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现象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龄化社会现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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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分析逆向选择对老年人健康险市场的影响，借鉴西方的老年人社保制度，提出老年人保险逆向选择的应对措施，探求削弱逆向选择的影响，以期建立起符合中国老年人实际的健康保险市场的可能性和方法。

关键词：老年人 保险 逆向选择 信息不对称 博弈

自20世纪80年代实行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面对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的现实，传统的养老方式已经不可能再承担起养老的重担。所以，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险制度是政府和全社会的一项重要职责。把关爱老年人法律化、制度化，对于社会的长治久安与和谐意义重大，是非常有必要的。

老年人健康保险市场现况

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提高，中国也逐渐步入了老龄社会。老年人身体抵抗力较差，重大疾病造成的伤害是第一大杀手。随着专业健康险公司的发展，预料将会有越来越多适合老年人的健康保障产品面市，可以帮助老年人减少医疗费用负担，并得到良好的医疗照顾。

然而，保险公司在重疾、医疗等健康险产品方面，一般最高投保年龄为65岁，且过了55岁后只能缴一年钱获一年保障。保险公司对这一群体拥有绝对的否决权，只要上年赔付率达到一定比例，就不再予以续保。目前，国内最大的专业健康险公司―人保健康险同样没有能解决老年人健康险的难题。该公司最新主打产品“健康人生护理保险增值计划”，涵盖了长期护理、老年关爱、疾病身故、意外身故等保障责任，但仍旧没有解放老年人投保年龄的限制。最高60周岁的投保年龄限制，让众多老年人只能感叹“可望而不可及也”。

有很多消费者对保险公司这一做法不甚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老年人健康险市场难以建立呢？

老年人保险市场难以建立的原因

市场模型下的一个重要假设是，买方和卖方都具有完全信息。而事实上，被保险人总是比保险人更清楚自己会在哪些方面遭受损失。对于每一位欲购买健康保险的老年人，他最清楚自己的健康状况，而保险公司并不了解每个老年人的状况。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如果由他们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由于不能确知每一位老人的健康状况而只知道他们的平均健康状况，因此保险公司只能根据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状况或者说平均的患病率收取保费。假设老年人的健康市场只有两类群体，一类是健康体，一类是非健康体，两者具有相同的初始健康状况。两者都有可能生病住院，但是患病概率不同，健康体是“低风险”者，患病率是20%，非健康体是“高风险”者，患病率是80%，花掉的住院费用是一样的。

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根据每个人的公平精算费率收取保费的话，就不存在什么问题，两者都会投保。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不能准确的辨别健康体和非健康体，保险人将会对每个投保人收取同样的公平平均保费。这时两者是否仍会继续投保呢？来看如下分析：由于两者的初始健康状况相同，为转移风险付出的保费也相同，所以他们按照公平平均保费投保后的期望效用也相同，很明显，非健康体会愿意投保，因为投保后的期望效用高于未投保时的期望效用，并且比按照公平保费投保时的效用还高；对于健康体而言，情形正好相反，所以他实际上补贴了非健康体，这时健康体会理智的选择放弃投保。

这些行为对保险公司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平均保费的前提是两者都会投保，但我们已经知道健康体按照平均保费是不会投保的，这时保险公司为高风险者承保肯定会亏损，这时保险公司会调整保费，就只剩下专为非健康体定身量做的合同。我们再假定这些属于非健康体的老年人又可分为易患重病者和易患轻病者，假如两类人各占50%，易患重病者住院费用为1500元，易患轻病者住院费用为500元。同样采用以上的方法进行分析，最终投保的又只有易患重病者，这将导致保险公司进一步提高保费，这可使购买者进一步减少。这一过程不断进行下去的结果，最终只有那些身体状况最糟的老年人才可能购买保险，而这类老年人又可能因价格太高主动放弃，或因人数太少而使保险人放弃该类合同，因此难以建立起老年人的健康保险市场。

老年人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

老年人健康险市场难以建立，主要是逆向选择的影响。其发生主要是由于保险人不愿花太高的成本对每一风险单位分别制定精确费率致使成本太高而产生的。在这种情况下，保险人根据所保某类风险的平均损失率来对某一群体所有风险单位都收取相同的保费，这样，一些有远见的低风险投保人发现，基于平均损失率的保险费率太高了，所以决定退出保险。这将提高所保风险的平均损失率，从而也提高了费率，进而引发更多的人退出保险。显而易见，这可能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风险成为不可保。逆向选择问题对于老人更加严重，因为相对于年轻人，老年人的平均医疗成本更高。

首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差别很大，比年轻人之间的差别大得多，而保险公司了解老年投保人的实际健康状况很困难而且成本又很高，这势必造成保险公司对老年投保人的健康状况获得的信息不完整、不准确。

其次，缺乏准确的信息，保险公司就无法确定合理的保费率，最终只能根据平均健康状况来确定保费率。因此导致投保老人的平均健康状况会很差。这使得保险公司的赔付风险大大提高，从而失去了经营老年保险的积极性，最终导致老年人投保难的问题。

再者，如果政府允许调整保费率，那么保险公司为了避免亏损而上调保费率，而这又会使原来已经投保或者准备投保者中相对健康的老年人退出，从而投保老年人的平均健康状况会变得更差。如此循环不止，最终保费会升得很高，同时投保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则会越来越差，导致市场发展不利。这最终导致了逆向选择在老年人保险市场作用的结果。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尽管老年险市场需求很大，但老年险赔付率居高不下，开发老年险种，保险公司要承担巨大风险。所以，出现了明显的逆向选择：高风险投保者驱逐低风险投保者。因为提高保费，低风险的人退出，高风险的人不退，市场充满高风险投保者，这样提高价格带来的损失更大。

西方老年人社保制度借鉴

（一）日本的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

在东亚国家中，日本的老年人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健全，逐渐形成了以积极预防为主的老年人医疗保健服务体系，为老人提供了全面的医疗保健服务。

1997年，日本建立了介护保险制度，将原来由医疗保险支付的介护费用单独分离出来，通过社会保险的方式支付老年人生活护理所需的费用。参保对象从40岁开始缴纳保险费用，65岁以上可以享受介护保险，个人支付10％的费用。需要护理的老人可以在自己的家中享受所需要的综合利服务和医疗服务，也可以到机构居住，或享受短期入院服务，此外还包括租借、添置福利用具和住宅改建服务。

目前，日本已形成了以收养型福利机构为骨干、以社区照顾系统为基础的老年人福利服务体系，基本满足了老年人各方面的福利服务需求，成功地解决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生活费和设施利用费原则上根据本人及扶养者的收入状况征收，生活水准在贫困线以下者可以减免征收。设施的运行费用由国家和地方政府各承担一半。

（二）美国的老年保健计划

老年保健计划是由政府为老年人群提供医疗保险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资格参加者为65岁以上的老人，参加者不论其收入如何，都有资格同等享受老年保健计划所提供的医疗服务。

老年保健计划的目的是让全社会分担老人的医疗费用负担。政府有责任保证退休后的老年人享有基本的医疗服务。它的服务包括住院，家庭照顾，出院后的护士护理，临终关怀等。其支付款项来自于就业者和雇主所交的工资税收。

自1965年至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政府陆续颁布了有关老年保健计划的一系列法令和条文，所有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人及残障人士都有资格参加老年保健计划，参加者的经济条件不影响其享受的服务项目。

（三）德国的养老金制度

在西欧各国中，德国是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的摇篮。德国1889年创建了公共养老金制度，这是“社会保险”的最早框架。雇员依照工资水平按费率缴纳保险金，退休后养老金的数额主要依据雇员薪酬水平和缴纳保险费的时间而定。

德国的社会保险体制不仅仅只是养老金，它还涵括了广泛的福利制度方案，共同构成了复杂的养老体系。目前德国的医保缴纳费率是14%，由雇员和雇主各自承担一半。退休人员的医保费半数由养老金中扣除，其余由政府承担。法定医保适用于支付从牙科到处方药品的全部医疗类，甚至包括医疗康复等费用。

老年人保险逆向选择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老年人的投保年龄

高龄老人的保险势必是一种逆向选择的趋势。无论是寿险还是健康险，往往将投保年龄上限规定在60-65岁，使高龄老人难以通过投保来分享保险分散风险的功效。而如今，两款强调医疗补偿的保险计划则将投保年龄限制提高到80岁，这使高龄老人也有险可保。

以经典计划为例，针对的是18至79周岁的投保者，可续保至80周岁。大致包括三项保障：因疾病入住医院的住院津贴，每天200元；因意外伤害入住医院的住院津贴，每天300元。上述两项津贴针对同一住院原因最高赔偿天数为180天；意外烧伤及残疾保障30万元。投保者投保此款保险，即可选择个人投保的单人计划。也可投保双人计划乃至附带180天以上17周岁以下未成年子女的家庭计划。投保人增加则享受到的折扣更大，如同样为30-39周岁的投保人，选择单人计划每份80元，若选择双人计划，则合计145元，较购买两份单人计划便宜9.38％。

在经典计划的基础上，卓越计划则提供更高的保额，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贴分别为300元和400元，意外烧伤和残疾保障则为60万元。仍以30-39周岁为例，单人计划的费用为101元，较经典计划增加26.25％，而疾病和意外的每日住院津贴分别增加50.00％和33.33％，而意外烧伤和残疾保障则增加100％。不过，此计划仍有较严格的投保年龄，最高仅接受55周岁以下的投保，并至多续保至65周岁。对有意选购此款保险的投保者而言，比较划算的投保策略是尽可能选择卓越计划，以获得更高的性价比，待年龄超过65岁的投保上限后再转而选择限制更宽松的经典计划。

（二）开发老年人保险业

专家认为，老年人投保商业保险涉及医疗、社区、保险多个领域，显然只靠保险公司是很难解决的。保险公司拓展老年人保险业务势必会遭遇保费太高、赔付太高、经验不足的问题。

开发老年人保险业应成为整个行业、整个社会的公益性事业。从保费支付看，应该考虑多方面分担。老年人及其家庭自付一部分、保险公司优惠一部分、有关部门补贴一部分。为了避免医疗市场逆向选择造成的市场不灵，医疗保险应作为一种社会保险由政府提供。

（三）开发老年人公益事业

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事业，以居委会为单位，就近对老人提供各种急需服务和帮助，包括日间托老所。既便于老人往返，也减轻年轻一代照顾老人的负担。对各社区采取大量问卷调查进一步获得老年人身体的更详细情况，这样得出的信息就会相对多而准确。依托社会服务基础上的居家养老，其中对不同人群又采取政府全部或部分“买单”支持居家养老的模式，是解决老有所养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辞典[M].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2.Richard Jackson，刘榴.德国养老制度的变迁[J].财经文摘，2009，8

3.徐涛，姜宝法，孙玉卫.深圳市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华老年医学杂志，2003，20（4）

4.路冬青.论老年人健康保险的市场需求与建立[J].保险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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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现象，不仅仅关系到每个公民个体的生活状态，更有可能影响整个国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今社会，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相应的医疗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各界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由此可见，如何科学而有效地完善人口老龄化现状下的医疗制度，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各界必须认真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之一。

2．人口老龄化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2.1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内涵

人口老龄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同时也是社会学领域十分常用的术语之一。人口老龄化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的人口因为年轻人数减少、老年人数增加而出现的老年人口数量占人口总数量的比例相应增高的社会现象。按照当今学术界的统一标准，当年满60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比例的10%或者年满65岁以上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则意味着这一国家或地区已经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相关部门数据统计，2013年底我国的老年人口总数量即将突破2亿大关，而最终达到2.02亿，届时老年人口总数将占据全国人口总数的14.8%。由此可见，我国在已经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

2.2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

2.2.1我国当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剧。毫无疑问，我国已经成为目前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与其他老龄化国家相比，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呈现出老龄化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绝对数量大等鲜明的特征。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正在不断加剧。与此同时，在全国总人口老化程度加剧的同时，老年人口的内部也在不断老化，即高龄人口占老年人的比例逐步升高，这也为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社会负担。2.2.2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层次性和差异性。人口老龄化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一直在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演进，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和差异性。就我国的实现情况而言，各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性较大，具体表现为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城市人口老龄化程度略高于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由此可见，人口老龄化程度与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生活水平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因此，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我国各个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状况也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层次性以及差异性。

3．医疗制度与我国现行医疗制度

3.1医疗制度的基本内涵

医疗制度是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基本社会制度之一。医疗制度的基本内涵主要是指社会对个人和群体采取医疗保健措施的总称。医疗制度是现代社会制度的重要一个环节，是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的严峻挑战，为确保绝大多数的老年人能够确实老有所医，构建和谐社会，不断完善医疗制度是我国社会各界必须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重要民生问题之一。

3.2当前我国医疗制度的现状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医疗制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完善起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前我国医疗制度的发展仍然未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的社会现状。特别是当前普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城乡之间医疗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性。城市人口的收入高，医疗制度更加完善，而与之相反，农村人口的收入较低，医疗制度也不尽完善。由此可见，当前我国的医疗制度与西方国家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医疗体制内部也存在着中西部梯次性差异性、城乡二元差异性等方面的问题与不足。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这一社会现状，为当前我国医疗制度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和挑战。

4．人口老龄化现状下完善医疗制度的必要性

4.1人口老龄化带来了医疗卫生费用的不断提高

当前，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快，老年人口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医疗卫生费用问题也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一般而言，人到60岁之后就开始进入身体发病的高峰期，这样老年人口的逐步增多就带来了居高不下的患病率，从而导致全社会医疗卫生费用的不断提高。与此同时，当今医疗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导致了医疗器械以及各类医疗费用的不断提升。上述种种情况，都增加了医疗保险的负担，也为社会的医疗制度的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4.2人口老龄化对当前的医疗制度带来了新的冲击

当前，我国的医疗制度的保障方式和筹资方法都逐步形成了一定的固有模式。然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带来的是医疗保障缴费人口数量的相对减少，而医疗保障的收益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大。由此看来，当前传统的医疗保障方式和筹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增加了医疗保险基金的压力和负担。与此同时，我国老年人口的基数非常大，增长速度过快，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未富先老”的社会状况，也都为当今社会的医保基金的承受能力带来了挑战，给我国当前的社会医疗制度带来了新的更大冲击。因此，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扩大化的趋势下，传统的医疗制度在经受着越来越多的冲击。为了能够更加适应目前社会的需求，医疗部门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来完善医疗制度，尤其是针对目前老龄化社会的现状。

4.3人口老龄化为我国二元结构的医疗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一直在我国社会存在，而随着而来的就是我国医疗制度的二元化结构。城市人口的收入高，医疗制度更加完善，而与之相反，农村人口的收入较低，医疗制度也不尽完善。目前，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得医疗保险费用体系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凸显出来。这就使得二元化结构的医疗制度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化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尽快建立社会统筹、科学合理、统一协调的现代医疗制度，就加剧医疗制度与人口老龄化之际的问题，从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需要在出现问题的时候不断发现问题，并进而将传统的医疗理念进行改革，从而顺应目前的发展潮流。在诸多的问题中，二元结构是最为主要的影响元素之一。为了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要从各个角度进行改革，从而迎接不断出现的新挑战。

5．人口老龄化现状下完善医疗制度的主要途径

5.1充分发挥政府在完善医疗制度方面的主导作用

众所周知，在任何一件社会事务中政府的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在健全和完善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下完善现代医疗制度，政府应当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积极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完善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履行好医疗卫生事业的组织者、筹资者以及监管者的角色。与此同时，政府应当不断建立健全社会医疗保障体系，确保老年人的基本权利，进一步完善老年人的基本医疗和护理需求，确保绝大多数老年人确实“老有所医”。

5.2逐步建立和优化多元化的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

一直以来，我国传统的医疗制度中针对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十分单一，不能满足当前多元化的老年人口的现状。面对这一状况，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发达国家的医疗制度，逐步建立和优化多远化的老年人医疗保障制度。例如，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地区和城乡的老年人建立和实施不同的保险制度或医疗费用资助方式，保障措施应当向高龄老人、中西部地区老人以及农村老人适当倾斜。只有这样才能逐步适应了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社会现状，满足不同层次的老年人口的医疗需求，减轻老年人的负担，保障老年人的医疗服务权利。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将占据重要的位置，从而在医疗行业，也应注重这样的问题，保证在不同的时代下和境遇下都能够更好的做到顺应时展，满足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从而在根本上营造新时代的医疗环境。

5.3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口的医疗护理制度

当今，我国社会的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这在一定程度是为当今“社会养老”和“家庭养老”提出了挑战。与此同年，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子女增多，使得“4+2+1”的家庭模式在当今社会普遍存在。青中年面对和承受的上有老人、下有小孩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传统家庭对老年人的护理保障措施明显不足。同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健全和专业的护理机构所收取的费用是往往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这一切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以及医疗水平。由此可见，逐步建立和完善老年人口的医疗护理制度不但是大多数老年人口及其儿女的强烈需求，同时，这也是满足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这一社会现状的现实需要。

5.4不断加快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建设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我国医疗预防保健制度已经越来越难以跟上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的现实状况。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社会现状下完善现代医疗制度必须加强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老年人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建设。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引导社会各界逐步建立起集预防、保健、治疗以及健康教育等多方面为一体的综合性社区老年医疗服务体系，从而不断提高老年人的医疗预防保健意识，提高老年人的身体素质，节约医疗费用。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对社区卫生服务行为的规范和管理，逐步改善社区卫生服务的条件，充分利于各类社区卫生资源，进一步降低老年人医疗成本。由此可见，不断加快以社区服务为基础的医疗预防保健体系建设，是人口老龄化现状下健全和完善现代医疗制度的必由之路。

6.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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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快速步入老龄化社会的原因

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据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等相关数据，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预计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1/3。为何中国的老龄化社会阶段不期而至？京内学者主要从社会发展规律、计划生育政策和形势错判等方面予以分析。

部分学者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必然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认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历史必然的进程，只要生育率下降，就必然会经历这一过程。无论中国是否放开计划生育，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和方向都已无法逆转。在中国，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女性普遍参加社会工作，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子女养老的需求大大降低，这都会影响生育观念。再过30余年，中国人口中1/3以上都会是60岁以上的老人。

部分学者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认为，作为当初急剧调整生育行为的后果，中国格外迅速地进入人口的老龄化过程。这一过程要求中国格外迅速地把所谓“过剩”的活劳动转换为“资本”，用以维持未来老龄社会的可接受的生活水平；但是中国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来实现这样一种迅速转换了。

同时，长期高估生育率、低估老龄化程度，导致人口政策未能及时调整，也是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的重要原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郭志刚教授认为，2011年4月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以往中国生育率被严重高估，老龄化程度相应被低估。对低生育率的认识迷茫，导致对人口基础数据的过分怀疑和否定，人口形势的误判必然会误导决策，贻误生育政策调整的时机。过去30年，政府控制人口数量的一手很硬，而应对人口老龄化这一手则要软得多，更没有明确由谁来负责。这种政策上的不对称，潜藏着人口老龄化失控的风险。如果不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应对，贻误政策调整时机，未来的人口老龄化将更为严重、更难应对。

此外，由于统计偏差和分析视角的局限，中国老龄化问题的严重性也可能被高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唐钧研究员指出，中国的老龄化有两个特点：第一，在老龄化最高峰的时候，中国仍然有6亿～7亿的劳动力，中国不存在从国外移民来补充劳动力的问题；第二，北京、上海老龄化程度很高，这是一个假象，要是按常住人口统计，老龄化则会大大下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的观点独树一帜，他认为，迄今对中国老龄化的危言耸听，不仅对就业形势判断诸多错讹，针对“未富先老”对社会负担问题分析也是表面的、站不住脚的。中国老龄化完全不同于西方，至今存在着大量富余劳动力。假设以粮食为主的农业1957年以来生产率仅提高一倍，当前第一产业劳力仅需1亿。加上城镇下岗者数千万，估计当前中国富余劳动力不少于2亿。近年的民工荒是企业只利用劳动者生命最年轻时段并随时弃用城乡四五十岁劳动力的结果。民工荒不是刘易斯拐点，恰反映了劳动力过剩，以及如何维护劳动者权益，社会还有许多必补课程。

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所带来的影响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尚未达到发达国家标准，却提前步入人口加速老龄化的社会阶段，这将对我国的社会政策调整、经济可持续发展形成压力与挑战。同时，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也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这一社会阶段也蕴藏着新的发展动力和更好的社会稳定性。因此，人口老龄化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既形成了不可避免的挑战，也属正常社会现象，对中国社会稳定与经济转型开启了新的机遇。

当前，诸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浮现，将使经济社会保障能力受到挑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邬沧萍教授指出，中国人口庞大，并且又迎来加速老龄化，是典型的“未富先老”的国家。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穆光宗教授认为，中国老龄化趋势不可阻挡，而养老服务体系滞后于养老服务需求，可谓“未备先老”。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李军研究员表示，从2015年起，中国养老的经济负担将明显加重，2020年～2030年将是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最为显著的阶段。如果没有明显的科技进步，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将无法避免。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认为，少子化、老龄化并存的局面将直接影响到我国未来公共资源的配置和现已配置的公共资源。根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陆杰华教授的分析，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包括：应对老龄化的公共政策体系严重滞后于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社保制度构建滞后；城乡二元化背景下的农村老龄问题日益突出；老年人群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与社会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研究员认为，中国人口红利的最大化时期是抚养比在2013 年降到最低点之前达到的， 并且于2013 年之后迅速消失。我国人口老龄对社会养老能力和资源支撑力、养老保障体系、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形成严峻挑战。

当然，对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影响，部分学者也持乐观态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景天魁指出，老年人口所占的比例提高是必然趋势，甚至是好事。这种情况未必一定给人类的养老造成严重的困局，也未必给年轻人造成难以承受的养老负担。进入老龄社会以后将会出现三个难以估量的新的贡献，或者是新的气象：一是扩大内需；二是增强社会稳定性；三是传承人类文明。景天魁认为，老龄化社会并不是危机。部分学者还提出，人口老龄化进程提供新的发展机遇，可谓“危”中有“机”。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指出，人口红利消失后，反而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升级的换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倒逼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使社会更加和谐。唐钧认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本身无所谓 “好”或“坏”。只要对老龄化的到来认真准备，利用人口结构的变化，调整经济体制和产业结构，把调节社会分配作为重中之重来抓，顺利渡过老龄化的高峰并使社会经济发展再上一个台阶，是完全有把握的。

三、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其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冲击将逐步显现。从我国中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考虑，需要及时采取因应措施，力争在人口老龄化程度达到最高值之前，夯实经济承载能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部分学者认为，应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争获取二次人口红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 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有效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 而且还可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 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 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中国最有效的公共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将会对中国带来长期的多重的红利。蔡昉提出，可通过以下措施获得第二次人口红利：一是通过制度设计和制度保障来充分使用劳动力，提高人力资本。后者则涉及教育制度、就业制度、户籍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改革。二是农民工的市民化可以以较低的城市化速度推动实质的城市化，保持经济增长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三是通过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转移，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汪丁丁教授介绍，目前的西方社会试图推行三类政策以减缓人口老化的振荡：一是增加“劳动参与率”，尤其是女性劳动参与率，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况比较特殊，中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始终很高。二是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退休年龄”。三是鼓励移民，这一政策通常只对西方社会有效。他认为，上述政策虽然未必适用于中国，却比目前某些城市政府所推行的旨在鼓励本地生育行为的地方主义政策显得更合理。最合理的应对政策是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含量。

部分学者认为，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巴曙松研究员认为，中国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同时，人口红利窗口期也即将关闭。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拐点的越过为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生产力驱动的转型提出了迫切要求。翟振武教授建议，要主动进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促进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劳动生产率，将劳动密集型企业升级为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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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子老龄化人工智能时代现状应对策略

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7%，这表明人类可以活得更健康、更长久。但与此同时，新一代人口增长速度低于上一代入口自然减少的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日本是世界上少子老龄不巨见象最严峻的国家之一。日本政府借力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的红利，着力解决少子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近20年来，日本实施一系列的少子老龄化对策，希望提高总和生育率，降低人口缩减的速度，解决少子老龄化危机下的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

一、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

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亦称智械、机器智能，指由人制造出来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能。通常人工智能是指通过普通计算机程序来呈现人类智能的技术。通过医学、神经科学、机器人学及统计学等的进步，有些预测则认为人类的无数职业也逐渐被人工智能取代。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潮流，各国政府纷纷采取积极的态度，在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扶持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日本作为全球科技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更是将人工智能作为刺激经济增民和解决少子老龄化问题的关键。日本政府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在“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上，提出人工智能产业化路线，将2017年确定为人工智能关键年，各政府部门对人工智能的研发给与资金支持。此外为了避免人工智能对社会道德、法律等带了的消极影响，日本政府了《人工智能网络化的影响与风险：实现智慧网络社会需解决的问题》报告和《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报告，旨在使人工智能的使用更加合理，避免恶意使用人工智能的情况发生。

二、日本少子老龄化的现状

少子老龄化是指一方面由于总和生育率降低以及医疗发达、国民平均寿命延民等原因，儿童占总人口比重降低，另一方面“岁以上老龄人口的比例提高的社会现象。根据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的传统标准，60岁以上公民被定义为老年人，一个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达到总人口的10%则被视为步入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比率超过21%的话，就可以被称为“超老龄化社会”。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预测，日本老龄人口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35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33.4%，日本已经毫无疑问地步入了“超老龄化社会”。

另一方面，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至1949年，日本出现了第一个生育高峰，平均每年有270万人出生。随着第一次生育高峰的出生人群进入适婚年龄，1971年至1973年日本又出现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最高时每年出生人口达210万。但此后无论是出生人口数量还是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如果一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超长时间内低于维持人口长期稳定发展的更替水平（2.1），被称为少子化；如果长时间内低于1.3，则被称为“超少子化”。2005年日本《少子化社会白皮书》指出，日本已经进入“超少子国家”。

根據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调查估计，日本的总人口预计2030年为，亿1，662万人，2048年将不足一亿，下降到9，913万人，2060年预计达到8，674万人。按照这样的人口总数来看，劳动力人口到2060年将降到至50.9%，与此相对应老龄人口将上升至39.9%。也就是说，1位老龄人口需要2位劳动力人口支撑，可以说成为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15岁至64岁被誉为“劳动力人口”，65岁以上可以从现在从事的工作上退休下来，被称为“老年人”。在日本，国民20岁成年后需要交纳年金的保险费，到“岁后可以获取年金。实际上是现在的劳动力缴纳的年金成为老龄人口的年金。那么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会出现什么社会问题呢？因为缴纳年金的劳动力人口变少，获取年金的老龄人口增加，所以人均缴纳的保险费变高。这样就导致经济负担加重，在经济上养育孩子的经济能力变小，形成恶性循环。

三、日本少子老龄化的应对策略

2018年日本原总务大臣、创成会议主席增田宽也在清华大学的讲座“日本的人口减少及其应多策略”中提到“要解决人口问题还需要举全国之力，从国家层面做出政策，而且仅靠中央政府还不够，还需要地方政府一起努力，各个部门互相协作。例如，要想解决老年人护理问题，一是要有足够的从财政支持，二要有专业护理人才，此外还需要通过新技术包括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提升护理水平。最后，还应在城市设计和建设上充分考虑老龄化的影响，这其中就包括了财政部、负责劳动合同人口政策的部门以及相关技术产业部门和负责城市开发建设的部门。”

（一）年金保险制度改革

随着人口老龄化，每年用于支付年金的财政支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少子化导致的劳动力人口减少劳动力人口养育子女的经济负担增大。日本政府认识到少子老龄化是日本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在日本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首先，社会保障制度的收取方式进行改革。2004年开始，日本政府开始调整给付年龄，延迟退休这一提议开始兴起。按照劳动法的规定60岁退休，如果本人申请，可以延迟退休年龄，同时导入“继续雇佣制度”。随着少子老龄化的推进，到2025年将要面临更加严峻的少子老龄化问题。日本政府甚至提案将老龄人口的那个界限由65岁提高至70岁至75岁。另外也有提案将年金的领取年龄提高至70岁以后开始。其次，提高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用金额，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保险费负担。为了应对不断增加的保险费用额度，采取了增税的形式。同时以发行国债的方式来实现。

（二）海外移民玫策调整

日本现在少子老龄化问题进展下去的话，劳动力人口越来越少，老龄人口越来越多。劳动力人口不足、医疗、养老护理等方面将面临人手不足、养老金支出带来的政府财政压力等严重问题频发。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日本调整了海外移民政策，如2006年的“永久居留新准则”、2006年和2007年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批准、2008年的"30万交换生午餐计划”、2010年的“面向第三世界的难民的相关计划”、2012年的“技术移民积分制度”等。内阁府通过反复调查论证指出，如果每年引入20万人的话，日本人口能够维持在1亿人以上，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问题。但是，海外移民也会带来“日本的文化信仰危机”、“社会治安问题”，所以日本政府在全面开放外人劳动力人籍、永住政策以及接受国际难民等方面，持保守态度。

（三）改善育儿养老环境，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2003年被誉为日本少子化对策元年，日本政府开始推进积极的少子化的应对政策，制定了《关于培养支援下一代的当前方针》；2004年进一步具体花了相关政策，出台了《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2013年内阁府通过了《少子化危机紧急对策》。少子化政策实施20多年来，日本社会的保育机构，女性在职育儿保障制度及育JL补贴等各个方面不断完善，对缓解少子化进程发挥了一定作用。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老龄产业的概念，2000年开始，老年人长期护理相关产业逐渐成为新领军行业，与养老产业相关的医疗、福利相关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老年服装、食品、保健、养老看护等服务行业，形成了有一定市场规模、相对成熟的老龄产业。

（四）导入人工智能及机器人

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得到了广泛的关注，被称为“第四次产业革命，’。还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促进机制，希望通过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保持并扩大其技术优势，逐步解决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医疗及养老等社会问题。日本政府设立“人工智能技术战略会议”，由总务省、文部科學省和经济产业省协作推进入工智能技术研发及应用。比如，无人售货的商店里没有收银员，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在汽车制造业的导入，能够提高生产率。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养老产业、医疗护理产业，让老龄劳动能够继续工作，从而缓解日本社会劳动力不足。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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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服务模式老龄化老龄读者爱的语言

中图分类号:G2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597(2009)1110218-01

近几年来,图书馆的老年读者数量日渐增加,几乎就成了老年读者的天地了,这一现象表明:中国将进入老龄社会,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人口老龄化开始较晚,但我国人口老龄化有自己的特点:人口老龄化速度快,老年人口规模大。老年人口总数已近1.2亿,占世界老年人数的1/5,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快,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一社会现象对图书馆工作来说是不容忽视的,为切实做好老年读者的服务工作,有必要认真分析这个群体的心理特征,并制定相应的工作对策。

一、老龄期生理与心理的变化

人到了老年,在机体组织逐渐衰退的同时,其心量机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老人的近期记忆能力明显衰退,远期记忆保持相为稳定,这就造成大脑所释放的信息大大超过日常生活中所吸收的信息。于是,不少往事在他们头脑中留下的记忆,一遇到适当的机会就会“复活”起来,反复唠叨逝去辉煌,次之,由于老年人社会角色的变换,新角色的进入和心理上的缺乏准备而不适应;从繁忙的工作岗位退了下来,或由领导落至百姓,进入家庭,造成了心理焦虑,整日自我封闭、深居浅出,甚至脱离了社会。第三,有的老人在现这生活中遇到了某种不快之事,使自尊心或自身机益受到了损害,这种情况下,老人很容易通过对往事的回忆与述说倾吐内心的郁闷获得心灵的平衡与安慰。

二、老年读者群的类型和阅读要求

上述老龄期的生理、心理变化,使老年读者产生了新的社会心理特点及阅读要求,来我馆的老年读者群中,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文化层次高、理论水平高,在原来的工作岗位上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但受到了“人到六十万事休”这种消极心理影响,致使他们闲散度日――“人到六十才开始”,并非是一种浪漫之说,60岁从工作岗位退下来正是无约束地设计第二人生的最佳时机,据专家统计,1987年-1989年诺贝尔获奖者中,三届获奖的平均年龄分别为:物理奖60岁、化学奖56岁、医学奖62岁、经济奖74岁、文学奖60岁,这个统计数字表明,人类的智力高峰在年龄的跨度上已产了大幅度后移,超过六十岁的人已被圈入第二个工作与创造的黄金时代,所以,在我们服务工作中,要善于鼓励他们发挥所长,以著书立说和咨询服务形式为社会做贡献,在此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一如既往的自尊、自强、自爱、情感和感觉和过一样充实美好。另外,相当一部分的老年读者晚年生活在经济和情感上得到了满足,生活情趣和欣赏品味不断地提高,希望在阅读中拓展自己的兴趣与爱好领域,这就需要我们为他们创造一个明亮、安静、优雅的读书环境。

三、付真情于老年读者服务

(一)语言沟通。斯大林说过:“语言是武器,是工具,人们利用它来互相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图书馆员的语言表达能力,至图书馆管理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将直接影响到老年读者对信息的吸收程度和继续阅读的积极性。

运用爱的语言鼓励、开发老年智力资源,排除老年读者空虚感、无用感、对著书立说、搞某一项目的读者采取跟踪服务,为他们开放有用的文献信息,通过我们的工作,增强老年读者的能力感、责任感,使他们“发愤忘食,不知老之将至”。

在我们的工作中无时无刻不在运用语言,流畅富于音律的语言在知识和情感的传递中带有感染能力,使老年读者身心愉快,因此,我们要运用爱的语言的同时,还要把握好语言色彩。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同程度地出现视力、听力下降,反应能力变缓,思维速度减慢,近期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老年读者也不例外,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得到周围人的好感,因此变得格外敏感,又十分挑剔别人的语言态度,他们深怕自己不如其它读者查阅资料那么方便,而遭到管理人员的嫌弃或冷遇,因为一点小事而感到不满,遇到这些问题,我们要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寓情与理,与老年读者慢慢沟通,俗话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切不可讲话没有感情,没有热情。以冷言冷语、挖苦、讽刺的语言对待老年读者,无论是在道德修养上还是在职业要求中都是不允许的,作为一个图书馆员,是图书馆服务中的主角,应具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在工作中讲究语言艺术,使之与老年读者之间建立“心理相容”才能提高服务质量。

(二)情感沟通。图书馆的老年读者服务,主要靠馆员与老年读者的沟通,协调才能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而馆员耐心、不厌其烦的读者服务态度,带有明显的形象性。感情细腻深刻,与老年读者的心理倾向相吻合,有利于改善老年读者的阅读活动进程。

建立馆员与老年读者的协调关系,减少老年读者对图书馆敬而远之的困惑感。有了感情协调,老年读者可以随时向图书馆请教,能得到图书管理员温馨的关怀和悉心的指导。

情感的借阅服务是图书馆员的灵魂,没有情感就没有交流。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内在情感因素,把真诚、富于同情心和细心观察相结合,以情动情激发老年读者的情感,如:在炎热的阅览室里,发现老年读者身体不适,出现中暑现象,我们积极做出反应,采取降温措施,往地上泼水,为老人送凉毛巾等,这虽然是很平常的事,但可感动老年读者,老年读者喜欢和这样的馆员情感交流,馆员这种温和体贴充满希望的情感行为,让老年读者感觉到图书馆有着亲切的良好家庭似的关系。

(三)为老年读者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老年读者利用图书馆。充分发挥音像室、阅览室的作用,根据社会热点、形式的需要,举办各种讲座、展览、知识问答,为老年读者提供教育性、艺术性、资料性的视听服务,促进老年读者的互相交流、互相学习,此外,为老年读者扩大活动空间,实行阅览资料、工具书全部开架、耐心细致地做好咨询解答,根据老年读者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为他们创造一个安静、明亮适合他们思考、学习的环境,使图书馆成为他们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即将来临的老龄社会,我们图书馆人要积极地做出反应,加强自身业务素质、职业道德修养,树立爱岗敬业精神,形成良好的读书氛围和环境,为老年读者提供高质量的服务,顾言武曰:“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绿犹浓”图书馆老年读者工作的宗旨就是发挥老年读者的余热,使之服务于社会,使老年读者晚年生活充实、愉快。

参考文献:

[1]我国人口老龄的特点,《老年报》,2000.12.9(2).

[2]让老年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老年教育》,2004(4).

[3]让生命与老年更精彩,《老年教育》,2005(9).

[4]公共图书馆为老年读者服务要体现人文关怀,《中小企业管理与科技》,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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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美国进步时代；社会保障；社会问题；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1-0063-02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改革，史称“进步时代”。在这一时期，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社会财富急剧扩张的同时也导致许多社会不公。到1900年为止，美国人口中1%人口拥有87%的财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然而在速度的背后也出现了许多尖锐棘手的社会矛盾，尤其是在社会保障方面出现了很多不平衡的因素，例如：城乡就业矛盾突出、人口老龄化、劳资冲突剧烈、贫富差距悬殊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与美国进步时代出现的社会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和学习美国进步时代有关社会保障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来解决社会问题，从而更好地深入推进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

一、美国进步时代社会保障的发展背景

进步时代是美国国家建设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段时期，它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这同时也为美国后来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

（一）社会出现不平衡因素

19世纪末，美国通过工业革命，迅速地实现了工业化，随着在技术创新和自由市场的政治环境下，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改革中的美国出现了例如市场秩序混乱、劳资冲突剧烈、贫富悬殊严重、社会道德失序、政治腐败猖獗等严重问题，各种社会保障继续解决的问题次第出现。

在这期间，美国颁布了许多涉及人权、司法、社保、经济、政治的制度和法律，它不断推动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这无形中给政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也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务服务带来巨大的需求和压力。

（二）社会保障的出现

工业化和人口的急剧上升造成了严重的城市污染，也加剧了城市公务服务的成本。当时的城市政府便提供了一些公共服务，例如，处理下水道的污水，清理街上的垃圾，建立公用水设施，提供某种公共交通，提供治安和消防服务。

这一时期，在进步主义改革的影响下，在美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在坚持个人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

（三）社会保障的飞速发展

到1920年，美国的进步改革者开始建立一些保护工人、儿童、妇女的法律，大多数州建立起了某种工人补偿制度，通过管制童工和女性劳动的法律，确立工作时间、工资、工作安全方面的标准和健康标准。这无疑为后来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充实了要素。但在社会保障制度刚要迸发出希望的火焰时，随之而来的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却摧毁了一切星星之火，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动荡不安，处于水深火热的美国民众迫切地需要一个真正关乎民生的社会保障制度，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一个能把他们解救出来的保障法规。1935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社会保障法》应运而生。它主要包括老（年）残（障）遗（属）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福利补助等。

二、美国进步时代出现的社会问题及其特点

在这一时期，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着美国的社会图景，同时也带来了激化的社会矛盾。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和应对巨变后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所形成的各种挑战，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变革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从而影响着社会保障的发展。

（一）劳工问题的出现及其特点

在进步时代，美国从1900年至1915年期间，共接纳了超过1 500万的移民，相当于过去40年进步美国的移民总数之和，这为正在进行工业化改革的美国充实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劳工问题也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社会突出问题。当时的美国政府很少为这些新加入的美国人提高救的公共服务。普遍移民的英语水平都很低，加之对美国的习俗缺乏一定的了解，他们常常为自己混乱的生活所困扰。

为了帮助移民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大量的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的社工以及其他专家聚集于一些私人慈善组织中，为移民提供医疗、教育、娱乐等方面的服务以及一些基本性的援助。有数据显示，至1911年，美国已有10个州实施了工人赔偿法律，向受伤的工人及其家人提供财政上的援助。至1920年，只剩下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还没有通过工人赔偿法律。

（二）养老问题的严重及其特点

在美国进步时代，随着经济的增长、老龄人口不断增加，给整个家庭和社会都造成了经济压力，社会是否应该为老年人承担一份力量遍成为了当时一个十分严峻的讨论议题。

进步党及其1912年总统候选人西奥多·罗斯福在考察了德国、英国、法国实施的养老体制后，认识到了养老问题的严重性，其中大部分的家庭成员是难以保证给予长辈完全充分的照顾，因此，他们与全美慈善机构都建议对老年人提供救助。但经过一些进步人士和机构的努力，到进步时代结束时， 美国的老年人福利状况依然不容乐观。直到1930年美国大萧条时代，联邦政府才开始建立全国性的养老保险，也就是社会保障计划。

（三）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及特点

通过寻求社会政策来应对社会变化，为社会变迁中的弱势群体----工人、妇女、家庭和儿童提供安全与保护以促进市场稳定，这就是人们通常描绘的进步时代的画面。

1.对儿童的保护。进步主义改革家认为，儿童的福利事关全美家庭的福利状况。“拯救”儿童运动一直都是美国改革的一部分，全国第一个少年法庭成立于芝加哥，并被其他城市争相效仿。

2.对妇女的保护。在进步时代，通常妇女的保护者是那些女性进步者，他们大多来自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他们关注正义、社会政策、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的社会问题。同时，女性在进步时起的运动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他们在公共健康、社会福利、社会卫生、劳工政策等诸多领域都促进了美国的进步。

3.对特殊群体的保护。政府还采取了一些措施，管理公立的以及慈善机构开办的医院、创办福利院收容那些有严重生理疾病的人、建立教养院和工厂来收容那些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多数是老人和穷人）等。

三、对中国的启示

目前，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这样一个转型阶段，我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与美国l9世纪末20世纪初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相似之处，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任重而道远。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在进步时代，由于时势所迫，美国社会的政治与知识精英不得不对美国赖以立国的自由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修正，但进步时代改革修正的，只是美国自由主义的边缘保护地带，核心是没有动的。由此可见，即使进步时代的改革改变了美国的国家治理结构进而改变了美国社会，但仍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是不彻底的。

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他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因此，鉴于美国进步时代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必须深入推进社会保障管理体制改革。

（二）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性

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农村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这与进步时代后的美国社会保障体系还是有一定差距。

美国进步时代后，美国颁布了《社会保障法》和《立法补充》，奠定了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在我国，1951年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了企业职工在疾病、伤残、死亡、剩余及年老时获得必要的物质帮助的办法，《条例》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诞生。但这与美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差甚远，这无形中阻碍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组建进程。

（三）社会保障发展能够解决社会突出问题

从2000年到2007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由1.26亿增长到1.53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0.2%提高到11.6%，占全球老年人口的21.4%，相当于欧洲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总和。人口老龄化年均增长率高达3.2%，约为总人口增长速度的5倍。预计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亿人，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

同样的情况在20世纪中后期的美国也出现过。美国从1960年到1995年，美国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从9.2%提高到12.9%（章晓懿，社会保障：制度与比较，2004，P54），使得美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重，医疗保险支出大幅度上升，全国医疗支出中，用于老年人的占1/3，养老保险的抚养比迅速上升，对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带来严峻挑战。

类似于老龄化这样的突出问题还有很多，例如工业化、城镇化、就业多样化等。在美国，历届总统都非常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就是为了避免类似的问题重复出现。在中国，类似的问题已经凸显，这就更加要求我们重视这些社会的突出问题，采取必要措施，从而降低老龄化、城镇化等问题比重。

参考文献：

[1]章晓懿.社会保障：制度与比较[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

[2]田成平.社会保障制度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史蒂文.J.迪纳.非常时代进步主义时期的美国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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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自我养老；无奈；困境；对策

中图分类号：F323.89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试论当前农村自我养老的困境与对策

收录日期：2012年3月16日

人类社会存在着三种基本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我养老。养老模式区分的主要依据是主要养老支持力的来源，最主要的是经济支持力来源。经济支持力来源主要依靠自己积蓄、投资和劳动收入生活的属于自我养老。在当前的研究中，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受到较多的关注，而农村自我养老长期以来被忽视。在有限的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自我养老是农村养老模式的必然选择，这是笔者不敢苟同的。根据调查和研究，笔者认为当前农村的家庭养老虽然还是主要模式，但正在不断地弱化，自我养老比例正在上升，这是农村养老环境恶化的无奈结果。

一、农村自我养老——无奈的选择

农村自我养老比例的上升，并不是农村养老的必然选择，更不是社会进步的体现，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主要原因是家庭养老的弱化和社会养老的缺失。

1、农村家庭养老的弱化。中国农村家庭养老一直是主要模式，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地弱化。一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导致人口就业结构变化，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进而导致家庭结构变化和核心家庭增加，农村空巢老人剧增；同时，工业化进程导致家庭中老人的经济权利丧失，传统的养老观念减弱，造成农村家庭养老功能衰弱；二是国家的制度性改革安排加剧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人口减少，致使农村421家庭增加，家庭养老压力剧增；土地承包制度的推行使原有的集体养老基础消失，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国家城乡二元社会分治模式使农村难以获得来自国家的养老支持，完全要依赖家庭自我负担。

2、农村社会养老的缺失。一是现有的农村养老体系覆盖面低。农村社会养老原来有农村集体养老，这一部分主要针对五保户而言，覆盖面比较低，对于过去老龄化不严重时尚可应对，老龄化加剧后显然就力不从心；二是社会养老保障缺失。1992年开始实行的旧农保事实上已经失败，新型农村保障制度刚刚开始试点，保障体系尚未建立，这一阶段农村社会养老事实上处于缺失状态。

3、农村自我养老的无奈。由于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和社会养老的缺失，农村老年人不得不选择自我养老。子女离开农村进城打工，老人就必须承担土地耕种、家务劳动和隔代幼小子女的照料。打工子女收入较高的还能从经济上照顾父母，收入低的不仅不能给予父母经济来源，而且还靠父母从经济上照顾自己的子女。因此，农村老年人不仅不能安享晚年，反而还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养活自己。有调查显示：农村80岁以上老人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比例高达50%，而且劳动强度并未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老人参加劳动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经济收入，显然农村自我养老并非一种理想模式，更多的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二、农村自我养老模式的困境

1、经济来源不足。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的经济来源包括青壮年时期的储蓄和老年后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经营获得的经济收入。由于农村父母要负责儿女的教育、婚姻负担，一般到年老后的剩余储蓄不会很多，甚至还会负债；农村老年人文化科技素质偏低，致使土地生产收益也低，再加上近些年来农资价格的上涨以及通货膨胀，致使土地收益所剩无多。因此，农村自我养老的经济来源严重不足。

2、生活质量低下。由于农村老年人自我养老的经济来源不足，直接导致了生活水平的低下。一是疾病困扰。由于常年的劳作，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体弱多病是常见现象，由于不能从子女那里获得有效的经济支持，许多老人有病后不到医院救治，而是硬抗，在病痛中度过晚年。所幸现在已经推广新农合，给民众带来了很大期望；二是生活以温饱型为主。随着社会的发展，尽管子辈的生活越来越好，但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却变化不大，甚至随着物价的上涨，老年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许多人以能解决温饱为追求。

3、精神生活匮乏。按照马斯洛的需要理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需要还停留在物质生活满足上，即最低层次的需求满足，除了看电视、听新闻、打牌、下棋外，文化生活非常贫乏。这主要是由于农村物质生活水平低，为老人提供的文化设施太少甚至完全没有。同时，由于子女不在身边，老人缺乏基本的亲情慰藉。

三、农村自我养老困境的对策

1、加速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现在正在试点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特征是社会政策和社会保险。几十年来，农村养老一直游离于国家体制之外，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应积极探索以社会性和公平性为原则的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建设，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应真正承担起国家保障的社会责任，加大对农村养老保障的资金投入，确立以国家和集体为主、个人为辅的养老基金筹集模式，这是制度建立的关键所在。

2、推行家庭养老社会化管理。在目前情况下，农村自我养老比例的上升是家庭养老弱化的反映，其内在原因是作为家庭养老内驱力的“孝”文化的淡化，出现了“重幼轻老”的社会现象。因此，家庭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国家和社会应积极介入，制定和完善与农村养老保障相关的法律法规，对农村家庭养老的原则、形式以及责任等方面的事项做出明文规定，以法律形式保障老人被赡养的权益，解决家庭养老运作随意性、差异性和管理难等问题。同时，大力开展以养老法规为内容的普法教育与宣传，让农民认识到养老不仅是“家务事”，也是一种必须尽到的法律义务。

3、提高土地保障能力，增强农村自我养老能力。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一时难以普及的条件下，以提高土地保障能力作为增强农民自我养老能力的基本出发点，仍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一是通过调整农业结构，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业经营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增强土地的保障能力；二是变革与更新土地的保障模式，尽快建立与完善土地流转制度，积极摸索多种形式的土地资本化，使农民获得相应的收入。

农村自我养老模式地位的上升凸显了当前农村养老的窘迫，在短期内可以通过加强家庭养老来抑制自我养老的增加，同时可以通过互助养老模式提高自我养老的保障水平。但农村社会养老将是未来发展的主流，国家应在这方面下更大的工夫。

主要参考文献：

[1]朱劲松.试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我国农村自我养老模式选择[J].农村经济，2009.8.

[2]袁蓓等.农村家庭养老保障效果实证研究[J].农业经济问题，2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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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国人口国情的一个重大改变，即少子化带来的人口红利已经终结，尽管仍处于低抚养比时期，但已经进入了抚养比提高的时代。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和抚养比提高的趋势将会长期持续，根据联合国的预测，2010年至203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67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从69．4%下降到60．3%，2050年将减少到7．26亿，占总人口比重降到52．5%(见图5)。人口抚养比在2030年将提高到52，2045年提高到60，届时中国将进入高抚养比时代。第四，老年人口增长和人口老龄化加速。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1．78亿人，占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②。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分别比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4943万和3072万，老龄化水平分别提高了2．93和1．91个百分点。寿命的延长③以及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生育高峰期出生人口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老年，中国已经进入了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时期，2000年至201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6%，2010－2020年和2020－2030年期间将分别高达3．61%和3．55%。203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3．46亿，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将达到2．35亿。到2050年，这两个统计口径的老年人口将分别增长到4．54亿和3．31亿(见图6)。老年人口迅速增长、少儿人口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这三个变化因素导致了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按第一个口径计算，老龄化水平在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为16．9%和23．8%，2050年达到32．8%，届时将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见图7)，每3个人中就有1个老年人。按照第二个口径计算，2020年和2030年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11．7%和16．2%，2040年超过20%，2050年达到24%。老龄化正在变为影响中国人口抚养比提高的关键因素，2030年抚养比的结构将迎来另一个重要变化，即老年抚养比将超过少儿抚养比(见图8)。第五，人口流动活跃，城镇化进程过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我国的流动人口规模达到了2．21亿人①，与2000年相比增加82．6%②。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9月发表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3》，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36亿人，相当于每6个人中有1人是流动人口③。乡－城流动是流动人口的主流，有将近80%的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向城镇。流动人口的大潮，加之城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的迅猛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城镇人口从2000年的4．58亿增加到2012年的7．12亿，城镇化水平从36．22%提高到52．6%，平均每年提高1．37个百分点。这个速度不仅使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在2011年跨越了50%这个分界线，同时也实现了对世界平均水平的追赶:2000年城镇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同时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5个百分点;2012年城镇化水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2．55%)，并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5．45%)④。第六，家庭变迁。家庭变迁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同时也受到人口变化的直接影响。在社会现代化和人口再生产现代化背景下，我国家庭也呈现多维度的变化，即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空巢化和家庭类型的多样化。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家庭户具有以下几个变化趋势:一是家庭户数量继续增长，2010年我国家庭总数为4．02亿户，与2000年相比，家庭户数量增加了5315万户;二是平均家庭户规模缩小，平均规模为3．1人，比2000年减少了0．34人。家庭户主要是分布在2－4人户，在全部家庭户中占68．79%，1人户也占了相当的比例，而6人以上的大家庭户比例非常低(见图9);三是家庭户的代际关系变得更为简单，在全部家庭户中，一代户占34．18%，二代户占47．83%，三代及以上户只占18%;四是有老年人的家庭户数量庞大，有60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户多达1．23亿户，占全部家庭户的18．3%，该比例高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其中，单身老人家庭和空巢家庭4013万户，还有315万个家庭户中只有老人与未成年亲属，这两类家庭户占全部有老人家庭户的42．54%。图10显示，其他有1个或2个老人的家庭户占比57．11%，这表明丧偶老人和高龄老人更多的是与其成年子女一起居住。

二、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重大转变

人口是人类个体的集合，人口现象是人类个体行为的聚合。因此，人口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基础性意义。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口转折性的变化将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人口与发展关系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口变化更加多样和复杂，人口问题的性质正在改变，人口与发展关系面临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正在改变，解决人口问题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技术基础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

1．人口与经济关系的转变自从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发表以来，关于人口与发展的关系的基本认识一直是基于总量关系，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曾把这种认知推向了一个极端，并且，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人口与发展的数量关系矛盾也是国际社会寻求解决全球人口问题的政策焦点。尽管中国的人口控制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论基础被认为是马克思的“两种再生产理论”，但实际上，其对中国人口与发展关系的解释逻辑是马尔萨斯主义的。当时对于深陷“马尔萨斯均衡陷阱”的中国而言，人口快速增长给发展造成的巨大压力是最主要的人口问题，也是最主要的发展问题。中国政府根据这个基本人口国情制定的计划生育国策是符合历史与发展逻辑的，并且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在短短30年间，把13亿人带进中等收入阶段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时至今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经济高增长，人口低增长”的格局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压力已经基本消除，马尔萨斯的“魔咒”在中国已经被彻底打破。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长了25倍，翻了4．7番，经济总量从世界的第15位攀升至第2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18倍，翻了4番，进入了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①，人类发展水平也达到了中等发展水平②。与此同时，人口与经济的结构性关系变化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随着人口红利的终结和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少子化、老龄化及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改变等结构性因素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开始显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和人口城镇化正在成为拉动中国经济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如果以发达国家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的时序关系为标准的话，那么，中国的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过程就是一种“差序结构”，即人口转变及发展过程超前于经济发展。这种时序结构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中国在人口低增长时代的人口经济关系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所不同: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既拥有解决了人口压力的经济优势，又面临着年龄结构失衡的挑战;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既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威胁，又拥有人力资本积累和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巨大空间。这是目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内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基本格局。从更长远来看，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发展格局将与发达国家趋同。

2．人口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转变相对于人口与经济的关系而言，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更为复杂。中国不仅经历了人口的快速转变，同时也经历着剧烈的社会转型。在当今中国所发生的社会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变化，而是一场划时代的整体性、结构性社会变革。在这场涉及十几亿人的命运与福祉的宏大变革中，社会形态、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体制、价值观念、人口形态、技术基础、文化模式、组织结构等等，都在不断地发生着分化与重组、冲突与整合、解构与重塑、解体与再生的过程。人口转变与这些变革之间的互联、互动和互构，不仅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导致了一些社会问题。第一，高度活跃的人口迁移流动对社会发展与社会管理的挑战。高度活跃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已变成了一股巨大的社会能量，它既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力，改变着社会利益结构和城乡发展格局，也强烈地冲击着现行的社会民生制度安排，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秩序。中国目前的各项基本社会制度安排仍是建立在城乡分离、地区分隔的户籍制度基础之上，这种制度安排远远不能适应人口迁移流动的需要。在人口流动大潮与现行社会制度安排之间的剧烈冲撞下，形成了许多非正常的社会现象，例如，数以亿计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面临着社会化困境、流动人口家庭的生活分离、一些人口大规模流入地区的社会矛盾、流动人口遇到的制度性歧视或边缘化等等，都对社会发展、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造成了损害。第二，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对城乡发展和土地利益关系的挑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不仅改变了城乡人口分布的格局，而且也影响到以土地及相关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利益结构;不仅对城市发展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对城乡统筹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土地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农民－市民身份转换中的利益关系，如何处理好城乡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如何防止农村被边缘化，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三，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和人口社会分层加剧对社会福利和社会安全的挑战。在社会转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人口社会分层进一步加剧，社会代际关系比以往也更加紧密更加复杂。老龄社会将是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社会常态，收入分配制度、公共资源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卫生制度、就业和退休制度等都面临着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要求，如何积极回应这些要求，如何在国家层面建立一个适应老龄社会需要的民生制度安排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议题。第四，家庭变迁对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利益关系的挑战。人口转变(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彻底改变了中国家庭的人口基础，而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也正在深刻影响着家庭的形态、关系和生命历程。家庭的小型化、结构核心化、形式多样化，以及老年空巢家庭普遍化等，都将导致家庭需求与家庭功能的对应结构进一步失衡，进而形成对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巨大需求。第五，在人口变化中，相关的社会利益结构也发生了变化。人口变化过程，也是社会利益结构变化的过程。人口变化涉及利益结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利益关系，而是包括了个体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关系、不同个体或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政府利益与民众利益之间的关系、近期利益与远期利益的关系、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等等。在变化着的社会结构和人口结构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分殊和地位变化都会通过各种机制传递到整个社会，聚合成为各种社会需求、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也对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新的要求和新的任务。

三、应对中国人口变化的战略选择: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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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受虐待原因；预防措施

老年人在人群中基本上是属于弱势群体，现在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以及出现的传统家庭模式的转变，老年人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老年人受虐待的问题。老年人受虐待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老年人是社会群体中最容易受到侵害的对象。作为老年人，由于自身的生理机能的衰减以及在社会利益的分配中处于弱势的地位，在很多问题上老年人自身的需求得不到很好的满足，这不仅直接损害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以及利益，更多的是违背了老年人的权利。随着社会各界对老年人虐待问题的广泛关注，各国在法律法规上制定了保护老年人权益的合法条例。然而，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方面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问题，老年人受虐待的问题还需要社会各界更进一步的关注。

一、老年人虐待的定义和分类

老年人虐待的定义为“在本应该充满信任的家庭或者福利机构的任何关系当中，发生的一次或多次致使老年人受到伤害或者在其他方面受到不可预计的损失的行为，或者是以不正当的行为造成老年人的利益或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的行为”。老年人虐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它涉及社会工作、社会学、老年学、心理学、医学等多个学科和领域，各国的专家学者对此进行的深入的研究，老年人虐待问题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虽然欧美的组织和学者已经对老年人虐待问题做出了分类，但是老年人虐待问题基于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类容。我国老年人受虐待问题主要反映在受精神虐待、经济虐待和肉体虐待等三个方面，具体有以下一些表现：

（一）精神虐待，指通过对老年人实行言语上或非言语上的侮辱、虐待等，造成老年人在精神方面受到侵害的行为。在中国，老年人与子女们通常是选择分居居住，这种情况下，很多子女或因远距离的分居履行不到赡养的义务，或因履行了经济上的赡养义务但是缺乏在精神上的关心，造成很多丧偶老人在精神上得不到慰藉，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精神抑郁、生活孤独的问题。

（二）经济虐待，指的是子女或其家属不承担或者克扣对老年人在经济方面的赡养责任，或霸占老人的财产，造成老年人在经济上的损失等行为。在中国，这种虐待通常表现为侵占老人的财产，特别是以霸占老人的房产最为突出，更有甚者有些子女在霸占老人房产之后还把老人赶出家门，让老人无家可归，现在社会上流浪的老人居多。

（三）肉体虐待，通常指的就是采取一些暴力的方式对待老人，致使老年人在身体上或者是精神上受到损害、创伤。

社会上普遍的都是对老人的精神虐待、经济虐待、肉体虐待三者往往都是同时进行的。

二、老年人虐待产生的原因

在中国社会里，虐待老年人的事件时有发生，究其原因还是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家庭原因来看，现在大多数的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家长在对待孩子的问题上都是处于一种溺爱的程度，致使很多子女的心理或者是行为上都出现了一种“唯我独尊”的思想，子女们在很多方面不会考虑到父母的感受，因此会在多种方面虐待老人，而在我国传统的思想里面，很多老年人都有那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理，很多老人宁愿自己的苦水往肚子里咽也不会告诉其他人或者是寻求法律途径的帮助。

（二）从我国的代价关系来看，俗话说“三岁一个代沟”，更何况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年龄差距如此大，由于现在社会的巨大发展，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和老年人都很大的差别，很多老年人不适应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因此和年轻人处于分居的状态，年轻子女也没有尽到照顾老年人的义务，除了在金钱上的给予之外，缺少在精神上的关心与慰藉，特别是对于那些丧偶的老年人来说，他们的生活更需要子女的精神关怀，可是由于现在社会上竞争压力大的原因，子女都忙于自己的工作，疏忽了对老年人精神上的满足，这变相的也是对老年人精神上的虐待。

（三）再从社会上的原因来看，我国的法律在社会保障方面还不是很健全，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得时代，迎来了老龄化的巨大浪潮，我国在这方面还不具备迎接这个挑战的实力，对于老年人年老生活方面的保障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对于农村的老年人而言更是得不到政府的保障，在养老方面主要是依靠子女赡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村的一些思想方面的原因就会出现虐待老人的现象。

三、对于预防虐待老年人现象的建议

（一）在国家方面，首先应该是完善我国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立法，进一步的保障老年人在年老后的生活，让其“老有所依”，加大对农村老年人照顾的经费投入，让其不再是单纯的依靠家庭和子女的养老，完善农村的医药卫生条件，保障老年人的“病有所医”，消除固有的“看病难、看病贵”的传统观念；其次是更加快速的发展我国的经济，让我过有实力迎接老龄化浪潮的到来，有能力迎接挑战；再次是加大对教育经费的投入，特别是对农村偏远地区的教育支持，普及法律知识。

（二）从社会方面考虑，慈善机构应该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政府的支持下，关爱老年人，慈善不应该只是摆设，需要做出一些事情才能够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现在社会上出现了很多教堂，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那些忙于工作的子女照顾老年人，教堂的兴起应该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很多方面可以减轻子女的负担。

（三）家庭子女自身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其实是对于那些当老年人在世的时候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在老人去世时候才知道后悔的阐述。在子女方面，要树立起赡养老人的观念，要使老人安享晚年生活，不仅是在金钱上的满足，更需要子女在精神上的慰藉。这就需要子女提高自己的受教育水平，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不应该打骂老人。还有就是加强对老年人的法律普及，告知老人该如何保护和照顾自己，在受到子女虐待时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参考文献

[1]Geneva，WHO.Missing voices：views of older persons on elder abuse[J].2002.

[2]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The Toronto Declaration on the Global Prevention of Elder Abuse[J].2002.

[3]Agnew T.Beating abuse[J].Nursing Older People，2006，18：10-12.

[4]蔡秀凤.台湾地区公共卫生护理人员对老人受虐之知识、态度与处理能力之研究[D].硕士论文，2004.

[5]赖小林.心理全息治疗[J].江西科学出版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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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背景下，应如何保障农村老年人各方面的权益？2013年7月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对此有哪些帮助？还存在哪些未能解决的问题……就此，本刊记者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朱晓峰。

不同地域诞生多元化老人问题

《中国扶贫》：当前，农村老年人面临着哪些问题？

朱晓峰：整体来看，农村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普遍面临着物质贫困、精神抚慰不足以及合法权益被漠视乃至被侵犯的问题。当然，前两方面的问题在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农村老年人当中表现的侧重点又不一样。

在东南沿海人口相对比较密集的农村地区，一方面，由于这里经济较为发达、乡镇企业较多、农村老人相对比较富裕，其在养老方面面临的物质匮乏相对而言不是非常突出；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方人口密度过高，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方面普遍比较严格，这造成那些仅生一胎的农村老人，在子女成年后并忙于自己的事业时，就普遍面临着精神抚慰缺失的问题。

与此相反，在西部人口稀疏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老人，他们普遍面临的可能主要是物质匮乏的问题。在精神慰藉方面，由于这些地区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时相对宽松一些，家庭子女较多，探视老人或者照顾老人的几率就会比独生子女高很多。当然，如果将农村老人与成年子女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以及权益纠纷考虑进来，前面的这些问题可能会更加复杂。

《中国扶贫》：农村老年人的家庭赡养现状如何？

朱晓峰：农村老年人的家庭赡养现状不容乐观。家庭赡养的效果主要取决于几个因素，一是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二是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的关系处理。

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里，抗风险能力取决于家庭成员的多寡以及家庭的经济状况，我们通常说“养儿防老”，实质上就是对家庭赡养的一个简要概括。而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都严重考验着家庭的抗风险能力，失独家庭中的老人无人赡养，独生成年子女负担过重，农村青壮年大批进城打工使家庭赡养空壳化。

另外，由于当前中国经济社会正处于大变革、大转型时期，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家庭成员间的行为模式与关系正在解体和重新形塑，赡养人与被赡养人之间的关系普遍处于一种比较微妙且脆弱的状态，在经济条件不甚理想的状况下，这往往会导致虐待或遗弃行将或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事情的发生。这些现象在农村表现得可能更为突出。

新法虽进步却仍留遗憾

《中国扶贫》：我国对于维护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都做过哪些工作？取得的成效如何？

朱晓峰：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维护与保障应该说是和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我们国家经济领域的蛋糕越做越大，党和国家在决策层面开始关注和重视如何公平分配的问题。

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下面几项关乎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工作都相继展开：一是国家对待“三农”问题的宏观政策的转变，为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保障提供了基础。例如，2004年全面取消农业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农村土地流转方面进行改革等，使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维护能有一个较好的经济基础；二是法律保护体系的建立与完善，这主要是指1996年制定实施并于2013年重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该法为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维护与保障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法律支持；三是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高龄补贴等具体政策在各地逐步开始落实，例如，宁夏固原市自2010年10月开始，凡年满80岁的农村老人，每月都可领取110元的高龄补贴、55元的养老保险（每年递增，截至2013年11月已增至85元），另外还有过节补助、取暖补助等；四是在乡镇逐步建立老年维权机构，如“老年协会”等，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最后是通过表彰孝敬父母的突出个人以及依法处理侵犯老年人权益的事件，通过舆论普遍倡导和提升敬老风气。

整体来看，在家庭养老模式因为经济社会迅猛发展而遭受严重挑战的背景下，这些措施有助于农村老年人基本权益的保障。

《中国扶贫》：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较之前有何进步？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朱晓峰：从整体来看，2012年修订通过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主要取得了几方面显著的进步：一是将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上升到国家长期战略任务的层面，这给老年人权益的全面保障奠定了基调；二是重新定位家庭养老，强调家庭与社区在养老方面各自的法律责任，这符合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三是国家认识到长期护理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并将之原则性地纳入法律制度，为我们今后长期护理保障制度的确立和完善开风气之先；四是确定了老龄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框架，明确了家庭、社会与国家等的基本职责；五是增加社会优待内容，扩大了优待对象，有助于打破有些城市对老年人的地域歧视；六是重视从法律的角度保护老年人精神利益方面的需求，突出了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除此之外，该法还在老年人监护制度以及宜居环境建设方面等做了较为充分的设计。应该说，这些制度安排对于今后老年人权益的维护和实现应该会产生积极的意义，但相应制度的具体落实，还需要进一步的细化和配套措施。

《中国扶贫》：在新《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实施的背景下，还有哪些问题未能彻底解决？

朱晓峰：应该说，新修订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对于社会所普遍关心的问题基本上都有正面、积极的回应。但正是由于涉及的问题多，也直接导致有些规则流于形式而缺乏可操作性。

例如，关于长期护理保障制度，该法仅在第33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实际上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都知道，我国当前养老问题面临这样的困局，一是社会未富先老，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二是经济社会的剧烈变革使得传统的核心家庭内涵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传统家庭养老模式不敷使用；三是国家长期采取的一些政策，例如，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过快的城镇化战略以及缓慢的医疗、养老保障政策等，未能充分考虑与老龄化问题的协调处理。

在这种情形下，及时建立完善的长期护理保障制度恰似亡羊补牢，但该法由于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而未作出全面周详的规定，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精神慰藉入法需与措施同步

《中国扶贫》：将“常回家看看”写进法律，有其存在的无奈，但将其写入法律中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

朱晓峰：“常回家看看”入法，主要是考虑到成年子女忽视年迈父母精神慰藉方面的需要，长期不回家的社会现象而作出的一个倡导性规定。

应该看到，法律重视老年人养老过程中精神方面需求的积极意义，但是将“常回家看看”这种属于道德规范层面的内容纳入到法律规范调整的体系本身，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应当明确成年子女为什么不常回家看看，这其中的原因当然很复杂，但对于相当一部分子女而言，“常回家看看”是一种奢望，“非不为也，不能也”，表达的就是这些人的矛盾心境，繁重的工作，有限的假期，遥远的路途等，都实质性地阻碍着子女们的回家之路。

对我们的法律而言，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这些“有家不能回”的外部原因，而非在忽略前提条件的情形下直接关注是否回家这个结果，从而将子女置于违法的处境。其次，我们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强调子女孝老敬亲“重在心不在行”，只有子女在有心的情形下“常回家看看”才能满足老人的精神慰藉需要；当子女因为各种原因无心或无力回家的时候，通过法律强制手段使之回家从而在形式上满足要求，可能并不能满足老年人精神慰藉方面的需求，有些时候可能使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恶化。

《中国扶贫》：除了以法律来保障农村老年人的权益，还有哪些配套措施需要共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