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的影响范文
时间：2023-12-28 17:39: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变迁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变迁;耕作方式;指导性变迁;主体性选择
中图分类号: S5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8-0023-2
0 前言
中国是古老的农业国家,水稻是南方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几千年来,人们一直探寻着最适宜的耕作方式。近百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水稻耕作方式也随之改变。社会变迁究竟如何影响到水稻耕作方式?民族学界对少数民族地区研究较多,而本文以湖南省七里冲村为例分析社会变迁对水稻耕作方式的影响,它是中国南方农业社会的一个缩影,希望本文对中原地区农业社会的研究有所帮助。
1 村庄概况及水稻耕作方式的变化
七里冲村是湖南省桃源县的一个行政村,地处雪峰山余脉,村庄坐落在连绵起伏的群山之间。气候特点是冷热四季分明,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水稻种植是当地重要的生计方式,形成了一套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的耕作模式。插秧前水田要“四犁四耙”,清明前后开始泡种谷,同时整好秧田,育秧期间也要整理好稻田,四犁四耙,施肥撒石灰,用端板加固田坎。插秧后,水的管理对水稻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外,除杂草和病虫害的管理也是必不可少的。无论插秧还是割稻都充分体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纯朴民风,无论是割稻、打稻、挑谷还是晒谷,每个环节都有邻里帮助。时期和后来1981年以后的水稻种植虽然在许多具体的耕作方式上有了许多变化,但总体模式基本上沿袭传统。
根据调查,笔者将不同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列表,以便更简明地体现其变化(见表1)。
表1 各个时期的水稻耕作方式
1949年之前 1949-1957年 1958-1980年 1981年以后
稻种 齐头黄、油糌 鱼刺、三粒寸 1978年开始推广杂交水稻 杂交水稻
催芽 安窝催芽 安窝催芽 温室催芽 安窝催芽
对待病虫害 求神拜佛 开始号召捉虫 捉虫打农药 打农药
除草 手拔 手拔 手拔 手拔打除草剂
施肥 家肥 家肥、化肥 化肥 化肥
收割 镰刀、板桶 镰刀、板桶 镰刀、打稻机 镰刀、打稻机收割机
晒谷 斗垫、浆禾场 斗垫、浆禾场 斗垫 斗垫 水泥禾场
季数 单季中稻 单季中稻 双季早晚稻 单季中稻
土地形式 地主所有 1951年分田到户 公社所有 家庭联产承包
劳动形式 家庭为主
邻里互助 家庭为主、邻里互助 同工同酬 家庭为主、邻里互助、请工
水利设施 不完善 不完善 比较完善 比较完善,增加抽水机
由表1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1 政治制度的变迁明显引起土地形式的改变和水利设施的变化
1949年以前土地是地主所有,解放后土地所有权虽属国家,但使用权经历了三次变化,不同的土地形式导致人们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土地。农村基本水利设施的建设完全是在国家的调控下完成的,这对农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对生产力的重视使人们在稻种、催芽、对待病虫害、施肥、收割等方面进行了改变。
1.2 人们观念的改变自然影响到水稻的耕作方式
以前求神拜佛祈祷水稻无病无灾,到后来捉虫打药是观念的巨大变化;从以前养牛耕田、双手割稻到花大钱买耕田机、收割机,从事事亲力亲为到花钱请人耕田、打药、收割,人们加大了农业投入的资金。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生产时间,利用更多的时间去创造其它劳动效益。
1.3 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为耕作方式的变迁提供了现实基础,也是促使耕作方式变迁的推动力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杂交水稻的发明,人们的粮食不会那么充裕;没有农药、除草剂的出现,水稻的田间管理会更加困难;没有耕田机、收割机的引进,人们的劳动强度会更大。而无论哪种农业生产资料都需要金钱购买,特别是耕田机和收割机,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办不到的。而有了经济做后盾,人们又要追求更高的产量、更好的粮食质量、更轻松的耕作方式和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科技和经济是水稻耕作方式变迁的基础和推动力。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不管是政治体制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还是科技、经济的发展,它们相互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
2 社会变迁与水稻耕作
石奕龙先生认为:“文化变迁应指文化内容与文化结构的变化,前者是单个文化特质或文化丛的独自变化;而后者则是文化的整体或大部分文化特质的变化。”笔者在这里不能从一个宏大的文化理论角度来介绍、分析文化和社会的变迁,只是从中抽取一部分来进行探讨。下面是文化变迁的一般性模式的图解:
图1 文化变迁的一般性模式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样的。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的改变产生了新的需要,使人们去适应它。同时,因为需要产生的结果也有可能导致环境的改变。个案中因为当地大多数地势都是两边高,中间低,水田呈梯田状分布。地势不高的地方,人们采用水车取水的方式,地势高的地方无蓄水,灌溉季节很容易使稻田缺水。解放后,人们成了土地的主人,村里所有的资源都是大家的,大家认识到要使粮食增产,农业用水问题必须解决。在国家的号召下,人们以极大的热情完成了全村的水利建设。水库、山塘和沟渠修好以后解决了农田用水问题,更多的荒地被开垦出来作稻田,用来增加粮食总产量,解决吃饭问题。梯田数量大大增加,漂亮的梯田成了村里一道美丽的风景,水车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同时政治的变迁转变了人们对待病虫害的态度。当年提出破除封建迷信的口号也影响到农业,人们拆祠堂、土地庙这些代表封建迷信的场所,人民祈求丰收的舞草龙灯、祭年菩萨这些活动也被定性为封建迷信,“病虫害天降”的说法得到纠正。政府通过破四旧来反对封建迷信,宣传人的主观能动性,号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虽然有些浮夸,但当时在加强人们自信心方面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当人们逐渐认识到病虫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以后,开始积极预防、治理,采取撒石灰、捉虫子等措施。由于技术有限,灭虫效果不理想,这就产生新的需求,需要一些有效杀灭病虫害的药剂。当然当地农民不会搞科研,这些药剂从哪儿来?文化变迁的主要机制之一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其它地方研制出杀虫药剂以后,政府把它介绍到这里号召农民使用。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水稻种植与时期的水稻种植两相比较,基本水利设施建设、育秧、插秧、田间培管、收割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都是在政府关注下发生的指导性变迁。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充当了有意的文化传播者,实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变迁。但文化传播到该地区以后,其结局如何,还要看受方是否采借,采借程度如何。
首先,只有当接受一方认为传播文化的价值不会同自己的传统文化价值、方式相矛盾时,才会加以采借。比如此案例中灭虫问题,以前人们认为病虫害是天降的捉不得。公社时期通过政府的大力宣传,人们的病虫害观念得到了改变时,才会采用政府提供的杀虫方法和药剂,灭虫后粮食产量增加,人们看到了效果,才最大程度地予以了采借这一措施。几十年后的今天,随着知识的积累,认识的加深,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剧毒农药的副作用。笔者在春天调查时,发现二三十亩的水田里,只有一个小小的田里有蝌蚪在活动。因为这个水田处在梯田的最上端,最靠近水源,农药污染程度最轻。去年下半年,当地镇上出口的茶叶在俄罗斯受阻,原因是农药超标被限令拖回,不许倾倒在俄罗斯境内,这件事情对当地人触动很大,许多人不再使用高效农药。从使用杀虫效果特别好的高效农药到低毒农药,人们对农药的使用差别也充分体现了自己的主体性选择。
其二,文化接受一方要考虑该文化特质对他们是否有用,效果怎样,以及他们是否能适应等问题。比方说温棚催芽,很麻烦,效果也不见得比普通方法好,风险却比传统方法高,1981年以后,人们又恢复了传统的催芽方法。公社时期政府倡导双季稻,由于村子的气候原因产量并不理想,现在又恢复了中稻种植。脚踏打稻机比板桶效率高,电动打稻机比脚踏打稻机效率高,收割机比电动打稻机效率更高,人们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与取舍。笔者认为,当地人采借先进技术和设备进行耕作的主要原因是:这些技术不与传统耕作方法相抵触,只是通过技术改进提高了劳动效率。虽然经济成本相对高一点,但它减少了农民体力劳动,节约了劳动时间,使人们有更多时间去赚取其它更高的收入,弥补因增加农业投入而造成的损失。全国各地为农民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岗位,使农民可以理性地进行效益最大化的选择。
还有稻谷品种的选择,笔者调查时发现有的人选择产量高的品种,这样可以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也有人种植口感好的品种,这样可以使自己吃得更舒服,但不管种植哪个品种,都体现了人们的主体性的选择。从1981年起,耕作方式的变化中政府的指导在逐渐减弱,而人们的主体性选择力度逐渐增加。由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的政治变迁、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水稻的耕作方式,它是以政府的指导性变迁与人们的主体性选择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
3 结语
变迁是一切文化的永恒现象,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思想观念的变迁时时在发生,因此该村水稻的耕作方式还在继续发生着变迁。它虽与我国南方其它地区的水稻耕作模式大同小异,但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根据当地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将自己的因素融入到普适性的水稻耕作模式中。因此在改进和推广农业技术过程中要尊重当地人们的主体性选择,只有政府的指导与人们的主体性选择融洽结合变迁才能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篇2
关键词：市场经济；社会转型；家庭养老模式；影响
一、家庭结构的变迁
家庭养老是相对于社会养老来说的。中国一直以奉行家庭养老的传统养老模式。例如“父母在，不远游”“百行孝为先”等思想都是传统养老模式的体现。传统的家庭养老具有促进代际交流，降低社会成本等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和功能也随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1.家庭规模小型化
自80年代起，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提出和实施，我国家庭规模在总体上一直呈缩减趋势，1982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家庭户均人口数为4.43人/户，2003年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表明全国户均人数为3.38人/户，户均人数在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家庭户数增长率远低于家庭人口增长率。
2.代际结构和关系的变动
传统的中国家庭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几代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子女是传统家庭养老的重要支持。但是在国家大力推行宣传计划生育政策后，人们的生育观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子女生育数量大幅减少，对传统的家庭养老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随着经济的发展，大批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转向城市发展。致使家庭的经济结构发生变化。另外，改革开放后家庭传统代际关系也有彻底的变化，人们从强调血缘关系转变为夫妻、姻缘关系。
二、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的挑战
“养儿防老”是中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的基本特征。传统家庭主要通过养育子女来解决养老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传统养老模式逐渐开始发生转变。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趋势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是无法避免的，这是客观规律。随着上世纪80年代一系列改革政策的出台以及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工业化对传统的家庭制度、观念等等有着深远的影响，传统的家庭结构发生巨变，传统家庭观念和制度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直至退出历史舞台。家庭养老主要是指养老的方式，包括经济、生活和情感三方面对老人的赡养。
家庭养老模式功能的削弱本质上是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传统家庭结构的改变而造成的。具体来说，家庭结构变迁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形成的挑战如下：
1.父权制衰落，老年人失势，传统家庭以父母为中心，子女对父母和家中的长者（老年人）言听计从。而改革开放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涌入，使得传统守旧的老年人与时代格格不入，丧失了传统的权威地位。从原来的注重血缘关系以父子为主轴变为强调夫妻关系以婚姻为主轴的家庭关系。另外，现在很多子女的收入已经远超父母，成为对家庭收入的首要贡献来源，年轻一代已经基本摆脱了对老一辈的依赖。加上现代社会压力的之大，子女在对父母提供经济资助，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等时常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2.改革开放后，一系列西方价值观进入了中国，这些新的价值观和思想等对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如养老文化和 “孝”文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孝文化被逐渐削弱，年轻人的养老意识减弱，导致家庭养老制度失去原有传统的文化支持和伦理道德基础。
3.年轻一代受新文化、新思想和西方价值观影响，与老一辈形成了代沟，代际交流受到影响。年轻人的独立意识和物质欲望逐渐加强。而且，现代年轻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下一代的身上，而不是父母身上。这就造成更多的老年人将要面临晚年的生活危机。
4.家庭结构变化导致家庭规模持续缩小以及核心家庭不断增多，使得纯老年家庭持续增加。家庭规模的持续缩小使得以传统大家庭为基础的家庭养老模式失去了基础，面临着真空的处境。子女数量的减少也加重了家庭养老的负担，而且年轻一代独生子女在成家立业后多数选择与父母分开居住，空巢老人家庭比例大大增加。特别是农村地区，巨大的经济压力使很多年轻人背井离乡，更是加重了空巢老人家庭产生的比例。
三、国家政治实践对家庭养老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转型非常复杂，至少在以下两点上不同于现代化理论中所描述的：
1.建国后，国家通过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重新分配了资源，从四五十年代的，到后来的化和改革开放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都在潜移默化中推动着社会的转型。
2.在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下，政府垄断资源配置，一切资源都由政府调配与控制。任何在国家控制之外的独立社会力量都不复存在，使得社会缺乏其它形式的资源配置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建国后，政府出台了集体化生产政策，集体化政策剥夺了传统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国家还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批判父权制，这些都加速了父权制的衰落和父权家庭体制的瓦解；政府还发动了各类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使得公民接受了全新的现代意识和思想，这些都日益瓦解着与现代意识背道而驰的传统伦理道德思想，使原有的宗族制度与文化土崩瓦解。这个过程表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就是“孝”、“报”等传统价值观念的失落和家庭养老制度发生变异。
四、结语
在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家庭结构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各种因素都对传统家庭养老模式形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从国家政治、政策的视角来看待当今社会的家庭养老问题，可以凸显出其背后所隐藏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和文化意义，进而分析出政治力量对传统中国养老观念的转变所带来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可以更丰富的理解中国社会转型的独特性以及在这一独特的转型背景下家庭养老所发生的变化。
参考文献：
[1]杨文忠，1998，社会转型时期我国家庭养老模式初探[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Vol.5：82-85.
[2]朱冠男，吴磊，2007，农村养老模式的历史困境-论家庭结构变迁对农村养老模式的影响[J]，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Vol.23（5）：37-41.
[3]杨善华，中国城市家庭变迁中的若干理论问题[J]，社会学研究，1994（3）.
篇3
关键词：社会变迁 法律变迁 关系
西方法律社会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埃利希曾在《法律社会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在当代以及其他任何时代，法律发展的重心既不在于立法，也不在于法学或者司法判决，而在于社会本身。”这基本上涵盖了法律社会学的全部精髓，质言之，法律的生成与演进是与社会及其变迁密切相关的。看一看法律史就会明白，即使在国家已经掌握立法的时期，也从不缺乏巨大的法律变化，只是这种变化并非有制定法所导致，而是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与崔动中个臻成熟。
一、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法律不是一个自足的国王，也不仅仅是一套规则和概念的体系，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是由经济与社会铸造而成，都深刻地蕴涵在一个社会的结构之中，社会调整与变迁也必然最终引发法律秩序的调整与变化。法律既引导社会变迁亦受社会变迁的影响，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与崔动中个臻成熟。
1.法是社会变迁的反应
法与社会变迁研究的先驱者弗利德曼（Wolfgang Friedman）教授曾经提出过如下命题：相对于社会变迁而言，法既是反应装置又是推动装置；在这两种功能中，尽管法对社会的被动反应得到了更普遍的认识，但法对社会的积极推动的作用正在逐步加强[1]。上述命题揭示了法律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
2.社会变迁与法制变迁之间关系的类型化
另外一个也叫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iedman）的著名学者曾经对此作出了鞭辟入里的描述与分析认为，如果以变动的起源和结果为标准来考察对应于社会变迁的法制变迁，在理论上这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其他关系可以区分为四种基本类型。第一，起源于围绕法律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社会变迁影响到法律系统，并且与此相应的法制变迁仅仅限于法律系统的内部；第二，起源于法律系统的外部环境的变迁通过法律制度最终仍然作用于外部环境，即仅仅把法作为媒介的社会变迁；第三，不是由社会变迁引起的法制变迁，即变动的原因以及变动的影响都只发生在法律系统内部，外部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第四，由于法制变迁而引起的社会变迁，即起因在法律系统内部，但影响却波及外部环境[2]。
3.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
法律体系在社会变迁中并非全然主动、独立于社会之外，法对社会的反应也并不是单向性的，且不一定是线性的。其本身即是社会创造的一种制度，在许多场合，法的反应都体现在法与社会的某种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这种相互进化，终将会使法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发挥对社会乃至对人类生活、思考方式的影响。但是法律对社会变迁的回应与调整并不是一种严谨的因果对应关系，也不是立竿见影的回应，法治对社会进化的回应有些则是通过长期的积累才得以完成的，有些则与社会变迁并不完全一致，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迥异的社会结构下具有共同的法律制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相同的法律传统。
二、法在社会变迁中的具体变化
在学者的抽象理论概括中，我们也可以窥见法对社会变迁的回应。无论是梅因的从“身份法”到“契约法”，还是卢曼的从“神法”到“法律家法”再到“制定法”；对法律类型的抽象归纳实际上就是一种对社会变迁类型的近似描述与反映。
1.人类需求变化引起的法律变化
法律因人与物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像法律史学家观察过去几百年和几千年的历史那样去观察我们自己的时代，我们会发现，即使我们现代的婚姻家庭法也首先是一种产生于生活在家庭中的人之需要的秩序，而不是由法律的规定而形成的规则和秩序。它随着人的需求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和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所有的法的历史发展均立足于这样一点：人及其相互关系在任何特定的时代具有很鲜明的特性，以至于他们只可能是他们那个时代当时呈现的样子，因此也在时间之流中经受一种永恒的变迁。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微小的变化积累成为比较大的聚合体。
2.人类团体中力量对比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法律变化
团体自身力量对比关系，即属于同一团体之个人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构成更高秩序的团体之各团体间的力量对比关系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变迁的一种。力量对比关系中的每一次变化都必然引起团体内部流行的社会规范的变迁。因为团体为了共同目标将其成员统一起来，为了整体的利益，要求所有成员和群体遵守本团体规则。然而，团体中的个人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目标，在任何一个比较发达的社会，他甚至能够参加多个团体，这些团体对他们提出各不相同、或者相互冲突的要求。随着团体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平衡就会不断发生变化并且引起法律的变化。
3.法律变迁在法律文件中的反应
任何的法律发展都建立在社会发展之上，而所有的社会发展则在于人及其关系在时间进程中发生改变。变化了的人将在变化了的法律关系中生活；而且，既然法律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法律行为来建立的，那么在时间的进程中，一些新的法律行为将会出现，一些旧的法律行为将会消失。特别是一些新的团体得以建立，一些新型的契约得以签订，一个时代的活法必定被法律文件所采纳。历史所记述的巨大差异就是通过这种变化的广泛积累才形成的。并且与社会之法永不停息的发展适成对照，僵化不变的国法经常停滞落后。
法律的生成与演进是与社会及其变迁密切相关的，社会调整与变迁也必然最终引发法律秩序的调整与变化。在许多场合，法的反应都体现在法与社会的某种互动过程之中，并导致法与社会的相互进化。在此过程中人类需要变化和社会团体力量对比都导致了法律的不断变迁，所以我们应该更加关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而不是追问法条的发展，并促使使法律与社会在相互变革与崔动中个臻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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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农村体育 社会变迁 影响变化
论文摘要社会变迁下的农村体育是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社会的变迁是我国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现状，从宏观上影响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本研究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村体育结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分析得出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结构、农村体育文化以及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都存在着动态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我国社会发生出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一方面，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广大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农村体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生产结构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2004年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风险，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其次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入伍，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
二、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不同，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006年2月份全国老龄办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下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在农村的不同发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农村体育在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产生动态的变化。
三、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这种川流不断，人员往返频繁的农村社会，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迁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兼业农民还以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双重身份。迄今为止，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还带着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上面调查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57.89%）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7.55%）。其实，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经济的原因。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他们健身观念朴素实在，但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这与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是绝对分不开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开展，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同时，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以及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它需要有促进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等影响因子的核心。
五、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响力。
然而，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农村体育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他们返城后，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农”型的农村经济形态在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中成为主流，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农工社会”演进，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体育的主体在时间上发生着动态变化，相应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以及农村体育文化也正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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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结构；行动者；结构二重性；反思性存在；结构化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0-0105-02
社会学理论的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结构与能动性的问题，即“人”的问题。吉登斯是行动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综合了多种不同的理论传统，对形形的社会理论的科学假象进行批判和反思，以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关于行动者与结构关系的解释，并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集中阐述了结构化理论。结构化理论旨在揭示社会结构与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强调的是行动者而不是抽象的“社会结构”。在吉登斯看来，行动者的主体性及反思性存在才是社会学理论最需要关注的。因此，本文主要围绕“人”的问题展开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探讨。
一、反思人：个体价值何以实现
吉登斯十分关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意义与价值。在他看来，人类行动者不仅能在日常行为的常规状态下监控自己及他人的活动，还有能力在话语意识层面上“对这种监控过程本身进行监控”。要理解行动者的意义和价值，关键得在时间、空间、结构制约这三维空间所构成的具体社会情境中去理解人和反思人，这也就是结构化理论中所谓的“化”。结构二重性强调行动者的反思性行动，这时，规则不再是制约性因素，而是一种资源，人也不再是被动的对象，而是能够利用结构进行社会再生产、具有主体价值和反思性存在的行动者。结构既要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要理解为行动的媒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也改变着结构。在书中，吉登斯通过“使动性”和“反思性监控”来理解行动者的主体性存在。
行动的反思性监控以理性化为基础，根植于行动者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行动的反思性监控是日常行动的惯有特性，它不仅涉及个体自身的行为，还涉及他人的行为。然而，行动动机的激发过程，不仅有“有目的”的需要，而且有“无意识”的潜在可能，从而有可能产生行动的“意外后果”，即结构的产生。吉登斯借鉴戈夫曼的“前台”和“后台”概念，实现了行动到“结构”的飞越。他认为由于行动者在共同在场环境下反思性地采用那些例行性规则，使得行动者的行动不局限于特定的日常接触，从而形成跨越时空结构的社会再生产。
在分析行动者和社会的关系时，吉登斯特意强调了行动者的使动性。他认为，不存在行动者和结构性特征二者明显分开的界限，只有重视结构的二重性，这两种分析方式才能充分完成他们各自的任务。在这里，吉登斯指出了“策略性行动分析”和“制度分析”的区别，认为我们不仅需要对行动者的策略行为进行分析，即行动者是如何主动参与社会构建的，还应该重视对社会制度的分析，即分析结构的制约性和使动性。对策略行为的分析，关注的焦点是行动者在构成社会关系时，以何种方式利用了各种结构性特征。吉登斯通过威利斯的实验证明，行动者并不是某种外在力量驱使下的被动接受者，只有相关行动者积极主动地参与，制约才会发挥作用。而在制度分析中，结构性特征则被视为社会系统周而复始再生产出来的特征。在制度分析的基础上，吉登斯指出了结构的二重性特征。吉登斯认为，传统社会理论没能抓住行动者与社会结构之间关系的实质，社会结构并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行为者的行动中。结构化理论将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放置在相互依存的、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分析，强调行动者的主体价值及其反思性监控的重要性，进而调和了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
二、肯定人：社会变迁的主体
结构化理论关注人类如何使用“反思性”对行动进行监控，从而更好地利用规则和资源去突破结构的限制，从而成为社会变迁的主体。由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反思性存在，行动者及其行动的价值得以在社会变迁中体现和延伸。社会变迁的理论依据来自结构二重性，即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而行动者的“自我认同”既是个体反思性投射和建构的结果，也是社会结构性建构影响的结果，是社会的结构性建构和个体反思性建构互动的过程和产物。
在对传统变迁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吉登斯认为，社会变迁要放在“具体情境”中去理解，即要从时间的角度去理解行动者在社会变迁中的主体价值。吉登斯认为，人类创造自己历史的过程是在他们认识到自身历史的情况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人类作为一种反思性的存在，是通过认识来把握时间，而不仅仅是“度过”时间。吉登斯特别强调反思历史进化论。历史进化论是一种对应压缩的时间观，但从具体的社会实践来看，社会进化与个体人格发展之间并无绝对联系，虽然急剧的社会转型对人格的异化造成影响，但更多的个体还是照常生活。在历史进化论中，完全看不到个体主体性价值的存在，个体更多的成为历史发展的牺牲品。历史进化论容易造成规范错觉，将“历史”和“历时性”混为一谈。因此，吉登斯认为，物质资料的丰富并不代表历史的进步，单一绝对的因果机制的进化论观点忽略了人类生活的反思性存在，历史进化论是一种单线压缩的历史观，而历史事实远比单线压缩要复杂得多。
三、何为人：结构化理论再思考
以时间的延展性及其同时间的遭遇为基础去研究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互动，是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基本原则。在结构化理论中反复出现的一个理念是，时间也意味着秩序的生产。《社会的构成》一书似乎隐含着循环往复的社会再生产的意思，但最终还是回到了结构化后果的问题：结构、结构化、社会再生产。正是由于这种模糊的循环，笔者以为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存在以下几点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首先，吉登斯以“时间”为基础来研究当代社会，理论旨趣突出一个“化”字。然而，正是因为如此，使其理论有进一步思考的空间。“化”的优势在于能够将时间与空间、结构与行动者的关系放在一个具体的情景中去解释和分析，因而能够更好地将行动者与社会这看似不能调和的矛盾综合到一起。然而，吉登斯似乎在卖弄着这种理念，社会科学潜在地是解放的，但是他不能够履行他自己的诺言。要在逻辑上找到结构化理论中的漏洞或矛盾是困难的，但吉登斯在关于行动的意外后果的描述和分析中，行动者日常生活的绵延固然是作为意图行动流发生的，但行动还是产生了意外后果。吉登斯刻意强调了行为意外后果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认识能力始终是有限的，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似乎潜伏着对行动者主体性的忽视。
其次，在结构化理论中，其关于行动者的主体性和反思性的分析和讨论，主要围绕行动者的选择意志展开，认为那些无意识的行动动机也有着内在的等级秩序，这种动机是行动者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特征的反映，这使得他自己难于逃脱制度还原论和意识还原论的本质主义之嫌。再者，虽然吉登斯一直致力于强调突破具体的情景限制，达到一种世界性的时间和空间，并提出了所谓的“第三条道路”，但是他关于无意识行动的讨论，其前提就是有具体的情景限制。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吉登斯和其结构化理论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不过，也正是因为这种局限性，为后继学者进一步反思提供了新路径。
四、结论
行动者与社会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理论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作为具有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的行动者，永远是社会学理论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在《社会的构成》一书中，吉登斯在对各种西方社会学理论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结构化理论，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阐述了自己的行动理论观，并强调了行动者的反思性存在以及人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结构化理论通过对人的意义与价值的理论重构，弥补了社会结构与个人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为西方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也为社会理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新的途径。该理论不仅打破了自笛卡尔以来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二元对立局面，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行动者与社会关系的全新理论视角和方法论路径，并进一步重构了人们关于时空观念的认识，革新了社会学理论的面貌。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现代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并不总是有利于个体主体性地位的提升，相反，有时甚至成为威胁人类作为社会变迁主体地位的因素。由于反思性过度发展、干预自然，人类社会进入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行动者的反思性监控越来越使得人类成为社会变迁的客体。另外，在个体的生活世界中，面对风险的增长，反思性监控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但是，我们发现自己并没用上解放和自由，相反，反思性的增长使得行动者的自我认同越来越倾向于一种“集体性认同”。因此，在社会急速变迁的背景下，如何寻求突破，这或许才是吉登斯及其结构化理论给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财富。
参考文献：
[1]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M].李康，李猛，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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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ENIAC”，用于计算弹道。是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电工学院制造的，但它的体积庞大，占地面积170多平方米，重量约30吨，消耗近100千瓦的电力。显然，这样的计算机成本太高，使用不便。1956年，晶体管电子计算机诞生了，这是第二代电子计算机。只要几个大一点的柜子就可将它容下，运算速度也大大地提高了。1959年出现的是第三代集成电路计算机。最初的计算机由约翰•冯•诺依曼发明(那时电脑的计算能力相当于现在的计算器)，有三间库房那么大，后逐步发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是电脑发展的最新阶段。到1970年，由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成的“克雷一号”，使电脑进入了第四代。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使电子计算机不断向着小型化、微型化、低功耗、智能化和系统化的方向更新换代。20世纪90年代，电脑向“智能”方向发展，制造出与人脑相似的电脑，可以进行思维、学习、记忆、网络通信等工作。
进入21世纪，电脑更是笔记本化、微型化和专业化，每秒运算速度超过100万次，不但操作简易、价格便宜，而且可以代替人们的部分脑力劳动，甚至在某些方面扩展了人的智能。于是，今天的微型电子计算机就被形象地称做电脑了。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由IBM于1981年推出。IBM推出以英特尔的x86为硬体架构，以微软公司的MS－DOS为操作系统的个人电脑，并制定以PC/AT为PC的规格。之后，由英特尔推出的微处理器和微软推出的操作系统的发展几乎等同于个人电脑的发展历史。
从以上计算机更新换代的历程中可以看出，社会需求期待着计算机的外形体积由大而重发展到小而轻便，运算更快更智能，而这种发展一定是要基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发明这一文化积累才能得以实现的。正如乌格朋所说的:“机器需要轮轴，所以一定是先有轮轴后才有机器的。同理，有许多别的技术的发明一定产生在有了熔铁知识以后。”需要可以促进一项发明的出现、一项技术的发展，但是需求并不一定能创造发明。“在古时，迅速的交通、安全的食物供给、婴儿死亡的防御等不能说较今天不需要吧，但这些需要却没有产生出发明来，原始的医药对于疾病还是没有多大的效用，所以不如说已有的文化是发明之因较近情理些。”在原始部落，迫切的需求也不能产生发明。但是，在相同的文化背景中，需求会刺激发明的产生。当较大的文化积累促使更多的发明产生时，就会加速社会的变迁［3］。
影响社会变迁的第三个因素是传播。传播是指一项发明从一个地区扩散到另一个地区。人的交往越多，传播速度就越快。处于交通要冲的地区，文化往往十分发达，而偏僻的地区则处于文化落后状态。计算机对于传播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基于计算机为媒介的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就是一个例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第2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3．38亿人，较2008年底增长13.4%，上网普及率达到25．5%。网民规模持续扩大，互联网普及率平稳上升。从全球范围来看，韩国的上网普及率达到了76%;美国为74.7%;日本为73.8%。在上网普及率如此高的今天，信息传播和分享的速度和范围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跨越了地域的障碍，当今时代早已被认为是没有秘密的时代，更不用说发明传播、科技传播和信息资源共享了。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代人的交往模式。总而言之，文化已成为一种被广泛享有的大众文化，不仅在本社会内部传播，而且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和从一个社会向其他社会蔓延。而这些大众传播工具大部分是以计算机为介质或者是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发明的。
影响社会变迁的第四个因素是调适。调适是文化中各部分的互相适应过程。文化中一个要素的变化，必然引起其他因素的变化，但变化不是同时进行的，要有一个调节适应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是最活跃的因素，它往往是自变量，一个新的技术发明出现后，文化中原有平衡便被打破，其他因素便随之进行调节。我们很容易就可以从历史的发展看到，一个社会发展或者说是变迁缓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缺少相对应的发明，科学技术落后;另一个是社会群体不愿意接受新发明、新技术和新事物［4］。例如目前的乡土文化，对于一部分落后的农村来说，计算机再怎么更新换代，互联网再如何丰富多彩，对于他们的影响也不会很大，而对于城市，计算机的每一次发展都可能带来一系列其他技术的革新;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也影响不了他们太多，最多不过是计算机应用于医疗、消费等公共设施时，他们更便利罢了，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教育、科技、职业、娱乐、交通都会跟着受到影响。特别是计算机带来的巨大的便利可能使得新一代的年轻人更相信技术能够解决诸如生存发展的一切问题，崇尚秩序和理性，在一切领域追求数字化、数量化、机械化和自动化，并将经验、情感、意志等非理性的东西排除在科学的大门之外。所以，计算机的发展对于社会各个阶层影响不同，会带来社会变迁速度的一种不平衡。
乌格朋所著的《社会变迁———关于文化和先天的本质》一书中，把文化定义为与人的先天本质相对应的“社会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制度、观念文化两部分。计算机的更新换代以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对于当今社会的物质文化和制度、观念文化都具有很大的影响。第一，计算机应用于各行各业中极大地增加了社会工作效率，加快了社会发展速度，这是显而易见的物质文化方面的最大影响。第二，计算机的发展带来了IT产业的发展，IT产业是知识和智力密集投入，可以产生高附加值的集约型产业，将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融为一体，更易于和其他产业交叉融合，从而实现传统产业的改造增值，促进新型产业的产生和发展。第三，由于计算机发展带来的传播技术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出现，甚至变成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中心。它们能够超越空间的限制，易于产业跨地域发展和扩张。从这一角度来看，又可以促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重新配置。第四，劳动分工变得高度专业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白领”而不是“蓝领”工作。第五，对于观念文化方面，人们期待用计算机技术来解决他们的问题。但是，计算机也正在成为控制人的自由的工具，流水线使人变成了机器的一部分，科技理性正在使人丧失自由的思想，“工程”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但是也有一个正面的例子是，计算机的发展带来了电子商务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商业和经济的发展，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购物观念。第六，虽然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对于各种社会制度并没有直接的作用，但是如果通过一系列的媒介，这些影响还是存在的。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式是:计算机的发展带动了经济的发展，进而促使经济结构发生一定的变化，而经济组织结构变化必然会影响社会体制，如家庭、教育、宗教、政府等，甚至最后可能会导致人们的社会哲学发生一定的变化。例如，通过电子工程的发展，使传统的工作方法变得过时。例如，一台计算机实际上可以代替一家大公司的整个财务部门的工作。在工业部门中，流水作业线常常被自动化生产线所取代。自动化是指一个由机器本身常常是由计算机来控制管理和控制生产过程的系统。工人不再是在生产流水线上干活的劳动力，而成为技术人员，定期检查由机器提供的信息，以确保一切运转正常。工作变得更干净，并常常要求工作者有更多的技术，承担更大的责任。为此，在自动化企业中工作的工人似乎比在较传统的工业中工作的工人异化程度更低。自动化需要的工人较少，不过，这究竟会造成什么后果呢?是失业，还是使同样数目的工人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这取决于公司和国家的主要政策。第七，计算机的发展也使得城市化的进程加快了。城市的迅速发展主要是由于工业都集中在城市地区，由于社会需求，高等教育里设立了很多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培养了大量计算机技术人才，而由于城市甚至大城市拥有好的IT公司而中小城市和农村并没有这方面的资源，造成了很多毕业生回到中小城市中找不到与专业相关的工作。这种就业机会的不平均将人们都吸引到城市里来，甚至大量的计算机技术劳动力涌向大城市。
篇7
关键词：社会结构公共政策社会变迁
一、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传统及其指导借鉴意义
从发展社会学角度看，帕森斯关于社会行为的模式变项的理论是其在解释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的重要起点。在帕森斯的理论分析框架中，社会行为的主观取向是由两项基本因素构成的：动机的取向和价值的取向。在帕森斯看来，动机取向和价值取向虽然相互依赖，但它们可以独立变化。对其分类度量和综合分析，便可揭示任何具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和社会发展趋势。古典社会学家如孔德和斯宾塞等在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大多采用“历史哲学方法”。他们采用阶段启发式的研究方法，认为各个社会形态是具有严格的排他性质和明显的类型区分的，不同地区的社会形态会殊途同归地经历这些阶段。很多理论都已经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的弊端，它试图将某种社会的特殊性普遍化成为人类社会的一般演化规律，是将特殊性推广为普遍性的逻辑失误。与“历史哲学方法”不同，帕森斯的“模式变项”抛弃了试图通过某一宏观上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整体框架的理论来考量社会的无限属性和变化趋势这一不可能的目标，转而通过少数经过逻辑论证指标来衡量社会变迁的特定属性和变量，从某个角度来说，帕森斯的理论为社会结构的共时性阐释和社会变迁的历时性分析以及两者的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启发。
帕森斯继“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之后，又雄心勃勃地创建了关于“社会系统的结构功能与演化进程”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简称“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帕森斯结合进化论认为，社会结构与完整的生命整体相仿，生命体组织的功能决定了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形成，因而社会系统组织的功能也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根据上述“功能先决条件”原则，帕森斯推演出一个著名也是最受争议的“AGIL”理论分析框架。与“模式变项”理论分析框架不同，“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是一个可以纵横多向展开的立体式分析框架。承上所述，从方法论角度可以清楚看到，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分析框架试图运用“多因素同时相互作用”的原理，以一种新的“结构因果观”取代古典的单线因果观，来解决复杂社会过程的动力学分析难题。
显然，在帕森斯的现代社会结构理论中，对于渐进的或者相对静态的社会结构解释，他的理论体现了充分的张力，但是缺少对激进的社会变迁的合理解释的逻辑维度，帕森斯的结构功能化理论在面对信息化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变革的阐释时，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后工业时代社会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信息爆炸的速度超过了以往任何的时代，知识存量以几何指数增长，对此，当代社会学家尝试着从信息的角度解释社会结构的形成和变迁，其中当数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以及他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我国反响最大，对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信息化浪潮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贝尔的后工业社会中轴图式和卡斯泰尔的网络社会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把它们分类，以辨别其异同。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也就是说，概念性图式是根据事物的特殊属性而对其进行分类的逻辑方法。而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且它还有一个中轴结构。中轴原理就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而中轴结构则是“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它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
贝尔“中轴原理”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以技术为中轴，将社会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种形态。这种划分是共时性的，又是历时性的，共时性体现在这三种社会在目前世界上是并存的，分布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历时性体现在这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必然规律。之所以选取技术为中轴来划分社会，是因为在他看来，在社会的进步过程中，技术已经成为变革的一种主要力量。
同时期，卡斯泰尔认为，网络社会既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也是一种新的社会模式，它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普遍技术范式，它使社会再结构化，改变着我们社会的形态。这种社会模式的特征是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他认为网络社会的特殊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网络社会产生信息主义精神，即以崇尚信息技术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他各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他称之为信息化范式。第二，网络社会构成新的社会时空。社会、空间和时间在较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流动的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转变着和组织着的。第三，网络社会形成新的社会认同。进入信息时代，财富、生产及金融的国际化使人们普遍感到不安，他们无法适应企业的网络化和工作的个体化，况且又受到就业压力的挑战，人们的认同感普遍缺乏，他们不再把社会看作是一种有意义的社会系统。但是，由于人们抵制这种认同感，反对被剥夺经济、文化和政治权利的公民却趋向于形成一种新的社区认同感。因此，这个世界上不仅有国家机制、全球网络以及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还有在抵制认同感基础上所形成的社区。
卡斯泰尔认为，尽管网络社会中的人们缺乏认同感，但是，网络化却有助于减少人们对认同感的抵制，有助于社会机制的重建。而贝尔的阐述方法为我们以技术为主线考察当代社会结构和变迁方式提供了基本思路。在当今社会，网络技术已经贯穿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成为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个程度来讲，话语权从中级阶层向以网络为代表的基层过渡和转移成为当代现代性社会的令人瞩目的新特征。但是这种话语权的转移是不是社会结构形成的推动力量和社会变迁的中轴性图式，依然值得我们反复思考。
三、福克斯和米勒的符号系统
查尔斯・J・福克斯和休・T・米勒论证并倡导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在既有行政治理模式日益失范的情况下，基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某些视角，以话语理论来开辟公共政策机制的新途径是可能的。 他们认为，在当今网络社会的前提下，由于碎片化的社会族群和以技术革新为主线的社会聚合，传统被扭曲和解构了。他们指出，公共对话得以进行的符号系统已经被公共权力的不断扩张和话语权的不断分解下的社会强力聚合体所垄断，因此公共政策和公共行政日益独断专行，作为对话之基础的词汇、符号和象征与他们的指称物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联系。换而言之，符号系统取代了现实成为社会系统得以具象化的现实形式，社会结构随之动荡不安。在他们看来，现代行政结构垄断的符号系统强化了话语权的分离，拥有符号能力的族群通过公共政策和公权力执行着社会系统的沟通功能。在这里，真正的对话消失了，既没有表达对抗性的紧张关系的机会，也没有机会通过争论来界定一个问题及决定如何采取行动的可能性。一旦失去这种对抗性的紧张关系，“公共对话变成了独白”。
其次，不稳定的娱乐性符号话语以及以虚拟现实为取向的大众思考模式的盛行，使公共政策的指向性大大削弱，其执行力大打折扣。毫无疑问，公共政策的现实具像化和其在现实中的执行是存在交叠和错位的情况的，但由于在后现代状况下其符号与所指之间的距离，即表述政策内涵的符号系统与政策客体进行理解的符号系统的高度差异，政策的实际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被颠覆了。
四、新的契机
符号特征的凸显以及多元价值观念之融合的诉求，究竟以怎样的话语系统作为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依据？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人们之间或利害关系人之间的立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政策分析和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主要课题，已成为不可回避的事实。信息社会下的话语系统重塑已经不再是传统环境中的双向交流的改善，如前所述，公共政策在行政机构垄断话语权的条件下缺少层次上的张力，技术的改进催生了原有社会结构中不曾存在的新形式网络，它的出现使得社会中原有的价值传输渠道受到了威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再生产方式的改变。首先突出的表现为文化生产的结果呈现多元性的特征，通过信息化浪潮提炼后的产生的文化符号，形成了独有的语义系统，这种新的表现形式粗糙地抹平了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包括性别、年龄、身份、种族以及身体条件等种种基本象征性符号，极为动态地开启了信息社会条件下的结构功能的重组过程，而这种重组过程的主体本身也许就是原有系统中受益最大的部分，这种变化是过去社会结构中不可能存在的；其次，表现为公民对信息摄取方式的影响，社会功能的执行和完善程度的评价方式已经不囿于传统的口耳相传和“眼见为实”，社会结构重心的转移也不仅仅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指向，公民对于信息的选择方式和反馈方式决定了新的社会结构的发展历程，信息摄取方式本身也成为了公共政策的影响因素调控目标之一，这同样反映了在社会结构自发变迁环境下的目的和手段的统一性。
第二，信息化给公民带来的是文化冲突下的自我调适失衡。海德格尔说技术将人类从自然界“连根拔除”，新结构的形成和新功能的执行无一不是文化冲突的过程，在剧烈的文化碰撞交融之下，个人所能选择的最合适的自我保护方式就是将个性抹杀而完全的符号化。一个不知年龄、性别、性格、经历的符号代码，人类在通过媒介延伸自己的感官时，也就是“自我截除”之时。信息技术深刻的嵌入社会生活之中，感染了日常生活语言，使人的活动方式本身也形成逻辑化、工具化和物化。文化交融下的个人内心的情感本身就具有膨胀的特性，然而事实上的自我符号化禁锢了这种随机的情感过程，情感、个性的产生和表达变得程式化和规范化，在新的结构形式酝酿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就埋下了不稳定的伏笔，使得参与其中的公民经历着严重的调适失衡。从这个方面来讲，社会结构变迁环境中的目的和手段的矛盾依然贯穿着整个社会功能发挥过程。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如何调控新结构形式形成的路径就显得至关重要。宏观上引导文化再生产方式的积极转变，微观上能够减缓社会结构变迁给个人心理和情感上带来的冲击和阵痛。在这里，公共政策承担了中观层面的过渡作用，宏观上的社会变迁形式上的信息化和语义系统的重铸需要被理解的方式和原因，微观上人际关系的互动和个人性格观感的形成需要受到基本保护，公共政策将个人的独特性和社会变迁的普遍性结合的过程，也成为了公共政策有效性和合法性形成的过程。然而公共政策本身也是制度变迁的一部分，因而在信息化社会的语境下公共政策更加具有了作为达成目标的手段即工具性和本身即是要达成的目标即价值性的双重特征，对其工具性的偏废会由于结构变迁速率过快而导致社会功能的外在紊乱，对其价值性理解的偏差则会由于微观个体的群体性分歧而导致内部结构的的内在失衡。
所以，解决符号系统的垄断和对话模式的重新开启都不仅仅是工具性技术层面的课题，而是深入到公共行政结构和公共政策指定和执行内部，需要在价值层面反思公共层面的指向性和代表性问题。显然，公共政策过程一方面必须通过对话来揭示利害关系人的真实意蕴，同时又要成为调和不同价值观念并形成共识的艺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乐观的认为公共政策具有这样的新走向：在放开垄断的话语权的同时整合以技术为主线的网络社会结构，并逐渐完善符号系统使之包含了不同的话语层次。所以，把民主参与作为实现公共政策对话的途径，不失为一条克服传统治理模式的民主虚假性的有效手段，是向着公共政策的本意迈进了一大步。因而，我们同样可以乐观地认为，这条通过民主参与进行公共政策对话，对于改进和完善我国刚刚起步的公共政策公民参与形式，进而整理纷乱的信息社会的结构功能，具有相当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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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明清；徽州会社
民间会社在明清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应运兴盛。本文将通过对明清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分析，来探讨明清徽州会社兴起和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基层权力空间的存在提供生存空间
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网络系统上，县是基本的政治单位。就徽州来说，自唐代固定为6个县后，一直没有发生变化，各县辖土地面积多者达3173平方公里（婺源），少者亦达847平方公里（黟县），境内人口少则数万，多者十数万。很显然，一位县官和县衙门中为数不多的公职人员是无力管理这样的广土众民的。而且朝廷也不鼓励县级官员直接到乡村中去活动，明代的开国者甚至还颁布过限制县官下乡扰民的明确命令，也不允许乡民凡事都直接与官府接触。不仅如此，即使是奸盗、诈伪、人命等案件，如果不是十恶、强盗、杀人等重案，只要在“本乡本里内自能含忍省事不愿告官”的，亦可以到里甲老人处告诉、决断。由此可见，政府对于基层乡里社会的管理和调整是粗放而间接的。
另外，回避制度是传统中国的一项重要行政原则，在讲究亲缘之情和桑梓之情的社会中，它旨在切断官员与他的故乡和宗族的直接联系以减少和地方割据势力出现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制度也使本来就缺乏行政和管理经验的官员置身于陌生环境中，他对他统治的这一方土地和人民几乎全然不知，更遑论有效的管理。于是便出现了官府机构与乡村治理之间的政治空白。于是，在当地乡绅和宗族首领的带领下，各种形式的，各种职能的民间会社为了弥补政府职能的缺失。也即，徽州地区国家与民众之间存在的巨大的权力空间为会社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二、儒学传统奠定文化环境
徽州社会是一个移民社会，其许多古村落的形成，都可归结到历史上中国多次大战乱中的中原衣冠南移。据叶显恩教授编制的迁入徽州的名族列表记载，明清徽州的头等望族程氏就是在东晋初年迁入的。这些家族由于是异地建宗，脱离了本土环境，反而有着不化的中原情结。因而其初祖都顽固守护中原习俗，继承者则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对原有文化传统的传承。
我们说，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则继承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文化而统治思想界数百年，影响深远。徽州是朱熹的故乡，又是二程的祖籍，故称“程朱阙里”。加上徽商崇朱好儒，毫不吝惜捐资建书院，因此程朱理学在徽州流传甚广，影响甚深。徽州文化是以朱熹理学为指导，由儒家伦理道德来规范的。这导致了民间慈善和公益性会社组织的出现，如慈善局、育婴堂等等。
朱熹是中国儒学发展在宋代的集大成者，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教育家。他积极提倡教育，每次回家省亲，总是到处讲学。受朱熹思想影响甚深的徽州地区对于其“读书穷理”的思想领会尤深，非常重视教育。从徽州人“三世不读书，归于小人”，“三世不读书，则为下流人”的观念以及“做人不读书，不如当肥猪”的谚语中可见一斑。由此，徽州文人地位很高，文会也就得到了蓬勃的发展。
因此，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徽州会社产生的文化环境。
三、徽商发达准备经济基础
徽州会社的繁荣与徽商的发展是离不开的，没有徽商做强大的经济后盾就没有徽州会社的发展和兴盛。
据叶显恩教授编制的《徽州地区人口密度及每人平均耕地面积变化表》可以看到，明清徽州地区每口的平均田地数远比全国的每口平均田地数少。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徽州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变得日益突出。那些相对过剩人口就不得不外出经商谋生。当地谚语“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形象地道出了徽州人的心酸。再加上迁徽时即有着悠久“营商传统”的宗族的支持，徽商凭借着其“徽骆驼”精神，成为了富甲一方的全国最大的一支地域性商帮，独执商界之牛耳，驰骋全国商业舞台达数百年之久。然而受到朱熹理学教育的影响，徽商们衣食足而知礼节，贾而好儒。这是徽州会社兴起和发展的最重要的经济因素。
四、宗族传统提供社会条件
我们说当北方士族由于由于战乱等原因南迁到徽州之后，失去了原有的政治特权和经济势力，宗族的凝聚力大大衰弱。为了在新的时空条件下强化宗族的凝聚力，朱熹不仅在理论上把恪守“纲常名教”提高到“天理”的高度，而且在《家礼》中提出建祠堂，明世系，墓祭先祖以及置祭田等加强宗族凝聚力的方案。正是这个原因，徽州特别重视宗族的稳定和发展，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先祖的坟墓以及家法和家规。祠堂是妥先灵，隆祭祀的场所，同时又是宗族的象征。明清时期，徽州各宗古族都把祠堂建设视为宗族的头等大事。
然而，在社会剧烈变迁和转型的明代中后期，“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致富，少者反可以制多。”这种深刻的社会变迁使传统的以宗族名义轮值摊派的各类祭祀活动，已经成为参与者的沉重负担，一些宗族成员不愿承担祭祀费用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无疑影响了宗族祭祀的正常进行，削弱了宗族对族众的控制。因此，要维持宗族内部的团结，保持宗族的兴盛，使宗族成员团结和谐，这就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来维系。结社组会便是易于接受的方式。于是，各种祀会组织产生，如始祖会、清明会、冬至会、冬祭会、昌公会、叶兆公会、忠公会、黄公会等。
总之，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的社会变迁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互动为明清徽州会社组织的兴起提供了生存空间、文化环境、经济基础和社会条件等因素。这些因素作为历史的“合体”共同促成了明清徽州民间会社的繁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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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武术；村落武术；村落体育文化；文化变迁
当前中国的中心文化都是现代都市文化，乡村文化始终处于这一中心的边缘[1]。但是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的[2]。就中国社会总体而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绵延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时代的全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也都是建立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基础之上的[3]。武术作为我国特有的一种“草根文化”形态，而当前对我国武术的研究，一方面，研究的地域依然主要集中于“城镇”；另一方面，对武术的研究则以宏观性的研究为主，扎实的、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极有必要采用一种“眼光向下”的“平民化”姿态，将武术研究的视角置于“村落”这一社区生态空间之内。
为了从理论与实证的双向维度对我国村落武术活动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采用文化人类学“田野作业”的方式，通过对一个自然村落武术活动 “地方性知识”的考察来分析村落武术的变迁。其实把村落作为一个整体的小社会进行观察和分析，曾是我国社会学、民族学家努力进行并取得有世界影响的一项工作[4]。先生很早就已经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指出：研究人员有必要把自己的调查限定在一个小的单位来进行，“这是出于实际的考虑，调查者必须容易接近被调查者以便能够亲自进行密切的观察。”[5]
1 操作性定义
1.1 村落
村落指大的聚落或多个聚落形成的群体，常用作现代意义上的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6]。在我国，村落可以分为2种，即自然村和行政村。自然村是指由村民经过长时间聚居而自然形成的村落，后者是指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而确定的乡（镇）下边一级的管理机构所管辖的区域[7]。由于行政村与自然村常常是重叠的，因此，本研究中的鲍屯既是一个自然村，也是一个行政村。
1.2 村落武术
村落武术是以村落民众为主要参加对象，在村落环境下传承、发展的武术活动。
1.3 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主要是指文化的内容和形式、功能（意义）与结构乃至任何文化事象或文化特质，因内部发展或外部刺激所发生的一切改变[8]。
2 村落武术的变迁及启示
2.1 社会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社会”来说，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组织系统，它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结构等方面。而所谓的社会变迁，便是指社会的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各种法律制度，尤其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和转变[9]。我国的民间武术文化是一个集合的文化体，对村落武术而言，社会的变迁是导致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当社会环境的改变有利于民众新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时，文化变迁的先决条件就具备了。” [8]22在贵州安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发展和变迁也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贵州安顺素有“黔之腹、滇之喉，粤蜀之唇齿”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鲍屯便座落于此，历史上安顺地区的屯堡村落与军事活动密不可分，尤其以明朝时期的屯军活动影响最为明显。在贵州安顺周边，包括普定、平坝、镇宁等方圆几百平方公里内，存在着数以百计这样的村落，这些村落多以带军事性质的屯、堡命名，隐含着这些被称之为“屯堡人”的由来。清朝道光年间《安平胰志》记载：“屯堡即：明洪武时，军之住所”。《安顺府志·风俗志》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载：“屯军堡人，皆奉洪武敕调北征南……散处屯堡各乡，家人随之至黔”。“屯堡人即明代屯军之裔嗣也”。鲍屯就是这样的屯堡村落之一。由于村民大都是明朝入黔的军、民户后裔，屯军习武于依山傍水的屯堡村寨，因此，屯堡人至今仍保留着大量明清军事文化的遗存，其村落也具有明显的军事武术印记。特定的军屯历史背景，加之特殊的外地移民身份，致使鲍屯村落民众在实际的生活中，除了应对频繁的战事活动之外，还要应对当地少数民族的侵扰和敌意，正因为如此，鲍屯自古习武成风，长期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明代屯军裔嗣”崇尚武术，在安顺鲍屯考察发现，时至今日，鲍屯村落民众对传统武术、军傩等活动依然具有高度心理认同，一种渴望保留传统文化的心态，至今依然成为村落民众强大的内聚力，并顽强地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层面。
明以后，随着起伏动荡的社会变迁，清朝屯田制的废除、填南移民的涌入，村落里的武术活动也产生了新的变化。当大明王朝同中国历史上的若干封建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之后，加之冷兵器的逐步消亡，由于明代军事战略而遗留的屯堡村寨的军事武术活动也逐步衰退，甚至丧失。在鲍屯，发轫于军事战争母体的村落武术活动经过漫长历史的发展，逐步渗入到村落的其他民俗文化活动中，如庙会中的武术表演、地戏中的武术打斗套路等，并逐步演变成为村落民间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不同的是，在明代，鲍屯的村落武术是作为当时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主体价值更多地表现为“军事征战”“保家护院”而存在，而之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村落庙会等武术活动则成为村落民众的精神归宿。在村落武术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由于社会的变迁在无形之中成为了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
目前，鲍屯的村落民众依然还在传上传习下来的独特拳术，因其传承区域仅局限于鲍姓村落而称之为“鲍家武术”或“鲍家拳”，但随着社会文化变迁和社会发展，这偏于一地的“鲍家武术”也陷入“无人问津”和“自生自灭”的窘状并逐步失传，偌大的村落里武术的传习者已寥寥无几，仅有鲍姓第二十代孙鲍灵佑与其徒弟鲍安洪、鲍灵斌还在苦苦维系，武术的传播空间也仅存于村落活动中的庙会表演中，曾经的繁荣和盛况已难以再现，只是存活于村落老者的记忆中，但是通过查阅当地县志、族谱，以及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屯村落的武术活动的个性特征却依稀可见。考察发现，鲍屯村落传习的武术活动具有较为明显的自身特征，具体表现为：1）兵器和套路多，内容丰富。鲍屯村落传习“鲍家武术”的整个武术系统使用的兵器多达数十种，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俱全，器械有短刀、大刀、钝鞭、虎头钩、拐、捎子、炮锤、手棍、绳镖、绝鞭、短棍、鞭杆棍、青龙刀、蛇皮鞭；2）武术技术动作的战斗性、对抗性较强，具有较浓厚的军事色彩，武术套路多以对练为主。鲍家武术的套路和动作，较多以实战要求进行编排和设计，演练的过程仿佛置身于战斗训练和演习中，通过斗智、斗勇、斗技、斗谋等对抗性活动来展示武术套路，具有较为显著的军旅特色。演练的套路有三禁枪、三会苗子、二会苗子、双刀破苗子、五虎刀、杀四门十八刀、大刀破苗子、白手夺大刀、虎头钩、和平拐、捎子、六棍、连锤、单枪、青龙刀、四平剑、梅花九节棍、炮锤拳、手棍绝鞭、流星锤、花枪、短棍、鞭杆棍、蛇皮鞭数十个套路；3）与军傩地戏密不可分。在村落老人的口述记忆中，鲍家武术经常与军傩（傩戏的一种）结合在一起，用来歌颂和表现战争中英雄人物高超的军事武艺。在独具特色的安顺地戏中，以武术的器械作为其道具，以武术的套路、动作作为其表现形式。在鲍屯，武术与地戏无论是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4）与村落民俗活动紧密相连。在鲍屯，规模较大的民俗活动有每年正月和七月的跳地戏和“迎汪公”。庙会的举办为鲍屯武术活动的开展提供了独特的武术文化传承空间，并一度成为鲍屯村落武术活动传承与发展的直接社会动因。
2.2 文化主体需求的变迁：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根本动因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孤立、静止的，而是同周围其他事物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并不断运动和发展变化着的[10]。一般而言，当社会或者自然环境发生变迁的时候，文化主体的需求也随之发生变迁[11]106，当然，这种变迁是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不可分的。
贵州自古称为“化外”“蛮夷”之地，在明朝初年，当地土司占地为王，不尽服之，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立明朝后，其势力并未完全控制西南诸省。为一统河山，“洪武十四年（1368年）九月，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等率军征云南。次年二月云南平，政府设军卫以屯戍之。”[12]平息战乱之后，如何保持平定以后的云南乃至整个西南的长治久安，大明皇帝实行了让军士屯田的举措，“养兵而不病于农者，莫如屯田”，不仅完成了明王朝镇压反叛的目的，这个决定也改变了数十万征南将军的命运，曾经的军士开始拿起锄头开垦土地，亦兵亦农，“三分守城，七分屯耕”，出于同一目的的同一命运同一生存需要，聚族而居，逐渐形成有别于当地民族和其他汉族的特殊群体——屯堡人[13]。据史料考证，洪武十四年入滇的明军数量有30万之众，洪武年间安顺地区的移民以军卫移民为主，构成了独特的军事移民社会。由于明朝战略需要而形成的大规模军事移民，也带动了贵州地区民籍人口的迁入，这就是商屯所引起的人口流入。“明代设屯，军民居住上有区别，如名为‘屯、堡’都为军户住所，名‘村、庄、寨、院’为商民户住所。”[14]鲍屯无疑属于前者，时至今日，虽历经600余年岁月的洗礼，鲍屯村落里的古雕堡、演武场等遗迹依然随处可见，整个村落的设计具有明显的军事征战色彩。
从鲍屯村落武术来看，在明清时期 ，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展得很红火，主要的社会动因是村落武术承载的功用价值能够有效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无论是军事战争还是之后的匪患，以及当地土著居民对外来者的反抗，武术很大程度上成为村落民众“保家卫国”的主要手段。这一点，在当地独特的“军傩地戏”中似乎有着某种暗示。关于鲍屯和安顺地区的“地戏”，《续修安顺府志》有这样的记载：“黔中民众来自外省，当草莽开辟之后，多习于安逸，积之既久，武备渐废，太平岂能长保？识者忧之。于是乃有跳神戏之举，借以演习武事，不失生疏，含有养兵于农之深意。迄今在安顺境内，盛行不衰。
有这样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即便是今天看来，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其地戏活动依然带有显著的军事色彩。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其一，地戏演出的内容全部为金戈铁马的战争，剧中人物没有生旦净丑之分，角色主要以将为主；其二，地戏表演时使用的兵器有2种材料，其中之一便是“真家伙”，也就是真刀真枪的表演，场面勇猛逼真，犹如置身真实的战争场面。事实上，早在1988年法国巴黎艺术节上，鲍屯所在的安顺地区的“地戏演出”就曾经引起巴黎的关注，这不仅是因其可作为文化人类学的中国文本，更因其显著的“武术”特色让人惊奇，地戏中的“空拳对”“扭脖劲”“鸡打架”“左右栽花”等徒手技艺；“打黄金棍”“打背板”等棍棒技艺；“梭枪”“抛枪” “杀转枪”“耍刀”“飞刀”“理三刀”“围城刀”等刀枪技艺均含有大量武术的成分。当然，今天进一步探讨当地的“地戏”，或许可以推断当年的地戏活动具有“养兵于农”的内涵，但绝非仅此，实际上，“地戏”也就是当地那种戴面具戏，当地也称之为“跳神”，只是近些年来由于其不设舞台，在地上表演，故称之为“地戏”。实际上， “地戏”是一种傩戏，其早期的主要的功能是祭祀，是一种祭祀礼仪。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傩的形式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傩祭—傩舞—傩戏的发展，傩的主题演变轨迹也经历了由驱鬼到娱神再到娱人的发展[15]。
同时在村落武术的调研活动中还发现，建国以后，鲍屯和其他的村落民众都把习武当作跳好地戏的第一要务。在今天看来，“跳好地戏”、参加正月与七月的地戏表演反而成为村落民众参与武术活动，促进村落武术发展的直接动因。目前，在鲍屯所在的大西桥镇，有较为流行的地戏16堂，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四马投唐、罗通扫北等，每年正月和七月2次多日演出。
通过查阅地方县志等文献资料可以推断，在明清时期，整体上鲍屯村落武术活动的变迁幅度并不太大，这反映在鲍屯村民对村落武术活动的需求上。这种需求主要表现为2个方面，其一是“保家卫国”的实际需求；其二是“寄托精神”“祭祀亡灵”的心理慰藉，如民俗活动中的地戏、庙会等。由于村落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心理预期价值并契合这时期村民的需求，因而，在那段时期，村落武术发展的社会推动力较大，故较为红火。
但是，近现代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一方面，社会法制逐步健全，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原本用于“保家卫国”的村落武术价值已几乎无用武之地；另一方面，中国加速进入社会转型期，城镇化、市场化大规模的渗透到村落的各个领域，我国农村村落的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农村的小农经济开始并逐渐瓦解。经济体制的变迁影响到农村村落的方方面面，村落民众不再需要依靠“神灵”来乞佑风调雨顺，村落民众不再局限于宗亲和姻亲，不断扩大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村民之间的凝聚力和认同意识大大降低。由于急剧社会变迁之下，村落民众的文化需求发生了变化，而导致村落武术活动与村落民众需求出现紧张和不和谐，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开始衰落的根本动因便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这势必导致村落武术活动日益衰微，甚至消失。
2.3 文化变迁与适应：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
人类学认为文化的变迁是文化的常态现象。文化的稳定和均衡是相对的，变化与发展则是绝对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文化变迁史，文化变迁记录下了社会发展的进程[11]6。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的变化过程，这种变化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剧烈的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对我国的农村村落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产生了深深地触动与震撼。这种震撼和触动表现为：在经济结构上，以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经济逐渐崩解，市场经济体制逐步被引入农村，小农经济不复存在；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传统社会基础逐步退却，近年来，随着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甚至连土地都已经不再是农民的根本。
德里达指出，意识形态的活力在于自身的解构[11]107，在大规模文化变迁背景下村落武术未尝不是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村落武术的解构与重构一定意义上具有某种“自身变革”的含义。这种变革可以表现为村落武术在功能、内容，以及形式实现“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例如，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的解构与重构。明清时期和解放之前，鲍屯村落武术活动在功能上主要表现为“练为战”的军事功用和“保家护院”的自卫手段。之后，随着法制社会的完备，村落武术活动发生新的解构，村落武术用于实战的功用大大降低和减少了，转而使“为了跳地戏”而成为推动村落民众习练武术的社会动因，更进一步说，村落武术中所承载和隐含种族凝聚力、种族认同感的隐语功能又得到突出和增强。在市场经济、城镇化建设逐步加快的今天，鲍屯的村落武术毫无疑问地面临着新的解构与重构过程，无论是从内容、形式还是功能上，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不断调适和适应新的社会环境。而文化变迁是历史的必然，村落武术的发展要在社会文化变迁中不被湮灭，同样也必须适应文化主体新的文化需求。以不变应万变的文化形态至多只会成为一种“死去”的文化遗存，保留在民俗博物馆中。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近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大力开展和建设新农村的社会大背景下，鲍屯正在组织申报“鲍家拳”为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承担着村落民众健康需求、丰富民众文化生活、寄托种族认同等功能的村落武术馆校“鲍家拳馆”业已成立，并发挥着新的社会功能。
3 结束语
村落武术作为在农耕文化传统背景下，在村落传承发展的一种村落乡土文化资源形态，在社会变迁中表现出调试性和适应性。在其发展、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的变迁是致使村落武术文化变迁的主导因素。而村落武术活动衰落的根本在于社会的整合与武术活动的意义整合之间的紧张、断裂所导致的村落武术活动所承载的意义已基本不能够满足村落民众的需求。村落传统武术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在构建村落体育、塑造村落体育文化、维护村落秩序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16]，因此，村落武术文化的出路便在于扩大或增值自身的文化内涵，以适应其文化主体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的文化需求，而村落武术文化的变迁与适应，正是通过解构与重构其功能、内容，以及形式的动态作用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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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农村社会；劳动力流动；社会变迁
我国快速城市化的发展，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不断拉大了城乡之间差距。由于在城市打工的收入远远高于非外出的农业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民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选择外出务工。在农村一些最早到城里打工的人通过打工改善了自己的生活条件，很多人盖起了小楼，还有一些在城市里买了房子，这对于那些没有外出打工的人具有一定的刺激和示范作用。而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见识世面，争取自我发展空间也是外出的重要动因。在当今的中国农村，越来越普遍的劳动力流动对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社会阶层、经济结构、婚姻家庭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显示着当代农村社会的变迁。
一、关系网络的变化
我国农村十分注重以家庭为纽带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村民所接触的团体局限于村子里的人，更多的是一个大家族成员。这种关系网很单一，却又十分牢固。大家知根知底，了解对方的性格、人品、家庭，能得到更多的信任。当生活地点从农村迁移到城市，职业也由农民变为工人，但是原来的关系网络并没有由此中断，反而是随着人的流动扩展到城市地区。大多数村民获取劳动信息的能力比较匮乏，想进入城市务工最好的途径是通过熟人介绍。另一方面，较早进入城市的务工者会倾向于选择有亲缘、地缘关系等值得信赖、可以依托的人。因此，对很多村民来说，外出务工有利于关系网络的扩展，有利于自身的发展。
从另一面来看，外出务工农民常年在外，村民之间的生产联系和生活联系必定会减少。比如原来热闹非凡的婚丧嫁娶等红白喜事，因为能邀请到的人越来越少，也淡化了原有的维持村落和宗族感情的作用。血缘与地缘关系的维系与深化是靠共同生活、相互交往建立起来的，村民之间交流减少会导致关系的淡化。外出务工带来网络关系由以血缘、地缘为主向业缘关系转变。
二、社会阶层的分化
在以前村民们都是以承包耕地，从事农业劳动为主的农业劳动者，文化水平比较低，每户分得的耕地很少，人们之间没有较大的差别。外出务工潮的出现使村民产生了从职业和收上的差别，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分层。是农民工阶层的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进入城市就业，却因户籍制度的制约，无法真正融入城市社会，逐渐产生了这个新的阶层。农民工阶层是大多数农村外出务工人员所处的阶层，有机会接受到了现代生产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收入也比农业劳动者要高，兼有工人和农民职业的特点。农业大户的增多。外出务工带来了大量耕地落荒，务工家庭将土地有偿或无偿转给村里愿意耕种的家庭。这些家庭一般都很能干，他们不断扩大耕地的面积，通过提高机械化水平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成为农村较为富裕的家庭。其他社会阶层比例的提高。除了农民工阶层和农业大户的增多，外出务工也带来了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个体经营户的大量出现，并在整个农村阶层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比例和地位。
三、农村经济的影响
农村劳动力的向外流动，给农村的农业生产、经济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外出务工给村民带来了更多的收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刺激了农村各行业的发展。同时很多村民外出务工赚了钱返回农村经商，为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劳动力流动还可以有效缓解生产力发展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压力，置换出一定的土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外出人员的大量增加也会影响到农业的发展。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造成农村农业生产劳动力不足，那些应当由青壮年劳动力承担的农活都落在了留守的老人和妇女身上，造成老人和妇女负担量过大的问题，也造成农业劳动投入量不足，土地产出率下降。同时外出务工也造成了农村耕地大面积的抛荒，致使耕地的生产和经济功能丧失。原因是农村大量年轻劳动力入城打工或居住，经济收入增加，留守的老人不愿再辛苦耕种，本村亲属也有着同样的困境，租给他人又怕出现产权纠纷，最终采取了撂荒的决定。耕地资源的浪费，严重影响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的发展。
四、婚姻家庭的影响
劳动力的流动还对老人的赡养、儿童的教育问题造成影响。由于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是不彻底的，多是个人流动，举家迁移的很少，大部分家庭有老人和儿童留守在农村。父母外出务工造成了孩子家庭环境的不完整，外出务工使父母不论是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给孩子太多的关照。父母长时间不在身边，孩子会产生焦虑、孤单以及不安全感，时间长了还会对父母感情疏远，出现对亲情既渴望而又陌生的矛盾情感。对于老人来说，外出务工虽然提高了子女可以给予父母的经济支持，使老人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然而子女外出务工对老人情感和生活上的照料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养老人数和养老质量都会降低。我国农村有“儿子养老”的传统，一般是儿子承担照料老年父母的主要责任和义务。随着儿女外出务工，儿子在家照料老人的时间减少。总的来说，有子女外出务工的老人对经济供养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如果谁家的子女挣钱多，老人的自豪感和幸福感也会增加。
五、结论
从劳动力流动的视角，就当今农村社会变迁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以下结论：
（1）传统的农村关系网络产生变化，表现为血缘、地缘关系的淡化，业缘关系的增强。同时原来的关系网络在农民外出务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外出务工使造成了村民职业和收入上的差异，促进了农村社会阶层的多元化，以及中高阶层比例的提高。
（3）农村劳动力的向外流动，给农村的农业经济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一方面表现为农村经济结构的优化，剩余人口压力的缓解；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业劳动投入量不足，大量的土地撂荒，土地产出率下降。
（4）外出务工带来了老人赡养、儿童教育方式的变化，造成老人、儿童情感方面的缺失以及经济支持的增强。
参考文献：
[1]林源，芮训媛.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J].农村经济，2012（10）：74-77.
[2]王鹏.社会变迁中的农业衰退现象[J].农业经济，2009 （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