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先述“时宜”。

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可以再生的，这种再生是“天”即自然的活动，是自然再生产的过程；因此，它们的生长繁息和农作物、禽畜一样，是受“天时”制约的，其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和自然界气候变化的节律是一致的。“三才”理论天地人和万物统一的重要基础正是天时制约的普遍性。作为野生动植物永续利用基础的“养”，其实施的关键就是要顺时。上面谈到了我国先秦时期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其中心点是“时禁”，或“以时禁发”。而“时禁”的目的正是保证野生动植物顺应自然界季节变化的规律正常地生长和繁育。因为“养长时，则六畜育（禽兽亦然），杀生时，则草木殖（作物亦然）”（《荀子·王制》）。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经济利用和永续利用的目的。因此，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的出现，是和先秦时代对“天时”认识的深化分不开的。[24]

次述“物宜”。

野生动植物生长虽然普遍受天时的制约，但不同种类的野生动植物对天时的适应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还要建立在对各种野生动植物生长规律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物宜”而作合理安排的。

这种“物宜”的原则在上引《国语·鲁语》里革断罟的记载中反映得十分清楚。当时人们已经认识到鸟兽和鱼类在不同的季节怀孕生産，捕鱼和猎兽的禁与发在时间安排上应该相互交错。春天鸟兽怀孕，此时禁猎。夏天鱼类孕别，此时禁渔，正如韦注所云：“立夏鸟兽已成，水虫怀孕之时，禁取鱼之网，设取兽之物也。”捕鱼安排在冬尽春来的季节，除了气候上的原因以外，还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春天捕取鱼鳖可使肉食供应不致因禁猎而匮乏，有利于春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助（鸟兽）生阜”的作用；第二，春天多取鱼鳖晒干储备起来供夏天消费，可免夏天禁渔期间鱼类食物供应的断档，有利于夏天禁猎的实行，从而起到“畜（鱼鳖）功用”的作用。这种安排，相当典型地体现了“三才”理论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

又如人们之所以把砍伐树木时宜安排在冬季，不但因为春夏林木仍在生长，而且因为冬季砍伐质量较好，又利于林木的再生。[25]

《荀子·王制》说：“……万物得宜，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这里的“万物”也包括野生动植物在内。

次述“地宜”。

先秦时代的“物地宜，尽地利”，不但包括对各类农田的合理利用，也包括对农田以外的各类土地的合理利用保护和合理利用山林川泽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正是当时“地宜”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是以“地宜”思想为基础的。所以，《逸周书·文传》谈“以时”入山林川泽和“以时”狩猎，是和“土不失宜”相联系的。它又指出：

土可犯，材可蓄。湿润不[可]谷[之地]，树之竹、苇、莞、蒲；砾石不可谷[之地]，树之葛、木。以为絺绤，以为材用。故凡土地之闲者，圣人裁之，并为民用。是以鱼鳖归其泉，鸟归其林。

在我国的上古时代，虽然种植业早就成为主要的生产部门，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地广人稀，原野不能尽辟，农田一段分布在都邑的近郊，郊外则辟为牧场，山林川泽仍然是人们重要的生产对象。山林川泽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方盛产林木苇材鸟兽鱼鳖等各类山货水产，在以半干旱草原为主的自然环境中显得特别珍贵。山林薮泽被称为“物之钟”、“国之宝”。《国语·周语上》：“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其犹原隰之有衍沃，衣食于是乎生。”山林川泽和原隰衍沃并提，显示了它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国语·楚语下》载王孙圉论宝，把山林薮泽作为国之六宝之一。“山林薮泽足以备财用，则宝之。”这除了与自然环境有关外，还因为当时种植业不够稳定，经常受自然灾害的威胁，需要以山林川泽的天然富源作经济生活的必要补充。[26]《周礼·天官·冢宰》“以九职任万民”，其中“三农”、“园圃”、“薮牧”、“虞衡”、“聚敛疏材”属广义农业范畴，“虞衡”在“九职”中列于第三位，而且“聚敛疏材”实际上也可以包括在“虞衡”之中。大概反映了战国以前生产结构的实况。《周礼》中有“山虞”“林衡”“泽虞”“川衡”之职，统称“虞衡”，就是掌管有关山林川泽的生产事宜的。这类官吏，在《诗经》《左传》《国语》《夏小正》以至金文彝铭中均可找到。《史记·货殖列传》引《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亦见“虞衡”的重要性。到了战国时代，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已经下降，但仍不失为农牧业的重要补充。所以，春秋战国政治家在作国土总体利用规划时，总是把山林川泽考虑在内的。《管子·八观》以原野的五谷生产，观一国之饥饱；以山泽、桑麻、六畜之产，观一国之贫富。“夫山泽广大，则草木易多也……山泽虽广，草木毋禁……闭货之门也，故曰时货不遂，金玉虽多，谓之贫国也。”

最后，谈谈山川的禁发与农事安排的关系。

先秦时代山林川泽的“禁发”，除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外，还有保证大田农业有充足劳动力的意义在内。故《管子·八观》说：

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独伐也，大木不可独举也，大木不可独运也，大木不可加之薄墙之上。故曰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裁]而成也。非私草木爱鱼鳖也，恶废民生于谷也。

这是就一般年景而言的。山林川泽还作为储藏天然财富的一个“资源库”，在年成丰歉之间作调剂之用。在粮食歉收的年份，统治者就会开放山林川泽，让人民从山泽的资源中获取维持生计的资料，以安全渡过荒年。

总之，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经验的总结，它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是建立在对广义农业生产的“时宜”、“地宜”、“物宜”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与“人力”的调配和农事的安排有关。

三 传统农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中国历史上有过优秀的传统农学和发达的传统农业，它们曾经创造了历史的辉煌，不但使中国在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方面长期领先于世界，而且使中华文明成为唯一延续下来没有中断过的古代文明。到了近代，中国的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都已经落伍。我们现在要实现农业现代化，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用主要来源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来改造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但我国传统农学和传统农业并非一无是处，它仍然包含着合理的因素和有生命力的成分；西方的现代农业和现代农学也并非十全十美。西方现代农业虽然应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取得重大的成就，但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是把自然界分解成各个部分进行研究的结果，对事物之间的联系注意不够。西方现代农业过分依靠外源能，把农业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农业的本性。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环境污染、水土流失、病虫害抗性增加、能源过分消耗、“投入—产出比”下降等弊端已日益暴露，引起西方学者的反思，并重视从中国传统农业和传统农学获取启示，以寻找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学所包含的合理因素、价值和生命力再次显露出来了。

中国传统农学的核心是“三才”理论。“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看作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作为农业主体的人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整体，比较符合作为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统一的农业的本性；因而也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与“天”“地”并列，人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因此，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自然界是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的。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当前，片面性的、对自然掠夺式的发展，已导致地球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提供的支持系统的严重危机，综合性的、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思想就更加显出其永久的价值。

如果我们把先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和现在已成为世界各国指导方针的关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作一比较，人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两者竟是那样的吻合。兼顾局部的、目前的利益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联合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说：“可持续发展系指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利虽倍数于今，而不便于后，弗为也”，因而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提出“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的要求。现代学者总结了历史的教训，认为在经济的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应当采取“在利用中保护和在保护中利用”的原则。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实行利用资源的用养结合的原则，把“养”视为“用”的基础，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道理。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有的学者把它称为“天人之约”。现代生态经济学认为，人类的经济系统应该建立在生态系统的基础上，人类的经济活动应该遵循生态规律。我国先秦时代人们已经形成天地人统一的“三才”理论，把农业生产视为农业生物、农业环境和人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的系统，把人的作用定位在“助宣气”、“助生阜”、“参天地之化育”之上。先秦时代“时禁”，不但基于对“天时”的把握，也是基于对生物生长规律的把握，或者说，它是建立在对生物与自然环境统一的认识之上的；它的本质就是要求人们的经济活动要遵循生态规律。先秦时代保护自然资源的一系列措施，与现代保护自然资源的办法也是一致或相通的。应该承认，这些思想和理论是我们勤劳而智慧的祖先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之一，至今对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现代化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不应当把西方的现代化绝对化，变成一个殭死的模式。在世纪之交的今天，讲现代化不能离开人与自然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农学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农业应当是一种生态农业，它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而，中国农业现代化应当实现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中优良传统的结合。

在这里，还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我国先秦时代即已出现保护、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什么后来我国生态环境仍然受到严重破坏？我想，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

一是理论本身的缺陷。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地球上存在“三种生产”：即社会物质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生态环境生产，只有这三种生产协调和谐，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先秦时代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主要着眼点是协调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的关系，即在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时，注意遵循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注意保护自然环境中野生动植物自身的再生产能力；但没有注意人类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环境生产的协调。人的生产中包括人口数量、人口素质和消费方式，都没有引起当时思想家的重视。先秦秦汉虽然也出现过“分土制民”、合理安排人地比例、人地必须相称的思想，但这只是从居民点设置或政区规划的角度考虑的，而不是从人口生产与物质生产和环境生产关系的总体来考虑的。在传统农学的“三才”理论中，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时，注意到了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性的统一，对资源利用的用养结合，物质生产上的循环利用等，但也没有考虑人自身生产与物质生产及环境的协调。我国历代都鼓励人口的增殖，而不知人口生产也应有所节制。而历史表明，人类自身生产如果安排不好，也会破坏物质生产与环境生产的协调。中国近代生态环境的问题，相当程度上是人口问题引起的。

二是制度方面的制约。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总体规划、全民动员（现在更需要全球性的合作），这在当时的制度下是做不到的。我国古代立法中虽然也有保护环境的内容，但都是零星的局部的，更没有提到基本国策的水平。在分散经营、各行其是的条件下，盲目开发，滥用资源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历代都有思想家提倡节约消费，但难以制约统治者的奢侈无度，以致超越在当时物质生产条件下利用自然资源的合理限度。苛重租赋剥削经常导致一部分农民贫困破产、丧失土地，封建社会晚期人口激增更加加剧了这种情况，无地或少地农民涌向荒山、滩涂、边疆、牧区，盲目垦发，也导致了森林、牧场和水资源的破坏。这些看似农业问题，实际上是制度问题。

可见，我国先秦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毕竟是很初步的，在深度和广度上不能与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相比拟。现代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展引发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严重问题的情况下，对人与自然关系全面反思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口、社会、环境和发展的问题才会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可持续发展才可能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并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人与自然、经济与生态的空前尖锐的矛盾孕育着人类的新思维，而上述矛盾的解决将导致新的文明形态的诞生。人类历史已经经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在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人类将迈进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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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所说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野生动植物资源。这可以看作当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的一个方面。对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先秦时代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精彩的理论，但由于耕地在一定程度上已属于“人化自然”，故本文不予论述。

[1] 《大戴礼记·主言》载孔子言：“入山泽以时，有禁而无征。”《礼记·王制》所谓“林麓川泽以时入而不禁”，与此同义。

[2] “禁”的另一面是“发”，因此，“时禁”也就是“以时禁发”。其内容很多，不限于保护林木。《吕氏春秋·上农》：“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于门，罛罟不敢入于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这是概括而言的，并非四时皆禁，而是说四时各有其禁。

[3] 《睡虎地秦简·田律》中还有“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的记载，整理小组注曰：“荔，疑读为甲，《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即植物发芽时所戴的种皮。取生甲，采取刚刚出芽的植物。”

[4] 据王先谦考证，“百索”即百蔬。

[5] 丁士涵改“夫”为“天”（见郭沬若《管子集校》），亦通。

[6] “大寒降”是季冬之月，“土蛰发”是孟春之月。《夏小正》十二月“虞人入梁”。《礼记·王制》：“獭祭鱼，然后渔人入泽梁。” “獭祭鱼”，《夏小正》和《礼记·月令`》均在正月。

[7]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作“禁罝罜，设阱鄂” ；韦注“罝，当作罛，罜，小网也”。罝为兽网，不应为水虞之所掌。改罝为罛，义虽可通，但“禁罝罜”与“设阱鄂”不对称。清董增龄《国语正义》作“禁罝，设阱鄂”；韦解“罝，当为罜，罜，小网也”。近是。盖此文原应作“禁罜，设阱鄂”，误为“禁罝，设阱鄂”，韦昭注改“罝”为“罜”：或在“罝”下添小字“罜”为注，遂致窜入正文，成为“禁罝罜”：后人又妄把韦注“罝，当为罜”改作“罝，当作罛”。《说文》：“罜，罜，魚罟也。”罜可特指小魚网，也可泛指魚网。夏天是鱼类孕别之时，故禁罜。

[8]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第178页。

[9] 《吕氏春秋·具备》：“宓子贱治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于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渔为得之，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吿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闇行，若有严刑在旁。敢问宓子何以至于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宓子必行此术于亶父也。’”《淮南子·道应训》也有相似记载。 所谓“诚乎此者刑（形也）乎彼”，是指治政以至诚并表现在行动上。这一记载表明，先秦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利用，不但运用立法和刑罚的手段，而且采取教育和感化的手段。

[10] 朱右曾说：“骛泽犹竭泽。”见《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11] “豺祭兽”，《月令》在九月，《夏小正》在十月；“鸠化为鹰”是仲秋的物候。

[12] 《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

[13] 火耕和火猎的残留在甲骨文和反映周代情况的文献中均有记载，于此不赘。

[14] 上述两段引文方括号中的字据颜昌峣《管子校释》增补，参看郭沬若《管子集校》。

[15] 《大戴礼记·五帝德》也说：“舜……使益行火，以辟山莱。”

[16] 闻一多改“祥”为“羊”（转见郭沬若《《管子集校》》）。“祈羊”是一种祭祀山泽之名，当与山泽的管理有关。《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祭祀山川与山林川泽的禁发联系在一起，带有某种“神道设教”的味道。

[17] 吕文郁：《华夏文明与先秦时代的生态环境》，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8] 对黄河流域上古时代自然环境和植被情况，学界估计很不一致。有的学者强调当时气候温暖、森林丰茂。我认为当时的森林当然比后世丰茂得多，但不宜夸大。如果上古时代黄河流域森林十分丰茂，覆盖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的黄土就不会呈现黄色、碱性，黄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混浊（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民谚在流传）。何炳棣把《诗经》等文献中所记载的植被资料，和对黄土區科学研究的成果进行对照和印证，得出上古黄土区域自然景观是半干旱草原的结论，是有说服力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1969年）。正因为这样，生态平衡的破坏更显出其严重后果，从而促进了生态意识的“早熟”。

[19] 《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说：“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大戴礼记·易本命》：“子曰：夫天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以此相似。

[20] 《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无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礼曰暴天物。天子不合围，诸侯不掩群。”就是有节制地利用自然资源思想的一种反映。

[21] 《汇校》引唐大沛云：此句脱二字，当作“无杀童，无夭胎。”

[22]《旧约·创世纪》说：“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满载于世，征服它吧，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这一豪言壮语，成为鼓舞人心的极大驱动力，把《旧约》的这一段指示发挥得淋漓尽致。关于“三才”理论与西方宗教观念的对立，参看游修龄《中国农学史·序》。

[23] 据《逸周书汇校集注》校改。

[24] 《群书治要》引《虎韬》云：“神农之禁，春夏之所生，不伤不害，谨修地利以成万物，无夺民之所利，则民顺其时矣。”

篇2

[关键词]两山理念；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

一、问题的提出

2005年8月15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同志在湖州市安吉县余村考察时，首次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为深入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指引。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无疑革新了我们对山水自然资源的认识。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这其中至少包含了两个问题，即价值实现形式和价值核定路径。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2014年浙江省湖州市开创全国首个地市级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编制全国首张自然资源负债表。主要核算项目包括土地、森林、水等自然资源。从浙江湖州市的实践分析，截止2017年湖州市林地总面积290517公顷，人工更新乔木林面积172公顷，特殊灌木林增加1053公顷。自然资源的变动，将量化生态变动对当地GEP和GDP的影响。自然资源生态价值核算，以“看得见，算得清”的模式，量化资源，更好的利用资源。湖州市资产负债表充分证明了自然资源资产是湖州市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也再次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对区域内相关自然资源进行盘点清查，解决了自然资源实物量的问题，为核算自然资源价值奠定了基础，但是如何看待这些实物量中包含的生态价值，更进一步地，我们要探索生态价值的转化路径，如何让蕴含的生态价值充分体现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二、文献回顾

(一)国外理论研究与实践

国外在自然资源价值核算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与加拿大。其中，美国“湿地缓解银行”的形成与发展较为典型。20世纪70年代前，美国政府牺牲湿地以推动经济发展，导致大量湿地由于围垦、排水而遭到大范围破坏，生态功能严重退化甚至丧失。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湿地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应对气候变化、调节水分循环、保持生物多样性、维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具有深刻意义，对经济、文化、科研及休闲旅游也具有重要价值。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联邦政府开始研究湿地保护方案，提出建立补偿性缓解机制。为满足大量湿地补偿需求，“湿地缓解银行”应运而生。这种市场化补偿机制，目的在于将一定数量已保护修复的湿地，经第三方维护，出售给其他开发者，以帮助后者履行其法定补偿义务。开发者在对土地进行开发管理时，必须对使用的土地、湿地等具有生态价值功能的自然资源予以补偿，通过这种补偿机制，达到保护湿地、抵消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影响的目的。“湿地缓解银行”机制由权责清晰的三方体系构成，包括政府审批和监管部门、购买方、销售方。政府部门的权力包括对缓解银行的正式审核批复，对生态绩效的长期监测。购买方是对湿地造成损害的开发者，其通过从“湿地缓解银行”中购买“湿地信用”，将补偿生态破坏、对生态成效进行长期维护和监测的责任全部转移给销售方。销售方一般是“湿地缓解银行”的建设者，维护者或是生态修复公司，其享有对“湿地信用”进行交易的权利，也承担湿地补偿责任。经过几十年的摸索，“湿地缓解银行”成为美国政府最推崇的补偿性缓解方式，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私人企业投资参与建设，激励了土地所有权人、社会公众参与湿地保护，还推动了湿地修复技术的进步和湿地修复产业的发展，有效地保障了湿地资源及其生态功能的动态平衡。

(二)国内相关理论研究

国内对自然资源实物价值的认识由来已久，但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意识到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后，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以及价值实现机制成为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重点，特别对自然资源负债表的编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见于土地管理学领域和会计学领域的四个理论。1.可持续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是生态价值核算的核心基础和最终目标。是指在不降低生态环境质量、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上，进行持续性经济发展。生态价值核算目的在于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和强化资源与环境系统的生产、更新、补充能力。可持续发展理论是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重要理论支持。2.绿色GDP理论。绿色GDP是扣除了自然资产(包括资源、环境)损失之后的新创造的真实国民财富的总量指标，绿色GDP理论的实践，对资源环境核算及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提出了现实要求。3.自然资源价值理论。自然资源价值理论为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采用实物量与价值量结合的列报模式提供了可行性层面的理论依据。依据该理论，自然资源的价值至少包括存在价值、经济价值与环境价值。但如何对资源与环境进行全面核算，对自然资源要素价值量进行计量仍是自然资源核算的主要难点。4.环境会计理论。环境会计研究包括量化环境资源、自然资源价值及核算环境改善收益，为政府部门或相关单位等提供可用环境信息。环境会计理论涵盖了会计学、可持续发展、环境经济学这三门学科的相关知识，主要强调资源环境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达到社会对环境的重视。环境会计研究领域的丰富成果，是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与实践指导。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构建政府宏观环境会计体系不可缺少的环节。环境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对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要素的确认与计量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实现典型案例

有关自然资源生态价值实现的实务探索，福建省南平市森林资源的做法较为典型。南平市森林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为78.92%，林木蓄积量大，约占福建省总量的30%，南平市农民人均林地近15亩，76%以上山林林权处于“碎片化”状态，面临森林资源整合分类、资产变现、社会资本引进困难等问题。2018年，南平市顺昌县开展“森林生态银行”试点工作，构建了集自然资源管理、开发和运营一体的“生态银行”平台，对碎片化的森林资源集中收储和整合优化，引入社会资本投资，委托专业产业运营商进行具体管理，探索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主要做法是：

(一)政府主导建立“森林生态银行”运行机制

顺昌县林业局统筹资源站、国有林场伐区调查设计队、林场护林队伍等力量，开展森林资源管护、评估、改造、提升、设计、开发等工作。通过对零散的生态资源进行整合与提升，引入社会资本和专业运营商，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和资本，使生态产品有了价值实现的基础。

(二)盘点森林资源底数

清查全县域林地分布、森林质量、保护等级、林地权属等数据，进行确权登记，明确产权主体、划清产权界线，形成全县林地“一张网、一张图、一个库”数据库管理。对森林资源进行全生命周期动态监管，实时掌握林木质量、数量及分布情况，实现林业资源数据的集中管理与服务。

(三)推进资源流转和资产化

遵循平等自愿和不改变林地所有权的原则，将碎片化的森林资源经营权和使用权集中流转至“森林生态银行”，由后者通过科学抚育、集约经营、发展林下经济等措施，实施集中储备和规模整治。顺昌“森林生态银行”目前已导入林地面积6.36万亩，其中股份合作、林地租赁经营面积1.26万亩，赎买商品林面积5.1万亩，盘活了大量分散的森林资源。

(四)实现生态资本增值收益

通过“森林生态银行”平台的科学管护和规模化、专业化经营，森林资源质量、资产价值和森林生态系统承载能力不断提高，林木蓄积量年均增加1.2立方米/亩以上，特别是杉木林的亩均蓄积量达到了11.19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通过“森林生态银行”的集约经营，出材量比林农分散经营提高25%左右，部分林区每亩林地的产值增加2000元以上，单产价值是普通山林的四倍以上。森林生态系统的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服务功能不断提升，南平市主要水系的水质全部为III类以上，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99.1%，PM2.5平均浓度为24微克/立方米。

(五)打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

南平市根据其林木资源优势，通过对接市场、资本与产业，启动了医药、家具、养老旅游等产业项目；积极对接国际需求，为规模加工企业产品能够出口欧美市场，将27.2万亩林地、1.5万亩毛竹纳入FSC国际森林认证范围。通过自主策划、设计，实施福建省第一个竹林碳汇项目，创新多主体、市场化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现了森林生态“高颜值”、林业发展“高素质”、林农生活“高品质”的目标。

四、实现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设想

(一)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因素

我国森林资源丰富，作为“两山”理念的发源地，丽水通过全国首宗“经济产出价值+生态环境增值”方式，进行出让地块的生态资产评估核算，获得生态环境增值9.75万元、淳安“两山银行”试点借鉴商业银行“分散式输入、集中式输出”模式，进行规模化收储、专业化整合、市场化运作等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路径中做了有益探索。综合考量现有研究成果，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核算可以着重考虑以下因素：1.明晰界定产权。清晰的产权是价值核算的基础。通过明确的产权，以丽水为例，从2006年开始，开展林业投融资改革试点，通过颁发林权证，使2100万亩森林变成一张“活期存折”，通过交易，盘活相当大的森林生态资产。丽水龙泉市持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提高林地经营效益，建立生态奖补机制，累计实现林业总产值92.7亿元，同比增长13.6%。2.推动市场发展。龙泉市森林覆盖率84.38%、林木蓄积量1912万立方米，其探索特色森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新路径，通过铁皮石斛、白玉笋干、山茶油等林下产品，为经济发展提供助力。由此可鉴，可以通过成立森林公园，做大森林旅游，推进森林体验与康养，开发生态教育，提供游憩休闲等服务产品，结合地域历史与民族风俗进行生态文化产业开发，挖掘森林生态价值，通过对生态产品的深加工，为森林资源提供市场。3.设置生态指标。编制生态产品目录清单，包括文化、旅游、农业、康养、健身等产品。编制生态价值核算指标，设置森林生态区位、林木种类、蓄积量、年生长量、生物多样性、负氧离子含量、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空气净化、水质净化、气候调节、固碳释氧等因素。生态指标的设置，按照对生态产品与生态功能的认识深入动态调整。4.核算生态价值。在盘点生态资源实物量的基础上，分项核算指标价值，即对各个“功能量”块进行整合核算。根据市场的形成，分别运用市场价值核算或其他评估方法，确定生态产品的价格和各项生态指标因素的价值，最后核定局部地区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总量。核算应尽量避免指标设置不科学或考虑不周导致核算结果失真。

(二)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的过程

1.交易单位的标准化确定。“湿地缓解银行”进行交易时，由于受损湿地与待售湿地的地理位置、自然生态特征、生态功能的不同，产生了统一量化标准“湿地信用”，含义为恢复、新建、强化、保护现有湿地的生态功能后增加的湿地面积与生态功能。过程包含如下三个步骤：一是根据水文地貌分类，判断待售湿地与受损湿地的类型是否相似可替；二是对不同生态功能进行评分，综合九项指标：湿地物种栖息地、支持食物链、维持生物多样性、提供景观异质性、本底物种支持、提供通往水体环境的渠道、天然水文变化情况、维持水质、支持土壤过程。每一项的分值按照从0(无此功能)至1(能完整提供此功能)进行打分；三是计算湿地功能容量指数，即对生态功能评分取平均值，“湿地信用”的数量即湿地面积与湿地功能容量指数的乘积。因此，针对我国森林资源核算，可以首先确定一个标准额度，通过森林各项生态指标，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利用统一的交易单位，便于价值衡量与交换。2.可交易额度的定量确定。在美国，“湿地信用”的交易数量由买卖双方确定。购买方不仅需要考虑拟购“湿地缓解银行”的服务区域(一般来说，不同服务区域不可进行交易)，还需要考虑受损湿地与待售湿地的面积与生态功能，这些因素会导致“湿地信用”转化率的不同。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核算在可交易额度方面也有所限制，首先，限定区域。每个区域由于生态资源的相似性，以区域为单位，使用相同计量，例如安吉、丽水、淳安。其次，限定总额。区域内生态价值总额一定，方便统计资源量增减。额度的确定有利于控制生态市场的资源流动量。3.交易价格的合理性确定。“湿地缓解银行”是一个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体系，其交易行为完全受市场供需情况影响，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影响。作为一个买卖双向交易市场，“湿地信用”的交易价格由两方公开交易确定，一般会考虑建设成本、预期利润、市场情况等因素进行定价，保证交易价格的合理性。这对我国森林资源生态价值的意义也十分重大，合理的价格是进行生态交易的基础，我国可以参考美国的由交易双方确定价格，也可以根据国情，选择合适的定价标准。由买卖方协定价格可以有效地满足双方既得利益，而政府定价，则可以有效地保障市场环境的公平公正。因此，价格确定方式仍值研究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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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倪艳,秦臻.绿色GDP绩效考核的实践探索与思考[J].经济研究导刊,2019(25):5-7.

[3]於方,杨威杉,马国霞,周颖.生态价值核算的国内外最新进展与展望[J].环境保护,2020,48(14):18-24.

[4]陈敬东,潘燕飞,刘奕羿.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研究———基于浙江丽水的样本实践与理论创新[J].丽水学院学报,2020,42(1):1-9.

篇3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逐渐替代了传统的基于产品的企业理论或者说竞争优势，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基于资源的企业理论认为持续竞争优势来自于企业资源的四个经验特征：即价值、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一般企业资源包括企业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流程、禀赋、信息、知识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讲，就是企业用来形成并实施其战略的力量。它可以分为物质资本资源、人力资本资源、组织资本资源。当企业在企业充分利用了自身资源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并在此基础上在实施一个能创造价值的战略的同时没有任何现有的或潜在的竞争者实施相同的战略，那么企业就具有了竞争优势。如果这种战略不能被竞争者所模仿，它就具有持续竞争优势。

2、带来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的特性

(1)价值：资源要有价值，必须能促使公司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的战略。

(2)稀缺性：只有当一个公司实施的价值创造战略不能同时被其大量竞争者所实施时，它才能带来竞争优势，而这种价值创造战略的基础正是稀缺资源。

(3)不可模仿性：资源的不可模仿性可能出自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企业获取资源的能力有独特的历史背景；因果关系的模糊性；社会复杂性。

(4)不可替代性：战略相等资源的存在就意味着现有的或潜在的竞争者能以另一种方式，用不同的资源，来实施相同的战略，而如果这些资源既不稀缺又易于模仿，那么许多公司都能实施前述战略，这些战略就不能产生持续竞争优势。

讨论资源对于持续竞争优势的影响的前提是资源的异质性和不可流动性。战略的形成与实施需要不同的公司资源，如果所有的公司都拥有相同的资源，那么它们的战略也必然相同，从而能以相同的方式提高它们的效率与效益，并达到相同的程度。因此，在这样的产业内任何公司都不可能拥有持续竞争优势。

二、资源型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资源特性

广义资源包括企业所能控制的、能使之形成并实施提高其效率与效益战略的所有的资产、能力、组织流程、禀赋、信息、知识等。用传统战略分析的话来讲，就是企业用来形成并实施其战略的力量。它可以分为物质资源、智力资源、组织资源。资源型企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资源相对于其它资源，如智力资源、组织资源来说对企业的贡献率大，企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因此，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着与其它制造企业不同的特点。

(1)资源型企业的特点

资源型企业是指在其产品成本构成中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或其生产要素的构成中自然资源占核心地位，并通过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实现生产。资源型产业最突出的特征就是自然资源对产业的贡献大，产业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强。它与其它加工制造业相比，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自然资源禀赋对资源型企业起着决定性作用。资源型产业的发展就是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为主体投入要素，进行产品的生产，是一种以消耗大量自然资源、获取微薄利润的过程。在其成长过程中，通过对当地自然资源的独占或垄断（其形式有：自造资源、后向一体化获取资源、获得国家赋予的资源开采权、或与原材料资源生产企业合作等），在保证资源需求充足供应的前提下，进行产品的生产。资源型产业发展是以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

②资源型产业产品附加值太低。资源型企业的产品大多是初级产品。资源型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对自然资源的垄断，而不是产品本身。在产品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基于相对较低的技术水平，通过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初加工，形成了以初级原材料为产品的最终产品。

③资源型产业的负的外部性较大。一般制造业也存在外部性，但资源型产业在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的同时，其外部性表现的更为严重。

（2）资源型企业的资源配置（资源消耗组合）特点

所谓资源配置是指自然资源之间以及自然资源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组合关系在时间结构、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具体体现（曲褔田，《资源经济学》，2002）一般的企业资源消耗主要包括两大部分：物质资源消耗、人力资源消耗。其中物质资源消耗又包括自然资源消耗、能源消耗、固定资产消耗；人力资源消耗又包括：智力资源消耗和劳动消耗。由于资源型企业有着与其它加工制造业不同的特点，因此，资源型企业的资源配置（资源消耗）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①物质资源消耗占绝对优势。资源型企业的物质资源投入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物质资源的占用形式，如厂房、设备及重复使用的大型材料。这些资源的投入是维持企业生产进行的基本条件，是资源型企业产品价值提升的保证。这种资源消耗的价值补偿时间较长。另一种是自然资源的消耗形式。这种资源投入是资源型企业的根本性投入，也是资源型企业生存发展的依赖性投入。这种资源消耗价值补偿时间较短。物质资源消耗构成资源产品价值的主要部分。

②智力资源、组织资源投入相对较少。企业的智力资源指的是企业中所有那些体现在企业员工身上的才能，包括企业员工的专业技能、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管理者的管理能力。企业的组织能力指的是企业内部各种被用来实现某一个预期目的的组织流程。企业的组织能力往往以信息为基础,具有企业特定性(firm-specific),它们是通过企业内部各种其他资源复杂的长期相互作用建立起来的。这两种资源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企业创造的一种"中间产品",这种"中间产品"可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从而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也可以被抽象地看作是对企业最终产品或服务的战略性保护机制。但传统资源型企业往往只重视对某种自然资源的独占或垄断所带来的优势，而忽视了企业内部的智力资源和组织资源的作用。

③劳动消耗较大。这里的劳动消耗一般是指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体力消耗。大量的劳动消耗是资源型企业生产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也是资源型企业的特点。物质资源的消耗必须是由消耗劳动来完成，它构成资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3）资源型企业的自然资源特性

由于自然资源在资源型企业中的重要地位，并且在资源型企业的产品价值构成中占有主要部分，下面分析资源型企业中的自然资源的特性，以及这种特性对产品的影响。

①自然资源价值（有用性）。现代资源资产价值理论，是在反思传统的资源价值理论基础上逐步构建起来的。传统的资源价值观的理论基础是西方效用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是从物品满足人的欲望能力或人对物品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角度来解释价值及其形成过程的经济理论。其主要观点是：①价值起源于效用，效用是形成价值的必要条件又以物品的稀缺性为条件，效用和稀缺性是价值得以体现的充分条件。②价值取决于边际效用量，即满足人的最后的变即最小欲望的那一单位商品的效用，价值纯粹为一种主观心理现象。③边际效用递减和边际效用均等地，才能全人们从中获得的总效用达到最大。④效用量是由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状况决定的，其大小与需求强度成下比例关系，物品的价值最终由效用性和稀缺性决定的。（姜文来，杨瑞珍《资源资产论》，2002）

现代资源资产价值理论认为，资源资产的价值来源于三部分：资源资产的商品价值、资源资产的生态价值、和资源资产的折补价值。

②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稀缺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稀缺的标志是若为获得资源而必须付出代价，而获取一个单位资源而付出的间接和直接的代价的度量，就是资源稀缺程度的指示器。资源稀缺是伴随着资源的自然有限性而提出来的。资源稀缺是有时间性的，是一个相对的动态概念，评价资源稀缺性一般具有下列指标：①资源产品的价格；②资源开发费用用或开发成本；

③稀缺性租金

缓解资源稀缺的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因为：①技术进步可以发现新的资源储量；②技术进步可以带动资源利用率的提高；③技术进步促进生产过程中对稀缺资源的替代；④技术进步可以推动资源利用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实现资源利用的规模经济。

资源稀缺是资源产品价格的变动的最直接的原因之一。

篇4

关键词：价值;资源环境;劳动价值论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方传棣（1989―），男，湖北英山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土地资源、矿产资源管理的学习与研究。

通讯作者：刘江宜(1975―),男,湖北沙市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5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2)02-0166-03

1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矛盾的加剧，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经济学家也加入到这一阵营中来，并形成了资源环境经济学。综观近年来经济学对资源环境问题的研究，一个主要的议题集中在资源环境价值问题方面。围绕着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基础、资源环境价值的构成，以及如何评估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了许多讨论，笔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简要回顾和分析。

2 资源环境无价的理论基础及后果

2.1 资源环境无价的理论原因

在前人的学术视野中，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认为资源环境是没有价值的。

政治经济学坚持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并且是抽象劳动创造了产品的价值。因此，产品是否有价值的标准就是是否凝结了人类一般抽象劳动。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是天然形成的，没有包括人类的抽象劳动，因此也就没有价值。但是，马克思同时也指出，自然资源虽然没有价值，但却是可以有价格的。

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边际效用论，舍弃了价值的本质，经常将价值与价格混为一谈，只分析价格的决定和影响因素。在西方经济学文献中，产品有无价格或价格大小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归根到底是由产品的稀缺性决定的。这一点从西方学者对“水与金刚石的价值悖论”解释中可以反映出来。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水的效用极大，但价格较小，而金刚石对人类几乎没有什么用处，但其价格却极高。这主要是因为水的数量非常之多，而金刚石在自然界中较少的缘故。由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于人类需求来讲是无限的，因此不存在稀缺，也就不是经济物品，从而没有价格。同时，西方经济学认为只有经过市场交易的商品才有价格，而环境没有市场，故也没有价格。

2.2 资源环境无价的实践后果及反思

资源环境无价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必然导致人与自然的矛盾。20世纪以来，人类在工业化过程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科技日益进步，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发展。但是，在世纪之末，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工业化过程中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过分依赖和破坏，以及由此带来的资源日益耗竭、环境日益恶化、经济增长日趋困难等问题。为此，人们开始讨论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事实上，早在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寂静的春天》中就描绘了一幅由于滥施农药将使春天变得死一般寂静的景象，引起了人们开始反思传统发展模式。

1972年，美国米多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增长的极限》报告，将全球性问题归结为世界人口、粮食供应、工业增长、环境污染、不可再生资源等5大方面，并提出所谓“零增长”，“工业发展退一步”等理论来解决增长极限的难题。同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虽仅限于环境污染，未能将环境污染与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但却唤起了全世界的环境觉醒和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视，并引发了世界第一次环境保护浪潮，会议发表了划时代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宣言》。从那时起，可持续发展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之一。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Brundfland）夫人为主席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向联合国提交了《我们共同的未来》 （Our Common Future）的报告，明确提出了“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对后代人满足其需求能力不构成危害的发展”。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通过了《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和《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概念和理论付诸于行动。随后，在联合国多次有关以“人类环境与发展”为主题的大会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模式，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

可持续发展观的树立，使人类开始重新认识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价值。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开始从理论上阐述资源环境价值，在实践上主张通过将资源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实行绿色经济核算。

3 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解释及其构成

3.1 资源环境有价的理论基础

如同人们对资源环境无价论的解释各不相同，在阐述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基础时，也有所不同。总体上看，国内学者仍以政治经济学为框架进行解释，而西方学者也是以效用价值论为框架进行分析。

（1）哲学解释。国内有少数学者从哲学层面来解释资源环境的价值。他们重新定义“价值”的概念，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讲，价值的含义是客体对主体所产生的效用。由于资源环境能够满足人们的主观需要，因此就有价值。笔者认为，这种价值论不仅抛开了经济学框架，而且在具体评价资源环境的价值时不易计量。

（2）使用价值决定论。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有价值是因为它具有使用价值。这种解释显然与马克思的基本原理相违背，难以具有说服力。马克思曾明确指出，有价值的东西有使用价值，但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有价值。更进一步，这种观点本质上与西方的效用价值论是一体的，认为有用即有价值。

（3）劳动价值泛化论。这种观点认为人不过是一个特殊的生物种，人的劳动能力本质上也是一种生物生产力。人的劳动可以创造价值，自然资源生态系统的生物生产力也能创造价值。人在生产时要耗费物化劳动，自然资源在形成过程中也要不断吸收环境中的物质，这些物质及时间的消耗构成了自然资源的物质基础，相当于物化劳动的消耗。所以“自然资源有价”是“劳动价值论”的泛化。

（4）劳动价值发展论。以我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刘思华教授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资源环境从无价到有价是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论仍然是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基础。这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理解：其一，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源环境问题还没有成为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没有将重点放在对资源环境价值的关注方面，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其二，当代资源环境的形成、维护、更新在许多方面都凝聚了人类的一般劳动，完全可以在劳动价值论的框架内进行解释。刘思华教授在《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一书中指出，资源环境价值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现有的许多生态环境都耗费了人类的一般劳动，因而是有价值的。其三，对于一些天然形成的，人类不可替代的资源环境，可视为自然界的内在价值而加以解释。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较好地解释了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基础，并从历史和逻辑上阐明了资源环境从无价到有价的过程。

与国内研究不同，西方学者从效用价值论出发，认为资源环境有价值的主要原因是稀缺性。过去，由于相对人们的需要来讲，自然资源稀缺程度不明显，而环境容量也没有达到人们排放污染的极限。因此，不存在有限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资源的需求增加，而向环境排放的污染增多，因此，从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出发，结合资源的自然丰度及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论述了自然资源与环境的经济价值。也有学者从替代性出发，认为自然资源的价值是在资源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人类为了使资源恢复到原来应有的水平，投入了必要的社会劳动，资源因此被人类赋予了更新、恢复的价值。笔者认为，这种变化用前述刘思华教授的劳动价值发展论解释更为合理。此外，西方学者中还有均衡价值论、三元价值论、边际效用论等，并从中衍生出自然资源的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商品价值、生态价值等多种价值形态。

3.2 资源环境价值的构成

虽然中外学者在对资源环境价值的理论解释方面有所区别，但在资源环境的具体构成方面，却有着一定的相似。国内方面，部分学者认为资源环境的价值由三部分构成，即实在经济价值、功能经济价值和生存经济价值。同时，实在经济价值和功能经济价值是资源环境的外在价值，而生存经济价值是资源环境的内在价值。

西方学者将资源环境的总经济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存在价值两大部分，其中使用价值又由直接使用价值和间接使用价值构成，而在存在价值中又分出选择价值，具体如图1所示。

直接使用价值是指对人类经济活动具有直接效用的部分，例如食物产品、木材等；间接使用价值是指间接对人类经济活动产生作用的部分，例如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气候调节等。选择价值主要是指人们为了将来进行利用某种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支付意愿。它涉及到自然资源的时间选择。将一处资源保存到未来开发可能比现在开发有更大的效益。存在价值是指人们为使资源处于自然状态或原始状态所体现的价值。存在价值被生态学家视作某种物品的内在性的东西，是一种与人类利用无关的经济价值，但存在价值到底包含什么存在着许多不同观点。不过，由于绝大多数人对环境资产的存在（例如野生生物和环境的服务功能等）具有支付意愿，所以存在价值的直觉基础较易于理解。

4 资源环境价值的经济评价

在理论层面分析资源环境价值的基础之上，如何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计量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综合国内外有关文献和案例分析，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计量一般有如下几种方法。

（1）市场评价法。资源环境产品有交易市场，能够进入市场并通过价格进行反映出来。如自然资源的价格，土壤变化对农作物产量的影响等，当然，这种影响还有一个剂量-反应过程，即环境变化影响了农作物的产量，或影响人类的身体健康，而农作物产量、疾病健康通过市场进行体现出来。这类评价方法可概括为市场评价法。

（2）替代性市场法，也称为假想市场法。即资源环境本身没有市场，但可以通过替代产品进行评价，例如，环境改善对社区的影响，虽然没有直接的市场对应环境改善，但我们可以通过社区内房地产价格的历史变化，从中分离出环境质量因素，从而得出环境改善的价值。在西方文献中，这类方法主要包括旅行费用法，人力资本法、房地产估算法等。

（3）权变估值法，也称意愿调查评价法。对于那些既没有市场直接进行对应，又无法采取替代市场的环境价值，可以采用权变估值法，即问卷或电话或集中询问等方式直接向调查对象进行调查，利用人们的偏好和支付意愿或受偿意愿来评价环境的价值。这种方法一般用于评价那些存在价值或内在价值，它是环境价值评估的最后一道屏障，如果这种方法都无法评价出环境的价值，那经济学就无能为力了。

综合上述3种方法，按资源环境对人类影响的方式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以下4种：对产品生产力的影响；对人身健康的影响；环境舒适性价值；存在价值。具体对应评价方法可见表1。

随着资源环境价值评估方法的不断完善，人们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认识更加清晰，为保护资源环境提供了积极的手段，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了更加坚实的资源环境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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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华.可持续发展经济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

［2］ 皮尔斯•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张世秋,译.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篇5

【关键词】自然资源；经济增长；传统经济理论；自然资源诅咒

一、自然资源的定义与分类

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定义：“自然资源，是指在一定时间、地点的条件下能够产生经济价值的，以提高人类当前和未来福利水平的自然因素和条件。”自然资源在社会生产中构成劳动对象，通过加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必需的条件之一。

自然资源根据其存在状态、生成机制和物质性质可以分为3种类型①：不可再生资源主要是矿产资源，如金属矿藏、核燃料和化石燃料等。这些矿藏资源是在自然力的长期作用下形成的，往往是由一种物质在特别的自然环境下转化而成的。可更新自然资源主要指生物资源，生物资源可分为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和微生物资源等，这些资源一般都是可更新资源。可再生资源是指太阳辐射、风、水力、地热和温泉等，可连续往复地供应。

二、自然资源的价值

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和社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资源的丰度和组合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产业结构、经济优势和外贸特征等。它在不同空间范围内为人类提供物质和能量。任何人都不会否定自然资源之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生存的重要性。此外，自然资源的相关性和多用性，又使其不单单是为人类提供物质和能量，同时它还为我们提供环境和生存条件，如河流、草地，既能提供物质资料，又能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改善气候等。

三、自然资源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地位

虽然自然资源具有巨大的价值，但是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当中，自然资源一直没有被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以下先简要介绍几个经济增长模型：

（一）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

哈罗德――多马模型假设全社会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过程中只用劳动L和资本K两种生产要素，储蓄S是国民收入Y的函数，即S=sY，s为社会的边际储蓄倾向。

根据储蓄投资恒等式：I=S可以推导出哈罗德――多马基本模型G=s/v（G=ΔY/Y表示经济增长率，v=K/Y表示资本产量比）。

该模型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国民收入增长率就必须等于社会储蓄倾向与资本产量比二者之比，强调了资本、储蓄和投资等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二）新古典经济模型：索洛模型

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基本方程为：Δk=sy-(n+δ)k(δ为固定的资本折旧率）。即：资本深化=人均储蓄-资本广化。

该模型认为当Δk=0时，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人均储蓄恰好等于资本广化的需要。短期内的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率、资本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长期来看，资本增长取决于资本折旧和新投入的资本量，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折旧额也会增加，但比率递减，从长期看将趋于零。人口增长虽能增加总产量，但长期内资本增长率往往小于劳动增长率，致使人均增长率会下降为负数。因此，该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因素。

（三）内生经济增长模型：AK模型

AK模型假定Y=AK，S=sY，I=Δk+δk，I=S；由此可以导出其的基本方程为：ΔY/Y=sA-δ（A表示资本边际效率，δ为固定的资本折旧率）。与索洛模型不同，AK模型对资本的定义不仅局限于物质资本，更延伸到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领域。内生增长理论强调储蓄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正是因为储蓄带来的人力资本开发、知识积累等因素构成了一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推动力。

（四）增长核算方程

对于经济增长的源泉，还可以通过增长核算的方法来认识。设经济的生产函数为Y=AF(N，K)，Y，N和K顺次为总产出、投入的劳动量和投入的资本量，A代表经济的技术状况。

那么，经过处理我们可以得到：ΔY/Y=α*ΔN/N+β*ΔK/K+ΔA/A（α表示劳动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β表示资本收益在产出中所占的份额)，即产出增长=(劳动份额*劳动增长)+(资本份额*资本增长)+技术进步。从核算方程我们可以发现，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

我们不难从以上几个模型与方程当中发现，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劳动、技术、储蓄率和就业等，并对其如何促进经济增长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却对自然资源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涉及很少，没有把自然资源归结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之一。自然资源在传统经济理论的研究当中并没有取得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自然资源具有十分有用的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文化价值，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容忽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四、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然资源是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是自然界提供给人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离开了自然资源，经济增长将是不切实际的目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

（一）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有利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矿产资源是自然资源当中我们目前经济活动中使用比例最高的资源，这里以中国的数据为例，根据1978年到2009年中国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电、核电、风电消费量和GDP的数据②，我们以时间为横轴制成图1，从可以发现从中国改革开放至今，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核风电的消费量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与中国GDP的总量增长呈正相关关系，尤其在2002年前后开始，煤炭的消费量与GDP总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

同时，我们将相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可以得出1979年到2009年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核风电消费量增长率以及GDP的增长率数据，再分别将煤炭消费量年增长率、石油消费量年增长率、天然气消费量年增长率和水核风消费量年增长率与GDP年增长率进行比较制成图2、图3、图4、图5，如下所示：

在以上四幅图当中，我们可以发现煤炭、石油、天然气和水核风消费量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些资源增长率的变动较GDP增长率的变动相对超前一些。例如，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的消费量年增长率在1981年出现了下滑，相应地1981年左右的GDP的增长率也出现了下滑；在1990年到1993年左右煤炭、石油、水核风电的消费量增长率上升时，GDP增长率也出现了回升。

由此可见，当中国经济对包括能源在内的这些资源的消费量上升时，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就相对较快。自然资源对一国经济的增长能够起到有利的影响，对一国经济的增长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有利影响的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自然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布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首先要受制于这个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状况。就如英国和德国的资源丰富的经济，使其在19世纪末成长得特别迅速。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意大利经济的不景气，可以用其煤炭储量不足导致生产结构倒退来解释。

第二，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能够有力推动技术进步。由于对市场信心的增强，诱发了技术在21世纪仍能解决资源稀缺性问题的乐观看法。随着人们对劳动对象的利用由初加工向深加工方面深化，大大促进了技术的进步，改变了生产时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第三，自然资源丰裕度会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许多资源丰裕的国家，其社会劳动生产率往往都比较高，能有利地促进其经济增长。

（二）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

与以上中国的例子不同，在20世纪中、晚期，一些国家尤其是矿产密集型国家，自然资源密集程度达到了史元前例的水平。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出现了停滞现象。这一现象被归结为“自然资源的诅咒”即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慢于那些资源稀缺的国家或地区。研究发现，1971年自然资源出口占GDP较大比重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在接下来的1971-1989年期间保持了低增长率，且每年的增长率降低2.5个百分点。而且，即使控制了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如初期的人均收入、贸易政策、政府效率、投资率和其他变量之后。这种反向关系也同样成立。一系列的研究表明：自然资源在担任经济增长的重要角色的同时，确实也存在着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

根据以上所得的结论，虽然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既有有利影响也有不利影响，但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有利影响是主要的。因为“自然资源诅咒”现象根据研究主要是由于一国自然资源丰裕，过分依赖自然资源带来的好处，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发展，如科技、金融体系的发展，从而由其他方面的落后导致经济增长的迟缓。“自然资源诅咒”根本上是没有处理好自然资源合理规划利用与经济其他方面协调发展的关系才产生的。如果一国能够处理好自然资源与经济其他方面发展的关系，该国的自然资源丰裕对其经济增长将会更有利。因此，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有利影响为主。

注释：

①仇恒喜.张芳.韩宏亚.发展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82.

②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参考文献：

[1]仇恒喜.张芳.韩宏亚.发展经济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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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谭睿.我国人口资源可持续发展存在的问题及发展策略[J].价值工程,2010,29(12).

[5]王必达,高云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演进[J].经济问题探索,2009(11).

[6]吴雁群.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篇6

关键词：“幸福人”假设；自然资源；技术变革；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892(2009)12-0017-06

迄今为止，人类的经济活动始终没有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资源利用的直接目的是通过增加物质财富而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提高幸福指数。不过，两者之间也并非是绝对的正相关关系。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大份额来源于自然资源的贡献，但“超阈限”的自然资源使用不仅带来了极大的环境隐患，而且隐藏了诸多社会矛盾。本文在“幸福人”假设的视域下，探讨自然资源开发中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的影响，以期为我国的和谐增长提供理论借鉴。

一、基于“幸福人”假设的自然资源利用：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关于人类幸福的初始描述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时期。从理论的继承性看，18世纪是一个重要时期，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对“理性经济人”活动进行深刻洞察的同时，将道德、情操、人性纳入市场经济研究的范畴，将更多的关注投向财富增长中的道德维度。继斯密之后，早期的经济学家边沁、密尔等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将人类追求幸福、趋利避害的主观动机解释为人类行为的根源，表达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幸福寓意。被誉为人本之父的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则从物质到精神、从生存到发展的不同“满意状态”寻找幸福的感觉，认为幸福标准并“不是某个个别官能的暂时状态，而是整个肉体和精神生活的健康”，而各种欲望的追求都只是获得幸福的手段和过程。

此后，肯尼斯・阿罗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证明了在满足一系列非常合理的选择规则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对个人选择进行排序，那么根本无法从个人选择中导出社会选择，事实上，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有极大的不同，其观点蕴含了个人选择的价值偏好与社会选择的公共福利取向。研究者从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1974年发表的题为《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增进人们的幸福》一文中发现了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即收入与幸福之间不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当收入超过满足基本需要的水平以后，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收入水平，对于人们的幸福就更加重要”。

丹尼尔・卡尼曼在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将心理学和经济学结合起来，反思了经济学一些重要概念(如理性、效用等)，对“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对消费者的非理视而不见”。美国的经济学大师萨口尔森对幸福的经典表述为：幸福=效用/欲望，揭示了“资源稀缺”与“无限欲望”之间的矛盾。这一方程式表明，如果经济增长是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代价，分母的增大抵消了分子的增长，实际上是“不经济增长”。

澳籍华人黄有光认为，“社会福祉是社会中所有个人的效用或福祉的加权总和”，当个体对自然资源使用出现无知、短视和非理性时，无权重的加总可能会不公平；当存在非常严重的外部性时，例如环境外部性和收入严重不公，这时可能应该进行适当的加权。为了增进人们的普遍快乐，政府应当增加公共开支，以改善或优化那些人们无法直接选择的公共物品或制度环境，以改变“经济人”市场目标定位。

在自然资源相对丰裕的年代，建立在个体幸福目标前提下的“经济人”，主要将其活动范围定格在对物质资本的占有与积累上，以此炫耀势力、地位或社会角色。近代，随着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备，庞大的现代工业越来越依赖自然资源支撑，“经济人”对自然资源的贪婪性占有、使用必然带来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后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自然资源的大量需求，引致自然资源掠夺性的无序开发，暴露了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结构、总量的深层矛盾，使经济增长出现非和谐的态势。

我们以为，和谐增长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它一方面表现为经济领域的资源合理利用，同时，要通过不仅蕴含着对自然资源合理开发的理性预期，而且要通过增进国民福利实现大多数人的幸福。然而，严峻的现实是，由自然资源过度使用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经济非均衡却极大地降低了国民的幸福指数。因此，我们需要对以大量自然资源消耗为支撑的经济繁荣进行深刻的反思。

二、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幸福人”行为动机释析

历史地看，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认识自然资源并将其价值化的过程，在人类能力资源低下的时代，人们利用自然资源是出于对幸福的本能追求，包括自身与家庭成员(可以是广义的家)的幸福，因此，追求幸福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动机。而且，幸福所包含的内容和维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慢慢升级。由于幸福的感觉会随着人对物质资料需求的增加而变化，由此形成层次递增的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的幸福观。在当代，以社会福利或国民福祉为重要内容的社会进步，已将“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进步的指标。

为满足幸福层次的递增，人们不断发现可供利用的资源，并为此而发明新的技术，人类智慧的结晶集中在分工、专业化与技术进步上，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式的谋取生活资料的能力，到现代各种能源的发现与工具变革，通过创新工具而拓展生存空间，使更多的自然资源进入人们的生产生活领域。

现实地看，越到近代，人类对幸福的追求越具有功利化特征，“经济人”成为市场经济的重要角色，其生生不息的价值、剩余价值追求，既丰富了资源利用的内容又加剧了资源利用的矛盾。在日益扩张的人类自然资源需求和有限的资源供给条件下， “幸福人”的价值追求逐渐被“经济人”效率原则所替代。特别是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深入，各种资源的组合产生了巨大的增殖力，随之社会财富的数量急剧增大，此时，“剩余”的占有与分割逐渐使人们单纯的幸福追求逐渐演化为“经济人”的利益偏好。

“经济人”假设的理论逻辑是沿着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而展开的，它确实带来了社会财富的倍数增长。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社会财富在不同人群、地缘之间的分布是极不均衡的，由于“经济人”目标追求的狭隘性，出现了资源开发的盲目、环境污染的加剧等问题，极大地偏离了人类价值本性与价值引力。当自然资源的稀缺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时，资源

的抢占及从中获取巨大的利益日益成为“经济人”的狂热追求，资源利用的幸福初衷越来越被货币化了、价值化了， “幸福人”的目标轨迹出现了逆转。

当然，辩证地看，“幸福人”与“经济人”之间并非横亘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具有诸多的相通性，如“幸福人”在追求福利水平提高时，同样在进行成本与最优感的比较，而“经济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过程中，通过所掌握的知识和信息，尽可能使成本最小化或收益最大化，这是一种投资幸福感或消费幸福感。不过，倘若两者是天然契合并相得益彰，那么社会和谐就会成为一个无须赘述的话题，正因为两者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背离，需要我们关注“幸福人”假设下自然资源利用中的技术变革与制度构建。

三、自然资源利用与技术变革

自然资源使用的广度和深度始终与技术变革相伴随，是工业革命将“沉睡”的自然资源“从死梦中唤醒”，赋予了其资源的禀赋及社会意义。随着人口增加并引起对资源需求的增多，技术变革成为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重要手段，它使人们在很多方面突破了资源稀缺性的局限，极大地拓展了人利用自然物的基数与维度。从最早的自然力资源(水能、风能、太阳能等)到矿产、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利用，再到大规模地开发地热能、生物能和氢能，从人们对土地资源的依赖到“太空育种”等，技术进步的成果附着在自然资源的新发现及利用的深度和广度上，它不仅加速了人类将自然物质资源化的历史进程，而且表明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不断地发现自己的能力资源，阿马蒂亚・森指出，导致贫困的真正原因在于“能力的缺乏”，事实上，每一次“能源革命”都是人类能力资源的提升。

相对于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其供给总是相对不足的，技术变革总是围绕这一问题而展开。由此出发，我们的假定是：其一，自然资源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其边际产量值是决定如何分配自然资源的重要变量；其二，人们所能支配的自然资源基数不变，自然资源的利用以技术变革为驱动力；第三，假定自然资源的边际产量值经过一定时期的固定收益后有下降趋势。分工表现为整个社会产业结构的变化并由此引发自然资源在不同部门的流动，这种变化的动因来自于“幸福人”为满足自身生存与发展需求而进行的技术创新，渐进的过程会引起质的飞跃。为了分析的简便，我们以纯粹的物质生产部门为研究对象，假定社会上只存在两大产业部门，自然资源只在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进行分配，且第一、第二产业的依次出现明示了技术的进步。由于第一产业以农业土地资源为主，产品相对固定，而第二产业以加工制造业为主，产业链相对较长而且产品附加值较高，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度更高。因此，一般来讲，第二产业的边际产量值高于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如图1所示)。

在自然资源基数不变时，它们按照不同部门的边际产量值分配于两个产业部门。当第一产业自然资源投入增加到一定量时，收益出现递减，即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折线VMP。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定收益期(图1中的oq1)――这一时期自然资源比较丰裕，然后向下倾斜――由于人口增加引起需求扩大。自然资源表现出有限性和稀缺性。第二产业的边际产量值折线为VMPb。

图1中，自然资源投入量达到q1时，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开始下降。在q1点的左边，自然资源完全分配到第一产业；在自然资源投入量q1点的有边，VMa

将上述模型动态化，假定技术进步的同时，自然资源的基数和维度同时扩大(如图2所示)。

当自然资源基数小于q1时，各种自然资源集中于第一产业，分工只发生在产业内部，虽然不排除技术进步，但还是相对缓慢的。自然资源数量达到q1后，第一产业的边际产量值将下降，第二产业随之出现并逐渐活跃。此时，增加的自然资源投入第二产业将获得比第一产业更多的边际产量值。由于第二产业大多数属于自然资源利用与加工企业，行业特点便于细化分工，技术变化易引起乘数效应，对自然资源需求具有扩张性，在自然资源增加的情况下，假定每一新增加的自然资源都配置给第二产业，如果第二产业中建构自然资源的能力可以保证人类的需要，且VMPa

技术进步始终伴随着人类利用自然资源的过程，技术创新会带来自然资源基数和维度的扩展并提升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然而，技术进步会受到自然资源特性的限制。如，作为现代工业体系支撑的石油、煤炭、矿产等资源，是地球历经千百万年才形成的，就目前的技术水平而言，可替代资源虽然(可燃冰、氢能源技术)已接近成熟的最终解决方案，但开发成本高昂又使人们不得不在投入、产出比较中踌躇。

由于自然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均衡，当技术手段同样存在此种情况时，极可能导致落后国家或地区引进技术，而发达国家则不断调整资源战略，为积蓄长期发展潜力而使用或储备他国的自然资源。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比较优势只是相对的，自然资源的优势也可能转瞬即逝。追求幸福的理性人，选择的是利用技术进步加速自然物质资源化过程，而“经济人”在成本一收益的计算中，对技术的青睐完全服从于利润目标，这样，人类为追求幸福的初衷可能变为“经济人”的价值、剩余价值取向，掠夺式的自然资源开发，甚至不惜以环境破坏、工人健康损失为代价，这种偏离可能强化了“经济人”的利益追求而异化了“幸福人”利用自然资源的初衷。

四、制度：“幸福人”为减少资源利用冲突而建构的规则

人类不仅在技术进步中不断将自然物质资源化，而且为了减少资源利用中的冲突，还要建构一套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

首先，制度缘于人的行为轨迹又约束人的行为轨

迹。“人的行为轨迹是客观存在的，制度也是客观存在的……人的行为是一定时空条件下的行为，时空限制人行为的结果是制度的存在”。由于人的行为本身具有两而性，即幸福追求与利益获取，在资源稀缺的状态下，两者往往不可同时兼得，一部分人利益的获取可能会带来另一部分人幸福损失，因此，这一过程充满了对资源的争夺与掠夺性的开发。理性的“幸福人”关注更多的是长远发展与广义的福利水平变化，理性的“经济人”看重的是短期利润目标。从大的范围看，海湾地区战事不断，其根源在于发达国家为增加本国福利而争抢利用他国的自然资源；在我国，煤矿安全事故频发、重大环境污染触目惊心也源于“经济人”过度的趋利偏好。南于“经济人”狭隘的自我利润目标，资源使用的无序，使有限的土地资源日趋逼近“红线”，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暴露了资源使用的制度缺失。

更可怕的是，作为公众利益层及人的地方政府，在资源红利分享中，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置环境破坏、生态损失于不顾，甚至漠视劳动者的健康与生命财产。阿罗的“不可能定理”揭示的是个人选择无法“导出”社会选择，政府不能对其“非理视而不见”，问题是，政府对非理性不但“视而不见”，而且参与剩余价值瓜分，这样，就使社会目标的公众福利改善异化为利益偏颇。

其次，制度规则是一个秩序性的开放的系统。正式制度的建立大多缘于由资源占有与使用不公引起的暴力冲突，对此，需要具有不可违抗的严肃性的法律条款与规范性要求来约束当事人的行为。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虽然是潜移默化的，但它一旦“内化”为一种社会习俗，其作用是“润物细无声”的，由此形成的潜价值会不断完善人性价值的正向引力。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过程本身有秩序性的规律，包括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遵循这些规律是“幸福人”的本质特征，如人们摒弃一些习俗而代之以新的理念，不断树立新的资源观、发展观、幸福观；当人们发现许多自然资源利用不充分又污染环境，循环经济的理念便成为一种强烈的意识；当人们普遍意识到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自觉进入环境保护状态，就会极大地降低非经济领域的交易费用，等等，一旦这些理念普遍化、公众化，它就成为制度的补充内容，像“约定俗成”的习惯为人们所感知。人的习惯性活动， “往往是在没有经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和思考，而仅仅出于自己的一种稳定的行事惯行模式来重复自己过去的行动。……习惯作为个人行为的复制与重复，使人免去了对哪怕一项最简单的选择背后所牵涉到的复杂信息的总体理性计算之负担。”习惯一经形成，就进入秩序系统之中，丰富了制度内容。

不过，必须看到，制度并非都是缜密的，有缺陷的制度也会产生制度负效应。制度缺陷可能是规则设计的不严密，也可能是受制度实施的时空限制而降低了制度功效。当“幸福人”被“经济人”行为替代时，追求经济利益成为其最合理的解释，人们会默许一些并非有效的制度。如，我国为解决资源供求矛盾，允许非国有经济进入资源开发领域，由于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与资本关系交织，随之出现的乱开滥采现象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环境损失和生态灾难，而且一旦这种制度被实施，便进入难以“纠错”的“路径陷阱”，从国家的资源战略看，这种制度安排是低效的。我们在图1分析的基础上，将低效的制度安排引入模型，即，自然资源的分配首先考虑个体理性的利润目标，则模型结果会发生变化。如图3所示，若自然资源基数q小于q1，人们会将自然资源作为短期目标实现的手段。在q1

可见，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体系，是随着分工发展、技术进步而不断完善的，制度一旦成为“幸福人”的共识，可以极大地降低制度的实施成本。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中，如果“经济人”将制度内化于自己的行动中，那么，“经济人”与“幸福人”就可以在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短期收益与长期战略的困惑中找到契合点。而且，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一方面取决于技术变革的程度，同时，技术进步和自然资源基数与维度的扩展，影响着制度的内容并决定制度变迁的进程。制度一方面可以刺激技术的发展，扩大资源利用范围，同时，制度又约束人们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无序。

五、结语

我国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面临多种目标的兼顾。一方面，要通过自然资源的利用，增加社会财富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与幸福指数，同时，要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其使用效率并不断拓展资源范围，为了降低目标实现中的社会成本，制度规则的完善与实施是基本保证，它可以减少自然资源利用中的冲突。本文的研究结论是：

其一，和谐社会的构建应确立以“幸福人”假设为导向的价值体系与增殖理念。“经济人”的行为目标是市场经济的价值追求，它是在几百年市场经济中自发产生的，绝对的价值、剩余价值追求使个体资本往往逃避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它在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留下了资源、环境的极大隐患。当和谐增长面临严峻的资源约束与环境压力时，我们需要对传统理论的“经济人”假设进行反思。尤其是目前，我国依靠大量能源消耗支撑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中国经济越来越逼近资源与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许多矛盾都集中在由自然资源使用机会不公、资源收益分享不均、环境成本分担不合理等所导致的领域。我们的分析将分工、技术、制度作为主要变量，旨在说明，在自然资源开发过程中，由分工深化引起的技术变革与制度规则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幸福追求，将其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支撑，明确“经济人”的社会责任，可以引导“经济人”趋向以“幸福人”假设为前提的经济活动，通过“幸福人”的效率追求，不断发现新的技术并通过技术进步拓展自然资源范围。

篇7

【论文摘要】循环经济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荃础上，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论的荃本理念。在循环经济活动中人们以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复杂劳动主要包括通过科技创新对工业工艺流程进行改造，通过系统工程协调工业布局。人们不仅在循环经济中创造了价值而且保护、节省和储存了生态价值，因为循环经济拓宽了自然资源的利用范围，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出率，降低了单位产品的资源消耗。传统工业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于没有解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的平衡关系，对劳动价值的单一追求，意味着对生态价值的忽视，这是工业经济发展思路狭隘的致命之处。生态经济价值是循环经济富有特色的价值形态，体现了循环经济将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兼顾和融合的特点，体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视野即经济活动应该具有环境良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生态经济价值是在劳动价值与生态价值对立关系基础上实现统一关系的产物，体现了经济领域中的价值关系辩证法。

一、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

将经济与价值联系起来进行哲学思考，马克思做出了杰出贡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经济与价值的关系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说，马克思的价值论贡献是伟大的，主要在于劳动价值论。当考察当下人类遇到的环境与经济关系问题时，我们发现仅仅以劳动价值论来说明现时代的自然资源、劳动、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就当时的研究条件和应用条件，重点揭示了微观领域的劳动价值关系，对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作出了近似于忽略不计的处理。随着经济学的深人发展和人类经济生活的拓展，经济价值已经远远超出了劳动范畴。

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威廉·配弟的话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马克思在这里承认了经济财富的全面价值来源在于人类劳动和土地等自然资源。遗憾的是马克思赋予了劳动以价值，却没有赋予土地等自然资源以价值，而仅仅是承认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并不是由于劳动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使用价值与价值是不相容的关系。

由于自然物的使用价值是无法计量和难以比较的，而经济学基本上沿着数学化的方向发展。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发展没有重视自然资源，不仅仅是因为其与人类劳动的区别，还因为其不容易量化和比较的特征。自然资源作为一个既没有价值当然也不能以数量进行比较的财富来源，在经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被忽略了。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作为后来者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前人的理论创造，也不能无视现实的要求。立足于现实，从逻辑上说，生态价值论是劳动价值论的补充，二者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我们仅仅从劳动创造价值的角度来谈自然资源的价值是不合适的，因为劳动价值论的学术前提与生态价值论是不同的。比如说，以前人们说自然资源是没有价值的，该结论显然是从劳动价值论出发的。自然资源没有价值，是违背常识的。中国的《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都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现在看来，这些解释都将价值的含义作了狭隘的理解。相反《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把价值的常识理解当作价值的第一含义。"value:qualityofbinguseful。:desir-able:有用性，重要性，价值”。从常识的角度来说，价值既包括可以数学计量的劳动价值，也应该包括不能数学计量的，如使用价值。在使用价值概念中，汉语构词是偏正结构，暗示了“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理解。由于马克思明确划分了价值与使用价值，所以就造成了学术界对自然物价值的误解。实际上马克思谈到的价值不是“价值”，而是劳动价值，用劳动价值代替价值，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且很多事情就说不通了。因为就概念来说，价值的宽泛含义显然不是劳动价值所能涵盖的。但是把马克思理解的价值表述为“劳动价值”，那么自然物的价值就容易理解了:自然物不是人类的劳动创造，没有劳动价值，但是能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所以显然是具有价值的。既然自然物有价值，那么保护环境和节省利用自然资源就合情合理了。要不，说自然资源没有价值，那么就可以浪费自然资源了，这根本说不通。

由于概念使用和理解上的问题，我们误解了马克思，马克思的价值是指劳动价值，不是一般所指的“价值”。从逻辑上说，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应该包括所有的价值形态，如使用价值、交换价值、经济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伦理价值、宗教价值，等等。这样的话，我们在劳动价值之外，就能够承认生态价值的存在了。生态价值的存在证明自然资源和环境对人类来说是有价值的。从哲学角度来说，自然资源作为客体满足人类作为主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就是自然资源的价值。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具有价值是我们保护环境的价值前提。没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的肯定，循环经济的保护环境初衷是不可思议的。

自然环境不仅具有价值，而且具有人类所不能创造的价值。人类凭借自己的脑力和体力，长期致力于经济财富的创造，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人类创造巨额财富使得人类对自己的创富能力的认识急剧膨胀，人类获得了有史以来最积极的自信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创造一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生存环境，人类的创作力不能代替自然界的创造作用。美国科技界启动“生物圈2号”工程，目的是再造一个人类的生态系统，可是最终失败了。“生物圈2号”工程的失败让我们懂得，目前自然界是人类不可替代的生态系统。实事求是地说，迄今为止人类所有的创造都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了人类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在很多的方面并没有考虑到自然界生态循环的规律要求，比如工业流程的孤立设计就与物质、能量的自然生态循环相违背。人类与自然不协调的经济行为破坏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及其发展。循环经济的理念告诉人们，人类应该在自然界面前谦虚一点，人类经济行为的设计应该充分考虑自然界的规律要求，人类的创造不能取代自然界的创造。人类社会不过是整个自然界系统的一个部分，这个系统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人类手中。人类对自然界的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要取决于自然界的选择，这就是“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体现在真、善、美多个方面。“真”的价值体现在人类科学研究、模仿自然界智慧等方面。“美”的价值就是自然界为人类提供审美对象、影响人类审美能力和艺术创造力。“善”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经济、生活、宗教等方面，其中自然界的经济价值是本文的主题之一。自然界的经济价值绝不仅限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的自然资源价值，比如森林作为木材的价值。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说，自然界经济价值的发挥取决于生态条件的状况。直接来自于自然界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是生态资源，同一资源综合地发挥着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由于生态价值的作用，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得到了可持续的发展。

自然界对人类的价值不仅体现为自然界对当代人类的价值作用，也包括自然界对人类后代的价值作用。人类后代的命运寄托于现有的自然资源能否有效的保护，也就是说自然资源的生态功能得到有效的发挥，才能保证人类后代充分利用自然资源的其他价值。生态价值是自然资源的基础价值，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是以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生态价值的缺失将大大降低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耕地的沙化就大大降低了粮食的产量和质量。人类的发展不仅是自身种的延续，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生态条件。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上，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存在有利于自然资源生态价值的发挥。

广义而言，生态价值不仅包括自然界对人类的生态价值，还包括人类对自然界的生态价值。自然界为人类生存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具有对人类正面的价值作用。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直接或间接地对自然界—人类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所以人类对自然界具有价值关系，人类保护环境、发展循环经济都体现了对自然界的良好价值。

二、循环经济:创造价值

既然生态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共同构成经济价值理论体系，那么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以及人类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经济价值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也就是说经济系统所涉及的价值类型至少包括生态价值和劳动价值。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主要是三类: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当然与此相应地就产生了三大价值: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资本价值以及劳动力价值。从终极源头来说，资本价值来源于劳动创造价值。也就是说，经济活动中主要包括两类价值即劳动价值和生态价值。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运作模式，相对于传统经济模式在价值创造方面，必然具有更大的优势。那么循环经济是如何创造价值的呢?循环经济作为人类的行为选择，它创造的价值必然是人类劳动创造的价值，而不是自然界创造的价值。自然界创造的价值集中于人类经济活动开始之前。经济活动开始之后，主要是人类劳动创造价值，无论这种劳动是简单劳动还是复杂劳动。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要比传统经济更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循环经济创造价值的主要手段是科技进步和策略智慧。由于科技含量的提高，’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是由人类的复杂劳动带来的。

循环经济中的人类复杂劳动是立足于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和减少污染物排放等生态目的的劳动。具体来说，包括各经济环节的技术改造、工业流程重组、产业衔接整合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循环经济关注的重点不再是经济环节的微观部分，而是经济运行的宏观系统以及系统之间的联系和协调。为了发展循环经济，我们要改造工业流程，对工业环节进行技术改造，最终要实现经济系统与自然界生态系统的良性对接。

循环经济创造价值，“创造”一词在这里的意思决不仅仅是源头性的产生，还包括价值的储存和转移。在循环经济中，人们的劳动创造经济价值。人类节省资源和减少污染排放的行为也是劳动，创造的是生态价值。人类的循环经济行为阻碍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对自然环境是有益的，这反过来又有利于人类的可持续生存和发展，具有生态价值。当然循环经济创造的价值主要还是经济价值。自然界创造的生态价值在循环经济中被节省、储存和循环，体现在不同层次的生产成品上。人类减少污染排放而产生环境价值，降低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相对于传统经济粗放利用自然资源价值的方式，循环经济变相地创造了生态价值。在经济总量不变的情况下，提高了自然资源利用率，就会延长自然资源的存续和保护环境，所以说发展循环经济具有显著的生态价值。

具体来说，循环经济创造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原材料、能源开发环节。在该环节，循环经济由于置人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回采率，避免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重视开发可再生能源，而避免了由于大规模开发不可再生资源而威胁人类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可再生资源和不可再生资源进行区别和采取不同策略，就是基于循环观念的引人和理解。实际上不可再生资源就是资源循环生成极其缓慢的资源;可再生资源就是循环生成比较快的资源，如风、太阳能等。循环生成缓慢的资源作为自然环境的一部分，具有维持环境稳定和完整的生态作用，其开采和使用应该降低，否则生态环境将面临较大威胁，人类将难以适应环境的巨大变化。相反，循环生成快的资源具有无限的可利用量，并且大规模利用不影响环境的美丽、完整和稳定，没有明显的生态负面作用，并且充分利用了不断循环产生的大量资源和能源，为大规模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2)工业“三废”的回收利用环节。适度延长工业流程，整合工业布局，对工业“三废”进行再加工和深加工，既提高了单位资源的产品产出率，又减少了污染排放，对生态环境具有增益作用。比如糖厂的甘蔗渣和甜菜渣可以用来造纸，造纸排放的废水可以用作水泥制造。(3)消费品报废后回收再利用环节。随着经济发展，报废的消费品数量日益增大，其占有的可利用资源相当可观，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加强对报废消费品中可利用资源的回收利用，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比如报废的家用电器，其中有很多零部件具有回收利用的价值，另外像汞等有毒的物质会因为不回收而污染环境。

总之，循环经济是将经济过程的循环与生态系统的循环融合起来，协调经济循环与生态循环，减少两个循环之间的冲突，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双赢”目标。

三、生态经济价值:循环经济的价值选择

循环经济是一种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诞生的背景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工业经济，从传统工业经济到循环经济经历了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传统工业经济以“大规模消耗自然资源、造成大规模环境污染”为主要特征，该经济模式具有显著的生态和社会负面效应，从而引发了人类对可持续发展的担心。为了确保人类的经济前景，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循环经济从微观上说，起步于工业流程的生态设计.如清洁生产，还有垃圾等工业排放物的再利用，但是由于经济属于宏观范畴，其涉及范围远远超过工业工程，在单一的工业工程之外，循环经济发展了不同的工业工程之间的复合设计、不同企业之间的工业工程循环设计，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循环设计，最后是经济活动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复合设计和循环运作。这个从微观到宏观的过程反映了循环经济由循环工艺到循环经济的发展历史。

循环经济模式与传统经济模式区别的关键在于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即在经济活动的价值追求中体现了不同的经济目的。传统经济模式的目的是在不断降低成本的基础上生产和销售更多的商品，获取利润，积累财富。由于人们对成本的理解是狭隘的，没有考虑环境成本，所以这样建立起来的经济模式利用了甚至是浪费了大量的自然资源，破坏和污染了自然环境，总之是牺牲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和环境。循环经济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基础上兼顾了生态环境的规律要求，体现了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利用，同时减少了排放物，有利于环境净化和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价值观上，循环经济与传统工业经济的差别是明显的。传统工业经济只追求经济价值，没有考虑生态价值等其他价值的意义。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体现了生态价值，这种对多种价值的兼顾使得我们发掘出这样一种价值，即生态经济价值。所谓生态经济价值就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融合的价值形式，是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共生、兼顾的产物。循环经济的发展意味着原有经济模式的调整，意味着过高的经济增长会出现减缓甚至是负增长，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就是暂时牺牲部分经济价值，保护和发挥更大的生态环境价值。这是对过去片面强调经济价值的一种纠偏，纠偏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价值与生态价值在经济活动中的相对平衡。我们知道健康的必然是相对平衡的，相对平衡的经济活动、价值结构有利于经济长期健康地发展即可持续发展。

传统工业经济单一地体现了经济价值，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经济价值，而且补充体现了生态价值，这是对传统经济的价值结构的有效调整。由此可提出如下问题:有没有一种经济模式单一地体现生态价值，而没有经济价值?在比较传统经济与循环经济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是合乎逻辑的，但是从事实的角度来说没有意义。因为经济价值是所有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取消了经济价值，也就无所谓经济活动、经济发展和经济模式了。

人类现在的经济活动之所以要兼顾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是因为经济活动是一个系统，相比较生态系统来说，它只是一个微观的系统，该系统的健康运行要受到其环境的严重制约。经济活动的环境就是包括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在内的宏观系统。有人说，经济学家把生态环境当作经济活动的一个微观系统来研究，而生态学家则把经济活动当作生态系统的一个微观部分来研究。这话说的是对的，学科研究的视角差异必然造成世界理解的差异。简单比较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谁比谁更宏观，没有太大的意义。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关系本来就不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不是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是一个交叉关系结构，两个系统有一个巨大的重合部分。如果说这两个系统没有重合的部分分别体现了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那么这个重合的部分就体现了生态经济价值。只有这一部分才最有价值，真正体现了这两个系统关系发展的前景，体现了人类对经济发展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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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环境价值 评价理论 评价方法 实现路径

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近年来，生态环境价值的研究引起了广泛重视，人们开始讲生态环境价值、算生态环境价值、用生态环境价值，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人们提高对生态环境价值的认识，从而进一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1 生态环境价值何在

生态环境价值，表示的是主客体间关系，即主体有某种需要，而客体能够满足这种需要，那么对主体来说，这个客体就有价值。在人类和生态环境这一对关系中，人类是主体，生态环境是客体，生态环境能够满足人类生存、发展以及享受所需要的物质性产品和舒适。因此，对人类来说，生态环境是有价值的。而且，由于人类的需要大体是按生存需要、发展需要和享受需要的顺序逐步发展的，所以，生态环境的价值也就会越来越大。

目前，对于环境价值或生态价值普遍认可的一种解释是Daily在1997年的专著《Nature's Services：Societal Dependence On Natural Ecosystems》中所提出的，环境价值（有学者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或“生态系统服务”）一般指自然生态系统及其所属物种支撑和维持人类生存的条件和过程。国内学者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分类比较一致，将其分为直接利用价值、间接利用价值、选择价值和存在价值四种。国外学者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分类有多种：如二分型和五分型等。

生态环境价值的产生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天然生成；二是人类创造。传统经济理论认为，没有劳动参与的东西没有价值；不能进行交易的东西没有价值。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生态环境是有价值，只是它的价值很难计算。生态环境价值首先决定于它对人类的有用性，其价值大小则决定于它的稀缺性（体现为供求关系）和开发利用条件；不同的丰度、不同的品种、不同的质量、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时间，都对环境价值的大小有所影响。如何评价生态价值一直是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对生态价值的评估主要是使用生态环境经济评价技术，它通过一定的技术手段，对生态环境所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进行定量评价，并以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以此反映生态价值量的规模大小。

从1985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资源环境问题的只益突出以及对传统资源价值的反思，逐步开展对自然资源的价值和价格问题的研究。在理论上比较有代表性的资源价值理论多达10多种，如双重价值论、有限资源价值论、价格决定价值论、使用价值决定论、劳动价值泛化论、天然资源无价值和已开采资源有价值论、三元价值论、服务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均衡价值论、价值无用论和稀缺价格论等。关于生态环境价值的评估方法也多种多样，如费用支出法、市场价值法、机会成本法、边际机会成本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影子项目法、享乐价值法和条件价值法等。

长期以来，人们受“环境无价，自然天成”观念影响，不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的经济价值，对自然资源随心取用，毫无节制。因此，要节制人们的行为，就必须把自然资源纳入成本，要收费取用，限量取用。而这一切，都必须以自然资源和环境价值核算为依据。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使用制度，就必须采用有偿使用的经济手段。森林、矿产、土地、水和其它环境资源，都必须有偿使用，应交付资源使用税，应通过法律建立资源成本的概念和会计核算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在免费使用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人类浪费和破坏资源的种种恶习。

2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

人类需要尊重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树立符合自然生态原则的生态环境价值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深化了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有生态环境价值观。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确立有其外在和内在的依据。国际上，联合国《我们的共同未来》（1987年）、《21世纪议程》（1992年）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国际上开启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突出标志。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下，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也逐步开始关注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相继通过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发展白皮书》（1994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2000年）、《可持续发展科技纲要》（2000年）等文件。并在国家“九五”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中，明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为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的确立奠定了制度基础。

国内生态环境的现实是我国生态环境价值观确立的内在依据。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低、资源浪费大、环境污染严重。作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加快发展，早日实现现代化。但是，依靠高投入的产出，不仅导致了资源供需的矛盾更加突出，而且也制约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再加上长期以来对GDP的盲目崇拜，导致很多地方官员不惜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一味追求经济的高速度、高数量。在取得所谓高“GDW”的同时，却是能源资源的大量消耗、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面对这种状况，我国要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保护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确立生态环境价值观。党的“十”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首次把“美丽中国”作为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五位一体”的高度来论述，也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对世界负责的精神。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 实现生态环境价值的路径

3.1树立科学发展观是实现生态环境价值的核心

科学发展观并不单单要求我们重视保护自然环境、重视生态平衡，而是从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出发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协涮发展以及保持社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平衡作为各方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指出，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要实现我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把对自然的合理开发和积极保护生态环境统一起来。坚持走生态效益、礼会效益、经济效益良性循环和统筹协调全面发展的创新之路，努力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向生态文明社会转型。一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顾全大局的政治素质，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二是通过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树立生态文明的先进理念；三是通过宣传教育促使全民参与保护环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过低碳生活的生态实践，在实践中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生态价值观。

3.2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

让生态环境价值化，就是要在全社会牢固确立生态环境也是有价值的这一基本认识，并在制度安排和战略举措上，全力保障这一认识的价值实现。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一是要明确并保护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必须确认每个中国公民都有享用纯净饮用水、新鲜空气和蓝色天空的天赋权力，且这一权力也赋予了子子孙孙。任何一个企业或者利益群体都不能损害公民的这一“天赋人权”。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要发挥监督和裁判的功能，还要大力鼓励公民的维权行动。二是要让损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付出足够的代价。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将生态环境损失所导致的成本，体现到企业的收益表里，表现在制造品的价格表中。要建设生态文明，就要让生态环境价值化、货币化、资本化，对高污染行业、企业课以重税。对玩“猫提老鼠”游戏的偷排企业，一旦抓住则开出天价的罚单，使得其被抓的概率乘以高额罚款，要大大高出其偷排的收益，如此才有足够的威慑力。还应稳步推进资源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探索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等制度创新。

3.3要建立EDP（又称“绿色GDP”）体系

现行GDP只反映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成果，不仅不考虑自然资源的消耗，还把控制环境损失的费用视为收入。另外，因环境破坏而产生的生产成本增加，比如医疗费用的增加，都被看成是付费者收入的增加。在现行统计中，只有环境破坏导致目前生产的减少和直接生产成本增加时，才把它归入减少收入中，其它的环境破坏都无法在国民经济中反映出来。因此，联合国于1993年推出《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这是一份与国民经济核算框架（SNA）相关联的卫星账户体系。将环境与自然资源综合在SNA的关键概念和账户中，并调整了现行GDP和国民收入，建立了以EDP估算为中心的环境经济货币核算体系，其基本思路是要核算经济过程中的环境成本，即在经济过程中对环境的利用价值并将此环境成本纳入SNA，从现行GDP总量中予以扣除，以得到充分反映环境的作用。真正体现经济成就的绿色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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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资源诅咒；资源型经济；经济转型

作者简介：曾传晖（1972-），男，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资源型经济与稀土资源开发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2）22-0082-05

对资源型经济而言，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理论界总存在着一个“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性问题。短期来看，天赋的资源毋庸置疑是资源丰裕地区的“红利”。但就世界范围的资源型经济而言，大量的资源型经济体却先后陷入内外交困的“资源陷阱”，出现类似“荷兰病”的经济现象，即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增长存在反向关系。在国外“荷兰病”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1993年，奥蒂(Auty)首次使用“资源诅咒”(resource curse)来解释这种现象，从而掀起了资源型经济的研究热潮。

一、资源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演进

古典经济学产生以来，经济学的最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怎样促进经济增长，什么因素带来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繁荣，探究与经济增长有关的诸种因素和条件即寻找增长的源泉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们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焦点。而对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最广泛的研究方法是全要素生产率法。那么什么是生产要素？哪些资源能成为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如何形成？生产要素的国别分布差异如何形成？在解释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时，理论的切入点在于通过生产要素概念的衍生和延伸，引入资源。

资源与生产要素两个概念并不能等同。资源在经济学指对人有用或具有直接、间接经济价值的自然存在的某种东西，而这种价值恰恰是以资源成为生产要素为前提。资源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资源概念包括自然资源或禀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公共秩序与法律乃至信念和价值观。狭义上的资源则指自然资源，尤其是自然界的集中型资源，比如煤矿、金矿、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作为一切生产要素来源和物质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品，是经济赖以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近现代工业化发展史的轨迹说明，资源相对丰裕的国家通常蕴含了更大的发展潜力，现实中也往往更为富足。为此，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传统的理论认识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大国发展历程都认可：自然资源对于一国国民财富的初始积累具有重要且关键的作用，即经济发展会受益于资源禀赋，这是资源正效应即资源红利的初始表现。

理论界对资源作用的系统认识最早要追溯到威廉·配第、亚当·斯密、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而在所有自然资源中第一个被给予肯定的自然资源是作为“万物之母”的土地。古典经济学家们在价值分析中，肯定了土地资源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分析了土地资源有限性及拥有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无论是马尔萨斯还是后来的李嘉图在强调土地资源对经济的影响关系时都主要是基于土地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所导致的资源产出递减趋势。边际革命后，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研究方向，仅仅关注不同用途资源的最优配置问题，而资源在经济中作用的研究，则逐渐淡出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而成为“生产力”研究范畴。与新古典一脉相承的当代主流经济学派则在忽视资源作用的路上渐行渐远。

尽管，资源的作用都被新古典经济学家所肯定，但自然资源却一直未能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为此，无论是哈罗德—多马模型，还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或新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都仅限于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尽管，现实中资源对一国尤其是工业化起步阶段的经济具有重要影响。但在分析和研究中资源和环境都未能构成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约束条件。资源往往被主流经济学家假设为定值或无约束量，这种研究方法实则是将资源置于经济增长研究以外。从而，类似于古典经济学对自然资源的讨论基本上消失了。

相对而言一直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则真正走出了“资源即土地”的古典经济研究束缚。纳克斯和罗斯托认为，一切自然资源都存在潜在收益，有与“地租”一样的“经济租”或“资源租金”。租金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从而达到支撑经济增长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则认为，缺乏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资源出口、提高资源出口价格获得资源型收益。且资源越是丰腴资源带来的收益就越高。当然，资源的作用不仅限于发展中国家，一切经由工业化起步的国家均无不受益于资本积累时期因丰腴而廉价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Wright和Czelusta认为美国工业化和快速崛起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采掘业的作用是分不开的。Dasgupta和Heal等人分析了不可再生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Hartwick提出了著名的Hartwick-rule投资规则，即只要将不可再生资源的Hotelling租金全部用于投资，即生产人造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可以保证持续消费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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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利用传统会计理论无法对环境资源进行有效的会计核算

(1)传统的会计核算方法未将环境资源作为一项资产进行核算。因此，反映企业经济增长的指标无法真实反映企业的经济发展速度，企业的生产成本只计算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人工改造成本”，未反映在利用自然资源成果的同时，对自然资源整体环境的破坏，既忽视了“环境成本”(主要指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又造成企业对环境资源的破坏和污染，在忽视环境质量的背景下，虚增以破坏环境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报表利润。(2)传统会计理论的核算对象是那些具有商业实质，能够确认并且能用价格计量的，以及用价格交换的对象，忽视了环境资源对象，如森林、水资源、空气、海洋等公共资源，以及土地维持动物生活的能力等不能以价格反映的对象。根据会计学原理，收入减去成本等于利润，这里的“成本”是指经济成本，而没有包含环境成本。

1.2绿色会计理论完善了对环境资源的会计核算

绿色会计理论的观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水、土地等环境资源，是维持人类及动植物生存能力的，都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以及子子孙孙得以繁衍发展的、共有的“特定财产”。这些财产中，如矿藏资源、石油资源等不具有再生性，如水资源等一些资源具有再生性。即使这些环境资源可以再生或替代，但对其损耗的补偿，也要花费一定甚至巨大的代价。由于环境资源的稀缺性，因此，这些环境资源就具有一定的价值量。在绿色会计核算体系中，将环境资源价值计入企业的会计核算体系，对环境资源价值进行合理的确认和计量，从而反映和监督社会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恰当列报和披露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关活动对环境资源的影响以及企业应该履行的环境责任。1.2.1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科目的设置(1)作为会计核算主体的企业单位和其他经济组织，应增加有关环境资源的资产类一级科目“环境资产”，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资产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2)设立环境资源的负债类一级科目“环境负债”，并根据具体核算对象，下设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二级负债明细科目进行会计核算。(3)增加“绿色商誉”资产科目“、预计环境负债”负债科目及“绿色资本金”所有者权益科目等一级会计科目。通过相关账簿设置相关会计账户的期初数、本期增加、本期减少、期末数四栏，从而对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相关项目的增减变化进行反映。1.2.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特点(1)对环境资源资产的实物量和价值量分别核算。对环境资源的价值量采取估算价值的方法进行计量。(2)环境资源会计核算基础应依据环境审计监督核实后的数量、金额数据。(3)环境资源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具有特殊性。第一，在资产方应增加并列明相关的“环境资源资产”，包括土地资产、矿产资产、森林资产和水资产等类别“。土地资产”又可以按照用途分为建设用地和农用地等子项“；矿产资产”则可以按种类分为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子项“；森林资产”和“水资产”也可以按照种类或用途等做进一步细分如防护林资产、地下水资产等。第二，在负债方应增加并列明“环境资源负债”，既反映相关项目已经造成的环境资源损害，还包括对可预计的未来将造成的损失，还有进行环境治理或环境恢复而预计承担的代价。1.2.3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内容，是指对纳入环境资源的相关环境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在相关的会计期间或时点，在特定的区域环境下进行确认和计量，以及列报和披露的相关资产、负债的存量及其变动情况，包括对各种原料、能源、水、生物多样性、废气污水和废物的形成、开发、配置、运用、储存、保护、综合利用和再生等各个环节的情况进行反映和监督。环境资源包括自然资源和环境成本。自然资源，是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包括矿产、森林、土地、水权、排污权、放射性源等。环境成本应包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耗成本、环境污染消除费用、环境事务成本。1.2.4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主体，包括政府、公用事业、大型制造业、小型制造业、零售业、交通业和其他服务业。1.2.5环境资源会计核算的对象环境资源会计的核算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及治理的整个过程中，相关环境资源的价值、耗费、损失、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1)对环境资源的价值核算及生态补偿进行确认和计量。第一，研究绿色会计相关业务活动及经济事项的会计确认和计量，是将涉及环境资源的经济事项与相关会计要素确认对应；第二，建立绿色会计核算原则、核算方法及核算体系，全面反映核算对象的相关经济事项及业务活动；第三，通过财务报表列报并揭示相关绿色会计信息。(2)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和治理形成的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进行计量和报告。以人民币为价值计量单位，以有关法律、法规、原则为确认和计量依据，对环境资源开发形成的环境收益进行核算。确认、计量并记录和报告相关环境收益和环境成本。环境成本包括环境开发、环境污染、环境维护和防治的成本费用。

2环境资源会计的估价方法

2.1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

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耿建新教授等人提出的。他从宏观环境会计角度出发，研究对自然资产的价值估价方法。采用未来资源净收入现值法、对资源耗减进行成本补偿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资产的租金净价格法，推导出全新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公式。并将该估价方法在相关行业、企业的资源价值估价实践中使用验证。

2.2森林资产评估管理估价方法

“森林资产估价”的实质就是对森林资产进行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四川林业厅陶仁川先生的《森林资产会计》中提出了“以评估促进核算”的计价方法。即通过获取市场价或公允价值，对相关森林资产价值进行核算，从而解决了森林绿色会计核算中的价值计量方法问题。该方法的关键是以产权单位的森林资产，在经过初次评估计价后(即清产核资确认)，持有期间的后续计量按照森林资源的自然生长规律(即生长率)来计算增值额，该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对环境资源价值的确认具有比较重要的贡献。

2.3环境资源价值计量的其他主要方法

环境资源的价值计量可以采用动态分析法、平衡分析法、环境现状分析法和指数法等来进行。2.3.1动态分析法利用动态数列的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增长量、增长水平、平均发展水平和平均发展速度等指标研究环境现象的趋势、变化速度，同时还可以进行预测。2.3.2平衡分析法平衡分析法是根据环境总体中的诸多平衡关系，找出某些环境统计数据中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从而找出环境质量或环境管理中存在的矛盾或问题。利用平衡分析法，可以发现一些隐藏的或平时被忽略的问题。比如计算水平衡，可以通过进水量和排水量计算出有没有跑、冒、滴、漏等问题，明确各工艺流程和部门用水量的多少，帮助组织发现原先没有注意到的浪费现象，确定那些可以节约的部分。2.3.3环境现状分析法该方法使用污染排放、环境质量、环境影响等数据，找出问题，分析原因，提出看法。这种方法最为简便直接，便于组织应用。2.3.4指数法因为统计中的污染物的量难以用货币价值计量，估价分析中的指数法与一般社会统计中的指数法有所区别。环境绩效评价中可用的指数法有等标污染负荷法、负担率、单因子指数、综合指数法等，可以确定污染结构、污染源的影响、重点污染源等。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