行政管理岗位就业的并且具有一定发展潜能的藏医学研究生人才的培养目标。
2.2采用专兼并用引聘结合的方式构建师资队伍,突破师资短缺瓶颈近4年来,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在民族医药界,“网罗”了一批知名藏医师、科研人员和学者作为特聘研究员,在特殊办学条件下积极寻求多渠道援助,已采用“以专职教师为授课主体,辅以聘用兼职教师讲座、授课、担任导师”的师资队伍建设模式,积极进行师资队伍建设。发挥地域和品牌优势,本着“双赢”原则,聘任了藏医专业兼职或客座教授10余名,迄今巳请到了教学效果良好、在相应领域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阿坝卫校伟科主任医师、康巴藏语卫视编辑益西多吉、巴塘康宁寺住持堪布阿珠格西、阿坝州藏医院华尔江主治医师、西藏藏医学院藏医系主任次仁教授、青海省藏医院院长昂青才旦教授、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魏立新教授等为学生授课或讲座,让研究生通过与名师零距离接触学习的方式提升藏医学研究生的知识实际运用能力。
3.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完善各项制度和软环境建设
3.1发挥地域优势借鉴学校多重点学科发展经验完善软环境建设在软环境建设方面,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一方面积极利用甘孜、阿坝两州自然、人文和医疗资源,组织学生在藏医院临床观摩学习,并根据除藏医院外,民间、寺庙也有众多,藏医大师行医的事实,对跟师观摩对象不作限制,但在制度建设中,为学生制定了详细而严格的学习记录表格,观摩学习记录考核审查合格后方可计入学分,确保学习取得良好效果;一方面利用学校品牌优势,多次主办大型学术会议,并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全国各大学术会议、论坛和学术研讨会,拓展视野,了解学科前沿动态发展;另外,还与西藏藏医学院、青海大学藏医学院、青海省藏医院、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等单位建立联合培养平台,为提高研究生培养软环境提供了有利保障。
3.2围绕培养目标构建实效性较强的藏医学研究生教育课程体系紧紧围绕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深人的研究并征询了大量专家意见,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将藏医学专业研究生的课程体系分为四个板块(如图1):即专业基础知识课程群、专业知识课程群、实践实训课程群、综合创新知识课程群,其中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群均分为藏医和相关医学两部分。课程的开设注重藏医思维、传承能力的培养,为藏医临床能力的培养提供了保障,多种形式的实践实训课程是切实提高学生实践能力的有力措施。,
研究生课程采用“因人制宜,因材施教”的原则,针对不同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主要是专业基础知识课程和专业知识课程,如必修课有〈漏珠本草选/概论》《藏药学选/概论>〉等,选修课有《藏文化基础》《藏传佛教基础》等;而综合创新知识课程和实践实训课程则主要体现在跟师学习过程中。由本科人才培养的探索中发现,在跟师学习中同时考虑到“家传”和“寺庙因素,应将二者融合在院校教育和师承教育中,增加人文精神因素在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培养过程中的影响,以培养出智、法、能、德兼备的具有文化、理论、临床等藏医学相关知识的的现代复合型藏医学人才。
3.3注重教学效果健全教学质量监督保障体系成都
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教学督导委员会为了加强对培养过程各环节的质量监控,学院于2014年专门成立了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学位委员会,作为教学和培养质量监督的领导机构,制定了〈诚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研究生教学监督和学位培养工作暂行办法》,使学院教学培养质量监督工作进入了制度化管理轨道。在研究生培养的过程中,委员会定期抽査研究生教学质量及课题进行程度,由研究生向委员会汇报课题进展,并对委员会专家提出的问题,及时解决或纠正,最终由委员会专家给出综合意见反馈给学院,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考核之一。
3.4以信息网络建设为突破口搭建科研信息平台提髙研
究生获取和运用信息的能力由于藏医学学科自身的特点,在现代教育院校教育下培养出来的藏医学研究生存在知识面不宽,专业领域过窄,知识结构单一,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加上专业相关的信息量不足,信息利用滞后,造成许多科研仅停留在低层次研究水平上,创新、超越甚少。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通过新一代的信息基础设施搭建科研信息平台,在培养过程中实现人力、数据、计算、网络通信、仪器设备等资源的全面共享,±音养出具有更强的获取信息的能力、整合和评价信息的能力、综合运用信息能力的研究生,推动藏医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与创新。
4.讨论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经过多年探索曰,正在进行藏医学本科人才教育的改革尝试(成都中医药大学教学改革重点项目“融合师承、家传和寺庙等社会教育资源的特色藏医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索”),首次提出“院校-师承-家传-寺庙”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新模式,突出师承教育、家传教育和寺庙教育的特色藏医思维和藏族文化,变单纯的知识灌注为藏医思维提升及藏族文化储备的训练,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人手来完善藏医学本科的院校教育。在研究生教育方面,学院考虑将“家传”和“寺庙”因素加人藏医学研究生培养计划,为培养合格的藏医学研究生提供软环境支持。
藏医学的研究生教育在全国尚属起步时期,在某些方面虽然可以借鉴中医学研究生教育的经验,但藏医学自身的民族文化特色如佛学思想和天文历算等的教育培养,同样需要重视;在藏医学研究生的科研和临床培养方面,必须要增加硬件条件的建设,如临床培养基地、科研实验基地等,但这并不是短期可以实现的。适合各高校的藏医学研究生教育发展模式还需不断探索。
成都中医药大学民族医药学院的藏医学教学经验虽然不够深厚,但作为藏医药高等教育的承担者之一,通过教育改革的方法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社会和时代需要的藏医药人才,从始至终都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和重点。在未来的工作中,学院将继续利用学校的多重点学科背景、藏医药师资力量和区域优势,发挥藏医药教学科研特色,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体系,在稳步推动教学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创新,推动藏医药研究生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篇4
。博士研究生导师1人,硕士研究生导师5人。课程组中具有博士学位5人,硕士学位2人。学校131人才工程中青年名师2人,天津市131人,创新型人才培养第三层次入选1名。双师型的教师(具有教师资格、医师资格)为100%。为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课程组采取有教学经验的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传、帮、带”的方式,以提高教师素质,同时也保证了课程的可持续发展。在精品课程建设中,合理的师资队伍结构和优秀的青年骨干教师队伍是保证课程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源泉[1]。
2注重基础教学突出教材建设
本课程组承担本科生、本科七年制及硕士、博士研究生的《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中医药学概论》《中医药膳学》《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英)》《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日)》《中医自然疗法》《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医学心理学思想》《医学初级日语》《中医临床日语会话》等课程讲授。其中《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和《中医药学概论》作为中医学的主干课程,授课对象覆盖面广,涉及中医学院、针灸学院、中药学院、护理学院、国际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院等部门。本学科组中四名教师可流利全程用英文、日文讲授《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英)》《中医基础理论双语(中日)》及相关双语选修课程。课程组成员积极参与各种专业教材及参考资料的编写工作。作为副主编、编委参加了普通高等中医药教育“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中医基础理论》、《中医学基础》及相关习题集的编写工作。先后有6人参加20余部全国统编教材编写工作。通过教材编写促进了与兄弟院校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开阔了眼界,提高了水平。在教学过程中采用严格的教材选用制度,所选用的教材能体现实际需要及教学大纲的要求。自2003年起采用的七版教材为新世纪全国中医院校规划教材,是目前国内高水平的中医药学精品教材,可满足课堂理论教学的需要。针对学科发展及教学实践,在更新教材的同时,也及时充实和引入了教学参考资料,对所使用的教材进行适时地补充,使教学内容与时俱进,能够反映本学科的发展概貌。特别是在本科七年制和研究生教学中已被广泛应用。
3深化课程体系与内容改革
本课程组立足改革,更新观念,以厚基础、重实践为原则,突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注重课程体系和内容的改革。3.1实施PBL教学改革通过课题立项,本课程组设计并实施启发式、整体互动式教学方法,选取相关章节,积极开展以学生为中心的自主学习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倡导小班教学、小班讨论。老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同时完善以能力为导向的形成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定体系。加速了由灌注填鸭式教学向能动性教育方式转变的过程。3.2积极开展双语教学为了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能力人才的需要,本课程组多年来在七年制必修课中,开设《中医基础理论》的英语和日语双语教学。同时鼓励五年制本科生继续双语学习,并设置《初级日语》《中医临床日语会话》《中医基础理论双语》等选修课为我校专业双语(日语、英语)的教学奠定了基础,使学生们初步掌握了专业英语、日语技能,提升学生临床即时翻译训练及参加中医药国际学术会议专业翻译水平。3.3建立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为了更好地支持和推进教学模式改革,学校通过引进Blackboard网络教学平台,实现师生互动式自主学习。教师可自主结合网络教学和课堂教学,学生突破时间空间限制主动访问教学资源,自由发起师生之间、学生之间互动,并逐渐体验到基于教学平台的混合式教学的乐趣。
4注重各层次人才培养
课程组针对不同层次的人才特点,进行适宜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式。对本科生培养强化基础教育,注重中医思维模式的建立,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和能力;从教学方法,教学改革等方式入手,改变中医基础理论、内经等课程的传统教学模式,利用实验室、多媒体等方式方法辅助教学,提高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和水平。对硕士研究生培养在明确研究方向的同时,注重夯实基础理论知识,提高中医临床技能和基础实验科学能力的培养。从研究生招生复试、课程教育考核、课题设计实施、资料搜集整理、论文撰写修正、毕业答辩等方面严格要求把关,突出基础理论对临床研究和实验研究的指导意义。对于博士研究生培养,注重基础理论的深化研究,以及在临床疑难病的基础研究。强调创新意识和严谨求实作风的培养,对博士学位论文要求既要有鲜明的创新点,同时又要有充分丰富的论据,以提高博士毕业生的整体水平。
篇5
论文摘要: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是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之一,也是我国实现由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的必由之路。而在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体系中,担当着弘扬祖国瑰宝任务的高等中医药教育率先开始了对外开放的进程,已经成为全球性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把中医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从中医药发展史和中医药教育发展史中提取出来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通过梳理重要历史事件有利于客观认识我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历史、现状及其阶段特征,对发现问题、提出发展对策有重要的参考和指导意义。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全人类卫生保健事业的宝贵财富。在中医药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成为继师承教育后的中医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但正式成为高等教育医学门类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历史迄今只有50多年。
一、初步发展(1956年一1977年)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我国传统文化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中医药以其独特的魅力在国际上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中医药对外教育应运而生,成为国际间文化合作与交流的纽带。1956年9月,上海、成都、广州、北京四所中医学院相继成立,标志着中医药教育正式步人高等教育殿堂,中医药学的知识传承也从传统的师承模式转为现代高等教育模式。
1956年7月,根据中苏科技委员会决议,前苏联派遣3名专家组成针灸考察小组来华,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研究所(1956年12月成立,1985年更名为中国中医研究院)学习3个月。1957年4月,卫生部下达(56)卫厅秘字184号《关于分配朝鲜留学生到江苏省中医学校学习的通知》,我国首届中医外国留学生于4月人学。朝鲜平安道保健部部长金孝善等一行3人在江苏省中医学校学习《针灸学》、《中医学概论》、《内经知要》等课程。同年前苏联、蒙古、缅甸等国留学生相继分配到该校学习中医学。1957年9月1日,北京中医学院招收首批外国留学生,这是建国后中医药对外教育的起步阶段。随后上海、广州等中医学院也承担了中医药对外教育,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有所增加,其阶段特征表现为:仅限于几所老校开展中医药对外教育,以进修教育为主,学习课程集中在针灸学,总体发展比较缓慢。19“一1976年是“”,像其它事业一样,中医中药事业遭到严重的破坏,受到严重摧残,造成中医中药日趋衰落,中医队伍后继乏人,中医药从业人员人数减少三分之一,全国中医医院从1960年的330所减少到129所,中医学院由21所减少到11所,中医药对外教育也一度中断。尽管如此,进人70年代后随着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针灸在美国引起轰动,引发了全世界范围的“中医热”)。1976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在北京、上海、南京建立了3个面向世界各国医学界的“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开展以针灸学为主的中医对外教育。不久上海中医学院、北京中医学院先后开办首期外国医生针灸学习班。
二、稳步发展(1978年一1989年)
经历“”后,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国民经济保持快速稳定增长,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为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春天,高等中医药教育对外开放工作也有了新的航向,实现稳步发展。
1.阶段特征
这一时期的阶段特征表现为:一是国际交流频繁,举办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学校增多,留学生人数增加。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以及人类渴望回归自然和医学模式的转变,天然药物和非药物疗法的兴起,世界各国纷纷邀请我国派中医药专家前往讲学,开展医疗和科研活动,并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医药界人士来我国考察。70年代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仅有200人左右,到80年代中期翻了一番,其中欧美学生和非洲学生占了相当的比例。开展中医药对外教育的学校也由之前的几所老校扩大到全国各地中医院校。二是办学形式多样化,学习专业多样化。中医药在扩大进修教育和短期培训的同时,发展了本科生、研究生教育,以及接受来华进行中医药研究的高级进修生。学习专业也从中医、针灸学扩大到中药、骨伤等专业。三是中医药对外成人教育进人初步发展期。从70年代以进修生为主转变为包括进修生、函授生、各类短训生、专业证书进修生在内的多种形式,自费生人数也逐渐增多。
2.突出特点
改革开放后,来华留学生教育也实施了改革。1978年以前,来华学习中医药的外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享受我国政府奖学金的,197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一项重要改革就是开放自费来华留学生教育。自费生录取标准由各中医院校自行决定。1979年,国务院批准通过《关于接受自费外国留学生收费标准问题的请示》,为我国自费来华的中医药留学生教育提供发展条件。同年教育部召开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明确规定留学生必须学习两年汉语后才可进人中医专业学习。1984年,教育部召开第三次全国留学生工作会议,肯定了外国留学生的学位制度,从此中医药对外教育学位体系开始形成,留学生研究生教育也开始扩大。在管理方面,自80年代以来,中医药高等院校对外国留学生教育的自逐渐扩大,主要表现在对外国留学生的录取权和在学校的管理权。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关于在中医药对外教育中禁止滥发证书的通知》,加强了证书的管理。1989年6月,中国国际针灸医师考核委员会在北京成立;9月,国家中医药考试中心、国际针灸考试中心正式成立,这使得对中医、中药、针灸从业人员的业务质量的检测工作进一步规范化。
三、快速发展(1990年一2000)年)
进人20世纪90年代,我国政通人和,内政外交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外部环境来看,到1998年底,世界上有162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从内部环境来看,我国进人了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1992年党十四大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有力地促进了政治、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高等中医药教育对外开放在这一时期实现了快速发展。
1.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显著增多据统计,从1990年一1998年,我国339所高校共接受了164个国家234691名留学生,年均增长率为28.56%,比上个时期增长了15倍多,自费留学生成为来华留学生的主体,高校则成为接受留学生的主体。而这十年间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境外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是前20年学生总数的40倍。据统计,1988年以后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达14700多人,是1988年前来华学习中医药留学生总数的36倍。
2.中医药对外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开展境外联合办学
截止到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在我国建立的三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为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近万人次的医务工作者。1994年在天津中医学院建立了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全国7所中医学院更名为中医药大学后相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各地中医学院也都成立了国际培训部或留学生办公室。在1994年和19%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伦敦德赛科斯大学,先后分别联合创办了中医专业本科教育合作项目,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与国外著名联合大学创办新专业的典范之作。这是西方国家高等院校首次向中医药学开放,标志着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式打人高等教育国际市场。
3.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法制化和规范化
1994年,北京中医药大学制定了本科留学生学位管理规定,率先实施学分制度,使外国留学生选课更加灵活,教学管理也更加规范。19%年6月,国家留学生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实行政府规定招生计划和奖学金名额[t8]a1997年3月,国家教委颁布了《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年度评审暂行办法》。2000年出台《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留学生的接受方针、管理体制、留学生类别、奖学金制度、教学管理等重要内容,成为留学生工作进人法制化阶段的主要标志。随着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人数增多,我国中医院校也在逐步建立健全留学生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推进中医药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进程。
四、蓬勃发展(2001年至今)
21世纪以来,世界步人了信息化、学习化社会,中医院校留学生的生源由亚洲逐渐扩展到欧洲和美洲,留学生的学历层次也不断提高。各中医院校把扩大来华学历留学生的规模作为主要目标,在非学历留学生中,短期进修生占大部分。全国高等中医院校留学生基本情况(部分)见表一。
篇6
关键词 中医全科医学 人才培养模式 社区卫生服务
中图分类号:R1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4)02-0018-03
Exploration of training model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development
LIU Huijun
(Baiyu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enter of Putuo District, Shanghai 200063, China)
全科医学是一个面向社区与家庭,整合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以及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医学专业学科[1]。中医全科医师要求具有扎实的中西医基础理论与诊疗知识,熟练掌握中西医实用诊疗技术,具有预防、诊疗、养生、康复等全面的医疗技能,是提供连续、综合、可及的社区卫生服务的高级复合型、实用型专门人才。中医的整体观、中医治疗简、便、效、廉、验的特点,更加符合低耗高效的卫生经济策略,大力发展中医全科医学更加符合我国的国情。
1 我国社区中医发展现状
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和中医药文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医药的重要价值得到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近几年开展的中医特色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创建,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药适宜技术服务得到了长足发展,中医药在疾病三级预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深受居民的欢迎。然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中医发展也存在着诸多瓶颈和难点。
1.1 财政和政策未完全落实
上海从2000年起在全国率先开展全科医师规范化培养试点工作。2011年5月推出“5+3”全科医师培养新模式,即以5年医学本科学历教育为基础,再加上3年的全科医师培训,初步建立了标准化的全科医师培训体系。为留住全科人才,按照政策,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生工作满一定年份给予相应的岗位补贴。但是卫生资源配备不均衡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基本医疗保险对中医药倾斜的力度不够,中医药适宜技术补偿、报销比例偏低。中医药从业人员工资收入偏低;工作积极性下降,制约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1.2 中医药人才不足
中医药人才所占比例普遍偏低[2],中医药人才数量萎缩,中医传承出现断层。截止至2011年底,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中医类别的执业医师以及助理执业医师,约为1.03名/万人,郊区少于中心城区[3]。本中心目前拥有中医医师10人,平均1.78名/万人;中医全科医师3名,平均0.53名/万人。10名中医医师中,在职5名、派遣1名、退休返聘4名;在职在编中医师中、高级职称医师缺乏;近2年来跳槽到二、三级医院的中医执业医师多达5名。中医人才梯队结构不合理,中医药队伍不稳定,中医药人才严重匮乏。
1.3 中医药科研政策扶持不够
没有专门的中医药科研经费,科研人员缺少继续学习的机会,科研能力有待提高;特色中医药自制制剂申请批号困难,其管理政策与中医药发展的自然规律不相适应。
1.4 社区中医科发展重点未把握
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舍本逐末,把主要精力放在中医科的硬件建设上,中医诊疗方法,尤其是传统特色疗法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中医适宜技术推广不够,中医药治疗的参与率有待提高,中医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难以形成气候。
2 我国中医全科医生培养现状
目前我国有5亿人生活在城市,如果按照每2 000~3 000人拥有1名全科医生(最低标准)计算,我国需要16万名合格的全科医生[4]。当前,我国基层全科医生数量严重不足,执业(助理)全科医师仅占总执业(助理)医师总数的3.0%~5.0%,远低于国际上30.0%~60.0%的水平[5]。目前上海的全科医生只占医生总数的6.9%,中医类别全科医师数量更为不足[6]。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四部门共同制定的《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提出:“到2015年,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占基层全科医生的比例达到20.0%以上,中医类别全科医生占基层中医类别医师比例达到50.0%以上”。面对群众迫切的中医中药服务需求,探索中国特色的全科医师培养模式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3 我国中医全科医生培养的特色和优势
中国是世界上拥有独立中医学和西医学两个医学培养体系的国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医全科医学培养模式培养中医全科医师,应当在中医和西医之间找到一个好的契合点。中医学特有的预防保健思想是其理论的精华所在,它所倡导的“治未病”思想在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如果能够将“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的理论融入到全科医生的培养体系中,无疑将为本专业的人才培养注入更丰富的内涵。
4 中医全科医师培养模式需解决的问题
4.1 中医全科医学教育内容侧重点
4.1.1 社区基本疾病的诊疗
中医全科医学诊疗教育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①中医全科医学应该突出中医“辨证论治”的诊疗特色。②中医全科医生应该明确中医的优势病种。所谓中医优势病种,是指中医防治疗效确切、并能被广泛认可的某种疾病或疾病的某一阶段。③中医适宜技术有自己优势的疾病谱,掌握这些适宜技术的特色,针对不同的疾病选用特色的治疗手段,才能发挥中医药“简、便、效、廉、验”的优势。
4.1.2 社区中医康复服务
社区中医康复指在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通过针灸、推拿、中药等中医药康复手段,组织康复对象及其家属和社区共同参加,帮助病、伤、残者逐步改善或恢复其独立生活、学习和工作的能力,以更好地适应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中医康复方法大多数是便于学习掌握的非药物疗法或自然疗法,容易得到应用和推广,适合社区康复的开展。所以中医全科医学教育应该适应社区工作的特点,在现代康复学的基础上,坚持中医康复的特色和优势,使中西医康复医学有机结合。
4.1.3 慢病管理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病,是一系列需要长期综合干预和治疗的疾病。慢病干预的中医措施,就是根据中医“治未病”理论,采用中医养生保健、诊断治疗、康复等干预方法,降低慢病的发病率、致死和致残率,提高社区居民的生存质量。中医慢病管理教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①未病养生,防病于先;②欲病救萌,防微杜渐;③已病早治,防其传变;④预后调摄,防其复发[7]。
4.2 中医全科培养课程设置与时间侧重
目前中医类别的全科医生主要通过高等中医药院校毕业、转岗培训、中医全科规范化培训、继续教育等多种途经进行培养。全科规范化培养是目前及今后培养高质量中医全科医生的主要途径。笔者是毕业后经过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到社区工作的,结合全科医生规范化培养的亲身经历,对课程设置提出以下建议。
4.2.1 掌握常见病的诊疗
中医全科培养课程分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两部分,离不开三级综合性医院的参与。相对于在中医类综合性医院的轮转培训,笔者认为3个月的理论学习及内、外临床科室1年轮转应该放在西医为主的综合性医院。因其病种相对多,见识面广,对提高常见病诊疗有很大提高。
4.2.2 突出中医特色诊疗
中医全科培养的第2年可安排在中医综合性医院,加强中医内、外、妇、儿重点专科和特色专科轮转;熟悉常见病、中医优势病种的中医诊疗方案;掌握中医针灸、推拿、养生拳操等适宜技术;可以增加名老中医带徒教育模式培养中医药人才。中医学实践性较强,这就需要医学生或全科医师跟随一些名老中医进行学习。
4.2.3 深入社区服务群众
中医全科培养的社区实践可安排在全国或上海市中医药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际深入社区体会中医全科医师职责,注重把中医药融入“六位一体”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去,发挥中医药“简、便、捷”优势。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医全科培养将面临新一轮的发展机遇。因此,中医全科人才培养必须坚持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不断适应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断满足地方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
参考文献
[1] 杨秉辉. 全科医学概论[M]. 3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8: 7.
[2] 白剑峰. 下代中医在哪里[N]. 人民日报, 2009-04-02(15).
[3] 顾怡勤, 顾竞春, 施永兴. 上海市社区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医预防保健项目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2, 20(12): 1147-1151.
[4] 谢庆文, 唐红梅. 在校医学本科生全科医学教育的现况调查[J]. 中国全科医学, 2011, 14(1): 10-12.
[5] 冀涛. 中美全科医师培养方式的对比分析[J]. 中国全科医学, 2012, 15(31): 3642-3644.
[6] 赵臻, 杨海丰, 李金芳, 等. 我国中医基本现状调查指标体系设计与应用[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11, 19(6): 526-529.
篇7
关键词: 传统医药文化 文学化 传承路径
当今,文化传承与发展已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谓文化就是人类在存在过程中为了维护人类有序生存和持续发展创造出来的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的有形无形的成果”①。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医药文化,至今仍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运用文学化方式传承医药文化,最大限度将医药文化的魅力和潜质发挥出来。
一、文学的文化传承功能
文化之所以能被传承,是因为文化是符号的艺术,而符号是可被感知并可被接受的。“没有符号就不会有文化,人也只是一种动物,而不是人类”②。“包围人的是符号世界。从作为文化前提的语言开始,到他与同伴的符号关系、社会地位、法律、科学、艺术、道德、宗教与无数其他事物,人的行为除了饥饿与性的生物需要等基本方面之外,都由符号的实体支配”③。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语言承担了重要的责任,“符号表达的最重要形式是语言表达能力。语言表达意味着思想的交流;交流意味着保存,即传统;而保存意味着积累和进步”④。“语言不仅是一个交际工具或符号系统,而且本质上是一个民族的意义系统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的世界观”⑤。而文学是语言的高级形式,因此必然具备传承文化的功能,其参与到文化传承过程中,会使文化更具有可感性及审美性,丰富而有趣,从而使文化得以更好地流传。
文化传承离不开艺术,文学作为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在文化传承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文化”与“艺术”两个词总是连在一起,其实,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化的表现形式。“文化是生活方式的总和,也肯定是通过其艺术和诗歌为人所理解”⑥。追溯文化的源头,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原始人类用歌谣、舞蹈、岩画、雕塑将文化演绎得多彩多姿。而文字的出现,使人们可以用准确的语词记载头脑中的思想和认识,精神文化主要依靠典籍文本记录传承,文本成为文化传承的重要依据。文学这种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种类相区分的最基本一个特点,就在于它是文本的艺术,而且是语言表达的最高形式。任何一个文本自身都具备一定的显性或隐性文学性因素,因此,起到传承文化作用的典籍文本,本身就跟文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文学在其中必然发挥重要作用。
任何一种文化要实现传承或传播的效果,通过文学做媒介自然是最好的选择。要了解一种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通过阅读文化典籍是最有效、最准确的,典籍文本精要记载文化思想,文化信息可以大规模传递给接受者,并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文化典籍不一定是标准的文学读物,如果其中有文学化的阐发,对传播效果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如宗教文化在传承传播过程中,文学化传达手段起到催化作用。基督教的文化经典是《圣经》,《圣经》并不完全是灌输道理,更多的是通过文学化故事感化受众。佛教经典虽然空玄高奥,但也有许多文学故事帮助理解,并出现众多讲经文、变文,用文学化手段帮助教众理解教义。一部趣味十足的《西游记》深入人心,将人们引入崇佛向善的佛门胜境。文学化的宣传手段趣味性强,情感丰富,并引起美的感受,春风化雨般深入民众内心,是文化传承的很好方式。激发文化典籍中的文学性因素,相当于为文化重新注入新的血液,通过生动的解读和全新的塑造,为文化传承开发新的平台。
二、传统医药文化与文学的契合
中医药学关注的不仅是“人的病”,更多的是关注“病的人”,因此,中医药学有着更多的人文特质,体现出文化的本质。“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展现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人化’水平,展现了人的需求、才能、发展程度”⑦。而“文学即人学”的命题已成为文学界的共识,文学对文化传承的功能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在对人的共同关注上,传统医药文化与文学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它们在人性、人意、人情等方面相通,在文化传承上相辅相成。
1.理想相通
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虽然古代医者与儒家文人视野的基本着眼点都是人,都有崇高道德理想和治世精神。古代医生有着远大的理想抱负,医病医人医国相提并论,有高下之分。医和认为:“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⑧孙思邈有相似看法,“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⑨。而具体的症状表现和医治方法,《郁离子》中则有阐释:“治天下其犹医乎……故治乱,证也;纪纲,脉也;道德刑政,方与法也;人才,药也。”⑩从医人到医国,从个体到整体,境界也由一般而至高远,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由个人而至天下逐步扩大的理想相契合;即使不能为官,也有“不为良相,便为良医”{11}的自释想法,这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2}的想法不谋而合。自古以来,医者本是知识分子,与文人同属一类,而且由于孝道思想影响,孝子为年老父母治病成为必备功课,《黄帝内经》等医家经典进入文人的涉猎范围,因此既通医又写文的学者颇多。宋代以后,儒医一家的思想更为普遍,“宋士大夫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13}。文人与医者在知识上更为相通,明代医家陈时功则强调:“先知儒理,后知医理。”{14}儒医一家即医者与儒家文人是一家,实际上促进了医药文化与传统文学的融合,二者目标一致,理想相通,在相互沟通传承方面更为便利。在文学方面,与医家医国思想吻合之处颇多。墨子本学儒,其思想与儒家有相通之处,其《兼爱》一文,也谈及圣人治天下与医生治病的相似关系,“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也,必知乱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乱之所自起,则不能治。譬之如医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则弗能攻”{15}。曹丕则直接指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16}。经国与医国,本质上是一致的。“文化是心灵的哲学”{17}。在儒医一家的思想影响下,医者从医受到治国平天下理想抱负的熏陶,在行医的伦理道德方面与儒家文人看齐,崇高的理想要求相应的崇高道德。“医乃仁术”成为医家道德召唤的响亮口号,这与文学理论上的“文以载道”形成相通之处,“仁”是儒家文人的至尊道德高地,“道”也是医家必须遵循的,两者互通互释,更揭示了它们在本质上的一致。
2.气脉暗合
医药与文学在理论上也有气脉暗合的特点。传统医药文化受古代哲学影响很深,而上古时代,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与哲学有着血脉的联系。由于都有哲学因素的影响,因此医药文化与文学在理论上相通不足为奇。《易经》与《内经》成书时间相近,观点相通,因此有易医相通的说法:“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18}从中生出一些重要医学理论,如“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日之法成”{19},“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20}。从易经而来的“气论”对医学理论影响甚深,气血、气脉、气虚乃至各个器官中的气,都成为中医里的重要概念。气一元论是中医理论核心,刘劭《人物志》亦以“气”论才性,称“凡有血气者,莫不含元一以为质,禀阴阳以为性”{21},并细致地辨析由气之阴阳导致的人之才性在迟速动静等方面的个体差异,这种由中医气血引出的理论渐被文学吸收,徐斡“舒缓”的“齐气”,刘桢“壮而不密”的“逸气”,孔融的“体气高妙”、“信含异气”,直至曹丕发展提出著名“文以气为主”,由此引起后世的“文气说”的演变,韩愈提出“气盛宜言”的观点:“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22}苏辙提出:“文者,气之所形。”{23}几经发展,“文气说”成为文学中的重要理论之一,相关概念如气韵、气律、气格、气象等也是层出不穷。养气和养生是医药文化的重要内容,“人所以得全生命者,以元气属阳,阳为荣;血脉属阴,阴为卫。荣卫常流,所以常生也”{24}。在文学方面,养气对作家创作有重要帮助。《文心雕龙・养气》篇则强调作家在创作时须保持精神和心态的从容不迫:“水停以鉴,火静而朗。无扰文虑,郁此精爽。”{25}借助医药文化中的养生炼气意识,顺应自然,注重养气则可顺利由物到情,亦即进入到构思这一创作的内化过程。南朝沈约等人提出诗歌“四声八病”理论,将医药之病引申至文学之病。古代文体学说,将文学之体与人体相结合进行比喻,医药研究的人体对象与文学研究的文体对象渐融合起来。由此可见,有着相同哲学根基的医药与文学,在理论上有着很多相似之处,为两者在文化传承方面打开方便之门。
3.意趣共融
医药文化与文学共融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体现得最多的一个方面,则是中医概念或中药名称的意趣被文学化手段表现出来。意象理论是古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理论,在对意与象的关系探讨中,寻觅出文学表现的手法。“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奠若言”{26}。刘勰则正式提出意象创作手法,“寻声律而定墨,窥意象而运斤”{27}。从符号学意义上看,中医概念和中药名称正是医药文化的典型符号,它作为一种药物是象,而其取名却另有意趣表现,意与象的双重表现特征正符合文学创作中的意象表现手法。因此出现许多“药名诗”、“药名词”、“药名曲”、“药名联”、“药名谜”等,将药名镶嵌其中,极富文学韵味。如清代汪昂写在方剂学里常提起的《汤头歌诀》:“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益以夏陈名六君,健脾化痰又理气。”{28}诗歌朗朗上口,易记又趣味盎然。针灸学医家编有《五总穴歌》:“肚腹三里留,腰背委中求,头项寻列缺,面口合谷收,还有一个穴,胸胁内关谋。”{29}将五个穴的位置标出,简单易记。《西游记》中有一首七律和一首《西江月》词,每句中都藏有一中药名称,而文意连贯,非常巧妙。诗曰:“自从益智登山盟,王不留行送出城。路上相逢三棱子,途中催赶马兜铃。寻坡转涧求荆芥,迈岭登山拜茯苓。防己一身如竹沥,茴香何日拜朝廷?”词云:“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桂岭前忙,血染朱砂地上。附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尸骸轻粉卧山场,红娘家中盼望。”另外,文学名著若在题材或细节上对医药文化进行摹写描述,以其传播的广度,会对医药文化起到重要的传承作用。据统计,《红楼梦》书中涉及的医药卫生知识达290余处,5万余字,使用的医学术语161条,病名114种,病案13个,方剂45首,中药125味,西药3种。人们在欣赏名著的同时,对医药文化会有所旁涉,医药文化增进了名著的内涵和趣味,也体现了自身的价值。
三、当今传统医药文化文学化传承创新路径
传统医药文化虽与文学有着密切的交流,但在当今社会中,仍需要进一步加强文学化的传承力度。具体路径可沿以下几点思路开展:
1.文学形象化的塑造
文学是通过形象把握世界的,“文学形象能给我们如临其境、如历其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受”{30}。在传统医药文化中,人物、药物、器官、概念等都可进行文学形象化的塑造。如中医藏象理论,将十二官每个脏器的地位职责和生理功能做了详细说明,“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31}。这就很有想象力,使对象形象化,具体可感。我们还应为历代名医树碑立传,塑造伟大形象,让其崇高的医德医风永传于世。
2.传播过程中文学体裁的扩容
传统医药文化不应满足于在古典文体中的传播,应随着时代的发展,植入新的文学体裁中,如可扩展到新诗、散文、小说、影视剧本、微博等。读者群的扩大可使传统医药文化得到更广泛地传播。如韩剧《大长今》的热播,其巧妙设置中医药剧情和中医药功效介绍,带热了整个中医文化。韩国对传统文化的爱护和传承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3.文学性故事的挖掘
故事有着生动形象的特点,情节往往曲折离奇,情感丰富,容易打动人。故事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披上故事的外衣,文化要表述的道理、观点都可借此传达,人们在心理上更易接受。传统医药文化蕴藏着巨大的故事宝藏,可借助文学性想象,将故事深入挖掘,使其情节完整甚至系统化,让传统医药文化的宝贵经验和传奇色彩传承下去。
4.传统医药文章的深化研究
医古文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医药学经验财富,是医药文化的重点所在,为了更好地传承医药文化遗产,在文字学、文献学、文体学、文章学等文学相关领域还应加强研究。
注释:
①陈华文.文化学概论.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13.
②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市: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3.
③阿尔伯特・谢夫莱转引自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60.
④怀特.文化的科学.沈原,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39.
⑤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安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77.
⑥弗雷德・英格利斯.文化.南京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14.
⑦李荣善.文化学引论.西安市: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25.
⑧左丘明,撰.鲍思陶,点校.国语.济南市:齐鲁书社,2005:232.
⑨孙思邈,撰,鲁兆麟,主校.备急千金要方.沈阳市: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3.
⑩刘基,著,张学忠,选注.郁离子.广州市:花城出版社,1983.
{11}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海市: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476.
{12}孟轲,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长沙市:岳麓书社,2000:227.
{13}金毓黻,编.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北京市:中华书局,2014.
{14}汪一江.新医学伦理学.合肥市: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200.
{15}朱越利,校点.墨子.沈阳市: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28.
{16}陈洪,卢盛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读本.天津市: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15.
{17}刘求长.文艺学问题专论.乌鲁木齐市:新疆人民出版社,2007:44.
{18}何少初.古代名医解周易.北京市: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1:166.
{19}田代华整理.黄帝内经素问.北京市: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52.
{20}田代华整理.黄帝内经素问.北京市: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19.
{21}刘邵,著.刘建国,注译.人物志.长春市:长春出版社,2001:4.
{22}纂.孙雍长标点:经史百家杂钞.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1080.
{23}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321.
{24}张君房,纂辑.蒋力生,等校注.云笈七签.北京市:华夏出版社,1996:327.
{25}刘勰,著.刘乐贤,编著.文心雕龙.北京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168.
{26}余敦康.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济南市:齐鲁书社,1991:183.
{27}刘勰,著.刘乐贤,编著.文心雕龙.北京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7:113.
{28}汪昂,撰.黄斌,校注.汤头歌诀.北京市:中国书店,1993:8.
{29}刘云币,张云鹏,主编.中国历代中医格言大观.上海市:文汇出版社,1992:183.
{30}李永.文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5.
篇8
为了彰显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专业“医体结合”的专业特色,提升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在总结近年来的招生、培养和就业经验的基础上,依据社会对本专业人才需求的信息和走势,及时调整培养目标,定期修订教学计划,建设新的课程体系,探索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其具体成效如下:
1.1形成了“以体为主,医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专业开办以来,在创新“医体”结合专业办学模式、中医药特色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改革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与突破,初步形成了“以体为主,医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课程体系建设方面,探索出“‘基础课程’教学体系+分方向选修”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在体育院校、师范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基础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增设运动医学、中医学概论、中医养生学、针灸学、推拿学、中药学、方剂学等具有中医药特色的课程为专业基础课程。要求学生在系统学习学科基础课程后,进行分方向性选修课程教学。选修方向分为A和B两个方向:体育教育与健康方向、运动康复和保健方向。A方向体现了从事体育教师、健康课程教师的人才服务方向。B方向体现了从事保健康复行业、运动与医学交叉领域科研工作者培养方向。
1.2搭建了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平台
“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教师的教学能力是影响教学质量的关键因素[1]。广州中医药大学体育健康学院以“强师工程”为依托,不断整合大学的中医药学科专业师资的办学力量,充分利用“医武同源”的文化传统、挖掘中医药院校宝贵的教学资源,加强“医体结合”教学团队建设。同时结合各级各类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如广东省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的“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国内外访问学者计划”等项目,搭建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平台,探索促进高校教师专业发展的新模式。目前运动医学教学团队为广州中医药大学优秀教学团队,拥有的十万元团队建设基金主要用于骨干教师的国内外短期培训、教材编撰、网络课程建设等工作。
1.3强化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初具规模
结合本专业体育与医学相结合特点和社会对人才培养要求,一方面增加实践教学的学时数,另一方面加强了见习、实习的组织与管理。除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日趋完善之外,更是大力加强实习基地建设。目前保持了长期稳定合作培养关系的实践教学基地包括广州和佛山的中小学、体育技术学校、体育研究所和医院等近20个。学生在修完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后,先安排学生分组到各个教研室进行观摩、见习,然后再组织学生前往实践基地实习。学生通过见习和实习加强了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训练,巩固、加深、提高所学的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培养了学生“医体结合”的综合素质,提升了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2.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创新机制的保障体系探讨
2.1拓宽生源渠道与优化生源质量
生源质量是保证培养质量的基础和前提[2]。专业开办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缺乏一定的社会影响力。调研发现,广东省内报考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在同等条件下更倾向于填报华南师范大学等院校。因此,在无法扩大省外招生的客观限制下,如何在“外塑形象”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仍是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一方面,要研究如何加大宣传力度,丰富宣传方式,建立招生宣传长效机制。如何依托学校的形象包装和对外宣传,整合学校资源,重点和有针对性的宣传中医药院校体育教育专业的专业特色与优势,增强专业的社会知名度和吸引力。另一方面,要深入开展招生调研工作,挖掘优秀生源地,合理分配生源比例,拓宽生源渠道,优化生源结构。
2.2保障课堂教学质量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的学习始终应该作为人才培养的根本[3]。上世纪末高等教育扩招之后,教育质量所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学生多、师资相对短缺的矛盾,这一矛盾在体育教育等专业尤其突出。长期以来作为体育教育专业学生培养目标的“一专多能”一步步沦陷,学生变得专项不专、所会的项目能力越来越差,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课堂教学得不到保障。保障课堂教学质量,必须从各项准备工作、教学工作计划、教学基本文件的填写、教师和学生对教学工作的意见以及整改情况、期末考试工作安排、试卷命题质量、成绩录入、学院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开课计划的安排与落实等整个课堂教学过程环环落实。同时,对照相关环节的质量标准,通过领导评价、督导评价、同行评价、学生评价等多种形式,及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以及教学管理形式进行调控,改进教学,提高质量。
2.3加快奖助学金激励机制改革
奖助学金的评定有利于激励学生勤奋学习、提高成绩。但中国高校现行奖助学金评定机制中的焦点问题主要表现为分配资源的有限性和追求公平的绝对性之间的矛盾,评价的标准、条件看似科学合理,但评价的结果并不公平[4]。鉴于体育教育的专业特点,涉及更多的体育竞赛,如何全面评价优秀、公平的评定奖学金、激励先进,这是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中不容回避的问题。一方面可以考虑把奖学金按照类别进行多级划分,如理论课、项目技术课划分,项目技术按项目类别、比赛级别划分,这样可以避免优势项目的奖励偏多,无法激励理论课学习、劣势项目学习等弊端;另一方面努力寻找合作企业赞助,建立校企联合资助机制,同时让作为第三方的企业参与到学生奖助学金的评定中来,使评定标准、程序更科学合理,更好的保证评定结果的公平,真正达到激励学生学习,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的。
3.展望
篇9
[关键词] 新型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 R197.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4)10(a)-0129-06
Study of constructing new integrativ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with traditional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Pudong New Area
YU Donghai1 YANG Yanting2 YE Sheng1 LUO Zhiqin2 QI Changju3 DU Leyi4
1.Department for Developing and Educ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Commission of Health and Family Planning, Shanghai 200125, China; 2.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Center, Shanghai Pudong Institute for Health Development, Shanghai 200126, China; 3.Guangming Traditonal Chinese Medicine Hospital of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1300, China; 4.Gong Li Hospital of Shanghai Pudong New Area, Shanghai 200135, China
[Abstract] Pudong New Area, as a “Nation Comprehensive Pilot Reform Ar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nd one of the first batch of “pilot regions of disease prevention and health care services”, actively explore new integrativ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in 2 years. In this paper, from exploring new methods of work in integrativ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namely on how to build a sound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perate mechanism of institutional norms, clear job responsibilities and content, strengthen the non-medicine training, simultaneously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aspects, achievement in preventive health care projects are summed up.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ative medical health service system, through analysis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in the creation of new common problems that exist in 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We believe, to build integrative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is imperative which should focus on innovating integrative medicine on public health service model, strengthening qualified talent team to improvepolicy-guaranteedsystem and continuing to increase funding of public health and make good publicity and promotion.
[Key words] New integrative medicine research; Public health service system; Institution study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人们的健康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中医预防保健的理念和方法越来越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推崇,人民群众对系统、规范、优质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构建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服务体系是在原有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的重要内容,两者互相结合,相得益彰,有利于提高全民的健康水平。
在现代医学中,预防医学是通过研究环境因素、行为和生活方式、医疗卫生服务、生物遗传因素等对健康的影响、疾病的分布规律及健康和疾病之间相互演变规律以制订维护健康、防治疾病、提高生命质量、延长寿命的对策和措施的一门学科[1]。中医预防保健体系是以中医养生理论为指导,以中医“治未病”为核心内容,针对不同个体持之以恒地进行综合调养,以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2]。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全面协调发展,在维护和促进群众健康中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作用。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正在成为区域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重要服务内容之一[3]。我国人口众多,但医疗卫生资源不足。中医药预防保健具有简便易行、低成本、高收益的特点,能实现百病安从来的理想效果[4]。
浦东新区作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及全国首批“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之一,现有三级中医医院2 家,三级中西医结合医院1家,二级中医医院2 家[5],设置中医科的公立医疗机构62家(其中综合性医院、专科医院、专业站所1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45家),中医门诊部10家,中医诊所49家。两年来浦东新区一直探索建立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将中医“治未病”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并覆盖至全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研究开展新型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
1 工作方法
自浦东开发开放以来,历届政府都高度重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浦东新区于2006年建立了由区政府主要领导为召集人,分管领导为常务召集人的浦东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下设办公室(设在卫生局),形成政府主导、相关职能部门协调、专业机构实施的推进协调机制。设立首批2亿元的中医药事业发展专项资金,在机制体制上为建设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打下了夯实的基础。同时,在2012年浦东新区政府下发的《浦东新区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积极推广中医‘治未病’工程,并将此工作列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自2012年起,浦东新区卫生局依据新区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构建新型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1.1 构建完善组织架构
浦东新区卫生局专门设立“中医药发展与科教处”,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实施面上统筹管理。2012年,在浦东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设立“中医预防保健科”、卫生监督所设立“中医监督科”;2013年,正式成立浦东新区中医药发展中心,负责全区中医药事业的管理。同年在妇幼保健所、眼病牙病防治所、精神卫生中心等防病专业机构中均设置了“中医预防保健科”,在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设“中医治未病”门诊,完成了浦东新区卫生局――各专业站所中医预防保健科――各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门诊的“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建立了政府主导、专业站所指导、基层医疗机构实施的三级中西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为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打下了夯实的基础。
1.2 规范运行机制体制
浦东新区将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并匹配每万人口3万元的中医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浦东新区卫生局建立对防病专业机构、各级医疗机构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考核评估机制,将考核内容融于公共卫生之中;考核结果与中医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挂钩;中医公共卫生服务经费的拨付体现以开展项目为测算单位,考核数量、质量为分配依据的原则。此外由浦东新区卫监所中医监督科负责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的监管与执法。至此,浦东新区政府层面落实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政策保障和经费保障。
1.3 明确工作职责与内容
2012年,浦东新区卫生局召集各防病专业机构中医预防保健科组建中医预防保健专家组,制订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所需的技术规范、工作内容和实施方案并组织各级医疗机构实施;负责专业指导、业务培训和组织管理;制订相应考核细则,成立质控组,承担对各级医疗机构质量控制、评估考核、数据分析等的工作职责。
各级医疗机构设置中医“治未病”门诊和相应“体验”工作室,全面推行面向社区居民的体质辨识、保健指导的中医“治未病”无偿服务;其中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社区卫生服务站、乡村卫生室作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网底,在防保职能部门指导和管理下,衔接现有防病网络和工作内容,全面实施属地化以宣教干预为主的综合性中医健康管理及相关的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工作。
2013年浦东新区卫生局制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浦东新区2013年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通知》(浦卫中医[2013]10号),在2012年明确工作机制、方向、职责和内容的基础上扩增了各专业站所服务内容和范围;修改优化了工作规范和考核标准。其中,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实施中医体质辨识、中医慢病防治(糖尿病、高血压病)、中医传染病防治(慢性乙型肝炎)、中医健康教育等项目;卫生监督所负责实施养生保健机构中医监督协管工作;妇幼保健所负责实施中医孕前保健、中医孕期保健、中医产后保健、孕妇学校中医宣教、儿童体质辨识、儿童中医健康教育等项目;眼病牙病防治所负责实施学生近视中医保健项目;精神卫生中心负责实施老年人认知障碍中医干预项目,为进一步强化工作质量和服务内涵明确了具体要求。
1.4 强化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中医预防保健(以下简称“非中”)人员培训
为解决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人员的紧缺问题,根据中西医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的需求,浦东新区卫生局先行先试开展“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中医预防保健规范化培训班”,委托浦东新区卫生培训中心联合上海中医药大学,共同举办了“非中规范化培训班”,组织专家编写“非中”教材,针对全区三、二级医院、专业指导站所、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的非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开展培训工作,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根据上海市卫生局备案同意后,颁发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资格证,准予在浦东新区执业范围内开展中医“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这些“非中”人员经过规范化培训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西医人才短缺的现状,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开展中医预防保健工作奠定了人力基础。
1.5 实施信息化同步配套
为了有效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基线调查、动态、监测与效果评估工作,浦东新区卫生局实施中医信息化同步配套,与西医健康档案(总档)模块融合,两年内开发了两期包括中医慢性病管理(高血压病、糖尿病)等10个模块的中医信息化软件,并在全区4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投入运用。信息化同步的实施,减轻了基层医务人员的工作量,缩短了基层医务人员统计所需的时间,提高了工作效率。
2 成效分析
通过两年的探索与研究,浦东新区所开展的中医预防保健项目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具体为:
2.1 中医体质辨识
浦东新区对在辖区所有中医治未病门诊接受体质辨识的人群进行调查、统计及分析,以了解该人群的体质状态与类型分布。纳入标准:①2012年6月~2013年10月在浦东新区55家中医治未病门诊接受体质辨识的对象;②对体质辨识服务知情同意。排除标准:不能对身体状况进行自我评价者;精神疾病者;未获知情同意者。共计收集2012年有效记录27 800份;2013年有效记录40 559份。
调查方法采用门诊就诊及健康体检相结合方式,体质辨识记录表包括基本信息、四诊合参情况、基础疾病状态及体质判定结果四个部分,基本信息主要指受调者姓名、性别、年龄、职业;四诊合参主要指医生对受调者望、闻、问、切的基本情况;采用回答《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表》中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气郁质、瘀血质和特禀质九个亚量表中的全部问题,各题按5级评分,计算原始分及转化分,以判定标准体质类型,原始分=各条目分值相加,转化分=[(原始分-条目数)/(条目数×4)]×100,计算各亚量表得分。最后由量表自测结合医生四诊综合判定受调对象体质类型,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8种为偏颇体质。
经过中医体质辨识后进行个体化中医健康管理干预,人群平和体质比例提高,8种偏颇体质中阴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5种体质有了不同比例的下降。见表1。
表1 2012、2013年人群平和、阴虚、痰湿、湿热、血瘀、气郁体质
占比情况(%)
2.2 高血压中医健康管理
从各医疗机构所在辖区的高血压西医不同组别管理患者中按5%比例进行选取高血压患者。依据已划定名单建立高血压中医电子健康档案,对选定并建档管理人群进行随访,中医随访为1次/季度,通过系统随访,提供个体化保健建议及宣教干预,得出中西医随访组较西医随访对照组典型症状改善率提高21.3%。
2.3 糖尿病中医健康管理
从各医疗机构所在辖区的糖尿病西医不同组别管理患者中按10%的比例进行选取糖尿病患者。依据已划定名单建立糖尿病中医电子健康档案,对选定并建档管理人群进行随访,中医随访为1次/季度,提供个体化保健建议及宣教干预,得出中西医随访组较西医随访对照组典型症状改善率提高19.7%。
2.4 中医健康教育
采取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在浦东新区36个街镇的46个行政村/居委各抽取30户家庭中15~65岁常住人口(居住并生活在一起累计6个月以上的家庭成员和非家庭成员)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由调查员深入样本户对调查对象进行询问调查,监测内容主要包括对象基本情况、中医知识理念、中医健康行为、中医基本技能及中医预防需求五部分。
两年来各医疗机构共开展中医健康教育活动969次,辖区居民中医健康素养得到提高,中医健康知识理念知晓率2013年较2012年提高6.5%;中医健康行为养成率2013年较2012年提高6.8%;中医基本技能掌握率2013年较2012年提高9.9%。
2.5 中医妇幼保健
在浦东新区所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浦东新区妇幼保健所和浦东新区妇幼院接受中医保健服务的对象中随机选择孕前、孕期、儿童纳入研究。
通过两年中医健康管理干预,中医孕前、孕期、儿童的中医体质知晓率、中医服务接受度、中医健康行为养成率均有所提高。见表2。
表2 孕前、孕期、儿童的中医体质知晓率、中医服务接受度、
中医健康行为养成率情况(%)
2.6 学生近视中医预防保健
浦东新区将接受近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项目的学生纳入评估对象,共纳入16家实施单位的3129名近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干预对象。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接受近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项目学生,在第4、8、12周贴耳穴时,由标准对数视力表测的裸眼、戴镜视力以及干预结束后通过问询获得眼疲劳缓解情况,将其数据进行前后比较分析。
干预对象的6258只眼睛在中医耳穴疗法之前的视力均数为0.57,在开展中医耳穴疗法第4、8、12周测得裸眼视力均值分别为0.60、0.62、064,随着中医耳穴疗法干预的开展,干预对象的裸眼视力水平呈现上升趋势。将中医耳穴疗法开展过程中第4、8、12周测得视力与基线视力分别进行配对t检验,差异均有高度统计学意义(均P < 0.01)。见表3。
表3 干预对象裸眼视力变化情况(x±s)
注:与基线视力比较,t = 11.58,aP = 0.00,t = 17.25,bP = 0.00,t = 21.24,cP = 0.00
3 经验体会
浦东新区借第一批“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的东风,在新区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工作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把握机遇,做好顶层设计,以搭建“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为抓手,充分发挥新区的中医药优势,采取多种手段促进新区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两年来初步探索了新型中西医结合的模式,创新了工作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体系,在实际构建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发展瓶颈,仍需要政府从体制上出台有力的政策措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服务需求[6]。
在探索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模式体系的过程中,笔者总结了目前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建中存在的共性问题:①尚未建立健全的服务体系网络与构架: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缺乏独立设置的中医预防保健机构;大部分中医医疗机构尚未设立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科室;其他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不够深入。中医预防保健工作制已存在公共卫生之中,但没有自成一派的服务体系网络与构架,未能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的作用。②相关政策和机制尚不完善:中医预防保健的内涵不够明确,构建和发展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政策不完善。中医预防保健机构准入管理、人员技能培训、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科室设置、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规范等中医预防保健的管理制度和相关标准规范尚未建立或不够完善;中医预防保健项目开展的政府补偿也尚未完善。③服务提供与群众需求存在差距:目前大部分医疗机构尚未提供全面、系统、规范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未能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有机结合。虽然有少数中医医疗机构开展了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但服务数量较少,服务面较窄;其他非医疗机构开展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不规范,甚至在有些地方存在服务混乱现象。中医预防保健服务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7]。
经过两年的实践,浦东新区在构建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总结了一些心得体会,具体为:
3.1 创新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随着人们对健康和预防保健的认识不断提高,中医预防保健的理念正深入人心,社会对中医预防保健的需求也不断增加,各种形式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正逐步开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中医“治未病”试点工作,在服务模式、服务范围、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服务监管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但是随着提供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机构、人员日益增多,由于中医预防保健内涵不明确,相关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政策制度、标准规范的缺失,导致其服务不规范、质量不高、手段和形式单一的问题变得突出[8],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2009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指出“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特色优势,将中医药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和技术。制订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机构、人员准入条件和服务规范,加强引导和管理”[9]。中医预防保健工作不可能单打独斗,唯有走中西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才是正道。因此,积极探索研究中西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构筑一个完整、科学、实用、可行的模式势在必行。
中医预防保健已经成为国家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可操作性高、价格低廉;居民接受度高、效果显著等特点[10]。笔者认为,应注重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服务模式创新,继续做大做强中西医结合的新型公共卫生服务模式,探索适合的组织构架,进一步拓展服务项目,做好效果的评估,提高服务质量和内涵,完善绩效监测和评估体系。
3.2 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预防保健人力资源尚不足,应加强专项人才队伍建设,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总体上,浦东新区公共卫生卫生人员无论在知识结构上,还是数量上,尚不能满足工作正常的开展,特别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服务机构,公共卫生人员数量不稳定,更难以提高卫生人员的知识结构。尽管浦东新区中医预防保健工作已经处于全国前列,但社区预防保健人员仍然存在学历低、职称不高、知识老化、专业面较窄及流动性大等情况。政府需加强政策引导,通过政策吸引人才,加强社区预防保健队伍建设。同时建立完善岗位培训与院校教育相结合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培养体系,采取优惠政策鼓励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生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11]。
目前,各级医疗机构专门从事预防保健工作的公共卫生医师由于中医药知识有限,且受到执业资格的限制,仅能开展一些简单的中医健康教育服务,不能满足社区居民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多样化和更深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具有中医执业资格的中医医师则忙于中医医疗和康复工作,很少有专门从事中医预防保健的中医医师[12]。因此,当下卫生行政部门应组织举办非中医人员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培训班,培训合格后下发合格证书,允许这些人员开展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工作。
长远来看,建议在各类中医院校中加大对中医预防保健专业人才的培养,同时加大职后教育的力度,对现有在岗的全科医师及非中医类别的医师进行中医知识的培训,从而在源头上缓解中医人才短缺的现状,为开展中西医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服务工作奠定人员基础。
3.3 完善政策保障制度体系
建立并完善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的配套政策,建立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确保中医特色预防保健体系建设的投入和合理补偿。选择一些效果好、可及性强、价格低廉的中医预防保健服务项目纳入公共卫生服务,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组成分;制订中医预防保健服务项目和收费标准并有选择地纳入医保报销目录,为中医预防保健领域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制订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机构的设置标准,从业人员准入标准,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机构实行行政许可,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资格认证与注册管理,建立定期考评制度,健全有关管理规范,制订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为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4 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
目前,虽然政府已加大对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视与关注,但是仍应继续加大对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事业的资金投入,争取政策的倾斜与扶持,使我国人均卫生资源的拥有量与人民生活要求相适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对公共卫生资金的使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同时加强对公共卫生资金使用审计和监督,杜绝所有不合理与浪费的现象。
3.5 做好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宣传和推广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知识分子、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普通员工、机关干部、白领阶层成为亚健康人群,而中医药在该领域有着丰富的防治经验[13-16]。同时,有调查显示我国青少年对中医药知识欠缺了解,获得途径不畅[17]。因此,做好中医公共卫生理论和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实践工中,针对社区居民、部队官兵、企事业、机关单位人员、学生等人群,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种中医宣传,推进中医药文化、中医预防保健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进部队、进机关、进学校”,从而逐步使居民能真正了解中医“治未病”的理念与知识,解决我国目前广大居民自我保健意识淡薄的问题,为各人群提供中医预防保健知识。
社区居民对中医预防保健的需求不断增加,中医预防保健的理念正在不断的深入人心,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应该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浦东新区作为“国家中医药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及全国首批“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之一,将会进一步加强总结与积累,先行先试,开拓进取,力争为上海市乃至国家构建中西医结合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供有用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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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关键词:海南;黎族;黎药;民族植物学
一、前言
海南岛为我国最具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地区,是我国第二大岛屿。全年气候湿热,虽仅有3.4万平方公里,但占据我国热带国土的约62.5%。海南岛上具有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其中,可作药用的有3000余种,特有植物有600余种[1]。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也是我国仅分布于海南岛上的少数民族,据史料记载在海南岛生活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黎族人口有约110万,占海南省总人口的16.41%,主要聚居在三亚、琼中、东方、陵水、五指山、保亭、乐东、昌江、白沙等民族自治市(县),部分散居于屯昌、澄迈、定安、万宁、儋州、琼海等地。根据语言习惯和文化特征的不同,可将黎族划分为润、祀、哈、美俘和赛5大方言区。黎族聚居地多在海南岛的中南部山区,那里阳光丰沛,雨量充足,地形复杂,土壤肥沃,植物种类多样。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得他们的生活起居获得了物质上的保障的同时,也为他们防病治病提供了充足的药物。黎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因地取材,学会了在其特定的生活环境中选择可作药用的植物,了解其药性及疗效,对症下药。据史料记载,早在远古时期,黎族百姓对草药的形态、性味、功效、分类、采集和加工等就有了较为全面的认识,他们在医药知识的积累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医药文化[3]。
二、研究地点与方法
1、调查地点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千家镇扎灶村、抱由镇佳西村、尖峰镇尖峰岭国家森林公园、中国林科院热林所试验站、五指山市水满乡水满村、儋州市海南热带植物园
2、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了解黎族的历史文化特点及黎药与民族植物学相关的信息,选取调查点。在野外调研的过程中运用民族植物学的方法,进行相关黎药植物的调查,并采集凭证标本,最后进行凭证标本的鉴定及整理记录。
在野外调研时,采用关键人物访谈法,分别在扎灶村、佳西村和水满村选取4位当地的草医作为访问对象,并随其在野外采集有药用的植物,记录植物的当地名称、药用部位、使用用法、疗效及禁忌等。在对村民的访谈过程中采用“5W+1H法”进行提问。
最后进行收集到的材料的整理,包括鉴定凭证标本、整理和评价黎族对于药用植物的用法,最后进行黎族药用植物的民族植物学编目,将结果记录和表现出来。编目的内容包括植物的中文名、拉丁名、当地名、所属科属、药用部位、使用方法、功效等。
三、结果与分析
1、黎族药用植物初步整理
经我们的调查共采集和记录了黎族药用植物共84种,隶属于48科76属。其中豆科(Leguminosae)药用植物最多,共8种,占9.5%,分属于该科8个属;其次是菊科(Compositae,6个属)、大戟科(Euphorbiaceae,5个属)、紫金牛科(Myrsinacea,2个属),分别占7.1%、7.1%、4.7%。同科同属药用植物紫金牛科(Myrsinacea)紫金牛属(Ardisia)植物最多,为3种;大戟科(Euphorbiaceae)五月茶属(Antidesma)、海金沙科(Lygodiaceae)海金沙属(Lygodium)、蓼科(Polygonaceae)蓼属(Polygonum)、姜科(Zingiberaceae)山姜属(Alpinia)、茜草科(Rubiaceae)耳草属(Hedyotis)、芸香科(Rutaceae)花椒属(Zanthoxylum)各为2种。分析以上统计数据可知,黎族医药选择使用的植物具有多样性及广泛性,表现为黎族药用植物涉及到比较多的科和属,而且并没有某科或某属的种类数量特别突出。
2、黎药植物的药用部位分析
药用植物的具体功效与其使用的不同部位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同样的一种植物,入药部位不同,表现出的功效就有可能不同[7]。如三叶鬼针草(Bidenspilosa)根煮水喝可治腹泻,叶可做野菜;暗罗(Polyalthiasuberosa)果实及叶可治毒蛇咬伤,而根及树皮做解热药。数据统计表明,叶的使用频次最高,为24次;最少的为花,为0次。全草(5次)和叶、根(5次)等的使用频次高,而果(3次)和花的使用频次较低,体现了黎族草医用药具有“随采随用”的特点[8]。而且对于多部位都可入药的植物,黎医们并不会进行“毁灭性”采集,原则为能用叶子则不用茎干,能用地上部分就不用地下部分,这种采集方式对于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及药用植物的可持续利用具有重大的意义。
3、药用植物用于治疗疾病的类型分析
用于去火消炎的药用植物有11种(13.1%);骨伤接骨的有7种(8.3%);祛风除湿的有5种(6.0%);虫蛇咬伤的有5种(6.0%);腹痛腹泻3种(3.6%);止咳3种(3.6%);肝炎3种(2.4%).分析结果表明,黎医使用黎药治疗的一些疾病比较集中,针对常见疾病的药用植物种类数也较多。疾病的发生往往与当地的气候特点、环境特征和民族生产生活方式密切相关[4-6]。海南岛常年高温多雨,岛民极容易出现上火发炎的病症,因此用于去火消炎的药用植物种类数最多。治疗某些易发病和常见病的植物种类数比较多,也反映出黎族草医行医时可供他们进行选择的药物比较多,并且不局限于某些种类。因此,他们不仅能够较为便捷地采集到所需的药物,并使得医治病人更为有效,同时避免了因为过度采集和频繁采集而导致的资源匮竭。从这一点上也说明黎族民间医生在医疗实践过程中说采取的药物采集方式是可持续利用的,是具有保护意识的。
4、黎族医药与中医药的比较分析
黎族的医药知识是当地黎族居民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比较悠久的历史。在查阅文献的基础上,将黎族所使用的草药与中国的传统医药进行了一定的比较。发现黎族的民间医生所使用的植物与中医使用的药用植物具有相似性,如两面针(Zanthoxylumnitidum)均用于消炎止血;火炭母(Polygonumchinense)均用于治疗乙肝。而同时,也有一些药用植物的用途与传统中药有很大的不同,如黎族草医用节节草(Equisetumramosissimum)作为单方药治疗高血压,在中药中其是作为清热药出现的;而在中药中用于虫蛇咬伤的杠板归(Polygonumperfoliatum)在黎药中是用于止咳治疗喉咙痛的。可见,黎族医药与中医药的差异是存在的。
四、讨论
黎族是海南的土著民族,其生活习俗、居住的环境以及宗教思想等方面均有别于汉族和中国其它的少数民族。当地的疾病类型、使用的药物的种类,还有具体的用药方法等都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通过田野调查和研究,能够发现不同的药物可以用于治疗同一种疾病,或者能够发现到一些新的药物。不同地区多样性的药物资源丰富了我国多姿多彩的民族医药文化,在当前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对不同地区的药物资源进行有效开发、利用及保护,将对我国地方经济和医药事业的发展,以及全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这些资源起到重要的作用。黎族居民本身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拥有的草药知识往往是仅通过口头传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因此容易产生一些误传、失传甚至讹传的现象。这些情况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传统民族医药的继承与发展。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很多医术高明的民间草医大多已年纪很大,或已经离开了人世。另外,这些草医通常也不愿意将医术传给“外人”,只愿意传给子女。可是在现代社会,他们的子女却又大都不太愿意学习这些传统的医药知识,从而导致老一代人掌握的这些先进有效的医术正在不断失传。很多与黎族民间传统医药相关的知识仍旧未被收集、整理并加以研究。随着时间的流逝、环境的改变、现代医学的普及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如今能够熟练掌握黎族医药知识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及时对这些知识进行收集整理,这些宝贵的传统知识将会失传。因此,相关部门应重视此种情况并组织科研人员进行深入挖掘、整理、研究以及保护和开发,让黎族当地的医药知识为当地居民服务,也为我国现代医药产品的研究和开发提供更多更有价值的资源。(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生命与环境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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