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制度建设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律制度建设，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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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高校管理与大学自治制度

加拿大高校管理的制度设计，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国家的结构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加拿大是联邦制国家，中央权力并不高度集中，各省均具有相对宽松的自治权力。具体到教育方面，按照加拿大相关法律的规定，发展教育事业是各省政府以及地方政府的职责，相关政府机构都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的义务和责任。也正因如此，各省均设有专管教育事业的教育部，这其中高等教育工作就是重要的一项工作。

加拿大联邦政府则不设教育部，加拿大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国立大学。全国的教育计划由各省教育部长组成的教务部和财政部等相关机构来协调和统管，具体的教育事务则由加拿大大学与学院联合会以及社区学院联合会分别代表大学和社区来进行协调和管理。

在法律层面上，加拿大高校的立法工作由省级立法机构来具体运作，具体的教育法律体系也由省一级来建立。同时，由于加拿大各省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使得各省制定的教育法律法规带有明显的地方色彩，表现在具体的教育制度上，则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就本质而言，加拿大高等教育系统是由各个分散省份各自的“系统板块”组成的。虽然各省所制定的教育制度与体系存在着极为相似的结构，并且在教育术语使用上也表现出很大的相同或相似的地方，但是具体到高校学生学位授予、入学资格的取得、具体课程的安排、学生转学以及具体的教学计划设计等方面，有着许多不同的规则和制度安排。

大学自治在加拿大高校管理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加拿大大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强调依法治校，这也是大学自治的重要保证。要实现依法治校，首先就必须有完善的高校管理法律体系。为此，加拿大建立了系统完备的高校管理法律体系，从法律制度设计、法律制度安排等各个环节来实现高校各项工作的有法可依。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也比较重要的法律制度有：校务公开制度、教授治校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等。通过这些法律制度，加拿大高校普遍形成了依法治校的理念和具体的运作模式，以此来保证大学管理的充分自治和高度独立性。

具体来讲，加拿大大学自治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学实行自治管理，并且通过法律的确认来保证这种自治管理的真正实施，赋予高校充分的自主办学权。第二，教师学术自由，通过各项制度保障来确保教师拥有高度的学术自由。在学术范围内教师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以此来促进学术的交流与发展。与此同时，确保学生具有高度的学习自，一方面可以与教师自由地进行学术探讨，另一方面同学之间也可以自由交流学术思想，并且可以充分利用学校的各项条件（图书馆、网络等）来进行学习。第三，教师与学生在学校重大事务决策中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这也是大学自治的重要体现。所有这一切的真正实施，都有赖于完善的法律制度的保障。加拿大各省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艰辛的努力，建立起了系统完备的高校管理法律制度。

在高校管理中要实现真正的依法治校，还必须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对政府在高校管理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加拿大通过制度设计，对省政府在促进高校教育事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作了界定：第一，其宗旨在为公众提供各种形式的高质量的高等教育。第二，对高等教育的结构以及发展进行系统规划，对所辖区域内的高等教育经费进行统一的预算管理。第三，监督高等教育的发展，具体内容包括监督学校是否依照相关制度与程序为学生如期颁发学位，监督高校的管理状况。第四，保证公立高校的资金供应，通过各种资金运作来保证高校各项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第五，规定高校的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以上制度设计均通过法律来加以确认，这也就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对高校管理的过度干预提供了保障，也为高校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

美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制度设计

美国高校教育管理具有鲜明的特色，其系统完备、科学合理的教育管理制度为促进美国高校的健康发展创造了条件。具体来讲，美国高校教育管理的制度设计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高校教育管理的总体规划与设计 美国高校教育管理的总体规划与设计，基本上是以州为单位来开展的。这一方面与其联邦制政体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与其历史沿革存在很大的干系。美国州一级所制定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不仅确定并区分了高等教育系统不同部门的功能定位，有效避免了教育结构的简单重复和教育资源的过度浪费，进而形成了科学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促进了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通过这一总体规划，实现了高等教育在立法框架下和公平公开公正竞争平台上，形成有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机制。在美国高校教育历史上，这方面最成功的案例就是加利福尼亚州在1960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总体规划。直至今日，加州公立大学的整体层次仍是1960年总体规划的设计，其中将全州公立大学系统划分为三个层次，这一设计使各类学校的优势得到了充分展示，有效避免了资源浪费，大大提升了加州的高等教育实力。也正是在这一系统的作用下，加州在高等教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高校管理的董事会制度 在美国高校管理中，特别是在私立高等教育管理方面，董事会管理体制是其最具特色的高等教育管理制度。在美国，几乎所有的私立高等学校都设有董事会，董事会在管理私立高校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规范董事会的运作，美国的私立高校根据各州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相应的董事会章程，其中对董事会的规模、具体职责、组织结构、人员的选拔和任期等内容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总体来讲，董事会是美国私立高校管理结构中最高的权力机构，但是并不过问学校的具体管理，只负责制定事关学校长远发展的方针与政策，至于制定方针与政策的实施则由校长具体负责。

加美高校管理法律制度建设的启示

加强高校管理的立法与制度建设 通过对加拿大和美国高校管理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完善的高校法律制度设计与安排，是做好高校各项工作的关键，也是促进高校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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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企合作办学；法律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4－0077－03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法规，推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职业教育法》实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曾制定了数十个有关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结合各地实际也颁布实施了若干地方性法规或规章，这些政策文件和地方立法包含有大量的但成熟程度不同的校企合作办学制度。现通过对中央校企合作政策和地方校企合作立法的文本梳理，提炼出部分较为成熟的政策和法律规定，以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律制度的建设提供借鉴。

一、关于政府统筹扶持的制度

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要求，在国务院领导下，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职业教育工作中的重大问题。2004年《国务院关于同意建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批复》(国函［2002］41号)同意建立由教育部牵头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统筹协调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及时研究解决职业教育的有关问题。200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提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职业教育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有关部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六条也规定，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本地区校企合作的规划、资源配置、经费保障和督导评估等工作。对于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学术界多有诟病，认为这种联席会议因“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没有实际决策权力，没有具体的执行或工作机构，并且成员单位的组成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央层面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由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和扶贫办组成，却没有税务部门，导致它在实践中并没有真正地起到统筹协调职业教育工作的作用，说明校企合作工作还没有真正得到税务、财政等部门的应有重视［1］。虽然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综合协调作用，但建立这种制度的宗旨应是值得肯定的。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既跨越教育与企业，又跨越教育行政部门与人力资源、财政和税收等其他政府有关部门，需要有一个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因此，借鉴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安排和实施的经验教训，在制定校企合作法律制度时，应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教育、财政、税务、人力资源、科技和行业等部门联合组成的职业教育统筹协调及其具体工作或执行机构(最好隶属于政府综合部门），并负责研究和制定推行校企合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措施。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要求，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支付学生实习报酬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6］107号)和2007年《关于印发〈企业支付实习生报酬税前扣除管理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7］42号)规定，合作企业支付给学生实习期间的报酬，准予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2009年《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第十九条也规定，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给予相应税收优惠；合作企业享受税前扣除实习生报酬的税收优惠措施，体现了国家发展职业教育、对合作企业激励的态度。虽然这项措施由于在实施环节设置了不便操作、不甚合理的限制性条件，如要求企业或学校必须为每个实习生独立开设银行账户，企业支付给实习生的货币性报酬必须以转账方式支付，记账凭证应附有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的缴付凭证，等等，使其在实践中没有得到真正落实［2］，但不能以此否定这项措施本身的合理性。建议在制定校企合作法律制度时，对该项措施予以明确规定，同时对这项措施的实施条件和程序加以完善，使其能够真正落到实处。

二、关于行业协调指导的制度

行业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力量。关于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行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协调指导作用，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年的《教育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发挥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和培训中作用的意见》(教职成［2002］15号)、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1年的《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职业教育行业指导作用的意见》(教职成［2011］6号)、2004年通过的《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第七条、2007年通过的《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第二十八条、2008年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十二条等中央政策和地方立法皆作出了规定。如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行业组织受政府主管部门委托，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制订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指导行业职业教育、职工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及参与相关专业的课程教材建设和教师培训，等等。又如2007年的《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行业协会、商会、同业公会等行业自律组织应当根据本市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开展行业人才需求预测，结合本行业发展需要，制订行业职业教育培训计划，协助主管部门组织、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通览上述政策和法律文件可知，这些文件都规定了行业组织对职业教育的如下两项协调指导工作：一是开展行业人力资源预测，二是制订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规划。笔者建议，在今后制定校企合作法律制度时，对此应予以吸纳。

国家和地方部分政策或法律文件还规定了行业组织的其他协调指导工作内容，但有的内容过于宏观或原则，缺乏操作性，还需要一定的立法考量或法律技术的处理，目前还不适宜直接转化或吸纳进法律规范。如规定行业组织应“组织和指导行业职业教育与培训工作”和应“参与校企合作项目的评估、职业技能鉴定及相关管理工作”等。

三、关于学生赴企业实习的制度

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培养模式，改革以学校和课堂为中心的传统人才培养模式；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实习实训时间不少于半年；等等。2008年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2009年的《教育部关于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促进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通知》(教高(2009)3号)等文件进一步强调了学生顶岗实习的重要意义。

一些省综合各地的地方法规或规章，还制定了除具有上述内容的其他规定。如1999年通过的《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第十三条：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实验和实习，对参加实验和实习的学生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不得安排学生从事过重、有毒和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1999年的《江苏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安排未成年学生实习的企业，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参照国家对未成年职工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2000年的《山东省职业教育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对实习学生提供技术指导，对于顶岗实习的学生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八条和第十条规定：职业院校应当加强对实习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实习学生统一办理意外伤害保险并指派指导教师，实习学生和实践教师应当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禁止企业安排实习学生从事不符合实习特征或者与实习内容不一致的劳动生产；2009年的《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第十九条规定：对支付实习学生报酬的企业，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

综合上述政策和法律规定，对于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政策制定和立法者的总要求是：1)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在校的最后一年要到企业等用人单位顶岗实习，高等职业学校学生实习时间不少于半年。2)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相关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实验和实习。对参加实验和实习的学生应当提供实训场地、设备设施和技术指导，应当做好实习前的安全培训工作，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应当做好实习期间的学生管理工作。安排未成年学生实习的单位，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参照国家对未成年职工保护的有关规定执行。不得安排学生从事过重、有毒、有害、超时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禁止安排实习学生从事不符合实习特征或者与实习内容不一致的劳动生产。对于顶岗实习的学生，应当给予适当的劳动报酬。3)职业学校应当加强对实习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应当配合接受学生实习的单位，做好学生实习期间的管理工作。4)实习学生应当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保守企业商业秘密。笔者建议，在制定校企合作法律制度时对上述规定应予以吸纳。

四、关于教师专业实践的制度

关于教师专业实践的制度，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要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业单位进行专业实践和考察，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2004年的《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04］12号)、2005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和2011年的《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制度的意见》(教职成［2011］16号)皆规定，职业院校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以上时间到企业或生产一线进行实践。2006年的《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继续要求，增加专业教师队伍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比例，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实践，积累实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1999年的《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第十三条、《江苏省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和2007年的《天津市职业教育条例》第十五条皆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实践；1999年的《云南省职业教育条例》第十三条还规定：企业、事业组织应当对参加实验的教师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2007年《重庆市职业教育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建立职业学校教师持证上岗和专业实践的制度，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教师应当定期参加专业实践活动。2008年通过的《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第八条规定：职业院校应当建立教师到企业实践的制度，专业教师到企业或生产服务岗位实践每两年不少于两个月；职业院校应当加强对实践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实践教师应当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保守企业商业秘密。2009年的《甘肃省职业教育发展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实行职业教育教师实践制度，职业教育专业教师每两年应当有两个月到企业或者生产一线参加实践活动。

对上述政策和法律规定的内容加以概括，可以表述如下：1)职业院校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以上时间到企业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实践。2)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接纳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的教师实践，对参加实践的教师应当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和必要的劳动防护用品。3)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加强对实践教师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安全教育。4)实践教师应当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和劳动纪律，保守企业商业秘密。对上述内容，笔者建议，在制定政策和法规时应予以采纳。

另外，2002年的《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资格评审要突出职业教育特点，改进评审办法。2004年的《教育部等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中规定：职业院校专业教师每两年必须有两个月以上时间到企业或生产一线进行实践，并作为教师提职、晋级的必要条件。地方人事、教育、劳动保障等有关部门要按照相关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要求，制定符合实际需要的各类职业院校教师职务评聘办法。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要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办法。2011年《教育部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教职成［2011］12号)又具体要求，要将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和社会服务等作为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的重要内容。1997年《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办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的专业课教师和实习指导教师要实行教师职务和专业技术职务双职称制，聘任后享受相应的待遇；职业高中的教师应实行职称指标单列，独立评审评定。

上述政策或法律规定指明了职业学校教师职务资格评审的改革方向，要求将教师企业实践情况纳入职称评审，并授权地方有关部门制定具体办法。这些规定可为中央或地方制定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定的法律制度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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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腐败;廉政法律制度;监督机制;社会监督

一、廉政制度的内涵及作用

所谓“廉政”即“廉洁政治”。即被赋有国家公权力的人员使用自己手中的公权力时需要秉持“官德”，廉洁地行使自己手上的公权力，真正的将公权力运用于为人民谋取公共福利的事业上，而不是通过滥用公权力为自己获取私利。［1］廉政制度则是指为了实现“廉政“，而由国家或者组织制定的规范享有公权力的人员的一系列的行为准则。廉政制度的建设是的终极目的是防止权力腐败。通过廉政制度的制定，廉政制度的执行，廉政制度的监督三个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环节共同形成廉政制度体系。由此廉政制度的适用对象是享有国家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政制度的制定者是国家，参与者包含被约束的公权力人员以及社会大众;廉政制度的建设目标是为了规范公权力的行使，最终为人民谋取福利。

二、社会监督对于廉政制度建设的意义

在廉政制度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多重因素共同努力。比如说制度的建设;比如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比如公务员任用和选拔机制;比如完善廉政制度的保障机制和惩处机制的完善;比如对于廉政制度制定、执行和完善的监督机制的实际适用……［2］如此之多的因素中，监督机制是促进廉政制度建设、执行的重要保障，而社会监督对于廉政制度的监督的意义又相对更为突出。社会监督不同于司法监督、公权力单位内部上级对下级，单位内部人员对人员的监督。相对于司法监督它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即在违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现之时，还未进入司法程序之前就可以介入监督。甚至在没有出现违反廉政制度的事件出现时就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隐形监督。相对于上级对下级、人员对人员的监督，社会监督具有更为明显的广泛性。即社会监督所监督的对象是整个社会所有的公权力享有者，而不单独对某一单位或者某一个单位内的公职人员，只要社会目光所及之处就有廉政制度的监督的眼睛。社会监督根据监督的人员的性质不同，又可以分为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两种。媒体监督主要是指媒体作为监督者发现社会上的非廉政行为，获取社会公众和相关机关的关注和重视，进而对此项行为予以规制;群众监督主要是指普通公众作为监督者对公权力享有者的行使公权力的行为予以监督。媒体监督与群众监督是不可分割的社会监督，一般来说媒体监督既有媒体自身发现的事件，更多的是来自于群众提供的线索，群众监督是媒体监督的基础，媒体监督是群众监督的扩张。媒体监督相比于群众监督具有更广泛的被认知性和被关注度，其社会效应更强;而群众监督相对于媒体监督则具有更广阔的社会土壤，发现问题相对来说更为全面迅速。所以有媒体监督和群众监督共同组建的社会监督体系对于廉政制度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约束作用。

三、增强我国廉政制度建设中社会监督作用的途径

群众与腐败是天生的死敌，因为所有的腐败最终伤害的利益都是群众的利益。若要发挥社会监督在建设廉政制度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其一，拓宽群众的参与渠道，政务公开。政务信息需要及时公开，促进信息对称。唯有信息对称才能够真正的保证群众能够及时的参与到廉政制度建设的监督工作中来。其二，对于民众的监督及时予以反馈。［3］现阶段多有群众监督被置之高阁的情形出现，群众的意见在向有关部门反馈后长久得不到回应。无奈之下群众方会寻求媒体的帮助。如此，长久以往会打消群众监督的积极性，并会加深群众对于公权力的不信任。是故，相关部门在接到群众的举报等时需要及时调查、及时反馈。其三，要对群众的监督举报具有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现阶段很多群众不愿意进行监督，就是因为监督之时逞一时之快，等到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后往往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民众在对后期自己处境进行合理的预期后，就会在监督与不监督之间选择后者。所以，接受群众举报的单位必须具有严格的保密措施，让群众无后顾之忧的进行监督。其四，对于比较特别的媒体监督，必须要有效的保障新闻工作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和评论权。同时在现阶段网络如此发达的年代，要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监督作用。当然也需要规范其传播途径。

四、结语

廉政制度的建设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诸多因素缺一不可。社会监督作为促进廉政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需要国家从多个角度予以保障，最终目的是让所有的群众敢说话、能说话，让所有的媒体能够在符合职业道德的情形下有效的对权力运行予以监督，以社会的力量促进权力运行的清明。

作者:颜颖颖 单位: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纪委派驻第七纪检组

参考文献:

［1］贺芬．廉政文化视域下我国的廉政建设［D］．陕西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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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some problems in enterprises' green accounting system environment at present and proposes some countermeasures which are of instructiv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reen accounting.

关键词： 绿色会计制度；法律制度；会计准则；税制改革

Key words： green accounting system；legal system；accounting principle；tax reform

中图分类号：F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1-0140-02

0 引言

当前，我国的绿色会计制度还不够完善，企业核算难度较大，绿色会计的实践应用还有不少的现实问题迫切需要解决。鉴于此，应加强绿色会计的立法工作，将绿色会计纳入会计法，以法律形式确定绿色会计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将它付诸实施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同时应相应的会计制度，使绿色会计更具实践操作性。

1 企业绿色会计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1.1 重视程度不够 在我国，对环保的重视程度存在着不足，一些企业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前提下，浪费自然资源的同时破坏了生态环境，违背了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与此同时，区域局部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也存在着短期的利益矛盾。

1.2 对信息的使用要求不够迫切 从现有的情况来看，政府部门是绿色信息的主要使用者。企业披露绿色信息的主要原因是公众对绿色经济与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力度逐渐增加，企业迫于压力而公布这些信息。社会公众对这些信息的需求也并不高。

1.3 相关制度建设尚不完善 一是绿色会计目标与会计科目方面的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没有明确的绿色会计目标，会计科目也偏少。在实际操作中，没有明确的与绿色会计核算相关要素的内涵界定，导致核算目标无法确定，进而使得企业存在淡化绿色信息的问题。二是企业绿色会计实务操作没有应用指南的指导。我国现有的规范绿色会计的相关制度与准则还处在起步阶段，约束作用无法得到有效的发挥。因而有必要通过绿色会计实务操作应用指南来对现有的会计准确体系进行完善。三是会计评价与报告披露规范存在不足。我国还没有标准的环境资源报告形式，使得企业绿色信息披露的内容缺乏针对性。

1.4 与税收政策的协调不够 我国目前还不存在专门的环保税种，进而使得税收政策在环境污染控制方面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2 加快绿色会计发展的建议

2.1 提高绿色会计的重视程度和推广力度 绿色会计的完善与会计实务人员环境保护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有必要不断提高绿色环保宣传的力度，促使社会与民众的环保意识的提高，为绿色会计的建设发展奠定必要的技术，促进绿色会计在我国应用的发展。

2.2 加强交流合作，加快绿色会计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目前还没有对绿色会计进行专门规范的会计法律法规，从企业绿色会计发展的要求出发，应完善新时期企业绿色会计的法律法规体系。通过该体系明确企业绿色设计的地位，规范企业绿色会计的应用，进而促进我国绿色会计的良性发展。我国的环保专家、会计实务工作者以及相关的政府部门应加强交流合作，以我国现有的环保政策、法规以及相关的会计规定为基础，通过制定相应的规范来促进绿色会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2.3 融合绿色因素，进一步完善会计制度与准则体系 以我国现有的国情为基础，通过各类有效措施的应用，尽快制定对绿色会计进行规范的各类标准，确立绿色会计管理与绿色会计核算制度，进而融合绿色因素来完善已有的会计制度与准则体系。通过绿色会计核算模式与绿色会计核算方式的完善，政府相关部门提高对企业披露环境信息能力的监控力度，通过把涉及环境影响因素的内容列入会计制度与准则体系的方式，加大对企业绿色会计信息披露的强制力。以现有的财务报告体系存在的问题出发，确定合理的企业绿色会计报告的基本框架，明确绿色会计报告的目标，规范使用行为，明确绿色会计报告的基本原则与内容，建立和完善绿色会计报告的审计制度，提高新时期企业绿色会计报告应有的透明度与公开度。完善会计制度与准则体系中应坚持企业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相配的原则，应以社会利润作为标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2.4 加强绿色会计与税制改革的融合 我国现有的绿色会计与税制改革应结合现有的实际情况，在合理借鉴国外绿色税收政策的基础上，确定以下原则：以纳税主体现有总体税负不变为基础来确保绿色税制的执行，开征环境税与企业其他税负两者共同进行，把企业缴纳的环保方面的收费都纳入环境税中，预防出现重复征收的问题；以“谁污染谁纳税”和“完全纳税原则”的要求为基础，确保新开征的税种与已有的税种不出现冲突，建立完成的绿色税收调控体系；通过财政部门编制专门预算的方式来确保征收的环保税款能够专款专用，审计部门对使用进行跟踪，确保这些资金效用的发挥。

在具体的税制设置上，可以采用扩大消费税的课征范围的方式来进行，提高非清洁能源产品的税率，还可以开征一些包括拥挤费、空气污染税等在内的和绿色因素相关的新税种，同时对有碍于环保的进口物品则应用高税率的方式。

2.5 要建立健全绿色会计审计制度，加强环境会计的社会和政府监督 应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中介机构的监督，包括行政管理、监督和专项环境审计。当前首要的工作就是制订环境会计审计法规，建立环境会计审计制度。由会计师事务所或国家审计机关进行的专项环境审计，可强化对环境会计的再监督，有助于环境会计的创建和不断完善。

2.6 环保法律应与绿色会计制度有效对接 建立环保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环保法律还不成熟，所以应着重在环境保护与补偿方面进行突破，在这些方面建立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并且这些法律制度应与绿色会计制度进行有效对接，这样让企业实施绿色会计制度有根据可依，也可以让环保执法事半功倍，效率大大提高。

2.7 发展低碳经济是绿色会计存在的前提和理论基础 低碳经济的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的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的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而绿色会计则从生态环境和整个人类的社会活动出发，赋予环境资源以价值和价格，对其损耗予以补偿，用会计核算出来的数据充分反映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从而使企业的微观活动与社会的宏观利益对接，迫使企业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综合起来考虑，用以实现经济的低碳化可持续发展，即实现低碳经济发展目标。

2.8 实施绿色会计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全面考核企业业绩的要求 绿色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

3 结束语

伴随着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进行，新时期我国企业绿色会计制度必然会不断的发展，因而有必要以现有的会计制度为前提，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为企业绿色会计的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参考文献：

[1]李永臣.企业环境会计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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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设工程合同 法律制度 理论 商法 反思

一、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评析

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不断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的需求，加之投资的拉动，使我国建筑行业和房地产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公路港航、铁路基建、商品住房、工商用房正在中国大地上拔地而起，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建设工程领域的迅猛发展。但同时，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出现，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建筑市场发展的不规范，建设工程领域资金运作的不规范，建设市场主体对市场快速发展所引起的风险认识不足和准备不充分，导致我国有关建设工程的纠纷呈现爆炸性增长，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中国建设工程领域难以摆脱的阿喀琉斯之踵。

建设工程合同被业内人士称为"小宪法"，在整个建设工程领域居于核心地位，正因如此，也集中凝聚和反映着建设工程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痼疾。我国《合同法》对建设工程合同单独一章予以规定，《招标投标法》、《建筑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法律规范对建设工程合同作出了进一步规范，初步建立起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但是，面对风云突变的建设工程市场和日益复杂的建设工程纠纷，现有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的缺陷和不足越发地暴露出来。建设工程不仅与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攸息相关，更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的安居乐业、城市形象和投资环境，关系到社会安定。因此，进一步研究和完善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是至关重要和刻不容缓的。随着工程建设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引起广泛关注以及相关法律、配套法规的出台，建筑工程施工合同制度逐渐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一批学者投身到相关领域的研究和探讨中，有关建筑工程合同制度的专著、译著、编著和学术论文不断问世。综观国内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以下几点问题：（1）研究重制度研究，轻理论研究，多以现行法律规范为背景，如针对已被现行法确认的突破建设工程合同相对性、黑白合同的效力认定等方向的研究（2）前述重制度研究，轻理论研究的现状导致对理论研究的忽视，反过来使许多制度性选题研究未能取得良好的效果（3）突出解释论的立场，忽视了立法论的研究角度。（4）关于建设工程合同法律问题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人员以从事工程建设和工程建设管理的工程师为主，以防范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商业风险为主要研究方向，研究视野比较狭隘，集中于建设工程合同的管理等领域，研究缺乏系统性和法学视角。在实务操作过程中，上述研究的不足导致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产生了大量亟待厘清和解决的问题，如在我国建设工程法律制度的研究中，尚未形成对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的性质、属性、价值等基本问题的共识，对建设工程合同特殊性的认识和重视不足，对建设工程合同在《合同法》中的地位、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中大量存在的强制性规范的性质与作用、建筑工程合同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解释原则、默示条款的理解，习惯和商事惯例的适用等问题研究尚浅。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专业性强、主体关系复杂、涉及标的关涉经济民生且绝大多数数额巨大的特点①，使得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司法审判理念和理论原则的把握变得至关重要，但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的司法审判理念和理论原则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二、从商法学视域思考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出现诸多问题的本质原因是缺乏理论基础的支撑和指引。理论基础的缺位导致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出现重大缺陷，进而导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合同法作为商品经济的法律形式，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英美法系甚至成为与财产法、侵权行为法等并列的独立法律部门。在合同法法律制度的发展、完善过程中，合同法理论研究的推动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合同法的基础理论是合同法立法、法律适用的的核心和灵魂。也正是因为合同法理论对合同法无可替代的作用，使得合同法理论研究成为民法学中一颗璀璨耀眼的明星。建设工程合同是我国合同法明文规定的有名合同，其适用合同法基本理论是无可争议的，但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相比，其合同法上的共性是存在的，但其特殊性更加突出，这种特殊性从国家出台了数量众多的专门针对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裁判规则就可见一斑。针对某一特定类型的合同出台如此众多的法律规范，这在合同法立法中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特殊性具体体现在建设工程合同主体的严格性、标的的特殊性、国家监管的严格性、缔约方式的强制性、合同内容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合同款项支付的特殊性、瑕疵担保责任的强制性、与公共利益联系的紧密性、实际操作的复杂性等诸多方面②。在构建和理解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时，忽视上述特殊性的存在，必然会导致合同法律制度的缺陷与不足。正确认识和处理这种特殊性需要基础理论的支撑与指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合同法的一般理论不能完全有效涵摄这种特殊性。传统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过度依赖于合同法基础理论，因此造成了我国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基础理论的严重缺位，导致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的每一个环节和节点就像失去了引线的珍珠项链上的珍珠一样散落无序，失去了法律制度应有的逻辑和层次结构，致使法律的滞后性和不周延性最大程度地暴露出来，进而造成了法律适用的一系列难题。

笔者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建设工程合同基础理论的重构，有赖于对建设工程合同的重新思考与定位。笔者在法律实务中接触了一些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对建筑工程合同的订立、履行过程中、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常常感觉到虽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规范众多，但众多的法律规范却仿佛没有内在的联系和衔接，这种法律制度的内部是松散的，无秩序的，在讲究法理和法律逻辑、具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民法领域，这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也是令法官、律师等法律从业者深感不适的地方，因为缺少了系统的理论支撑，法律从业者的能动性大大降低，甚至会成为从法律规范中寻章摘句的机器，追根溯源，之所以实践中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基础理论的缺失是首当其冲的重要因素。有鉴于此，在梳理我国现行的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法律规范的基础上，笔者发现跳出合同法的窠臼，商法的基础理论也许可以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理论基础的缺失提供"补给"， 将商法学基本理论、原则、理念和国外有价值的立法例运用到建设工程合同的研究中去，借鉴商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研究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理念和规范的定位、配置，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立法、司法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从商法学的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有必要对商法学的研究作一简要回顾。以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构想为参考坐标，中国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商事立法活动，商法学研究随之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但是，正如赵旭东教授在《商法的困惑与思考》中所言"商法的内容是朦胧的，商法的边界是模糊的"、"我们眼观商法的兴旺和繁荣，我们热衷商法的事业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在怀疑着商法，我们知道它的过去， 但我们却说不清它的现在， 也看不透它的未来"。的确，在日益发展的背后，商法学上空仍然笼罩着需要学者、后进去驱散的迷雾，关于商法独立性的争论、对于商事立法模式的选择与立法体系的构建，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的探讨与研究。虽然这些问题是商法学的基础问题，但却不意味着其他有关商法学问题的解决必须以此为前提。笔者旨在以商法学学者已取得广泛共识的商法独特的理念、原则和规范体系等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反思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而不涉及诸如民商合一、民商分立这些宏大且有较大争议的商法理论命题。

以商法学的基础理论为理论背景，透过商法学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建设工程合同，有其合理性和科学性。首先，商法学的研究对象、法律规范和建设工程合同制度的研究对象、法律规范具有高度的一致。商法的主体和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都是运用专业知识和专门技能来追求实现营利目的法人主体。其次，商法规范和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中都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其在本质上都是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深入渗透，其定位和配置原则也应是一致的。再次，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强烈的商事合同属性，应属商事合同范畴。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强调的交易效率、交易专业恰恰是商法所具有的特殊价值。因此，笔者认为，将商法学原理应用到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在理论上具有合理性和科学性。

从商法学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也是十分必要的。对建设工程合同的系统化、多角度审思可以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提供强大的逻辑化、系统化的理论支撑。如前所述，建设工程合同与其他一般民事合同相比其特殊性更加明显，忽视了这种特殊性，则必然会导致在特殊性存在的地带合同法基本理论适用的真空。在立法上，形成一方面无视商事合同和民事合同的区别将建设工程合同归类于一般民事合同并适用承揽合同的规范作为补充规定，一方面又规定了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大量强制性规范的局面。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最高法已经明确提出商事审判的理念和原则，但对于商事审判的界定尚不明确，对于建设工程合同的审判是否属于商事审判的范畴尚不明朗。这种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的缺陷使建设工程合同的立法和法律适用疑难重重。商法的独特理论恰恰能填补这一理论真空地带，完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为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的规范定位、规范配置及规范适用提供理论指导。

理论的发展有赖于具体实践、实证分析的推动，同时，理论也可以为实践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商法学角度反思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不是无视我国现行建设工程法律制度的闭门造车，而恰恰是对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有力回应。如在建设工程合同领域，我国先后出台了诸多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司法解释对建设工程合同予以规制，在这些法律规范中存在大量的强制性规范。但在建设工程合同的签订、履行过程和司法审判实践中，却经常出现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性质、作用、适用理解和把握的不到位。建设工程合同主体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不到位导致大量的合同纠纷，司法审判中法官对法律规范的理解出现偏差和错误导致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审理中法律适用不统一、司法不公的现象，如在合同效力认定的审判中就出现对于合同效力的强制性规范的理解不同审判不一的现象。如果不对这些强制性规范的价值、社会实效进行分析，不对这些规范的微观结构和解释方法进行研究，那么正确制定、理解和适用这些强制性法律规范就会成为奢谈，而商法中恰恰存在着数量不少的强制性规范，商法中强制性规范的配置、适用等问题是商法学的一个重要命题③，将商法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运用到建设工程合同强制性规范在合同订立、履行、司法审判中出现的问题和疑惑的解决中，无疑会对实践大有裨益，在合同订立、履行合同过程中加强法律对合同主体的指引作用，防止司法实践中认识不一、司法不公现象的发生。再如，商事合同制度越来越受到商法学学者的重视，特别是在制定《商法通则》作为我国商事立法的体系的理论逐渐得到多数学者支持的大背景下，商事合同作为商行为的主要体现而愈发受到重视。建设工程合同具有强烈的商事合同属性，应该在商事合同制度中对其予以规制。从商事合同的视角去审视建设工程合同实践中的相关问题，比如合同主体注意义务的认定、违约责任归责原则的适用、合同抗辩权的适用、交易效率和交易公平冲突的衡平等问题，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在司法实践中，商事审判作为大民事审判格局下的一项独立的审判工作已经得到了各级法院的广泛认可，在这种情形下，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纳入到商事审判的范畴是保证司法公正，保障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而且，将建设工程合同与普通民事合同区分开而纳入到商事合同的范围，有助于促进合同主体加强对建设工程商业风险的评估与防范，对促进建设工程领域的交易更加迅捷、安全和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商法学思考路径

重新思考与定位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即要应用商法学独特的理念、原则和规范体系弥补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基本理论的缺失，完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规范定位和规范配置。针对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缺乏理论支撑、立法松散庞杂、缺乏前瞻性等缺陷，提出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基本理论；研究、解决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中大量存在的强制性规范的规范定位、配置和适用问题，比如对技术性规范的作用、性质和适用的探讨，对有关建设工程合同无效的强制性规范的定位及适用的探讨；分析论证在理论上将建设工程合同归于商事合同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司法审判中将建设工程合同纠纷归于商事审判范畴的合理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解决建设工程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对习惯、商事惯例的认定和适用等问题。

当然商法的基础理论也不是完善的，相反，商法的基础理论是极其不发达和彰显的。一直致力于商法学研究的南京大学范建教授认为当今的商法研究关于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等商法具体问题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对商法基础理论缺乏起码的关注，或说缺乏真正深入地关于商法理论体系的基础性研究。相对于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等商法专题的研究，商法基础理论更具有概括性、抽象性、逻辑性和包容性。从各国法律发展的历史和我国立法、司法实践的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到，商法学的重大理论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商事立法和司法的健康发展是难以想象的④。而且，囿于我国民商合一的立法现状，商法在立法和司法中都没有与民法区分而独立存在，导致商法学的基础理论对立法、司法实践的指导、修正作用大大降低，这也是商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和运用得不到重视的一大原因。将束之高阁的商法学基本理论运用到具体命题当中，让商法学基本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不管是对于商法学而言，还是对于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而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正如一些法学家所倡导的那样，中国的法学研究目前需要从 "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需要从"价值宣示"到"规范建构"。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完善我国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应当进行理论上的重新审视与思考，借鉴商法学有益的研究成果，使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回归商法属性，关注法律制度的前瞻性和持续性，推动形成具有更强适应性的建设工程合同法律规范，推动我国建设工程合同立法的体系化和规范化。

注释：

①《建设工程合同溯源及特点研究》，重庆建筑大学学报，宋宗宇，温长煌，曾，2003年第5期

②《建设工程合同法律制度研究》，王建东，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③《商法强制性规范的历史流变》，张强，烟台大学学报，2011年第一期

④《商法的价值、源流及本体》，范健、王建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参考书目：

[1]谢鸿飞《承揽合同》法律出版社，1999

[2]黄强光《建设工程承包合同》法律出版社1999

[3]郭明瑞，王轶《合同法新论-分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4]史尚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5]郑立、英《企业法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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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它是指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和机构，为了开展日常财务活动或为公众提供服务的需要，在财政的监督下，以法定的手段、方法和程序，从市场上购买商品、服务和工程的行为。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人们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够全面、深入，使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具有相当规模的我国政府采购，缺乏完善、统一的法律制度规范。近几年来，随着人们认识的提高，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开始制定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来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确实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政出多门，没有进行统一的论证和科学的制度设计，条块分割情况十分严重，政府采购仍处于较混乱的状态。因此，有必要建立统一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

(一)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规范政府采购行为的需要

在我国不同地区和部门颁布的政府采购法律文件中，对政府采购的界定、政府采购主体、政府采购包括的内容、管理政府采购的机构等都规定的不尽相同。如对政府采购管理机构的规定，财政部规定:“财政部负责全国政府采购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北京市规定:“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工作的管理、监督和指导，市财政局所属北京市政府采购办公室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上海市规定:“上海市政府采购委员会是本市政府采购的领导机构，负责制定政府采购政策、审议政府采购目录、协调政府采购的日常管理工作。采购委员会设立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设在市财政局，负责政府采购的日常工作。”在其它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差异，因此导致了管理上的混乱和采购上的不规范。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可以克服上述弊端，统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

(二)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利用财政资金的需要

由于缺乏统一、完备的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各自为政，环节多，单价高，采购方式不规范、不透明，导致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等浪费现象依然存在。据有关专家对政府采购试点地区招标采购的情况分析，节约率普遍在10%-15%以上，部分项目达到30%-50%。对于滚存赤字已达千亿元的我国财政来说，实行政府采购无疑是一项利国利民的改革，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规范，很难达到上述效果。尽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已颁布实施有关规定，但由于其效力低，内容差异大，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三)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有效防止腐败现象发生的需要

在日常工作中，不仅每一级政府都会参与物资和劳务的采购，而且数量可观，金额巨大。但许多官员或一般公众对采购程序却知之甚少，这就给采购人员使用种种方式来操纵结果提供了可能。厂商为了销售常常采取各种利诱手段诱使采购者购买质低价高的商品，导致腐败现象发生。建立政府采购法律制度，规范政府采购行为，增强政府采购的公开、公平和公正性，使政府采购过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同时，在政府采购立法中增加惩罚欺诈行为和行贿受贿的条款，可以对腐败现象进行有效防治，从而促进政府采购过程的廉洁。

二、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

(一)坚持“三公”原则

“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开原则是世界各国管理公共支出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政府采购合同是采购机关使用纳税人税款和其它公共专项投资签订的买卖合同，在采购中必须对纳税人以及社会公众负责。因此，要求政府采购依据的法律、政策、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预审和评价投标的标准等都必须对社会公开，以便公众和检察、监督机构进行审查、监督。公平原则是指所有参加竞争的投标商都能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并受到同等待遇。也就是说，对所有参加投标的供应商、承包商、服务提供商等，应一视同仁，不得采取歧视性的政策，但为发展本国经济，推进国内就业而歧视外国竞争者的情况除外。因为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发挥竞争的作用，才能保证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公正原则是指评标过程中应客观公正，防止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发生，以真正发挥市场机制在政府支出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实现政府与市场在支出管理领域的最佳结合。

(二)坚持竞争性原则

世界各国都将竞争性原则作为政府采购法律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政府采购的目标主要是通过促进供应商、承包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最大程度的竞争来实现的，通过卖方之间的竞争，一方面可以促使投标人提供更好的商品、服务和技术等，并且设法降低产品成本和投标报价，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形成政府采购的买方市场，从而使用户能以较低价格采购到质量较高的商品，实现政府采购高效率的目标。

(三)坚持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也是各国常见的采购原则。效率包括经济效率和管理效率两个方面，经济效率要求政府在采购过程中，能大幅度的节约开支，强化预算约束，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实现市场机制与财政政策的最佳结合。管理效率原则要求政府经常公布招标信息，减少中间环节，及时购买物美价廉的商品和劳务，使财政管理从价值形态延伸到实物形态，规范支出管理，提高支出效能。

(四)坚持合理保护民族工业原则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的适度放开并有效保护是国际通行的做法。目前为止，只有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的成员国，才按照协议的要求开放国内政府采购市场，大多数国家还只是在本国范围内进行竞争，以保护民族工业。如美国政府采购制度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国内产品优先原则，日本和其它国家对开放政府采购市场都采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更应该通过法律手段，有效地保护国内的政府采购市场，适当限制外国产品的数量(尤其是电子、汽车等幼稚产品)，以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

三、政府采购需要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政府采购制度的法律体现和重要依托，对政府采购进行法制化管理是对政府采购进行有效管理的主要方式。随着国际贸易一体化的发展，一些国家和区域组织已经制定了一系列政府采购规则，如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政府采购协议》、欧盟制定的《关于货物、工程及服务采购的示范法》、世界银行实施的《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和国际开发协会贷款采购指南》等。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对政府采购的认识不足，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有些地方和部门才开始规范政府采购活动，但至今没有全国性的、统一的、专门的政府采购法律法规。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采购实务中，采购部门都是根据不同的采购行为，适用不同行政部门的规章、办法、规定和条例等。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深入发展，政府采购活动急需进一步规范，要求健全政府采购的统一法律制度。

首先，政府采购基本法是政府采购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政府采购的最主要依据。具体内容应包括:总则、采购方式及程序、监督、履约、纠纷的解决、法律责任和附则等内容。总则部分应明确规定本法的宗旨、适用范围、政府采购的基本原则、政府采购的主要管理部门及其职责。采购方式及程序部分应规定采购的主要方式、其它方式及其程序。主要方式应采取招标投标方式，因为这种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招标投标是一种有组织的、公开的、规范的竞争。监督部分应规定质疑和投诉，主要内容是作为公众、检察、监督机构有权对采购项目、合同条件、投标人资格、评标标准、采购从业人员资格、采购管理和经办人员行为规范等提出质疑和投诉，以充分体现公开原则，节约财政资金。履约部分主要规定采购人员代表政府和投标人订立合同后，签约双方应如何履行合同，履行的原则、规则等。纠纷的解决主要是规定在履约过程中发生纠纷后，是诉讼还是仲裁解决，或是采取一般合同纠纷的解决方式———或裁或审。法律责任部分既应包括招标投标中的法律责任，又应该包括履约过程中的法律责任;既应规定招标方的责任，又应规定投标方的责任;既应规定单位的责任，又应规定直接责任人员和负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的责任。

其次，政府采购法律制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即除了政府采购基本法外，还应有与之相配套的招标投标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政府采购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等。

招标投标是政府采购中最富有竞争的一种采购方式，能给采购者带来价格低、质量高的工程、货物和服务，有利于节约国有资金，提高采购质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已于2000年1月1日起实施，这部法律是我国第一部关于政府采购方面的专门法律，特别是从事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有了法律依据，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配套法律。

合同是政府采购的法律形式，合同法也就成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政府采购的订立过程与一般合同的订立过程不同，它不像一般合同那样完全是双方当事人自由意思的表示，而是一个完全公开的过程，受公众及有关部门监督检察的过程，也是一个招标投标的竞争过程。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作为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应是政府采购基本法的补充，当政府采购基本法没有规定时，适用合同法的规定。

产品质量是政府采购质量的重要标志。被采购产品质量过硬，被采购服务优质上乘，被采购方信誉可靠，才能实现政府采购的经济、高效目标，才能达到节约财政开支，合理利用财政资金的目的。因此，产品质量法也应是政府采购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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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现状首先，立法层次低，缺少法律保障。目前在我国，有关新农合建设依据的制度已普遍推行，在《社会保险法》中也略有涉及，但仍未对其进行专门立法，只是在政策文件这些层面上停留，而政策文件又普遍约束力较弱，位阶较低，规范性不强，层次较低，权威性不足，存在局限性。目前，新农合建设仍游离于法制化轨道之外，从而造成管理机构、经办机构和定点医疗机构的职能职责以及参加新农合农民的权利义务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更无法对违反政策法规的诸多行为进行依法追究，整个新农合建设具有非常明显的临时应急特征，这突出表现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其次，地区差异造成实施困难。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现状为全国范围内实施同一种模式的医疗保障制造了巨大障碍。在许多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基层医疗机构存在缺陷，因为筹资水平不高，保障水平偏低，农民生活总体水平不高，这就造成他们并不十分情愿参合，且对合作医疗不太满意。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由于当地生活水平较高，对健康和医疗保障的要求就相应比较高，这就造成目前较低的医保水平缺乏吸引力。第三，实施机制不完善。我国新农合制度除了存在地区经济差异大的问题，另一个薄弱的环节就是缺乏法律保障制度和实施机制。以筹资保障机制为例，更为重要的是，因为缺乏监督机制强有力的保障，致使政府的投入不到位，缺乏稳定可靠的政府资金投入，使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内容和首要环节——资金筹集，从一开始就出现了难题，这样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新农合制度的运行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另外，由于没有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其管理监督机制的权限与责任，实际操作中存在资金运作效率差的情况，这也是新农合制度的法律实施机制不完善的一个重要表现。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法律思考首先，应当从立法上明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基本形式和多渠道的筹资机制，以及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

建立新农合制度，并且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有效的进行,同时长足有序地发展，必须要加强立法工作,国家应制定与之相配套的《农村合作医疗法》，来规定农村合作医疗的实施办法、保险组织、村级合作医疗保险站的组建方法及其职能，规定农民参加合作医疗的权利义务；规定保健站医生的选拔方法及职责等。各地区应在有法可依的基础上，依据本地特点，制定相适应的具体实施办法，减少农民因病致贫或返贫情况出现的机率。种种迹象表明，建立新农合就要使之成为全面完善的体系，应当在法律的保障下平稳持续的发展运作。

首先，应该在立法上明确新农合的基本形式，从内容方面来细分主要有：合医合药、合药不合医、合医不等合药3种形式。实践证明,这3种形式是可以同时发展的，但相对的要有一定侧重，一般是以合医合药为主，之所以这样确定，是因为这种形式更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医疗需要，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同地区还有与之相适应的选择，这需要在法律上特别针对地区不同如何进行选择这个问题做出原则性的规定。

另外，要明确每年中央和地方对新农合建设的财政支出比例，解决广大农民或因为贫穷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贫、返贫的问题。实践证明，筹资额应以政府支持、集体补助和个人缴纳3种办法结合来构成，这应在法律上进行明确规定，从而使筹资机制更为合理。在这里应该注意的一点是：农民自身缴纳资金数额。这需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每位农民每年在医药费用方面所有支出；二是每位农民每年愿意缴纳的金额。根据我国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相关专家多年的调查取证得出的结果，扣除集体补助与政府支持的部分费用，每位农民每年花费在医药上的费用报销比例控制在40%—80%的范围内。有关专家建议，农民个人应缴纳的合作医疗资金应以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2%左右为宜，这样的比例是否合适仍需研究，不过按照农民意愿交纳的数额和实际支出的医药费用，最终确定自愿和最低交纳金额及比例，从立法上给予明确规定是必要的。应按照“以收定支,略有节余”的原则，将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同时有一定的自主确定权。

其次，加强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运行的法律监督。首先，健全组织管理机构。要想加强对新农合运行机制的监督，必须首先建立健全并科学合理的规定新农合中的管理机构、经碰撞办机构、监督机构及其职责，要制定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转换管理方式，由“人治”转为“法治”是社会发展之必然，使之管理步上法制化轨道。其次，严格执行法律法规。各级各地政府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要结合当地实际，依据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相关事宜（比如相关权限和程序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管理实施方案细则，要细化至每一个细节（如资金筹集、基金管理、统筹补偿方案、报销比例与减免范围等），坚持合作医疗基金专款专用，坚持高效服务、患者利益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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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建构应以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规定为主要立法依据,就此而言,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不仅仅是为“经济困难”等原因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免费辩护服务,同时也是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案件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申言之,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解决司法平等问题,即通过因“经济困难”等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具有避免公民因贫富差距而导致司法差别待遇,事实上,在一些英美法系国家,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是作为为贫困者提供免费辩护服务的刑事法律援助模式;另一方面,我国公设辩护人制度旨在维护审判正义,即通过为一些性质严重的案件或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欠缺辩护能力的案件提供辩护服务,此种情形下,公设辩护人制度与“强制性指定辩护”结合在一起,换言之,在此类案件中,国家有义务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指派公设辩护人,而不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贫困者为必要条件。显然,在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中引入公设辩护人制度将会产生如下积极意义:

第一,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真正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律师辩护权。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司法程序中的合法权益,真正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具体而言:其一,公设辩护人制度稳定性、效率高的特征有助于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持续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低下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普遍性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其二,与一般社会律师相比,公设辩护人制度的最大优势在于专业性,他们有可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称职的辩护服务,这有助于解决我国时下刑事律师辩护效果不佳的问题,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律师辩护权有效性方面也具有积极作用。概言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新《刑事诉讼法》第34条、第367条所规定的律师辩护权的真正实现,如果从律师辩护普遍性向有效性发展的视角来看,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利于完善刑事法律援助的实施机制,其不仅着眼于当下,更为将来刑事辩护制度的全面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基础。另外,笔者以为,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实现公民律师辩护权方面的价值仍有如下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首先,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中一般能发挥积极的辩护职能,如在美国,早期是指辩护律师在被告被逮捕24小时之内介入刑事案件,早期被视为是贫困被告权利保护的重大进步,美国《全国刑事辩护制度研究》首次系统考察了各贫困者辩护服务方案早期的情况,该研究报告指出:公设辩护人制度最易为当事人提供早期,采行公设辩护人制度的县中有39%报称他们提供早期;而采行指定律师制度的县中有33%报称他们提供早期,采行合同制的县中仅有12%报称他们提供早期。因此,鉴于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将刑事法律援助延伸至侦查阶段及审查阶段,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在审前程序辩护职能的发挥尤为值得我们关注。其次,公设辩护人制度主要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因此,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将分开实施,事实上,不少学者赞同分开实施的模式,如英国法律援助职业者集团主任Richard Miller认为,民事和刑事法律援助在理论基础和社会功能上具有十分明显的区别,都极其重要,理想的做法是将二者分开,分别管理和组织实施。但在两者存在冲突的时候,应坚持刑事优先的观念。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由于刑事业务与民事业务存在较大差别,刑事法律援助与民事法律援助分开运作具有合理性,因为从专业化角度出发,二者应当由有所专长的律师分别进行更为合理,也能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服务质量。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上看,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涉及的利益是不同的,前者往往关涉公民的自由权以及生命权,因此,国家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可以体现其对公民人身权益的尊重。

第二,我国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维护司法公正,促进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公设辩护人制度为我国解决司法积弊创造了一个契机。作为国家专设的辩护人,公设辩护人依其所拥有的外部条件(资源保障等)与内部条件(专业性等)强化了辩护功能,从而具备打破“流水线式”刑事司法运作方式的可能性,因此,公设辩护人制度有助于在整体上改善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推动我国刑事诉讼向“等腰三角结构”方向迈进,以维护司法公正。就当下司法实践而言,公设辩护人制度对于我国近些年来进行的一系列刑事司法改革的成功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为刑事司法领域中的大多数改革,若是没有辩护律师的有效参与,难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诸如我国进行的“控辩式”的审判方式、“普通程序简化审”以及量刑程序等刑事司法改革,维护控辩平等是最基本的要求,否则,缺乏辩护律师的参与,刑事司法活动将背离“等腰三角结构”的基本构造,最终所谓的改革也只能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利益为代价了。所以,笔者以为,建构公设辩护人制度将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推动我国刑事诉讼现代化的发展。

篇9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以非公开方式向特定对象筹集资金，并将该资金投资于非上市公司股权的一种投资方式，其往往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的方式来运作。由于私募股权基金份额是由特定对象认购的，且该基金投资的对象也是非上市公司股权，这从根本上就决定了其缺乏流动性的特点。传统意义上，对于私募股权投资而言，其从所投企业退出的渠道主要有IPO、并购、回购等方式，这其中最为理想、回报最高，也是当前国内最为主要的退出方式便是IPO，但在国内能够IPO的企业毕竟有限，由此通过并购、回购等方式退出也是一种选择。另外，对于私募股权基金的购买者来说，由于其是采用非公开方式运作的，基金购买者都是特定的对象，具有较强的“人和性”，其实现变现也存在较大的困难。

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其参与者不断增加、投资规模也不断扩大，而其缺乏流动性的特性也逐步暴露出来，传统的退出渠道难以满足市场需求，而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尤其在经济下滑、资本市场萧条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应运而生。所谓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指从已存的有限合伙人（LP）手中购买相应的基金份额或是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手中购买私募股权基金中部分或所有的投资组合的市场。从该定义来看，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交易标的主要有两类，即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和发展为私募股权基金份额的持有者和私募股权基金提供了新的退出渠道，并且还出现了专门投资于该市场的投资基金，这不仅给私募股权投资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还给投资者带来了新的投资方式。由此可见，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完善和发展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动因及其主要参与者

探讨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形成动因，还需我们首先来研究私募股权基金的基本运作模式。实践中，私募股权基金一般以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存在，其中由有限合伙人（LP）认购出资或者基金份额，普通合伙人（GP）作为基金的发起人和管理人对基金进行管理和运作。一般来讲，私募股权投资是一项中长期的投资，其存续期一般为3～5年，有的甚至更长。在该段时间内，不仅LP很难从中退出，私募股权基金也很难从所投企业中退出。但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LP或者GP基于种种动机需要出让基金份额或者投资组合是十分常见的情况。例如，LP基于流动性需要或者同GP之间出现无法协调的矛盾等原因，希望退出该基金；投资基金本身基于投资组合的需要希望出售所投企业股权或者基于业绩锁定的原因，希望能退出所投企业。这便在事实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供给方。此外，成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有着十分诱人的回报，在私募股权基金成立并运作一定时间后，新的投资者希望能进入到有潜力的投资项目中。随着PE深层次的发展，专注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基金（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出现，并形成了一定的规模，这些都在客观上形成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需求方。在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较低层次的发展阶段时，流动性较差的缺陷尚未完全显现出来，通过“私下接洽”的方式基本上能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但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不断发展壮大，以前的模式难以为继，那种通过私下的接洽来完成交易的方式，既缺乏效率又不规范，很难在满足现实的供需要求。于是，一个具备高效的供求信息平台且相对规范的场所——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出现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参与者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的持有者（LP）和私募股权基金本身，这就是参与者中的卖方；买方参与者主要有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中又可分为专注型购买者及非专注型购买者。此外，在成熟的私募股权交易中，还有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如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由他们来就买卖过程中的专门问题提供服务，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具体到我国的实践中，私募股权交易中的卖方主要是个人参与，机构参与者十分有限。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中，银行、社保资金、保险资金等受到法律上严格的限制，尚无法参与到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中或者即使可以参与但也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的卖方很难出现这些机构的身影。这种情况的存在也客观上导致了现阶段我国私募股权交易的零碎化，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交易。在买方主体中：个人投资者及已有的私募股权基金是主要的参与者。另外，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目前也出现了专门针对二级市场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基金，这种基金的成立目的就是专门从事收购私募股权基金份额和投资组合。同卖方主体一样，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参与者中仍然缺乏专门的机构投资者，而机构投资者往往具备更完善的投资机制、更强的价格发现能力。机构投资者确实子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进度和水平。单纯从买卖双方的参与者来看，我们国家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投资还处在发展阶段，同国外成熟资本市场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国外成熟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参与者主体都是各类机构，个人参与者较少。例如，在买方主体中母基金、投行、养老基金、各类其他基金会等占据主体地位。这些专门机构的存在，对于活跃市场、提升流动性方面发挥出了极大的左右，深刻影响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和走向。从其他的方面来讲，我国同国外成熟的市场相比更是差距巨大，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仍然还在酝酿中，也没有成型的法律规范，具体的交易制度更是无从谈起。

三、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处在起步阶段，在加上我国所特有的资本市场环境，导致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存在着种种的困境，其发展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无论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至今都尚未形成完善的制度体系，相较于国外成熟市场的运作，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及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我国私募股权投资缺乏立法层面的法律支撑

一直以来，我国没有专门规范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法规，对私募股权投资的规范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例如，200 6年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明确了有限合伙企业的组织形式，为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信托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信托制私募股权的运作提供了法律上的规范和支持。此外，《证券投资基金法》中有关私募股权基金是否纳入监管的修订意见也仍然在探讨当中，但由于争论较大，其目前仍然很难对私募股权进行有效的监管和约束。由此可见，目前我国对私募股权投资尚且缺乏完善的法律规制，更多的是散见于各类法律法规中的规定且还不成熟。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私募股权投资始终处于监管的盲区，缺乏有效约束的私募股权投资往往又会阻碍着其自身的进一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尚且如此，我们就更不用谈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法律规制了。我国当前阶段的二级市场不仅没有法律法规的规范，就是行业协会之类的组织尚且都没有完善的建立起来，行业自律性的规范也尚在萌芽之中。

（二）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尚无成熟的交易制度

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虽然在最近几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不得不承认的是我国的私募股权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那么，以私募股权基金中的基金份额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所投非上市企业的股权为交易对象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各项交易制度建设就更为滞后和不完善了。在我国现有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雏形中，其性质到底为何目前仍没有形成共识，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定位是单纯信息交流市场还是提供交易服务的市场，实践中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在欧美国家，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平台已经完善的建立了起来，并形成了一些列成熟的交易制度，其主要业务囊括了大宗交易、交易执行等交易服务，还包括信息匹配、市场数据提供以及询价等信息交流服务。我国私募股权投资尚处于发展阶段，即使建立起统一性质的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该市场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达到国外市场的成熟程度。除了成熟、统一的二级市场建立较为缓慢之外，在具体的交易制度建设方面也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例如，私募股权交易过程中的估值问题；信息披露问题；监管问题；投资者准入问题等等都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中予以明确，从而确保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私募股权交易缺乏专门的中介服务机构

由于我国私募股权发展程度较低，且个人参与者过多、缺乏机构的参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交易的零碎化，在加上交易双方对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一直没有形成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而中介结构在估值、撮合交易、协助交易等方面却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存在能够极大的便利交易、确保交易的安全，可以说具备专业水准的中介服务机构的存在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四、中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发展联盟

虽然我国当前阶段的私募股权交易还是以较为原始的松散、私下的交易方式为主，但近年来随着私募股权的深入发展，实践中也出现了诸如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这样的组织，其汇集了国内外众多的PE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行业协会等机构，其目标就是打通成员之间的沟通协调渠道，最终实现PE二级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此外，其还将自身定位为一个交易平台，并了PE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该平台不仅可以给参与者提供交易机会，其还借鉴国外经验对在该平台上的交易标的进行估值，并协助交易的完成。该平台的出现，对私募股权参与方来说，既为其提供了交易场所又可以起到规范交易行为、规避市场风险、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的作用。随着私募股权投资的进一步发展，相信该联盟一定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不断自我完善，为将来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形成和发展提供十分有益借鉴和经验积累。

五、对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议

面对我国私募股权投资近年来的迅速发展，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也大体上知道了问题的所在，基本上明确了未来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方向。由此，未来需要我们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法律法规的完善

当前，国家对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就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规范，私募股权投资很多情况下仍处于“灰色”运行的阶段。因此，私募股权的发展首先要在立法层面予以完善，只有私募股权投资本身在法律层面上有了定论，与之相关的二级市场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此外，当前阶段我国的法律对私募股权投资的限制过于严格，私募股权投资及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相对来讲是新生事物，在起步阶段应给以法律和政策上的支持，只有在较为宽松的环境下其才会有发展的空间。由此，国家应逐步放开对银行、社保等机构的投资限制，并建立政府引导基金，鼓励其参与二级市场的交易。

（二）专门交易市场的建立

私募股权二级市场是私募股权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也是私募股权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私募股权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专门的二级交易市场的建立，即是现实的需要也是私募股权发展的必然。专门的二级市场其不仅是信息的交流平台还是专门的交易平台，这样会极大提高交易效率、减低交易成本，还方便了监督管理。因此，专门交易平台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具体交易规则的制定

私募股权的交易缺乏必要的交易规则，在交易模式、估值、交易流程等方面没有较统一的规则，这对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的发展不利。实践中，由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等机构发起成立的“中国PE二级市场发展联盟”在成立后就了相关的交易规则，当然由于其还处在发展阶段，很多规则并不完善。在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国外成熟市场的做法。比如，可以极大提高交易流动性的做市商制度，经国外市场检验过的部分估值模型等等。当然，这些具体的交易规则还需在我国私募股权二级市场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得以验证，最终形成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规则制度。

（四）中介机构的发展

中介机构在私募股权交易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专门的服务机构对交易双方顺利完成交易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引导和规范参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交易的中介机构，对于活跃市场、保证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等都会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强调完善法律法律、建立专门交易市场及具体交易规则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作为交易参与方的中介机构的建设。

参考文献

[1] 黄嵩.私募股权二级市场：参与者、动因与交易模式[J].武汉金融，2011年第3期.

[2] 赵关明.私募股权二级市场相关问题探讨[J].商业时代， 2010年第27期.

[3] 赵静妍.浅析中国PE在政策法规体系下存在的问题[J].商，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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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辽河油田已经顺利推行绿色制度管理

绿色制度管理是指围绕减少或者消除环境污染、维持生态平衡、促进可持续发展和人类社会安全所做的各种制度安排。通过对绿色制度因素进行新的组合和配置，使之能创造更多的产出、具有更高的效率。绿色制度创新要对企业组织结构进行重构，通过建立绿色企业组织，实现包括企业与客户集成、部门集成、信息集成与共享的绿色企业组织的整体集成模式，保证企业的预期纯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减少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组织或个人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提高企业安全要素生产效率，实现生态化目标。企业要实现绿色发展，根据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观念融入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之中。在此基础上，辽河油田不遗余力地狠抓HSE体系建设，构建公司、厂（处）、大队、班组四级环保管理网络，推进责任落实、HSE监督、风险排查、激励约束长效机制，将安全环保管理纳入制度化轨道，将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固化和常态化。“谁组织谁负责”、“要求员工做的，领导必须率先垂范”、“直线责任、属地管理”等理念已得到干部员工的一致认同和自觉遵循。针对洪涝灾害，辽河油田在所有低洼易涝地区设立了监测点，一旦出现污染苗头，油田可通过过程监控和在线管理，第一时间按照之前预案，组织清污队伍对事发地进行地毯式清理，确保不留一滴油污。

二、我国石油企业环境保护已建立起初步的法制框架

在法律的规制下，辽河油田内部法治环境也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具体做法即是首先制定统一的陆上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法律或法规，有效引导石油勘探开发企业在石油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加强环境保护工作；其次是进一步理顺行政执法关系提高环境监管水平和监管质量，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牵头会同相关部门，组成专门的联合执法组对事件予以最终处理，既保证程序公正性，又提高执法效率；第三制订石油行业领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明确规定企业、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的责任，建立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职能的联动机制，切实保证在事故发生后能够有效救助受灾群众，最大限度地降低灾难后果。

三、协调政府法制外部控制与辽河油田内部管理

环境保护的管理应从企业的部门行为转化为大众化的民众行为，使保护环境成为企业和企业员工的自觉行动。实现这种转化的有效方式是建立标准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这种体系的建立过程强化企业和全体职工的环境意识，使建立的体系能够有效运行，使企业不断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在社会和公众中树立良好的企业环境形象，增强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建立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是企业实现提高环境管理水平，树立形象，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有效途径。辽河油田必须转变观念，结合自身实际，积极推行ISO14000环境标准体系，加强认证力度，将有利于克服进入国际市场遇到的贸易壁垒；有利于环境技术和绿色产品；有利于建立起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出口市场结构，不断提高企业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通过进行ISO14000认证，企业可以不断改进自己的环境行为，通过加强管理，技术进步和清洁生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并使企业和社会更加融合，同时企业环境的改善将为企业员工创造环境安全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