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特征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特征，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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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对策

随着中西方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接轨，近年来流行在西方社会的艾滋病在中国的发病率迅猛增加。2009年，中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评估中国艾滋病发病情况显示[1]，当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HIV/AIDS）约74万人，包括确诊艾滋病患者10.5万人。2009年后，对艾滋病携带者和患者数目没有大范围统计，但局部资料显示，艾滋病疫情持续上升且性传播已成为主要传播途径，男-男同性恋传播艾滋病所占比重明显增加[2]。为研究人口流动与艾滋病发病之间的关系，笔者搜集近几年来人口流动特征与艾滋病发病特征，并进行综合分析，具体报告如下。

1流动人口现状

流动人口是指在没有改变原居住地户口的前提下，到户口所在地以外的地区生活和工作的人群。流动人口的概念包括务工人员、经商人员和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但不包括旅游、度假、探亲、上学和从军等。我国流动人口以进城务工农民工和外出经商者为主。2014年某地区2183名流动人口资料统计见表1。

表1显示在流动人口中男性占绝大多数（72.97%）；年龄20～50岁者所占比例最大，这段年龄人群也多处于性活跃期；初中学历最多（47.41%），流动人口学历层次普遍不高；多从事制造业（34.31%）和建筑业（28.77%）。

2流动人口中艾滋病流行现状

2183名流动人口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携带者102例（4.65%），艾滋病患者23例（1.05%），远高于同时期全国艾滋病平均发病率。流动人口在社会中所处社会地位较低，经济条件困难，他们的身体健康很难引起社会的重视，致使这一艾滋病高危人群在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有效的管理和救治。

3流动人口中艾滋病流行的原因分析

3.1艾滋病防范意识较差 刘勇鹰等[3]在广东省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指出，当地艾滋病的听说率为74.76%，艾滋病防范知识的总体知晓率为43.97%，对艾滋病传播途径（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传播）的知晓率为67.98%，总体均偏低。更有20.74%的受调查人群认为蚊虫叮咬可以传播艾滋病。

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他们在学校没有获取或很少获取艾滋病相关知识，所以他们在生病就医、与人接触方面的防范意识较为淡漠，以致暴露于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高危环境而浑然不知。针对流动人口具体从业环境和生活环境对其进行恰当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增强他们对艾滋病的预防意识。

3.2高危活跃 杜佳校[4]调查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中发生婚外的比例达到20.34%，在婚外中安全套的使用率仅为63.98%，同性恋达到3.92%，大大增加艾滋病的传播几率。

本研究中外出务工人群中男性占72.97%，其中年龄20～50岁者所占比例最大，该群体正处于性活跃的高峰期，且多为已婚单身流动男性，配偶不在一起居住，发生高危概率较大。随着社会风俗的日益开放，观念的淡漠，很多年轻流动人口并不反对高危，因此社会加强对此类人群艾滋病干预尤为重要。

3.3自身经济条件差 流动人口普遍经济条件较差，生活节俭，有调查显示68.86%的流动人口生病后不会选择大医院就医，而小诊所就诊的患者中57.35%是外出务工人员。而这些小诊所大部分未达到国家的卫生标准，注射器、针头等医疗器械消毒不严格，在这些地方就诊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很大。

4流动人口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对策

2010年我国《关于进一步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明确指示加强"政府组织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艾滋病防控格局的形成。流动人口的上述特征和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的流行趋势显示，加强流动人口对艾滋病的防控是势在必行。针对上述三点原因分析，笔者提出以下防护对策。

4.1增强流动人口的艾滋病知识和防范意识 我国流动人口以初中文化的中青年为主，可以在农村初中设立艾滋病宣教中心，让艾滋病知识进入课堂，使流动人口得到事先教育。在输出流动人口前，当地村政府宜统一进行艾滋病的知识培训和务工青年行为引导，树立艾滋病预防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同时积极开展留守家属和配偶教育，在家庭观念和环境影响下减少的传播[5]。

4.2加强对商业场所的监管 相关部门应该贯彻"政府组织领导、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指导思想，整改和取缔非法商业场所。以流动人口工作地、居住地为干预场所，周边杜绝非法商业的发生。在醒目位置标示并免费投放安全套[6]，加大安全套使用的宣传力度，广泛宣教艾滋病的传播知识和危害，鼓励正确使用使用安全套。

4.3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地位 流动人口为祖国的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还要努力工作，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在全社会广泛弘扬尊重流动人口的风尚，减轻流动人口看病就医负担，鼓励流动人口到正规医疗机构就医[7]，防止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的非性传播。

综上所述，流动人口是艾滋病的高危传播人群，针对流动人口的特征，采取合适的干预手段，能够有效减少艾滋病的传播，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中国艾滋病疫情情况， 2009-11-30.http：//.

[2]陈文，李群，刘磊.等. 某中型旅游城市流动人口艾滋病KAP 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现代预防医学，2010，37（3）：502-504.

[3]刘勇鹰，林鹏，付笑冰，等. 广东省流动人口艾滋病相关知识、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华南预防医学，2009，35（6）：23-27.

[4]杜佳校.我国流动人口特征及艾滋病防控对策[J].实用医药杂志，2011，28 （05）： 452-454.

[5]邱守中，林小华，廖业山. 流动人口特征与艾滋病防治对策思考[J].中国保健营养（下旬刊），2012，22（07）：2378-2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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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水平曾较长时期保持稳定。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后，城市化水平开始大幅提升，流动人口也随之快速增加。到2011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突破一半，改变了我国人口总体结构。当前流动人口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

总体数量增多，比例明显增大。1995年，我国流动人口仅为5000万人左右，到2010年已超过2.2亿。过去只在一些大城市出现的流动人口，如今遍布几乎所有城市，人口流动已经演变为全国普遍现象。同时，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增大。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仅占总人口的0.66％，2000年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到7.9％，2010年这个比例达到17％。

结构发生变化，组成更加复杂。一是年龄结构发生变化，中年农民工和儿童比重增加。在2000年，流动人口主要由年轻人组成，呈现明显的年轻化特征。到2010年，流动人口不仅变“老”了，40岁以上农民工的数量和比例都增加了；而且变“小\”了，流动人口子女到城市里与父母一起居住、接受教育的现象越来越多，全国流动儿童比例已经超过留守儿童比例。二是性别构成渐趋均衡。近几年，更多的已婚农村女性进入城市，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化流动趋势，促使性别比趋于均衡。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已婚流动人口中有84.5％与配偶一同流动。

工作不稳定，流动仍然频繁。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职业技能总体较低，多在技术含量不高的岗位上工作，工资待遇不高，工作不稳定。不少人在不同城市、地区之间流动，即使在同一城市，也频繁更换工作。流动人口在一个行业内平均就业时间只有3年左右，而在流动人口大量聚集的住宿餐饮业，平均就业时间仅为32个月，在制造业仅为35个月。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以来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和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82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5.58年，全国平均水平为5.5年；2000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66年，全国平均水平为7.62年；2005年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8.89年，全国是8.3年。这主要是由于流动人口群体相对年轻，基本都接受或完成了九年制义务教育。另外，流动人口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目前流动人口中具有本科学历的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拉升了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水平。

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些年来，各地各部门在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好地保障了流动人口的各种权益。但目前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问题还比较突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劳动权益保障。主要是劳动合同签订和执行不规范，签订劳动用工合同的比例较低；工作时间较长，据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流动人口平均每周工作60.4小时，其中批发零售业68小时，制造业52小时；社会保障覆盖率不高，由于尚未实现流出地与流入地社会保障方面的衔接，流动人口不能充分享有各项社会保障。

子女教育。工作不稳定，流动频繁，致使流动人口子女难以得到连续而稳定的教育，受教育质量偏低。接受完整义务教育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在流入地参加中考、高考的问题也已经凸显。一些城市公办教育资源不足，不能完全满足流动人口子女的求学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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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深圳市 流动人口 定居意愿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3）09-0009-01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城市发展迅速，而随之而来的庞大流动人口，成为我国城市、特别是一线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广阔的发展空间、优质的社会服务、优质的社会生活，都成为吸引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因素。流动人口已成为深圳社会经济、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本文针对深圳市6个区的流动人口调查，分析其定居深圳市的意愿，以提高深圳市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落实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一、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调查

为全面而科学地了解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本文通过对深圳市6个区的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此次问卷调查中，共发放2000份问卷，并收回1801份，收回率为90%。应该说，此次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如下表1所示，是所有调查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概况。

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数以万计的外来务工人员，构成了深圳市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从此次的调查来看，有定居意愿的人数只占18.84%，而持不确定态度者占到了52.09%之多，没考虑过或没有定居意愿的占29.07%。所以，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相对比较冷淡，在各方因素的综合影响下，深圳市流动人口对定居持观望态度。

二、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分析

在对深圳市流动人口的调查分析中，我们发现，影响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的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个人特征；二是流动人口的家庭状况；三是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四是社会参与。并且，各主要影响因素中，又包含相关的具体内容。

（一）个人特征

对于在大城市的流动人口而言，其个人特征中受教育程度、留居年数、户口等，都是影响其选择定居的重要因素。其实，个人特征对定居意愿产生直接的影响。由于户口的限制，受教育程度低、离乡背井到城市打工的流动人口，其工资水平相对较低，这也是流动人口难以选择或无能力选择定居深圳的重要因素。而流动人口留居年数越长，对城市的熟悉程度加大，这也势必增进其对城市的感情。在此次的调查中，选择有永久性定居意愿的18.84%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深圳留居了至少6年以上。而流动人口自身低工资与深圳高消费、高房价形成了巨大差距，也成为没有考虑过或没有定居意愿的首要原因之一。

（二）家庭状况

家是中国人意识中的主体，家庭状况往往左右人的诸多行为。在调查中我们不难发现，随迁人口数、婚姻状况，成为流动人口选择何种方式生活的关键因素。在选择永久性定居的人群中，有60%的人是因为希望家人享受更好的社会化服务、子女有更好的教育。对于年轻人而言，在某地建立了婚姻，这也很可能成为建立爱巢的地方。所以，婚姻状况是成为是否选择定居的重要因素。在不确定定居的52.09%的人中，有21.3%的人是因为另一半或爱人不在深圳发展；而选择永久性定居的人，绝大部分是爱人也在深圳发展。

（三）城市的吸引力

毋庸置疑，深圳是我国四大一线城市之一，城市所呈现出的吸引力也是多元化的。在调查中，一部分人认为深圳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且生活质量高、社会化服务好、城市环境好、公共设施完备等，这成为其选择定居的重要因素。当然，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深圳消费高、工资低，而江浙一带新兴发展的热点地区，也在不断地吸引着流动人口，致使流动人口处于观望态度。

（四）社会参与

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参与势必成为影响其定居意愿的重要因素。在被调查中，由于不能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以致于在城市生活、工作的意愿薄弱，这也是7.29%的人选择不考虑的重要原因所在。深圳所焕发的魅力是无穷大的，但流动人家在社会层面、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心理层面均存在融入困难的现实，也是逐渐削减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三、结束语

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参与者。通过对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调查分析，有助于建立有效的人口宏观调控机制，在吸引人才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调查分析来看，影响深圳市流动人口定居的因素是多元化的，但集中体现在流动人口个人特征、深圳市所具有的吸引力、社会参与及家庭情况四个方面。这也就说明，当前深圳市流动人口在定居上持观望态度是多方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参考文献】

[1]吴瑞君.城市流动人口留居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J].人口与发展，2011（05）.

[2]卢小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居留医院的影响分析——以大连市为例[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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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被大规模地吸纳进蓝领职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流动妇女。工业经济时代的农村女性由于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从事有偿报酬，在经济上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于男性。通过在家庭以外自己赚钱得到应有的地位为途径，她们获得了一定权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据新近的女性主义分析，这是公共父权制削弱了私人父权制对妇女生活的控制，是工业化的经济动力与现存与家庭和国家中的父权制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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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表4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教育程度状况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表5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原工资收入状况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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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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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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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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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文化认同与其他类型的认同共同源于英文的Identity。查阅英汉词典发现，认同内涵包括以下三重：一是使等同于、认为……一致；二是同一性、一致；三是身分、正身、本体、个性、特性。从其内涵考察，认同是一种动态建构而非静态过程，是一种个体在具体文化场域中实践的结果。这种实践是在个体与外界客观和主观条件互动的背景下发生的，个体的文化认同也产生在这种背景中。个体从一种文化场域中到达另外一种文化场域中，通过逐渐改变自身原有的文化特征，消除与流入地文化场域的差异，从而最终实现一致和同一。这是文化认同的过程。文化认同也呈现三个过程和特征：文化震惊—文化类化—文化认同或涵化。首先，从一个文化场域到另外一个文化场域，流动人口总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不适，这是文化震惊的阶段。中国作为具有高度复杂文明的社会，其地域文化各有特点，这种各有特点却又和而不同的文化认同格局构成了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格局。各个文化地域的民众既对自己所处地域文化产生认同，也对国家层面的文化有一致认同，这是古代中国的天下文化观，它是一种同心圆式的文化认同格局。这种同心圆式的文化认同能够，共同生存和发展。②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虽然几经变迁，依然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天下文化观的特征。其次，在经历了文化震惊阶段之后，文化类化阶段开始出现。即以同一种地域文化为中介，习得这种文化的个体总能够聚集在一起，形成某种社会组织，即某些学者所谓的我群的形成阶段。在这个阶段，个体根据某些标准，将自身与其他群体区别开来，进而形成“异—己”的群体划分。无论是历史上各地的会馆还是现代的同乡组织，都是文化类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类化阶段可能与认同或涵化的目标背道而驰，但随着时间的流逝终将会融入个体所处的地域文化之中，成为地域文化大圆包涵的小圆。第三个阶段就是文化认同或涵化。作为流动的个体与流入地群体接触，总是流入地群体的地域文化居于支配或主导地位，流动个体的文化处于从属地位，从而出现流动的个体被流入地群体的地域文化涵化或流动的个体主动接受流入地文化，融入当地。流动人口融入当地之后，故乡原有文化形态的烙印逐步消除，而流入地文化形态的印迹逐步加强。

二、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特征与困境

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认同总是与特定的文化模式相联系。在流动人口未流动之前，他们的文化认同与流出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相一致，他们的地方文化认同是稳定的。然而，流动人口因为各种原因流动到异地，他们实际上处于一个从封闭到开放、从稳定到剧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导致前述文化认同的三个过程开始发挥作用。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处于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撕裂”、“文化震惊”状态。这种文化震惊和撕裂状态我们可以透过个案访谈材料加以证实。王JH在H市工作和生活了两年，然而依然无法认同H市。根据他的说法，他还是喜欢河南，H市的风俗习惯与老家差别太大，他不习惯。只是为了生存，他才勉强适应H市。王JH的个案可以证实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撕裂和震惊阶段的存在。其实不仅是王JH，所有的流动人口在流动初期都会经历这一阶段。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工作和生活的逐渐稳定，他们开始试图寻找某种自己能够信赖的组织，而现阶段，血缘和地缘组织是他们最为依赖的，他们通过血缘与地缘方式结群应对各种问题，这是文化认同的第二个阶段。从李M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尽管在H市已经居住了长达9年，然而他的日常交往还是以同乡为主，H市的朋友也有，但在李M的日常生活中并未占据主要地位。李M也知道了H市文化中的一些风俗习惯和忌讳，也与当地人开始交往，这说明他已经开始逐步适应当地文化，开始融入当地文化。与同乡交往既是惯性，更是方便求助。徐M已经开始逐步融入到当地，他的朋友圈开始以当地人为主，孩子已经和当地的孩子没有差别，这是文化认同的第三个阶段。在笔者访谈的其他个案材料中，甚至有流动人口将老家的父母接过来与自己在流入地一同居住，这种举家迁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上述个案大略显示了流动人口文化认同的三个不同阶段，这三个阶段也是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通过这三个个案我们可以回答当代有关认同的一些问题，即认同是由外界环境影响和塑造的，文化和社会是影响认同形成的主要因素，认同既是差异也是一致，不经过差异就无法达到一致。然而，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也存在现实困境。在全球化和资本追逐利润逻辑的影响下，在社会的制度限制中，流动人口无法形成整体的群体意识和阶层意识，反而表现出一种个体化状态［8］。个体化的流动人口很难应对强势资本家对他们的盘剥、应对流入地政府和居民对他们的政策性歧视和社会歧视等。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制度设置导致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与作为认同客体的城市及城市居民之间产生了巨大差异，乡村与城市不是作为一种职业区分，而是作为一种身份区别在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之间形成差异化的认同。这种身份区别带给外出农民工和城市居民的差异化认同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不仅在社会方面产生距离，在心理方面也产生了距离。这种差异化的认同还不断通过社会制度进行固化。这种固化使得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过程难以为继。尽管随着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工作与生活，作为认同主体的流动人口与认同客体之间社会和心理距离会缩短，但现行条件下并未消除。尽管流动人口为流入地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城市居民和地方政府依然视流动人口为他者，作为他者的流动人口依然很难得到与流入地居民相同的国民待遇。久而久之，流动人口群体的被歧视和被污名化成为他者的典型表征，同时也是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地方政府之间矛盾与冲突激化的表征。长此以往，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消除、城乡统筹和一体化发展都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导致流动人口认同困境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在于现行财税体制下，中央政府把流动人口的公民权化约为市民权，造成地方政府和城市居民普遍认为流动人口与流入地城市居民的关系是利益博弈和竞争的关系。这是限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和认同形成的外在制度原因［9］。二是流动人口与农村的客观联系在减少，重新回到农村的主观意愿在降低。尽管与农村产生脱离，但在城市他们的市民权和公民权又囿于外在制度原因，无法在流入地城市落地生根，进而在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完全消弥认同主客体之间的差异。正是上述两种原因导致流动人口的文化认同出现了困境。

三、在地化：流动人口文化认同困境的消解

篇6

就医行为是指人们在感到身体不适或出现某种疾病症状时而采取的寻求医疗帮助的行为［1］。居民的就医行为是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障制度发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因，只有全面掌握就医行为的现状及其特点，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对医疗卫生领域及医疗保障制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求医的需要［2］。目前我国相关研究大多仅针对某一类特定人群［3～6］，而针对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差异及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2011年，广州市登记在册流动人口数量为726万，基本接近户籍人口，相当于7年前的2．5倍。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在医疗保障、工作、居住环境、经济、文化水平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深入挖掘其就医行为的差异及影响因素，对合理配置卫生资源，更好地推进新型医疗体制改革，满足居民的卫生服务需求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本研究于2009年对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就医行为进行了调查，通过分析居民在就医行为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影响因素，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1资料和方法

1．1研究对象

2009年3～6月居住在广州市且时间大于6个月，年龄在15～60岁的广州户籍人口613人、流动人口258人。

1．2研究方法

1．2．1抽样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在广州市随机选取4个区，再在每个区内随机选取2个街道，在街道内选取871人进行问卷调查。

1．2．2调查方法

本研究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法进行调查，调查所用问卷由课题组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和就医行为两部分。其中，就医行为包括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所患疾病严重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就诊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等。

1．2．3统计方法

采用Epidata3．1建立数据库，SPSS13．0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运用x2检验或秩和检验对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在一般人口学特征、就医行为方面的差异进行分析，按α=0．05水准，所有的P值都采用双侧概率。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将最近一次患病的就诊情况作为因变量，把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个人平均月收入、医疗保险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最近一次去医疗机构就诊对医疗费用的评价及所患疾病严重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

2结果

2．1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一般人口学特征的差异本次研究共调查871人，其中广州市户籍人口613人(70．38%)，流动人口258人(29．62%)。男性402人(46．15%)，女性469人(53．85%)。流动人口较户籍人口年轻(P＜0．001)，流动人口30岁以下者占51．10%，户籍人口仅占23．70%。户籍人口的文化程度高于流动人口(P＜0．001)，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户籍人口、流动人口分别占39．97%和22．90%。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较流动人口长(P＜0．001)、医疗保险参保率较流动人口高(P＜0．001)，但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优于户籍人口(P=0．004)。详见表1。

2．2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就医行为的差异

流动人口最近一次患病未就诊的比例高于户籍人口(P=0．024)，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相比流动人口，户籍人口到医疗机构就医更为便捷(P=0．036)。尚不能认为两者对最近一次就诊医疗费用评价的差异(P=0．367)和所患疾病严重程度的差异(P=0．055)有统计学意义。具体见表2。

2．3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与户籍人口相比，流动人口在患病时更可能选择不去就医(OR=1．616)。认为就医费用贵(OR=1．928)、所患疾病更轻(OR=1．494)、自我健康评价更好(0R=1．894)的居民也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距离医疗机构的方便程度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保护因素(OR=0．452)，相比距离医疗机构更远的居民，距离医疗机构近的居民不容易出现患病未就诊。见表3。

3讨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性别，主要表现在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每周平均工作时间、医疗保险的参与情况、自评健康状况以及就医行为存在差异。经过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户籍类型、对就医费用评价、自评健康状况、就医方便程度、疾病严重程度是居民就医行为的影响因素。

3．1户籍类型与就医行为

通过研究发现，广州市49.14%的居民患病未就诊，分别有46.66%和55.04%的户籍人口及流动人口患病未就诊，高于2008年卫生部第四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结果(38.2%)。单因素分析显示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低于户籍人口，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比户籍人口长，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61.24%)低于户籍人口(84.67%)。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户籍类型是居民患病未就诊的影响因素，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患病不去就医。相关研究显示［7］，由于外来人员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缺乏正确的健康观念，同时经济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医疗保险覆盖率低，故出现疾病症状而选择不去就医。所以应增加对流动人口的卫生经费投入，提高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加强对流动人口卫生知识的宣传。

3．2健康情况与就医行为

自评健康状况更好，所患疾病更轻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患病不就医，这和王敏［8］在中国城乡患者就医行为研究中得出的结果一致。与健康状况较差者相比，自评健康状况较好的居民更倾向于选择休息及自服药等自我医疗方法［9］，而没有及时采取更加合理的医疗方式，增加了健康风险［10］。同时，本研究发现，就医行为也和疾病的发生情况有关系，疾病病情更严重，更易引起患者的重视，从而增加其就医的行为［8］。因此，应加强居民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从而形成合理的就医行为。

3．3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与就医行为

篇7

【摘 要 题】实证研究

【英文摘要】This essay analyses the princip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erence in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Xiamen City through utilizing the data from a series sample survey and establishing a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model.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related to their gender， educational level， former wage income and length of stay in Xiamen， but unrelated to their age， marital status and length of time working away from home. The essay makes a separate analysis of gender a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he wage earning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explores how gender impacts one' s educational level and other factors and how those factors further affect the wage earnings of migrant women， with the conclusion that improvement of women' s educational level is the key to resolving gender difference in wage earnings.

【关 键 词】流动妇女/工资收入/性别差异

migrant women/wage earnings/gender difference

【正 文】

一、前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走出家门，被大规模地吸纳进蓝领职业以及服务性行业，其中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农村流动妇女。工业经济时代的农村女性由于参加社会生产活动，从事有偿报酬，在经济上不再像以前一样依赖于男性。通过在家庭以外自己赚钱得到应有的地位为途径，她们获得了一定权力，有助于在家庭里摆脱受压迫的地位。据新近的女性主义分析，这是公共父权制削弱了私人父权制对妇女生活的控制，是工业化的经济动力与现存与家庭和国家中的父权制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现代中国，流动妇女从私人父权制的坚固堡垒——农村家庭中走向国家和经济生活领域的公共父权制，会面临怎样的境地？流动人口中，就业的性别隔离状况如何？莱斯金(Reskin， 1988)认为，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1] (P325)流动人口的性别收入差异如何？是否如莱斯金所说，整体上流动妇女的工薪工作的收入补偿要少于男性？

本文主要对厦门市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多元回归研究。研究的结果显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农村流动人口工资差异可以用性别、原工资收入、受教育年数以及目前工作上的年数等因素来解释，年龄、婚姻状况和从事非农工作年数对其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分析表明，决定农村流动人口收入的显著因素是性别和原工资收入状况。

二、样本特征简介

样本来自近几年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流动人口系列抽样调查(2002年厦门市流动儿童健康和教育状况抽样调查和2003年厦门市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抽样调查)。前一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等距的抽样方法，对被抽取的样本进行问卷调查，有效问卷共940份。后一次流动人口婚姻家庭状况也采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调查范围包括厦门市私营企业、学校、工地、饭店等各行各业的外来人口，总共有491个样本，有效问卷为487份。厦门市位于福建省东部沿海城市，经济较发达，大体可以反映我国东部沿海城市的流动人口状况。

本文分析利用的是那些拥有工资收入的人，两次调查中，总共有1130个符合本文研究要求的样本。其中流动妇女有效样本个数为672个，占59.5％；流动男性人口样本个数为458个，占40.5％。表1给出了这些农村流动人口总体样本的基本特征，下面我们逐一分析。

表1　总体样本特征(1130个样本)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方差

现期工资(元)

＜500

＞3000

500-800

2.25

5.07

年龄(岁)

14

79

30

5.45

29.7

受教育程度

文盲

研究生

初中

0.93

0.86

打工年数(年)

26

7.4

4.69

22.02

原工资收入(元)

＞3000

500-800

1.77

3.13

厦门滞留时间(年)　0

24

5.93

4.3

18.52

1. 流动人口的人口特征

在这次调查的样本中，他们年龄在14-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0岁，男性平均年龄为31岁，女性为30岁。流动人口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主要年龄段均为20-35岁，分别为各自总人数的77.3％和84.3％。这与全国各地流动人口的年龄段相吻合，如据珠海市、广州市的抽样调查，流动人口也主要为年龄在16-35岁和18-35岁之间的青壮年。(见图1)

性别结构对流动人口的构成有一定的影响。不同行业对性别不同的劳动力要求也有所不同。据广东省公安厅1996年统计，在1101万流动人口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69万和532万，男性高于女性，而据1998年上半年的统计，男女分别上升为575.3万和578.5万，女性高于男性，总体上两性差别不大。但实际上有的地方因行业和工种的不同，使用性别不同的劳动力却有着诸多差别。这次调查中，59.5％为女性，40.5％为男性，性别比同广东省及全国大部分流入地区情况相差不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谭深认为，从外出类型上看，未婚者与已婚者的差别是很大的：未婚男女的外出基本上属于个人的自主性流动，而一旦结婚成家，男外女内、男主女辅的性别分工就立刻鲜明起来，结婚成家带来的责任感鼓励了男性的外出，但却是女性外出的制约因素。即使夫妻同出，往往是丈夫先出，然后回来接妻子，形成妻子的从属性流动。婚姻状况是否会加剧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工资收入存在某种相关性呢？

2. 流动人口的文化特征

文化素质、受教育程度是构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文化层次的高低是衡量不同群体类型流动人口素质的主要标志之一。样本中有研究生学历，也有文盲，主要为小学和初中、高中文化程度，所占比重依次为25％、44.2％和20.4％，而大学以上学历和高中分别占4.2％、6.2％。这说明调查对象绝大部分属于中低层次文化程度。调查中文盲、半文盲人数较少，这也与我国农村的教育普及程度相一致。

3. 流动人口的工作经验

样本中流动人口在外打工时间最长为26年，平均在外打工时间7年以上。在厦门滞留时间即表中“厦门年数”有些长达24年，平均滞留时间近6年。流动人口中有个别原工作工资收入(即前期工资)高达4000元。打工时间、厦门滞留时间可以作为反映工作经验的变量，前期工资可以反映出流动人员的工作经验。

当然，实际生活中影响个人工资高低的因素很多，如行业、劳动熟练程度、职务以及国家随机增资政策等。但由于本次调查农村流动人口多从事建筑业、加工业、环卫一些“脏、重、累”等工资低的行业，因此这里未将工种作为一个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厦门市近几年的流动人口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500-800元，工资最高的为5000元，而最低的才300元，如此之大的收入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从表1中可看出工资高的人所受的教育年数要远远高于工资低的人，从事工作的年数也长于工资低的人。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男女平等的社会政策，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特别是决策者形成了“社会发展自然带来妇女发展”的思维定势，会不会忽视发展可能带来的扩大差别、剥夺脆弱群体发展机会的负面作用？如果这样，在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不可避免会形成新的“性别盲点”。那么是否性别会对农村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产生影响？影响有多大？在后面的两部分中，我们将通过多元计量分析来具体解释这个问题。

三、流动人口工资的决定因素

我们下面建立一个多元回归模型来看看流动人口现期工资收入与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打工时间、在厦门滞留时间、原工资收入等变量间的关系。回归的因变量是流动人口现期工资；自变量分成人口特征、文化特征和工作经验等三组。人口特征包括年龄、性别(男性=1，女性=0)和婚姻状况(结婚=1，单身=0)。文化特征为受教育程度(文盲、半文盲=0，小学文化程度=1，初中文化程度=2，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3，大学文化程度=4)。工作经验包括在外打工年数、在厦门滞留年数和原工资收入。

我们共进行了两次回归。第一次是用Backward对全部因变量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次是对性别、受教育程度、在厦门滞留时间和原工资收入几个显著性因素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

表2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Backward法多元回归结果

未标准化的

标准化系数

t

显著性水平

系数估计值

估计值

模型

参数

标准误

Beta

常数

0.219

0.344

0.637

0.524

性别

1.320

0.120

0.288

11.000

0.000

年龄

0.01

0.012

0.021

0.719

0.472

1　 婚姻状况

-0.284

0.215

-0.038

-1.318

0.188

受教育程度

0.710

0.061

0.293

11.569

0.000

打工年数

-0.013

0.017

-0.028

-0.787

0.432

原工资收入

0.319

0.033

0.250

9.786

0.000

在厦年数

0.089

0.019

0.170

4.813

0.000

常数

0.394

0.243

1.623

0.105

性别

1.336

0.118

0.291

11.328

0.000

婚姻状况

-0.214

0.192

-0.029

-1.114

0.266

2　 受教育程度

0.708

0.061

0.292

11.550

0.000

打工年数

-0.013

0.017

-0.026

-0.747

0.455

原工资收入

.320

0.033

0.252

9.851

0.000

在厦年数

0.090

0.018

0.173

4.904

0.000

常数

0.385

0.242

1.588

0.113

性别

1.326

0.117

0.289

11.316

0.000

3　 婚姻状况

-0.232

0.190

-0.031

-1.218

0.224

受教育程度

0.710

0.061

0.293

11.581

0.000

原工资收入

0.317

0.032

0.249

9.855

0.000

在厦年数

0.081

0.013

0.154

6.078

0.000

常数

0.170

0.167

1.023

0.306

性别

1.345

0.116

0.293

11.574

0.000

4　 受教育程度

0.721

0.061

0.297

11.898

0.000

原工资收入

0.317

0.032

0.249

9.878

0.000

在厦年数

0.077

0.013

0.146

5.964

0.000

表3　对显著性因素的回归结果

未标准化的系数

标准化系数

估计值

估计值

t

显著性水平

参数　 标准误

Beta

常数

0.170　 0.167

1.023

0.306

性别

1.345　 0.116

0.293

11.574

0.000

模型　 受教育程度　 0.721　 0.061

0.297

11.898

0.000

原工资收入　 0.317　 0.032

0.249

9.878

0.000

在厦年数

0.07667 0.013

0.146

5.964

0.000

在对全部因素的回归中，有几个有意义的结果值得我们注意。首先，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经验中的“原工资收入、在厦年数”高度显著，说明所受教育程度与工作经验都可以增加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这就说明流动人口虽然大部分从事体力工作或简单脑力工作，但其工作收入仍要求有一定文化水平，与工资收入成正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流动人口知识水平要求必然还将继续提高。

其次，从表2中可以看出，在人口特征中，只有“性别”对流动人口的工资会产生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与流动人口的工资的相关关系不强。因此可以认为，虽然随着流动人口的年龄增长，体力会逐渐减退，但工作经验、生活阅历的增长可以弥补其影响。另外人们也许会认为婚姻有助于个人的成长与发展，但模型显示它并不能给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带来显著变化。

第三，出乎意外的是，“打工时间”的长短对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影响不大，反而是在流入地滞留时间的长短与工资收入有明显的相关性。不过打工时间不能影响流动人口的工资水平，同“年龄”不能影响工资水平倒似乎保持了一致。对于流动人口来说，与其辍学外出打工赚钱，不如多读些书，提高受教育水平。模型回归结果表明靠延长打工时间获得的工作经验的想法是错误的。

从表3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性别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相关性很强。同等程度下，男性比女性的平均工资要高一个档次，近400元。排除男女体力上的差异，如此大的差距似乎说明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达到性别平等。关于性别对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影响，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

第二，教育水平与现期工资相关程度也很强。平均而言，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工资水平就上升200多元，也就是说，同等条件下，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比文盲、半文盲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而初中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又比小学文化程度的流动人员工资收入要高200多元，其它依次类推。随着社会的进步，对教育程度的要求应越来越高。因此，农村流动人口要获得更高的工资报酬，就应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水平，重视子女的教育。

第三，原工资收入与现期工资正相关。虽然原工资收入不能直接决定一个人的工作能力，可能的解释是，它可以传达一个人的工作能力方面的信息。一般来说，流动人员若原工资收入高，工作能力必然较强，现期工资收入也不会低。

第四，在厦门滞留时间也与工资收入成正比。在厦门多滞留1年，可以增加流动人口工资23元左右。在劳动力输入地滞留时间越长，越有助于流动人口提高在当地的适应能力，获得语言优势，更加融入当地社会，人际关系也会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

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存在显著差异，其差异可以由性别、受教育程度、原工资收入以及在厦滞留时间所解释。决定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主要因素是性别和受教育程度，尤其是性别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的影响巨大。相比之下，除了性别外，受教育程度最重要，其次是工作能力，最后是在流入地的滞留时间。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弥补由于工作能力方面缺陷带来的工资损失。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多接受2、3年教育的工资可以相当于在厦门多滞留10年的工资。而年龄、婚姻状况则对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影响不大。

这些结论说明，农村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状况明显有利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男子。工资收入与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相关这一结论表明，流入地看重流动人口的知识和能力积累。流动人口之所以被当地接纳，在于其经济价值，流入地也应按市场经济运作，给予他们相应的工资报酬。

四、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我们将结合多元回归的结果，从教育程度、工作能力和流入地滞留时间三方面来具体分析流动人口工资收入中的性别差异。

首先来看看流动人口的教育程度方面的性别差异。表4显示，文盲、半文盲的女性流动人口占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8.5％，而男性接近2.8％；女性中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初中占绝大多数为女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5％，男性中绝大部分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高中，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73.6％；由于59.5％的样本为女性，所以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绝对数量比男性多1个，但从百分比的相对数来看，女性比男性少近两个百分点。因此，总体上来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要比男性流动人口低于一个层次。

表4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教育程度状况

女性

男性

总人数　百分比

受教育程度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文盲、半文盲

57

8.5

13

2.8

70

6.2

小学

198　 29.5

85

18.6

283

25.0

初中

296　 44.0

203

44.3

499

44.2

高中

97　 14.4

134

29.3

231

20.4

大学

24

3.6

23

5.0

47

4.2

总数

672

100

458

100.0　 1130

100.0

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原工资收入状况。从表5中可以看到，少于500元工资收入的女性流动人口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远远多于男性流动人口，达到57.3％。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对较分散，虽然低于500元的也占男性流动人口总数的42.4％，但工资收入为500-800元、800-1100元之间的有23.1％和18.3％，比女性流动人口要多。中、高工资段的流动人口，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普遍偏少，这可以从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素质培养等条件限制中得到解释。

表5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原工资收入状况

女性

男性

总人数　百分比

原工资收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少于500元

452

67.3　 194

42.4

646

57.2

500-800元

121

18

106

23.1

227

20.1

800-1100元

53

7.9

84

18.3

137

12.1

1100-1400元

9

1.3

24

5.2

33

2.9

1400-1700元

5

0.7

21

4.6

26

2.3

1700-2000元

14

2.1

8

1.7

22

1.9

2000元以上

18

2.7

21

4.6

39

3.5

接下来看看在厦门市滞留时间长短会对男、女性流动人口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在流入地滞留时间方面的性别差异不大。(见表6)不过在滞留10年以上的时间段里，男性流动人口的百分比要大于女性。我们可以理解为，流动人口多以夫妻共同流动以家庭的状态待在流入地，而且这种状况与滞留时间成正比。从这里看，滞留时间对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工资收入差异的解释力度不大。

表6　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在厦门滞留时间状况

女性

男性

厦门年数

总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年内

50

7.4

29

6.4

79

7.0

1-3年

173

25.8

120

26.1

293

25.9

3-5年

150

22.30

93

20.4

243

21.5

5-10年

227

33.8

153

33.3

380

33.6

10年以上

72

10.7

63

13.8

135

12.0

平均(年)

5.55

6.49

5.93

将表5与表7进行对比，就能发现流动人口从流动中是获益的。工资收入不论男性还是女性均有大幅度的改善，尤其是男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由42.4％飞速下降至9％。相比之下，女性流动人口少于500元的百分比下降幅度仅为11.6％。而且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上涨幅度远远大于女性流动人口，男性流动人口工资收入500-800元段的百分比变化不明显，800-1100元段的百分比上涨尤其突出，由18.3％变为30.6％，其它各工资段男性流动人口百分比均有小幅度上升。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状况相形见绌，大部分工资收入上涨集中于500-800元段，虽然其它工资段百分比也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增长幅度均小于男性流动人口。总体上说，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集中于800元以下，占其总数的76.8％，而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则位于500-1400之间，比例为66.2％。这样看来，流动能使女性流动人口获利，但不是最大获益者。比较而言，她们的整体状况相对下降。因此女性流动人口处于贫困状况的概率要远远高于男性流动人口。

表7　流动人口不同性别现工资收入状况

女性

男性

总人数　百分比

现工资收入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少于500元

374

55.7

41

9

416

36.8

500-800元

142

21.1　 107

23.4

249

22.0

800-1100元

72

10.7　 140

30.6

212

18.8

1100-1400元

22

3.3

56

12.2

78

6.9

1400-1700元

17

2.5

34

7.4

51

4.5

1700-2000元

13

1.9

24

5.2

37

3.2

2000元以上

32

4.8

56

12.2

88

7.8

最后让我们对将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纳入性别因素为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未纳入性别因素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即表8。很明显，有性别解释变量的拟合优度更好。性别对工资收入的影响相当于教育程度提高两个层次，也就是说，如果一名文盲、半文盲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一般情况下与一名初中文化程度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相当，而一名初中文化程度的男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会达到一名大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流动人口的工资收入水平。

表8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有无性别因素的多元回归结果比较解释变量

模型1

模型2

回归系数

标准化系数　回归系数　标准化系数

性别

1.345

0.293

0.85

0.35

受教育程度

0.721

0.297

0.394

0.309

原工资收入

0.317

0.249

在厦年数

0.07667

0.146

0.09918

0.189

AdjR[2]

0.347

151.188

0.27

F值

1.954

140.357

DW值

1.767

五、结语

流动人口工资收入的性别差异是两性不平等在工作报酬上的反映。目前，两性不平等状况在我国甚至全球普遍存在。如我们前面分析的流动人口男女两性受教育程度不同，就与两性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前者是果，后者就是因。男性工资水平明显高于女性工资水平。虽然我国在工资分配上实行“同工同酬”，不同的工作的确也存在不同的性别要求，而且流动人口大多从事体力活，男性流动人口具有先天的生理优势，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挑选性歧视”。受教育机会的两性不平等加剧了这种工作机会上的两性不平等，从而带来一定的工作报酬不平等。在已经制度化的职业分层上，流动妇女同其他女性一样处于不利的位置上。正如莱斯金(Reskin， 1988)所预言的，不论是妇女在政策上取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成果，男性精英都会重塑资源分配的规则，使妇女相对来说总是处于失利的一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流动也慢慢在农村扩散开。现代爱情婚姻模式已经被人们认可，家庭轴心在向夫妻平等的生活模式转变，家庭规模变小，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有时间和精力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然而经济上刚刚获得独立的流动妇女，在职业进入、工作性质、工资收入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遇到明显性别差别和性别等级化。这些将给她们带来社会资源利用的不平等，使她们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还有可能出现经济发展而女性社会地位下降的局面。如上一部分我们就说到改换工作，反而使流动妇女整体状况变坏的情形。这些不平等状况会对流动妇女的整体发展起着负面作用，鼓励她们从经济上更加依赖男性，从思想上更加接受女性的从属地位，最终促使她们接受采用其他手段来获取社会资源的倾向，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

已有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男女两性认知能力上的差异是由于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而造成的。即使真的有性别差别存在，量也是很小的，很容易被个体差异或没有控制的其他因素所掩盖。在中国，男尊女卑的观念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渗透、融化在社会生活、社会习俗的方方面面，积淀在社会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行为和心理。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走出家庭，成为职业女性，男女交往机会越来越多，都可能导致男女之间性格的“对流”，从而缩小两性个性人格上的差异，改变人们的性别观念和社会期待，流动妇女也能获得它带来的外溢效应。显然，改善流动妇女地位，需提高包含流动妇女在内的所有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女性在整个社会的地位。

总的来说，流动妇女走出农村，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劳动，这是一个良好的开始。流动妇女的职业生活，明晰的个人收入，促使她们的社会地位、社会心理、家庭地位发生相应变化。它可以充分开发利用社会人力资源，为流动妇女的自立创造条件，更好地展示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女性群体的新形象。农村妇女的真正解放是对我们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最好证明。

篇8

关键词：城市管理 流动人口 社区化管理

1949年建国之初，我国的初始城市化水平仅为10.6%，经过60余年的曲折发展，截止2009年中国城市化水平达47.3%，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腾飞阶段[1]；有专家预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将在2015年前后超过50%，并有望在2050年前后突破70%[2]。城市化进程中，各种城市问题屡见不鲜，城市管理随之发展完善，各种研究视角都以其不同的立足和特色发挥着巨大作用；近年来，城市社区的发展与丰富实践使得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总结出一种新的管理模式和思考视角，即社区化研究视角。

1.引言：城市管理与社区化研究视角

1.1 社区化管理模式概述

社区化管理是指在政府的统一领导和宏观调控下，在有关职能部门的积极配合和指导下，基层以社区资源为基础，运用社区管理的机制与手段，促进社区整合与稳定运行的一种管理模式[3]。

与以往的管理模式比，社区化管理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属地化管理，即以一定的聚集地为前提，实行的是“人住哪里，哪里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二是服务型管理，即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需求为基础，提供迫切必需的服务和保障，因此社区化管理也是一个社区整合的过程；三是参与式管理，即社区化管理特别强调让普通平民积极参与社区服务和社区管理。

1.2 社区化研究视角：社区化管理与城市管理的联结

城市管理强调城市不应该由政府单一中心主导，各种准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企业以及市民也可以、并且应该积极的参与到城市管理的过程中来，以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促成公共目标，在社会上形成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4]。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城市管理的理念与社区化管理中的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不谋而合，因此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二者的连接点，这也是本文中的社区化研究视角题中之义。

2.实践：城市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新模式

2.1 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概述

目前，我国城市流动人口约1.5亿，占全国人口的10%，是城市住民管理中的一大核心点。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时间逐步延长，许多人已经是事实移民，同时流动人口管理中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一种以社区化研究视角为基础、针对城市流动人口的新型管理模式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也就是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

2.2 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的范围与框架设计

简单地说，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就是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地带，模仿城市社区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服务方式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以维持聚集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并通过服务的提供为流动人口提供一定的社会保障[5]。按照这一概念，我们不难发现流动人口社区化管理模式的范围应该包括法制管理、户籍管理、劳务管理、治安管理、人口管理、社会管理和服务管理[6]，这一广阔的范围既包括传统管理方式所题中的内容，也包括社区化研究视角下所特有的部分。

首先，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在社会管理的网络和法制管理的框架下展开的其次，新型的社区化管理以聚集地域为先导，以户籍管理和人口管理为基础同时社区化管理以治安管理为中心，这也是与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治理相联系的一点，即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疏导，最后我们回归社区化视角本身，以服务管理为依托、以劳务管理为形式，这也正是社区化管理模式所题中的观点，，另一方面提供培训等可以提高流动人口自身素质的服务，并将这些与劳务和就业挂钩，使流动人口最终实现就业，这也是保证社会安定的最根本措施。

2.3 流动人口管理中的社区化视角

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是社区化研究视角的典型应用，通过上面对其范围、框架的叙述，我们不难从中发现这一管理模式实际上也是属地化管理、参与式管理和服务型管理，这与社区管理模式的特征恰好吻合。

按照之前的分类，包含外来人口登记制度、单位管理制度、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制度在内的传统流动人口管理模式 与社区化管理模式存在较大区别，本文将结合社区化视角的特点对这两种方式进行比较。首先，传统管理模式十分强调户籍基础，这与其产生初衷和二元结构限制是分不开的，而新的社区化管理则尽量淡化户籍的因素，并在实质上以流动人口聚集地带为基础，采取一种属地化管理的方式；其次，传统管理模式下强调以公安机关为主体的管制和控制，将流动人口视为被动、威胁的群体，而社区化管理则把流动人口看作是主动积极的城市力量，尤其在其聚集地突出其主体地位，强调流动人口的参与和自治理，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另外，传统的管理模式注重管理，强调对流动人口不法行为的限制，而社区视角下则在流动人口聚集地成立各种自治性质的组织为流动人口群体自身提供服务，使其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和福利，并且争取通过服务的提供增强流动人口的自主性，提高其生活质量。

从上面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社区化管理模式不仅仅是针对聚集群体管理的有益探索，也在符合社会背景条件和发展趋势的尝试，是今后流动人口管理方式创新的重要参考。

参考文献：

[1]《2009中国统计年鉴》[m].国家统计局网站.

[2]《2009中国城市品牌发展大会文集》[m].p26.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12.

[3]魏娜、汪大海.《社区管理（第三版）》[m].p21.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

[4]赵晨.《公共服务社会化初探》[d].长春：吉林大学.2004.4.

篇9

【关键词】开放街区制；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

一、居住融合：农村流动人口城市化的重要内容

农村流动人口是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自90年代开始，农村流动人口呈现出家庭流动的形态，且这一趋势不断扩大。从而使得居住选择及其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影响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居住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是个体及家庭在城市生活的延伸，也是农村人口社会融合及实现城市化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在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居住融合是实现其自身及家庭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首先，居住融合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融合。居住空间的选择包含了流动人口对于空间以及生活环境的选择，同时居住选择也暗含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工作收入、地点、生活环境等具体情况。但这些要素并不是简单地加总就构可以成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及选择，因为空间只有和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相结合是才构成真实的社会存在，才会对人产生影响。只有在社会关系网络中，农村流动人口与所在地居民不断地互动与交流，才能实现居住的融合，进而最终实现对于城市生活的融合。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居住融合的实质应是社会关系的融合。这种社会关系是建立在以空间聚合及成员互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商品关系。这种居住上的融合是一种社群结构化的结果是一种创造出来的某种“共融性。”①这种源于社会关系的共融性可以进一步在社会成员的互动中演进为一种信任、互惠关系。

其次，居住融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融合。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城市之所以有别于农村在于城市由于人口密度及异质性所形成的生活方式的差异。特殊的社会关系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人口的密集性以及异质性使得城市流动人口所面临的日常交互网络从亲缘首属关系变为以职业次属关系的转变，人际间的交往距离增大。同时，城市中高度的社会分工使得城市居民生活的依赖性加强，在交互中形成的术语以及衍生的习惯也是农村流动人口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这种术语及其衍生出的生活习惯便成为生活方式融入的重要环节，在实际中表现为他们需要从衣着到饮食乃至观念等方面做出改变，闲暇的支配方式做出改变，以及日常交往方式做出改变。这种改变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城乡差别，并朝着城市化成活方式转变的一个过程，这一过程依托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发挥作用，因此，可以说居住上的融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融合。

再次，居住融合是一种城市归属感的融合。居住融合不仅仅是一种物理形态的分布上的融合，更是一种社会心理层面的融合，它是外界的居住环境作用于人而产生的一种心理层面的认识，而这种心理层面的认识又会反过来进一步影响人的行为。那么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城市归属感是指该群体对于所居住及工作的地域以及周边人群的一种认同和依恋的感觉。居住上的融合比工作场所更能影响农村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形成。农村流动进入城市，除去经济改善的诉求外，在心理层面也存在着对于城市生活的认同，通过居住与交往改变原有的生活模式，也有强烈地成为“城市人”的心理诉求。在居住层面，他们可以与城镇居民进行互动，并在交往中有效的改变自己的心理定位，形成对于城市的认同与融合，因此，可以说居住融合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城市归属感的融合。

二、开放街区：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开放街区制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开放街区制是西方社会对城市空间规划不断反思的结果。开放街区制反对城市的功能分区，提出尊重生活本质，尊重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讲求城市结构的多重性、功能的复合型，允许适当的高密度和功能混合理念。②开放街区有如下特征：第一，开放街区并不是要拆除已有的小区边界，是在强调单体建筑的独立性的同时不打破街道的整理性和连续性。街区有自己的入口，入口内部依旧是可以给居住成员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的居住空间。第二，开放街区下强调建筑自身的个性与多样性，在街区规划中能相互配合、共同合作，在既定条件下可以营造出共生的居住环境。第三，开放街区制强调将建筑物的“墙壁边界”，对于城市交通及便捷性有更大的关注，城市的街区越小，道路网络就越密集，路线的多样性会增加城市的公共性。第四，开放街区制追求街道建筑设置的异质性、混杂性，那么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包容性，开放街区会增加城市的包容性，也是顺应人口日益流动及融合的趋势。

开放街区制会成为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的主要推动力。原因如下：

首先，开放街区制度中对于异质性及混杂性的追求，不仅增大了城市的包容性，同时也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融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开放街区并不是拆除居住小区的边界，而是通过入口等设施的建设增加区域内部的便捷性、道路网络的密集性。对于我国城市而言，现在的居住已经日益呈现出阶层化的趋势，封闭化的小区成为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标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农村流动人口只能选择条件及区位比较差的小区进行居住，这种居住的格局不利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融合，也由于居住的层级性使得农村流动人口依旧居于城市边缘，习得的生活方式及交往方式依旧处于城市的边缘，不利于自我定位及城市归属感的形成。开放街区制中对于异质性和混杂性的追求，一方面强调建筑物自身的功能性，个体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抑制居住层级化的趋势，农村流动人口在这样的趋势之下可以更好的实现居住上的融合，打破原有的差异性认识，更好的融入城市生活，进而产生城市归属感。

其次，开放街区制中对于墙壁边界的消解，不仅能够便捷交通，同时也消解了居住边界能更好的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的了解与认识，进而从思维、生活方式等角度促进其融合。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对于城市较为陌生感，这恰恰是这种陌生感成为其居住融入的心理障碍。现有格局下，封闭的住宅小区已经小区周边的配套环境，对农村流动人口熟悉的认识城市及城市生活制造了一定的障碍。那么，开放街区制中对于居住壁垒的消解，在便捷交通的同时，也使得农村流动人口能更好地了解城市的生活、城市的交通以及城市的区位特征。对于城市的充分了解，可以增强农村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的认同感以及归属感，从生活角度促进其有当地居民的融合。

三、构建以融合为诉求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管理策略

目前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管理主要是依托暂住证制度，这种制度是一种防御性的管理制度体系，并未关注到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的质量。开放街区制及其相对的思维方式是对于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质量的关注，也是实现有效的居住管理的重要内容。依托开放街区制度的相关理念，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促进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融合，实现对其有效的居住管理。

首先，以开放街区制理念为指导，为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融合塑造制度性的接纳环境。开放街区制体现了一种区位上的开放态度及理念，而这种理念也是我们在农村流动人口居住融合中应秉持的理念。由此，不仅是区位上，在相关的制度接纳环境上也要进行同步的转变。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只强调区位开放，但制度不能同时开放的话，其依旧只是城市生活的过客，难以融入城市生活。因此，依托开放街区制，在制度方面也进行管理制度的优化，包括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等，通过制度理念及制度优化向农村流动人口提供平等化和制度化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使农村流动人口能与城市的制度体系相融合，进一步促进其社会融合，实现对其有效的居住管理。其次，以开放街区制的规划为基础，提升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组织化程度，通过居住提高其获得社会支持的能力。农村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需要在城市中建立自己的社会交往关系以及网络，但业已形成的一些差别使其在城市生活中处于弱势，开放街区制的诉求可以进一步打破其交往的壁垒，随其发展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也会不断的扩展，在交往中强化自身的权益观念，进而依托社区或者街区职能部门，加强其组织化程度。对于农村流动人口而言，适当的组织化程度可以使其自我管理及争取社会支持的能力，开放街区可以打破城市居民与农村流动人口之间的交往壁垒，促进其依托社区或者其他社会组织实现自己的权利诉求。再次，以开放街区制的管理为构架，通过社区平台促进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与居住融合。街区制的管理构架是以信息的共享作为发展基础的，在开放街区制逐渐消除居住壁垒的条件下，通过邻里之间的互助，鼓励形成一种具有开放精神的管理文化，通过原有社区异质性特点，不断实现管理的社区平台间信息的共享。进而实现对农村流动人口的精准化服务，同时在农村流动人口居住的社区中，鼓励其参与到社区服务与社区文化活动中来，从居住及其环境的角度促进其融合，通过这种活动的参与可以加速农村流动人口构建自己在城市中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这种融合培养其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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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村外来流动人口的基本情况及总体特征

我村外来流动人口总量约9330人，其中，男性6636人，女性2694人。此外，还有不少未登记在册和申领暂住证的流动人口，全村流动人口数量呈上升趋势。从暂住时间来看：居住一个月以下的834人，居住一个月至一年的4445人，居住一年以上的4885人。从从业结构看：主要从事一线工人、个体工商等工种和行业为主。从来自地区看：省内3029人，省外6301人。此外，我村流动人口还具有如下特点：①文化水平较低，法制意识比较薄弱。我村流动人口多数来自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欠发达的农村，受教育程度以中小学居多，法制意识相对薄弱。我村外来流动人口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0%，文盲占4%，文化素质较低，对法律和社会道德的认识比较低，进而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难题。②来源广泛，成分复杂。我村外来流动人口主要来自我省苏北的地级市和全国其它省（市、自治区）。在构成成分中，主要特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即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为主，以内地农村人口为主，以从事加工业、建筑业、餐饮业、运输业、服务业等劳动强度大，收入报酬低为主。③居住分散，外来流动性大。流入我村的外来流动人口以租赁房屋居住最多，其次是居住在沙钢宿舍，其他居住在居民亲戚家的则数量很少，外来流动人口在我村不仅居住地分散，而且外来流动性大，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

2 我村现行的外来人口管理办法

联兴村依托新市民事务窗口、房东协会、流动人口服务窗口，根据《张家港市新市民积分管理暂行办法》①、《苏州市流动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办法》②的有关规定，运用信息化的管理手段，通过日常化的有序管理，力求建立人口流动相对稳定的管理制度。

3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存在的问题

①户籍划分遭歧视 传统的“安土重迁”思想严重影响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为地区分外来人口和本土居民，加剧了对外来人口的歧视。大量外来人口的到来，也影响了社会治安的稳定。由于文化水平较低等原因，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找不到稳定的工作，经常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如此面对高消费与自身打工谋生艰辛，心理落差可想而知③。②管理体制不健全。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涉及公安、计生、城管等多个部门，联兴村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主要是借助新市民中心的暂住户管理，以及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服务和管理等。但是，两部门的运作和管理在理念和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异性和局限性，单独执行相关的管理制度，各自有一套对流动人口信息的采集，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作，信息资源利用率低，信息浪费严重。③教育漏洞。多年来，子女教育成为困扰外来人口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户口限制，公办学校多数拒绝接受外来子弟入学，而一些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学校条件、教学质量、教师素质远远落后。而外来人口的子女又会是城市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的教育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发展的可持续。然而在那种状态下培养出的建设者，势必会影响整个城市的发展。④

4 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建议和对策

①充分发挥各部门的管理职能。建议政府加强对新市民中心的管理，完善规章政策，充分发挥其在外来人口的管理职能，加强村委会、居委会、相关部门、乡镇街道的配合协作，促进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②创新流动人口管理机制建设。依托张家港市新市民共进协会联兴分会、联兴村房东协会平台，在新市民事务中心的指导和监督下，逐步实现对村外来流动人口的自治管理。包括深入了解外来人口的所需所求、综合信息的采集，协助相关部门对流动人口进行普法、社会公德、卫生安全、维权等宣传教育工作。③构建综合信息共享平台。建议整合公安、新市民中心、计生等部门的外来流动人口的信息资源，建立全村流动人口数据库，实行一方采集，多方使用的信息采集和共享机制，及时更新信息，并适时对数据库信息进行校对，建立集居住、治安、就业、就医、计生等管理服务功能于一体的流动人口综合信息平台。④促进流动人口综合素质的提升。强化用人单位对外来流动人口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鼓励流动人口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和工青妇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注释：

①（张政发规〔2012〕3号）.

②苏州市人民政府令2011年第12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