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当代中国的各大高等院校基本都开设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门专业课，但是当代大学生对这两门专业课的认知程度不足，不能够从正确的角度认识两者的关系。本文主要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联系角度来进行分析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二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批判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是两者理论的基础，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十分紧密的。笔者认为，当代大学生应该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持有正确的态度，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

关键词：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一、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足

威廉•配第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马克思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由于要服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对资产阶级的经济从质上进行分析，所以称为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又区别于重商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但是劳动价值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历史来看，古典政治经济学起源者威廉•配第在他的著作《赋税论》最早提出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根本命题。正像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威廉•配第曾说：“还不确定而概括地谈到商品的价值是由等量劳动来计量的。”“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但是威廉•配第没有区别好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也没有将劳动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仅仅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但是他没有区别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继承和发展了威廉•配第的劳动价值论，亚当•斯密使得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体系建立起来。亚当•斯密指出了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特征，他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还认为商品价值有工资、地租、利润三种收入共同决定和调节的，现在的学者将这个理论称为“收入决定价值理论”。在亚当•斯密之后，大为•李嘉图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劳动价值论形成体系做出了重要贡献。正如马克思写到：“把商品归结于二重形式的劳动，即把使用价值归结于实在劳动或合乎目的的生产活动，把交换价值归结于劳动时间或相同的社会时间，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半世纪以上的研究得出的批判性的最后成果；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但是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分析清楚到底什么劳动决定价值，使得以后的理论带有非科学性，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性但古典政治经济学有其科学部分也有不科学的部分。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共同的来源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理论来源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以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为代表的，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不断完善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为其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继亚当•斯密和大为•李嘉图后，古典政治经济学分成了两个支流，一个支流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合理的部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实质；另一个支流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它是由英国马歇尔和凯恩斯，美国萨缪尔森和斯蒂里茨发展的经济学，经过现代西方经济学者的发展，成为后来的西方经济学。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一棵大树，引用：将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比喻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树枝。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别从不同的层面上继承和发展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当中不同的理论，都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扬弃。

三、西方经济学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

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来源一样，同样，西方经济学也扬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是由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构成的，宏观经济学主要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理论的，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中心理论的。均衡价格论的本质就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批判继承了亚当•斯密“收入决定价值”理论。西方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是由边际效用论和生产费用价值论等理论有机组合的产物。西方经济学是以均衡价格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体系。无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都是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它们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地继承了劳动价值论，使得它们的理论体系各有不同，但是它们的理论来源都是一样的。

四、大学生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要树立正确认知

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兴趣，可以观看相关的电影和书籍。其次，大学生要从感性和理性上对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认识，大学要在学校课堂上认真听课，课下要积极地查阅相关的资料。再次，大学生对两者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可以将理论与实际相联系起来，从实践中再获得认识。最后，大学生要能力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回归与实践，要与当代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解决问题中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

参考文献：

[1]（苏）弗•谢•阿法纳西耶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2

篇2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劳动价值基础之上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是由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经历了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多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发展，最终由马克思创造了劳动价值论科学的体系。新时期，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深化认识在于坚持价值来源于活劳动的一元论，确立生产精神性产品的的劳动和第三产业的服务性劳动也是生产性劳动的观念，并且做好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避免因为各个产业发展的不协调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它是马克思剩余价值论的基础，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马克思有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都是构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的。对于劳动价值论，在新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人的认识。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由来与演进

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基础是由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奠定的。

(一)英国学者威廉·配第最先提出劳动价值论

1,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成绩主要表现为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第一个考察了商品价值问题，第一次有意识地把商品价值的源泉归因为劳动，从而确立了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时间成反比;认识到劳动分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认识到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劳动，也意识到货币的价值量也是由劳动决定的。

2,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

配第在价值理论方面的缺陷主要表现为混同了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价值和价格概念也含混不清;没有把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区分开来;把使用价值及价值混为一谈。

(二)亚当·斯密对劳动价值理论有所发展

斯密是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斯密明确提出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他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价值，而且还对价值规律及其作用做了一定的分析。但是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也有不彻底性，他认为:(1)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2)商品的价值是由交换时所购买到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3)商品的价值是由“多种收人”，即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的。斯密的第三种价值决定论被后人称为“斯密教条”。

(三)大卫·李嘉图提出了在资产阶级限度内最彻底的劳动价值论.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完成者

大卫·李嘉图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实际上他是把使用价值看作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着，并且他始终坚持商品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观点，对斯密劳动价值论中的错误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同意斯密的商品价值分解为“三种收人”，但不同意“三种收人”决定价值。但李嘉图无法从价值规律的范畴内说明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无法解决价值规律同平均利润之间的矛盾。所以说，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能完整的解释价值规律。

(四)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的创立过程

马克思在巴黎期间的笔记中否定了李嘉图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同时在方法论上反对李嘉图在价值理论中所用的抽象方法。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这两个著作又开始承认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学说。随后在《1857一一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终形成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最终在《资本论》中完成了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建设工作。马克思创建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内容包括包括:商品二因素理论，劳动二重性理论，价值量决定理论，价值形成理论，商品拜物教理论，价值转型理论，国际价值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理论等。其中的核心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人的活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其他劳动与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不能成为价值的源泉。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是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倍增，等等。

二、当今现时代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再认识

(一)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创造问题

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商品生产大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的时代，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仍然能够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科学的解释。而且尽管处于信息时代，但必须承认在商品生产和交换中耗费的活劳动，即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才是创造新价值的唯一源泉。北京大学胡代光教授就对否定马克思的劳动创造价值的“生产要素创造价值论”进行了批驳。他这样说道:“有人提出了所有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价值论。认为进入新世纪和新技术发达时代，还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一元论，那肯定被认为脑子出了问题，而且聪明的马克思、恩格斯也会在坟墓里发笑”。这种理论“将马克思的基本原理化为乌有了。”从劳动价值论角度来分析，胡代光认为，生产要素在现今，不但包括资金、厂房、机器、知识产权、信息、管理等要素，这些新要素都具有资本化特点，都不具体创造价值，只有和具体的生产性劳动相结合，才能够创造出来新的价值。而生产性劳动则是既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既包括生产物质资料，又包括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工作和经营管理作为劳动的重要形式已愈益对其起着重要作用，所以，劳动者整体既包括工人，又包括科技人员、管理人员，乃至被雇佣的指挥劳动或监督劳动的人员，他们都以各种不同方式参与商品价值的创造。”仔细揣摩其涵义，笔者认为，做这样的论述的原因是:这些生产精神产品的科教文卫劳动，以及第三产业中的服务性劳动，既创造了使用价值，又创造了价值，在作为商品出售时，也同时包含了剩余价值。“我国轻视知识和排斥知识分子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思想根源，主要是来自小生产方式的局限性和由此产生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劳动的分工体系来说，知识生产、智力创造也越来越独立于生产环节之外，脑力劳动作为一种复杂劳动就越来越成为价值的主体。但是劳动价值论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时代，而且同样适用于知识经济时代。”只不过这种商品或服务在购买时与物质性的商品的不同点在于:这种劳动就是劳动者的具体劳动本身，而不是凝结在商品中的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

所以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与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业的生产性劳动的最大不同在于，转化为物化劳动的活劳动是最终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而其他的生产性劳动，特别是服务性劳动，其劳动并不是凝结在物质资料当中的，在购买时就意味着对这种劳动的即时消费。比如:擦鞋工为顾客擦鞋，理发师傅为人理发，在其劳动力的购买中就直接实现了消费;而不是像金银等物质财富的提炼一样，在消费的同时有人的劳动凝结在待加工的原材料上，最终使其转化为金银，并能在其物质的存在期内一直具有相应的价值。服务性劳动等其他未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在消费的同时就已经消耗的尤影无踪。但由十这两种劳动都具有相应的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除了由于两种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对象存在差别而使其最终存在方式不同外，其本质都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活劳动，具有相同的性质，应当同样予以重视。其本质上都创造了社会财富。

(二)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和第三部类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

如前所述，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活劳动与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是有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两种生产性劳动是不同的，在经济运行中就应该认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的具体特性。如果不能弄清这两种生产性劳动之间的不同特性，在经济建设中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失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已经根据性质将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分为生产生产资料的第一部类和生产生活资料的第二部类，而且第一部类与第二部类之间的扩大再生产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我们如果将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所属的生产部门称之为第三部类，那么第三部类与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等三个部类也要协调发展。

假设在三大部类不扩大再生产的条件下，所生产的所有产品和劳动都进行交换和消费，那就应该是这样的情况:第一部类能够为第二部类提供全部固定资本投资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而巨第二部类能够为所有部类提供物质生活资料和向第三部类提供部分固定资本投资;同时第三部类应该能为前两个部类及自身所必需的不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性劳动。而这种情况在现实生产中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在现实生产中存在的是扩大再生产。只有扩大再生产才能够提供人们的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和新增加人口的消费需要。那么在扩大再生产中就应该也是第一、第二、第三部类协调性的出现增长，不能出现不协调而使经济出现不健康的增长进而引发经济危机。这样产生的不健康增长应该有如下几种:

第一，当第一部类所占有的资源过多时，有可能会由于没有相应的消费品与劳务(此处指没有凝结在物质资料中的生产劳动，下同)与其交换，从而导致消费资料和劳务的缺乏，大量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因为找不到买主而破产，进而可能引发经济危机。

第二，当第二部类生产消费品过多，而第一类没有相应的物质补偿，第三部类没有相应的劳务提供，根据价值规律，生产资料和劳务就会价格急剧上涨。这样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的经济虚假增长，但最终经济会因发展过于不平衡而陷人经济危机。

第三，当第三部类占用资源过多，相对于可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来讲，那么就出现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同时由于第一、第二部类资源量占有不足，所以就出现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物质资料的相对不足，那就是物质资料的价格出现上张，同时伴随着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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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价值论；价值创造；价值决定；本质；运行；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059-07

一、问题提出

关于数学与模型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作者之间有着分别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流的认识有两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对于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基本无用的，数学与模型分析是一种形式逻辑，而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以辩证逻辑著称，分析的重心是经济制度而不是经济运行；第二种观点认为，数学与模型方法不是政治经济学的主要方法，但可以起到辅助手段的作用，数学形式虽然不能用来解释生产资料所有制、产权、合约等等概念，更不能解释其体现社会生产关系的本质，但当数学逻辑形式比语言逻辑形式能够更好地反映经济现象和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时，则应当得到广泛的使用。这两种认识割裂了政治经济学系统方法论内部的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

就哲学思维分析而言，作为思想方法的运用和最高层次的思维，其偏重于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但实际上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从来不排斥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相反，定性分析和辩证逻辑的进一步发展使一定形式的定量分析和形式逻辑又作为其必然的表现。《资本论》规定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采用以“抽象法”为主的系统方法论体系。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1]这一方法，马克思集中地称之为“科学抽象法”。马克思这样地规定：“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通常科学抽象法被解释成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统一的方法体系，它的内在结构是：具体――抽象――具体，也就是建立具体总体与思想总体形式之间以抽象为中介的总体联系和表现。另一方面，数学与模型分析被解释成一套关于“假定――结论”的完整的逻辑演绎形式，它的内在结构是：抽象――抽象，因而被看作是纯粹逻辑演绎。在讲到“数字公式及其意义的问题”时，列宁指出：“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证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得到说明以后把过程加以表述。”[2]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到“真正的实证科学”时，也明确地指出“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3]

关于哲学思维分析和数学与模型分析的科学关系，只能总体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中予以解决。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层面而言，哲学方法论决定了唯物史观对于劳动价值论的转化，这里，唯物史观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唯物史观具体化为方法论；而就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层面而言，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决定了劳动价值论对于具体经济理论体系的转化，这里，劳动价值论是既定的，劳动价值论是可调整的，劳动价值论相应具体化为经济学基本方法体系，如基于劳动的演化――博弈、平均――边际分析以及成本――收益等等。[4]从“哲学”到“数学”，既实现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又实现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从而科学抽象法将科学实证分析方法内含于其中。所以，就劳动价值论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表现而言，劳动价值论必然要化为唯物史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具体形态的数学与模型分析，以完成对过程的各个要素的从理论上的详尽说明。这一分析包括两个基本层面：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价值本质分析的基本内容是价值形成原理分析，包括价值的微观形成和价值的宏观形成。由于价值形成解决的是价值范畴的科学性问题，也就是围绕价值范畴的客观逻辑原则(如确定性、传递性和通约性)而展开的对于价值形成的分析，因而需要在分别不同的系统层次详察这一过程，而不能局限于抽象价值概念，泛泛而论[5]。大体说来，价值微观形成是在价值创造层次解决价值的如何形成问题，这一过程是把由哲学方法论所总体形成的关于劳动二重性的一般原理和看法具体化为“劳动创造价值”的一元论体系；价值宏观形成是在价值决定层次解决价值形成的表现问题，这一过程则是把“劳动创造价值”一元论体系进一步具体化和确定为价值量的一般决定体系。价值运行分析的基本内容是研究价值变动和表现，也就是研究各种外在因素对于价值创造、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包括对价值内部构成要素的变动及其表现的扰动和影响。总体看，价值本质分析和价值运行分析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基础，并作为逻辑打通经济本质分析和经济运行分析的方法基础。

二、价值创造

价值微观形成(或“价值生产”)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创造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价值规定的质与量的统一性，也就是实现“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这一规定，马克思把研究劳动价值论的对象限定于人类商品生产，并构造了总体的价值创造公式：

V=V[P(L)]

式中，V代表总体意义的价值或一般抽象价值，P代表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L代表抽象人类劳动或劳动方式。

这表明价值创造并非抽象和任意的，我们将价值实体规定为无差别人类劳动是对一定条件和形式下的人类生产特别是商品生产进行简单抽象的结果，进一步是对一定形式的人类劳动方式进行抽象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价值创造的抽象形式将随着商品生产的现实差别分别取得不同的具体形态，并通过对商品生产方式的历史演变类型的概括，可以大体归纳出如下三种基本类型(如表1)。

表中，商品生产被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不同类型的商品生产对应不同的劳动方式以及价值创造方式。在以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简单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更为直接和纯粹的形式，在这里，决定价值创造的生产条件是直接和同质的，不存在部门间的流动，因而只是单一部门内部的局部价值形成。简单商品生产类型可以说是产生于自然经济社会，而广泛存在和发展于商品经济社会，在所有制类型上则对应于个体所有制经济。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古典(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价值的形成取得了一般的形式，在这里，“资本”(以k表示)一般代替了具体形式的社会生产条件或生产方式，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始确立其主导地位。由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本身直接是商品经济社会的产物，它的进一步发展也就必然使商品经济的形式得到普遍发展乃至成熟化，简单而言，资本主义正是整体借助于对这一生产形式的特别有效的历史利用，也就是通过实现商品生产在本质方面的社会一体化，具体完成了自己的历史崛起和飞跃发展。所以，根本不同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局部价值形成，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价值的真正意义的社会形成，其在所有制类型的对应物则是资本家所有制经济。

与商品生产的三种基本类型相适应，劳动在价值创造的形态上依次采取了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形式、社会平均形式(马克思也直接称为“简单劳动”)以及企业形式。从表1所列示的数学模型形式看，企业总体劳动创造价值仍然以“雇佣劳动创造价值”为总体的社会约束条件，而以“个体劳动创造价值”为其一般的形式和条件。这进一步表明现代商品生产类型是在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基础上的发展，它既以古典商品生产类型为价值实现的社会条件，也以简单商品生产类型为补充的规定和形式。三种基本类型的内部关系可以设定为：在历史向度上的时间大体继起以及在现实向度上的空间并存。这三种类型的现实结合相应也就可以用一个总体模型形式加以表达：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0≤α≤1，0≤η≤1，0≤h≤1

式中，LC、LS分别代表复杂性劳动和简单性劳动；经济系数α、η、h分别代表生产组织的经济外部化程度、经济系统的交易费用以及经济系统的交易效率[6]。

这里，商品生产类型的分野取决于经济系数的不同取值。当α=0，并且0

max V=V(Lc，Ls)

s.t. L=Lc+Ls

由于L成为Lc、Ls的简单累和，表明劳动的复杂性、简单性的区分仅仅存在于劳动内部，完全是一种功能区分，而不构成劳动类型间的分别，由此，上式可以一般写成为“V(L)”的形式。说明简单商品生产类型的判别仅仅是从劳动产品作为商品出卖这一规定进行的，就投入而言，投入要素的商品化程度相对很低，其显著特征是劳动投入完全没有商品化，而生产资料的商品化程度对应地也极低。

当α=1，并且η=0、h=1时，商品生产为古典商品生产类型。即存在：

max V=V(Ls)

s.t. L=Ls

马克思在这里一般地提到，资本主义历史过程具有使“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尽可能地化为简单劳动”的趋势特点[7]。说明古典商品生产类型集中考察的是一切投入均为商品化购买要素的经济情形。并且，由于资本家事实上既是一般生产资料的交易者，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易者，这使得商品交易本身内化为资本交易的一个内在成分，因而现代经济学所使用的交易费用概念在古典商品生产体系中或以一般地予以抽象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资本生产的总公式提供了对这一解说的系统说明。进一步，虽然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提出了“流通费用”问题，但坚持其对价值创造不产生真正的影响，而相应构成价值实现的具体内容。

当0

max V=V(ηαLc，hαLs)

s.t. L=ηα+Lc+hαLs

这里，L体现为对Lc、Ls的社会加权与累和，从而实现了劳动的真正协同。经济系数α的0-1值域范围(相应也导致η、h的0-1值域范围)则决定了企业企业要素的两种基本类型：购买和投资。在这当中，尤其是劳动投入要素由于交易费用的种种因素制约，必然会在投资形式上占据很大的比重。这表明与简单商品生产基本不依赖于市场机制而古典商品生产完全依赖于市场机制根本不同，现代商品生产则谋求与市场机制的互补性发展。因此，可以概括的说，现代商品生产作为成熟商品经济类型即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发展必然进一步使市场经济的形式更为成熟化，从而奠定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相应在所有制类型上广泛对应于企业所有制经济。

三、价值决定

所谓价值宏观形成，就是指价值决定及其宏观表现，意味着价值决定本质上是一个宏观现象――也就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相应，价值宏观形成的规定性限定价值决定要进一步解决价值规定性本身――作为社会的质的规定――向社会的量的规定的转化问题，即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决定的理论与逻辑统一。根据组织商品生产客观存在的三种基本类型，可以认为劳动价值论体系中的价值决定相应具有三个基本层次或阶段，其中，在前两个层次或阶段中，一般而言，企业与价值决定无关，企业只是一般生产单位或生产和交换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具体探讨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实际地给出了关于第一、二层次或阶段的价值决定的递进分析。

马克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在整体抽象掉需求条件，也就是在简单假定供求平衡的条件下对价值决定的分析。根据这一规定，某一使用价值的价值――并且“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8]，乃是由同一部门内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或者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1]因此，可以设定如下模型公式：

Vq=Vt.t

式中，Vq代表单位商品价值量，Vt代表单位时间价值量――也就是实现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量，t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9]

由于这里设定单位时间价值量为一恒定值――其本身是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所以，任意的交换价值即可以一般表现为：

Vq1=Vq2=t1/t2

进一步，马克思还一般设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决定式：

t=Q/f

式中，Q、f分别表示为商品生产量以及社会劳动生产力。

所以，马克思这样系统总结道：“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1]

这样，商品价值量的总的决定公式就可以写作(其中VQ表示为总生产商品时间价值量)：

Vq=Vt・Q/f=VQ/f

这一公式，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1]

在仍然保持社会需要不变的假定，以及进一步设定社会总供求平衡的静态条件下，马克思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说，“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更高的发展”，也就是“只有不同部门的资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价格”[7]。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概念的科学确立，价值决定模型可以是：

max m(t)=V [k(t)]-k(t)

s.t. max f=q(t)/t；minVq=V(q)/q

其中，约束条件可以一般地解作：q/t=dq/dt；V/q=dV/dq。这也表明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m)最大化，正是通过实现社会劳动生产力最大化以及相应的单位商品耗费劳动最小化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来保障的。

从求解模型，便可得到以上一般的价值(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决定关系式：Vq=Vt・t。说明正是由于资本才真正使价值决定的内在实质得以历史显露，使“价值调节供求关系”的抽象法则能够一步步在历史中发展，也就是由“市场价值调节供求关系”发展到“市场生产价格调节供求关系”。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具有系统的阐述[7]。

进一步，关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的现代商品生产，即可以在第二层次或阶段的模型公式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如下的改进：

max NU(T)=VU(Q)-LU(T)

s.t. Q=Q(T)；Q/T=dQ/dT

其中，NU、VU、LU分别代表社会净效用、社会商品效用以及社会劳动效用。

求解模型，最终得到关于市场生产价格(Vq)向市场价格(P)进一步转型的一般关系式：Vq/P=λ/f(这里λ一般表示为货币效用)。[10]

关于将社会需要因素一般纳入价值决定考虑之中的想法，最初在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得到阐述，但恩格斯便是仍然集中于围绕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内部关系进行，即“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旨在一般放松社会需要不变假定的条件[11]。可见，价值规定由社会抽象劳动的单纯凝结关系推进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取得了更为现实的实现形式。

四、价值创造的运行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确立“劳动的复杂性程度”是价值创造的主要扰动和影响因素。马克思声明：“简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单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1]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认为，“马克思在这里确证的是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简单的事实”，马克思的意思是指“一小时复合劳动的产品同一小时简单劳动的产品相比，是一种价值高出一倍或两倍的商品”，恩格斯还特别强调了马克思在这里所加的注解，即“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8]。因此，马克思提出复杂劳动对简单劳动的倍加命题包括两层含义：其一，从价值创造的外部实现看，复杂劳动可以要求“支付较高工资”，其全部可能的解决办法是――“在私人生产者社会里，培养熟练的劳动者的费用是由私人或其家庭负担的，所以熟练的劳动力的较高的价格也首先归私人所有……在按社会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里，这种费用是由社会来负担的，所以复合劳动的成果，即所创造的比较大的价值也归社会所有”[8]。其二，从价值创造的运行看，由于价值构成总是可以分解为k和m或c、v、m三部分内容，因此，无论从企业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还是从市场决定经济运行的角度，复杂性劳动对简单性劳动创造价值的扰动和影响均必然具体地包含在m之中。这里集中讨论马克思倍加命题的第二方面。由此，可以设立如下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

=(Ls2)

ε=ε(LC) 或m=m++ε

m=m(Ls1，Ls2，ε)

=(ILC1，ILC2，ε)

ε=ε(IILC)

或m=m++ε

m=m(Ls1，Ls2)

=(ILC1，ILC2)

ε=ε(IILC1，IILC2)

这里，剩余价值构成被解析为三部分基本内容：一般平均项(或绝对剩余)――以m表示，一般超额项(或相对剩余)――以表示，以及特殊超额项(或超额剩余)――以ε表示。对应的劳动构成是：简单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直接生产劳动(Ls1)和直接交换劳动(Ls2)，复杂性劳动的一般构成包括技术劳动(ILc1)和管理劳动(ILc2)，而“第二类复杂性劳动”(IILc)则应视为复杂性劳动的特殊构成[9]。

进一步而言，根据左边的分析模型，简单商品生产建立自己劳动基础之上，在这里产生了初步的社会劳动分工和产业分化，商业是个体生产者组织相对剩余生产的可靠的产业凭借形式，复杂性劳动通过相对偶然的超额剩余生产形式进行历史成长。根据中间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右边分析模型之处在于使“ε”作为资本家社会权力或意志进入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资本家劳动仅仅构成“个别价值”，它的本质是价值的社会实现。关于利息、企业主收入以及监督工资所对应的劳动性质，马克思给予的深刻剖析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执行的特殊职能，并且恰好是他在同工人相区别和相对立中具有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属性以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与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被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动，像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7]根据右边的分析模型――其区别于中间分析模型之处在于假定资本家意志完全退出一般剩余价值生产过程，因此，这里的IILC可以再分解为社会出资劳动IILC1和社会创业劳动IILC2。这样，现代商品生产所赖以进行的经济系数α、η、h的现实值域范围开始得到真实体现，也就是说，不仅ILC就其性质而言，可以一般选择采取市场方式或企业方式进行创造价值，而且IILC就其本性而言，也更多考虑依托于企业生产方式来进行创造价值。

五、价值决定的运行

在基本假定企业不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下，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看来供求是扰动和影响价值决定的主要因素。

首先，对于市场价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认为局部市场供求的变动可以通过对于部门内部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来具体影响价值决定。马克思认为，“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具体而言，它的作用机制是：第一，如果供求完全平衡，“那么，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决定”，“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第二，如果求大于供，“那么，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品来调节”，并且，“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来调节”；第三，如果供大于求，“那么，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但同时，“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过了需求”[7]。可见，这里供求通过扰动价值决定本身来影响价格，而价格总归与价值一致。

其次，对于市场生产价格决定的扰动和影响而言，马克思则认为：“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为前提，因而以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关系为前提。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而同生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7]说明局部市场供求对于部门内生产条件的筛选作用已经一般让位于社会总供求对于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马克思进一步地这样来分析：“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右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价格。”[7]也就是说，通过供求的扰动和影响，局部价格水平与价值从而产生偏离，但就社会总体而言，价值总额仍然决定着价格总额的大小，与其相等。

《资本论》所限定的分析框架无疑是：“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7]因而它整体适合于对简单商品生产和古典商品生产进行分析。马克思指出，在这一分析中，假定供求一致和社会需要不变乃是“为了对各种现象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7]。而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的分析框架里：由于企业参与价值决定，价值决定本身的说明要在价值与价格的相对偏离中进行，因为对于价值一价格关系式“Vq/P=λ/f”来说，价值决定恰恰是在一定的社会需要变化(以“λ”反映)与相应的社会供求变动(以“f”反映)中来进行的，一定的λ 、f的一定关系必然反映在确定的企业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行为之中，反映在总是处于可变状况的“Vt”之中，而最终在一定形式的Vt(Lc，Ls)――也就是劳动时间价值量的社会选择之中体现出来。从经济主体(劳动要素的人格化)的角度，可以对这一过程在价值创造的运行上进行说明。比如一般考虑人力资本、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的情形，可以设定如下“折中”的总体劳动创造价值分析模型：

m=m++ε

m=m(LS1，LS2，ε)

=(ILLC2)，其中IILC2=IILC2(ILC1，ILC2)

ε=ε(IILC1)，其中IILC1=IILc1(LS)

其中，资本家团队(IILC1)为物质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企业家团队(IILC2)为人力资本之间的一个特别合约，资本家团队与企业家团队进而形成关于社会价值生产与分配的一个特别合约[12]。

这里，“劳动对效用的关系”原理一般形成这样的分析链条：Vq―f―Vt―VQ―λ―P。可见，“企业家”――作为真正的企业因素――的加入，改变了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使价值决定不仅在宏观层次进行，同时也在微观层次进行，在一定形式的劳动微观结构中进行。在一般假定“∑ε=0”的条件下，马克思考察了价值决定的总量运行――也就是关于物质资本的社会再生产理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价值决定(从而也就是国民收入决定)分析与经济增长分析是内在相关的，但马克思的目的只是旨在说明资本主义难以实现持久和稳定的经济均衡增长，因此，真正要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的“辩证均衡”――也就是由均衡与非均衡组成的统一体系[13]，则必须一般加入人力资本分析因素，进一步，如果放松“∑ε=0”假定，那么，企业价值创造必然成为价值决定分析的中心所在，宏观经济分析甚至应该直接建立在企业价值构成的基础之上[14]。这表明只有在“劳动对效用的关系”框架里，价值决定才可能得到总体和科学的分析。

六、结束语

迄今为止的政治经济学发展始终与其对于劳动价值论的有效运用和科学拓展紧密相联系。在这当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被解析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科学劳动价值理论体系―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政治经济学研究内容―政治经济学叙述形式。这是一个开放的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相互嵌入的历史逻辑过程，因而需要劳动价值论成为一定形式的哲学思维方法和数学与模型方法进行结合的逻辑典例，也就是成为使理论与方法、方法与内容、内容与形式有机统一的理论体系。为了全面地胜任和完成这一理论使命，因此，作为对马克思理论遗产――“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的忠实继承[7]，劳动价值论不仅要强化对于经济本质分析的指导，即本身要化为唯物史观思维方法的一个具体化形式，以此为基础，而且还要强化对于经济运行分析的指导和表现，从而不可避免地要进一步化为一套完整的方法工具体系。归根结底，作为基本命题，劳动价值论的数理品质不只涉及的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具体数学表现，更为重要的是，旨在为经济理论体系的各个主要分支提供服务乃至奠定数理基础，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经济学对于应用经济学的统领服务。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列宁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 许光伟.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两个层面――兼谈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J].理论学刊，2006(7).

[5] 杨继国.价值运行论纲[M].福建：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

[6] 许光伟.理解科学劳动的价值论――分工、交易与劳动创造价值[J].经济评论，2006(5).

[7] 马克思.资本论[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 许光伟.论复杂劳动与简单劳动协同创造价值――关于劳动价值论现代化的一般思考[J].当代经济科学，2003(2).

[10] 许光伟.企业价值构成问题再研究――理论建构与解析[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11] 许光伟.试论劳动对效用的关系――由恩格斯的价值命题说起[J].制度经济学研究，第8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12] 许光伟.人力资本、企业家参与价值决定――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企业视角剖析[J].当代经济科学，2006(6).

[13] 杨继国.马克思经济学“辩证均衡”理论体系初探[J].当代经济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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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劳动价值论；理论创新；新思考

中图分类号：C97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97（2008）07-035-02

一、多学科的视角看劳动价值论的意义

（一）经济理论

劳动价值论首先是作为经济学理论问世的，是在与当时西方庸俗经济学的对战中不断成熟的，十九世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空前繁荣，为马克思全面总结人类经济发展规律提供了实践基础。他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那里批判地继承了劳动创作价值的理论，并将这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遗产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发展、延伸，从而创立了系统科学的真正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以前，劳动与价值的关系总是被世人模糊。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更像一条红线贯穿经济学的始终，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包括诸多范畴，例如：劳动的二重性、价值的本质、商品的二重性、价值实体、价值量、价值规律、价值载体、价值形式、价值构成、价值转形、国际价值等。它的诞生标志着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如果没有这一理论基础，也就没有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也就更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发现。但是只把其中的一两个方面视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将陷入片面性。深化和发展劳动价值论，必须全面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是经济学理论的基石，是马克思赖以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

（二）哲学世界观

劳动价值论更是关于哲学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理论，是唯物辩证法、唯物历史观与经济学说的结合，有人说经济学家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他们只能代表与自己利益统一的阶级、阶层、集团来思维，概括其阶级、阶层、集团的经济意识。正是由此，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确立了劳动者的历史观―劳动价值论。

（三）革命的政治学

众所周知，人类历史的每一次社会变革都要有先进的革命思想、理论作指导，有个从思想到理论，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但是翻开人类政治革命史就会发现，以往每次变革都是从思想艺术领域开始，哲学领域深入，政治领域开展，唯独社会主义革命是从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开始，这在人类革命史，尤其是革命思想史上是第一次。马克思的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剩余价值理论，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灭亡规律的学说。劳动价值论告诉我们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首先，劳动是价值的惟一来源，人民受苦与受剥削，不合理的，资本主义所有制是剥削的根源，只有革命才能改变受剥削命运，而不只是勤奋劳动。另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进步最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劳动价值论告诉人们：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只有解放劳动者，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也证明了劳动价值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是以这一基础理论为前提的，它通过现实革命这一最高方式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

二、目前有关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创新

（一）作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业的劳动成果也应该属于商品

首先它符合商品的定义―有用、劳动产品、交换。前两个条件很明显是满足的，这里惟一存在争议的就是―交换，那么服务性劳动成果到底可具有交换的性质呢？笔者认为虽然它不一定具有交换的形式（无形的），但它具有交换的实质，只要它作为有用劳动被别种劳动承认了，得到了价值回报―劳动报酬（因为货币是劳动价值的一般）就可以认为是交换的完成，价值形式的实现。尽管服务性劳动的工资偿付有可能不是即时即地，现钱现货的交易，但这种时间或空间上的分离不影响交换的完整性，更不影响它的实质，所以说服务性劳动成果在理论上是可以划入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它也许是随生随灭，不能凝聚的，但是人类的劳动成果既有实物形式的，也有非实物形态的，既然满足了商品定义的条件，是活劳动的凝结，也可用于交换，那它就应该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二）企业的经营管理不应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目前学术界有许多人认为企业的经营管理劳动也创造价值。这部分人的理由是：除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的劳动外，经营管理活动是企业维持正常生产经营必不可少的，经营管理者的劳动是企业总劳动的一部分，而形成商品价值的，是企业的总劳动，并不只是某一生产环节的劳动，所以，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应有一部分属于经营管理者的劳动。只不过经营管理劳动是以间接的形式，而不是以直接的形式参与价值创造。这种理论的出发点是好的―强调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节约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企业管理者直接参与了生产劳动，毫无疑问，那当然是创造了价值，但是就大多数而言，他们的劳动只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不构成（C+V）的任何部分，活劳动部分是工人们的劳动，物化劳动部分是转移的价值，那么所谓的经营管理劳动参与显然是（C+V）以外的部分。另外这里还犯了个简单的错误，那就是把“价值”代替了“价格”。其实这些非生产的所谓间接劳动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尽管它是限制在一个企业之内的，这些管理劳动只能算入企业生产的成本，它更多的取决于企业文化，技术条件，生产方式，它的的确确改善了价值劳动的生产条件，但不能取代价值劳动，所以创造价值的仍不是这种劳动，而是服务于生产劳动的劳动。如果经营管理也是生产劳动，那么产品的销售、服务以及一系列围绕商品生产的劳动环节都可以与生产劳动相并列，都可以划入总劳动，劳动的内涵就 会无限的缩小，而外延就会无限扩大，到最后不管什么劳动都算生产劳动了。

三、有关劳动价值论的两点新思考

（一）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出5张床可以与1间房交换，即被马克思誉为天才的发现的亚里士多德的著名等式“5张床=1间房”，我们现在就从这里看看这两位天才是如何发展劳动价值论的。他们一致认为两种不同的物体可以相互交换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可通约性，即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种通约性就是撇开物品有用性后的产品的劳动属性，共通物就是劳动。这种分析表面看没有问题，其实有不严密的地方：两种不同的商品相交换，是否一定说明两者之中必定存在着某种等量的共通物？这在逻辑上并不具有必然性，因为完全有理由说这里的等号是亚里士多德强加的，是对交换这个概念的偷换，交换与相等不是一回事。另外等号两边的共通物难以像重量一样可称量，也难以像面积一样测量，用劳动时间来衡量也难以在标准上得到统一，也就是说共通物未必存在，尽管我们可以设想、赋予它一个共通物。

（二）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应该是统一的。第一种含义就是从哲学、效用论来看，它是客体中所存在的对满足主体需要、实现主体欲望、达成主体目的的具有效用的属性，这也与马克思所说的使用价值相一致。这里“价值”实质上被定义为是客体对主体的主观效用，我们姑且称之为效用价值。而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指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在这里表现为独立于主体的一种客观存在，我们称之为真实价值，或者是客观价值。由于商品要进入市场交换，这里就不能以真实价值来交换，因为交换不可能脱离广大需求主体对商品客体的效用评价，脱离了就交换不成，这时交换价值就是真实价值经过效用价值修正后的价值，是真实价值（C+V+M）与效用价值（价格）的统一。这样价值含义的二重性就在此得到了统一。真实价值理论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传统理论，在理论上处于主导地位，主观的效用价值主要在实践层面有很大作用。我国当前还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阶段，没有必要将基础经济理论与经济运行实践、改革思路割裂开来，一方面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传统经济理论，另一方面是以效用、价格为基础能使经济高效率运行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这样两种原本可以合二为一的东西长期得不到统一，不是在实践领域就是在理论界产生混乱，不是在行动上就是在思想上阻碍社会主义的前进。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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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方法单一

近些年来，一些大学提出转变传统教学方式。但是，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一些教师仍然沿用传统的“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方法，简单生硬地把知识点直接教给学生。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们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状态，为了应付考试，他们就机械地背知识要点，囫囵吞枣，一旦考试结束，就把记过的知识点忘得一干二净。显然，这样的教学结果并没有达到开展这门课程的目的，完全失去了设置这门课程的意义。传统的“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难以调动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改变这种现状，就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和主动性，提高授课内容的针对性、生动性和趣味性。

学生学习积极性不高。在课堂教学实践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现象：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的学习兴趣不高。究其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一些大学生出现了价值取向扭曲等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过时了，缺乏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指导作用。第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和逻辑性较强。而当代大学生，对哲学缺乏必要的积累，加之普遍采用实用主义学习态度，又缺乏实践知识，学生对其中的原理往往不知其所以然。第三，不少学生，特别是理科生误认为《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的联系很紧密，或者这门学科就是一门政治课，并无太多的实际应用价值，从这方面来看，一些学生对这门课程明显存在成见。

如何提高《政治经济学》教学质量

提高《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笔者认为，关键在于课程内容能否吸引学生，教师的教学方法能否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对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以解决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难题。1.提高教材的编写质量。

政治经济学具有实践性、开放性。应该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完善，与时俱进是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如果一门学科不能对变化了时代作出合理的解释，这门学科必然会越来越僵化，并最终走向死胡同。因此教科书的编写者要在坚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前提下，大胆吸收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增强对现实的阐释力。例如，在讲授资本积累理论时，可以联系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使学生们深刻地认识到社会化大生产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存在着尖锐的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积累必然会周期性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危机。追溯这次危机的根源，我们可以发现，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下，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这是危机发生的最深刻根源。

2.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为了使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学生所掌握，必须从教材的编写到教学方法进行全面的革新，赋予传统内容以新的活力，使经济学的基本理论鲜活起来，让学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经济学理论的无穷魅力。

第一，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注重联系实际。教师要合理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典型例子，尤其是引用一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例子，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对其进行解读，以增加课程的有趣性。选用那些既紧扣主题又贴近社会生活的典型材料，然后使用通俗易懂、形象生动语言的语言讲述出来，这样的教学方式，如在教学中运用得当，学生就不会感觉到政治经济学远离社会经济生活，就会感受到它的有用性。同时，学生们也会感到：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理论根据。当然，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钻研教材、吃透教材，及时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的新情况，结合所讲授内容选用典型的材料。

第二，采用案例教学。案例教学法是由美国哈佛大学于1870年首创的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法，是当前政治经济学教学改革中值得倡导的科学、有效的方法之一。选取典型案例进行教学，可以使学生较为容易地理解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原理，有助于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比如以中国20世纪90年代末严重的失业问题为例来说明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980—1990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吸纳就业人员的数量持续攀升，就业增长率平均为4.24%。到了20世纪90年代，工业部门吸纳就业的能力逐步减弱，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工业部门不仅不能吸纳就业，反而开始排斥劳动力就业，1995—2001年就业增长率为负值。

第三，指导学生阅读经典著作。教师可以推荐一些经济学经典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反杜林论》的一些章节，通过阅读经典著作，促使学生主动对基础理论进行探究性学习。然后，在教师指导下，可以就学生在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展开讨论，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都可以相互交流，表达自己的见解，这种教学方式可以让学生有机会参与教学，展现他们的表达能力。这必然会启发学生的思维，大大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热情和兴趣。

第四，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比较分析是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常用的一种很有成效的研究方法。石晶莹（2011）提出，考虑到比较分析方法在理论研究中的独特作用，可以把这一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中。也就是说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分析中进行政治经济学的教学，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可以增加学生对不同经济理论的准确理解，认识到不同理论对事物的阐述具有不同的层次与深度，而且能够使学生养成辩证的、联系的、整体的观察问题和分析问题的习惯。例如，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理论，一般安排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第一章讲解，足见其重要性。当然马克思的观点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存在根本区别，在教学过程中，如果教师能够把这两种价值论的差别讲得透彻，不仅能培养学生的辨析能力，而且能够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学说，这使得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根据这种学说，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效用价值论是从需要或效用、供给或生产、或二者相结合的角度来解释价值决定问题。它的缺陷在于：（1）效用不能计量。（2）效用不能解决价值的补偿问题。消费者在评价某件商品的效用时，是绝不会考虑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效用与劳动耗费是多少，因此效用根本不可能转移。（3）效用不能在交换中决定。价值理论的任务是要解释商品交换的比例和价格的确定。效用价值论所说的效用只有在消费者实际开始消费商品后才能作出评价。但事实是，在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前，他已经支付了商品的价值或价格。

3.澄清对政治经济学的负面认识。政治经济学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是为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与西方经济学强调经济现象的表层描述和分析相比，政治经济学突出研究社会经济活动中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分析问题，我们就能揭示经济现象背后更为本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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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关于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尊重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 现代 科学 技术的 发展 ，生产自动化、 电子 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 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 经济 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 自然 哲学 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 政治 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 规律 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

篇7

关键词：资本论；价值；劳动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30-0010-01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一贯认为，《资本论》是一个逻辑严密、洋洋大洒的学术体系。《资本论》从商品价值出发开始分析，从商品价值到生产价格，从劳动价值到剩余价值，从剩余价值的创造到剩余价值的分配，三大卷一气呵成，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学界学术标准，其思想养育了几代中国经济学人，即使在西方经济学攻城略地的今天，政治经济学仍然在中国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它仍然是几乎所有财经专业基础课程，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进入经济学殿堂的敲门砖。按理讲，经过如此众多学者审核和认可的理论体系，如此重要的一门基础课程，其逻辑应当极为严密而没有明显缺陷。但仔细考察《资本论》的逻辑之后发现，《资本论》在逻辑起点上却存在着致命缺陷。

《资本论》的基础与出发点是商品价值理论，有两个基本命题：

（1）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2）劳动创造商品价值。

这两个命题是《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后面的一切理论皆从它进一步推演而出。如果我们将上面的命题（1）代入到命题（2）里面，就可以得到下面的命题：

（3）劳动创造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命题（3）简化之后就是：

（4）劳动创造劳动。

这个命题显然是一个同义反复，在逻辑上是百分百正确的，逻辑学上通常称这类表达式为重言式。这个逻辑重言式虽然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但是却并不产生新知识。一个不产生新知识的命题作为逻辑起点，显然无法建立起一个庞大的理论大厦。这成为《资本论》真正的致命弱点，甚至有可能成为摧毁所谓的《资本论》逻辑严密性的致命一击。

实际上，我们可以替换命题（1）与（2）中的劳动为一个逻辑变量X，即：

（5）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X。

（6）X创造商品价值。

将（5）代入（6）之后得到：

（7）X创造X。

按照《资本论》中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当我们把商品中包含的任意因素X定义为商品价值之后，就可以进一步断定X创造了商品价值。下面举两例，如果X表示碳12，那么我们可以说：

（8）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

（9）碳12创造商品价值。

由于碳元素存在多种同位素，因此我们为有确定结果指定碳12为商品价值的载体。按照《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中对于商品价值的定义和价值创造的基本命题，我们说碳12创造商品价值也是可以成立的。理解上述推理的关键是商品价值的定义，当我们把商品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碳12之后，当然就是碳12创造商品价值了。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这样一来就使得有价值的商品必须是有机物（含碳元素），无机物就不可能成为有价值的商品了。为此，我们可以做如下改进：

篇8

关键词：价格；价值；供给；需求

据央视报道，一杯售价27元的星巴克拿铁咖啡，成本不足5元钱，而对比北京、伦敦、纽约、孟买的同款咖啡，星巴克在中国的价格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是对中国的价格歧视。一杯拿铁咖啡到底卖多少钱合适？有人认为，说拿铁太贵是基于政治经济学强调的价值决定价格，说拿铁价格合适是基于西方经济学认为的供给与需求决定价格。我们认为，这二者是统一的，一杯拿铁就应该是27元。

一、从政治经济学看，一杯拿铁可以卖27元

从政治经济学看，基于劳动价值论，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格是其价值的货币表现，而由于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段时间来看，商品的价格与价值是一致的。简而言之，就是价值决定价格，供求影响价格。

据称，一杯拿铁的物料成本不足5元，居然卖到27元，这还是由其价值决定的吗？是的，虽然贵了一点，但终究还是由价值决定的。依据劳动价值论，商品的成本大多是由各种形式的劳动创造的价值或价值的转移形成的，物料成本只是商品成本的一小部分。据《华尔街日报》引用斯密街商务咨询公司的资料，一杯拿铁的价格中，原材料部分只占了13%，而租金占26%、门店经营及管理费用占21%、劳动力成本占9%。而1999年开业的中国内地第一家星巴克――北京国贸星巴克于2013年6月21日12点后正式关门，其原因是租金和人力成本上涨过快，也证明了这一点。

一杯拿铁卖27元，相对于我们普通民众的收入而言，确实有点贵了，但有人买啊，说明价格是可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正是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当商品供不应求时，消费者之间产生竞争，就会使商品的价格高于价值。星巴克提供给消费者的除了咖啡，还包括服务、沙发、背景音乐、整个空间以及全世界最美妙的咖啡体验和休闲文化。于是部分有消费能力的中国人就去追求这种感受，于是星巴克就不缺乏消费者，于是价格就高于价值，于是一杯拿铁就可以卖27元了。

二、从西方经济学看，一杯拿铁就是卖27元

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均衡价格，即供给曲线与需求曲线相交点所在的价格，这时供给与需求正好相等。供给曲线是一条反比例函数，随着供给量的增加，商品价格趋于下降；需求曲线是一条正比例函数，随着需求量的增长，商品价格也日趋上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格就是由供给和需求两个因素决定的。

篇9

关键词：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5-0014-06

作为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学必然会随着中国化而出现中国化问题。不过，经济学的中国化与哲学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有不同之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可以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而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但经济学有着自身内在的逻辑与结构，还面临着西方经济学的挑战，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远远大于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的中国化需要解决其与一般经济理论、西方经济学及中国实践等的关系问题。只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才能实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

一、一般经济理论与经济学

中国的经济建设需要经济理论的指导，那么有没有一般性的指导具体经济活动的经济理论呢？如果有，经济学与一般经济理论是什么关系？如果没有，经济学可以成为一般经济理论或经济学基础理论吗？从应用经济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般性的企业经营、管理和市场营销等理论，因为应用经济学不存在阶级性的问题。当然，研究者对应用经济学涉及的一些基本经济概念可能还存在争议，但应用经济学的理论内容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否则应用经济学就无法得以教学和研究。这说明，存在着不同层次的经济学理论，具体应用领域的经济理论存在普遍性，不区分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的经济活动。但在经济学的基础理论领域，对于是否存在普遍性理论的问题，各界对此争议很大。不仅者对经济学基本理论的看法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内部也有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并不限于经济学领域，其他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也都面临着同样问题，越是基本概念、基本原理越是有争议。但不管如何争议，人们在一定时期和阶段里还是大致接受了某些基本概念和理论，并用这些概念、理论和方法观察和指导社会实践活动，形成了一定的范式。范式不是永恒的，范式中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会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研究的深入而出现突破，最终被新的范式所取代。但在旧范式还没有被取代之前，虽然存在各种争议，人们还是基本遵循了旧范式的基本规定。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经济学在一定时期里也会有一定的范式，这些范式不是人为规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理论的接受程度，范式形成后就会成为各种活动的研究基础。

从经济学研究和指导社会实践的角度看，现代经济学存在着一定的范式。虽然这一范式的表述并不完全明确，许多基本问题还有争议，但是经济研究和经济决策依据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方法是存在的。这是经济决策的需要，也是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需要。存在着一定的范式，也就等同于存在着被广泛接受的具有一般性的基本理论。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经济学的地位、作用和价值是什么？经济学中国化的目的是不是要增强经济学在这一现代经济学范式中的地位，或是由经济学为主导创立一个新的范式？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过，从现实和理论上看，马克思经济学只能说是现代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流派，难以成为一个基础性的理论。一方面，社会接受经济学的程度有限，只有一部分人接受和运用经济学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问题；另一方面，传统的经济学只是在经济学理论的部分领域作了分析和探讨，没有形成指导经济活动的系统理论体系；此外，传统经济学主要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虽然对资本主义的制度分析有意义，但难以实现对经济决策的具体指导。

事实上，经济学不是现代经济学的范式，尚未成为主流经济学，经济学的历史定位和自身逻辑也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的范式。但是，这些并不影响经济学的理论价值。经济学作为应用性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解释经济现象而不是批判经济现象，况且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主要是在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众多的资料和条件。经济学应该坚守一些领域，但不等于要占领所有领域。如果要求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学，成为一般性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就要吸纳各种经济思想和理论，最终既可能失去经济学的理论本色，也可能在思想和内容上产生诸多矛盾和问题。经济学不可能摆脱现有的经济学概念体系，在现有概念体系下要独创一套思想理论体系是十分困难的。经济学的研究应该得到重视，但这不等于说要用经济学取代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由其理论贡献和社会影响决定的。只有科学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学，才能充分发挥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最终形成真正在理论上有说服力的中国化的经济学创新思想。

二、西方经济学与经济学

在经济学中国化或经济学的创新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其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是一个核心问题。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许多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上都存在明显的分歧，但不能因存在这些分歧而否定对方。从理论层面上看，不管是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当前还没有哪一种经济学理论已经穷尽了经济问题而成为真正完整的理论体系，各种经济学说和流派存在观点不一致是正常的科学研究现象。即便经济学在方法上有科学性，在经济问题的本质分析上更深刻，也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侧重经济现象的研究就没有价值。从实践上看，经济活动十分丰富，不同研究者的角度不同，运用的方法和手段不同，得出相悖的结论也是正常的，科学的研究正是需要从不同角度去探寻真理。此外，不能把西方经济学中从现实经济运行合理性的角度形成的经济学理论，都一味地称之为庸俗经济学理论并加以批判。由于发达国家经历了长时期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所以应用层面的经济理论来自发达国家并不奇怪，而且很多应用性理论并没有涉及到意识形态领域。对于一些与资本主义制度直接关联的、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来自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也不能单纯地将其与政治立场挂钩。西方经济学中许多内容只是对西方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能不深刻，但在现象层面上又是西方社会实际存在的。西方经济学没有对西方经济社会作过多的分析和批判，而这正是经济学的任务。

如果把西方经济学理论都作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加以否定和批判，那么中国市场经济建设要借鉴的经验与教训就无从获得，对市场经济一般性规律更是只能通过自己的长期摸索才能把握。西方经济学的阶级基础也许是资产阶级，但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总是要面对经济现实。经济理论是用来解决经济问题并指导经济决策的。西方经济学不是单纯为了对抗经济学而产生的一种学说，而是为了其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西方经济学在发展中确实有为其社会制度辩护的一面，包括为其自身思想的价值进行辩护，但不等于说西方经济学就可以漠视经济实践的需要而成为纯粹的制度辩护理论。市场经济的形成、发展和存在的问题正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也是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动力。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借鉴，就无法较快地掌握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学习和借鉴人类优秀成果，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依旧是中国加快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中，虽然也可以逐步总结和归纳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但这是一个非常漫长而且可能存在许多曲折的过程。因此，在对待西方经济学上也应该坚持科学的态度，不能否定在前，而是应该实事求是，学习和借鉴在前。当然，在所有理论面前都不能盲从，而是要根据实践情况和需要加以分析和判断，这才是对待理论的科学态度。这种态度对所有的理论都适用。

经济学要发展和创新，其动力既来自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也来自于各种思想和理论的交锋与碰撞。坚持，不能固步自封，而是要定位好自己的理论，在学习和借鉴其他理论中发展自身。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根本问题的看法上是对立的，经济学正是要在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这更需要对西方经济学采取科学的态度。经济学批判西方经济学，不等于彻底否定和取代西方经济学。在具体的微观领域，经济学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创造出一套完全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的新体系。西方经济学在微观领域所做的研究要早于经济学，总结的内容要比经济学更全面，不能因为这些结论是西方经济学做出的就要另外创立一套不同的理论来代替它们。

三、中国实践与经济学

经济学之所以要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提出了许多新课题，而传统的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新课题，这就要求创新经济学，从而必然会使经济学实现中国化。但是，中国的实践有没有提出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是否用传统经济学和经济理论都无法解决，必须要在理论上进行变革和创新呢？

应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确实给经济学提出了许多根本性的课题，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能不能实行市场经济、公有制与其他所有制的关系、资本在社会主义制度里的性质和作用、股份制的公有性、按劳分配如何实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融入全球市场带来的剩余价值剥削等问题。这些问题在经济学的传统体系中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对经济学进行创新和发展，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才能很好地解释并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但是，从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看，实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能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经济理论和创新呢？学界对此并没有共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到底是一种理论创新还是一种体制转型的模式，在经济理论上有没有独特意义，或者独特性能否促使一种新的理论诞生？当前理论界也没有充分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在经济学理论上没有重大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传统经济理论内还可以解释，那么这种实践的创新意义可能更多地是对经济学而言的。依据西方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在经济建设上的成就是一种后发优势的表现，并没有突破前人对市场经济规律的总结，只不过中国在经济手段和资源使用上更加充分和灵活而已。在转型过程中，中国确实具有其他市场经济国家发展中所没有的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能力，这在起飞阶段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很难说这是一个可以持久运用的超阶段性的手段。中国在转型中有许多特殊性和复杂性的一面，但这些特殊的一面并不必然指向一种新理论的诞生。创新理论必须要有实践验证，还要有逻辑证明。

中国实践加上经济学的主导影响下，中国经济理论确实会有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也可能会形成经济学中的中国流派或学派，但是中国流派或学派的经济学即便存在，也不能说就可以取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而成为中国经济学的唯一指导思想。一种思想唯一化也就走向了绝对化，失去了创新和发展的动力。中国的实践再特殊，也依旧要遵循经济规律；西方主流经济学再有问题，也是人类长期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中国的经济学可以吸收三者的营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实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或流派，但不等于说可以抛弃西方经济学而成为完全创新的理论体系。正如杨瑞龙所言，“经济学的现代化既不是纯粹的国际化，也不是纯粹的本土化，而是两者的有机结合。”

四、经济学中国化的体系与价值

经济学在中国承担的任务有两项：一是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二是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二者应该是经济学中国化理论体系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材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部分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由于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两部分之间观点发生了矛盾：资本主义部分是批判市场经济的，而社会主义部分又强调市场经济的作用，所以最后导致两部分分开写作。但从经济学的统一性来看，政治经济学教材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部分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果在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二者观点不同，可能导致经济学的两难境地。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而资本主义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要用批判市场经济的经济学传统理论来指导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传统经济学理论是难以承担这一任务的，而要创新和发展经济学，首先是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相对成熟的经济理论。有些内容并不是西方经济学讲过了经济学就不能讲，因为市场经济在具体操作层面是相似的，理论不过是经济实践的总结。西方经济学可以研究，而且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实践加以深入挖掘，不能有非此即彼的线性思维。当前国内编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就试图把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实践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理论加以阐释，较好地发挥了经济学对中国现实经济的理论指导作用。当前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教材也是从微观个体和企业讲起，分析市场交换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社会主义生产、交换、消费和分配在市场体制下的运行机制，并且对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关系作了较全面的分析。这样的教材虽然有模仿西方经济学教材形式和内容之嫌，但是结合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实践，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现实经济问题作了理论分析，提高了理论解释现实的能力，对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入宣传与研究是有价值的。

当然，许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教材还没有很好地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批判思想加以转换，这些教材往往直接借用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而对《资本论》等经济学经典著作中对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分析没有提炼和概括，没有从经典著作中吸收营养，这样就很难保证在的立场和方法下对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进行全面理解和阐发，也就不能全面准确地理解、把握和运用马克思的经济思想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建设。因此，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否定性论述中提炼、转换适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论，是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任务。

同时，我们不仅要挖掘马克思的市场经济思想，还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经济思想中与现代经济发展存在矛盾的内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科学地理解和运用这些思想。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要从对资本主义批判和对社会主义建设两个方面的统一需要角度加以转换，克服经济学体系中的矛盾，重新构建经济学体系的新框架，体现经济学中国化的理论价值。如，对于我国政治经济学界长期争论的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创造与价格形成的矛盾问题，应该承认传统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解释现实商品交换中的价格形成存在着与经验相矛盾的地方，过于教条地坚持传统的劳动价值论，就很难使学生理解现实市场中价格形成中的供求关系，这会使劳动价值论思想的传播范围越来越小。我们只有把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结合起来，才能深入认识劳动价值论的意义和作用，认识其科学性。劳动价值论在具体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正是反映了社会变化的复杂性，而不能说明劳动价值论失败了。劳动价值论作为一种理论抽象，是舍弃现象的波动，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劳动价值论虽然对商品生产中劳动耗费量的判断十分困难，因为对劳动耗费量的评介不是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耗费量的价值评价与社会习惯有关，也与劳动的历史变动有关，但是依旧可以得出：在商品交换中等价交换的基础是劳动耗费相等。

马克思在论证资本占有剩余价值时，列举了许多计算事例来说明资本收益完全来源于对这个企业的工人的剥削，但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通过对平均利润的分析说明，不仅借贷资本、商业资本，甚至生产资本的收益都与企业的工人创造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工人和所有劳动者为社会创造价值，而资本家和地主则瓜分剩余价值，是整个资产阶级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剥削。扩大对创造价值的劳动范围的认识可以更有力地证明，单个企业的资本利润不是完全来源于这个企业的直接劳动的工人。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可以看出资本家对工人的直接剥削，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商品生产劳动是一种社会劳动，劳动的社会性不仅体现在劳动成果是为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且体现在个体劳动是社会劳动整体的一部分。只从个别企业劳动耗费来分析商品价值量就会发现，商品实际销售价格中所含有的价值量与生产过程中的直接劳动耗费有很大差异。虽然不能用商品价值量减去工人工资和生产资料耗费而得出资本收益，但正是这样的现象说明，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利益对立是阶级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具体表现的就是阶级矛盾。

篇10

论文摘要：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实践，于是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就成为经济学界关心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中国经济学在内容、体系、方法论上的研究成果，明确中国经济学的目标，分析中国经济学面临的主要困境，并结合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耦合研究成果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1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超级秘书网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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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3）: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