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及趋势，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从时期对比上看，最近10年来，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

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4；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者占22.4%，有配偶者占75.4%，未婚同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15%、0.3%和0.4%。

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3%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综合前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2%。受教育程度为小学者占18.9%，未上过学者占4.4%。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从平均受教育年限来看，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1年，虽然比200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低1年左右，但高于全国总人口平均水平，更大大高于全国农村人口的平均水平。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流动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8年。

尽管流动人口以最近2年来京的居多(占44.5%)，但同时也要看到，在京时间超过5年者达到38.8%。在京滞留时间为5～9年的流动人口占25.3%，居住10年以上者占13.5%。很多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北京人”。

北京的经济优势是吸引流动人口来京的最主要“动力”。

离开家乡外出流动，可以有很多地方可去。那么，这么多流动人口为什么选择流动到北京呢？调查结果显示，北京作为一个经济发达的特大城市所具有的较多就业机会，较高经济收入水平等经济优势成为吸引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京的最主要“动力”。“挣钱多”是流动人口选择来北京的最主要原因，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1.8%。

1/3以上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无人介绍”，“有组织”的流动极少。

在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没人介绍就直接流向北京者达到37.1%。通过亲邻介绍来京的流动人口占53.7％。可见，亲友和邻里网络是流动人口来京的主要途径。

流动使绝大多数人实现了职业身份的“非农化”。

流动人口在老家的职业构成以务农为主。但外出流动后，其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比例最高的农业劳动者变成了比例最低的职业，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0.4%下降到了第一次流动后的0.4%。一般来说，农业劳动者阶层具有高度稳定性，他们是经济条件最差、社会地位最低的社会阶层，呈现出“只能少量输出而几乎不流入的社会流动模式”。向城市流动和接受较高的教育是他们向上流动到其他阶层的主要途径。通过向城市流动，这些农业劳动者从社会地位最低的阶层流向了地位相对较高的其他阶层。流动人口在流动后彻底实现了职业构成的“非农化”。

篇2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篇3

关键词：城市化；地区差异；劳动力流动

中图分类号：F24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048-03

中国科学院的《2012年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内地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达51.3%。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也显示着我国城市化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从1979～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实现从18%～51%的快速增长，仅用30多年的时间便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其速度之快在世界城市化的历史上是仅有的。然而，我国城市化的发展存在极大的地区差异，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2007年，东、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3.7%、42.1%、36%，到2011年末，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约为60%，而西部省份如贵州的城市化率不足40%。城市化的非均衡发展必然进一步加大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因此，如何协调区域间城市化进程，防止区域间城市化差距进一步拉大，具有一定的迫切性。

一、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进程的地区差异

城市化的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即人口的城市化，而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则构成了城市化的主要来源。劳动力流动主要从三个方面促进城市化的发展：第一，对GDP的贡献。流入城镇的劳动力与城市的资本结合，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第二，劳动力流动是工业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已经构成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劳动力流动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农村劳动力流动冲击了城市的计划福利体制，补充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降低了城市劳动成本，提高了城市劳动生产率，增加了城市职工的流动性。如果按照户籍人口计算中国城市化率，2005年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27.7%，远低于按照常住人口登记所测算的城市化水平（43%）。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劳动力流动又是中国城市化的独特方式。目前，虽然已被算作城市人口的2亿多农民工大部分还没有实现市民化，但这是中国城市化的一个特点，不能因为农民工还没有进入城市社保体系就将他们剔除在城市化进程外。这也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个标志，否则很难解释中国30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51.3%的城市化水平可称为毛城市化率，这样既肯定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共性，也反映了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纳入城市社保体系的特性。

劳动力流动在我国呈现出不均衡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出农民工来源构成中，中西部地区外出农民工比重接近70%；按输入地分，东部地区吸纳外出农民工占比为65.4%，中部地区占比为17.6%，西部地区占比为16.7%。可见，人力资本的流向主要是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9076万人，在中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477万人，在西部地区务工的外出农民工为2940万人。从以上统计数据可看出，大量的劳动力涌向了东部地区，这一方面促使东部地区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同时也拉大了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差距。

二、劳动力流动规律与中国城市化发展新阶段的判断

经济学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流动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很少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二阶段，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第三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有所减少；第四阶段，人口流动的数量大大减少直到第五阶段人口流动消失，即城市化达到最大程度。在整个过程中，人口流动呈现倒U型的曲线。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的规律，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在每个阶段的速度往往呈现“两头低、中间高”的特点。在城市化进程中，20%以前为起步阶段，发展缓慢；20%～50%为加速阶段，速度递增；50%～60%为基本实现阶段，速度逐步放缓；60%～80%为高度发达阶段，每年的增长微乎其微。这样，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一个“s”型（诺塞姆曲线）阶段演进规律。

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与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是一一对应的。在城市化起步阶段，从农村到城市的劳动力流动较少；进入城市化的加速阶段后，大量的农村人口流动到城市；到了城市化高度发达的阶段，人口流动也逐渐消失。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已经达51.3%，根据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过去那种快速突进式的城市化进程不会一直延续，即城市化水平达到50%后会有所放缓。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村过剩的劳动力正在逐渐减少。通过把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预测结合起来观察，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同时，从2004年开始，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现象，意味着内地劳动力开始选择性地在沿海和内地间务工。2010年以来，农村外出务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增加幅度已经趋缓。中西部地区由于收入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农村居民跨地区转移意愿弱化，“用工荒”特征更加明显。尽管目前对我国是否达到所谓的“刘易斯拐点”有争论，但由我国的国情决定，可以用“刘易斯拐点”这个概念，即以时期数代替时点数，以说明和概括农村劳动力供应所出现的上述紧张现象的本质。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这意味着过去那种大规模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浪潮，将演变为在一个庞大存量基础上的细水长流式的增加。因此，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在此阶段，城市化进程的速度将有所放缓，但城市化的质量会有所提高。

三、劳动力回流的成因

从曾经的“东南飞”，到现在的农村劳动力回流，导致部分时期的农民工“返乡潮”，还可以从以下几个原因进行探讨。一是农民工的生活成本提高。东部地区的消费水平要高于中西部地区，物价的逐年上涨使外来务工人员的生活成本逐渐提高，这将促使他们迁移至中西部欠发达、生活成本低的地区。二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制造业受到较大冲击，作为吸纳外来务工人员的主力军，国际金融危机对制造业的影响直接导致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从而不得不选择返回中西部地区。据统计，我国1.3亿农民工中有2000万人因国际金融危机失业返乡。三是国家对农业的扶持。近年来，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使农民农业收入逐步提高，大量农民返乡务农。

四、我国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异将会缩小

首先，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空间约束越来越大，城市发展可利用的空间在减少，土地要素资源价格大幅上升，基础设施及城市配套建设空间近乎饱和。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城市化仍然处于加速阶段，对基础设施建设、市政工程建设都会吸引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其次，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及西部市场的扩大，将有大量产业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到中西部地区，这将进一步带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再次，作为导致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劳动力回流使东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减慢的同时，必然进一步促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最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将从政策、制度和投入等方面向中西部倾斜，这将吸引更多的人力资本到中西部地区，进而会加速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的缩小，不仅有利于缩小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也有利于我国区域间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过渡。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从劳动力流动与城市化之间的理论关系出发，讨论了目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异的现状，并根据劳动力流动规律及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认为我国目前城市化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进一步讨论了目前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后，分析了未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地区差异将有所缩小。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关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要求指出，充分发挥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深化区域合作，推进区域良性互动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而劳动力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之一，引导其合理流动不仅有助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也有利于缩小区域间城市化进程的差距。因此，应抓住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契机，逐步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地区的边缘产业，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进而调整劳动力流动方向。与此同时，沿海地区出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趋势，我国呈现工业经济重新配置的新格局。

长期以来，我国沿海地区以加工制造业著称，但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逐渐消失，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很难寻找到新的利润空间，并且这种以劳动密集型为基础的产业劣势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暴露无遗，因此企业转型以及产业升级成为企业和产业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我国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为这种调整提供了广大的市场，从而形成我国国内产业升级的雁阵模式。一旦中西部地区接纳并吸收了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就会形成新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流动人口流人中西部地区，从而有利于缩小区域的经济发展差异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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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结核/肺;流动人口;就诊延迟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群众健康的慢性传染病，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和频繁，移民结核病是发达国家结核病疫情增高的主要原因之一[1]。我国是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之一，结核病疫情仍十分严重，尤其是农村地区结核病发病率是城市居民的2.4倍[2]。本文旨在汇总分析我省城市流动人口中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就诊延迟情况，发现此类患者诊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改善和规范城市流动人群肺结核控制工作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流动人口指常住户口在农村、在我省11个社区市城区务工的农民，近1年离开户籍地累计超过6个月。近1年内于11个市级结防门诊、就诊于结防机构正在治疗的初治活动性肺结核患者，患者定义按照中国结核病防治规划实施工作指南。符合上述病例标准的患者共有168例，其中男89例(52.98%)，女79例(47.02%);年龄16～72岁，平均年龄(46.1±1.5)岁;小学26例(15.48%)，初中学历83例(49.4%)，高中及以上学历59例(35.12%)。

1.2 方法

对所有符合上述条件的初治涂阳肺结核患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接受过当地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等)、首次就诊情况进行统计，分析该部分患者就诊延迟现状。其中就诊延迟的界定：自始发症状出现到第1次就诊时间隔的天数>14 d。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5.0统计软件，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症状出现情况

168例均有咳嗽咳痰症状，其他情况见表1，痰涂片阳性者5例。表1 患者症状出现情况

2.2 就诊延迟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状况

168例中，有就诊延迟现象132例(78.6%)，并与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因素均有关系。在症状出现后均首先到居住区附近药房自购药对症治疗132例(73.21%)，就近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诊9例(5.36%)，且就诊延迟天数均在14 d以上，仅有36例(21.43%)在症状出现后能及时就诊。自症状出现到首诊间隔时间(就诊延迟)6～754 d，平均43.12 d。自首诊之日至第1次被诊断为肺结核的间隔时间(诊断延迟)15～281 d，平均35.11 d，患者从出现症状到确诊为活动行肺结核间隔时间(发现延迟)平均78.11 d。168例中仅有44例(26.19%)接受过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其中132例就诊延迟患者多未接受过任何形式的结核病健康教育，见表2。表2 患者就诊延迟和其人口社会学指标

2.3 患者是否有医保与就诊延迟的关系

168例初治患者中有医保者(农村基本医疗保险)53例(31.5%)，其中发生就诊延迟25例(47.2%)，无医保115例(68.5%)，其中发生延迟107例(93%)。表3 医保与就诊延迟情况

3 讨论

3.1 就诊延迟势必造成肺结核患者发现延迟，而延迟发现期内由于传染性肺结核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病，而其周围人群也不知道其所患疾病具有传染性，这样患者不知如何避免传染他人，其周围人群，尤其是患者家人等密切接触者也不知到其病传染，最终造成肺结核的扩散，加大结核病疫情严重性。有研究证明，一个传染性肺结核患者每年能传染10～15例，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患者中，10.12%为涂阳患者，且延迟天数平均达35 d之多，且均有咳嗽、咳痰等症状，因此，在患者出现症状至少1个多月后才去就诊，在此期间可能已经造成了对其周围人群的传染。

3.2 本文结果显示，就诊延迟与流动人口年龄、性别、学历、家庭经济状况、医保等有关系。由于流动人口多为外出打工的家庭经济支柱男性青壮年为主，一般的身体不适不能影响其正常工作，因此相应增加了患者就医延迟时间，且女性多与男性。在36例未发生就医延迟者中，28例参加了医保(77.8%)，115例未加入医保者107例(93%)发生就诊延迟，不难看出，医保能为患者提供一定的经济保障，起到了促进患者及时就医的作用。

3.3 由于肺结核患者无特异性临床表现，临床上与上呼吸道感染、肺炎等疾病较难鉴别，因此患者一般出现咳嗽咳痰症状后，自以为感冒而到药店自购药处理，从而增加了患者就诊延迟时间，兼有结病健康教育在基层，尤其是流动人群中普及面相对较小，对结核病认识不够，甚至不知道当地结防机构地址，也是造成患者就医延迟的一个因素。因此，建议：(1)应坚持全民健康教育与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教育相结合，对流动人群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开展宣传工作[3]，使患者意识到结核病对自己和社会的危害，这样患者发病后，就会根据自身情况及时就医[4]，提高患者自我就诊意识。(2)加大对基层卫生所和药店工作人员的结核病宣传培训，提高防范结核病和转诊肺结核人的意识。(3)健全农村医疗保障体制，提高医保水平和覆盖范围。(4)地方加大对流动人口居住场所的管理，增加流动人口患者生活补助和交通补贴[5]，提高其就医主动性，减少就诊延迟。

【参考文献】

  1 沈梅，梅建，夏天.重视当前结核病控制的主要群体.上海预防医学杂志，2003，15：104.

2 李拯民.结核病流行的新趋势.使用医学杂志，2001，17：11271128.

3 宋明学，田本淳，窦相锋，等.全国流动人口结核防治知识核心信息知晓情况调查.中国健康教育，2009，25：583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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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疆少数民族 省际迁移 人口素质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省际迁移现状

新疆人口近10年增长较快，由2000年的1849.41万人增长到2009年的2158.63万人，增长了16.72%，远远高于全国5.4%的人口平均增长率。新疆人口的快速增长除了少数民族的生育率较高引起的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外，大量疆外人口的迁入和较低的疆内人口的迁出规模也是主要因素之一。

目前新疆人口的跨省迁移主要有几种途径：一是出疆务工。这类人员以青壮年居多，主要流向疆外的发达城市。这类跨省迁移成为新疆少数民族省际迁移的主力。二是疆外自主创业。很多新疆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外省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经营民族特色产品。三是出疆学习。随着新疆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政策鼓励，越来越多少数民族学生通过高考前往内地的大学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学习人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还有一些疆内企、事业单位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派遣工作人员赴内地进行学习或培训，以学习、培训或挂职锻炼等方式进入城市的少数民族也是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总体来看，新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规模低于其他省份，主要原因在于不同迁移动机导致的迁移行为对受教育水平的需求差别较大。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省际迁移活跃度缺乏的原因

自然环境原因。新疆部分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位置偏僻，交通闭塞，生产资源缺乏，开放程度很低，特别在文化开放程度方面，很多都是族内通婚，很少人能用汉语流畅交流。这一类型的民族人口迁移和流动都几乎停滞。地理偏僻和文化封闭，特别是语言不通构成了迁移流动的主要障碍，以至于即使面临人均资源占有量很少这样巨大的迁出地推力的困境，也很难向外流动。由于异地迁移将使少数民族离开世居之地，而迁入地区的自然环境和与久居环境有关的习俗、禁忌乃至习惯与他们原聚居地往往差异极大甚至有天壤之别，大部分少数民族不能融入新的环境，对新的地区环境适应能力相对较差，影响了人口迁移数量。

经济原因。居民收入是制约其迁移能力大小的原因之一，由于新疆少数民族聚居村、贫困村经济发展滞后，居民收入低，居民能够支付迁移成本的能力就低，制约居民迁移。

劳动力自身原因。随着现代化产业的加快发展，知识、技术更新速度不断加快，对劳动者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了经济利益他们首先雇佣技术工人和素质较高的人。由于新疆少数民族知识技能掌握相对落后，制约了迁移人口收益的增加，降低了择业范围和成功寻找到工作的概率。因此，其对迁移后的生存能力信心不足，存在畏惧迁移心理，造成自身迁移动力不足。

政策原因。虽然政府鼓励少数民族迁移（外出务工），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政策体系支持，还存在一定的制度约束。由于目前中国城乡隔离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仍然存在，城市居民享有政府的各种福利待遇，而迁移至城市务工的农村劳动力仍然被排除在许多应该享受到的政府服务之外。另外，迁移至异地后，由于户籍问题解决困难，不能享受到迁入地原居民所享受的大部分待遇，在吃、住、就业、加薪、社保、子女入学等方面都会遇到不同程度的难题；再如用工单位、企业处于强势地位，造成拖欠迁入者工资等难题仍然没有有效解决的保障性政策等，这些都降低了迁移的动力。

其他原因。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除了一般流动人口的各种困难与烦恼外，还有作为少数民族的特殊困难和心理适应问题。一方面，大中城市居民绝大部分是汉族，他们语言相同，习俗相近，生活上不受任何障碍，而对少数民族来说许多城市不具备一些少数民族必备的生活设施和条件。另一方面，一些少数民族固有的生活习俗和需要相对应的一定设施。②由于上述原因，许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在其他城市甚感不便，他们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比汉族流动人口深刻。这是阻止一些少数民族人口进一步流动的障碍。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省际迁移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从健康素质来看，平均预期寿命只有67.41，低于全国71.4的平均水平，位列全国倒数第五。文化素质方面，虽然新疆文盲和半文盲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就受教育居民的实际素质而言，并不像数字所显示的那样乐观。从事科研活动的少数民族人员不少，但突出成果较少。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总体不高的状况，势必影响新疆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虽然国家和地方制定了相关政策促进少数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但相对封闭的环境、自然资源的限制、经济增长与人口素质的相互制约关系等硬性约束使新疆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状况一直不能满足新疆跨越式发展的需求。对发达国家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研究表明：推动少数民族人口迁移，打破自然条件的局限，开阔视野，加强适应能力是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人口迁移对人口素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人口迁移有利于提高身体素质。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必定会增加各民族之间通婚的概率，对于少数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将带来明显的益处。不仅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更有助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身体素质和智力水平。

少数民族人口迁移促进了传统观念意识的改变。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打破了民族地区的封闭，促使少数民族成员从自然经济和传统小农经济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他们改变落后观念意识提供了契机。这样，城市文明和市场经济的冲击和熏陶促使少数民族成员改变传统的落后观念，现代意识得到加强。

少数民族迁移人口在知识技能方面得以提高。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进入大中城市，一方面少数民族成员本身经过城市文化的洗礼，文明素质得到提高，现代意识得到加强。另一方面，通过人口流动，促进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接触和联系，少数民族在发达地区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生产技能，汉语水平得到较快提高。而汉族通过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接触，也可以加深对少数民族文化、习惯和宗教的了解。

少数民族迁移人口对本民族地区人口素质的贡献。少数民族外出打工者大多要将收入的一部分寄回家乡，以解决留守家庭成员的生计和生产问题，客观上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资金来源，也可解决一些贫困家庭教育资金短缺问题，减少少数民族地区的辍学、休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一些外出打工者返乡创业，将他们的技术、资金拿来为家乡建设服务，而且带来城市文明和新的价值观影响当地人们的思想意识，促进当地人们的观念转变。

少数民族迁移人口的子女获得更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在贫困地区居住的少数民族，由于自身在教育上投入能力和意愿不强，加上地域原因，造成其子女获得的教育资源相对匮乏。人口迁移后，在新地域居民的影响及就业需求的压力下，迁移人口势必重视对子女的教育问题；按照一般迁移规律，迁入地的各种条件（含教育条件）都要远好于原聚居地，加之迁移人口思想观念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在子女教育方面的投入能力和意愿增强，将使迁移人口的子女获得更多样化的教育资源，进而提高迁移人口的思想观念和文化知识水平。

完善新疆少数民族的有序迁移机制

少数民族迁移在缓解区域承载力、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口素质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应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和保障作用，从迁出地和迁入地两方面形成人口迁移的良性发展机制。

迁出地政策。新疆的少数民族迁移政策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依照法律推进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同时政府要通过规划等手段引导人口流动。人口迁移必须贯彻发展性迁移的原则，即以人口和劳动力人力资本提高为先导，以稳定或者比较稳定的就业机会为基础的迁移，才是长效的、稳定的、和谐的迁移。

迁入地政策。随着人口迁移规模的扩大，建立健全迁出地和迁入地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已经成为当前为人口迁移提供保障的基础工作。国务院相继颁布的一系列改革户籍管理制度的文件，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原则依据，迁入地区应在不违背相应文件的基础上，遵循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使原来的“高门槛、一次性”，过渡到“低门槛、渐进式”地获得权益。

总之，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既极大地增强了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也极大地加快了少数民族人口迁移的步伐；随着社会各方面改革的逐步到位，加上迁徙调控法治局面的逐步形成，少数民族人口迁徙必将走向有序、健康之路。（作者单位：新疆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文系新疆大学院校联合资助项目，课题编号：XYD80203）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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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国际经济组织为依托的世界经济全球化

目前，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1958年初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是世界上第一个具有全球化性质的经济组织，此后，该组织不断扩大，并改称“欧洲联盟”(EU)。到2008年5月，全球已成立了24个区域性经济组织和区域性贸易集团，参加的国家达到140多个。

经济全球化以生产、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全球扩张为突出特点，它打破了世界垂直分工的模式，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目前网络和新经济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更加紧密，国际分工更加细化，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以地区开发为形式的“区域经济一体化”

早在1961年美国就颁布了《区域再开发法》，1965年又颁布了《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等，划定“区域经济开发区”。在投资方向上，从最贫困地区的“扶贫式开发”转到“最有潜力地区”的“带动式”开发。如英国的区域开发始于“带病区域”的改造，法国则始于“危急区”(critical zone)的优先规划。法国于1966年在全国设立了8座“平衡大都市”，形成“地区增长极”，将全国划分为九大经济区，以抑制巴黎为中心的中央地区的过度膨胀，并最终形成多个一体化经济区。德国于1969年10月颁布《改善区域经济结构共同任务法》，1990年东西德统一后把对东部5个“区域经济促进区”的“增长中心”作为区域经济政策的重点，使区域一体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

经济发展理论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前的“均衡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50年代中期发展成主流思想的“非均衡理论”的重大转变，区域发展理论也从注重区域平衡到促进有潜力区域的极化增长转变。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成为国家经济和区域经济的必然选择，这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回避的现实。区域一体化经历了仅仅由劳动力、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纯经济要素的跨地域流动和汇集阶段，到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制度创新的综合发展阶段，即制度区域一体化(institutionalization)。目前，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正处于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转变时期，地域壁垒、行政管制、结构(structural impediments)是目前区域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超越这些壁垒、障碍，进行区域生产要素和制度的整合，成为区域一体化继续深化的当务之急。

二、制度环境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与户籍改革

(一)严格户籍制度下的人力资源区域流动

1　群众性政治运动起主导作用的人力资源流动：1950-1978年。改革开放前。我国人力资源区域流动带有明显的政治运动及政策性烙印，人力资源的流向和流量严格受国家政策特别是多次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影响。“”使人口大批流入城镇，又迫使其“遣返式”回流至乡村，及此后的“上山下乡”和“知青返城”运动，形成两股方向相反的人力资源洪流。这些运动持续了20多年，共形成了1800万人城乡大迁移，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事实上，1958年后，除政策性的人力资源调动外，自发的经济性流动近乎“固化”，城市人口数量也绝对减少。

2　势头不减的人力资源全线转移：1978至今。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与人口迁移制度及调控措施的变化，人力资源流动的规模迅速扩大，流向也发生了逆转。由延续数百年的向北、向西自然资源富集区、边疆地区、人口稀疏地区的迁移，转变为向东部沿海地区、或东南沿海地区，形成以“候鸟式”迁徙为主的“民工潮”及各种专业人才流。如1995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8000万，到2000年流动人口总量降为7876万，但跨省流动有较大增长。2005年后，由于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成效，人力资源流动总量又出现回升势头。

(二)制约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严格户籍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此后对我国人力资源流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58年前出台的多项户籍管理制度，主要以区分个人身份实施登记管理为目的，户口与实物供应和分配的联系不是很紧密，人口可以自由迁徙。但是，自1958年1月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后，人口迁移就受到严格控制。1961年6月《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销量的九条办法》的，要求3年内城镇人口必须减少2000万以上，1961年内必须减少1000万，此后大量城镇人口迁往农村。

1978年改革开放后，政府对户籍制度进行了“微调”，户籍制度控制越来越松动。1984年10月，政府发出《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规定符合条件的城镇务工经商人员可办理“自理口粮户口”。到1992年以后。很多地方出台了形形的改革方案，如实行“蓝印户口”、“绿皮户口”等。1998年6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的意见》，提出“实行婴儿落户随父随母自愿的政策”，成为户籍制度改革的另一个转折点，此后并设立了“小城镇户口”。2009年，户籍制度又进行了新的改革，有的地方开始实行“准入制”，如上海采用评分制，它为户籍全面改革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因此，改革的总方向是逐步弱化户籍制度的作用，并最终达到人口自由迁徙和人力资源的完全市场配置。

三、行政区经济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区域分割”

(一)“条块”分割的行政区经济

我国现阶段的区域经济仍然是以“条块”分割为特征的“行政区经济”，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的“经济区经济”还远未形成。在行政区经济的影响下，各级地方政府为追求辖区内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控制本地资源、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而采取地方保护，加剧市场分割、地区封锁，形成区界分明的省域经济、市域经济、县域经济，甚至乡(镇)域经济等地方经济特性。行政管理中表现为各自为政的重复建设、重复布局、相互设卡、分割、区内外区别对待、生态环境分立分治等。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干预，使竞争极不公平，外地经济主体难以渗入，影响本地经济的发展与规模经济的形成，也严重制约区域中心城市的经济带动作用。市场经济已深入人心，以市场为导向、开放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拆除“围墙”、共同发展是大势所趋，也是区域人力资源整合的首要条件。

(二)依然断裂与分割的人力资源市场

我国提出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到现在已10余年，但市场经济仍然很不成熟，人力资源市场断裂与

分割仍然很严重。在城乡“二元分割”的同时，城市内部也形成断裂：一是城市内部正规部门。知识技能要求较高，保障健全；二是基本由城市户籍人口从事的非正规部门，要求与待遇均低于正规部门，有一定的保障；三是进城民工从事的非正规就业，以苦、脏、累行业为主，基本没有保障。人力资源素质的差异是形成断裂与分割的主要原因，而体制是加剧甚至是直接形成分割的重要因素，特别是越到上层，分割得越厉害。同时，城市的户籍及劳动就业制度极大地阻碍了农村外地人力资源的自由流动，如很多城市人为限定有的工种外地劳动力不能进入。

四、区域人力资源优化整合的挑战与新要求

(一)区域分工的深化与产业集群的形成，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人力资源配置

区域产业分工的细化使区域产业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进而形成“产业集群”。它们不仅仅为了降低成本而集聚在一起，更多的是为了知识、信息、文化环境、信任关系及共同的价值观等非物质因素而集聚，以创新为活力，互利互惠，共同促进。

产业集群的发展对人力资源的要求相应提高，它重视人力资源梯队建设，要求具有更强的创新性、综合性与自我学习能力。这就必须根据区域分工与产业集群发展的一般规律，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促进产业、经济与人力资源的优化组合。

(二)人力资源结构“断裂”与“堆积”导致的严重浪费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993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下降，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开始凸显。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了就业结构的不合理，进而影响了人力资源结构的调整与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偏低，导致中下层次人力资源出现大量“堆积”。据“五普”抽样数据。15-65岁人口中，初中以下文化占80.8％，大专以上占4.84％，特别是研究生只占0.09％。经过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调整，产业结构已逐渐转型，对技术、知识工人数量要求越来越大，使低层次人力资源出现明显的“堆积”现象。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则存在“重引进、轻利用”、“舍近求远”、“非洋不用”等问题，造成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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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收入差距；失业；扩大就业

[ABSTRACT]Atpresent,thegapofincomebetweeninhabitantsinourcountryisassuminglargerandlarger.Thissituationiscausedmostlybytheincreasingnumberofoutofworkerinourcitiesandamassoflaborforceresortinginthecountry.Therefore,thekeytoreducethegapofincomebetweeninhabitantsinourcountryislettingout-of-workersobtainemploymentagainandquickeningthediversionoflabourforceinthecountry.

[KEYWORDS]thegapofincome,outofwork,enlargingreemployment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就业收入。由于就业是民生之本，因而失业风险的主要承担者，往往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平民百姓，或者称“弱势群体”。这些人本来收入就不高，一旦失业有的就基本失去了收入来源而成为新的“赤贫”。据权威部门的专家分析，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相对缓慢，首要的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下岗失业人员在不断增加。调查表明，80%左右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水平下降，是因其家庭主要成员长时间下岗或失业造成的。另一方面，农民收入低下，成了最大的低收入群体，这无疑与我国广大农民长期“就业不充分”密切相关。可见，失业问题突出，就业形势严峻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笔者认为，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应该是积极扩大就业，给低收入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一、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现状及趋势

(一)是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拉大。一方面，高收入者的收入大幅度增长。在一些地区，高收入和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相当突出。据最新的调查统计，最富裕的20％的人口掌握的财富是最贫穷的20％人口的11倍，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在6～7倍。另一方面，相对贫困化人口在不断增加。据民政部调查，全国城镇应列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的达1938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5.8％，在个别老工业基地占20％。而城市贫困人口中95％是下岗职工。尽管大多数城市制定了最低生活保障线，但由于多种原因得不到实施。一些下岗职工是再就业无去处、生活无着落、医疗无保障、甚至孩子上不起学。因此，笔者认为，缩小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关键不在于“劫富”，而在于济贫，让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重新再就业。

（二）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按国际劳工组织发表的1995年36个国家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人均收入比都小于1.6，只有三个国家超过了2，中国是其中之一。从全国范围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75%，个别省份甚至可以达到85%以上。2000-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280.0元、6860.0元，7779.2元；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2253.4元、2366.4元、2476.9元。城镇居民收入分别是农村居民收入的2.79倍、2.90倍、3.10倍。表面上看，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3.1：1，而实际上可能更高。由于城市居民享受到的各种福利性补贴无法统计，如教育、住房、医疗，以及公共用品上的消费，比如用电，公共交通等，实际收入被低估；而农民收入可能被高估，如果扣除农民收入中不可交易的实物性收入，以及农民收入中要用于下一年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其收入更低。据估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际是5：1甚至是6：1（赵欣欣等，2003；吴忠民，2003），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并且呈不断扩大的趋势。

按照“十五”计划安排，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都保持5%的年均增长速度，这样，“十五”期末城乡居民的绝对收入差距，将由2000年的4026.6元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5193元。“十五”前两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都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2倍以上。2003年前三季度，城乡收入差距仍保持在2倍水平。以此计算，则“十五”期末城乡收入差距将至少继续扩大到3.5：1左右。

二、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表现在近几年来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不断增加，以及农村居民的非农收入增长缓慢。这说明城乡广大劳动者参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机会正在减少，城乡失业的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由失业所引起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所面临的一个比较迫切的问题。

首先，从城市来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市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成为拉开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70%以上来自工资收入，就业权是影响城市家庭收入差距的根本因素，城市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立刻跌入到城市贫困的最高发人群。据有关部门统计，2001年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680万人）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1200万人，2002年达到1400万人；如果加上国有事业单位，城镇集体企业与事业单位、大专以上和高职毕业生，估计今年将超过2000万人。下岗职工一般由于年龄偏大，文化程度较低，已经成为我国城市中低收入群体。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数据，下岗职工再就业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如果不解决这些人的再就业问题，将成为我国缩小城市居民间收入差距的一大障碍。

其次，从农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农村居民的收入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使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据统计，我国农村现实的剩余劳动力约为1.6亿人左右。考虑到发达国家农业就业量在社会总就业量中的比重都低于10%，我国目前农村潜在的剩余劳动力将达到4-5亿人。近年来，由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处于一个结构升级时期，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作用逐渐减弱。从1997年开始，乡镇企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压力越来越大。目前制约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障碍主要有：一是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当前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流动障碍仍然存在，信息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虽然存在着流动的可能，但是由于输入地对于外来劳动力收取的各种管理费太高，导致进入成本太大，形成外来劳动力与当地劳动力不平等的就业歧视。这种歧视不利于规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二是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不高，素质普遍偏低。这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只能就业于一些对劳动技能要求比较低的岗位，干一些城里人不愿干的脏、累、差的工作，并且收入不高。如何使农村劳动者能有与城市劳动者平等的身份，以及获得与城市劳动者差别较小的教育，从而获得到现代部门就业的机会，这是我国各级政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问题。三是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这也造成了我国城乡劳动力就业机会的不平等，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做好城乡统筹就业工作，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

1、大力培育非公有制企业，为扩大就业创造环境。非公有制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吸纳就业的能力很强。2001年全国平均每年有4000多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个体私营企业实现再就业，而我国大部分进城务工农民也往往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就业渠道。目前全国登记注册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为3400多万户，从业人员超过1亿。如果法律环境更加平等，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数量和就业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发展前景。为此，一方面，政府要依法行政，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的范围，简化审批和办事程序，清理有关税费，使各项制度公开化，透明化，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大力提高中小企业主的素质。一是加强对现有中小企业主的培训工作，提升中小企业的发展能力。二是鼓励大学毕业生创办各类小企业，激励他们的创业意识。三是引导城市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创办小企业，或者去小企业就业。

2、大力提倡非正规就业，拓宽就业渠道。非正规就业是相对于正规就业而言的，是指未签定劳动合同，无法建立或暂无条件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的一种就业形式。它包括阶段性就业，自主择业，独立服务型就业等。随着城镇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对餐饮，清洁，保姆，老人看护等方面的要求显著增长。这些都为发展非正规就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发展非正规就业首先要转变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观念，同时要将发展非正规就业纳入政府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对下岗失业人员进行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另外要设计切合实际的针对非正规就业的贷款机制，完善配套政策，切实落实国家优惠政策，帮助下岗人员自主创业。

3、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应积极发展中小城市，实现城市规模扩张，使更多的中等城市发展为大城市，使更多的小城市发展为中等城市。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二、三产业发展，完善城市功能，充分发挥大中城市对区域城镇化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通过城市规模的扩大建设，创造大量适合农民就业的岗位，增强吸纳农民进城的能力。要大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加快城镇化进程，实现农民就近转移。重点是要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对处在困境的乡镇企业各级政府要继续给予大力扶持和指导，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数量，克服乡镇企业非农化倾向，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型企业，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同时要引导乡镇企业向城镇工业园区集中，以增强乡镇企业进一步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

4、完善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有序转移，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劳务输出必须强化政府的宣传、组织、引导和管理的服务功能。建立健全劳务信息网络，加强劳动力需求的信息交流，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各级劳动部门要积极与用工单位联系，组织劳务输出，引导农民外出就业。对用工单位的工资福利、劳动保护措施、居住生活等实行全面的用工考察，确保外出人员的劳动、生活安全。同时，还要外派负责人在劳务输出人员较为集中的地方进行跟踪服务管理，帮助务工者排忧解难，切实维护农民外出务工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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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

篇8

关键词：中国大城市；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城市人口规模调控；城市人口膨胀；城市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14）02000116一、引言

大城市的人口问题是世界城市化进程中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人口规模持续高位攀升，人口的过快增长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交通拥堵、就业紧张、住房困难、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2012年2月9日，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首部国际城市蓝皮书《国际城市发展报告2012》。蓝皮书指出，我国虽然一直以来是农业大国，但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使得人口结构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50%，已成为“城市化”国家。报告还预计，到202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55%，其间1.5亿中国人将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身份转换。蓝皮书同时指出，大量的人口往中心城市集聚，加速了我国大型城市的资源压力，大型城市正步入“城市病”集中暴发期，未来一段时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改革开放之后，大规模人口城市化和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业生产成为必然趋势。许多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农村流动人口在1984年底占到农村总劳动力的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流动人口的迅猛增长，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新增了流动人口调查项目。流动人口的高增长也引起了城市管理者和学术研究者的日益关注。不少学者对城市化政策倾向于政府干预而非市场导向（曲喻，1992），谢晋宇（1992）首次探讨了我国特大城市人口疏散问题。进入21世纪以后，国内对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呼声更多地源自媒体，而系统性的学术研究较少。吴燕青（2007）认为，城市人口的过度增长会导致以城市人口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量超过以城市基础设施为主要标志的城市负荷能力，出现诸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房紧张、城市蔓延、贫富不均、犯罪问题等各种不良后果，即所谓“都市病”，因此，对城市人口机械增长的调控是必要的。王鸿春和宫本邦夫（2011）总结了东京调控人口规模的四点经验：一是调整产业结构，带动城市人口规模、素质、布局的优化；二是建设城市副中心和新城，直接缓解中心城区人口压力；三是建立大都市圈的城市群布局，提升周边城市的品质，减轻人口迁入压力，这是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的根本性战略；四是高生活成本成为调节大城市人口规模的重要砝码。

张强，周晓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估算与调控路径选择本文在对我国地级及以上的大城市人口进行估计的基础上，探讨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的路径。与国内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的主要创新在于：一是使用刚性数据估计我国的城市人口除京、沪两大直辖市以外，我国其他城市的人口统计数据与实际人口存在较大的偏差，本文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二是以京、沪、穗三大一线城市为例，考察了政府为达到某种程度的人口控制而进行行政干预的实际效果，分析了这种单纯以行政手段所进行的大城市人口控制的无效性，以及其给城市经济带来负面的影响；三是以日本主要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序列数据为样本，利用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方法讨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的动态趋势及其调控；四是得出了大城市人口调控的市场有效论，该结论对我国大城市如何控制人口规模具有方向性的指导作用。

二、我国大城市的人口规模

我国大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是按户籍人口所在地进行的，一般统计指标有全市人口、市辖区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等。由于流动人口的急剧增加，2000年以来不少城市将外来人口纳入城市常住人口统计。从公布的城市常住人口数据来看，我们认为上海和北京两市的常住人口数据最为准确，其他如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通常只将第二产业中登记的从业人口和第三产业中大中型企业的从业人口纳入常住人口范围，相当多的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自雇人员并没有纳入统计范围。这里，我们先讨论官方口径的大城市人口，再给出我们估计的大城市人口。

1.大城市数量和统计人口

人口跨地区流动是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膨胀的主要因素，受户籍制度的影响，2000年以前国内城市的人口统计基本上仅将户籍人口统计在内。如表1所示，1995年到2000年全国663个城市中，除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数量有所减少外，其他人口规模的城市都呈现快速增加的趋势，其中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由1995年的32个增加到2000年的40个。2000年以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人口统计逐步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统计范围，随着城市区域规模的扩大，我国200万人口以上规模的城市由2005年的38个增加到2010年的44个，但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量减少了12个。2010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市辖区内户籍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28.98%；其中2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市辖区户籍总人口为17 879.5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2%，占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总人口的46%。

2.大城市人口规模估计

由于对外来人口缺乏统一的口径和计算方法，国内各城市除北京、上海外官方统计人口与实际人口存在很大的差异。周晓津（2010）开发了多种人口估算方法。我们利用2010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年末移动电话用户数估计国内大城市市辖区人口基于移动电话用户数的人口估计方法是国内目前最快也最有效的方法。以上海市为例，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公布的数据，上海市2010年末常住人口是2 302.66万人，而估计数据是2 563万人，二者相差260.34万人，实际上后者是总人口数据，包括上海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和外来不到6个月的外来人口。同理可以计算出北京外来不到6个月和每天与周边省区经常性进出人口为279万人。 ，国内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估计人口为57 202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2.656%；其中，市辖区人口规模在200万人以上的城市有62个。从表3中还可以看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以外的跨区净流入人口为18 336万人，将流出人口考虑在内，国内跨市辖区的流动人口超过2亿人。

三、非市场手段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和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期间，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大会秩序，分别采取了各种非市场化的人口调控政策（行政调控），本文以此为例探讨非市场手段调控人口规模的效果。

1.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最早可以追溯到2006年初，最有效的手段是劝返农民工，并限制农民工返流。2006年9月14日，北京市2008环境建设指挥部召开奥运立法工作动员部署大会，标志着奥运立法工作进入实质性工作阶段。其中，人口调控手段包括：一是劝返。奥运期间北京市根据不同情况对流动人口采取限制。从事城市基础建设项目施工的农民工，在奥运会期间预计有100万人（仅计算建筑业），对这部分人由建委协调施工企业整建制劝返回乡。同时，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现问题较为严重的低端行业的管理和规范，如小美容美发等一部分流动人口将被挤出北京。二是限进。限制进京人员的数量，如进京人员需出具县级以上证明等，从根本上控制流动人口。三是放假。对于部分非连续生产企业采取综合计算工时制，调整工作时间，奥运会期间集中放假，以奥运会之前或者之后的工作时间折抵集中休息时间。

北京奥运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可以通过对北京移动通信管理局公布的北京市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来进行分析。由图1可以看出，2006年的人口规模调控效果显现，外部人口流入骤减，部分已流入的人口开始返回原住地，估计人口规模减少50万；2007年至2008年末，北京的移动用户几乎是零增长，意味着大量外来人口返回其原籍所在地。北京移动用户与不施加调控相比最多减少了500万人，扣除流入应增长的180万（2002―2005年每年50万～60万的净增长），我们估计北京奥运期间外来人口减少了320万人左右。由于北京外来人口的结构和数量大致与上海相当，因此我们估计北京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减少的工作机会也与上海相当，即100万人，这就意味着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结果是：北京减少了220万～250万人左右。

2008年北京奥运会结束，奥运期间的人口控制开始放松，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在2009年开始显现。从图1可以看出，北京移动用户数量开始恢复增长，但增长速度远比2010年和2011年要慢。奥运会结束后，北京城市人口迅速恢复其应有的状态。可见，北京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并未能动及人口增长的根本，一旦放松调控，人口增长的内在动力将会在短期内使城市人口规模恢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2.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2008年7月，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了上海市人口办《关于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全覆盖管理的实施意见》，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工作“两个实有”全覆盖管理通过对居住在辖区内的常住户籍人口、来沪人员、境外人员实行全面核对与登记和对辖区内所有的居住房屋（包括工业厂房、农民旧住宅、地下空间等所有可能居住的场所）信息进行全面采集，摸清辖区内所有人口的信息，做到“见房知人”“见人知房”，从而达到“以房找人”“以人找房”。 。至2009年年底，上海市18个区、县已经全面开展了“两个实有”。为确保世博会安全、顺利地召开，自2009年10月起上海将“平安世博”纳入工作目标，2010年1月上海实现了对全市人口的实时监控和管理。

从图2中上海移动用户月度数据的变化可以看出，相对北京奥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而言，上海注重对人口实施动态监控，而较少地采用行政强制手段驱离外来人口。上海世博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甚至比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还小。我们估计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外来人口因世博会人口控制仅减少了50万～70万人左右，且这部分减少的人口在2010年末即重新返回上海，其生计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上海适合外来人口的工作机会减少了约100万个。

3.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规模调控

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严格程度与上海世博会大致相当。2009年11月，广州进一步强化在外来人口中推行居住证的力度，同时大力摸排清查城中村中的外来人口，大力拆除“房中房”我们认为，间接导致广州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来自于近几年来广州市实施的城中村改造运动。城中村经改造之后，高昂的租房成本迫使一部分外来人口离开广州，而转投其他城市寻求发展。 。由于无法取得像北京、上海一样的移动通信管理局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我们采用广东省的移动用户月度数据对广州的总人口进行估计，以此推断亚运期间广州人口控制的效果。估计结果表明（图3），广东省受外来劳动力制约非常明显，2009年3月，广东省来自外省的劳动力减少了579万。自2004年之后，广东跨省外来劳动力流入强度持续减弱，外省劳动力占全国比例从高峰期的35%下降到2010年的28%左右，将579万除以28%，我们推算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中国以农民工为主的劳动力就业机会减少了2 068万个。由于广州市外来人口约占广东全省的25%左右，因此我们估计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广州外来劳动力减少就业机会145万个。相对金融危机导致外来人口的减少，广州亚运会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的影响非常小。广州亚运期间的人口控制效果是图3中虚线与中间实线的直线距离，扣除广东省产业升级和转移以及深圳大运会的影响，我们估计2010年广州亚运会期间实施的人口规模控制仅减少了20万人。

4.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规模调控成本

衡量非市场手段的人口调控成本，基本原理是：劳动力与资本的分离导致产出损失。以北京为例，2008年因奥运会离开北京的人口为220万至250万，我国流动人口中有80%的劳动力，因此可以推算离开北京的劳动力为176万至200万。2008年我国7.78亿的劳动力总产出为300 670亿元，劳均产出为3.86万元；假设离京劳动力异地就业时间为半年，则北京奥运会人口控制的成本为425亿元至483亿元，平均为454亿元。这也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举办奥运会时很少像北京奥运会那样大举控制人口的原因。

相比北京而言，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导致离沪人口远少于北京，总量只有50万～70万人，其时间跨度也只有半年左右，所导致的产出损失也远远低于北京；加上世博会吸引的旅游人口，以2010年的价格计算，上海世博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约为50亿元。同理，广州亚运会人口控制的产出损失仅为20亿元左右。

四、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与调控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以地方政府行政手段为主的城市人口规模调控短期内效果明显，但一旦放松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反弹的速度和力度都非常大，城市人口在短期内即迅速回复到其应有的状态。

1.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增长实证分析：以日本为例

无疑，对城市人口增长进行实证分析时，应该首选中国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虽然自1978年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开始至今，中国的人口由乡村涌向城市的规模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人口统计并没有跟上这一人口迁移和城市人口日益增长的步伐。进一步来说，目前国内外还无法找出一种能够估计不同年份中国各城市实际人口的估计方法，因此无法衡量中国城市实际人口的增长，也无法利用有效的计量工具来刻画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增长与分布。美国作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其面积与中国相当，但我们无法获得足够多的数据来进行实证分析；幸运的是，我们获得了日本各地区自1884年以来的人口数据。

为方便起见，我们将日本各县级区域人口的增长分布置于图4中和图5在考察一个国家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增长演进规律和集聚模式时，我们旨在全面考察城市人口空间分布演进的态势，通过揭示演进过程中峰值的变化来找出城市人口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的一般模式。目前国内外有关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演进规律的文献中，估计经济（或城市人口）增长的空间分布最常用的方法是基于高斯正态分布的Kernel密度函数，本文也采用此方法进行分析（具体计算方法可参考有关文献）。 ，从中可以看出：1884年（日本明治17年）至1893年，日本县域人口迁移人口较少，县域人口的增长主要来自自然增长；1893年至1903年，日本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口逐步向城市集中（因日本的县域比较少，故可将其视为城市区域来考虑）；1913―1923年部分县域因人口大规模的流动迁移导致人口增加100万以上，而到1933年部分县域人口从400万增加到6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可想而知。1945年日本战败，城市几成废墟，大量城市人口为了生存不得不迁往农村，仅一两年的时间，日本人口在以行政为主导的人口疏散情况下迅速在日本国土范围内均衡分布；战后的十年间，日本人口又迅速由农村迁往城市（群），人口密集的东京地区县域人口更是猛增到800万以上；到1966年千万级人口县域开始出现，到了1975年，东京都人口更是达到了1200万；1975年以后，日本人口的县域增长分布基本保持稳定，也标志着日本人口城市化步伐的放慢，步入成熟的城市化社会。

我们将东京、大阪、神奈川、爱知县、琦玉、千叶、北海道、兵库县和福冈九个县域1884―2000年的人口增长绘成图6，从中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日本主要城市所在县域的人口增长情况。从图6中可以看出，如果无外力干扰，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区域）人口增长（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是一种Logistic曲线（或称为“S”形曲线）。在施加外力的情况下（如战争、强力行政人口控制），这种增长曲线会有一定的扭曲，而外部压力一旦放松或消失（如日本战后人口的自由流动、北京奥运会之后的人口管制放松等），早期流入城市的人口会迅速回流。

图5中第5～8幅图是中国的城市人口空间分布（2010年数据）。第5幅图是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第6幅图是基于移动电话数估计的中国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由于中国城市人口是基于户籍而进行统计的，我们无法刻画出真实的中国城市人口空间分布及增长情况。第7幅图是2010年中国300万～500万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从中的双峰状态可以看出，400万人口是一个分水岭；第8幅图则是500万以上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可以视之为单峰分布。

以上分析表明：区域（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引致人口在不同地区和城市流动的关键因素。中国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将会引致部分外出人口回流至中西部；省会城市人口将继续增长。我们估计，如果放开户籍，中国人口大规模迁移和城市人口快速的机械化增长在10年后将趋于稳定。

2.产业升级与产业转移条件下的城市人口增长

2003年“民工荒”敲响了珠三角发展的警钟，广东省政府从2005年开始探索产业转移的可行性，并从2008年起开始在全省大力推行产业及劳动力“双转移”，相应政策不断出台。广东的“双转移”效果可以从我们所估计的各地级市人口变化上找到解释。

2008年以来，珠三角的总人口基本上保持在8 000万左右；外来流入人口约5 000万人，其中，广东本省约占1 500万，来自外省人口约为3 500万。广东实施“双转移”以来，流往珠三角的本省人口大量返流至原籍所在地。从表4可以看出，2008到2011年，深圳总人口累计减少近200万，东莞减少了120万，佛山减少了50万；而珠三角城市如中山、江门、肇庆和惠州人口有所增加，表明人口由珠三角核心城市流向城市（广州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省会城市的吸引作用，每年5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不少选择留在广州发展）。可见，非珠三角地区城市人口普遍增加，主要原因是伴随着产业转移的人口回流。

五、中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结论及政策建议

“十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必须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着力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其中《决定》第23条进一步指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创新人口管理。”在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发展一体化上明确了“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等市场化原则。

在市场经济框架下，与其主要以行政手段控制大城市人口增长，不如思考如何善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来调控城市人口结构。国内外城市发展经验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条件下那种设定城市人口规模、依靠各种行政手段调控城市人口的做法是行不通的。范红忠（2009）总结了我国人口流动的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农民工工资与城市生活成本的非相关性，二是农民工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对“大城市病”的不敏感性。从珠三角的情况来看，农民工虽然身在城市，但其生活和居住大多自成一个个生态群落，农民工的生活成本不到城市居民的三分之一，而居住成本更低，人均居住面积只有7平方米左右。由当地农民建造的城中村是农民工主要的生活和居住场所，整个珠三角城中村式建筑估计在300万栋以上，一栋500平方米的城中村建筑通常可以居住70个以上的外来人口。珠三角城市人口控制往往是一阵风式的行政化人口调控方法。以深圳为例，大运会期间，深圳市公安局长提出要清理8万外来无业人口；而随着春节过后外来劳动力的稀缺，却又打出“深圳欢迎您”的口号来吸引外来工。广州和深圳都曾为控制和减少城市病而大力推行城中村改造的做法，然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却是城市发展所需廉价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改造的结果是企业劳动力需求得不到满足。

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的本地农民虽然不能像珠三角地区本地农民那样建造数以百万计的城中村建筑，然而两市却拥有数以千万套计可供居住的房屋（包括小产权房或地下室）。两市以大学生为主的“蚁族”居住生活环境与农民工相若。以北京为例，2011年北京按照中央关于“大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的要求，抓紧研究制定人口有序管理的一揽子政策措施。人口调控的重点在于着力提高城市精细化服务管理水平，加强人口调控管理；优化配置公共服务资源，推动中心城区功能疏解，引导人口合理分布。为调控低端人口的增长，北京通过规范房屋出租行为，推广农民出租房屋集中管理新模式，实现居住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信息化；研究实施居住证制度，提高流动人口服务水平；加强与周边省区市协作，探索区域人口调控综合协调机制，促进人口有序流动。在调控手段方面，北京各区也根据各自的区域特色提出不同选择，属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西城区，致力于通过加快保障安置房项目、房地产开发、单位自建以及居民购买商品房等多种方式进行人口疏解；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的朝阳区“十二五”规划草案写到“建立以社区为平台的人口属地化管理网络”；属于城市发展新区的顺义区人口控制政策条款则提出“提高产业准入门槛，加快淘汰低端产业，取缔小低散市场”；而定位于生态涵养发展区的门头沟区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创新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方式，健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我们认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膨胀压力，北京再次祭起以行政手段为主的人口调控的大旗，其结果将会如奥运会期间人口调控结果一样：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控不住。

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应实现由行政控制为主转向以经济和法制手段调节为主的转变，如“三旧改造”后的租金调节、加大对无证或地下工厂的查处、严格城市管理、实施合理的产业升级与转移等。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当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均GDP高于该国其他城市或者农村地区人均GDP的30%时，该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速度就会加快，否则其劳动力就会有流出的趋势。我国四大直辖市中，除重庆本市的人口继续流出外，其他三大直辖市因其较高的人均GDP对全国人口依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一线城市人口增长高峰已过，现阶段主要应思考服务现有人口的问题，而无须设定人口控制目标。而省会城市对本市以外本省以内的人口吸引力依然较大，其人口依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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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军，潘芳，张若曦，齐元静.2009.我国特大城市发展的状况、特征及问题刍议[J].城市发展研究（12）：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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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即开始出现民工荒，2009年下半年再次出现民工荒，而城乡收入差距仍然高达3:1，农村未转移剩余劳动力约有1.2亿人，仅仅用人口红利消失、民工工资低并不足以充分解释这

一矛盾现象。本文在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研究的基础上，针对“用工荒”和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的现象进行实证分析，指出导致“用工荒”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原因

——企业就业制度改革的滞后以及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需求的增加，探讨了企业就业制度改革的新思路和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新途径，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跨部门流动

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并为城乡统筹发展、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二元经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制度；就业需求；就业途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加快，但与工业化水平相比，城镇化水平仍然落后10个百分点。城市化水平低和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遏制了城市

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限制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影响了农村消费市场的规模，最终将制约城乡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十一五”期间，随着国家一系列扩大内需政策措施及

针对农民工的各种增加就业措施的实施，农民就业机会增多，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进一步增加。但是，现在我国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8%，剩余劳动力达1.2亿，而且每年增加1000

万，农村剩余劳动力比重大，因此，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并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与企业恰当对接仍任重道远。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年初，东南沿海地区各大

企业纷纷陷入“用工荒”浪潮，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与劳动力短缺的矛盾凸显，一方面，对劳动力需求剧增，另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从而造成经济结构的不平衡发展。

所以，逐渐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束缚，增加农民收入，用农村消费需求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通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是当前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造成企业“用工荒”和农村大量劳动力剩余的原因及对策

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我国劳动市场的改革滞后于经济制度的改革，造成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要素的

流动性和效率性较差，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劳动就业制度不健全，并且不能与现代的企业制度接轨，从而造成企业缺乏活力 、盈利性较差。另外，我国

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日益增强，而文化教育事业相对落后，教育层次偏低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

并最终加剧企业“用工荒”和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的矛盾。这些方面主要表现在：

（1）企业层次

1.企业现行的劳动就业制度不完善，特别中小企业，由于受计划经济的束缚,一方面没有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员工的利益不能得到确切的保证,造成员

工的流动性较大；另一方面，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的发展不能和员工的职业规划有效的结合，使员工对工作的需求得不到满足，造成工作效率较差。

2.由于市场竞争程度加剧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居高不下，致使企业的利润空间不断缩小和生产成本不断提高，使员工的工资水平长期停留在标准水平以下，再加上粗放型的用工

模式，从而导致当前招工难的内在原因。

3.企业文化制度的建设相对滞后，特别是部分中小型企业，不能满足员工对生产生活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再加上企业对员工的技术

熟练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但企业工资增长幅度却不能满足工人对工资待遇的期望，最终留不住员工。

（2）农民工层次

1.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转移难度大。文化水平低，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过程中最根本的障碍，它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程度低,从受教育的程度来看，农

村劳动力文化程度较低，以具有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为主。二是技术素质低，据2009年调查年鉴数据显示：农村劳动力中仅有27%受过专业培训，还有73%的没有受过专业培训

。文化程度和技术素质的低下，不仅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层次的提高，而且给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和困难。

2．由于户籍制的限制，使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缺少归属感和认同感，

外来农民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不能取得城市户口，不能和城市职工同工同酬，不能享受城市市民的各种福利待遇，这种“边缘人”身份使他们游离于城乡之间，

影响着平等就业，就业成本、就业质量以及就业收益，造成城乡就业矛盾的不断激化，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3.农民工对工作的诉求逐渐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他们

不仅仅只满足于基本的生活，而是追求精神文化的满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的群体出现后，打破了原有的就业格局，致使目前“用工荒”与农村剩余

劳动力矛盾加剧。

(3)社会制度层次

1．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转移任务重。一方面我国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约有1.2亿，再加上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存在，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

数量逐年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农业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但

由于就业观念、劳动技能等因素的影响未能实现再就业，致使隐性失业迅速显性化。

2．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还没有根本建立。首先，农民工法律知识贫乏，自我维权的意识与能力不强。其次，社会对农民工正当权益的关心不够，缺少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援助

。最后，在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市场环境下，劳动力供给方始终处于弱势地位，而我国还没建立完善的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体系，再加上执法不严等原因，造成农民工工作环

境恶化、拖欠农民工工资等严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件，这也是造成“用工荒”和农村劳动力剩余的主要原因。

3．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健全。一方面，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劳动力要素市场不仅流动性较差，而且还没有真正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供求信息的不对称性，阻碍劳动力的有效流动，再加上劳动力人力资源

的开发利用相对滞后，并且不能有效的与市场需求相衔接，造成劳动力市供求矛盾的加剧。

为了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缓解农村劳动力剩余和“用工荒”的矛盾，我们不仅要转变经济发展的观念，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劳动力市场，加快劳动力

流动效率，而且还应该建立人力资源的开发模式与企业用人机制的恰当对接，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充分流动。

（1）在企业产权制度上，我们要对现行的企业制度进行改革和创新，真正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培养企业自主用人和人才自主

流动的机制体制，加快人才流动，增加企业的效益；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在增加农民工收入的基础上，一定要加快企业文化建设步伐，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形式各样的活动，

丰富农民工的生活。

（2）为了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的速度，首先，应加大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资，改变农村教育落后的面貌，增加农民工的文化素质，并开展形式多样的技能训练

，增加农民工的技术素质；二是不仅要在加大劳动立法力度，规范执法行为，而且还要增强劳动者的法律意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法律保障；

三是要逐步消除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农民工成为真正的主人，并且要丰富农民工的文化生活，增强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3）在所有制结构上，要进一步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作出突出的贡献，因此，要为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提

供财政税务支持，并降低私有制经济进入市场的门槛，充分发挥私有制经济在吸纳劳动力方面的优势，达到缓解劳动力剩余问题。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需求以及就业途径的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

发展。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年，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处理好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能够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而起还能缓解企业“用工荒”现象，对于和谐社会的建设和国

民经济的发展的有重要的作用。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对工作的诉求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他们不仅不安于工作的现状，而且更多的追求自由、平等、权益等多方位的诉求，具

体表现在：

（1）对外出就业有更高层次的追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新生代农民工在满足生理和安全需求需求的基础上，他们对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日益剧增。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06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说

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

（2）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更加积极主张。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农民工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

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表现的更加积极主张。

（3）有更清晰的角色定位和长远的职业规划。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的角色定位不在是农民，

打工仔等，而是工人，并且有长远的职业规划，他们希望通过个人的奋斗，能够长期稳定的在城市生活。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

，有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远远高于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另外一项调查显

示，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10个百分点。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通过个人的奋斗，在城市谋取一定的职位，并获得稳

定的生活。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出现，一方面打破了原有的就业局面，另一方面给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因此，针对新生代农民工新的就业需求，我们不仅要在制度上

进行改革创新，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创业的机制，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且还要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途径的探讨，实现农村剩余新生代农民工的转移与企业对劳动力需求的

恰当对接，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实现城乡统筹发展，这对加快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建设意义重大。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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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广东常住人口1.04亿全国第一

根据普查数据，此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4亿人（加上港澳台的人口总数为13.7亿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年均1.07%的增长率下降了0.5个百分点。从四大区域人口分布情况来看，沿海发达省份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在增加，更多的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发达地区迁移、流动。东部地区人口占全国常住人口的37.98%，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上升2.41个百分点。

从各地区人口变化情况看，数量方面，按常住人口口径统计，广东已经超过河南，常住人口达到1.04亿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常住人口数量超过1亿的省份，其常住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79%。山东9579万人位于第二位，河南9402万人位于第三。而在2000年，河南常住人口排名第一。此外，全国仅有6个省份常住人口减少，其他省份均为增加。10年间，常住人口增加最多的5个地区是广东、浙江、上海、北京、山东，分别增加1800万、766万、628万、580万和500万，均处于发达地区。常住人口减少的6个省份为湖北、四川、重庆、贵州、安徽、甘肃，其中湖北人口减少最多，10年间减少了304万。增长方面，公布数据的21个地区中，共有13个地区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天津、上海、广东的增长幅度最大，10年分别增长了44.5%、37.53%、29.27%、20.69%，年均增长率为3.8%、3.24%、2.6%、1.9%，都远远超过了国家0.57%的平均增长率。

实际上，此前联合国在2008年的全球人口展望中，曾预测2010年中国总人口会达到13.54亿人。而在2010年11月中国开始统计人口数字时，联合国的人口统计学家曾预计中国人口现在将达到14亿。造成中国人口增长落后于预期的背后原因则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生育率的下降。中国之前估算的生育率为1.8，而根据此次普查结果估算，中国总和生育率很可能只有1.5，甚至更低。2010年，中国0～14岁少年人口占比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此次普查的数据还显示中国的总生育率（一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子女个数的平均值）可能已经降至1.4，这远远低于2.1的人口替代率，而专家表示，这种局面最终会走向人口稳定状态，未来将有可能出现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人口数量增加最多5个地区和减少最多4个地区比较

21个地区10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较

上海外来人口比重39%全国最高

此次人口普查，全国流动人口大幅增加，流动人口总数为2.6亿，比2000年增长81.03%。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区公布了本地区流动人口情况。从流动人口数量来看，广东流动人口数量最为庞大，为3128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0%，占全国流动人口的12%。其中属于省外的2150万人，省内的978万人。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10年间广东跨乡镇流动的人口增加1023万人，增长48.58%，其中省外人口增加643万人，增长42.71%。在省内外流动人口数量之庞大，是广东成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主要原因。其次为浙江，共有外来人口1182.4万人。外来人口比重方面，上海外来常住人口为897.7万人，占常住人口的39%，是外来人口比重最大的地区，10年共增长159.08%，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99%。其次是北京外来人口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

显然，外来人口已经成为广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常住人口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外来人口可以说推动了这些地区近些年来的经济繁荣和快速增长，而这些地区也为外来人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岗位和家庭收入的快速增长。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来人口的集中性聚集也给这些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诸如大城市病、社会治安不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在“十二五”时期积极推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东部地区和承接产业转移的中西部地区而言，确立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是一个良好的机遇。

部分地区外来人口数量及占常住人口比重比较

注：1.表示流动人口以流入为主；表示四川流出人口数量。

2. 广东为流动人口数量；浙江、上海、北京、天津为外来常住人口数量。

3.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

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老龄化程度最严重

按国际的通行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即标志其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在加快，过年10年间，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公布数据的24个地区的情况看，19个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重庆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11.56%，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地区。而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则由于外来人口基本以中青年为主，给本地区带来了很大的人口红利，延缓了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北京、天津、广东分别为8.7%、8.52%、6.75%，均低于国家平均水平。上海虽然超过了10%，但上海也是10年来唯一一个老年人口占比出现下降的地区。

老年人口比重的不断加大，显然验证了学者们对中国“人口红利”问题的普遍关心。联合国的人口展望数据预测201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8.2%，而中国的老龄化速度已经超出了权威机构的预期。而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意味着未来15～20年间，在一面加速老龄化、一面劳动力减少的此消彼长作用下，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快速衰减。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推测，202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以15~64岁劳动人口占比衡量）将下降到全球平均水平。此外，中国的老龄化问题也将进一步严重，如果按照7%的老龄化社会标准，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并有进一步加重的趋势，“未富先老”将是未来需要解决的难题。

宁夏城镇化率上升15%高出全国1.56个百分点

根据普查结果，全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亿人，城镇化率为49.68%，城镇化率10年上升13.46个百分点，净增2亿人，不论是年净增量还是城镇人口总量，都已经长期处于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充分说明近10年城镇化进程在加快，也标志着我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但同时流动人口已经超过 2.6亿人，城镇化呈现出“半城镇化”的状况，正严重影响着中国城镇化的质量。从地区情况看，共有浙江、北京等7个地区公布了城乡人口情况。城镇化率方面，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城镇化水平较高，北京的城镇化率最高达到86%，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6.32个百分点。广东66.1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甘肃、青海、贵州等西部地区较低。城镇化率变化方面，宁夏城镇人口增长较快，较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上升15.0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13.46%的上升幅度1.56个百分点。　城镇化率达到近50%，十年中净增2亿城镇人口，中国的城镇化速度可以说已经冠绝全球。快速增长的城镇化率带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也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业化转移。可以说，城镇化的加速对于中国近年来消费经济的发展和形成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快速城市化的同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远远落后于城镇化进程，大批在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口享受不到与当地人平等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安排，而对于大批的农民工而言，这个问题更加严重。有研究认为，如果以就业作为城镇化水平的认定标准的话，那么目前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至少达到60%以上。

7个地区10年间城镇化率变化情况比较

天津人口性别比114.52 最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