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定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定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张百如

充分认识依法治会的意义，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工会的自觉性《决定》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标志着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各级工会要借依法治国的东风，更加坚定自觉地推进依法治会实践，全面提升工会工作法治化水平。

坚持依法治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对工会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建设法治工会，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工会历来是党的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执行者，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工会必须走在时代前列，坚决服从服务于建设法治中国大局，大力推进依法治会，努力使依法治国方略在工会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坚持依法治会是工会履行社会职能的客观需要。《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明确了中国工会的建设、参与、教育、维护四项社会职能。严格履行工会的各项社会职能是法律赋予工会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也是工会履职的“尚方宝剑”。当前工会在依法履行社会职能方面还普遍存在法律意识不强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不敢依法维权、不会依法维权。这就需要工会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法治思维，主动依法履职，严格依法治会。

坚持依法治会是做好新形势下工会工作的迫切要求。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发展已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社会利益矛盾和劳动关系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迫切需要工会发挥“大学校”作用，引导职工群众正确对待改革发展过程中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依法表达合理诉求；需要工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积极协助党政处理好劳动关系纠纷和职工群体性事件，维护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和谐稳定。

坚持依法治会是推动工运事业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职工的劳动经济权益、社会保障权益、民主政治权益等还没有得到全面实现，新生代职工和农民工价值取向更加务实，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日益增强，对工会维权的要求更加迫切。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会法治化建设，全面提高工会干部依法维权能力和水平，才能更好地依法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推动工运事业不断发展。

坚持依法治会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重要保障。法治是治国之重器，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必须坚持依法治会，才能保证工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进。各级工会要牢固树立法治理念，自觉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用法治手段破解工会工作难题，用法治方式建设工会，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

准确把握基本原则，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依法治会之路

中国工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广泛的群众性和高度的政治性。各级工会要从自身特点和性质出发，把坚持党的领导与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开展工作结合起来，把对党负责与对职工群众负责结合起来，坚定不移地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会情的法治道路。

要把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作为依法治会的核心。坚持党对工会的领导，是中国工会的政治原则，也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的根本要求。坚持依法治会，必须始终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绝对领导，决不能照搬西方工会治会模式。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作为依法治会的根本原则，旗帜鲜明地批驳工会“中立化”、“非党化”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言行，从法规制度上捍卫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

要把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作为依法治会的根本方向。社会主义是我国的根本制度。坚持依法治会，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性质这一根本方向，决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另搞一套。要按照依法治国的要求，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工会建设，把依法治会纳入社会主义法治轨道，坚持依法开展工作。

要把坚持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作为依法治会的长期战略任务。工人阶级是改革发展稳定的主力军，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力军。依法治国方略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职工群众的法律素质，取决于职工群众对法律的信仰，对法律的理解与掌握、遵守与运用。各级工会要始终把坚持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作为依法治会的长期战略任务，在职工中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通过普法教育、普法培训等形式引导职工群众坚定法治信仰，牢固树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法治观念，形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法治思维模式和良好习惯，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

要把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依法治会的经常性任务。劳动关系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也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工会是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也是工会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各级工会要始终把坚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依法治会的重要任务，积极协助党政把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纳入法制轨道，通过协商、协调、沟通等方式和办法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推动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为依法治国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要把坚持维护职工群众合法权益作为依法治会的关键。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基本职责。依法治会，就要依法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离开了这一点，工会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各级工会要认真贯彻落实“组织起来、切实维权”工作方针，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积极推动健全党政主导的职工群众权益维护机制，始终做职工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

要把坚持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依法治会的强大后盾。法律法规体系是工会依法开展工作的依据，也是工会依法治会的强大后盾。各级工会要抓住国家加强社会领域立法和劳动立法的有利时机，按照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的要求，积极推动劳动合同、民主管理、社会保障等法律政策的健全完善，逐步建立和形成以《工会法》、《劳动法》为主体，各项具体法律、法规相配套的比较完善的劳动法律保障体系，努力形成有利于职工体面劳动、舒心工作、全面发展的法治环境。要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要求，加大工会立法参与力度，加强调查研究，及时提出涉及工会和职工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建议，将工会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正确的方针政策上升为法律法规，为工会履行社会职能提供法律支撑。

要把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工会自身建设作为依法治会的重要保障。打铁还需自身硬。依法治会必须从工会自身建设抓起。要按照《工会法》、《中国工会章程》等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工会内部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民主制度、干部人事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实现工会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要推进依法建立工会组织，进一步健全完善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平等协商签订集体合同制度、劳动法律监督和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为工会协调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提供制度保障，切实保证依法维权的深入开展。

加大依法治会力度，发挥工会在法治国家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对依法治会、依法维权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各级工会要主动服务依法治国大局，加大依法治会力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发挥应有作用。

加大源头参与力度，促进科学立法。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各级地方总工会要加强与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衔接与沟通，推动地方立法机关和政府出台维护职工权益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相配套法律法规，促进科学立法。要充分发挥工会密切联系群众、了解基层情况的优势，及时掌握职工队伍和劳动关系状况，积极代表职工群众参与立法和政策制定，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强化劳动法律监督，推动严格执法。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要加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健全职工利益表达机制和劳动关系协商沟通机制，确保法定劳动标准的实现和依照法定规则争取职工合法权益的实现。要积极支持、配合并监督行政执法机构和司法审判机关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加大违反《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行为的监督和处罚力度，保障职工各项合法权益在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上真正落实。主动配合并积极参与人大执法检查、政协视察，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并对政府贯彻实施劳动法律法规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推动严格执法。

篇2

论文关键词 人性观 法治社会 善恶观

“人之初，性本善”是宋代学者王应麟编写的《三字经》中家喻户晓的语句之一。从古至今，我国普遍接受的是人性本善的教诲，它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在西方国家，人们由于受到基督教义的广泛影响，纷纷遵从人性本恶的信念，他们坚信人一出生即是有罪的，因此人从降世到死亡都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人性善恶的观念从最初的启蒙思想上升为普世价值，善和恶变成了辨别大众是非好坏的重要标准。人性的善恶观如何影响社会的构建及人们的生活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中西方人性观的起源

首先，我们应明确人性的概念，不同的学说对人性的定义是不同的。《启蒙文》中将人性定义为人与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差别属性”，正是这种差别属性将人与其他事物相区分。心理学经过临床分析将人的本质看成是三种基本属性的辩证统一体，它们分别是人作为个体存在的生物属性，人与他人互动的社会属性以及人有能动意识的精神属性。三种属性存在一人之体中揭示人们行动的规律。还有一种观点直接用善恶定义人性，将人性纯粹的划分为善恶两类，促使人们以此来辨别是非曲直。此种观点千百年来已被广大群众接受。其实，人性善恶论的起源与发展与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结晶密不可分。

中国文化中，对人性善恶的定义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首先是以儒家孟子为代表的性善论。他将人性的善比喻为下流的水，水遵从大自然的规律从高往低流，因此人性的善天生就存在。但同是儒家学派的荀子却与孟子有截然相反的观点，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从字面意思我们便可读出他的性恶论。上述理论都将人性单纯分为善恶两类。除此之外，还有以告子为代表宣扬的人性无善无恶论和西汉杨雄推崇的善恶同存于人类一体内的理论。

西方文化中人性思想的源头以古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为主。但人性观的发展经历了漫长曲折的过程，影响最深远的非基督教的原罪说莫属。《圣经》中描述的亚当与夏娃的典故正向人们揭示出人性本恶 ，人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其经不住诱惑而犯下不同的“罪”。因此，西方基督教总是丑化和否定人的利益原则为宗旨，为了“赎罪”，生活在世上的人们谨慎笃行，以内心的信念约束自己。

二、中西方人性观善恶的内涵

虽然人性的定义众说纷纭，但从古至今善恶论都是主流观点。以人性善为主流思想的东方坚信社会的进步离不开贤人的治理，西方的性恶论则认为人性的恶行应通过相应的制度体系规范。中西方各自的人性观影响着社会的构建与发展，也使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体系。人性善恶观造成的巨大差距是否意味着两者是截然对立的两面？

性善论的代表孟子认为，人性乃人之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的道德本性，而非自然本性。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所谓的人性并不只包含善，而善也不单纯的指善良，它是人世间所有美好品德的总和。再看孟子在《离娄下》中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充分说明孟子认为人都先天存在“仁义礼智”四种善良本性的因子，但不是所有人都能保持并光大这些人性之光，只有圣贤才能拥有这些“善”，而这些正人君子也必须修身养性，自身不断的学习同时还不能受环境的阻碍，人之善才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来。可以说，孟子的性本善不是人们时常理解的人之初即性善，人性是由不同的品性组成的集合体，它有好有坏，如果要发扬好的一面自身必须不断的修炼才能达到善的境界。

从西方的宗教信仰角度来看，《圣经·创世纪》说人是神之灵气与尘土的结合体，因此人有神性即理性，也有兽性。从现实层面观察人的行为可以看出，任何人都是善良与邪恶并存的，人类的善良和邪恶共存一体，至善至美的品德存在于人的灵魂之中使人们理性的思考。但人的理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时常受到自然欲望的支配，人们往往抵挡不住外界的诱惑而犯罪。可怕的是，这些行为会给他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更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我们需要借助外在的力量约束自己。西方学者马基雅维利和休谟也认为人有“人性”和 “兽性”两面性，人的本能欲望很容易将人的“恶”性引发出来。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还是学者的理论来看，西方人并非认为人性是恶的，不可饶恕的，理性和兽性是同时并存的。只有当理性被冲动控制，被外界诱惑时，才有可能引发“恶”的一面。

由此可见，中国文化中的善和西方宗教宣扬的恶并不是大众理解的概念，二者不是相互对立水火不容的，甚至二者的内涵在某些方面有相似之处。而人性无时无刻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

三、人性观与法律的关系

法律从起源到形成再到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律不是人类初始就有的，国家建立后它作为国家机器出现并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使社会有序的发展。既然法律为人们的行为提供了准则，那么它的制定必定以人为本。法律不是精致雕刻的壁画只供人们观赏，它必须与普通百姓的生活相关联。因此，法律只有以人性为基础才能使大众将其铭记于心，并成为每个人心中的信仰。

首先，法律的起源与人性有关。前文提到，无论是孟子主张的性善论，还是荀子宣扬的性恶论，均为法律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荀子的性恶论说明人之恶性只能改造不能顺应其发展，社会必须建立严密的礼法制度来改造约束人性之恶。孟子虽强调人性本善，但他并没有否定人性之恶，圣贤也许可以通过自身的修养约束自己，但为了使普通百姓保持纯洁善良的本性必须依赖外界的法则约束他们。西方基督教义更是教导人们出生即是为了赎罪。人只存在一定程度的理性，当自然欲望战胜理性时，人类最丑恶的一面便会暴露出来，为了避免悲剧的发生，必须借助外界的力量控制局面。这个力量必须超越人类的理性达到至善至美的状态。其次，法律的制定也必须符合人性，虽然法律内容并不完全符合大众基本的价值标准，总的来看二者的基本价值目标是一致的。法律追求的自由，正义，公平等理念是顺应人性发展的，这些理念可促使人性不断的向前发展并升华。

法律必须以人性为基础，但法律反过来也会对人性的发展起一定的作用。好的法律可将人性中真善美的成分发扬光大，并使人们遵从内心的想法去行动。好的法律不是通过一系列的条款去禁锢人们的行为甚至思想。正如荀子所说，人性中的恶是无法铲除的，只有通过外界正确的引导将恶性掩埋。而法律也许是目前最好的导向标，它只划定一条完美的界线，人们在界限内散发人性光辉，一旦越过了这条底线便是无尽的深渊。好的法律不仅惩戒“恶”，更保护人性的“善”。

人性观与法律的起源密不可分，法律的制定也必须以人性为基础，而法律的好坏也影响着人性观的发展。不幸的是，人们用传统的人性善恶观分析社会发展模式时陷入了错误的认识。

四、人性观构建法治社会的误区

当今社会的迅速发展得益于人类的不断创新，人类通过大脑理性的思考后指导人们的外在行为。但社会文明的进步并未使人类的“犯罪”减少，犯罪率反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持续上升。于是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中国现今制度健全下法律仍然是人们统治的工具是因为千百年人们遵从人性本善的观念造成的，而西方性本恶的观念为法律的诞生并构建法治社会提供了基础。因此，为了使法律真正在我国得以良好运行我们必须转变传统观念。

通说认为，性善观导致人治，专制，性恶观导致法治，民主。为了建立法治社会，我们要颠覆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思想学习西方先进观念。不知何时，我们陷入了这样的误区。

首先，我们无法将人性的善恶作为区分人治或法治社会的标准。何谓人治？它是指依靠个人意志的作用来管理政权实行政治统治。个人意志如何体现，我国几千年前的封建制度使多少人登上了君王的宝座，君主将个人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统治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人治必然带来专制，所以人治是百害无一利的，我们要铲除它。其实不然，儒家提出的人治是依靠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治理国家，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人治应该与礼治，德政相结合。而因为人性中有善的因素存在，所以贤主治国才成为可能。同时我们在分析事物时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背景。试想，在杀伐混乱的年代，百姓每天所想无非是生存二字，他们不会去思考如何修身养性，只有圣贤之人才会脱颖而出为平民构建一套完整的制度让他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因此，人治在不同的社会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它只是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的潮流，更不能说人治会带来专制。

其次，我国的性善论虽是主流思想，但仍不能忽视其他学派主张的不同人性观。除了荀子的性恶论以外，还有一个学派的观点更贴近西方的性恶观理念。法家的韩非子认为，“凡治天下，必因人性，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人具有好利恶害的本性，但同时也要因循人性，所以我们要利用法律制度的赏罚机制来控制引导人的行为。这与西方的性恶观相契合。如果说西方的性恶观可以为构建法治社会提供基础，那么善恶共存一体的人类是如何超越自己的极限制定出超越他们理性的法律的。虽然性善论是我国人性观的主流，但君主在统治国家时没有仅遵从单一的理念。汉武帝鼎盛时期，全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讲求孔子的仁爱之政，并以德治国。但现实中，汉武帝除了推行孔夫子的政治主张外，还暗地里施行法家之术，凡是违反刑律的人都给以重处。只有用严酷的刑法惩治罪犯，才能使他们改过自新。

因此，无论是从人性善恶的内涵分析，或是中西方不同的人性观入手，都无法得出人性善恶观能决定社会形态发展的结论。人性是复杂多变的，集合善念和邪恶于一身，通过自身不断地修炼可以将“善”发扬光大，而如果受到外界干扰都可能走向“恶”的不归路。这是中西方人性观的共识。其实无论我们身处在何种社会，都需要一套完善的机制约束自我。

五、法治社会中人性的发展

通过前文的叙述，我们可以分析人性观的本质了。我认为，人性无法用善恶去定义。即使这个“善”和“恶”不是常人理解的概念，即使这两字包含了世间所有的品性。它还是会让人做出错误的理解。何谓人性，《周易》中说性包括恉之性，理之性和气之性三类，前两种性万物是一样的，气之性却是千差万别。气之性今人谓之基因，它本身无所谓善恶，但有行善作恶之功用，是行善还是作恶取决于后天的习染和教育。而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根据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变化的，人不可能一直停留在“性本善”的境况下，它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变化。而不同的环境会导致人行善还是作恶。当然，我并不否认过去以“善”“恶”概括人性的观点，毕竟我们更应该看到他的内涵，但为了让大众不再陷入错误的认识，我们有必要对人性重新定义。人性是人类天然具备的属性，是人类基因的一部分，它无所谓好坏，但它会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通过人们的言语行为表现为善恶。

我国缺少相应的制度保障社会的和谐发展。虽然我国的法律制度已趋近完善，但众所周知，法律的执行受到各方面的阻碍。普通大众对法律是模糊的甚至恐惧它，比起通过法律保障自己的合法利益，他们更宁愿息事宁人，在大众眼中，法律是惩罚恶人的工具，在他们的意识中，法律就等于古代的刑律。而在发达的西方国家，法律不仅镌刻在大理石上，更印在人们的心上。人们早已习惯它，法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法律的制定要以人为本，而法律的健全与否也会影响人类本性的发展。而人性本无善无恶，但它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变化，为了使人性中的美好压制人性的邪恶，制定法律就成了关键的步骤。

法律的起源与人性密不可分，但法律也会影响人性。法律与人性的价值目标应相一致，自由，平等，正义等精神价值不仅是法律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人性发展的方向。首先，为了将人的理性之光发挥到极致，法律的制定必须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保护合法的利益。如果个人的利益得不到维护，那么为了声讨他对社会的不满，有可能做出不堪设想的事情。其次，法律不是越多越好，越严越好，一部好的法律不是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法无禁止即自由，人们在法律的界限内可以无拘无束的生活。法律的禁锢只会让人们更快的触碰法律的底限。当然，即使是人性善的人也有一天可能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走向恶的极端，为了防止悲剧的发生，法律应尽最大限度保护他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的秩序。因此，人性恶的人如果用心衡量便会发现他变恶的代价是巨大的，为了自己的前途，他也许会选择其他方式。除此之外，为了防止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法律必须限制权力无限的扩大，法律能做到的平等只是相对的，一些行善的人有一天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了荣耀，但不能防止他会一直谦虚卑躬，所以除了限制掌握权力的人，还必须限制权力的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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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宪法和人权史上，世界性的格言是：在分权未确立和人权无保障的地方便没有宪法、没有法治。这是创立古典人权正文样板的立宪国家――法国留给全人类的警句和财富。走向法治，须从把握法律的至上性始；把握法律的至上性，须从肯定人的高贵性始。当人类的一切行为围绕着人二字展开时，人权与法治的理想便由远而近了。

一、人权与法治的基本含义概述

（一）人权的基本含义

讨论人权概念，首先要明确人权主体的范围。人权主体范围随着社会的进步在不断地发展，这也表现在人权主体的理论领域当中。有学者认为，人权主体范围的扩展可以归纳为三个过程:(1)“从有限主体到普遍主体”。人权主体有限的古典人权理论至20世纪中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发挥到了极致。正是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中才孕育出了对普遍性人权的迫切需要和真切追求。（2）“从生命主体到人格主体”。新的理论认为，法人是存在于社会中的与自然人有同样活动能力的实体，作为法律拟制的人格与自然人一起构成现代社会的主要要素。所有法律上的人格都是平等的，其待遇应该是同等的，不管这个人格是自然取得的还是法律拟制的。（3）“从个体到集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权理论与实践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权主体不仅已从有限的某些人发展为普遍的生物学意义上的每个人，从生命扩展到人格，而且从个人发展到集体，这是人权主体理论的又一次革[1]。学者们所概括的上述过程实际上已经大致的将人权的主体范围勾画清楚了，即人权主体应该包括：（1）所有的自然人和法人；（2）集体，如少数人群体、民族、国家等。关于人权的基本含义，本文采取了英国学者米尔恩（A.J.Milne）关于最低限度人权的说法，并且为了将人权概念常识化、普及化，我们将人权定义为“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权利”。

（二）法治的基本含义

法治是一个内含非常丰富的概念。首先，它指的是与人治根本对立的一种治国方略和社会调控方式。其次，法治意味着人民必须守法,政府更必须守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以有效防范国家公共 权力的专横和滥用。第三,法治还是一种理想的政治社会状态。法治最终要表现为一种法律秩序,它表现为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已经法律化、制度化。所有的法律主体依法维护自己的法定权利,忠实履行法定义务,从而使整个社会在法律调控下有条不紊健康有序地运转。最后, 法治的价值前提是它对于基本人权的承认。宪法和法律不是基本人权的渊源,而是其产物。宪法和法律可以修改,但是人的基本权利必须切实维护。

二、人权与法治的关系

（一）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

法治的根本价值和目标，只能是保护人权。法治如果偏离了保护人权的目标，就不是真正的法治。

正如亚里斯多德所言，法治优于一人之治，是因为在作出决策时，“群众比任何一人又可能做较好的裁断。”“法律恰恰是免除一切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2]人权是对人治的根本否定。在人治体制下，人权是没有保障的。法治同人治的区别就在于有什么样的法律，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法律面前是否人人平等。在人治社会，虽说制订法律，但法律的主要内容是确认国家的统治权 、等级制和家长制，首要功能是维护统治者需要的社会秩序。法是用来治民，民众的人权则不受法律的保护。在法治国家，法律则是确认人权和自由，而不是采取各种措施和手段对人权进行限制。因此，人权就会成为法律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 ,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3]法治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它是人权的根本保障。法治首先要求法律必须是体现人民意志和利益的良法，具有明确性、规范性、公开性、普遍性、不矛盾性等特点，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其次，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法治的核心是法律至上。任何个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任何机构都要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法治面前无特权。法律只有普遍遵守 ,才能得到切实的实现。

（二）人权法律化是现代法治的形象

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在《宪法》修正案中增加一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说明人权法律化，在中国已深人人心，当然，它须具备一些条件。因为人权并不就是法律权利，并且，法律会消灭，而人权作为人的权利，会伴随人类始终。

首先，必要的、相应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其次，必要的社会精神生活条件。人权既然由社会承认，就必须与该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准一致或大体一致。否则，人权就会成为某些人随心所欲的东西。再次，必须是一般主体所普遍具有的权利。至于特殊群体的权利也不应该超过一般主体所享有人权的平均水平，而只能保持一致或持平。最后，要有被一体遵行的现实可能性，否则，人权就不可能以法律的形态存在，而只能以道德的形态或习惯的形态存在。

第一、二两个条件即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的社会物质、精神生活条件，表明的是人权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制约性，也表明人权的发展特性。第三个条件则是人权自身的特性。第四个条件表明了人权与法律相契合的特性。四个条件缺一不可，是人权得以法律化的必要前提。它们共同促进人权的法律化，并将最终促进人权的实现。这也是人权进人法律领域，由法律来保障的 目的所在。

在当代，保护人权和建立法治已经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人权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权是法治的基本价值和根本目标，法治是人权的根本保障，也是人权得以保护和尊重的重要标志；离开了人权，就没有真正的法治；离开了法治，再好的人权理念也不能实现。这些道理凝结着人类政治发展的深刻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在今天，认真思考人权与法治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有着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显明、曲相霏.人权主体界说[J].中国法学,2001年第2期，第5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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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谐；法治

正文：

   

一、社会和谐的理论依据

 

（一）什么是和谐？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从不同的立场、角度出发，可以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

 

首先，和谐属于评价性语言，和谐概念应归于评价论范畴。既然是对事物或者现象进行价值评价，必然离不开评价主体的价值立场。对一个单位团结协作干好工作，我们评价这个单位很和谐，对一个犯罪团伙狼狈为奸干坏事，我们就不会评价他们很和谐，而这些犯罪同伙们却自以为他们是和谐的。

 

其次，和谐具有多维属性。和谐属于评价论范畴，正如认识论涉及各个领域一样，人类对世界的评价同样涉及各个领域。例如：认识论涉及到事实领域、实践领域、价值领域，同样评价论也涉及到这些领域。从这样的角度来论述和谐，或许有助于解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例如：和谐论与矛盾论的关系，我们一方面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又一方面说要构建和谐社会，这两种说法是否有冲突？实际上和谐与矛盾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我们在说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的时候，这里的矛盾指的是矛盾机制，属于事实领域，而在说构建和谐社会的时候，和谐属于评价性语言，是对未来价值理想的一种描述，应当归于价值设想范畴，即和谐的社会理想。和谐不仅仅属于价值范畴，也涉及到事实范畴，我们可以用和谐来评价事实领域的矛盾——和谐的矛盾即事物内在矛盾机制运行的和谐性。和谐还涉及到实践范畴，我们可以用和谐来评价实践领域的方法——和谐的方法，从这个角度可以论证和谐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和谐概念具有多维属性。它具有价值属性、事实属性、实践属性。

 

第三，人类社会的和谐与自然界的和谐不同。抛开人类的价值立场看，自然界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自然界的和谐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实现优胜劣汰。在人类的价值立场介入以后，当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触犯人类的利益时，这就是不和谐了。人类社会的和谐以有利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有利于每一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原则，具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六大特征。社会和谐的内在本质是民主。

 

（二）社会和谐是否可以实现？

 

实现社会和谐的客观依据。自然世界本身是和谐的。自然界万物都有自己发生、发展、消亡的规律，自然界按自身规律演化运转。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规律，人类的显著特点是有意识思维能力，可以意识到自己的需要，并想办法满足需要，可以能动的反映、认识、改造世界与自身。社会和谐的表现是社会各阶层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的和谐。社会和谐的基因来自于人个性与群性相统一的人性基础，人性的根源是需要。人是群体动物，人与社会并存。每一个个体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在考虑个体自身需要的同时，也会考虑社会需要，并且会根据客观实际不断调整自己的需要。每一个个体都具有利我的一面，也具有利他的一面。每一个个体的需要都是多维多层统一的系统，虽然个体无限的需要与世界有限的资源是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但每一个个体的需要都是不尽相同的，与世界无限的维度与层次相联系，构成了社会和谐的事实基础。

 

实现社会和谐的主观依据。世界是一个多维多层统一的巨系统，人类可以认识世界，未来的认识可以无限的接近真实的世界，但以前与现在的认识都有局限性。每一个人的角度、立场不同，所认识的世界也不完全相同，每一个人认识的世界都只是世界的某些维度和层次，正如古诗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且，即使身在山外，也难以看清庐山真面目。但对他而言，这可能就是他所看到、感觉到的真实世界，因此每一个人的观点都是值得尊重的。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尽管我们眼中的世界不尽相同，我们的人种肤色、民族习俗、宗教信仰、政治派别各不相同，但只要我们相互尊重，就不妨碍我们和谐相处。社会和谐是可以实现的，世界和谐是可以实现的。

二、社会和谐如何实现

 

一个社会是否和谐关键要看是否民主。民主一词源于希腊字“demos”，意为人民。其定义为：在一定的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

 

社会主义法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途径。法治的基本含义是依法治国。法是事实、价值与规范的统一。是在认识掌握世界客观规律基础之上，为了改造世界实现人类社会的价值理想，而对人类行为进行规范的实践活动，法在本质上属于实践论范畴。法治是管理社会的有效手段，但并不是所有的法治都能实现社会和谐。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阶级社会里，法律只代表极少数特权阶级的意志，不代表多数人民群众的意志，多数人的意见和利益得不到尊重，这样的法治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在社会主义社会，法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社会主义法治能使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得到尊重，所以能够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和谐。和谐要求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意见，并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办。如何确保每一个个体都能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又如何确保能按大多数人的意见办，这就是法治的根本任务。法治要与法制区别开来，这里的法治是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法治是用来保障民主的实现，其出发点是维护民众的利益。法治与法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法制的含义常常指的是法律制度，是执政阶层管理的工具，其出发点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还有，社会主义法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要区别开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治到完备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法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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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社会，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发展状况和不断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预示着我国早已跨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但是，从某一方面而言，中国仍旧是不自信的。这种不自信更多地集中体现在了学术和文化方面。而民众针对法治的焦躁和疑虑正是这一方面的突出表现。当前，社会影响干扰法律判决的案子不胜枚举，“高尚”的道德成为了干扰法律的遮羞布和一面大旗，当法治被德治的影响逐步消解之时，这其实意味着法治建设的生存空间在逐步萎缩，而某些政治效果的意义高于法律高正性的论调，也使得中国对法治的研究和建设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1]当前社会，人们总是希图法治的进一步发展，但民众口中的社会效果和政治影响却是干扰法治的首当其冲的对象。观察近年来的案例，不乏网络暴力利用道德为标杆进而压制法律话语权的行径，群情激昂的民意也使得法律被迫转向低调和沉郁。同时，由于法律研究中哲学概念化的严重倾向，中国的法治研究也并未取得长足的进步与发展，垄断与引领法律走向的仍然是西方的法律研究。对于司法政策中已经隐隐成为了关键词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论调，权威的法律研究者们却仍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的有价值的研究结果，无论这种现象的因由何在，实践中的不专业言辞已成为干扰法律客观严谨性的弊害之一，由此也可见一斑。

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错误认知

（一）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定义和异化

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形成，曾让无数民众和法律界人士看到了希望的曙光。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更是成为了处理法律问题的重要前提条件。[2]然而，经过无数的实例调查可以发现，即便我国目前已经确立了相对完整完善的法律体系，但是在法律的具体执行过程中，现行的司法政策却一再因为“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统一论”的具体化和扩大化，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法律的权威性。这对于已经形成了总体法律体系的我国而言，与其说是法律在现实社会中的实践化和生活化，倒不如说是对法律本身的一种倒退和放逐。

要阐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论调的弊端，首先要明确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实质含义。所谓法律效果，就是指立法效果、执法效果和司法效果三个部分。它主要通过法律做出合适的裁决，体现了法治的内涵和准则，同时，它需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既要注意公正公开性，也要注意维护正确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说，法律效果其实是法本身价值的具体体现。

而所谓社会效果，其中心词即是“效果”，而“社会”一词，更多的是起到一种主语及修饰作用。通俗些来讲，就是社会和民众意见、观点的集中体现。[3]社会效果的涵盖范围极广，社会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所给出的不同评价都可归类于社会效果。甚至，即使同一个人、同一事件，当社会给出的评价和观点不同时，社会效果也随之不同。就社会的意义而言，社会效果这一词语，更多的是一种客观现象，也是社会中一切认识反映的总体称呼。

不过令我们遗憾的是，在社会的实践过程中，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却往往会发生异化和误用的现象。“法律效果要和社会效果统一”的论调，不仅成为了时下法律工作者们的常用熟语，甚至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法院的工作要求和报告中也经常提及。于是我们有理由怀疑：无论立法者立法的初衷是多么希望维护法律的权威性和客观公正性，但是，他们却似乎并没有考虑到法律在实践中所可能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以及它与政治诉求、社会形势间的种种隔阂。立法者站在至高点向社会输出一定的法律准则，但当这种准则受到了社会的反弹甚至面临溶解时，立法者却并没有提出足够有力的解决措施，于是，法律在实践中所遭遇的令人揪心的命运由此可以预见。

（二）社会效果的误用

“统一论”的论调最早来源于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先生。他在1999年首次声明了“要坚持办案中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相统一”这一观点。而到了后来，由于国情、形势等诸方面的影响，就又加上了政治效果的影响，于是，逐渐演变成了现在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三个效果相统一”的论点。在目前的司法政策中，三种效果的统一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这样的“统一论”，在没有鲜明十足的观点论据的支撑下，无疑更类似于一种口号，这种口号，在似是而非没有形成清晰界定的大背景下加以讨论，实际上很容易起到一种相反效果。统一论之后，随着以人为本、和谐司法等观点的开展，能动司法成功地进入司法政策并在其中起到了举重若轻的作用。[4]而这种理论一旦运用到实践中就很可能演变成：在进行法律裁决时，法官往往不再遵照法律本身的意义进行判决，而是将裁决与社会效果、政治效果进行平衡，更多地去寻求法律的“弦外之音”。社会效果的初始作用本是作为法律废立时的解释作用而存在，但现在，社会效果却被直接当做了司法政策而进行运用。这样混淆不清的观点自然极有可能导致人们的思维混乱。譬如：什么是社会效果？它的定义、范围和适用度是什么？谁来作为它的评价对象？它又是否有取舍条件？如果这些问题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解释，同时将它明确地作为一种司法政策规定到立法当中，那么作为一种能够缓解司法机械性的有利因素，它的存在自然百利而无一弊。但如果在没有固定的清晰界限的基础之上，将只作为一种情景因素和认识论而存在的社会效果随意混入司法政策当中，无疑会对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决断造成严重冲击，从而使得法律的权威性进一步下降。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时下围绕“社会效果”进行讨论并得出的观点其实大多是存在谬误和异化的。而“社会效果”这一词语，本身就存在着太多不确定性。由于人本身主观能动性的存在，即使是同一人，对待同性质的不同的事件也会有迥异的看法。就社会效果本身而言，其本身就既含有正确认知，也含有错误认知。所以以社会效果的眼光来审度法律判决，就会既存在与判决相符合的地方，也会有不符合之处。所以无论是多么有先觉性的社会认知，都无法在法律未进行判决的基础上对其未来所造成的社会效果进行透视。“社会与法律效果统一论”的论调，只能是借统一论之言而达到某些个人或政治在法律中所期望得到的诉求。或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法律本身就是一种体现了统治阶级意志，由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政权确保实施的行为规则。正因如此，法律并不是凭空捏造的，更不是幻想中的空中楼阁，而是本身就来源于社会，脱胎于社会。如果用社会效果对法律加以操纵，那么本质上其实是把法律意志和现在社会中的少数人意志或政治意志加以对立，并借社会效果作为幌子从中攫取自身的目的。法律的意义被进行篡改，法律的束缚作用降低，那么这对社会来讲其实才是一种倒退，是试图将原本的法治社会倒退回任意裁决社会的一种行径。[5]

（三）法律效果的异化

所谓法律效果，其实是一种比较广阔的概念，其中包含了立法、执法和司法三种效果。法律效果中的立法效果，是法律效果中的第一层面，它和社会效果颇为类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立法效果相当于社会效果。而司法效果和执法效果，则是法律效果中的第二层面，如果说立法效果相当于总目录的话，那么执法和司法效果则相当于其中的子目录。法律效果的意义在于法律文本的权威性是否能够得到落实，同时，它也标志了法律与社会的契合程度，两者的契合程度越高，法律效果也就越好，反之，法律效果则随之变差。[6]所以，单独的、脱离于社会的法律效果是并不存在的，它所代表的是法律实施后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即社会效果。

正因如此，在法律效果并未脱离社会的基础上去倡导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一体化，这完全是一个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互剥离的“圈套”。经过一些调查我们可以发现，不少法律工作者都认为应该通过社会效果的角度来对法律的执行进行监督，以社会效果、民众的满意程度作为法律是否得到完善执行的一个斧正。但是，如果失去了法律作为唯一标准性的判断法则，法律的监督又该如何实施？法律的尊严又该如何捍卫呢？

综上，所谓两个效果相互矛盾所以要加以平衡、统一的论调，完全是在没有弄清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含义前所进行的伪命题。法律效果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果，其并不以人或事件的意志为转移，它来源于社会也脱胎于社会，故而，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冲突的，一些所谓冲突的论调，其实是源于他们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当做法律评价，但就其本质而言，却依然只是法律评价间的冲突。[7]法律评价是一种主观的因素，在不同的层面和大背景下法律评价自然也有所不同。而法律效果却是客观的、不可变的因素。将法律效果的好坏作为客观的因素来加以评判，其结果自然无论如何都无法尽如人意。

二、如何克服统一论对法治的溶解

统一论来源于实务法律，从某种方面而言，它代表了对司法领域的批判与反思，有一定的研究价值和讨论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统一论只是给出了一个模糊的建议理论，却几乎避开了司法领域中最现实的问题――当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法律应该如何判决？当一种理论没有固定的实行方法而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时，这就会导致人们在法律方面思想的混乱。对统一论的研究者而言，仅有概念性的理论是远远不够的，方法论的引导才是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部分。[8]

所以，在法学批评的言论充斥着时下的今天，我们在进行合适的批评建议的同时，其实更应该提出一些实际性的建议。实现公平是一种能力，实现统一论更应该成为一种能力。[9]就目前形势而言，我们可以先尝试进行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进而尝试促进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最后尝试促进审判结果和社会效果得到统一。但实现这一切却需要先做到一个前提，就是要保障执法、立法和司法三个效果得到一个统一。在三个效果尚还未得到统一之前就先去奢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无异于一种大话和空话。

法律需要充分的严谨性，作为法律人，更应该首先做到对法律的忠诚。所以，要实现法治，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思维上的转变。

（一）将逻辑规则作为法律的组成

从立法的层面进行概说，法律需要逻辑规则作为其基本组成部分，即便在法律研究中，其真正需要的逻辑规则只是很小的组成部分，但是，逻辑规则对于法律的方法论的创立仍然是举足轻重的。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工作者尤其是司法者心中最基本的规则就应该是逻辑规则，它能够指引人们在实践的过程中保持着理性选择，从而保证人的思维一直得以保持在实现法治的道路上而不会出现偏差。故而笔者认为，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不够完善的初级阶段，用逻辑规则来维护法治，是我们目前能够得到的最好的办法。

（二）以法律作为修辞工具

统一论的盛行，其实是一种政治话语的运用策略。而诸如此类的，在法治建设中运用政治修辞捆绑法治思维，这种现象似乎并不少见。但是，要想真正实现法治建设，就不应该让法律成为政治的附庸，而是应该用法律来制约政治。所以，将法律演变成一种修辞论辩的有效武器，可以说是对目前司法中政治修辞使用过度的一种“矫正”策略。而如何将法律作为一种修辞工具进行使用呢？笔者认为，用法律言辞进行论辩，与当事人进行讨论说教，不失为一种能够加大当事人对法律接受性的有效方法。[10]法律思维与法律言辞两者虽然相近，但实施起来却有很大不同，而所谓讲法说理，本来就是法律人所应该具备的基本功。想完整地解决一个案子，不仅要对其具有明确的判断力，还要做到有理有据，能够使社会、当事人都得到一个服膺的结果。同时，将法律作为一种修辞使用，还能够加深法律的亲民性，降低社会对法律机械性、无变通的错误评价。

当然，在将法律作为修辞手法的同时，我们也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尺度，过度的法律修辞不仅会降低言论的自由性，还极有可能将论辩变成“诡辩”，如此，恐怕也有违我们的初衷。故而在运用法律修辞时，法律人首先要梳理有价值的证明材料，只有以事实作为佐证，才能真正加大法律作为修辞工具的证明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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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治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既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变革，更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创新。我们要勇于把自己的思想从各种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但观念的变革容易受到体制、机制和制度的影响与束缚，容易停顿、反复甚至逆转，因此，我们要把法治作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科学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真正把科学发展建立在制度化的基础上，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内。

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我们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不断扩大人民民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是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内容。在当代中国，要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就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法治对人民民主的根本保障作用，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党的十提出的重要任务。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纠纷触点很多、燃点较低、处理不易。一些领导干部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能力和责任感不强，容易导致处理失当、矛盾激化，甚至演化成大规模的。法治是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集中体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只有把法治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牢固基石，把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作为法治建设的灵魂，把切实保护每个公民的每一项合法权益作为法治建设的根本任务，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最坚实的基础。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迫切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在党，关键在“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通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的意志和路线方针政策规范化、程序化、法律化，落实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是我们党有效应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以及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的必然要求。

二、依法治国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另一方面，全社会与立法机关以及立法机关内部应当努力达成改革共识，减少改革“个识”和反对意见，及时通过法定程序推进相关法律的立改废，从而为深化改革提供必要的法律依据与合法性保障。

更加重视发挥法治的引导功能和教化作用。法律作为普遍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不可替代的指引、评价、预测和教育功能。法治包含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秩序、人权、尊严、和谐、文明等基本价值，包含人民、宪法法律至上、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等基本原则，包含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基本要求。融汇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中的上述价值、原则和要求，通过依法治国和法治的全面实施，直接或间接地告诉人们中国改革的性质、方向、原则、目标、底线、边界、方式等等，提示人们在改革过程中哪些合法权益应当去依法争取，哪些法定义务和责任应当自觉去承担，哪些非法行为和方式应当避免，进而为凝聚改革共识提供指引、提出要求。尤其是，平等、公正、财产、利益、权利等概念，在法律上大都有明确的含义和具体的内容，在重大利益调整的改革过程中，人们表达或主张这些概念的相关诉求时，可以也应当遵从法治的指引，符合法律的规定，作出法律上的预测和评估，在法治的框架下求大同、存小异，努力达成改革共识，依法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更加注重培养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要求我们党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切实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努力培养并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执政能力，努力掌握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的执政本领。尤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努力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培养法治能力，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带头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通过法治程序去凝聚全社会的改革共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和有力的法治保障。

三、依法治国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途径

法治精神是中国梦实现的内在动力。

法治中国梦包含善法之治、良法之治。法治中国梦要求立法机关制定的各项法律必须充分表达民意。全面反映社会公众意志，以人民的共同理想及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律，能使人们认识到法律是“自己的法律”，从而产生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

法治中国梦包含法律至上的观念。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营造良好的法治大环境是实现法治中国梦的基础。只有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严格规范和制约行政机关的权力，让公平正义的法律精神贯穿于法治建设的每个环节，才能让法治观念得以确立，提升人民对法的尊敬与信赖。

法治中国梦包含权利意识的唤醒。法律要被人们信仰，从其规则到其本质都必须契合人们的精神需求和人文关怀，科学公正地体现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平衡。法治中国梦应当把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权利作为一种文化，用权利文化来滋养我们的制度。当规则由外在的影响转化为内心的体验，逐渐形成一种法律意识和法律情感，当法治情怀、权利意识逐渐渗透到人们的血液中，成为人们稳定的生活方式，当人们真正认识到法律赋予的权利，认同法律创设的义务，法治便不再是梦想，而切实成为保障“人民共享人生出彩机会”的基石。

法治原则是中国梦实现的坚实基础。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限制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出现是个人权利实践关系的必然结果。公共权力的运行方式因其自身局限，又容易出现利益关系上的异化。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权力成为一种“宪法权力”，保证国家的一切公共权力都源于法律，并最终受制于法律，是人类政治实践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必然结果，也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

法治中国梦要求法律保护公民权利。西方有一句著名的法谚——对待公民自由领域和权利领域，“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进”。法律的真谛在于保障人权。缺乏对私权的保护会导致权力本身的上位，社会等级的划分，以及人们对于能够攫取利益的权力的追逐。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的权利，给国家权力划定了明确的界限。让公民的权利在法律的充分保护下避免公权力的侵扰，是法治中国梦的应有之义。

完善法制是中国梦实现的稳固保障。

法治中国梦追求立法统一。立法统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前提要求。我国的法律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法规和单行条例、经济特区和特别行政区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及有权机关的成文法律解释。如此复杂的法律系统难免会发生不统一的情况。法治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个形式科学、结构严谨、和谐统一、完善且完备的体系。构建这一体系的关键在于切实保障宪法作为根本规范的最高效力，对立法冲突加以制度化地整合，及时进行法律清理工作，切实地发挥宪法在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内的最高协调作用，从而实现法律在规范层面的统一。

法治中国梦追求司法民主和司法公正。司法权只能由国家专门司法机关行使，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行使司法权；司法机关在司法活动中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其他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涉；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能够独立作出判断，既不受诉讼当事人意见的支配，也不受政府权力和公众舆论的控制。

篇7

网络治理的重要性

为了能够系统深入地对网络治理进行讨论，我们应先对其下一个定义。网络治理是指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和控制，使其能够有效、可靠、安全、经济地提供服务。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包含两个任务：一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监测，二是对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控制。通过监测了解当前状态是否正常，是否存在瓶颈题目和潜伏的危机;通过控制对网络状态进行公道调节，进步性能，保证服务。监测是控制的条件，控制是监测的结果。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网络治理具体地说就是网络的监测和控制。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治理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第一，网络设备的复杂化使网络治理变得复杂。网络设备复杂有两个含义：一是功能复杂，二是生产厂商多，产品规格不统一。这种复杂性使得网络治理无法用传统的手工方式完成，必须采用先进有效的手段;第二，网络的经济效益越来越依靠网络的有效治理。现代网络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它的运营、治理、维护和提供越来越需要科学的方法和技术手段。第三，先进可靠的网络治理也是用户所要求的。当今时代，人们对网络的依靠越来越强，普通人通过网络打电话、发传真、发邮件，企业通过网络产品信息，获取贸易情报，甚至组建企业专用网。在这种情况下，用户不能容忍网络的故障。同时也要求网络有很高的安全性，使得通话内容不被泄露、数据不被破坏、专用网不被侵入、电子商务能够安全可靠地进行。

网络治理的对策

网络的治理既需要政府对网络社会公共秩序进行规范，也需要广大网民及社会力量对网络社会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同时还需要互联网运营企业、信息服务商的行为自律。可以说，解决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管理问题是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网民自律和社会参与的一项系统工程，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才能进一步促进问题的解决。

首先，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理念。第一，政府要树立为网民服务的理念。网民是人民在网络社会的存在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政府为人民服务，在网络社会就是为网民服务。这就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官本位”观念，在网络社会管理制度设计和操作方面把网民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第二，政府要用多元思维和开放的理念管理网络社会。多元思维就是要打破单一思维和定向思维的习惯，适应网络社会主体多元化和参与形式多样化的实际情况，从政府与网民的良性互动中寻找管理支持，在复杂的网络挑战中提高政府管理网络公共秩序的能力，用开放的观念去应对开放的网络社会，发挥政府作为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维护者的主导功能，为网民提供和谐有序、自由选择和共同分享网络资源的环境。

其次，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组织形式，建立具有快速反应能力的网络管理委员会。该会应该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能够协调现有的网络管理资源，最好由国务院领导牵头，并赋予该组织统一的网络事务管理权，明确政府在管理网络公共秩序中的主导地位。在政府主导下，形成网络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格局。在网络公共秩序的多中心治理中，政府的主要功能是制定公共秩序规范;进行合理的网络资源调配，协调网络运营商之间的利益;提供网络政策引导，构建充满活力的网络竞争环境;维护网络用户的利益，纠正网络违规和违法行为，维护网络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再次，要创新网络社会管理规范，制定《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和《公民隐私保护法》。在网络社会公共秩序多中心治理中，政府的主要作用是推动国家立法机关尽快出台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律，健全政府网络管理行政法规和地方规章，为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构建起规范体系，这一体系的核心就是《网络公共秩序管理法》。这一法律规则应该包括：总则，说明网络公共秩序管理的含义、立法目的、法律适用范围等;管理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网民的权利与责任;罚则等内容。政府在积极促进网络秩序管理立法层次提高的同时，还要协调国家有关部门制定出台相应的管理办法和地方性配套规章，使网络社会公共秩序的治理在主体、范围、手段、途径、标准和目标上都有法可依。

篇8

关键词：浅谈；法治新闻；采写

一、法治新闻采写

（一）法制新闻的定义

“法治新闻是新近发生或发现的具有受众及时知晓意义的法制信息。”与财经新闻、科技新闻等专业新闻相比，法治新闻信息因其题材的显著性和反常性，往往更具有新闻性和故事性，更能吸引受众注意力，因此具有更广阔的受众市场和更普遍的受众需求。可以说，较之其他类型的专业新闻报道，法治新闻是对社会影响最大最深的专业新闻报道类型之一。

法治新闻对社会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包括新闻报道通过对违法行为和现象的曝光，进行有力的舆论监督，发挥警醒作用，传播法律文化，同时提高受众的法律意识，推进法治进程等；消极影响包括误导受众，低俗媚俗污染社会文化，舆论审判干涉司法公正等。

好的法治新闻报道要求新闻记者在处理负面法制新闻信息时，讲究方式方法，通过技术性的信息处理手段，掌握好信息处理过程中利的权衡、理的探究、法的考量以及节的拿捏，做到社会利益最大化、伦理道德规范化、法律普及有效化以及报道尺度恰当化的效果，达到规避消极影响、强化积极影响的最终目的。

（二）法治新闻采写选题

在近些年实践中，我国法治报道逐步总结形成了“立足政法口，面向全社会”的报道原则。这一原则也同时体现了报道的范围，它要求，要以政法口为法制报道的依托，有所重点的反映政法战线的新形势、新精神、新成就；国家依法治国的新特点、新动向、新经验，还有政法战线各种人物的新风貌，以及人民权中对政法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等。

选材法治新闻采写，除了必须具备新闻的基本特征、基本要求之外，采写的事实和选材还要反映事件的实际情况，还要有针对性，通过报道，宣传法制，促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实要准确，要有利于社会治安的加强和社会的稳定 。

二、法治新闻如何体现自身特色

（一）前导性。在考虑与同行的竞争中，要把前瞻性置于一个较高的位置。争取做到读者从我们的报道上不仅会知道昨天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了什么，还知道今天或明天将会发生什么，应该发生什么。

（二）服务性。受报道题材的限制，法制新闻大多庄严郑重，采写叙述必须客观准确，作者在报道中应尽量表明“警方介绍”、“据嫌疑人供述”、“律师认为”等消息出处来源。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法庭审判下达之前，不能认定案件的性质、确定罪名，作者只需如实叙述事实经过，切不可妄加评论，这就是法制新闻的客观性原则。作者可以在文中引述案件当事人、办案人、法律界人士等的意见，通过素材的选取和写作方式方法的恰当运用，间接地传达报道倾向，坚持客观记述的方法，这样既可以保证报道不触犯法律，以免惹来不必要的纠纷和麻烦，还会使所采写的新闻报道更加公正、真实。要从读者关心、需要和感兴趣的角度做报道，而不要从工作总结角度做报道。切忌照搬照抄会议材料或采访对象提供的参考资料。

（三）客观公正性。客观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不在少数的记者和编辑常常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错误。新闻报道一定要十分客观。当然，纯粹的客观是不可能达到的，记者的选材决定了自己的作品必然渗透自己的主观意识。但我们可以在技术层面做到公正客观，例如在消息中不得掺加记者个人的观点；在新闻分析中，也主要是引用专家、当事人和官方的观点，以各种事实和有关人士的观点有机组合，自然形成一种逻辑。要强调的是，不管是简短的消息、较长的综述还是在新闻分析、调查性报道、纪实报道、特写中，记者所述新闻事件的每一个细节都应有明确的消息来源，且应把这些新闻在报道中明确介绍出来。报道各种纠纷、冲突时，应报道冲突或纠纷双方（多方）的不同说法，尽可能做到篇幅相近，绝对不允许只报道一家之言。

三、法治新闻的功能

（一）突出经济领域中的法治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上是法治经济，经济领域的法治报道理应占据法制新闻的重要位置。同时，经济领域中的法治新闻资源也相应丰富。随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特别是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法律正逐渐渗透到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链条中，国家的工商行政管理、税收、物价、海关、金融、环保、水利、矿山等等部门和行业，都先后建立健全了有关法规、制度和执法队伍。

（二）做好法治人物的报道。法治报道的一个优势，就是报道内容往往有紧张、连续的情节和场景。如果能把这些情节和场景与参与执法的人物紧密联系起来，就会收到更好的宣传效果。现在有不少法制新闻，常常是只见事，不见人，特别是很难见到形象丰满的人物。这是目前法治新闻报道中存在的一个缺点。在法治新闻的采写中，如果能展示出人物在整个事件中的生动情节，就可以增强读者对他们的信任感，增强新闻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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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家治理 现代化框架 财政基础理论

财政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治理的支柱。在财政范畴下，有关于税务等多个管理内容，并且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方面改革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财政基础以及相关体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维护市场大环境安宁，本文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完善及发展。

一、财政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财政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重要支柱这一看法。在以往的财政地位描述中，是将财政的涵义定位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于我国财务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动，将部分社会资金用于国民生产或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对于社会的需求。国家治理框架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语言，与财政概念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因为国家治理框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内涵，而财政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样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范围内，而在以往对财政的定义中，只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经济中的一个小范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对财政进行定位，将财政的认识更进一步，使得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

二、财政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程度，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增多。为建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开展了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努力构建我国形象。此外，财政是国家资金使用方面内容，有关于国家建设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在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推进治理体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将财政作为其中的关联点，是有必要的。

三、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现

我国税务制度已保持了较久的时间，但就当前改革开放的相关情况来说，税务制度仍然未转变为一个引领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税务制度的表述从之前的公共财政转变为当前的现代化财政，在公共财政当中，税务制度所带有的直接性质为共有，其财政性质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而在现代化财政当中，国家财政情况的转变主要与时展情况相关，从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上着手，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现代化程度相关，构建出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财政方式。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财政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现代化财政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时代元粗，更为深刻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程度与时俱进，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创新点。现代化财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特点，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有关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将建设后的服务设施及其他实体建筑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当中，更好的营造社会主义文明氛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四、财政基础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当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法治管理当中，在其活动中体现的是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为准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法治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党已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运作长治久安。因此，将财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部分，同样需要受到法治内容的限制。但当前我国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财政的法制观念并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应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财政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社会的框架中，并且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财政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填补当前财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税务制度的法治规范

有关于税务制度的法制规范有三点。其一是将财政状况作为法治的出发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针对财政状况进行相关活动时，要详细记录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处，构建合理动态的财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规范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必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其二是有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预算，从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关于政府财政的公开性，应将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公开，做到权利由民监督，避免以权换钱事件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开始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在财政基础理论中，主要指出了财政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情况与税务制度息息相关。此外，有关于税务的相关改革是我国各个方面改革的结合点，从税务进行改革可以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将财政作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进行建设，可以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童伟，牟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财政学科理论新体系――“社会共同需要论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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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弱势群体 基本人权保护 宪法价值

弱者与强者的对抗是贯穿整个生存竞争的永恒主题。但在人类的精神家园，除竞争外，还弥漫着浓重的“类”的情怀，对弱者的关怀和保护是人类特有的道德法则。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l条所明确规定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一、弱势群体的法学界定

“概念是解决问题所必需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传统上，对于何为弱势群体更多地是在社会学领域予以定义。社会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把其定性为贫困群体、脆弱群体、竞争弱者等等，由于划分的依据各异，至今尚无定论。但有一点认识是共同的，弱势群体必是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物质生活的贫困是其主要标识。从当前我国的情况来看弱势群体可分为三类，即社会性弱势群体、生理性弱势群体和自然性弱势群体。社会弱势群体的存在是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和不可避免的事实。从社会弱势群体的形成来看，自然生理是一方面的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与整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是社会制度设计、政策，尤其是权利分配机制(如农民权益的城乡差别、迁徙自由、上访自由的限制)的牺牲品。

二、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宪法价值

当代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实质是以宪法和法律的至高权威管理国家，通过对公共权利的授予和控制来实现对公民人权和自由的保障，使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因此，作为规定一国公民基本权利并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价值和终极目标的宪法，必须担当起维护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任，对弱势群体给予特殊的关爱和保护，保障他们的人格尊严、自由选择和安全生活，从根本上消除对他们的歧视、虐待和侮辱，充分体现出法治社会的公平、公正的精神理念和价值追求。

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是宪法价值的应有之义。法价值的实现足以人为最终归属的，只有在法的价值转化为主体的现实满足，甚至属性(如自由、平等、人的全面发展)之后，法的价值才能说真正实现。宪法自诞生以来，人们给它下了无数的定义，但其中有一点从来就是完全一致的，即宪法是人们自由的，是人权的宣言书和保障书。宪法的产生过程足人权由一种理念升华为宪法规范的过程，是人权由应有权利转化为法定权利的过程。人权孕育了宪法，宪法内容是以人权理念为核心来展开的，“宪法的内容经常是按照宪法中的关于人权的规定作出判断。”作为人权，自然也就成为文明进步宪法所要实现的根本价值目标。如果宪法不体现人权精神，不考虑人的生命、自由、荣誉、幸福等最基本价值需求，不反映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宪法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本质基础，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变得毫无意义。“人权得到最切实的保障，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个根本目标，也是它的基本标志之一”。这是宪法保护弱势群体人权的理论基础，也是宪法保障人权终极价值的必然要求。

宪法保护弱势群体人权的本质也是体现宪法的公平、平等原则。平等权是法治国家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从立法上看，法律给予每位公民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此时，法律面前人的实际身份、地位、经济状况、劳动能力、健康情况是不被考虑在内的，是抽象的“人”，即宪法学上所称的“形式上的平等”。“形式上的平等”只是消极地保障人们有一个平等的起点，而忽视了站在起点上的各个人具有先天的和后天的差异的存在，弱势群体的“弱势”特质在“形式平等”条件下也被抽象的普遍人格所遮掩，他们在形式上获得了和其他人同样的平等权利。然而，各个人“有时只能归因于天意”的原因并不是具有对等的实力，实际接近和利用机会更是不平等的。社会弱势群体往往因自身的“弱势”特质而缺乏享有自由和权利的手段。纯粹形式平等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现实上的不平等状况，造成事实仁的不平等，导致了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流于形式，正如柏拉图所言“对一切人的不加区别的平等就等于不平等。”畔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