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全球气候变化研究，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Abstract: The climate system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cosystem, and it is also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However,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the unrestricted emissions of greenhouse gases caused by the extensive use of ore energy, resulted in global warming.

关键词： 气候变化；温室气体；二氧化碳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greenhouse gas；carbon dioxide

中图分类号：P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5-0007-0

0引言

气候变化是指气候平均状态和离差（距平）两者中任意一者或者同时出现了统计意义上的显著变化。离差值增大意味着气候状态越来越不稳定，气候变化的敏感性也在增大。由大气圈、冰雪圈、生物圈、水圈、岩石圈（陆地）组成的气候系统的变化会造成气候的变化。影响气候系统变化的因素，大体上来讲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气候波动，另一类是人类活动的影响。包括太阳辐射、火山爆发、地球运转轨道和固体地球的变化等等在内的变化属于前者的范畴，而后者包括人类燃烧化石燃料、毁林以及其它工农业活动引起的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硫化物气溶胶浓度的变化、陆面覆盖和土地利用的变化等等。大气中的一些气体如水汽、臭氧、二氧化碳等，它们可以通过太阳的短波辐射，使地表温度升高，同时，它们会阻止地表向宇宙空间发射长波辐射，造成大气温度的上升。它们（以二氧化碳为代表）产生的效应与“温室”的作用相似，因此被称为温室相应，这些气体即是温室气体。

1全球气候变化的证据

2005年和1998年是1850年器测全球地表温度记录以来最暖的两年。近50年来，地表温度以每十年0.13[0.10至0.16℃]的趋势变暖，这几乎是近100年的两倍。。从1850至1899年到2001至2005年，气温升高总量为0.76[0.57至0.95]℃。对流层中下层温度的升高速率与地表温度记录类似，并在其各自的不确定性范围内相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弥合了TAR中所指出的差异。

在陆、区域和洋盆尺度上，已经从北极的温度和冰、大范围的降水量、海水盐度、风场等方面发现气候的长期变化较为明显，目前已观测到的极端天气方面的变化，包括干旱、强降水、热浪和热带气旋强度等。近100年来，北极平均温度的增高速率几乎是全球的两倍。

有数据显示，在南北半球，近20年来陆地的增温速率0.27°C/10年和0.13°C/10年，可见陆地温度增温明显快于海洋。近30年来，全球出现大范围的增温，而出现在北半球高纬地区的增温幅度最大，北半球的冬季和春季是最大增温期。

北极年平均海冰面积以每十年2.7%[2.1至3.3%]的速率退缩（可通过1978年以来的卫星资料发现），而到了夏季会以每十年7.4%[5.0至9.8%]的速率大幅度退缩。北方冻土层顶部温度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普遍上升的现象(高达3℃)，而北半球季节冻土的最大面积自自1900年以来减少了了约7%，春季减少高达15%，南北半球的中纬度西风带西风自上世纪60年代以后，也在加强。

高强度、持续时间长的干旱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在更大范围的地区，特别是在热带和副热带。干旱的变化与变干增加有关（温度升高和降水减少等），而海表温度(SST)、风场的变化、积雪减少等都会引起干旱的发生。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热浪一直在持续增长。极为典型的就是发生在2003年夏季的欧洲中西部创记录的热浪，当时的温度水是自1780年开始拥有器测记录以来最暖的（比先前最暖的1807年高1.4°C）[1-2]。

2气候变化的机理

观测到的20世纪中叶以来大部分的全球平均温度的升高，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人为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所导致的。这是一个进步，因为TAR的结论是：最近50年观测到的大部分变暖可能是由于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当前大气CO2和CH4的浓度远超过根据追溯到65万年前极地冰芯大气成分记录得到的工业化前数值。有多种证据证实这些气体在工业化后的增加不能归结为自然机制。

工业化时期以来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主要源于化石燃料的使用，土地利用变化是另一个显著的贡献，但相对要小。化石燃料燃烧所导致的二氧化碳年排放量，从20世纪90年代的平均每年64[60至68]亿吨碳(235[220至250]亿吨二氧化碳)，增加到2000至2005年间的每年72[69至75]亿吨碳(264[253至275]亿吨二氧化碳)。与土地利用变化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世纪90年代估算值为每年16[5至27]亿吨碳(59[18至99]亿吨二氧化碳)，尽管这些估算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许多模式结果表明，要使二氧化碳稳定在450ppm的水平，需要将21世纪的累积排放从6700[6300至7100]亿吨碳(合24600[23100至26000]亿吨二氧化碳)，减少到约4900[3750至6000]亿吨碳(合18000[13700至22000]亿吨二氧化碳)。类似地，要使二氧化碳稳定在1000ppm的水平，这种反馈需要将累积排放从14150[13400至14900]亿吨碳(合51900[49100至54600]亿吨二氧化碳)减少到约11000[9800至12500]亿吨碳(合40300[35900至45800]亿吨二氧化碳)。

2005年大气甲烷浓度值已远远超出了根据冰芯记录得到的65万年以来浓度的自然变化范围(320至790ppb)。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增长速率已下降，这与此期间内甲烷总排放量(人为与自然排放源的总和)几乎趋于稳定相一致。观测到的甲烷浓度的增加很可能源于人类活动，主要是农业和化石燃料的使用，二氧化碳、甲烷和氧化亚氮增加所产生的辐射强迫总和为+2.30[+2.07至+2.53]瓦/平方米，工业化时代的辐射强迫增长率很可能在过去一万多年里是空前的，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在1995至2005年间增长了20%，至少在近200年中，它是其间任何一个十年的最大变化。

3未来气候变化预估

通过模式实验可以发现，因为海洋响应缓慢，即使所有辐射强迫因子都控制在2000年水平，未来的20年仍会有变暖趋势（以每十年约0.1℃的速率）。如果排放处于SRES（the IPCC Special Report on Emission Scenarios (2000)）各情景范围之内，则会以每十年0.2℃的速率变暖。对降水分布预估结果的认识自TAR以来，正在逐渐提高。高纬地区的降水量很可能增多，而多数副热带大陆地区的降水量可能减少基于目前模式的模拟，21世纪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MOC)将很可能减缓。热事件、热浪和强降水事件的发生频率很可能将会持续上升。预估结果还显示温带地区的风暴路径会向极地方向移动，引起风、降水和温度场的相应变化，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观测到的总体分布型的变化趋势。

参考文献：

[1]何其多.西南旱灾的原因分析[J].价值工程，2011，2：304-306.

篇2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温室气体减排成本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9)08―0068―08

一、引言

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2007a)，近百年来，全球表面的气温升高了0.74℃。如果在2000年到2030年间依然保持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将增加25―90％，预计未来20年间，气温将每10年增加0.2℃。科学证据表明燃烧化石燃料排放的二氧化碳的累积以及人类活动排放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和氧化亚氮等是导致气候变化的重要原因。气温升高可能导致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发生的频率加大、风暴的密集度增加、大气降水模式的改变以及海平面上升等。这些自然系统的变化反过来又会对生态系统的功能产生根本的影响，从而威胁生物的生存能力和人类财富的安全。

经济学家Williams Nordhaus1982发表了题为“How Fast Shall We Graze The Global Commons”的文章，开始应用经济学研究气候变化，从此气候变化经济学就将焦点落在分析气候变化的影响和提供积极的针对面临的气候问题的政策分析。虽然和环境经济学的其他领域有重叠，但气候变化经济学更多的是利用气候变化的鲜明特点，即温室气体影响的长期性、气候问题产生和影响范围的全球化、政策的效益和成本的不平衡的分布等，来理解气候变化问题的多个侧面。通过模拟经济发展和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趋势，检验和分析技术选择对气候变化进程和减排成本的影响，选择控制气候变化的具体措施(如碳税和碳交易等)。

气候变化经济学已经建立了其研究领域和基础要素，并在经济学界达成了共识。1997年，美国2500名经济学家，包括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共同发表了一项声明，指出最有效的减缓气候变化的方法是通过基于市场的政策。他们认为如果没有控制措施，温室气体继续排放将导致世界随着气候系统的变化经历根本性的变革。他们相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能够利用大量的证据和量化的风险评估提供的信息来帮助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

二、气候变化的损失和减缓的效益

气候变化可能导致一系列的后果，如平均气温升高、极端天气现象频率发生、降水模式的变化、海平面上升和生态系统的改变等，这些生物物理系统要素的变化将对人类的福利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经济学家通常将气候变化对人类福利的影响分为两类：市场和非市场的损失。

市场的损失(market damages)来源于气候变化导致的市场产品的价格波动和数量的变化给福利带来的影响，主要是因为生产量的变化受气候变化要素的约束。研究者通常应用气候依赖型的生产函数来模拟气候变化的福利影响。例如，小麦的产量是气候要素气温和降水的函数，因此可以直接估算由于气候要素变化导致的小麦产量的变化。生产函数法还被用在森林、能源服务、水资源利用以及海平面上升导致的洪水等产生的经济损失。有学者认为生产函数法忽视了产品之间替代的可能性。于是享乐价格法(hedonic approach)则成为估算气候变化损失的另一选择。例如Mendelsohn et al.(1994)将享乐价格法应用到农业，基于选择最大化地租的假设，利用跨部门的数据检验自然、物理和气候变量对土地价格的影响。

非市场的损失(no―market damages)包括由于不利的气候变化导致的直接效用的损失、损失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导致的福利的减少。这些损失的价值不能够在市场上直接观察到。例如，生物多样性的损失没有和价格的变化有任何明显的直接联系，也观测不到需求的变化。条件价值评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是最有争议也是最为广泛被采用的评估非市场损失的方法。Berk and Fovell(1998)利用支付意愿法研究了美国加州不同地域的公众为阻止当地的气候变化每月愿意支付的价格。结果表明冬季人们为阻止当地气候变得暖湿／暖干的支付意愿分别是每月9.74和16.70美元，而为阻止气候变得冷湿／冷干的支付愿意分别是每月11.10和18.18美元。

评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更多的研究利用包括市场和非市场部门的经济模型，估算全球或是区域气候变化的经济损失。总体上，基于模型的实证性研究报告了三种不同的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评估和结果。第一种是计算在特定的全球平均气温升高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影响占GDP的百分比。Mendelsohn et al.(2003)估算了气候变化对农业、林业、水、能源和海岸地带五个市场部门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非常的小。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4℃或是以上，在此情况下气候变化对上述五个部门的影响都是正的。Tol(2002)的估算包括市场(农业、林业、水、能源、海岸地带)和非市场的部门(生态系统以及疾病造成的健康影响)，结果发现如果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0.5℃时，气候变化带来的效益占全球GDP的2.5％。如果全球气温升高2-2.5℃，气候变化的损失占全球GDP的0.5-2％。Dordhaus(2000)除了考虑更多的市场部门、与气候相关的疾病、污染造成的死亡以及生态系统外，其模型还包括了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的经济损失。

第二种研究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则是按照特定的排放情景，在特定的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适应能力的假设前提下，经济影响被按照时间的发展综合，然后被贴现到现在的值。一些估算是在全球的尺度上进行的，有些估算是综合一系列地区或是当地的影响以得到全球的总和。Stern(2006)应用综合评估模型，设计了基准和高气候变化的不同情景。模型估算的结果表明，在“照常营业”(business―as―usual)的情景下，即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或是行动的话，气候变化对市场部门的影响加上灾害的风险损失，每年至少占全球GDP的5％；如果将市场部门、灾害的风险和非市场的损失都计算在内的话，气候变化影响的损失估计每年占全球GDP的20％或是更多，而且损失将一直持续。Jorgenson et al.(2004)应用一般均衡模型(cGE)估算气候变化对美国投资、资本的存量、劳动力和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温室气体排放导致气温升高3℃，在最佳的适应状态和潜在的危害较低的情况下，气候变化的净收益为GDP的1％；如果很少采用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损失为GDP的3％。不管是哪种情景，70-80％的气候变化影响是由农业产品的价格变化引起的，少部分是由能源价格和死亡率的变化导致的。

第三种气候变化影响研究的是估算社会碳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SCC)。在任何时间段或是任何时间内，SCC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碳排放(CO2)造成的以经济价值来估算的额外(边际)影响或是损害，也可以理解为每减少一个单位的碳排放的边际效益。SCC的计算尽可能将每一吨额外保存在大气中的CO2的边际影响加起来，此过程需要一个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停留的时间模型和将经济价值贴现到排放年限的方法。2005年社会碳成本的平均估算值为每吨碳(tC)43美元(即每吨二氧化碳12美元)，但该平均值的变化范围很大，如在100个估算中，每吨碳从1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3美元)到高达每吨碳35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95美元)(IPCC，2007c)。社会碳成本大幅度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估算的假设上存在的差异造成的，如气候敏感性、响应时间滞后、风险和公平的处理方式、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影响、是否包含潜在灾难损失和贴现率选择等。

三、温室气体减排成本的估算

美国国家环保局的研究(US EPA，2006)分析了全球和不同地区以及不同部门的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指出如果减排成本是$10／tCO2eq，2020年全总的非二氧化碳的减排潜力大于2000MtCO2eq(二氧化碳当量)；如果减排成本为$20／tCO2eq，则减排潜力为2，185MtCO2eq。由于二氧化碳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而且其在大气中的累积对气候系统产生巨大的影响，目前国内外主要的研究大都集中讨论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1、减排成本估算的方法和模型

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取决于多种边际替代的可能性，例如不同燃料的替代以及替代能源密集型产品的能力等。替代的潜力越大，则满足特定的减排目标的成本也就越低。研究者主要应用的模型采用两种不同的方法来评估可替代性的选择和减排成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型。

“自下而上”的能源技术模型，提供了非常详细的有关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技术信息。模型趋于集中在一个部门或是一组部门，对于一般能源替代的能力提供较少的信息，也不能反映能源密集型产品价格的变化对这些产品的中期和最终需求的影响。自下而上的研究一般是针对行业的研究，所以将宏观经济视为不变。比较常用的模型有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开发的LEAP，日本环境研究所的AIM／Enduse以及在国际能源署框架的MARKAL模型等。许多研究机构都根据研究需要和解决的问题开发不同的模型。

“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的经济模型，包括“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CGE)模型。这些模型的优势在于能够追踪燃料的价格、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选择之间的关系。然而，这类模型包涵了较少的具体的能源过程或是产品的信息，能源之间的替代通过平稳的生产函数来体现，而不是详细的可选择的不连续过程。自上而下的研究是从整体经济的角度评估减排成本，使用全球一致的框架和有关减排的综合信息，并抓住宏观经济反馈和市场反馈。自上而下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模型建造的假设。Repetto & Duncan(1997)的综合分析发现，广泛应用的估算气候变化减排成本的模型，都包括了以下主要假设：低碳或是无碳技术的可得性以及成本，经济对于价格变化反应的有效性，能源和能源产品可替代性程度，达到具体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需要的年限。是否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避免一些气候变化的经济成本，是否减少化石燃料的燃烧就可以避免其他的空气污染的损害，碳税税收如何在一个经济体内循环等。如果假设条件不同，得出的减排成本的差异是比较大的。

综合评估模型(Integrated Assessment Models，IAM)模拟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的过程，从温室气体的排放到气候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进行综合的分析。这类模型将温室气体排放、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集中程度、气温、降水等要素联系起来，同时还考虑这些要素的变化如何反馈到生产和效用系统。综合模型也多为优化模型，以解决随着时间的变化如何将减排的利益最大化。综合模型利用气候变化经济分析的方法，比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政策成本和消除或是减弱气候变化的效益。这类模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IGMS模型和Stern报告中应用的PAGE2002等。

2、减排成本的实证研究

IPCC(2007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实现中期减排(2030年)，全球将温室气体稳定在445和710ppm CO2-eq之间的宏观经济成本处于全球GDP降低3％和GDP增长0.6％这一范围内。实现长期减排目标(2050年)，大气中温室气体稳定在710和445ppm CO2-eq之间，全球平均的宏观经济成本是GDP增加1％到GDP损失5.5％。大多数研究的结论是随着温室气体稳定目标的严格，减排成本加大。模拟也表明，假设排放交易体系下的碳税收入或拍卖许可证的收入用于促进低碳技术或现有税制的改革，将会大幅度降低减排成本。全球减排二氧化碳的宏观经济成本的估算主要是利用自上而下的模型，模型的总体假设是在全球排放交易的前提下，寻找全球最低的减排成本。

区域减排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假设的温室气体的稳定水平和基准情景。对于相同地区减排成本的估算，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模型和假设，最后得出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异。虽然计算结果在具体的数据上有所不同，但是模型所解释的总体特征还是具有一致性。Chen(2004)利用中国的MARKAL―MACRO模型，预测中国2050年的一次能源的消费为4818Mtee，碳的排放量为2395MTC，从2000到2050年之间，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将平均每年降低3％。在此情景下，如果CO2的减排幅度为基准水平的5-45％，估算的碳的边际减排成本在12美元／吨碳到216美元／吨碳，减排的经济成本相当于在基准基础上损失0.1％到2.54％的GDP。王灿等(2005)采用综合描述中国经济、能源、环境系统的动态CGE模型，分析了2010年实施碳税政策的减排情景。结果发现，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减排率为0-40％时，GDP损失率在0-3.9％之间，减排边际社会成本是边际技术成本的2倍左右。当在基准排放水平下CO2削减1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99元／吨，GDP仅下降0.1％左右，如果减排率上升到30％时，碳排放的边际成本约475元／吨，GDP将下降1％左右。

英国公共政策研究所(Lockwood et al.，2007)报告了一项基于不同模型对于英国减排成本的估算。其中，Anderson的自下而上的模型结果表明，在2050年，如果减排目标是在1990水平上减排80％，在基准没有控制飞行的排放的情境下，减排的成本为GDP的2.49％；如果控制飞行的排放，减排成本是GDP的1.06％；在能效提高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0.76％；而如果有新核能的投入，则减排成本为GDP的0.94％。MARKAL―MACRO模型的结果显示，在2050年，基准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

2.81％；加速技术革新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58％；高燃料价格的情景下，减排成本为GDP的2.64％；而能源效率加速提高的减排成本为GDP的2.04％。不管哪类模型，结果均显示提高能源效率是降低减排成本的关键因素。这两个模型的结果也被用在英国能源白皮书中，强调提高能源效率是英国的能源政策的优先考虑。

研究还发现估算CO2的减排成本，基于不同的理论和方法的变量是关键的要素，例如贴现率的选择、市场有效性的假设、外部性的处理、价值评估的问题和技术、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的影响、交易成本等，这些经济要素的不同都会导致估算成本的差异。

3、技术变化与减排成本

气候是由存储在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决定的。有些温室气体在大气中能够存在上百年，使得气候变化成为一个长期性的问题，因此技术条件的假设对于减排成本的估算就非常的重要。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和技术变化的速率、技术替代以及新技术的应用是直接相关的。和没有考虑技术进步的模型比较，将技术变化包括在模型中估算出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成本明显的减低(IPCC，2007c)。这些成本下降的幅度关键取决于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研发支出的回报率、行业和地区之间的溢出效应、其它研发的推广以及边干边学的模式和学习的速度等。

目前应用的技术进步模型已经有了极为显著的改进，超越了早期的传统模型中将技术看作是外部变化因子的模式。最近的几个模型允许技术进步的速率或是方向对内在的政策干预做出反应。一些模型(如Popp，2004；Nordhaus，2002)则集中在研究和开发基础上的技术变化，结合政策干预、激励研发的政策以及知识的进步。其他的模型则强调基于学和做的技术变化，考虑累积的产出是和学习相关的，随着产出的不断累积而降低生产成本。相对于那些将技术认为是外部因素的模型，政策介入所产生的技术变化的模型能以比较低的减排成本达到规定的减排目标。

四、气候变化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气候变化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在科学上和经济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科学上的不确定性表现在我们还缺乏对一些科学问题的认识，例如排放的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积累的量，温室气体集中程度的改变对全球气候的影响，气候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以及出现的速度，区域气候变化对海平面、农业、林业、渔业、水资源、疾病和自然系统的影响等。经济上的不确定性表现为我们不确定世界人口和经济的增长速度，人类活动的能源强度和土地强度，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或是鼓励技术发展政策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累积的影响以及政策的成本等。

1、不确定性与气候政策的选择

不确定性分析的目的一是辨别出一系列可管理的变量，二是估计每一个重要的参数可能的分布，三是估计参数的不确定性对所解决的重要问题的影响。一些成熟的数学模型已经被学者用来分析和成本效益相关的不确定性，如一些学者采用Monte Carlo模拟分析减排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决定那些缺乏知识的随机的参数或是误差如何影响被模拟的系统的敏感性和可信度。此方法提供了给定政策的一系列结果或是一系列的优化政策。王灿等(2006)利用Monte Carlo模型对CGE的二氧化碳减排模型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析，他们对CGE模型的50个自由参数进行随机采样，考察模型输出的不确定性。敏感性分析也被用来确定减排成本评估中对估算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还有一些研究者利用其他的模型来处理不确定性。例如Nordhaus(2007)利用综合的气候-经济模型DICE同时分析不确定性。

2、不确定性与贴现率的选择

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存在要持续一个世纪或是更长的时间，因此减缓气候变化的效益必须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被度量，这样就提出了贴现率在气候变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通常讨论两种贴现的方法，但这两种方法均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一种是应用社会时间偏好率，即纯粹的时间偏好率和福利的增长率之和。另外的方法考虑市场的投资回报率，使项目的投资能够得到这种回报。也有专家指出，应该选择比预期价值低的贴现率，以反映贴现的要素以及贴现率和贴现的时间间隔之间的关系。针对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一个国家必须将其决策建立在让贴现率能够反映资本的机会成本的基础上。发达国家一般采用4-6％的贴现率是合理的(这个贴现水平被欧盟国家用来评价公共部门的项目)，而发展中国家的贴现率可能会高达10-12％(IPCC，2001)。在Stern的报告中，基于对气候变化公平性的强调，选择了近似于零的0.1％的贴现率，致使其气候变化影响的估算受到了经济学界的批评。Nordhaus(2007)用相似的方法和3％的贴现率重新模拟Stern的估算，发现气候变化的经济影响远远低于Stern的结果。

3、不确定性与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

除了对减缓气候变化的成本估算有影响，不确定性同时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否应该现在就采取行动减缓气候变化?现在行动应该投入多少?还是等待至少是一些不确定性得到解决?经济学原理建议，在缺乏固定的成本和不可逆转性的情况下，社会现在就应该采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温室气体的减排量应该是在预期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效益相等的那个点。然而，无论是在成本侧的低碳技术的投资还是在效益侧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累计，气候变化和固定成本和不可逆的决策存在着固有的联系。这些特征导致或是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来减缓气候变化或是没有行动，分别取决于各自沉没成本的大小。实证性的分析和数学模型建议现在就应该开始采取措施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以获得显著的环境效益。Stern的研究报告(2006)显示，如果现在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气候变化的损失会控制在每年损失全球1％的GDP。所以他呼吁世界应该立即行动，大幅度的削减温室气体的排放，以避免气候变化带来的严重损失。

五、结语

篇3

关键词：全球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影响

1 面临的现状

全球的气温正在渐渐上升，过去的300年里，全球温度上升超过了0.7℃。在20世纪，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至少上升0.6℃，政府间气候变化调查组（IPCC）的研究称，到2100 年全球气温比1990 年时至少要上升1.4～5.8℃。在未来的10000 年间，全球变暖现象将有什么样的发展？专家预测，下个世纪将是全球变暖发展最猖狂的1个世纪。伴随着其他一些因素，如加剧的空地运动，全球变暖将引起物种的大灭绝。这将比6，500 万年前恐龙大灭绝还恐怖。甚至许多非濒危物种都会在数量上急剧下降，从而造成物种间基因多样性的逐渐消失。

2 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

动植物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反应包括：地理分布、生理、生活周期、迁徙习性和栖息地发生改变，生存能力降低等。例如，哥斯达黎加的鸟类濒临威胁，坦桑尼亚和印度尼西亚的蚊子向高海拔地区扩展，加利福尼亚的蝴蝶栖息地在丧失，不能耐受霜冻的植物上升到新的海拔高度，英国彩龟后代的性别比例受到7月平均温度升高的影响。气候变化最显著的指示物之一的珊瑚礁目前正发生大规模白化现象，尤以1998年的情况最为严重，估计导致世界上16%的珊瑚死亡。有关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最新研究表明，气候变化有可能在2050年前致使全球1/4物种灭绝；如果不减少CO2排放，到2050年CO2增加1倍时，气候变化将致使全球物种栖息地缩小，可能导致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5.6万种植物和3700种脊椎动物灭绝。

全球变暖的一个明显后果是物候的变化：春天提早到来，植物开花、卵孵化、产卵都在提早。许多迁徙的鸟类正在改变它们的旅行日程。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动植物为了适应气候的变化，正不断地改变着其活动范围和行为。许多情况下，这样的变迁正在引起生态混乱。例如，迁徙的鸟类到达欧洲的时间太晚，以致其产下的后代错过了毛虫生长旺季。

很多野生动植物病原体对温度、降雨量和湿度非常敏感，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可能会影响到生物多样性。气候变暖可以增加病原体生长率和存活率、疾病的传染性以及寄主的易受感染性。定向的气候变暖对疾病的最明显的影响与病原体传播的地理范围有关。多世代循环的病原体世代的数量和其他病原体的季节性增长，在气候变化的条件下可能通过2种机制增加――更长的生长季节和病原体生长速度加快。气候变化最有可能影响在陆地动物身上传染的病原体的自由生长的阶段、媒介阶段或带菌者阶段。科学家认为，最近几十年气候变暖导致了带菌者和疾病在纬度上的转移，这个假说得到了实验室研究和实地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表明：（1）节肢动物带菌者和寄生虫在低于临界温度的时候死亡或无法生长；（2）随着温度的升高，带菌者的繁殖速度、数量增长和咬伤动物的次数也增加了；（3）随着温度的增加，寄生虫的生长速度加快，传染期加长。最近，厄尔尼诺――南方涛动的变化已经明显影响到了海洋和陆地的病原体，包括珊瑚虫病、牡蛎病原体、作物病原体、里夫特裂谷热和人类霍乱。气候变暖以几种不同的方式已经并且继续改变疾病的严重性或流行性。在温带，冬季将会更短、气温将会更温和，这就增加了疾病的传播率。在热带海洋，夏季更加炎热，可能使寄主在热度的压力下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危及两栖动物的壶菌、鱼类冷水病和昆虫真菌病原体等几种类型的疾病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流行的严重性将会降低。

3 对策

需要政府、行业、社团和个人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个十分紧迫，而涉及范围又十分广泛的工作。例如由于物种分布范围和迁移路线随气候变化的改变，在现有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可能因为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而失去保护很多物种的效力，因此我们需要更大的保护区体系。在保护区的设计中，在诸如位置选择，保护区面积、区域划分，建立走廊等问题上，需要考虑到可能发生的气候因素所产生的变化和影响，对此做出相应的反映。

加强气候变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研究，加强气候变化对物种种群动态变化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对热点地区关键物种的种群动态变化的影响。那些扩散能力弱、生活在破碎化栖息地中的物种，不能对气候变化做出及时反应，可能是最易于受到气候变化伤害的物种，最需要加强保护。因此，要加强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具体影响的研究和监测，并积极寻求适应性应对办法，以减少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球变暖正威胁着全球生物多样性的保持，而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又以生物多样性为重要依托。因此，无论出于对生物多样性物质贡献的需要，还是环境贡献的需要，全人类必须共同行动起来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我们生活的地球家园。

参与文献

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经济学；减缓；适应性

[作者简介]傅东平，广西师范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1)0l-0009-04

一、导论

气候变化经济学及经济政策是一个刚刚起步的研究领域，伴随着科学家们对气候变化认识加深和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的大力推动，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内容。目前气候变化经济学一般包括全球变暖、节能减排、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等内容。

气候变化经济政策的研究主要是在三个框架中进行的。一是收益一成本框架。气候变化政策成本即减少温室气体或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的机会成本。气候变化政策的收益指削减排放以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以及在增强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方面所得收益。Cline(1992)和Stem(2007)认为富裕国家需支出其GDP的2％来采取行动。二是国际公共品框架。气候变暖源于跨国外部性效应的影响，但气候变化问题并不是传统外部性问题的一个简单拓展，一个国家的行为使其他国家获利或受损，无法通过市场来进行弥补(Sandier＆Hart-ley，2001)。因此，气候变化需要国际间有效合作。“京都议定书”就是国际合作的一项成果。三是博弈论框架。该框架主要用于国与国之间气候变化责任与义务的确定，强调每一个参与主体都是自利的，只有一个有效合作博弈才是对所有参与者有利的策略(Schelling，2005；Carraro＆Siniscalco，1993)。

气候变化政策分为适应性气候政策和减缓性气候政策。前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适应气候的变化，后者强调用低成本政策来减缓气候变化(Stem，2007)。减缓性政策研究较多的是碳税和限额，限额有助于达到预定的政策目标，碳税则有利于减少碳排放价格的波动(Metealf，2009；Ka-plow，2010)；适应性政策主要是在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气候变化信息，调整产业结构和调整经济的地理分布等方面展开(Stem，2007)。

近年来国内直接针对气候变化的研究有所增加，但集中在气候变化对敏感性行业的影响上(吕亚荣，2010；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2010；刘恩财等,2010)，经济政策方面的研究集中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应对气候变化的必要性以及相应思路(刘晨阳，2010；张丽宾等，2010)。

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正在形成应对气候变化的新的国际经济和贸易规则。广西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农业占GDP比重较大，是气候变化的敏感地区。近50年来，年平均气温升高了O.69℃，冬季气温上升趋势明显。1986年到2009年间，广西经历16个暖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不断增加。研究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经济政策，主要是希望通过制定合理有效的财政、金融、产业政策，减少排放，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广西抓住机遇、实现经济和外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气候变化对广西的主要影响

(一)　气候变化影响广西农林业

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正在显现，农业生产不稳定性增加。广西局部干旱和洪涝的频率有所增加，危害不断加大。气候变暖引起农作物发育期提前，暖冬现象加大了病虫害现象。气候变化对广西农业未来的影响虽有正面效应，但可能仍以负面为主。气候变暖以及降雨量分布变化引起的干旱和洪涝将减少甘蔗的产量、蚕桑生产的产量和使其质量下降，水稻和玉米也可能以减产为主。广西农业生产布局和结构将出现变化。土壤有机质分解加快，农作物病虫害出现的范围可能扩大，畜禽生产和繁殖能力可能受到影响，畜禽疫情发生风险加大。

随着全球变暖，亚热带、温带北界北移，物候期提前，未来广西大部分地区可能进入热带地区，部分地区林带下限上升，广西北部的林业种类将发生变化，广西动植物病虫害发生频率上升，分布变化显著。

未来气候变化将使广西生态系统脆弱性进一步增加，主要造林树种和一些珍稀树种分布区缩小。森林病虫害的爆发范围扩大，森林火灾发生频率和受灾面积增加。广西境内湖泊将进一步萎缩，湿地资源减少、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

(二)　气候变化影响广西渔业和水产养殖业

广西是海洋大省，气候变暖导致海平面上升加剧，引发海水入侵、土壤盐渍化、海岸侵蚀，损害了滨海湿地、红树林和珊瑚礁等典型生态系统，降低了海岸带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和海岸带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引起的海温升高、海水酸化使局部海域形成贫氧区，海洋渔业资源和珍稀濒危生物资源衰退。

人类食用的水生动物绝大多数属于变温动物，水温升高能够明显地影响到动物的新陈代谢、生长速度、繁殖情况以及对于疾病和毒素的抵抗能力。气候变化使广西依托海洋的水产养殖业将受到较大影响，可用于水产养殖的海域萎缩，养殖品种减少。由于气温升高，海水蒸发速度加快，表层海水中的盐分不断增加，引起鱼类的生理发生改变，进而影响到水产养殖业的种群和数量。

(三)　气候变化影响广西的水资源分布

气候变化已经引起了广西水资源分布的变化。就全国来看，近20年来，北方黄河、淮河、海河、辽河水资源总量明显减少，南方河流水资源总量略有增加。广西洪涝灾害更加频繁，但由于降水量分布不均，干旱灾害更加严重，极端气候现象明显增多。气候变化加大了水资源年内和年际变化，气候变暖使得中国西部地区的冰川融化加速，未来广西干旱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大。水资源的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四)　影响广西人的健康

气候变化对广西人健康的直接威胁包括由热应力引起的疾病和死亡、传染病(疟疾和登革热)、与水有关的疾病如腹泻和营养不良。气候变化会间接造成伤害甚至死亡，如泥石流、山洪爆发和热带气旋(强风)造成的结果。因日益恶化的空气污染造成的呼吸系统疾病也可能是气候变化引起的。

三、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思路

(一)　加大对气候变化问题科学研究的支持

科学研究是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基础和依据。现有关于气候变化经济学理论分析主要以适应和减少排放绝对量为目的，且宏观层面讨论为主，这为进一步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

的视角和方法。然而，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一定要考虑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广西的实际情况讨论气候变化的影响及相应的对策，才更具适用性。因此，广西要积极开展有关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的相关科学研究，尽快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和基础数据，为政策决策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制定适合广西自身特点的政策措施。

(二)　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

随着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累积，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态势，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不断加大，世界各国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将不断加强，节能减排的政策措施将不断强化，能否降低能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将成为广西能否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目前，国际合作框架内，主要集中在减缓性行动，如发展低碳经济、减少碳排放。此外，广西应对气候变化既是国际、国内压力的体现，更是广西经济发展的一种内生要求。随着气候的不断变化，广西的发展环境正在不断变化，为了可持续发展，广西必须制定合适的政策措施，并不断地进行调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气候变化作为一种外部性，在时间和地域上已超出了经典经济学范围，需要用一种更大的视角进行研究。市场仍是配置应对气候变化资源的基础性方式，广西应抓紧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影响和优化资源配置。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仅仅依靠广西自己并不能有效遏制气候变化，通过适应性政策影响资源配置，在较小的政策成本下，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尤为重要。

(三)　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推动减缓性行动

当前，全球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减缓性行动上，广西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应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调整产业结构、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随着北部湾经济区和“两区一带”建设的不断推进，我区正处于资本密集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投资规模在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资源富集区经济发展的加快，大的铝、锰等有色金属的冶炼厂的建设和扩能，能源消耗总量不断增加，温室气体排放量加大。如果只按传统常规技术的建设模式，一经投入，便有一个投资回报期技术和资金的锁定效应，将来大规模的二氧化碳排放不可避免。因此，我国未来发展技术路径的选择，对国家乃至全球节能减排、减缓气候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节能减排的历史潮流面前，不论从对全球负责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区可持续发展的角度，都必须积极探索节约发展、低碳发展之路，从法规制度、经济结构、能源利用、技术创新等多个层面，加快推进低碳经济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以实实在在的事实，展现广西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决心和魄力。

(四)　把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放在突出位置

自气候变化问题提出来以后，在联合国的推动下，国际气候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减缓，即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以防止危险的气候变化。广西也在外在压力下把发展低碳经济、完成减排任务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重中之重。实际上，由于气候变化的外部性特点，减缓性气候政策的效果取决于国际合作程度，哥本哈根、坎昆气候大会进展缓慢，“巴厘路线图”的谈判至今没有完成，“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实质性内容并未落实，国际气候谈判越来越艰难。此外，根据斯特恩报告，即使全球停止排放，由于气候变化的惯性，十年内全球气温仍将上升O.5-1度，减缓性行动不能根除气候变化问题。而且，减缓性行动的不断推进需要适应性的行动支持。在这样的背景下，广西应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要考虑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以促进广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政策建议

(一)　加快结构调整步伐。切实转变发展方式

广西应加快结构调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大力发展服务业，推进循环工业，改善农业效益，提高林业的固碳效果。具体来说，广西应综合利用财税、产业、金融政策，积极推进产业结构，不断提高服务业的比例，降低工业比重。工业内部，应着力发展低碳经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具体措施包括淘汰落后设备和产能，建立健全和完善节能、清洁生产、综合利用的各项机制，落实各级政府成立节能执法机构、加强执法队伍建设、节能工作常态化、市场化等。同时，积极承接东部沿海的高技术和高附加值、低能耗的产业必将向广西转移，如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新兴产业等。大力发展林业，提固碳效果。

(二)　加大财政资金在气候变化研究领域的投入

广西应对气候变化，关键依靠技术进步，通过新的技术降低排放，通过新的技术发展清洁能源，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有关气候变化问题的科研工作在广西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研资金严重不足，研究成果较少，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础数据和资料严重缺乏，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新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广西应设立专门的研究资金，通过政府委托形式进行专题研究，加快共性技术进步。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鼓励企业发展实用技术。同时，在各类科研经费的分配中，向气候变化问题的研究倾斜，提高广西区内关于气候变化的科研能力，为制定适合广西特点的气候变化政策打下良好基础。

(三)　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

广西应利用经济政策，优化气候变化的资源配置，提高广西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一是要加快气候变化趋势和影响相关知识的研究。目前，对气候变化最大的共识就是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即气候变化对经济所产生的影响及对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使得气候变化政策的成本和收益难以确定，政策评价和选择变得非常困难。加强对气候变化趋势的研究，给公众提供更多的气候变化信息，有利于公众做好准备，提高自我适应能力。二是财政资金大力支持适应性技术的研发。如开发耐干旱的品种、推广适合较高温度的物种，通过新技术应用，提高应对极端天气条件的能力、提高对自然灾害的监测能力等。三是加大适应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如加强农田灌溉设施、加高沿海的防水墙，激励和补贴农村建设储水设施等。四是推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保险，以加强经济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1]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农业综合开发适应气候变化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财政，2010，(4).

[2]刘晨阳.中国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内外部动因及效果初探[J].现代财经，2010，(10).

[3]刘恩财，等.关于农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能力建设问题[J].农业经济,2010，(1).

[4]张丽宾，等.气候变化与公共财政政策的理论分析[J]，环境经济学，2010，(5).

[5]cline，w.R.“The Economics of Global Warming.”Washington：Instutute for Intenmllonal Economics.1992.

[6]Kaplow，L.“Taxs，Permits，and Climate chaege”[N].NBER Working Paper 16268.2010.

[7]Metcalf，G.E.“c08tcontsinment.in climate ChangePolicy：Alternative Approaches to Mitigating Price Volmility[N].NBER Working Paper 15125，2009.

篇5

现代气候变化问题是指由于人类大量排放温室气体引起地球平均气温升高所造成的可能危害，如地球生态系统的改变、海平面上升、洪涝干旱等自然灾害频发、生物多样性减少等。过去150多年里，大气中的温室气体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增加，1901年以来，世界平均气温上升了0.74℃。从1978年开始可以获得的卫星数据表明，北冰洋冰层的年均厚度正以每十年近3%的速度消融，夏季减少更快，超过7%。北极冰冠的体积已不足50年前的一半。在这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7℃。面对严峻的形势，如何抑制全球变暖趋势，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已成为一个迫切的政治议题。但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治理气候变化问题中存在“吉登斯悖论”①现象，我们称之为“青蛙效应”，意即全球变暖带来的危险尽管听起来很可怕，但它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此许多人会袖手旁观，不会对它们有任何实际的举动。等到灾难来临时，人类再想应对它，为时已晚。这就是为什么对于许多公民来说，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议题的原因。有关态度调查表明，大多数公众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只有少数人愿意为此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在精英当中，气候变化“屈尊”成为一种姿态政治——韬略听起来宏伟壮阔，但内容空洞。②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公民都不会采取实质性的行动来抑制全球变暖趋势。③气候变化风险的间接性、不可见性使得有些国家只关注于当前利益的获取，忽视气候变化带给未来的风险。短视和冷漠使得有些公民、国家认可全球变暖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但却只有少数人愿意因此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少数国家原意承担责任、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短视和冷漠也加重了气候变化带来的环境不公。

一、“吉登斯困境”与环境正义

环境正义是指人人都应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主张权、责、利相对称。④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方面，所有人公平地享受环境权利，公平地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代内之间是这样，代际之间更应该如此；第二，在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方面，所有人在开发和利用环境资源的同时，承担补偿自然的责任，以实现利用和保护的平衡。环境公平分为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两大类，代内公平又分为国际公平、区域公平、阶层和群体公平。⑤气候变化是实实在在的、危险的，引起气候变化的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经济的发展，人类社会向大气中排放的温室气体日益增多，气候变化问题越来越严重。温室气体排放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气候变化问题不断地生产环境不公，例如温室气体排放国与风险受害国、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存在的环境不公问题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日益复杂。

（一）气候变化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

代内环境公平是指同代人之间同等享有清洁环境之益而不受不利环境之害的权利，也有保护和促进环境改善的义务，强调同代人之间的社会公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管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还是正在工业化道路上前进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向大气中排放工业废气，理应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承担相应的责任，避免“吉登斯悖论”现象的出现。然而有些温室气体排放国尽管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的风险，但他们同样不愿意采取实质性的措施，因为他们认为气候变化的风险对于他们而言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但事实上这种行为与思想会导致全球范围代内环境不公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国家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温室气体排放国在发展本国经济、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成为气候变化问题的主要加害者。温室气体排放过多将导致全球变暖，影响气候变化，并且这种风险具有无国界性，也即气候变化具有全球性，危害则由全球社会共同承担。温室气体排放国正是利用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将气候变化的风险分摊给全世界，这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国家抱有侥幸心理，认为风险对于自身而言是无形的、间接的、不可见的，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借口放弃采取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从而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这种将风险分摊的现象尤以某些发达国家最为明显，发达国家将某些排放工业废气严重的企业转移至欠发达地区，转移局部气候变化风险。风险分摊的做法对其他未过多排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放温室气体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存在显著的社会不公平，构成国际社会的代内环境正义问题。一国为追求本国经济利益，在工业化进程中损害其他国家享有环境之益的权利，拒绝承担环境之害的义务，这种以本国为中心的经济发展观是导致全球环境不公问题出现的重要原因，同时这种全球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又成为“吉登斯悖论”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二，公民个人层面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对于大多数公民而言，气候变化是一个“想后”的议题，而不是一个“思前”的议题，也即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公民关注的是气候变化风险发生后应该如何解决，而不是在风险发生之前如何来预防，这也是为什么国际社会提出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预防原则”。为什么公民缺乏气候变化的预防意识？尽管公民认识到气候变化存在的风险，但绝大多数人并未采取实际行动来改变他们的日常习惯，以减轻这场浩劫。公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多的行为如驾车、乘飞机、乱砍乱伐等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或是降低环境吸收CO2的能力。或许就因为每一个公民的这种行为对于整个地球而言微乎其微，但是每一个公民个体的行为作为社会行为的一部分，终将汇合成为影响气候变化的一股重要力量。公民致力于关 注自身利益的满足，将个人行为会带来的风险转移给整个人类承受，在每个个体看来，气候变化的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因为风险很少只针对个体发生，通常受害者是一个群体。错误观念的导向下公民的行为造就了某种程度的代内环境不公问题。

（二）气候变化的代际环境正义问题

代际环境正义是指当代与后代人在利用环境资源问题上保持恰当的比例，既不能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过度利用自然而使后代人无资源可用，破坏甚至毁坏他们的生存基础，也不能为了子孙后代的需要而使当代人生活在贫困中。①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无论是作为公民的个人还是国家，在面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问题时总是更多地倾向于发展经济，甚至通过过度地开发利用资源、排放废气污染物等途径来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忽视后代人利用资源和享受环境的权利。同时当代人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大量排放工业废气，但却不采取解决措施改善大气质量，将大气污染、气候变化的风险转嫁给后代人承担，也称为风险继承，使后代人承担未能获得相应收益的社会成本，造成环境代际的不公平。气候变化是地球上人为温室气体排放长期累积的结果，而其影响也将是代际传递的，因此会产生环境不公的代际传递。②气候变化的长期性使得人类在排放温室气体的时候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将给未来产生的各种风险，人类将风险留给后代人，自己享受发展的成果，将后代人置于一种不公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当代人认为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可见的，他们总在避免承担治理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不愿采取行动改善气候状况。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在排放温室气体的过程中实际上也是一个酝酿代际环境不公问题的过程。环境不公是现代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解决气候问题引发的环境不公问题，必须不断推进和深化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进程。

二、气候变化议题的政治化

解决气候变化问题，克服“吉登斯悖论”，就一定要让言语变成行动，发展出能有效治理气候变化的政治。吉登斯认为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应该有两个阶段：目前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该议题纳入政治议程，而第二阶段必须将气候变化政治化深植于我们的制度和公民的日常关切之中。①

（一）气候变化问题进入政治议程

气候变化问题的政治化有一个过程。1960年代中期，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向政府提出报告：二氧化碳将导致全球气候变暖，1970年代初，科学家开展一系列气候问题研究，呼吁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威胁予以重视，这一时期主要是科学家致力于将气候变化问题纳入政治议程，希望政府予以重视。1985年在奥地利的菲拉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赫（Villach）召开的“评估CO2及其他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及有关影响”的国际会议，就经济、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政策选择进行深入研究，呼吁政府在决策上加以重视。在1988年召开的多伦多会议上，气候问题已经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政治议程，有来自48个国家的300多名科学家、政治家以及联合国组织、其他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指出，全球变暖所造成的最终后果可能仅次于核战争。多伦多会议后，政治家不能不对于日益增长的公众关注和科学上的共识作出一系列反应。这些反应包括：建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为决策者提供气候变化科学背景和政策建议的评估报告；频繁召开国际会议，高层政治家纷纷发表声明，表达为控制和减缓气候变化采取对策的政治意愿；提出限制CO2排放的目标，等等。这些努力导致了1990年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开始，并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至此，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或环境问题，而成为一个轰轰烈烈的全球性问题，一个涉及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异常错综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②气候变化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逐步纳入政治议程，这是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一阶段。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实际上也就是将气候变化的风险纳入政治议程、使其进入公众视野，即随着国际社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和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风险将逐步地被更多的公民、组织、社会团体、国家认识和了解。风险公开化有助于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恐慌，改变原有的“气候变化风险不是有形的、直接的、具体的”观念，时刻认识到气候变化风险的严重性，自觉改变日常行为习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风险公开化有助于减轻环境不公，欠发达地区的公民和政府将形成利益同盟，要求温室气体排放者承担起相应的责任、督促国家和个人减少导致气候变暖的各种行为，从而维护自身利益，改变处于环境不公平的状态；温室气体排放者将逐渐意识到“短视行为”和“以本国为中心”等观念的错误性，在发展的同时关注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从而避免自身遭受更为严重的气候变化风险。进入政治议程，气候变化不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环境问题，还是一个国家发展中的政治和政策问题，这使得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和广大公民的努力。但是目前很多国际会议还仅限于提出气候变化问题，国际社会未能就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达成一致意见。

（二）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

气候变化的政治化要求国家和政府成为重要的活动者，因此吉登斯认为第二阶段就是要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中。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主要是指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应该依靠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在国家内部，为实现气候变化的政治化，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制度，政府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政府应该树立一种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必须有某种进一步的改革和创新的“计划”①，即制定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战略性政策方案，将气候变化与政治联合并稳定于政府活动中。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的“计划”可以使政府宏观把握、约束国内各行业、各地区、各社会团体等主体之间的行为，通过平衡各方利益，有节制的利用资源实现环境不公问题的解决，促进环境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第二，政府应该注意保持有关气候变化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平衡各党派之间、社会团体之间 以及各行业之间利益，维持政策稳定执行，打造某种类型的跨党派框架以推进放眼长远的政治。气候变化的无国界性、全球性使得仅有国家内专业提供论文写作和写作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dylw.net部治理温室气体排放的措施还不足以解决问题，加强国际合作，制定大部分国家都认可的国际政策才能保障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成功治理。尽管目前气候变化已经纳入国际政治议程，但是国际合作存在难度大、进展慢、效率低等问题，国际社会并没有采取实质性的措施治理全球气候变化，2009年12月召开的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最终以一纸不具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收场，国际合作难度大。国际合作的困难主要在于以下三点：第一，气候变化问题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各国谋求各自利益，存在国际性的环境不公问题，无法实现彼此真正的合作；第二，气候变化对各国威胁的程度不同，对多数国家而言，气候问题还没有形成现实、直接、明确、迫切的威胁；第三，在责、权、利关系上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和不平衡。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中各国的责、权、利关系不确定和不平衡使得各国通常不愿主动承担责任。环境正义要求人们在环境权益上实现责、权、利的平等，环境权益分配不公使得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内的责、权、利关系更加的不明确，国际合作将更加的困难。

但是，合作共赢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因此，国际合作更应该具备长远眼光和战略视野，将气候变化融入国际事务；保持国际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统筹各国行为，避免部分国家将气候变化的风险转移或是将风险继承，减少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实现国家在平等地位上的合作，同时政策稳定有利于各国更好地适应和持续实施气候变化政策。哥本哈根会议虽然失败了，但它所制造的政治动能将推动建立起一套新的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全球治理制度。这是今后国际合作发展的方向：建立全球化的政策制定标杆；推进新国际制度的创建，建立起具有全球公信力的多边机制并赋予其一套有法律强制力的监管措施等等。②国际合作应该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约束力，重要的是保证治理制度的公平正义性。只有在避免环境正义问题的出现的前提下，才能实现国与国之间真正的合作。

气候变化政治化的第二阶段还要求将气候变化深植于公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出新的双边行动和协作形式。要想有能力减缓气候变化，社会的所有成员必须参与进来，“吉登斯悖论”的解开也有赖于提倡、促进每个公民积极参与到改变日常不良行为习惯的行动中来，而不仅仅依靠恐惧使公民行动。建立多边协作机制和多元治理模式，将气候变化深入公民的日常生活，提高公民环境保护意识和维护环境权、生存权等权利意识；将治理气候变化发展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和政治文化，指导公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习惯。如果公民能意识到全球气候变化的风险是直接的、有形的、可见的，威胁气候的行为总会以某种形式反过来威胁人类社会，而每一个公民终将不能避免风险的危害，“吉登斯悖论”将失去成立的前提，公民将改变自身的日常行为规范，积极主动的采取措施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如公民可能减少每周驾驶SUV的次数，减少私家车辆的行驶路程等等，这将平衡公民之间、公民与后代人之间的权益，缓解环境正义问题。如果公民能够意识到其他地方、其他人群的排放温室气体的行为将最终使风险危害自身，意识到环境正义问题的存在，自身正在承受着因他人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时候，公民将产生反抗倾向，形成利益群体共同维护自身的环境权、生存权等等，要求建立治理气候变化机制，督促其他群体采取措施改善气候状况、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发挥公民社会的能量，动员个人行动，建立多元治理、多层治理模式是气候变化的政治化的一个方向，也是有效治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方式。

气候变化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全球性问题，亟待国际社会、国家内部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治理。尽管气候变化风险给人类带来可怕的后果，如印尼海啸造成导致约25万人丧生，很多人不会对它们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袖手旁观，以致出现“吉登斯悖论”现象。气候变化的政治必须处理“吉登斯悖论”，促进治理行为得到真正有效的实施，将气候变化纳入政治议程，并将其深植于制度和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篇6

关键词　全球气候变化；森林生态系统；影响

虽然目前关于气候变化的预测还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1]，其预测的结果也不一定准确，但是现有大量证据已表明：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已由工业革命前的 280μmol/mol 增加到 90 年代初期的 350μmol/mol[2、3]，与此相对应，地球表面的年平均温度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也上升了 0.6℃[4]。因此，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温室效应在不断加强是毋庸置疑的。许多科学家坚信：即使以目前 co2 排放的速率计算，到本世纪中后期，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将倍增[4～6]，因此，在未来的一百年中全球气候格局将发生变化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目前，虽然各种大气环流模型 (gcms) 对未来气候变化预测的量上不尽相同，但其所预测的未来气候变化的总体趋势基本趋于一致[7]。纵观现有对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倍增后有关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结果，可归结为以下几点：①全球平均气温将升高 1.5～4.5℃，全球气候带将向极地方向发生一定程度的位移；②最低温度的增幅比最高温度的增幅大，夜晚温度的增幅比白天温度的增幅大，冬季增温比夏季增温明显；③全球降雨量总体上有所增加，但全球降雨的格局将发生改变，降雨量可能因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季节而有很大的区别（如沿海地区的降雨将增加，而内陆地区的降雨则不变甚至减少）；④由于蒸散作用所损失的水分远大于降雨增加的量，因此中纬度内陆地区的夏季干旱将明显增加[7]。由于未来气候的变化可能将对全球的生态环境、社会和经济等产生巨大的影响，这是人们对气候变化密切关注的主要原因。

森林生态系统是地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具有很高的生物生产力和生物量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目前，虽然全球森林面积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约 26%，但是其碳储量占整个陆地植被碳储量的 80% 以上，而且森林每年的碳固定量约占整个陆地生物碳固定量的 2/3[8]，因此，森林在维护全球碳平衡中具有重大的作用。此外，森林还为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以及人类的生活提供丰富的资源；在维护区域性气候和保护区域生态环境（如防止水土流失）等方面，森林也有着很大的贡献，所以，森林在维系地球生命系统的平衡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森林与气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气候的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对森林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反过来，因全球森林生态系统是一个巨大的碳库，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它对大气中的 co2 起着源或汇的作用，从而进一步加强或抵消未来气候的变化。因此，未来气候的变化对森林的影响及森林对气候的反馈作用已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7～9、13]。人们通过气室实验和模型模拟，在时间尺度上从几天到几世纪及在空间尺度上从叶片到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景观、区域及全球等各个层次来阐述气候变化对树木生理、物种组成和迁移、森林生产力以及物种和植被分布等多方面的影响。

1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结构和物种组成的影响

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是系统稳定性的基础，生态系统的结构越复杂、物种越丰富，则系统表现出良好的稳定性，其抗干扰能力越强；反之，其结构简单、种类单调，则系统的稳定性差，抗干扰能力相对较弱。千万年来，不同的物种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而形成了其各自独特的生理和生态特征，从而形成现有不同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由于原有系统中不同的树木物种及其不同的年龄阶段对 co2 浓度上升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变化的响应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气候变化将强烈地改变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气候变化可能通过以下途径使森林物种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

（1）温度胁迫：温度是物种分布的主要限制因子之一，高温限制了北方物种分布的南界，而低温则是热带和亚热带物种向北分布的限制因素。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中，全球平均温度将升高，尤其是冬季低温的升高，这对于一些嗜冷物种来说无疑是一个灾害，因为这种变化打破了它们原有的休眠节律，使其生长受到抑制；但对于嗜温性物种来说则非常有利，温度升高不仅使它们本身无需忍受漫长而寒冷的冬季，而且有利于其种子的萌发，使它们演替更新的速度加快，竞争能力提高。

（2）水分胁迫：虽然现有大气环流模型预测全球降雨量将有所增加，但是由于地区和季节的不同而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预测的结果还表明，在中纬度内陆地区其降雨会相对

减少尤其是在夏季，在一些热带地区其干旱季节也将延长。此外，气温升高也将导致地面蒸散作用增加，使土壤含水量减少，植物在其生长季节中水分严重亏损，从而使其生长受到抑制，甚至出现落叶及顶梢枯死等现象而导致衰亡。但是对于一些耐旱能力强的物种（如一些旱性灌丛）来说，这种变化将会使它们在物种间的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从而得以大量地繁殖和入侵。

（3）物候变化：冬季和早春温度的升高还会使春季提前到来，从而影响到植物的物候，使它们提前开花放叶，这将对那些在早春完成其生活史的林下植物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有可能使其无法完成生命周期而导致灭亡，从而导致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的改变。

（4）日照和光强的变化：日照时数和光照强度的增加，将有利于阳性植物的生长和繁育，但对于耐阴性植物来说，其生长将受到严重的抑制，尤其是其后代的繁育和更新将受到强烈的影响。

（5）有害物种的入侵：有害物种往往有较强的适应能力，它们更能适应强烈变化的环境条件而处于有利地位。因此，气候变化的结果可能使它们更容易侵入到各个生态系统中，从而改变由于系统的种类组成和结构。此外，气候变化还将通过改变树木的生理生态特性（如气孔的大小和密度、叶面积指数等）和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等途径对不同物种产生影响。而不同物种的耐性、繁殖能力和迁移能力在新系统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总之，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的影响是各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将使一些物种退出原有的森林生态系统中，而一些新的物种则入侵到原有的系统中，从而改变了原有森林生态系统的结构和物种组成。这些影响对不同森林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区域可能尤为严重。

2 全球气候变化对物种和森林类型分布的影响

气候是决定森林类型（或物种）分布的主要因素，影响森林生态系统特点和分布的两个最为显著的气候因子是温度的总量和变量以及降雨量。植被（物种）分布规律与气候之间的关系早就被人们所认知，并由此而提出一系列气候—植被分类系统（如 holdridge 生命带、thorn thwaite水分平衡及 kira 温暖指数和寒冷指数等）。当前，人们正是基于气候与植被（或物种）间的关系来描绘未来气候变化下物种和森林分布的情形。而另一个有利于气候变化对物种和森林分布影响的证据是来自于全新世大暖期物种的迁移和灭绝，但是，与全新世相比，未来全球温度升高的速率更大，全球自然景观也因人类活动的影响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未来气候变化将给物种和森林的分布带来更为严重的影响。目前，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对森林类型分布影响的预测都是根据模拟所预测的未来气候情形下森林类型分布图与现有气候条件下森林分布图的比较而得到，其结果都认为各森林类型将发生大范围的转移[13～16]。例如 smith 等人[13]利用 holdridge 模型，根据 gcms 对气候变化的估测结果来预测未来植被分布的变化，他们发现森林类型的分布将发生相当大的转移，例如北方森林转化为寒温带森林、寒温带森林转化为暖温带森林等，寒温带和热带森林的面积趋于增加，北方森林、暖温带森林和亚热带森林的面积则将减少。neilson[17] 同样发现森林覆盖的显著转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仅仅考虑了气候因素对森林分布的影响，而其它环境因子在森林的分布中实际上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此外，他们通常把某一森林类型作为一个整体（如温带森林等），而且认为它与气候之间是一种平衡关系，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不同物种对气候变化的响应以及迁移能力等差异很大，因此，森林类型的转移（如从北方森林转化为寒温带森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物种通过景观的运动和新物种侵入现有群落中的能力。对于大多数物种来说，其迁移的时间尺度或许是几个世纪[18]。

由于在不同的区域其未来气候变化的情形不一致，而不同的森林类型也有其独特的结构和功能等特点，因此，气候变化对各个森林类型的影响是不同的。

（1）热带森林生态系统：一般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热带雨林的更新将加快。总体上，热带雨林将侵入到目前的亚热带或温带地区，雨林面积将有所增加，如李霞等[16]对我国植被在不同气候变化条件下（温度升高 4℃，降雨增加 10%；温度升高 4℃，降雨不变及温度升高 4℃，降雨减少 10%3 种情况）的模拟预测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后，我国热带雨林的面积将显著增加。但是有些地区降雨的减少也可能加速季雨林和干旱森林向热带稀树草原 (sava na)的转变。此外，从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来看，热带森林比温带森林更娇气一些，它的生长与水分的可利用性和季节性关系更为密切，所以热带森林在其干旱的边缘地带被草地或稀树草原的吞食以及周围村落等人为活动等影响下，可能会变得

比较脆弱。全球气候变暖的模式表明：湿热带区域的平均气温上升比中、高纬度地区要小，一般只有 1～2℃，但降雨量可能增加较多，降雨过多，土壤积水，就要限制湿热带许多森林的生长。此外，不按季节的降雨，会使大多数树木不落叶，地面的枯枝落叶层不能形成，节肢动物，如蜈蚣、甲虫等因缺乏栖息生境和食物而大量减少，由此影响到生物链上的一系列物种，进而影响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物质流、能量流，使原本复杂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失稳、简单化，直至构成一个更为脆弱的新平衡体系。此外，随全球变暖而增加的热带风暴对热带森林的结构和组成以及分布也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2）温带森林：温带森林是受人类活动干扰最大的森林，地球上现存的温带森林几乎都成片断化分布，因此，未来气候变化对温带森林的影响是巨大的。一般认为，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温带将向极地方向扩展，而温带森林也将侵入到当前北方森林地带，而在其南界则将被亚热带或热带森林所取代，同时由于温带内陆地区将受到频繁的夏季干旱的影响，从而导致温带森林景观向草原和荒漠景观的转变。因此，温带森林面积的扩张或缩小主要取决于其侵入到北方森林的所得和转化为热带或亚热带森林及草原的所失。目前大部分模拟预测都认为温带森林面积将减少[13、15～17]。此外，由于温度的升高及夏季干旱频度和强度的增加，火干扰可能对未来气候变化下温带森林的变化起着决定作用。

（3）北方森林：北方森林被认为是目前地球上最为年轻的森林生态系统，还处于不断地形成和发育之中，易于受到各种外部因素的干扰。而在未来的气候变化中，由于高纬度地区的增温幅度远比低纬度地区的增温幅度大，因此，目前的研究基本一致地认为气候变化对北方森林的影响要比对热带和温带森林的影响大得多，而且其面积将大大减少[13、15、17]。

3 全球气候变化对森林生产力的影响

森林生产力是衡量树木生长状况和生态系统功能的主要指标之一。大气中 co2 浓度上升及由此而引起的气候变化被认为将改变森林的生产力。这主要表现在 co2 浓度升高的直接作用和气候变化的间接作用两个方面。一般认为，co2 浓度上升对植物将起着“肥效”作用。因为，在植物的光合作用过程中，co2 作为植物生长所必须的资源，其浓度的增加有利于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其转化为可利用的化学物质，从而促进植物和生态系统的生长和发育。目前，大部分在人工控制环境下的模拟实验结果也表明 co2 浓度上升将使植物生长的速度加快从而对植物生产力和生物量的增加起着促进作用，尤其是对 c3 类植物其增加的程度可能更大[19～24]。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对 co2 浓度升高表现出一定的敏感性，也有一些研究表明：即使在高水平营养供给下，同样还有许多物种对 co2 浓度的升高没有反应[25～27]。此外，co2 浓度升高对植物的影响根据其所在的生物群区、光合作用方式和生长形式的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wisley[28] 分析了目前的有关研究发现：来自热带和温带生物群区的植物比来自极地生物群区的植物对 co2 升高的响应大；来自温带森林的物种比来自温带草原的物种对 co2 的响应大；落叶树比常绿树对 co2 的升高更为敏感。简言之，生长速率快的物种比生长速率慢的物种对 co2 升高的响应更大[28～29]。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实验几乎都是在人工气室中的盆栽实验，其实验时间相对较短（从数天到几年），而且有充足的养分和水分供给。此外，对于那些生长在野外的植物如何受 co2 浓度升高的长期影响还不是很清楚，尤其是有关木本植物影响的研究在盆栽实验中往往选择幼苗作为对象，而其成熟个体所受的影响是否与其幼苗一样也不清楚[29]。一般认为，co2 浓度升高对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的增加在短期内能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不能保证其长期持续地增加[27]，因为，在竞争环境中生长的树木对 co2 升高的反应常常表现出比单个生长的树木的反应要小[30]，而森林物种组成的长期变化也能间接地影响森林生产力[20]。此外，co2 浓度的升高将使植物叶片和冠层的温度增加以及气孔传导率下降[21、31、32]，从而使植物受到热量的胁迫，使其生长被抑制。co2 所引起的温度升高似乎对植物的生长又将进一步产生负面作用，因为大气环流模型对气候的预测结果认为晚上的增温幅度将比白天要高，这样就可能使植物在晚上的暗呼吸作用加大，从而白白“耗费”大部分初级生产力；其次，温度的升高将增加土壤水分蒸发量，导致土壤水分下降，从而可能引起植物的“生理干旱”，限制植物的光合作用和生长速度[28]；此外，温度的升高还会增加土壤微生物的活性，加速有机质的分解速率和其它物质循环，改变土壤中的碳氮比，使植物的生长受到氮素缺乏的制约[22、33～35]。因此，要准确评估

co2 浓度上升对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的影响还存在很大的困难，这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各个影响因素，而且也要求我们进行长期的野外观测和实验。

除受上述各种因素影响外，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也受到气候因素（温度和降雨）的强烈影响。由于生产力与气候（水热因子）间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因此，人们常用气候模型（如 miam i模型、筑后模型等）估算大尺度生产力。对于未来气候变化对生产力的影响也常利用大气环流模型 (gcms) 对未来气候预测的结果通过各种气候模型来模拟，然后与当前气候情形下所模拟的结果相比较[36、37]。由于不同的 gcm 对未来气候预测的结果不同，因此对生产力变化的预测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此外，气候变化对森林生产力影响的预测仅仅考虑气候与生产力的线性平衡关系，而没有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在预测过程中假定森林植被的分布不随气候的变化而发生改变；预测中所选用的气候因子是其年平均的年际变化，而没有考虑其季节变化。所以，其预测的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未来的实际情况。

4 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前面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物种的组成和结构、物种和森林类型分布以及系统生产力的可能影响。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有关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的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对温室气体所引起的气候变化的预测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首先，大气环流模型 (gcms) 对未来气候情形的预测通常采用大网格（50×50 经纬网格或更大）模拟，从而降低了对气候变化预测的准确性（尤其是对一些特殊区域），因此，这往往制约了人们对气候变化影响的评估；其次，这些模型本身极大地简化了控制气候的复杂的物理过程，其结果是使得这些模型在区域气候变化的预测上常常不一致，因此，其预测的气候情形很难说是未来气候的预言[38]。

（2）仅考虑气候因素的影响而忽略了其它环境因子的作用：目前大多数有关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潜在影响的预测都是根据一个假设，即气候（温度和水分）对树木物种的分布、森林类型以及生物群区和森林生态系统过程发挥最主要的限制作用，是控制树木物种和森林类型分布的惟一因素。这意味着在现有的模拟预测研究中是利用当前树木（或森林）分布与气候间的相关性来预测其未来分布的变化。基于这一假设，大多数预测结果表明：树木物种及森林的分布将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也许与显著的树木死亡、森林下降和森林覆盖的丧失相关。然而，制约树木和森林分布的气候因子间的相关性可能将随气候变化而改变。在所预测的未来气候变化情形下，冬季尤其是在北方将增温快，因此，对未来气候增温的趋势而简单地引起现有气候带北移的假设是不合理的。所以，尽管这些模型对当前气候—植被间关系的模拟与实际相当吻合，但对未来气候变化情形下物种与森林的预测则不一定适用。此外，除气候因素外，树木和森林的分布还受到一些区域性环境因子（如土壤类型、质地、深度和组成、水分的可利用性、坡度、坡向、海拔及现有物种的组成等）的影响。尽管某一地方的气候对一些树木和森林比较适宜，但是区域性环境因子可能限制其在该地的分布。综上所述，仅仅从气候因素的变化来预测未来树木和森林的分布有其局限性和主观性。

（3）现有气候变化对树木和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常集中在单个物种或是把各个森林类型作为一个整体，忽略了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机制。众所周知，自然界不同的物种都是互相影响互相依存的，每一个物种通过对资源的竞争占据着生态系统内相关的时间和空间位置，即每个物种有其独自的生态位（niche）。生态位的概念又可分为基本生态位（fundamental niche）和实际生态位（realized niche）。基本生态位是指物种在理论上所能占据的最大生态位空间位置，实际生态位是指理论生态位和物种竞争作用的结果，即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实际占据的生态位空间。但是物种的生态位并非一成不变。由于每个物种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不同，当一个物种暴露在新的气候条件下，往往可能改变其原有的竞争组合，而与其他物种形成新的竞争关系。因此随着气候的变化，实际生态位也将随着不同物种竞争组合的变化而发生改变。而生态系统的演替和发展正是这种不同物种间相互竞争作用的结果。由此可见，物种间的竞争在生态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现有气候变化模拟的预测却认为：只要某地气候条件没有限制，那么相关的树木就可以在该地分布。这往往混淆了基本生态位和实际生态位间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些预测缺乏对物种竞争的了解，因此，它们很难真实地反映未来树木和森林的分布状况。当然，有一些模型也能很好地反映出物种的竞争关系，如林分模型（stand model or gap model），但是由于其模拟的尺度较小（常小于 1h

m2），因而在放大到区域和全球尺度上时容易出现偏差。

（4）关于物种迁移的评估：由于现有模型的预测只考虑气候因素，认为气候与物种和森林之间存在着一种平衡关系，因此其结果认为气候变化能立即导致物种和森林的位移。然而，实际上物种对气候的变化往往有一定的耐性，其迁移在时间尺度上常常表现出滞后于气候变化的速率，这种滞后的时间尺度可达一、二百年甚至

更长[18]。因此，物种的迁移与气候的变化是非平衡的。此外，物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还受其迁移能力、迁移速率和地形及地貌的影响。与全新世气候变化对物种迁移的影响相比，未来气候变化对物种的影响更大，因为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自然景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景观的破碎化已经成为物种迁移的严重障碍。因此，即使一些地方的气候适于物种的生存，但可能因自然景观的隔离而使物种不能到达，从而可能造成一些物种的灭绝。但是当前的预测模拟却很少或者没有考虑物种的耐性、迁移能力、迁移速率以及迁移障碍等因素对物种的影响。

（5）没有考虑森林变化对气候变化的反馈作用及其进一步对森林的影响：森林与气候之间通过陆地表面与大气间的物质、能量和水分的相互交换而互为

影响[39～41]。气候变化对森林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对森林生产力和生物量、森林的物种组成和结构、森林的分布、森林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和森林的水分平衡等，而森林的这些变化可能对气候产生一定的反馈作用。首先，森林碳循环的改变，可能使森林成为大气中 co2 的源或汇，造成大气中 co2 浓度的升高或降低，从而进一步加强或削弱全球变暖趋势；其次，森林结构和分布的变化将改变地表原有的反射率和全球的水循环模式。所有这些将对气候的变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森林的结构和功能，因此，森林与气候间的相互作用是非常复杂的。所以，现在有关的模型预测研究中为了避免这种复杂的关系，往往很少考虑到气候变化所引起的森林变化对气候的反馈作用。

（6）缺乏对极端气候事件的考虑：目前有关气候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影响的预测所采用的气候指标都是年平均的变化，而很少或没有考虑其季节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但是，未来全球气候变暖却可能会使极端高温和寒冷的频度和强度加大以及气候的季节波动更为明显[42]，而极端高温或低温对很多物种来说可能是致命的。气候变化的另一个间接结果就是可能使极端灾害（如火灾、虫灾、干旱、飓风和热带风暴等）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例如，夏季的高温和干旱条件使火灾发生的可能性增加；高温和高湿则将有利于一些有害昆虫的生长繁育；海温的升高也为飓风和热带风暴的发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很多科学家认为极端气候事件为人类生存环境带来的危害将更加严重[42～43]。极端灾害的增加将对森林景观造成严重的威胁。火灾和虫灾的频繁发生将对温带森林景观的演替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干扰和破坏，导致出现一些偏途演替群落，甚至造成森林景观的消失；而飓风和热带风暴对于热带雨林来说其破坏力是巨大的，它们对雨林生态系统结构的改变往往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现在模型预测的研究却很难对这些极端气候事件作出评估。

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公众认知；中美比较

0、引言

近年来极端恶劣天气频发，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数以亿计的经济损失。科学研究认为，气候变化的趋势主要是气候变暖。近100多年来全球平均地表温度升高了0.3℃～O.6℃，海平面平均升高了10～25厘米。而导致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增加，化石燃料的燃烧、大规模的工业污染、森林砍伐以及土地用途改变等种种人类活动造成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积聚。这些气候变化现象及其引发的后果越来越引起人类社会的关注和各国政府的普遍重视，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也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科学家们在科学层面上的探讨，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于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关政治、经济以及伦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富国是否对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负有特殊的义务，发达国家是否对很大比例的历史排放负有责任，排放所产生的成本是否已经不成比例地降临在穷国?世界各国应如何公平地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和义务正成为热议的话题和争论的焦点。

中国和美国是全球气体排放量最多的两个国家，根据目前的国际谈判情况，两国都面临着巨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在于转变高耗能的生产方式，美国进行碳减排的重点则在于转变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中国和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如何，采取的政策与措施是否积极有力，对于国际社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两国政府的态度与应对措施对国内民众关于气候变化的认知也有着极大地影响，民众对气候变化的认知直接影响着他们的应对行动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落实与实施效果。因此，比较中美两个碳减排大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分析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有利于为两国制定合理的减排政策提供依据，有利于促使两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1、中美两国应对气候变化国策的比较分析

尽管气候变化问题存在诸多争议，但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各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各个国家根据自身利益以及气候变暖的现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国策。美国与中国是世界上两个碳排放大国，这两个国家碳排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影响着整个世界碳排放的趋势，而两国推行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也有所不同。

1.1　摇摆、消极的美国气候变化国策

美国是一个多元化的法律与政策实体。政策制定的主体有联邦政府与州政府。联邦政府在制定气候国策时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在减排与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比较中选择经济发展优先于应对气候变暖的战略。具体表现为：①早年美国在推进全球气候问题的对策研究上相当积极，1992年美国成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成员国，并且成为第四个批准该框架公约的国家。②1997年7月25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伯瑞德一海格尔决议，标志着美国进入气候变化政策的消极时期。该协议的中心思想是美国将拒绝签署任何与《公约》有关的协议。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宣布退出《京都协议书》。自1997－年2005年，美国联邦政府鲜有法律或政策的行动，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总体上处于最消极时期。③2005年，俄罗斯加入《京都议定书》，美国感受到了来自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压力。同年的卡特丽娜飓风等严重自然灾害也使得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气候变化所带来的严重影响。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气候安全法》，其目标是2005年的排放量作为2012年的总量的控制目标并逐年减少。④奥巴马政府就职后，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奥巴马政府内外政策中仅次于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的优先议程。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表明美国的气候政策迈出了积极一步。

1.2　持续、积极的中国气候变化国策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碳排放总量第一的国家。中国碳排放国策是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国际上普遍认为中国的减排对于全球控制气候变化的进程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在减排国策的制定上一直持积极的态度。①1993年1月5日中国批准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推动了中国各职能部门间政策协调的发展。自《公约》于1994年生效后，中国政府以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在《公约》下做出的承诺。2002年8月，中国核准了《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议定书》生效后，中国又建立了清洁发展机制(CDM)领导和管理体制。中国专家积极参加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工作，为相关报告的编写作出了贡献。②中国认真履行本国在《气候公约》和《议定书》下的义务，于2004年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并于2007年6月《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在《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中国提出了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目标，即：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政策措施取得明显成效，到2010年比2005年降低20％的能源密集度。③2008年6月9日，中国央行公布的国内排放贸易计划，包括从温室气体排放到水污染的每一项，加快国家对“绿色”推动增长的初步轮廓。“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显示，中国“十二五”时期将着力发挥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在节能减排中的作用。中国政府面对气候变化，在国际上积极参与支持国际合作，在国内组织筹建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机构，并主动采取政治、经济手段等一系列的措施和行动应对气候变暖。2中美两国公众应对气候变化认知差异性比较分析

2007年，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美国促进委员会(AAAS)以及非营利组织组成的工作组撰写的报告《气候素养：气候科学的必要原则》中正式提出“气候素养”这一概念，即指个人或者社会团体对气候的理解，该理解包括人类活动对气候的影响和气候对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一个具有气候素养的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理解地球气候系统的主要规律原则；知道如何科学的评估哪些关于气候的信息是正确的；有目的的了解并与其他人交流有关气候和气候变化的问题；对于有可能影响气候的问题，能够做出有效和

负责的决定。国民气候素养的形成一方面依赖于教育的实施，另一方面决定于政府推行的政策、态度及大众媒体的导向。

如上节所述，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国策方面有较大的差距，那么这种差距在两国民众的气候素养上是否有所体现呢?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通过一些调查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美国的调查数据来自于乔治梅森大学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小组(以下简称“联合小组”)和皮尤研究中心的问卷调查，中国的数据来自于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的问卷调查。“联合小组”于2011年4月23日至2011年5月12日在美国做了关于气候素养状况调查。调查涉及101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美国皮尤研究中心于2009年9月30日至2009年10月4日开展相关的问卷调查，调查涉及1500人，样本的总有效率为95％。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于2011年3月18日至2011年4月20日对网民、大学生以及县域居民开展了调查。对于网民与大学生采取网上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于县域居民采取实地问卷调查的方式。参与调查的网民为3599人，问卷总有效率为96.97％；参与调查的大学生为6750人，问卷调查的总有效率为98.15％；参与调查的县域居民为1513人，收回有效问卷763份。

2.1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认同度极其相似

有关气候变暖的问题最早出现在文献中是19世纪末。对于气候变暖的问题，科学界争论不断，两国公众是如何认识这个问题的呢?调查结果见表1。中美两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肯定态度的人数比例惊人的相似。中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5％，美国公众赞同气候变暖的比例为64％。持否定观点的民众比例差距较大，中国公众认为气候没有变暖的比例为8％，而美国公众持否定观点的比例为18％。

2.2　科学结论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影响更大

2.2.1　科学家的结论对美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高于对中国公众认知的影响程度

应对环境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全球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相互依赖性，使得决策者在应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不得不向相关领域的科学家寻求建议。调查结果见表2。美国公众非常相信科学家确认全球变暖的比例为21％，中国公众非常相信的比例为10％，美国公众相信程度要远远高于中国公众。由此可知，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确切认知主要来自于科学家的结论。原因是：一方面美国政府较早以前就非常重视有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权威性的结论。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气候政策，采取有目的系统性行动操纵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及结果，而不是采取行政手段，使得美国公众得到了更多的来自科学研究的信息。

2.2.2　欧美严寒对美国公众关于气候变暖的认知有所影响

自2009年末到2010年初，欧美各国先后出现暴雪、暴雨等极端天气，这是继2009年11月中下旬出现严寒天气之后，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东部又出现降温天气。这种极端天气现象的出现对于气候变暖的观念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调查结果见表3。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持非常怀疑态度的要高于中国公众10个百分点。可见切身感受会影响人们对于气候变暖的认知。但我们还要看到，尽管经历了严寒，仍有23％的美国公众对气候变暖一点都不怀疑，这个比例高于中国公众13个百分点。说明美国公众对于科学结论的信任程度非常高。

2.3　中国公众对于碳减排政策的支持比例远高于美国公众

有关对碳排放政策的支持情况调查，结果见表4。美国公众支持实施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50％，反对的比例为38％，不知道或者中立的占12％。而中国公众支持碳减排政策的比例为76％，远高于美国公众。选择反对的比例为3％，远低于美国公众。调查的结果表明中国碳减排政策得到了更多的公众的支持，政策制定的空间比较大，而美国政策制定受到的阻力则会比较大。因此可以看出，美国碳减排政策的出台将会是个漫长且困难重重的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出奥巴马政府虽然重视气候变化问题，但是要想通过参议院达到2020年削减以1990年为基础的碳排放量4％的目标是非常困难的。

2.4　中美两国公众对于气候变暖的原因认知存在较大分歧

在问及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时，中美两国公众认知存在较大差异，见表5和表6。我国公众中有27％的受访者认为是由于自然环境的因素造成的，73％的人认为是由于人为活动带来的，其中36％的受访者选择了温室气体排放，有24％的人选择大气污染物增多，13％的人选择了城市化。美国公众中47％的受访者认为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这个比例远远小于我国。而有35％的人认为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

2.5　中国公众对于重要的气候政策更为了解

为了考察公众对国家气候政策了解程度，我们设计了“您知道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内涵吗?”这一题目对我国公众进行测试。“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我国在国际社会进行气候谈判时中国维护本国利益的一个基准点，是我国国际谈判的基础。相对应的，美国在碳减排方面最重要的原则是“总量控制与交易”。我们用“您知道什么是‘总量控制与交易’吗?”这一题目测试美国公众的政策了解程度，结果见表7。美国公众对于非常重要的气候政策“总量控制与交易”表示不知道的比例达到55％，而中国公众中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表示不太了解或根本不了解的人仅为17％。有46％的中国公众对于这个原则表示知道很多。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在对国家气候国策的了解程度要远高于美国公众。

3、结论与建议

篇8

10月以来，有关全球气候变暖的报道不断刷屏。8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称，全球气温上升1.5℃问题或将提前到来；同日，本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气候变化经济学的开创者之一、最早提出2℃升温控制目标等气温红线的美国经济学家诺德豪斯。

 

与这些遥相呼应的是，21日，“未来地球计划”中国委员会在浙江建德发表的“建德共识”更是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再次强调了科学应对全球变暖问题这一行动指南。

 

IPCC此次的特别报告向人类再次敲响了警钟。IPCC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翟盘茂表示，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已引起全球大约1℃的增温；按目前的增暖速率，预计在2030年—2052年之间达到1.5℃这一警戒线。与升温2℃相比，若将目标调整为1.5℃，我们将能避免大量因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与风险，为人类造福，比如说降低全球多地区的极端天气发生概率；将受海平面上升影响的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让受气候变化引起的水资源紧张影响的全球人口比例减半……

 

报告认为，根据大量的研究证据，《巴黎协定》2℃目标已不再安全，更不用说一切如常时高达5℃的升温。为了避免更大的负面影响，人类应更快采取更大的减排行动，将21世纪地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

 

为此，人类需要转变能源结构，以及实现化石燃料的清洁使用。这需要在能源体系、耕地使用、城市和工业设计、交通、建筑等领域迅速做出深刻变革。

 

中国当前面临着严峻的气候变化及相关的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挑战。“未来地球计划”中委会主席秦大河院士表示，顺应低碳发展和绿色发展潮流，“建德共识”强调的生态文明建设行动不仅关系着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重要抓手。

 

“建德共识”提出一系列行动措施：

 

一是科学界应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技创新，立足国情，优先研究气候变化、低碳能源、大气污染、水资源与粮食安全、公众健康等关键科学问题，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技支撑。

 

二是大力推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加强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探寻气候变化科学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联系，增强科研成果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决策的影响力。

 

三是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教育宣传与知识普及，提高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意识，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让全民自觉行动起来，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尚。

 

四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加强生态保护，探索“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制度创新与建设，推广有效和可持续的生态补偿机制，创建良好的立体生态系统格局。

 

篇9

【关键词】气候变化 地下水资源 影响

一、引言

气候变化是全球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科学研究证实，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表现出显著变暖的主要特征。这种变化，已经并将继续给全球自然生态和人类生存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近20a来，气候变化的研究方向从认识气候系统基本规律的纯基础研究发展到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的一系列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研究[1]。

气候变化问题的核心是气温和降水量的变化。气温持续上升已经成为可证实的变化。IPCC先后在1990、1995和2001年公布的三次评估报告中指出，观测事实表明，20世纪全球地表温度升高了大约0.6℃。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则指出，未来100a，全球地表温度可能会升高1.6到6.4摄氏度。大气环流模式（GCMs）模拟的降水量的变化却存在相当的不确定性，但不管未来降水量是减少还是微量增加，由于温度升高导致的蒸发力加大或蒸发降水差的加大，以及高温干旱一并出现，都将加剧我国已经很严重的干旱，从而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以华北地区为例，大量研究表明，近50a来，华北地区气候表现出“暖而干”的变化趋势。研究指出，上世纪50年代以来华北地区降水呈减少趋势，而蒸发量呈增加趋势。因此，当气候变暖时，作为重要粮食生产基地的华北平原将是我国突出的农业脆弱地区，最容易受到严重的干旱威胁。

二、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

1.地下水资源的重要性

地下水是世界上重要的淡水资源，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历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支撑作用。全国以地下水灌溉的耕地面积约1.68亿亩，占总灌溉面积的24%。地下水是世界上许多国家或地区重要的或唯一的饮用水源。世界上超过15亿的人口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在美国，地下水提供了1/2以上人口的饮用水源。我国有约1/3人口饮用地下水。对于地表水相对缺乏的我国北方来说，地下水的开发利用处于重要战略地位。对华北27个城市的统计资料显示，在782万m3的日用水量中，地下水提供了686万m3，占87%，有的城市则完全依靠地下水。1997~2001年，地下水资源供水量占华北地区年均供水量的59.6% [2]。统计资料表明，华北地区平均地下水资源量由1956~1979年间的625.5×108m3减少到1994~2001年间的564.3×108m3，下降9.7%。

2.地下水资源量减少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

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造成的水资源严重不足，人们不得不大量开采利用有限的地下水资源。地下水的超采，造成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包气带厚度增加，使地表产水量减少，地下水补给量下降，地下水水位进一步下降，形成恶性循环，产生了一系列日益严重社会和生态环境问题。过度抽取地下水，造成地下水“漏斗”现象，大面积的地下水位不断下降。据统计，全国已经出现了56个地下水区域下降漏斗，总面积大于8.2万km2，其中华北平原情况最为严重。如北京近郊区已形成1600km2的地下水漏斗区，而且北京东部、天津、冀（县）枣（强）衡（水）沧（州）、德州地下漏斗已连成一片[3]。近年来，地下水水位持续下降引起的地面沉降、地裂缝和地面塌陷时有报道。在沿海地区，地下水的下降破坏了淡水与海水的平衡关系，还会引起海水入侵，使水质恶化，不仅影响人畜饮用，而且导致农业减产。另外，地下水的超采部分实际上通过大气和地表径流到达海洋，最终还会引起海平面的上升[4]。

三、地下水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研究

地下水的形成与演化受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中各种物理、化学作用的制约，同时它又积极参与着上述各圈层间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是地质和环境过程中最活跃的因子。研究指出，地下水是水文循环的产物，水文循环与气候之间通过一系列反馈过程相互制约，降水的变化将影响径流出现的时间及干旱频率和强度，温度的变化将影响蒸发、土壤湿度和入渗条件，所有这些作用都将在地下水的形成和演化过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地下水与气候、环境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决定了地下水在气候变化研究中应当也必然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气候变化对地下水水位的影响

气候变化会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地下水水位变化。在雨期，地下水系统不断得到大气降雨的补给，而出现地下水水位的上升；在旱季，蒸发会引起地下水水位的下降。大量的地下水动态研究表明，地下水水位变化在较大时间尺度上与太阳黑子活动存在很好的相关性，这可能也是由于太阳活动变化导致气候变化所引起的。Chen等通过对加拿大Manitoba南部碳酸盐含水层中地下水水位与气候变化的相关性研究，揭示了该含水层年均地下水水位与月平均降雨和气温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Jorgensen通过研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AlAin地区过去4500a以来地下水水位与气候变化的关系，发现自青铜器以来地下水水位的持续降低与大气中CO2浓度的增加有很好的对应关系。王焰新等通过对神头泉流量与气候变化关系的研究表明，泉流量也可很好地指示短时间尺度的气候变化。山西岩溶泉流量在近50 a来的衰减总趋势对同期的全球变暖及干旱化过程具有深刻的指示意义，泉流量变化有效地记载了全球气候的规律性变化。

2.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补给的影响

研究指出，气候参数的任何变化都可能会影响地下水系统的补给条件，从而影响地下水的可持续利用。加拿大草原过去40~50a均气温升高、降水减少的趋势使人们开始担心该地区地下水的可否持续利用。杨文峰等研究表明，陕西省大部分地区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近年来地下水呈大幅下降的趋势，这与降水的变化趋势是一致的；全省年平均降水量每减少10%，地下水资源相应减少10%~15%；其中，黄河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每减少10%，地下水资源相应减少10%~20%，长江流域年平均降水量每减少10%，地下水资源相应减少10%~27%。邓慧平等[研究表明，莱州湾地区1960~1976年、1977~1993年和1980~1989年的降水距平百分率分别为12%、-12%和-18%，同期该区地下水资源量距平百分率分别为10%、-15%和-25%，地下水资源量与降水量表现出很好的一致性。

四、区域地下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响应的研究

区域地下水资源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问题已经引起广泛关注。Chen等基于简化的水流和水均衡模型，给出了一个把气候参数与地下水水位相联系的经验模型。该模型在加拿大马尼托巴南部上部灰岩含水层得到成功应用。Loiciga等[模拟了美国最大的地下水系统之一，德克萨斯州Edwards BFZ岩溶含水层在2×CO2气候条件以及地下水开采量增加25%条件下，极度缺水、接均补给和超出平均补给三种情景的泉流量的变化，结论是在2×CO2气候条件下，除非对开采活动加以精心的控制，该地区水资源将受到严重威胁。Brouyre等在比利时Geer盆地建立了一个包含地下水流动的综合水文模型，用于评价气候变化对地下水的影响。张世法研究表明，在2×CO2的气候情景下，海河流域地下水资源量将由当前的275×108m3下降到253×108m3。研究指出，由于地下水水位的持续下降，华北地区只有在降水量增加20%的情况下，地下水位才有可能得以回升。

五、农区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影响的研究

在农区，地下水资源受到气候变化（自然）及其带来的农业需水量增加（人文）双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农区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影响的研究更加复杂。气候变化对土壤水影响研究的一些结果指出，尽管一些地区的降水量有所增加，但由于气温升高，蒸散量增加等原因，夏季土壤水分的有效性下降。土壤水分的减少对灌溉有重大影响，特别是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张翼等关于黄淮海平原灌溉用水量对增温和降水变化响应的研究结果表明，增温幅度越大、降水减少越多，年径流量将越少，农业灌溉需水量将越大，从而将加快农业生产对地下水资源的耗竭。利用SCCM模式对气候变化对黄淮海平原土壤水分平衡各分量的影响的研究表明，由于温度升高，使作物蒸腾及生理需水量增加，夏玉米全生育期生长期缩短，作物需水量下降；这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使黄淮海平原夏玉米全生育期需水量在温度上升1℃、2℃时分别增加18%和31%，夏玉米的农业用水量增加，年灌溉总量随着降水量的减少而急剧上升，当年降水量减少20%时，温度上升1℃和2℃，年灌溉水量将分别上升65.9%和84.3%。在河南，由于地下水开采量的60%以上是用于农业灌溉，降水量多时开采量少，降水量少时开采量则多，因此，气候变化是影响地下水资源的主要的因素，全省中等干旱年份和干旱年份，地下水资源量分别相当于多年平均值的83%和35%。Arnell研究了气候变化对以色列灌溉需水的影响，结果表明，在2×CO2条件下，苜蓿、玉米和冬小麦的净灌溉需水量将增40%。缪启龙等研究指出，在降水不变条件下，温度升高使不同作物都增加耗水量，每上升0.5℃，小麦耗水每公顷增加30.0~75.0m3、油菜耗水每公顷增加25.5~33.0m3、水稻耗水每公烦增加60.0~67.5 m3，必将增大作物生产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

Peterson等研究了美国西部地区流域后认为:假定未来气温上升3℃，降水减少10%，若按目前的灌溉标准和用水量，那么美国西部现有的可耕地面积将减少30%。国内同类研究给出华北地区夏季土壤湿度可能减少。周爱国等研究指出，地下水水位下降不仅使土壤水分含量降低，还使其保持高水分的时间缩短，植被生存环境条件恶化，导致植被退化，进而又引起大气与地表界面的水热传输失稳，导致地表温差变大，土壤含水量进一步减少，降水入渗补给量减少，地下水资源量变小，地下水的开采力度进一步加大，使干旱化问题由纯气候问题演变为水资源短缺和气候干旱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正反馈过程；因此，地下水系统的退化对北方气候干旱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环境效应。

综合以上描述，给出农区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关系图（图1）。

六、小结

因此，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地下水作为重要的淡水资源，在当前全球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条件下，深入开展典型农区气候变化对地下水资源影响的研究，可以为水资源管理和决策者提供科学依据，对于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对区域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目前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较少，研究方法还较欠缺，预测精度较低，大量细致的研究工作尚需进一步展开。

参考文献：

[1]秦大河. 全球变化热门话题丛书序言.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3.

[2]董章杭, 李季, 孙丽梅. 集约化蔬菜种植区化肥施用对地下水硝酸盐污染影响的研究.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06.

[3]王守荣, 海, 程磊等. 全球水循环与水资源. 北京: 气象出版社, 2003.

篇10

关键词 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移民；现状；对策建议

中图分类号 X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45-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8

气候变化问题、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导致的各种气候风险所引发的现实或潜在的大量气候移民已成为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严峻挑战，是现阶段人类社会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气候变化问题日趋复杂的情势之下，由气候变化引起的人口迁移现象及气候移民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难民潮、地区冲突等问题正日益受到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的重视和关注。自莱文斯坦将“不适宜的气候”视为造成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之一[1]，关涉气候移民的研究历经波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性的气候变化问题日益突出，对人类的威胁越发严重，Myers等有关气候移民规模的预测方逐渐为人们所认识[2]。但由于Myers，等关于气候移民的研究偏重于以未来为导向的警示性预测，集中于对气候移民称谓、类型、规模及迁移动因的探讨[3]；对与之相关的问题与对策的探讨则主要见诸于一些新闻报端之中略显羸弱[4]。随着气候变化、气候移民问题的日益严重与复杂，施国庆等17位国内外专家指出现阶段我们对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将导致的严重的人口迁移问题还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而移民却是一种适应气候变化的应对措施；如何从开发项目导致的移民安置（DFDR）活动中学习和借鉴，响应潜在的气候移民问题，就需要我们对实施气候移民的政策、途径以及进行有组织的移民做出探索[5]。如何以已有研究为基础，突破社会文化交叉法、经济视角的牵绊[6]，提升人们对气候风险导致气候移民问题严重性的认知，对关涉气候移民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探索与梳理，剖析造成气候移民问题的制约性因素，已是一个摆在世人面前不容回避的现实性、迫切性的重要议题，深刻认识把握这一全球性的社会现象，提出因应气候移民问题的对策与建议，方有助于人类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共存与可持续发展。

1 气候变化的表现以及对人口迁移的影响

气候变化现象怪异难料，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已对自然系统、生物系统和人类生存环境产生了较大影响，给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种种严峻挑战，已成为人类最迫切需要关注与解决的问题。总体看来，现阶段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有以下两个方面：

1.1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

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主要表现为全球气候变暖、冰川融化等。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气候变化产生的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现已导致了约2 600万气候移民，在未来40年，以全球气候变暖为主的气候变化将使全球10%的人口，约5亿到6亿人，面临沦为“气候难民”的风险，其中将有约2亿的气候移民被迫背井离乡，不得不迁往其他国家或地区。孟加拉国政府最新出炉的一份报告称，该国有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已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也已开始为40万国民另觅栖身之所[7]。

全球气候在持续暖化恶化的同时也导致冰川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面积融化，使冰川和积雪的储水量减少。据一些科学家预测最早在2030年，北冰洋将迎来第一个无冰的夏天，冰川融化的情况同样也发生在南极，如果两极冰盖全部融化殆尽，全球海平面将上升约70 m[8]。而当今世界发展格局的客观现实却是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基本集中密布于各大洲的沿海低洼地区（如纽约、伦敦、上海等），由冰川融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势必将导致世界上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并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社会经济损失。

此外，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还表现在臭氧层破坏、酸雨危害加剧等方面。

1.2 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总体背景下，气候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全球气候变暖致使近半个世纪以来极端突变性气候风险事件（如：厄尔尼诺、干旱、洪涝、雷暴、冰雹、风暴、高温热浪天气、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和沙尘暴等）出现的频率与强度增加，出现飓风、超强台风、强台风以及风暴潮等气候灾害的可能性加大，极端天气出现的频率更高、强度更大、危害程度更深。极端突变性气候变化使得沿海地区遭受洪涝、风暴以及其他自然灾害的频率加大，人口密集和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面临的风险更大，如亚洲和非洲的大型三角洲和一些小岛屿。

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催生大批“气候移民”，他们因气候变化、生态失衡、地质变异和环境污染等原因而受灾。

2 气候风险与人口迁移的历史与现实机理

2.1 气候风险与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气候移民是指由于气候的突然或缓慢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或生存条件产生不利影响，在相关气候政策或气候工程的影响下，而被迫或主动、暂时或永久离开其家园进行迁移的人或人群，他们既可以是国内迁移，也可以是国际迁移[8]。从我国浩繁的史料记载和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历史时期上因气候变化及由此而引起的环境变化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在气候风险致因下人口迁移路径图大致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气候灾害环境变迁人口迁移人口分布变化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变更”的总体轮廓。

中国的气候类型是典型的季风气候。由于最近几千年来，中国寒冷气候期经历的时间越来越长，降温的幅度越来越大，气候干旱化的程度愈益加重，因气候干旱化和荒漠化导致的人口迁移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因为年平均温度降低1 ℃-2 ℃，等温线即要向南推移200-300 km，气温变化直接影响着农牧业生产及人们的日常生活[9]。加之，古代中国的社会生产以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游牧生产为主，其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受自然灾害影响明显。在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南宋末期和元代初中期，是我国北方气候偏寒偏干，旱灾、沙尘暴和冬季雷暴出现频繁，湖泊退缩，土地沙漠化强烈和黄河决溢频率减小的时期，同时也是中亚和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大规模南下的时期[10]。强烈的气候变化导致了畜牧业的严重减产，使其产量已不能维持秦汉、隋唐湿润时期已增长起来的人口的需求而发生了人口的向外流动，并多次导致了全国性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在13世纪40年代蒙古地区由于连年干旱，“野草自燃，牛马十死八九，人不聊生”（《元史·定宗纪》）；加之冬季暴风雪的侵袭，气候风险导致北方地区环境严重恶化，引起元代内、外蒙地区蒙古族牧民的大量南迁，因灾害而“北来贫民八十六万八千户”[11]。气候风险和气候灾害不仅诱发了西北和北方少数民族人口南迁，与此同时也直接影响了汉族内部的人口迁移并导致了社会加速变迁。类似的现象也见诸于世界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历史时期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导致的玻利尼西亚群岛的人口迁移；干冷时期的干旱迫使中亚地区的人口向欧洲迁移，中亚游牧民族大规模的向西、向欧洲迁移成为导致罗马帝国衰亡的主要原因[12]。

2.2 气候风险与现代人口迁移的关联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气候条件的加速持续恶化导致了气候风险加剧与环境剧烈变迁进一步催生了气候移民。目前，气候变化与人口迁移的关联性已呈现出“气候变化气候风险生态失衡环境变迁气候政策出台气候工程实施气候移民局部地区社会经济系统重建”的趋势。国际卫生组织的报告称现在全球每年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在美洲，20世纪30年代，持续干旱和土地过度开垦导致的席卷北美大平原的“黑风暴”，曾使北美数百万居民被迫逃离家园，许多城镇被一度弃为空城。

气候变化、极端而无常的气候导致的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在过去20年增加了1倍以上。特别是近年来受极端天气、工程建设等因素影响，世界各地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地震等地质灾害多发频发；局部强降雨引发的山洪、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突发性地质灾害，已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以中国陕西为例，陕西省委省政府为应对辖域内南部山区频繁多发的多种自然、地质灾害，不得不从2011年年末开始计划并着手实施一项为期10年、投资约1 280亿元人民币、搬迁约279.2万人的宏大移民规划。这其中因地质灾害避险搬迁避让49.16万人，洪涝灾害避险搬迁32万人。如何将深受极端气候风险影响和难以快速有效脱贫的居住生活在陕南地区的民众向陕西其他地区进行迁移安置成为了其首要和主要目的。气候变化及由其导致的各种自然灾害，加之荒漠化、水源污染和其他压力，将导致地球上的更多地区不适合人类居住。

3 气候移民现状及其演变趋势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社会就注意到移民问题与气候变化、环境退化之间的关联。近几年，随着全球气候模式的变化，全球气候变暖确定性的增加、海平面上升、环境退化、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频发等因素导致的人口迁移问题，使得“气候移民”成为了国际社会新的关注点，气候移民及与之关联的问题逐渐进入了国际相关组织、政府部门与研究者的视野并日益受到关注。

3.1 气候移民的人口数量不断攀升

受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暖气温显著上升、降雨方式改变、季风变化加大、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干旱、洪涝灾害、更强烈的热带气旋、沙尘暴、飓风、雪灾、干旱、洪涝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气候灾害的能量与数量不断升级，直接导致了气候移民规模不断扩大和人数激增，气候变化成为了21世纪人口移民的主要原因。据联合国环境和人类安全组织、香港发展与救援NGO组织——香港乐施会等组织机构在2009年4月的报告，在1998-2007年间，全球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气候难民人数约为2.43亿人；2015年后气候难民人数将达到3.75亿人以上。目前，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气候难民已开始进行自发和有组织的气候移民，世界上现在已有约2 600万因为气候变化而被迫迁徙的气候移民，到2050年，全球估计将有2亿人沦为“气候移民”[8]。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2年3月最新的《应对气候变化和亚太地区的迁徙》的报告称，仅2010-2011年，亚太地区因极端气候自然灾害导致的移民人数就已达4 200万以上。

3.2 气候移民的波及区域持续扩大

由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引起的人类生存环境改变，造成了一些国家和地区已不适合人类生存与居住（如海平面上升将导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没入水底），按照气候风险的预期发展演变模式地球上将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不得不面临不适合人类居住的风险。气候移民不得不在高压的气候风险之下奔波在不同区域之间、国与国之间寻求生存与发展的机会，现阶段气候移民波及区域明显呈持续扩大的态势。世界银行、国际移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机构根据全球遭遇的主要气候风险，预测未来20-50年全球气候移民的热点地区，主要包括东亚、南亚、东非、中非、中美洲等地区的沿海低洼地带、河口三角洲、地势较低的太平洋小岛国、半干旱或不太湿润的区域，这些地域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将成为气候移民的重灾区[13]。在亚太地区所有国家中，常住人口不超过40万的亚洲岛国——马尔代夫，正面临着海平面上升的严重威胁；无独有偶，另一个太平洋岛国，图瓦卢已经与新西兰签订协议，全国国民将陆续“搬迁”到新西兰，现在已有5 000多名图瓦卢人在新西兰安了家[8]。人口集中分布在低海拔沿海地区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国、越南、巴布亚新几内亚、斐济、所罗门群岛、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及肯尼亚在内的其他很多国家，现在已经开始出现大量的气候移民。

3.3 临时性迁移向永久性移民持续演变

气候移民正在或将要经历短暂临时性迁移向永久移民的艰难过渡。气候移民主要生活在自然条件相对比较恶劣、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地区，由于缺乏迁移的资源，在遭遇台风、暴雨、洪涝、干旱、泥石流或突发疫病侵袭时，人们一般是暂时性的避难迁移，不过随着气候风险在某一区域的持续化常态化，临时迁移已不能解决问题，而永久性的迁移成为无奈的必然选择。在中国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气候条件较为恶劣的西海固地区，由于这一地区“十年九旱”的趋势愈演愈烈，“一方水土已养活不了一方人”，为了应对这种极端干旱的气候状况适应气候变化，宁夏回族自治区不得不将中部干旱地区、南部山区约76万人进行永久异地转移安置，安置到扬黄灌区或水源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区，以满足人类的基本生存发展需要。在气候风险不断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导致一些低洼地区被淹没，不少国家和地区正开始进行永久性气候移民。如孟加拉国越来越多的气候移民从沿海低洼地区向内陆大城及印度等邻国的移民，度假天堂马尔代夫近40万国民不得不另觅栖身之所[4，6]。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永久性改变和生产居住环境条件的恶化，已使人们的基本需求得不到满足，永久性气候移民成为了现实气候移民的典型类型。

3.4 多种因素叠加交织致使气候移民问题日趋复杂化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更多的极端气候事件，未来几十年间，气候风险引致“气候移民”的过程还会加速，气候移民问题更趋复杂。首先，气候移民将进一步加剧相关国家国内的社会矛盾冲突和紧张局势。气候风险引发的自然灾害会迫使一些受灾民众暂时涌进大城市，而有些大城市的生活资源本来就很紧张，一旦这些移民涌入，大城市人口、资源与环境压力陡然加大，就有可能恶化现有局势、加剧紧张关系和不稳定因素造成尖锐的社会矛盾。其次，气候移民除了会造成国内的社会矛盾外，更为严重的是，气候移民问题将威胁到脆弱的、濒临冲突边缘的国家与地区间的沉重关系，威胁有关地区和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在气候移民集中地区及其边界区域出现气候变化环境衰败气候移民社会冲突的恶性循环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由此将导致一些局势脆弱国家加速崩溃、种族问题与宗教冲突激化、政治激进主义抬头，致使世界部分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增加。第三，气候移民的贫困问题与环境恶化交织叠加在一起更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气候移民肇始区域一般是贫困与自然资源条件的严重恶化的区域，本就脆弱生态环境加之持续恶化的气候变化状况，在导致不同区域气候移民的形成与汇聚的同时，极易引发“气候贫困”产生的次生灾害风险。

气候变化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球性影响，使得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

4 应对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对策思考

由于各国眼下主要将精力放在遏制气候变化方面，关涉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没有采取足够的应对措施，现阶段还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及接踵而至的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和风险，将使这一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基于对全球日益紧迫的气候移民问题之社会现实的关照与因应，易受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加快努力，实施更广泛的应对气候移民的措施，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建立有效的适应机制，以应对其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尽量减小未来气候移民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不利影响。

4.1 改进现有国际性法律条款关于“难民”权利的相关规定，制定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

鉴于目前非自愿气候移民还没有被纳入国际难民和移民政策之中，气候移民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尚未得到国际相关法律的明确认可[14]，趋于紧迫的现实气候移民问题与相应法律规范严重脱节，气候移民在国际社会上还未甚至不能得到合法的保护，这就需要尽快修改1951年的《难民协定》（Refugee Convention）或单独起草气候移民法律协定，以适应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气候移民问题，为气候移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机制。同时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基础，制定出台应对国际气候移民法，以法律的形式规范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涉及气候移民工作中的职责，明确应对气候移民的基本方针和原则，构建应对气候移民的国际合作、国内协调两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各国政府和相关组织部门在应对气候移民中的主导作用，以法律为准绳规范预测气候移民的科学评估报告，及时解决处理相关的气候移民问题。同时，在气候风险导致的环境退化和极端突发性灾害发生时，将人权不驳回的原则纳入国际法的考虑范畴。

4.2 加强国际合作推进地区间协作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协力促进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

气候移民是全球性问题，气候移民在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合作等领域都可能对国际社会造成新的挑战。它事关各方利益、地区发展、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气候移民难题的有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联手应对，加强应对能力建设，完善相应的工作机制。首先，要将气候变化所导致的人口迁移纳入到各国政府适应气候变化的国际计划之中，使其成为国家行动的一部分；建立各相关成员国官员、专家相互交流经验的对话机制，推动在气候移民方面的国际智囊合作。其次，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无偿接纳气候移民的伦理道德责任机制和政策激励机制；并倡导国际社会直接为极端突发性气候风险事件导致的移民进行捐赠、救助和投资。第三，完善以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为主的国际移民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有的各种国际发展合作机制，比如南南合作，区域经济贸易合作组织，国际金融机构等，促进发展中国家逐渐提升适应能力，降低气候风险和气候移民的潜在压力[4]。

4.3 在国际社会建立灵活应对气候移民迁移的政策、治理机制和管理机构

从目前气候移民遭遇的现实境况来看，无论是对迁出地还是迁入地而言，气候移民都尚未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国际社会也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从速召集国际社会移民研究的权威机构和组织，尽快形成世界公认的关于气候移民定义的权威性论述，明确国际移民组织（IMO）和联合国难民高级专员署权责内容，使气候移民摆脱成为游离的中间人角色，制定相应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机构、组织制度与治理机制，已是当务之急。首先，可在国际社会构建起一套灵活应对气候移民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包括在认识和分析气候移民所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基础之上，探寻构建科学合理的社会管理与治理机制，以使气候移民能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导致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建立气候移民预测预警系统，完善预防和减少气候移民问题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有效降低与规避气候移民给社会良性运行带来的原生冲突次生风险。其次，要加强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灾害预报预警机制建设，建立地区主要气候灾害的历史信息库和数据共享平台；进一步加强气候移民救助体系建设，建立高效完善的救助体系，在法律、政策、组织、制度等层面强化救助体系制度建设；同时，加强移民管理及国际经验交流和高效的气候移民应急管理机制建设，推进应对气候移民相关问题的社会文化适应机制建设。第三，基于预防胜于治理的认识，加强对气候移民的监测和评估。

4.4 致力减缓与主动适应并举，降低气候移民被迫转移的社会风险

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气候风险的数量与能量不断升级，在未来几十年内，即使做出最迫切的减缓努力，也不能避免气候变化的进一步影响，这使得在气候移民问题上减缓和主动适应成为主要的措施或是唯一可行和适当的应对措施。虽然目前国际社会各界已经采取了一些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但仍十分有限。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程度不同，为应对气候移民所采取的减缓和适应措施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层面着手进行实施。首先是进行事先预防。在受影响较大的国家或地区需要未雨绸缪着手建立防洪堤、建筑水库等工程以对气候变化可能引起的洪涝、干旱等灾害性后果引发的大量气候移民。其次，展开知识普及教育。普及应对气候风险的相关知识，加强人们对气候变化现象的认知了解、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灾害的措施等；在发展地方经济时融入气候变化视角的适应性项目，减少迁移的必要性助益于减少非自愿气候移民的数量。第三，进行人口迁移。迁移作为适应气候变化的一种应对策略，不只是在气候过程和气候风险事件发生之前组织进行的人口迁移，也包括气候灾害发生后的非自愿气候移民。考虑从区域角度合理引导人口迁移，减少人口盲目迁移对社会经济发展，对城市生活带来的冲击；将气候移民问题的减缓、适应作为首要解决的问题，与更典型的信息和基础设施的措施一起，有助于气候移民减少脆弱性增加适应性。

4.5 降低气候移民的社会脆弱性，提升气候移民适应能力建设，弱化气候风险影响

不同地区、不同的社会制度下，不同群体、甚至不同家庭的社会脆弱性差异很大。弱势或边缘群体更容易从灾难中流离失所，如果受气候风险影响地区有更多的弱势群体（这些人往往房屋损失严重），更大的建筑环境密度则飓风过后这部分人外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气候风险降低了潜在气候移民家庭的社会承受力，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从而导致移民[15]。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人类不能阻止全球气候变化的脚步，那么面对各种可能引发移民的因素，人们至少可以想办法增强社会的承受力，降低社会脆弱性，而不总是选择移民。毕竟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因为气候风险而移民总是痛苦的经历，而对全世界来讲，气候移民问题又是一个无比棘手的会引发地区政治冲突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一方面，这就要求人们在选择气候移民迁移安置区时，需要借鉴社会脆弱性理论，尽量迁往就近的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以提高移民群体的社会承受能力，而不致使移民因为搬迁使其社会脆弱性提高，为后续发展留下隐患，例如移民返流等。另一方面，完善现有的适应资金机制，建立气候移民基金或融资体系，努力突破贫困地区资金和技术匮乏的瓶颈，有助于降低高风险地区的社会脆弱性。此外，在气候风险形式严峻区域，进行项目扶持和产业规划设计以降低区域社会脆弱性时，要综合考虑地区的气象、地质、水文等条件，需要立足前期调研进行多方论证，以提升风险管理优化水平对症施策物尽其用，避免对有限紧缺资源的浪费，防止出现尽力不尽事的现象。

5 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气候变化及气候变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渐变缓发性气候风险与极端突变灾害性气候风险变得越来越难以捉摸，气候风险发生的概率进一步增大，由其引致的气候移民及相关问题的处理解决日益趋于复杂化敏感化。对气候移民的概念进行明确指称界定既是理论研究亟需，又是有效破解这一社会难题的现实需求。气候移民所面临的社会风险既有需要迫切解决食物和栖居地的问题，还有在迁入地新的自然、人文生态环境下如何调适生计方式、实现文化及身份的认同问题。气候移民遍及世界各地，解决与气候移民相伴而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资源、心理、生态、管理等问题，已不只是某个或几个国家的职责，而是需要全体人类共同担负、共同面对、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以协商解决。但是，由于现阶段尚未设立任何国际合作机制处理气候移民问题，关于气候移民的议题还没有得到适当处理，现实情况可能变得更加糟糕。将气候移民纳入政策考虑的范畴，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统一的管理机构对气候移民事务进行管理；建立全球性的气候移民监测和评估机制，协商制定合适的气候移民政策、管理制度，或将有助于气候移民的统计和预测、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管理。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

Ravenstein E G. The Laws of Migration[J].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1889， 52（2）： 241-305.

[2]Myers N. Environmental Refugees： An Emergent Security Issue [C]. 13th ed Economic Forum， Prague， 2005， 5：73-79.

[3]Castles S.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Forced Migration： Making Sense of the Debate [R]. New Issues in Refugee Research - UNHCR Research Paper， 2002：70.

[4]潘家华，郑艳，薄旭.拉响新警报：气候移民[J].世界知识，2011，（9）：61-62. [Pan Jiahua， ZhengYan， BoXu. Sounded New Warning： Climate Immigration [J]. The World Knowledge， 2011，（9）：61-62. ]

[5]Shi Guoqing，et al. Ready for Climate Change Related to Immigration[J]. Science， 2011， 10（334）： 89-94.

[6]Stark O， Bloom D E. The New Economics of Labor Migra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5， 75： 175-178.

[7]陈绍军，曹志杰.气候移民的概念与类型探析[C]. //2011年中国社会学年会：移民与社会发展，2011：20-29.[Chen ShaoJun， Cao ZhiJie.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Climate Migration Analysis[C]. // 2011China Sociology Annual Meeting -Mig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2011：20-29.]

[8]李继峰.被迫迁移的气候难民[N].文学报，2010-01-07（8）.[Li Jifeng. Forced Migration of the Climate Refugees[N]. Literature Report， 2010-01-07（8）.]

[9]倪根金.试论气候变化对我国古代北方农业经济的影响[J].农业考古，1988，（1）：56-62.[Ni GenJin. Discussion on Climate Change on the Chinese Ancient Northern Agriculture Economic Effect[J]. Agricultural Archaeology， 1988，（1）：56-62.]

[10]竺可祯.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168-188.[ Zhu Kezhen. China’s Nearly Five Thousand Years of Climate Change a Preliminary Study [J]. Chinese Science， 1973 ，（2）： 168-188.]

[11]方金琪.气候变化对我国历史时期人口迁移的影响[J].地理环境研究，1989，（12）：42-44.[Fang Jinqi. Climate Change to Our Country Historical Period 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J].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1989， （12） ：42-44.]

[12]Huntington E. The Solar Hypothesis of Climate Changes[M]. Ge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Bulletin， 1914：477-590.

[13]潘家华，郑艳.气候变化催生移民 亚太成热点区域[N].文汇报，2011-05-27（2）.[ Pan Jiahua， Zheng Yan. Climate Change Hasten Parturition Immigration Asia Pacific has been a Hot Topic Area[N]. WenHui Newspapers， 2011-05-27（2）.]

[14]FOE， Melbourne. A Citizen’s Guide to Climate Refugees[C].Friends of the Earth， Australia， 2005：226-241.

[15]Lori Hunter M.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J].Springer Science Business Media， 2005，（4）：79-86.

Analysis of Climate Migrants’ Migration Mechanism Statu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Climate Risk

CAO Zhijie CHEN Shaojun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Resettlement of Hohai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98，China）

Abstra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