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历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公平、更可持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指出，全会在总结35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基础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给社会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人们未来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将坚持改革开放。

过去35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35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5年。

“回顾发展历程，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业基础的稳固；没有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工业大国的地位；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设人才。是改革，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祖新说，“实现蓝图靠发展，发展要靠改革。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面向未来，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还要完成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上，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而且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看来，全会实际上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制订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等，“中央进一步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必将推动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方面的疑虑，预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军说。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等突出问题，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攻克的难关。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聂高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观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会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不应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聂高民强调。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王军认为，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要增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 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面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味着促进公平正义将进一步提速。”王军说。

改革开放35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扩大，征地拆迁、公平竞争、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问题不断凸显，提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加迫切。

“从以人为本到进一步强调促进公平正义，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公平正义不是拉平，而是要让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法治环境下平等竞争。与此同时，要让社会保障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后的支持，让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仍然充满希望。”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非常期盼。预计下一步在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规范化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会还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篇2

中国的强大，是以依靠外资为主，还是着力培养自己的民族产业?

简单来讲,世界级企业就是一个全球的规模＋国际化经营＋核心的技术能力。中国企业在整个发展历程当中如何在未来构建自己的核心能力,也是中国企业正面对的挑战。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企业的发展已经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也必须要面临全球产业的竞争。在中国完全加入WTO以前,中国的市场还在开放当中,我们还保留了一些相当的保护,比如产业的保护、市场的保护。可是在完全加入WTO以后,这些保护措施就完全地放开了。在竞争性的产业领域,我们的产业进入和市场进入都是完全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企业面临的竞争是一个国际性的竞争。所以现在无论立足于国内市场,还是未来要建立全球的业务,你都面临这种全球竞争,中国企业必须构建新的核心竞争能力。

如何构建自己核心的竞争能力？要提高核心技术能力,积累知识产权。目前,知识产权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一个瓶颈。现在中国企业在很多产业领域,如果经营规模的快速上升威胁到国外竞争对手发展的时候,往往他们就会更多地用知识产权专利的手段来制约我们。这是完全有合法依据的,这对中国企业形成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早年的韩国企业也面临很大的挑战,但韩国企业经过多年的积累,它的知识产权体系逐步建立起来之后,它对这种封锁和制约的承受能力就比较强,而且有防止的手段。大家比较熟悉的DVD的专利,原来有一个3C联盟,也是最早和中国企业谈整个专利费收取标准的联盟。其实它同时也在向韩国企业收取,包括LG,但是LG就没有交给它,LG觉得自己开发的专利也足以构成对它的保护,而且它那个专利的竞争对手就是3C联盟。LG现在是合法的不需要交专利费。

中国企业目前在电子产业领域里面还没有这样的能力,这是中国企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另外我们的国际经营能力还有待于提高。如何管理跨国的业务,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在这些方面我们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种新的挑战的困难也是非常大的。如何培养自身这种国际竞争能力,和中国的企业建立自己的跨国企业,建立自己的全球业务当中必须要跨越这个阶段。

篇3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30年间的改革开放恰如6前的郑和下西洋一样，我们正是以一种更加开放的精神走向世界，为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和伟大复兴，开洋看世界。

值此，从今天开始，我们推出年度策划“一日30年”，以每天两个版的“日志中国”，通过还原“卅年今日”的标杆性事件，来记录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记录30年的思想解放史。

我们一起重温历史。在以后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的报道将陆续回放中国30年来所走过的路。第一个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第一个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中央机关，第一个股份制企业的诞生，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中国影片，第一个在国内举办的外国时装展，第一部移动电话的问世……许多现在看来已经成为基本常识的“新生事物”，在当时曾经引起多么剧烈的震动。

我们试图梳理发展脉络。我们不局限于对过往记忆的“叫醒”，更试图“窥斑知豹”，见微知著。我们不忘记抬头远眺社会森林之广阔，也更会低头审视一草一木生根发芽成长之生动。我们想从社会的每一个风云变幻、脉搏跳动中，对发展历程进行分析、解读和判断，得出中国前进的逻辑和路径。

这30年的历史，是国家综合国力从“濒于崩溃边缘”到“当惊世界殊”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通过一次次思想解放大讨论、破除各种思想束缚、寻找或者回归发展常识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改革不适合现代化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建立现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是“放眼向洋看世界”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逐渐融入世界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也是认识到须由单向的经济发展拓展为政治、文化、社会全面推进的科学发展的历史；这30年的历史，更是探求“以人为本”、弘扬人的价值，保护私产、保障自由、彰显权益的历史，因而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创造的历史。

篇4

关键词：分层次 经济增长 案例分析

问题与假设

在“经济分层次增长逻辑模型与最大化条件”一文中，作者应用了理论研究方法证明了：“在其它要素不变的前提下，经济层次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的新要素”、“当全局性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等于分层次政策变量的边际产出率时，经济总量GDP达到最大化”，提出了“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本文从案例分析角度，论证这一理论的客观性。

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框架

“经济分层次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层次如同资金、土地、劳动力一样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要素，此要素无时不在影响着投入要素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影响着要素发挥产出效能。当要素与经济层次相容，要素效能与增长呈正向相关；反之，不呈同比例正向相关或反向相关，此时，要素难以正常发挥产出作用，或产生负作用。政策是调节要素投入的主要管理工具，分层次实施经济政策以及配置要素投入，能优化配置各层次经济的要素资源及其组合，实现要素更好发挥潜能，最终实现各层次经济均优发展，总量更多增长。其理论模型如下：

ΔY＝Yd－Yt＝θn-m[f（xj）-f（xt）］ (1)

设Z＝ΔY，则经济总量最大增长的边际条件是：

ΔY：分层次经济总量更多增长；Yd表示单层次政策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Yt表示多层次政策下的区域经济增长总量。x：主要政策要素，xt表示单层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导投入要素，应用于所有的经济层次；xj表示多层次政策所采用的主导投入要素，不同层次有不同的主导要素。n：经济系统内存在的经济层次数；m表示当实施一个总体性的政策时，有m个层次的经济完全适应且需要这样的政策。

分层次更多增长案例研究

为证明经济分层次更多增长的客观性，以下案例将提供有力的证据。

泰罗“生铁实验”与“铁锹实验”

“生铁实验”是一个典型的微观分层次促进增长的个例。1898年，泰罗在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company）进行了“生铁实验”。实验是在这家公司的五座高炉的产品搬运小组（约有75人）中进行的。要求将厂房附近广场上每块重约92磅重的生铁块搬到火车车厢里，起初每个工人平均日工作量是12.5吨。泰罗相信经过对工人体力、搬运动作研究进行分类（分层次）研究后，可以找到搬运生铁的最佳方式，工作量预计能提高到每个工人平均日工作量达到47～48吨的水平。为此，他选择了不同报酬层次（政策）来激励工人。即用“每天挣1.85美元”机会替代原先统一的“每天挣1.15美元”的做法，激励有体力剩余的工人尽力搬运。结果，他的实验对象施密特实现了日工作量47.5吨的目标，其他工人被挑出来加以训练后，每人每天都能以47.5吨的速度搬运生铁，生铁搬运量提高3倍，工人平均日工作量增加35吨。

“铁锹实验”也于1898年在伯利恒钢铁公司进行。起初，不管搬运什么物料，工厂中每个工人使用的都是相同尺寸的铁锹（统一工具，总体性物化管理政策）。泰罗研究后发现：统一尺寸的工具，存在生产能力的浪费。于是，他提出了：是否存在一个使不同的工人每天的铁锹的运送量达到最大化的可能性？泰罗认为铁锹的尺寸是关键因素，且面对铲运不同物料时，不宜固定在同一种尺寸上。在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后，泰罗发现重型物料如铁矿石以小铁锹为宜，而轻型物料如煤屑应以大铁锹为宜；同时不同体力的工人所用的铁铲应该有区别，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工人的劳动能力。基于泰罗的实验，工厂要根据所要搬运的不同原料来选择恰当尺寸的铁锹，并把它分配给不同体力的工人，其结果是非常出色的，工场的劳动力从400-600人减少为140人，每人每天平均工作量从16吨提高到59吨，每人每天平均收入从1.15美元提高到1.88美元。

以上两个案例证明了,根据人的能力层次，分层次组织他们的生产，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由个人组成了各种组织就是各种形式的经济体，分层次组织其生产，也能创造出更多的产出。

中国“经济增长奇迹”实例

从197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成就举世瞩目，被誉为“中国奇迹”、“中国模式”、“北京共识”。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35%。2003年，在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增长了9.1%，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总量为14090亿美元，世界排名从第25位上升到第6位。出口增长34.6%，对外贸易总额达8512.1亿美元，25年增长了40倍，世界排名从第26位上升到第4位。实际利用外资535.05亿美元。2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实质是分层次、分区域推进发展的结果。

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例证。从改革进程看，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年到1984年。主要是以集体经济经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再造阶段。这一阶段的改革从改革体制开始，一是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二是政社分立。第二阶段，1985年到1992年。主要是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发育农产品市场体系，逐步将国家对农产品的统购、派购改为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产品分品种、分地区逐步放开，农产品不再受原来经营分工的限制，实行多渠道直接流通。第三阶段，1992年至今，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在改革方面也出台了许多重大举措，并取得了较大突破，例如，基本经营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是不断将集中统一生产经营管理模式细分化，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与实力，并根据层次特性，因地适宜发展农村经济，促进了农村产出的增长。如自1978年至1985年间，每人劳动力平均产量的累计增加量是粮食145公斤，棉花10.7公斤，油料37.4公斤，且其它的农产品都相应增加。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实例。1985-2001年，执行了“抓大放小”企业管理政策，国有企业户数从7.4万家减少到4.7万家， 但实现利润从改革前期的1985年的743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2389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从每人年1.8万元增加到5.5万元 (张晓松，2002)。工业总产值2001年为14240亿元（以85年可比价格计算）（价格指数，NBSC，2002，P295），比1985的3448.7亿元，增加了10791亿元，年均增长7.38%。大小企业都有较好的发展。如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有514家，2001年其销售收入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41.9%，实现利税占47.6%（张晓松，2002）。2002年，中小企业已超过了800万家，占中国企业总数的99%，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60%（沈路涛，2002）。分层次管理是实现SEO改革目标和扭亏为赢基本对策。

中国税制改革实例。1994年，实施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双层次征税政策，财政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截止2003年12月31日，全国税收收入共完成 20450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加3446亿元，增长20.3 %，完成年度预算的108.2 %。税收总收入超过2万亿元，增收额超过3000亿元，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央税收收人占税收总额的比重为58.096%，比1993年20.8%上升了37.2个百分点。

实例分析

泰罗“生铁实验”与“铁锹实验”是对不同体力工人（经济体），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通过个体最优化的动作（分层次主要变量），采用分层次的劳动工具，实现“工人―工具―劳动对象”的合理组合，取得更多的产出，带来更多的增长。实验结果证明了：分层次改进工具，因人而异组织生产，获得了更多增长。其本质原因是劳动工具要与劳动者能力相容，最大发挥人的生产能力。经济增长也是如此，只有当推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与经济层次相容时，经济才能发挥最大的产出效能。

25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历程证明了“分层次推进经济增长，实现了更多增长的目标”。中国区域经济改革与开放从农村改革“一统二公”模式为多层次家庭经营模式、从建设“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开始，其实质也是从区域角度，分层次制订了发展政策，引导要素发挥作用，促进经济更多、更快、更好发展。增长核心在于促进要素在相应经济层次内发挥更好作用。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队“单一生产”层次转向“家庭多层次经营”及“农村双层经营”机制转变。农业生产允许按家庭层次的差异性组织，取消传统“统一上下班”模式，适应了全国各地农村的差异性、农村家庭的差异性，激励了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合理调配了各个生产者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资源，结果每个劳动者平均生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国有企业改革实施“抓大放小”双层管理体制，以及分税制财政体制。结果表明“双层经营”比以往“单层经营”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原因在于“大企业”或“小企业”功能发挥需要不同层次的发展政策。而税制改革中划分中央税收和地方税收，提高了各级政府和财税部门组织收入的积极性，结果促进了收入的增长。

综上案例所述，揭示了经济层次性一直会影响要素发挥作用，证明了“经济分层次是影响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分层次增长值得重视，当经济层次与要素相容，两者相互满足，要素发挥效能最佳，产出最优化；当要素不能满足经济层次时，会抑制要素作用，出现了“抑制产出”；当要素投入超前于经济层次，结果是会因不切实际的发展，造成要素浪费。

经济层次存在是客观的，真实的。因为人类需要存在层次性，如马斯洛“需要层次”。人的需要层次性决定了商品供给层次性，决定了生产层次性。而不同层次的商品生产总和，汇集成不同的经济发展层次。面对于不同层次的需要，假如产商只能供给单一层次的商品，那么，其它层次的需要就得不到满足，这些层次相应的市场需要就得不到满足，结果经济总量不能实现最优增长。显然，经济分层次发展起源于人类需要的层次性，要求按不同层次的需要调整相应的政策，指导经济发展。层次一般是指事物存在的有别于其它事物存在的一种特性，可表现为在数量、质量、等级、规模、尺度上的差异性。本文把不同区域经济系统的增长出现了显著的差异性，称为经济系统内部的层次性。

结论、建议与讨论

综上案例分析，本文认为：

经济层次如同资金、土地、劳动力、体制一样是影响经济总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这个要素客观上一直影响着其它要素的功能与效率发挥。这个要素在过去的经济学研究中，常常被忽视，往往被经济的“完整性概念”所掩盖，不易被单独识别。

面对不同经济发展层次，按层次需要调整影响要素投入的政策变量，能提高政策效能，有利于引导按经济层次需要投入要素，更加有效地配置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要素资源，促进其充分发挥作用，优化其产出能力，实现经济总量的更多增长。

要素投入与经济层次相容，其功能与效率正常发挥；反之，其功能与效率难以正常发挥，结果造成要素投入的浪费，而且导致经济增长非优化。具有求同性的“一刀切”政策很难同时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的实际需要，如果强行执行“一刀切”政策，不能实现不同层次的经济体的最优增长，结果会造成政策易费用增加和政策性经济损失。

根据以上结论，为了促进经济更多增长，建议如下：

树立经济分层次增长观念。因地制宜发展经济，政策制订需要进行经济层次分析，分层次实施经济政策。另外，决策者和政府经济管理者要具备更高的经济层次分析水平，树立“分层次发展思路”，区域层次划分及其政策制定要应各地区经济实际而定。

全国经济发展要确立“分层次推进，全方位发展”的战略思路。根据中国经济分区研究结果，对中国的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实施分层次发展战略，即根据各层次经济体的客观需要，优选各个层次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导要素，加以政策控制与管理，通过优化配置其资源与投入要素的组合，实现各个层次的经济均能最大化生产和更快增长。

修订分层次的经济政策要成为政府政策研究中心的重点任务之一。因为主导政策变量与发展层次相适应是实现经济体分层次发展的前提。所以，除了象过去那样在国家制订全局性政策的前提下，还要加强经济体层次性研究，分析其主导影响因素，确定各个层次的经济体的主导政策变量。

同时，在制订分层次政策时，又要重视部门与全局的关系，即要处理好国家与地方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通过科学管理，制度约束，法律保障，保证各层次经济体的政策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充分发挥不同层次经济体的最佳功能。从国家角度分析，既要集中力量发展具有全局特性的经济体，又要充分发挥其它层次的经济体在市场经济中拾零补缺的作用，让各个层次的经济体均能最优化增长。

在微观层面上，需要继续讨论层次划分标准与层次推进程度。中国还有一些“一刀切”政策，依然制约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如农村土地使用权与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问题，国有大中型企业一些管理政策等等，如果科学地推进分层次发展政策，中国经济还有更多层次发展空间。

在经济理论研究上，要利用传统经济增长研究路径，结合经济分层次增长的假设框架，建立更加复杂的多层次的“多多对应”经济增长模型。

总之，案例分析认为“经济分层次更多增长”是客观的，真实的，其理论分析框架是合理的，有解释能力的。理论框架能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与分层次发展框架的关系，促进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创新，建立有中国特色经济增长理论，对指导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是有益的。

参考资料：

1. 傅国华、姚树洁，经济分层次增长逻辑模型与最大化条件，世界经济文汇，2004

2. 光，GDP超过1000美元的考验，上海证券报，2004

3. 沈路涛，中小企业发展步入法制化轨道，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

4. 项怀诚，“分税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在武汉大学110周年校庆“专家论坛”上的报告，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

5. 奚恺元，在复旦大学和中欧工商学院发表演讲，2003

6. 张晓松，中国经济增长创造世界之最，神州学人，2002

7.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2000、2001、2002

8. 徐国华、张德、赵平，管理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

9. [美]F•W•泰罗著，科学管理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篇5

语言产业作为一门新兴产业，其发展壮大必将带动经济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进步。所以，我国对于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语言经济学本学科发展的需要，更是为国家语言战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大力推进汉语言国际化、少数民族语言国际化进程，加大对语言产业、语言经济发展支持力度将为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

一、语言经济学概述

(一)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

语言经济学是随着文化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而产生的一门将语言产业与经济发展有机整合的新兴学科。语言经济学针对语言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与收益进行研究，将地域性语言艺术与经济发展深度结合从而实现经济效益。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产业的不断壮大，语言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我国实现“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保证，在我国大力推行的文化体制改革中扮演重要角色。因此，对语言经济学的系统研究对科技兴国战略、语言政策战略制定甚至国民经济发展具备现实而深远的意义[1]。

(二)语言经济学发展历程

1965年，经济学者马尔沙克(Jacod.Marschak)首次提出语言经济学的论述，它认为语言作为一种人类经济活动中的交流工具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资源具有同样的价值，即语言能够作为一种经济资源在经济活动中通过对价值规律的充分遵循形成由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转变。但是，马尔沙克在这一论述的过程中单纯对语言经济学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对语言经济学的具体实施并未做出深入讨论与分析。随着人力资本论和教育产业的产生和发展，世界经济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度愈发强烈，使语言经济学在20世纪七十年代得到了实质性的发展。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多语言国家开始将语言产业与经济联系进行深入研究，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重心开始向双语教学、语言战略规划、语言政策制定执行转移，开始注意到不同的语言技能对经济发展产生的不同结果，从而使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后，随着文化产业大规模进入经济发展领域，语言产业得到大幅度发展，世界经济学领域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随之深入，视角逐步放开，主体逐步多样化，语言经济学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以ArielRubinstein等经济学者为代表，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带了崭新的面貌。纵观语言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和发展背景，语言经济学主要取向是对语言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2]。

二、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现状分析

伴随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加深，20世纪九十年代末，语言经济学正式进入中国，尽管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具有前瞻性经济学者对语言产业与国民经济发展有过一定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受到实际国情和经济体制的限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与国际先进水平相差深远。直至1999年，国内经济学者许其潮正式提出语言经济学学科定位，初步将世界先进的语言经济学理论引入中国。语言经济学2001年至2009年十年当中在我国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十年当中，以黄少安教授为先驱者，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为主要阵地，在我国建立了培养语言经济学专业人才的博士生教育体系并为语言经济学培养出大批能够促进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的专业性人才，如语言经济学方向博士生宁继鸣，在其博士毕业论文《感与国际推广：关于孔子学院的经济学与分析与建议》提出的相关研究结果，是我国在语言经济学领域一项具有实质性和时效性的研究成果。由此可见，我国语言经济学发展过程中，虽然历史较短，但是基础坚实，研究成果一直处于国际上领先地位，语言经济学在我国正逐步走向成熟[3]。

三、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探寻语言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语言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取得一定的理论基础，所以语言经济作为文化产业重要组成部分，在日后的发展中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语言经济学是经济学发展和语言产业发展的共同需求

语言经济学具有跨学科的学科特征，能够为我国语言战略规划和实施提供经济学方向的理论支持，能够促进我国文化产业科学政策方针的制定。同时，作为世界发展中大国，加大对我国语言产业的发展力度，可以为世界语言经济学学科发展及文化产业发展做出贡献，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

(二)语言经济学应用前景分析

语言经济学正向着成熟学科的方向发展，但是一门学科的成熟不仅需要对其本身具有充分的解释，同时需要在实践中证明学科的时效性和对社会产生的意义。我国作为语言大国，在语言文字资源上具备优势，同时面临诸多问题。比如：濒临消失的语言如何进行保护，各地方方言如何利用，文字文化如何传承等。语言经济学在为国家解决上述问题的过程中能够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可以促使国家在制定相关语言战略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与价值规律制定科学的语言战略和政策。所以，语言经济学在应用上是具有广阔前景的。

四、结束语

篇6

 

一、企业会计国际化的发展历程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起初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商品经济再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变化过程的同时，会计体制也发生了一系变化以更好地与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际会计惯例相协调。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进程主要分为借鉴参考阶段、国内国外会计模式初步结合阶段以及国内外会计模式全面结合阶段三个阶段。

 

借鉴参考阶段。自1979年至1992年，这一时期我国仍然处于计划经济时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还处于探索阶段，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和改革模式。在此期间我国政府为了能够促进国际资本流入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达到了引入国外资金的效果和目的。国外资金引入后成立合资、外资企业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要，1985年财政部出台并实施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制度中借鉴了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会计处理方法和程序融入其中，促进其更准确、全面、真实地将会计相关信息反映出来，为我国中外合资企业会计工作有序开展奠定的坚实的理论基础。

 

国内国外会计模式初步结合阶段。自1992年至1997年，这一时期我国已经逐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基础性目标。为了能够使对外贸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会计工作稳健开展，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我国财政部相继出台并实施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等三个重要的会计法规使企业会计实现国际化。其中《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拓宽了企业适用范围，实现了财务会计与税务会计之间的适度分离;《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中的内容与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的需要相呼应，是针对A股上市公司运用国际会计惯例缩小国内企业与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的差异，确保其进一步实现会计工作国际化;《企业会计准则》中的内容不仅考虑到了我国企业会计核算实际情况，而且还引用了国际上会计处理成功经验，进而对会计要素计量、确认、会计报告形式与内容进行规范，使我国会计工作与国际接轨。

 

国内外会计模式全面结合阶段。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自1997年我国财政部在对会计准则与制度制定过程中充分融入了国际会计惯例内容，在1997年所出台的《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充分体现出了国内外会计模式的结合，在1998年所出台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中为了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发展，推行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在1月1日按新制度进行会计核算。2002年财政部出台了新《企业会计制度》，制度充分考虑了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工作的特殊性，明确了其会计工作方式，为其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理论依据，这些制度法规的实施预示着企业会计国际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我国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动因

 

1.市场经济全球化环境影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企业业务已经开始与国际接轨，要想完全融入到到世界这个大市场中去必须提前做好各项工作，以便与世界市场相适应，其中会计工作就是一项重要内容。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 与之相匹配的会计惯例也趋于成熟， 这些国家的会计准则也已经被世界所认可。我国企业实现会计国际化不仅可以提高自身会计工作效率，妥善处理业务开展过程中的一些棘手问题，而且还可以提高会计工作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之举。

 

2.国外资本投资呈上升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资本投资一直呈上升趋势，2002年时我国外资投资金额就达到了530亿美元，接近了全球跨国投资总额的10%，成为了跨国投资第一大国。经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外资企业、合资企业等已经成为了我国企业的重要部分。由于此类企业业务直接与国际接轨，必须有一套先进的理论支持才能够保证其会计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传统的会计体制显然不能与这些企业会计工作相适应，因此实现会计国际化成为必然。

 

3.资本市场日益成熟

 

经过多年来的发展，我国资本市场日趋完善，现阶段我国沪深交易所上市公司已经达到了2800多家，目前还有一些外资注册并上市的中资公司。在资本市场日趋成熟的大环境下，必须加快会计制度变革步伐才能向国际投资者提供具有国际可比性的会计信息，因此实现会计国际化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方式

 

1.硬性变迁为主

 

改革开放初级阶段，我国政府采取多种方式引入外资，有相当一部分外资企业在此期间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当时我国还处于市场经济体制，在会计业务处理上操作方式存在一定滞后性，不能满足此类企业会计工作开展需要，进而出现了会计工作进展缓慢的情况。对此，财政部制定并实施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会计制度》，之后为了能够进一步扶持外资企业发展，拉动我国经济稳定增长，我国又相继出台了一些有针对性的会计制度来配合其会计工作的开展，无论是《企业会计准则》还是《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到《企业会计制度》，都充分表现出了强制性变迁特点，都是由政府组织、协调、领导、实施的。

 

2.由部分到整体变化

 

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具有渐进性特点，从某些角度出发企业会计工作与我国市场经济法则有着一定的对应性，因此我国会计国际化也具有此特点，是由部分到整体变化的，并不能一蹴而就。财政部作为制定相关制度的部门需要从多角度考虑问题，不仅要控制变迁成本，而且还要考虑制度实施的可行性。举个例子：财政部门首先解决的是外资企业会计制度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企业切身利益，对企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之后为了引入更多资金，促进资本市场繁荣，财政部制定了《股份制试点企业会计制度》，为上市公司会计工作提供了一定保证，最后财政部制定并出台了适用于所有企业的基本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以及《企业会计制度》，充分表现除了从部分到整体的变革，使企业能够逐步实现会计国际化，相对于一步到位的变化更容易被企业接受。这种会计国际化方式在把改革成本分散化的同时，更降低了整体变迁的风险和改革的社会阻力。

 

3.路径依赖性强

 

我国会计国际化路径依赖性很强，是自然选择和理性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建国初期我国政府就针对会计工作制定了相关制度，会计人员需要在“制度”允许下开展会计实务，这种形式早已在我国根深蒂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我国财政部队会计制度也进行了相应改革，运用《企业会计准则》取代过去分部门、分行业、分所有制一统到底的会计制度， 并按准则的内容改革各种重新归并后的会计制度， 实行会计准则与会计制度两种规范形式同时并用。虽然企业会计制度与以往的会计制度存在着本质、形势、内容诸多区别，但是这种规范形式已经存在一定惯性沿用至今。

 

4.政府起了主导作用

 

全面实现会计国际化必须有政府的支持，政府作为会计制度规范内容、形式、发展方向的供给方时刻发挥着主导作用。政府不仅具有一定的权威性，而且由政府部门制定和实施会计制度规范，还可以缩短国际协调周期，促进会计制度规范制定成本，进而加快会计国际化发展进程。

 

四、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前景

 

1.国家环境存在制约性

 

我国国情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国情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差异难免会对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举个例子，企业在对自身业绩情况反映时国内与国际上的评价标准就存在一定的分歧，我国相关制度准则中提出企业应当以盈利水平作为公司上市、增资扩股和退市的重要指标，而国际上则普遍认为应当通过资产负债表进行全面反映的观念，二者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正在研究制定的业绩报告准则根本不适用于我国企业。由此可见，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发展可能会受到国际环境的制约。

 

2.政府为会计国际化主体地位

 

一直以来我国政府作为会计制度规范指导的主体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不仅采取不断完善相关制度规范的方式使会计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发展步伐，而且还通过增强会计制度规范执行力度的方式正确引导企业会计国际化的健康发展。虽然在一些会计制度规范的制定上仍然有待进一步完善，但是以政府为主体推动企业会计国际化发展是最好的选择，在未来政府作为会计制度规范主体地位仍然不会改变。

 

3.与国际化会计发展方向存在趋同

 

我国建国后经过多年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提升，与美国市场经济发展差距不断缩小。现阶段美国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最为接近，而在我国政府对企业会计国际化大力推进下，会计制度准则也开始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当然也会与美国会计准则内容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发展方向与美国会计准则发展方向存在一致性。

 

4.发展方式具有循序渐进的特征

 

由于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发展受到国际和国内各种因素的制约，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面实现企业会计国际化是不可取的，只能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实现，虽然近些年难以实现完全趋同，但是此项工作已经初见成效。我国政府在今后也会积极促成我国会计准则与国际会计准则相协调，充分结合我国会计工作发展实际情况以及国外会计工作成功经验对我国会计工作进行进一步规范和调整，加强与国际会计组织的沟通、交流、合作，做好一些国内近期刚刚兴起行业会计业务处理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会计准则制度，为全面实现我国企业会计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篇7

经济法学发展中的若干问题

经济法学在中国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注：马洪：《十年来经济法学基本理论问题争鸣述评》， 《财经研究》1989年第12期；谢次昌：《经济法学的十年及当前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中国法学》1989年第3期，等等 ）作为法学领域里的一个新兴学科，它随着国家的经济体制和经济立法的变化和发展，亦相应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在其发展历程中是充满了波折和艰辛的，就如同整个经济改革历尽曲折一样。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从事经济法的教学和研究以及学习经济法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真可谓“为学者日益”，从而使整个经济法学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繁荣的景象，这是学界有目共睹的。尽管如此，回顾和总结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仍不难看到，在经济法研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和不能回避的问题，这是经济法学发展中的问题，对此已有一些学者在不同程度上有所提及。由于这些问题关系到经济法学在未来能否得到持续的、良性的发展，故在此略作撮要，希与学界探讨。

一、经济法的定位问题

对经济法的地位应如何确定，是许多人非常关注的问题。由于经济法是经济法学的研究对象，因而其定位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经济法学的定位和发展。对此，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经济法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独立的法律部门，有其自身独立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是其他部门法不能替代的。但与此同时，经济法也仅仅只是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部门法，它同样也不能代替其他部门法。因此，对其地位要有适当的定位，既不能过分低估，也不能过分高估。事实上，能否对经济法予以正确定位，会直接影响到人们对经济法的地位、经济法的体系、适用范围等等问题的认识，从而会影响到经济法方面的法学教育、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

恰如其分地估价经济法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现实意义。由于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经济关系日益复杂，这些经济关系在总体上需要各类法律的综合调整，因此仅靠任何一个部门法都不足以实现法律体系的调整目标，必须由经济法同其他相关的部门法配合，才能共同实现法律体系的输出功能。对待经济法和其他部门法必须本着科学的、客观的态度，而不能出于偏狭的门户之见。这是经济法学者和其他相关部门法学者应注意的。

二、经济法与经济法学的稳定与发展问题

国家和社会有一个稳定与发展的问题，经济法与经济法学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经济法学虽然在总体上发展较为迅猛，但其发展很不稳定，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现实的经济法研究与国家的经济政策以及经济立法贴得太近，而经济政策与经济立法又变化太快，致使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只能亦步亦趋地相应变化。同时，经济法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总体上的不成熟可能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应当承认，在现代市场条件下，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并不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同时，也不应把它们作为判断学术研究真伪的唯一依据。学术上的评判标准是应与政策和法律的成文规定相区别的，否则也就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尤其是在我国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都需要随着现实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不断作出调整以使之日臻完善的情况下，更应注意这一点。

由于建立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提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注：依据“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的基本精神，国家立法机关非常重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方面的法律规范。九届人大仍将继续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此外，国务院机构的改革的原则也是要重视和强化宏观调控部门的作用。为此，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有利于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的发展）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是相当快的。这样的立法一方面对于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另一方面也确实存在着一些弊端，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提出了批评意见。（注：可参见李静冰：《盛行的经济立法观在法理学上的检讨》， 《法律科学》1995年第1期； 以及苏力等人的相关论文）上述情况也说明，经济立法（其中包括经济法方面的立法）的发展是应该的，但也应适当地保持其稳定性，这不仅对保障法律本身的安定性和可预知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保障法律的实效，保障真正的法律秩序的有效形成也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如此，从附带的意义上说，在某些学者特别重视成文法研究的情况下，经济立法的稳定也能为经济法学提供较为稳定的研究对象，从而有助于人们在某些基本问题上形成一些必要的共识，这也是经济法学的稳定发展所需要的。

经济法的研究应当深化基础理论研究，否则经济法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就不可能向深度和广度掘进和拓展。但是，经济法的研究同样要注意经济法的各个部门法的研究，没有部门法的深入、广泛的研究，经济法的基础理论也不可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可见，经济法的理论研究和部门法研究应有良性的循环，但目前这种循环尚未充分实现。此外，在研究部门法时往往会存在仅仅重视具体政策和相关法律规定的问题，由此存在对现行政策和法律依附过重的问题。在此仍需强调说明的是，成文的经济法律、法规等等固然是经济法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但那些现实生活中正在起作用的非官方的规则、惯例等等同样也是值得研究的，它们往往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目标、法律的预期目标等能否得到有效实现，关系到成文的经济法的制定者、执行者、受规制者之间的博弈活动，因而会直接影响到经济法的运作过程和实际效果。这些也都是经济法学应该研究的重要问题。

经济法学的发展还需要经济法教学和科研队伍的稳定，还需要学术规范的稳定。在经济法学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对经济法认识的起伏不定，经济法的研究队伍也有一些伸缩变动。当然，从学者个人而言，学术选向是自由的，但一个学科的发展确实需要一批有志于此的高水平的人们。我国经济法学的教学和科研队伍往往是显得有一定的规模的，但低水平的重复研究也并不少见，有些人并不是在进行学术研究，其研究工作并非本于学术的兴趣或忠诚，因而他们只会制造学术对话的噪音，而很难出学术精品。

从一定的意义上说，由于中国的经济法学仅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且整个法学研究都较为缺少应有的一些学术规范和学术传统，因而在经济法学方面就更需要建立和健全应有的学术规范，并在稳定的学术规范中展开学术的交流。经济法学的发展需要经济法学者乃至其他领域的学者展开广泛的对话，通过百家争鸣、真正的学术批评来促进经济法学的发展，并经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一定的学术传统。唯有如此，才能有助于改变目前某些经济法研究中存在的自言自语、各说各话、无的放矢、自以为是的状况，也有助于改变某些不尊重他人著作权的信手拈来、据为己有的状况，或不知他人早有研究且已成通说，还自以为是提出了“新思维”的状况，从而有助于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团体，等等。

三、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

经济法学的路径依赖问题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注：对于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著名经济学家诺斯有精深的研究，他尤其认为“路径依赖”是指今天的选择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参见《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依据诺斯的理论，路径依赖对制度变迁起着制约的作用，因而经济法的变化和发展同样会受其影响，从而也会影响到经济法学。由于一国的经济法学必然会受到既有的各种特定因素的影响，因而会体现出其特殊性）。中国经济法的研究因其依托于中国特定的社会背景、历史文化、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特定的经济法律制度和特定的学者群体，因而必然会显现出自己的特色。基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状况而产生的立法、法律运作的环境以及学者本身长期形成的研究习惯，都会构成经济法学的赖以存续和发展的路径。路径依赖的存在，使得中国的经济法同样属于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它必然不同于体现了“地方性知识”的他国经济法，而这样的经济法正是我国经济法的研究对象，我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来研究经济法。应当看到，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殊情况，因此，各国的经济法往往名称虽然相同，但其实可能相去甚远。有鉴于此，经济法学的研究存在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既有体现共性的、外向的国际化问题，又有体现个性的、内省的本土化问题。这两个方面不可偏废。

四、经济法学研究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经济法学研究应注意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联系，尤其应注意吸收和借鉴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密切联系的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例如，在经济学领域曾长期探讨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等问题，这些问题尤其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究竟应调整何种经济关系（如俗称的纵向经济关系或横向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与民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之间是如何此消彼长的，等等。可见，经济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于解决经济法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体系以及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等问题，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些年学者还很重视法律的经济分析，尤其是在经济法领域，法律经济学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尽管这些应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毕竟提出了许多新的思路。此外，博弈论、公共选择理论等在经济法领域也是很有应用价值的。不仅如此，社会学、政治学等许多相关学科的其他的一些相关理论，对于经济法学的深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经济法学同法学的其他分支学科更是存在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并能从其他法学学科的发展中吸取大量的营养。例如，法理学近年发展迅速，其中有很多成果是值得经济法学借鉴的。又如，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和区域化是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因而一国的经济和法律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国外的经济和法律的发展，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已开始重视把国内经济法同国际经济法相结合，进行综合的研究，等等。这些都是加强“科际整合”研究的有益尝试。经济法学的研究视野必须开阔，在研究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解决现实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应打破僵化固守“部门法细分”的藩篱，以使问题的分析较为全面，真正解决一些实际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大家都已有共识的问题上继续进行喋喋不休的“同义反复”。

在加强经济法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流和打通的同时，也应看到，同一些相关部门法学相类似，经济法学在以往的某些研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深受概念法学和注释法学影响的问题，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绝对主义的影响是甚为深广的。由于现实的世界和经济关系是非常复杂和丰富多采的，因而在经济法研究中有必要多视角地、非直线地、非绝对地去分析和研究一些问题。这对于改善经济法研究也许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总之，上述问题都是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只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大力加强经济法的法制建设和经济法学的研究，就必须不断解决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这已是人们的共识。为了促进经济法学的未来发展，在正视和不断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尤应强调：经济法基础理论的研究要深化，经济法部门法的研究要强化，前者应从后者吸取营养，后者应得到前者的有效指导，从而实现前述的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和共同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法学的发展。

立基本土资源建造中国经济法学大厦

笔者在给学生讲课时，对我国法学研究现状曾形象地评述：民法学研究基本上是“旧房装修”，即在外国民法学和台湾民法学的框架内和蓝本上，联系我国实际深入研究，精雕细刻，硕果累累；劳动法学基本上是“旧房改造”，即根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的需要，借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劳动法学，对沿袭于前苏联模式的我国劳动法学，重构体系，更新内容，初步形成了一套既吸收国内外劳动法学成果、又在体系和内容上与外国劳动法学和我国原有劳动法学均有不同的劳动法学理论，经济法学研究基本上是“建造新房”，即基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现状和目标模式，在传统法学体系之外新创中国经济法理论，并且至今尚未完成“新房设计”而处在“无房可居”的境地，以致受到“经济法学没什么理论”的非议和讥讽。可见，我国经济法学所走的是一条比民法学、劳动法学更艰难但更有意义的发展道路。

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自始就未能走上“旧房装修”或“旧房改造”的道路，而选择“新房建造”的道路，其原因在于：（1 ）经济法学是法学体系中的一个新学科，其历史远远短于民法学和劳动法学，更不象民法学和劳动法学那样有一套定型和公认的理论体系。（2 ）前苏联的经济法学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产物的经济法学，当然不能照搬前苏联的经济法学。（3 ）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的经济法学，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体制，因而，西方国家的经济法学也不能搬入我国。

正因为如此，要建造我国经济法学的大厦，即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理论，务必正确认识和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诸多特征中，对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特别有意义的，是下述几点：

一、我国市场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某些国家已有成功先例，而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则史无前例，以致有人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是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异体排斥”的关系。所以，建立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其难度上相当于生物学和医学上克服“异体排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以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容为己任，进行制度设计。这就给我国经济法学提出许多特殊课题。例如，我国的国有资产在地位、职能、目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上均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国有资产，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对此应当如何界定和落实。又如，国有资产一方面由于具有以全民利益至上、承担更重社会责任、肩负宏观调控职能等有别于非国有资产的特殊性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决定了各种市场主体应当统一运行规则而要求对国有资产适用一般法，这就需要研究国有资产适用特别法的范围和条件，以及如协调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再如，国家所有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当有多种实现形式，这就需要研究在立法上应当肯定国家所有权的哪几种实现形式，如何规定国家所有权的各种实现形式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以及协调规则。

二、我国市场经济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

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较之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经济运行机制、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各个方面都有许多差别。所以，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经济法律制度和经济法理论的借鉴，要受到许多局限。因此，我国经济法学虽然需要借鉴发达国家，但更应当注重研究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法律问题。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中，国家干预的地位比在发达国家更重要，国家干预的目标也不同于发达国家，在发达国家行之有效的国家干预手段在发展中国家则不一定有效，这就需要研究国家干预在发展中国家所特有的地位、目标和手段。又如，我国经济呈现城乡二元经济的格局，生产力水平、社会化和市场化程度在城乡都有所不同，进而城乡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市场经济在本质上要求城乡市场一体化和城乡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既分别研究城乡经济运行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又研究二元机制和规则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协调。再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应当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和模式，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是硬道理，面临着赶超性发展目标，这就需要研究发展中国家处理当展、公平和效率与代际发展、公平和效率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则，以及这种特殊规则对市场调节和国家干预的特殊要求。还如，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正遇到在国内市场上为发育竞争机制而要求反垄断、在国际市场上为增强国际竞争力而要求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两难选择，这就需要研究我国反垄断法在任务、规制对象和规制措施上与发达国家的差别。

三、我国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是由自由竞争（即单纯市场调节）的市场经济转化而来的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国家干预是在不断发现市场失灵和缺陷并且不断积累干预经验和教训的过程中逐步完善的，这在法律上表现为私法公法化过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则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市场经济，此即由国家对经济实行高度集中和直接指令的控制，一方面通过放活微观经济以形成受价值规律支配的市场调节机制，另一方面通过转变政府职能以形成间接控制为主的国家干预机制，这在法律上表现为公法私法化过程。所以，我国经济法学与西方国家经济法学在研究思路上应当是相向而行而不是同向而行。于是，我国经济法学需要研究西方国家经济法学不曾研究过的许多新问题。例如，为培育市场主体，应如何重新配置国家与企业之间的权、责、利；为在改革中能维持宏、微观经济协调，应如何处理宏观调控与微观放活的同步配套关系，为实现经济体制顺利转轨，应如何确定双轨制之间的界限和联系，以及规范双轨制并轨的过程；等等。

四、我国市场经济是压缩发展阶段的市场经济

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人将其分为物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和产权商品化等若干阶段，一般是在前一阶段完成的基础上进入后一阶段，循序渐进，顺其自然。而我国要求在本世纪内基本实现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化，就只得将市场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压缩在二、三十年内。于是，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的因素同时并存，应当先形成的因素尚未成熟，而应当后出现的因素却已早产。这样，就给国家对市场化过程的组织和法律对经济运行的规范，带来了困难。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着力研究市场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运行规则如何协调的诸多问题。例如，对不同发展阶段经济因素的滞后或超前出现，国家应如何部署和控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立法中应如何界定各自的适用范围和条件；与不同发展阶段相应的经济运行规则发生冲突，应如何缓解和救济；改革进程中法律的超前性、稳定性和变动性的关系，应如何处理，等等。

五、我国市场经济是民主和法制条件尚不完备的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与民主和法制相辅相成，完备的民主和法制，有利于维护市场秩序和提高国家干预效率。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目前尚不完备，封建因素残存，民主和法制观淡薄，权力制衡机制欠成熟。在这样的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就必然发生权力进入市场、权钱交易、官商结合等现象。所以，我国经济法学应当研究与政治学相关的许多问题。例如，应如何界定国家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社会经济调节中心和资产所有者的三重身份和职能，以及协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如何规范政府行为，防范政府滥用国家干预权；应如何规制行政垄断，制止权力进入市场；等等。

上述表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只要坚持和发扬立基本土资源“建造新房”的传统，就一定有辉煌的前景。

篇8

关键词 社会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9-0051-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9.009

中国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当前经济社会正向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化工业社会、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放多元的文化、主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转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度是中央政府为指导各地方政府开展土地利用规划工作的方针、依据、战略等方法论的集合。此背景下将“治理”（本文中，公共治理与治理的涵义一样，可以通用）理论引入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探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涵义，分析我国社会转型特定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与存在问题，提出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模式奠定理论基础。

1 “治理”视域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职能1.1 “治理”（Governance）理论的内涵

“治理”英文单词为Governance，也可称为“公共治理”，原义为“控制”、“统治”或“操纵”，国外多用于与国家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1990年以来，“治理”成为非常流行的概念、思潮和理念。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报告提出：“治理”是或公或私的个人和机构经营管理相同事务的诸多方式总和，是使相互冲突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我国学者对“Governance”翻译不尽相同，如“管治”、“治理”、“协同治理”等。俞可平教授提出“治理”含义：指在一个既定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需要。“治理”强调的是合作，认为政府不是合法权力的唯一源泉，公民社会也同样是合法权力的来源［1］。现在，更多公共管理研究者认同“治理”概念的新解释:治理是包括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乃至私人机构在内的多个主体，协同处理公共事务，以满足公众需求，实现最大化公共利益的过程［2］。

从以上对“治理”(Governance)概念的理解可以看出三个共同内涵：第一，认为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的权力主体不是唯一的，而是包括政府、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等，强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平衡再分配理念；第二，治理是对公共资源与事务的网络状的合作管理，是“多中心”的，目标是多元的，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公众需求；第三，主张社会公共资源与事务管理是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以补充市场机制失灵和政府自上而下管制两方面的不足，最终达到“双赢”管理格局。

1.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分析

在私有制的西方国家没有“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称谓，与之功能和作用大体相似的有“土地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可称之为“土地利用规划”，是国家（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的基本手段。从1960年后Dvidoff的“倡导性规划理论（Advocacy Planning）”至现今在规划领域中提及的“公众参与”，都是针对土地利用规划的复杂性、政策性和社会性而采取的一种Governance思维。所不同的是，Governance已愈来愈成为国外规划过程中明确的理念得以确立，并成为主动的过程和不可替代的工作方式。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实践，对土地利用利用总体规划逐步形成了相对统一的概念：即对一定区域未来土地利用超前的计划和安排，是依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的自然历史特性在时空上进行土地资源分配与合理组织土地利用的综合性的技术经济措施，其特征表现为政策性、整体性、兼容性、折衷性和动态性。

实质上，国内、国外的土地利用规划方案是一个土地利用的决策，也是一定时期内土地利用管理政策，其根本目标是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以提高社会整体福利和公共利益。各国土地利用规划权力制度化进程虽然不同，但是土地利用规划己逐渐成为各国政府控制和参与区域社会经济活动（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式，所以土地利用规划过程己成为政府行政的一个组成部分。基于这一认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是技术支撑的国家（公共权力）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具有对未来土地利用的导向性，有限理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特征［3］。

根据治理理论内涵与土地利用规划公共政策属性，可以理解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指政府、各种公共部门和私营机构以及社会公众利用与管理土地资源所做出的智慧的集体选择，通过这种选择来确定稀缺土地资源（在中国尤其是耕地资源）的配置，以使其符合实现公共目标的战略方向［4］。既包括政府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土地政策和规则，也包括人们同意或以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土地制度安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功效、主要表现、基本特征如下：

第一，功效方面。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不仅是描绘未来变化的图景，更重要的是通过土地利用管理的共同行动纲领和政策的制订，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引导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发展方向、行动步骤，促进社会经济在客观规律和规划的综合作用下，公平、有效配置土地资源，并为各种公益性土地利用活动安排合适的用地数量与用地范围，使土地利用符合未来发展和战略的要求。

第二，主要表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通过协调和调节土地使用关系，包括不同利害关系人的文化理念、政治观点和经济利益等的综合协调，从而建立社会经济和环境要素在土地使用上的关系以及共同行动的行为准则（政策制度），为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提供空间支持［5］，避免区域内土地权益者产生相互的干扰和由此而带来的利益的抵触和损耗。

第三，基本特征。为充分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其编制实施过程中是公共权力和社会的互动过程，此过程中，政府的公共权力居主导地位，通过协商和谈判，与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共同构建土地资源配置的协同纲领，并为社会和业主（土地使用者、所有者、权利者）的经济活动提供高效服务。

2 转型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发展历程述评

2.1 “第一轮”（1986-200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86-2000年）是在党的以后，依据《土地管理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要求编写的。1993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了《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先后编制完成了19个省级规划，9个经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的县级规划也大部分完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基本方针是“切实保护耕地；保障必要的建设用地”。基本上体现了当时处在社会主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服务型土地利用规划特点。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和乡的五级土地利用规划体系和符合中国国情的规划方法。这一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具有较强的计划指令性质，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规划治理职能与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相适应。我国土地利用规划尚处于起步阶段，规划研究能与科学的规划理论相联系的十分鲜见，规划编制缺少技术指导和规范。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政府是唯一的主体，严重缺少社会公众和部门组织的参与（因为假设公众利益是一致的，下级政府只须提供信息、执行上级下达的指令性规划指标），致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然带有较为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公共治理职能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发展。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是严格保护耕地的单一职能。注重土地自然资源利用规划，强调保护耕地，从而导致许多人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看成是保护耕地规划，这种观念束缚了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内涵进一步的发展；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规划缺乏有效的建设用地调控机制和农用地非农化的约束机制，限制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和作用发挥。

第三，缺乏相关法规条例使规划没有得到良好实施。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社会地位和市场经济下的法律约束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尽管有《土地管理法》作依据，但是没有制定规划实施具体法规条例，致使规划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其公共治理职能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导致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建设占用耕地现象越演越烈。至1992、1993年“开发区热”、“房地产热”等经济过热现象出现时，耕地减少速度达到高峰。

2.2 “第二轮”（1997-201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997年，国务院了11号文件，即《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根据此通知，新的以耕地保护为重点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1999年l月实施修改后的《土地管理法》更是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了详细规定，同年3月，国土资源部颁布了《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到2000年底，全国各地普遍完成了五级规划并开始正式实施。

第二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职能是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以耕地保护为主的目标，并以一套高度集权的、复杂的行政审批制度保证这套指标的实施。这轮规划对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等都起到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转型、经济发展迅猛及加入WTO、地方政府对于“土地财政”的热衷以及规划本体和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规划的公共治理职能实现效果也有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指标常有突破，一些地方擅自或变相修改规划，使其权威性和严肃性受到了挑战。原因如下：

第一，规划治公共理职能制定主体单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治理职能制定主体是政府（包括公务员）和国家职能部门，公众参与和市民力量未被充分发挥。这种自上而下、缺少足够“回应性”（Responsiveness）的单向规划制定流程一方面缺乏程序上的公正，无法做到实体上的公正；另一方面，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发展和管理人员业务素质的提高，从而影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

第二，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不够全面。在规划治理目标上过分强调对农用地，特别是耕地和基本农田的保护，以“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控制建设用地总量”、“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为目标。各类用地指标层层分解下达，各级政府都按指标制定规划，致使对国民经济发展必须的建设用地需求保障不够，对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和需求研究不多，使得规划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缺乏合理性。

第三，实现规划治理职能过程中存在上下级政府间的博弈。土地归国家（政治抽象物）所有，所有权由国务院（行政机构）通过各级政府层层（科层制）方式来实现，导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是从中央及地方两个层面进行。例如，中央通过国家级规划对一定时期土地利用进行规范，规范的主要是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市场化转型过程中的利与弊也是在规划的调控与反调控间产生的，这就涉及到了两个主体间的博弈［6］，发生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冲突及较高的成本。

第四，法缺乏多种规划综合运用的协调配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城市（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专项规划之间如何协调没有成熟的理论和经验可循。发展规划侧重于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城市（乡）规划侧重于城市（乡）空间布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侧重各类用地平衡，要求后两个规划协调一致，存在较大难度。专项规划间的协调，实质是部门利益的协调；专项规划与地方规划的协调，实质是条块利益的协调。部门条块利益的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管理中的难点［7］。

3社会转型期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影响3.1 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内在要求第一，规划治理内容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转变。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到2020年，我国将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治理内容将相应逐步由大而全的控制模式转变为以土地利用的外部效应控制和实现公共利益为主导的模式［8］。

第二，全球化背景要求规划治理职能的市场化程度提升。2001年我国加入WTO，意味着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逐步形成与全球统一的、网络化的市场体系，以保证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求我国各地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逐步运用价格规律的独立性，从开放的国际市场中选择土地开发的机遇，将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积极融入到国际经济竞争进程中去，以市场为基础引导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三，市场经济下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的弱化。市场经济促进了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我国社会转型期土地利用系统的各种要素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中以“源”和“流”的空间存在形式，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尺度产生空前超越，并且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效应表现为不平行的空间拓展［9］，致使规划治理职能地域边界日益弱化。同时，市场机制中，供求信息横向传播和市场横向调节资源分配，但是，目前土地供需信息是政府通过规划纵向集中和下达的，土地面临着两种不同质的配置方式运转，磨擦成本是很高的。

第四，城市化发展对土地规划治理职能有特殊要求。转型期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户籍对人口迁移限制作用力的减弱和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涌入，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并向农村地区延伸。在这一过程中，城乡空间结构将不断整合，土地利用也会随之而调整和改变。这样一种与土地利用有关的“二元”结构变化，对规划治理职能有着特殊的需求：即应有利于“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的再配置和再利用，并且降低这种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再配置的交易成本［10］。

3.2 社会转型期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条件分析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政府管理内在矛盾的运动与发展、经济全球化与加入WTO促进了公共管理范式的转变。“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正是市场化条件下政府和市民社会加强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的新理念。因此，这一时期有以下条件有利于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

第一，市场化经济奠定社会基础。经济体制改革后，各级政府职能逐步转变，经营性用地由原来的政府行政与计划管理模式向市场机制与政府服务监管模式转变，国家把本应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归还给社会；同时，市场经济的运行使社会利益主体和要求趋于多元化，促进了相关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平等权利的实现，使其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过程中发挥所应具有的决策和参与作用，表达自身的利益要求。因此，逐步建立起公民社会自我管理、服务的意识和社会中介组织体系，为实现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了社会基础。

第二，民主化进程奠定政治基础。伴随经济改革的是政治改革。对原有的政府集权政治结构进行调整，大大推动社会民主化进程。政府行政观念与模式由“政府中心”、“全能政府”向“公民中心”、“有限政府”转变，表现为政府权力的稀释与下放，非政府组织、民间精英对土地利用决策和行政过程的直接参与［11］。现阶段一些大、中型城市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过程中逐步建立公众参与制度，创建了电子网络信息流动渠道与信息反馈机制，集中民智以保证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这种以政府为主体的多元化的规划过程，有利于国土行政部门职能行使的最优化，为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奠定政治基础。

第三，全球化背景提供动力源泉。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开始全面加入经济全球化行列，参与国际竞争。转型时期，我国国土行政管理部门、土地相关的公共部门与私营机构、土地权益者能够根据WTO规则和市场分工，通过沟通交流、合作与伙伴关系，与世界土地资源与资产管理方式的接轨，并参与全球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强了国家制度供给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创新能力。因此，全球化背景为中国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提供了外部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的动力源泉和压力所在。

4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规划治理职能的对策建议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单一的行政管理和技术管理正逐步走向以人为本的公共治理，成为国家公共治理的一种重要手段。根据上述分析，为了更好地实现与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职能，应从如下方面着手：

4.1 科学确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公共治理目标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公共治理目标的确定应充分考虑本区域社会概况、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在科学的制度和规则安排下，允许并鼓励非政府行为主体以多种方式和途径，与政府分享政治权威和公共权力，共同决定规划的目标与战略方向；政府应从土地“经营管理”理念向土地“公共治理”理念转变，并将这种理念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实施基本理念。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配置全部土地资源的公共规划，不是保护耕地与城乡经营性用地供给的专项规划，它要满足社会发展和加入WTO等各方面的要求，要按“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发展观来确定规划公共治理目标，从而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良好治理职能。

4.2 规划编制实施中树立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理念

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要求适应市场供求变化进行调整，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会影响国家和个人的土地利用决策行为。因此，要求规划决策者站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高度，考虑规划地区的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分析规划实施状况，以利确定规划地区适宜的土地利用发展战略和土地利用调整的原则。应在遵循“供给制约、引导需求”指导思想的基础上，跳出规划地区本身，从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从市场的角度等考虑经济发展与土地调配的协调问题。避免主要用地指标采用平均或均衡分配方法，造成一些地区规划指标明显偏离实际的问题［12］；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情况动态评价的基础上，根据国内、国际（WTO规则）两个市场对规划公共治理职能进行结构调整和不断优化。

4.3 构建与经济体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规划内容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对地区发展实行调控和管理的重要手段。转型期为适应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发展与完善，规划内容和职能应从政府管制走向公共治理。在构建和完善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内容与治理职能方面，要在服从于经济发展为主导走向的同时，更要满足自然条件适宜、经济有效、社会接受、环境可持续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方向。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公平”与“效率”的统一，统筹协调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保障发展、保护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各类用地矛盾，从致力于“物”的物质建设规划转向更注重于“人”的社会全面发展规划，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4 规划编制中发挥公民社会的网络治理作用

所谓公民社会介入，首先是各种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以多种形式直接举办与土地相关的社会中介组织或资助公益事业；其次，从法理上讲，每个社会集体或公民都对土地享有一份所有权，以适当方式参与土地公共治理与监管应是其本分［13］；最后，市场经济型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要特别强调公民社会的广泛参与。规划编制中，公民社会网络治理就是要政府部门、社会中介组织、私营部门和公众等多元共同行动主体通过彼此合作，共同编制与协商规划方案的互动过程，在协商过程中充分反映和协调他们的利益，从而，因地制宜、富有灵活性和创造性地制定适合本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并愿意贯彻执行。

4.5 规划实施中加强市场对土地资源配置功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作为一种引导地区发展的规划形式之一，其实施过程实质上是要通过规划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保证市场运作的长期有效，即在政府必要的干预下（纠正市场失灵）让市场机制对土地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得到自觉发挥。这就要求在规划的实施中，变革简单的行政实施方式，借鉴西方国家市场机制对土地公共治理作用，改变政府作为建设用地的“地主”和土地经营者的角色，提高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竞争性；改革征地制度，让农民直接参与土地一级市场谈判，确保农民主体地位和不同主体之间是平等、自愿和协商的利益关系。从而降低城市化过程中城乡“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配置交易成本，即被征地农民有一个合理补偿与安置，例如，将征地与开发通过资本运作联结起来，走政府、失地农民和企业共赢的新型土地开发之路，保证农地所有者分享城市化带来的收益。

4.6 完善规划法律法规，加强对微观主体规制

依法建立规划体系并编制土地利用规划是发达国家的共同特点，土地利用规划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相关法律法规的改进。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为了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地位，应尽早出台《土地利用规划法》或《土地利用规划条例》，进一步肯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重要性。同时，在多方主体参与、践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过程中，即放松进入规制的同时，更要加强对这些微观主体的质量规制和约束规制。需要对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和社会公众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作用、职能等做出法律条文上的规定，约束和监督规划审批与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最后，“违法必究”是实现土地利用规划目标的重要保障，加大执法力度严格依法行政。

4.7 实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其它类规划的协调是指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及空间规划之间的协调。可以将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协调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关系的主要载体。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关系较为明确，而且编制的部门是一致的，协调难度较小；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于有共同的空间载体，协调难度相对较小。因此，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连接，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及空间规划的协调更加科学，也更加具有实际意义。一方面，它使国家空间规划体系变得更加密实；另一方面它也是针对我国现行规划相互割裂的现实状况的一种尝试性统筹与策略性完善，更是由政府出面干预“空间规划体系割裂”窘境的重要举措之一［14］。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俞可平.治理和善治引论［J］.与现实，1999，10（5）：37-41.［Yu Keping. Introduction of Governance and Good Governance ［J］. Marxism and Reality, 1999, 10(5): 37-41.］

［2］钱振明.公共治理转型的全球分析［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9（1）：109-114.［Qian Zhenming. Global Analysi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Governance ［J］. The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9, 9(1):109-114.］

［3］师学义.基于GIS的县级土地利用规划理论与方法研究［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6：32-34.［Shi Xueyi. On Theoretical Approaches of Land Use Planning of the County Level Based on GIS ［D］. Nanjing：Nang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2006: 32-34.］

［4］顾建光.政策能力与国家公共治理［J］.公共管理学报，2010，7（1）：8-13.［Gu Jianguang. Policy Capacity and Public Governance ［J］. Journal of Public Management, 2010, 7(1): 8-13.］

［5］蔡玉梅，郑振源，马彦琳.中国土地利用规划的理论和方法探讨［J］.中国土地科学，2005，19（5）：31-35.［Cai Yumei, Zheng Zhenyuan, Ma Yanlin. Exploration of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China ［J］. China Land Science, 2005,19(5): 31-35.］

［6］胡静，陈银蓉，梅昀.中国土地利用规划制度创新机制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6）：155-159.［Hu Jing, Chen Yinrong, Mei Yu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echanism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China ［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10, 20(6): 155-159.］

［7］相伟.建立规划协调机制加强规划间的协调［J］.宏观经济管理，2010，（8）：30-32.［Xiang Wei. Establishment of Planning and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to Strengthen Coordination Between Planning ［J］.Macroeconomic Management, 2010, (8): 30-32.］

［8］高平，蔡玉梅.中国土地利用规划模式选择初探［J］.中国土地，2010，（11）：24-27.［Gao Ping, Cai Yumei. China land Use Planning Mode Discussion ［J］. China Land, 2010, (11): 24-27.］

［9］欧海若.土地利用规划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4：50-51.［Ou Hairuo. Study on Basic Theoretic Issue of Land Use Planning ［D］.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04: 50-51.］

［10］陈丽.我国转型时期土地利用规划的制度均衡分析［D］.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07：50-52.［Chen Li. On Institutional Equilibrium of Land Use Planning of China in Transitional Period ［D］. Nanjing：Nangjing Agriculture University, 2007: 50-52.］

［11］龙菲.西方的城市治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城市问题，2004，23（2）：71-74.［Long Fei. Urban Governance Experience of Western Countries and Its Inspiration to China ［J］. Urban Problems, 2004, 23（2）:71-74.］

［12］陈银蓉，梅昀.科学发展观与新时期土地利用规划修编［J］.中国土地科学，2005，19（3）：3-8.［ Chen Yinrong, Mei Yu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Idea and the Revision of Land Use Planning in the New Period ［J］. China Land Science, 2005, 19(3): 3-8.］

［13］岳云龙.从传统管理到现代治理：事业单位改革的目标取向及路径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2008，（4）：36-38.［Yue Yunlong. From Traditional Management to Modern Governance：The Targeted Goals of Public Service Units Reform and Approaches ［J］. Chinese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8, (4): 36-38.］

［14］韩青.空间规划协调理论研究综述［J］.城市问题，2010，（4）：28-31.［Han Qing. Literature Review of Spatial Planning Coordination ［J］. Urban Problems, 2010, (4): 28-31.］

Analysis on Public Governance Functions of Land Use Planning During China's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WANG Yubo TA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Northeast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819, China）

篇9

【关键词】金融市场 自由化 金融监管 国内外比较

一、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发展现状

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其最初形态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早已出现，但是现代化的金融市场发展却略显滞后。这是因为决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逐步完善的。经过计划经济体制到改革开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转型，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为首脑、各个中小股份制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为主体的一个健全、完善的组织结构。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结构打破了国家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陆续展开了股份制改革，严格遵循市场运行机制，促进了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

上世纪90年代，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成立，截止至2010年3月底，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754家，沪深两市总市值达239438亿元。沪深两市的发展促进了融资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经济结构的进一步调整，也带动了我国债券市场的发展，国债、金融债券规模日益扩大，为人民银行进行货币政策调整提供了平台。此外，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的逐渐规范与普及，使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得到进一步优化，在保障经济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总的来说，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自由化程度有待加强[1]。

二、国外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发展经验

（一）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金融市场通过市场运行机制能够实现资金融通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化，但是不能放任其毫无节制地野蛮发展。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形成了限制竞争、追求安全、保障存款人利益的监管机制，构成了稳定的西方金融体系。随着西方经济与金融的不断发展，以及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强有力的管制开始损害了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行，严重阻碍了金融业的正常竞争。因此，自70年代开始，西方发达国家日本、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各国对金融市场结构进行自由化改革，开始了西方的金融自由化浪潮。

（二）国外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自由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浪潮的不断扩大，在70年代以后，国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接受金融自由化理论，开始推进金融改革，如智利、新西兰、马来西亚、韩国等等。这些国家首先通过放松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管制，推进资本市场流通的自由化，弥补资金供给缺口。其次通过政府的力量鼓励直接融资，增加金融市场中流通性强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数量，建立健全有关的管理法规，对外开放一级二级证券市场以吸引外资。再次缓慢放松对汇率和资本流动的制约，从而规避因为高估本国货币而可能出现的本币大规模编制的利率风险。

总之，金融自由化使金融市场摆脱了一些政府不合理的行政干预，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1.促进了市场竞争，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打破金融业内部原有的分工，促成金融、产业资本的相互融合；2.推动金融市场创新与金融市场结构的优化，使金融产品、金融市场、金融组织等方面的创新更加顺利；3.加速了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融合，实现了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3]。

三、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的经验教训

（一）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的教训

金融市场自由化在促进金融国际化的同时，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例如，利率自由化降低了抵御风险的能力、业务范围扩大使表外风险增强等。我国的邻国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严重的“泡沫”经济，产生了大量的不良贷款，日本金融业耗费了了相当长的时间来清偿“泡沫”经济中的不良贷款问题。此时日本的商业银行职能已发生变化，从原先的套利转向后来的对冲不良贷款，但是银行面对这种情况的业务模式调整却显得非常缓慢。

日本虽然在经济发达程度上很高，却依然遭受到金融市场自由化带来的困扰，而这种情况对于抗风险能力弱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一个致命的危机，因此在1982年、1994年、1997年分别爆发了拉美国际债务危机、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亚洲金融危机。虽然，不同的危机有各自的原因，但是都在金融市场自由化的背景下发生了，所以发展中国家要严防此类危机的爆发，防止本国出现“泡沫”经济。

（二）国外金融市场自由化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自2008年以来，我国从整体上成功地抵御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国内的金融市场结构并没有受到颇为严重的影响，同时还也为我国走出经济低谷制定了战略性财政和货币政策，注入了充足的资金[4]。

目前，我国主要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的积累都得到了改善。这些国有以及股份制银行正积极地提升自身资产深度，以盈利为根本目标，积极参加国际金融市场结构建设，逐渐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上品牌形象和影响力。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道路仍然很漫长，政府要通过旧有的金融市场管理模式来控制大量资金的流向分配越发困难。我国政府对于银企运营的行政干预和指导无法达到以前的效果。

此外，中国各类金融机构还应该主动适应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日渐全球化的趋势。我国要求各类金融机构支持本国的各类企业参与全球化市场竞争的同时，还应鼓励金融机构在金融衍生品领域进行试验性的操作，比如人民币的境外结算业务等，我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需要政策的进一步开放和支持，从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配置，使金融市场中的各类市场组成部分之间形成相互适应、相互配合、相互协调的过程，使各类金融市场能够反映金融市场与我国国民经济发展间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四、中国金融市场结构改革的展望

我国金融市场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尚未完全实现，还需要进一步地在必要的金融监管下充分实现金融市场自由化。根据国家金融改革的政策方针，我国金融市场结构的进一步改革需要特别关注以下方面：

（一）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组织体系

我国金融市场的需要高效率、充满活力、良性竞争的组织体系。实现这种组织体系，一是积极促进我国国有金融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通过金融企业的资本比例的改革实现金融企业的现代化。二是发展并监管适合资本市场良性竞争需要的证券金融机构和投资银行体系。三是稳定发展中小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适合中小企业、私营经济发展需要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的中小金融机构。四是充分调动以保险、信托公司为主的保障类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积极性，并进一步开拓资信评级公司等信息咨询服务类金融机构。五是以农村信用合作组织的股份制改革为重心，规范发展适合农村金融市场特点的金融组织，加强对农村金融的扶持力度[5]。

（二）进一步提高对金融市场的调控与监管，维护金融安全与金融稳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调控与监管不断提高，但与经济金融业高速发展的需要相比略显不足。在2006年12月我国加入WTO五年过渡期结束后，金融市场全面对外开放，我国所面对的国际环境将更为复杂。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严格维护金融安全与金融市场稳定，一是健全、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构建安全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而更加适应金融市场开放情况下的宏观调控需求[6]。二是完善金融市场监管机制，规范金融市场各结构的行为，形成完备的金融风险规避与化解机制。三是完善我国各类金融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加强风险管理与经营审核，促进金融市场环境建设，提升金融企业的资产水平与盈利能力。四是保证国库拥有完备的外汇储备，进一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增强抵御外部金融风险的能力，加深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

（三）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提高金融服务水平

加大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中直接融资的融资力度，增强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融资效率，逐步缩小我国在金融市场结构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主要通过积极发展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结构，加快股权分配合理化，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外招商引资，不断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水平，稳步发展货币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从而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通过加强金融市场结构创新、加强现代科学积水在金融领域的合理应用、加强金融人才的培养来提高金融服务水平，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市场结构的新要求。

参考文献

[1]王友成.我国金融市场结构优化的战略构建[J].征信，2010（3）：88-89.

[2]郭树华，王文召，郭新宇.基于SCP视角的农村金融市场结构的选择—以云南省为例[J].思想战线，2007（6）：45-48.

[3]秦池江.农村金融的机遇与考验[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2008（3）：18-19.

[4]王军峰.农村金融市场结构与综合绩效关系实证分析[J].金融观察，2009（3）：57-60.

[5]曾康霖.我国农村金融模式的选择[J].金融研究，2001（10）：32-41.

篇10

关键词：气象，商业化，兴起，进展

 

目前，社会各界近年来抱有浓厚兴趣并几番起伏、断续热论的“气象经济”内涵，更多关注的可能恰是广义“气象经济”内涵中“气象部门或其合作伙伴利用气象信息及其衍生服务通过市场化机制向特定组织或个人提供有偿服务的经济活动”即本文所论的“商业气象”现象。

1.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应时之作

1970 年代以前，各国气象信息服务均以无偿为主，1970 年代以后，信息服务开始由无偿向有偿转变。1969年3月23日“世界气象日”的主题即是“气象服务的经济效益”。1984 年9 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42 届国际文献联合会上，有偿气象信息服务获得与会代表的一致肯定，气象商业化服务的概念得到确立。

我国商业性气象服务是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气象有偿服务发展到一定程度和近年来国际商业性气象服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开始的。在我国引入市场经济体制后，各种制度的积累性效应随改革的递进开始在我国气象信息业发挥作用。为维护我国气象信息业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通过市场化的模式减轻气象事业对国家过分倚重的局面，便显得顺理成章。在我国加入WTO前后，我国的气象事业又面临必须服从“竞争法则”，在同其他国家的气象经济关系调整中保持竞争优势的严峻态势。。这些因素都促使我国气象服务的某些部分加速了其商业化的步伐。

2.气象商业化发展的阶段性及其进展

目前，国际上商业气象服务的运作方式大体可归为四类： 一是国家气象部门不开展商业气象服务，由私营气象公司开展， 如美国、日本等国；二是国家气象部门开展商业气象服务，与私营气象公司竞争，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三是国家气象部门改组为气象公司，整个国家的气象服务商业化，如新西兰；四是国家气象部门主要从事公益气象，同时又近乎垄断商业气象服务，但其服务水平和社会整体商业气象发展水平又相当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方精细化的气象需求矛盾较大，如中国。

综览国外气象服务发展现状，其商业性气象服务呈现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受本国经济和公共管理体制变革的影响，气象部门出现经费不足或者政府部门减少了对气象部门的财政投入，使得开展商业性气象服务的国家气象部门不断增加，有的国家气象部门甚至转为商业性气象服务公司；二是随着商业性气象服务需求的倍增和日益精细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允许私人气象公司提供商业性气象服务，与国家气象部门开展竞争；三是商业性的气象服务公司普遍采取集约化、规模化方式运作，以获取高额利润；四是商业性气象服务正在不断向其他国家进行渗透，由为本国服务延伸到国外服务市场，跨国经营气象服务产品及技术。

再纵观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气象服务商业化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商业气象发展历经了如下三个依次渐进的阶段，这里仅对各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及其对应国家的进展脉络做一些介绍。

2.1 草创阶段(萌芽时期)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气象部门完全靠政府拨款支持，以开展公益气象服务为主要任务，专业有偿服务处于次要或从属的地位。专业服务的收费属于补偿性收费，没有严格的成本核算，一般由双方协商确定。收取的服务费上缴财政，工作人员属于政府雇员。专业服务的产品主要是常规的资料、预报、情报，一般是使用公益服务产品略加改动或直接向专业用户提供。

2.2拓展阶段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国家气象部门仍靠政府拨款支持，但支持力度因政府公共开支的增多而被迫减少。气象部门便转而在开展公益气象服务的同时，积极开展有偿气象服务和发展纯商业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收取由公益服务产品加工、生成以满足特定需求的专门服务产品所需的“额外”成本，纯商业气象服务收取“额外”成本和相应的“利润”，服务的成本有严格的成本核算。收取的服务费用上缴财政，工作人员属于政府雇员。。服务产品专门按用户要求加工生成，不再直接使用通用的公益服务产品。

2.3蓬勃生长阶段

这一阶段的基本特征是纯商业气象服务和必须由政府拨款支持的公益气象服务、专业有偿(成本回收) 气象服务分离。。或者是国家气象部门只开展公益气象服务和专业有偿气象服务，纯商业气象服务由私人气象公司承担，如美国等；或者是公益气象服务、专业有偿气象服务和纯商业气象服务分别由不同的机构承担，如新西兰，“国家水和大气研究所”负责进行政府资助的有关气象及水文、海洋、生态的基本研究以及这些领域的有偿咨询服务，同时负责收集和存储气候资料。而“新西兰气象服务公司”则负责按纯商业运作方式为政府、民航和军航、媒体和公众等提供气象服务。公益气象服务、有偿气象服务和纯商业气象服务都进行成本核算，差异只是具体核算项目的多少和是否计入相应的“利润”。服务产品专门按用户要求加工生成，气象咨询服务在商业气象服务中占有重要比例。

综上所述，中国气象商业化的发展将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在气象为国民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先行方面多作出贡献。这是非常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