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的特点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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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老年体育;和谐社会;构建
G812.48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与经济水平的发展不相适应,人口老龄化分布的主要地区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同时,我国对老龄化人口的养老制度与医疗保障制度等制定都不是十分完善,并且对老龄化现象造成的问题难以承受。总体说来,我国人口老龄化主要特点是发展速度快、规模庞大,并且分布的地区差异较大,这些问题的存在都给老龄化现象的缓解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影响
1、家庭和谐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出现,导致家庭总代际数的相应增加,而不同代际成员的文化与时代背景都是不同的,他们在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伦理观念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些差异的存在,导致我国赡养老人问题等伦理问题一直存在。所以,如果处理不好代际关系,一定会对家庭稳定与和谐产生影响。另外,老龄化问题对家庭的影响还表现在养老模式方面。由于现阶段城市家庭人口模式大多数“421”金字塔模式,子女养老的精力与时间虽然很充足,但抚养老人的压力却十分巨大。【1】同时,由于空巢问题越来越严重,青壮年劳动力普遍转移,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家庭养老的困难,并且随着我国人均年龄的增长,间接导致家庭养老能力下降,这无疑加大了和谐社会的构建难度。
2、人力资源供给方面。由于老龄化趋势蔓延速度不断加快,这就会导致中年与青年劳动力比例降低,而老年劳动力则呈上升趋势。但由于老年劳动力在能力与精力方面都不具有优势,因而难以适应现代化的快节奏生活,从而加大了我国人力资源供给的压力。现阶段我国工业化水平相对较低,多数行业的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会影响到企业的整体生产效率,并且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甚至会对社会稳定产生影响。
3、社会保障与财政负担方面。养老金支出与公共医疗费用都是我国现阶段老龄化成本的组成部分。同时,用于老年人群的社会服务与保障也在相应增加,这些都会使我国财政支出与资源分配产生巨大压力。[2]现如今,我国社保体系尚不完善,特别是农村社保服务与基本的养老制度等都在初期建设阶段,进而阻碍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早日构建与实现。
4、社会再分配方面。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条件之一就是社会分配。从家庭角度分析,用于照顾老年人与治疗方面的费用不断增加,部分困难家庭会因此而过上拮据的生活,甚至是导致贫困;从单位角度分析,老龄化直接导致单位在老年职工方面的薪资费用增加,从而对青壮年工作人员的收入造成影响,这会引发两代人的利益之争;从社会角度分析,城乡经济二元化现象的长期影响,致使城乡老人在享受社会福利与国家医疗等方面的服务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引发社会不公平问题,从而制约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老年体育对构建和谐社会与缓解老龄化问题的贡献
老年体育是老龄化群体的重要的精神文化生活,是他们追求物质与精神生活的重要体现。【3】老年体育在改善老年人生活方面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也是其他社会文化生活无法取代的。发展老年体育是我国缓解老龄化问题与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的战略举措。
1、老年体育能够缓解家庭负担,提高老人健康水平。一方面,体育锻炼可以减少疾病发生的概率,缩减医疗服务的开支。有关调查显示,如果将医疗开支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体育投入,同样可以得到很好的社会健康效果。由此可见,老年体育的开展对减轻家庭与社会负担、缩减医疗开支具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老年体育可以间接地提高家庭与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时充满活力与健康的老年群体还可以使我国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充满生机与活力。
2、老年体育促使家庭和谐,增加家庭幸福感。由于地位与角色的转变,老年人进入老年期后,心理状态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在家庭与社会中,老年群体容易产生孤独感,并且由于社会发展节奏过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逐渐边缘化。【4】而老年体育无疑是家庭集体活动最好的方式之一。老人是整个家庭中最活跃的参与者,可以起到带头示范的作用,从而使家庭在体育活动的过程中增加亲密感与幸福感,同时也有效缓解了老人的孤独感。
3、老年体育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老年体育使老人有时间、精力、机会展示自身的社会价值,唤起了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的强烈意识。体育具有情感交流融洽、利益冲突少以及参与面广等特点,能够帮助老年群体之间形成全新的社会关系,这种新的交往组织关系使得老年群体更具凝聚力。【5】除此之外,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形式不但改变了老年人传统的生活习惯,还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生活。老年体育的开展使老年人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并且有利于改善我国城乡风尚,最终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4、老年体育的开展有利于资源的二次开发与利用。老年体育的开展,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延缓身体衰退,使老年人获得充沛的精力与体力,并在原来物质生活的基础上接受新的时代观念,从而使自身的经验知识得到更新发展,为社会发展贡献出更大的力量。
结语:
老年体育的开展与普及,不急有利于增进家庭情感、提高健康水平、降低社会负担、重复开发资源以及建设精神文明,还对缓解老龄化现象、发展体育产业以及丰富社会文化活动等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老年体育的发展即彰显了时代的要求,更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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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雷震,龙佳怀. 和谐社会视域下城乡老年体育统筹发展研究――以安徽省6地市为例[J].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10(07)
篇2
依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将60岁以上人口算作老龄人口,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或7%的地区,即可看作是进入了老年型地区。2000年,我国步入老年型国家,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同世界其他国家大致相同,同时也呈现出自己的一些特点,如老龄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地域分布不平衡、高龄化趋势明显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在本国家或地区完成工业化后,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情况下到来的,因此,其对老龄化的承受力强。而我国是在经济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出现的,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发达国家是“先富后老”,而我国是“未富先老”。我国是个人口大国,人口老龄化必然会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方方面面的影响,成为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1.导致老年抚养系数上升。人口老龄化意味着退出劳动岗位的老年人口比重增加,从事社会经济活动的人口减少,老年抚养系数上升,即被赡养的人口增加。人口年龄结构预测表明,老年抚养系数从1970年起一直上升:1975年为12.9%,1999年为13.5%,2010年为17.4%,2030年为37%,到2050年则进一步上升为47.5%,劳动年龄人口与老年人口之比接近于2:1。(熊必俊:《人口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页)尽管少儿抚养比有下降趋势,但由于老年抚养比的上升大大快于少儿抚养比的下降,老年人口赡养费用也要比少年儿童抚养费用多得多,因此,劳动力成本会大大提高,这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
2.影响劳动力的供给结构和数量。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增多,人口的老龄化最终将导致劳动力不足和劳动力年龄结构高龄化。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较小。而我国属发展中国家,多是以体力要求为主体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由于不同年龄劳动力在体力、精力和适应力等方面的差异,我国劳动力供给结构和数量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影响扩大再生产。国民收入在分配使用额时分为积累和消费两大部分,积累资金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在国民收入一定的情况下,积累基金的增长,意味着必须压缩消费基金。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退休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的压缩极为困难,这不但消耗大量经济增长的成果、加重国家财政的负担,而且导致积累基金减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减少,影响扩大再生产,降低经济增长率。
4.引起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变化。老年人的衣食住行有着许多同青壮年不同的特点。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会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从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动。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第三产业尤其是生活消费服务业的水平比较落后,远远不能满足老龄人口的物质文化和生活的特殊需要。
5.不利于社会的稳定。老年人口因其体力下降、智力退化,必然导致自我抚养能力的衰减,而加重对别人的依赖,成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目前,我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照料老人的人力资源不足,大大弱化了家庭养老的能力。受经济基础和社会发育程度的严重制约,现阶段社会保障体制还不完善,老年人经济自养能力不足,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基本上完全依靠子女,这将加重家庭的经济负担。随着老年人数的增加,给家庭经济收入和家庭消费水平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因此容易引起代际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措施
1.制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期人口发展规划。目前,我国总人口已达到13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因此,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必须认真执行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控制人口增长,保持总和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同时,在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适当提高城镇的总和生育率,使城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以生育二胎,防止家庭结构“四、二、一”格局的出现,减缓城镇的老龄化速度,降低对老年人的供养系数。这既能控制人口增长,又可以防止老龄化速度过快,推进老龄化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提前到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极不协调。在2020年之前,我国适龄劳动人口比重将始终处在60%以上,虽然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在提高,但在劳动力的总量上将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况。在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之前,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期”,大力发展经济,使社会财富日益丰富起来,提高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为适应老龄化的高速发展和高龄社会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为此,我们要做到:(1)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2)把老龄产业作为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缓解社会的就业压力,促进经济繁荣。(3)利用地域间老龄化程度的显著差异,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实现地域间的优势互补,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3.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安老体系。老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应根据老年人的自身特点,逐步建立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照料服务体系、老龄政策法规体系,使老年人的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问题基本得到解决。(1)制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法规,健全老龄法规体系,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2)建立一个公平与效率兼顾、基金来源多渠道、城乡有别和社会养老与家庭养老相结合、多层次的与经济水平相适应的养老保障体系,以保障老年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利。(3)发扬我国尊老、敬老、养老的优良文化传统,继续发挥家庭养老在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维系方面的作用。(4)加快社区养老社会化服务进程。针对老年人尤其是高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差的特点,大力发展社区服务,补充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将社区工作的重点转向为全体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护理、文化娱乐及其他精神慰藉的服务上。
4.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提高老年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老年人力资源的开发,可以使一部分消费人口转化为生产人口,弥补劳动力的不足,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开发利用老年人力资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我国以59岁为劳动年龄上限是50年代根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人均预期寿命确定的。5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人均预期寿命已延长到70岁,适时提高劳动年龄的上限,可以有效开发利用劳动资源,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供养系数保持在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上。(2)鼓励低龄老人再就业。一般来说,低龄老人仍具有充分的精力,可以继续工作。对老年人应进行继续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他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适应技术发展的能力,选择适当的工作岗位继续为社会提供服务,减轻家庭、社会的经济压力,保持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3)提倡健康老龄化。健康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群体大多数健康长寿,不仅体现为寿命的延长,更重要的是寿命质量的提高。实现健康老龄化,不但可以促进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并且可以减少医疗开支,减轻国家的财政压力。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现状特点 经济发展
我国老龄化是在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人口出生率大于死亡率的原因下产生的,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社会的人口年龄结构状态,国家统计局在2002年统计65岁以上人口站到总人数的9%以上,老龄化形势比较严峻,为更好的说明解决热门口老龄化的策略,本文先从我国老龄化特点说起。
一、我国老龄化特点
我国老龄化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我国自2000年开始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速度是越来越快,到2013年65岁人口占据总人口的14%以上。
表现的第二个特点是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超前于经济的发展,虽然老龄化时社会进步以及经济发展情况下产生的,由于国内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了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相对于我国来说,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达时期才出现了人口老龄化现象,如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时期是在19世纪中期到20时期初期,老龄化则是出现在20世纪中期,65岁人口占总人口9%时,人均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但是我国值达到了300多美元(2001年劳动保障部法制司统计),与此可以看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的速度要超前于经济的发展,造成劳动适龄人口抚养比例上升,对经济的影响,下文具体讲述。
第三个特点我国老龄化问题存在阶段性和累进性,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人口结构的特殊性导致人口的出生率是忽高忽低,在改革了开放以来鼓励生育,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两次生育高峰,自实行计划生育以后导致出生率骤然下降,老龄化速度加快。最后一个特点便是人口老龄化在空间上存在很大的不平衡现象,指的是东西部、城乡发展老龄化不平衡,城市变现的老龄化要比农村快得多。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产生的影响
我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劳动人口比重下降,使得劳动力严重不足,在总体人口中占据核心以及支配地位的往往是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加快表示我国劳动力资源缺乏,表现出劳动力资源不足的现象,不以利经济的发展,预计在202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人口可能下降到64.0%左右,早在几年之前上海就出现了“青年人赤字”现象,劳动力人口严重不足,随着我国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这种现象将会在很多地区上演,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第二老龄化造成了总供养系数上升,导致劳动力成本加大,在1990年我国总供养素数在56.9,按照老龄化的速度,预计在2030年总供养系数将达到70.0,将会使社会背负重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也会降低产品的竞争力。第三老龄化速度加快必然会导致国家或是企业养老金支出加剧,严重影响扩大再生产,退休人员增加必然会使得养老金的支出费用严重增加,预计在2030年我国养老金的支付费用将会达到73219.54亿元,而且还会长期保持增长之势,严重影响扩大在生产。另外劳动人口的老龄化对科技发展以及劳动生产率有很大限制影响。
三、解决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应对我国老龄化产生的挑战,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缓解,首先要改变传统的观念向积极老龄化转变,我国老龄化速度是越来越快,若是我国老龄人能够充分发挥能发挥的作用,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弱老龄化的负面影响,当然应对老龄化挑战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健康老龄化,二是使老年人群成为社会发展的建设性力量,是社会成为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
第二社会尽量建设一个以家庭为养老模式的多元化的养老模式,我国传统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就宣扬了养老责任高于个人发展的理念,家庭养老模式相对于其他养老模式而言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以及优越性,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养老形式逐渐发生了改变,但是我国仍然应坚持这种养老模式不动摇。另外为更好的适应老龄化的挑战,国家还必须积极的建立一套完善的社会养老服务模式,称谓家庭养老模式的有益补充。
第三是我国应进一步推进老年立法,使得老年人的权益得到很好的维护,我国在1996年颁布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是还不够规范,法律的建设仍然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最后我国应实行比较具有弹性的退休制度,使得老年人才能够被合理的利用,我国可以适当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针对一些具有技术含量的行业,可以有选择的适当提高退休的年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压力,另外各地为能够更加合理的利用人才,可以建立相应的老年人才,使得部分老年人才能够得到很好地利用。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先介绍了我国老龄化的特点以及老龄化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最后说明几点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的策略,随着我国人口数量以及年龄的不断增长,老龄化问题在短期内还会越来越严重,更多的问题研究仍然需要人员去解决。
参考文献:
[1]李洪心,李巍.人口老龄化与电子商务的关系模型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3):85-88
[2]莫龙.人口老龄化对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的制约及对策[J].人口与发展,2013,19(1):52-63
篇4
关键词:平舆;人口老龄化;对策
一.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国际上通用的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数的7%,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从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资料看,平舆县已经由前10年的“成年型”年龄构成进入到后10年的“老年性”年龄构成。1990年60岁和65岁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8.3%和5.5%。到2000年达到9.98%和6.94%,已逼近老龄化社会。到2010年60岁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达14.7%和9.5%,分别超出警戒线(10%、7%)4.7和 2.5个百分点。这标准着平舆人口年龄结构已完全进入“老年型”。
二. 人口老龄化的特征
(一)老年人口增多,老龄化进程加快。据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平舆县60岁以上老龄人口为8.4万,占总人口比重为9.98%,到2010年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达11万人,占总人口的14.7%,短短十年无论是净增长总量或增长率都呈现出强劲的势头。
(二)城乡老龄化比率差异拉大。受自然状况,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影响,平舆县城乡老龄化比率呈拉大趋势。由于农村经济相对滞后,大量农村年轻人口流出,一方面暂时缓解城区人口老龄化,另一方面,也加速促进农村人口老龄化趋于严重。
(三)“空巢”家庭现象攀升,老人自养能力不足。无论城市还是乡镇,经济条件越好,生活资源越是能自主分配的老年人,生活在“空巢”家庭的比例就越高。平舆县农村青壮年都纷纷外出打工,这些“空巢”老人从业范围单一,明显自养能力不足,没有基本生活保障,同时面临情感缺失,严重的会影响老人的身心健康。
(四)城乡人口迁移加快了人口老龄化进程。据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和2010年平舆县外出务工常住人口为7.9万人和23.4万人,分别占当年常住人口的9.6%和31.3%。十年增长1.96倍,而流出人口中以中青年为主,由此可见,大量的中青年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影响了平舆老年人口的比重,加快了老龄化的进程。
三. 人口老龄化对平舆社会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不仅是老年人自身的问题,更牵涉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
(一)社会和家庭负担日益加重,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挑战。老年人口的增加会改变人口的抚养比,被抚养的人口增加必然加重现有劳动人口的负担。现阶段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平舆县将呈现为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由养小为主转变为养小和养老比重的现状。
(二)家庭结构和养老模式发生巨大变化。随着未来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空巢型”老人家庭和单身老人家庭迅猛增加,使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日渐削弱,并向社会养老转化。从而需要投入大量社会保障费用,给各级财政将带来更大的压力。
(三)人口老龄化引起消费和服务领域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群消费、需求不同。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这个群体在消费和服务领域的特殊需求将越来越迫切,必将影响社会结构和消费方式的改变。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口的社会需求将成为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
(四)人口老龄化将对教育、文化和社会管理产生较大影响。当今社会,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老年人是社会的重要成员,也必须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这就要求国家和社会高度重视老年教育工作和老年文化、体育等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教育、文化、体育事业的资金投入。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是我们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四.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人口和人口老龄化影响和制约着经济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现阶段,如何解决当前的人口问题,充分发挥和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优势,要求我们首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增强对人口和人口老龄化的认识。
(一)用科学的态度正视人口老龄化,同时坚持计划生育。21世纪最严重的问题将是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我们应采取科学的态度,正确认识人口老龄化的规律及其带来的影响,再其发展过程中及时发现问题,制定相应对策的同时也应加强计划生育工作的力度,建立健全的计划生育利导机构,通过一系列保障措施,提高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水平,以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倡导居家养老新模式,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家庭养老是目前主要养老方式,但子女责任心差,拒不赡养老人是目前在农村养老中普遍现象。因此,倡导“居家养老”模式可以最大限度改变这一局面,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薄,又解决了传统养老服务不足。同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老有所养,实现老有所医。
(三)重视老年资源利用,积极发展老龄产业。一方面搭建老年人才与社会需求对接的服务平台,鼓励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另一方面,顺应老年人物质、文化消费等方面的需求,发展老龄产业。政府要从多方面创造条件支持老龄产业发展,并积极引导和鼓励社会社会各界广泛加入其中。
(四)健全养老服务体系,提高养老服务人员素质。在养老服务机构上,政府应给予其在用电,用水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在养老服务人员的队伍中,考虑社会义工和聘任相结合,加快培养养老服务人员在各个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农村基层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为更好的服务老龄人群打下坚实的基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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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篇6
摘要:
当今社会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但真正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而开发设计的产品并不是很常见。注重老年人产品的设计将是一种趋势,是一种机遇。在产品设计领域如何把握和应用老年人产品设计的原则尤为重要。
关键词 :
老龄化社会 老年人 产品设计
中国分类号:TB4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069(2015)09-0131-02
一 老龄化社会的现实
1老年人的定义
《人口科学辞典>定义“老年人”为达到或超过老年年龄的人。确定和划分老年人的年龄标准是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目前,国际通用的老年人年龄界限为60岁或65岁及以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有关规定,在老龄人口较少的发展中国家以60岁及以上为老年人,老龄人口较多的发达国家以65岁及以上为老年人。
2老龄化社会的定义
老龄化社会是指老年人口占总人口达到或超过一定的比例即lO06的人口结构模型。按照联合国的传统标准是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10%,新标准是65岁老人占总人口的7%,即该地区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3我国社会老龄化现状
从老年人数量和比例看,截止200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7%以上。按照国际通行标准,我国人口结构已经进入老年型,并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4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12亿,占总人口的15.5%。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说:“从‘少年中国’到‘银发中国’,中国仅用不到20年时间就走过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变老’之路。”
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60岁以上人口还将继续以年均约3.2%的较快速度增长。预计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增至4亿;到2050年,我国60岁和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总数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这意味着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人。“未富先老”成为中国越来越突出的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和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特别是老年人口的高龄化,也会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研究老龄化社会下的产品设计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老龄化社会下的产品设计的现状
目前在设计领域尤其是产品设计行业中,设计师们更多地把目光投向年轻人,投向时尚和潮流,而忽略老年人对于产品的功能特点的诉求,真正针对老年人的特点而开发的产品设计并不是很常见,尤其没有把老年人群需要的功能设计作为工作重点。
市场对老年人的特殊需求了解不够深入,研究的针对性不强,因此反映为真正适合老年人需求的商品不多,品种也单调。很多老年人用品的设计只是在包装上加以改变,贴上所谓老年人用品的标签,而并没有专门针对老年人的生理心理需求加以研究和设计,更不用提忽略了老年人群中也有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经济水平、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需求。
随着对中国老龄化社会的程度不断加剧的认识提高,现在市场上也不断涌现出针对老年人设计的优秀产品。但是往往由于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投产量小,推广力度不高,难以降低成本,导致收益不佳,形成恶性循环。
2研究老龄化社会下的产品设计的现实需要
随着社会的发展,老年人会逐渐摆脱传统概念,他们在社会上不再是次要的消费群体,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不再仅是需要特殊照顾的弱势群体,他们发挥的作用也不是辅的了。老年人口的增长必将刺激老年产品的消费,这种消费的数量与群体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呈一定比例关系的,老年人群将更多地拥有发言权和选择权,传统意义上的老年人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消费的重要消费群体之一。
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市场的经营重点必将发生改变。对于产品设计领域而言,如何更好地服务这一越来越受到重视的社会群体,已不仅仅是一件紧迫的任务,而是—种不可逆的趋势更是—种商业机遇。
3研究老龄化社会下的产品设计的社会意义
北京大学人口所的蒋耒文曾说过:“忽视老年人的社会进步,是不真实的进步;远离老年人的科技发展,是不完整的发展;没有老年人参与的网络世界,也是一个有缺陷的世界。”
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提出大同社会的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其中的“老有所养”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了新的意义,不再满足于衣食住行的最基本功能的要求,而进一步提升到情感和精神层面需求。
在日渐进入老龄社会的背景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现代设计师有责任用优良的设计满足老年人的生理需要和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这是对老年人群体的关爱,也是对社会的责任与担当。真正根据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作产品设计,达到“以人为本”的设计目标。
三 与老年人生理、心理特征以及日常生活相关的产品设计分析
1老年人的生理特征及其相关的产品设计分析
在生理方面,老年人的“老”不仅仅体现在老年人的外貌形态上,还反映在人体内部细胞、器官组织、身体各部分系统上。老年人感觉器官的功能下降,出现老眼昏花、听力下降、味觉迟钝等现象。其别是视力和听力的减退尤为明显。同时,身体机能下降,消化功能、呼吸功能、心血管功能、神经组织功能等都有相应的减弱。
老年人生理上发生的变化是设计师在老年人产品开发中最直接、直观考虑的因素。
(1)视觉是人类的第一感官,人的认知有约70%的信息来自视觉。老年人视力的下降要求产品上的字体大而清晰,颜色区分明显,各种形体的提示必须突出,必须清楚直观,不能复杂。
(2)听力的下降要求一些发声产品发音清晰,音量可调,可设定的最大的响度比普通产品高;同时设计时应注意随着年龄的增长,人耳所接收的声音频率范围会缩小。
(3)老年人感官功能下降,对于灵敏的器件容易造成误操作。所以老年产品操作的敏感度应该降低,包括动作的幅度,反应的时长,反应的方式等,可以缓解老年人面对反应灵敏的部件产生的恐慌。同时老年人的反应和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相对变得缓慢,应避免需要老年人花费大量时间去学习和记忆的设计,简化操作界面和操作方式。
(4)在人机工学方面,由于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有所下降,试用于老年人的基本人体尺寸、操作的方式也不同,需要建立起相应的数据库。比如现在药瓶旋转式打开的设计,老年人容易出现双手颤抖的情况而不易取放物品,这样的设计需要一定的力气才能打开,不仅不方便老年人的操作,而且对于急性病患者可能会产生生命危险。
产品与老年人的人体尺寸、形体以及用力方式是否配合;操作系统是否安全;操作界面是否简洁明了;操作的方式是否符合老年人的习惯和生理特征:产品是否轻质,便于携带等都是老年人的生理特征要求设计师在产品开发时应考虑到的问题。
2老年人的心理特征及其相关的产品设计分析
老年人的心理变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生理上的变化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引起的。
(1)由于生理上机能的退化,老年人或多或少会感受到力不从心和恐惧;对于外界接触到的事物的选择更偏向于保守和安全。所以老年人产品的设计要严格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除非功能需要,否则避免尖锐部件,结构必须稳固结实,可控性强。
(2)老年人的心理多数偏向于安静沉稳的模式,因此产品设计时应避免过多的刺激,比如过于鲜艳的颜色,刺耳的声音,浓烈的味道。同时在设计中有时会忽略的触觉,要尽量保持柔和平滑,使老年人的心理舒适度达到最大。
(3)老年人产品的设计要遵循老年人的情感活动规律,探求产品的情感化要素,设计出具有人情味的产品形态,获得老年人心理上的认同,并能在体验中获得情感,唤起他们的对过往美好的回味或者是对未来生活方式的追求。
情感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情感化的设计也是设计师们的追求。设计出能引起人美好情感的产品是一种成功,在老年人产品设计中,这点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有沉淀的对某个时代有着特殊情感或记忆的人群。
3老年人的日常生活及其相关的产品设计分析
退休对于老人来说是生活方式的重大转变,退休意味着社会角色的转变、工作环境的离开,一定程度上减弱了老年人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如果调整不好,会滋生抑郁孤独感和被社会抛弃的感觉,这时候产品设计更应该注重老年人的感受:
(1)老年产品的设计要建立在有利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基础上,帮助调节因退休等原因产生的消极情绪。产品设计要符合社会文化的需要,老年教育、益智健脑类产品,智能化设计是未来老年产品发展的一大趋势。
(2)如何打发老年人闲暇无聊的时光?趣味性的产品设计会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加有活力。同时趣味性的设计也是充满感情的设计,自然而然会产生亲和力,对于老年人也有一定的情感上的安慰。
(3)勤俭节约目前仍是我国老年人的主流消费观,尽管老年人大多有积蓄,但时代的烙印和多年养成的节俭习惯使得这种观念延续。同时老年人退休以后,依靠的主要是退休金,所以大多数的老人追求的是“物美价廉”。因此老年人产品设计对价格比较敏感,要注意控制成本,提高质量。
四 针对不同阶段老年人的特点设计系列化的产品
1不同年龄段
年龄是划分老年人身体状况的重要标准,而且不同年龄段的老年人有各自时代的烙印和回忆。所以从设计的角度来讲,依据年龄将老年人划分成不同的目标人群,归纳出各个年龄段老人的生理、心理、生活方式的特征,会使设计更有针对性。
2不同健康状况
老年人机体功能减弱,视力、听力、味觉等的功能降低,还常见患有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症状。这些给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了不便,甚至痛苦。根据疾病的特点,针对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设计属于一类患病老年人的适用产品或者随身物品,是今后设计发展的重要方面。设计的产品要能够在情感上照顾到老年人,做到安全易用有趣,帮助排遣老年人因身体状况不佳而可能存在的不良情绪。
3不同地区
老年人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群体概念,其中城市的老年人和乡村的老年人又有所不同。这样的划分主要是针对城市老年人和乡村老年人大部分可能存在的生活习惯、资金收入、文化教育、精神认识有着较大的差别。由此对产品的外观、性能、价格等方面的要求和接受度也存在差异。
4不同生活模式
老年人生活模式较之从前更加多元化,大致分为家居型,养老院型,独居型三类。不同生活模式的老年人的生活特点及出行模式,他们对于日常随身用品的需求也有比较大的区别。随着社会竞争不断加剧,老龄化迅速,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老人”数量大增。所以详细调查老年人的生活模式,建立起数据库,有助于定位,设计出更具针对性,受欢迎的好产品。
篇7
关键词:中国;老龄化;现状;措施;建议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3-0095-02
中国经济在近三十年取得了飞速发展,但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即进入老龄化社会。中国1999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老龄化的进程在加快。
一、中国社会老龄化发展阶段及特征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100年,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1年到2020年的快速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中国将平均每年增加596万老龄人口,年均增长速度达3.28%。到2020年,老龄化水平将达到17.17%。
第二阶段,2021年到2050年的加速老龄化阶段。中国老龄人口平均每年增加620万人。到2050年,老龄化水平达到30%以上。
第三阶段,2051年到2100年的稳定老龄化阶段。这一阶段,老龄人口规模将稳定在3-4亿,老龄化水平基本稳定在31%左右。
同时我们注意到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老龄人口数量巨大。据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国60岁以上老龄人口已经接近1.7亿,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老龄人口将超过4亿,约占总人口的1/5,占世界老龄人口的1/4。
第二,老龄化发展迅速。中国65岁以上老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7%提升到了14%用了27年,而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中国是世界上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第三,地区老龄化程度不平衡。由于我国经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各地区的老龄化差异也比较明显。比如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宁夏在2009年才达到老龄化标准。
第四,男性少于女性。目前,我国老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少460多万,据预测,到2049年,男性老龄人口比女性要少2600多万。
第五,城乡倒置现象明显。据统计目前中国城镇老龄人口比例要比农村低1.24个百分点,而且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长期持续。这是中国人口老龄化不同于发达国家的重要特征之一。
第六,未富先老。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基本处于经济发达时期,而且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应对能力较强。而中国经过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尽管经济发展显著,但在人均GDP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达到峰值时,人均GDP也只能达到目前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也表明我国的老龄化是一个“未富先老”的过程。
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经济社会影响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问题,但对于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到来无疑会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红利”的衰退
中国社会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人口红利”的衰退。最近30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劳动力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非常显著。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影响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最近这两年,我国很多地方特别是沿海发达地区都出现了“用工荒”现象,招工难、用工难的问题日显突出。低成本劳动力的优势正在逐步消失,在不远的将来,劳动力紧缺会慢慢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我们亟待采取有效措施,保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社会保障压力加大
老龄化研究中,老龄人口抚养比是一个重要指标。1990年中国每100个劳动年龄人口抚养13.74个老年人,2000年抚养15.60人,据预测到2025年需抚养29.46人,2050年则达到48.49人。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导致退休金、养老金、医疗保险基金等国家财政支出的急剧上升。
(三)个人消费减少
人口老龄化必然会导致消费需求的变化。一般而言,在老龄化进行的过程中,由于老龄人口数量的增加,消费支出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是,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后,由于收入降低,老龄人口的消费水平将下降。扩大内需是中央制定的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而总体来看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个人消费减少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内需增长,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不利影响。
三、我国政府已经采取的应对措施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口老龄化,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应对不断加快的老龄化进程。
(一)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
1997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开始在全国建立统一的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当然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仍然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如覆盖面过窄、养老保险金收支不平衡、养老保险金投资收益偏低等问题,我国政府也一直在不断吸取其他国家养老保险政策的经验并结合自身国情,修改和完善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收入水平、经济结构等诸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我国城市和农村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我国也正在积极研究部署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再加上我国的国情复杂,城乡二元差异显著,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
(二)研究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我国规定一般男性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性退休年龄50周岁(女干部为55周岁)。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退休年龄偏低。一方面较低的退休年龄加重了社会保障的压力,另一方面随着医疗水平和生活水平提高,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往往还有精力有能力而且愿意继续从事相关工作,为社会经济建设贡献力量。我国目前人才结构不合理,有多年专业经验的人士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匮乏,过早地让这批人员退休也是对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我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退休年龄问题。很多国家都通过延长退休年龄来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但延长退休年龄也在当地社会引起了一些争议,我国政府正在积极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
四、我国应对老龄化的一些建议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不仅是关系到老龄人口自身,而且还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笔者认为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还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调整经济结构,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
发展是硬道理,只有经济得到了发展,才能解决社会的各种矛盾,包括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难题。“人口红利”的日趋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由于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主要依靠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在老龄化越来越严重的今天,我们必须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经济增长的源泉不应仅依靠人口红利。
(二)加快相关立法
人口老龄化问题是重大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归根到底要靠法律。1996年国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但总的来说,有关老龄人口保障的法律法规建设还滞后于老龄化的发展。为了维护老龄人口的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必须尽快制定有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家庭赡养等专项涉老法律、法规。
(三)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老龄产业是以年龄以及由年龄决定的消费特征为标志而划分的产业。发展老龄产业是应对老龄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化水平还很低,因此要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实施国家对老龄产业的扶持保护政策,建立老龄产业发展管理体制。立足城乡社区发展老龄服务业,培育老龄服务中介组织,培养专业化的服务队伍。同时我们也要大力研制开发老龄消费品,培育老龄用品市场。
(四)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制定科学合理的控制生育率的方案,逐步调整人口结构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对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一味地控制人口数量,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我国的老龄化趋势。我们需要根据现实国情,既要控制人口增长又要防止人口老龄化速度扩快和老龄人口比重过高。因此,我们需要制定一个相互兼顾的人口发展规划,合理控制生育率,优化人口结构,为社会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提供优质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家的长期稳定繁荣提供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1]严冰,张伟.中国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0-10-11(1).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R].2006-02-23.
[3]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中国财政政策报告[R].2010/2011.
篇8
[关键词]延迟退休;劳动力市场;“弹性”退休政策
[DOI]10.13939/ki.zgsc.2015.34.196
1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其引发的问题
1.1 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国际学界对“老龄化社会”通用的界定标准是:当一个国家含有超过其人口总数10%的60岁及以上人口或者超过其人口总数7%的65岁及以上人口时,就标志着这个国家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2000年年底我国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在我国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已达到8827万人,这一人口数量占到全国总人口数量的7.09%,同时,在我国大约有1.30亿60岁及以上人口,这一人口数量大约占到人口总数的10.45%。从普查结果看,我国在2000年年底已经基本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ZW(]数据来源: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ZW)]在2010年我国进行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普查结果显示:在我国60岁及以上以及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都有所增加,其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13.31%,这一比例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8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8.91%,比第五次普查结果上升了1.82个百分点。[ZW(]数据来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EB/OL].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ZW)]由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可见,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有逐步加深的趋势。据有关专家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数量的10.85%,届时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数量将达到1.61亿人,我国老龄化社会程度将进一步加深。同时,专家预测我国在2020年后人口老龄化程度将急剧提高,到205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总数将达到3.07亿,这一数量将占到整个人口比重的20.43%,这表明2050年在我国每5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我国社会将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阶段。[1]
1.2 我国人口老龄化基本特点
人口转变过程作为一个社会学重要概念,是指社会中的人口生育率和死亡率由十分高向比较低的情况转变的过程,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自然增长率的变化特点呈现出由低到高再到低的变化过程。由此可见,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当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的具体发展阶段时必然会出现老龄化社会的现象。老龄化社会是一个逐渐发展并形成的过程,解决老龄化社会问题需要经济社会发展为其提供充足的物质保证。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呈现出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工业化初期就逐步显现出来,这主要是源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在工业化初期,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社会保障能力都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便导致了我们通常所说的“未富先老”现象的发生,这是我国老龄化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2]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我国人口转变过程不是一个自然发展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在我国经历了很短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因此,中国人口老龄化还具有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的特点,而与此同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却较低,这些都是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本特点。
1.3 我国人口老龄化引发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逐步进入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首先,人口老龄化将在一定程度上加重在职人员的负担,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就目前来看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9.02%。据相关专家的研究表明,到2050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将达到40.83%,与此同时,少儿抚养比将达到33.38%,2050年我国的总抚养比将达到74.21%;这一惊人数字的背后是隐藏的巨大社会问题,这将给在职人员带来巨大的生活负担。其次,人口老龄化将激化我国养老保障体制中存在的潜在危机,这主要表现在筹资模式转变形成的巨大隐性负债和高达万亿元的个人账户“空账”两个方面,人口老龄化将使得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资金产生供不应求的问题。这可从“出口”和“入口”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出口方面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我国人口预期寿命的不断增加会促使我国养老金替代率逐步上升;从入口方面看,在我国现阶段的养老金覆盖率与遵缴率都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加之当前我国实行的退休制度所规定的退休年龄过低,这些因素都将使得我国养老基金面临筹集不足的问题。[3]以上诸种因素都将加重社会养老问题的负担,最终形成综合性的社会问题。
2 当前我国退休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 退休年龄缺乏弹性
当前我国退休政策中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退休年龄缺乏弹性。在我国,当在职人员的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单位或组织便会对其进行强制劝退,这种“一刀切”的退休模式对劳动者人力资本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没有进行充分地考虑,很大程度上浪费了人力资本可发挥的实际价值。人们在劳动者人力资本观念上往往存在一定的误区,通常认为青年人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但这种观点忽视了老年人通过长期从事实践活动获得的从业经验的价值。在现代社会的各行各业中,老年在职人员较青年在职人员相比其专业技术知识和能力更为扎实可靠,这是青年从业人员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训练和积累才可以达到的。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当一个人适应了张弛有度的工作节奏后,让其突然从原有的工作状态下停顿下来将会在一定程度对这类人员的身心健康造成损害,进而缩短其寿命。此外,在我国,劳动者从业年龄后移的趋势已逐步显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退休年龄依旧不变,这将缩短劳动者的平均工作年限,造成人力资本的巨大浪费。从这些层面看,传统的强制退休模式因其对于退休年龄的规定缺乏弹性,将使得人力资本投入与产出出现严重失衡的问题,这也将在导致人力资本巨大浪费的同时波及社会的其他领域,进而产生连带性社会问题。[4]
2.2 男女退休年龄差距较大
我国实行的退休政策中女职工的退休年龄要比男职工的退休年龄早十年(即:女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为50岁,而男性职工为60岁)。不可否认这一政策的制定是出于对女性劳动者的保护,有利于将妇女从繁重的社会劳动中解放出来。但现阶段我国社会出现了许多转变,女职工从事的工作的劳动强度不断降低、其从事工作的工作环境也在不断得到优化,并且,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从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女性抚养后代的压力,从这些转变来看,现阶段我国女性可以从事更长年限的工作。此外,在当今社会,女性在学习能力及工作能力方面都不亚于男性,由此可以推断,消除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差距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反面看,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如果仍然坚持女性提前退休的政策,一方面使其获得比男性相对要少的养老金,进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也是对女性劳动者的职业歧视,对其在社会中的生存和发展带来潜在的压力。因此有必要缩短男女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使其接等。
2.3 养老金缴费年限偏短
按我国目前退休制度的规定,职工只要保证在在职时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满 15 年,且符合法定退休年龄,便可以在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给付的养老金。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最低的缴费年限一般为40年,即:假设劳动者在20岁时参加工作,那么,他在年满 60 岁时就能顺利退休;而假设劳动者在25岁或者更高年龄的时候参加工作的话,那么,他就得等到65岁或者以后才能退休了。可见,这和我国目前政策规定的15年的缴费年限相比,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此外,随着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不断延长,劳动者在退休后将领取养老金的时间也变得更长了,但其缴费年限基本是固定的,这便进一步加重了养老金给付压力,伴随我国劳动力供给日趋减少的情况,这一问题将导致社会养老基金缺口越来越大,进一步加重老龄化社会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适当修改或延长我国劳动者的养老金缴费年限。[5]
3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3.1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短期影响分析
3.1.1 延迟退休会减少待业者的就业岗位
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后将使得原本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在职工作人员继续留在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工作,这样将对年轻人就业产生“挤出效应”,减少待业劳动者的岗位。但也有学者认为延迟退休政策不会减少待业人员的工作岗位,他们认为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不一定适合于青年劳动者。但是,笔者认为这后一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乐观主义色彩,虽然延迟退休没有对待就业人员产生直接的“挤出效应”,但是从间接层面讲“挤出效应”是的确存在的。因为虽然从直观上讲,年轻劳动力和老年劳动力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替代关系,但从间接层面看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间接替代关系。当老员工退休后即使没有适合其岗位的年轻劳动力来对其进行替补,也仍然会有其他适合的从业人员对其岗位进行补缺,于是这一人员便实现了就业,而该人员原有的岗位便会空缺,进而这一岗位可能会由年轻劳动力来进行替代,以此实现年轻劳动力的就业。可见,延迟退休在短期会减少待业者的就业岗位,对年轻劳动者产生“挤出效应”。
3.1.2 延迟退休会弱化老年劳动者的竞争地位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和升级,在各行各业中,劳动岗位对于劳动者掌握先进技术的水平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使得在某些行业中,老年劳动力所拥有的专业技能水平将无法满足该行业的特殊要求。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老年劳动者所具有的禀赋、创新能力、对新技能的掌握能力等都已不能紧随时代的发展,这使得老年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地位逐渐下降。在我国,某些行业的高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水平通常较低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其受教育水平与年轻从业人员相比具有很大差距,这也导致了老年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相比在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处于劣势竞争地位。结合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在我国现有劳动力市场中,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占有很大比重,这类从业人员往往从事重体力劳动,其工作性质对身体体能状况的要求较高,当他们进入老年阶段,身体状况势必大不如从前,这将使得他们很难继续从事原有的工作。延迟退休将使他们陷入无法从业的不利地位。[6]
3.2 延迟退休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长期影响分析
3.2.1 延迟退休有利于缓解劳动力不足问题
如上文分析所示,从长期来看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逐步加深,特别是因为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在控制人口生长,使得新生人口数量减少,劳动力得不到必要和及时的补充,这将进一步使得我国第一次人口红利作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将逐步降低,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而延迟退休年龄会增加从业人员的工作年限,并且减少退休人员的数量,这两个方面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社会出现的总体劳动力不足问题,可从另一个方面增加劳动力的供给数量。笔者通过分析国际上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的有关措施可以发现,许多国家通常也会采用延迟退休的政策来解决其面临的劳动力短缺问题,这些国家实行延迟退休的经验表明,延迟退休政策对解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3.2.2 延迟退休有利于积累和充分利用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通常是指:劳动者受到教育、培训、实践经验、迁移、保健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的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延迟退休有利于延长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收益期,从而使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创造更大的价值,促使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同时,可以增加劳动者有关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的培训,这些方面对人力资本的积累都是十分有利的。延迟退休也会使人力资本得到更为充分地利用。在我国,居民的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同时,我国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在不断增加,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者的基本素质和工作技能,教育年限的提升也进一步要求人力资本的利用年限应该与之对应的相应后移。如果不对我国的劳动力情况进行充分考虑,仍然按照原有的退休制度予以实施,在保持法定退休年龄不变的情况下,必然会给人力资本带来极大的浪费。同时,有些行业中老年劳动者的工作经验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延长退休年龄将为这些行业的劳动者及单位组织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并减少新员工培训的高额成本,从而在实现人力资本有效利用的同时,使得老年劳动者及其雇主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4 在我国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相关建议
4.1 不同群体采取不同措施
笔者认为,延迟退休制度实行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劳动群体所从事的工作性质的不同,应坚持公平原则。具体实行过程中应逐步延迟我国女性劳动力的退休年龄,这样做有利于提高女性劳动者在职场上的竞争力,促进男女平等的实现,消除劳动力市场对女性劳动者的歧视。同时,不同从业个体的人力资本投资和参与工作的时间起点也不尽相同,因此,针对这一问题应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应设置不同的延迟退休力度,避免“一刀切”退休政策带来的不公平现象。实行延迟退休时应不仅要仔细考虑历史投资给人力资本存量造成的不同影响,还要充分考虑延迟退休的时机、采取的方式以及实行中的力度,同时,对于不同个体的就业差异以及人力资本产权参与利润分配的情况作为实行延迟退休的重要依据。在我国,个体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从业人员往往其从业的时间较早,这类人员所从事的工作性质对体力有一定要求,随着年龄的不断增大,体力逐渐减弱,使得他们应较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而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从业人员的受教育时间往往也较长,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通常较晚,这使得他们的人力资本存量的释放期相对后移。采用“一刀切”的延长退休政策,会对经济社会产生一定的不公平,会很大程度地降低人力资本使用效率,减少人力资本所能创造出的实际价值。针对这一问题,实际施行过程中可以考虑采用最低工作年限取代目前现行的以生理年龄界定法定退休年龄的方法。
4.2 有效推进“弹性退休”政策
在某些层面上讲,强制退休对部分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是不利的,并且,有些老年劳动者完全可以胜任其所在的岗位,因此,现阶段对不同类型劳动者法定退休年龄的划定也应采取不同的措施,充分发挥劳动者对自身退休年龄的合理规划,实施“弹性退休”政策有利于提高养老保险制度的灵活性。笔者认为,应该尊重老年劳动者结合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及自己的养老金规划,选择合理的退休时间,这也有利于老年人从原有的工作角色向新的生活角色的顺利转变。同时,弹性退休制度做到了兼顾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兼顾了性别差异以及行业差异等决定退休年限的因素,有利于更好地利用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从而优化社会价值的配置效率,并且,这样做也是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的一种过渡性措施,有利于解决实行延迟退休中出现的各类矛盾。“弹性退休”政策不仅在退休年龄上应给予劳动者一定的选择权,同时,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上也应坚持“弹性”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劳动力群体制定不同的法定缴费年限,例如:针对脑力劳动者而言可适当延长其缴费年限,而针对体力劳动者而言,可适当减低其缴费年限,通过对劳动者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的调控,既可以促进社会公平,也可以合理调节养老保险金储备,缓解当前养老金供不应求的状况。
4.3 完善现有养老保险制度并逐步提高其覆盖率
养老保险制度是决定老年人是否愿意支持延迟退休政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若没有其支撑而单一地强调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则未必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产生新的社会问题。实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应提高养老金的覆盖率,这样做不但可以为更多的劳动力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可以将其作为延迟退休政策的辅助措施,减少在实行延迟退休中遇到的各种阻碍,同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养老金的充分供给,进而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为了对现有的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应加快解决养老保险收入和支出等方面的问题。在我国存在多种所有制经济,这使得非正规就业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大,行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也在不断增大,因此应结合现状改革养老保险制度,使其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就业方式,把握劳动力市场运行的规律,并且处理好有关养老保险权益的法律问题。在法律框架内充分保障劳动者就业及退休的合法权利,同时以立法的方式进一步扩大养老保险缴费及支付的覆盖率。
5 结 论
本文对于中国现阶段老龄化社会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进行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老龄化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进一步分析研究了当前中国退休政策中急需解决的一系列问题。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之上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阐述了延迟退休将会给中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巨大影响。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对在中国施行延迟退休政策提出了三点建议。本文认为延迟退休政策的推行应采取“渐进性”的策略,尽量做到适当的推延,在这个逐渐推行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公平公正,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建立更加完善的养老保险政策就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之下,人们才能更好地接受这一现实。要想减小推行延迟退休政策对我国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冲击,就要在一定程度上使退休政策富有“弹性”,对于将要面临延迟退休的工作人员要采用一定的帮扶政策,这样才能促进政府推行延迟退休政策的工作顺利开展。
参考文献:
[1]刘楠楠.中国延迟退休制度改革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14.
[2]厉彦青.我国延迟退休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分析[D].济南:山东大学,2014.
[3]李付俊,孟续铎,张超.延迟退休的影响效果分析[J].西北人口,2014(2):17-25.
[4]金刚.中国退休年龄的现状、问题及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分析[J].社会保障研究,2010(2):32-38.
篇9
〔关键词〕 公共政策;人口老龄化;生命周期;社会参与;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3-01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展型家庭政策在中国养老制度安排中的作用机制研究”(11CRK008);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发展型福利模式下的中国养老制度安排”(20100480546)和特别资助项目“养老福利安排的多系统耦合模型及其ABM仿真”(201104229);复旦大学985工程专项基金“中国人口管理模式创新与政策调整的研究”(07FCZD033)
〔作者简介〕胡 湛,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博士后研究人员;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将成为人类社会的常态。〔1〕它不仅是人口再生产模式由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结果,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老龄化首先表现为一种人口现象,却不断和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各个领域相互作用,并对它们的发展产生愈来愈深远的影响。派弗曾断言,老龄化继续发展下去所产生的冲击将不亚于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的经济与社会运动;〔2〕吉登斯则进一步指出,老龄化与全球化的叠加,将在本世纪很长的时间里重塑人们的生活。〔3〕
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老龄化所导致的人口构成变动必然影响现有社会结构的稳定性,〔4〕亟须社会与制度的变迁以与新的人口年龄结构重新适应。而在目前的社会经济制度安排下,中国社会仍然对老龄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学界的研究也集中在应对养老压力及针对老年群体的各种支助措施上。它们经常忽视与之密切相关的其他问题或同一问题的其他方面,难以反映老龄化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不足以全面应对其诸多挑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挑战并不完全来自老龄化本身,更源于老龄化的人口结构与现有社会结构不匹配所产生的矛盾,即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无疑使得公共政策调节成为应对老龄化的必要手段之一。
①国际上通常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②根据本文预设的四种政策情境,不同情境下中国老年人口比例到2050年相差约20-34个百分点。
本文以公共政策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试图为推动老龄社会的公共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以使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健康、文明地向前发展。
二、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
在人口寿命普遍延长与生育率迅速下降的双重作用下,中国人口的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国社会已经进入老龄化阶段①。这场空前的人口革命具有以下特征:
1.老龄化现象的普遍性
人口的老龄化现象是一种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能例外,差别只在于出现之早晚与进程之快慢。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7%的国家有76个,而到2050年则可能超过150个。〔5〕中国已于1999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已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2011),在大陆31个省市区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重已达到887%,其中有26个省市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超过7%;若按户籍人口计算,老龄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已经达到16%以上。〔6〕
2.老龄化进程的持久性
人口老龄化绝不是一种短期现象。据相关预测,在整个21世纪之内,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将持续存在。
3.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
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其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过快。据有关测算,2050年的中国老年人口和高龄人口将分别是现有数字的3倍和5倍。〔7〕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口老龄化过快的趋势在大体上是难以逆转的。
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处于人口老龄化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之中,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与实施都将在这一前提之下进行。〔8〕以经济发展为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增长得到人口结构的有力保障,人口转变所形成的人口年龄结构优势开启了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9〕这使人口结构因素在我国过去30年人均GDP增长中的贡献率超过1/4,人口结构已经成为一个比人口数量更为重要的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10〕而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能否在人口结构优势趋于减弱的前提下延缓机会窗口关闭的时间、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协调发展的关键之一。中国社会的组织和运行在相当漫长的岁月里都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的人口结构为基础,而今天却不得不考虑到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
三、老龄社会中公共政策转变的必要性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提前出现与政府推行的严厉生育政策密切相关。这项政策在促成中国经济奇迹的同时,也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由成年型转入老年型仅用了18年时间。〔11〕亦因此,人们自然而然地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希望寄托于生育政策的改变。计划生育政策大大加快了我国生育水平的下降,其继续实施对人口结构的负面影响正在不断积累,亟须根据现有人口态势适时调整并加以完善。但人口老龄化毕竟是人类寿命延长与生育水平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同方面和层面的影响,其进程可能因生育政策的调整而得到延缓,却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即便由现在起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②(如图1所示)。显然,人口老龄化已不是一种孤立的人口态势,仅仅依靠调节人口政策不足以全面应对。〔12〕虽然它首先是一个人口问题,却正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连接在一起,并在同它们的交互作用中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的人口年龄结构是其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结构形式之一,也是其他各类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13〕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重大改变时,必然要求对社会架构及相关政策做相应调整。由于人们的观念转变和社会形态的演变都需要过程,导致这种调整往往滞后于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变〔14〕,从而使人口老龄化在今天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挑战。
①图1呈现了四种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2010-2050年)。其中,“单独二孩”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普遍二孩”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二孩;“由单独二孩向普遍二孩过渡”是指由2011年开始允许有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二孩,并在2016-2025年10年间按区域逐步允许所有夫妻生育二孩。预测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2008和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全国及各个省份的总人口、农业人口、非农业人口、出生率、死亡率等数据。本文其他预测所采用的数据及假设与此相同。
图1 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变化趋势(2010-2050年)①
1.老龄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现有就业体制将老年人口排斥在正规就业市场之外,人口老龄化的推进无疑将对这一制度安排形成冲击。据测算,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中国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将自2025年后迅速萎缩,从2030到2080的50年间更是每10年便减少1亿〔15〕,推迟劳动力退休年龄、为老年人口提供继续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将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不仅如此,本已短缺的劳动适龄人口自身的老化也十分严重,55-64岁的劳动力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11%迅速攀升至2020、2050及2080年的1711%、2617%和2716 %〔16〕,这会对就业岗位的生产与配置、就业关系的形态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影响阶层结构、消费结构,乃至产业结构。
2.老龄化对阶层结构的影响
伴随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以来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中产阶层的崛起使中国阶层结构向现代化的“橄榄形”变动,而富裕阶层与社会底层的同时扩大又从某种程度上抵消了这一趋势,因而亟须壮大中产阶层、缩小中下阶层以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然而,过快的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净增率的负增长却势必会对未来社会中产阶层的规模具有一定的负面解构作用。〔17〕与此同时,当前老年人口的人均人力资本含量仍然偏低,约占总量70%的农村老年人面临着低收入、无社保的窘境〔18〕,庞大的老年人口正在贫困化、边缘化,这无疑给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
3.老龄化对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收入分配涉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经济资源的占有比例和获得途径的结构性平等问题。〔19〕由于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仍在延续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制度设计,致使老年人口在一次分配中受到天然的限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老年人口得益于发展的权利,这一矛盾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而凸显。与此同时,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压力还将与二次分配之间产生结构性张力。不同生育政策方案下的测算显示,我国未来40年的总抚养比均呈先短暂下降然后长期上升趋势(如图2所示)。从总抚养比的构成看,现在开始到2015年的总抚养比下降主要是由少儿人口减少导致少儿抚养比下降所致,而此后总抚养比的上升将主要来自于老年人口增加和老年抚养比提高。从2035年左右开始,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的重点将从少儿人口转向老年人口。这无疑会使中国“现收现付”为主的养老金制度面临极大压力,而且对现有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的供给都将是严峻的考验,处理不当甚至会引发代际或阶层间的矛盾。〔20〕
图2 人口总抚养比的变化趋势(2010-2050年)
4.老龄化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会对国家职能、政党制度、政治环境等政治结构因素产生影响。〔21〕老年人口的激增必然形成一个重要的压力群体,进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不同年龄群体间的政治力量格局与社会关系变化。〔22〕政府完全可能为了维护庞大的老年人口群体的利益,而不得不以牺牲其他人口群体的利益、甚至未来世代的发展潜力为代价求得政治上的稳定,这无疑给未来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伏下隐患。
以上我们仅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社会结构稳定性的影响,事实上这些影响已经逐渐波及社会结构中的各个领域和不同层面,如家庭结构、消费结构、组织结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等。人口老龄化正是通过影响这些社会结构而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全方位的冲击。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任何社会结构都是制度的产物〔23〕,它是制度体系运行的结果。因此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所谓冲击并不完全来自于老年人或者老龄化本身,更缘于现有的制度安排阻碍了我们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来应对其所带来的问题,从而无法满足老龄社会的发展需求。〔24〕
一般而言,制度是对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其中人类关系与行为的规定,它总随着“环境的变化和人类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而变迁。〔25〕现在,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已急剧变化并将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不仅会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更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前提之一,我们将不得不以更加理性的姿态使相关的制度安排尽快对此作出反应,从而营造积极应对老龄化的良好环境。尽管并非所有的制度变迁都可以在“一夜之间”完成,尤其非正式制度的改变更是漫长的过程〔26〕,但制度由政策所维护,政府在应对老龄化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无以替代的功能。政府通过重构公共政策体系推动相关制度变迁,使我们的社会针对老龄化而进行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已经势在必行,这无疑使公共政策的转变成为制度变迁的核心。
公共政策是政府对社会公共需求的应对,它不仅体现了政府的执政理念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还总是依赖于当前的社会现实与社会条件。如有研究指出,中国老年人目前面临的收入困境和养老保障困境都不是“未富先老”所致,而是源于社会收入分配政策和社会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合理,以中国现在的国力完全可以使老年人生活得更好。〔27〕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与现有公共政策安排之间的矛盾必须得到重视。过去我们的公共政策大多以青年型或成年型社会为中心,而现在,我们必须考虑到老龄社会。因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个社会1/3的人都将超过60岁。
四、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尽管相当多的研究将人口老龄化视为一种沉重的负担,但那些曾被描绘出的可怕景象并不注定是我们的未来。如果我们能因此而对社会的组织和运行进行再设计,并制定更为巧妙的公共政策,一个老龄化的世界仍然蕴藏着不可忽略的机遇与活力。就这一政策问题的性质界定而言,人口老龄化在宏观上是社会与经济如何继续“科学发展”的问题,在微观上则牵涉到“以人为本”原则的具体落实问题。然而,实际的政策设计却经常出现错位,即偏离或忽视了“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这一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而依然坚持着“非常态”或者“非老龄社会”的假设。其后果是:其一,政府过于注意对经济发展有影响的硬指标,而忽略了老年人群体的特殊性;其二,对当前老年人行为与认知新特征的研究资料极为匮乏,政府无从发现和掌握经济与社会变迁对老年人的影响以及随之产生的问题;其三,将老龄社会简单地等同于老年人的社会,忽略了人口问题的全民性与动态性。所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公共政策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已不再是一个技术性问题,而且包含着价值的判断与战略的选择。
(一)寻求行政管理体制的突破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常态,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谐社会”、“科学发展”和“包容性增长”等执政理念与发展目标都将在这一前提下实施。政府有必要在长期发展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上统筹考虑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规划,通过相关公共政策的改革与完善而使中国社会尽快适应这种人口态势,以贯彻执政理念及实现发展目标。然而,在中国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目前以部门为主导而形成的各种与老龄化有关的公共政策不断呈现“碎片化”的趋势〔28〕,不同的政府部门往往专注于各自的功能和职能定位,相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但界限不明确的情况时有发生,政策之间相互制约乃至冲突的现象时有出现,老龄政策在部门发展序列中的排位以及政策优先对象的确定都要取决于相关部门对老龄事务的理解,这会使老龄社会中公共政策转变的许多基础性工作难以开展,源头性问题难以解决。
因此,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应首先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只有建立一个权威的常态统筹机构,从体制上强势整合人口计生、民政、卫生、人保等部门的相关职能与资源,在提供体制、组织和资金保障的同时,对政策进行统一的规划、管理、调控与实施,才能有效推进公共政策体系在老龄化背景下实现积极的转变。〔29〕
在有体制保证的前提下,本文的余下部分将从三个层面分析老龄化社会中公共政策的调整需求及转变方向,尝试为政策转变构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其中,微观是指从个体层面出发所进行的个体及个体间分析;中观是指群体层面,包括老年人群体的整体分析、老年人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的群体间分析;宏观则是指国家层面。
(二)微观:从以老年人为基础到以“生命周期”为基础
老龄化问题常常被视为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即如何为老年人提供经济赡养和公共服务的问题。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老龄化将成为未来社会的常态,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式,便不难理解仅仅关注针对老年人的公共政策无法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诸多挑战。
WHO曾于1990年将“健康老龄化”作为应对老龄社会的战略性目标提出;联合国也于1992年通过《世界老龄问题宣言》呼吁全球共同开展健康老龄化运动。近二十年来,与该理念相关的研究与实践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得到高度重视。根据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不仅为疾病、羸弱之消除,而是指一种体格、精神和社会活动能力上的完满状态。”如果人们想以这种状态进入老年,则不仅需要个人的毕生努力,还需要能让这种努力予以成功的制度环境。愈来愈多的研究表明,很多慢性疾病(如心脏病、糖尿病等)的初始危险,在孩童甚至婴幼儿时期即已出现;长寿的生活方式,及其身体、知识和情绪基础,也多是在青年和孩童时期建立的。“健康老龄化”其实是一个生命全程的主题,在年轻时种下健康的种子,才能在晚年收获健康的果实。2002年,WHO继“健康老龄化”之后又向第二届世界老龄大会提交了“积极老龄化”的书面建议书。“健康老龄化”侧重于个体发展的延续性,强调晚年生活能力取决于早年生活的积累;“积极老龄化”则重视参与,它使我们认识到自己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始终能够发挥潜能,并按照自己的权利、需求与能力参与社会发展。从“健康”到“积极”的升级,使老龄化的议题不再局限于老年人,而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
事实上,“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目标都无法通过仅仅专注以老年人为基础的公共政策来实现,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和医疗保健支出问题往往可以通过对年轻人进行健康投资转变其生活和行为方式来改善;老年人的养老金问题也可以通过年轻人劳动生产率和老年人经济参与率的提高来缓解。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整体,只有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考虑,才能够夯实老龄化政策设计的基础。
此外,建立一个健康、积极的老龄社会不单要有足以改变个体发展条件的具体政策,还要能创造出支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30〕随着老龄化的加速,中国政府已经着手对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公共养老金制度、社会服务以及传统的支助系统进行调整。除此之外,笔者认为政府的另一更重要任务是主导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伦理,改变当前社会对老龄化的成见与歧视,并避免人们到达某一年龄以后被置于一种无足轻重的消极地位。只有这样,老年人在寿命普遍延长的同时,才能感到晚年仍可有所作为、生活依然充满意义,这无疑也关系所有人的未来。 (三)中观: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对于老年人群体而言,提高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参与率本就是以生命周期为基础的公共政策目标之一。〔31〕在“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的基础上,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作为“国际老年人年”的主题,并随后将其作为应对全球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性目标提出。“共享”表明了社会的包容和平等,它蕴含着让老年人有机会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的目标,使老龄发展战略的能动性增强。这一扩容不只是理论的升华,更为公共政策的设计及实施提供了思路。
个体的老化是一种渐进并因人而异的过程。尽管老年人的劳动能力会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大而急剧减弱,但却不会因为60或65岁的到来而立即消失。不仅如此,人的各项能力在其毕生发展的过程中是不平衡的,不同年龄阶段的个体有着不同的潜在可塑性,不同年龄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应当通过不断选择和相互补偿来推进社会的现实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年老只是个体生命及事业的自然延续,老年人的需求、能力与潜力在整个生命周期都一直存在。而随着老龄社会的来临,如果仍旧只把老人视为被抚养的对象,实行消极养老,将难以使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事实上,老年人口中蕴含庞大的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他们是一种尚未被人们充分察觉的重要资源,具有相当的社会与经济潜能。而现有就业制度却将老年人排斥出正规就业市场,现行法定退休年龄也仍在继续半个多世纪前的制度设计,这些政策安排人为地加重了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成本。根据测算,在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的情况下,55-64岁的劳动力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将由2010年起逐年攀升,在2050年将超过26%;而与此同时,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逐年递减,至2050年降至60%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迟退休年龄、提高老年人口(尤其是年轻老年人)的劳动参与率,便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上海市于2010年10月1日起尝试执行企业人才“柔性”退休政策,即允许具有专业特长的人群在到达国家法定退休年龄后,可以在个人意愿和企业需要的基础上由双方协商决定是否推迟(男性至65岁、女性至60岁)申领基本养老金。
一些西方国家的经验业已证明,老年人继续就业并不意味着减少年轻人就业的机会,通过抑制老年人就业来增加年轻人就业的政策从来就没有产生过显著效果。〔32〕联系中国的国情,尽管短期内刚性地推迟退休年龄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以政策的形式针对特定人群进行柔性调节无疑成为一种现实可行的路径,并已在部分城市尝试实行①。不仅如此,笔者认为还应该扩大公共政策中关于老年人“就业”的内涵,即将老年人可以从事的某些社会服务也考虑进来。据统计,在很多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中,老年人的比例一直很高,而且相当活跃,他们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推力。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也能使他们更好地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成果。尽管社会参与不单包括就业,但就业无疑是提高老年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参与率的最佳途径之一。老年人绝不全是被供养的对象,他们不但是消费者,而且是生产者,更是历史的创造者。
(四)宏观:从应急补缺到可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目前形成的一个共识是希望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33〕然而,传统社会保障的实质只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尽管它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性问题,但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不仅如此,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更经常表现为一种针对弱势群体或问题人群的应急补缺策略〔34〕,缺乏中长期战略的视野,难以在老龄化已成为常态的社会情境中承载应有的制度抱负。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是我们进行公共政策模式选择的前提。虽然发展不是纯粹的经济现象,但经济发展无疑是整个发展过程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使中国社会在老龄化的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这无疑需要相关的公共政策着力实现从应急模式向发展模式的转变。
据测算,无论在何种生育政策方案下,中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均将持续下降,且不同方案下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差别很小,而与此同时的老年人口比例却逐年递增。劳动力绝对数量减少对未来老龄社会的负面影响只能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平衡,这使投资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政策安排之一。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为例,目前较多的研究专注于筹资模式转轨的可行性(现收现付制、基金积累制、混合制等),从实物经济的角度来看,养老保险从本质上讲永远是一种靠后代养老的计划,筹资模式的不同仅仅表现于未来老年人口向年轻人口索取物质产品方式的差别。〔35〕不同筹资模式下养老金增长的物质基础完全一样,即下一代就业人口的增长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36〕,而依赖中国未来就业人口增长来维持养老金水平已不啻为一种幻想,下一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成为唯一的选项。尤其在当前,中国经济还处在能够收获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启时期,如果当代人仅仅享用人口红利却让未来几代人承担人口负债,将是一种严重的代际不公。笔者认为,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则,也是涉老政策体系的设计中必须坚持的关键理念之一。不少研究者已对中国未来老年人口抚养比的长期上升趋势忧心忡忡,甚至担心由此大幅增加年轻人口的负担而剥夺未来几代人的利益,招致严重的代际冲突。然而,传统的老年人口抚养比等人口学指标只涉及劳动力的数量与比例,将劳动者的能力平均化、无差别化,在研究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时却应当考虑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抚养能力的提升。因此,政府应通过公共政策着力推动善用人口红利,将其更多地投资于教育、卫生和家庭福利等直接关乎未来劳动生产率的部门,通过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来“以质量换数量”,使未来相对较少的劳动人口创造出足以满足老龄社会发展需求的社会财富。〔37〕
此外,为了应对老龄社会以及自然资源收入下降对社保制度的挑战,不少国家都利用过多的外汇储备建立养老基金以缓解财务支付压力,并力求在代际间更公平地分配财富,进而实现不同世代人口的代际和谐。尤其是近年来,许多经济体都开始将其庞大的官方外汇储备从央行资产负债表中剥离出来用于建立养老基金,如挪威、俄罗斯等。中国目前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顺应这一应对老龄化的国际惯例,不仅可以实现官方储备的投资多元化以实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又可以最大限度地破除由财富基金在西方所引发的“中国”〔38〕,进一步为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五、结语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前提之一,它所带来的挑战并不完全在于老年人或老龄化本身,更在于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前所未有的人口学变化缺乏必要和及时的反应、适应和调整。历史一次次地证明,机遇往往与挑战共存。目前的当务之急并不是过分担忧现代社会的养老成本,而是使社会各阶层行动起来,对老年人口的能力和潜力从观念上进行重新认识,并以此作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投入,在关注民生的前提下着力解决目前老年人口所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首先,政府在应对人口老龄化中应寻求行政管理体制上的突破,这是推进公共政策转变的首要保障。在此基础上,就个体的微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将个体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和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联系起来,并致力于创造出支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环境。其次,就群体的中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增强能动性,使老龄化问题成为全民参与的主题,帮助老年人群体更好地参与社会发展过程、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再次,就国家的宏观层次而言,老龄化政策应支持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中国社会在老龄化前提下继续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
无论年轻还是年老,每个人都是老龄社会的组成部分,每个人都应当健康长寿并终身贡献。如果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些,我们必将进入一个“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新时代,在这里,老年人不再被看作是领取退休金的人,而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体和受益人。肯尼迪(J. F. Kennedy)曾经说过:“对于一个伟大的国家而言,仅仅给生命以岁月是不够的,还应该给岁月以生命。”这是一个老龄社会所应有的政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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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global aging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Because of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becoming old before getting rich in China, aging issu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By drawing on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of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by taking Hefei city as a exampl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tatus of family endowment in Hefei city and the first family endowment item: the Taiyangwan apartment for the elderly,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innovative proposal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the family endowment mode.
关键词: 老龄化;居家养老;合肥市
Key words: aging;family endowment;Hefei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6-0327-03
0 引言
全球人口快速老龄化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或即将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1]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是中国自身的问题,而且关系到全球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备受世界关注。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如何使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1 我国老龄化进程及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1.1 我国老龄化进程 国际上通用的老龄化,是以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7%或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0%作为进入老龄社会的标准。[2]
通过查阅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汇总的《1982-2010年人口年龄结构和老龄抚养比表》,结果表明,1999年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是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家之一。201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达已到8.9%,老年抚养比更是达到11.9%,老龄化程度严重加深。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初步汇总的《各地区年龄结构表》的结果来看,65岁以上人口比例,发达地区只有广东省略低于7%,其他地区只有、青海、新疆、宁夏等四个偏远地区低于7%。因此,我国的养老问题迫在眉睫。
1.2 我国居家养老模式现状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养老模式大多数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即是由家庭成员提供养老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生活照料。然而当前及未来中国都会普遍出现“421”甚至是“4421”家庭结构,出现了高龄化、小型化趋势,逐渐削弱了家庭养老功能,“空巢老人”的家庭问题普遍出现。居家养老服务是加快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基础性工程,是政府和社会力量依托于社区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精神慰籍、文化娱乐等方面服务的一种服务形式,它是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补充和更新,是我国发展社区服务、建立养老服务体系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居家养老的概念给出各种观点,其中,赵晓征认为居家养老是指老人在自己或子女的住宅中居住,但并不意味着由家庭成员来全部或主要承担养老责任,“家庭养老”必然对应着“居家养老”,但是“居家养老”则不一定是“家庭养老”。[3]
自从我国开始提出居家养老模式后,很多地区都开始探索和建立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但是都处于起步阶段,并没有形成一个可推广的示范模式。下面就介绍几种典型的国外居家养老模式。
2 国外居家养老模式介绍
早在20世纪,欧洲国家最先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进展速度平稳而缓慢,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发展到一定阶段所产生的一种社会问题。
2.1 西方国家居家养老模式 在西方价值观的背景下,大部分父母在子女成年后都是与子女分居,在这种观念下,大部分养老问题都是要靠社会保障以及老年社区服务等来进行解决的。
2.1.1 美国的居家养老服务是依托于社区由政府为老年人提供一系列服务,以老年人医疗保险的全面医疗照顾项目为基础,形成一个面面俱到的照顾计划,为老年人提供了包括急性照顾服务、看护服务、初级医疗照顾、住院治疗、护理院照顾,以及预防性的、恢复性的、治愈性的和护理性的服务等在内的所有相关医疗服务。[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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