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产业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8 17:48: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旅游产业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旅游;新业态;非正规就业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6-0014-14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6.007
引言
就业问题一直备受关注。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从11%降到2015年的7%,但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4.0%到4.3%之间。这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失业率维持稳定主要是中国国企愿意容纳过剩工人。根据他们的调查,虽然目前国企过剩员工的绝对数量并不大,但比例却相当高1。许多产能过剩的行业如钢铁、矿产等,这些行业里的国企有着很高的劳动剩余比例。另外,大量农民工聚集在低技术含量的岗位上,受到经济下滑的影响比城镇工人更大;但失业后的农民工通常会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不在城镇登记失业率2的统计范围内。因此,真实失业率没有显现出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3的开展,去产能与去库存必然会带来失业4。例如,2016年3月,武钢裁员5万人5。整个煤炭系统和钢铁系统,总共涉及180万职工的分流安置6。为了解决就业问题,2015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国发〔2015〕23号)和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5〕93号),希望通过产业融合吸纳失业人员。2016年5月,总理考察人社部时,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稳增长根本是为了保就业。考虑到建筑业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吸纳农民工就业在下降,总理指出今后要逐步把农民工引向新经济、新产业和新业态1。因此,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如何解决就业问题,成为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重要砝码。
一直以来,政府部门解决就业的方式就是通过投资和企业规模扩张来拉动就业。但是,这种方式不可持续。因为投资的边际收益递减且企业的规模总是有边界的。考察改革开放以来政府解决就业的手段,不难发现政府解决就业问题的思路死板而且进入了死胡同。政府总是想着自己动手来安置农民工和下岗工人或者必须要有企业来雇佣他们,而没有考虑到人们可以主动就业――自己雇佣自己。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经济积累了丰富的相关经验,但政府部门选择了无视。2015年以来的供给侧改革不但不能通过国有企业的规模扩张来吸纳劳动力,相反,它们必须分流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在这种经济两难的时期,适度放开非正规部门,将会促进许多个体主动走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
产业融合中非正规部门对就业问题的解决具有先天的优势。产业融合会导致原来的产业边界消失,出现许多市场空隙。非正规部门的商业嗅觉和敏感性总是能够让它们找到合适的方式参与其中。在这场庞大的产业变革中,旅游业作为综合性的服务业天然成为众多商家如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万达等竞逐的场所。旅游非正规部门会自然而然地在这场角逐中生长演化,从而成为就业和经济的新增长点。通过阅读现有的文献和观察经济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我们能够确认产业融合带来了就业增长。但问题的关键是,旅游产业融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带来就业增长的?就业增长主要表现在什么领域?只有搞清楚这些问题,我们才能真正确认就业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1 文献综述
1.1 产业融合引致旅游新业态
关于产业融合,至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日本著名产业经济学家植草益[1]认为,它是指技术进步和管制放松导致的两个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发生改变。美国学者Greenstein and Khanna[2]认为产业融合是一种经济现象,是企业为了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消失。
产业融合的思想最早源于Rosenberg,又叫技术融合[3]。20世纪80年代,技术融合所产生的创新活动激活了原本死气沉沉的市场,推动了产业融合的出现[4-5]。它拓宽了大型企业的技术基础,使它们赢得了竞争优势[6-8]。技术融合之后,经历了产品融合[9]。产品融合对原有的技术生产路线、业务流程、组织管理等方面进行改造,使新产品能够更好地迎合潜在的市场需求[10]。技术融合与产品融合都以市场融合为导向[11]。很多企业技术融合失败,并不是技术能力不足,而是在新的价值链上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12]。
产业融合发生的基础通常是产业之间拥有共同的技术基础[13]。发生融合的产业之间相互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性[8]。融合一般发生在产业之间的边界和交叉处。它会改变原有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导致产业界限的模糊化[6]。
旅游产业融合通常指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或旅游产业内不同行业之间相互渗透交叉[14]。旅游方式和旅游型的多样化是促成产业融合的决定性因素[15]。信息技术在实现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起到助推的作用[15]。融合后的企业如携程、去哪儿、芒果等依靠强大的预订网络渠道和信息影响力,共同分享日益扩大的客源市场,优化了资源配置[16],共同延长了产业链,增加了自身的附加值,创造了新的旅游服务价值[17-19]。因此,笔者认为,现代旅游产业融合主要指企业(也可以是其他产业的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对旅游资源、产品和服务等进行整合形成的一种新的产业形态。
新业态以旅游者为中心展开[20],表现为产品形态、组织形态(企业)和经营形态的融合[21-22]。互联网技术是旅游产业融合和旅游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18]。近些年来,随着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结合国内旅游消费的经验,国内旅游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个性化和精细化[23]。这种新的消费需求对原来的旅游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细分市场的“小众化”需求分布广,企业无法通过原来的规模经营模式满足消费者的需求[24];另一方面,“小众化”加总起来的需求量很大,但是单个企业却无法以原来的成本模式进行市场供给[25]。这种两难困境和矛盾冲突迫使旅游企业寻求突破,这种突破主要从两个方向展开:第一,传统旅游企业和在线旅游商合作,通过线上和线下的结合降低成本[26];第二,其他行业的企业发现了旅游市场的商机,主动和旅游企业进行融合[27],通过产品和资源的平台化运作,满足旅游者的个性化需求。
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发展是企业和消费需求在市场上的耦合[28]。旅游新业态具有它自己独特的运行规律[29]。随着传统旅游企业经营模式和增长方式的转变,旅游产业内部存在着一种动力驱动企业在产品表现、管理组织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实行突破[30]。这种突破正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日益扩大的新型市场消费需求;这些突破中,不同的业态类型或以产品、或以技术实现了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消费的对接[31]。正是因为这种对接,造就了众多的旅游新产品。这些产品包括乡村旅游[32]、文化旅游[33]、生态旅游[34]、遗产旅游[35]等等。
新业态出现的重要作用,就是带来了就业的增长[36];@种增长主要是从产业边际和职业工种上发生的,它表现为各种形式的非正规就业。国内目前很少有学者关注这方面的内容。本文研究的目的是了解新业态以什么样的方式影响非正规就业。具体概念模型见图1。
1.2 非正规部门和就业
1972年,国际劳工组织在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员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他们的工作千差万别,但主要都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如街头小商贩、擦鞋匠、木匠、石匠、裁缝、厨师、司机等等[37]。Keith Hart[38]和 Breman[39]对加纳与印度的研究也证明了非正规部门的存在及其效率。托达罗用二元部门做了最后的总结,后来的学者通称“非正规部门”。随后,人们观察到发达工业国家的许多现代部门里的工作也变得越来越非正规化了[40]。
随着非正规就业的普及及其重要性的发现,学者们提出了许多理论来解释这种现象。总的来说,包括4个不同的流派,每个流派涵盖相类似的理论。(1) 结构分离主义的核心强调非正规部门及其就业是现代工业发展不充分所导致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两部门之间的经济属性和收入存在差异,导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形成了城市劳动力的超额供给。代表人包括刘易斯[41]、托达罗[42]、托克曼[43]和哈特[39]。主要理论是贫困就业理论、二元主义理论和劳动市场分割理论。(2) 结构替代主义的核心认为职业的歧视性、有失公平的制度以及对城市移民的排斥是导致非正规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代表人是德・索托[44]。主要理论是新自由主义理论。(3) 结构联系主义倾向于将非正规部门和就业界定为现代生产关系的一种特殊形式,他们将非正规经济视为依附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可缺失的一个重要环节。代表人物是莫斯[45]、卡特斯和波 斯[46-47]。主要理论是新理论。(4) 结构嵌入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制度是嵌入在社会、文化系统之中的;同样的,非正规经济则是以非市场的基本规制和行为逻辑“镶嵌”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制度背景中。它是社会福利不能支撑个体正常生活时的一种替代性的生产行为,具有特定历史的合理性地位。代表人物是波兰尼[48-49]和波特斯[50]。主要理论是反嵌入理论和标签理论。
中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非正规部门就产生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下岗工人在非正规部门中就业[51-52]。这一现象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个原因:第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第二,城市化快速推进,大量临时性就业岗位增长迅速;第三,所有制结构显著调整,国有、集体单位等城市公有制部门劳动力边际吸纳能力下降[53-54]。尽管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就业)符合当时的我国国情,具有庞大的就业潜力,但是,非正规部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为了用非正规就业重构就业空间,张彦在理论层面上澄清了非正规就业本身存在的合理性[55]。都阳和万广华研究了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非正规就业在减贫中的作用[56],蔡P和王美艳说明了非正规就业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发育以及城镇就业增长的原因[57]。李强[58]和万向东[59]集中研究了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说明了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条件和效果。
1.3 旅游非正规就业
国内对旅游就业的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2010年为界限,2010年之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正规部门的就业;2010年之后非正规就业的研究开始出现并且占据了主导地位。在2010年之前,旅游就业研究集中在总量方面,主要涉及旅游对就业的促进作用[60]、就业效应[61]和弹性[62-63]以及旅游就业的统计[64]等等。2010年之后,王丽和郭为开始关注中国旅游非正规部门并对青岛旅游自我就业者进行研究[65]。随后,郭为和秦宇研究了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的群体特征[36],并对中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进行了估计,约为2040万人,远远超过了正规就业的总量[66]。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产业融合,旅游非正规就业继续增长,非正规就业模式的转变已经成为未来就业的基本方向。一些旅游非正规就业者本身也开始把“非正规”的就业作为一种向上的职业通道而不是终端[67-68]。本文将从新业态的角度考察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文章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以文献综述的形式介绍了产业融合导致新业态形成以及新业态与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旅游新业态的就业路径;第四部分经验地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第五部分通过调研数据说明新业态如何带来非正规就业增长。结论和建议放在第六部分。
2 新业态影响就业的路径
旅游新业态表现为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随着产业融合的展开,市场上涌现了许多“小众旅游”新产品形态,主要包括:定制旅游、网络旅游、养生(康体)旅游、结伴背包旅游等等。为了应对大量的“小众”旅游形态,旅游企业通过线上和线下的融合,形成了不同的经营形态。这种新经营形态利用互联网技术,形成平台经济,许多企业或个人以这个平台为核心聚合在一起。面对新产品和新经营形态,企业不得不调整内部组织结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将组织管理变得越来越扁平化。
上述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导致了旅游就业增长路径的变化。这种变化来自三个方向:第一,旅游正规部门的正规就业增长,这一部分在统计上看主要是政府部门每年统计的非私营旅游企业的年末就业人员总量。第二,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的增长,这一部分无法在统计上反应出来,主要表现为非私营旅游企业所雇佣的零时工、钟点工等没有稳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数量。第三,非正规就业的增长。非正规就业,从统计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指在政府部门涵盖的统计对象之外的所有其他就业。郭为和厉新建[66]曾经详细地对非正规就业进行过定义,并且估算中国在2011年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为2040.40万。他们认为,旅游发展对中国就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非正规就业上而不是正规就业上。本文是以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主旨是研究旅游非正规就业影响来源或路径。
3 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经验说明
3.1 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解释,旅游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主要指非私营企业部门(企业)与所雇佣的劳动力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形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1。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其盈利模式的形成,是通过构建新型的劳动关系和工作形式来实现。这种“新型”的劳动关系大量表现为非正规就业。
旅游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形式种类多样,主要表现为非全时工、季节工、劳务承包工(外包)、劳务派遣工、小时工、钟点工等等。尽管国家没有对这部分就业进行统计,但根据我们的调查,自2008年以来,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其主要目的是规避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笔者以青岛H酒店的具体调查情况为例说明。
青岛H酒店是一家知名酒店,其产品和服务一直得到业界的好评。近些年来,H酒店在劳动用工结构和形式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除个别岗位外,H酒店逐步减少了合同工的用工形式,大幅增加劳务工和实习生的比重。在2014年,增加了66名劳务工、68名实习生。第二,钟点工的使用逐年增加。2014年,钟点工的使用达到了1 7666小时,平均一天要使用8个钟点工。
除了酒店的非正规就业在扩大之外,一些互联网旅游企业也明显增加了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以携程技术部门使用的兼职人员数量为例,2007年为10人,2010年为30人,2013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了220人和420人。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携程,其他部门如销售部门2中其他类型的非正规就业人员的使用量必定也有增加。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也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据来估算旅游正规部门中非正规就业的总量及其增长。
3.2 旅游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增长(非正规就业增长)
旅游非正规就业,可以从城市和农村两个地域的具体表现进行说明。第一,城市旅游的非正规就业。城市既是旅游的目的地,也是旅游客流的中转地。很多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以及刚毕业的大学生都以非正规就业的形式为这些游客提供各种服务。他们构成了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的主体。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一些旅游城市如青岛,大量的人员活动在车站、码头和景点景区周边,向游客兜售具有地方特色的商品和美食。郭为[14]曾经对青岛的旅游非正规就业进行了分类,并描述了这个群体的特征。第二,农村地区的旅游非正规就业。在农村地区,景点景区及其周边的非正规就业基本成为了主流。在旅游旺季,企I雇佣大量的本地劳动力来接待游客,而到了淡季,这些劳动力就回乡务农3。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大型的发展成熟的乡村旅游景区周围,围绕旅游服务兴办的旅馆和餐馆比比皆是。在成都的三圣乡乡村旅游景区附近,可直接进行网上预订的旅馆和农家乐就有260多家[21]。这些企业为本土农民提供大量非正规就业机会。郭为[66]利用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结合官方统计数据的具体内容和特征,估算出全国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人数大约为2040.40万人,约占全国非正规就业总量的1/5。
4 新业态如何影响非正规就业的增长:实证证明
4.1 数据说明与调研
由于国内没有非正规就业的官方统计数据,我们只能通过调研的方式“迂回”研究旅游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对于旅游新业态,不同的学者看法都不一样,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杨玲玲和魏小安[22]为代表,他们站在企业角度把旅游新业态看作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的综合。第二类包括大部分学者媒体4,他们把许多新出现的产品归结为新业态,例如生态旅游[34]、乡村旅游[70]、遗产旅游[35]、体育旅游和文化旅游[33]等等。笔者认同杨玲玲和魏小安的观点。因为旅游新业态代表着行业的一种运作模式,不同于单纯的产品表现形式,因此,我们把新业态概念具体化成了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3个维度10个问项;把非正规就业具体化成了3个问项,这3个问项分别代表了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部门的就业)。考虑到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对企业用工方式的影响,我们针对它们各自分别设计了两个问项,这两个问项分别归因,作为两个控制变量来排除它们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
问卷调查开始于2016年6月12日,结束于7月10日。调查对象是全国各地旅游行业中高层管理人员,这些人员在旅游行业工作时间大部分都超过了3年,对行业的具体运作情况比较熟悉,他们的回答基本能够反映行业的现实。本项调查以青岛本地为主,主要调研的企业有港中旅、万达旅业、省中旅(山东省中国国际旅行社)、威斯汀、香格里拉、海尔洲际、携程青岛分公司以及一部分青岛本地的民营旅行社,其中,包括一部分青岛大学旅游专业毕业的走上了管理岗位的学生。本次一共发放问卷300份,共回收258份。剔除无效问卷7份,实际分析的问卷数251份。
4.2 调研的人口统计信息与因子分析
通过对调研的人口信息进行分析,我们发现,男性的比例略高于女性,分别为55%和45%。年龄主要集中在25~44岁之间,约占51%。被调研对象主要来自旅游企业管理人员,约占52%,在旅游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约占19%。他们曾经或现正在旅游行业工作年限超过3年但少于10年的人数占比达到了74%。
年龄数据反映了旅游行业的管理层比较年轻,工作或年限超过3年说明了被调研对象对行业比较了解。问卷反映出来的信息在真实性和可靠性上有一定的保证。
笔者使用SPSS软件,对问卷中所有题项进行可靠性分析,信度指标克朗巴哈系数为0.863,信度系数大于0.7,说明因子分析提取出的主成分与问卷设计初衷一致。又因为KMO值为0.809,问卷的结构效度良好。通过正交旋转后得到了4个因子(表3)。产业融合后,大部分旅游企业利用相关技术以尽可能丰富的形式和手段表现自身的产品,问项Q1到Q3主要与产业融合产品的表现形态相关,命名为产品形态。问项Q4到Q6主要描述了产业融合后旅游企业组织结构的改变,命名为组织形态。问项Q7到Q9主要说明了产业融合后旅游行业出现的新经营特点,命名为经营形态。问项Q11到Q13主要描述了当前旅游企业在招工方面对劳动力的使用,核心是劳动力的非正规使用方式,命名为非正规就业。所以,反映新业态的3个因子分别是产品形态(Q1~Q3)、组织形态(Q4~Q6)和经营形态(Q7~Q10)。反映非正规就业因子一个(Q11~Q13)(表3)。在利用非正规就业各个变量单独进行回归时,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
4.3 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得到了4个因子,但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3个因子能够和第4个因子非正规就业具有逻辑上的相关关系吗?是的。从微观角度看待就业,本质上是企业对劳动力的使用。企业对劳动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取决于产品销售1。产品销售(在给定质量的情况下)很大程度上是与产品形态相关的如产品广告投放的渠道、位置和时间等等。经营形态直接与劳动力使用数量相关,例如产品生产的工艺和流程差异会直接决定企业需要雇佣多少劳动力,前端销售和售后服务员工的多寡会影响消费者对企业产品质量的感知。组织形态本质上是企业内部对劳动力的配置,通过实现最优配置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因此,我们的概念模型具有坚实的理论支撑,是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在企业内部做了功能上的分解。它们在理论逻辑上都指向了就业。
因此,根据上面的因子分析,我们依据逻辑概念(见图1),可以通过构建经验模型来分析新业态以何种方式影响了非正规就业。模型设定如下:[zi=β0+β1x1i+β2x2i+β3x3i+β4y1i+β5y2i+β6~11j=13k=12xjiyki+εi]
其中,[z]代表非正规就业因子,包含3个问项,每个问项作为一个被解释变量,分别代表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和自我就业(自我雇佣)。[β0]代表截距项,[x1i]、[x2i]、[x3i]分别代表产品形态、经营形态和组织形态因子,[β1]、[β2]、[β3]分别代表前述3个变量的回归系数,[y1i]、[y2i]分e代表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因子,这两个因子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引入的目的是排除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β4]、[β5]分别代表前述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j=13k=12xjiyki]分别代表新业态的3个变量与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的交互项,[β6~11]代表这6个交互项的系数,具体说明将会在回归列表中给出。[εi]是随机扰动项,服从同方差、期望值为零的正态分布。
每一个模型分为两类,第一类为不纳入交互项的情况,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直接影响;第二类为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主要考察新业态对三类非正规就业的间接影响。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4。
模型(1)反映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59个单位。具体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经营形态处于市场的前端,直接通过销售与消费者打交道,劳动力使用量的变化对市场非常敏感。产品形态引致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间接相关;组织形态更多表现为企业内部管理结构上的调整,也是与劳动力间接相关。因此,这两个变量在统计上不显著。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正规部门倾向于雇佣更多临时工和采用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47个单位;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67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这说明新业态不是独立影响企业对劳动力的雇佣方式,而是和企业成本、经济景气度联合起作用的。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084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产品丰富的表现形态等仍然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212个单位。企业成本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景气度的影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279个单位,说明了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企业会调整组织结构,同时用工方式更加灵活。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177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28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增加0.336个单位。与前面的两种交互类型相比,经营形态的影响系数最大。经营形态涵盖了销售环节,而销售是企业雇佣非正规就业最多的部门。销售结合互联网技术,会产生新商业模式,新商业模式会生成新职业和工种,衍生新的就业方式(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就业),这种就业天然会游离在正规的就业体制之外。
模型(2)反映非正规部门就业。其回归结果显示,在不纳入交互项、控制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变量的情况下,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对非正规就业不产生影响,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经营形态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经营形态改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302个单位。这里存在一个“悖论”,似乎企业愈是处于最优运行的状态,所需要雇佣的员工愈少,流向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愈多(这可能与我们使用的截面数据相关,如果是时间序列可能不会出现这种悖论,因为最优运行的企业会扩张,雇佣更多的员工)。企业成本和经济景气度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分别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这意味随着企业成本的上升和经济景气度变差,更多劳动力会流向非正规部门。其中,企业成本上升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411个单位;经济经济景气度变差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358个单位。
在纳入交互项的情况下,6个交互项都显著影响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并且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不影响(非正规部门)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不显著。具体来说,产品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1个单位。产品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会增加0.196个单位。组织形态与经济景气度的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225个单位。组织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136个单位。经营形态与经济景气度联合作用显著正向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09个单位。经营形态与企业成本的交互项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在5%水平上统计显著,交互项每提高1个单位,非正规就业增加0.414个单位。
总体来看,无论是否纳入交互项,产品形态和组织形态单独都对非正规就业没有影响;只有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才能对非正规就业产生影响。经营形态在任何情况下都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在中国经济中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但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二者通过经营业态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即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这进一步证明了旅游非正规就业是“就业蓄水池”的理论。
模型(3)反映非正规就业中的自我就业。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自我就业(创业)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这也是自我就业(创业)单独作为一个问项、单独以被解释变量作为一个模型的原因。模型(3)的结果与模型(1)、模型(2)相一致。主要的区别在于,在模型(1)和(2)中,新业态对非正规就业的创造具有主动性;而在模型(3)中,我们无法确定个体选择自我就业是否是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但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却是确定的,它对非正规就业的影响仍然不是独立的,而是和其他因素联合发生作用。
5 结论和建议
国内关于旅游就业的研究较为丰富,但这些研究大多从统计的层面告诉人们旅游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具体到旅游就业增长的途径却都语焉不详。本文另辟蹊径,以实证的方式说明了旅游新业态是如何影响旅游就业的。具体的增长路径分别是正规部门中的非正规就业增长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增长。
研究结果显示,旅游新业态通过产品形态、组织形态和经营形态影响非正规就业。这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雇佣更多的临时工。第二,正规部门与非正规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仍然存在,通过经营形态存在一定关联。正规部门无法吸纳的就业总是会流向非正规部门。第三,自我就业同时是一种创业。新业态导致了自我就业的增加。上述现象并不单独发生,而是与经济景气度和企业成本交织在一起。它们相互作用影响旅游非正规就业。如何具体看待这种影响路径呢?笔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和人们需求的多样化催生了丰富的产品形态,一些产品非常小众化和碎片化,在经济不景气、企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情况下,它迫使企业以非正规就业形式(例如弹性工作的方式)来雇佣员工,例如部分资助大学生出游,利用大学生写游记来表现产品和带动消费群。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的应用一定程度改变了组织结构,从而改变了用工模式,例如,许多旅行社减少了合同制导游,当业务繁忙需要导游时,企业直接从导游互联网平台“借用”。经营形态的改变从根本上导致了用工形式变化,线上线下的结合催生了大量的零时雇佣;这些临时雇佣可能是因为一个项目或者一个临时的小业务。一个最令人关注的群体是网络销售,它的代表是阿里旅行去啊上的线路或单一产品销售,就像淘宝,它由无数个自我就业的“个体公司”组成。
上述研究结论在宏观上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旅游新业态是旅游非正规就业增长的源泉,而旅游非正规就业的总量远远超过了旅游正规就业。它可能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时期对下岗工人分流的一重要产业。第二,新业态不仅在边际上增加了就业,而且会通过就业结构的改变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所以,政府的产业政策要重视对新业态的引导和培育。第三,政府部门应该重视非正规部门对就业的贡献,通过合理的方式引导非正规就业,而不是以各种名义对非正规就业进行打压。
同时,研究在微观上也具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第一,在经济不景气或成本上升的时期,企业可以通过利用互联网等技术丰富产品的表现形态,利用零时工等非正规就业手段增加产品销售。第二,经营形态是企业用工的核心,在任何时候都显著影响劳动力的使用量。逻辑上来看,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可能是企业控制成本的最佳手段。第三,组织形态只有与经济景气度或企业成本交互作用时才显著影响非正规就业。这说明了企业可以同时从用工结构和部门结构两个方面来控制成本,前者节省外部的劳务成本,后者节省内部的交易成本。上述结论对旅游企业的具体营运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甚至有可能意味着企业未来用工模式的根本变革:即从固定用工制(正规就业)走向弹性用工制(非正规就业)。
最后,文章的概念框架、分析辑及其最后的结论共同呈现了一个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关于非正规就业的理论。以旅游非正规就业为例,笔者认为,产业之间的融合导致了市场空隙的出现,这些市场空隙是碎片化的和长尾的1;正规部门不具有足够的“灵活性”来获得这些市场中的利润,只有成本够低和灵活性足够的“非正规形式”才能把握住这种机会。产业融合通过组织结构的改变催生了企业新业态,新业态的形成过程本身是一个劳动力以非正规方式流进流出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非正规就业增长的过程。其本质就是降低组织的成本来获取新市场或市场空隙中的利润。二元主义以静态的眼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新自由主义则从交易费用的角度看待劳动力进入正规部门的障碍,新注重分工中生产关系呈现的“剥削性”。我们的理论基于产业融合,产业融合是动态的,因此,我们的理论也是动态的;劳动者是在一个动态的新市场中综合考量自己的能力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就业方式。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Masu Uekusa. The convergenc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industries[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01, (2): 24-27. [植草益. 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 (2): 24-27. ]
[2] Greenstein S, Khanna. That does industry convergence mean?[A]//David B. Yoffie. Competing in An Age of Digital Convergence[M].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33-45.
[3] Rosenberg N.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machine tool industry, 1840-1910[J].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3, 23(4): 414-443.
[4] Dosi G. Sources, procedures, and microeconomic effects of innovation[J].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988, 26(3): 1120-1171.
[5] Sahal D. Technological guideposts and innovation avenues[J]. Research Policy, 1993, 14(2): 61-82.
[6] Busby G. Vocationalism in higher level tourism courses: The British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Further and Higher Education, 2001, 25(1): 29-43.
[7] Cantwell J, Fai F. Firms as the sourc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competence[J].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99, 9(3): 331-366.
[8] Fai F, Tunzelmann N V. Industry-specific competencies and converging technological systems: Evidence from patent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2001, 12(2): 141-170.
[9] Freeman C, Soete L. 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M]. London: Routledge, 1997: 56 -63.
[10] Stieglitz N. Industry dynamics and types of market convergence[A]// Carlsson B. Paper to be Presented at the DRUID Summer Conference on“Industrial Dynamics of the New and Old Economy-Who is Embracing Whom?”[C]. Copenhagen/Elsinore, 2002. 342-350.
[11] Gambardella A, Torrisi S. Does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 imply convergence in markets?Evidence from the electronics industry[J]. Research Policy, 1998, 27(5), 445-463.
[12] Christensen C M, Rosenbloom RS. Explaining the attacker's advantage: Technological paradigms,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and the value network[J]. Research Policy, 1995, 24(2): 233-257.
[13] Lei DT. Industry evolution and competence development: The imperatives of technological convergence[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2000, 19(7): 699-738.
[14] Zhang Lingyun. The basis and precondition of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4): 6-7. [张凌云. 旅游产业融合的基础和前提[J]. 旅游学刊, 2011, 26(4): 6-7. ]
[15] Zhang Hui, Huang Xueying. Some basis conclusions about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4): 5-6. [张辉, 黄雪莹. 旅游产业融合的几个基本论断[J]. 旅游学刊, 2011, 26(4): 5-6. ]
[16] He Jianmin. The form, reason, route, obstacle and mechanism of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 development in China[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4): 8-9. [何建民. 我国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形式动因、路径、障碍及机制[J]. 旅游学刊, 2011, 26(4): 8-9. ]
[17] Cheng Jin, Lu Lin, Zhu Fubiao. On the study progress of tourism industrial merging and its enlighten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4): 13-19. [程锦, 陆林, 朱付彪. 旅游产业融合研究进展及启示[J]. 旅游学刊, 2011, 26(4): 13-19. ]
[18] Yang Yanfeng.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become the main driving force of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new format[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9): 7-8. [杨彦锋. 互联网技术成为旅游产业融合与新业态的主要驱动因素[J]. 旅游学刊, 2012, 27(9): 7-8. ]
[19] Zhang Wenjian. Agricultural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urban rural interac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1, 26(10): 11-12. [张文建. 农业旅游: 产业融合与城乡互动[J]. 旅游学刊, 2011, 26(10): 11-12. ]
[20] Lee HK, Fernando Y. The antecedents and outcomes of the medical tourism supply chain[J]. Tourism Management, 2015, 46: 148-157.
[21] Guo Wei, Xu Ke. Tourism industrial convergence and new type of operation[J]. Tourism Forum, 2013, 6(6): 1-6. [郭为, 许珂. 旅游产业融合与新业态形成[J]. 旅游论坛, 2013, 6(6): 1-6. ]
[22] Yang Lingling, Wei Xiao’an. Novels in new operational types of tourism[J]. Resources and Industries, 2009, (6): 135-138. [杨玲玲, 魏小安. 旅游新I态的“新”意探析[J]. 资源与产业, 2009, (6): 135-138. ]
[23] Guo Wei, Chen Zhi, Wang Li. Tourism complaints, tourism assessment and improvement on service quality[J]. Tourism Forum, 2009, 2(6): 812-818. [郭为, 陈枝, 王丽. 旅游投诉、游客评价与服务质量的改进[J]. 旅游论坛, 2009, 2(6): 812-818. ]
[24] Zhu Huying, Xu Chunxiao.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tourism demand among urban residents with different income: A case study of Changsha residents’ tourism demand for Phoenix Town[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6, (1): 38-41. [朱湖英, 许春晓. 不同收入城市居民文化旅游需求差异研究――以长沙市不同收入居民对凤凰古城的旅游需求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6, (1): 38-41. ]
[25] Huang Yanling, Huang Zhenfang. A study on the urban citizen`s demand of leisure: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city[J]. Human Geography, 2007, (3): 60-64. [黄燕玲, 黄震方. 城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需求实证研究――以南京为例[J]. 人文地理, 2007, (3): 60-64. ]
[26] Lemoine F, Poncet S, ?nal D. Spatial rebalancing and industrial convergence in China[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5, 34: 39-63.
[27] Gershuny J. Post-industrial convergence in time allocation[J]. Futures, 1993, 25(5): 578-586.
[28] Adriana B. Environment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 tourism: The case of large tour operators[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9, 17(16): 1385-1392.
[29] Guo Yang, Shen Han. System establishment and regulatory policy study of the new tourism industry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cology[J]. Ecological Economy, 2011, (4): 120-122, 129. [郭D, 沈涵. 基于生B内生化的旅游新业态的体系构建与规制研究[J]. 生态经济, 2011, (4): 120-122, 129. ]
[30] Wang Yan, Li Donghe. A study on classific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new tourism format[J].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011, 11(6): 9-12. [汪燕, 李东和. 旅游新业态的类型及其形成机制研究[J]. 科技和产业, 2011, 11(6): 9-12. ]
[31] Zhang Zuqun, Lin Shan.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urban and rural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capital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ijing rural tourism based on eight new format[J]. China Soft Science, 2011, (S2): 143-149. [张祖群, 林姗. 首都城乡建设的文化品位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基于北京乡村旅游八种新业态的分析[J]. 中国软科学, 2011, (S2): 143-149. ]
[32] Li Junxia. The research on the emergence of new forms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f Lanzhou[J]. Research on Development, 2012, (4): 126-129. [李俊霞. 文化旅游新业态的出现和产业发展对策研究――以兰州为例[J]. 开发研究, 2012, (4): 126-129]
[33] Zhang Ying. Research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 Wanlu lake one-stop ecotourism zone[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estry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2014, 8(4): 24-27. [张颖. 广东万绿湖生态旅游集聚区旅游新业态发展研究[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8(4): 24-27. ]
[34] Zhang Jianzhong, Sun Gennian. Relic park: New industry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cultural heritage experience: A case study of three relic parks in Xi’an[J]. Human Geography, 2012, (1): 142-146. [张建忠, 孙根年. 遗址公园: 文化遗产体验旅游开发的新业态――以西安三大遗址公园为例[J]. 人文地理, 2012, (1): 142-146. ]
[35] Marelli E. Evolution of employment structures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n the EU[J]. Economic Systems, 2004, 28(1): 35-59.
[36] Guo Wei, Qin Yu, Wang Li. On the group features of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ndustrial satisfaction: Taking the survey of tourism informal departments in Qingdao and Yantai as an example[J]. Tourism Tribune, 2012, 27(7): 81-90. [郭为, 秦宇, 王丽. 旅游非正规就业的群体特征与行业满意度――以青岛和烟台的旅游非正规部门调查为例[J]. 旅游学刊, 2012, 27(7): 81-90. ]
[37] Bangasser P E. The ILO and the informal sector: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J]. ILO Employment Paper, 2000, 9 - 13.
[38] Hart K. Informal income opportunities and urban employment in Ghana[J].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 Studies, 1973, 11(1): 61-89.
[39] Breman J. The Informal Sector in Research: Theory and Practice[M]. CASP: Erasmus University Rotterdam, 1980. 49 C 58.
[40] Zhang Guoying. Informal employment: theory and development[J]. Academic Research, 2012, (8)55-58. [张国英. 非正规就业: 理论与发展[J]. 学术研究, 2012, (8): 55-58. ]
[41] Lewes. Dual Economic Theory[M]. Shi Wei. Beijing: Beijing Economic College Press, 1989. 90 C 102. [刘易斯. 二元经济论[M]. 施炜, 译. 北京: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9. 90 - 102]
[42] Todaro. Third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M]. Beijing: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88. 33-34. [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 33-34. ]
[43] Tokman V. Policies for a heterogeneous informal sector in Latin America[J]. World Development, 1989, 17(7): 1067-1076]
[44] Soto HD. Another Road[M]. Yu Haishen, trans. Beijing: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2007: 112-131. [赫南多・德・索托. 另一条道路[M]. 于海生, 译.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7: 112-131]
[45] Moser C. Informal sector or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Dualism or independence in urban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 1978, 6(9): 1041-1064.
[46] Custer, Portes. The bottom of the world: The origin, motivation and influence of informal economy[A]// Xia Zhujiu, Wang Zhihong. The Cultural Forms of Space and Social Theory[M]. Taipei: Ming Wen Book Company Limited, 1993: 95 - 106[卡斯特, 波特斯. 底层的世界: 非正式经济的起源、动力与影响[A]//夏铸九, 王志弘. 空间的文化形式与社会理论读本[M]. 台北: 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3: 95 - 106]
[47] Portes A, Castells M, Benton L. The Informal Economy: Studies in Advanced and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M].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47-153.
[48] Bromley R. Organization, regul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the so-called urban informal sector: The street traders of Cali, Colombia[J]. World Development, 1978, 6(9/10): 1161-1171.
[49] Bromley R. A new path to development?The Significance and impact of Hernando De Soto’s ideas on underdevelopment,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J]. Economic Geography, 1990, 66(4): 328-348.
[50] Portes A. Competing perspectives on the Latin American informal sector[J].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93, 19(1): 33-60.
[51] Hu Angang, Zhao L.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1990-2004)[J]. 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2006, 21(3): 111-119. [胡鞍钢, 赵黎. 我国转型期城镇非正规就业与非正规经济(1990-2004)[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21(3): 111-119. ]
[52] Hu Angang, Yang Yunxin. The change of employment mode: From normalization to non normalization: An analysi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cities and towns in China[J]. Management World, 2001, (2): 69-78. [胡鞍钢, 杨韵新. 就业模式转变: 从正规化到非正规化――我国城镇非正规就业状况分析[J]. 管理世界, 2001, (2): 69-78. ]
[53] Li Qiang. The realistic predicament and path choice of peasant-workers citize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employment[J]. Urban Problems, 2016, (1): 99-103. [李强. 非正规就业视角下农民工市民化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J]. 城市问题, 2016, (1): 99-103. ]
[54] Li Qiang. A literature review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f peasant-workers[J]. Lingnan Journal, 2015, (6): 124-130. [李.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研究综述[J]. 岭南学刊, 2015, (6): 124-130. ]
[55] Zhang Yan. Informal employment: Social recogni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08, 10(5): 18-24. [张彦. 非正规就业: 理论层面上的社会承认[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8, 10(5): 18-24. ]
[56] Du Yang, Wan Guanghua. Informal employment in urban labor market and its role in poverty reduction[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14, (9): 88-97. [都阳, 万广华. 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非正规就业及其在减贫中的作用[J]. 经济学动态, 2014, (9): 88-97. ]
[57] Cai Fang, Wang Meiy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An analysis of urban employment growth in China[J]. Economic Perspectives, 2004, (2): 24-28. [蔡P, 王美艳. 非正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发育――解读中国城镇就业增长[J]. 经济学动态, 2004, (2): 24-28. ]
[58] Li Qiang. Informal employment of peasants in cities[J]. Expanding Horizons, 2002, (6): 47-49. [李强. 关于进城农民的"非正规就业"问题[J]. 新视野, 2002, (6): 47-49. ]
[59] Wan Xiangdong. The entry conditions and effec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f peasant-workers[J]. Management World, 2008, (1): 63-74. [万向东. 农民工非正式就业的进入条件与效果[J]. 管理世界, 2008, (1): 63-74. ]
[60] Wang Yuming. Strategic thinking on tourism promoting social employment growth[J]. Economic Geography, 2003, (3): 401-404. [汪宇明. 旅游促进社会就业增长的战略思考[J]. 经济地理, 2003, (3): 401-404. ]
[61] Li Xinjian. Analysis of China’s tourism employment effect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04, (5): 29-35. [厉新建. 中国旅游就业效应分析与制度创新[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5): 29-35. ]
[62] Tang Daijian, Li Li. An empirical study of elasticity measurement of tourism employment: A case study of Zhejiang province[J]. Tourism Science, 2005, 19(2): 10-13. [唐代剑, 李莉. 对旅游就业弹性测量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 旅游科学, 2005, 19(2): 10-13. ]
[63] Guo Wei, Geng Qinghui, Kou Min, et al. Analysis on the elasticity of tourism employment fluctu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f hotel and travel agency industries[J]. Tourism Science, 2009, 23(1)21-27. [郭为, 耿庆汇, 寇敏, 等. 旅游就业波动的弹性分析――对饭店、旅行社行业的实证考察[J]. 旅游科学, 2009, 23(1): 21-27. ]
[64] Li Xinjian. A study on Beijing tourism employment and revised calcul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09, 24(3): 22-29. [厉新建. 北京旅游就业研究及修正计算[J]. 旅游学刊, 2009, 24(3): 22-29. ]
[65] Wang Li, Guo Wei, Chen Zhi. Literature review of tourism informal sector and employment - self-employ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2010, (9): 41-48. [王丽, 郭为, 陈枝. 旅游非正式部门及其就业――自我就业的研究综述[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 (9): 41-48. ]
[66] Guo Wei, Li Xinjian, Xu Ke. The neglected true power: Tourism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its pull effects[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8): 70-79. [郭为, 厉新建, 许珂. 被忽视的真实力量: 旅游非正规就业及其拉动效应[J]. 旅游学刊, 2014, 29(8): 70-79. ]
[67] Liang Zengxian, Li Jieyi, Wen Tong. Tourism and quality of life perceptions among urban tourism informal employees: A case study of Guangzhou city[J]. Tourism Tribune, 2015, 30(9): 72-81. [梁增贤, 黎结仪, 文彤. 城市旅游非正规就业者生活质量感知研究――以广州为例[J]. 旅游学刊, 2015, 30(9): 72-81. ]
[68] Liang Zengxian, Xie Chunhong. Informal tourism employment: The end to a career or a channel for career development?[J]. Tourism Tribune, 2016, 31(1): 102-110. [梁增t, 谢春红. 旅游非正规就业: 职业发展的末端还是通道[J]. 旅游学刊, 2016, 31(1): 102-110. ]
篇2
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036-02
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一)旅游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关于旅游产业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旅游业是服务行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又称无烟工业、无形贸易。旅游产业比旅游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它是以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为基础,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娱、购提供服务,满足旅游者精神,物质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从目的地的角度来看,旅游产业包括五大部门,即旅行社业、住宿业、旅游交通、旅游景点、目的地管理部门。
(二)文化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和行业分类指标体系的差异,国际社会对文化产业内涵理解不同。目前采用最多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下定义,即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构成文化产业。
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该分类将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五层。第一层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部分;第二层根据管理需要和文化生产活动的自身特点分为10个大类,即“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等;第三层依照文化生产活动相近性分为50个中类;第四层是具体的活动类别,共计120个小类;第五层是对含有部分文化生产活动的小类设置延伸层,共计29个。
可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明确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市场边界。但旅游行业中专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服务的经营企业,其本质属于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中主要生产供旅游者参观、游览、鉴赏和购买产品的企业又发挥着旅游的作用。在行业渗透、学科交叉的当今,两者之间就更难分彼此。因此,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与旅游产业间更易发生渗透、交叉、融合等现象。在各国,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互动融合的道路。
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根据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联动的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分为延伸型、整合型、渗透型3种。
(一)延伸型融合模式
根据产业融合理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活动本身存在互补性,可以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实现两大产业共赢。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可向旅游产业延伸,凭借文化产品的强大吸引力提升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例如,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既是国内外知名的演出项目和文化产业项目,同时又是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成功实现了文化产业向旅游业的延伸。
也可将旅游产业向演艺、影视广播、传媒出版等文化产业延伸,如影视基地、动漫基地等文化产业园区就是旅游产业向文化产业延伸发展的典型。文化产业园区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在功能上实现了文化产品的开发、投产与交易,同时由于场地开发和布景的需要,使产业园区又同时存在旅游景点的性质,通过文化表演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旅游。
(二)整合型融合模式
该模式是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价值链解体,然后将两者的核心环节进行重组,形成一条全新的价值链,构筑出新型的整合型产业。常见的整合型产业融合包括以世博园、园博园为代表的会展活动和以国际旅游文化节、国际艺术节为代表的节庆活动。以会展和节庆作为产业融合的纽带,凭借节庆展会的设施平台吸引大量客源,借助举办地的各种旅游资源,以各种文化创意体验活动或项目为表现形式,打造出全新的文化旅游产业形态。通过两大产业资源的整合、产业活动的重组,既可提升举办地的旅游形象,吸引游客,又可有效地传播、销售文化产品,推动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如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之都”、南宁“东盟博览会之都”、海南“博鳌国际会议中心”等。
(三)渗透型融合模式
该模式是选取文化或旅游产业价值链中的某个环节,使之渗透到对方产业价值链环节中,从而形成文化旅游产业或是旅游文化产业等新产业。动漫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就是渗透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例如,2006年,浙江天畅网络科技公司与凯恩旅游集团合作,将旅游景点植入《大唐风云》网络游戏中。景点借助该游戏的传播渠道得到了更好的宣传和推广,使旅游产品更加具备市场吸引力。而游戏本身也因为真实景点的加入增添了观赏性和体验性,并借助景点的知名度为游戏获得更广阔的市场。
此外,文化主题公园也是渗透型融合模式的代表。该模式代表项目为迪斯尼乐园、宋城等,即通过产业渗透的方式,借助产品的文化内容优势以及广泛传播所获得的市场优势,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将其产业活动扩散到旅游业,打造出“文化主题公园”这一新兴的休闲旅游新业态。
从开发难度上看,受政府政策推进和资金门槛低等影响,延伸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最易实现;受技术创新和资金需求限制等影响,渗透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最难实现;而整合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则介于二者实现难度之间。不同地区应针对自身历史文脉、经济发展现状、旅游发展状况、产业条件等来选择适宜发展的产业融合模式。
三、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主要基于技术融合、资源融合、市场融合和企业融合几个方面。
(一)技术融合
产业融合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导致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改变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使不同产业的成本结构变得十分相似,消除了不同产业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使不同产业形成共同的技术基础。旅游产业中的旅游资源开发技术与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创作与制作技术的结合即为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基础。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而旅游产品的创新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文化产业的技术优势明显,它的引入和融合会带来旅游业科技含量的提高,促进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例如,利用 “创意”开发技术,可以开发影视旅游、演艺旅游、旅游游戏软件等具有关联性的产品,在丰富文化与旅游产业原来各自经营内容和形式的同时,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二)资源融合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具有较大重合性,沉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址和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工艺、饮食等既是文化资源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源作为两个产业的共同生产要素,可以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 “创意”开发技术得到有效整合利用,既能保护有形文化资源,又能传承非物质文化,还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例如,当前发展如火如荼的古城古镇与古村落等,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休闲游、度假游、社区游等产品形态,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创新旅游商业业态的内涵与外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社区文化的复兴与传承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与经济保障,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可见,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旅游文化产品,成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路径。
(三)市场融合
旅游业的市场范畴庞大,空间拓展能力强,新颖时尚的文化产业则深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热爱,市场空隙的存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找到了现实需要的路径。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市场融合,主要通过市场营销的创新整合、共同品牌的培育、资本整体运营管理等方面来实现。
一方面,文化产品的传播渠道、方式与旅游产品营销相结合,将使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和旅游产品的销售模式发生改变。例如,互联网与旅行社相结合,形成旅游产品的在线销售;传统的文化演出经过全方位的改良后开发成实景演出,吸引到的消费者不仅是当地居民,更多的是外地的旅游者。另一方面,旅游产业也可共享文化产业的市场,进行旅游产品的营销与推广。如文化产业中的出版发行与版权服务以及广播、电视、电影等,旅游业不仅可以共享其文化产业的市场群体,同时可以借助其平台进行旅游的营销与宣传,如近年发展火热的影视旅游、小说情境游等皆是如此。
(四)企业融合
企业是产业的主体,技术、产品和市场融合最终的执行和实施都是在企业层面。因此,企业成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载体。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导致出现了从事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文物博物业、娱乐业、动漫业等业务的大量企业,这类企业的业务融合了两大产业的特点,并可利用同一的运作平台,有力地推动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这类企业的融合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而是向横向一体化、混合一体化转变,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文化旅游产业;投入产出表;产业融合;产业链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2-0152-03
一、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
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论述。徐群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文化中留存下来进入旅游市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主要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宗教民俗设施以及有关的风土民情、民俗礼仪[1]。龚绍方指出,文化旅游产业化就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市场主体的企业化、系统化、市场化、规模化基础性产业运动[2]。万圭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以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为核心,带动饮食、交通、娱乐、旅游产品等一系列商业活动配套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产业群[3]。李云涛认为,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指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部分旅游产业。邵金萍从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着手,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就是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依托的综合性产业[4]。根据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旅游业归于文化产业圈层结构的层,这说明现代旅游业越来越成为文化旅游业。
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分支,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还模糊不清。然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旅游产业纳入到文化产业或是旅游产业。它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渗透交叉的产业,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产业融合的结果。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分析
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它的发展离不开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或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也会带动它们的发展。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文化产品以及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提供物质设备和智力服务的经济行业。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75%。所以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光明的前景。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餐饮和住宿也加入表中。
本文参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2007 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旅游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十个部门作为文化产业部门。由于是研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所以把旅游业单独列出。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调整合并,得到以下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见表1)。
通过表1和表2发现:(1)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要大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的投入,可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2)在旅游产业的总产出中,有近13.6%的投入来自文化产业,而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中,只有约0.17%的比重来自旅游业;然而从上页表1中看,旅游业的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量要大于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量。可见虽然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较多,但由于文化产业经过不断发展,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已涵盖文化产品行业、文化服务行业、文化附加值行业和文化制造业,文化产业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产业内的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有着高度的投入产出的多向关联,而旅游业对其产出影响较小。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借助旅游市场这个平台,高起点的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旅游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的保护和保存。
文化产业在旅游业的产出中所占比重较大,可见文化对旅游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表现在:(1)文化资源是旅游产业的资源依托,旅游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资源的加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公布的相关文件,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觉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十个方面。中国的文化遗产、社会文化活动和环境与自然等文化资源丰富,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资料”。(2)文化产业拓宽和延长了旅游产业链。从横向上看,文化产业融入到与旅游相关的各产业中,增加其附加值,也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从纵向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生产、销售、管理、消费等众多环节渗透、融合,延长旅游产业链条。(3)旅游产品因文化的渗透而更富有内涵,形成产品的差异性,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最终形成品牌。旅游企业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文化产业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4)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媒介越来越多,如:微博、团购等,为旅游营销提供了新手段。旅游产品借助新媒体、新营销渠道实现与市场的对接。
从表3看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说明两个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有效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超过产业平均值1,这说明文化产业对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也是相当大的。
通过以上分析看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关联度高,而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两个产业容易发生融合,且产业融合度也比较高。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两者融合,形成双赢模式。
三、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分析
(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5]。文化产业链从纵向上看,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中游环节的对文化资源的深加工和包装,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量;下游环节的文化产品经营,提供客户满意的文化产品。从横向看,文化产业已涉及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等。旅游产业链是指在旅游者到目的地的空间转移及旅游消费过程中,为其加工、组合并提供旅游产品,以助其完成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与游览[6]。
由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政府管制的放松,文化资源市场化和旅游市场文化需求提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突破各自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及市场边界,渗透或延伸至彼此的产业活动领域,使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解构,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组、整合与创新,最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和业务流程。
通过融合过程的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创意设计开发、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都存在很好的切入点。在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可借鉴创意、融入文化要素,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规划时也要融入旅游的思想,通过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基地可以开发成文化旅游产品,如手工作坊、影视基地、创意产业园都已成为新的文化旅游景观,同时,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文化旅游增加效益,得到传播和保护。
(二)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分析
经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文化旅游产业,然而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要构筑文化旅游产业链,并对其拓展延伸,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是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制约因素,较少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链是旅游产业链和文化产业链的接通和对二者的延伸,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在为文化旅游者提供服务过程中相互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如图1所示)。可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所包含的相关产业以及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1.从旅游环节的角度看,随着旅游者素质的提高,对旅游过程中关于文化内容和活动的需求增多,要求也提高。世界旅游组织估算,在全球所有旅游活动中文化旅游所占的比例为40%。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旅游活动都是被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遗产、某种艺术等所拉动的。而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产业,并在每一个旅游环节中与当地特色文化的对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增强了旅游的文化属性,为旅游者提供了一次完善的文化旅游经历。
2.文化旅游产业链是以文化旅游景区或旅游集团为核心企业。产业链的形成需要核心企业的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核心企业在整个文化旅游产业链中经济实力强、辐射面广、竞争能力大、行业带动能力强。文化旅游景区可以提供差异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垄断性;大型的旅游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产业内的资源。华侨城紧抓政策导向,开始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它拥有主题公园、博物馆、演出队伍和电子信息产业,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如果转型成功可以培育为核心企业,发挥带动作用。要注意的是,要确立和发挥文化旅游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涉及不同产业的垂直、水平和斜向合作,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艺术产业、商业、制造业、金融业、通讯业、IT、教育行业等,实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横向扩张。如利用视频网络、微博等对新文化旅游产品体验进行互动式交流,进而改进产品;还可以通过文化类旅游商品与制造业进行融合。此外,还涉及不同部门领域的衔接配合,包括政府、投资者、产业管理者、教育科研、产品设计和开发、基础设施等。
4.从产业链的纵向来看,文化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中游环节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运营;下游环节的品牌包装与公关营销。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延展性,可以在原有产业链要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要素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文化旅游产业延伸已涉及出版传媒、影视、会展、动漫游戏、文艺演出、体育等,而这些动漫、文艺表演等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商品市场。
四、总结
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有利于促进中国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由量到质的转变,旅游产业功能的完善和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中国旅游产业的综合实力与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促进先进文化的传播,旅游目的地品牌价值的兑现;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跨越式发展;促进与文化和旅游产业相关的科学技术、装备制造技术的研发和创新;提升文化和旅游人才创造力。此外,两者的融合出现了更多的消费需求、产品变化,从而驱动了企业通过投资、合作等手段,发展文化旅游产业,进而推动了产业链的横向扩张和纵向延伸,实现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互通和人才互补,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提高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徐群.文化旅游产业的定位与开发[J].北方经贸,1999,(12):128-129.
[2] 龚绍方.制约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三大因素及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67-69.
[3] 万圭.凤凰县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08,(8):17-19.
[4] 邵金萍.再论文化旅游产业的特征、作用及发展对策[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8):29-32.
[5] 何群.文化生产及产品分析[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6] 张朝枝.基于旅游体验视角的旅游产业价值链分析[J].旅游学刊,2010,(6):19-23.
篇4
关键词:绿色产业;旅游产业;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北京市门头沟区
引言
绿色产业作为21世纪追求的新型产业模式和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实现最低代价生态内生经济发展的模式[1]。旅游产业作为绿色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提高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发展战略。从旅游产业的绿色发展内涵出发,助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实现,可最终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2]。旅游产业在门头沟区第三产业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是实现门头沟区第三产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助推器。旅游业集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资源于一体,在增加经济效益的同时,可实现资源的最小消耗。而且旅游业的发展能带动诸如餐饮、住宿、交通、旅行社、商店、游乐场等多种产业、部门的发展,吸纳大量相关行业的从业人员。本研究依据绿色旅游产业内涵对其概念进行了界定,以北京市门头沟区为例,在阐述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近年来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推动产业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1绿色旅游产业体系的概念
1.1绿色旅游的概念
绿色旅游最早是由法国的欧贝尔提出,目的是让人们从嘈杂的都市走向宁静的乡村,重新认识大自然的价值,舒缓、释放都市紧张、快节奏的生活和工作压力,同时增进乡村经济发展及城乡文化交流。由此可知,欧洲的绿色旅游是由乡村旅游转变而来,乡村旅游是绿色旅游的一种。日本农业部在1992年将绿色旅游定义为:“能够享受目的地的自然与文化以及与农村、自然景观丰富的山区的当地居民互动的停留式休闲活动。”20世纪80年代,绿色旅游的概念传入我国,因此我国对绿色旅游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学者对绿色旅游的界定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绿色旅游就是环保旅游,在旅游的过程中注重自然、社会、文化等资源的保护;二是绿色旅游等同于生态旅游,就是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放松,放松中增强生态意识的旅游;三是按照广义和狭义之分来界定绿色旅游,狭义的绿色旅游就是将绿色理念深入到旅游产业中,而广义的绿色旅游还包含了环保旅游和生态旅游的内容。本研究定义绿色旅游为:区别于其他旅游形式,强调在享受大自然风光的同时,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旅游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社会环境最小化破坏的一种旅游形式。
1.2绿色旅游产业的界定
绿色旅游产业作为旅游产业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内涵包括以下几方面:首先,绿色旅游产业是开发自然资源获取经济效益的一种经济形式;其次,绿色旅游产业的经济活动是绿色旅游,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以保护环境为目的,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再次,绿色旅游产业是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为一体,在保护生态的基础上,促进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3]。据此,本研究将绿色旅游产业定义为:作为构筑现代旅游产业体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于绿色旅游的概念,依托自然旅游资源,以保护环境为目的,以旅游市场为导向,在产业的网络化、集群化、交叉化、一体化的联合推动下形成的旅游产业发展模式。
2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动力和保障
2.1丰富的旅游资源是门头沟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门头沟区位于北京西南部,全区以山地为主,是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于一体的生态涵养区。“京都第一峰”的灵山、“天然动植物园”的百花山、“古刹奇松、怪石异卉”的妙峰山、“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潭柘寺、“天下第一坛”的戒台寺、“北方的地质博物馆”的龙门涧、“京都小漓江”的珍珠湖和永定河,合称为“三山、两寺、一涧、一湖、一河”,这是门头沟区主要的自然旅游景点,亦是构成京西旅游发展的基础。境内峰峦叠嶂、青山绿水,生态优良,成为在快节奏、紧张的都市中生活的人们首选的休闲圣地。全区现有4A级景区2处、3A级景区5处、2A级景区4处、1A级景区1处。同时,门头沟区历史文化悠久,潭柘寺、戒台寺、爨底下村古建筑群、“东胡林人”遗址、龙泉务辽金瓷窑遗址等著名的文物古迹承载着门头沟区的历史印迹。
2.2日益壮大的旅游需求是门头沟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动力
随着收入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追求更高生活质量的同时,更希望给快节奏的生活放个假,由此,旅游成为一种很好的解压方式。都市人口密集、生活节奏快、生活环境相对压抑,人们的幸福感较低,需要一个环境优良、闲适自在的好去处放松身心。旅游需求的增加带动产业规模的壮大,旅游业不但成为第三产业也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十一五”“十二五”期间门头沟区旅游收入大幅提高,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乡村旅游增长迅速,乡村旅游收入和接待人数不断上升。2015年门头沟区第三产业增加值为73.50亿元,旅游业收入为18.85亿元,占第三产业收入的25.65%。2006—2015年,门头沟区旅游业收入增长536.35%,其中乡村旅游业收入增长193.96%;旅游业接待总人数变化不明显,略下降4.11%,但乡村旅游业人数增长明显,增长56.58%(表1)。近年来,交通条件的改善、生活质量的提高、私家车及汽车租赁业务的发展等也助推人们出游积极性的提高,尤其是节假日和周末期间,城区居民更多地选择在郊区的“农家乐”“休闲农庄”“观光农业示范园”等度过休闲时光,成为门头沟区构建绿色旅游产业的重要力量。
2.3生态环境的改善是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
门头沟区是北京重要的生态涵养区之一,2015—2016年,门头沟区水域嘴村和灵水村被评选为“北京最美乡村”,截至目前,北京市113个“北京最美乡村”中门头沟区有11个。2016年,门头沟区实施高压线绿色廊道生态景观、戒台寺郊野公园建设等多个项目,严格落实清洁空气行动计划,控车、减油,村庄实行煤改油、煤改气工程,加强环境保护执法监管,成为全国29个“国家可持续发展试验区”之一。随着旅游接待环境质量的提高,游客数量有所增加,接待场所也随之增加。据2016年《门头沟统计年鉴》,2015年门头沟区从事乡村旅游业的观光园和民俗户有1145个,比2014年增加了28个,同比增长2.50%,其中,民俗户增加了17户,观光园增加了11个,但实际经营民俗旅游的农户较2014年减少了22户。根据“十三五”期间门头沟区发展规划,门头沟区的发展将重点围绕生态涵养、旅游文化和科技创新三大功能开展,永定河绿色生态带的建设工程将逐步推进;政府将斥资2亿元用于门头沟区各景观园区质量的提升和环境的整治,打造山水环绕、宜居宜业的生态园区,重点突出以“潭柘寺—戒台寺—九龙山”“京西大峡谷—百花山—灵山”等组成的旅游景区,完善配套设施和景区规划。
3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3.1旅游消费者环保意识与消费观念不强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游客潜意识里对环境保护的认识差强人意,还停留在自己“消费”、景区“买单”的层面上。旅游消费者环保意识不强的问题体现在采摘园里的乱折现象、景区里的乱写乱画现象以及对基础设施的破坏等,而这些行为都有悖绿色旅游的理念。此外,自驾游造成的停车场拥堵、乱停乱放现象也已成为当下北京市旅游景区面临的新问题。旅游消费者的消费观念是影响门头沟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门头沟区旅游业的营业收入总体上呈现增长状态,但缺乏新的增长点,游客消费呈现下滑态势。门票收入对营业收入的贡献较大,且较为平稳,商品销售收入则波动较大,其他收入近年来有所增加。具体来看,2006—2015年,商品销售收入由2006年的518.60万元增长至2010年的1432.50万元(近年来最高)后,呈现快速下降趋势,降至2012年的155.90万元(近年来最低),之后又有所回升,2015年升至380.40万元(表2)。此外,据2016年《门头沟统计年鉴》,2015年星级宾馆的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10%,商品销售收入同比下降26.50%,其他收入同比下降26.30%;休闲观光农业接待人数上升,但农产品销售收入和餐饮业收入分别同比下降17.30%和12.10%。据分析,上述情况的出现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点:一是景区商品价格高,人们不愿意购买;二是商品缺乏特色,难以吸引游客;三是农产品受天气影响大,缺乏品牌支撑等。
3.2旅游经营者绿色可持续经营机制未形成
据2016年《北京区域统计年鉴》,北京5个生态涵养发展区中,2015年门头沟区的民俗旅游接待户数、民俗旅游接待人次、高峰期从业人员以及民俗旅游总收入都是最少的,观光园数量处于倒数第2位,仅高于延庆区(表3)。这主要是因为:一是门头沟区旅游业还缺乏自己的特色,其旅游经营者没有利用区内独特的地形因素,打造特色旅游景点和品牌产品,观光采摘没有形成规模,消费者的旅游仅停留在观光上。二是随着旅游经营者增多,旅游市场竞争加剧,旅游业进入微利时代,旅游经营者的利润相比之前有一定程度的缩水,其为降低成本和争取利润,减少了在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及改善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入,如使用低廉的餐具、提供非专业的导游、销售劣质的产品、提供带有欺骗性的信息等,造成旅游客源的流失。
3.3旅游发展规划和监管体系需要完善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政府和各级行政部门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有效指标,由于当前政府相关部门在制定当地的发展规划时往往以当地的GDP作为着重考量的标准,使旅游发展规划局限于短期利益而失去了系统性和长远性[4]。由于旅游业整体发展缺少明确和系统的规划,门头沟区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基础建设不到位、相关部门监管不力的现象。门头沟区特殊的地形因素使其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难度较大,道路条件有待完善,景区交通不够便利,旅游公共交通工具较少,进一步拓展旅游线路的深度有一定难度;高标准的接待场所较少,4星级宾馆只有1家,3星级宾馆只有3家,提升旅游收入的空间较窄;一些旅游项目不规范,加之监管不到位,严重损害生态效益。
4推动门头沟区绿色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4.1培养绿色理念,倡导绿色旅游
作为旅游产业发展的三大主体之一的消费者,环保和消费是消费者促进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在正常的旅游过程中要培养绿色出行的习惯、培养绿色审美和绿色消费的观念。例如在出行方面选择环保、低碳的交通工具,短途采取步行或者骑行的方式,降低私家车出行的频率,减少私家车对空气和交通造成的影响。同时,旅游经营者应该依据门头沟区的特点和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建设集多种产业为一体的高端乡村旅游生态农庄,满足消费者多方位的休闲和体验需求。为产业储备后续发展资金。政府可加大绿色理念的宣传力度,并颁布施行有关法律法规,有效约束消费者行为。
4.2加大重视力度,打造绿色产业
从旅游经营者的角度来说,一方面需加强景区设施建设,观光园、采摘园、接待场所等根据政府旅游规划,同一级别的旅游接待场所设置统一的配套设施,提高游客的舒适感和便利感,同时可增加设备优良、功能完备、高服务和高管理水平的星级接待场所,打造高端的乡村旅游生态农庄;另一方面需不断增强对景区的经营管理,完善景区内绿色标识、设立绿色理念广播站,重视能源的综合利用,利用太阳能、风能、有机能等低碳能源,如餐饮做到绿色清洁无污染,为游客提供健康饮食的同时,减少“三废”的排放,从而减少对景区的二次污染。根据门头沟区的自然和人文特色,开发多样性的旅游项目,满足游客不断增加的消费需求。如打造像中医养生黄岑茶、大山山货等的特色旅游品牌,宣传渠道多样化,提升品牌知名度的同时,辐射周边乡村旅游,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实现旅游业的持续长远发展[5]。
4.3完善发展规划,健全发展机制
旅游业在门头沟区第三产业中占有较大比重,为实现旅游产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发挥政策导向和整体规划作用。鉴于门头沟辖区内98.80%为山地,其发展旅游业对基础设施的要求更高,政府需加大旅游交通投资力度,改善和提升交通硬件设施;适当增加旅游公交或延长旅游景区公交的线路,减少私家车的出行。同时,政府应通过各类行政手段引导系统性地开发绿色旅游资源,并建设一套系统检测、有效监管、合理开发、规划建设于一体的运营机制[6];随着旅游业进入微利时代,为促进旅游产业的持续平稳发展,政府应出台相关支持政策或给予资金扶持,缓解经营压力,特别是对能更好地解决就业的企业、观光园、星级宾馆等给予更多扶持,提高旅游经营者促进就业的积极性;政府应制定相关奖惩制度,鼓励旅游经营者绿色转型,严厉打击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罔顾生态效益的旅游开发,尤其是在国家明确提出禁止开发和提倡保护的地方。
参考文献
[1]杨威.低碳经济视角下的绿色旅游实现方式探析[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3.
[2]陶表红.生态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武汉:武汉理工大学,2012.
[3]韩光明,邓秀勤.生态文明建设与福建省绿色旅游产业体系构建研究[J].市场论坛,2014,(7):19-21,32.
[4]陈玲玲,冯年华,潘鸿雷.我国旅游产业绿色发展的问题及路径分析[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26-29.
[5]李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旅游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2.
篇5
关键词:新形势;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策略
现如今,如何抓住外部宏观环境变化给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从而积极调整和优化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增长民族地区经济的一个主要途径。通过对新形势的基本特征进行充分了解,分析在此基础上,新形势给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从而对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进行初步研究,以此来提升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
一. 我国当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策略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我国民族地区对于旅游产业的关注可以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但是由于当时社会体系中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其未得到明显的发展。民族地区的旅游产生真正得到发展是在2003年,随着社会体制的不断改革,对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也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据资料显示,在2003~2010年期间,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总创收比例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1.8%,为我国国民经济做了很大的贡献。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也因此而得到了越来越高的重视。虽然如此,在民族地区的旅游产生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发展,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针对我国目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在该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不能够将其产业性质以及在民族地区经济结构中的位置进行充分的认识和定位,从而导致其统筹规划没有站在一定的高度和层次上去进行,使其缺乏长远的规划目标,相关的发展项目也不能得到有效的开展。截止到2010年底,我国民族地区在发展旅游产业的过程将之上升为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以此考虑的数量比例仅仅有37.8%,这种情况大大制约了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
(二)在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旅游产业链整体的协作和经营效益不高也是目前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所面临的一项重要问题。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对于旅游产业的管理过程中,没有树立起产业链的管理思维和整体协作互补优势的发挥理念,从而导致旅游产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无法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协作机制和战略伙伴关系机制,缺乏对产业良好的管理,则必然会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制约,导致经济效益下降。据统计,近几年来,包括在旅游产业链之中的旅游产业链成员仅仅占了不到50%的比例,其中的关系耦合性也比较松散,供应链成员之间因为同时也因为缺少战略合作机制,从而导致的利益博弈行为也给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效益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三)由于民族地区在对旅游产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其自身缺乏对于旅游产业发展对相关产业的外部化作用和影响的作用机制,从而使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对生态资源的利用成为了一种带有掠夺性质的占有,不能对环境进行合理的保护,并且对其相关产业发展的滞后和阻碍作用,特别是与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等冲突,随着民族旅游产业的发展而不断加剧,从而使得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制约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自身的发展脚步。
二.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
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对其旅游产业进行发展策略部署的时候,根据新形势下基本特征的内涵及其对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作用和意义和相关要求的阐述,发展策略研究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去进行充分的考虑:首先,应该根据新形势的基本特征以及对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所起到的推动型作用,将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进行合理的定位,从长远的规划目标去进行充分的制定,确保此项策略具有一定的高度和层次;其次,在旅游产业的产业链范围内,建立健全的成员之间基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沟通协调互利共赢机制,以此来保证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经济得到稳步提升;最后,在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策略研究过程中,应该加大对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的外部性作用和影响的综合治理工作,合理利用生态资源,保护生态平衡,同时,扩大民族地区旅游产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打造大旅游模式,从而实现以点带面的全面发展,以此来促进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在新形势推动下的稳步发展,从根本上提高其经济效益。
三. 结语
综上所述,旅游产业已经成为了民族地区提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新形势特征给我国民族地区的旅游产业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因此,如何根据新形势特征来对民族地区旅游产业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就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内容。相关部门的人员应该将我国新形势的特征与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充分的联系到一起,抓住机遇,制定完善的发展策略,从而确保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产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篇6
在国民经济统计中的旅游业仅指直接或主要从事旅游服务活动的行业和部门,包括旅行社、旅游服务公司、旅游饭店和旅游景点等.但一般认为:旅游业是由满足旅游需求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形成的主导产业,及与其直接、间接相关的行业部门由于经济、技术联系而共同构成的综合性产业体系,是一个集开放性、多向互动性和效益综合性于一体的由众多产业链组成的产业群体.旅游产业的空间集聚,是以旅游产业链或价值链为纽带,在一定的地域空间内通过多种旅游业要素的有效整合形成具有一定规模、一定空间形态和组合特征以及一定旅游服务功能和综合经济社会效应的旅游区的动态过程[1].旅游资源禀赋、外部经济和规模效应、专业化分工、区位条件、交易费用和知识溢出等,是旅游产业集聚产生的核心条件;政府干预、社会资本和发展环境等是旅游产业集聚的诱因和加速器[2].
2旅游产业集聚区的概念与作用
2.1旅游产业集聚区的概念
旅游产业集聚区的概念源于旅游产业集群,是政府借鉴旅游产业集群发展规律促进旅游产业集聚发展实现规模经济的有效载体和平台,旅游产业集聚区与旅游产业集群都是顺应旅游产业发展规律实现旅游产业聚集发展的地域形式.其主要不同在于旅游产业集群主要是基于市场需求和自身发展对规模经济的要求而自发形成的[7];而旅游产业集聚区是政府促进旅游产业聚集发展实现规模经济的主要调控手段,往往在发展方向和重点上给予引导,在公共平台和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和招商引资等方面予以倾斜,同时在管理上也往往有专门或兼管的机构以加强管理和服务.
2.2旅游产业集聚区的主要作用
传统的观光模式以观光资源为主,依托性强,布局分散,规模较小,这是旅游发展“散、弱、差”的根本性原因.而转型升级的模式是以市场需求为主,创新性强,集中布局,规模较大,这是本质性的区别.所以,建设旅游产业集聚区对于区域旅游发展的转型升级来说,是突破口和主要抓手.观光产品对于区域品牌的树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这种品牌相对来说比较单薄.进一步,不仅要培育旅游产品的品牌,更要培育旅游产业集聚区的品牌和整个旅游目的地的品牌.这样一系列新品牌的形成能起到更大的作用,对于各地具有特殊的意义.目前,旅游的发展在经济效益上体现的不明显,这就需要研究旅游产业布局的集中化,形成地方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建设旅游产业集聚区是重要发展方向.建设旅游产业集聚区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创新,只有产业集聚的吸引力,才能体现一个地方集中性的品牌,所以旅游产业集聚区会成为区域旅游发展重点,成为旅游产业新的增长极.进一步,由于集聚区的形成,会使区域旅游地位突显,作用也集中体现,旅游产业集聚区还可以吸纳更多人就业,可以增加利税.
3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空间结构分析
3.1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空间结构
从目前我国特别是河南省的旅游产业集聚区来看,其空间结构独具特色(图1),一般由核心区、主体区、辐射区(点)等组成[8].其中,核心区主要是旅游吸引物特别是核心吸引物所在的区域;主体区则包含了主要的旅游服务设施和娱乐设施等,吃、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形成的主导产业比较完善,产业链相对比较丰满,是旅游产业集聚区建设发展的主体区;而辐射区(点)则情况比较复杂:既有有一定的旅游功能但旅游产业并非主导产业的主体区辐射的近域区域,又有离主体区相对较远但与主体区旅游产业联系密切的飞地区和点.
3.2旅游产业集聚区空间结构的成因
旅游产业集聚区独特空间结构的形成主要源于旅游产业及其空间集聚的特征.基于旅游产业涉及面广、兼容性和资源依赖性强等的特性,旅游产业集聚区的集中程度要相对低于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的产业集聚区,面积相对较大.产业的高关联性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特征,旅游景区(景点)业以及其他旅游吸引物构成旅游产业集聚的核心产业,其他的五大要素则为其提供相应的服务流,其他相关行业部门提供相关支撑.在核心产业所在区域首先形成核心区;然后在核心区周围形成五大要素和其他相关行业的高度集聚,形成主体区;最后在主体区的近域及相对较远的飞地,由于产业的关联,形成辐射区(点),从而形成其独特的空间结构.
4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管理模式
4.1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管理需求
为促进旅游产业集聚区更好发展,旅游产业集聚区必须具备以下基本特征:有明确的边界,有一个管理机构和适应的管理模式,有统一的规划;有一定的规模,能多功能满足多种层次客源市场的需求;以旅游业为主要产业,具有比较完整的旅游产业链;有鲜明的文化特色,有较高的建设品位,有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在产品、管理或营销等方面具有行业引导和示范效应;政府对于旅游产业集聚区制定鼓励支持政策,吸引旅游产业、旅游企业在区域集聚发展,一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在区内先行先试,成功之后向外推广.其中依据其独特的空间结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管理模式尤为关键.
4.2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管理模式
由于旅游产业是一个“泛产业”,对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性较强,旅游产业集聚区的科学合理边界可能会不像制造业产业集聚区的那么清晰.建议对旅游产业集聚区范围的界定应以主体区为主要边界,以此区域为依托设立一个具有一定行政管理权限的管理机构,以实现集聚区内部各种资源和要素的高效、统一管理,并对各个地域允许建设的项目进行严格的约定和科学的引导.创新管理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其独特的空间结构和运行需求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由于旅游产业的发展涉及旅游、文化、文物、商务、农业、林业、水利、环保、宗教、建设、土地等多部门,也涉及到地方政府、旅游开发企业、当地居民以及旅游者等多方利益的协调.因此,在旅游快速发展的过程之中,许多地方出现了管理体制上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在认真总结洛阳龙门、信阳鸡公山和佛山南海西岸等旅游产业集聚区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加快推进旅游产业集聚区开展旅游管理综合改革和专项改革试点,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旅游资源一体化管理,可设立旅游产业集聚区管理委员会,作为集聚区所属地方政府的派出机构,赋予其副厅级或县级行政待遇,将集聚区所属的乡镇划归管委会管理.该管委会将全权处理集聚区内行政、事业、企业、农业和农村工作、社会事业等各项事务,可下设综合办公室、旅游发展委员会、开发建设局、财政局、社会事务与农村工作管理局、环保局、人事劳动局、质检监察局等,并设地税分局、土地分局、公安分局、工商分局等派出机构,并行使地方政府直属局委授权的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职能.组建国有独资或国有控股旅游集团,将集聚区内现有旅游相关企业(景区、旅游饭店、旅游商店、旅行社、旅游车队等)进行整合,在“所有权、保护权、经营权、开发权”四权合一基础之上,按照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要求,组建旅游集团.并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立集聚区旅游投资公司、旅游形象推广公司、文化传媒公司、旅游客运公司等.积极引导旅游观光游览项目、文化娱乐及主题公园、商务酒店、四星级和五星级酒店、度假村、自驾车基地、旅行社、旅游商品开发生产企业等向集聚区的汇集.同时,在旅游资源开发与规划中注重对多元旅游吸引要素的丰富、发展、保护和沉淀,以及为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规划提供适宜的空间,强调旅游产业集聚区与中心城市、城镇的结合,与核心景区的结合,与地方政策及环境相结合,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积极推进旅游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注重人才支撑体系建设,加强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吸引各种发展要素向旅游产业集聚区倾斜.
5结论
篇7
关键词:会展产业 旅游产业 融合
会展产业与旅游产业同属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有着各自不同的产业边界,但在现实运作中却又表现出了不断融合发展的态势。两大产业如何实现融合发展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
一、产业融合和产业边界
产业融合的狭义概念,是在数字融合的基础上出现的产业边界模糊化现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很多学者提出了更加宽泛的理解。有学者认为,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的不同行业通过相互渗透、相互交叉,逐步形成新的产业属性或新型产品形态。产业融合的结果,使参与融合的产业产生了新的增长点和专业附加,进一步促进市场发育,促进融合产业的共同发展。从该角度分析的研究者将产业融合理解为产业边界的变化,如植草益(2001)[1]和周振华(2003)[2]。产业属性角度分析的研究者将产业融合理解为产业属性的创新,如厉无畏(2002)[5]、陈柳钦(2007)[3]和马健(2002)[4]。可见,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产业融合定义都认为产业融合的结果是产业边界的模糊、变化或消失,因此要研究产业融合首先要界定产业边界的概念。
当前经济学界、管理学界等研究的重点是企业边界问题,对产业边界的研究不多。产业边界的表现形式从理论抽象的角度讲可细化为四个方面:技术、业务、市场和运作(周振华,2003),具体来说:(1)技术边界,即每一个产业是用一种特定的技术手段及装备和与此相适应的工艺流程来生产某一种产品;(2)业务边界,即每一个产业通过不同的投入产出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其产品或服务,并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链;(3)市场边界,即每一个产业的交易是在一个特定市场(包括其规模、区域等)通过不同的环节与流转方式进行,由同一或替代产品与服务的竞争关系定义;(4)运作边界,即每一个产业的活动有其特定的基础平台及其配套条件。
二、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机理
旅游产业与会展产业的融合是一个产业边界动态变化的过程。最初是旅游产业与会展产业的分立,有各自的产业边界。此时,他们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功能,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要,相互之间的可替代性非常小,企业的竞争行为建立在边界清晰的特定产业范围之内。但由于社会经济状况相似性、消费者跨产业需求、多种产品联合使用的互补性、政府放松经济性规制等因素推动着会展产业与旅游产业由分立走向融合。下面从技术、业务、运作、市场四个方面分析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
(一)技术边界的融合
产业融合的发生都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改变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使不同产业间的技术边界趋于模糊,并由于共同技术平台的建立使融合产业进入到新的市场空间。可见,技术融合为产业融合的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技术边界融合在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中表现的并不明显,但却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创新通过在会展、旅游资源整合、项目开发、市场开拓、企业管理、营销模式、咨询服务等领域的应用,引发了会展和旅游发展战略、经营理念和产业格局的变革,带来产业体制创新、经营管理创新和产品市场创新,最终改变会展和旅游产业发展方式。因此,技术创新使得会展业和旅游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为会展和旅游业注入新的活力,增添新的内容,加速了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和结构优化的步伐,是会展和旅游产业融合的直接推动力。
(二)业务边界的融合
业务边界的融合包括产品融合以及产业链的融合。产品融合的机理是:一方面,会展产品中融入旅游产品要素,使旅游活动成为会展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会展活动之后的旅游活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中包含会展产品要素,使会展活动成为旅游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旅游景区中举办音乐节、提供住宿和餐饮服务的饭店也会提供会议室和相关设备等会议产品和服务。另外,会展产品和旅游产品融合形成新的产品,如商务旅游、奖励旅游。产业链融合机理是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高度相关性,主要表现在旅游产业链部分或全部地成为会展产业链的构成,随着会展经济专业化程度提高,会展活动运作中越来越需要专业的旅游运营机构。
(三)市场边界的融合
市场层面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市场运作、市场营销的创新、品牌整合与培育、资本运营等方面。会展、旅游产业的市场融合将为会展旅游产业的形成提供巨大的推动力。市场边界融合的机理在于会展产品和旅游产品会面对同一消费者,直接影响会展产品和旅游产品的市场运作。
(四)运作边界的融合
运作边界融合的机理在于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需要依托相同或相似的产业基础平台和配套条件,如目的地基础设施、气候、形象、当地居民好客程度、通用语言、可达性等等。另外,会展产业管制的放松以及旅游产业管理部门增加对会展产业管理功能也促进了运作边界的融合。
三、促进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对策措施
(一)成立统一的会展旅游产业管理机构
国外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通常由一个部门来管理。例如,美国在州、县、市很多层面都建立会议观光局(CVB),其在会展和旅游中的主要作用是:目的地营销,建立并推广适于会展旅游的良好目的地形象,为会议组织者提供目的地产品信息,代表目的地从事会议和展览促销,组织促销活动,以及提供会展方面的相关服务。我国可尝试将会展管理设置在旅游部门之下,建立一个以旅游部门为主管,各有关部门参加的专业会展旅游机构,对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统一管理、统一营销。北京旅游委下设北京会议观光局(BCVB)是这方面有益的尝试。
(二)为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良好的政策环境可以促进产业融合的发展。促进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政策措施可以考虑优先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推动会展管理制度改革,变审批制为登记制,从制度上消除产业融合的障碍。其次,制定科学的税收政策,促进旅游产业对会展产业的反哺。如美国很多城市都对饭店征收床头税,主要用于资助会议观光局、会展场馆。再次,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形成会展和旅游产业集群,促进会展和旅游产业融合。会展产业在空间布局上呈集群化,地方政府应摈弃地方主义观念,互相配合促进跨区域会展旅游产业集群的形成。
(三)推动成立大型会展旅游集团
企业是产业融合的主体,着力培养有竞争力的大型会展旅游集团,充分发挥大型会展旅游集团在会展与旅游产业融合中的主体作用。企业将通过混合兼并、战略联盟等形式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在技术和市场开发方面共担风险。各种形式的兼并、重组给企业战略管理的实施带来了不稳定性,企业要重新设计适应产业融合的战略和制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当鼓励有实力的会展公司或旅游企业以股份合作,或以品牌联合,或建立关系,与境内外的一些知名会展品牌和旅游品牌开展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建立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会展集团或旅游集团,实现资本扩张,提升企业规模,增强竞争实力。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型旅游企业集团,如成都会展旅游集团、深圳世纪风行会展旅游集团公司等。
(四)大力发展会展旅游教育,消除产业融合的人才瓶颈
会展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对复合型人才需求不断增加。在会展、旅游教育中,要以大会展、大旅游的思维,以产业融合的方式去理解会展业和旅游业发展空间,培养具有融合战略观、跨行业驾驭能力、多业务水平的人才,适应未来行业发展需要,消除会展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人才瓶颈。因此,要根据产业动态对会展和旅游教育体系进行调整,既要培养提供行业基础服务的技能型人才,还要培养创造性人才。
参考文献:
[1]植草益.信息通讯业的产业融合[J].中国工业经济,2001(2)
[2]周振华.产业融合: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J].中国工业经济,2003(4)
[3]厉无畏.产业发展的趋势研判与理性思考[J].中国工业经济,2002(4)
[4]陈柳钦.产业融合的发展动因、演进方式及其效应分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6)
[5]马健.产业融合理论研究评述[J].经济学动态,2002(5)
篇8
关键词:政府主导模式 旅游管理活动 制度创新
旅游相关概念界定
(一)旅游
关于旅游,一直以来都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旅游在经济、文化、社会、审美,以及其他各个方面都有不同侧重点的定义。所以对于旅游的定义,应该以实际研究的背景为依托。旅游是一项极具活力的经济交换活动,具体表现为人们利用一定的金钱和时间来换取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新奇体验和经历,从而达到物质精神的双重体验。
(二)旅游产业
旅游产业是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设施为基础,通过旅游服务,满足旅行者各种需要来取得经济利益的综合性经济事业。从这个概念可以看出,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较强的产业,包括建筑、饮食、住宿、交通运输、文化等。
政府参与旅游管理的原因
(一)旅游产业的外部性需要政府参与
外部性是指一个经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的福利的活动,而这种影响不需要支付报酬也能得到额外的报酬。外部性分为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存在是导致市场机制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旅游产业同时具有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类外部性,外部经济性表现为:发展旅游产业可以提高旅游景点所在地的知名度,有利于当地的精神文化建设,这样受益的不仅仅是旅游产业,而是整个地区。外部不经济性主要表现为:不当的旅游产业是以环境的破坏作为成本的,如果影响的范围扩大,甚至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的水平。随着游客人数的增多,会加速旅游资源的破坏,影响其他游客的旅游质量,还会与当地的居民争抢资源。这两种外部性不是旅游市场本身的机制所能解决的,所以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
(二)旅游产业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性质
社会产品分为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纯粹的公共产品或者劳务是指每个人消费的这种物品或者劳务不会导致别人对该种商品或者劳务的减少。公共商品和私人商品具有三个显著的差别:效用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收益的非排他性。旅游产业作为公共商品的属性具体表现为:旅游目的地的整体形象推广;旅游基础设计的建设,如旅游咨询中心、旅游集散中心和旅游交通标识系统。每一个旅游目的地企业都会从形象推广和基础设施建设中获益。但是这种获益具有非排他性,所以企业作为经济性的组织不会主动采取措施,需要政府的参与。
(三)旅游产业的信息不对称需要政府参与介入
旅游企业之间以及旅游企业和旅游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导致旅游产业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旅游目的地对于旅游者来说是相对陌生的环境,相对于旅游企业就是信息缺乏的一方。游客由于对于信息的缺乏,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对旅游企业提供信息的优劣做出正确的判断,然后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最终会导致旅游产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最终不利用旅游产业的发展,所以需要政府参与其中,为旅游企业和游客都提供相对正确的信息。
政府在旅游管理中发挥的作用
政府参与到旅游管理的活动之中,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发挥其职能,会对旅游业的发展带来较大的推动作用。
(一)旅游产业法律体系不断完善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我国政府部门相应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旅游的法律法规。如《旅行社暂行管理条例》、《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等,在制定法律的同时,政府部门也加强对于制度的建设,从而使我国旅游产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二)推动旅游景点景区建设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建成了六大旅游金三角(京-沪-穗,京-西-沪,京-西-贵,穗-贵-昆,沪-苏-杭,粤-港-澳)、三大旅游开发区(环渤海旅游区,长江三角洲旅游区,珠江三角洲旅游区)、四大旅游带(西安丝绸之路旅游带,昆明生态旅游带,桂林、成都山水风光旅游带)。旅游产品呈现出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状况。
(三)促进国家整体形象的宣传
在促进国家整体形象宣传方面,政府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政府协调了各方面的资源,通过旅游产业的发展,以及旅游景区居民的形象,整体提高了我国在全球的形象。
(四)提供公共产品并改善旅游环境
政府部门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支持旅游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成了一大批供水、供电、垃圾污水处理、环境整治和安全设施保障。在总体上,为游客提供较为良好的旅游环境。
现行旅游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政府主导的旅游管理活动,为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是随着旅游产业内外环境的改变,政府主导模式的缺点也逐渐暴露。
(一)机构和职能大小的矛盾
我国的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广泛性和综合性的特征,而其中主要是文物、风景、文化,根据其不同的属性,旅游资源分属园林、宗教、建设、文物等不同的部门管理。每一个部门又都具有各自不同的职能。这就导致为了实现各自部门的职能与总体的统筹规划不相符。同时,政府部门在旅游管理的活动中更多的应该是宏观的,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旅游管理部门却承担着更多具体的工作。
(二)投入机制存在泛市场化的缺陷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缓解旅游基础设施的供需矛盾,政府吸引了一大批民营企业进入了旅游产业。其涉及旅游业的各个行业,例如:餐饮、住宿、旅行社、旅游景点等。这些企业在当时对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我国现在并没有完整的制度规定和监管条例,企业自身存在弱点,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我国旅游产业的总体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同时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技术,在进行旅游规划时,严重违背其规律,项目的建设水平低,同时民营企业对于旅游地的开发往往具有短视化的现象。
(三)运行机制存在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管理体制总体具有两大特征:企业化经营;管理具有多重目的,即既要对旅游资源进行保护,又需要创收。在这种情况之下,旅游产业的运行机制存在诸多问题:政、企、事不分,在我国旅游业的经营活动中,经营方式仍然按照政府机关的工作模式,在理念上缺乏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在人员上存在冗员现象;所有权、经营权、行政权混乱,由于我国的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地位界定不清,所有权虚置,各种产权模糊。在现实的运行机制中,旅游管理部门既是实际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在面对部门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时候,很难履行其作为一个管理者的职能。
(四)旅游管理过程为结果导向
旅游产业是一个综合性的产业,旅游市场的问题要从实际的需求出发,从引发问题的真正原因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目前,我国对于旅游产业的问题往往只是从最后的结果出发。短期内可能是有效的,但问题却没有从根本上消失,在旅游产业继续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其问题就会重新显现。
政府在旅游管理中的制度创新
政府主导的旅游管理模式出现的问题并不表示要完全取代这种模式,在当前实际情况下,政府主导的模式仍然具有较大的优势,重要的是要对其进行制度上的创新,使其更适应旅游产业的发展。
(一)制度创新的理论依据
新公共管理理论是在传统的分析框架之下,增加一种新的公共部门治理研究途径:契约主义。该理论认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差别,所以为了安排公共服务,政府部门也可以引入市场机制,由竞争机制决定服务提供情况,决定服务的价格和质量。在这种意义上,政府决定为社会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但是决定之后,应当向社会公开招标。可持续的发展观涉及到自然、经济和社会三个方面,其本质是要追求有理性和有节制的发展,按照需要性和限制性的原则进行经济的开发建设。
(二)制度创新的理念改变
1.从增长到发展,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重。在旅游发展的早期阶段,政府部门过分注重经济的发展。随着发展的深入,管理理念由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到关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全民素质和国家形象等综合效率。
2.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市场介入和政府主导相结合。旅游景点的存在是旅游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文景点和名胜古迹是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在实际的工作过程中,政府部门往往忽视了对景点的保护工作。
(三)政府职能转变
1.开发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部门需要对旅游资源进行分类,区别出开发比较完整和经营比较完善的老景区,将管理权和经营权进行分离,将管理机构的经营职能分割给市场,政府自己保留管理权。对于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新景区,政府可以利用政策优势,吸引市场主体的长期投资。但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审核,要避免开发部门短视化的形象。对于不适宜市场化运作的旅游景点,可以开发出辅助旅游项目,要用整体的观念来看待旅游资源。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旅游地区,政府在旅游管理的职能上也要有所调整。在已经相对完善的地区,政府只需把握好市场的准入门槛。在新兴旅游城市中,政府一方面要做好景区的规划工作,保证旅游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规划。另一方面也要做好市场的协调和监督工作,防止盲目追求速度而忽视质量。
2.经营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在旅游产业方面的经营职能主要是要做到旅游市场维护和利益主体协调两个方面。政府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应该有效发挥监管职能。打造有特色的旅游景点并进行相应的旅游宣传。同时,政府部门也要处理好旅游景区开发商和当地居民的关系。给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3.监管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在对旅游业进行监管时要从规划审批和监管问责两方面进行考虑。政府在进行监管时要把握一个原则:在不破坏旅游资源的基础上,保证其持久的欣赏价值方式;政府在监管的时候也要注意旅游开发主体的职责,做好旅游资源的保护工作;政府部门要有独立、权威的协调机构;政府和开发部门要明确分开。
4.服务职能的重新定位。政府要注重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时政府在为社会提供旅游资源的时候,也要注重和市场的合作,要明确两者的关系和职能上的差别。
(四)制度创新对政府提出新要求
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部门不是万能的。对旅游产业的发展,也是一样。在制度创新的基础上,政府部门主要做到:设计恰如其分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通过市场机制去保障旅游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制定必要的公共政策,保障各个阶层能够及时得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维护旅游产业的合理秩序。
政府部门主导的旅游管理模式在我国旅游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较大的作用,但是也存在其问题。但是,如果政府旅游部门能够认识到问题的存在,理清政府和市场对于旅游产业的不同作用,同时在理念和制度上进行创新,则其一定会在更大程度上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余凤龙,陆林.制度对旅游发展影响研究综述与启示.旅游学刊,2008(9)
2.余美仙.试论政府在旅游投资中的调控作用.经济问题探索,2009(2)
3.周武中,黄荡.论旅游业发展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关系.中国名城,2010(4)
篇9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旅游产业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政府外事接待部门、单一机构发展成为包括食、住、行、游、购、娱等门类齐全的综合性产业,2011年我国旅游总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4.77%,旅游产业地位不断提升。然而,长期以来,我国旅游产业在快速发展取得良好效益的同时,所出现的产业结构失衡、产业结构效益不佳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旅游产业的持续、快速和稳定发展。事实上,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产业转型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已引起政府、业界和学界广泛关注。早在1986年国家“七五”社科重点研究课题《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纲要》中就已经明确指出,“旅游业作为一个大的系统工程,只有优化结构,才能更大地发挥功能,提高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2008年,全国旅游工作会议确定我国旅游业发展的中心任务是“转型升级”,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的战略部署,党的十进一步提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结构性问题。因此,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将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通过分析国内旅游产业结构相关研究文献,对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领域的重要问题和研究方法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现状、研究领域和研究特点,进而提出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重点和研究趋势。
二、旅游产业结构概念与内涵研究
旅游产业结构是指旅游经济各部门、各地区、各经济成分及经济活动各个环节的构成与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一般而言,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前者指的是旅游产业内部各产业部门间以及旅游产业与相关产业部门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后者是指以食、住、行、游、购、娱为核心的旅游产业内部各大行业间的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旅游产业结构也反映了稀缺旅游资源的配置问题,表现为旅游劳务在不同旅游部门之间进行的与一定旅游需求包括潜在旅游需求和实际旅游需求相适应的分配,分配的直接结果形成旅游要素存量在不同部门间的组合,即旅游产业结构。它既包括旅游产业各要素在规模上的比例关系,也包括各要素之间投入产出的关联关系,分别用以反映旅游产业结构量的内容和质的特点。同时,旅游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使得旅游产业结构不断合理化和高级化。在现代旅游经济增长过程中,旅游产业结构反映一个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制约着旅游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因而旅游产业结构对于区域旅游增长影响重大。根据对旅游产业结构的要素分析,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关联性,旅游产业不仅仅包括为旅游者提供旅游产品的旅游景区、饭店、旅行社等,还与交通、园林绿化、制造业等部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使得旅游产业界限的确定成为一个难题。旅游产业边界的模糊广泛性,使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的确定也呈现出一种不明确性。马波认为在研究旅游产业地位及旅游产业内部结构时应采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整体发展的思考必须从全球、全国或地区社会经济的背景出发。张涛将旅游产业流行的新旧三大支柱产业说和新旧四大支柱产业说进行比较,分析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杨振之、陈谨将旅游产业结构分为基础要素和提高要素。张立生依照旅游产业结构内在规律将旅游产业划分为基础层次产业、中间层次产业和核心层次产业三个层次,并分析它们彼此间的演进规律,提出旅游产业部门结构演进的三种结构模式理论。马波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旅游产业发展现状,点出当下资本要素、技术要素在旅游产业总要素中的比重逐步提升,导致旅游产业链条拉长,对旅游产业的结构产生影响。尽管众多学者对于旅游产业结构构成要素有不同的结论,但都认识到旅游产业结构要素的强关联性,旅游六要素(食、住、行、游、购、娱)是旅游产业结构的主体。
三、旅游产业结构测度方法与模型
旅游产业是整个国民经济产业中重要的一部分,适用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研究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适用于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方法论及其实证方面的研究,国内学者多借鉴产业结构论、系统论、运筹学理论等中的方法,结合旅游产业的特性进行分析。在旅游产业结构测度研究中较常使用的方法有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区位熵、集中度等。研究方向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模型
旅游经济系统是一个经济关联性很强的复杂动态系统,其发展不仅与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关联,且与旅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这就使得界定旅游产业的全部关联因素及因素间的作用机制变得较为困难。为有效分析各类因素间的作用机制,研究者将旅游产业整体看作是一个灰色系统,运用灰色系统理论有效测度旅游产业结构的关联度。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一定地域内的旅游产业结构是现在应用较为普遍的一种方法。在中国知网上检索带有“旅游产业”和“灰色关联分析”词语的旅游学科类文献,可查到有效文献约为1500篇,其中硕博士论文达700篇,可见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是目前较为成熟的分析方法。王淼较早将灰色系统理论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中,其运用灰色系统理论定量分析江苏省大旅游产业结构状态及发展趋势,并对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提出一些思路;陈雪琼、任晓春运用灰色系统关联度分析法,对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动态分析,提出优化建议;苏林宁、谢新丽等运用灰色绝对关联度、灰色相对度和灰色综合关联度分析判断影响区内旅游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发展的一般趋势就是结构合理化和发展高级化;廉同辉通过对黄山、九华山景区旅游产业结构关联度的实证分析,比较二者的差异,提出完善旅游产业结构协调性等建议。
(二)旅游产业结构效益测度分析
目前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研究较为常见的方法是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SSM)。 偏离-份额分析法是一种国内外区域经济和产业结构分析普遍使用的方法。该分析方法是将某一特定区域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总量的变动分为区域增长量、产业结构分量和竞争分量这三个分量,以此评价区域经济结构的优劣和自身竞争力的强弱,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和衰退的原因,找出区域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产业部门,进而确定区域未来经济发展的合理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原则,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动态性。较早将偏离-份额分析方法应用于旅游研究领域的是潘景胜、王淼,评价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现状,根据计算结果给出提高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建议对策;杨新军、马晓龙等运用SSM分析法分析陕西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并指出SSM法在旅游创汇部门产业结构分析中的应用效果;汪惠萍、章锦河运用该方法对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并提出优化对策;康传德对青岛市旅游产业结构现状进行分析并给出诸如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及区域整合、塑造旅游精品工程等发展对策;葛军、刘家明综合运用静态、动态偏离-份额分析法对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及竞争力进行分析,提出针对不同相关部门的发展状况,应采取不同的优化调整策略。张明磊、付岗、刘月皓、张晓明、郑平等分别运用SSM分析方法对云南、四川、山东、秦皇岛、西安、广西等地进行分析,并根据分析结果,结合各地状况,提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相应建议。除上述普遍从产业效益角度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评价分析外,杨勇、李文静尝试从产业角度、结构红利角度结合偏离-份额法分析旅游产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与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潜力的关系。
(三)旅游产业关联及其波及效应
旅游产业不仅产业内各行业紧密联系,旅游产业与其相关的产业部门也具有较强的关联,可以说旅游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经济活动。研究旅游产业结构时,为有效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关系,得出旅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推动效应、经济贡献,常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又称“部门联系分析法”或者“产业关联法”,它主要以均衡理论为基础,通过建立投入产出表和投入产出模型,量化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度出旅游产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效应。闫敏通过比照分析《199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按照旅游研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行业划分,得出中国旅游业的直接投入结构和完全投入结构,并论证在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旅游业并非“投资少、见效快”的产业的观点。戴斌、束菊萍从产业供给和产业关联的视角,结合投入-产出表分析北京市旅游产业结构,指出该地区旅游业的前向关联度与环向关联度较弱,中间需求率偏低的现象。乔玮侧重于从经济效应的基点出发,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产业与其他行业以及内部各行业的关联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王丽、石陪基通过对甘肃省旅游业投入结构、产出结构、感应度与感应度系数等指标的分析,探讨甘肃省旅游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卢璐、宋保平等运用投入结构、产业结构、中间需求等指标测度中国旅游产业,定量分析中国旅游业与国民经济其他产业之间的前向关联关系和后向关联关系,指出在国民经济中旅游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作用大于推动作用。张吉林提出为准确衡量旅游产业与社会经济的贡献程度以及其产业关联度,投入-产出理论的应用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化。马仪亮从经济学原理内核出发,提出强化各级旅游与统计部门的协调合作,扩大推广旅游卫星账号核算方法,在此基础上调整投入产出表的流量矩阵,使投入产出数据分析更加合理和客观。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将投入-产出分析法应用于旅游产业关联及波及方面的研究是较为广泛的,得到的相关结论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然而该方法用于分析旅游产业关联这种复杂现象,有时会由于对投入-产出方法只是单纯在片面、静态理解的基础上的运用而致使出现一些错误,因而投入-产出法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解和更加合理、科学地结合旅游产业结构特点进行分析和应用。
(四)旅游产业结构综合测度研究
除运用单一的分析方法对我国或者一定地域的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提出优化建议之外,部分文献还基于产业经济等理论运用多种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吴铮争将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动态研究规律联系起来,采用比较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内部结构、结构效益、结构关联性三个方面分析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的演化趋势和优化现状;黎美洋运用偏离-份额法、效益指数法、差异比较分析法及旅游产业协调发展指标等相关分析法,对四川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化进行了测算分析和验证;王松茂、何昭丽等在对新疆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运用了偏离-份额、灰色系统关联度以及绝对集中度指标等方法;杨琴、王兆峰试图根据产业结构与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技术创新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作用,探讨湖南省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对策;崔振兴在产业组织结构和可持续发展等相关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运用区位熵、系统熵、偏离-份额等方法量化分析陕西省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和效果;张佑印、顾静利用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和产业结构变化指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方向四个理论模型,阐明我国不同区域旅游核心产业之间的变化及差异;廖涛运用发展经济学中分析生产力结构的定量分析法,从理论上提出旅游产业的构成比重、结构变动指数及结构生产力系数的计算方法;此外庄小丽、刘水良、张广海、甘永萍分别在对湖北、张家界、山东、广西的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时综合采用了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专业化指数等研究方法。综合运用计量、产业经济学等多种分析方法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分析和测评,使所得结果更加客观和科学,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目前用于旅游产业结构定量测评分析的方法除常见的灰色关联分析法、偏离-份额分析法、投入-产出分析法这些基础产业结构分析方法之外,国内学者也试图将效益比较分析法、效益指数分析、区位熵、产业集中度指数、产业结构变化指数、生产力系数等计量方法运用到旅游产业结构的研究中,对国家、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的科学测算和评价进行了积极有 益的探讨。
四、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应用研究
(一)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旅游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是实现旅游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重要途径,是促进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关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在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达到旅游产业之间的协调、产品供求结构的相对均衡,进而实现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优化组合和对全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随着旅游经济规模扩展带来的资源要素在旅游产业各部门之间的配置和再配置,从而使得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出现合理化、高级化现象。旅游产业结构合理化是指旅游产业内部保持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和内在联系的比例,保证旅游产业持续、协调发展,同时促使旅游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加大,保证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协调发展。旅游产业结构高级化是指在旅游产业内部协调发展条件下,新兴旅游景点和服务设施迅速发展,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传统旅游产业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旅游产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目前我国旅游产业优化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未能合理化,主要表现在旅游业的六大要素未能协调发展;二是未能进一步高度化,主要表现在六大要素的每一要素内部未形成完善的体系。旅游产业与国民经济中的许多产业部门高度相关,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存在空间上的差异性,使得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事实上,在旅游产业高级化的工程中,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和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配置”。
我国学者结合旅游经济发展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等问题,对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陈仙波基于需求与供给理论的运用分析,阐述了发展中国家旅游产业结构的特征,指出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性,探索其优化模型与优化措施。郭胜、高维忠分别探讨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目标和措施。随着我国各省市纷纷提出旅游产业调整与优化升级的目标,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研究表现出由国家层面向区域层面转移的趋势。顾朝林等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量化分析江苏省旅游行为特征、旅游产业结构、旅游空间结构,指出江苏省处于产业结构明显转型期,强调产业优化的重要性;李刚对辽宁省的旅游产业结构特征进行了分析,指出其产业结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促进辽宁省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宋静针对重庆市旅游产业结构具体情况,评述重庆旅游产业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优化;任建华在分析河南省旅游产业结构现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优化建议;马勇、王迪云、吴冬霞、单珍等分别对福建、南岳旅游区、广西、浙江等地旅游产业结构现状及其优化政策进行了阐述。以上学者都是通过分析一定区域内旅游产业结构的现状、确定旅游产业结构评价指标,进而得出该地区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对策及发展路径。
(二)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政策
我国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仍然表现出很强的政府推动型特征,产业政策仍然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研究认为,除了区位条件、资源基础、开发环境等因素,产业集聚、产业融合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旅游产业区域结构优化的进程。王兆峰、杨卫书从微、中观层面,基于演化经济学的动态视角、系统学的耗散结构角度,构建了旅游企业与产业结构变迁过程的演化模型,提出旅游产业集群在推动旅游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升级方面的作用。麻学锋借鉴价值链和系统论的理论,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与动态演化,建议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应遵循升级轨迹进行系统自适应的调整。王云龙提出旅游产业结构概念模型和运行模型,指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产业结构演进的动因。李峰认识到旅游产业融合是旅游产业结构升级演化方面的重要动力来源,探讨了旅游产业融合对旅游产业结构升级的动力机制。生延超在构建多部门经济模型的基础上,测度出旅游产业结构变动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发展不均衡是我国旅游产业结构面临的现实问题,国家政策扶持和措施实施在显著改善旅游市场、投融资等产业发展环境的同时,地区间绝对差异的扩大仍不容忽视。以上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旅游产业结构升级动力机制、动态演进等空缺,对于今后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五、研究述评及展望
近年来旅游产业结构日益成为我国学术界和旅游产业管理与政府决策部门的关注焦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有关。随着我国旅游产业的地位提升与深入发展,旅游产业发展效率和质量亟待提升,旅游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型已迫在眉睫,对旅游产业结构进行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断凸显。通过梳理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第一,研究内容日益多样,部分领域相对不足。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现出理论分析、方法研究及应用对策研究等成果逐年增多的态势。同时,研究普遍认识到当前我国旅游产业结构存在不合理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旅游产业的升级是旅游业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旅游产业结构的影响因素、作用机理等方面的研究相对滞后,与我国旅游产业发展有些不吻合。第二,研究范式较为成熟,研究视角需要拓展。纵观国内研究,绝大多数采用“分析发展现状—提出存在问题—给出优化建议”的研究范式。研究侧重旅游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政府机制作用、地区发展政策措施的制定,而从旅游产业市场机制自身调节和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探讨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的明显不足,较少结合旅游产业集聚、城市化发展等视角进行综合探讨。第三,研究热点相对集中,理论体系尚需完善。目前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的优化理论和方法测度主要集中在合理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大多借鉴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领域较为成熟的公式或基础理论,缺乏结合旅游产业特殊性对这些公式和方法进行的调整和改良,分析手段较单一,比较分析方法的使用较少,缺乏创新实证研究,旅游产业结构量化分析方法与理论体系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综合看来,尽管我国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在内容、方法和理论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但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优化仍是今后的研究重点:首先,重视旅游产业结构理论体系的构建。深入探讨旅游产业结构的概念、构成要素 、划分等基础理论,在借鉴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特性,完善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体系、评价模型与测度方法研究,还应加深对旅游产业结构水平提升的动力研究,注重将区域旅游产业结构与旅游产业集聚、产业融合、区域经济、城市化等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其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机理的研究。在定量研究中,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往往关注结构要素之间的关联、产业影响和效益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影响机制、旅游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机理方面的研究明显不足,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现实指导价值较小,因此,旅游产业结构调整机制、优化机理将会是今后关注的重要领域。再次,重视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政策的研究。旅游产业的发展不仅要重视经济效益,同时也需重视产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和环境效益,注重与其他产业的经济关联分析,注重旅游产业发展的规划研究等。对旅游产业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和政府政策正确引导是避免产业结构失衡、实现产业结构合理发展的重要前提和推动力量。区域政府应正确发挥其引导和服务职能,防止盲目干扰旅游产业发展,尽量为旅游产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促使旅游市场机制发挥出调节产业发展、优化产业结构的主导作用。
魏巍.辽宁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研究.沈阳:辽宁师范大学,2010:5-6.
罗明义.旅游经济分析:理论、方法、案例.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37-38.
王兆峰.基于产业集群的旅游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58-63.
陈玉英.关于优化旅游产业结构的几点认识.旅游科学,2000(1):28-30.
廖涛.旅游产业结构生产力定量实证分析.商业时代,2012(17):131-132.
张辉.旅游经济论坛.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2:5-8.
江世银.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主导产业选择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24-26.
马波.试论旅游产业经济学的建立.旅游学刊(基础理论与教育专刊),1999(51):24-28.
张涛.旅游业内部支柱性行业构成辨析.旅游学刊,2003,18(40):24-29.
杨振之,陈谨.论我国旅游业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9(5):30-34.
张立生.旅游业部门结构演进规律及演进模式.经济经纬,2005(2):120-123.
马波.中国旅游业转型发展的若干重要问题.旅游学刊,2007,22(12):12-17.
王淼.旅游业的产业结构研究—以江苏省为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5(1):72-76.
陈雪琼,任晓春.福建省旅游产业结构研究及其优化对策.华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3):20-26.
苏林宁,谢新丽.环三都澳区域旅游产业结构灰色关联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66-68
廉同辉.基于灰色关联分析的旅游产业结构研究—以黄山、九华山景区为例.旅游论坛,2011,4(4):66-68.
潘景胜,王淼.上海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上海大学报,1998(5):37-42
杨新军,马晓龙.旅游产业部门结构合理性的SSM分析.人文地理,2005(1):49-52.
汪惠萍,章锦河.黄山市旅游产业结构评价与优化分析.华东经济管理,2007,21(1):12-15.
康传德.青岛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对策研究.经济研究导刊,2009(20):23-25
葛军,刘家明.广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与竞争力的偏离-份额分析. 地理科学进展,2011,30(6):760-765.
张明磊,孟庆红.云南旅游产业结构效益分析.中国集体经济,2011(2下):163-164
付岗,赵爱婷.秦皇岛旅游产业结构研究.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科学社会版),2007(4):101-105.
刘月皓,孙虎.山东省国际旅游产业结构效益的偏离-份额分析.曲阜师范大学学报,2008,34(3):113-117.
张晓明,刘总理.基于偏离-份额法的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统计与信息论坛,2010,25(1):103-105.
郑平,汪东亮.四川省旅游产业发展研究—基于偏离-份额分析法的产业结构分析.产业观察,2011(18):120-121
杨勇.结构变迁效应与旅游业发展潜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108-113.
李文静,乔小燕.省际旅游业结构变迁中的资本生产率增长效应分析—基于Shift-Share方法的实证检验.产业经济,2012(10):29-31.
闫敏.旅游业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旅游学刊(双月刊),1999(5):10-15.
戴斌,束菊萍.旅游产业关联:分析框架与北京的实证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5):7-15.
乔玮.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旅游对上海经济的影响.经济地理,2006,26(12):63-66.
王丽,石培基.甘肃省旅游产业关联及产业波及分析.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1):68-72.
卢璐,宋保平,等.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旅游产业关联度分析研究.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3):43-48.
张吉林.旅游业—一个产业化组织的过程.财贸经济,1999(2):61-64.
马仪亮.对旅游业几个重要问题的经济学分析.经济地理,2011,31(5):852-856.
吴铮争.西安国际旅游产业结构分析与优化研究.西安:西北大学,2004:1-5.
黎美洋.四川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分析.成都:西南交通大学.2006:1-3.
篇10
摘 要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发展与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人们追求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的愿望愈来愈强烈,而其中人们休闲度假生活方式之一便是旅游。体育旅游现已成为现代生活中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进步,民族传统体育是我国宝贵的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文化价值、娱乐价值、健身价值以及其经济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那么在发展体育旅游产业与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间是否能够找到两者的结合点,利用我国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大力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体育旅游产业,促进西南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
关键词 西南地区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体育旅游产业
一、体育旅游产业以及在西南地区发展现状
(一)体育旅游产业的概念
关于体育旅游概念,学术界有关研究越来越多,但争论也越来越多。目前,有关体育旅游概念还没有一个准确的界定。本文认为,体育旅游作为旅游形式中较为特殊的一种,有不同于第三产业群的方面,体育业以及旅游业作为其相关的产业,体育旅游不是两者简单的结合,而是对两者的依托。
(二)体育旅游资源开发现状
体育旅游资源在西南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国开展体育旅游区域中,西南地区是较早的地区。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资金的有限性,体育旅游相关投入在西南地区并不多,更有旅游景点在后期管理方面不尽理想,这也对体育旅游资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二、西南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体育旅游发展中的优势
(一)西南地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现状
由于西南地区地理气候条件较为复杂,使少数民族的自然人文风貌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进而形成了少数民族众多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在生活方式、地理文化特质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许多少数民族保留了存在于不同的人类发展阶段的遗风遗俗以及异化现象,也同样造就了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文化。
(二)西南地区发展民族特色旅游项目的优势
首先,体育旅游资源在西南地区得天独厚,各种各样的地势,为登山探险、越野挑战赛等各式各样的体育探险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气候温暖湿润、独特的川味饮食以及布满西南各地区的名胜古迹同样对游客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其次,西南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填充下,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我国少数民族在西南地区有较多的聚集,由于民族特色的存在,这些传统体育活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替代性与垄断性,对西南地区体育产业内容具有重要的丰富作用。
三、利用西南地区独特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体育旅游产业
(一)利用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发展民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
在发展体育旅游方面,西南地区的资源优势较为巨大,不仅民族体育旅游项目较为独特,而且在体育旅游活动的场所上也有独一无二的优势。故而,发挥资源优势是发展西南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要点之一,特色体育旅游的开发是重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尤为重要。为了使活动独特的民族性得到体现,一定的文化内涵是这些体育旅游项目所应有的。在体育旅游活动的开展的过程中,将各个民族特有的文化底蕴贯穿始终,独特的文化性得以体现。
(二)民族传统体育依托体育旅游共同走出产业化的道路
在我国西南部,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特色的人文资源,但考虑到较为落后的经济水平,追求物质享受占据较多情况,所以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发展上,仅仅依靠民族信仰维持较为困难。在民族信仰得到尊重,民族特色得以保持的前提下,对活动项目的开发应更具大众化的特点,对于游客来说,亲身参与相比较单纯观赏更具诱惑力。
(三)发展西南地区体育产业不能盲目求大、求全
虽然我国经济总体在不断发展,而一个不争的现实,是西南地区在总体经济发展水平上落后于东部。而且体育产业较世界范围在我国的发展起步较晚,因而对于西南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切不可贪大、求全、急功近利,在认清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基础上,使西南地区的相关优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开创出符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况的体育旅游道路。
(四)在发展体育产业的同时,注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西部大开发在我国开展已有数年历程,使得少数民族地区在经济上得到空前的发展。但经济发展带来的民族交流、融合以及现代生活方式与意识上不可避免的渗入,更有得到广泛传播的现代体育加以影响,在思想和观念上,少数民族变得越来越开放,独具特色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文化同样收到空前的冲击,面临流失与消亡的危机。
四、结语
通过分析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文特点,可以看出这一地区在发展体育旅游产业上有着优越地理区位与得天独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这对发展西南地区体育旅游产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区域优势得到发挥的前提下,促成西南地区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也顺应了我国旅游业发展趋势。结合上述西南地区所独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展体育旅游产业是大势所趋,也是西南地区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 陈峰.体育旅游开发模式[J].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1(2):8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