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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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是从农村流向城市，农民收入水平低下的现实必然导致其流动过程的复杂性和产生问题的多样性。因此，把握流动人口的基本特征，是正确处理人口流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的前提条件。流动人口的突出特征主要有：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明，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入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绝对优势，占流入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2004年对全国部分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表明，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每户流动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这就是说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夫妻共同流动的比例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一个地方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据抽样调查，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不到500元。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相对较高，而中西部欠发达省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收入大大低于当地居民，即便是在从事完全相同工作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对流动劳动力存在克扣和变相克扣工资问题。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等形式，生活和卫生条件差。流动人口的营养状况差，卫生保健知识缺乏，容易引发传染病和流行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流动劳动力没有养老、工伤、医疗、失业等基本的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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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少数民族;居留特征;大城市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2-0142-03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中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以乌鲁木齐市为例:依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乌鲁木齐市外来流动人口为77.4万,其中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22万,占流动总人口的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达到35.4%。由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如居住、职业、教育等等问题。中国学者对汉族流动人口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成熟,而针对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研究相对薄弱。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现状的调查研究,分析其在城市的居留特点,为保障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完善流动人口的管理体制提供决策基础和政策启示。

一、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1.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乌鲁木齐市二道桥社区作为研究样本。因为乌鲁木齐市既是新疆首府,又是疆内唯一的特大城市,承载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功能,是新疆重要的移民中心城市。而二道桥是乌鲁木齐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在光鲜的商铺背后,曲曲折折的背街巷道里随处可见凌乱搭建的自建房,最早的建于20世纪30年代,二道桥社区是典型的少数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比例高达94%,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34%。对该样本的选择和研究具有典型性,能够对中国西部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管理提供先行经验。

2.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二道桥社区入户访问的250份调研资料,2009年新疆“7・5”事件后,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的本课题组成员深入社区维稳第一线,在社区工作人员的配合下挨家挨户调研,获取了珍贵的第一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资料。

3.研究方法

借鉴国内学者对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模式研究的成果 [1～2],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特征和居留模式的研究采用以下几个指标进行分类:人口特征:包括年龄结构、教育程度和流出地户籍;居留模式包括以下几项:居留时间(划分为半年以下,半年至五年以下,五至十年以下,十年以上);居留方式(家庭型和单身型);居留类型(社区租赁型和工棚宿舍型);人均居住面积;就业类别(餐饮服务业、商业服务业、运输服务业、私营企业主、其他);月均收入(0元～600元,601元～1 000元,1 001元～1 500元,1 501元～2 000元,2 000元以上)。

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现状

1.研究区域概况

二道桥社区是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街道最大的一个社区,管辖区域北起宽巷,南至团结路,东临和平南路,西接解放南路。辖区面积0.52平方公里,为地缘板块型社区,面积477平方米。辖区内共有住户869户,居民2 644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4%。其中常住居民624户、1 789人,少数民族566户,1 655人,汉族134人,其他民族376人。流动人口245户、855人,其中维吾尔族238户,839人,汉族9人,其他民族7人。流动人口中未成年人266人,成年人589人。流动人口以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为主。辖区有清真寺院6所:宽巷寺、青海寺、撒拉寺、巴里坤寺、宁固寺、二道桥清真寺。单位共有12家,其中行政事业单位两家、涉外企业两家、私营企业8家;旅馆12家;社区商业门点248个,大巴扎内商户3 500户;幼儿园1所。

2.人口特征

流动人口以中、年轻人为主,在来源上有明显的地域集中性,大中专以上学历比例较多。

表1 流动人口年龄特征

表2流动人口教育程度

表3 流动人口户籍来源地

根据表1～3的数据分析发现,45岁以下的流动人口占了79.9%,这其中18岁以下的比例也高达31.1%,其中绝大多数是随父母来乌鲁木齐市生活和上学的孩子。并且通过户籍调查发现,流动人口的来源地非常集中,主要来自喀什、阿克苏、和田等地的农村,占到93.6%。比如来自喀什疏附县浩罕乡13村的克然木江说他们村共有6个人来×××餐厅打工,而餐厅老板也正是原来的老乡,这说明流动人口的城市聚居具有很强的地缘性,而且学历越低,对这一同乡社会资本的依赖越强。在教育程度上,相比其他学历的比重,中专以上(主要是大专和本科)比例最高,达34%,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学校毕业后找不到适合工作,又不愿回乡,留在乌鲁木齐等机会的年轻人。

3.居留特征

(1)长期居留的流动人员居多,以家庭为主的迁移趋势明显。

表4流动人口居留时间

表5流动人口居留方式和居住类型

从表4可以看出,流动人口中,半年以下的短期居留人员比重最低,只有10.4%,而五年以上的长期居留人员占到58.7%,居住时间最长的维吾尔族老夫妇已在二道桥生活了二十五年。流动人口中以家庭形式的迁移占68.5%,单身型占31.5%(见表5)。在调查中发现这部分人群普遍已适应城市社区的生活,一小部分已购买了自己的住房,只是户口未迁来。同时他们往往是举家从南疆迁来,一户中包括父母、儿子、女儿、儿媳、孙子等一大家子,最多的一户八口人三代同堂。处在居住五年以下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一部分也已拖家带口,另一部分持观望的态度,如果生活情况持续改善,就把家里的亲人也带出来。相比之下,独自来乌鲁木齐打工的年轻人比例较少,而且往往是同乡结伴聚集。

(2)职业以餐饮、商业服务业为主,收入出现分层,贫富差距拉大,与教育程度相关性弱(如表6所示)。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为第三产业,其中从事餐饮和商业服务业的流动人员最多,达到75.8%,我们把较有规模的个体经营者列为私营企业主,把从事餐饮服务的雇员列为餐饮从业人员,从事服装买卖、牛羊肉批发、歌舞表演、干鲜果品、玉石营销的雇员或个体统归为商业服务业,从事手机买卖、复印、运输、保险经纪等归为其他,还有个别是退休后来乌鲁木齐养老的职工以及无业的家庭主妇、待业青年。

从月均人收入看,收入普遍在800元～1 000元左右,这个标准已高于乌鲁木齐市最低生活保障线人月均收入512元,但如果再负担家庭中未成年孩子的生活,这个标准将大打折扣。月均收入最高为私营企业主,事实上有些做生意时间长的商人月均收入达万元以上,如批匹、开餐馆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部分人处于无业状态,比较封闭,不与族群之外的人交往,社会融合性较差,包括家庭妇女和学历极低的年轻人,其中还有吸毒等不良经历的人。

通过分析发现收入高低与教育程度不相关,私营企业主往往只有初中甚至小学文化,只是经商较早。而收入处于800元～1 000元左右的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则包含从初中到大学本科学历各个层次的人,虽然文化程度迥异,但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基本一致,收入也相当,所以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就业和收入上没有体现所受教育的优势。

(3)流动人口家庭人数众多,居住条件恶劣。由于少数民族的生育制度较宽,加之是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社区在计划生育的管理上不严格,很多流动人口家庭人口众多,一般都在5人以上,还有不少三代同堂,最多达9人挤在一套房里,人均居住面积不足6 m2的达27.9%。至于租住棚户区自建民房的条件就更差了,主要是无厕所和上下水设施,一到冬天路面污水成冰,通行困难。

表7流动人口居住条件

四、政策启示

1.城乡收入差距大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居留城市的主因,大力发展南疆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距,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通过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南疆的喀什、和田等地的农村,而这些地方的农村家庭年人均收入不足2 600元,低于新疆农村人均水平3 502元/年・人,月人均不足250元,正是生活所迫使大量农村人口来乌鲁木齐市谋生。无论如何,在城市的打工收入远高于农村,因此个人在城市试探性生活一年后,逐渐适应并举家迁来长期居留的比重很大,预计还会增加。因此,大力发展南疆三地州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才是缓解城市流动人口压力的根本之策。

2.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是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整体生活质量,减少城市社会问题的长远之策。

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呈年轻化特征,尤其是未成年人比重达31.1%,包括随父母来城市生活和上学的未成年人和源源不断出生在城市的流动人口,这表明新生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长的潜力巨大。如果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放任不管,既不利于流动人口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同时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步伐跟不上的情况下,城市的社会问题将后患无穷。

3.改革当前少数民族大中专的教育模式,转变就业倾向,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从调研结果看,餐饮商服业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就业的主要渠道,绝大多数教育层次的流动人口都包含在内,尤其是这部分流动人口中相当部分是毕业多年的大中专毕业生,专业包括农、林、水利、师范和医学等。这说明需要反省现行的教育体制,尤其是中专以上程度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专业性为什么没有得到体现?教育程度与就业和收入差异基本不相关。因此切实提高少数民族的高等教育的职业技能性和针对性,同时提倡少数民族大学生到基层就业,为家乡服务是有效降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失业率的重要措施。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居留问题是一个长期和动态的过程,对城市安全、和谐社会的建设影响很大,对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管理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从深层次进行探索和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任远,邬民乐.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文献评析[J].人口研究,2006,(3):87-94.

[2]廖杨,付广华.桂林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8,(4):33-45.

[3]杨上广,丁金宏.流动人口的城市就业效应[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82-87.

[4]张子晰.中国流动人口居住问题研究[J].人口学刊,2005,(2):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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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流动人口 人口学角度 现状 问题

一、女性流动人口基本状况综述

对于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或者说是特征，在各种研究文献中主要是将他们归结在流动人口的数量、流动人口的性别特征、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研究中。而对女性流动人口的自然特征研究，也要从这些方面进行，同时，要在和男性的比较之中得出结论

1.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状况。随着改革开放的大流，市场经济推动下，流动人口数量激增。其中（段成荣，2009），认为女性流动人口已经占据“半壁江山”，他们认为传统的男多女少的流动人口现象，已经改变。男性在20世纪 90年代曾经明显地多于女性。但近年来，流动人口“性别均衡化”的现象十分突出，女性在流动人口中所占份额越来越高。根据研究数据，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流动人口的性别比已从2000年的107.25下降到100.47。

虽然女性流动人口的总量在激增，但是就各地平均水平而言，男性流动人口明显多于女性流动人口，以山西省的调研为例（谭克俭，2009）。山西省的女性流动人口从2000年到2005年增加了90万人。但是与男性流动人口比较就可以得出，各年龄段的性别比远远高于120，数据显示女性流动人口仍然少于男性流动人口：这主要是受制于女性流动人口外出的个人、家庭、社会、文化等因素。

2.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构成。根据（谭克俭，2009）对山西省女性流动人口研究来看，就地区而言女性流动人口的年龄特征有三个方面：第一，女性流动人口峰值年龄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别。农村女性流动人口的峰值年龄为15岁～19 岁组，次峰值在20岁～24岁组。而城市女性流动人口的峰值年龄在30岁～34岁组。主要源于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意识的差异。第二，女性流动人口在各年龄段的比重非常接近，差异比较小，由此看来各年龄段的女性流动人口都有各自的流动目的。第三，流向省外的女性人口由于务工经商、随属迁移，高低年龄段比重相对突出。虽然这仅仅是山西省的个案，但是对于研究整个女性流动人口年龄状况特征是有意义的。

二、女性流动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

1.女性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分布。根据十年前（黄润龙，1999）的研究显示，女性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不高，有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也就是说，女性流动人口中文盲和高中学历以上的比例比较低，而中间小学、初中文化程度者居多。按我国目前教育体制来看，90年以来女性流动人口平均的受教育年龄是5.7年，就这个教育水平而言是很低的。同时，在和男性流动人口的比较中不难看出，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数均低于男性：这明显反应了男女在教育问题上的不平等。

在发展了十年之后，女性流动人口的自身文化素质仍然不容乐观，（段成荣，2009）。在自身方面，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8.6年，尚不足初中毕业：初中学历者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小学学历，第三是高中学历，高学历的女性流动比例极低。在与男性比较方面，男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达到9.51年，比女性流动人口高了将近1年。城乡差距方面，农业户口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低于非农业女性流动人口。

2.女性流动人口的性别认同。身份认同是内嵌于社会关系中并被逐步建构出来（Berger，1966），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里个人的身份认知，代表着个人的社会价值和生活方式。当前，女性流动人口面临消极的性别认同。她们受到了来自社会、企业和家庭父权制的歧视和压迫，遭受着阶层、性别和地域差异等多层面的残酷剥削（李小江，1997）。由于对自身的消极性别认同，女性们即使遭受极端不平等的境遇，却仍选择不表达不申诉。同时这一认同又强化了该群体在城市中的不平等待遇，从而使她们陷入了权益受损的恶性循环。

3.女性流动人口的经济状况。虽然女性的地位在不断的提高，但是她们的平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和地位一样稳步上升，特别是女性流动人口收入还处于比较低的状态。在经济上，她们仍然会受制于男性（李晓静，2009）。同时，职业的水平横向变动，无法实现收入的提高（姜山，2009）。女性流动人口获得工作的途径有限，职业地位不高，教育水平低：因此经济地位无法得到提升，收入也处于社会的较低水平（任秀杰，2009）。

笔者认为女性流动人口在经济建设中，特别是在服务业、第三产业的贡献是应该得到肯定的，她们应该从中获得自己的相等的经济回报：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必须不断完善流动人口权益的保障体系。

三、关于女性流动人口状况展望、建议

笔者认为，当前对于女性流动人口最重要的工作有几点：首先，提高她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二是关心她们的生殖健康和身心健康；三是提高她们的文化和科技水平，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四是提高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使她们的合法权益得到保证。这些都需要依靠当地政府和计生、妇联等部门，通过上门服务等方式，医治她们的疾苦，组织她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且进行多种职业培训，既学文化又学科学知识，开拓致富门路，让她们享受跟本地妇女一样的“居民待遇”：只有这样，女性流动人口群体才能真正地扎下根来，当地的流动人口相关工作水平才能真正地又上一个新的台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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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人口学;旅游人口;旅游市场;人口学;市场学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374(2009)20-0079-02

旅游业的发展依赖于旅游资源的供给和旅游市场的需求两个方面,旅游者人口学统计特征是旅游市场的重要方面之一。目前,我国旅游业发展正以朝阳产业的魅力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人口学研究领域从理论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这些都为旅游市场研究领域的开拓和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保障条件。然而一段时间来,我国旅游业发展忽视对旅游市场需求的研究。

一、旅游人口的概念界定

关于旅游人口的概念,尚未有人对此做过全面的系统的研究,本文分别通过人口学、市场学和旅游学几个视角来探讨这一概念。

(一)人口学的视角

旅游业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流动人口。流动人口,顾名思义是人口的一部分,是具有流动属性的一部分。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不改变家庭长久居住地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为在本地居住3日以上,不具有本地常住户口的暂住人口和常住人口,以及旅途中周转的人口”。显然这包括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的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以谋生和就业为目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另外还有一种时间更短暂的短期流动人口,有人称之为“社会型流动人口”和“公务型流动人口”,其中包括:探亲、旅游、度假、会议、公差、商业购销等各类人员。一般说来,他们有稳定职业和经济来源,流动不以就业为目的,此外他们流动迅速,在外逗留时间短,停留地点多数为宾馆、饭店等公共场所,为此,我们将这部分流动人口成为“旅游流动人口”或“旅游人口”。要注意的是,公务型旅游人口是一种带有谋生性质的旅游人口,可以理解成一种特例。旅游人口按照地域来分,可以分成区际流动旅游人口以及区内流动旅游人口,对一个国家而言,就可以分为国际旅游人口(包括入境和出境)和国内旅游人口。

(二)市场学的视角

市场原指买方和卖方的结合,包括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旅游人口则包括旅游需求人口和旅游供给人口,旅游需求人口是指“参与旅游的人口”或者说“购买旅游产品的人口”,旅游供给人口则是“从事旅游产业的人口”或者说“提供旅游产品的人口”。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多指买方,在此我们认为的旅游人口是指客源市场。中国的旅游客源市场包括两个组成部分,即入境的国际旅游者和境内的国内旅游者。

(三)旅游学的视角

旅游业越来越重视旅游需求市场的研究,比如说我国旅游人口统计中就有来华旅游入境人数、出国旅游人数和国内游客人数。因此旅游人口就应该包括国际旅游人口(相当于国际游客,即入境游客)、国内旅游人口(相当于国内游客)和出国旅游人口(相当于出国游客)。

国际游客是指来我国参观旅行、探亲、访友、休养、考察或从事贸易,也包括入境过夜旅游者和入境一日游游客;国内游客是指在国内观光游览、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本国居民。国内游客包括国内过夜旅游者和国内一日游游客;出国游客是指我国(大陆)公民因公或因私出境前往其他国家或地区观光、度假、探亲访友、就医疗养、购物、参加会议或从事经济、文化、体育、宗教活动的人数。出境游客包括出境过夜旅游者和出境一日游游客。

二、人口学视角下旅游人口研究的基本思路

(一)理论研究

1.从人口学发展,尤其是应用人口学的发展来看,重视消费人口分析,这在发达国家的各个行业已经达成共识。很多厂商都很注重产品的市场需求分析,例如,麦当劳快餐店就常用人口资料来决定分店的设置。由于专业性调查分析技术的发展,带动了人口学学科一个重要的应用研究领域――工商人口学的创立和发展。所以,旅游人口的研究并非“无源之水”,属于应用人口学的范畴,具体可以说是工商人口学的理论在旅游业中的具体运用。它的理论来源即包括经济学、市场学、企业管理学、心理学和人口学外,又着重阐述人口与市场的关系、特征、人口的消费倾向及心理需求如何影响消费欲望等一系列问题;它的研究方法包括调查方法和分析技术两部分。

2.从旅游业发展来说,旅游产业依赖供方和需方的协调持续发展,供方是指旅游资源、旅游项目和旅游环境等,需方则是指旅游人口。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产业比较注重的是旅游供给的研究,并依靠我国带有特色性的、垄断性的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初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此忽视了旅游需求方的研究。然而,要取得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要想“实现从亚洲旅游强国到世界旅游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我们还必须加强旅游需求方的研究,即:加强对“旅游人口”的研究。所谓“以需定产”、“以销定产”、“站在顾客的立场上来设计、生产、销售产品”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笔者认为,旅游需求人口的研究应当成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

(二)应用研究

旅游人口绝不限于理论上的研究,旅游人口的研究还可以解决以下的一些现实问题,从宏观上来说,要解决诸如:(1)我国国际旅游客源市场的开拓;(2)我国国内旅游客源市场的开拓;(3)我国现阶段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研究等问题。从微观上来说,要把旅游人口分析纳入旅游企业的经营体系当中去。也就是说,旅游人口分析不应当仅仅由政府部门提出,建立一般意义上的泛泛的数据库和简单的分析报告,偏重于对统计资料的汇总和百分比增降分析。而应当由旅游企业经营者根据各自具体要求提出,看成是经营的一个必要环节。

三、旅游人口与旅游市场关系分析

(一)旅游人口特征与旅游市场关系分析

人口特征,包括人口数量、素质、各种构成年龄、性别、民族、种族、文化、职业、宗教、收入等,对某一地区的需求有着重要的影响,消费者的欲望、偏好、购买决策、购买行为、对营销措施的反应等与人口变数关系极为密切。同样的,旅游人口的特征对旅游市场需求也有重要的影响,除此而外,还有很多,如政治、经济、文化、心理、行为等因素,影响旅游市场。比如说闲暇时间,一方面我们在呼唤增加假休日,而另一方面假休日旅游所造成的人满为患又影响了旅游业自身。

(二)旅游人口分布与旅游市场关系分析

人口分布,指人口过程在一定时间内的空间表现形式。人口分布状况取决于社会生产方式及上层建筑的特点,还同一个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其他社会、文化、历史因素有关。人口分布不仅仅是个人口学概念,它还有重要的商业意义。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人口数量、收入水平和价格水平不同,市场潜力也就各异,处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消费者,他们对旅游产品各有不同的需要和偏好,他们对旅游企业所采取的市场营销战略,对旅游服务的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广告宣传等市场营销措施也各有不同的反应,因此有些产品只行销于少数地区,有些则行销于全国各地。所以旅游营销者对人口分布与市场需求之关系的掌握和了解,对于其营销活动十分重要。其具体作用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同地区的人口具有不同的需求特征。旅游营销者应把人口地域分布作为对消费者市场进行细分的重要依据之一。众所周知,不同地区的消费者由于所处的自然条件、生活方式和偏好不同,必然表现出不同的需求特征,所需求的产品及其层次、质、包装、品牌、种类等也不同。以自然区域旅游人口需求特征为例,自然区域指按自然条件地形、气候、水文等划分的地理区域,如热带、亚热带、温带、亚寒带、寒带,湿润地区、干旱地区,平原、丘陵、高原、山区、盆地等。自然区域人口需求特征指生活在某一自然区域的人在需求商品或劳务、购买决策、购买行为等方面表现出的规律性,从而给市场需求带来一系列特征。气候特征(温度、湿度和降雨量)等与产品质量、性能、服务,以及与消费者选购的产品和消费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南方人很少见到雪,那么冬季对东北滑雪旅游就可能有较大的需求。

2.不同地区的市场条件不同,旅游营销者的营销策略也应有所不同。市场条件指某一地区的市场经营条件的总和,包括消费者、竞争者、基础设施、收入水平、社会发育程度、政治法律环境等。不同地区的消费者数量、构成、购买力水平是不同的,因而市场容量、市场规模也不同。再者,各省的人口素质也不同。这些对旅游市场条件有很大的影响。

3.旅游营销者在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市场营销策略。市场营销组合包括产品、价格、促销手段和分销系统等。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地区需要不同种类、不同型号的产品。如我国新疆、内蒙古有吃全羊的习俗,要求冰箱室大些。再者,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的消费层次上。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消费层次较高,而贫困地区消费层次较低,两类地区需要的产品结构是不同的。就价格而言,有的地区更看重产品的价格,有的地区更看重产品的质量。

四、结语

世界经济和社会是在不断发展进步的,人们生活水平越高,旅游需求就越旺盛。正因为如此,旅游产业才被认为是永远不会衰落的“黄金产业”。从人口学角度进行旅游人口研究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新兴的交叉边缘科学,无论对于国家的旅游行业的宏观管理,还是对旅游企业的微观操作都具有指导意义。研究旅游人口不仅是旅游产业发展的需要,也是旅游者出游前对旅游信息进行咨询时的重要方面。它与一系列社会、经济发展问题密切相关,是一个理论和实践、微观和宏观有机结合的研究领域。

参考文献

[1]张纯元,曾毅.市场人口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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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吴忠.市场经济与工商人口学[J].中国人口科学,19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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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麻疹；流行病学特征

Analysis o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anshan city in 2005

CHEN Yan-jun,ZHU Xiao-wei,BI Xue-juan.Ansh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Anshan,Liaoning Province 1140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sis Anshan epidem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measles in 2005,and provide evidence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les.Methods Analyzing measles epidemiological data with descriptive epidemiology.Results The measles reported incidence rate wass 8．23/100 000,most of measles cases were found among the children aged 0-14 years old.The susceptible seasons mainly from 4-7 month,those who had a history of measles vaccination accounted for 28．32%.The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13．99% of the total cases,and in both of outbreak,the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as 54．17%.Conclusion Vaccination coverage and timely coverage of measles vaccineshould be improved,the key is floating population.And routine surveillance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Measles;Epidemiology

为了解鞍山地区麻疹疫情特征和流行趋势，为制订控制策略实现最终消除麻疹目标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我们对2005年鞍山市的麻疹发病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麻疹专报系统。

1．2 患者分类 以《全国麻疹监测方案》中规定的麻疹患者定义作为患者分类依据。

1．3 检测方法 麻疹血清学检测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捕捉法检测IgM抗体，同时测定风疹的IgM 抗体做鉴别诊断。

1．4 人口资料 来源于统计局2004年人口资料。

1．5 统计分析 采用Excel 2003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流行强度 2005年共报告麻疹疑似患者390例，确诊286例，其中实验室确诊282例，有流行病学联系4例；共排除患者104例。发病率为8．23/10万，无死亡患者,远高于去年发病水平(1例)。

2．2 地区分布 呈高度散发和局部爆发。患者覆盖全市的所有县(市)、区，发病率最高的区高出平均水平近2倍。城市136例(发病率为9．30/10万)，农村150例(发病率为7．44/10万)。

2．3 年龄分布 男女之比为103∶100，为混合发病模式[1]，以学龄及学龄前儿童为主，其中

2．4 流动人口 外来患者40例，占总报告患者数的13．99%，患者来自周边市及其他10个省，主要集中在周边市及周边省，占62．5%。散发中流动人口占10．31%，爆发中流动人口占54．17%。

2．5 季节分布 集中在春夏季，高峰在4～7月，占总患者数的84．27%，6月份达最高(占总报告患者的33．92%)，9、10月份达低点，11月起又呈上扬趋势。

2．6 免疫史分布 有免疫史81例(占28．32%)，无免疫史135例(占47．2%)，免疫史不详70例(占24．48%)。，有免疫史8～11月龄患者中占16%，1～6岁组中占41%，7～14岁组中占42%，15岁以上组中占12%。8～11月龄无免疫史者占68%。1～6岁组、7～14岁组、≥15岁组有免疫史的比例，本地患者分别为47．89%、42．86%、12．86%，流动人口患者分别为12．5%、37．5%、0。

2．7 爆发 共有二起爆发，发生在发病率居前2位的县、区，共累及24人，占总报告患者的8．39%。涉及流动儿童13人，其中仅4人有免疫史，占30．77%。

3 讨论

3．1 2005年鞍山地区麻疹流行病学特征。

3．1．1 发病年龄 仍以小年龄组为主，1岁组报告患者数最高，占总报告患者的18．53%，其中

3．1．2 发病季节 辽宁省麻疹的季节性发病高峰一般为3～6月，其中4、5月最高[4]，而我市2005年麻疹的发病高峰季节为4～7月，最高为6月份，流行季节出现后移现象。

3．1．3 流动人口 麻疹报告患者中流动人口占13．99%，两起爆发中流动人口居多，占54．17%，而散发患者中流动人口仅占10．31%，两者相差很大，爆发以流动人口为主，散发则以常住人口为主。报告的本地儿童患者各年龄段有免疫史的比例均高于外来儿童，无免疫史的比例均低于外来儿童。外来儿童由于其特有的流动性给免疫接种的规范管理造成很大的难度，成为免疫规划工作的薄弱环节和重要的隐患，在流动人口相对聚集的区域，由于免疫接种水平低于常住人口，难以形成有效的免疫屏障，一旦引入传染源，极易发生爆发，甚至流行。而常住人口接种率水平较高，达到了一定的人群保护水平，即便有传染源引入，也仅易引起散发患者，很难形成爆发。两起爆发流动人口居多、爆发在短时间内迅速被控制也表明了鞍山当地的免疫规划工作相当扎实。

3．2 控制建设 加强常规免疫接种率、提高接种的及时性、保证接种质量仍是控制麻疹的首要工作，重点要做好对流动人口的免疫接种管理；认真开展对麻疹患者的监测工作，加强预测预警，及时发现疫情，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控疫情的发生和蔓延[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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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吴霆.麻疹易感者.中国计划免疫,2003,9(1):59-61.

3 迮文远,计划免疫学.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1：6.

篇6

关键词 邻里效应；贫困；人口流动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6）10-0137-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6.10.01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目前扶贫任务依然严峻，还有5 575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党的“十”以来，中国政府更加意识到减贫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未来五年要在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主席在2015年举办的“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强调，要加大扶贫投入，出台更多扶贫政策，在扶贫攻坚工作中实施精准扶贫方略。随着扶贫工作转入攻坚阶段，小额贷款、以工代c、整村推进等传统扶贫政策的效力日渐式微，农村贫困问题依然突出，亟需探讨扶贫政策的新方式，也需要更深入挖掘政策能有效作用于贫困人口的传导机制和途径。

然而，已有研究和政策制定往往强调某一政策所产生的减贫效果，而忽视了政策作用于贫困的内在传导机制，容易导致不同地区政府在政策选择上的短视或盲从，不仅影响了相关扶贫政策的实施效率，政策着力点也缺乏精准性。本文认为，邻里效应是一种通过影响贫困者行为进而影响贫困动态的传导机制之一。贫困者行为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流动决策。本文以个体流动决策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体流动决策在邻里效应的作用下对中国农村贫困动态变迁的影响。可以发现，邻里效应的正反馈机制与门槛效应相互作用，使得贫困地区居民束缚在既有的社会网络下无法流动，导致该地区落入低水平均衡，陷入贫困陷阱。这为贫困持久性和区域性贫困聚集的形成机制提供了一种理论解释。因此，从邻里效应的角度研究贫困者行为将对中国农村贫困的分析和扶贫精准性的提高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2011共8次调查、时间跨度为20年的面板数据，因此，能准确有效地分析贫困的动态变迁和邻里效应作用下的流动决策对农村贫困影响的长期效应。研究发现：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贫困人口持续下降，但是有向贫困村聚集的趋势。其次，人口流动的确会降低贫困，相对无成员流动的家户，有成员流出的家户贫困程度更低。最后，人口流动会通过邻里效应影响贫困：村中向外流出的人口规模越大，邻里信息传递越充分，超过一定水平，个体选择向外流动，家户成为贫困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反之，贫困程度越高的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村人口流动比例越低，则个体越易陷入持久性贫困，最终导致阶层固化，形成区域性贫困聚集。因此，政府政策应着力于增加信息流动，促使贫困地区外流人口超过阈值，这样才可能跳出贫困陷阱。

将邻里效应作为贫困聚集与否的传导途径，国外的研究早已有之。作为邻里效应领域的开拓者，Wilson开始分析地理上的贫困聚集现象。Durlauf正式从群体效应的角度研究贫困问题，他认为群体会通过同群效应、榜样效应、社会学习和社会互补性四个方面影响其成员的行为选择从而影响贫困。Fang和Zou的分析也显示，邻里效应的确是中国农村地区形成贫困聚集的一种重要作用力。Ludwig等人认为，邻里环境对总体生活质量和低收入家庭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然而，由于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和模型构建的特殊性，贫困的邻里效应估计存在映射问题、相关联的不可观察变量和内生群体效应等问题。因而，现有文献对邻里效应的研究主要采取两类方法：使用随机实验获取数据以规避内生邻里选择和工具变量法。中国国内目前对社会相互作用效应的研究并不多x，并且其中的实证研究都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改进现有邻里效应的估计方法，通过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构建一个非线性的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进行估计，解决邻里效应估计中的识别问题和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将更为可靠有效。

本文剩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探讨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第三部分进行数据与变量介绍，并分析人口流动与贫困的动态变化；第四部分实证分析，最后进行总结。

1理论模型与实证方法

人口流动是减少贫困的重要方式，而人口流动的决策又取决于流动的收益和成本。其中，收益包括工资和预期工资、子女人力资本积累而获取的未来收益等。成本则包括农村的社会网络、流出的机会成本和流动的交易成本等。这类收益和成本的获取渠道是信息传递，尤其是周边群体迁移传达出来的信息。因此，局部区域内的社会相互作用效应是个体流动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

（1）

其中，yic是结果变量，表示村c中个体i的决策结果；Xic为个体外生特征变量。Xc是村c中个体外生特征变量的村级均值；Ze是村级特征变量；yc是村c人口流动比例或贫困发生率。另外，本文在回归模型中还加入了地区变量和贫困滞后项。滞后项不仅可以用来分析贫困的持久性，还可以对个体不可观察的特征进行控制。加入村级控制变量和地区固定效应，主要是为了能够增加邻里效应估计的可靠性，否则很容易高估邻里效应的大小。

Manski指出，在估计邻里效应时会出现三种效应：内生效应（模型（1）中的A）；外生效应（又称为情境效应，模型（1）中的γ）；关联效应（模型（1）中的β和η）。因此，在邻里效应的估计中，会存在识别和内生性问题。首先，针对识别问题，Manski指出，由于映射问题导致相应的参数无法识别，从而无法将关联效应与内生效应分离出来。但是，他同时也指出，如果（1）是非线性的，则识别问题会有所缓解。Brock和Durlauf则认为，在二元选择和纵向数据环境下，识别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此时因变量和解释变量的非线性能充分打破内生效应和情境效应的共线性问题。因此，针对因变量的二元选择特征，本文选择非线性的面板Probit模型来进行估计，此时识别问题得以解决。

其次，邻里特征并不是外生变量，家户对于邻里的选择受到很多约束，并且这些约束可能也是内生的。如果邻里特征是内生的，则用OLS估计邻里效应是有偏且不一致。为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工具变量法，但要求工具变量既与邻里形成相关，又与个体不可观测的特征变量不相关。Duflo等人指出，可以选用某一类可观察的家庭特征变量的社区（村）均值作为工具变量，Evans等人在研究青少年怀孕与学校辍学行为时使用贫困率、失业率和社区平均教育水平作为工具变量。因此，本文选取村就业率、村电视拥有率、村电话拥有率作为工具变量，其中，电视拥有率和电话拥有率反映了该村所能获取的外界信息水平。而邻里效应传导机制之一就是信息扩散。

因此，本文将使用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并使用最大似然估计。但需要注意的是，Honore和KyriazidoutlSj指出，当个体效应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中有因变量的滞后一期时，不宜使用随机效应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因此，在控制了滞后项的模型中，本文选用两阶段总体平均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反之，则使用效率更高的两阶段随机效应Probit模型。

2数据、变量介绍与贫困动态

2.1数据选取

本文的数据来自中国健康c营养调查（简称CHNS）。该调查始于1989年，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9次。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首先，本文并未将2011年新加入调查的北京、重庆、上海这三个城市的数据纳入分析；其次，由于1989年人口流动的数据缺失，因此本文选择从1991年开始共8年的数据。根据分析需要，本文只选取农村家户作为研究对象。

2.2变量介绍与贫困动态

首先，贫困测算和贫困人口分布动态。本文以家户为单位测算贫困，不考虑家户内部的分配问题。选定贫困线为2 300元/人年，并将收入数据经通货膨胀调整到2011年的价格。与此同时，本文还测算了在国际贫困标准1.25美元/人天下农村的贫困状况，根据当年平均汇率转换后约为2 947元/人年。如图1所示，在2 300元/人年的国家贫困线下，贫困发生率由1991年的52.72%减少到2011年13.67%，在1.25美元/人天的国际贫困线下，贫困发生率则相应由64.74%减少到16.9%。贫困人口下降最快的两段时期为1993-1997年、2006-2009年，这与汪三贵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

其次，人口流动的测算，以家户为单位加以确认。CHNS数据中有询问家户中每个成员或相关亲戚的住所。本文忽略家户中住在家外的人数，而以是否有成员住在村外定义人口流动，如果有成员住在村外为即1，没有即为0。文中还用是否有成员住在县外定义人口流动，以此来进行稳健性检验。与此同时，根据对人口流动的定义，村级人口流动比例指村中有成员流出的家户数占该村总家户的比例。由表1显见，流出人口家户的比例由1991年的13.30%32升到2011年的39.31%，说明人口向外流出逐年增加。在研究人口流动对贫困的影响时，文中将人口流动变量去中心化处理，该做法能使变量解释更有意义，并且能降低共线性，提高估计的精确度。最后，分析中还加入了一些与贫困和人口流动相关的控制变量。所有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和说明如表2所示。

2.3人口流动与贫困

表1中还给出了有无流动人口家户之间的贫困差异及差异的显著性。首先，不管是否存在流动人口，所有类别的家户贫困发生率都在显著下降。在国家贫困线下，两种类别下的贫困发生率都从1991年的超过50%下降到2011年的13%左右，期间有震荡，但不是很明显。其次，没有流动人口的家户相对于有流动人口的家户贫困发生率显著高8.66%。

但是，两种类别的贫困差异，在2000年以前不显著，2000年及其以后变得显著。这意味着在2000年以前农村人口向外流出的溢出效应还不够明显，可能因为人口流动的信息传输机制还不是很发达，人口流动引致的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还没充分发挥和得到反馈。2000年以后，通讯信息技术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加快了信息传递、提高了工作机会与人力资本匹配度，与此同时，较早流动人口积累的人力资本也开始获取可观的收益。

3估计结果与分析

3.1人口流动和贫困的动态变化

表3中的两阶段总体平均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流动对于家户脱离贫困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家户人口流动增加一单位成为贫困的概率会下降0.039，相对于Ⅳ-Probit模型来说，要低一些，Ⅳ-Probit模型为0.047。这说明通过人口流动可以获取信息提高家户收入，降低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村中人口向外流出的规模越大，家户成为贫困的可能性越小。但是，两阶段总体平均Probit模型显著性不高，而在Ⅳ-Probit模型则非常显著，并且村人口流动率增加一个单位，落人贫困的概率会下降0.5。村内人口流动的信息传递增加家户人口流出的可能性，并促进贫困降低。

由表3中两阶段总体平均Probit模型的边际效应结果可以发现。首先，如果家户上一年的贫困高一单位，则其下一年仍然为贫困的概率就增加了0.109，反映贫困存在较强的持久性。这种持久性来源于邻里效应、人口流动决策与贫困形成的动态循环加强机制。其次，村级贫困发生率每上升一单位，则家户落入贫困的概率会增加0.575，说明由于邻里效应的作用，在既有的信息传递模式下，个体的行为选择决策极大地受到其周围人的影响，使其走出贫困存在门槛限制，如此则地区贫困有聚集的趋势。因此，政府可以利用邻里效应出台一些能产生正反馈强化效应的扶贫政策，以此推动贫困聚集地区跳出贫困陷阱。

在影响贫困的其他控制变量中，村中从事农业的人口比例越高、家户规模越大，家户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越高，其中农业人口比例每增加一个单位，贫困发生的可能性会增加0.138。家中就业人口比例越高、户主教育水平越高，则家户发生贫困的可能性越低，尤其是大学及其以上的教育水平，会有一个质的飞跃，减贫效应由0.074上升到0.193，说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个体改变的重要性，也佐证了主席提出的“扶贫必先扶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家户贫困与户主年龄的关系是个U型曲线，随着户主年龄的上升家户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先下降后上升，转折的临界点约49岁。这说明精准扶贫不仅需要出台针对性的政策，还说明扶贫政策需要指向特定人群。

3.2邻里效应与人口流动

人口流动对家户的贫困减少影响非常显著，而局部区域内的社会相互作用效应是个体流动决策的重要决定因素。由于在不存在因变量滞后项的情况下，随机效应模型效率要高些。因此，在表4中，两阶段随机效应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村流动人口比例的增加对个体流动决策的影响是先下降后上升，说明邻里效应有一个临界值，只有流动人口超过此临界值，个体才会选择向外流出。个体的这种决策方式符合正常的逻辑，因为迁移是有风险和成本的，只有信息披露充分，个体才会做出是否流动的决策。由此处估计结果核算的临界值大约为36.37%，即平均来说，当村流动人口比例超过36.37%，个体才有可能选择流出，不过这个值跟流出人口的界定有关，由于目前我们的流动人口定义较宽，导致临界值比较高。

不仅如此，在两阶段随机效应Probit模型中，人口向外流出的决策与村贫困发生率是显著的负向关系。这意味着越是在比较贫困的村中，人们选择向外流出的可能性就会越小。而表3中结果显示，人口流出对贫困的减少具有较强正向作用，结合两阶段随机效应Probit模型的结论，说明越是贫困的村人口流动可能性就越小，人口流动比例就会越低，则发生贫困的可能性就越高，如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贫困人口有聚集的趋势。

表4中其他控制变量的结果在三个模型之间没有太大差异，但是两阶段随机效应Probit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显著。首先，地区农业人口比例越高、家户中成员有工作的比例越高，家户成员选择向外流动的可能性越高。家户规模越大，则家户成员向外流动的可能性越低。其次，人口流动跟户主年龄的关系是倒U型，也就是说，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家中有成员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增加，当户主年龄达到62.9岁时向外流动的可能性开始降低。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年龄增大使得其向外流动的可能性降低；二是，家户中有老人需要照顾。最后，相对没有接受教育的户主家庭，完成小学或中学教育的户主家庭中人口流出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中职和大学教育及其以上户主的家庭人口流动可能性却在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归类效应，即教育较高的户主本身具有较好的工作或处在较好的社区，其家庭成员能够选择就近工作的可能性增加。在进行贫困村“整村推进”和“整体迁移”时，需要防止贫困者因缺乏技能和生存资源而产生归类效应使扶贫政策失效，产生阶层固化和地区分隔。

3.3稳健性检验

在表5中我们全部采用两阶段面板Probit模型进行稳健性分析。首先，我们将人口流动定义的范围收紧，现假设家户中有人口流到县外即为1，否则为0。由表5中的模型1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其估计结果与表3和表4中的结果差别不是很大。邻里效应作用下的贫困持久性与贫困聚集效应依然非常显著。人口流动对减贫的影响也非常显著，由模型3可算出人口流动临界值此时大约为18.21%，即村中人口流动比例超过这个临界点时，个体才有可能获取足够的信息而选择流出。并且由于人口流动的界定范围收窄，临界值比表4中估计的要低很多。这说明我们的估计结果比较稳健，扶贫政策制定者需要充分考虑邻里效应在政策中的传导作用。

其次，表5中还分析是否控制省份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如表中模型2和模型4的回归结果所示。可以发现，如果不控制省份效应，对部分主要结论影响较大。在模型2中，村人口流动对贫困的影响变得不显著，方向上也相反。在模型4中，贫困发生率对人口流动的影响变成正向的，而且由于村人口流动比例的二次项不是很显著，人口流动的邻里效应变成了线性的，随着流动人口比例的增加，人口向外流动的可能性下降。出现这种结果与我们之前的猜测一致，即如果不控制地区效应，则村级变量效应中将有两部分构成，一种是直接的邻里效应，另一种是地区变量通过村级变量影响个体行为的间接效应。

最后，验证家户贫困对家户成员流动决策的影响，在模型中放人家户是否贫困的滞后一项。如表5中模型5回归结果所示，家户的贫困阻碍了家户中成员流出。因此，如果人口流出的邻里效应对个体流出决策的影响不是足够强的情况下，贫困家庭的成员会因为贫困而选择不向外流出，而家中成员都选择不流出则会加重贫困发生的可能性，如此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导致家庭陷入持久性贫困。尤其是对贫困聚集的地区，人口流出的负向邻里效应很强，最终因这种循环加强机制而导致地区陷入贫困陷阱。

4结论

我国政府将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点集中在贫困连片区上，确定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整村推进等重点扶贫工作。但是，由于存在着社会相互作用效应，这些扶贫政策实施的效果还没有达到最优。因此，对于各地政府来说，要实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中提出的“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的奋斗目标”，可以充分地利用邻里效应的作用机制，通过邻里效应引导和推动个体行为选择向有利于减贫的方向发展，将社会相互效应推向一个正向的循环加强机制中去。具体的可行政策包括：

第一，加强贫困地区的道路交通、通讯、广播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通过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电话、电视等的普及，促进信息流通，推动人口加速流动，以此增强邻里效应的传导作用机制，打破贫困地区固有的社会网络的束缚。但是需防止贫困地区人口因缺乏工作技能而产生归类效应，重新流动回到贫困地区。

篇7

关键词：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现状；特征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3-0-02

一、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现状

（一）总体规模

截至2009年统计，乌鲁木齐市总人口2411938人，其中汉族人口1749351人，占全市总人口的72.5％；维吾尔族人口30985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2.8％；回族人口243213人，占全市总人口的10％。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共计637079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7.5％。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从事各种职业。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乌鲁木齐市外来流动人口为77.4万，其中来自新疆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约22万，占流动总人口的28%。近年来，这个比例逐年增加，2009年达到35.4%。

（二）分布格局

乌鲁木齐市下辖七个区一个县，居住着汉、维吾尔、回、哈萨克、蒙古等49个民族。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多分布于天山区和沙依巴克区，例如，仅天山区与沙依巴克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就占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总人口的64.4%。这里较为繁华的瓜果批发市场、二道桥维吾尔族传统商住区以及牛羊屠宰加工批发市场等条件有利于他们从事各种商业活动，同时这里的许多城乡结合部，又能够为其提供便利低廉的房源。这些地区原为汉、回、维等多个民族杂居的区域，随着近年来维吾尔族的不断迁入，汉、回等民族逐渐的迁出，才形成了目前维吾尔族相对集中的聚居区。总体来看，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主要位于乌鲁木齐市南部的城乡结合部，并形成了雅玛里克山管委会、黑甲山管委会、大湾管委会和延安路管委会（这四个管委会均为“7.5”事件后由街道办事处升格成立）和团结路办事处等区域。

（三）流出地分析

从地域分布上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阿克苏、喀什、和田三地区的维吾尔族人口占全疆维吾尔族人口的74.35％。而其中有85.24％的维吾尔族人口生活在农村。因此，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南疆的阿克苏、喀什、和田地区。受到语言、文化、宗教等人文环境因素的影响，南疆三地州与外界尤其是与内陆发达地区的交流和交往相对较少，与此同时，南疆三地州长期以农业为主，而二三产业发展缓慢，随着南疆三地州人口不断的快速增长，人多地少矛盾不断加剧，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据有关部门统计计算，南疆三地州剩余劳动力数量多达近百万。

二、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特征

通过分析乌鲁木齐市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出流入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具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一）从来源地看，大多数来自南疆的农村地区，经济不发达

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维吾尔族人口的80%从事第一产业。尤其是南疆的和田、喀什、克孜勒苏、阿克苏四地州的维吾尔族农牧民占农牧民人口总数的95%以上。因此也就有学者指出“新一轮的新疆发展，关键在南疆；南疆的发展，又关键在南疆三地州。只有南疆社会发展进步了，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才能谈得上新疆整体发展战略的实现”。以2008年数据为例，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构成的南疆三地州，占全疆人口比重的30%，但GDP比重和投资比重分别只有9%和12%。

（二）从职业特征来看，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从业特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并形成了以维吾尔族传统的工商业为主的从业领域

主要是从事一些清真屠宰业、旧货买卖、干果批发零售、皮毛销售、牛羊杂碎加工、打馕等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职业；还有一部分是从事一些流动式、小规模的个体经营，主要以坐商、餐饮业、流动商贩和旧货买卖等为主；另外一些则是在建筑工地、餐厅、商场、等行业打零工。总的来说，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所从事的职业以服务业为主，工作稳定性较差，技术含量较低。调查中也发现，维吾尔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服务业和小商贸等非技术类工作，餐饮业是其主要就业渠道。

（三）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

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劳动者个人素质高低的重要方面，不仅决定着劳动者适应城市管理方式和城市现代文明的能力，也与他们能否在城市中具备市场竞争力、顺利实现就业密切相关。从乌鲁木齐市来看，外来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总体文化素质构成明显偏低，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大多数，文盲半文盲也占有一定的比例，而且其自身专业技术缺乏，在市场竞争中中明显处于劣势。例如，有关学者的调查就显示，乌鲁木齐和西安两市维吾尔族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初中和初中以下占到了总体的77.5％，其中还有2.5％的文盲。而高中及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仅为22.5%。另外，流入乌市的维吾尔族汉语沟通能力普遍低下，一般只能够在日常交易和生活中进行简单交流，一部分人甚至基本不具备与其他民族交流的能力。

（四）具有较为浓厚的宗教意识

宗教在维吾尔族流动人口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受宗教的影响很大。据2009年1月，乌鲁木齐市委常委、统战部长阿不都热依木・阿不力孜在提交给自治区政协十届二次会议提交的报告中指出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沙依巴克区、新市区和水磨沟区等四个中心城区沿街的宗教活动场所，以每周五主麻日为例，参加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中流动信教群众占75%左右。

尤其是维吾尔族流动人口集中聚居区，宗教氛围更是浓厚，在城市强烈的贫富对比环境中以及“”的蛊惑下，有可能使其情绪强烈，很容易将自身生活上的贫困、精神上的苦闷归咎为民族和宗教问题。在乌鲁木齐市历年查处的非法宗教活动场所中，有许多都是位于这种聚居区。

（五）在城市适应中面临较大压力

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大多数来自贫困的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后，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使该群体城市适应的问题逐渐凸显，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现实问题。例如，较低的文化素质和汉语交际能力使他们在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很自然地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心理，使他们融入城市现代生活的步伐更加缓慢一点；在子女教育、自身权益的保障、与城市居民的相处等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困难。总之，维吾尔族流动人口在知识技能、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民族心理等方面具有的相对滞后性，阻碍了他们顺利实现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使其无法很快适应都市现代生活与社会主流文化，在城市中遇到了经济、社会、心理等不同层面的各种困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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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汤夺先.西北大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若干特点论析――以甘肃省兰州市为例[J].民族研究,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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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受多年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小农产出与务工收益差距显著，离乡务工的农民成为流动人口的重要构成。自然特征显示，流动人口总体上以男性劳动力为主体，86%以上人口位于15-65岁之间的劳动适龄组，主要从事生产、运输、商业等工作[1]；由于流动人口的职业特征，从事工资较低的职业比例很大，因此对基本生活即衣、食、住、行的需求较多。城市规划中必须考虑外来人口增加对水、电等基础设施，教育、交通等服务设施的需求，分析城市的流动人口分布情况对产业构成、规划管理具有重要作用。

二、研究区及研究方法

厦门市是我国最早的四个经济特区之一，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尤其在90年代初期，厦门市外来流动人口数量经历了一个飙升阶段，从1988年的1.2万增至2001年的49.83万；近年来，厦门市外来流动人口总数超过200万，与户籍人口总数相近，外来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

本研究数据源为截止至2016年1月厦门市计生人口统计的人口数据（包括户籍人口和流动人口），户籍人口为已在厦门市的公安户籍管理机关登记了常住户口的人；流动人口是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者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在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按照民政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统计，由于行政区划面积各异，因此以人口密度为指标衡量流动人口分布情况。

三、研究结果

户籍人口分布图可以看出，就六大区而言，尽管人口密度峰值聚集在思明、湖里区，但中等密度阈值在各区间的分布较为均衡，户籍人口密度前三位分别在同安区-新民镇-南山村（74人/?O）、思明区-莲前街道-西林社区（28人/?O），同思明区-开元街道-后江社区（19人/?O），尽管人口密集高峰区多分布于思明区，但就户籍人口密度而言，峰值存在于同安区，并且人口密度值超出西林社区近2倍；其临近街镇如祥平街道、大同街道、洪塘社区均为同安区人口聚集区，社区人口总数均过万；由于同安区历史最为悠久，是我国沿海最早的开放县之一[2]，得益于历史文化因素，原住民基数大且多位于东部街镇。与岛外户籍人口空间分布不同，思明区的户籍人口密集区呈现与快速公交（BRT）一号线路相同的态势，沿着老城区鹭江道向岛中心区火车站商圈再向东部的莲前街道蔓延，平均人口密度在15人/?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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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模与流向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对人口迁移实行严格控制。只存在极少政策性人口迁移。改革开放使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凸显；同时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形成了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需求，因而开始出现农村劳动力自发向城市转移。同时，国家开始放松对人口迁移的严格控制，我国人口迁移逐步趋强并渐显高度活跃态势。

(一)人口迁移规模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总体上呈快速上升态势，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急剧扩大。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1982-1987年，全国人口迁移总量是3053万人，其中跨省迁移人口632万人；1985-1990年，总迁移人口3413万人，跨省迁移人日1183万人，1995-2000年，总迁移人口1，44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242万人：2000―2005，年，总迁移人口1，47亿人，跨省迁移人口4779万人。目前全国流动人口的总体规模在1，5亿左右，其中约有1／3是跨省流动，2／3是省内流动。根据第4次、第5次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跨省迁移劳动年龄人口数据，大致推算得到1990年劳动力跨省流动的规模是1047万人，2000年是3972万人，2005年是4270万人。可见，我国跨省迁移人口绝大多数是在省际间流动的劳动力。

(二)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

我国区际人口迁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的劳动力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地区内部流动性不强，跨地区人口迁移是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主要模式，这种迁移模式可以通过计算跨地区迁移人口在省际迁移人口的比重来佐证。1985―1990年，我国的跨省迁移人口中跨越三大地区的迁移人口占省际迁移人口的63.36％：1995―2000年为76.47％，2000―2005年达到79.62％。呈明显的上升趋势。

东部地区一直是我国跨省流动人口迁入的首选之地。1982―1987年东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52％。并且一直呈快速上升态势，1995―2000年这一比重达到75％。而2000―2005年达到84.6％。流入东部的人口主要集中在两个三角洲，即包含广东全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包含江、浙两省全境及上海市的泛长江三角洲地区。利用2000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推算显示，这两个三角洲吸纳的跨地区流动人口占整个东部地区跨地区迁入人口的78.1％。而中西部地区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日渐减弱，1982―1987年年中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为24.6％，此后一直呈下降趋势，1995―2000年跌破10％，2000―2005年更是仅占5.5％：西部地区迁入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重也很低，1982―1987年为23.3％，1995―2000年降到15.3％，2000―2005年也跌破10％。

从流出地构成来看，中西部地区是跨省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1985―1990年东、中、西三地区流出省外的人口规模差不多。分别占33.7％、31.7％、34.6％。1995年以后，人口流出三分天下的局面完全改变，东部比重大大减少；中部比重急剧上升，几近一半；西部比重保持稳定。中西部地区的跨省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流向了东部地区，从1987―2005年，中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中流人东部地区的比重由61.7％上升到近90％，而西部地区也由44.2％上升到80％。具体来看，中部地区的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的广西、重庆和四川是劳务输出大省，这8个省流出的跨省就业人口占全国的65％。

二、我国跨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

(一)跨地区人口迁移与劳动力乡城迁移、产业转移的一致性

正如前文所述，我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区域流向突出表现为由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这一跨地区人口迁移的过程也是农村劳动力由乡村向城市、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迁移中，农村迁出人口一般都，占迁出总人口的60％及以上，显示了农村迁出人口是我国迁移人口的主体：而绝大部分迁出人口是迁入城镇的，并且呈现加强趋势，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迁入城镇的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80％以上，甚至接近90％，从农村流出的人口大部分流向了城镇。

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就业。2000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显示，1995―2000年间，全国跨地区流动的就业人口中有69.6％集中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比重高达60.3％，其次是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服务业。但三大地区之间流动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差异较大，东部地区迁入人口产业构成是第二产业为主(74.9％)、第三产业为辅(19.5％)，而中、西部迁入人口的产业构成比较均衡，虽然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比重也较高。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没有迁移人口在业情况的调查，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有关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调查来分析迁移人口的在业状况。农业部刘维佳2005年的调查表明，在全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已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业占80％：在全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城市建筑、环保、家政、餐饮服务人员90％都是农民工。这些农民工正在从农民中分离出来，顽强地融入产业工人阶层，并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部分。我国人口迁移与刘易斯模型所揭示的劳动力转移规律相一致，这是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也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

(二)以农村人口的非户籍迁移为主，“候鸟式”劳动力迁移模式

由于户籍约束造成的城乡分割状况还没有完全打破，农村劳动力虽然从农业向非农部门转移来看具有稳固性，但仍具有很强的兼业性、身份的二重性以及长久居住地与就业地分离的“两栖性”。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多数还保留家乡的承包土地，有的是常年在外务工。有的是季节性外出就业：他们外出在非农部门就业，在职业上改变了农民身份，但还保留着农业户口和农民的社会身份：外出农村劳动力长期生活工作在外地，但一般没能在外定居，家乡仍有亲人，收入多数带回老家。这导致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跨地区转移呈现出“候鸟式”的流动模式，

我国农村劳动力要真正转移出来成为城市居民，需要经

历两个阶段：先是从农村转移出来，并在城市寻找到适合自己的就业机会：然后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中的成功者在“乐业”之后寻求“安居”，在城市居住下来。在中国目前独特的制度安排下，农村劳动力一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转移的第一步；但是转移的第二步，对于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来说，却不是依靠自己具有的平均水平以上的人力资本就可以实现的，而是要受一系列制度约束。因此，外流的农村劳动力可能常年在东部经济发达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但难于在城市入户定居，导致东部很多发达城市常住人口中存在大量的“二等市民”(非户籍人口)。对于大部分流出的农村劳动力来讲，尽管他们的技能、观念、职业已不再是农民，但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他们只能是“城市就业、农村安家”。

(三)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认为，发达地区的选择性移民使落后地区人才流失，是形成区域经济发展“极化效应”的重要原因。我国现阶段的人口跨地区迁移是否存在东部发达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选择性移民呢?通过对第5次人口普查关于流动人口的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信息分析，发现东部发达地区总体上尚未形成明显的选择性移民倾向。

第5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我国三大地区之间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特征来看，总体表现为年轻型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以初中为主。1995―2000年三地区迁入和迁出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都具有年轻型人口的特征。区域差异小。从迁入人口的年龄结构来看，东部、中部、西部三地区平均年龄分别是24.88岁、24.56岁和25.34岁，多数年龄均在20－24岁。三大地区迁出人口年龄结构与迁入人口相似，峰值年龄均在20―24岁，平均年龄均在25岁左右，地区间差异小。从三地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来看，中部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三地区迁入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9.88、9.32、8.91年，都是以初中受教育程度为主：东部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最高。中部其次，西部最低，三地区迁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依次是10.02、9.01、8.82年。东部地区流向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明显要高于中西部地区流入东部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流入中部地区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达到了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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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人口特征；趋势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32.008

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城市，素有“移民城市”之称，已成为全国出租屋和外来流动人口最多的城市，大量的流动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深圳打工创业。一方面，流动人口为整个深圳市注入了新的活力，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贡献；另一方面，流动人口的大量移植也会出现新的课题。从目前来看，深圳流动人口有以下基本情况与特征：

流动人口严重倒挂。根据全市流动人口和出租屋信息系统统计数据情况，全市共有13009185人，而登记在册的非户籍人口为1277万，长期户籍与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对深圳的人群结构来说，严重倒挂的比例是不合理的。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基本状况为：福田区1026862人，占7.89%；罗湖区875444人，占6.73%；南山1138943人，占8.75%；盐田192239人占1.48%；宝安5355101人，占41.16%；龙岗3179977人，占24.44%；光明681174人，占5.24%；坪山559445人，占4.30%。除人口总数多外，深圳的人口密度也已居全国第一。深圳只有全国五千分之一的土地，生活着全国百分之一的人口，人口密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46倍，实际人口密度仅低于澳门的18600人/平方公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给深圳带来初期繁荣的同时，也给深圳带来每平方公里土地6719人的高密度和“两头在外”的不稳定性，以及水、电、气等自然资源的紧张与匮乏、教育和医疗严重短缺、交通道路严重拥堵等社会资源紧张的问题。

租赁占绝对权重。全市流动人口中租赁房屋的有11323019人，占87.04%；自购房的有692176人，占5.32%；单位内部的有754899人，占5.80%。这意味着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流动人口都以租房居住为主，全市共有住宅出租屋500多万套间，大部分都是当地原住民的自建房；房屋租赁市场每年给出租人带来的经济收益高达500多亿元。而动态分析显示，租赁房屋的比例提高了1.84%，自购房的比例提高了0.47%，单位内部的比例下降了1.41%，说明有很多来深建设者稳定后选择到外租房和自购房，同时以前租赁房屋的也有部分购买了房屋。但从整体来看租赁房屋的比例非常高且不断上升，说明房价过高绝大部分人只能采取租房方式解决居住问题。

流动人口落户倾向明显。全市流动人口中家庭居住的有6470762人，占49.74%；合伙居住的有3328518人，占25.59%；集体居住的有1904076人，占14.64%；单身居住的有738815人，占5.68%。据统计分析家庭居住的比例提高了9.85%，集体居住的比例减少了9.37%。说明大量来深建设者通过几年的打拼事业趋于稳定相继成家立业。

流动人口来源地与民族分布广泛。深圳不仅流动人口总数多，而且来源很广，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56个民族，都有分布。其中，超过30万人的有9个省市区，广东本省籍338.9万人，湖南籍175.8万人，湖北籍115.1万人，广西籍100万人，四川籍96.5万人，江西籍84.9万人，河南籍80.7万人，重庆籍37.6万人，贵州籍30.5万人。全国56个民族（目前除珞巴族）都有人员在深居住，显示了深圳这座移民城市包容性非常强，各民族的人齐聚一堂为深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由于各民族在宗教、文化等各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给深圳的社会管理、社会建设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深圳流动人口有如下特点：

多年来深圳市经济增长平均增速在10%以上。在大中城市济总量中排名第四。而流动人口前三年增速达到7%，2009年受经济危机所影响及对人口总量实行调控措施，流动人口增速约为4.5%。从未来情况看，深圳市流动人口总量增长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高度相关。

流动人口总规模扩大，增速下滑。“十三五”期间，深圳市经济总量目标可能突破3万亿大关，因此，招商引资，抢占项目的势头仍然强劲。但各级党委、政府已开始实施人口调控措施，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也加快步伐，劳动密集型的低端产业新项目严格控制。存量老企业也在积极实施“双转移”策略。因此，预期流动人口的数量将会持续增长。

流动人口的比重下降，入户人口比重上升。随着深圳市引进人才“孔雀计划”的实施和积分入户政策的实行，每年将会有20多万人转为深圳户籍，且有三分之一是原来的流动人口转为深户。因此，流动人口的比重会开始下降。

人力资本结构不断改善。2011年，深圳非户籍人口首次减少了7万多，而减少的这7万多人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那些转移出深圳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因为这些企业转移了，所以劳动力也随之迁移。这种“人口置换”现象实际上是深圳通过“腾笼换鸟”的产业转移政策转出大量低端产业劳动力，吸收优秀人才、有贡献的人才，改善深圳的劳动力供给人口结构，朝着大都市需求的人才之路迈进。随着深圳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特别是政府引进高端人才计划的实施，新进人才高学历，高技能的人数比重肯定会大大提高。近3年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引才计划，深圳市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人员已下降2个百分点。随着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目前在深圳高端产业越来越多，而低端的以大量工人为主的制造业已经在关停并急剧减少。但产业结构调整是一项艰巨缓慢的过程，因此，中短期内中低端水平的劳动力数量仍然相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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