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链形成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产业链形成，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智能手机市场强力拉升本土IC产业链

正在进行的移动终端革命对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意义重大。

如果说PC革命造就了我国台湾地区电子产业的发达，那么正在进行的移动终端革命对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链的发展意义同样重大。IDC的数据显示，2014年第二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953亿部，比去年同期的2.4亿部增长了23.1%。另据报道，国产品牌智能手机销量占国内智能手机的份额超过七成。而在智能手机的主要零部件中，芯片占其成本40%以上，几乎相当于显示屏、触摸屏、摄像模组、电池、机械零件之和，市场规模可谓庞大。根据Gartner数据，2013年手机芯片市场规模约667亿美元。随着智能手机渗透率的不断提升和技术的持续进步，这一市场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智能手机市场对集成电路的意义不仅于此。梁新夫说：“随着工艺节点的演进，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成本不断提高。”从32nm到16nm，设计成本的增加超过了1亿美元。在22nm工艺节点上，一条达到盈亏平衡的晶圆生产线投资需要高达80亿美元～100亿美元。到16nm工艺节点时，可能达到120亿美元～150亿美元。“如果没有足够庞大规模的应用市场给予支撑，企业是很难生存的。就目前应用市场来看，可穿戴设备与物联网前景看好，但这些市场呈现细分化、碎片化的特点，给方案提供商带来挑战。智能手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是最主要的集成电路应用市场，对产业的带动巨大。”梁新夫说。

最重要的是，目前中国大陆手机厂商正在快速成长。在全球前五大手机制造商中，三星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7430万部，比去年同期的7730万部下降3.9%，所占市场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32.3%下降至25.2%；与此同时，苹果智能手机出货量为3510万部，比去年同期的3120万部增长12.4%，但所占市场份额却从去年同期的13.0%下降至11.9%。而排名第三的华为，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2030万部，比去年同期的1040万部增长95.1%，所占市场份额也从去年同期的4.3%增至6.9%；排名第四的联想，今年第二季度智能手机出货量为1580万部，比去年同期增长38.7%，所占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4.7%增至5.4%；“中华酷联米”等中国本土手机制造商已对全球其他对手形成更大压力。“中国手机厂商的成长为中国本土智能手机芯片产业链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一批本土IC设计公司，展讯、联芯科技、锐迪科等智能手机芯片设计企业，全志科技、瑞芯微等平板电脑芯片设计企业，瑞声科技、歌尔声学、美新半导体等MEMS传感器企业，因此受益并成长壮大起来。这些设计企业的发展又将给本土制造、封装企业带来更多的机会。”梁新夫表示。

产业链打通 IC实力整体提升

中国大陆完全可以大批量承接智能手机等应用的高端集成电路产品加工业务。

从模拟到数字、从固定到移动、从窄带到宽带、从TDM到IP，移动通信技术一路变革，出现了许多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未来，智能手机芯片仍将出现许多新的发展趋势，处理性能越来越高、芯片尺寸越来越小型化、薄型化等。与之相应，芯片制造封装环节也必须采用大量新的技术加以实现。

梁新夫介绍说，“在智能手机最重要的基带芯片（Baseband）和应用处理器（AP）中，低端产品已开始采取40nm的先进IC制程技术，在封装上采用高密度低成本的多层球焊技术；中端产品，在工艺制程上已采用40nm/28nm，在封装上采用2L低成本高密度基板和高密度BOT FC+ MUF技术；高端产品采用40nm/28nm工艺制程，封装采用R4L嵌入高密度基板和POP DDR技术，同时采用密间距小于150μm的锡球凸块。”

一直以来，由于国际品牌大厂在智能手机市场上占有主导优势，制造与封装技术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进步积累的过程，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企业在智能手机芯片的产业链上存在缺失与空白，特别是AP+ Baseband，多委托台积电等企业代工，封装也多在海外进行。“随着40nm和28nm等先进IC制造工艺被大量采用，手机芯片对凸块加工的需求急剧增长，中道制程领域受到重视。此前，中国大陆缺少12英寸晶圆凸块加工能力，导致客户需将产品拿到我国台湾地区和新加坡等代工厂进行Bumping，大多当年客户还选择就近完成封装工序。这也就造成了本土封装企业的客户流失。”梁新夫认为。

但这种状况正在发生改变。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企业持续创新研发、整合并购、扩充实力，为集成电路产业升级打下了基础。今年初，长电科技与中芯国际签约建设具有12英寸凸块加工及配套晶圆芯片测试（CP Testing）能力的合资公司，更好地贴近了智能移动市场需求。而fcCSP智能手机平台芯片的封装测试成功量产，更表明长电科技的高端封装技术已达到业界领先水平。梁新夫特别指出：“日前，展讯通信设计开发的新一代3G智能手机平台主芯片，便采用了长电科技新开发的12英寸晶圆铜凸块制程，精细间距倒装键合，以及塑封直接填充先进封装工艺，成功实现了多芯片fcCSP封装测试量产。同时，该产品也采用了中芯国际的12英寸晶圆、40纳米节点低介电常数工艺技术进行芯片晶圆加工制造。这是中国大陆首次打通智能手机芯片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实现了芯片设计、12英寸晶圆制造，以及先进封装测试全部在中国本土完成，表明集成电路产业链实力提升到了更高的层次，完全可以大批量承接智能手机等应用的高端集成电路产品加工业务。”

多芯片fcCSP封装成主流

封装工艺向高密度、高性能、薄型化发展，多芯片fcCSP封装将成AP/BB主流。

市场研究机构IDC预计，智能手机销售增长需求将逐渐转移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中端市场将成为发展主流。“中低端市场不意味着低价低质，而是高性价比，手机用户将有着更高的品质要求，手机芯片也将呈现高技术、高性能、多样化的发展趋势。这些包括组成智能手机的所有芯片，如MCU、RFIC、GPS、PMIC、MEMS、CIS等。在此情况下，封装工艺也将向高密度、高性能、薄型化发展，多芯片fcCSP封装也将成为AP/BB芯片的主流。长电科技一直坚持开发自有的封测技术MIS、SIP、WLCSP等，可以支持手机里几乎所有的芯片产品；并拥有铜凸点、 MIS封装技术的全球知识产权。”梁新夫分析介绍道。

此外，梁新夫还看好MEMS传感器在智能手机中的应用。“MEMS传感器已经成为构成手机功能的重要部分，甚至是重要卖点，硅微麦、CIS摄像头、加速器都有很好的应用，在指纹识别新产品中更是蕴含了大量机会。而MEMS封装技术与通用的芯片封装有着诸多不同，对企业的要求很高。目前部分MEMS器件中封装成本甚至占到总价格的40%到60%。长电科技一直注重MEMS产品封装技术的开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MEMS地磁传感器封装基地。最近，长电科技又开始量产封装国内主要设计公司的指纹识别芯片和SiP模块，充分利用其在中道封装及SiP等技术领域的先进工艺和大规模加工优势，再一次在关键的MEMS传感器芯片的中国本土产业链上领先实现突破。”

篇2

2010年，沈阳市开始发展以手机为主的产业集聚区，思路是围绕现代通信产业，在沈北新区打造集手机制造与生产、手机配件生产、手机软件开发与产品设计、手机芯片制造于一体的千亿手机产业集群。为了引进手机整机及配套企业，沈北新区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制定了优厚的投资政策，并对企业实行“保姆式”服务。据沈北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除了在产业发展资金和科技专项资金中安排一定比例的资金支持外，沈北新区还帮助企业搜集产业信息、争取各级相关部门的优惠政策、召开企业座谈会研究多赢方案。最重要的是，辽宁省及沈阳市把发展手机产业作为一项长期发展战略并予以极大支持，大大增强了投资者的信心。

经过不懈努力，沈阳手机产业园先后引进杰尔望、晨讯、旗丰、泰克飞石等15家整机项目，规划手机生产线90条，设计生产能力达9000万部，产能占目前全国手机产量的1／10。沈阳现已形成手机摄像模组年加工6000万块、模具年加工800万套、手机线路板年加工 6000万块、手机显示屏年加工1000万块的能力。

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沈北新区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专业化企业创新服务平台，为手机产业集群服务；依托高校工程中心或重点实验室，建设技术服务平台，推动校企合作，加大高校对企业的技术服务力度，提升企业的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积极推进手机产业集群快速发展；依托科研机构的行业检测中心，建设公共服务平台；以沈北大学城资源为依托，建设人才培养平台。目前，沈阳手机产业已经初步形成集聚效应，由沈阳手机产业园自主配套生产的手机已经批量生产，自主创新的智能手机已在沈阳诞生。

篇3

蕴藏10万亿元背后的蓝海

产业互联网区别于消费互联网，泛指以生产者为用户，以生产活动为应用场景的互联网应用。体现在互联网对各产业的生产、交易、融资、流通等各个环节的改造。从硬件环境来说，消费互联网的普及是由个人电脑、智能终端、网络连接成本的下降所推动的，产业互联网的突破是由更低成本的传感器、数据存储和更快的数据分析能力所推动的。

从推动因素来说，消费互联网得以迅速发展是因为个人生活体验借助互联网得到了极大大提升，购物、阅读、娱乐、出行等方面因为互联网的出现变得更加方便、快捷。而产业互联网将会因为更高的生产、资源配置、交易效率而得到快速推进。有专家将“消费型互联网”时期比喻为眼球经济、流量经济，那么，产业互联网将体现出更强的价值创造特征。

虽然，互联网在产业领域的拓展尚属于初步阶段，但是市场巨大！需求的信息和计算量亟需互联网的支持，根据 GE白皮书测算，仅在航空，电力，医疗保健，铁路，油气这五个领域如果引入互联网支持，假设只提高1%的效率，那么在未来 15 年中预计可节省近3000 亿美元。巨大的市场需求，造就了产业互联网发展的无限机遇。业内专家指出，今后的20年，将有力量正在改变和塑造所有的产业，银行、医院、教育、交通等，这些所谓关键领域都要被互联网化。如果说过去20年，消费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方式，那么，未来20年，消费互联网的增长将逐渐放缓，产业互联网将异军突起，创造下一个20年的辉煌。

群雄逐鹿

争夺产业互联网市场

中国两化进程与互联网化浪潮叠加的独特节奏、经济结构的调整进程、以及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完善和 BAT 等互联网巨头虎视眈眈的威胁都为产业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另外，阿里和腾讯虽然在消费互联网领域牛气冲天，但是在产业互联网应用的尝试均未取得好的效果。由于 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的客户积累和运营经验主要集中在个人客户，其向产业互联网拓展过程中优势将不再明显，产业互联网仍是一片蓝海。

然而，产业互联网其魅力之一在于其相对于消费互联网来说壁垒较高，不存在赢者通吃的局面，在特定领域里深度经营可以修建较高的城墙，这就为在固有领域有优势产业资源地位、有企业用户资源、具备互联网思维与互联网服务能力的企业带来了机会。

传统软件企业谁能胜出？

我们看到诸如用友软件、软控股份、广联达、瑞茂通、汉得信息、保税科技、农产品、康美药业等诸多公司在各自领域的产业互联网都有一定的应用尝试。

其中用友软件更在日前更名为用友网络的公告，另外专门成立信息技术公司用友优普，彰显其进军企业互联网方面决心。另外，基于人才竞争激烈的局面，用友优普也打出了“打造产业互联网富一代”的口号，借助大量互联网思维和手段来争抢互联网精英人才。开设面试直通车、定制面试、远程面试、极速入职甚至包括面试官评价机制等招聘流程的设置，无不体现出用友优普的创新招聘思维。

在人才激励培养等方面，用友优普也打出了自己的特色，员工不论层级只要有想法即可成立自己的项目组，如果后期项目培育成熟，还可申请成立子公司，独立运作。“我们一再强调将互联网思维真正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用真正互联网的方式去做优普，以期在未来企业互联网领域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其实，转型不难，关键在于是否将互联网思维真正融入到企业文化当中，用真正互联网的方式做传统企业。

传统企业如何迎接？

产业互联网环境下产业链中传统的优势企业可以借助互联网加强对产业链的控制，从而在产业链中的优势被放大，因此产业互联网环境下的微笑曲线将会变得更加陡峭。企业必须尽快加强互联网的产业应用，以提升并巩固在产业链中的地位。

互联网对产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入的，从细分领域来说可以从生产、销售流通、融资、交付四个大的领域进行分析。

篇4

为什么要在此时出台推进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有什么背景情况，总体发展思路和目标是什么，提出了哪些保障机制和措施。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一、请介绍一下《指导意见》出台的背景。为什么要提有序健康发展？

制定和出台《指导意见》，充分考虑了物联网发展的国际、国内形势。

在全球范围看，物联网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并在部分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从技术发展到产业应用已显现了广阔的前景。物联网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高度集成和综合运用，其渗透性强、带动作用大、综合效益好的特点日益突出。抓住机遇推进物联网的应用和发展，对促进生产生活和社会管理方式向智能化、精细化、网络化方向转变，提高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水平，提升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带动相关学科发展和技术创新能力增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在物联网技术研发、标准研制、产业培育和行业应用等方面已初步具备一定基础。但关键核心技术有待突破、产业基础薄弱、网络信息安全存在潜在隐患等问题仍较突出，解决不好这些问题，就不能把握物联网发展的主动权。同时，在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过程中，确实还在一些地方或机构出现了超能力布局和贪大求全，盲目炒作概念、圈钱圈地和发展主题房地产等现象。为此，急需加强政策引导和规范，充分认识把握物联网的科学发展规律，推动物联网的应用和产业的健康发展。

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物联网的发展，近几年来就推动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做出了一系列指示，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操作性的意见和措施。

二、《指导意见》确定的推动我国物联网发展的总体思路是什么？

为推动我国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指导意见》根据对我国物联网发展状况和国际发展形势的分析判断，以“十二五”期间为重点，针对当前物联网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及长远发展的需要，从全局性和顶层设计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考虑，提出了推动我国物联网有序健康发展的总体思路，即：“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突破关键技术为核心，以推动需求应用为抓手，以培育产业为重点，以保障安全为前提，营造发展环境，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标准规范，合理规划布局，加强资源共享，深化军民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体系”。同时，《指导意见》提出重点要从四个方面统筹好物联网发展：

一是统筹物联网各关键环节的协同发展，实现应用示范推广、技术研发攻关、标准体系建设、产业链构建、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安全保障环节的相互支撑和相互促进，形成协同效应。二是统筹物联网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将保障安全明确作为物联网发展的基本要求，强调安全可控。同时，对涉及国家公共安全和基础设施的重要物联网应用提出了自主可控的要求。三是统筹物联网的区域发展定位，根据区域条件差异提出了不同地区的发展重点。强调引导和督促地方根据自身条件合理确定物联网发展定位，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物联网发展，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基础较好的地区要强化物联网技术研发、产业化及示范应用，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基础较弱的地区侧重推广成熟的物联网应用。四是统筹资源协同共享，提出了相关的要求，强调应用效能。从而避免形成信息孤岛、避免重复建设、避免不合理投资。

三、《指导意见》确定的我国物联网发展目标是什么？

《指导意见》提出了我国物联网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实现物联网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广泛应用，掌握物联网关键核心技术，基本形成安全可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产业体系，成为推动经济社会智能化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同时，针对“十二五”时期发展，提出到2015年，要实现物联网在经济社会重要领域的规模示范应用，突破一批核心技术，初步形成物联网产业体系，安全保障能力明显提高。具体包括：一是在协同创新方面，要使物联网技术研发水平和创新能力显著提高，感知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明显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网络通信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保持同步，信息处理领域的关键技术初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协同发展。创新资源和要素得到有效汇聚和深度合作。二是在示范应用方面，要在工业、农业、节能环保、商贸流通、交通能源、公共安全、社会事业、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国防建设等领域实现物联网试点示范应用，部分领域的规模化应用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物联网应用服务优势企业。三是在产业发展方面，要发展壮大一批骨干企业，培育一批“专、精、特、新”的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打造较完善的物联网产业链，物联网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四是在标准体系方面，要制定一批物联网发展所急需的基础共性标准、关键技术标准和重点应用标准，初步形成满足物联网规模应用和产业化需求的标准体系。五是在安全保障方面，要完善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建立健全物联网安全测评、风险评估、安全防范、应急处置等机制，增强物联网基础设施、重大系统、重要信息等的安全保障能力，形成系统安全可用、数据安全可信的物联网应用系统。

四、为什么要把技术研发和应用作为当前我国物联网发展的中心任务，《指导意见》在哪些方面体现了这个任务的中心地位？

《指导意见》将研发和应用作为物联网发展的中心任务，主要基于如下考虑：一方面，从全球来看，物联网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尚未完全具备，许多领域亟待突破，我国面临着发展和赶超的重要机遇。同时，在已有的技术基础方面，部分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还较大，产业技术能力薄弱，必须将研发攻关放在优先位置。另一方面，物联网的发展根本上依赖应用需求的牵引，而当前物联网应用规模较小、需求尚需激发培育、应用模式尚需探索，做好应用示范和推广工作，特别是发挥好应用的先导作用是物联网发展的关键。国务院领导同志曾就物联网发展专门指出：“要加强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的设计、规划、指导和支持，关键是技术研发和应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也曾明确提出“推动物联网关键技术研发和在重点领域的应用示范”。因此，《指导意见》在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方向、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中，均突出体现了技术研发和应用的优先性。

在技术研发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将突破关键技术作为物联网发展的核心，从物联网感知、网络通信、信息处理等三大关键环节提出相应目标，明确了研发攻关的主要任务。

在应用方面，《指导意见》提出将深化应用作为物联网发展的抓手，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出发选择了工业、农业、节能环保、商贸流通、交通能源、公共安全、社会事业、城市管理、安全生产、国防建设等领域作为应用试点示范的重点，通过示范在部分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培育一批物联网应用服务优势企业。

五、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物联网发展的长效促进机制？

党的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物联网发展涉及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产业链长，涵盖面广，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各自的职责尤为关键。一方面，在当前物联网起步发展阶段，政府在统筹规划、规范引导、营造环境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将建立应用示范、组织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推进产业链协同发展作为当前工作重点。为此，《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了相关要求。另一方面，从长效机制来看，物联网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本上还是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指导意见》也多次予以强调：

一是坚持市场化导向作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物联网发展要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增强物联网发展的内生动力。考虑到物联网应用领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别强调在竞争性的应用领域，要始终坚持应用推广的市场化。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政府作用相对较大的领域，也要积极引入市场化机制。

二是坚持通过市场的办法解决物联网发展的问题，提出将需求牵引作为物联网发展的重要原则，以重大示范应用为先导，统筹部署、循序渐进，带动关键技术突破和产业规模化发展。

三是将商业模式创新作为物联网创新发展的重要原则和重要任务，提出加大物联网建设模式、运营模式、应用推广模式的探索，通过商业模式创新形成可持续的机制，培育发展物联网新兴服务业。

六、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和政策保障物联网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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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结构；城乡收入；关联性

一、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的现状分析

（1）甘肃省产业结构现状分析。1978～2010年间甘肃省的生产总值在绝对数量上增长了近63倍。其中，第一、二、三产业的产值分别增长了45、51、123倍，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最快。从产值比重的角度观察，甘肃省的产业结构大体上符合一般的演进规律。20世纪50年代初的甘肃省还处于工业极不发达阶段，产业结构呈现出“一、二、三”态势；继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之后，第二产业产值便超过了第一产业成为主要的产业部门，呈现出“二、一、三”的态势，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1986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于1987年也超过了第一产业，开始呈现出“二、三、一”的态势；自1999年起，甘肃省响应西部大开发的号召，大力发展第二、三产业，而第三产业在2004年又开始出现下降趋势，目前甘肃省的第三产业发展仍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处于较低层次。（2）甘肃省城乡收入现状分析。自1978年以来，甘肃省城乡居民的收入在绝对量上都发生了很大幅度的增长。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相对缓慢，自1996年以来绝对量的增长差距开始大幅度拉大。1983年城乡收入之比达到最低值2.30，之后的大部分年份都呈现扩大的趋势，1994年高达3.67， 2007年达到顶峰4.30，此时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差额为7683.42元。1978～2010年间，甘肃省城乡收入比与第一产业比重成反向变动关系，即城乡收入比随第一产业比重的减小而增大。

二、甘肃省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相关性的实证分析

（1）三次产业产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关性分析。运用Eviews6.0软件对甘肃省1978～2010年的三次产业产值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平稳性检验、差分协整、加权处理分，最终得出计量经济回归方程：lnY1=0.068467-0.154976lnX1+0.337121lnX2+0.109798lnX3。此方程的可决系数为0.9999，接近于1，说明该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较好。各项指标均通过了T、F检验，说明三次产业产值的增加会对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有较好的解释。通过回归方程可以看出：对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边际贡献最大的是第二产业，其次是第三产业，而第一产业对其有抑制作用，这也说明农业的发展存在不合理性，有待改变。从上述模型分析中亦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发展很有利于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消费水平的提高，进而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而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样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2）三次产业产值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相关性分析。将所收集到的甘肃省1978～2010年的三次产业产值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数据进行整理、计算，运用Eviews6.0软件对其进行处理分析，可得计量回归模型：lnY2=0.004516+0.458482lnX1+0.052179lnX2

+0.271537lnX3，该方程的可决系数为0.9845，接近于1，说明此方程对数据的拟合度很高，通过了T、F检验，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上述回归方程显示，对农民影响最大的还是农业，农业一直处于发展低迷状态，部分农民转向第三产业以获取工资性收入。相对于第一、三产业，第二产业对农民生活水平的影响较小，这说明了第二产业和第一产业之间的互动太少。

三、政策建议

（1）促进农产品深加工。甘肃省须不断加大资金和技术的投入，使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加工业得到显著发展，也使特色农产品的高附加值得以显现。（2）加大畜牧业的发展。甘肃省的草地资源目前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反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应当对甘肃草地资源较为丰富且地理气候呈现多样性的优势加以利用。（3）促进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甘肃省应对各区域的主导产业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根据自身的情况促进优势农业的发展，开发出具有高附加值的特色农产品。（4）增强产业间的联动性。第一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第二、三产业的支持，尤其是农村产业结构中的第二、三产业。一些深加工企业的建立不仅可以使农民拒绝低价收购从而大大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可以吸纳过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

参 考 文 献

[1]刘伯霞.甘肃产业结构中存在的问题及调整对策[J].开发研究.20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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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业集群；城市化进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1-0081-06

一、引言

不断发展的城市群体逐步形成各类产业集群并促推周边城镇向中大等规模城市的演进发展。而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将产业集群作为推动区域工业化、城市化治理和经济增长的有效战略措施。而区域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集聚发达的地区位列城市化进程前列的事实也说明，产业聚集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影响着城市化进程的前进，而区域各城市间不同程度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一定意义表现出了不同的产业要素的向心聚集、布局的结构性渐进优化和经济的合理增长。可见集群与城市化两者间存在互动的发展关联，相互促进，本文拟在模型实证的基础上分析两者的关联机制，并在结合不同城市样本的基础上对产业集群差异及城市化进程予以分析，试图为区域经济及城市规划发展提供建设性思路。

二、产业集群与城市化文献回顾

自马克思关于“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的观点提出后，逐步有学者就产业集聚与城市化间关系进行研究，包括Burgess Ernest的同心圆模式（Concentric Zone Model，1924）[1]、Walter Christalier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1933）等指出了城市的集聚本质。而后，法国学者哥特曼（1957）提出的大都市圈（带）的概念具有高集中度工业生产和高度城市化特色。Krugman（1991）则针对区域经济增长提出了城市要素集聚形成过程中的向心和离心力量分别解释不同的城市化进程经济增长要素累积贡献[2]。马克斯・韦伯（1997）[3]以聚集特征概括城市特征。20世纪90年代的产业价值链始创人迈克尔・波特在其著作《群集与新经济竞争》一文中诠释产业集群，并提出“包括单一的城市、州、国家乃至国家联盟都可以理解成集群，其复杂纵深不以规模而改变”集群、城市规模观点[4]。

随着经济全球化及我国产业集群、城市发展的不断演进，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张明龙、徐璐（2006）等人以产业集中和区位商测度经案例实证分析产业与浙江城市经济的互动[5]。吴玉鸣、张燕（2006）则基于耦合机制和时空协调性模型探讨实证，发现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存在显著空间对应性，及东西部之间的差异，并得出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偶和协调差距增大的结论[6]。江炎骏（2008）借助NU比、IU比国际标准值法等方法，判断出了江西省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波动及偏差原因，以及协调两者关系的政策建议[7]。而马春辉（2004）则是以人才、资本、技术、市场、政府和对外开放等角度比较综述了长、珠两三角区域产业及城市化的发展[8]。

上述研究主要从集群发展动因入手分析了其对城市化的推动和相应对策，实证分析则较多地以基于单个样本城市的特定集群进行的，给出建议多数围绕当地城市化建设及其与产业的协调而展开。但针对中国经济发展区域间产业集群及其结构化差异与城市化进程的关联研究不多。而事实上，区域的经济发展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各城市其模式不可能完全一致[9-10]，且相应地江浙沪各种产业集群形态同样有所差异，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差别化的关联是值得研究的。为填补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区域中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和不同程度的集群水平而进行的城市化进程互动关系研究的空白，本研究拟以长三角地区为例，就不同类别的产业集群城市以模型实证的方式分析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及应对策略。

三、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变动分析

具有携带生产要素流动、集聚和相应功能配套渐进生成机制的产业群聚对于作为融合生产、社会、生态等容纳功能的城市形成、集聚进程的城市化有重要作用，而产业的进一步集聚与生产竞争的产供链网关联，对于城市要素的辐射扩散影响对于城市化及其竞争力凝聚成本的递减作用随着产业集群的深入发展而逐渐凸显。

（一）城市化及其形成发展的产业集聚本质

根据蔡孝箴（1998）关于产业集聚对城市化推动的描述：“指出集聚经济为城市化提供了直接动力，它是多样化的厂商、居民及相关组织单位得以聚集，推动城市形成并使之不断膨胀的根本力量。”[11]，城市形成集聚和进程发展的步骤并非纯粹的空间位移机械运动，而是伴随生产和劳动力等其他要素携带的经济活动综合运动，它必定与城市人口、服务及其他经济要素的协整演进紧密联系。产业集群与城市化进程的形成机制与实质如图1所示。

（二）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的互动

作为逐步向心集聚的产业，正如约翰逊・索伦和纳格尔等人的观点，其各个主体企业间产供链条及成熟的要素分配机制形成了生产竞争分工的专业化，各企业各取所需为产业整体的竞争成本下降做出显著贡献[12-13]；而作为产业集聚过程中的城市人口、生产配套组织等发展演进，为及时市场信息的高效传播、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联合协作、集群内部的配套设施地缘共享等条件的实现提供保障。从而为集群企业间围绕生产采购、物流配送、劳动力配置及技术、管理创新的提升创造条件。

同时，产业集聚发展及城市进程中的各要素汇聚，特别是作为知识、技能载体的劳动力使较低进入门槛的未编码知识得以迅速传播，进而催生产业集群的学习竞争效应；而作为城市进一步聚集在集群企业生产竞争的内外部成本上升压力效应这一层面上，迫使集群内部企业以更有的资源配置及生产报酬贡献应对全球竞争，其间的创新传播挤出效应促进了各规模与竞争力企业的创新交流学习和进一步生产竞争排挤，从而获得规模经济和外部范围经济，吸引更多企业集聚，在经历一定时期的产业集聚和城市化进展后，使集群企业内部形成更具协调性质的国际竞争参与的共同目标协作规模，从而推进产业集群目标协作机制及其与城市化的互动演进。当然，随着城市化发展产业集群效应的进一步深化，其生产报酬和效率的提升为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同时也为劳动力等要素的进一步吸引并形成规模效应奠定基础。

（三）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结构变动

作为密切联系产业集群的城市要素变动聚集在整体结构上遵从以往期要素分布为参照的现期区位布局的规律。城市化进程按以下各类聚集要素需求序列产生对产业空间布局和集聚产生结构性变动影响：参照张翼，何有良（2010）等人的研究框架，主要包含互补产品及其他技术、技能支撑的纬向整合及产供网和零配件、设备、市场渠道等上下游配套的经向协作在内的成熟的协作生产竞争体系[14]；密集的城市人口和能源、交通、通讯等各结构产业良性配套以及金融、商业、人口社会保障等功能、政策体系支持；相应的教育文娱产业和氛围。

当然，作为产业集聚的互动和结构性变动反应，城市化在其产业构成的空间布局也发生着对应的变化：基础性工业逐次以向心形式趋于郊区或政策特定区域，而涉及适应城市运作的金融、房产和信息通讯等第三产业则逆向于前者向心趋于城市；而逐步开放体系化的产业集群背景城市化使得集群产业、城市布局及与两者密切关联的各类要素均获得一定程度的学习竞争挤兑效应和相应的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为劳动、资本、技术和信息服务扩散的体系化向心集聚和最终规模形成做好准备。

为进一步研究产业集群的各要素集聚及城市化演进间的相互关联及其影响，本研究实施下列实证验证。

四、研究方法

（一）变量设定

1. 城市化进程测定指标。国内已有部分研究运用的城市用地比指标因属于管理范畴而在数据调用上存在时间向量的可变性从而影响模型验证的结果；而一般意义上的非农人口比重则忽略了农业性质劳动力在集群产业间的流动这一方面的统计缺口，因而本研究将其扩展为非农人口比重对象领域至地区人口总数，以防止城市化进程比较因子在各城市发展不一所引起的城市间差异，并对原始多元变量按主成分析思路替换成主分量以协方差结构予以报告分析，进而以城市化水平为模型因变量展开实证。

2. 产业集群程度指标。产业集群指数，衡量指标有熵指数、地理联系率、区位商系数等。基于可用的产业就业数据，以赫芬达尔及区位熵刻画区域的产业集群程度[15]，分别如下：其中

按照样本代表产业与全国该产业占比间比重，其值与产业聚集程度成正相关；

则是引入劳动要素后的刻画指标，其分子部分为地区拟刻画集群的从业人口与该区域总从业人数之比；而分母则是上述商式在全国的比值计算，区位商与该区域产业集群程度成正比，且区域商值大于全国时，产业在该区域可判断为集群。

（二）样本选取

结合二、三产业作为区域集群城市化的本质特征及上述变量设定，本研究将以纺织业、化学纤维制造业、通信电子级计算机设备制造、文化、办公用品等产业作为产业集群测量指标，结合《中国统计年鉴》2005―2007及2008―2010年①来源数据进行面板数据拟合整理及产业集群城市样本间排序，此项数据还包括用于表征城市化进程的非农人口占比等。根据上述整理后面板数据的指标对长三角地区的集群程度衡量，本文将研究集中于上海、昆山、南京、温州、苏州、湖州、杭州、绍兴、嘉兴各聚集及城市化较为显著的样本。

（三）模型实证

针对产业集群城市具有既含数据截面主分量特性又有随时间变化序列的特性，拟采用观察T期连续的n城市样本个体的多元考察，并用不同主分量所替代的原始描述性变量的发展特性，以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FGLS）消除序列相关及异方差性进一步获取有效的参数估算（Arthur Lewis）[5]针对样本间差异分析以Stata9.0结合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针对模型所选取的主分量，为避免其与变量间的因果相关的多重组和可能干扰模型实证过程，作出两者间非因子变量关联的零假设，以X、Y分别表述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水平及城市化进程，对样本城市产业综合产值及非农人口比重两者予以Granger因果检验，为本研究确立上述变量间的统计因果意义。

可以看出，均在0.1置信水平下的零假设一“Y不作为引起X变化的Granger原因”以0.278 31非小概率报告了F统计，说明城市化成为产业集群推动作用的一部分原因，但原假设不能被拒绝；零假设二“X不是促进Y的Granger原因”0.093 71的小概率事件F统计使另一个零假设拒绝。因此综合而言，集群和城市化在长三角区域存在互动影响的关联。且以城市化促进产业集群的判断继续模型实证。

一般而言，就面板数据分析存在的二维性，本研究运用的单方程面板实证式：

应经根据参变情况进行的讨论和假设验证，以便规避固定效应模型设定及估参不当。将（3）以下按不同的参数变化情况讨论：

而以（5）描述各斜率也就是前文所述的变动产业结构导致的样本变量及在时间序列上的不同变化，以固定效应模型三种情况下的残差平方S1、S2、S3构造接受或拒绝假设所用统计量，两大假设的关系为拒绝后者即情况3假设则充分检验前者假设，并以（6）作为此时统计量统计量与等式右边后半部分也就是残方差以外的主分量截面表现水平之差为正时，分别拒绝响应情况假设，而当统计量均大于主分量截面表现值则前述假设均予以拒绝，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情况3。

（四）实证结果分析

1. 城市化进程与产业集群整体分析。鉴于第二、三产业聚集程度可作为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因此在模型实证中将其分别以ECit、SCit标称第二、三产业区位商作为主分量变量，以城市化率UPit描述城市发展进程。为对不同集群产业所在城市进行分析，以2005―2007及2008―2010年统计年鉴为数据来源跨市残差协方差权数的FGLS设定估算模型：UPit=？茁1ECit+？茁2SCit+Cit+？着it（8），其中i和t分别为城市和时间序列的描述。F1、F2以前述检验方式的F值参照F值分布表所得分别于对应在1%和5%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1.68、2.01；1.74、2.26予以比较，得前后假设被拒故选择模型的变系数情况予以进一步的加权回归实证。

而为避免在对不同城市样本间进行考察时，其二三产业集中度及城市化进程影响时引起的序列自相关、截面异方差等模型数据问题，须实行针对异方差存在同期相关性情况的SUR加权。方程R2回归系数、DW、F三者的值分别为0.93、2.217、323 487.9，因变解释能力很强。实证模型下各城市对应截距、系数如表1所示。

从回归检验及其显著性角度而言，对本研究所选取的、主分量分别在大多数及所有城市呈现出显著性，且后一主分量在系数的报告上普遍大于前者，这就解释了理论关于第二、三产业对产业集群地城市化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且后者具有更显著推动作用的观点，而这也与当前产业集群城市逐步由单一工业分化的发展现实趋势吻合。

2. 城市化结构性差异分析。观察回归结果，发现上海、昆山、苏州、嘉兴、湖州、温州在上述实证中报告数据较高，而其余四市相对较低，为进一步验证并分析这些城市群组中，产业集群程度对城市化进程的边际贡献，笔者仍沿用上述面板实证模型估算及回归，按第一类别和第二类别将上述城市分组进一步进行弹性系数及横向差异对比的城市化结构性差异的实证分析。

以模型参估结果的角度而言，各主分量都报告了模型的正相关结果，这进一步肯定了本研究关于产业集群推动城市化进程的理论设定。而从城市的类别分组实证中，对比出一些城市间差异，具体如表2所示。

（1）模型数据。从基本数据方面看，长三角第一类型 均值报告1.089，报告37.822而相应回归结果在第二类型城市的报告结果分别为4.801、14.109比较而言，第二类城市在目前显现出第二产业的集中，第一类城市则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第三产业集群和整体较高的城市化进程。

（2）类别城市弹性系数。而就城市类别间各产业弹性系数而言，第二类别城市略低于第一类别城市，EC（第二产业区位商弹性系数）、SC（第三产业区位商弹性系数）在第一类别城市分别占到5.613 8及42.305 9，而其在第二类别城市则为0.896及0.1359 2。数据报告说明在集群对其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上，第二类城市略逊一筹。细分其中的城市南京、常熟、杭州、绍兴等虽也有显著的特色化产业诸如化工、纺织、动漫等，但其核心工业或者存在成长机制欠缺，或者存在产业链结构分工及配套不完善等问题，这也是这些城市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必经的瓶颈。

（3）类别城市间模型数据横向差异。就不同类别城市而言，其城市化进程的结构性差异在于，前者SC较EC明显，而后者则以EC的边际贡献较为突出，这就报告了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城市化进程中在不同类别城市间的差异，上海等城市通过近十年的产业集群发展和模块功能的合理规划区分，已逐步形成城市化及产业集群间良性互推的动态机制，其相应的商业、金融及餐饮等服务行业获得了集群优势下的发展途径。而诸如南京、常熟、绍兴、杭州等城市则分别是以外资推动的外生式和内生式产业专业化市场聚合发展的形态，逐步带动了集群产业周边相应行业的发展，其专业市场依托及单一化产品产业链依托的发展态势虽也获得了相应的产业升级但二三产业及周边企业所获得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协同式发展，相应的城市化进程也体现出明显的地缘因素化差异，即核心产业所在城区与城区外进程的不平衡差异，从而影响城市化的整体推进。

五、结论与建议

无论是近年来我国长三角地区产业集群发展的事实还是国内外研究的实证结果，都一致表明了城市化进程与其产业集聚间的互动影响必然联系。虽然不同类别的产业集群城市有着集群发展形态的差异，产业核心所在城区内外的集群平衡性差异导致其城市化进程与产业集群的非完全意义协同性发展，但整体而言，无论是综合并进的上海，还是民营为主的专业市场内生化集群的浙江抑或受外资及高新技术产业促推的江苏，产业集群无疑都有力地推动了相应的城市化。产业集聚与城市化进程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以下机理：

1. 伴随着企业的集聚，专业化带动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劳动力及其他生产要素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向心地向其聚集，物质流、信息流也随之因地缘因素所致的费用节约效应逐步集群，就知识经济角度而言，产业群内制度优势之外的人及隐性知识在集群企业间的传递扩散和累积会推动城市和产业群的不断创新，进而是城市的综合优势即竞争力的提升、经济增长及城市化的推进。从而产生产业集群的“城市化”效应。

2. 成本降低，风险减少成为又一资源比较优势积极推动着产业集群及城市化进程，并产生对城市发展的“集约”效应。由于生产、交易成本的显著下降，产业集群具备原始动力，而这一影响带给城市的则是环境成本的大幅下降，土地、能源及相应的制度管理等重要资源得以“集约化”。上述第一类型城市中的昆山、湖州、嘉兴等例子的城市化就是产业集群协同带动的结果。

产业集群在长三角地区对城市化进程的推动和城市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了蓬勃的经济动力，本研究第一类型城市的发展为我们树立很好的学习模本。经过上述模型的实证验证，集群过程中诸多要素聚集下的第二三产业兴起、就业现实、劳动力迁移和城市吸纳力扩大带动了产业集群形态上向城市周边的扩散，辐射增强，逐渐表现出复杂的城镇自组织形态，从内源性集聚的城市化到多中心化的“城市-产业群落”的发展态势，为长三角的大城市“星云”格局打下基础。

当然，格局的形成并非单一的时间或经济发展的存量问题，更待合理的布局和促推政策的务实执行。首先，应为合理及优势的产业集群培育创造条件及机遇，从产业规划、基础设施、综合配套等方面入手，积极治理以提升城市特别是产业集群核心城市的容载力，引导企业在聚集过程中的结构性协调，行业及劳动力的相关性契合，进而为进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相应城市化迈进夯实基础。

其次，要以产业集群与城市化的协同发展为治理目标，坚持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避免规划引导中的盲目偏颇的同时也应摒弃集群理论框架中各要素配备对决策中面面俱到的制约[16]。

总而言之，作为在地理上靠近的相互联系企业和关联机构及中介组织因成本及制度因素低廉的优势而向心聚集的一种态势的产业集群是集群企业因特定产业的共性及互补而关联扩展，进而形成竞争优势和外部经济的实现，而产业和相应生产要素及周边组织的集聚也亟待通过恰当的政策协调组合及配套实施兑现更高的城市化水平提升；同时，不断提升的城市化水平在演进过程中也呼唤对于相应产业集群规划定位的政策匹配进而形成两者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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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传统产业集群；竞次发展；低水平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12）08-0099-04

一、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权利不均衡性

随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与价值网络的重构，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形成了垂直分工，产品的价值创造体系形成全球性布局，全球价值链理论正是对这种现象的反映与抽象。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被定义为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至报废的全生命周期中所有价值创造的活动范围，包括对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务等（Humphrey&Sehmitz，2000）。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源于生产者和采购者两方面（Gereffi，1994）。换句话说，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是在生产者或者采购者的推动下完成的。发展中国家大多参与的是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拥有强大品牌优势和销售渠道的跨国公司通过全球采购和贴牌生产（OEM）等方式组织起来的商品跨境流通网络，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拉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工业化，例如20世纪50-60年代的日本，70-80年代的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与东南亚等，以及90年代以来的中国。

全球价值链的地理分布上呈“大区域离散，小地域聚集”的特征（张辉，2006）。一方面，价值链片段化导致其中各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分离；另一方面，分离出去的各价值链环节一般呈高度地理聚集，使地方产业集群成为全球价值链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载体。地理上的临近性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生产费用，专业化分工催生了集群的规模经济，学习效应加速了知识积累、新技术的推广，产业集群已成为各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与创新源泉。Kaplinskv&Morris（2001）区分了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两条道路：低端和高端。低端道路是以低工资、低价格、简单技术、高污染、大量的资源浪费为代价参与国际市场并获得竞争力；高端道路是通过采用新技术、不断调整并改进产品与生产过程、增加产品附加值来构建自身实力，从而获取竞争力。通过对国内许多传统产业集群的研究发现，在国内需求不足的约束下，谋求集群发展的前提就是融入全球价值链，并不介意是低端融入还是高端融入。从短期来看，便捷的低端嵌入方式有利于接受外部的技术扩散、获得稳定的销售渠道并取得较高的经济收益；不过从长期来看，其实际上对集群的升级特别是创新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Luiza&Lizbeth，2001），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中的大部分价值增值都流向了市场销售和品牌化等流通领域（Henderson，1998），只有极少量的价值增值流向生产领域。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细化使全球价值链日趋复杂，内部环节不断增多，交易的可标准性不断降低，交易费用激增，通过提升价值链中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十分有限，因此需要系统性协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活动。这种系统性协调就是价值链治理，即价值链主导者通过采购网络、生产网络与销售网络对参与者实施影响与控制的过程。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是通过非市场机制来协调价值链参与企业间的相互关系与制度机制（Humphrey&Schmitz，2000），因此参与各方的权利是不均衡的。价值链主导企业一方面要求承包企业改变自身生产过程，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寻找新的供应商。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生产环节的进入壁垒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低成本传统产业集群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生产组装环节，竞争日益激烈。价值链治理者对能力较低的承包企业实施垂直管理，控制力愈强，治理程度愈高，价格主导权愈强，获取的比较利益愈多，因此，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前景十分黯淡。

二、全球价值链下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的两难困境

（一）竞次发展困境

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或者正在快速嵌入全球价值链，集群内以中小企业为主，主要为跨国公司提供OEM代工，注重合同生产，缺乏对产品核心技术的掌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低要素成本及税收优惠，趋同定位和同质化竞争问题尤为突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存在着被更低成本的地方产业集群所替代而引发衰退的风险，同时也暴露出地方产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Gereffi（1999）在研究东亚服装集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动扶梯理论”。他认为，融入GVC是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集群登上能力增长自动扶梯的必要环节，它将帮助集群自动获得从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价值链升级的机制。

实际上，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在GVC中的升级是一种受治理的升级，不仅没有登上能力增长的自动扶梯，反而时刻演绎着升级与反升级的较量。原因在于，GVC存在着一种战略隔绝机制，使得依托跨国公司战略空间集聚效应所形成的产业集群具有内在的封闭性，地方根植性和地方产业关联被弱化（民等，2007）。考虑到国际技术外溢有限性，对外部网络的过度依赖意味着放弃了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主动权：若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容易与主导企业产生利益冲突而被遏制；若实施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则存在自身实力与创新能力不足的风险；若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陷入竞次（Race to the BoRom）发展困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出现的竞次行为是全方位的，原本创新、进步的竞争过程，却不断演变为一个“看谁比谁便宜、谁比谁更能支付更低成本”的竞次过程（袁剑，2005）。中国在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对廉价劳动力的耗费、环境的破坏、能源的消耗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不断冲击着生态文明的底线，从而引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悲惨增长”。

（二）技术创新困境

Porter（1998）指出，集群自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如果一个集群地区在一段时问内不能在其主要的技术领域或公司和机构方面构建其能力，就有可能由于外部的威胁或者内部的僵化而失去竞争力。我国传统产业集群面临的外部威胁主要源自出口市场需求大幅下降、技术中断、政策干预、信贷紧缩等方面，外部威胁会诱发集群衰退，但真正决定命运的仍是集群内部的自稳性风险：地理上的临近一方面会降低交易成本与生产费用，另一方面又会导致集群自我封闭；专业化分工一方面会产生集群的规模效应，另一方面也增大了集群内部的协调风险；示范效应与学习效应一方面有利于集群知识积累和技术扩散，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群体思维和战略趋同现象；协同溢出效应一方面使集群内企业享受到外部经济的好处，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企业的创新惰性。

熊彼特（1912）的创新理论强调生产技术的革新与生产方法的变革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作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也表明，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也是知识经济背景下企业提升绩效、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Romer，1986；Lucas，1988）。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技术创新与科技进步，但效果并不明显。原因在于，面对创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企业往往会选择低成本、低难度、低风险、更具功利性的创新活动，主要集中于产品结构、产品外观设计、包装、款式、规格、辅助功能等方面。这些创新都属于知识外显型创新，实施模仿与渐进性创新的机会成本非常低，加上外在力量难以对模仿活动进行有效制裁，无法有效遏制“自己偷，也让别人偷”（rip offandlet rip off）之类的机会主义，无法保证创新者的“先驱者利润”，反而会形成内生模仿的微观机制，使集群最终陷入低技术锁定、低水平创新的困境。一旦陷入这种困境，要脱身出来就会变得十分闲难。因为突破锁定意味着对整个经济系统实施组织变革与调整，改变原有的市场秩序与制度安排，这必然会带来高昂的路径转换成本，甚至会造成比技术创新更高的交易成本。

综上所述，若维持现状、满足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锁定，则面临竞次发展与悲惨增长；若要突破趋同定位、低技术锁定，则必须支付高昂的组织变革成本与路径转换成本，中国传统产业集群已经陷入进退两难的发展困境。

三、我国传统产业集群发展路径转换的对策建议

在发达国家，像意大利、法国、德国、丹麦和挪威的纺织、服装、鞋、家具等产业集群，其发展道路与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产业集群完全不同，被称为创新性的低技术集群。通过赋予文化内涵和知识特性，这些产业在发达社会中确立了领导地位，并没有衰退为夕阳产业，或者只能在低工资的产业环境中发展。王缉慈（2005）按照发展道路的不同将产业集群分成两种类型：基于低成本的集群和基于创新的集群。本文认为，中国的传统产业集群若要摆脱“两难困境”，必须借助外部效应，转换发展路径，由低成本集群向创新型集群发展。

（一）重视国内市场，降低对GVC的过度依赖

中国在追赶国际技术前沿的过程中，存在着重技术轻市场的倾向，“以市场换技术”战略正是这种倾向的体现。从目前的情况看，我们让出了市场，却没有走上“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之路，反而陷入“引进淘汰再引进再淘汰”的恶性循环。究其原因，技术进步只是手段，产业升级才是目的，产业升级必须依靠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不一定会带来产业升级。嵌入GVC的传统产业集群容易获得工艺升级与产品升级，但是在功能升级上遭到纵向封锁，实际上产业升级的周期是被拉长了。而让出市场、失去对销售渠道的控制权才是影响集群发展的“致命伤”，市场范围扩大受限阻碍了集群分_丁的深化，企业内部分工不足与集群内缺乏大企业的协调治理导致“分工限制分工”，大量企业做着同样的事情，便产生了诸如战略趋同、同质化竞争等问题，企业只能依靠不断降低价格来取悦价值链治理者。微薄的加工利润，使企业对增加R&D投入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通过集群创新活动构筑较高的进入壁垒，已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破而流失，会随着技术扩散而消失。若要保持较高的收益，要么是该行业进入壁垒很高，潜在竞争者无法突破；要么是进入壁垒在不断发生变化，即企业的创新和生产能力在动态发展，不断从事新的经济活动，在该领域形成新的经济壁垒，从而抵御潜在竞争者。这些进入壁垒被形象地称作产业集群的“堤防”，若集群在构筑进入壁垒方面无作为或者不作为，则会面临竞争者过度进入而导致的贸易条件恶化及租值耗散。事实上，除了技术以外，人力资源、组织结构、产品设计、品牌推广、营销渠道、物流控制、基础设施、自然资源、企业关系、金融支持、政策支持等都可以构成产业集群的“堤防”。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集群只是全球价值链上的一个子系统。然而，无论嵌入什么样的价值链、也不管嵌入能给集群带来何种升级机会，利益都不会从嵌入中自动产生，升级也不会自发实现，甚至连价值链治理者促进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升级的意愿都值得怀疑。集群升级的动力源自集群内部，重视本地联系和地方层面的治理（Helmsing，2002），通过集群要素间的互动学习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对于集群升级至关重要。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国内市场无论是规模还是多样性，都成长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可以为本土企业提供持续投资和创新的拉力。然而，在缺乏本地市场联系的情况下，代丁企业无处借力培育自己的品牌，无法形成对自身附加价值的攫取能力，甚至连国内迅速成长的高级要素也无法充分利用。若要扭转目前的被动局面，必须重视基于国内市场空间的国内价值链的培育，通过构建国内品牌和销售网络渠道的终端集成，摆脱对国际市场的过度依赖，才能在价值链博弈中争取到更有利的地位和更好的发展前景。

（二）基于创意资本嵌入的集群协同创新

一直以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都过于狭窄，一般局限于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创新和创新文化。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高新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自主研发被提到了空前高度。然而，在传统低技术产业的生产过程中，有大量的高技术生产工艺和过程，其重要性却经常被忽视。事实上，低技术的学习与创新和高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同样是知识创造，从事低技术产业的企业在资源管理、产品差别化、生产制造、后勤保障、营销推广、售后服务、商业模式等都需要创新以获取竞争力。甚至可以说，产业价值链中的所有活动都可能发生创新，创新不仅来自于多学科的、系统的研究成果，还包括很多不同的、能够解决问题的技术，甚至是原有技术融合、重组、集成、杂交而成的技术。

篇8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期；服装业；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B

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加大了国内服装业的压力，买方市场的形成使服装业竞争加剧，市场经济环境给予境内外品牌同等的竞争机遇，国内品牌面对着强大的竞争对手。我国服装市场虽发展迅速，但仍处于低水平竞争，缺乏自主品牌，科技、文化含量高的服装市场仍被国外品牌所垄断。我国服装业只有走出低水平、价格战的困境，才能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这已成为我国服装参与国际化经营的关键。而要想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在产品质量和服务等方面优于竞争对手。

本文根据“6+1”的产业链理论，把我国服装业整个产业链分成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产品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七个部分，通过对ZARA成功商业模式的分析，为提高中国服装业的核心竞争力和开拓市场能力提供理论分析。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期，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力度空前的刺激计划，全球主要经济体2012年以来都实现了经济正增长，全球贸易和投资活跃度有所上升，世界经济复苏迹象明显。从国际经济环境看，虽然一些发达国家经济开始复苏，但基础不稳固、动力不足，全球经济复苏将是一个缓慢曲折的过程。

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世界产业格局正经历自二战以来最重大的变化：一些重要产业的关键领域面临技术突破和结构升级；世界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带来深刻的影响，创新资源和创新活动面临着新一轮的世界范围内的配置和重组。世界产业格局新一轮调整使中国产业发展更具紧迫性，对中国产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创新资源、提升创新能力、抢占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制高点带来重大机遇，也提出严峻挑战。

二、中国服装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生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但我国服装产业整体发展很不平衡。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和上海等东南沿海省份和城市所生产的产品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中西部地区的服装产业则非常落后。近年来，服装企业的品牌意识虽不断加强，但还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服装品牌，主要还是通过低成本优势在与国际品牌进行竞争。总体来说，盈利能力过低，缺乏规模经济效应。

虽然中国服装产业的发展成绩显著，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十分明显，中国服装业主要面临以下问题：

由于中国服装产业发展的历史原因，产业结构不清晰，生产加工型企业和营销型企业的社会分工不够明确，目前还很难形成比较稳定的产业链结构。中国的服装消费还没有进入到成熟的品牌消费阶段，目前只处于初级时尚消费阶段，中国的服装市场仍处于从时尚型消费向品牌型消费的过渡期。从服装企业的角度来看，品牌推广也欠成熟，很少有企业能推出被受众普遍接受的品牌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消费观念等，因此，可以说中国的服装市场处在品牌的导入期。

近几年， 我国服装业发展重数量， 轻质量，低档产品产量过大， 积压现象十分严重， 一方面造成了企业经济效益不佳，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适应， 但我国服装业也有自身的优势，比如相对稳定的生产能力、较强的产品品控意识、较高的成本控制能力和稳定的上游产业链资源，具备一定设计研发能力、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原料优势和产业集群优势等。

三、产业链的涵义及“6+1”理论研究现状

产业链包含企业链接和产业链接两个层次。产业链既包含各参与企业的衔接，又强调各参与企业所在行业之间的衔接，是以上两个层次的总和。企业关联层面的产业链离不开特定企业所在产业的发展约束，产业关联层面的产业链体现在单个企业关联层面产业链的运作，是单个企业层面产业链合力作用的结果。

从研究逻辑看，产业链包含产品链、价值链和知识链三个层次。产品链是产业链的产品表现形式，是初级的产业链形态；价值链是产业链的价值表现形式，是高一级的产业链形态；知识链是产业链的知识表现形式，是最高级的产业链形态。三种形态的产业链形式上并存，互为载体。

“6+1”理论是指美国把价值最低的制造业一端（即“1”）放在了中国。制造业浪费资源，破坏环境，而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等六块非制造业环节（即“6”）都掌控在美国自己的手里。“6”是“软”的生产环节，“1”是“硬”的生产环节。在这样一种“6+1”产业链的定位下，中国难免沦落到价值链的最低端。

四、ZARA模式分析

ZARA是西班牙著名品牌，世界四大时装连锁机构之一，是Inditex集团下的品牌。Inditex是西班牙排名第一，全球排名第三的服装零售商，在全球52个国家拥有2000多家分店。旗下拥有ZARA、Pull and Bear、Massimo Dutti等9个服装品牌，ZARA是其中最成功的一个，被认为是欧洲最具价值的品牌之一。

ZARA的营销模式非常独特，采取了快速、敏捷、多品类、小规模和大终端的竞争战略。

至关重要的环节是ZARA的灵敏供应链系统，其大大提高了ZARA的前导时间（前导时间是指从设计到把成衣摆在柜台上出售的时间）。中国服装业一般为6～9个月，国际名牌一般为120天，而ZARA最短只有7天，一般为12天。一些国际服装品牌巨头却无法重复ZARA的成功，原因在于ZARA一年中大约推出12000种时装，而每一款时装的生产量不大。即使是畅销款式，ZARA也只供应有限的数量，常常在一家专卖店中一个款式只有两件，卖完了也不补货。一如邮票的限量发行提升了集邮品的价值，ZARA通过这种“制造短缺”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忠实的追随者。“多款式、小批量”使ZARA形成了独特的经营优势。

ZARA提出为顾客提供“买得起的流行时装”，持续开发新款而控制生产量，从而门店存货水平不高，为此，ZARA协调所有门店的补货节拍；在全球调配系统下，执行周期性的补货，在各门店之间调配产品，减少了库存。

ZARA要求各专卖店每天必须定时把销售情况发回总部，并且每周要根据当前库存和近两周内的销售预期向总部发两次补货申请。这些信息的准确性是对专卖店管理人员的重点考核内容。总部收到各专卖店的销售、库存和订单等消息后，综合分析各种产品是畅销还是滞销，如果滞销则取消原定生产计划。由于在当季销售前ZARA只生产下个季度出货量的15%左右，这样在一个销售季节结束后最多只有不超过18%的服装不太符合消费者口味，而行业平均水平约为35%。可以说，Zara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拥有高效的协同供应链运作体系。

五、整合我国服装业产业链的对策建议

产业链高效整合是现代成本控制的新思维，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在运费和劳动力上节约成本的思想，而是从高效出发，加快资金和商品的周转率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成为市场快速反应者；以更高的效率完成整条产业链的产品设计、仓储运输、原料采购、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从而在适应市场和与消费者互动上取得主动和领先，达到高效整合的目的。

1.认清服装行业本质和产品定位

服装行业本质就是前导时间越短越成功。为了完成缩短前导时间的目的，企业要高度整合自身的产业链，一切以快为目标。

2.培养市场化的设计师

市场化设计师即职业设计师。近年来， 国内众多时装设计师纷纷投身于产业开发， 加盟企业， 创立品牌， 并成立了设计公司、工作室等，为服装企业创立品牌和服装产业升级适应消费结构变化提供了人才资源。要将我国服装业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应创造条件加强设计师与纺织企业、服装企业的交流与沟通， 使设计师的创作设计与企业的工艺生产水平相互配合；重视扶植和推介优秀的设计师， 不断向广大消费者传播设计师的作品， 让设计师来引导人们的消费和服装流行趋势；给设计师创造考察、学习的机会， 开阔他们的视野， 提高其素质， 使中国服装设计水平有一个质的飞跃。

3.完善原料采购机制

做好原料采购工作，加强预测性并提高购买数量的精确性。一方面，服装的布料、材质、搭配对于时尚潮流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款式可以在短时间内千差万别，但面料的流行周期要远长于设计的款式。因此，对面料精准的预测，可以保证服装产品的时尚元素。另一方面，对一个服装零售商来讲，强调面料预测是一种预防风险的有效手段，因为布料（原材料）失误带来的损失要比已经制作完工的服装小得多。同样的布料还可以做成不同款式的衣服，既减少了服装企业公的潜在损失，又降低了产品的平均成本。

4.转变观念，拓宽信息渠道

我国服装业应该充分认识到，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的信息观念已经不再适应服装业的发展。应提高企业接收信息的灵敏度，清楚地认识到任何一条信息都可能成为企业新的经济增长点，信息就是效益。 同时要与国际接轨，改善信息获取环境和渠道，快速掌握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和供求关系波动。我国服装企业还要积极适应现代商业模式、电子商务和虚拟经济的发展需求，通过开展BtoB、BtoC 等模式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

5.实施品牌建设和保护战略

实施品牌建设战略是提升我国服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能加快服装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 还能解决我国服装产业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应将提高服装品牌影响力上升到战略高度，严把质量关，打造出真正的国际化品牌。

同时还应注重品牌保护。服装企业不仅要重生产、销售环节，进入国际市场时还要重视商标注册和品牌保护，防止国内品牌被国外企业恶意抢注。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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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宏性.中国纺织服装业国际竞争力研究[J].统计研究，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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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城镇农业；设施农业；农业产业链

我国的城镇化速度一直很快，但是相应的农业现代化脚步却无法跟上城镇化的速度。这一现象存在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对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多年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限制了农业现代化、规模化的发展。

（一）.城镇农业问题

在城镇化进程当中，不可避免要面临耕地、森林等自然土地资源的减少和环境破坏的问题，这也衍生出城镇农业这一新型的城市环境和农业发展模式。

所谓城镇农业，是指在城市中进行生产的农业模式，除了能够出产农业产品之外，更主要的是能够净化城市环境、调节水文气象，以提高城市生活质量。

发展城镇农业，有利于农民成为新市民。在我国城镇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在城市化扩大规模的情况下，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而这些劳动力大多是新融入城市的农民，他们既有农耕知识和文化传统，也有城市人的眼界和市场意识。发展城镇农业，不仅能够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的机会，而且可以使他们平稳顺利地融入城市生活，成为产业工人，以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发展城镇农业，有利于农耕文化的传承。城镇地区是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科技水平最高，资本密集，与市场联系最紧密，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农耕文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建设农业观光采摘园、农业科普园等多种形式，一方面实现农业市场化，让城市人感受休闲的快乐、丰收的喜悦，让农民增加了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农耕文化在城镇化的大潮中得以保留传承、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发展城镇农业，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在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中，我国的环境破坏还是比较严重的，2013年冬季，我国华北地区大面积的雾霾天气也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而发展城镇农业即是城市环境改善的方法之一。在城市，人口密度较大，汽车尾气、火力发电、集中供暖、建筑粉尘污染等都会造成空气质量的下降。发展城镇农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空气污染，对改善我国的城市环境、优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均可起到积极作用。

然而，城镇农业成本较高，并且对技术也有很大的要求，所以开发难度较大。我国的人口密度较为集中，在城市中的密度大，人均绿地占有率十分低，而目前的许多楼宇建设对城镇农业改造并不是很便利。因此，促进我国的城镇农业发展，还需要更多的重视和规划。

（二）.设施农业问题

发展大规模集中化的设施农业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发展的主流方向。我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在日益提高，过于细碎化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和粗放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渐渐不能满足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了。

所谓设施农业，是指利用人工建造的设施进行农业生产的模式。

发展设施农业的意义在于，在生产方式上，设施农业使得传统的种植、养殖业能够向工业化发展，生产效率不断提高，能够用更少的耕地和劳动力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在生产周期上，设施农业打破了传统农业的季节性，实现农产品的反季节上市，使农产品的产量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大大降低，同时也进一步满足多元化、多层次消费需求，有助于粮食供应的安全和稳定。同时，我国在发展城镇化的过程中，耕地的减少也使得设施农业的发展迫在眉睫。

设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政策上支持略显不足。政府目前的补贴相对较少，而且基本分散于各个不同的设施项目，无法很好地协调统筹发展。

（2）农业设施科研的投入相对较少。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研成果还是比较少的，而投入生产的产品技术的数量就更少了。

（3）设施农业规模化生产存在阻碍。当前我国设施农业大部分仍然是由小规模的农民个人来进行生产，无法形成大的产业，扩大生产，这导致了我国设施农业发展较缓。相对于回报率较高的房地产等产业，虽然设施农业收益较为稳定，但是投资周期长，门槛较高，而且风险也相对不低，这就造成了无法筹集到大量的资金来进一步扩大生产。尤其是以设施农业进行原始资本积累之后，大量的资本都外流进入其他行业，规模化成功的例子较少。

（4）天气等因素的不利影响。设施农业一旦进行规模化生产，天气灾害等等会对其产生消极影响，而最近几年我国的极端天气时有发生，这对于设施农业的破坏也是比较严重的。而且作为设施农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来讲，他们的法律意识比较淡薄，所以较少为自己的农业设施购买保险，而相对的保险公司对于这类保险也并不是十分上心，再加之我国农业投资制度还不健全、农民对于市场走势不了解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均有可能致使设施农业的发展陷入困境。

（三）.农业产业链的延伸问题

在我国的城镇化道路中，农业规模化的发展是必然的。随着人口的增多和人口密度的增加，粮食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农业市场化进程也得以大幅度地推进。而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就是农业市场化的体现。将生产、运输、销售甚至烹调加工全部整合为一体的产业链，不但能增加农业生产的效率，更使农民能够对市场的反映有更良好的认识。不像原来的小农时代，农民对市场反应较慢，无法适应市场的需求，经常导致所谓的“谷贱伤农”现象发生。在产业链形成之后，除了农民自身会得到更多的市场信息之外，上下游的产业要求也会迫使农民更好地选择生产种类和产量，不至于盲目地跟风或者以现在市场的价格来判断将来的走势，农业产业链的发展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这是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大力发展的一项重要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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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国经济的区域性合作发展思路更加明显，福建省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加强同台湾地区的林业合作是实施先行先试政策，推动两岸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发挥独特的地域优势的重要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闽台林业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省致力于发展绿色海岸经济，加快林权体制改革，为闽台林业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中国经济由单极增长进入更加强调互动协调发展的多轮驱动，然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如地方保护主义、区域统一市场难以建立、商品与要素难以流动或优化组合、地区利益难以协调、产业结构趋同、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发挥、难以形成企业规模与地区集聚规模经济等。福建将迎来可以预期的新一轮跃升期，大力支持海西经济区的建设目的在于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因此对两岸林业产业链的整合以及林业合作路径的探讨，对两岸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地区性的产业经济、实现林业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链及林业产业价值链国内研究现状

（一）产业链的定义

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一是基于微观角度的产业链定义。任保平（2005）认为，产业链从微观上来说是指一个企业的供应链，是一定的产业群聚区内，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上的相关产业中的企业而结成的一种战略联盟关系。蒋国俊等（2004）提出，产业链是指在一定的产业群聚区内，由在某个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或国际竞争潜力）的企业，与其相关产业中的企业结成的一种战略联盟关系链。二是基于价值网络的概念。哈里森认为产业链是采购原材料，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且将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三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角度的定义。郑学益（2000）认为产业链就是以市场前景比较好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的关联度比较强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通过这些链核，以产品技术为联系、资本为纽带、上下连结、向下延伸、前后联系形成的链条。

（二）产业链整合的研究

刘明宇，翁谨（2007）在《产业链的分工及其知识整合路径》中从知识整合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链分工演进的不同阶段对制度需求的差异，认为模块化产业链在对第三方强制履约效率、产业进入自由、知识产权保护、关联产业支持等几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环境对产业链知识整合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契约的执行、产权保护和行业进入规制。里昕、揭筱纹（2006）认为纵向战略联盟是产业纵向整合的一种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产业链的企业战略联盟也是企业应对产业结构变革、行业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

（三）产业链的形成机制

郭承龙、郭伟伟、郑丽丽（2009）认为林业产业链的形成始于社会分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合适的产业链组织结构，尔后产生新的细致化、更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周而复始，形成蛛网结构的林业产业链形成机制；之后基于蛛网模型3个维度，提出林业产业链形成的价值模型，并举例说明验证了林业产业链形成机制；最后探讨了林业产业链价值实现的4个途径，为积极拓展和完善林业产业链功能和优化结构提供借鉴。

（四）林业产业链拓展

杨加猛、张智光（2008）基于“微笑曲线”的启示，从提升江苏林业产业整体附加价值的角度出发，分别探讨了林业产业链条中的生产环节、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拓展思路。他们二者还在《论林业产业链的多为拓展思路》中，指出综合供应链、价值链、产业组织、循环经济等相关理论，对林业产业链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基于林业产业链涉及的不同层面和多种视角，以系统集成的思路，提出由供需维、空间维、价值维和组织维构成的林业产业链多维静、动态拓展模型，以期为中国各地林业产业链的拓展实践提供理论框架和路径参考。

（五）林业产业链利益均衡问题研究

蒋昌华（2009）认为林业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林业产业链的完善及其各环节利益分配的均衡。分析中国林业产业链在营林环节、林产品加工、销售环节。提出通过发展和完善“营业专合组织”和“林业产业协会”，构建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协调各环节的利益，使之均衡。

（六）产业链基本理论研究

刘贵福（2006）研究产业链的组建提升和运行机制，提出产业链的组建过程模型，提出产业链的三种修缮方式，提出产业链中间产品定价的公差带模型。创建了产业链运行机制模型和运行过程模型图。他还提出产业链功能效应，给出产业链的增加值链、成本链、利润链；提出产业链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张勇、何海燕（2009），基于协同效应理论，通过对林业产业链的系统结构及特征，以及林业产业链系统演化中的各种冲突分析，认为林业产业链协同效应的实现途径是业务多元化、业务单位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同的企业必须以某种方式连接为一个群体。最后得出林业产业链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联盟机制、经营价值均衡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共同作用来实现协同效应的结论。

（七）中国林业价值链问题的实证研究现状

在Grubel-Lloy指数运用上，曾玉荣2001年用Grubel-Lloyd对台湾近10年的农产品贸易状况表明台湾在林产品方面的需求今后仍将主要依靠进口解决。孔凡斌2006年利用贸易竞争指数，投资利润率指标结合其他因素评价了中国林业产业的竞争环境条件及中国主要林产工业品国际竞争能力。在市场发育程度上，孙顶强等人2005年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测试了中国木材市场发育程度，其研究认为中国木材市场在长期上整合但短期不整合，2006年王怡等人运用协整检验法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中国苹果产量最大的两个省份省内各地市场进行整合程度的分析，其研究表明山东省内各地苹果市场的短期整合程度要高于陕西。

（八）区域林产企业供应链研究

龙勤（2007）提出区域林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应引入供应链管理思想，指出了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林产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与培育林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应构建高效的供应链平台，同时还应着重培育林产企业供应链的内涵异质性。张智光（2008），将绿色供应链中的“绿色制造”拓展到林业资源培育等环节。研究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内涵、特性、理论基础和研究动态。提出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思想，指出其核心问题是林业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的协同共生，即“绿色共生”问题；勾勒出林业绿色供应链的理论基础——绿色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并以林-浆-纸产业链为例，对林业绿色供应链共生系统的结构和共生模式研究提出了建议。

（九）林业产业价值链研究

程征（2006）认为从森林资源的角度可以将林业产业分为第一、二、三产业。以林木培育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以林木加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以森林旅游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同时提出林业产业价值链中存在森林资源短缺，林产品加工增值幅度低，林产品深加工和林木资源的综合利用的效率低等薄弱环节。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三、国外关于产业链及林业产业价值链的研究现状

价值链概念由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强调每个企业都是进行设计、生产、营销、进货及维护其产品各项活动的集合，且所有这些活动都可用价值链来表示。价值链在林业领域也有广泛的运用，尤其是林产品加工价值链及其升级的研究。

国外学者多从林产品加工业中具体的和相关产品为例，绘制价值链。例如JasonW.Clay，JanisB.Alcorn，JohnR.Butler（2000）为了研究当地中小林业生产者以在林产品加工业市场价值链的地位，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木材的采伐、运输、加工，以及在荷兰的销售为例，详细绘制分析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木材在其加工业价值链条中的价值增量。也有把某一个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按各个分支产品来进行具体描述的学者，如MartinGreijmans，BoualayOudomvilay，JulioBanzon（2007）对老挝Houaphanh省的竹子加工业的价值链进行细分，涉及到竹笋价值链，传统竹子手工艺品价值链，竹席价值链，竹子半加工品价值链。通过这样细分，可以对复杂的价值链系统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便于分析。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2001）为了能够更好地介绍和解释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就以家具加工业为例，绘制了林产品加工业的价值链结构，并指出在现实中的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是由多条价值链和多个节点组成的一个价值链系统。但从节点上看，认为一条简单的价值链一般会涉及到四个环节：设计、生产、营销和消费。在林产品加工业中除了木材产品外，其他一些非木材林产品加工业的价值链也倍受学者们的关注，而且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如分析当地人在巴西坚果加工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利益分配（JasonW.Clay，JanisB.Alcorn，JohnR.Butler，2000）；强调企业在非木材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中的作用（DirkWillemteVelde，JonathanRushton，KathrinSchreckenberg，2006）等。

在关于马达加斯加香料和药用植物产业的研究报告中运用价值链分析法，详细地绘制了该国香料和药用植物加工业的价值链，并研究了价值链的运行环境、最终市场、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纽带和关系、自然资源基础和承载能力等问题。在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识别的基础上，学者们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升级办法。其中用以森林为基础的家具产业为例，RaphaelKaplinsky（2000）自己就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的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富于价值的环节是原材料的种子遗传设计，家具设计及其品牌化上，而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各个农林业、工业或该产业的支流等规模经济部门。同时由于信息和交流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的普遍运用，管制的放松，市场的开放和全球贸易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CohenSJ，BDeLong，JZysman，2000；Dicken，1998）。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和JeffReadman（2001）强调创新是林产品生产商从全球产业整合中获益及其价值链升级的关键。但HovgaardAbra和HansenEric（2004）指出专门针对林产品加工创新的研究还很少，他还表明林产加工业的创新涉及到产品，加工，业务系统，以及林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能力。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林业产业链条中的营林业、加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仍然相对割裂，上下游产业间还亟待进一步相互延伸，产业链中的企业、消费者、行业中介以及政府等不同主体间缺乏有效协同。尤其是林业产业发展中的原料、产品、技术以及政策上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例如原料上的林木资源匮乏与木材加工业高速发展、木材利用率低下之间的矛盾；林产品单一与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林业企业的大量技术需求无法满足与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之间的矛盾；以及林业分类经营中商品林建设与现有采伐限额政策、林木产权不明之间的矛盾等，已成为影响中国林业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研究难点是基于供需协同视角，构建林业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模型，提出林业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相关路径。这对于把握现代林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林业产业各环节的定位与发展，提升中国林业产业在新时期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与合作研究的必要性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的信息管理、价值链分析和农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研究把产业链管理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管理体系，重心转向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整合问题，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加盟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赵绪福认为产业链优化包括产业链的延伸、产业链的提升和产业链的整合并强调在产业链优化中应特别注重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朱毅华构建了农业产业链整合绩效模型验证了农业产业链管理的核心是产业链环节整合，丁慧媛认为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沟通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产业链的管理、组织形式和构建，未来研究的重点：明确政府角色，提出适合现阶段发展的农业产业链组织方式，对农业产业链的金融支持，对农业产业链组织形式的风险防范。关于闽台林业合作洪志猛等认为两省之间存在区位优势、互补优势和政策优势，蔡新民根据三明现代林业合作实验区的经验，提出要针对投资环境和林业发展基础的差异来开展林业合作，三明市政府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开展科技交流、对接国际市场”的合作方针，黄森慰从林业生产要素的角度对比分析闽台林业要素差异，指出闽台林业合作是推进两岸林业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

闽台林业合作源远流长并已形成了很强的相融性和互补性，福建在森林资源、劳动力、市场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台湾拥有较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丰富的林木良种资源、木竹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发达，开展闽台林业合作前景广阔。闽台林业合作要在闽台农业合作的总框架下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努力把福建办成林产品加工和引进优良林木种质资源的重要基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示范窗口、林业科技和市场信息的交流中心。福建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林改和构建现代林业的省份，以花博会、林博会、木洽会为载体，积极引进台湾森林经营先进理念、新品种、新技术和资金，与台湾的林业合作经营组织交流林业管理、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共同提升海峡两岸的林业发展水平。

全球林业产业新一轮的布局都在调整、优化，针对闽台林业要素差异运用产业链组织整合原理探讨闽台林业合作的核心问题，分析研究创新、整合和协调林业要素资源的决策机制促进闽台林业整体发展的新态势，具有推动闽台林业交流和深度合作的重要作用。但闽台林业交流合作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为自发和零散的，缺乏总体的研究与规划，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网络“点稀、线少、面虚”，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新机制没有有效建立。为此定量分析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总体水平，找出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的关键影响因素，系统分析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的演进规律与趋势，总结与选择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模式，提出可操作性的林业产业分工合作路径，可以有效地促进闽台林业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为此从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眼光来研究推进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及深度合作，闽台林业产业发展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闽台林业合作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闽台林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闽台林业合作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网络的构建，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趋势分析，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本研究以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为研究主题，从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分析评价中提出促进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及深度合作的政策制度框架。

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与合作研究的实际价值：

第一，可以摸清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的发展现状，有助于及时掌握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为进行区域森林环境资源的合理规划与林业产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提供可靠依据。

第二，有助于构建闽台林业经济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林业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闽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第三，对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闽台林业合作发展观，促进有关闽台林业合作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闽台林业合作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