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国际经济学的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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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理论建设以政治经济学为根基，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实情况为出发点，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重要的市场理论，形成了指导我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性制度。政治经济学由四点构成：即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发展理论，这四条理论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的要义，成为我国经济建设的基本理论。西方经济学提出的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是我国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依据和重要理论来源。

西方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重要性，主张一切经济行为都要通过市场来完成，需求、供给和价格要通过市场来形成。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经济体制虽然也运用市场经济规律来调节生产、消费，但是没有像西方经济学理论强调的那么重要，并没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在市场没有起到基础性作用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计划经济的弊端也逐渐显现，资源配置不能按照供需的有效性进行流动，导致了经常性的物资短缺和相对过剩，整个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如何统筹好物资的分配，如何最大化满足国民经济社会的需要。但是这项工作却不像我们想想的那么简单，如何能在年初实现对经济的有效预期，如何能够在960万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有效调配，这对于当时信息传递不太发达，计算能力比较弱的中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改革开放初期，与西方经济发达程度对比中发现，中国经济社会明显出现了落后，而且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改善我们的经济制度，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提。西方经济中的市场经济概念逐渐成为中国与西方对接最重要桥梁，也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有效的手段，在这样大背景下，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市场理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最为重要的理论构成。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我国逐渐开始完善市场主体，开始允许商品的自由流通，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则。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消费市场逐渐形成，这三个市场的形成，使得市场进入了真正发展时期。

通过上图，厂商通过产品市场实现了产品的销售，家庭通过劳动市场实现了就业，资本市场是扩大规模，盘活已有市场的重要手段，也是开辟新市场，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的重要依托，同时，也帮助家庭提高生活质量，满足人们的超前消费等。

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根本就不存在竞争，一切都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自然也就不会出现竞争。西方经济的市场经济体制却不是这样的，通过市场来调节资源的配置，厂商必然选择利益最大化的投资领域来生产商品，很多厂家同时投入到同一个行业，必然会造成这个行业的生产过剩，也就出现了竞争，购买者对同样商品必然会对价格、质量、服务等做出不同的权衡，然后决定买那个，这就是竞争，在竞争的格局中，购买者处于有选择的地位，他有权利去选择购买那个商品，不买那个商品，有些厂家价格高，产品质量不好，服务差必然会被市场拓淘汰，这叫完全竞争市场，厂家都处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但是也存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吸取了完全市场理论和不完全市场理论，为了保障国家安全和国防发展，针对一些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命脉的行业，采取国家垄断，实行国家独有，或者国家控股形式。

二、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不足值得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警惕

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历程，其学术成果和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都值得学界的肯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是西方经济体制和成功经验帮助中国逐渐完善了特色市场经济体制，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帮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立和推广，同样，西方经济学通过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功建立，完善了其理论到实践的论证，丰富了其研究视野。但是要警惕西方经济学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一部分市场经济研究者与实践者出现了盲目崇拜西方经济学的现象，认为西方经济学是完美的，是无懈可击，建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体制。这种看法是不能得到认同的，目前，西方经济制度也存在缺陷，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并从中获益良多，在某些领域开始照搬中国经济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

西方经济制度存在的问题也比较严重，最重要的是西方经济危机，这种挥之不去的西方经济制度问题已经被西方经济学家研究了百年，但是知道今天依然无法建立一套更为有效的规避机制。另外，工会权利过大，严重影响了正常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电视中，经常会看到西方罢工，导致航班延误、供水供电中断等，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西方市场经济有竞争性无排他性，是一种公有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所谓无排他性是不能禁止另外的人使用；所谓有竞争性是一个人的使用减少了他人能使用的量。所以无约束的时候会被过度利用。解决方式是限制使用或者有偿使用。在现实中，此限制或收费要通过国家的强制措施，诸如现在实行的排污限量超额收费的制度。在西方私权大于公权的市场格局中，国家有时候难以对其采取更为有效的调控手段，来抑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盲目性。

三、中国经济学理论需要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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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政府于2009年度明确了我国2020年的碳排放降低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了社会发展以及国民经济中，进行了长期的系统规划。从当前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低碳经济的研究非常积极，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目前我国的多所权威科研机构、院校都对低碳经济的研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比如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湖南大学、江西科学院等，不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对低碳经济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面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二者之间的矛盾，加强低碳经济相关的理论与价值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一、低碳经济的产生背景。在全球气候变暖与温室效应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背景下，低碳经济被适时提出。英国政府于2003年发表了《能源白皮书》，题为“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这是“低碳经济”概念首次被谈及，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迅速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热烈的讨论浪潮。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多个国家纷纷运用不同手段从多方面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低碳经济建设行动。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第四次科学评估报告发表之后，尤其是“巴厘路线图”达成后，国际社会开始更加关注低碳经济的相关理念。可预见的是，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向低碳经济转型已经成为了一种发展的必然。

二、低碳经济研究概况。低碳经济的具体特征首先是经济性，低碳经济必须要按照市场经济的机制与基本原则来发展；其次是目标性，发展低碳经济的目的是把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最后是技术性，通过不断地提升技术水平来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强度。从目前来看，围绕这一目标，国际上已经开展了系统地研究，如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能源消费与碳排放、碳减排的经济风险分析以及碳减排对策研究等。其中，不仅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实践的经验总结，但是对于支撑低碳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探讨与总结。

三、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低碳经济理论的经济学价值主要体现在：

（一）促进了消费方式的转变。低碳经济有关理论能够化解“刺激消费”与“低碳经济”之间的矛盾问题。当前国际市场的消费主力军是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地区的居民，消费也从以往的生存需求而转变为享受性消费。如果未来仍然用物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势必会产生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于现有资源也会产生更大的消耗，其直接后果就是对经济发展的毁灭性伤害。而低碳经济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消费方式的改变，低碳经济要求经济发展方式从过度物质消费逐步地转移到精神消费上来，让精神消费与智力投资成为新一代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二）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低碳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一些工具，如碳交易、碳期货、碳货币、碳贸易以及碳关税等。这些概念虽然还并不完善，但已经被纳入了国际贸易、金融学等学科的重点内容。气候变化问题解决的复杂性，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对风险、不确定性以及贴现等一些最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再次审视，需要重新界定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分析概念。

（三）完善了国际经济学体系的经济合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应该要纳入国际经济的范畴，以拓展国际经济学原有的狭义研究视角。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基础，而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经济活动，则是一般经济理论在国际经济活动范围中的进一步延伸与应用，事实上国际经济学是研究怎样运用国际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从而平衡本国的国际收支，有效地建立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贸易与金融体系。国际经济学并没有将国际社会看作一个整体，而当前只有融合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才能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国际经济学，才能实现国家间的经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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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科生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特点．内容繁多，教学时间紧凑经济学和管理类本科生在入学第一学期便需要学习微观经济学课程。目前各高校常用的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有曼昆著的《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萨缪尔森等著的《微观经济学》和高鸿业著的《西方经济学原理(微观部分)》，这三本教材分别有22章、19章和10章，每本教材的内容均十分繁多，涵盖了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消费行为、生产行为、市场分析、外部性，有的还涵盖了简单的博弈论、一般均衡分析等。而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由于入学时需要参加近一个月的军训，第一学期的学时被大大压缩，一般高校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学时只有36个学时。在较短的时间内需要向学生教授如此多的教学内容，无论是给老师还是给学生都带来了很大的难度。

 

．数理分析方法微观经济学采用了大量的数理分析方法，包括统计方法、图形和数理模型。经济数学、统计学等数学分析工具在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微观经济学中也大量使用了这些方法，即使在初级微观经济学中也包括了边际分析、最优化方法等。这对于刚进入本科生一年级的学生而言有一定的难度，特别是他们同步学习的高等数学中还未学习到极限、微积分等相关内容，很多知识无法用高中学习的数学知识进行准确的解释，对教师授课造成了一些困难。

 

．学生需求各异不同专业的学生对于微观经济学的学习需求是不同的。大部分管理类学生在本科阶段只会学习初级微观经济收稿日期：2012—04一学，但是如果需要参加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同学需要掌握的则是中级微观经济学。初级微观经济学虽然与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章节是类似的，但是各章节内容的深度和分析方法都有非常大的区别。如果对这类学生只教授初级微观经济学的内容，那么将给这些专业的学生深造、继续研究生学习造成较大的障碍。

 

二、本科生微观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针对以上微观经济学课程和授课对象的特点，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本科生微观经济学进行教学改革：

 

．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开设不同层次的微观经济学课程大部分学校对于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开设的是初级微观经济学公共课，即经济类和管理类的学生均采用同一本教材学习初级微观经济学。由于经济类的学生还需要学习中级微观经济学，因此研究生入学考试的要求对于他们而言并不存在问题，但是对管理类的学生就会有学习与考察脱节的问题。因此，对于管理类学生而言，应该在初级微观经济学教材的基础上，适当将内容拓展到中级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上，要注意初级内容和中级内容的衔接。

 

虽然中级的分析方法和手段比较数理化、讲授内容也比较深入，但是可以以初级微观经济学为基础，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的本质内容、内在核心解释给学生，便于他们今后自学和考试。

 

．利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微观经济学的内容繁多，概念也较零散，几大块理论之间的联系性也不算特别强。因此如何在较短的授课时间内，让学生全面掌握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需要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打破老师教、学生学的被动教学模式。可以通过情景教学方法讲授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用案例分析方法讲授市场的结构，分析完全市场和不完全市场的特征，用参与式教学讲授初级博弈论的概念。同时还可以通过讨论课将课程中所学习到的各种原理用来分析国内和国际经济热点现象。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另一方面加强学生对各种概念和原理的理解，同时还可以让学生初步体会到如何利用经济学原理解释各种经济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由于学时安排有限，有条件的学校可以安排助教为学生的课程作业进行讲解和答疑，帮助学生在课下更好的学习和消化。

 

．尽量采用双语教学，与国际接轨微观经济学的大多数经典教材均是国外经济学家撰写，很多学校也采用原版教材进行教学。利用原版教材和双语教学的好处在于可以让学生知道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原始表述，这种表述比翻译后的表述更加准确，也便于学生以后阅读国外文献，同时在学习经济学的过程中也可以加强对英语的学习。

 

．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在较短的时间内向学生灌输二十多章的经济学内容，利用单一的闭卷考试方法很有可能无法准确判断学生对知识的掌握。除了采用闭卷考试方法，还可以采用随堂测试、学生分组讨论、课程论文等方法多方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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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政治经济学;经验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国际政治经济学方法论

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其研究的对象是经济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即政治社会关系对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运行与发展对社会政治的影响。

经济活动不仅在国内具有政治意义，经济活动一旦跨越国界也就有了国际政治甚至是全球政治的意义。跨国的经济活动要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政治结构以及由这种政治结构产生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因为它影响到其他主权国家内社会力量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国际经济的运行和利益分配还影响国家间的实力对比和权力关系，这种实力对比对主权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位势产生重大影响，因为经济联系产生的权力关系限制了国家的自由性;反过来，国家间的权力关系也影响着世界经济运行体制和国际经济成果在国家间的分配(甚至包括国家内部的分配关系)。对这种国际间的政治经济现象的系统研究构成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PE)研究的主要内容。如果更进一步的分析，世界经济对各国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关系层面，它对各民族内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民族国家原有的经济政治结构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会产生强烈的抵触、融化作用，或排斥其影响，或对其进行“扬长避短”。这实质是一种世界政治经济现象。因此，近来人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又称为“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PoliticalEconomy，GPE)①。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产生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上世纪60年代末起，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出现严重危机，国际货币危机频繁发生，世界经济出现停滞，保护主义再次在西方发达国家抬头;许多学者开始担忧，世界是否会再次出现类似20世纪30年代所发生的由于世界经济秩序混乱，各国为争夺市场，解决国内经济危机而出现的国际政治冲突。国际政治与经济互动关系再次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希望通过研究国际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研究国际经济的新变化，研究世界经济史中由于经济危机导致的政治冲突等诸方面问题，为国际制度建设与国际秩序的变革寻求政治上的答案。这些研究符合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原则，而且把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上，是一种真正意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些20世纪后期兴起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划分，它们大体可以分两类:经验实证主义/还原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②

一、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经验实证主义在哲学中是指应用历史经验来证明假定与理论的正确性和精确性。在社会科学的任何领域内，假定与理论都需要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证明，都需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然而，经验实证主义把历史的经验绝对化与教条化，并以此来推导和预测未来，把社会与历史的发展还原为一种旧的历史经验与经历。这种方法论下的理论往往带有一定宿命论和历史还原论的色彩。这种研究范式主要存在于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中，但一些具有倾向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方法。

西方主流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主要体现在这两种理论上:霸权稳定理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这两种理论首先各自把国际政治的一些假定运用于国际经济所依赖的政治关系的研究，然后运用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如公共选择理论、公共商品理论、博弈论来说明国际经济运行规律，以及国际经济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自由制度主义和霸权稳定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理论强调通过制度的设计和维护，国家仍可以维持经济合作以及政治合作;霸权稳定理论强调国际权力结构是决定国际经济合作是否导致政治冲突的关键。但这两种理论共同特点是都带有强烈的经验实证主义。

1 现实主义的霸权稳定理论

霸权稳定论最初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首先提出的，后来经过吉尔平、斯蒂芬·克拉斯纳等人的扩充与修改。③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个开放和自由世界经济需要有一个居霸主或主宰地位的强国，霸权的衰落必然导致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的削弱与瓦解。这种理论把国际政治的假定作为国际经济的政治背景的研究基础，认为国际经济处于一种冲突的国际政治的环境之中，在这种环境下，要建立和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必须有一个信奉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国存在。

霸权稳定论的作者的依据是现代经济学中的“公共/集体商品”理论。所谓“公共/集体商品”就是一种人人都可以消费的商品，而且一个消费时不影响其他潜在的消费者消费。但由于人人都可以消费这种商品而无需付费，这种商品往往供应不足，除非经济利益促使某个经济主体愿意为这种商品承担较大份额的费用，或者某个机构(如政府部门)迫使消费者为这种商品付费。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这个机构就是霸权国家。

霸权稳定论认为，开放自由的国际经济体制(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和稳定的国际货币体制)就是一种公共商品。用克拉斯纳的话来说，它是在“特定的问题领域内，经济行为体的期望所共同关注的那些原则、规章条例和决策程序”④。霸权国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建立这种国际经济体制，以确定各国的行为规范，防止欺诈和损人利己，分摊成本，抑制经济民族主义，从而达到限制冲突，维持秩序的目的。霸权国建立维持这种体制的力量在于具有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但是，霸权稳定论者相信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扩散财富的功能，或者说是经济发展的后来者利用后发优势以更快的速度发展的功能，加之利用“公共商品”免费搭车的特点获得更快发展，从而改变了原来的国际权力分配的格局。霸权国的实力衰落使得霸权国不再愿意维护这种“公共商品”，出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假定)而采用经济民族主义的保护政策以保护自己的权力地位。因此，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受到削弱，直至最终瓦解。国际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的瓦解又导致各国间争夺财富的政治冲突，甚至战争。

霸权稳定论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就是这种必然的霸权稳定与衰落的循环往复，不论技术水平的发展如何、核武器是否存在以及相互依存关系的强弱都不会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这种特点。因此，这种理论具有一种宿命论的成分。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对19世纪以来英国霸权兴衰的经验基础上的，并且结合美国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加以实证。不论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各种假定，还是“公共商品”中的各种假定都充斥着经验实证主义的色彩。

2 自由制度主义理论

罗伯特·基欧汉是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首创者也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学者。在1984年出版的《霸权之后》一书中，基欧汉首次较系统地阐述了自由制度主义的思想。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体制是一个处于国际权力关系与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中间变量或干预变量，它可以由霸权国建立，但是一旦建立它便可以形成自己独立的功能，即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有效运作，减少动荡，降低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防止市场失灵和欺诈，因为国际体制中的规范、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的行为施加影响，另外，国际体制的存在可以使国家从中预见到自己的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和其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基欧汉强调，即使国家是一个自私的自我利益的追求者，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中，即使没有霸权的存在，由于国际体制的存在，它们也能进行合作。因为相比较一个没有国际体制的秩序而言，尽管国际体制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与缺陷，却仍能相对促进国家利益。⑤

基欧汉在他的理论中没有排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假定，如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国家是国际主要行为体、理性行为体。但是，基欧汉同时对其中的国家利益与理性的假定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强调国家利益应是具体的，如财富的绝对增加，淡化了国家生存欲望的重要性，而更加强调相互依存对国家利益实现的作用;认为理性不应该是现实主义对利益的绝对追求，而是一种既定条件下的相对满足。他认为，如果一个国际体制下具有促进各国福利的功能(增加绝对收益)，国家可以通过理性的比较选择合作。因为没有体制的世界经济可能充斥着更大的不确定、动荡和欺诈，建立新的体制可能成本过大等等不利因素。

基欧汉的这种理论后来又得到其他一些学者的支持与补充，如阿瑟·斯坦、查尔斯·利普森、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海伦·米尔纳、当肯·斯奈德等人。⑥

新自由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基本也是与现实主义的霸权理论的方法一致的，坚持了现实主义的主要假定基础上，强调的是固定不变的人性、不变的思维理性，所选取的历史资料也是历史时期的某个片段，如战后世界经济的一个领域或阶段，如货币领域和能源领域;并且把这种经验绝对化，作为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准绳，认为国际体制在人们的这种工具理性的学习与选择下仍然会继续延续与发展下去。因此，它同霸权稳定理论一样，在方法论仍是一种经验实证主义的。但在历史观上它却有某种进化主义色彩。但这种进化主义依以理性人的假设为基础，认为理性的人通过利弊比较(或者说工具性学习)可以创造和维持一种促进合作的国际体制，只要这种体制可以促进各国的福利(或安全)，对所有人/国家都有利。这种进化主义带有一种功能主义的色彩，以结果来解释原因，仍然带有强烈的“后此谬误”(theposthocfallacy)的特征。⑦但这种进化主义没有从根本上摆脱还原论，因为它的进化动因仍可以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固定人性上。

3 世界体系论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是世界体系论最系统、最有影响的阐述者。他于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未来的灭亡》是其世界体系理论经典的代表作品。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认为，作为一种世界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16、17世纪自西北欧出现以来，逐步扩展到全球范围，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呈现出一种周期性的发展模式，尽管出现过霸权国家兴衰(如荷兰、英国、美国)和经济中心地理变化(从原来只限西北欧转向了包括北美、日本在内的北半球)，但其内在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即这种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生产分工体系(中心与外围)、均势的国家体系和意识形态是维持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整体上(世界性的)有效的分工方式。核心生产者提供工业品，它的优势在生产中以比较优势体现出来的低成本，外围生产者提供原材料，它的优势是强迫劳动的低成本。在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中，多边的国际政治均势体系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并构成支持资本主义世界生产关系的基本政治结构。在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区国家和准边缘国家以及准外围国家都在从世界经济中谋求积累。这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竞争。各类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获取经济剩余取决于:国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在世界竞争市场有效竞争的能力。通过这种市场交换与政治强制，核心国家比边缘国家从世界经济中获取了更大的经济积累，并决定了各类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地位，即中心与依附的关系。另外，多边的均势体系使得无一核心国家能以一个世界帝国形式独占世界经济的剩余利润。因为中心国家之间(也包括各类国家之间)存在着为积累的争夺，它们力图通过各种政治经济的战略使自己成为利润最大化的地区，促进资本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这既为技术的全球扩散提供了新的机会，也防止了某一国家在政治上控制世界经济，并从中获取垄断性的积累。这样，中心国家间的均势努力阻止了单一国家利用压倒优势的政治权威(世界帝国)来改变世界资本主义原有的生产和交换方式，这又维持和发展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还产生了一种文化，这种文化不仅为不公正的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塑造了这一体系内所有人的思维，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由于经济分工、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功能不断得到了维护与发展。⑧

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尽管运用了历史唯物论来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但他的方法论中仍然存在着经验实证主义的成分。因为他把16、17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绝对化了，并且通过对历史的研究来否定资本主义内在变化的可能性。这使人在其理论中看到这样一种逻辑:16、17世纪建立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尽管其中存在着巨大的矛盾，但一直在自我维护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一体系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无法撼动这一体系，反而客观上起加强这一体系的作用;资本主义体系最终的灭亡只有等到它发展到最成熟时，其内在矛盾积累到最大时，由于突然的危机被一种“历史的社会主义”取代。沃勒斯坦也谈历史的发展，但他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认识却是一种经验主义永恒论，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16、17世纪以后的变化、发展都是一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初形态的还原，因而过分地关注维护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因素。另外，沃勒斯坦对资本主义最终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分析具有宿命的色彩，缺乏对人在创造世界中的主体性的分析。

二、历史主义方法论下的理论

历史主义方法论强调对事物、事件、现象的研究应根据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从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进行辩证地考查，历史的变化与发展不是一种还原式的历史循环，而是一种发展的进化论。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反对用抽象死板的公式或者固定不变的因素(如不变的人性和固定的社会结构)来研究社会事物与现象，强调历史发展的不可逆转性和继承性。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分析社会时更多的是注重历时性的(di achronic)因素，而不是像经验实证主义那样专注于共时性(synchronic)的因素。这种方法论在本体论上强调人是社会本体的塑造者，人对社会本体的塑造是历史的具体的。这种理论一般对历史的发展怀有某种不可知论的成分。认为，历史是人的实践的具体产物，历史发展有趋势性，但历史发展的具体结果需要由后人的具体实践来创造，前人无法事先预见。在西方国际经济学中，罗伯特·考克斯(RobertW Cox)的理论就是这样一种典型的历史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他的《生产、权力与世界秩序》是这一方法论下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与考克斯同一流派的还有斯蒂芬·基尔(StephenGill)和戴维·劳(DavidLaw)，基尔与劳所写的《全球政治经济学》(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88)也是这一方法论的著作。另外，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Susan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方法论特征。

1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考克斯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建立在这样的论述上:不同的国际生产组织形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生产关系体现着一定的社会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不仅塑造了不同的国家形态、国家利益，也塑造了不同的世界秩序;但同时，也产生着经济、政治与社会矛盾，人通过反思这些矛盾，创造着新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

具体地说，考克斯提出影响人的行为三种力量是:物质能力、意识和制度;这三种力量构成的历史结构决定着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在某种历史结构下，“生产组织的变化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它们反过来影响国家结构的变化;国家结构的整体性变化改变了世界秩序的矛盾;”特定的霸权世界秩序又可以影响国家的形态，国家形态的变化影响国内的生产组织的变化。⑨考克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法，认为生产组织形式是社会力量(阶级)产生的基础，也是其他一些人类活动的基础;生产产生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着国家的社会基础;国家形式是由社会生产关系有机决定的，是社会生产关系形成的特定“历史集团”的产物;但国家的形态还受制于世界秩序。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后，国家的生产是与世界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国家的社会生产关系处于世界性的等级式社会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形态也受世界秩序的影响。这样，国家的形态处于国内外社会生产关系的双重历史的、具体的建构之下。这样，国家的利益和对外行为就被历史具体地塑造了。这种塑造的基础仍是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世界秩序根据考克斯的界定是世界经济与国际政治体系。霸权的世界秩序是霸权国(如历史上的英国与美国)把本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推广到世界，得到世界的认同的产物，也是其他国家的生产组织形式(通过国家这个中介)效法与服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的状态。非霸权世界秩序是各大国为使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成为世界主要形式进行竞争的秩序(两战期间的世界秩序)。因此，世界秩序从根本上说，也是生产组织形式的产物，是生产组织形式产生的权力的产物。⑩

这种世界政治经济的分析是实践本体论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研究中的具体体现。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都是人实践的产物，不存在外在的给定性。物质力量、意识与制度是决定生产、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历史框架，这三种因素都是在人实践过程中变化的。变化的动力来自于生产过程产生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生产、国家和世界秩序的变化。在考克斯看来，霸权秩序只是这种社会永恒发展下的暂时的社会平衡，它的社会交往模式和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不能被固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来的平衡会逐步打破。各阶级会从矛盾与冲突中进行反思，创造出新制度(社会运行规则)。这又会导致国家形态和世界秩序的新变化。这种反思不是工具理性的思维，而是一种建立在批判基础上的创造性心智活动。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是一切社会变革的前提。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主观创造(思想)来教育大众形成一种普遍主观共识是建构新的历史结构的基础。这里，考克斯继承了葛兰西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强调社会的变革不仅仅是经济矛盾下的产物，物质关系的变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秩序的变化，只有对人的主观进行教化，改变人的主观，形成一种集体的共同意识，才可能促进社会的变革。但这种变革不是宿命性，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这样，考克斯没有用一种抽象不变的人性和结构来解释世界政治经济关系，更重要的是他关注世界的变化以及变化的动因，关注历史在过去是如何变化，并通过分析历史是如何变化的来观察未来的变化。并且他对这种变化的分析不带宿命论和目的论的成份，而是强调历史变化的多种可能性，强调世界政治经济的变化方向在于人的主观努力。

2 斯特兰奇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

英国学者斯特兰奇建立了一种结构性权力框架的模式对市场与国家互动关系进行分析。她指出:结构性权力决定着世界经济(生产、交换与分配)如何运行，而且在这种结构性权力下的世界经济内在地体现着某种政治———“财富、秩序、自由和正义”四种价值的分配和“风险与收益”的分配，从而在世界经济运行中“谁得到什么、如何得到”之类的政治问题有了结果。即权力结构决定着世界经济，经济体制中体现出政治。

斯特兰奇认为，决定经济体制的是权力，权力决定了各种国内和国际的经济体制中四大价值观的不同分配比例;权力决定市场运行和环境。但她强调，决定经济体制的价值分配与成本、收益、机会和风险的分配的权力是一种结构性权力。这种结构性权力构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建构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人民、国家与企业关系框架的权力。结构性权力是通过对安全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念的控制和对知识、信仰与思想的控制而获得。斯特兰奇把这四个文献产生出来的权力综合成决定国际经济的结构性权力。 从对结构性权力构成的四个基础的分析看，斯特兰奇强调这四种结构是相互依赖的，彼此互为基础(彼此并列，没有一个处于优先的地位)，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构成了结构性权力。

斯特兰奇的这种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充满着实践本体论的色彩。在斯特兰奇的理论中，正是掌握结构性权力的主体(人、阶级、或国家)，把自己的利益诉求转化为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一种经济体制，从而决定市场的成本、风险的分配，决定市场运作过程中各种价值的分配。因为结构性权力的主体可以通过强制的力量来维持稳定，可以通过控制生产的权力来决定生产的组织与分配，可以通过控制着信贷的创造与发放来抵制或促进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思想与知识控制和传播加强强制力量，决定如何生产、生产什么，加强金融权力，诱导人们去认同现存的制度安排。因此，她眼中的国际政治经济安排是人实践的产物。

建立在实践本体论基础下的斯特兰奇理论有历史主义色彩。因为结构性权力主体历史、具体地塑造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或者说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是由社会历史地、具体地建构，而不是可以还原的。但由于斯特兰奇没有深入探究四种结构之间内在的相互关系，尽管她也强调国际关系理论应该关注国际体系的变化，这导致她的理论没有对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因进行深入的解释。虽然在后来斯特兰奇把国家、市场和技术视为结构性权力变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化的三个决定因素， 但同样也没有深入分析国家形态、市场和技术是怎样变化与发展的，以及什么是动因促使它们的变化与发展，而只是说明了这三个因素如何共同影响与决定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变化。这一点使得斯特兰奇理论中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带有瑕疵。有人甚至把斯特兰奇的理论说成是“似乎假设了一种社会永恒运动，但没有找到向前推动的驱动力”的理论。 这一点上斯特兰奇的理论不如考克斯的理论具有彻底的历史主义性和实践本体的特点。

三、结　语

以上以方法论标准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进行了概述，但这里必须强调，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上述西方现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的著作中并不是完全排他的，有些学者如吉尔平和斯特兰奇强调他/她的理论是用一种折中的方法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或其中的一些问题。这说明，他们都认识到用某一种方法论来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只能适用于各自不同的目的，都希望用两种方法论彼此互补与折中，来更深入地研究国际/全球政治经济关系。斯特兰奇就说，“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规范性、描述性的研究方法与思考性、分析性的研究方法之间，无所谓正确与谬误之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同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研究一样，可以兼容这两种方法”。 的确，在吉尔平这样的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中也能发现一些历史主义的影子，在考克斯和斯特兰奇的理论中也能找到经验实证的成分，只是他们的理论在整体上更典型地体现出经验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而已。

注　释:

①这可以从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把他近来研究国际范围的政治经济学著作(2001年)取名为“全球政治经济学”中体现出来，1987年吉尔平将其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著作命名为“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吉尔平的这两本著作: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GlobalPoliticalEconomy，PrincetonUniversi tyPress，2001

②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还有另一种分类，即以意识形态来分类，分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与，从这一角度来概述国际政治经济学可参见李滨、姚鸿《民族主义·自由主义·马克思: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流派、学术渊源与当代代表》，《欧洲》1999年第5期。

③我在叙述霸权稳定论时主要依据的是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Chapter3和GlobalPoliticalE conomy，chapter4中的相关内容。

④这一定义来自克拉斯纳，见StephenKrasner，InternationalRegimes，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3，p 2

⑤RobertKeohane，AfterHegemon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4

⑥这些人物的有关著述详见大卫·鲍德温《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肖欢容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⑦关于基欧汉的新制度自由主义的这种进化主义及其特征的分析详见AndresHasencleveretal ，TheoriesofInternationalRegime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7，pp 39-41

⑧这里作者所用的沃勒斯坦的著作是:现代世界体系(一至三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ImmanuelWallerstein，“TheRiseandFutureDemiseoftheWorldCapitalistSystem”，inImmanuel Wallersteined ，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

⑨RobertCox，“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inRobertKeohaneed ，NeorealismandItsCritics，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6;p 220

⑩以上考克斯理论阐述主要依据下列考克斯的论著:“SocialForces，StatesandWorldOrders”，op cit;andProduction，PowerandWorldOrder，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7

11. SusanStrange:StateandMarket，London:PrinterPublishers，1994(2nded )，pp 23-42

12.StateandMarket，pp 23-32

13. S Strange，“AnEclecticApproach”，inThe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ed byC MurphyandR Tooze，Boulder:Col ，LynneRiennerPublishers，1991，pp 39-40

14.“StructuredStrangely”，Christopher May，“StructuredStrangely:SusanStrange，StructuralPowerandInternationalPoliticalEconomy”，inTheorizinginInternationalRelations:ContemporaryTheoristsandTheirCritics，ed ，byS ChanandJ Wiener，Lewis ton:N Y ，TheEdwinMellenPress，1999，p 51

篇5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坚持；走向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7)04―0021―05

随着我国改革的深入，对于经济学理论的要求愈来愈高，努力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是中国经济学建设与发展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四大走向。

一、走向规范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有其客观性和历史继承性，经济学的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共同的规律和经验。为了更好地学习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经验和经济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也为了更好形成和完善中国经济学，宣传中国经济学，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经济学，必须通过交流、争论、分工，来实现知识的积累、体系的形成、理论的创新、理念的演进。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中国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1．全面理解规范的内涵。

中国经济学要走向规范，必须全面理解学科规范的内涵，并判断在哪些方面还不够规范。经济学规范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指学科发展的一系列的规则。一是学术自由的规则，保证任何一种新的观念和研究角度不受压抑；二是公平竞争的规则，保证在不同观念和理论的具体竞争(如争论，发表等)中，不受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三是连续性的规则，保障学科在连续性基础上的有序发展。在这些规则下，更有优势的观念或理论就会被更多的人接受、继承和传播，而较有劣势的观念和理论就有可能被逐渐淘汰，或者居于非主流地位。第二个层面是指研究范式。一是研究的模式，包括学科的概念、语言与文字。在学科的研究、讨论中应使用本学科规范的概念、语言、文字。二是研究的方法，深入实际，并采取多元化的方法，从不同方面进行分析、比较，揭示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内在规律。三是学科的组织方式，包括怎么样组织学术会议，论文的选用应依据一定的标准或程序，论文体裁应遵循一定的格式。研究范式是在平时的研究中逐渐形成的，众多经济学家研究现实问题，慢慢形成了一套相对固定的研究方法、研究模式、组织方式，大家都遵循它，范式便在此过程中慢慢形成、规范并指导以后的研究。研究范式的形成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学科真正成熟的标志。第三个层面是指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经验检验。中国经济学在第一层面和第三层面的规范相对而言做得比较好些，重点是第二层面的规范，即研究范式的规范更需要进一步加强。

2．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我们需要有一个研究范式来规范中国经济学，建立严谨的逻辑体系并以实证资料对理论进行严谨的实践检验，但走向规范不是要按照西方经济学的范式来构建自己的体系。

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是在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是西方经济学家经过长期观察、思考、体验和深入求证而形成的。这些理论命题的成立是有相当严格的适应条件的，但这些条件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中可能并不完全具备。中国目前正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权体制下，还是在体制转型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西方经济学不可能承担起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使命。同时，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广泛，并且随时间而变化；经济学问题层次复杂多样；经济学并不存在一劳永逸、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研究范式。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是阶段性的、相对的，是在不断研究问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西方经济学原有的规范，必然随着世界经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体育竞赛的规范就是各种竞赛规则。这些规则虽然都是人为制定的，但却是得到体育共同体的一致认同的。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必须由世界经济学界的学者共同制定，一致认同，否则就不是共同的规范。如果仅仅把西方经济学的规范作为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的规范，是不公平的。中国经济学的规范是在研究中国问题中形成的，也是在不断地同西方经济学的交流、争论中形成的。

3．规范的过程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经济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过程，中国经济学是在中国经济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创新形成的。自主创新是中国经济学的立学之本。当代中国经济学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它就不可能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问题。在目前条件下，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加强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对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上，注意新的理论生长点的发掘，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形成新的理论思路。只有在理论上经过相当的积累，才是获得突破性进展的有效途径，也才能使中国经济学不断发展，并且逐步规范。我们所讲的走向规范，是在创新中规范，规范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学创新的过程。

二、走向实际

中国经济学的生命力在于其对现实问题的解说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经济学的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中，中国经济学界并没有照搬西方模式，而是结合中国的政治特征、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经济条件，合理吸收和消化，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相应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研究的空前繁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在许多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最主要贡献，是逐步地为中国找到了市场化、比较优势、对外开放等一系列重要的改革方略。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落后于实践的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理论研究相对于实践总是处于被动求解的局面，对中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难以作出完全令人信服的、系统的经济学解释。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

1．面对中国经济的实践

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市场制度在西方经历了几百年的演变过程，许多制度安排，经过长期的磨合，已经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但在中国，我们的改革，是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设计得不好，那后果就可能是灾难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比西方经济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因而中国经济学家更需要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不仅要有大刀阔斧的勇气，而且要有小心翼翼的谨慎。中国在长期经济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组织形式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家庭经营方式与农业资源、商品市场发展的关系，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的关系等等，对这些问题在较高的理论层次上加以概括和抽象，可以加深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2．面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经济学是要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因而中国经济学要扎根于中国现实经济的土壤，吸收、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今一切优秀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运用中国文化对中国现实经济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中国经济学如果脱离中国独特的经济环境、人文背景、理念习俗、历史路径等，也就失去了生命力。因而，中国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征、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特征，全方位、多视角进行系统研究，创新企业文化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秩序；提供深化改革和观念更新以及市场经济体制培育与发展的指导。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一方面要坚持继承中国传统优良思想，在解决实际问题时充分考虑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另一方面我们要发展符合现实的经济理论，建立起一套反映中国实际和与时俱进精神的学科体系。中国经济学既要面向我国国情，又要跟踪世界学科发展前沿。

三、走向开放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开放的思维框架――的形成就是最好的例证。其次，我们需要一个批判的思维框架：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

1．坚持引进来

搞市场经济并要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取得生存空间，不能不学习一直以市场经济为研究对象并在指导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西方经济理论。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学?

自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理论界以非常开放的态度引进了东西方各国的不同流派的经济理论。这种引进一方面是经济理论研究的基础工作，更为重要的还是中国市场化改革对理论的需求。因此，对国外经济理论引进的选择大多是受到了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在改革之初，对市场化改革目标的论证和对改革道路和方案的选择，主要依赖于当时现成的理论资源――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这包括对“生产目的”的讨论，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重新肯定，以及对“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倡导。更有意义的是，对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初步运用。在这之后，对经济理论界产生影响的，是东欧的改革理论。例如，科内尔的《短缺经济学》曾在我国引起广泛关注。改革以后，中国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状态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理论和供给学派理论的兴趣。接着，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也进入了中国经济学家的视野。虽然在引进外来理论中，存在着对一些理论方法的简单生硬的应用，但随着中国经济学理论，尤其是有关制度变迁过程的理论的发展，中国经济学家越来越把外来的理论作为自己的东西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整体中去。毫无疑问，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还要进一步引进、学习、吸收有着悠久历史的专门研究市场经济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并融化到中国实际问题中，形成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

2、坚持走出去

中国经济学在引进方面已取得很大的成就，现在应当关注“走出去”。那么，应当如何“走出去”?

一方面，要加强交流。经济学如果画地为牢，将无以在世界立足。所以，无论如何，中国经济学向世界的开放以及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必须走出去。通过走出去，加强经济学者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形成不同国别的学者之间、特别是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背景的学者相互切磋的良好风气，以便长短互补，共同提高。中国是发展中大国，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过程为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教训。21世纪的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这对中国经济学家而言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于西方经济学而言，也是难得的深入发展的机会。西方经济学是在研究西方国家自由市场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中产生和发展的；对于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调控市场经济，并不理解，更没有深入研究，何况西方国家的国家调控市场与中国的国家调控市场，做法也不相同，吸收中国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将使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加丰富。

另一方面，要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与这个特点相联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应用一门或几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去研究原属另一门学科的对象，使得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有机地结合起来。科学方法的这种应用是通过研究方法的移植、渗透和融合实现的。跨学科研究的具体方法不少，但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学科研究课题，并不是靠某一种现存的研究方法的简单的单独运用就能解决的。为此，必须通过走出去，加强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四、走向世界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是一个与世界广泛对话的时代，是一个走向全球化的时代。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基本融入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之中。相应地，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是，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并不完全相同。当前，与国际“接轨”的提法相当时髦。的确，市场要“接轨”，市场经济体制要开放，但是，关于如何建立、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却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做法，是很难“接轨”的。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文化积淀，使西方经济学理论难以完全与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直接衔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不断深化的现实已经给现成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一系列难以回答的问题，因而试图简单地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推导出中国经济问题的政策性结论，肯定是行不通的。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并不意味着要完全与国际接轨，而有其具体路径。

1．立足本土，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首先必须立足本土。经济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与民族性发展既有冲突又有一致性，两者的因果关系比较复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是较好的表述。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文化的全球化同样明显加快，证实了经济文化具有内在关联性，全球化为民族性提供了丰富自身的机遇和吸收外来养分的新契机。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重要领域之一，作为科学，它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和一般的规律或原理；而作为社会科学，它又具有社会、制度、文化等特殊性，同本土化紧紧相连。中国面临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世界其他国家也具有借鉴意义。越是中国的，就越有可能是国际的。本土化不是对国际化的否认，恰恰是更高层次的国际化。当然，我们必须有全球意识和时代观念，对问题的回答，争取在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条件下进行，把两者结合起来。从中国经济、文化背景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拿出创新性成果，形成新的定义、新的定理。同时，中国经济学界应该关注“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中所提出的诸多质疑，采取本土化渐进的改革办法，把本土化、传统化的东西放在全人类、国际化的文明系列中加以定位，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发展之路。

2．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中国经济学必须立足经济，但是，经济与技术是密切联系的。日新月异的高新技术正在改善人们生活，改变人们习惯，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对于研究经济学发展的人来讲，当然要懂得技术。如果不懂技术，将很难有突破，不利于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对技术没有做更深人地分析，虽然也强调技术很重要，但是没有分析过它，没有分析经济生活的实现条件。未来的经济学家应是经济和技术的复合型人才，应当立足经济，关注技术。

篇6

【关键词】中日贸易纠纷 制度差异 政策选择

贸易纠纷又称为贸易摩擦，一直都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课题。其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巴格瓦蒂和琼斯提出国际经济扭曲理论。西方国际经济学在勒哈罗德、池本清、琼斯、迪克西特和罗尔曼等人提出的特殊要素模型的基础上说明以市场失败为特征的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广濑宪三在由迪克西特、伯兰德和斯彭斯、克鲁格曼、艾顿和格罗斯曼等人提出和发展的战略性贸易理论中加进了制度因素。三边信夫提出了解释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摩擦的经济模型。赵建认为国际间产业结构不相配是引发贸易摩擦的深层原因。

关于国际贸易摩擦的研究，尽管国内外学术界成果颇丰，却很少与中日贸易纠纷的实际结合起来考虑。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摸索。

一、中日贸易纠纷的现状

中日贸易纠纷主要发生在双边商品贸易、日本对华投资和对商品市场的争夺等领域。

1、双边商品贸易摩擦不断。日本基于保护国内市场，设有森严的技术壁垒和物种壁垒，影响了中日双边商品贸易的深入发展。

日本的技术壁垒体系十分庞大，主要包括复杂的技术法规和标准，严格的产品质量认证和合格评定程序，繁琐的产品检疫与检验规定以及苛刻的绿色技术壁垒。日本的物种壁垒源自日本的《种苗法》及其修正案。法案规定：未经缴纳专利费，擅自利用日本植物种源来生产或改良农产品属侵权行为。上述这些措施使得中国出口日本的商品屡屡碰“壁”。

2、对华投资潮起潮落。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对华投资的金额不断扩大。但从纵向对比来看，规模潮起潮落，经历了一个迅速扩大――大幅减小――恢复性增长的过程，将来也可能同样难以避免大幅波动。

如表1所示，在1993至1997年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一路攀升，而1998年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却骤减，之后连续减少，2001年开始又呈恢复性增长，2003年则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2005年更是突破60亿美元大关，增长到65亿美元。但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06年1至9月日本对华投资较2005年同期减少30%，仅为32亿7000万美元。据此预计，2006年总额将不会超过50亿。

3、对商品市场的争夺日趋激烈。中日贸易纠纷在地域上已延伸至全球范围的商品市场，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两国摩托车对越南市场的角逐。

摩托车是越南人的主要交通工具，市场需求旺盛。日本对越南摩托车市场的占有率曾高达80%。1997年，中国嘉陵集团以仅为日本1/3的售价率先打开越南市场。随即中国摩托车企业掀起一股“走越南”的热潮。在蜂拥而至的中国摩托车的低价攻势下，日本摩托车退出了大部分越南市场。然而，2001年底，日本摩托车企业开始以低成本收购中国的配套企业，使日本品牌摩托车在同样的价格平台上竞争，构成对中国摩托车出口企业最大的威胁。

二、中日贸易纠纷的原因分析

尽管中日贸易贸易纠纷的形成原因较为复杂，但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1、两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差异是基本原因。经济体制是一国经济运行的基础环境因素，通常分为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两大类型。前者的特点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企业有较大自；后者则以行政方式配置资源，企业没有自。日本实行市场经济有较长历史，建立了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而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过二十多年，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建成。这使得两国政府的干预机制有较大差异，容易在双边贸易中引发纠纷。

具体来说，日本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只是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而不是凌驾于市场体系之上。政府的每项干预政策都是在企业成员占56%、政府官员占21%、知识界占23%的审议会上，经过讨论、协商之后才出台。这种干预机制结合了计划与市场二者的优势，既区别于强制命令，又不等同于自由放任。

相比之下，中国的经济活动中仍然存在较明显的计划经济的痕迹，政府过多地干预经济的情况还不时发生。这在对外经济上表现为有些地方政府脱离国际市场的实际，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指导企业的生产和出口，在国际市场饱和时，还是蜂拥而至，从而成为出口对象国实施贸易壁垒的口实。

2、两国贸易机制的差异是直接原因。贸易机制则是贯穿于贸易执行过程中的具体规则。虽然中国和日本的贸易政策都以“出口导向”为主，但两国在贸易机制上存在较大差异，助长了贸易摩擦的滋生和进一步发展。

尽管日本的外汇储备稳居世界第一，但其外贸格局早已实现了向质量和结构提升为主的转变，产品注重以质量、性能取胜，对进口产品在市场准入上有较高要求。而且，日本的进出口协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联系密切，能够为企业提供高质量的信息，使企业做到有的放矢，有效地防止不正当竞争。

而多年来，中国的外贸一直以出口创汇为主要目标，在实践上采取以价格和数量取胜为主的模式，这就容易遭遇日本的贸易壁垒或在国际市场上与日本产品的竞争中占劣势。同时，中国进出口协会的作用薄弱，不能准确、及时地提供国际市场上的信息，致使企业盲目生产、盲目定价；也不能有效地规范进出口企业的行为，对数量和价格战束之无力；更不能紧密团结成员企业，一旦发生国际贸易摩擦，企业间不能相互配合，给整个行业造成了巨大的利益损失。

3、两国贸易制度的差异是重要原因。贸易制度是贸易活动的基本规则，通常体现为贸易法规。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当贸易或要素流跨越国界时，……，不同的制度和法规会造成特有的国际性制度接轨成本，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出现国际执行失灵的问题”。正因为中国和日本在贸易制度的国际对接性上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双方在执行贸易和解决矛盾的依据上有较大分歧，从而在矛盾产生后又会进一步加深摩擦的程度。

日本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备的贸易制度和法规，基本与WTO框架接轨。例如，WTO协议要求市场有序竞争，日本的出口报告制度就体现了这一点：日本出口商应该在签约日的10天以前呈报经济产业大臣，经济产业大臣如果发现协议存在着无序竞争的情形，有权命令出口商变更协议或者禁止其缔结协议。这给了政府一个对出口事先审查的机会，以有效防止出口商的不正当竞争。此外，日本在法律上保证了WTO协议的国内地位，认为WTO协议具有国内法上的效力，并且，如果国内法规定的义务与WTO协议所规定的义务相冲突，那么WTO协议优先。

相比较而言，我国虽然对传统的贸易制度与法规进行了改革，但至今为止没有实现与WTO贸易制度框架的完全对接，并且尚未在法律上明确规定WTO的国内适用效力，WTO协定常常不能得到有效执行，导致了在外贸中无法可依的情况。

当然，在国际交往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日本在三峡水库发电机招标和建设京沪高速铁路的商机竞争中均败北，究其原因，政治方面也是一个不小的因素。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日本右翼分子顽固奉行“不认罪”、“不道歉”、“不赔偿”的“三不政策”；在上，日本右翼势力与分子关系默契，不时流露出干预中国内政的倾向；在安全问题上，日本加快走向军事大国的步伐，并捏造“中国军事”。正是由于两国在这些敏感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才造成了中日关系发展中的相互不信任，成为一些贸易纠纷的助推器。

三、中国应对中日贸易纠纷的政策选择

中国和日本同属东亚地区，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世界第二的发达国家。无论是从地缘政治上，还是从经济利益上来看，“”都应当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主基调。为了最大程度地实现两国经济利益，中国和日本都需要站在共同利益的角度去寻求贸易纠纷的解决方法。对于中国来说，需要在日本保持冷静务实、不偏离正常轨道的同时，向日本发出积极信号，努力与日本一道追求共同的利益目标。

1、建立双边制度化的对话机制。虽然WTO贸易争端解决机构为成员国提供了贸易纠纷的解决平台，但大多数纠纷在积累到一定量之前并不需要提交到WTO。如果中国和日本事先能就相关问题进行协商、对话，将有利于对纠纷的有效防范。况且，缺乏互信已成为制约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瓶颈，如果动辄将问题提交WTO，会增加两国间的不信任。在此方面，中国和日本可以参考G7（西方七国集团）的制度性安排，定期举行政府专家级会议和部长级会议，甚至政府首脑会议。由两国的政府专家提出、讨论相关经济问题，并将议题提交部长级会议或首脑会议，经讨论通过后，对两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协调。

2、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健全贸易法规体系。中国要进一步融入开放的世界经济，只有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健全贸易法规体系，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贸易纠纷的发生。

宏观上，要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下，实现外贸体制的创新，使外贸体制不仅与日本接轨，也与其他国家接轨，从而减少在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摩擦成本。微观上，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继续推进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企业真正拥有自，鼓励企业学会如何保值增值。只有这样，外贸企业才能走出多头竞争、低价竞销的困境。

3、探索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战略。虽然各种贸易纠纷在所难免，但如果中日双方站在历史的高度，，探索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战略，不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纠纷完全可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在当前阶段，可以将推动两国人力资源开发、加强环保合作、进一步相互开放旅游市场和提高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水平作为经贸合作的新的增长点，为缓解已有的贸易纠纷注入新的力量。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索缔结中日双边FTA以及东亚区域合作，推动两国经贸合作从市场化阶段迈入制度化阶段，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区域资源进一步整合的作用下，促进两国间各种贸易纠纷的更好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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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瑞]伯尔蒂尔・奥林:《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王继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3] [美]萨尔瓦托:《国际经济学》，朱宝宪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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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贸专业课程教学方法老套滞后

国际贸易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国际经济环境和参与贸易各国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目前我国民办院校所使用的国际贸易教材内容相对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规则来说都比较滞后。许多院校在具体教学中主要是让学生接触一些典型的案例，而忽视了国贸的多样化、差异化及不同贸易条件下的变化，在培养学生处理实际业务能力方面有所欠缺。

此外，由于受教学条件及传统的考核标准的制约，多数院校教师大多采用课堂讲授法教授国际贸易课程上课缺乏互动性；学生学习课程的目的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得到更好的分数。这种教学模式与当前国贸市场所需人才的培养要求是相悖的。

（二）国贸课程教学成果缺乏实践检验

目前我国民办院校国际贸易专业严重缺少教学实习基地，普遍存在实践教学环节欠缺的弊端。由于受限于办学经费不足、师资力量不足等原因，许多民办院校只重视书本知识的教学，不重视实践教学课程的建设，没有建立模拟实训实验室，在企业实习基地建设方面也比较滞后，学生所学的国贸课程理论与实际操作不能有效对应，没有能给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岗位与机会，不能很好地满足社会的真正需要。

二、民办院校国际贸易专业课程改革构想

(一)进行市场需求定位，加强课程设置改革

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因此，目前民办院校国贸课程改革要结合国际贸易的特征和外贸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来设置与国贸专业理论知识、专业操作技能相一致的课程体系，加强核心技能课程的设置。根据目前国贸就业情况，适当增加一些经济学技能的培训，以培养出具有较高经济理论水平和实务知识、能从事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等方面的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提高国贸毕业生的专业对口就业率。此外，根据民办院校学生的特点，从引导学生兴趣、满足学生就业需求的角度去考虑课程设置改革，增加学生学习的知识性、操作性与实践性。教师要相互交流与学习，强调经济学的教学重点，避免基础课程内容的交叉重复。

（二）加强师资建设，创新教学方式

由于国际贸易相关规则与法律随着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不断更新，因此，校方应建立强大的教学平台和教学课程网络系统，全而推行多媒体教学；对于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可聘请企业资深专家授课。教师在教授知识时要不断创新国贸专业课程的教学方式，采用模块化教学方式来完善实践性教学环节，建立相应的案例讨论、沙盘推演等授课模式，实施双向互动的授课形式，加大最新的外贸案例教学力度，吸引学生学习国际贸易的兴趣。

（三）促进校企合作，加大实训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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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

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

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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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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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老子，。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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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福重，1965年出生，经济学家，1998年获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9～2001年，在北京大学理论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进行研究工作，兼任中国世界经济学学会理事，中国经济规律研究会理事，现在北京高校任教，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译著十余部。书斋笔耕之余，特别关注经济社会现象，担任《上海证券报》、《国企》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主笔，香港凤凰卫视特约评论嘉宾。

当今时代，无论是理财、投资还是规划自己的事业，懂得基本的经济学常识是大有裨益的。而经济学深奥的原理常常让非专业人士望而却步。王福重先生针对普通人群，写了本通俗易懂又生动有趣的《人人都爱经济学》一书。翻开这本书，你会发现，经济学原本是如此的贴近生活又如此的有趣味。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让你在快乐和享受中，迅速了解经济学的基本全貌。

全书分3个部分，共20章，涵盖了整个经济学理论的基本框架。第一部分讲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即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和特有的思维模式。第二部分阐述微观经济学理论，主要内容是消费者理论、厂商理论，以及市场结构理论。第三部分为本书重点部分，着力论述宏观经济学方面的问题，包括短期和长期的宏观经济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

经济学的历史很短，只有200多年。1776年，一位叫亚当・斯密（1723～1790年）的英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就是俗称的《国富论》，这本书是公认的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理论。斯密在经济学上的主要贡献是：把政治经济学发展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提出了分工促进经济增长的原理；批判了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重农主义认为农业是惟一创造财富的产业，重商主义则认为商业流通是财富的惟一源泉，斯密在理论上批判了它们的偏见，认为只要是包含人类劳动的产品都具有价值；提出了政府的职能，即建立国防、建立严正的司法机构、建立并维持必要的公共工程，这被后人称为小政府的标准；提出了赋税的四项原则，即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直到今天这仍然是指导各国税收的圭臬。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讲的是利他促进社会和谐，而《国富论》又说利己促进社会和谐，这被认为是一个矛盾，即“斯密悖论”。中国经济学泰斗陈岱孙先生对此有精湛的论证，他认为，矛盾是表面的，实质上，二者并不矛盾，它们可以统一于利己心。

经济学成为显学，自然不是没有缘由的。说到底，是因为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人类最基本、最重大的问题，也就是：人类怎样才能更快乐，更幸福！

人活着就有欲望，欲望的意思就是“想要”，比如饿了想要吃饭，渴了想要喝水，想有安全的感觉，想与人交往，想被人尊敬，还想要干出点名堂来等，这些都是欲望。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对人类欲望的经典诠释。

欲望的最显著特征是无穷大，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欲壑难填”。人的欲望没有止境，除非生命结束。

明朝有个叫朱载的人，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也是个大学问家。他写了一首词，说的就是人的欲望的这种特点。词中道：

终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又思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却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门前无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数十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到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来下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梯还嫌低。

这首词把人欲望无穷的特征刻画得非常形象生动。

也许有人说，我的欲望就不是无止境的，只要住上别墅、开上宝马车，此生就足矣。那我们可以马上就给他别墅、宝马，他会不会就此打住，不再有新的欲望产生了呢？肯定不会，他会立即生出新的、更大的欲望来。

欲望太大了，必然就不能全部得到满足。

要满足欲望就得有满足的手段，经济学把满足人的欲望的手段，叫“资源”。

资源的特点跟欲望相反，跟人的无穷的欲望比起来，资源总是显得不够，经济学家把资源的这个特点叫作“稀缺”。

每个人都面临稀缺问题。穷人自然有稀缺问题，穷人的钱就是稀缺的。富人，超级富豪们，是不是就没有稀缺问题了呢？同样有。比如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是2008年《福布斯》公布的世界上最有钱的两个人，但是他们也有稀缺问题。跟咱们普通人一样，他们也想活得更长久，所以，对他们来说，时间这个资源就是稀缺的。

当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你总想把钱吃回来，要不就认为吃亏了，此时，你的胃的容量就是稀缺的，你总嫌自己的胃太小。

如果是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欲望人人有，每个社会都有，还无穷大；而资源是稀缺的，满足欲望的手段没有那么多，所以，痛苦是必然的。但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快乐，社会的目标也是所有个人都快乐，它们是痛苦的反面。所以，必须解决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矛盾，让痛苦少一点，快乐多一些。

既然满足欲望靠生产，那么生产什么，就意味着让什么欲望得到满足。比如生产粮食，就是为了让吃的欲望得到满足。

因为资源稀缺，不可能什么都生产，所以，生产一种东西，就意味着放弃另外的东西。一亩地，种了玉米，就不能同时再种水稻，因此，需要仔细考虑究竟选择生产什么，满足什么欲望，在经济学上，这叫“生产什么”。

东西生产出来以后，就该让它去满足人的欲望了。但是怎么把东西分到每个人手里呢？要靠规则。规则怎么定？是谁出价高就给谁，类似于拍卖，还是谁权力大就给谁？还是根据其他标准？这些都是规则。

不同的规则对人们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是很不一样的，社会要想和谐，就必须采取更妥当的办法，采用更合理的规则，所以，对于如何分配，人类也得做出选择，这叫“为谁生产”。

“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这三个问题合起来，就是经济学著名的“资源配置”问题。

资源配置直接来源于资源稀缺与欲望无穷的永恒矛盾，所以资源配置非常重要，而且永远都存在如何更好配置的问题。

资源配置的目标是有效率。经济学上的效率和生活中的效率是两个概念。

经济学的效率，有一个专门的概念叫“帕雷托效率”。帕雷托是一位意大利的经济学家，他最先提出了这个效率概念，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迄今为止，人类找到了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一个是计划，一个是市场。主要用计划方法配置资源的经济叫计划经济；主要用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叫市场经济。

计划方式，就是计划部门的人说了算，只有他们有权决定资源怎么配置，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是计划事先规定好了的。所有人都必须服从，不能各行其是。

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手段是市场，说得更直接点，就是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中，消费者买什么、买多少，由消费者根据市场价格和自己的收入与偏好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要看生产什么更赚钱。说得通俗点，市场经济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的经济，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

这也说明，经济学很重要。

经济学理论包括两部分，一个是微观经济学，一个是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微观的行为，也就是一个消费者、一个厂商、一个市场是如何行为的；宏观经济学关注的则是一个国家甚至全世界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如果出了问题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