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原则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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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Abstract： Jinlin Province， which onc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our country's industrialization and supported the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appears the backward prospect after reforming and opening up.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roblems in economy backward region， according to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inciples of constructing civilized and legal society， explores the ways and method，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the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civilized and legal society.
关键词： 经济落后；文明法制；原则；方法
Key words： backward economy；civilized and legal system；principle；methods
中图分类号：C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27—0296—03
0 引言
曾经奠定了我国工业化基础并支撑了整个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吉林省，改革开放以后出现了经济发展的落后局面。据资料统计，2010年吉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为8577.06亿元，位居全国第22位。而通化、四平、白山、白城、辽源、延边等地区，其经济基础薄弱，发展重化工业条件不足；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发展农业生产易受自然灾害的影响；经济发展十分落后。靖宇、大安、通榆、镇赉、和龙、安图、龙井和汪清等八个经济相对落后的县（市）已被国家确定为重点扶持县。
探究其经济发展落后的成因，无论对我省经济建设还是文明法制建设，都具有十分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1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
对贫困和落后程度的监测评价，采用人口、居民收入、公共服务、地区发展和财政统筹等五类三级22个公开客观数据，以人均收入水平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核心、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基础、以政府公共财政为主要调控手段分析体系而进行监测分析。
1.1 经济总量小，GDP生产总值低 2011年，四平地区生产总值为690.5亿元，通化地区为513.5亿元，延边地区为450亿元，白山地区为370亿元，白城地区为355亿元，辽源地区为340亿元；而长春地区为2919亿元，吉林地区为1500亿元，松原地区为900亿元；仅从省内比较，就可看出经济落后与发达地区两者的明显差距。
1.2 经济增长速度不快 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基本现状是，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发达，一方面，经济结构不合理，产品科技与设施落后，就项目改造及新技术研发进行滞缓，劳动生产率低，经济的发展过多地依赖于资源的消耗，应对市场风险能力差；另一方面，农业产出率和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很低，居民收入水平低，民公共服务欠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财政支出等方面，与发达地区相具有明显比差距。
1.3 体制与机制落后 体制性机制日益显现——既有旧体制改革不彻底遗留的老问题，也有新体制发育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有推进过程中方式方法 “跑偏”等诸多问题。
1.4 人才缺失严重 人才缺失是造成经济落后的决定性因素。市场经济中的各种竞争归根结底综合为人才的竞争。收入低的地区留不住人才，收入水平越高的地区则越能吸引人才流入，优秀人才的流入则会推动经济更快发展，这已经成为经济良性循环的“定律”。
1.5 市场体系不完善 市场运行机制不健全，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市场化程度低，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生产制度落后。“三大需求”短板现象明显。
1.6 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行为仍比较普遍。
1.7 存在着执法体制不健全、执法主体不规范、执法权限与责任不一致等严重现象。
2 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建设当代文明法制社会的理论依据
2.1 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过来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又推进和作用于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的发展。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建设高度的法治文明，其目的便是促进区域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2.2 认为，人是生产力发展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决定性因素。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发展跨越式经济时，通过建设高度的法律文明，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将其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化优势。
篇2
关键词：法治和谐法律法治精神道德规范
一、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理想的社会状态
法治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同时也是全人类的文明成就。现代法治的原则包括：法的普遍遵守即法律至上，法律高于任何权力、高于任何其他规范、高于任何人，在社会规范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良法的实体价值即法律必须保障自由、平等、权利等基本人权，是法治的根本目的之所在，是法治的灵魂；良法的程序价值即良好的法律要具备不溯及既往、明确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可行性、安定性等形式；分权制衡、司法独立、司法审查制度。可以认为法治是在法律至上、人权保障、良好形式、基本制度设立原则下的一种社会状态。“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法律与国家、政府之间，运用法律约束国家、政府的权力；法律与人民之间运用法律合理地分配利益；法律与社会之间，运用法律确保社会公共利益不受权力和权利的侵犯”。法治国家“就是指主要依靠正义之法来治理国家与管理社会从而使权力和权利得以合理配置的社会状态。
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社会更加和谐”的发展要求，到2007年10月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和谐社会的概念已在人们心中刻下深深印记。什么是和谐社会?2005年2月20日，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对“和谐社会”的特征、要求作了具体的阐述：“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由此可以看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是对社会生活的具体设计，而是社会整体的价值目标，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
从二者的含义看，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都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秩序井然、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权利保障等价值追求是一致的，和谐社会“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义也同样是法治社会的目标。
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民主法治社会
和谐社会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首要之义，就是民主法治。民主意味着民众拥有平等的权利，政府给不同群体平等地提供与政府沟通的渠道，让各个群体都可以参与政府的立法和决策过程，表达自己的诉求。它也要求政府通过民主的程序，为不同群体间的博弈提供平台，由此制定出为整个社会所认可的公平公正的规则体系。法治意味着清晰地界定政府活动的范围，政府的一切权力均须具有法律依据，民众与政府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一旦社会主体的权利与利益受到政府部门及官员的侵犯，他们可以到公正的法院主张自己的权利，获得及时有效的法律救济。民主程序能够使民众感觉政府制定的法律规则、政策是公平的，公正的司法体系则能恢复受到侵犯的权利和利益；反之，民主的欠缺与法治的不完善，必然损害公平正义，而造成社会不和谐。可以说，公平正义是民主法治的必然结果，没有民主法治，就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这两者，也就没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三、和谐社会是以人权为基础的社会、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即保障人权
尊重和保障人权，在法律上体现为对人权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社，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人本身理应成为法治的逻辑起点和归宿。事实上，法治也是一种源于人类对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命运的制度安排，“以人为本”是深藏在它背后并决定其发展方向和命运的最高精神力量和终极价值追求。法治的目的，是让人成为具有完整人格和富有人性的人，并应当体现着对现实的人当前命运与未来前途的热情关注。经济增长、技术进步、收人分配以及社会现代化等固然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仍只属于工具性范畴，人的发展和人类福利才是目的。因此，和谐社会形成的基础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和谐发展必须以人为中心，协调好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形成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既相互制衡，又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和谐关系。
四、和谐社会应是一个由法律建立和维护起来的有秩序的社会
社会稳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和睦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秩序是指一种有规律、可预见、和谐稳定的状态，博登海默认为秩序“意指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秩序的存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是构成人类理想的要素，是构成人类社会活动的基本目标。社会有序就是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有章可循。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尽管有多种力量可能发生作用，但其形成必须依托于一定的规则。不同类型的规则在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现代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应是法律规则，法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也是社会利益的分配器。“秩序的维持在某种程度上是以存在着一个合理的健全的法律制度为条件的，而正义则需要秩序的帮助才能发挥它的一些基本作用”。和谐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和必要条件是安定有序。和谐社会必定是运行有序的社会，而秩序一旦形成，社会自身就具有了一定的自我维持、自我协调、自我发展的能力，就能减少、消除各种社会冲突和矛盾，形成符合人们期待的和谐。
五、和谐社会应该是体现法治的正义价值的社会，法所维护的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形成的前提条件
正义的具体形态体现为平等、公正等，恩格斯指出，“平等是正义的表现，是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社会制度的原则”。现代社会的和谐是机会均等、主体平等，政治法律上平等和经济利益分配平等相统一的和谐。“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义务，依赖于在社会的不同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机会。人类社会既有利益一致的一面，又处处充满矛盾。防止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前提就是使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得到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如果有严重的社会不公、明显的两极分化，势必导致社会成员、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之间利益矛盾的剧烈冲突，直至暴力冲突。一旦社会的尖锐利益冲突演化成剧烈的政治冲突，社会和谐就随之失去了制度的保障。所以，没有社会的公平正义，就没有社会的和谐稳定。
法是实现正义的手段。法与正义不可分，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是正义，法律有良恶之分，法治国家的法律不仅是“法律之治”，而且更是“良法之治”。而公平正义则是“良法”的灵魂，是现代法律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生活中正义仅仅靠个人的美德是不足以维持的，必须依靠法治来促进。法治在促进和维护社会正义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指导分配的正义原则化、法律化、制度化，并具体化为权利和义务，实现对资源、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进行权威性的、公正的分配；法不仅可以为和平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而且可以为公正地解决冲突提供规则和程序，最终使社会成为资源分配公平、群体利益均衡、人际关系协调的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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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社会运行的基石，是社会有序运转、人与人和谐共处的基本元素。政府和公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培养全民的规则意识、法律意识。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有序社会
法治，即法律主治，是一种贯彻法律至上，严格依法办事的治国原则和方式。它要求整个国家以及社会生活均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是凭靠法律这种公共权威的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而不是靠任何人格权威，不是靠权力者的威严甚至特权，更不是靠亲情。它要求把法律至上，树立崇高的法制权威作为基本原则；法律是公民行为和政府活动的最终导向，是规制和裁决人的行为的最高标准和终极力量；每个社会成员都共同受法律的保护和约束，任何人或任何组织都无例外地受领法律的规束以及恩惠，其行为和活动都纳入法制的轨道和范围。因此，法治是社会调整摆脱偶然性、任意性和特权，形成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与和谐状态的必然要求，以保障和促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和谐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民主社会
法治关注的焦点是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现代法治内含民主，以政治民主性为其本质特征。其精髓和要义是把法律从作为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手段和统治工具变为人民在当家作主（实质上或形式上）的前提下以法来有效管理国家、约束政府权力（使其合理运用、不致滥用和腐败），治理社会，从而使国家权力服从于社会公众的共同意志，政府的权威从属于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的法制权威。法治的政治民主性，反映了人类在构建有序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秩序的目标下追求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的共同要求，是社会趋向文明的必不可少的制度化特征。所以康德认为“文明的社会组织是唯一的法治社会”，而这种社会组织的“文明”在于它的成员即公民具有宪法规定的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三种不可分割的法律属性，生活在依据“普遍的、外在的和公共立法”所形成的法律权威和权力之下。和谐社会的一大标志是在社会决策方面形成多元化决策机制，这正是民主的具体实施和体现。多元化决策机制能否实施、实施的深度如何、是否流于形式、是否真正服务于人民，都取决于法治的实施效果。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法治保障的公正、公平、正义的社会
法治的基本特征还在于它的公正性、正义性、公平性。既包括立法公正（即制定出来的法律必须反映人民群众的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也包括司法公正（其核心是审判公正）；既要求实体正义（法律应当体现和维护社会正义和基本道德准则，对社会利益进行公平分配），又讲求程序正义（在所有诉讼和非诉讼的纠纷解决过程和机制中均体现正义）。从具体内容和规则上看，第一，保证的规则，即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第二，机会平等的规则，即从总体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享有大致相同的基本发展机会；第三，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即根据每个社会成员的具体贡献进行有差别的分配；第四，社会调剂的规则，即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对一次分配后的利益格局进行必要的调整，使社会成员不断得到由发展所带来的利益，进而使社会生活的质量不断有所提高。
篇4
关键词:市民社会;法治;社会认同
中图分类号:D911.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7-0180-01
一、市民社会的概念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的社会结构也顺应市场经济的要求,从无到有的正在生长为人们非常陌生的市民社会。中国的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资源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领域”。市民社会理论就像法治一样是一种舶来品。
二、市民社会的运作机理
市民社会理论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经验基础上的理论的总结,而对与中国来说,则只能是一种理论的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运作机理实际上是对人们生活方式提出的一种动态的设想,这样的市民社会话语结构有利于中国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的重构,符合中国现代化改革的目标。
动力基础:市民社会是以市场经济或私有产权、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个人与财产的结合使个人能够真正的独立自主。交流方式: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经济生活最适当的模式。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中广泛的分工与合作及其和谐稳定的发展全靠完整的契约制度。治理原则:社会是由有着生命独特规定性的个人组成,个人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此市民社会奉行自由和自治原则,这是市民社会的核心特征之一。观念形式:市民社会还包括其独特的价值和原则。1、个人主义。个人主义的假设一直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基石,它假定个人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为了保护和增进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而存在的。2、多元主义。多元主义要求个人生活方式的多样化,社团组织的多样化,思想的多元化。维系这种多元主义的是提倡宽容和妥协的文化。3、市民认同。“市民认同既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行为模式”。它是“对构成市民社会的那些制度或机构的一种珍视或依归。是对整个社会――包括社会的所有阶层与部分――依归的态度。
三、市民社会的法治功能
我们所追求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这种关系意味着不可能是国家强迫市民社会建立起纯粹意义上的国家秩序即“外生秩序”,“市民社会是社会独立的生存模式”,能够首先从内部建立起适应自身的理性规则即“内生秩序”。这种为市民社会的内在结构要素和文化要素所决定的“内生秩序”可以产生法治的功能。
(一)私有产权制度使平等与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平等与自由是法治的基本的价值取向。而市民社会的私有产权制度正是平等与自由的根本物质保障。因为,私有产权制度使社会成员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财产,他们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的处置自己的财产。因此要求商品能够自由流通,并且这种流通要由市场来进行支配。
(二)契约化的交往方式实现了从传统的宗法伦理型社会向近现代契约化法理型社会的转化。契约化使市民社会在横向上与政治社会(国家)、在纵向上与传统身份社会区别开来。从横向上看,政治国家通过权力的分配和行使协调各种政治关系,并以带强制性的权威或法律确认政治角色,规范政治行为。市民社会则以契约的方式规约经济活动和社会成员的行为,确保社会成员对其义务的履行和承诺的实现,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的有序化及理性化。从纵向上看,传统的身份社会主要是依靠身份关系而不是法律关系来调节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人们在社会中获得了某种身份,也就意味着获得了与此身份相适应的种种权利甚至行为能力。
(三)市民社会的自治可以形成对国家权力进行必要的限制。市民社会是一种人与人之间通过自愿性的契约联合而构成的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里,人与人之间是自由平等的。而国家只是“一种必要的恶”,有了它是危险的,没有它又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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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强调“中庸”、“宽厚”、“仁慈”，而法家是以树立法律权威作为其思想的核心。《论语》是儒家思想理论的反映，在治国理念上，孔子认为人民是可以教化的，法家主张用律法去约束人们的言行，古代社会的仁爱礼让是由当时的自然经济状况决定的，孔子主张仁者爱人，推己及人，家认为统治者就应该利用这个工具去控制民众。法家的商鞅说，“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儒家主张要以德为本治国，法家主张要以法为本治国。儒家的观念是理想主义的，法家的观念是现实主义的。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家的法治思想内涵则是“君权至上”，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法家反对礼制而重视法律，强调使用重刑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强调法律应当在政治社会的运行中高度规范化，这一理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说是比较先进的思想。
在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他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与和谐人际关系。儒家对现代法治和谐的启示主要表现在重视法与人的和谐，真正促成形式意义上与实质意义上法治的和谐。新儒学以儒家思想为基础，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提供了一整套治理国家理论思想体系，是通过对人进行道德的教化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和谐也是儒家学说的基本价值，治理社会就应该从道德教育入手。儒家和谐思想对于今天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人文社会的和谐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和谐是建立和谐世界的思想武器，和谐是建立美好家园的价值取向，和谐可以提高文明，修身养性，促进身心健康。以爱人之心调解社会人际关系，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和谐社会的基础首先是诚信，强调建立民主体制维护公益，讲究了，和谐共生的思想。
2、法治理念的构建
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在现代复杂的社会当中，各行各业都有犯罪现象的出现与发生，探究其违法犯罪的原因，当一个社会处在制度转型时期，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的违法犯罪呈上升趋势。当今社会的犯罪年轻化也让人忧心忡忡，青少年由于家庭原因而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一般都源于单亲家庭或者父母双方长期分居或感情不合的松散家庭，一些家庭对孩子过于溺爱以及简单粗暴的教育管理方式，有些家庭的家长对孩子过渡期望的心态，无形当中就给孩子加压加负；学校在教育理念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的弊端：教育方法死板，是造成学生厌学，重学习轻素质教育是个别学校的突出表现，个别学校不能如实贯彻落实学校的各项制度，使一些学生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一些青少年受金钱社会和拜金主义等不良思潮的影响，甚至流落社会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直接原因。
宽容思想对于减少及预防违法犯罪的作用：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的仁慈和仁爱学说，在建设和谐法治社会的历史背景下，适当的宽容可以使得很多法律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很好的化解。我们应当吸收并且以的宽容思想为指导，宽容应该是社会公德和法律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规范。社会因素是导致犯罪的最主要，也是最基础的根源。因此，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和谐文化是中国社会文化的内涵，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法律法规的制定，是根据现实社会管理的需要而定，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法治社会的建立与形成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撑以及其功能的内在驱动。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转型和时代精神的确立，在司法实务方面，有很多的案件的审理与判决都融入了社会的声音与意志。法官行使司法权是代表国家和政府来行使的，要建设人民陪审团制度，应当建立一套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司法监督系统，对法院的法官在庭审方面的审判权要有效的监督，结合我国的人民陪审员模式，发挥各方优势，确保人民的利益，形成一套适合我国的司法审判监督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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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国普法办印发了《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在此，依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结合新区实际，就如何开展法治诚信新区创建活动谈几点思考意见。
一、 充分认识开展法治诚信新区活动的重要意义
开展法治诚信新区创建活动是依法治理工作的进一步深化，是促进地方法治建设，树立诚信新区品牌，提高各项事业法治化管理水平的重要法治实践。做好法治新区创建工作，对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推进沈北新区建设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做好法治诚信新区创建工作，可以保障科学发展观的有效落实
科学发展观对于法治建设具有根本的指导意义。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法治建设是科学发展观得以落实的具体体现和重要保障，一是法律可以为决策提供程序保障，使决策更加科学，如重大行政决策、工程项目决策等等；二是法治可以为重大失误提供救济程序，任何违反科学、违背客观规律的决策或行为都会导致失误，有的可能导致重大损失，这样，运用法律、法定程序进行调整、修正错误是最为有效的补救措施；三是法治为违法犯罪行为确立了法律责任。如：对各种重大责任事故、安全事故、消防事故、破坏环境保护、非法占用耕地、非法采矿等构成犯罪的，都要予以法律制裁。以警示人们科学，依法办事。
（二）做好法治诚信新区创建工作，保障经济有序、健康、快速发展
加强法治建设，形成健康的市场经济法治环境，是推动全区经济发展的关键。一是促进企业依法经营，依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与市场竞争，使各企业能够站在技术的高端，锐意创新，自主开发新技术，提升品牌价值，诚实守信，尊重人才，维护劳动者权益。二是依法加大监管、调控力度，促进高新技术产业、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完善投资保护措施，促进各类企业依法经营，健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劳动用工、税费收缴等监管体制。三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各种经济违法犯罪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及时解决各种合同和侵权纠纷，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三）做好法治诚信新区创建工作，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同时，法治建设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法律具有明确性、权威性、稳定性，可以规定新农村建设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可以凭借国家的强制力要求违法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可以为农村干部群众提供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可以制约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适度的干预权，创设必要的扶持制度，可以为农村市场创造开放、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环境，推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提升农民抵御市场风险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重要标准。
（四）做好法治新区创建工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
法治诚信新区的创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机制，人与人的和谐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和谐构成，都要发挥法律的引导和维护作用，都需要法治加以规范和维护。
法治建设要求建立引导和维护人与人和谐的法律机制，明确个体身份及权利和义务，确保人与人之间诚实信用，及时有效化解矛盾和纠纷，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同时，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和谐。如：个体与集体，居民、村民与社区、村民委员会的和谐，群体之间的和谐等，再有，目前我们面临着环境、生态、能源等方面许多严重问题，也要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依法合理有效开发资源。
二、 新区法治建设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我区按照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施了地方、行业、基层依法治理“三大工程”。全区依法治理工作普遍展开，各行业逐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轨道，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得到不断深化。通过二十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全区干部群众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及执法、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和依法决策、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律己、依法维权的能力和依法参与社会公共管理的自觉性明显增强。为全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营造了良好的氛围，使依法治理的效应逐步显现，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部分执法人员法治观念不强，执法水平能力和新时期法治建设要求不相适应，严格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程序不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仍然存在。
二是政府转变职能推行依法行政还需进一步加强，距离建设服务 型、政治型、效能型和廉洁型政府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三是在经济法治建设方面，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任务繁重，虽然，全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诚信缺失现象。依法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法加强市场监管，严肃查处商业贿赂，提高物权保护水平，完善投资保护措施，健全安全生产、环境保护、节能降耗、劳动用工、税费收缴等，促进公平竞争，诚实信用等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原则和制度还需进一步落实。
四是法制宣传教育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普法工作方面措施创新不够。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观念和法律素质还应进一步提高。
五是基层依法治理工作开展不平衡，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依法治理活动不到位，还应加大对社会热点、难点问题专项依法治理的工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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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观念；契约精神；诚信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Φ赖陆ㄉ璧拇俳作用，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历史和现实的实践证明，培育现代诚信观念是在全社会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伦理基础。
一、大学生法治精神和诚信契约精神现状
所谓法治精神，一般而论，是指人们在对现实生活中法的关系理性认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法治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其核心要求是坚持法律至上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治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对法律权威敬畏的信念，这种信念的伦理基础是诚信，因为法律所涉及的是人与人之间具有“ 契约性”的社会关系，它要求法律的制定、执行和监督都必须贯彻诚信的原则，这是法律权威性之公正力量的重要来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商鞅立法，使变法治国之策得以贯彻，就是一个证明。离开了社会诚信，法治精神既难以确立，更难以弘扬。
具有开放性、功利性和权利义务对称性的特质，契约精神所蕴含的自由交往、利益本位、权责对等的理念恰好与现代诚信的特质相一致。在经济、社会日益契约化的当代中国，合理引进和倡导契约精神，无疑会为现代诚信的构建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建立起现代诚信坚实的基础性资源。诚信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是道德建设的基石。然而，在大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社会上虚假信息、制假造假、金融欺诈、商业欺骗、政务失信、学术造假等现象层出不穷。这些不讲诚信的行为严重破坏了社会风气，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大学生法治观念不强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高等学校也不再是一块净土，社会上的诚信缺失的风气逐步影响到高校校园。少数大学生的诚信缺失问题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群体，在社会的最前沿传播文明，创造文明、无疑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担当中流砥柱。
第一，大学生都重视专业课，而对法律基础课不予以重视，只是临考应付，一次大学生缺乏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易产生错误的观点，淡薄法律观念。第二，很多同学觉得法律知识好像离得很远，学校虽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于法律基础》这门课，讲述了相关法律知识，但课时较少，理论未与实践相结合，老师也只是按照教学大纲进度，讲述基本知识，课堂气氛乏味，学生们不懂如何运用，流于形式。第三，学校开设关于大学生法律知识方面的课程只有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这门课程，同时一周也只有一次课，说明学校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关注不够，高校的法治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现象。
三、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养成的路径选择
契约精神是现代法治社会和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只有契约才能使现代社会建立所有人都平等互信的有效保障机制。诚信社会的建立是一个契约精神的普及和契约社会的重构过程。
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养成问题，既是个人问题，又是学校和社会问题。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观念淡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通过个人学习、学校教育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影响等多渠道作用，帮助大学生加快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的养成。
首先，合理重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的平台。第一，对大学生的法治观念和契约精神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大学期间，加强公共基础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的授课，培养大学生最近本的法治素养。第二，提高公共选修课中法律课程的比例，通过精彩的实践案例教学，让同学们身临其境，增强法治观念。第三，建立大学生法治观念和契约教育档案，对大学四年期间的表现如实记录，并于用人单位的招聘职位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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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5月13日召开全国电视电话会议，动员部署国务院机构职能转变工作。国务院总理强调，简政放权，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他指出，改革不仅要取消和下放权力，还要创新和改善政府管理，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对食品、环境、安全生产等领域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的问题，要重拳打击违法违规行为，让不法分子付出付不起的代价。要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把政府工作重点放在“保基本”上，在非基本的公共服务领域，更多发挥市场和社会组织作用。他还强调，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同时也要依法规范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行为。
简政放权是机构职能转变的核心理念，而要顺利实现简政放权，就必须恪守“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的原则。
在机构职能转变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有必要重温一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这个历久弥新的重要命题。“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就是新时期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的法治指南针，也是简政放权的法治坐标。全面、深刻、准确、透彻地认识和把握的精髓，对于顺利推进政府机构职能转变，进一步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是自上世纪90年代起在法律界颇为流行的口号。这个涵盖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两大领域的主要命题，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繁荣市场经济，推进依法治国，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南针作用。
法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石。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体制的根本游戏规则就是基于法治的规则，法治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之“纲”，所谓纲举目张、牵一发而动全身，就是要在市场经济领域彰显法治的力量。倘若没有法治的保障，那么从根本上讲，产权是不安全的，企业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市场不可能形成竞争环境并高效率运作，经济的发展也不会具有可持续性。市场经济必须依靠法律来解决市场经济活动的秩序问题。只有具备合理而完备的法律，才能发挥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
所谓法治经济，就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倡导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问题，通过立法、执法和司法以及法律服务调整经济关系，规范经济行为，指导经济运行，维护经济秩序，服务经济发展，促使市场经济在法治的轨道上健康有序地发展。法治经济的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的有机融合，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衔接契合。
总体上讲，“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理念，要求我们在改革开放的新阶段，更加自觉地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突出问题。具体到机构职能转变上，就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行政权力必须在法律和制度的框架内运行，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激发市场主体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以前，我们对“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认识大多停留在加强市场经济立法，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表层，而实质上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市场主体放出行政管制的笼子，才堪称“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精髓。
刘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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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治国要有完善的法律体系和公正的执法、司法态度
依法治国，首先须有法可依。这就需要加强立法，要建立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缺乏完备的法律体系，立法将是杂乱无章，同时也会留下许多法律调整上的漏洞，进而严重影响执法的质量和效果，依法治国，也就无从谈起。有法可依，关键在于应完善社会主义体制所需的法律体系。
第一，依法治国要严格执法、守法观念。法律赋予执法机关必要的执法权力，使其治理国家和社会，同时执法机关必须在法定的范围内依循法定的程序行使权力，必须依法进行。 只有严格执法、守法，其权力本身才具有合法性，其行使权力的行为才是正当的。法治的含义在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现代社会，执法机关依法办事较之于普通民众的守法更为重要。在依法治国的要求下，要加强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道德教育，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公仆”。
第二，依法治国需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法治最重要的内容。法治意味着法律的至高无上和普遍适用；法律平等地约束社会一切成员的法治原则，必须经由公正的司法活动来贯彻实施。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由于司法最终解决纠纷，决定了司法是保障人民权利，实现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当公民和法人的权益受到侵害，受害人能够寻求的最后一处伸张正义的地方就是法院，法院是保护公民权利的最后屏障。而枉法的裁判、不公的裁判，不仅扭曲了是非，混淆了正义与邪恶，而且会造成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的怀疑、不信任甚至蔑视，法律虚无主义的观念由此滋生，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成果，将因此而遭受毁灭性的摧残。保证司法公正，必须制定严格的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使司法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加以完善和加强。同时还必须强化监督机制。
二、以德治国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德治观”
中国古代的“德治”，对统治者来讲是要求国家的君主和所有的官吏，都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对老百姓来言是要对其重视“羞耻心”的培养，强调要对老百姓实行“德政”，其目的是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服务的。我们今天所说的“以德治国”的“德治”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德治”。
第一，我们所说的“德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主义的“德治”把道德建设和道德教育提高到治国方略的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从而决定了今天的“德治”不但不可能导向“人治”，而且，正由于强调了从政者的道德品质，在遴选和造就干部中，更有利于克服“人治”弊端。
第二，社会主义“德治”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加强道德建设，把提高人的道德素质作为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同志所指出的，有了良好的道德素质，就能使人们自觉地扶正祛邪，扬善惩恶，就有利于形成追求高尚、激励先进的良好社会风气，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
第三，社会主义的“德治”，对党政干部，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今天的“德治”，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道德准则，因此，“以德治国”首先是针对各级领导干部而提出的思想道德约束，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不仅要依法管理国家事务、依法行政，而且要以德行政。我们的党政干部，要把“以德治国”当作是对自己的更严格的要求，不断地激励自己，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素质。
三、“法治”与“德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调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法律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体现着国家对其成员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行为的要求，体现着维护社会稳定、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要求。国家靠法院、警察机关等带有强制性的国家机器来保证法律的实施。强调用法律制度来治理国家，用强制的手段来约束人们的行为，是“法治”的主要内涵。从维护社会的秩序、保障社会的稳定来说，法律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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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民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关切
“市民社会”(CivilSociety)这一概念在公元1世纪由西方哲学家西塞罗最早提出，其原意是表示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1]，即所谓的“文明之邦”。洛克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逻辑阶段，即有政治的阶段[2]。黑格尔是西方思想史上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进行明确区分的理论先驱，在他那里，市民社会主要是代表个人利益，“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3]，因而道德地位比较低。国家是代表普遍利益的，是绝对精神的完美体现，所以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的，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良好的伦理秩序，不致陷入道德沦丧和社会混乱。后来马克思也是在黑格尔的意义上来使用市民社会概念的。他认为，市民社会是指私人利益关系领域，“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5]。马克思并没有对市民社会作伦理上的评价，而只是通过市民社会去解释国家，从而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这里还值一提的是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理解，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私人领域是指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领域，公共领域是指社会文化领域。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认为它正遭受商业化原则和技术化政治的侵害，使得人们自主的公共生活越来越萎缩，人们变得越来越冷漠和无情，只有重建非政治化、非商业化的公共领域，才能使人们在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重新发现人的价值和意义。
从上述西方学人对“市民社会”的不同理解可以看出，市民社会的产生出现了三次剥离：与野蛮社会的剥离、与政治社会的剥离、与经济社会的剥离。现代西方社会正在努力完成这一过程，而在中国，准确而言，还处于第二次剥离阶段，即怎样从高度政治化的社会中旁生出一个相对独立的非政治化领域。因此，我们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应当定位于非政治的私人关系领域。中国市民社会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6]。具体说来有如下规定性[7]。通过这些规定性，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社会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伦理关切所显豁的新趋势。
1）财产权的确定。市民社会既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甚或私有产权为基础，也是以社会资源流动与社会分化为基础，由此产生市民社会的私域。财产权是人权、经济活动和法律活动的核心，也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转的重要条件，它是实现其他权利的物质前提，它意味着每个人有权决定交易的条件，有权说“这是我的”。中国人有财产观念但无财产权观念，以致于随便出于什么政治目的就可“抄家”或。有了财产权，就有了人权的现实性保证，就有了进行一切社会交换的真实性前提，就有了实现自由的可能。并且通过市场机制的整合，就会有资源的流动与重组，就会出现社会的分化，社会生活的非政治化空间就会相对扩大。财产权的确定就内含着以权利为本位的道德生活方式的合理性及其实现的必然。
2)社会关系的契约。市民社会的内在联系，既不是传统的血缘亲情关系，也不是行政性的垂直指令性关系，而是内生于市场经济的平等自愿的契约性关系。在市民社会中，私域间的个人关系，以及社群关系基本上是一种主体间的契约关系。契约关系起源于私人权利间关系，并要以相对独立利益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人们在彼此的契约行为中逐渐学会建立起一种主体间关系，形成自治有序的生活方式。契约是不同意愿的结合，它是一定诺言的约定，是一种“合意”，必须要以诚信为主观条件。因此，诚信不仅是一种正常社会交往秩序之要件，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基本美德。诚信是契约的基础，契约又是对诚信的制约。3）社会治理的法治。在市民社会中，法权高于一切，政治权威、经济权威、人格权威等都置于法权之下。以尊重和保护社会成员基本权利为前提的法治原则是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私人（法人）间的契约是一种利益互惠行为，不但要使参与契约的双方都能从利益交换中公平得益，也要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因为在一个摆脱了身份关系的社会中，契约行为应当以平等的自由精神为其要旨，社会公共利益正是他人自由权利的集中表达，所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正是对平等的自由这一契约行为的灵魂的守护”。[8]而要维护公益不能没有国家强权，不能没有法治。而法治“不是一种关注法律是什么的规则（aruleofthelaw）,而是一种关注法律应当是什么的规则，亦即一种‘元法律规则’（ameta-legaldoctrine）或一种政治理想”[9]。法治所强调的是人民、个人平等的基本自由权利与尊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甚至国家也必须服从法律、依法办事等。法治内生着民主自治的社会伦理要求。
4）社会管理的自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其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由“统治”（government）到“治理”(governance)的转变。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力，通过发号施令，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向度的管理。与此相反，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来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所以治理的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这种“治理”就是市民社会的自治。市民社会内部的活动和管理具有高度但却相对的自治性质，而这种高度性说明了市民社会的成熟程度，相对性则说明表明国家对其不足的方面进行干预、协调的必要性。这种自治原则要求个人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以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并辅以相应的责任为基础。
5）社会参预的自愿。在市民社会中，每个成员都不是在被胁迫或强迫的情况下，而是根据自己的意愿或自我判断而参与或加入某个社会群体或集团的事务。这些群体或集团就是市民社会组织（简称CSOs）。它们是以民间的形式出现，并且不代表政府或国家的立场；它们拥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参加市民社会组织的成员都不是强迫的，完全出于自愿。市民社会组织发展壮大后，它们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它们或是独自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能，或是与政府机构合作，共同行使某些社会管理的职能。自愿原则应当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它是以高度尊重个人的选择自由为前提的。自愿结社的自愿原则，其重要意义在于能使人们养成负责的态度和自我管理的习惯。
在黑格尔的思想中，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伦理”概念客观化过程中所经过的环节。相对于作为伦理性整体的家庭和国家来说，市民社会是一个异质的存在，它远远偏离了伦理生活的理想和真正意义。“在市民社会中”，黑格尔写道：“每个人都是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福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在这里，“伦理性的东西己丧失在它的两极性中，家庭的直接统一也己涣散而成为多数。”[10]这种思想是建立在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这一前提下的。我十分同意邓正来先生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良性互动”说，国家一方面要承认市民社会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要对市民社会进行必要的干预和调节，[11]那么，市民社会的伦理关切就获得了更加显豁的地位。
二、中国市民社会建立的伦理基础
市民社会的特性决定了它的建立的内在合理性，但要变为现实，要辅之以相应的、新的环境因素，其中伦理道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并且这些伦理因素也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渗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之中。同样中国市民社会伦理的建立的客观基础也只能从政治、经济、文化中寻找。
首先，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不论人们对于市民社会的认识存在多大的差异，但对其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的认识是相同的，即作为一个成型的市民社会必须具备如下特性：社会结构的有机性、社会行为的互动性、社会要素的团体性、社会生活的开放性。与此相适应的是个人自由、经济自主、政治民主、国家法治、文化多元等伦理理念。而这些特性和价值理念的形成从根本上是市场经济整合的结果。市场经济领域本身是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为市民社会准备了基本要素。市民社会的主体是市场经济造就的。市民社会产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大量的个人和组织摆脱了政治权力的束缚，成为非政治的生活主体，也就是市民社会主体。市场经济在造就市民社会主体的同时也拓宽了市民社会的活空间，并孕育着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是以世俗化和个体化为质态和形态的。世俗化是人越来越摆脱神秘的外在力量，世界越来越多地成为经验中的世界；个体化是指个人不断挣脱一个社会共同体所强加的各种外在规范，努力在生活中体现个人的意志。市场经济还营造了市民社会的自治机制。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结构是中国市民社会建立的开局性工作，而这一工作首先只能在经济领域中展开，如，经济组织独立法人资格的取得、通过市场发育所形成的契约关系、自治性社会组织的建立与增多。但是，中国市场经济并不成熟，传统小家经济的所固有的伦理惰性影响至深。一般而言，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封闭的型的生产方式，这种封闭性表现为：生产与消费同一，各经济主体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在生产环节上，小生产者不具有从事专业生产的明显优势，决定了市场经济对小生产者的改造，或者会直接削弱小生产者的既得利益，或者导致小生产者的利益实现不具有确定性，或者小生产者的利益会遭到市场经济的整体侵犯。在此情况下，市场经济对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社会的瓦解就会受到极大的抑制，对市民社会的整合就会受到极大的抵制。在交换环节上，小农经济在财富创造上的明显优势，使之难以盈余太多的物质资料与市场经济创造的物质资料进行对等的持久的交换，而对于这种不利的地位，小生产者防范的最好方法就是减少交易或者不交易，这样就会使市场经济的整合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乡村社会的小生产者也就难于整合到市场经济构建的市民社会中去。黑格尔曾认为，“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但是，他如果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手段。但是特殊目的通过同他人的关系就取得了普遍性的形式，并且在满足他人福利的同时，满足自己。”[12]黑格尔把目的与手段的互为性作为市民社会的基础性的伦理精神，其概括是准确的。这种互为性既体现了市场经济的根本特性，又揭示了市民伦理的本质。我国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伦理的形成，必须要与市场经济同步，要与我国经济生活的城市化、市场化、理性化、世俗化、契约化、自治化同步。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市民社会，更没有市民社会的伦理。
其次，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也离不开政治国家的消解及其伦理精神的支撑。商品社会、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就如马克思所言“完成了从政治等级到社会等级的转变过程……这样就完成了政治生活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的过程”[13]，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政治国家是指位处国家管理层面的政党以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而市民社会则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社会自自组织状态”、“在这种由市民构成的社会中，由于各人利益上的异质性和彼此的互补性而形成相互依存关系，这种彼此依存关系具有不受国家支配的控制的社会自立性”[14]。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靠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跨越资本主义制度这一卡夫丁峡谷完成的，虽然实现了社会制度的更替，但是传统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下的自足自给自然经济体制根深蒂固，我们还处在农业文明阶段，我们还走着政治——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就是要使政治国家以公共权力持有者身份和公共利益保护人身份退出市场主体地位，还权于市民社会，这其中就蕴藏着深刻的个人权利本位的伦理要求。
在资本主义社会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是彼此分离和对抗的。对此马克思作过深刻的论述，他说：由于市民社会与国空的分离，“国家的公民和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市民也是彼此分离的，因此人就不能不使自己在本质上二重化”[15]，即作为公民，他处在政治组织之中；作为市民，又处在国家之外；在政治共同体中，我把自己看作为社会存在物；在市民社会中，人就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政治社会注重的是普遍利益，而市民社会注重的是私人利益；诚如马克思所言：“现代市民社会是彻底实现了个人主义原则”[16]。这就需要有基于法治的保权伦理作保证，来确保市民社会的形成。目前我国的法治基本上是一种管理形态模式，即以政治国家为圆点的法治理论而产生的一种负面法治形态。这种形态对法律的认识还停留于法治是国家管理的工具上；权利运行上重视权力的强制功能；价值导向上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甚至侵犯个人利益。现代法治不仅从政治国家层面上强调依法办事，更是从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强调权利的保护，实现个体的自由、平等，将市民社会作为立法的出发点和评判法律完善的标准，从个体权利来解释国家权力的运作，这种法治形态就是法治的保权形态。“管理形态的法治是由权力制约、控制权利的过程，保权形态的法治则是权利产生、制约权力，由权利限制权力，权力保护权利的运行过程，是权力与权利的互动、平衡的过程。”[17]市民社会的建立过程就是一个从以权力为主导的社会向以权利为主导的社会的行进的过程。
市场经济和政治国家的相对消解无疑对市民社会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只能提供人类日益增多的生活资料和服务，政治只能提供生产和生活和某种秩序，相对于生活而言，都只有工具和手段的意义。而市民社会与其说是一种社会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质态和形态，因为经济与政治只是市民社会生活的前提，但不一定是生活本身。因此，市民社会的建立除了经济、政治的伦理性基础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广泛、并为政治、经济所不可替代的文化活动领域。“这是一个通过人而为了人的活动领域，它构成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因为它满足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基本要求：活动目的的为我性，活动规则的自主性。”[18]文化在这里主要是通过价值观念和伦理规则体现出来。
从社会结构的变迁来看，市民社会已经经历和正经历着三种形态：文明形态、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19]文明形态的市民社会是相对于野蛮时代而言的，其典型是古希腊罗马时期。在希腊城邦共同体中，人们只有因体力和智力不同而产生的职业分工不同，每个人都具有参加公益事业的权利和承担城邦共同体的义务。在这里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是合二为一的，这也是亚里士多德把人直接定义为“政治性动物”的深层次原因。这样的市民社会实质上是一个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在一个合法界定的法律体系之下结成的伦理政治共同体。随着罗马帝国的衰亡，城邦共同体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庄园经济和农村生活，由此出来了国家与市社会、政治与市民分离，国家不再为市提供自由、平等的秩序保证，而变成了保护等级关系的工具。但在重商主义政策的剌激下，工商业者获得了较之中下层的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他们后来成为资产者，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直接与君主专制相对抗，直到后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代议制民主原则，作为市民社会主体的资产阶级完成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从而确立了政治形态的市民社会。随着商品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和人的主体性的增长，“市民阶层”作为市民社会的主体越来越强大，其中包括与生产资料相对分离的知识分子、企业的管理阶层、政府中和中层管理者、以及医生、律师、等自由职业者，这一阶层既非无产阶级，也非资产阶级。他们通过各种利益组合壮大自己的力量，并经各种方式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市民社会逐渐成为文化运行的主体。当代中国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是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
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就要对市民社会进行文化学的分析，它包含如下要义：1、它反映和维护的是一种社会契约关系，即通过“市民阶层”这一中介实现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类存在的代言者（国家、政党）的契约，并进行广泛的动态交流和渗透，从而最大限度地展示和实现自身。2、它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机制，是自在自为的统一体。自为性在于作为活动主体的市民阶层在不断地创造，推动其在人本主义原则下前进；自在性在于机制本身是一种脱离主体的异在对主体有制约、规范作用，由此使市民社会成为个体存在与类存在之间的桥梁。3、它体现的是一种私人性伦理原则。这种私人性不是所有制意义上的“私有”，更不是什么“损人利己”，而是一种生活质态，其含义有二：其一，私人生活是不可分享、不可让渡的，因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是个人独特心智的表现；其二、私人生活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私人生活权利意指生活内容和生活意义是向我的，具有不宜、不便、不愿向别人敞开的性质。但私人生活又是对象性生活，要以他人为对象，这就决定了私人生活的义务性，“这种义务性表现为主体对他人和自己负责，并且这种责任是以契约的形式出现的，实质上这是市民社会之秩序的规范化形式。”[20]市民社会的建立需要这样一种文化底蕴，即有了这样一种文化，就说明文化形态的市民社会具备了基础。中国的问题在于，我们离这样一种文化相距甚远，这就需要一种文化上的变革，尤其是伦理文化的变革。
三、中国市民社会建立所引起的伦理变革
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尚处初始阶段，其扩张趋势是不可置疑的，它必将打破原有的伦理生活秩序，随之而来的就是伦理生活的变革。基于市民社会的特性及其伦理要求，以及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现实，中国市民社会的建立在伦理生活格局上将发生如下主要转型：
1、由私德型伦理向公德型伦理转化。市民社会是一个各种社会要素离折而发生互动的社会。这种社会模式，以政经互动造成支撑个人与社会道德的丰厚物质条件，以权利互动造成支撑个人与社会德性的宽松政治氛围，以思想互动造成支撑普适化道德规范的雍容德性心理，以科技互动造成支撑理性化道德的认知基础，从而开辟出一块以往人类未曾开垦的公共秩序与公共生活德性的实在土壤，扩展了人们的思维视野，在广泛的比较、对话、沟通、互动中，促进着人们道德理性的成长，推进了他们在关注个人生活以外，将更主要的关注力扩展到人群共同体的公共生活领域，开启了人类道德思想与德性抉择的最广泛领域。文化交汇时代要求道德必须具备社会性、效用性、操作性，即它不是借助个人而成立，而是针对社会问题建立起调节社会行为的公共道德规范，它不是一种只着眼于个人品质的内在优化的功效，而是一种着重于改善人际关系，提升人类整体道德水准的效用，它不是一种像行为指南那样，可以照章办理的机械规程，也不是一种朦胧模糊的应当如何的原则堆砌，而是既可清晰把握亦可引导行为的道德规范。社会各界要素互动的道德结果，必然冲破以私德主导德性致思与行为抉择的传统格局，形成以公共道德优先来设置伦理体系和行为模式的新格局。从理性分析的角度来看，以公共道德优先来设置伦理框架，是因为：第一，公共道德优先更符合德性本质。道德乃是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三维关系的规范体系，它先天地被打上了社会性的烙印，因此，道德的构成体系也就务必首先反映出这种社会特性，它才足以构建一个与社会自身构成相一致的具有社会适应性的规范。群体道德，以其注重道德的社会相关性，注重道德的社会调适功能，注重伦理规范对于公共生活与公共秩序的恰切关注，注重各个个体在公共生活中的个人德行造成的广泛影响，注重自由与权威、伦理与政治、个人与社会的辩证联结，而具有私德主导的传统伦理所无法比拟的优势。第二，公共道德优先，有助于形成人们理智的道德的行为抉择方式。在私德主导的情形下，因缺乏德性的外在保障系统，常常导致道德观念认知与道德行为践履的分裂。在群体道德优先的情形中，由于不仅强调道德个体的主体能动性，更以民主与法治保障德性化行为的主流性与可赞性，故而，道德观念与行为的统一就较有保证：人们认同德性、心怀慈善、共行善举这类既体现个人道德良心，又表现公共道德风貌的举措，才会获得普遍的认同与反响。第三，公共道德优先，并不忽略个人品德，反而以注重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品德情操为特征，群体道德优先的现代伦理思路将传统伦理注重个人品德的心性修养的大思路置于私德与公德互动的背景之中，将传统伦理注重道德作为人生境界提升的起点与归宿的价值，纳入现代伦理的社会要素健康互动而最有效地提升道德境界与人生境界的思路之中，从而使道德视城得以最大的扩展。
2、由神圣型伦理向市俗市俗型伦理的转化。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考察社会历史变迁时认为，社会的转型和文明形态的更替，都会使人产生一种杂乱感，也就是人们在无序的社会生活中无所适从。尽管社会的杂乱会产生无序感，但隐藏其背后的却是某种质态的精神。松巴特（W.Sombaet）在《资产者》一书中认为，现代市民（资本主义人）具有一种人类所禀赋的精神气质或伦理，这就是忠实契约和勤俭。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扩展，市民精神就扩散为一种普遍的现代资本主义伦理，这就是“世界的市民化”。[21]韦伯则强调作为天职的工作欲是“资本主义精神”。舍勒把“怨恨”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舍克（H.Schoeck）则强调“嫉妒”在在社会变更中的作用。这些理论探索都表明，社会的发展同样会使人产生痛苦的心灵经历，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精神和公民德性，并且这些精神气质的东西正逐渐由神圣向市俗转变,就伦理而言，就是神圣道德向市俗道德的转变。“此处的神圣道德并不是指宗教道德，而是指一种近乎完满至善至圣的道德要求，故此处世俗道德就不是与宗教道德相对应的俗世道德，而是指一种并不那么完满至善至圣的普遍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道德要求。”[22]神圣道德与市俗道德不是层次不同的两种境界，而只是道德范型上的区分。中国传统社会推崇一种理想化的神圣道德，尽管它具有超凡脱俗的精神力量，也曾引导不少仁人志士、圣者贤哲成为社会进步的中坚，但其最终只能成为精英政治的一部分，而成为脱离民众的说教。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会出现道德理想设计与大众层面上道德实践的相悖，原因之一就是儒家道德确立的基础就是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下层人是根本不讲道德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而人总是首先立足于现实市俗，立足感性经验生活，总是他所在的那个生活世界的产物，而现实的生活总是市俗的。
市民社会的建立过程首先面临的就是由神圣向市俗转变的过程，这一转变不是生活表层意义上的人们对现实生活利益所表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关切，而是深层次上的伦理生活及其范型的转变。在西方18世纪宗教的道德功能被功利主义或理性主义的世俗伦理学所取代，这预示着由宗教神圣伦理向市俗伦理的转变，政教分离的过程就是还生活权于市俗的过程。“政教分离不仅意味着政权与教会的分离，而且意味着道德领域、公共生活领域与教会的分离，生活世界就出现了所谓世俗化的局面，”[23]在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没有自主的教会组织和宗教形式，但礼与国家伦理的一体化，也导致了公民政治身分与信仰身分在不同程度上的叠合。但是，市俗化意味着这种叠合的中断或身分的分化，市民身分确立的基础是自然的权利和义务，它通过宪法得到具体确定；信仰身分则是自致的，即自由选择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公民不只是一种政治身分，它可以是多种身分的混合并赋予不同的信仰，既可以是浪漫主义的，也可以是现实主义的。现代化社会需要道德，现代化的人需要道德精神，但是现代化的道德应当是基于个体的现实生存方式，应当关注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应当使道德更加符合人性，应当使道德更多地关怀市俗利益，应当防止现代社会中的道德堕入神秘主义或幻想主义。[24]，当然神圣道德并不是不需要，当神圣道德剥离了神秘时，也就变成了市俗道德。
3、由身分型伦理向契约型伦理转化。从身分到契约是社会关系史上的革命，由此也带来了社会的结构性变化，英国历史法学家梅因甚至认为它是社会运动的根本，“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的运动。”[25]梅因这里所说的“身分”指的是来源于古代属于家族所有的权利和特权的法律关系，即个人对父权制家族的隶属关系，这是一种先赋的、固定不变的的条件，任何人都不能凭自己的意志和努力摆脱这种条件。它意味着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秩序里，群体而不是个人，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个人被缠在家庭和群体束缚的罗网里，完全没有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的可能。而“契约”则是法律关系的发展、进步的结果，它指的是由个人自由订立协定而为自己创设权利和义务，这个社会的特点是个人自由。契约是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在这种新的社会秩序中，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因‘个人’自由合意而产生的。”[26]
市场经济借助于经济活动中的最佳资源配置方式，政治活动中的民主平等原则，使得市民社会的人们处于平等地位，这就为契约伦理的形成提供了前提。契约即是一种“构合”、“统一”、“一致”和约定。契约主体必须是自主的、自愿的和自由的。契约必须是互利互惠的，所以也必定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权利为契约的出发点，义务是为他人的一种价值承当，这种承当既包括对自己负责也包括对他人负责。契约是对权利和义务的自我设定而不是社会或他人强迫所致，所以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市民社会责任伦理的坚实基础。
契约是不同意愿的结合，它是一定诺言的约定，而诺言之所以具有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是以信任为基础。如果我不相信你的诺言，或者说，他人根本不信任你，诺言是毫无意义的，契约也就根本无法达成，所以契约是以诚信为前提的。但是光有诚信是不够的，必须要以契约的方式把把诺言固定化，所以契约又是诚信的保证。诚信是“先君子后小人”式的被动的道德防范，契约则是“先小人后君子”式的法律防范。从某种意义上说，契约就是对信任的不信任，是一种“把丑话说在前面”式的处事方式。契约伦理既体现了德治的要求，也体现了法治的必要。在目前着力于信用伦理建设有利于市民社会契约伦理的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