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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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新生代流动人口；穆斯林；特点；城市融入
近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城市中流动人口的数量不断增大，其年龄也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形成了新生代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的群体。新生代流动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许多学者纷纷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群体展开了研究。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这个群体被称之为新生代农民工。全国总工会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个群体在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权利意识方面都与上代农民工很大不同。本文以“新生代流动人口”替代“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因为“新生代流行人口”较“新生代农民工”涵盖范围更广。
西北地区是中国穆斯林人口最为集聚的地区，兰州市作为西北地区的交通枢纽，更是聚居了大量的穆斯林人口。由于其独特而浓厚的伊斯兰文化，兰州市吸引着青海、宁夏、新疆、甘肃等地各县市穆斯林流动人口来这里打工、经商，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活力。2005年9月，马忠才、郝苏民等学者联合兰州市公安局开展的抽样调查表明，兰州市56.9万人的流动人口（约80%为农民工）且每年都在以15%的速度递增，其中汉族约占64.8%，穆斯林民族如：回族、东乡族、维吾尔族、保安族等约占31.7%，为兰州市流动人口总数的1/3。①与其它城市一样，兰州市也有一支庞大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数量，其中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与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一、流动目的的灵活性
新生代农民工出来打工的思想已经由上代农民工的“养家糊口”为主要目的，转变为学习技术、提高生活质量。如果说上代穆斯林农民工是受当地经济条件、自然的条件的制约被动迁入城市，那么穆斯林新生代农民工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主动流入城市。经济因素使新生代穆斯林农民工在流动的形式和目的地上都显得灵活多变。
第一代穆斯林农民工受到较深的乡土观念和出于的考虑，大部分在离家乡近、且便于实现其宗教生活的地方打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来源地相对集中、单一，主要以兰州市周边民族地区为主，临夏回族自治州及天水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为两大主要的迁出中心。②截止1999年底，兰州市共有清真寺89座，拱北21处，③浓厚的宗教氛围是穆斯林人口流入兰州市的重要吸引力，同时，受到宗教因素影响下的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如饮食、婚丧嫁娶等，也是穆斯林人口流出西北地区的制约因素。
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而言，比起宗教因素，经济因素对其流动的拉力在逐步上升。兰州市几乎成为他们“跳入”更发达城市的“跳板”和城市生活适应的“减震器”，从而流入东部、南部更发达城市。此外，在国内的大城市一般都建有供穆斯林举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加之新生代农民工的比起上代农民工有所减弱，已能满足其基本的宗教需要。
有的新生代穆斯林农民工表示，在外地可以通过在住所礼拜的方式，完成其宗教生活。在重大的宗教节日，如开斋节、古尔邦节时返回家乡，饮食问题也可以自己解决。
二、就业范围逐步拓展
因受教育程度低、专业技能低，第一代穆斯林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范围十分狭窄，只能集中在建筑行业、饮食行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兰州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性别比非常高，女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低于男性，仅占总调查人数的15.62%。④近年来，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就业范围逐步拓展，逐步发展到民族特色教育业和零售业，且呈现出女性就业人员数量逐步上升的态势。
笔者在兰州市穆斯林农民工子弟学校、兰州市西关清真寺中阿文女校、兰州西关清真寺幼儿园、兰州市崇德妇女儿童教育中心、兰州淑德女校、兰州东部女校等6所民间教育机构随机做的98份调查问卷中，女性教师人数70人，女性教师数占调查总人数的70.9%；其中以来自临夏回族自治州、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代表的穆斯林聚居区女性教师31人，占总调查人数的31.6%。这些教员是从临夏、宁夏或者兰州的中阿女校毕业后，进入民间民族教育机构任教。
在兰州市内一些商业区，一定数量的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已经加入到诸如服装零售业和电子产品零售业为代表的服务行业中，逐渐脱离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集中在餐饮、建筑行业就业的情况，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就业领域的拓展，说明其就业观念转变、城市适应力逐渐增强、教育程度也在逐步提高。
案例1：唐某，男，22岁，未婚，高中毕业后来兰州打工，在兰州某大型商场的电子产品专柜做销售员已有两年时间，也有老乡在兰州从事其它类型的销售工作。他表示从工作中学习了很多，与同事们相处很融洽，吃饭等也很方便。
案例2：马某，女，30岁，已婚，初中文化，与丈夫一起在兰州上班，从事服装销售工作已有一年。结婚后跟着丈夫到兰州来打工。平常生活很方便，就是宗教生活不方便，每天都是戴着头巾到单位门口摘掉，下班后再戴上头巾回家，在租住的房里做礼拜。
三、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
由于第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普遍低下，在城市打工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对知识的学习、对专业技能的学习等方面。
在学校教育方面，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希望子女接受学校教育的意愿非常强烈。近几年，由于兰州市流动人口数量激增，政府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入学难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帮扶政策，如2012年1月，制定了四个“一视同仁”的举措，将全市10.41万名流动人口子女统一纳入学校招生范围，这项举措在穆斯林流动人口中引起广泛好评。
除了适龄儿童学校教育外，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也很重视知识学习。笔者在兰州市崇德妇女儿童教育中心、兰州淑德女校做的调查中了解到，学校专门为文化程度低的流动人口提供了基本的算数、汉字教学服务，以满足其基本的生活、工作需要。学校管理者表示，很多流动人口都是慕名而来，尤其以年轻的女性为主。可以看出，穆斯林流动人口越来越重视知识的学习。
专业技能学习方面，笔者在穆斯林就业集中的清真饮食行业所做的调查现显示，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更加注重专业技能的学习。
案例3：马某，48岁，兰州某餐厅经理，做餐饮有15年时间，他表示自己餐厅的员工，刚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只能洗餐具，经过长时间锻炼后，能做些简单的菜品，与以前员工最大的进步是他们学习餐饮技术的意愿很强烈。
笔者了解到，清真餐饮业在兰州的发展势头迅猛，在数量和经营档次上都有明显的提高，其员工学习餐饮技术的意愿很强烈，经过多年的努力后，餐厅会提供学习的机会。
兰州市的清真寺，尤其是流动人口聚居的小西湖地区的清真寺，阿訇会针对社会不良行为、犯罪行为对穆斯林流动人口进行道德教育，在社会上受到广泛好评。
四、对传统的穆斯林聚居区依赖感有所减弱
兰州市的小西湖是兰州市穆斯林聚居的区域，清真寺、清真饮食、穆斯林聚居区这三要素使其形成浓厚的伊斯兰氛围，是第一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首选的居住地。笔者对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所做的98份调查问卷显示，86人选择离工作地点近的地方居住，占总调查人数的87%，显示出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选择居住地时，考虑的出发点是工作便利性和经济性。
在笔者的随机调查中发现，客观上清真寺和清真餐饮业在整个市区广泛分布为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分散分布提供条件，主观上宗教观念，比起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同地区、同教派清真寺做礼拜，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更加倾向于“就近原则”。
五、维权意识逐步提高
与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面临的社会环境有所好转，兰州市已出现了一些民间组织，其中有些专门为穆斯林流动人口服务，服务内容涉及教育、城市适应、维权与法律咨询。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自身权利受到侵害后，因诉之无门无路，加之“信定然” 的思想，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能更加积极主动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笔者做的98份调查中，“当你遇到拖欠工资、偷盗、抢劫、交通事故等情况，自己不能处理，应该怎么办？”全部的98份问卷都做了回答，答案包括：民委、宗教局、派出所、社区等单位，兰州市穆斯林文化教育促进会这样的民间组织。这表明新生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维权意识比较强烈，而且已经初步掌握了一些维权的方法和途径。
上述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所呈现出的流动目的的灵活性、就业范围的拓展、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提高等特点，与上代穆斯林流动人口相比，多数人希望真正融入城市，其城市适应能力在逐步增强。政府提出的有关政策，如四个“一视同仁”政策，也为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供了物质条件。流动人口的群体特性是在不断的变化、重构中，城市管理者应根据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现阶段所呈现出来的特点，适时调整管理的方法，如在就业上提供信息和引导，完善流动人口的登记、管理制度，并加强与民间组织的合作与交流，引导穆斯林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好的适应城市，构建和谐社会。
【注 释】
①马忠才，郝苏民.兰州市流动人口调查报告[J].西北民族研究，2006，（3）.
②高翔，鱼腾飞，张燕.城市穆斯林流动人口的空间行为特征及动力机制研究——以兰州市回族东乡族为例[J].世界地理研究，2010，（2）.
③杨文炯.互动调适与重构——西北城市回族社区及其文化变迁研究[J].民族出版社，2007：416.
④汤夺先.试析西北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结构特征——以对兰州市的调查为例[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篇2
关键词: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工作;问题;策略建议
城市的人口构成，一般分为两种，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户籍人口，拥有本地户籍，统一登记造册，在统计上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因为目前户籍档案已经实现联网，通过信息系统就可以查询到户籍人口的具体情况。而流动人口，因为没有本地户籍，并未统一登记造册，为了了解一个城市的人口情况，就需要针对流动人口做好统计工作。从目前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开展来讲，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些环节的统计工作存在问题，或是面临一些困难，导致统计工作的精准性不高，得出的数字不够准确和真实，从而会影响到相关工作的开展。因此，就需要对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加强研究，不断优化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确保可以切实提高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效果。
一、人口流动的原因分析
流动人口，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一般是对人户分离人群的统一称谓。所谓的人户分离，指的就是人口和户籍没有统一。也就是户籍在一个地方，而人在另外一个地方，没有在户籍所在地的人群，就被称之为流动人口。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说，流动人口的规模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末，我国全国流动人口达到2．36亿人，相比2018年减少515万人。虽然流动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但是总量依旧庞大，超过2亿人。人口出现流动，这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背后存在较多不同的因素导致人口产生流动。依据实情来讲，人口流动的核心因素，就是经济需求。纵观我国流动人口的构成，务工人群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很多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获得更高的收入，选择离开户籍所在地，去其他地方工作。除此之外，被动的工作调动，也是出现人口流动的一个因素，不过这并非主要因素。其次，政策因素。政策因素也是导致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国家政策变化，会影响到很多人的流动选择。比如近些年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建设美丽乡村，对农村发展的扶持力度不断增强，这就让很多农村务工者选择留守，不再外出务工，这就对人口流动产生反作用，表现出减少人口流动的作用。总的来说，人口流动，主要是和经济相关，呈现出向高经济水平地区集中流动的趋势。因此，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会吸引更多的流动人口。
二、城市流动人口统计的意义与特点
(一)意义。做好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其存在多方面的重要意义，对此一定要形成清楚认识。首先，流动人口统计，可以切实摸清城市的人口变化情况，为人口管理工作打下坚实基础。流动人口由于存在流动性，因此其会处在动态变化中。通过流动人口统计，可以在一定时间范围内掌握城市的人口流动情况，这为城市人口管理工作提供了相应的信息。其次，可以辅助城市规划决策。人口统计工作，这对城市的规划决策也能起到积极的作用。比如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统计，可以了解到哪些区域的人口密度较高，这样一来在规划公共交通的时候，就可以增加高人口密度的公共交通线路。最后，了解城市的发展。人口流动，还可以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情况。城市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这就能够说明城市具备吸引力，能够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这就反映出来城市发展的势头良好。相反，如果流动人口持续减少，则说明城市逐渐失去吸引力，发展势头不佳，这就需要引起重视。(二)特点。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开展，还需要明确其具备的相应特点，抓住其中关键，为流动人口统计工作指明方向。第一，全面性。流动人口统计工作，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全面性，也就是要对流动人口实现全面统计，将每一个个体的信息都要搜集起来，这和统计学上常用的抽样统计或随机统计存在很大区别。抽样或随机统计，都是选择一定样本进行分析，然后放大到全局，得出理论性的统计结果。而流动人口统计，并不能这么做，需要对每一个流动人口进行统计。因为流动人口统计，并不只是了解流动人口数量，还需要对其身份信息、居住地址等信息做好登记，因此统计学上的随机抽样并不适用。第二，流动性周期性。流动人口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具有流动性。这就导致流动人口统计工作，需要持续性开展，每年进行一次，这样才能掌握较为准确的数据。第三，难度大。流动人口统计，这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其存在较大的难度，面临着不少现实的困难。需要有关人士对其加强关注，通过研究探讨，找出更加高效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方法。
三、当前流动人口统计存在的困难
结合目前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具体开展来讲，存在一些明显的困难问题。首先，统计人员数量不足。流动人口统计，并不需要全年坚持，只是在某段时间内进行。这就导致人口统计机构在统计人员的配置上，存在很大的矛盾。而最终的结果，就是统计人员的数量不足，一个统计员往往需要负责较大区域范围内的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统计任务较为繁重。其次，人口本身的流动性，导致统计工作开展困难。流动人口本身具有流动性，而且流动人口主要是以务工人群为主，很多务工人群并不是常规的上班族，而是从事着很多不同类型的工作，比如送外卖、送快递、建筑装修、保洁等，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并不规律，这就导致统计人员在开展统计工作时，很多人可能并不在家，多次登门依然无法见到人，这就导致部分流动人口的信息迟迟得不到统计。另外一部分人口在城市内部的流动，比如从一个区域搬到另一个区域，就可能出现重复统计的问题。最后，统计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当前时代，已经全面进入到信息化时代，很多工作都在向信息化转变。在流动人口统计这方面，也应该关注到统计工作的信息化构建，打造信息化的统计体系。然而从当前实际来讲，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很多时候还局限于传统的人力统计模式之中，由统计人员登门填写纸质资料，这样非常花费时间，导致统计工作的效率不高。
四、优化城市流动人口统计的策略建议
对于目前城市流动人口统计存在的一些问题，相关人士要形成重视，针对性优化流动人口统计工作，提高流动人口统计实效性。(一)针对统计工作队伍予以优化配置。针对统计人员数量不足的问题，需要对统计工作队伍予以优化配置，通过多种措施，解决统计人员不足的问题。第一，适当拓展统计工作人员队伍。在统计工作人员队伍的拓展方面，可以采取内部挖掘的方式，统计工作单位可以对其他岗位人员展开统计工作培训，使其掌握流动人口统计的基本技能，构建起人口统计后备队伍。在出现人手短缺时，就可以安排后备队伍中的一些人员，参与到流动人口统计工作之中。第二，发展外部统计员。流动人口统计工作，还可以将一些外部人员发展到统计队伍中。从目前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说，社区工作者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很多城市都安排了具体的社区网格员，负责社区事务的处理。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就可以将社区网格员纳入进来，以社区网格员构建起编外统计队伍，联合网格员开展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第三，要提高流动人口统计工作队伍的专业素质，加强教育培训，让统计人员具备更高水平的工作素养，能够更加高效地完成统计工作。(二)构建信息系统辅助统计工作。流动人口统计工作，需要摆脱人力局限，发展信息化的统计模式。具体来说，可以委托专门的信息技术企业，建立流动人口信息采集系统。在系统中，可以设置信息采集和自主申报两大功能。同时要将这些功能和微信、支付宝等生活常用软件结合起来。统计人员可以登录信息采集功能，依靠微信或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直接读取流动人口的证件信息，自动登记，这比传统手写便捷很多。而对于普通人，则开放自主申报功能，对于作息时间不规律的流动人口，可以引导其通过自主申报功能，自行申报个人信息。此外，对于自主申报的流动人口，还需要从中选择一部分进行核查，确认自主申报信息的真实性。(三)建立流动人口与租房信息档案。流动人口，往往是在城市里租房。而在流动人口统计中，也需要对其居住地址信息进行登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租房信息，可以反映流动人口的分布情况。也可以通过租房信息，实现流动人口的统计。因此，就需要建立起流动人口信息档案和租房信息档案。相关单位可以与房屋租赁企业构建起合作关系，在得到许可的情况下，直接从房屋租赁企业获取租房信息，确认流动人口信息，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流动人口的统计效率。通过流动人口档案和租房信息档案的对比，还可以对一些遗漏、重复的信息进行处理，提高流动人口统计的精度。
五、结语
在城市经济发展中，流动人口数量长期处于增长的状态。因为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经济水平越高的城市，流动人口数量一般也就越多。流动人口给城市发展带来了人力资源的红利，但同时也增大了城市人口管理的难度。在进行人口管理的过程中，就需要做好流动人口统计工作，切实把握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动情况。具体来说，要优化统计队伍的配置，构建信息化统计系统，建立流动人口与租房档案，全面提升流动人口统计水平。
参考文献:
［1］赵伟锋，杨云彦．流动人口统计:利益冲突与管理模式演进［J］．社会政策研究，2017(4):70－81．
［2］那桂玉．新时期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研究［J］．商情，2018(41):64．
［3］王华超．新时期流动人口统计工作的重要性研究［J］．中国集体经济，2018(11):162－163．
［4］张航空．流动人口统计归属对城镇化水平的影响［J］．城市规划，2018，42(3):17－24．
篇3
【关键词】流动人口 犯罪主体 犯罪原因 预防对策
[Abstract]There are a lot of recurrent population to exist ， which is the result of growing of reforms in China recently. The 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is that kind of persons， who leave for other any place except their own dwelling place for economical purposes， commit a crime . Expounded are the reality and the reasons of crime and the preventions of crimes about the subject of crime of the recurrent population.
[Key words]Recurrent Population; the Subject of Crime; the Reason of Crime; the Prevention of Crime
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新生产物。它是中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口流动的频率不断加快，其对社会消极作用的一面也开始骤然暴露，给社会治安带来的越来越大的压力。本文基于这样的社会大背景，通过对流动人口的概念、特点、其犯罪成因的论述，结合对此所要采取预防对策的建议，希望可以进一步的详细阐明流动人口，这一特殊犯罪主体的有关犯罪的若干基础问题。
一、流动人口与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一）流动人口的概念
目前，学界与实际部门对什么是流动人口，其实尚无一致的界定。“从事流动人口研究的学者以及流动人口管理部门，从不同角度对流动人口进行了不同的表书与界定”[1](P277)《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认为流动人口（recurrentpopulation）：“暂时离开常住地的短期迁移人口……流动与迁移是两种相似但又有区别的现象，流动人口与迁移人口虽然都进行空间的移动，但迁移是在永久变更居住地意向指导下的一种活动，而流动是短期的、往复的，不会导致当事人常住地的变化。”[2](P171)《广东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市县，到其他地区暂住的公民。《海南省流动人口管理规定》：流动人口是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市区或者农村乡镇到其他地区暂住的人的总称…具体的流动的自然人称为流动人口或者暂住人员。
综上所述，以上概念的界定主要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出发，以是否具有某地的常住户口为依据来对流动人口进行界定的。结合流动人口具有的四个要素：一是人口与户籍的分离；二是跨越一定区域界限的位置移动；三是流动的时间较长、距离较远；四是流动具有方向选择性。我们认为：流动人口就是指因从事各种活动离开户籍所在地区域的各种人员。
流动人口具体可以分为以务工经商为特征的社会就业型流动人口；以探亲、旅游、度假为特征的社会交往型流动人口；以开会、出差、商贸活动为特征的社会公务型流动人口。
（二）流动人口犯罪主体
我们研究流动人口犯罪问题，分析流动人口的犯罪现象，探求流动人口犯罪的原因和规律，其根本目的是为了预防、减少流动人口犯罪。从这一根本目的出发，我们就要确定我们的研究对象——流动人口犯罪主体。那么，我们将如何确定这一潜在人群在流动人口中的范围呢？首先，把探亲、旅游、度假、开会、出差、看病等人口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缺乏针对性，没有多大的研究价值；其次，也要把为“犯罪”而“流动”的流窜人群排除，因为如果其纳入我们的研究对象范畴，那将既不利于理论研究，而且因混淆部分概念的内涵而无益于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的解决。
由此可见，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是指基于经济的目的和动因而流动的，离开户籍所在地而发生犯罪活动的自然人。
二、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及其特点
（一）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1、中国人口流动的现状
从国家人口计生委获悉，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由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沿海地区。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省内流动的占65％，跨省流动的占35％。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大多数，其中15岁到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
2、流动人口犯罪的现状
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增加，流动人口犯罪也在增加。流动人口经常实施的犯罪有：盗窃、抢夺、抢劫、、、杀人、赌博，并使流入地的犯罪案件大幅度上升。据一些省、市统计，在城市中发生的刑事案件，其作案成员约有半数以上来自农民，就盗窃犯罪而言，流动人口作案高达70%-80%。[3](P79)
据调查，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全部案犯中的比例，1985年为15％，1987年17％，1988年为18％。1990年与1985年比，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增长了1.5倍，沿海省份及大城市流动人口作案更为严重。广东省是我国流动人口作案最为突出的省份。该省1980年流动人口犯罪只占6.6％，1988年上升到29.6％；1980年流动人口案犯为2200多人，1988年已接近1万人。北京市的流动人口犯罪，1985年比1984年上升了33.5％，1987年比1986年上升了39％。北京市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占全部案犯的比例，1984年为7.9％，1986年为15.3％，1987年为21.7％。再从影响较大的刑事案件来看，80年代末，我国刑事案犯中，流动人口约占1／5。到了90年代，随着流动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大，流动人口犯罪数量更是直线上升。据公安部门统计，1993年，福建省厦门市查获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占刑事案件总数的62％，大要案占82％；北京市查获流动人口案犯占抓获各类案犯总数的44％，江苏省苏州市更占到61％；到了1994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人员共56.9万人，其违法犯罪率高达12.8％，而同期全国共抓获各类违法犯罪人员409.5万人，违法犯罪率3.4％，相比之下，流动人口犯罪率高出全国平均犯罪率8.4个百分点。在不少大中城市，流动人口犯罪案件已占全部刑事案件的50％以上。据1994年统计，流动人口犯罪占当地全部刑事案件的比例，北京市为46.2％，上海市为53.6％，天津市为30％，广州市为69.2％，西安市为53％，重庆市为53.9％，杭州市为50％，温州市为48.6％，南京市为47％，东莞市为85.4％，深圳市为97％。据有关资料，广东省的重大案件，有70％以上是流动人口所为（包括港、澳、台过境犯罪）。所有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在违法犯罪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90年代，这种比例更是直线上升。
(二)流动人口犯罪特点
1、触犯罪名的侵财性
流动人口大多是为务工经商、致富赚钱的目的而涌入城市的，因而在流动人口的犯罪活动中，以经济利益为目标的犯罪更为突出。
据统计，西安市2004年破获的案件，流动人口作案的就占了61％，其中盗窃占85％；2005年破获的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的上升到63％，其中盗窃占总数87％。其中盗窃案件占绝大多数。此外，根据浙江省公安部门的统计，2000年浙江省外来人员在抢劫案和盗窃案中作案的比例分别占有60%和64%，全省被抓获的作案人员中，外来人员比例超过50%。
2、作案特点“地域同一性”较为明显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区的流动人口由于他们主观条件的不同，所作案别也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以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结成的犯罪团伙，具有浓厚的地域性，师傅带徒弟相互传授“经验”，因此，在作案手段上呈现出地域同一性。诸如撬防盗门入室盗窃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西宜春、修水、德兴、贵州六枝、重庆云阳、湖南淑浦、黑龙江齐齐哈尔、福建连江、山东济南等地；撬保险箱盗窃案件作案的高危人群主要有：贵州松桃、重庆万州区、巫溪县、开县、云阳县、南川(市)、四川绵阳、德阳、巴中地区通江县、达川地区宣汉县、湖北黄冈市英山县、安徽广德县；麻醉抢劫案件高危人群主要有：江苏省苏北地区、江西、广西及福建籍；金元宝诈骗高危人群主要有：重庆万州区、江西南昌、安徽安庆市枞阳县；而以药物(治癌药)诈骗案件这类案件的高危人群主要是以浙田籍人为主。
3、犯罪活动“流窜性”趋势明显
我们虽然把流窜犯排除在研究流动犯罪人口犯罪之外，但是，并不等于说在流动人口犯罪的特征中也应该排除其犯罪的流窜性特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人、财、物的大流动，以及交通路线的扩展、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增多，犯罪分子，尤其是流动人口犯罪主体才大大利用这些便宜条件进行犯罪活动。他们有的是被通缉的刑事案犯——逃脱在外，行踪不定，到处作案，常常是身系数罪，罪恶累累；有的是刑满释放人员，因受打击而心怀不满，变本加厉地报复社会，制造种种恶性案件；还有的是以犯罪为职业的惯犯或犯罪团伙分子。由于流动作案与固守一地作案相比，被发现和查出的风险要小得多，于是，为逃避公安司法机关的打击，追逐更多的利益，他们不断地变换地区作案。据统计，交通沿线发生的流动人口犯罪案件比远离交通沿线的地区要多一二倍，甚至几倍。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还在不断发展，其流窜区域从跨县（市）、跨省（区）发展到越境、直至跨国犯罪。据有关机关统计，1986年至1990年期间，跨境作案增长了4倍。在广东省，几乎任何一种重大刑事犯罪都有境外的犯罪分子参与，仅1987年，该省就查获入境犯罪分子184人，查获案件144起。入境的犯罪分子披着港澳同胞、侨胞的外衣，作案后迅速逃出境外，逍遥法外。流动人口犯罪的流窜性，给侦查破案带来了许多困难。
4、犯罪目标的随机性与盲目性
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码头、城镇乡村，寻找犯罪目标，捕捉犯罪时机。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为了既易于寻觅、择取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又易于逃避法律惩处，往往采取东游西荡的形式，往来于铁路、公路、江河交通沿线的市、镇，伏一处、害一片，窜一路、害一线，作了案即跑，异地销赃，而且作案的目标相当随意。既可能是见财起心，也可能是见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盗窃，发现家中有人后发展为抢劫，最后可能更进一步发展为杀人。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和盲目性。
5、犯罪手段和技能不断提高
流动人口犯罪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具狡猾性和隐蔽性，他们在经历一次次的清理整顿、疾风暴雨后，也积累了较丰富的作案和反审讯经验，犯罪手段和技能也在不断地变化和提高，并呈现出专业化的发展趋势。其中入室盗窃、抢劫、盗抢机动车犯罪的专业化特别明显。
6、犯罪“团伙化”特点突出
由于大量的流动人口来自农村，其流动多以血缘、地缘、亲缘关系为纽带，其居住和生活也多以“三缘”关系为依托，因此在犯罪活动中，会很自然拉帮结派形成松散或紧密的团伙关系。调查表明，流动人口中犯罪分子共同作案的比例均超过常住人口案犯的比例。北京市1993年查获的犯罪团伙案中，外来人员作案1252起，占当年全部团伙作案总数的61.2%;其中，大案796起，占团伙大案总数的66.4%，比1992年增加9.8%。[4](P70)
7、犯罪成员的低龄化发展相当突出
流动人口本身以青年人居多，他们当中有许多是未成年人，有的甚至是失学、离家的未成年人，他们不可能具有合法的打工资格，所得的劳动报酬很低，有的甚至只要求雇主管口饭吃。基于这些情况，这些受教育程度极其有限而涉世不深的外地少年，在强烈的经济收入落差刺激下，常常成为犯罪分子的教唆对象，诸如近年街头盛行的“小扒手”。
三、流动人口犯罪的成因
（一）社会原因
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在我国社会结构中，这一矛盾的体现就是那长期以来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化。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人口流动已成为社会生产力配置的必然需要。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贫富分化、城乡差别、东西部经济差距及劳动力资源的不均衡分布，促进了流动人口的形成和数量不断扩大。而与此同时，人口流动又打破了我国传统社会相互封闭、相互隔绝的旧格局，加快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快了封闭性社会向开放型社会结构的转型；但由于我国经济制度管理方面存在尚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处在改革中的政治与经济体制也限制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以及社会保障体制还未完善，绝大多数流动人口在城市只能从事城里人不愿染指的“苦、脏、累、毒、危”五类工作，他们干活最苦，收入最低并缺乏劳动保障，还有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强烈需求与现实生活的反差，使流动人口中的一部分人往往容易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二）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所产生的“心态不平衡”的心理原因
深究外来人口流动的深层原因，经济原因是一个根本性的动力，也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原因。由于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乡生活水平的明显差距，使得千万计的农民工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流入城市，挣钱成了涌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中的最直接的目的和最迫切的需要。但现实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样美好，有相当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有的甚至不能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一旦追求金钱的欲望破灭，极易导致犯罪。另外，在社会转型期，少数不法分子投机钻营，一夜暴富，给正试图摆脱贫困而来到城市的农民以强烈的示范刺激，不公平感和自卑感伴随而生，从而引起流动人口整个群体普遍存在诸如“仇富”的社会心理失衡，这些都是引起犯罪的心理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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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流动人口个人素质的原因
由于流动人口多数是来自贫困落后地区，文化素质相对较低，而且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道德标准的差异广泛存在，历史地形成了不同于经济较发达地区的文化价值观念。这些差异，加之法律知识的匮乏，使他们常常处于矛盾和困惑状态之中，也由此容易造成他们受到不良文化影响和不良行为人的诱导。流动人群中许多人法制观念的淡薄，有的甚至根本不懂法，使得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美丑善恶，往往以在家乡形成的道德观念和生活习惯作为标准。一旦衡量标准因“社会地区的差异”而错位，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四）城市对流动人口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
人口的大面积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就目前来看，一方面，政府对人口的流动缺乏应有的宏观调控措施，对流动人口的快速增加缺乏足够的准备，人口流动还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无序性，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的不良连锁反应。而另一方面，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户籍管理制度，对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城市流动人口的管理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无能为力。管理责任不明、主次不分、任务不清。虽然管理部门较多，但大多各自为阵，缺乏统一的目标、协调的行动，没有真正地把流动人口管牢、管住，最终局面是失管漏管严重。由于新的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口管理制度并未建立，造成流动人口管理基础工作难以适应人口流动的现实需要，使打击流动人口犯罪工作处于被动状态，使其应发挥的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功能未能体现，反而使一些不法分子有机可乘。目前，一些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管理基本上仅限于收费管理方式，一些管理部门轻视对流动人口教育工作，有些职能部门只顾收费，对其疾苦不管不问，甚至滥用职权乱收费，而且是只收费不服务。面临的各种收费多而重，流动人口容易产生抵触情绪，甚至逃避登记、不办证、办假证。反过来说，相当一部分的流动人口失控，又会给正常的政府管理工作带来障碍，这可以说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
四、预防流动人口犯罪的对策
流动人口犯罪严重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当前社会治安环境整治工作的难点，也是治安环境整治工作的重点。结合目前流动人口犯罪及控制的情况，笔者认为流动人口防控应当采取以下策略：
（一）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
要想有效遏制流动人口犯罪，提高流动人口的综合素质是关键。首先，要对他们开展法制宣传，进行遵纪守法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使他们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其次，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文化素质。针对农村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不高，小学、初中毕业的占绝大多数的情况，政府有关部门可以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成人高校、夜校等培养方式来提高流动人口的知识水平。三是要努力提高流动人口的技术素质。主要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由原籍政府有关部门进行技术培训，使其学会一、两门使用技术，为他们走向社会提供平台；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民工所在的学校或是由就业的企业或地方政府、社会团体等负责培训。
（二）努力消除流动人口的受歧视心理
大多数流动人员远离亲人，身处异乡，往往从事于危、重、脏行业，相对缺少必要的组织管理和社会保障。特定的外部环境，使流动人口更易遭受到不法侵害，也极易成为犯罪的主体。因此，各级政府要将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真正作为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社会各部门在依法从严管理流动人口的同时，要强化服务和保护意识，使流动人口能切身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一是劳动、工商、计生等部门要并肩携手、相互配合、齐抓共管。定期对企业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检查，查有无违反规定招工，有无延长劳动时间，有无拖欠、克扣民工工资，有无从事劳动强度过大的工作。二是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要采取开办外来民工子弟学校、允许外来人员子女在本地学校就学等措施来帮助解决外来民工子女就学困难，保障他们享受教育的权利。三是要积极查处侵犯外来流动人员合法权益的案件。四是各级政府要设立相应的流动人口救助基金，以救助那些因意外情况丧失劳动能力，陷入绝境的人员。
(三)加大管理力度
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堵塞管理漏洞，是预防和减少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的重要环节。一要加强领导，健全网络，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管理。各级政府要重视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领导，落实领导岗位责任制。加大政府财政投入，保障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工作经费。适时调整充实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队伍。对于外来流动人口集中的村居及外来流动人口较多的用工单位应建立登记站。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要履行好各自职责，做到密切联系，互相配合，对外来流动人口实行全方位、多层次管理。二要因地制宜，多管齐下，推行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多种有效模式。在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中，要注意因地制宜，多管齐下，达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可以采取“民工之家”的形式使散居的外来流动人口集中居住；对出租房屋可根据承租人的复杂程度和出租人与管理机关的配合程度来实行星级化管理，依据星级高低分别落实不同的管理措施；对外来流动人口可以根据工作情况、收入情况、居住情况和有无前科、劣迹等进行分层次管理，确定放心层、关注层、隐患层，并分别进行管理。三要强化责任，严格执法，充分履行公安治安管理职能。公安机关作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主管机关，要充分履行好法律赋予的职责，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适时组织集中整治，依法做好外来流动人口的登记、发证、查验等工作，严格各项制度，加大执法检查、监督的力度，最大限度地消除管理死角。对不按规定申报暂住登记、申领暂住证等行为，要依法进行处理。对社会闲散人员要进行重点监控。
(四)加强打击力度
打击是特殊的预防手段。根据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规律，司法机关应适时开展各种清算打击行动，加大打击力度，既严厉打击流动人口中的犯罪分子，又及时保护守法流动人口及广大百姓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仅仅是社会治安问题，更与社会政治、社会经济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大有关流动人口犯罪的特点、犯罪的原因与预防对策等各方面研究的力度。本文正是基于这样的目的，对流动人口犯罪主体诸如上述若干基础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最后，笔者认为：研究流动人口犯罪意义重大！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康树华主编《犯罪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
[2]《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3]俞雷《中国现阶段犯罪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
篇4
“流动儿童”的提法已不适用
《望东方周刊》：2013年，全国妇联了由你参与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关于这个课题有最新的研究进展吗？
段成荣：目前我们主要在“新生代的流动人口状况”、“异地高考”等专题性领域方面完成了一些研究。
我们发现，“流动儿童”的概念已经不适用。传统的理解，通常假定他们都是“在老家出生，再到城市里来”。这些年我们观察到，城里生、城里长的孩子在增多。这一轮调查发现，这样的“城里娃”占到16岁以下流动儿童的52%～53%。
从严格意义上说，他们就是“城里娃”。这种特点决定了我们对于流动儿童问题在制度上的一些安排，与今后的现实有很大偏差。
之前的一切设计，包括各种教育政策，都没有来得及做让他们长期扎根的准备，在出发点上就有偏差，今后这个矛盾会更突出。
分级分担流动儿童教育经费
《望东方周刊》：你曾提出流动人口受益者的结构问题，在流动儿童方面，是否也存在相应的受益和责任结构？
段成荣：流动人口带来了劳动力，带动了经济发展，所以首先国家要承担责任，流入地的地方政府也要承担责任。
流动人口的主要动因是务工经商，儿童更多的是伴随性的。儿童的融入，最核心的就是教育问题。
今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战略，在“市民化”部分对流动儿童的问题有特别好的提法。原来的城镇化战略中，讲到子女教育问题，位置一般靠后，而这次放在第一位，这显示了政府承担责任的决心。
《望东方周刊》：省内和跨省流动的差异是否会影响到孩子的城市融入？
段成荣：目前针对“义务教育”以及“义务教育后”――也就是大龄儿童的教育，各省对于省内流动的孩子已经作出种种安排，但在跨省这块缺口仍然很大。下一步跨省的工作肯定是重点。
我们有个流动儿童教育的分级建议：跨省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各省承担省内跨市的流动儿童教育经费；再由各市把市内跨县的部分管起来，逐级分担。
一些大城市对流动儿童教育问题的态度一直不明朗，甚至明显在推卸责任，这跟财政负担有一定的关系。
东部吸力仍大，中西部整体规划须有预见性
《望东方周刊》：2013年的调查显示，部分中西部省市流动儿童的流入也出现增长，今后流动的地区分布，是否可能向中西部转移？
段成荣：“向东流”这个整体趋势还没有明显变化，发展机会比较多的沿海城市仍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但是部分中西部城市，如成都、重庆，有异军突起的现象，需要尽早准备。
无锡、重庆等地，十几年前就提出把流动儿童纳入到当地教育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许多大城市做得不够好，不愿意承认有这么多流动人口，所以也不太愿意做教育资源安排，总是强调教育资源不足。
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对人口的流入要有预见性。我们在2013年的报告中就提出，要建立健全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为学生学籍转接提供便捷服务。
对流动儿童要有长远安排
《望东方周刊》：除了义务教育，这些孩子还有哪些“城市融入”的需要？
段成荣：除了义务教育，流动人口子女“两头”就学难题突出，接受学前和高中教育比例偏低，延迟义务教育现象普遍。
各级政府一定要做好全面承认、接受这些“城里娃”的准备。
之所以叫做“城里娃”，是强调两点：第一，他们不愿意走，城里就是他们的家；第二，他们也不可能走。
人们习惯认为流动人口居无定所，但事实上，无论是流动人口整体，还是近年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新生代流动人口，绝大多数人的居住都相对稳定。
近期我们对全国新生代流动人口的调查显示，70.3% 的人只流动到过1个城市，更换过3个及以上城市的人仅占3.77%。
这些人不会来回跑，因此必须对流动儿童有长远的安排。
2013年是我国“异地高考破冰之年”，12个省份首次接收符合条件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但你知道一共多少人参加了异地高考吗？4144个。
篇5
【关键词】外来人口；犯罪特征；犯罪现状；控制对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人、财、物大迁徙，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深入，其流动人口正逐步由不发达地区向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涌入，他们流动的规模和速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外来人口涌入经济发展较快的大中城市，他们的出现，一方面为城市的建设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在当地经济建设方面起到了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城市外来人口犯罪问题，已成为困扰警方的一大难点和危及社会稳定的不安因素。外来人口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有着复杂的社会根源，究其原因主要是社会环境和外来人口共同作用的结果。如何预防与控制外来人口犯罪，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一、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现状及特点
（一）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现状
当前，人口流动的基本方向是由农村流向城市，由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动也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具有其内在规律和特点，因此充分认识这种规律和特点对于强化流动人口管理，发挥流动人口给社会经济带来的积极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1. 以侵财型案件为主，抢劫案超过盗窃案跃居首位
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生活水平较低。这些人到了当地后，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住诱惑，同时又好吃懒做，贪图一夜致富，为了获取钱财，改变生活现状，他们能偷则偷、能骗则骗、能抢则抢，从而走上犯罪道路。从犯罪的成功机率和风险性来看，盗窃、抢劫、诈骗犯罪成功机率相对较高，刑罚又相对较轻，所以流动人口犯罪分子选择盗窃、抢劫、诈骗作案的居多。从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今年统计的数据来看，流动人口实施的犯罪，涉及抢劫案件的109人，涉及盗窃案件的67人，涉及诈骗案件的34人，这三类案件占了受案总数的80%还多，而且参与抢劫的总人数已远远超过盗窃总人数，反映出流动人口侵财型犯罪已由传统的秘密窃取向采取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劫取转变。
2. 犯罪目标随机、盲目，手段残忍
流动人口的流动属性决定了其犯罪目标的随机性和盲目性。一部分居无定所的人往往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游荡于街头巷尾、车站网吧以及城镇乡村，寻找作案目标，捕捉犯罪时机。他们为了既易于寻找、选择犯罪对象又便于逃避法律惩处，往往东游西荡，作案后即逃跑，异地销赃。而其作案目标的随意性既可能是见财起意，也可能是见色起心，可能起初只是想入室盗窃，发现家中有人便发展为抢劫。这种犯罪目标的不确定性和人员的流动性，使流动人口犯罪带有实施多种犯罪的突发性和盲目性而且手段残忍。如笔者所在基层检察院批捕的17岁王某等三人抢劫出租车司机案，王某在捅伤司机脖子鲜血四溅的情况下，仍然毫不手软持刀继续捅扎司机头部多次，致使出租车司机严重残疾。之后王某在无法将出租车弄走的情况下竟浇上汽油将车烧毁，手段十分残忍，危害后果严重。
（二）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特点
1. 文化程度低
文化素质是个体素质的基础，外来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文化程度低，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一般占流动人口的80%左右，导致他们法制观念、道德观念差，辨别是非能力、自我控制能力弱，容易走上犯罪道路。
2. 农民工二代犯罪问题突出
当前，无论是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还是与城市中同代人群相比，“农民工二代”群体的违法犯罪率都相对较高。据2009年江苏省张家港市司法局专题调研数据显示，“（三年来）张家港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农民工子女占到了80%以上。”再如，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法院的调研数据也表明，“农民工二代犯罪现象越来越严重，现在我们审理的案件中，80%以上都属于农民工二代。”在一些大中城市中，“农民工第二代”的犯罪率正在呈上升趋势，他们可能在未来城市犯罪中占有越来越高的比例。农民工第二代犯罪特点除了与外来流动人口相似外还有其自生的特点。如：激情化犯罪较多，暴力化趋势明显，自杀问题比较突出。
二、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原因
（一） 外来人口犯罪的主体原因主要表现为：1.外来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总体偏低。外来流动人口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而文化素质差、自我控制能力就弱，无法正确辨别是非能力。2.外来流动人口犯罪多为法制观念淡薄。在这些外来流动人口中大多数人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法制学习教育，他们不知道自己的违法犯罪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和严重后果。3.在南北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部分外来人员心理严重失衡。
（二）导致外来人口犯罪的客观原因主要为：1. 外来人口就业形势严峻，工作条件差。2. 外来人口的权益遭受严重侵害，用工单位仍然存在不规范现象。3. 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目前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保护制度还不完善，关于失业保险和失业救济制度如何制订还无力顾及外来务工人员，这种保障制度的建立对社会稳定和社会治安影响极大。
三、城市外来人口犯罪的控制对策
（一）社会对策
1. 建立城市统一的外来流动人口管理机构
为了更好地及时掌握外来流动人口综合信息，需要建立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体制，以便促进城市综合管理。
2. 规范外来人口劳动力市场体系，保障其合法权益
城市劳动部门需要建立外来人口劳动力职业介绍所，外来劳动力中介服务机构，并统一纳入到外来劳动力市场体系，要尽快建立统一的外来劳动力市场，制定具体计划，强化外来流动人口劳动监督，保护其合法权益。
（二）公安机关对外来人口犯罪的控制对策
1. 基层公安机关加强外来流动人口管理队伍的建设
从城市目前情况看，基层派出所管理外来流动人口队伍主要是由专职从事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民警、社区民警，以社区保安队为主体的辅警力量构成。各基层派出所专职负责外来人口管理工作的人员偏少，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专职民警较少，造成日常管理难以落实。
2. 不断完善和构建城郊结合的治安防控体系
在管理相对滞后的城郊结合地区，往往是外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活动的主要集中区域。针对上述地区，公安机关应加强与完善城郊结合地区治安防控体系的建设。
（1）加强完善警务合作机制。当前，城郊结合部的基层公安机关警务运作机制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警种之间业务分工过细，相互配合较少。对共同存在的治安问题，往往不能形成整治合力，存在单一作战多，协同作战少的状况，这给违法犯罪分子有了可乘之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完善警务运作机制。
（2）提高警务运作的针对性。适时组织警务力量在多发案地段进行守候伏击，在夜间发案增多的情况下，应将警力向夜间倾斜。要对外来流动人口中重点人口加强检查和控制力度。
四、结语
总之，在现阶段外来流动人口犯罪呈现出许多新情况、新特点，这应当引起各级、各部门的重视。法院、公安、检察部门以及各基层组织应携手作战，打防结合，恩威并举，使流动人口形成规范化管理，综合性预防的制度体系，真正使外来流动人口犯罪降低到最低限度，确保社会的安定、祥和。
参考文献
[1] 徐志林，金林生，何银松.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现状的社会学分析与控制对策[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4）.
[2] 张跃进.中国农民工问题[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7.
[3] 张友文.流动人口犯罪主体预防对策[J].云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2）.
篇6
关键词：电气设备；安装技术；施工管理
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3996万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为22143万人。人口迁移方向基本上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由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由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迁移。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跻身世界前列的同时，由于外来人口短时间大量流入城市导致包括住房、医疗、教育和交通在内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这种人口大规模的流动，显然地方政府缺乏必要的准备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这种大规模的人口定向性大规模移动成为长期现象。
如果政府能预测未来的人口的流动方向和数量，解决城市吸纳能力，那么就能缓解人口流入带来的城市问题。鉴于上述问题，本篇文章从数据来源方面以及现实操作问题出发，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合理的数学模型，最大程度上分析预测城市之间或者省市之间的人口迁移的规模和方向，从而能有效利用和配置资源，促进城市或者区域的合理规划，解决城市吸纳人口的能力缺陷。
本篇文章以马尔可夫过程为基础，建立合理的状态转移矩阵，预测未来时间状态下人口在城市或者区域之间流动的规模和特点，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一、模型简介
1.马尔可夫（Markov）过程的简介
马尔可夫过程作为一类随机过程，具备典型的“无后效性”（Markov性）：当前的条件概率，跟过去和未来的状态不相关而且独立。在现实世界中，如微粒在液体中扩散的布朗运动、传染病的转播感染、人口增长过程等，都常常可以利用马尔可夫过程近似模拟。
本篇文章中主要用到的是离散时间的markov链，对数据的可获得性要求高，特别是转移概率的统计。在上述前提下，模型对于未来状态的预测具有很高的准确性。
2.在人口区域流动的具体模型构建
因为人口在区域之间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符合markov性，所以利用离散的markov链对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的现象进行建模。而对于markov链模型的构建关键是建立状态转移矩阵，如下就利用模型求解markov链的状态转移矩阵。
从i地区到j地区的转移概率可表示为：Pij=P(Xn+1=j∣Xn=i)，Pij满足两条性质：首先大于零的；然后每行概率之和为1。列表示出发地区，行表示到达地区。由Pij组成的矩阵P就是一步转移矩阵。假设人口迁移过程根据历史经验会按照一定的概率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转换，而这种在不同状态之间转化的概率就会形成状态转移矩阵或者叫人口转移矩阵。
Xij(t)表示t～t+1时间段，从i地区向j地区转移的人口数量，Ni(t)表示i地区转移到外部的人口数量，Mi(t)表示外部人口转移到j地区的人口。所以可以得到如下矩阵：
假设人口先增长，再转移。人口的迁入和迁出看作是在t+1时刻瞬间完成的。X(t)表示在t时刻开始时的各地区人口总和，Xi(t)表示在t时刻的i地区的人口数量，同时该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αi(t)。
所以在上述背景下，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平衡关系：
X(t)=Xi(t) （1）
X(t+1)=Xj(t+1) （2）
(1+αi(t)Xi(t)+Ni(t) （3）
Xj(t+1)=Xij(t)+Mj(t)（4）
(1)、(2)式分别表示在t时刻和t+1时刻这个系统的人口总数；(3)、(4)分别表示的是横向和纵向平衡。那么α(t)，如果全国的自然增长率为，得到整体的平衡关系：
X(t+1)-(1+α(t)X(t)=M(t)-N(t)
若用表示t～t+1表示系统人口总的增长率，则：
β(t)=
同时如下定义：
Pij(t)= Ni(t)=
那么(3)式就可以写做：1= Pij(t)+ni(t) pij(t)＞0 ni(t)＞0
对于迁出和迁入人口满足如下关系：
N(t)=Ni(t)==（1+αi(t)）Xi(t)·ni(t)
M(t)=Mj(t)
其中mj(t)=，且1=mj （mj(t)＞0）。
本篇文章的模型旨在把这里的n各地区构成的整体看作是一个封闭系统，而迁入迁出会引起整个系统的人口数量的变化，此时无法得到一个状态转移矩阵。所以要上述基础上还需要进行适当处理，得到这个系统内部的人口转移概率矩阵。
所以根据(4)式，可以得到如下表达式：
Xj(t+1)=（1+αi(t)）Xi(t)·Pij(t)+M(t)Xj(t)
然后等式两边同除以X(t+1)，这里记ai(t)=，
=[(1+αi(t))Mj(t)]
利用X(t+1)-(1+α(t)X(t)+N(t)=M(t)，经过化简得到：
ai(t+1)=[(1+ai(t))ai(t)·（Pij(t)+ni(t)mj(t))+β(t)-α(t)mj(t)ai(t)]
根据上式可以得到系统内部的人口概率转移矩阵，且满足如下条件：
ij=[(1+ai(t))·（Pij(t)+ni(t)mj(t))+β(t)-α(t)mj(t)]
那么由矩阵可以表示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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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染病；流动人口
【中图分类号】R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484（2013）11-0848-01
流动人口中传染病高发的危险因素较为复杂，由于流动人口自身构成复杂，不同的流动人口罹患各类传染病的危险因素各不相同。从事服务业、娱乐业的流动人口是性病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建筑工地等野外施工人员是出血热等血液传染病的高危人群；流动儿童则是流脑、麻疹等计划免疫类疾病的高危人群。
1 流动人口对不同类型传染病传播的影响
1.1 消化道传染病
消化道传染病是通过病人的排泄物（如呕吐物、粪便等）传播的，是属于病从口入的疾病。受消化道传染病的影响较大的主要是务工、经商和服务业人员，从事脏、累及收入低微的职业，文化卫生水平低下，生活不稳定，生活环境、饮食卫生条件差，容易感染和传播疾病。郑平明对湖州市外来务工人员的调查发现所抽取的12个流动人口聚集地的食堂均无消毒设施和卫生制度[1]。李桂娇等对中山市流动人口的研究表明外来流动人口的出现使该市霍乱流行周期变长，间隙期变短，地区分布扩大[2]。潘国庆等对苏州市流动人口表明流动人口是感染和传播急性肠道传染病的高危人群，市区的70.6%流动人口病例中为中、重型[3]。
1.2 呼吸道传染病
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飞沫传播，也可通过直接密切接触或间接接触传播，是受人口流动影响最大的传染病之一。对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影响较大的是流动比较频繁的人口，如短期打零工者。受空气、人口流动频繁等因素影响，极易发生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如麻疹、水痘、流行性腮腺炎、流感、肺炎、支气管肺炎等。2003 年的SARS 全球肆虐以及2009年H1N1流感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广泛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口的跨国界流动的日益频繁。外来儿童计划免疫及疫苗接种得不到有效的落实，极易造成麻疹等疫苗针对性传染病暴发流行，张秋玲等1996 年报告山东威海一起流动人口麻疹暴发疫情，6 例病例无一人接种麻疹疫苗[4]。上海市宝山区窦文霞的研究发现在宝山区麻疹发病的人群中，外来流动人口占了82.24%，且以散居儿童为主，多数无免疫史[5]。王文明在江苏省的研究发现，从2004 年起，江苏省昆山市麻疹发病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流动人口的增加，而肺结核的发病主要集中在农民工这一人群，占81.66%[6]
1.3 接触性传染病
接触性传染病的传播形式有直接接触传播（如性病、狂犬病），间接接触传播以及与含有病原体的水、土壤接触而传播（如破伤风、吸虫病）。其中，艾滋病疫情的全球蔓延受人口流动的影响最大。人口的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相结合，才真正导致了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流动人口加速了艾滋病传播，他们因不安全感染，再把艾滋病病毒传染向四方。在我国一些地区，HIV 感染者中流动人口构成比例大，深圳南山区1997 年至2002年艾滋病的疫情监测发现HIV 感染者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7]。温州市对1988 年～2001 年由确诊实验室确认的HIV 感染者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到2001 年底温州市共要检出102 例HIV 感染者， 其中流动人口82 例， 占82.39 %[8]。
1.4 血液传染病
血液传染病是以吸血昆虫为传播媒介的传染病，建筑工人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处于社会最底层，缺乏各种社会保障，群居群宿，居住地卫生条件差，蚊虫滋生，还存在共用水杯、牙刷、毛巾的个别现象，容易导致各类血液传染病的暴发流行。深圳市数据表明1994 年～1999 年，流动人口疟疾的各年发病率明显高于常住人口[9]。有些经济条件差的偏远地区，人们通过有偿献血挣钱，从而容易造成HIV、HCV、HBV 的合并感染。
2 流动人口传染病管理对策
2.1 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理制度，落实流动人口国家公共卫生服务内容。流动人口信息是进行传染病管理的重要基础，对持有流动人口就业证或暂住证3个月以上、相对稳定的流动人群及时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范畴，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健康体检、健康教育、慢性病防治等各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协调公安、工商、妇联、教育等部门，继续加强流动人口计划免疫管理制定特定的传染病防制措施，降低流动人口发病的危险因素。
2.2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加大宣传力度，实行多种形式的免疫服务。利用新生儿乙型肝炎疫苗接种纳入计划免疫之机，认真填写流动儿童资料，及时进行其它疫苗的预防接种。利用手机短信息服务，给家长免费发放预防接种通知。提高流动人口对计划免疫重要性的认识和主动参与意识。对生活贫困者减免预防接种费用。流动儿童不但要保持高的及时接种率、复种率，还要保证高的免疫成功率。
2.3 对于重点地区及重点人群实行定时定点监测，及时掌握人群抗体水平动态，为制定防制传染病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2.4 继续完善监测系统，在病例调查时应注重免疫史的搜集，增加资料的准确性，提高敏感性、及时性和完整性，根据监测情况，及时调整免疫策略和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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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溢出；社会福利；分配
中图分类号F323；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6-0059-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6.009
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始于1978年农村实行之后，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日益壮大。据2009年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总量已达到2.3亿，其中外出六个月以上的达1.5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出两大特点：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壮年男性为主；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外出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了81.6%，比全国农村劳动力平均文化程度高18.3%[1]。所以，我国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相对于留守的劳动力而言，其平均受教育程度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文化程度。另一方面，在我国目前“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义务教育投入体制下，教育投入属地性质十分明显，跨省流动的劳动力的教育投入来源于劳动力输出地政府。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将使得教育投入表现出显著的外部性，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将会使劳动力输出地与输入地产生不同的社会福利效应。这便使劳动力输出地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而劳动力输入地特别是东部城市将是溢出受益方，获得了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
教育多大程度上影响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社会福利分配效应究竟有多大呢？各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及受益情况如何？各省份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以及溢出的主要流向地的分布情况又是怎样呢？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可能会进一步产生福利影响么？目前相关文献虽然都认同农村劳动力流动将产生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但是缺少对这种直接福利效应进行衡量并探讨溢出及受益双方的分布情况。
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估算
1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衡量
人力资本的类型包括：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知识人力资本、能力人力资本[2] 。本文关注教育投入而形成的人力资本，即教育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水平测算方法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指标法、直接能力测算法，其中最常用的成本测算法是用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投资成本。早期的文献是以学校入学率作为人力资本存量；Kyriacou和Barro在比较各国人力资本投入时假设人们的受教育年限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投入成正比[3-5]； Mankiw在经济增长核算实证研究中也用受教育年限来测算[6]。因此，目前受教育年限成为了衡量人力资本投入的最常用的度量，国内关于人力资本研究中大多也用受教育年限这一指标[7-8]。 这主要是因为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而受教育年限与教育投资相关性强。因此，对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测算，同样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法。
谢童伟等：农村劳动力区域流动的社会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6期
12测算方法
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文盲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专以上5个不同学历层次，定义各教育程度的年限：文盲半文盲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为12年、大专以上为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数学公式如下：
H=AEY=∑5i=1EYi×Pi
其中，H为人力资本水平，AEY为平均受教育年限；i为以受教育程度的组数；EYi为各受教育程度的教育年限；Pi 为各组受教育程度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
13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1991-2009年的《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以统计口径为“6岁及6岁以上人口”估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全国水平，以“乡村从业人员”测算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RH）一般水平。这是因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总体上要高于全国农村的平均文化程度。
1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估算结果
全国农村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6.752提高到2008年的7.285年，提高了0.533年；而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从2001年的7.766提高到2008年的8.255年，提高了0.489年。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教育年限基本上比全国水平高出1年左右，平均高出14.58%（见表1）。
2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村劳动力流动
在各种影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劳动力人数下降的
众多因素中，农村劳动力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流动的规模越大。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外出务工，从事非农生产活动的人数占主体。因此，定义“农业就业优势比”为农村劳动力从事农林牧渔业与从事其他行业比重之比，用于衡量农村劳动力流动倾向；农业就业优势比越低，农村劳动力流动人数越多。
图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与农业就业优势比
Fig.1Rural education human capital and agricultural employment advantage ratio
从图1可知，随着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业就业优势比则迅速下降，并且两者的相关系数为
-0.963；这说明农村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应用VAR脉冲响应分析，分析随机扰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其影响的路径变化，也得出同样的结果。
若是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因外界因素而提高，在4期前教育水平提高导致农村劳动力的农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4期后负效应慢慢减小；也就是全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大。
在分析教育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流动影响时，引入“农业收入优势比（IP）”、 “农村劳动力男性优势比（GP）”，分别代表农业收入占农民家庭收入的比重和农村男性劳动力比重；同时考虑户均耕地面积（S）及户籍制度改革（P），户籍制度是作为虚拟变量。
在模型设定时，将logistic模型做线性化处理：
π/（1-π）为优势比，此处为农业就业优势比，拟合logistic回归模型的参数问题转换成拟合线性模型的参数。logistic模型转化为线性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用连续的因变量而不用离散的因变量，这样便于用连续的时间序列分析。x1、x2、x3、x4和x5分别代表RH、IP、GP、S和P。从模型可知，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高1%，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0.25%；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主要是因为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绝大多数不是迁移性质的。
3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福利分配效应分析
31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特点之一是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基本上流向城市，跨省流动则主要来源于中西部农村地区，流向以东部城市为主。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人数占全国人数比例的88%到90%；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是农村劳动力流入的热点地区，吸纳的外地农村劳动力超过了80%[9]。
为了便于估算，本文将卢卡斯模型简化，设定如下：
影响城市生产总值的因素主要有K、L、UH、RH；K为城市固定资产投资总额；UH为城市教育人力资本水平；L为城镇从业人数；RH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σ、β、γ、η为估计系数。由于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由原有流动的劳动力和新增加的劳动力构成，因此，RH应考虑滞后期，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如表2所示。
经过豪斯曼检验，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变截距模型，采用的数据为2001-2008年的各省面板数据，均做可比性处理后取对数；滞后期的选定以模型显著程度判断。模型表明：城市获得了明显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对东部地区的城市发展的贡献显著。
32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份额计量
农村人力资本当期值（RH）、滞后一期（RH（-1））、滞后两期（RH（-2））若分别增长1%，则城市的GDP分别增长0.44%、0.46%、0.89%；这三个变量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44、0.46、0.89。依据弹性系数的定义，农村人力资本溢出对城市GDP的弹性系数为：
因此，ΔGDPt即表示由于农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增加而引致城市GDP增长的量。假设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M’为：
M’=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农村流动的总人口
依据蔡昉等（2005）1997-2002年的跨省农村劳动力流动数据，可计算得M’分别为0.38、0.38、0.41、0.47、0.46、0.41，M’大概在0.40左右；因此，除了1997-2002年，其余年份的农村跨省流动的人口比例设定为0.40是比较合理的。
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溢出效应ΔSt为：
从1993-2009年，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对城市GDP增加值贡献量累计22 983.07亿元，而跨省流动溢出对城市GDP增加贡值献量累计为9 301.51亿元；大致表现出“四起四落”的现象，1995-1998、2000-2002、2005-2007和2009年为溢出增长阶段，尤其是在2005-2007年期间溢出增长最快；1993-1994、1999、2003-2004和2008年为溢出下降阶段。这种现象是由于我国经济发
表3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分析
展的情况决定的。在“四起”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好，农村劳动力流动规模大，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明显，跨省溢出呈现增长趋势。而在“四落”时期，我国经济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经济形势有所下滑，农民工需求量减少、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特别是跨省务工成本及困难增加；因此，跨省溢出效应也随之下降，比如1998和2008年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跨省溢出效应下降最明显。
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动是双向的，每个省份都有农村劳动力的流出与流入，只是流出与流入数量上有差别；因此，劳动力净输出地是福利损失地，而劳动力净输入地是福利的受益地。各省的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出比率和流入比率，依据200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中“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在外省分的人口（乡村）”计算而得，即跨省流出（入）比率=跨省流出（入）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跨省劳动力流出最多的为四川，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入劳动力的18.09%；而跨省流入最多的为广东，占全国农村跨省流出劳动力的33.44%。从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而导致的直接福利分配效应来看，净受益最多的省份为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福利损失最多的省份为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溢出和受益差距最小的省份为云南、青海、，其中云南基本持平（见图2）。
33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的分布
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主要来源地与溢出主要流向地取决于跨省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入与流出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地缘影响较大，即距离及流动成本影响着农村劳动力流动。广东作为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的最大受益者，其受益最主要的5个来源地为湖南、四川、广西、江西、湖北；而“长三角”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除
图2各省福利净受益
Fig.2Net welfare benefit of every province
了内部之间的跨省流动外，主要来源于安徽、江西、河南、四川、贵州、河南、湖南等地；福建则主要来源于江西、四川、贵州、湖北、安徽等地；北京、天津主要来源于河北、河南、山东、四川、安徽、内蒙古及东北地区；新疆则主要来源于西南的四川、西北甘肃和陕西以及河南和安徽。从劳动力流出的情况看，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出最多，因此其农村劳动力的教育人力资本溢出效应最明显，主要流向广东、新疆、浙江、福建、江苏等。另一方面，从长时间跨度来看，农村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的路径依赖现象，即流出的几个大省和流入的几个大省基本上比较固定：劳动力流出及直接福利损失的最大省份基本上是四川、湖南、安徽、江西、河南、广西、贵州、湖北，劳动力流入及直接福利受益最大省份是广东、浙江、新疆、江苏、福建、北京、上海。表5列出了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这充分说明了由于地缘和路径依赖等原因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集中程度直接决定了各省份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溢出和受益的集中程度。
4农村劳动力流动持续流出的间接福利影响
41大规模农村人力资本流失及溢出拉大城乡间及区域间经济差距
在完全竞争且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要素、资源会流向回报率高的地区。东部地区人力资本高回报率将吸引人力资本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并加速东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率以及持续递增的人力资本流入。人力资本流动与资本流动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及作用，即如果某地区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快，也会像资本积累快一样，促使该地区的经济的发展速度加快，向其稳态位置收敛。人力资本具有较强的外部性，除了表现在个人的人力资本投入对社会产生外部效应外；从空间角度看还表现在因劳动力的区域流动而产生的区域之间的外溢性。大规模的受教育程度高的劳动力流出而低文化程度劳动力留在原籍，中西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中西部农村人力资本持续大规模溢出导致了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一直处于净流失状态；而东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城市，则因为中西部人力资本溢出效应获得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额外增加以及人口和财政的红利；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在数量及质量上的差距扩大，进而拉大经济发展差距。
42大规模农村劳动力持续流出导致的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激励程度下降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方式，教育投入是人力
注：由估算的1993-2009年各省份直接福利受益和损失整理而得。
资本投资的最重要途径。教育外部性、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在我国“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下，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流动将从两个方面导致中西部地方政府教育投入与收益出现明显的非对称性。
一方面，这种教育投入体制具有显著的属地性质，劳动力的教育投入，尤其是义务教育投入来源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中西部地区流出的劳动的教育投入来源于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由于这种属地性质，东部地方政府无需对该部分劳动力进行教育投入，这也就是为何农民工子女的受教育问题如此突出的根本原因。同样是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贡献农民工子女却在东部地区得不到同等教育权利和享受不到同等教育资源，逐渐被边缘化。而这种属地性质还将使中西部地方政府的教育投入因为高素质劳动力流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具体表现在地区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将因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匮乏受到影响，拉大中西部与东部的地区经济差距。经济发展缓慢的直接结果是地方财政增长缓慢，从而教育投入经费将受到影响，很多地区教育经费一直无法足额兑现，甚至部分地区出现挤占教育经费。
另一方面，在这种体制下，义务教育经费负担结构不合理。在2001年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是由以前的“分级管理”改革为“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这将教育经费投入的重心由乡镇提升到了县级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教育投入瓶颈、改善农村教育。但是到现在这种“以县为主”的投入体制弊端已成为制约农村教育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政府所负担的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能力最薄弱的县级政府承担了义务教育的大部分投入负担，而中央、省级则投入甚少。洪银兴，龙翠红（2009）估计中央财政预算内投入只占农村基础教育投入的2.5%左右。因此，农村教育投入与地方经济的发展水平具有高度的相关性，投入规模直接受制约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农村教育的投入程度又直接影响到劳动力接受教育的机会与水平，进而引起人力资本的差异。2004年，按东、中、西部不同的经济发展区域划分，东部地区文盲半文盲率与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率分别为4.3%、18.6%，中、西部地区这两个指标分别为5.4%、12.2%与15.8%、9.2%[10]。人力资本的外流造成中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与其对当地经济的贡献程度并不对应，加上东中西部原有教育差距的存在；因此，作为中西部地区义务教育主要投资主体的当地政府激励程度的降低，又进一步恶化了教育不公平的程度，教育贫困陷阱的存在就成为必然，人力资本投资水平低就成为了常态。
5总结
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主要途径，随着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明显。持续大规模素质较高的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使得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对城市尤其是东部城市外溢效应表现得相当显著。这种现象产生了直接的社会福利的分配效应，表现为：劳动力净输出地为福利损失，而劳动力净流入地为福利受益。其中，广东净受益最多，四川福利损失最多，云南基本持平。各省份最主要的5个直接福利受益来源地和溢出流向地，所占比重分别到达了52.32%-85.65%、48.64%-95.41%。尽管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但是因为农村高素质劳动力大规模持续流出对城乡与区域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以及地方政府教育投入的间接福利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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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房地产怎么转型？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收入突破8000美元之后，房地产行业会从住宅市场的繁荣过渡到多元业态的格局。可能不只是住宅，工业、物流、商业地产、房地产金融同时发展，包括制造、运营和服务。开盘卖光不是房地产开发，那个时代正在过去。考虑到未来中国从工业时代向服务时代转型的大背景，行业转型方向也应该在于服务价值链条的重塑。我们比较了GDP的潜在增长率，觉得可能会温和下移。这一届最高决策层为什么对经济刺激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是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外部和内部的变化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移，不应盲目追求高增长。在下移的同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稳步上升，今年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这是大趋势。
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国家级规划也在紧锣密鼓地起草修订完善，从目前公开的信息可以看到，核心是人的城镇化，以城市群为载体，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会为下一阶段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提供平台。
在这个背景下，考察房地产行业未来的机会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人往哪里去，要居住、要消费、要工作，是怎样的产业业态？必须要做这样细致的分析。过去30年这个分析可以做的非常粗浅，因为这个时期人流非常的单一，也就是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流向沿海。而经济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城市化率过了50%以后，人流变得日益多元化，有回流的，也有从大城市到小城市的，和继续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的，不同地区的业态不一样。
媒体前段时间有一个小炒作，“榨菜指数”是我在发改委内部讨论会上提出的，结果被一家媒体报道成“发改委官员榨菜指数”。对流动人口没有跟踪，没有统计，怎么来做决策支持？不仅有榨菜指数，我说榨菜指数是编的，要找一些近似的指标来做参考。我找了几个指标，如火腿肠、方便面、榨菜，找几家主流的前几位的上市公司，看披露的年报，在不同地区的销售占比，比如华南、华东地区。对近5到10年这几个快销品，流动人口分区域的消费占比都做了跟踪计算，发现华南地区，在涪陵榨菜上市公司的公报里，从5年前的50%多降到20%多。还有手机神州行套餐，根据在全国不同地区的漫游，在不同地区用户的占比，可以很清晰地看出这种变化。我曾经用过这个数据，2008年底的经济冲击程度，到底有没有出现大规模返乡潮呢？其中一个判断依据就是调用移动公司的数据，跟踪看神州行群体漫游比率的波动是很有规律的，每到春节前两周迅速攀升，正月十五以后回落到正常水平。而在2008年9月和10月，漫游的比例已经超过了以前春节时期，如果没有返乡的话，只有一种可能就是这些农民工把手机寄回去了。所以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可以做出很多跟踪判断。
流向大都市区
从美国经验看，人口流动的终极方向是流向大都市区。我们梳理了从1609年到现在，从小城市变大城市，大城市变成郊区化，整合成大都市圈，这样不断演进的过程。如果仅仅按城市化率来对比，当然不确切。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也就是城市化率达到51%的时候是1925年，我们是在去年，在1925年之后业态的变化，不一定走一样的路，但是可以做参考。美国五百万以上人口的九个大都市区占整个人口的24.6%，纽约大都市区占总人口的6.1%，洛杉矶占4.2%。到美国做房地产投资，还得到大都市区。如果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价格看上去很便宜，买完之后房地产就真的没有流动性，只能自己持有了。
1920到2010年美国大都市区人口的变化，实际是在不断集聚。美国大都市区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郊区人口增长的速度远远快于中心城区，所以城镇化的亮点是未来对土地制度的突破。我请教了很多土地制度的专家，关键在于大都市区城郊集体用地的入市，以及农村宅基地的整合。中国其实城市的用地是比较节约的，4万平方公里，农村宅基地占到17万平方公里。缺不缺地？缺；用地浪不浪费？浪费。农村宅基地面积是城市建成区面积的4倍还多。
人口在美国大都市的中心城区和郊区之间的重构，催生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在上世纪50年代之后的第二轮繁荣浪潮。过去十多年，中国人口流动的轨迹是由内陆和农村、乡镇、县城、地级市流向沿海发达城市，基本是一种单向的流动。目前这个趋势在改变，人口流动开始由单向转向多向。各种流动的方式都有，人口流动轨迹的变化会重塑中国城市发展的梯度，我与很多房地产界人士讨论，他们比较看好的是长江中游代表的新型城市圈。内陆城市这种梯次发展的背后是人口流动和产业的转移。从人口的绝对规模来看，尽管中国沿海城市圈已经比较成熟，未来人口流入速度会放缓，但依然是中国最重要的大都市圈。
中国城镇人口的分布还在向发达地区集聚。今年以来的房价上涨，怎么来评估？通过限购限贷后，投机性力量基本被剔除，这就说明是实质需求推动的。一部分城市是供应不足，人口从小城市向大城市流动，而且年轻人占主导，这是主要的需求，必须要满足这一部分人的需求。对照美国的经验，大致可以推测人口在一百万到五百万之间的中型城市是亮点，我们做了非常简略的城市群GDP复合增长率的预测，这些城市将会成为城镇化推进的主要载体。
篇10
关键词：区域动态人力资本；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义乌市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4-0088-02
引言
2012年，义乌市登记流动人口数为159.5万，远远超出常住人口。同时，201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义乌市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百强县（县级市）排行榜排名位列14名。经济增长主要是资本投入、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的进步，这其中又以人的因素为首，人的素质的提高才能推动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出的高速增长。发达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人力资本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因此，从影响经济增长的源头因素来看，人力资本才是重要的因素，大量的流动人口对义乌市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界定
人力资本由舒尔茨（Schultz Theodore W，1960）首先提出，并经贝克尔（Becker Gary，1964）等人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人力资本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以卢卡斯（Lucas，1988）和罗默（Romer，1986）为代表人物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将人力资本作为同物质资本一样的独立生产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之中，运用微观的方法分析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认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差异会直接影响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影响长期的经济增长率。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认为，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一样，也受到产业集聚等因素的重要影响，生产要素通过流动产生空间上的集聚，会对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影响 [1]。
国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起步较晚，中国经济正由粗放式增长向集约式增长转变，加之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因此，国内学者更加关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侯亚非和王金营以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的外生变量来分析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顾加宁对中国人力资本的集聚现状进行了实证分析 [3]；郭永昌分析了上海市闵行区外来人口的基本特征、集聚成因和空间集聚基本形式与演化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城市外来人口的重构模式 [4]。
针对国内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本文提出的“区域动态人力资本”在本质意义上与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的概念相同，它是指某一区域动态流动的、受过一定教育的、具有某种学历（教育水平）和技能特征的劳动力。在本文的研究中，以流动的务工经商劳动力作为研究对象，所具有的教育水平和技能称之为人力资本。需要说明的是，动态人力资本应包括人力的流入与流出两个方向，但义乌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提供较多的就业岗位，流出的人力资本相对流入的比例较小，因此在本文中将忽略流出人力资本存量。
二、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存量分析
动态的务工经商劳动力的数据来源于义乌市2012年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报告和境内13个镇街6 863份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情况汇总，得出义乌市流动人口的结构状况 [5]。
（一） 以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人力资本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在分析人力资本构成时，不仅关注经济活动中人的学历结构，还特别重视与学历结构相关联的年龄、性别构成特征 [6]。
将调查的年龄、性别、学历构成的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特点：从年龄特征看，年龄段以18—35岁为主，形成了劳动力聚集的峰尖，说明青壮年劳动力是流入义乌务工经商的主要群体。从学历构成看，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主要以初中为主，占84.69%，大专以上学历只占3.35%。因此可以认为，具有中学教育学历是进入义乌市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最低学历临界点。学历水平的普遍低下，也造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压力的转移，对产业升级转型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以职业分布的人力资本
以学历为主要观察标准来衡量，义乌市动态人力资本结构属于低水平，主要从事生产制造、服务行业工作，占总岗位数的62.29%，主要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简单再生产工作或从事非（低）技术工作，属于低端职业领域的人群。这种岗位选择的特征表明，流入到义乌市的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生产企业里，这与义乌市众多的中小企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职业选择半径不大，并且集中。
（三）来源地和工作地观察下的人力资本
为了分析义乌市对流动的人力资本吸引状况，笔者对流入的人力资本的来源地和在义乌的工作区域做了分析，显示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义乌市主城区工作的人占绝大多数，占73.51%，乡镇的吸引力还不强。二是流动人口中来自省外的占89.41%，大多数来自江西、贵州、河南、安徽等地，这四省的流入人口占总数的57.93%，说明义乌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比较有限，带动的是更不发达的地区；而经济发达地区江苏、广东、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员流入很少，说明义乌市很难吸引经济发达地区的高素质人才。这在义乌市建设综合贸易改革试点过程中对高素质人力资本的需求是非常不利的。
三、义乌市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各地区的发展经验显示，人力资本与区域经济增长成正相关关系，即人力资本存量越多、质量越高，区域经济增长水平就越高。同时，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根据人力资本存量和结构状况进行的；产业结构的演进速度都是受到相应素质的人力资本和具有一定弹性的人力资本约束的。
（一）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影响
人力资本可促进产业发展，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特别是有利于发展高科技产业。2012年，义乌市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于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所占比重最低，仅为2.63%。经济发展规律证明，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而第三产业中的高科技产业比重较大。义乌市的产业结构仍然存在不合理之处，需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通过发展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人力资本存量的提升可使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发挥优势，使用更先进的机器、设备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节约生产成本。人力资本的转化会推动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提高产业的资本收益率，使第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因此，人力资本对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但是义乌市高素质、高学历人才多分布于学校内，对科技的转化效率存在一定制约。
（二）人力资本结构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在对人力资本进行计量研究时，更多的是按受教育年限将人力资本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代表劳动力所必备的人力资本存量；相对基础人力资本而言，专业化人力资本更强调知识、创新和研究能力（高素英，2009）。
在义乌2012年的调查中，基础性人才占绝大多数，对经济的贡献度比较大，因此，提高一般人才的质量和数量，是构建区域竞争力的基础，将会有利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总体上加大对基础性人才的投资，不断提升他们的知识、技术和能力，提高区域整体人力资本的存量和质量。除了要对现有的一般人才的开发与利用外，还要想方设法提高区域一般人才的数量，高职高专等职业技术学校肩负着培养一般人才的重任，要积极探索职业技术学校的培养模式，提升职业技术学校的教师水平和办学水平。
相反，义乌专业性人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低，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高层次人才多是决策的制定者，而不是执行者，其贡献率不能直接体现在经济指标上；二是因为高层次人才做的多是创造性的工作，成果的转化有滞后性，有可能低估高层次人才的作用。因此，在高层次人才的发展上，笔者提出如下两点建议：一是提升地区高层次人才的能力和素质，不断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培养更适合义乌市场具体情况的人才，为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二是吸引其他地区的高层次人才来本地区工作，尤其是海外的高层次人才。
（三）人力资本影响区域中心城市及城市群的形成
义乌市作为金义大都市、浙中商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济发展中承担着物质运输交换、要素流动、信息沟通的重要功能。从国内外的区域发展经验可以看到，在区域的中心城市和城市群中，人力资本较为聚集，而且区域人力资本存量规模和结构也直接影响了区域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辐射范围，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义乌市的动态人力资本远远超过了金华市其他地区，在浙江省也位于前列，这些人才基础都为义乌市承担贸易中心功能、生产中心功能、服务中心功能、金融中心功能、信息中心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结论
人力资本对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多少，而且取决于其使用环境、组织制度和激励的有效程度。因此，吸引专业人才的集聚，需要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建设适合人才发展的环境，完善用人机制，改善人才的工作环境；需要建立合理的人才流动机制，注重对某些特殊领域专门技术人才的引进。经济增长和人才增长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意味着人才的重要性不仅能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对自身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好的人才发展模式会与经济增长形成良性互动。
义乌市人力资本流动还存在区域流动结构不合理、人力资本区域流动方向不均衡、人力资本区域利用效率低等问题。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效应总体上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进一步调整人力资本跨区域流动的方式和结构，合理规划人力资本区域流动发展战略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
参考文献：
[1] Paul Robin Krugman with Masahisa Fujita and Anthony 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Cambridge：MIT Press，1999.
[2] 侯亚非，王金营.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J].人口研究，2001，（3）.
[3] 顾加宁.人力资本的区域集聚效应与中国的研究现状[J].人力资源，2006，（7）.
[4] 郭永昌.大城市边缘外来人口的空间集聚与重构——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