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内涵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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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 手段
一、国家宏观调控的内涵
国家宏观调控是国家政府运用计划、法规、政策、道德等手段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为了促进市场发育、规范市场运行，对社会经济总体的调节与控制，是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宏观调控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对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把微观经济活动纳入国民经济宏观发展轨道，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及时纠正错误。
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及现实意义
经济杠杆是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价值形式和价值工具。
（一）经济手段
经济手段是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包含经济政策；价格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扶贫政策。价格、财政、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杠杆进行的调控都属于经济手段，还有经济计划、产品购销、产业政策、开发式扶贫政策等。
作用：有利于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特别是国家制定和实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起重要作用。
（二）法律手段
法律手段是指政府依靠法制力量，制定和运用经济法，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运用经济法规来调节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通法律手段可以有效地保护公有财产、个人财产，维护各种所有制经济、各个经济组织和社会成员个人的合法权益；调整各种经济组织之间横向和纵向的关系，以保证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
法律手段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具有经济普遍的约束力和严格的强制性，对经济运行的调节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明确的规定性。
（三）行政手段
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以达到宏观调控目标的一种手段。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不能放弃必要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调节功能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当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失调或社会经济某一领域失控时，运用行政手段调节能更迅速地扭转失控，更快地恢复正常的经济秩序。行政手段是短期的非常规的手段，对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具有一定的内生性特征，不可滥用，必须在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加以运用。
（四）道德手段
道德规范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内心信念等来维系的人们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
运用道德手段干预和调节经济行为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关键是通过教育、舆论、文艺等多种手段形成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并形成多数人形成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来影响人们的道德选择，调节着人们的利益关系和心理平衡，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
三、国家宏观调控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经济发展容易过热，动力来自过度追求GDP的增长速度及其手段的投资依赖即所谓“投资饥饿症”，导致通货膨胀，结构劣化。主要对策是压缩投资，带来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主体，社会生产的高度社会化和经济运行的基本特征，以及国家具体的职能决定了国家对经济运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一）经济运行存在矛盾
市场经济带来的经济周期波动对社会资源和生产力都构成影响，增幅偏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体制不完善等问题仍较明显。不真正解决结构、体制问题，经济发展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就随时可能出现，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倾向，不能为使国民经济真正转到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轨道。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国家。单单靠市场的自发调控是不行的，市场调控有许多弱点和缺陷。
（二）宏观调控存在突出问题
宏观调控当前仍然存在三个突出问题，主要是物价上涨压力较大、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以及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
在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总体是好的，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和改革措施，呈现出增长较快、质量效益提高、结构协调性增强、群众实惠增多的良好发展态势，对于保证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当前的宏观调控仍然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
四、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及现实意义
针对中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政府及时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抑制过度投资、稳定市场价格、减少流动性过剩、降低顺差增幅；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土地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使国民经济持续平稳快速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
宏观调控是国家从宏观经济角度，运用各种调控手段，为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总量和结构进行调节和引导。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宏观调控都是政府重要的职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参考文献：
[1].中国经济新思考[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篇2
关键词：宏观调控 能力建设 政策
从国际经验来看，后发国家要在既有国际竞争秩序中取得优势，就必须在引入市场机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政府对国民经济的规划组织和领导力。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就构成了我国国家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对我国而言，宏观调控能力就是紧紧围绕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各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国际合作措施，保证国民经济总量和结构均衡，保持国民经济与社会又好又快稳健运行的综合掌控能力。
今后15-20年，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在此期间，以科学发展观基础的宏观调控能力，是我党执政兴国能力的核心表现形式之一，而且，通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有助于根除体制转轨阶段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增强人民群众对国家建设与发展信心。因此，研究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历史性的新挑战
2003年以来的本轮宏观调控，已经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成果，同时我国的经济总量与结构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根本变化，与改革开放以来前几轮的宏观调控相比，当前的宏观调控能力建设面临着一系列历史阶段性的新挑战：
其一是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挑战。众所周知，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长期目标。当前，我国经济市场化的水平越来越高，市场机制正日益发挥着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但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并成熟运转，同时传统管制经济的机制在逐步推出，在此背景下，同时出现了诸多“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现象，宏观调控时常面临两难选择。
其二我国经济与社会信息化水平不断提升的挑战。现代信息技术开始广泛应用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模式正产生深刻的长远影响，经济信息数量随之剧增，但其中不乏一些严重失真的信息，这些失真信息传播开来很可能会冲击市场经济秩序，甚至衍生出无法控制的消极经济“蝴蝶”效应。全面、准确、快速国民经济运行信息的收集处理能力，在宏观调控能力建设中具有更重要的地位。
其三是我国经济的虚拟化的挑战。纵观当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以股票交易、债券市场、期货交易、外汇交易等为主要内容的虚拟经济及房地产半虚拟经济已经占有很大的比例。与2005年GDP相比，我国股票市值占GDP达到57%，但是以市场实际可交易的流通市值看，这一比值仅仅为14%。专家估计，当前美国的虚拟经济规模是中国的20倍以上，日本的虚拟经济规模也比中国大18倍，这说明中国虚拟经济发展仍有很大空，。但虚拟经济运行具有其独特规律。毋须置疑，我国政府在调控实体经济方面积累了大量的有益经验做法，但在调控宏观虚拟经济方面总体来看仍然处于探索学习阶段。
其四是资源、生态状况和环境日益恶化的挑战。当前，我国现有的自然资源已大多难以完全由国内供应，相当一部分重要自然资源有赖于国际贸易，同时因改革深化各级政府直接调拨资源的能力受限增多，而且，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水资源供给和生态环境保持、恢复和改善面临着空前大的压力。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面临着尖锐的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利益矛盾压力。
其五是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高达70%以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和产业分工中的重要一环。可以预见，我国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仍将继续扩展，相关的国际经济规范和其它国家的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也必然对我国的宏观调控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时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互动效应带来了我国宏观调控措施的制定、出台时机、过程监督、效果评估等一系列新的研究课题，我国的宏观调控势必要和相应的政治外交、国际协调结合起来。
其六是和谐社会目标多元化的挑战。和谐社会是我国中长期战略目标，它囊括了社会、经济、政治、地区、自然生态等多层面的和谐内涵，其目标是多元性的，这就使我国宏观调控已经远远地超过经济总量调控的范围，肩负着调整各项失衡的重任，要求宏观调控在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目标的同时，还必须顾及它层面的要求。
二、强化宏观调控能力建设的战略选择
1．进一步明确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强化其根本的目的性
“权为民所有，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我党新时期执政兴国的总体要求，一切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都必须以此为立足点，宏观调控能力建设必须时刻以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切身利益为归宿，尤其是要避免使宏观调控变成某些少数特殊经济利益集团的工具，损害社会弱势大众的基本利益。2．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统计分析能力，准确地把握经济运行的真实情况，增加宏观调控的精确性。
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升，现有的国民经济统计体系已难以独自承担国民经济和社会统计工作，一些重要统计信息不够准确、完整，个别指标与实际情况相比甚至出现严重偏差，必须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与社会统计体系改革，整合工商、税务、海关、金融、行业主管、司法等部门经济类信息，引进有关国际组织、机构投资者、信用评级机构等第三方信息补充、完善。要广泛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增加必要的财力投入，持续加强人员培训、培养工作，全面提升基础经济信息的及时收集、整理分析能力，鼓励各种行业经济组织积极从事行业国内外信息搜集、整理工作，鼓励社会公益性的调查研究工作。
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流动性过剩；企业文化体系；内部控制
作者简介: 彭勇（1971-），男，中国石油广东中山销售分公司经济师，研究方向：营销管理。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9）01-0047-02]
改革开放30 年以来, 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实现了经济体制的重大转变,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纵深发展,市场调节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应有发挥。与此同时, 国家宏观调控机制也能动地作用于经济运行, 调动了各方面有利的因素,有效地确保了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调控手段采用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那么作为经济环境下运行的微观个体即企业本身,在面临这种外界施加的不由主观意志所决定的系统风险时,采取何种对策或营运措施去应对,便显得比较迫切和重要。
一、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环境下的经济形势
2007 年,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持续走高, 全年增长4.8% , 超出了年初3%的调控目标, 为了防治经济从偏快转向过热, 并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矛盾, 政府继续采取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调控手段仍以货币政策为主。2008年2月CPI同比上涨8.7%,达到了11年来月度增长的最高值，2008 年初,由于南方雪灾影响， 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是“双防”, 之后为了防止经济出现下滑, 内容稍有变动, 变为新“双防”。但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增值，国际贸易出口环境受到影响，加上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对世界金融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全球经济发展趋缓，影响传导到中国的经济市场。为适应现时经济变化形势，我国政府出台扩大内需的经济政策，及时转变经济宏观调控战略。总体说来，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发展，宏观调控出现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难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方式没有根本转变，投资比重较大。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投资和外贸出口, 投资比重过大的现象目前仍没有改变, 而且还在不断提高。消费不足, 特别是个人消费占的比重太低。用大量的投资来支撑高速增长, 必然造成过多的货币供应量。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 外汇存底大量积累, 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
二是通货膨胀压力依然较大，银行体系内出现“流动性过剩”的现象。
三是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的状况没有太大改变，部分城市仍存在房价过高的情况。
四是银行内部抵御风险能力有限，货币政策调控力度有待加强。近几年来，银行业改革不断加快，既要提高竞争力，又要防范信贷风险，还要提高经济效益，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这些压力都传递到银行头上。各商业银行作为企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作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利益主体决定其片面追逐某些指标，在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加大了其内部控制的风险，而国内银行在风险防范和管理方面普遍较为薄弱。
二、 企业面对宏观调控环境应采取的对策
企业应通过详细解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了解宏观经济所处经济周期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增强大局意识，加强与政府相互间的信息沟通，共同研究解决宏观调控下面临的迫切困难和问题。
（一）健全企业经济预算管理体系，发挥内部控制预警作用
预算是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发挥企业内部控制作用的一种重要手段。目前，从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发展趋势来看，内部控制的目标概括起来，可归纳为：一是可靠性，即保证会计信息真实，确保财产安全完整；二是效益性，即追求企业经济效益, 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前者是基础和前提，后者是提高和进步。通过内部控制活动，提高宏观调控形势下企业抵抗风险的能力，才能真正发挥内部控制的预警作用。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效发挥制衡作用
企业特别是股份制企业，首先要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形成各层面各负其责、有效制衡的结构体系，建立和完善议事规则。根据授权的规定，明确企业各职能部门的权限范围，以及相互协调配合的具体规定，对于对外投资、资产重组、债务重组等重大事项，需经特别授权。要按照科学、合理、易于操作的原则，借鉴国际上成功的先进经验，根据不相容职务相分离、不相容职能相分开的内控制度要求，建立健全企业的组织体系，更好地发挥在宏观调控的形势下健全、提高公司风险应对和管理的能力。
（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造企业团结和谐的环境基础
好的环境条件是克服宏观调控严峻形势的关键，也是企业成功的基础。要创造一个具有高度亲和力、凝聚力和竞争力的企业，必须要有企业文化的支持。企业文化对于各种制度安排都将产生直接影响。首先，要注重领导者素质的提高。领导者的言行对文化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着企业文化建设的形式和内涵。其次，要强调协作和团队精神的培养。协作和团队精神是一个企业竞争力的力量源泉，在企业文化的建设中，必须强调团队精神的认同感，否则就会出现企业即使是正确的政策也难以执行的局面。企业的竞争力主要来自于企业内部的协作和团队精神，这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客观要求。因此，企业必须倡导协作精神、团队精神，创造开拓性思维，动员全体员工携手共渡困境。
（四）加强与政府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高度重视国家的政策走向
为达到趋利避害的目的，企业要顺势而为，依国家政策规定，适时调整经营对策。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保持与政府管理部门的信息沟通。出现危机事件要及时向政府部门报告，同时采取措施迅速处理。准确解读国家政策，对企业的政策程序作出相应的调整。（责任编辑：方 涵）
参考文献:
［1］ 耿庆峰、黄志刚.我国当前经济考察及宏观调控对策[J].上海金融学报，2008，（02）.
篇4
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5
论文关键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理论问题，社会管理
一、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内涵
“宏观调控”又称“宏观经济调控”，最初使用于经济管理语境，我国宏观调控结合了宏观调节与控制两个含义，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逐渐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管理的主要形式。
由经济领域产生出来的含义及其相关形式能否自然地移植到社会领域，以形成“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含义及其形式?基于理论与实际的分析，同时类比于宏观经济调控，我们尝试性地给出一个描述式定义：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系指社会管理主体以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为预防和控制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因素出现而采取的一系列的社会、行政、经济、法律、道义等相机管理行为。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外延
从理论上看，社会发展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内涵的演变而演变，有时代性；同时也由于理论的不同，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前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范围，是从管理工作层面和解决社会问题层面进行划分的。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按照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生存、发展和安全是三个递进的层面。每个层面按照社会管理工作的需要又包含若干社会领域的行业。生存层面上，是为居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外部环境条件以及特殊人群基本保障的领域和部门，包括人口与计划生育、卫生、民政、社会保障、就业、环境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发展层面上，是为经济发展提供精神支持、人力保障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的领域和部门，包括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物）、体育；安全层面上，是为维护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的领域和部门，包括公安、司法、检察等。
从实践上看，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围也即调控客体主要包括：
人口与计划生育。人口是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成败，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与人口质量，始终是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重大战略的重大问题，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性问题。
医疗卫生。从国际管理经验看，在医疗方面，公共政策的重点是关注基本医疗体制建设，公共卫生方面的重点则是疾病预防控制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民政和社区。家庭与社会和国家之间，最重要的联系环节是“社区”，社区建设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近年来，社区建设经历了一个人们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一般重视到高度重视、从点到面全面铺开的过程。
社会保障。社会保障是由政府实施的公共福利事业，基本内容是保障居民的生存权。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实施社会保障，可以缩小社会成员贫富差距，防止社会成员陷入贫困，构筑社会公共安全网。
就业。妥善解决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近代工业革命使人与自然环境关系发生巨大变化。人类活动正在改变地球的生态系统，环境问题也逐渐从地区性问题发展成波及世界各国的全球性问题。
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保护。社会中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脆弱群体，在社会中的地位与生活状态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之一。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的责任，需要通过社会发展领域各行业的发展规划，落实对妇女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平等权利，加强未成年人保护，推进残疾人参与社会生活，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证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
教育。教育是培育人力资源的基本手段，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体系、教育规模和教育水平对经济发展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根据国外经济学家的测算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2--33%。
文化。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可以创造生产力、提高竞争力、增强吸引力、形成凝聚力，事关立国之本、治国之道、兴国之路。依据功能定位，文化领域可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体育。包括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体育不仅有利于全面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体育产业也正日渐成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竞技体育还是一个国家总体实力的象征。
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发展的第三层面是维持基本社会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包括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社会稳定机制的建设。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范同或者外延不是静态的认定。当社会发展实践表明，一些原本并不重要或被人忽视的领域日益成为重要的或必须加以调控的领域时，宏观调控部门应将其纳入到调控范围内。动态地跟踪和掌控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并适时加以必要的调控，本身也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题中应有之意。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系
（一）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
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之所以在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居于重要的位置，是由其所具备的功能所决定的。主要体现为：
它是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行动纲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活动十分广泛，每个社会活动领域都有自身的管理问题。要把分散的各个具体的社会管理行动统一协调起来，必须上升到战略规划层面，这就使得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必然具有社会管理行动纲领的功能。
它是采取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措施的重要依据－－各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如社会计划、社会政策和社会立法等的提出和实施都是为了稳定社会，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所有这些手段措施提出的依据，可能多种多样，但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是其十分重要的依据。只有通过周密的战略部署，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手段措施才能有条不紊、各司其职。
它是政府社会管理行动的公开宣言－－当今世界，当人们越来越重视社会发展的必要性和关心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通过制定一项周密的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可以起到面向大众和国际国内展示社会发展成就，表明政府推进社会发展的意图和政策，鼓励社会各界从事并参与社会发展活动的积极作用。
随着人们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强化，定期制定并执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将会成为整个国家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其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
按照管理理论，构成发展战略的基本要素有指导思想、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布局和战略措施等六个要素：
1.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
通常体现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把社会活动的社会效益发挥放在第一位。上世纪90年代原国家计委社会发展司曾经组织草拟了《1996－2010年全国社会发展纲要》（未正式），提出了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即坚持以提高民族素质为中心，坚持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时并进，坚持以深化改革和开放促进社会发展，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逐步增加对社会发展的投入。
2.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般应包括：主要社会活动的重要目标、上述所选目标的定量、战略总目标与战略分目标的关系。
3.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
战略重点的选择标准包括发展过程中遇到重大障碍的环节、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领域和全国关注的社会活动等。方法上一般对社会活动各个行业做出序列划分，然后确定重点，但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选择，没有不变的重点或永恒的标准。
4.社会发展的战略阶段
战略考虑的是较长时期的发展问题，因此要有时间上的考虑与安排。社会发展只有经过分阶段的设想及安排，才能保证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分阶段的意义，就在于它实际上就是发展战略的落实和实施过程。根据我国国情，在15年内的全国社会发展纲要中实际上就有“九五”、“十五”、“十一五”三个计划时期。但在实际社会管理工作中，依据近细远粗的惯例，采取的是滚动式计划方法。
5.社会发展的战略布局
战略在空间上需要有规划布局安排。这一方面是因为空间布局是始终客观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更是由于我国是一个国土辽阔而区域之间差异较大的大国。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原因，客观上形成了东部、中部、西部以及东北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态。如果没有不同空间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安排，将会从根本上和在长期内扩大区域之间不同的发展差异，并引发深层次矛盾与冲突。
6.社会发展的战略措施
战略措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依据长期的战略设想而持之以恒的政策手段。在我国，实施长期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推行环境保护政策，既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更是国家战略的基本措施。短期的宏观调控因为要应付随时发生的问题而伺机调整变动，但是宏观调控所依循的基本措施，还是战略与规划所设定的基本之道、根本之策。
（二）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目标与手段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根本目标，就是要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有效地运用以政府为主体的强有力的干预，将经济发展的成果及时、公正地转化为民众共享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实现以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和生活质量为中心的发展，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重大课题和艰巨任务。
目前根据社会发展实际管理经验，对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目标可有以下设定：
一是调控社会发展总体水平，使之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同时，通过必要的政策措施和合理分配国民收入用于社会发展的投入水平，保证各项社会事业以合理的速度和规模获得同步的发展。
二是调控社会事业各行业的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不能超越经济承受能力，并且要成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要素和社会稳定的保障条件。
三是调控社会发展各行业之间的协调关系，使其增强内在的相互联系，相互促进。
四是调控社会发展中区域间的平衡发展和合理布局，使社会的发展更为公平和公正。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中采取的手段主要包括：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社会资金投入、社会立法、社会政策、社会预测与监测、社会劝告等，由此也即构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理论体系。
1、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
社会发展规划与计划是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的具体延伸，作为手段的规划与计划着重关注的是社会计划及其管理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计划是逐步从经济计划中独立出来的，它一般以社会关系和社会过程为计划对象，这个特点决定了社会计划与经济计划有联系也有区别。
所谓社会计划体系，是指各种社会活动计划所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些社会活动计划从不同角度可以有不同的划分，但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计划划分是根据计划期限分成年度、中期与长期计划，以及根据管理行业分成人口、教育、文化、卫生等部门计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视社会计划尤其是专项规划工作，相继制定了针对特定社会问题的若干计划。
目前我国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形式是选择、确定和落实社会计划指标，指标管理成为社会计划管理的主要内容。一般说来，社会计划指标分为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实物指标和价值指标、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核算指标和考核指标等，由这些指标形成社会计划指标体系。
2、社会资金投入
所谓社会资金投入，是指以货币形式表现的对社会活动的人力及物质投入和支付。从管理上讲，它分成社会事业经常性经费开支和社会事业基本建设投资两个方面。社会资金投入中的建设投入部分最终形成社会资产，即各种社会设施和设备。社会资金与资产的性质比较复杂，可以从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消费性与非消费性、公益性与非公益性、福利性与非福利性等多重属性来加以理解。
目前，如何建立积极、稳定、有效的资金筹集和保障机制，是社会事业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产品与服务特性及其对筹资机制的要求，为社会事业筹资机制选择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努力构造形成保障社会事业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使社会事业总体发展以及薄弱环节都能够获得又好又快发展机会的筹资机制；形成普遍性、大众性社会服务和特殊性、个性化社会服务均能获得发展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企业、金融机构和自愿组织共同参与、分工协作、各司其职的筹资机制；形成政府政策措施到位、市场体系及功能完善的筹资机制；形成不同筹资渠道和方式有效分工与组合的筹资机制。
如何用好、用活来之不易的社会资金，也是重要的改革内容。过去仅仅将社会资金作为非生产性（纯消费）、纯公益性、纯福利性投入，存在片面性。根据国际经验，社会资金的使用完全可以兼顾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完全可以获得短期效益和长期效益的统一，因此要积极探索社会资金使用的创新机制。
3、社会立法
社会立法最初是指保护处于经济劣势状况下的群体生活安全所进行的社会安全立法，如救贫法、社会救助法、社会保险法、工会法、工厂法等，主要着眼于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问题。以后逐步发展，将预防社会问题的立法也包括在社会立法范围内，如亲属法、婚姻法、优生保健法、环境卫生法、职业训练法、居民住宅条例及其它一切有关社会福利的法律法规都归入社会立法的范围。这实际上扩大了社会立法的范围，一般称之为广义的社会立法。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社会立法已经初具规模，对促进社会发展和保障社会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社会立法尚未形成完整体系，有些方面还不健全，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主要表现在：法律体系不健全，某些方面欠缺、甚至存在空白；某些方面的立法层次较低，影响了相关制度的建立和正常运行；某些法律的立法主旨比较陈旧，不仅影响了法律效力的发挥，也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
4、社会政策
社会政策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的管理手段。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强调计划管理，尽管存在一定形式的政策管理，但其作用十分有限。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政策管理日益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与计划管理手段相比，社会政策是政府对社会活动更加灵活的干预形式。
社会政策管理行为表现在：政府及其代行机构（政策主体）以一定的价值判断为基础，通过设定一定的社会发展目标（政策目标），并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政策手段）来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所以说，政策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手段，构成了社会政策的三大要素。社会政策干预的对象是社会活动，它是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对应，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现实中也存在着统一协调的基础。一方面，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相互协调的最重要保证是两者主体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从具体目标来看，经济政策目标和社会政策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都是为了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同时，两者的管理对象也存在一定的相互交叉现象，社会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经济政策效果，经济政策的干预会产生社会政策的效果。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利用这一特点来协调经济政策手段和经济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
5、社会监测与预测
社会监测是对近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社会现象、突发社会事件、严重社会问题的跟踪与评价，并依据监测结论做出政策建议。社会监测为社会预测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基础。社会预测是指对未来社会现象、过程、事件的可能性的科学判断，即专门研究和分析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旦发生变动时可能出现的行为和结果，并据以制定可供选择的各种应付方案。
社会预测不是主观臆测，而是以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为基础，因此，制定的应付方案一般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由于社会监测与预测彼此并不能严格区分，所以在实际的社会发展宏观调控行动中是相互重叠的。
社会监测与预测内容十分广泛，现时主要集中在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问题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目前常用的社会监测与预测方法有外推法、类推法、单位分析法、综合分析法和交叉影响分析法等20几种。
社会监测与预测的过程包括，分析大量的信息；分析监测与预测对象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确定监测与预测工作涉及范围并选择相应的方法；应用一系列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并尽可能采用现代化统计手段和技术设备来研究社会现象，探寻社会发展过程的规律，以便监测与预测社会现象的发生，并做出相应对策。
6、社会规劝
社会规劝一般是指调控主体利用舆论媒体和各种影响关系，对调控对象进行游说、劝诫、训诫等等说服性活动。由于社会发展中利益多样化产生出来的意识多样性，使得以社会规劝方式进行调控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调控方式和手段。
社会规劝在进行宏观调控中具有重要意义。第一，社会规劝本质上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特别适合于对社会事件中的人群的管理。比起其他强迫性方法来，它可以从人的心理内部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第二，社会规劝体现的是对话及民主协商的精神，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管理主体通过开展对话和民主协商说服管理客体是常用的方式。第三，社会规劝也体现了在的过程中逐步凝练社会意识形成社会共识的目的。尤其当各个社会主体利益发生冲撞、各执一辞时，社会规劝可以发挥在基础上形成社会基本共识的作用。
（三）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
所谓社会发展宏观调控体制，是指社会调控主体根据一定的调控目标，确保调控任务的完成而采取的制度化措施的总称，包括确定的规章制度、行为规范以及设置的调控组织机构等等。体制的核心在决策和组织，从本质意义上说涉及两对重大关系的明确及其调整：
其一，社会调控主体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调控主体按照调控职责分工而成决策、执行、咨询主体，按照调控层次而成中央与地方两个基本主体。实践表明，内部关系分工不清、职责不明、关系紧张，均会对社会调控效果产生消极影响。
社会发展宏观调控是在一定的体制基础上运行的。调控作为管理行动，与体制作为管理行动的载体是有所区别的。后者是基础，前者是在基础之上的派生。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是保障适宜的宏观调控行动的前提，但是理论设定不等于现实。自从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阶段之后，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发生了重大转型，由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发展宏观调控部门面临着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要对传统的体制进行大胆的破旧立新，另一方面要时刻针对社会经济活动出现的偏差进行适时调控。由于我国社会经济转型采取的是渐进方式，因此新旧体制并存造成了社会发展宏观调控的特殊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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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发展已经进入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我国市场经济也从起步、成长阶段，相应进入到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新阶段。总体来看，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并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之中。我国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在全球的比重都达到了11%，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对外贸易规模则是世界第一。但这就像一个少年，身材体量与成年人相差无几了，而行为举止却还带着几份稚嫩，并不成熟。这意味着我国发展与改革已有了一个新的起点。当前经济体制改革要从这个新的起点出发，进行适应性改革，以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得更成熟、更健康和更有质量。改革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在新的条件下，经济体制改革也应当转换视角。
一、推进市场化，从以“自由竞争”为中心转向以“平等竞争”为中心
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则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我国的市场化并没有完成，市场化导向的改革仍需要拓展。因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如果说在过去市场的作用受到抑制，是因为缺少经济自由而难以形成竞争，那么在当下市场的作用受到限制，是因为缺少平等竞争的体制环境。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力。我国经济的活力以及生产力的发展，皆是市场竞争推动的结果。市场竞争的前提是经济主体拥有经济自由。过去的改革就是围绕“放权、让利、搞活”来做文章，培育市场主体，并赋予其充分的经济自由，搭建一个自由竞争的平台，经济就活了。走出计划经济体制，给国企松绑，给民企自由，是当时市场化改革的头等任务。但就今天来看，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不平等竞争，而不是企业缺少自由。除卷烟、军工、盐业等少数国企外，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生产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自由竞争”作为过去经济改革的重心，已经基本实现，而当前面临的是自由中的不平等。尽管2007年出台了《反垄断法》，但“平等竞争”并未实现。譬如市场操纵、地区封锁、市场准入歧视、行业限制、就业限制等等现象依然存在，滥用行政权力、在位优势排除和限制竞争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使各类经济主体处于事实上的体制性不平等状态。竞争不平等，尤其是行政垄断、行政干预与各种经济联盟行为，都严重扭曲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降低了效率，也带来了不公平和寻租，使我国市场经济变形走样了。扫除平等竞争的障碍，应成为当前及今后深化市场化改革的中心环节。
二、劳资关系，从偏重资本转到关注劳动者权益
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而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稀缺，资本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受到了各级政府的青睐。至今天，无论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也都是如此。
改革开放之后，资本在我国经济中渐渐居于支配性地位，形成了“强资本、弱劳工”的格局。而放眼世界来看，在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中，其支配性力量也是资本，劳动力是作为生产要素受资本支配，是以资本的附属物而存在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早期，血汗工厂到处存在，广大工人被资本奴役，遭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认为资本一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都滴着肮脏的血。我国市场经济并未能完全避免这种情况，比如，“黑砖窑”等血汗工厂也存在；克扣、拖欠工资，甚至恶意拒付工资的现象也不鲜见；劳动者的休息权、报酬权、劳动保护权、社会保险权等被任意侵害的情况也时常发生，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
随着我国发展新阶段的到来，资本相对充裕，劳动力已不可能廉价地“无限供给”。更重要的是，更加注重劳工权益，是市场经济从粗野到文明的进化取向。健康的市场经济，应当包含劳资关系协调、劳资利益均衡这样的基本内容。可问题是，自从市场经济诞生以来，这个问题至今未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得到永久性解决。这对搞市场经济时间不长的我国来说，仍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害怕资本，而我们今天却在与资本共舞；但不要忘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是在利用资本，以资本为手段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决不能被资本所利用。如何既利用资本，又节制资本，以防其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统治力量。这是当前及今后经济改革不可忽视的一个基本问题。
三、处理城乡关系，从注重“要素流动”转变为注重“人口流动”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
市场经济是以生产要素流动为前提的。劳动力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我国主要是来自农村，与市场化、工业化相伴随，渐渐形成了两亿多农民工的劳动力群体。这个流动的庞大群体活跃在非农的各行各业，成为我国劳动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壮观图景。这配合了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廉价生产要素——劳动力。
但“劳动力”和“劳动者”是不同的，前者是要素，后者是经济社会主体。随着我国以城镇化为中心的发展阶段到来，“要素流动”自然会转变为“人口流动”，即农民变市民。农民进城打工赚钱，是作为生产要素流动的，只要获得劳动报酬即可，不奢求公共服务的同城平等待遇。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城乡之间候鸟一般流动，只图自身的劳动力资源卖一个好价钱。但农民作为经济社会主体，却有选择在城市定居作市民的权利。人口的迁徙、家庭的迁移就将成为农民新的选择。人口的城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的城镇化，只具有统计意义，而无实质性的社会发展内涵。
城镇化既是物质生产要素的流动、重组和积聚集中的过程，也是人口流动移迁、重组社会利益关系的过程，也就是农民变市民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复合的，包含了经济、社会两个层面相互交织的多元变化过程，其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遵循市场规则，受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调节，而劳动者是经济社会主体，有自身的权利诉求。显然，当前及今后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不能只看到劳动力这个“要素”的配置，同时还要看到劳动者这个“主体”的基本权利。这时候，农民的权利就不只是获取劳动报酬，还有作为社会成员曾经被剥夺的基本权利，如农民有权平等获得所在地城市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
这意味着农民向城市的流动，不只是打工赚钱，而且同时有作为社会成员选择做市民的权利，城乡关系已经从经济层面向社会层面扩展。城乡分治体制改革已成为经济改革拓展的重要内容。
四、国民经济治理，从偏重“宏观调控”到注重“宏观管理”
把宏观调控置于宏观管理之中的应急管理层次，对于超出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应使其纳入宏观管理体系之中。建立健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而不仅仅是盯着宏观调控，是当前经济改革的又一新要求。
随着产业联系的扩展和金融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适应于我国市场经济起步阶段的国民经济治理方式——宏观调控，也变得越来越不相适应。
一事一议、相机抉择反波动是宏观调控的本质属性。这种方式的特征是：个性化、事后解决、随意灵活，属于“问题导向”。只有等问题显露出来了，才一个个去解决。经济热了，就要降温；经济冷了，就要加热。产业过剩了，就要抑制，用各种手段去化解；产业短缺了，就要激励，用各种政策去刺激。在问题较少，且较为单一的时候，有宏观调控就足够了。可一旦问题越来越多，宏观调控就变为“小马拉大车”。目标越来越多，把总量、结构甚至环保、土地、粮食等等都纳入宏观调控的范围，这样就很容易因为政策手段不够用，或政策手段见效慢而演变为行政干预，间接调控变为直接控制，甚至替代市场。长此下去，宏观调控就会对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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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文章首先界定行政合同概念，并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加以比较，然后以行政合同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经济行政合同产生背景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认为经济行政合同存在宏观调控法中，是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
一、对行政合同的界定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了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行政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行政主体，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平等的；民事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协议，当事人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民事合同是实现私权利主体的个体利益，通过民事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市场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行政合同目的对于行政主体而言是履行行政管理职能，实现行政管理的特定目标；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一方面是配合行政主体履行职责，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现个体利益。行政合同出现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结果，是从“夜警”国家到行政国家的产物。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征求行政相对人意见体现管理的人性化和管理即服务的现代公共管理理念。行政合同在性质上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属于行政执法行政行为，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确认、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征用、行政补偿的不同之处在于与行政相对人协商一致方可成立，是双方合意的结果，不具有单方意志性；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在合法合理前提下行政主体可以直接实施，不必征求行政相对人的意见，具有单方意志性。行政合同从内容上分类，主要包括经济行政合同、人事聘用合同、计划生育合同、国家科研合同等。下面将运用行政法和经济法理论分析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二、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经济行政合同产生基础
经济行政合同是现代市场经济产物。现代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基础、以政府调节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市场经济不是现代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的自发调节，缺少政府的干预和调控。1776年斯密的传世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出版，他的经济自由理念对各国影响深远：市场自发调节，政府不干预经济只充当“守夜人”角色。这种理念和思潮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主流价值观，不可动摇。在纯粹的计划经济条件下，也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市场调节之手被大大削弱甚至被砍掉，政府干预之手无休止地延伸，无论是微观经济领域还是宏观经济领域只有指令性计划和服从，没有双方的合意，是纯粹的行政管理。19世纪末20世纪初，私有制和自由资本主义引起社会矛盾激化，发达国家走向了垄断和社会化发展阶段。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被政府有限干预的市场经济取代。政府干预、国家管理等理念占据主流。经济行政合同只有在现代市场经济即混合经济中才可能出现，“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协同并用时才能出现。
（二）经济行政合同内涵
经济行政合同属于行政合同，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的不同点，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同点同样适用于经济行政合同。只是具有“经济”内容的行政合同。经济法是政府对经济参与、干预（规制）和调节之法，既包括政府对宏观经济的介入，又包括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介入。在微观经济领域，对应的是经济法中的市场规制法。通过市场规制法，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规范企业行为，控制市场结构和状态，创造充分、公平、适度的市场竞争环境和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在这个领域里是纯粹的经济行政管理，运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社会控制手段对市场活动主体检查监督，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不可能出现双方的合意。所以在市场规制法中不可能出现经济行政合同。现代市场经济是政府宏观调控为必要条件的市场经济，而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管理转为间接管理，运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平衡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参与将由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指挥转向公开市场操作和间接干预，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化趋势。宏观调控法的主要调整方法是引导，即经济利益诱导和计划指导。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变化经济参数如税率、利率等，诱导微观主体，履行宏观调控职责，实现宏观调控目标。这种方法是导向性的，不是强制性的，是以政府意志为主导的，但要求微观市场主体配合，要求微观市场主体的同意。经济行政合同只存在宏观调控法中。通过以上分析，对经济行政合同界定如下：政府为了履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与行政相对人经过协商一致达成的协议。该合同体现了政府意志主导性和宏观经济效益性。
三、经济行政合同的种类
经济行政合同具体包括哪些，现在还没有定论，现将比较典型的经济行政合同加以分析，进一步证明经济行政合同的内涵。
（一）政府采购合同
依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的规定，政府采购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行为。政府采购当事人包括采购人、机构和供应商。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人与供应商签订的或者采购人委托机构与供应商签订的就政府采购事项达成的协议。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采购资金是财政资金，是预算收入，是纳税人的钱，一般买卖合同资金是私部门资金，是买受人支配的资金，政府采购要符合《预算法》的规定。政府采购目的一方面是满足政府需求，另一方面目的是通过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宏观经济。一般买卖合同是实现私人物品所有权的转移，满足生产生活需求。政府采购合同不同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如行政征收、行政征用，从财政学角度考察，政府采购支出属于购买性支出，要求遵循价值规律和市场规则，要求双方合意。政府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通过变化政府采购规模和结构调控经济总量和经济结构，实现总供给和总需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平衡。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实现是通过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完成的。各级采购部门与一个个供应商的采购行为似乎是微观活动，但实质是为了执行宏观调控政策。政府采购合同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履行调控职能运用的合同，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二）再贴现合同
再贴现是指商业银行将通过贴现业务持有的尚未到期的商业票据向中央银行申请转让，借此获得中央银行的资金融通。实质上是中央银行通过再贴现业务向商业银行提供资金融通。对中央银行而言，再贴现是买进商业银行持有票据，是一种信用业务；对商业银行而言，再贴现是出让贴现票据，解决一时资金短缺困难。整个再贴现过程，实际上就是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之间的票据买卖和资金融通过程。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再贴现事项达成的协议，包括再贴现对象、再贴现率、再贴现金额等内容。再贴现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贴现合同。贴现合同的主体是商业银行和工商企业、自然人，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再贴现合同的主体是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中央银行是行政机关，和商业银行不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在我国，中国人民银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是提供金融服务，实现利润最大化；对于工商企业，是筹集资金，实际上是民间的资源配置。再贴现合同目的，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是筹集放款资金；对于中央银行而言，是通过再贴现业务控制货币供应量和资金流向，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再贴现合同不是中央银行的单方意愿，中央银行是被动的，要有商业银行的申请才可以，是双方的合意，不具备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再贴现率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再贴现率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实现通过一系列再贴现合同完成，再贴现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三）公开市场业务合同
公开市场业务指中央银行通过在金融市场买进或者卖出有价证券，借以改变商业银行准备金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一种措施。中国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建立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制度，选择了一批能够承担大额债券交易、有效传导货币政策商业银行作为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央银行公开市场业务债券交易主要包括回购交易、现货交易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就在金融市场上公开买进或卖出国债、政策性金融债券和中央银行票据达成的协议。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不同于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公开市场业务合同一方必须是中央银行，一国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行政机关，与相对方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资本市场上普通的投资者和筹资者，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公开市场业务合同目的，对于中央银行而言，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货币政策目标，对于相对方是实现投资收益或者投机利益；一般的证券买卖合同是投资者实现投资收益，筹资者筹集所需资金。既然是市场业务，就要遵循市场规律，不可能向其他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单方意志性。公开市场业务是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之一，政府通过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货币供应量和利率，实现币值稳定、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目标通过一系列公开市场业务合同实现，公开市场业务合同是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实现货币政策目标的形式，属于经济行政合同。
【参考文献】
[1]柯梅森.行政法学[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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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在物业管理中的应用物业管理是一种经营型的管理服务，是融管理，经营，服务为一体，在服务中完善经营与管理，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系统工程。在经营管理活动中，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统计亦是物业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物业管理统计包括统计工作，统计资料和统计科学三大组成部分。统计的目的是探索、认识和掌握客观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在物业管理工作中，应该重视统计工作，运用专门的手段，全面，完整的记录，探索，认识和掌握客观现象的发展变化规律，促进和拓展物业管理的内涵，使物业管理工作规范化和标准化。本文将根据统计学的基础理论，物业管理实质工作和实际物业管理工作经验，对统计学在物业管理中的应用加以探讨。借此提高和推广统计在物业管理中的实际应用。统计和物业管理统计统计既是动词又是一个名词，既是人们的一项活动又是对客观事物的现象的描述。在物业管理中，就是要通过日常物业管理人员对经营，服务，管理中的大量数据的采集，整理，分析和计算，直观的表现出物业管理过程中的工作水平和工作质量。找出事物的变化规律，用以提高和完善物业管理工作的细节。分析对比后用以指导实践工作。在物业管理统计中，因物业管理的范围相当广泛，工作性质多元化，所以它的研究对象也是包罗万象。涉及了从经营，服务到管理的各个层面。通过对这些日常工作或活动的数量特征和数量关系，揭示物业管理的本质和其规律性。从物业接管，验收开始，统计活动就渗透到每一项物业管理活动之中。这样才能通过对数据特征和数据关系的研究，为正常物业管理活动提供有效，可靠的佐证。同时，通过准确、及时、全面的搜集，以及整理和分析各方面的统计资料，掌握各项工作活动的现状和发展变化规律，还可制订出正确的工作应对策略和发展工作计划。对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反馈。如此循环往复，物业管理工作才能得到科学有序的发展。
2.统计学应用在房地产
社会经济的运行表现为两种状态，即均衡运行和非均衡运行。经济学上的均衡通常指瓦尔拉斯均衡，其基本假设是存在完善的市场体系和价格体系，如果市场完善，市场信息是完备的、通畅的，价格灵敏，价格随供求变化而调整，那么市场上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必然相等，社会经济中的超额供给和超额需求都不会存在，这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经济中很难实现。而非均衡是指不存在完善的市场，不存在灵敏的价格体系的条件下所达到的均衡，经济学上的非均衡通常指非瓦尔拉斯均衡，它以更为一般的假设为前提，展开对社会经济的研究，因此研究更具现实性。非均衡计量经济学是在非均衡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为运用非均衡理论来分析现实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工具。通过数据分析，我们发现非均衡状态在房地产市场更为突出，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20年来始终没有逃出供求总量非均衡的现实。我国房地产市场本身起步较晚，发展过程中非均衡问题突出，而且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稳定，应此仅拘泥于一般均衡理论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是不完善的，必须尝试运用非均衡理论来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需要指出的是非均衡理论和均衡理论并非对立体，应将两个理论联合起来，均衡是经济运行的目标，非均衡分析是实现均衡目标的有利手段。
根据房地产市场的特点，对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的选择进行确定，通过理论分析明确了我国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不仅表现为供求总量的非均衡问题，还表现在市场结构和体系方面；结合统计年鉴的分类，对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均衡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了设定，明确模型的有关变量，运用统计分析软件对模型参数进行了估计，得出了我国房地产市场非均衡模拟的最终模型，通过对模型的分析，发现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价格机制出现了暂时性的失灵，根据非均衡理论，市场调节由价格调节和数量调节共同进行，因此当前的调节主体只能是数量调节，也就是说政府的宏观调控十分重要。通过对结构性非均衡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就单一的房地产市场而言，各种房地产产品、市场的层次上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非均衡，所以在宏观调控时应做到细分化，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宏观调控的效果、维持房地产市场的非均衡稳定运行。根据统计数据的分析结果，认为今后宏观调控的重点在于控制供给，尤其控制非住宅产品的供给。那么在宏观调控时究竟应该掌握什么样的度，才会使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朝均衡的方向逼近呢?根据模型测算的非均衡度这个指标为我们提供了定量分析的基础，结合宏观调控警戒线模型，可以为确定宏观调控的手段和方法提供参考，通过分析，认为我国房地产市场在宏观调控方面应采取直接调控的方法，即采取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来规范市场行为，而我国房地产管理的一些政策和法规为这种类型的宏观调控提供了可能，也就是说当数量调节占主体地位时，政府充当数量调节的主体是注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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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设问艺术 政治课 教学效益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
1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内涵是什么
设问“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完整的逻辑思维过程。“是什么”是下定义,形成概念,揭示事物的内涵和外延,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理性思维形式;“为什么”是探索事物的因果联系,揭示事物的地位、形成的原因、作用、产生的结果(意义);“怎么办(怎样)”是分析问题后,启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论意义,揭示解决问题的途径、正确方法、思路。“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是连续性的设问,一环扣一环,一问衔一问,问问深入,步步逼近问题的解决――既点出了思维的起点,又展示了思维的走向,也拨正了思维的航向。
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的设问艺术,优化政治课堂教学,主要是以政治课教学内容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观点为主体词,依次加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进行设问,然后分别回答、详尽讲授的课堂教学过程。
例如讲授新课“国家的宏观调控”,可以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的设问顺序,依次设问:
(1)国家的宏观调控是什么?讲解宏观调控的定义和主要目标;
(2)国家为什么要宏观调控?讲解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原因;
(3)国家怎样宏观调控?讲解国家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
2 为什么要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
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组织政治课堂教学,充分体现了教师主导作用,有利于优化政治课堂教学。设问是每位教师在教学中所不可缺少的最为基本又最直接的手段。对教学内容加以“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及讲授回答,组织课堂教学的过程,就是教师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组合,优化教学内容的过程。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启发、诱导作用,充分体现教师是学生学习、发展的合作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地位。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有利于发挥教师教学活动的“导演”作用;有利于发挥教师深刻讲解的“导播”作用;有利于发挥教师释疑解惑的“导航”作用。
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提高政治课堂教学效益。“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设问艺术的成功运用是成功点拨学生思维、培养学生优良思维品质的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最为直接的手段。“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是有序的、适时的、灵活的、高效的设问,是培养与发展学生集中思维能力、发散思维能力、研究探索能力、周密思考能力、综合分析能力等多种能力的极为重要的方法。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递进式设问,它常运用于使学生通过自身的思维全面、深入地理解政治学科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观点,为达到由点及面、或由浅入深、或由表及里、或由表象到本质等目的而设计的系列化设问,它是培养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深刻性的一种好方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是开放式设问,它是为了培养学生发散的思维能力而设计的一类设问,利用这类设问常可使学生开拓思维的宽广度,引起学生积极思维的激情,形成讨论式、探究式的课堂教学环境。
3 怎样运用好“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设问艺术
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的设问艺术,可以对教材内容的框题、节题、课题进行设问。
例如讲授新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应依次这样设问:
(1)“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什么?组织讲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内容;
(2)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制定和坚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组织讲解“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提出和实施、重大意义;
(3)怎样坚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组织讲解我国坚持“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解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讲授复习课,可以对节题、课题运用“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怎样)”的设问,对问题的回答组织讲解,则是对教材内容的梳理、优化组合,有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知识。例如复习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可以设计设问、组织课堂教学,讲解回答:
矛盾分析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包括的方法有:事物是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
(1)一分为二。
①什么是一分为二?
一分为二是认识事物自身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
②为什么坚持一分为二?
既然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下转第72页)(上接第64页)两个方面,即任何事物都有两点,而不是一点,那么,我们要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就必须坚持一分为二的矛盾分析方法,对矛盾作全面的分析。
③怎样坚持一分为二?
既要看到事物的这一面,又要看到事物的那一面,既要分析两方之间的对立,又要分析两方面之间的统一,即坚持两分法、两点论。
(2)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①什么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在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并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②为什么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矛盾特殊性原理要求我们,想问题、办事情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之所以重要,首先在于它是人们正确认识事物的基础,还在于它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关键。
③怎样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只有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把握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
(3)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
①什么是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
在观察和处理复杂问题时,要首先抓住它的主要矛盾,即重点;在正确认识某一种矛盾时,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分清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主流。
②为什么要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
主次矛盾及相互关系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善于抓重点,又要学会统筹兼顾。矛盾的主次方面和次要方面相互关系的原理,要求我们看问题既要全面,又要善于分清主流和支流。
③怎样善于把握重点和主流?
我们应该把两点论和重点统一起来,看问题、办事情,既要全面,又要善于抓住重点和主流。
篇10
一、经济信息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影响
经济信息的内涵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上的经济信息指的是直接在经济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信息，而广义上的经济信息指的是与整个经济运动有关联的各种信息，通过不同的方面和角度把经济运动的变化规律及特征反映出来[1]。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经济信息都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宏观经济管理来说，国家各级政府应基于市场调节来保障国家经济稳定运行，调节整个经济活动并进行有效的控制，确保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信息的影响是：一方面，经济信息会影响投资规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规模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因素，是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而投资规模的关键影响因素就是经济信息。由此可见，经济信息与投资规模之间是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为确保投资规模适度，就应考虑一定时期内的经济信息产生的影响，以满足国家经济增长需求，促进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得到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信息会影响资源配置的合理性。经济信息能促进资源结构变得合理化，从而发挥资源配置的效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当今社会，可利用的资源相当有限，拥有的资源也是很有限的，所以资源配置及利用的合理化非常关键。对于宏观经济管理而言，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是不可消除的，市场调节的盲目性也一直存在，只有通过应用经济信息来宏观调控经济，才能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的效益
管理并应用经济信息的目标在于追求宏观经济效益。在一定时期里，宏观经济效益指的是各个环节、各个经济部门效益的总和，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一个国家国民总值的增长，或是国家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整体提升。总体有时候是局部的总和，但有时候局部的提高并不会使总体得到相应的提高[2]。在很多情况下，局部与总体之间都有很多矛盾存在。面对这样的情况，政府就需用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和方式促使局部与总体之间达到平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信息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社会效益；在精神文化建设过程中，经济信息导致的部分经济行为将影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效益。但是，既然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用经济信息所产生的社会效益有正面的，那么负面的经济效益也不可避免。所以好的宏观经济管理、经济信息的有效应用等不仅能产生好的经济效益，还会产生正面的社会效益。如果能把良好的经济效益体现出来，那么生态效益也会逐渐获得稳定发展。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不同方向、不同程度上也会对是否能完成宏观经济效益目标产生影响，只有通过有效应用经济信息，才能使它们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三、宏观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经济信息的保障措施
（一）探索经济管理结构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前提。宏观调控的任务包括：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办法，基本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不断优化经济结构，引导国民经济快速、持续、健康发展，推动全社会共同进步[3]。为此，我们应始终坚持不懈探索、实事求是的观点，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不仅要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结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商品经济的水平，有针对性地选用与我国国情相符的宏观经济调控方法，不断建立健全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确保经济信息的应用充分、有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里，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资源就是经济信息，如果经济信息得不到有效应用，那么宏观经济管理就是无米之炊、无水之源。而宏观经济调控体系是一门新兴学科、应用学科，综合性强、涉及面广，由于它的多层性、广泛性，决定着它的内容复杂而丰富，它的规律需要在不断的改革实践中才能进行探索。面对这些复杂而丰富的内容，可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如按照不同的管理方式，可分为直接管理、间接管理；按照不同的管理主体和职能，可分为宏观经济决策、经济规划与调节、经济监督等。所以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认识经济信息的重要作用，通过探索经济结构管理规律、健全宏观调控体系来统一规划，不断加强经济信息管理，采取正确的技术策略实现经济信息应用的现代化，促进提高宏观效益。
（二）建设经济信息服务机构，完善建立运行机制
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包含最高决策机构、经济调节机构、信息服务机构等。长时间以来，在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我国设置机构时都忽略了信息服务机构，即便设立了各种各样的信息中心、研究中心，但并没有在决策过程中得到重用，导致宏观经济管理效能的发挥不充分。最大的信息用户是政府，政府同时也是最大的信息采集、生产和拥有者。政府信息机构采集到的经济信息的特点有客观性、宏观性、综合性、预测性等，能为各种职能部门、企业乃至全社会提供经济信息，它的职责就在于为宏观经济管理决策提供信息服务，把经济信息定期公布给社会，从而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确保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4]。同时，经济信息服务机构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促进经济信息得到有效应用的另一个前提。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应深入改革，真正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开，尽量减少直接管理的微观经济部门，或直接撤销，发展社会监督、服务组织，分担政府的部分管理任务，从而提高效率，为经济信息服务机构的运行提供条件，最终有效应用经济信息。
（三）提高人员信息素质水平，优化信息整理工作
信息、物质和能源是一个国家的重要资源，如果对信息的开发和利用程度较低，那么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也难以提高。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走进信息时代，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人员面临的要求就更高。对此，宏观经济管理人员不仅要具备强烈的信息意识，还要保持对经济信息的主动性、敏感性，熟练掌握经济信息知识；不仅要具备现代管理学知识、经济学知识，还要掌握计算机知识、信息技术知识等，锻炼自己运用经济信息的技能，不断提高自身信息素质水平，善于从无序的、零散的经济信息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为有效应用经济信息资源提供保障。当然，经济信息整理工作是应用的前提，需要宏观经济管理人员按照特定需求审核、重组、分类、编码、存储、更新收集到的经济信息，并建立信息检索系统，把孤立无序、凌乱分散的经济信息整理好，为宏观经济管理的应用提供方便。整理经济信息的目的在于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为检索经济信息奠定基础，使经济信息管理更加准确、及时、系统、经济、有效，使经济信息整理工作变得更加优化更加有条理，以满足宏观经济管理的需要。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