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象灾害的说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关于气象灾害的说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气象；三农服务；措施

中图分类号：P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60532043

1 现今气象三农服务中的问题

1.1 天气预报的预测不够精准的问题

在农作物的成长中，它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其中对于水的获取、对光的获取、与对热能的获取最为重要。它们的分布与组合对于农作物的生产产生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所以进行提前的天气预知就显很有必要。但是由于气象的预测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现在的天气预报工作进行的还不是很好，往往会存在着对于天气的预测不准确的情况。

1.2 近些年来自然灾害频发、极端的天气增多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国家，在以往的农业生产中，就有着靠天吃饭的说法。这就是指农业生产对于天气的依赖性，特别是对于那些突发的、重大的自然灾害，往往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冲击。并且在最近的几年以来，全球的气候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在全球各地的发生频率都变得更加的频繁。在我国，这种情况的影响也同样是广泛的，像是干旱的灾害、低温的冻害、频繁的沙尘暴、洪灾等在我国各地的发生频率比之以前发生的也更加的频繁。

1.3 对于气象信息的传输存在滞后与盲区的现象

在一些农村地区由于传输的手段有限，对于一些气象信息的传输往往会形成一些盲区，特别是那些比较偏远的地区，他们对于气象信息的接受总是有着滞后或者是根本接收不到的问题。这样一来就会使得广大的地区由于气象信息的不准确，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受到了影响。对于这样的问题，往往就是可以通过加强信息的传输解决的，但是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没有进行根本上的解决，使得农业生产没有得到更好的保障。

2 提高气象三农服务能力和水平的具体措施

2.1 加强天气预报工作的准确性

天气预报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加强天气预报工作的准确性也十分的必要的。进行天气预报工作的加强也需要从多个方面来进行，要使得天气预报的数值预报能力得到提升，使得数值的预报水平得到相应的提高；要对那些形成灾害的天气形成过程进行有效的总结，进行预报的经验的总结。更好的对以后的预报工作做准备。还要对于天气预报工作的技术的开发工作，建设一个进行预报系统的平台。对于从事天气预报工作的人员，要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还要通过建立监察机制的办法，对他们的工作进行有效的监督。保障天气预报工作的质量。

2.2 要加强对气候资源的利用

加强对气候资源的利用，就要建立一套关于气候资源的利用与进行气候资源的监测的体系，使得气候资源得到一个合理的规划。对于那些重大的工程项目要进行合理的在气候方面的可行性上的论证，对于气候的变化对于工程的影响要进行一个科学的评价。对于那些自然的能源资源也要进行合理的利用，像是对于风能、太阳能的利用，使得气象资源的利用更加的全面。同时利用先进的技术，像是遥感技术等，利用它们的先进性，使得对于旱灾、洪涝、虫害等自然问题得到有效的监测。

2.3 拓宽气象信息的途径

在以往的气象信息的中，往往就是天气预报与各种手机的信息等途径，在以后的信息传播上，要在各个方面各个途径上进行发展。可以利用农村的广播、利用气象的报警系统、短信、电视等多个方面的途径进行综合的信息传播。特别是要加强与相关的天气预报的广电部门的合作，利用它们的优势进行广泛的天气预报传播。

3 结束语

气象问题现在已经是影响农业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了。各种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农作物的产量受到了大量的减产。而加强气象服务可以在最大的程度上缓解气象灾害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同时还可以通过提前的气象预判，利用不同的气象为三农工作服务，从而使得农业生产得到提升。使得三农工作的进行变得更加的有效率，提高农业的收入，改善人们的生活；也可以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为社会的发展起到更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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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coastal geological hazards; silt deposit of bay; collapse; ground fracture;sea water intrusion

关键词海岸带地质灾害、海湾淤积、崩塌、海水入侵、地裂缝

The coastal geological hazards types and evaluation of an under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park in Zhanjiang Donghaidao

Wang Wenting

(China Railway Fifth Survey And Design Institute Group Co. Ltd., Beijing 102700)

Abstract: The policy of “The economical and intensive utilization of land” has greatly adva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coastal zone. The project like “reclaiming land from the sea” etc. has been massive, and which encounter the complexity and importance of coastal geological hazards between the intercross of Huma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pontaneous mutation. The research and survey of inland geological hazard has relatively in depth, and the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system has been established, but, in the coastal zone how unsubstantial was.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ies of Land-Ocean Interactions,more and more demonstration and analysis to the coastal geological hazards are ha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中图分类号： F407.1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为贯彻“节约集约利用土地”的重要指示， 广东省于2008年组织开展“节约集约用地先行先试专题试点”工作，并提出湛江市等五市区作为“开展围（填）海造地专题试点工作”地区。为了落实广东省围海造地试点工作的要求，湛江市提出在东海岛开展围（填）海造地试点工作，一方面通过围海造地解决东海岛土地资源紧缺的难题，为产业发展腾挪更充足的建设用地，并以此保护岛上的宝贵的耕地资源，另一方面，可通过围海造地工作进一步挖掘东海岛海洋岸线资源的价值，通过港口岸线的整合为建设大型港口群奠定基础。在此背景下，湛江市积极组织东海岛的围（填）海造地论证，确定了“保护耕地，向大海争取发展空间”的基本思路。

东海岛位于湛江市南部。西临通明海，东南与洲岛隔海相望，东北为湛江港，南濒雷州湾。该园区位于东海岛西北部，总面积30.96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24.24平方公里，需要填海面积6.72平方公里。园区北部需填海造地，临海岸线漫长曲折，长约12公里，约占整个东海岛海岸线总长的近50%。

2 区域地质概况

华南沿海地壳运动经历了4个旋回和3个阶段。即加里东、海西―印支、燕山和喜马拉雅4个旋回。震旦纪―志留纪地槽阶段、泥盆纪―中三叠纪准地台阶段和大陆边缘后动阶段。其相应的构造活动形迹主要是褶皱和断裂。

加里东旋回自震旦纪开始地壳处于下沉阶段，奥陶纪至志留纪期间为回返阶段，志留纪末地槽封闭与褶皱造山―加里东运动。该时期粤西岸段普遍出露震旦系地层，是一套由片岩、千枚岩、黑云母片麻岩、花岗片麻岩和混杂岩组成，夹层活岩脉为基性火山岩。在廉江―杨梅一带的南北两侧岩性为石英砂岩，片麻岩及花岗片麻岩，具有片麻构造，岩性十分坚硬和致密，抗风化和抗侵蚀能力强，倾向南，倾角50°-80°，厚度大于1500m；泥盆纪至中三叠纪末，海南岛进入海西―印支旋回，石炭纪和二叠纪中有几个假整合面，下三叠纪与古生代混合岩呈角度不整合接触；从晚三叠纪至白垩纪末属燕山旋回，形成广泛分布的火山岩带、复式侵入体以及众多的断裂；第三纪和第四纪属喜马拉雅旋回，主要以海底扩张、南海形成、火山活动和断裂运动反映。沉积相随地貌单元不同而变化。

3 海岸带地质灾害类型与特征

3.1 海岸带地质灾害

关于海岸带地质灾害, 至今尚无明确定义[5]。海岸带, 一种较为笼统的说法是指陆地与海洋的交接、过渡地带。广义的概念则指直接流入海洋的流域地区和外至大陆架的整个水域, 但狭义的概念通常指海岸线向陆海两侧扩展一定距离的带状区域,由彼此相互强烈影响的近岸海域和海陆地组成。海岸带的宽度无统一标准, 因海洋类型和研究目的不同而异。

罗元华等根据地质灾害的分布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和空间特征, 将地质灾害分为山地地质灾害、平原地质灾害、海岸地质灾害、海底地质灾害、矿井及人类工程地质灾害；刘守全等将南海灾害地质划分为构造的、海岸的、海底的和浅层的, 并指出海岸的灾害地质仅与海洋作用有关, 不包括地面下沉；刘洪涛将地质灾害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 分为11 类48 种, 并指出海岸带灾害包括海平面升降、海水入侵、海岸侵蚀、海港淤积、风暴潮等；戴亚南等在研究江苏沿海海洋灾害类型时, 将海洋灾害分为海洋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气候灾害三种类型。以上研究成果均提及海岸带出现的各种环境问题, 并归纳了部分涉及海岸带的地质灾害种类, 但没有明确给出海岸带地质灾害的涵义。此外, 在部分分类中将海洋灾害、气象灾害与海岸带地质灾害相互混淆。本文采用刘洪涛[6]对海岸带地质灾害的分类方法。

3.2 海洋外动力不稳定性诱发的地质灾害

由海洋动力变化导致的海底不稳定，称为动力不稳定性。主要指波浪、潮汐、海流的周期性荷载导致施加于海底沉积物的应力增加，当施加的应力超过沉积物强度时将引发海底变形及破坏。

园区地处热带，常受热带风暴和台风的影响，每年5-10月台风入侵频繁。由热带风暴或台风引起的增水形成风暴潮，使潮位急剧升高，严重威胁围堤工程的安全。一旦海堤决溃，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将造成严重损失。北部海岸带属背风面的淤涨岸，呈条带状分布的海积平原，地势低平，易受风暴潮危害，历史最位标高达6.1m。

这种带状分布的地质灾害，由风暴潮引起的防波堤坍塌等水动力致灾的海岸侵蚀线状的地质灾害，一般存在至少三个致灾因子：①筑堤前没有经过项目评估，没有对该区的气象水文要素、工程地质环境，特别是海底地质、地貌进行调查，海底是否存在脆弱的地质体；①设计施工出问题，筑堤之前基础没有做过任何处理，采用材料不当；灾体废墟中未见压浪预制件或2t以上的块石等，造成基础不牢、堤身脆弱；③地处近湾口，波浪强大，沿岸流和潮流比较强烈，平时水动力受堤坝阻止后在堤外周边产生涡流加强了底流。堤底基础经沿岸流、底流的连续冲刷，从形变到蚀变，从蚀变到质变，在略大的风力与波浪冲击下发生塌堤，塌堤后水动力条件的改变致使大陆岸段的沙滩被侵蚀而消失，岸滩蚀退导致后方的避风塘巨砾成堆，渔船便不能在此避风[2]。

围海造地作为建筑场地，系大面积填土和处理地基，各种建（构）筑物的造价较高且易发生地基不均匀沉降问题，海岸淤涨明显、漫滩宽阔，近岸2km内水深小于2.0m，建港条件很差；在海漫滩地带修筑的各种围堤、泵站及水闸，因地基软弱，易发生不均匀下沉或沉降过大，或引起建筑物的开裂，影响工程抵御暴潮的能力，各地段的围堤和北部红星水库的堤坝因暴潮侵袭发生过多起决口、崩溃现象。因此，类似工程除保证其主体结构的质量外，还应注意软土地基的处理。

3.3海岸带岩性――重力诱发的地质灾害

园区北部海岸带沿海均被第四纪堆积覆盖，民安、东山、文参等村镇沿岸地貌以海蚀二级阶地为主，局部为一级海蚀阶地或海积平原。地形平缓，地面标高小于20m。外动力地质作用总体较弱，物理地质现象不发育，地面稳定性好。地基土普遍存在软粘性土，土体岩性类型和结构也较复杂。主要岩性类型有老粘土、中粗砂、软粘性土，局部为淤泥类土（含泥炭土）。海蚀阶地主要为老粘性土/中粗砂/老粘性土，首层老粘性土厚度多为5―15m;海积平原为淤泥类土/软粘性土/中粗砂/老粘性土、淤泥类土/泥炭土/老粘性土。

各种海洋动力条件变化造成周期性荷载，对土体的力学性质影响很大，在不排水的条件下，孔隙水压力增大，土体强度下降，软弱层在动荷载下表现出如下特征：①触变性：黏土颗粒接触面胶结对沉积物力学性质影响很大，在外动力扰动下，粒间结构连接被破坏，土体强度降低呈软塑至流塑状态。当外力消失、土体处于静置状态时，由于颗粒间凝聚作用可使粒间结构连接逐渐恢复。触变可多次重复发生。②蠕变性：黏土质海洋沉积物在恒定或连续变化的应力作用下，在未超过临界值条件下，随时间增长发生了缓慢长期的变形。一旦变形和强度超过临界值，将导致土体破坏。此类地基土的组合在外动力侵扰下易发生地裂缝以及由风暴潮引起的海岸侵蚀导致海岸崩塌、海水入侵等地质灾害。

5 结束语

对于任何灾害的发生都难免带有推测性。海岸带沉积物的变形与荷载呈非线性关系，变形模数不是常数，而与荷载大小相关。触发初始状态的破坏和变形的外力因素往往是地震及波浪、潮汐的加载，其影响因素是复杂而综合的。

海岸带地质灾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当人类的经济活动未触及它时，只是地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只有当人类的发展与经济活动涉及到它的时候，这一过程过程才会成为危及人类生命财产的灾害。人类越是发展，经济越发达，对海洋的开发利用程度就越高，灾害及次生灾害的种类也就越多，造成的经济损失也就越大。要大力开展海岸带的灾害调查及建立减灾防灾体系，同时做好海洋功、能区划，加强海岸带管理，同时适当提高海岸带工程设计标准，采取生物学与工程学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打造稳定和谐的海岸带。

参考文献

[1]谢先德，朱照宇，谭慕陶，等. 广东沿海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M].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3:259-327

[2]李培英，张海生，于洪军，等. 近海与海岸带地质灾害[C]. 北京：海洋出版社.2010:126-132

[3]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新城规划（2009-2030）说明书

[4]张俊香，黄崇福，刘旭拢，广东沿海台风暴潮灾害的地理分布特征和风险评估[J].应用基础与工程科学学报，2008，16（3）：393-402

[5]黄玲玲，成建梅，刘军，等.海岸带地质灾害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进展[J].水文地质工程地质，2009（1）：133-137

[6]刘洪涛. 地质灾害面面观[ J] . 科技视野, 2004（9）：24- 25

The coastal geological hazards types and evaluation of an under construction industrial park in Zhanjiang Donghaidao

Wang Wenting

篇3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超大城市社区功能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16）04-0109-07

2014年，中央出台《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引导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值得关注的是，城市规模的划分标准重新做了调整，城区常住人口一千万以上的城市升格为超大城市。依据新的标准，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6座超大城市。同时，规划特别提到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包括人口过度集聚、外来人口集聚区人居环境较差、公共安全事件频发、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2014年1月，“城市病”首次被写进北京的政府工作报告。2014年3月，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努力走出一条符合超大城市特点和规律的社会治理新路子。那么，新型城镇化对超大城市社区功能有哪些新的要求？超大城市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需要做哪些调整和改进？这些都是亟需研究的问题。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超大城市的社区功能

1.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融合功能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人口流动主要集中在沿海、沿江地区的战略区域，如长江城市经济带、珠三角沿海地区、京津经济圈等，都是超大城市密集分布的地区。人口迁移主要是为获得发展机会、增加收入以及享有良好医疗、教育条件等，但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234亿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能在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方面享受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大量流动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给超大城市发展带来诸多风险隐患。统计显示近10年北京市70%的犯罪是外来人口所为，上海为72%，深圳则高达98%。①因此，超大城市社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发挥社会融合功能，促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从国外大城市发展的经验看，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尽快将大量来自不同地域和持有不同文化的移民吸纳和同化进它的社会，就会对城市体制形成潜在的威胁，成为社会动荡和相互对抗的根源，甚至导致体制的解体。[美]帕里罗等：《当代社会问题》（第4版），周兵等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97页。2013年1月，总理前往国家粮食局考察时指出促进城市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性。他强调，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特别是推动农民工的市民化，让他们逐步融入城镇。王子约：《新型城镇化思路：核心是人的城镇化》，《第一财经日报》2013年2月4日。2015年12月20日，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再次强调指出，超大城市等各类城市是我国各类要素资源和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实现现代化必须抓好城市这个“火车头”，推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把促进城镇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有效化解各种“城市病”。

2.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保障功能

新型城镇化强调城市可持续发展、公共服务能力和改善民生。大量流动人口融入超大城市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要有就业支撑和服务保障。由于人口众多，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成本更高、难度更大。目前，上海、北京、天津等超大城市每年保证居民衣食住行、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高达数百亿元，面对日益密集和多元化的公共需求，政府难以提供精细、完善的服务。从国际上看，超大城市的社区公共服务大多由社团组织操作完成。香港约有170个社会团体，下属的各种工作机构有2700个左右，基本承担了全港老年人、残疾人、家庭、妇女和青少年教育等各种社区服务，这些服务大多是由志愿者免费提供。纽约皇后区第三社区的“杰克逊街区行动组”（Jackson Heights Action Group）通过邻里居民、小企业主相互帮助的方式为社区居民提供免费服务，包括为移民提供相关指导和帮助，协助居民办理健康卡，为失业者寻找就业机会或提供就业信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为青少年提供技能培训，为无家可归的人、病人、失业者以及贫困居民提供生活帮助，组成公民巡逻队在治安比较差的地段开展治安巡逻等。有数据表明，美国社区志愿服务一年创造的社会经济价值高达2250亿美元，于燕燕主编：《中国社区发展报告2007-2008》，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169页。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超大城市的公共服务压力，也促进了移民的城市融合。到目前为止，中国向超大城市迁移的人口数量有增无减，据预测，2030年天津市人口将达到2500万。城市规模的扩大愈加显示出社区保障的重要性。“城市区域范围的扩大使城市的变化更加复杂和迅速，给人们带来不可靠和不安全的感觉。城市过大，让个人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寻找自我，人们通过生活在一个易于理解的、社会关系可以预知的社区中，以便混乱达到最小。”[美]贝利：《比较城市化：20世纪的不同道路》，顾朝林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2页。

3.超大城市社区的社会安全功能

超大城市面临的自然、社会风险压力大。中国千万以上人口的超大城市都分布在气象灾害、海洋灾害、洪水灾害和地震灾害十分严重的沿海及东部平原、丘陵地区。由于超大城市人口密集，同等规模的事件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比如近期发生的天津港大爆炸以及深圳的山体滑坡均证明了这一点。一些暴力、恐怖事件的制造者为扩大社会影响往往将目标选择在人口密集的大城市。早在2004年，北京市11位人大代表针对频繁出现的公共安全事件提交了一份名为《必须高度重视涉及城市公共安全的“风险管理”》议案，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由于人类需求关爱和守望相助的本性与大城市所代表的环境特征在很多方面存在抵牾，需要通过社区缓解个人压力、矫正城市发展状态。尽管很多学者预言在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洪流当中邻里社区的消亡不可避免，但作为城市社会的基本组织细胞，社区仍然是解决城市问题的重要手段和载体。为此，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提出加强顶层制度设计，统筹推进人口管理、城镇住房、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重点领域改革，形成有利于社区发展的制度环境。

二、超大城市社区功能发挥的现状及问题

1.社区发展的行政化色彩浓厚

根据相关政策法规，街道办事处是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委会是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工作站则是街道办事处派驻到社区的工作和服务机构。居委会没有独立的经费来源，均由政府财政拨款解决，因此虽然设置了社区工作站，但居委会承担的职责很多属于政府职能范畴，包括城市管理、安全生产、计划生育、人口统计甚至招商引资等。政府设立社区工作站的初衷是想通过“议行分设”把不属于居委会工作职责的行政性工作分离出来，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和服务。但实际情况是社工站的进入加深了社区的行政化管理色彩，导致居委会“边缘化”“空心化”问题严重。社工站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履行行政职责上，被居民视为政府“管理人员”而非专业服务人员。2013年，九三学社深圳市委员会通过一年多社区居民满意度调查后指出社区工作站真正开展社区服务的精力不到20%，因此建议深圳市政府“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做大、做强居委会。刘永新：《深圳应逐步撤销社区工作站》，《深圳特区报》2013年1月15日。

社区发展行政化的另一个表现是社区经费多少主要取决于所在行政辖区的财政能力。以北京为例，东城和西城两区面积仅占全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74%，却容纳了大量的经济、社会资源。两区的住宿餐饮业单位密度是海淀区和朝阳区的3倍，石景山和丰台区的9倍；拥有的医疗文化资源远高于其他城区，博物馆占全市的41%，公证处办证总量占全市的56%。杨卡：《中国超大城市人口集聚态势及其机制研究》，《现代经济探讨》2014年第3期。目前天津13个市辖区的财政收入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财政收入最高的滨海新区人均投入每个社区的经费为112万元，而财政收入较少的河北区投入社区事务的人均经费仅为400元。资料来源：天津市统计局：《2014年天津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对中国6大城市25个街区的家庭调查显示，行政辖区财力不均导致部分社区保障功能弱化，城市贫困高度集中在改制企业宿舍、城中村等几类社区和社会群体，一些低收入社区贫困发生率高达22.4%，下岗职工和农村移民成了中国城市两个主要贫困群体。ShenJing He， Fulong Wu and Chris Webster， “Poverty Concentration and Determinants in China’s Urban Low-income Neighbourhoods and Social Group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no.2， 2010， pp.328～349.

2.社区无法提供充足的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是由人际关系所产生的资源，包括物质和心理的援助，比如资源和信息共享、情绪感染、心理支持等，这种支持系统（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在促进社会融合方面具有显著功能。但流动人口在超大城市就业中获取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家庭、亲友等私人网络以及老乡会、同乡会等地缘组织，社区不在他们的支持网络之中。超大城市社区无法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已经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市民化进程。重庆的户籍改革实验遭到抵制，部分农民不愿意参加户籍改革，认为城市无法提供必需的福利，成为市民反而会使他们失去传统的包括土地在内的多元化谋生方式和以亲属关系及村落为基础的互助网络。“在认为缺乏国家正式福利的情况下，这些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网络可以帮助他们抵御生活风险，因此特别重要”。Nick R. Smith，“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and Peri-Urban Precarity in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no.S1， 2014， pp.369～383.

社区提供社会支持需要掌握一定的社会资源，但很多资源都控制在开发商、物业公司和社区驻地单位的手中。有调查显示，北京市的社区已没有公共资源可供居民集体所有和支配。郭伟和：《身份之争：转型中的北京社区生活模式和生计策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26～127页。对上海、天津、广州民间养老机构的调查显示，由私人和企业经营的养老院占581%，社区养老院只占287%。其中，一家近十万人口的社区养老院只有四张床位。Linda Wong and Jun Tang， “Dilemmas Confron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 Care Homes for Elderly People in Chinese Cities，” Pacific Affairs， no. 4， 2007， pp.623～640.对北京30个社区的调查显示，只有25.7%的社区提供老人院服务，回答所在社区中有托儿所的人仅占受访者的136%。沈千帆主编：《北京市社区公共服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165页。对天津45家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调查显示，没有一家可以提供27种基本医疗诊断服务，只有一半社区医生可以进行心肺复苏和清创术。Wei Zhou and Yanmin Dong，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Capacity in China： A Survey in Three Municipalities，” Journal of Evaluation in Clinical Practice， no.19， 2013， pp.167～172.

3.社区缺乏风险意识和应对机制

由于社区保障和支持能力不足以及人际关系的冷漠和疏离，社区在面对超大城市快速扩张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时显得不知所措。比如部分弱势群体因生活困难铤而走险、城市在改造拆迁过程中屡屡出现邻里矛盾、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以及家庭房产权的纠纷等，社区均难以发挥协调功能，导致上访、恶性冲突事件以及“民转刑”案件时有发生。中国城市居民危机意识淡薄，应对突发公共事件能力低下。虽然很多超大城市已经或正在建立“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风险管理体系，但以社区为主的第四级网络建设普遍薄弱，居民委员会的财力、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都难以适应危机管理的要求。郭济主编：《中央和大城市政府应急机制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73页。绝大多数社区没有建立风险预防和控制机制，也没有专业人员负责培训社区居民的应急能力和应急意识，难以应对自然灾害、公共安全等突发事件。

4.城市社区规划的技术化倾向突出

按“新城市主义”观点，“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理念始终贯穿这样一种精神：城市建筑的改造不应同时“拆除”居民的“伙伴关系”和社会资本；社区计划必须将公共领域的重要性置于私人利益之上以确保社区社会结构有助于促进社会整合、加强区域社会资本，这已成为创造一个新型社区最基本的原则。Nessa Winston， “Regeneration for Sustainable Communities？Barriers to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Housing in Urban Area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no.18， 2010，pp.319～330.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主义和工具理性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中盛行，城市的规划和住房政策的制定以经济效益为导向，将人的生活和情感排斥在外，社区逐渐丧失了其作为社会组织的整合功能。“从20世纪的‘开发区时代’到当今的‘新区时代’，充分挖掘并借助规划的力量实现土地交换价值的提升。而空间作为体现市民社会内涵、行使市民权利的重要场所的使用价值和意义却常常被忽视。”李强等：《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社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页。为防止超大城市面积过度扩张，“十二五”期间国家明确要求超大城市提高住宅用地比例和容积率。很多城市因此禁建六层以下建筑，新建楼宇以高层为主。高容积率虽然可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却导致同等面积下社区人口急剧增长。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超大城市之前曾试图扭转城市规划过于偏重经济和技术的倾向。2003年上海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上海市城市规划条例的决定》，将“增加公共绿地、公共活动空间，降低建筑容量，控制高层建筑”（“即双增双减”）以法规的形式写入修改后的规划条例并于同年12月1日起实施。目前“双增双减”的说法已极少被当地政府提起。徐健：《提高城市容积率：当诱惑遭遇现实》，《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4月8日。由于人口的空间集中度高，超大城市社区规模普遍偏大，上海人口密度较高的黄埔区和静安区平均每个居委会辖区人口规模达到10万人。天津绝大多数社区在2000户左右，有的甚至达到15000户，人口规模大大超出邻里认同范围。

三、超大城市社区功能如何发挥？

1.通过法制化、社会化手段协调政府与社区关系

充分发挥社区社会融合、保障功能的重点是处理好居委会、社区工作站和街道办事处的关系。从20世纪8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社区建设失败的教训看，社区发展最大的问题在于政府对社区控制太多，使得社区无法决定自己的发展。复旦大学发展与政策研究室编：《城市治理与中国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虽然中国各大城市普遍建立了“社区工作准入制度”，要求做到“权随责走、费随事转”，没有经过审定的工作擅自进入社区，居委会有权拒绝。但执行效果却不理想，主要是这一制度对政府职能部门缺乏约束力。为保障居委会和社工站履行社会保障职能，在“社区工作准入制度”基础上还应制定《社区依法履行职责事项》和《社区协助政府工作事项》，凡未列入公布事项的，政府部门不得随意要求社区予以承担。由于社区工作站的行政属性使其公共服务职能异化，长远看，应该推动社工站的社会化，使其成为配合居委会提供专业服务的社会组织，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将公共服务的职责转移给他们。通过法制化和社会化的手段逐步扭转社区发展的行政化倾向。

2.建立社区公共财政和基金扩大社区资金来源

为推动移民的社会融合和提升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能力，超大城市可考虑建立过渡性的社区公共财政，由市级政府进行财政统筹预算，以社区常住人口数、流动人口数为基本依据，结合社区管辖面积、居民成分、地理位置等因素确定年度社区经费标准，并适当增加改制企业宿舍、城中村等城市边缘社区的财政投入。针对社区资金来源不足的问题，需要拓展资金的筹集渠道。作为世界上第一家社区基金会，美国克里夫兰社区基金会的总资产高达18亿美元，内设1300个来自个人、家庭、公司和其他机构的单立捐赠基金。2013年中国基金会的数量达到3549家，基金会尽管每年有大量的资金捐出，但很少直接以社区以及在社区内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为捐赠对象，绝大多数基金会的资金来源都没有明确的地域限定，缺少相对独立的社区基金。“社区发展强调自助，而自助之道，必须先动员社区内的资源、而后始能争取社区外来的协助，因此，如能组成社区基金会一类的组织，由社区工商业热心人士加以领导，对于社区发展工作，当有力量。”徐震：《社区发展》，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5年，第22页。政府应扶持建立市场化运作的社区服务基金，对社区建设进行融资。2014年，深圳在全国率先试水社区基金会，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捐资166万元发起成立光明新区凤凰社区基金会，随后又捐资160万元发起成立宝安区海裕社区基金会。目前，深圳共登记设立了16家社区基金会。

3.培育社会组织应对社区风险

新型城镇化提出创新城市治理方式，强调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社区服务和管理。20世纪初，天津老城区有志愿组织“水会”53家，一旦发生火灾，水会成员马上到会所集合携救火器具奔赴火场灭火。天津三岔河口狮子林、金家窑一带有居民两千多户，建有水会“上善北局”。他们自备水筲102副，水激子三台，每逢发生火灾时前往救火者有一百三四十人之多。若城市遇到战争或突发事件时，水会随之转变为“水团”维护社会秩序，是街区防范风险的重要力量。刘海岩：《空间与社会：近代天津城市的演变》，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页。目前超大城市应对公共风险的专业性社会组织很少。新型城镇化规划特别强调要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发挥社会力量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政府应投入公共基金协助社区培育公益性、互和专业性社会组织，根据社会组织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给予必要的财物支持。社区需要通过建立志愿者组织有意识地吸引和动员居民特别是掌握一定专业技能的社会精英定期开展安全防控和救灾等专业性较强的互助服务，建立社会风险应对机制。同时，培育社会组织也可促进社区社会整合。调查显示，“社区公共空间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居民邻里关系水平就越能提升。”蔡禾等：《城市社区异质性与社区凝聚力》，《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注重平衡邻里设计和公共交往空间规划

超大城市在住房规划上应注重提升社区居民群体的异质性，防止出现“纯化社区”（Purified communities）西方学者将单一社会阶层或民族群体集中居住的社区称为纯化社区，“纯化社区”的发展将损害人类交往的多样性，其直接结果是低等阶层逐渐丧失与其他群体的“接触点”。参见Richard Sennett， The Uses of Disorder：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London：Faber Press， 1996，p.194.和空间隔离。“虽然比起那些把大门圈起来的特殊阶层的居住区来讲，这种混合未必舒适和适当，但是，社会的隔离会逐渐形成它的对立面，最终导致社会暴力。”[加]吉尔・格兰特：《良好社区规划：新城市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叶齐茂、倪晓晖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为促进社会整合，超大城市需要坚持平衡邻里的设计理念。“平衡邻里”是指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均衡地分布在所有的区域和邻里，形成城市社会均衡的微观结构。对广州城市移民地方认同感的调查表明，移民更加认同社区，他们试图利用城市微观尺度空间的功能满足他们对娱乐教育和社交的需求。Junxi Qian and Hong Zhu， “Chinese Urban Migrants’Sense of Place：Emotional Attachment，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lace Dependence in the City and Community of Guangzhou，” Asia Pacific Viewpoint， no.1， 2014，pp.81～101.近年来，北京通州、石景山区试行同一社区内商品房与公共租赁住房混建，对促进城市社会融合有积极的效果。北京还加大了中心城区社会、经济资源的疏解力度。城中心四区采取“结对子”的方式（东城对接顺义、西城对接昌平、宣武对接丰台和大兴、崇文对接朝阳），通过提供定向安置房、对接政策性住房以及货币补偿等多种方式鼓励人口外迁，同时把教育、医疗等优势公共服务资源向人口输入区同步转移。根据人类“同质交往”的本性，仅仅让不同阶层的居民混居在同一个社区的做法不一定会提升居民的邻里关系水平，还需要拓展社区公共空间。“满足人们对生活环境的心理要求――也是建筑学和工业品艺术设计的评价标准之一。城市管理机关、建筑师、社会心理学家和刑事律师应更加注意居住地的社会工作、邻里间相互影响和接触的形式。”[前苏联]苏斯洛夫主编：《大城市的社会发展问题》，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7年，第137页。按照社区规划的“阿瓦尼原则”（The Ahwahnee Principels），一个城市社区的规模应保持在一个面积足够小的地方以方便人们通过步行距离可以彼此相识，但同时要求有足够大的空间支持多种活动和设施。Aldous T.， Urban Villages： A Concept for Creating Mixed-use Urban Developments on a Sustainable Scale， London： Urban Village Group， 1992，p.30.作为中国超大城市社会融合型住宅小区设计的典范，上海“上里苑”小区楼宇的空间布局借鉴了上海里弄的建筑特点，改变了常见的以单幢住宅为空间构成的方式，这种设计更有助于邻里交往。设计者还充分利用小区建筑增加公共交往空间，包括楼房底层架空、修建过街楼道以及增设各种健身、游戏设施等。城市越大，微观领域越需要设计精细。超大城市公共空间应该能适应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应该能够给不同群体提供社交机会，从而支持城市凝聚力和社会的整合。

5.为社区功能的发挥提供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