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理论的缺陷范文
时间：2023-12-28 17:38:3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系统理论的缺陷，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TP311.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3）01―0328-01
1、引言
信息化是当前世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信息已变成十分重要的资源，成为了实现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直接生产力和重要因素。伴随信息化的不断发展，作为高等院校办学支柱的图书馆，担负着为学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的重担，正在逐渐利用计算机实行自动化管理。而传统图书馆的自动化管理系统很难满足和适应现代知识经济对高等院校图书馆要求，使图书馆未能充分发挥信息服务与管理的功能。因此，必须建立一个以计算机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人机相结合的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Library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LMIS），把信息、管理和系统有机的结合在一块，才能促进图书馆服务最优化、功能最大化、管理规范化。
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是指把传统图书馆工作的手动操作转变为了计算机管理，即对图书馆期刊、音像资料、图书等各种各样的载体文献，实现采访、典藏、编目、检索等相关的业务工作信息化、计算机化管理。它是一个采用现代化数字模型方法与数据处理设备，给图书馆管理的最优化决策参考和提供可行性方案和必要的信息多功能、科学、现代化的人机管理系统。
2、武警院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存在的问题
由于武警院校发展起步较晚，大多数承担教育本科层次的武警院校是由专科院校升格而来的，所以武警院校建设的水准较低，综合实力较差，其图书馆的藏书数量、种类和质量还不能充分满足科研和教学的需要，且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不够完善，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系统不易维护
LMIS多数采用C/S模式，C/S是指包含两层结构的一种分布式模式，其将系统分布在互相独立的数据库服务器和实体客户机之中，在客户机端安装相应的应用程序。客户端存在问题是不仅使用方便，而且培训工作量较大，只要稍微改动下客户端的应用程序，就必须修改客户机中的程序，需重新安装客户端程序，维护工作繁琐。另外，由于开发软件的队伍常常依托高校，凭借高校的作用力进行区域保护和行业垄断，缺少一般公司服务和经营的理念，系统升级和补丁不够及时或是改进的很少，不够重视系统售后服务，维护不主动、不及时，对用户的建议和意见不够重视，不能按照用户的个性需求和特定应用环境进行个性化的设计。
（2）系统难移植和集成
为了保护自身的商业利益，系统多数会进行技术保护，用户一般很难按照应用需求编入新的程序，而这样的应用会随着新需求的不断出现而产生。另一方面现代图书馆一般拥有多个、不同平台、不同厂商的管理软件，数据的共享和系统接口成为必须，而当前相互独立的系统加重了图书馆重复建设的负担和读者获取服务和资源的精力开销。
（3）系统的辅助决策功能还不够完善
虽然LMIS的工作积累了许多的数据和日志，但是现在系统提供的统计查询仅限于一般的事实描述，数据较为分散且量大，很难进行整合。而图书馆管理决策恰恰最需要这些数据中包含的二次信息，假如要提高信息的使用率和利用率，使其能直接服务于决策管理，必须促进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迈向更高阶段。但是目前LMIS几乎没有或是很少涉入决策管理。
3、武警院校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的发展趋势
（1）要求计算机系统智能化
根据系统功能，建立先进的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不但要包括处理信息的先进软件，还有收集信息的自动化系统。未来的LMIS不能类似于单项系统管理，必须从单项系统管理转变为系统集成，包括软件集成、硬件集成和信息集成。管理信息系统集成的过程，就是根据系统工程的方法，按照特定功能需求，把每一个构件、部件、子系统等归纳综合，形成一个高效、有机的整体，达到整体效果最佳的过程。按照计算机辅助管理的要求，在功能上，今后成熟LMIS的目标应是尽量降低熵值，通过科学分析状态和目标间的差别，自主地提出问题与决策信息，而不是被动的服务现有管理。高智能化的软件产品需要多产业、多学科合作，才能实现其开发任务。
（2）要求计算机系统网络化
集成后的LMIS是一架各部分的操作软件系统在相互识别的一定信息流结构中能协调运行的完整机器。它除了具有现在的单项系统管理所具有完成信息编辑、存储、查询等常规功能外，更重要的是要具有执行非预期性的随机服务的功能。这种双重功能的集成系统要求所采用的数据库不再是堆散的、独立的、互不通信的信息集合，它必须是已解决异构数据传输问题的网络系统或是数据库系统。使之多种格式、各种类型的信息流能够畅通无阻的流动。集成系统的各功能子系统也不再是一些互不联系的软件，它至少应该能完成各种相关数据的吞吐。
（3）要求计算机系统信息挖掘与重组
随着LMIS初级阶段的建设完成，运行中的各类信息相关数据大致上已实现了计算机管理，能初步解决个各类基础信息的查询、存储、统计等问题。但是在宏观管理的层面去审查这些数据，我们会发现一些问题，例如数据较为分散、数据量变得庞大、难以整合等。因此，今后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对现有的这些基础信息进行二次重组和开发。挖掘信息就是按照整体管理目标，对计算机系统中现有的大量信息再进行一个多次深层次分析，揭示其中隐藏在系统中的规律，并用其建立模型，以指导管理和决策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信息挖掘的基本任务是根据现有信息来获得二次信息，将其直接用于决策、管理和建立一个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1]俞全康.管理信息系统指南[M].北京：机械工作出版社，1990
[2]卢晓宾.论图书馆管理信息系统[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5）22-25
篇2
关键词：有机整体；动态共生；后现代系统理论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02－0006－04
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后现代系统理论做较为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并以此解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1]朱传信.后现代“整体有机论”的生态和谐意义[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07，（12）.
[4]陈向阳，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2007，（5）.
[5]海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与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08，（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篇3
【关键词】剖宫产 自控镇痛 Orem自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R473.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5-0515（2012）1-189-02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及社会因素的影响，剖宫产率逐渐上升。如何提高剖宫产产妇的自理能力，减轻痛苦，尽快适应母亲角色，成为目前产科护理的主要内容。美国著名护理理论家奥瑞姆（Dorothea Orem）的自理模式为剖宫产术后产妇镇痛的护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奥瑞姆护理模式也称自我照顾模式，强调自理的概念，根据个体自理缺陷的程度给予3种护理补偿系统[1]。为了提高剖宫产术后自控镇痛（PCA）泵镇痛的效果，自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本院运用了Orem自理模式的支持―教育补偿系统理论进行护理干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临床资料
将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在本院行剖宫产的产妇60例，采用随机分组的原则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30例，对照组30例。2组产妇年龄在23～38岁之间，平均体重62.5kg,均为硬膜外麻醉腹膜外剖宫产，其中胎位异常26例，社会因素行剖宫产18例，其他16例。产前检查无病理产科情况，无合并严重内、外科疾患，语言交流正常，既往无精神病史，均为单胎足月产。两组产妇一般情况即年龄、产次、术后出血量等资料比较，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既往均无手术史，本次麻醉剂量无明显差异（p>0.05），产妇术中麻醉效果满意，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2组产妇于剖宫产术后均行静脉PCA。均采用0.6mg芬太尼+2.5mg氟哌啶醇+8mg恩丹西酮+生理盐水配至200ml。镇痛泵采用博创公司生产的电子泵和一次性专用药袋，设定连续背景输注量为2ml/h，单次给药量1.5ml，锁定时间为15min，维持给药48―72h。对照组常规指导：术前1d由麻醉师探视产妇并进行教育及PCA泵的使用方法介绍。观察组在常规指导基础上选取Orem自理模式的支持―教育系统理论，进行有针对的教育措施，具体方法：术前由研究者对孕妇及家属进行30min的口头及书面教育，术后再次进行指导。系统化口头宣教内容主要有：疼痛产生的机制；疼痛对剖宫产术后机体恢复的影响；术后疼痛控制的重要性，诱发疼痛的原因及术后常见症状。如何使用PCA泵，PCA的安全性；PCA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及应对方式；如何、何时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利用PCA使用模型教会孕妇及家属使用方法等。书面知识宣教内容主要有：什么是PCA；PCA镇痛药物及不良反应，PCA的工作原理、适用对象、使用时间。通过以上干预措施帮助孕妇及家属掌握疼痛的知识及PCA泵使用的自理技能。
1.2.2 对照组由家属协助活动。观察组由研究者在旁指导:术后平卧6h，操作者示范并为产妇做下肢被动锻炼，两下肢交替屈膝运动，操作者一手扶膝，一手手掌沿小腿自下而上环形按摩并轻捏小腿肌肉，然后拇指与其他四指分开握产妇足趾做屈伸运动[2]。术后6h，为产妇先垫上枕头，适应后摇起床头，床头高度根据产妇自己的舒适度来决定，定时协助产妇翻身，取侧卧屈膝位，手掌环形按摩背部及下肢。术后尽快进行室内活动。 离床活动顺序为：有两人扶住产妇，产妇双手抱住一人的颈背部轻轻坐起，同时将下肢挪至床下两人搀扶产妇双上肢，产妇自己双手轻轻按压切口处[3]缓缓站起在两人搀扶下在室内走动，每天3～4次，每次20min。
1.3 评定标准
1.3.1 疼痛评分采用目测模拟法评分（VAS）[4]进行评定，0分为无痛，10分为剧痛；划一条横线，一端代表无痛，另一端代表最剧烈疼痛，让产妇自己在线上最能代表其疼痛强度之处划一交叉线。研究者用尺量出产妇所画疼痛的位置，根据0-10数字疼痛强度量表确定疼痛等级。
1.3.2 记录产妇及家属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的次数和产妇术后卧床时间。
1.4 统计学方法
将原始数据输入计算机，应用SPSS1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t检验。
2 结果
2.1 2组产妇术后VAS疼痛评分比较（见表1）。
表1 2组产妇术后VAS疼痛评分比较（x±s，分）
2.2 2组术后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次数和首次下床活动时间的比较（见表2）
表2 2组产妇术后寻求医护人员帮助的次数和卧床时间比较（x±s，分）
3 讨论
3.1 奥瑞姆指出，护理的特殊要点就是关心人的自理需要。护理的目的就是帮助个体维持、促进和恢复自理能力，以改善生活和健康状况，从疾病和损伤中康复，积极有效地处理疾病和创伤对个体的冲击。剖宫产术后伴有切口疼痛，尤以术后24内最剧烈，因此临床应用了PCA泵镇痛干预。但是产妇术前对疼痛的认知及PCA泵镇痛技能掌握不足导致其对疼痛自控的自理缺陷，本研究在Orem支持和教育补偿系统理论的基础上对产妇进行干预，及时评估产妇不同阶段的心理需要、自理能力、家属支持系统，根据产妇的需求给予心理疏导，通过宣教使剖宫产产妇正确认识疼痛，掌握止痛药不良反应，知晓止痛的重要性及方法，了解止痛药成瘾及躯体依赖性及耐受性的区别，改变了PCA产妇对疼痛的错误认识，解除了产妇害怕成瘾，担心反复泵人会造成药物过量等心理负担[5]。观察组产妇能自行掌控PCA泵的合理按压时间，在术后效还未消失，疼痛尚未开始时按压PCA泵，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其在自控镇痛过程中表现的自理能力及镇痛效果远远超过了对照组，这一结果与国外以往的研究相近[6]。
3.2 Orem自理模式可提高PCA产妇在镇痛过程中的应对能力，寻求医护人员的帮助次数减少。产妇寻求帮助的原因主要有恶心、呕吐、镇痛效果不满意、机器报警等等。当上述问题出现后，产妇及家属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等不良心理反应。对照组产妇由于术前获得了PCA泵物不良反应和应对方法，出现反应后能沉着应对，充分发挥了产妇的自理潜能。
3.3 Orem自理模式能促进产妇早期下床活动。术前宣教下床活动的重要性，使产妇和家属懂得知识，教产妇学会自护[7]。因下床活动能增加血液循环，防止静脉血栓形成；增加肺通气量，有利于痰液的排除，避免肺部并发症；促进肠道功能的恢复[8]。本研究发现观察组产妇首次下床活动较对照组提前了6小时，说明由于产妇术前获得了完整的知识体系，自我照顾能力提高，有效的自控镇痛，消除了产妇怕痛的心理，使早下床成为可能。从而很快逐渐适应母亲新角色，对新生儿产生感情，恢复产后自理能力并胜任护理新生儿的任务。
4 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Orem自理模式应用于剖宫产产妇行自控镇痛护理中，可降低剖宫产后产妇疼痛，对提高产妇的生活质量有着十分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
参考文献
[1]邓春美，仇美娇.奥瑞姆的护理模式在慢性皮肤溃疡病人中的应用[J].实用护理杂志,2004,20(9):46.
[2]滕照青,刘乃清.早期被动四步肢体锻炼法预防剖宫产术后下肢深静脉血栓的形成[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4,20(9):41．
[3]李漓,刘雪琴.选择适合的疼痛强度评估工具. 实用护理杂志,2003,19(6):50-51.
[4]张艳，刘青，曹秀梅，等.对116例手术术后镇痛认知的调查分析.中华护理杂志，2006，41（10）：949-951
[5]LamKK,Chan MT,Chen P,et al.Structured preoperative pa-tient education for patient-controlled analgesia.J Clin An-esth,2001,13(6):465-469.
[6]郑巧丽,应文娟.自理理论在子宫切除手术病人护理中的应用[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4,20(4):26．
篇4
1.问题的提出
我们知道，股票市场的价格走势是极为复杂且难以预测的。股票价格对市场信息如何进行反应，即使最高明最富经验的分析师也难以稳操胜券，这是因为，我们缺乏信息对市场影响的传导系统的结构和系统传导模型，不能准确把握金融政策、利率政策、公司状况、国际市场及投资者心理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变化及其对市场的影响方式和作用，只能似是而非地对价格走势进行把握，其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如何判断或预测股票市场价格走势引起了众多经济金融学家和市场分析人员的极大兴趣，在许多经济学家的共同努力下，股票定价方法向着量化方向发展，建立了大量令人振奋的定价方法。格雷厄姆和多德在1934年《证券分析》一书对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价格暴跌的深刻反思,认为股票价格的波动是建立在股票“内在价值”基础上的，股票价格会由于各种非理性原因偏离“内在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会得到纠正而回到“内在价值”，因此，股票价格的未来表现可通过与“内在价值”的比较而加以判断。但“内在价值”取决于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因此，对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及其现金流的准确把握将是非常关键的。此后，戈登在对“内在价值”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股票定价的现金流量模型即“戈登模型”，然而，公司未来现金流是不确定的，为该模型的广泛应用带来麻烦，为此，关于股票定价的早期研究就集中在确定公司未来现金流。费雪(Fisher)教授认为未来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可用概率分布来描述，马夏克（Marschak）、希克斯(Hicks)等学者经过一系列研究认为投资者的投资偏好可以看作是对投资于未来收益的概率分布矩的偏好,并可用均方差空间的无差异曲线来表示,同时，他们还发现“大数定律”在包含多种风险资产投资中会发挥某种作用。戈登模型在股票价值分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单只股票估价分析的基本方法，然而，该方法并没有解决股票投资风险与未来现金流折现率的关系，直到亨利·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的现代证券组合理论的建立才对这一基本问题有了明确的认识，从而，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该模型的致命缺陷。
在现实生活中，很少有投资者会将所有的投资集中在一只股票上，基于此，马科维茨（H·Markowitz）教授于1938年提出了投资组合的概念，建立了现代证券组合理论，以统计学上的均值和方差等概念来衡量组合的收益和风险，给出了投资者如何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建立自己的最优组合以最大化其投资收益，并将风险分解为系统和非系统风险，从而，指导投资者最优化其投资行为。此后，其学生威廉·夏普（M·Sharpe）、林特纳(Lintner)等为强化该理论的应用，将其注意力从马科维茨的微观研究转向整个市场，将其复杂形态简化为以市场指数为基础的单因素关系，并发现在均衡市场条件下资本资产的收益与风险遵循线性关系，即著名的以均值--方差模型为前提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然而，由于CAPM所要求的前提过于严格限制了其应用，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研究在一定弱化条件下的定价理论，他们是迈耶斯(Mayers，1972)的存在大量非市场化资产的投资定价理论、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理论(APT)以及布里登（Breeden）资产收益率与平均消费增长率的线性关系模型（CCAPM）等等为数众多的数量化投资模型，为市场投资行为选择提供了一定决策依据。
Roberts和Osbome在对股票市场价格的长期研究后，发现市场价格遵循“随机漫步”或“随机游动”的规律，由此，以Fama教授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有效市场理论，认为投资者对市场信息会作出合理的反应，将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相结合。进入1980年代，在探寻一般均衡定价模型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将定价理论的研究方向转向注重市场信息的考察。经过实证检验，邦德特和塞勒(BondtandTheler1985)发现股市存在投资者有时对某些消息反应过度(overreact)，而杰格蒂什(Jegadeesh1990)、莱曼(Lehmann1990)等则发现了股价短期滞后反应现象，由此，杰格蒂什和迪特曼(Titman1993)认为投资者对有关公司长远发展的消息往往有过度的反应，而对只影响短期收益的消息则反应不足，关于这一点仍然存在着争论，尽管如此，信息与股价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关系得到了经济学家们的认同，并且，弗伦奇和罗尔(Roll)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股价波动幅度与可获得信息量之间存在着良好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这些定价理论在现代经济金融学家的推动下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这种挑战表明了“对(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价格变动缺乏有效的解释手段反映了我们科学体系的不成熟”，面对这一现实，金融学家们开始尝试利用非线性方法与混沌思想来理解股票市场行为，甚至采用具有黑盒子性质的定价核概念、半自回归方法和半非参数估计以及近年兴起的系统仿真等新方法，试图解释信息对投资行为的影响，这些研究方法将成为股票定价理论的新兴的令人激动的发展领域。
但是，这些模型的应用都需要较为高深的专业知识和庞大的数据系统，而且，所需数据要求有较长的时间跨度，以满足“大数定理”的要求，这些对于新兴市场和广大的普通投资者来讲，难为其用，而且，市场价格的变化往往与股票“内在价值”并不一致，因此，寻找一种既简便又能适应市场基本状况的定价方法就自然成为了我们的追求。这里，我们希望借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灰色系统理论，探索一套简便易用的股票投资价值预测模型，以期能为投资者的决策行为提供一定的指导作用。
2．股票投资价值灰色系统模型
灰色系统理论（GreySystemTheory）的创立源于20世纪80年代。邓聚龙教授在1981年上海中-美控制系统学术会议上所作的“含未知数系统的控制问题”的学术报告中首次使用了“灰色系统”一词。1982年，邓聚龙发表了“参数不完全系统的最小信息正定”、“灰色系统的控制问题”等系列论文，奠定了灰色系统理论的基础。他的论文在国际上引起了高度的重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系统与控制通信》杂志主编布罗克特（Brockett）给予灰色系统理论高度评价，因而，众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灰色系统理论的研究行列，积极探索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研究。
事实上，灰色系统的概念是由英国科学家艾什比（W·R·Ashby）所提出的“黑箱”（BlackBox）概念发展演进而来，是自动控制和运筹学相结合的产物。艾什比利用黑箱来描述那些内部结构、特性、参数全部未知而只能从对象外部和对象运动的困果关系及输出输入关系来研究的一类事物。邓聚龙系统理论则主张从事物内部，从系统内部结构及参数去研究系统，以消除“黑箱”理论从外部研究事物而使已知信息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弊端，因而，被认为是比“黑箱”理论更为准确的系统研究方法。所谓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而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灰色系统理论所要考察和研究的是对信息不完备的系统，通过已知信息来研究和预测未知领域从而达到了解整个系统的目的。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一起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具有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寻求现实规律的良好特性，克服了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
目前，灰色系统理论得到了极为广泛的应用，不仅成功地应用于工程控制、经济管理、社会系统、生态系统等领域，而且在复杂多变的农业系统，如在水利、气象、生物防治、农机决策、农业规划、农业经济等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就。灰色系统理论在管理学、决策学、战略学、预测学、未来学、生命科学等领域展示了极为广泛的应用前景。
那么，灰色系统是否能够在股票市场价格走势方面发挥作用呢？以及怎样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要探索的问题。
勿容质疑，股票价格的“内在价值”的研究为我们认识股票价格提供了重要途径，然而，其运用受相关专门知识的约束，同时，也受人们对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预期是否合理与准确的影响，那么，股票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的纠正，必然需要一定的学习过程，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即“学习成本”。如果将市场有效性与信息定价机制相结合，将对股票市场的定价机制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在股票价格与其“内在价值”的关系上，人们发现股票价格不仅反映其内在价值的信息，而且反映了市场交易者的“噪声”（Black，1986），因而，股票价格的偏离不会总回到其“内在价值”。这样，我们根据这些所知信息还是难以预测或把握市场价格走势，从而经常出现投资者对信息的过度反应或反应不足的现象。
我国股票市场有“政策市”、“消息市”之称，应该说这是效率市场的应有状况，令人遗憾的是，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的股票价格对其反应“内在价值”的信息未能作出充分的反应，因而，认为我国股市的这种反应机制是跛足的（包建祥，1999），“有关股票市场的政策法规报道”是对投资者最有价值的信息，对股价的影响也最大（茆诗松，1997。），而且存在着对信息的反应过度及反应不足（魏刚，1998；张人骥，1998。），呼吁建立完善的信息定价机制。应该说，我国股票市场经过近年的发展，市场的信息定价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完善，市场对信息的敏感性有了实质的提高，对影响股票“内在价值”的信息，不论是系统信息还是非系统信息，股票价格均有相应的反应，因而，为通过市场价格的一定历史时期的反应判断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势，提供了可能。
由于股票价格应该反应与其相关的市场信息，那么，信息在价格中的输入和传递就有其相应的轨迹和强度，这种轨迹和强度取决于该股票的价格对相关信息的反应机制和灵敏性，而对于不同的股票，价格反应信息的机制和灵敏性有着相当的不同，并随时间变化而变化，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异，以及这种轨迹和强度大小是什么，难以准确把握，也就无法准确地把握和股票“内在价值”，在新兴市场中，这种状况尤甚。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新兴市场中，作为绝大多数投资者来讲，他们难以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投资者，更像是通常的“投机者”，即以市场交易差价获取利益，并不是以获取公司分红或股利为目的，因而，对这些投资者来讲，公司股票的“内在价值”是多少似乎显得那么重要了，他们最为关心的应该是股票市场价格的近期走势如何，以判断价差的大小，从而决定该股票是否值得买卖，因此，交易过程中并不需要知道公司股票“内在价值”。由此可知，股票价格的市场表现的趋势判断就显得非常有意义了。
由于股票价格是相关信息的综合反应，所有的相关信息的传导机制和灵敏度都得到了相应的反应。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种传导的方式和灵敏度是什么，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利用适当方法通过信息在价格中的历史反应来判断价格的未来行动方向或状态，从而寻求信息在股票市场价格中的反应机制，这是因为历史行为反应至少部分反应了价格行为固有规律，并反应了价格对新信息的反应能力，这种反应能力决定了价格的进一步发展的方向。我们认为，灰色系统理论的建立为测定和反应这种传导机制和灵敏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方法。
我们知道，灰色系统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来寻求其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因为，客观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现象尽管纷繁复杂，但其发展变化有着自己的客观逻辑规律，是系统整体各功能间的协调统一，因此，如何通过散乱的数据系列去寻找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就显得特别重要。灰色系统理论认为，一切灰色序列都能通过某种生成弱化其随机性而呈现本来的规律，也就是通过灰色数据序列建立系统反应模型，并通过该模型预测系统的可能变化状态。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微分方程能较准确地反应事件的客观规律，即对于时间为t的状态变量，通过方程就能够基本反映事件的变化规律，那么，假定某股票价格的状态初始序列为，通过灰色一阶累加生成序列和弱化关系式(k=1,2,…,n)，我们就可以得到该股票价格的时间状态的灰色微分方程为，系数a就是股票价格对信息的敏感性，是股票价格状态对信息反应系统变化内在规律的指标，在灰色系统里被称为“系统发展系数”，而（k=1，2，…）就是该股票在未来k+1时间的市场价格。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要把握市场价格走势和发展方向，并不需要知道是什么信息或多少信息影响其价格的变化以及如何影响，诸如宏观经济因素的变动、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市场参与人数的增减等等因素分别对价格影响及其方式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我们所需要的只是新信息的加入会使原有的趋势得以改变，新信息的不断加入是市场价格不断变化的驱动力，而新信息的影响并不是在瞬间完成的，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进行消化在市场价格中逐步体现，这就是通常意义的历史信息的记忆功能，这种记忆能力对于市场价格走势的驱动力具有一定的“惯性”作用，通过判断这种驱动力（系统发展系数）的发展变化来预测未来价格走势正是灰系统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3.灰色系统模型的应用实例
3.1时间转折预测
这里，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日收盘指数为标准，以2000年1月10日1545.11点为起点，如果局部低点和高点之间相差200个点以上，认为市场指数出现了一次转折，将低点-高点的变化看作一个阶段，因而，我们选择各阶段的局部最高点和最低点，并选择相临的指数相差200点以上的点，计算其距离起点的月份数，以构造指数走势的量化分析，具体数据见表1。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可以得到指数转折点的时间方程为：，其中k=1，2，…。
根据这个模型可以对指数转折情况进行预测，计算结果和模拟误差状况见表2，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转折时间点预测的残差平方和0.54，模型预测平均相对误差为2.6%，小误差概率几近为1，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7.4%，预测精度为二级，说明该方法基本可用于市场综合走势转折时间的初步预测。由此转折预测方程，我们可得到后一阶段的5个预测值为：19.4、23.3、27.9、33.6和40.3。第一个预测值19.3表明下一转折点在从2000年1月起的第19个月左右，即约在2001年7月会出现一次重大转折，再经过约4个月的调整后将又会有一次较大的转折，即预计在2001年11月份可有一次200点以上的变化。
3.2上海综合指数的预测
2001年来，上海综合指数收盘指数从1月2日的2103点降至10月22日的1520点，跌幅近30%，如以当年最高点2245点计，跌幅更深，因此，我们应用灰色系统模型对股票指数变化状况进行预测，以期能更好地开展投资决策和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根据灰色微分方程建立上海综合指数走势预测模型，为此，我们以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周收盘数为基础，以2001年8月10日周收盘价1955.04点为数据系列的起点，得到指数走势的预测方程：，其中，k=1，2，…。根据这个模型对指数的预测，结果和误差状况见表3，由表可以看出，该模型对指数序列模拟的残差平方和为1259.90，模拟的平均相对误差为0.79%，因此，平均预测精度为99.21%，最大预测误差为1.20%，小误差概率近似为1。从模型本身来看，应该说对上证综合指数的预测精度基本能达到要求。
3.3新陈代谢模型与事后检验
事后检验是根据模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进行比较而得到的，根据该指数走势预测模型，我们可以得到未来4周的收盘指数分别为1768.66、1741.12、1714.00和1687.31，总体是一个下降的趋势，上海综合指数的实际值1807.02、1764.87、1691.33和1572.45，实际误差分别为2.12%、1.34%、-1.34%和-7.30%，表明有较为理想的预测效果。但实际结果也表明，利用某一数据系列对走势或时间转折进行长期的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新信息的作用没有得到体现，历史信息影响程度的有限性，即价格对信息的记忆与预见能力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信息对系统的影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减弱，误差将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采用新陈代谢GM模型对2001年8月17日开始的上证综合指数趋势进行模拟，即利用最新的数据替换最旧的数据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新信息对市场走势的影响，计算的结果列于表4，结果表明，模型预测的最小预测误差为-0.03%，最大预测误差是7.73%。在趋势判断上，预测趋势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较为一致的变化。从其模拟散点图看，预测值与市场实际表现有着极为吻合的效果。
4.小结
篇5
关键词类别学习，单系统理论，多系统理论，神经心理学。
分类号B842
1 导言
类别学习是通过练习学会判断类别成员的过程。类别学习有多种理论解释，如经典的分类理论（或规则理论）认为，类别学习是发现判断类别成员的充分必要条件的集合的过程；原型理论认为，类别学习是学会将新项目与原型进行相似性比较，从而决定新项目是否被判定为该类别成员的过程；样例理论认为，类别学习是学会将新项目与认知系统中所储存的所有类别样例进行比较（而不只是与原型比较），从而确定新项目是否为该类别成员的过程[1]。关于类别学习的解释，目前争论比较激烈的是多系统理论和单系统理论。如Ashby等人提出的一种多系统理论假设，人类至少有两种分离的分类系统：一个是在意识控制下的基于外显推理的言语分类系统，一个是内隐的基于程序学习的非言语分类系统[2]；Anderson提出的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联合表征模型――思维适应性控制的修订模型（简称ACT-R模型）和Squire等人提出的陈述性知识表征和非陈述性知识表征分离的模型等，都属于多系统理论[3]。而单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的类别学习只有一个系统，它可以进行不同类型知识的学习和表征。如前面提到的规则理论、原型理论和样例理论等都属于单系统理论。另外，Nosofsky等人针对Ashby等人的多系统理论提出了一种“难度理论”，也属于单系统理论。该理论认为，Ashby等人研究中的两种类别结构的学习之间的差异不是两个系统学习的结果，而是两种结构的分类任务在难度上存在差异[4]。总之，各种理论的背后都有一系列用以支持理论的研究，其中神经心理学研究是检验类别学习理论的一种有效的研究范式。神经心理学是研究脑损伤患者的认知活动模式，它经常被用于检验两种学习系统分离效应，其中比较理想的是关于双重分离效应的研究。如有研究表明，遗忘症患者在需要外显记忆的再认学习中受到影响，在不需要外显记忆的分类学习中不受影响[5]；而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在需要外显推理的分类任务中不受影响，而在内隐的基于程序学习的分类任务中受到影响[6]。类别学习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不仅可以对有关的理论假设提供检验，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了解认知活动的过程和脑机制。我们在简要回顾类别学习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已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指出未来研究的应注意的方面，为类别学习的深入研究提供借鉴。
2 类别学习神经心理学研究的回顾
已有大量类别学习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为了更好地对这些研究进行分析和概括，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回顾：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遗忘症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和其他类型的神经症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
2.1 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
基底神经节是包括杏仁核、新纹状体、苍白球和黑质等在内的一群密切关联的结构，它在比较复杂的行为（如认知）中发挥重要作用[7]。帕金森症、亨廷顿症和威尔森症等都属于基底神经节疾病。有研究表明，新纹状结构可能是内隐系统学习的主要解剖基础之一，基底神经节可能涉及程序学习[2]。对基底神经节功能障碍（如帕金森症）的研究结果强调，皮质-纹状系统（通过丘脑在新皮质和基底神经节之间相互连接）在几种内隐学习中起着主要作用[8]。
帕金森症通常会导致产生多巴胺的细胞死亡，尤其是在黑质和在被盖腹区，结果导致帕金森症患者在黑质和被盖腹区的投射区的多巴胺水平下降，而这些区域涉及类别学习中起重要作用的结构，包括纹状体、前额皮质和前扣带回[2]。所以，帕金森症可能对类别学习产生不利影响。Knowlton等人的一项研究探讨了帕金森症患者在最理想规则是非言语的类别学习任务中的学习情况。在这种学习任务中，没有最理想的可言语表述的规则。结果，帕金森症患者与年龄匹配的控制组相比，在非言语任务中受到不利的影响；除了他们的总体行为水平较差之外，帕金森症的严重性与类别学习成绩之间存在高的负相关（r =－0.55）[6]。研究结果支持了帕金森症患者在非言语类别学习中受到损害的假设。
为了详细地考察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的非言语表征的类别学习，Filoteo 等人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帕金森症患者和健康控制组被试在线性（linear）和非线性（nonlinear）两种条件下进行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9]。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是指被试在类别学习中要获得理想的正确率，必须对两种或两种以上维度在决策前阶段进行整合才能得到，这种类别学习的分类规则是不明显的，且是难以用语言表述的[2]。在这个研究中，无论是线性规则还是非线性规则，理想的反应都要求整合两个刺激维度，都要求进行信息整合类别学习，所以都应该强调纹状体的作用。实验结果显示，与健康组被试相比，帕金森症患者在线性条件下的学习不受影响，而在非线性条件下的训练后期受到影响；对反应正确率进一步分析揭示，帕金森症患者在信息整合类别学习中受到影响。据此，研究者认为，信息整合的类别学习可能涉及纹状体[9]。
然而，也有证据表明帕金森症患者在最理想规则容易用言语表述的类别学习任务中受到不利影响。Ashby等人在基于规则（rule-based）和信息整合两种任务中比较了帕金森症患者与老年控制组和年轻控制组的类别学习。在基于规则任务中，类别成员容易被用言语表达的外显规则所界定；而在信息整合任务中，没有明显的言语规则，且只有当来自各个刺激成分的信息在决策前阶段被整合的情况下才能获得最高的正确率。研究结果显示：年轻控制组在两种任务中表现都是最好的；与老年控制组相比，帕金森症患者的学习在基于规则分类任务中受到严重的干扰，而在信息整合任务中与老年控制组没有显著性差异[10]。这个结果支持了不同性质结构的类别学习分别是由功能上分离的系统进行的假设。
针对帕金森症患者在不同类别学习任务中的行为结果不一致这一现象，Smith等人最近的一项研究通过检查帕金森症患者在概率分类的习惯学习任务中学习人工语法系统的能力，探讨基底神经节在类别知识获得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使用18个无精神错乱的帕金森症被试和22个匹配的控制组被试。研究结果显示，帕金森症患者在人工语法学习上表现较差，更确切地说是在任务的早期；帕金森症患者的分类行为受到影响与在测验中所要获得的陈述性知识无关，也不依赖于前额叶皮质功能。研究者根据这些结果得出，帕金森症患者在先前的不同类别学习任务中的不一致行为可以被解释为，至少部分被解释为，在刺激与类别反应之间是否需要形成联结。研究结果支持基底神经节在复杂的分类学习中起重要作用的假设[8]。
亨廷顿症和帕金森症都属于基底神经节疾病，但两者有所不同。帕金森症是导致产生多巴胺的细胞死亡，而亨廷顿症是攻击和杀死纹状体中尾状核的输出细胞，因而，两者在类别学习任务中所受到的损害应有所不同[2]。
Knowlton和Squire的一项研究得出亨廷顿症患者在人工语法学习方面不受影响的结果。在这个研究中，使用23个符合语法的字母串，被试学习这些训练项目，然后再给他们呈现46个新字母串，一半字母串产生于同样的人工语法，一半不是。被试的任务是决定新字母串是否符合人工语法。从技术上讲，人工语法学习也是一种分类学习，因为有两种类别（符合语法和不符合语法），每一种类别包含多个样例。在这项测验中，亨廷顿症患者的表现并不比年龄匹配的控制组更差[11]。这一结果表明，亨廷顿症患者在类别学习中与帕金森患者的表现有所不同。
另外，由于亨廷顿症杀死的尾状核的输出细胞有些是内隐系统的反应细胞，因而，亨廷顿症患者也有可能在最理想规则是非言语的类别学习任务中受到不利的影响。Knowlton和Squire使用与Knowlton等人在帕金森症实验中相同的作业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亨廷顿症患者与年龄匹配的控制组相比在非言语分类作业中明显受损[11]。这一结果又反映了亨廷顿症患者在类别学习中与帕金森症患者的表现有相似的地方。
综上所述，亨廷顿症和帕金森症都属于基底神经节疾病，两者在非言语类别学习中都会受到影响，但是两者在类别学习中所受到的影响有所不同。
2.2 遗忘症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
遗忘症是另一种研究类别学习的神经心理学条件。在大多数这类研究中，重点是中颞叶遗忘症。中颞叶遗忘症患者有海马结构损伤（有时包括侧海马回），但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有完好的基底神经节和额叶皮质，因此，他们应能表现正常的类别学习。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用以支持分类与再认分离的研究是Knowlton和Squire的研究。Knowlton和Squire用圆点图形考察了遗忘症组和匹配的控制组的类别学习。在分类任务中，被试在计算机屏幕上观看各种类别样例，然后被要求对可能是类别成员的、也可能不是类别成员的各种新样例进行分类；在再认任务中，被试在屏幕上观看几个不相关的项目，然后进行新、旧再认测验。最重要的结果是，尽管遗忘症患者的学习成绩在再认任务中受到较大的干扰，但在分类任务中与控制组没有显著差异。这个证据被用来支持这样的观点：相对于样例模型（单系统模型）的假设，分离的表征系统分别进行分类和外显记忆。即遗忘症患者的外显记忆系统受到影响，导致在新、旧再认任务中行为较差，而负责分类的程序系统没有受到影响[5]。
这类研究还有使用不同的刺激材料来进行的，如卡通动物分类、人工语法学习和天气预报任务等。Reed等人的一项研究把Knowlton和Squire的结果推广到在9个二元值维度上变化的动物线条图形研究中。在训练阶段，被试观看各种卡通动物原型图片的低水平变式，在随后的测验阶段，要求被试指出某个具体的新项目是否是先前看过的类别的成员；另外对被试进行外显记忆测验，在测验中要求被试回忆9个维度中的任意1个的两个可能的维度值。尽管遗忘症患者在外显记忆测验中显著受到影响，但是他们的分类水平与控制组相同[12]。
然而，这些数据也可以用单系统理论来解释。Nosofsky和Zaki认为，根据样例模型，分类和再认都依赖单一表征系统，进行任何一种判断都使用同一表征系统。记忆损伤可能对再认任务的损害比对分类任务的损害更大。因为在分类任务中，被试只需要对先前看过的项目有模糊的感觉就能完成任务，而在再认任务中，却要求被试记得旧项目的细节[13]。
Nosofsky和Zaki进行了两个研究对单系统假设提供支持。在第一个研究中，研究者延迟了Knowlton和Squire分类任务的测验阶段。结果延迟对正常被试产生记忆干扰。延迟在分类任务中导致行为水平下降较小，在再认任务中导致行为水平下降明显，就像遗忘症患者的再认学习结果一样。在第二个研究中，Nosofsky和Zaki模拟了Knowlton和Squire的数据，运用一种样例模型――概化背景模型。在这个分析中，他们认为，只要对遗忘症患者的记忆敏感性参数设置得比控制组水平低一些，该模型就能精确地预测Knowlton和Squire的数据。所以，Nosofsky和Zaki认为Knowlton和Squire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两个记忆系统的分离[13]。
另外，Zaki和Nosofsky在另一项研究中陈述到，Reed等人关于动物线条图形的结果与单系统解释是一致的。对于Reed等人的刺激，刺激的维度在类别内是高度相关的，以至于被试能够毫不费力地将注意集中于任何一个维度，并在分类任务中表现出正常的水平。Zaki和Nosofsky使用Reed等人任务的延迟测验版本测验被试，结果像遗忘症患者一样，延迟在分类任务中导致较小的行为水平的下降，在外显记忆任务中导致较大的下降。而样例模型分析表明，被试在分类任务中确实只注意少数几个刺激维度，所以，分类与外显记忆间的分离可以按照不同任务要求来解释，而不是按照分离的系统来解释[14]。
另外，Hopkins等人对有海马损伤的血氧不足被试的概率类别学习进行检验，得到了这种患者在分类学习中受到不利影响的结果，并且确定了学习受影响的时期。在这个研究中，研究者检验了9个患有血氧不足脑损伤的个体，他们被脑成像证实有双侧海马损伤和顺行性遗忘症。实验在天气预报任务和一种变式的“冰淇淋”任务中考察双侧海马损伤的遗忘症被试和匹配的控制组被试的类别学习。研究结果显示，血氧不足被试相对于控制组在两项任务中都受干扰；在冰淇淋任务中，这种差异甚至在训练早期（前50个试验）就表现出来。另外，对学习期间的反应策略的分析表明，血氧不足组比控制组更严重依赖简单的、退化的学习策略，依据这种策略只能准确回答少数“容易”的图形。控制组倾向使用许多策略，包括最理想的多个线索策略。根据这些结果，研究者认为遗忘症患者在概率类别学习中不受影响的结论应受到限制：至少在一些情况下，遗忘症患者显示出早期受干扰和持续地受干扰[15]。这一结果与Knowlton等人的发现遗忘症患者学习受干扰的研究结果相似，所不同的是，Knowlton等人所发现的受干扰出现在学习的后期，而不是早期[6]。
以上的研究结果说明，遗忘症患者在类别学习中多少会受到一些影响，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如不同的类别学习任务），遗忘症患者显示出受影响的程度不同，或者受影响的时期不同。
2.3 其他类型神经疾病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
有人对抑郁症患者的类别学习进行了研究。大多数抑郁症被认为是由单胺通道上的功能障碍引起的。由于单胺通道投射到一个广泛的神经位置，因而在广泛的认知和运动任务中都可能受到抑郁的影响；此外他们在威斯康星卡片分类测验（Wisconsin Card Sorting Test, WCST）中受到影响和在规则转换任务中表现出言语重复症（这是前额叶皮质功能障碍的标志）。因此，相对于年龄匹配的控制组，抑郁症患者可能会在最理想规则可以用言语表达的分类任务中受到影响而在最理想规则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任务中不受影响[2]。
Smith，Tracy和Murray的研究检验了这一预测。实验中抑郁组和非抑郁组被试参加了两个类别任务，这两个类别是通过在4个维度上变化的刺激（字母串或脸谱简图）来建构的。在一个类别任务中，最理想规则是可言语表达的（单维度的）；在另一个任务中，最理想规则是难以用言语表达的。结果显示：在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任务中，抑郁组与控制组的行为之间没有差异；而在可言语表达的任务中，相对于非抑郁的控制组，抑郁组的行为受到影响，抑郁组被试需要明显多的训练才能达到标准值[16]。这一结果支持多系统理论。
Keri等人对患有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再认和分类行为关系进行探讨，试图确定新皮质区域是否干扰内隐类别学习。假如不干扰，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行为将与遗忘症患者的行为类似（再认受到影响而分类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有意识的陈述性记忆损害是阿尔兹海默病最重要的症状之一，这种记忆损害与中颞叶区域结构或新陈代谢的异常有关；而无意识和自动化的非陈述性记忆功能，如知觉重复启动，直到阿尔兹海默病的后期阶段才受到损害。这项研究对25个阿尔兹海默病被试在圆点图形中的再认和分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控制组对原型项目的分类成绩最高，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似乎表现出对原型图形有选择性的损害；在出现新的变式情况下，控制组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水平，因为这些刺激与所储存的原型不太相似；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低”和“高”变式中都表现出相对较高的水平。这些结果表明，控制组可能运用基于原型的方式学习类别，而阿尔兹海默病患者运用基于样例的方式学习。而对再认成绩的分析表明，阿尔兹海默病患者在各个刺激类型上的再认成绩都比控制组低。这些结果说明学习受影响只是对于原型刺激，非原型的圆点图形的分类不受影响。这种受影响的类别学习反映阿尔兹海默病的特定通道的新皮质区域可能受到一定的损伤，而对项目知识的陈述性记忆损害则较大[17]。
另外，Keri等人在知觉抽象测验方面评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类别学习。语义记忆的混乱是精神分裂症患者神经心理学方面的重要特征，所以，对于精神分裂症患者，知觉的和概念的分类学习方面可能都会受到干扰[18]。Keri等人使用离散类别（discrete categories）和等级类别（graded categories）两种知觉类别来探讨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类别学习。离散类别被定义为，具有给定类别的特征，这些特征的出现或缺失以全或无的方式决定类别成员，这些界定良好的类别是容易用语言表述的；等级类别是一种平均中心趋势，是几个个别样例（原型）的概括表征，等级类别是界定不良的，是难以用语言表述和清晰定义的。实验相继运用三种形式的学习：类别样例的系列呈现、言语描述和反馈。研究结果显示，精神分裂症患者比控制组要求更多的刺激呈现去探测与类别相关的元素；而在系列呈现之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等级类别任务的学习中显著受到影响，而在离散类别任务的学习中未受到影响。这表明精神分裂症患者能学习和储存简单的、定义良好的视觉类别的信息。另外，在对等级类别的言语定义之后，控制组与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差异不存在了，这说明等级类别的语言定义对精神分裂症患者受到损害的知觉学习能力可能给与补偿；然而在等级类别的反馈学习之后，精神分裂症被试的成绩又显著低于控制组的成绩，说明反馈学习没有显著改变精神分裂症组的分类成绩，而显著改变控制组的分类成绩。总之，这些结果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抽象的知觉阶段受到不利的影响，但这种不利的影响能通过自上而下的言语加工指导而得到部分补偿[18]。
3 已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回顾，不难看出，有些研究结果支持类别学习的多系统理论，有些研究结果支持类别学习的单系统理论。比如，Filoteo等人得出帕金森症患者在线性条件下的学习不受影响，而在非线性条件下受到影响；Ashby等人得出帕金森症患者在基于规则分类任务的学习中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在信息整合任务的学习中没有受到影响；Knowlton和Squire得出遗忘症患者在再认任务的学习中受到较大的影响，而在分类任务的学习中不受影响；Reed等人得出遗忘症患者在外显记忆测验中受到显著的影响，而在分类行为中不受影响；Smith等人得出抑郁组被试在难以用言语表达的任务中不受影响，而在可言语表达的任务中受到影响；Keri 等人得出阿尔兹海默病患者似乎表现出对原型图形的分类学习受到影响，而在非原型的圆点图形的分类学习不受影响；Keri 等人得出的精神分裂症患者在等级类别任务的学习中受到显著的影响，而在离散类别任务的学习中没有受到影响。这些结果都支持两个系统分离的假设，即支持多系统理论的解释。
但是，这些结果除了Ashby等人的研究结果外，都可以用单系统理论来解释。如Filoteo等人得出的结果可以解释为线性条件下的学习比较容易，而非线性条件下的学习比较难；Knowlton和Squire的研究结果以及Reed等人的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再认任务比分类任务要求更多的记忆资源；Smith等人、Keri等人的研究结果可以解释为非言语类别学习任务比言语类别学习任务更难。而且，Nosofsky和Zaki还采用延迟测验和运用样例模型分析的方法得出支持单系统理论的结果。此外，Zaki的一项对遗忘症患者的类别学习研究的元分析结果支持单系统理论[19]。所以，仅仅根据这些研究结果我们还很难断定到底是单系统理论正确还是多系统理论正确。因此，还有必要进一步进行研究和检验。
此外，在上述研究中还存在一些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首先，我们认为这些研究的被试取样有偏颇：一个是这些研究中患者被试的数量较小。在上面所介绍的研究中，除了Keri等人关于阿尔兹海默病患者的研究中患者被试是25个（最多的）以外，其他研究中被试数量都不超过20个，Hopkins等人研究的实验1中只有7个被试。由于被试量较小，所得到结果的代表性就较差。二是神经症患者被试的个体差异较大。个体差异包括年龄差异、性别差异、受教育水平的差异等。如：从年龄差异来看，Ashby等人和Filoteo等人研究中的帕金森症被试的平均年龄为67岁，而Smith等人研究中的帕金森症被试平均年龄为58岁；从性别差异来看，Filoteo等人研究中的20个被试是11男9女，Smith等人研究中的18个被试是12男6女，Keri等人的25个阿尔兹海默病被试是20女5男，Keri等人的20个精神分裂症被试是14男6女；从受教育水平来看，Ashby等人和Filoteo等人研究中的帕金森症被试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为17和16.4年，而其它研究中的患者被试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12年左右。这些被试间的个体差异导致不同研究者得出的研究结果难以归因于自变量的影响，有可能是被试因素造成的，或者自变量与被试因素交互作用造成的。
其次，神经症患者一般都兼有其它方面的损伤，不同研究中患者被试的各种损伤程度不尽相同，而损伤程度的不同极有可能导致同一种类型的患者产生不同的学习结果，如Knowlton等人研究得出帕金森症的严重性与类别学习成绩之间存在负相关（r =－0.55）[6]；而同是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尾状核尾的损伤会导致患者在非言语类别学习中受到影响，而尾状核头的损伤会导致患者在言语类别学习中受到影响[2]。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Ashby等人的研究中得出帕金森症患者的言语类别学习受到影响的结论，而其他研究者得出帕金森症患者在非言语类别学习中受到影响结论。正如Ashby等人自己所总结的那样，帕金森症患者可能在各种分类学习活动中都有缺陷，这主要取决于不同病人的严重程度上的差异和在由尾状核的尾、头和额叶皮质区域损伤量的差异[2]。
由此可见，关于类别学习的神经心理学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单系统理论和多系统理论之争也还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未来的研究要从多个角度、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和手段来进行验证。
4 未来研究的建议
经过上述回顾与分析，我们对未来的研究提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议：（1）将类别学习的神经心理学研究与认知神经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运用脑成像技术对患者大脑的损伤部位进行比较精确地诊断，并对被试学习过程中的神经活动进行检测，进一步验证类别学习的两种系统理论；（2）在上面的研究中，大多采用单一分离任务的实验设计，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建议尽量采用双重分离任务的实验设计，例如，选择个体差异较小的遗忘症患者和基底神经节疾病患者被试，让他们都完成同样的言语任务和非言语任务的学习，以考察这两种疾病患者的学习是否出现双重分离，这种实验设计的研究结果更有利于鉴别哪种理论解释更合理；（3）在被试取样方面要尽量缩小被试间的差异，并增加被试的数量。这样得出的研究结果更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
参考文献
1 M・W・艾森克，M・T・基恩著. 高定国，肖晓云译. 认知心理学（第4版）.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32
2 Ashby F G, Alfonso-Reese L A, Turken A U, et al. A neuropsychological theory of multiple systems in category learning. Psychological Review, 1998, 105: 442～481
3 Robert J. Sternberg著. 杨炳钧，陈燕，邹枝玲译. 认知心理学（第3版）.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6. 56, 129, 210～215
4 Nosofsky R M, Stanton R D, Zaki S R. Procedural interference in perceptual classification: Implicit learning or cognitive complexity? Memory & Cognition, 2005, 33 (7): 1256～1271
5 Knowlton B J, Squire L R. The learning of categories: Parallel brain system for item memory and category knowledge. Science, 1993, 262: 1747～1749
6 knowlton B J, Mangels J A, Squire L R. A neostriatal habit learning system in humans. Science, 1996, 273: 1399～1402
7 管林初主编. 心理学大辞典・生理心理学辞典.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76
8 Smith J G, McDowall J. When artificial grammar acquisi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is impaired: The case of learning via trial-by-trial feedback. Brain Research, 2006, 1067:216～228
9 Filoteo J V, Maddox W T, Salmon D P, et al.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category learning in patients with striatal dysfunction. Neuropsychology, 2005, 19(2): 212～222
10 Ashby F G, Nobel S, Filoteo J V, et al. Category learning deficits in Parkinson’s disease. Neuropsychology, 2003, 17(1): 115～124
11 Knowlton B J, Squire L R. Artificial grammar learning depends on implicit acquisition of both abstract and exemplar-specific inform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learning, Memory, and Cognition, 1996, 22: 169～181
12 Reed J M, Squire L R, Patalano A L, et al. Learning about categories that are defined by object-like stimuli despite impaired declarative memory.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1999, 113: 411～419
13 Nosofsky R M, Zaki S R. Dissociations between categorization and recognition in amnesic and normal individuals: An exemplar-based interpretati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8, 9: 247～255
14 Zaki S R, Nosofsky R M. A single-system interpretation of dissociations between re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in a task involving object-like stumili. Cognition, Affective, & Behavioral Neuroscience, 2001, 1: 344～359
15 Hopkins R O, Myers C E, Shohamy D, et al. Impaired probabilistic category learning in hypoxic subjects with hippocampal damage. Neuropsychologia, 2004, 42: 524～535
16 Smith J D, Tracy J L, Murray M J. Depression and category learning.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993, 122: 331～346
17 Keri S, Kalman J, Rapcsak S Z, et al. Classification learning in Alzheimer’s disease. Brain, 1999, 122: 1063～1068
篇6
关键词：电力企业；人因失误；灰色理论；关联度分析法；个人
中图分类号： F407.6 文献标识码： A
The Research of Human Error In Power Enterprise Based On THE analysismethodofrelationshiPdegree
Sun Cai-hong,Zhang Yanfei
（Ulanqab Electric Power Bureau, Inner MongoliaUlanqab012000）
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se proposes human error in the Incident of power enterprises . Based on the relationship of human error to human accident, the key factors of human error were studied from four parts一hurnan, Equipments, environments and management. .Aeeording above all, the analysis mode of human error in power enterprises was found and applied to analyze the typical case. In order to be sure and calculated the importance degree of that four key factors, the Grey System theory and the analysis method of relationship degree were introduced and applied.
KEY WORDS：power enterprises ;Human error; the grey system theory; the analysis method of relationship degree; hurnan
【作者简介】孙彩虹（1985—），女，内蒙古人，助理工程师，从事继电保护整定计算及电力企业安全工作
1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及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力工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电力工业快速发展的同时，给电力企业的安全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近年来，尽管在系统的设计、制造、运行和管理等方面，不断提高整体技术水平和安全水准，但电力企业安全事故仍然时有发生，人员伤亡和财务损失严重。在电力企业安全性评价中，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只是停留在技术方面的，而造成这些事故的深沉原因——人因问题研究较少。
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是我国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年创立的一门新兴横断科学,它以“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小样本”、“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为研究对象,主要通过对“部分”已知信息的生成、开发,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一系统运行行为的正确认识和有效控制。“贫信息”不确定性系统的普遍存在,决定了这一理论具有十分广阔的发展前景。灰色系统有以下特点:
(l)充分利用已知信息寻求系统的运动规律；
(2)用灰色数学来确定不确定量并使之量化；
(3)灰色系统能够处理贫信息系统。
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与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成功地开创了对灰信息之间关联关系的研究与度量方法,从而达到充分利用灰色信息的作用。因此,这个方法应用面广,适应性强,现在已在社会经济、农业生态、自然地理、水文气象、地质矿产、地震预报、环境保护、军事政法、财政金融、文教卫生等许多领域得到应用,是目前除GM(l,1)模型预测外,应用最广、成果最多的灰色系统分析方法。
在灰色系统理论的关联分析中,把各因素对结果影响程度的量度称为关联度。关联度就是表征两个事物的关联程度,因素曲线与结果曲线在几何形状上的相近程度,即几何形状(变化情况)越接近,关联度就越大。所以实质上,灰色关联分析是对统计数据数列进行几何关系的比较。
灰色关联度分析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
(l)总体性
因素之间关联度数值大小的实际意义不大,重要的是比较各个序列对同一母序列来说,关联度孰大孰小,即排出关联序,这就称为总体性。灰色关联度分析总体性突破了一般系统分析中常用的因素两两对比框架,而是将各因素统一置于系统之中进行比较分析。
(2)非对称性
在客观世界中,因素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关系,在同一系统中,对于甲因素来说,乙因素与其关系最密切,但对于乙因素来说,并不一定就是与甲因素最密切,而可能与丙因素关系最密切,也就是说甲对乙的关联度并不等于乙对甲的关联度,这就是灰色关联度分析的非对称性。
(3)非唯一性
关联度与下列因子有关:①母序列不同,关联度不同；②子序列不同,关联度不同；③原始数据处理方法不同,关联度不同；④数据多少不同，关联度不同；⑤分辨系数不同关联度不同。
(4)有序性
灰色关联度分析的主要对象,是离散形式的系统状态变量,即时间系列,与相关分析不同,这种离散函数中的各个数据不能两两交换,更不能任意颠倒时序,否则就会改变原序列的性质。
(5)动态性
因素间的灰色关联度随着序列的长度不同而变化,即表明系统在发展的过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联度也随着不断变化,这就是动态性。
根据以上特点可以说明,灰色关联度分析是一种客观、有效、使用的系统分析方法。本文所研究的电力企业是一个动态系统,随着时间推移和状态的变化其各个因素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因素之间也有很多关系。
影响电力企业人因失误因素分析
对人因的认识经历过几个阶段，最初是“机械中心设计时代”，着重于“人适机”；尔后是要求“机宜人”即“人-机界面设计时代”；再后是“人-机匹配”。在这些阶段，我们对人因的理解和研究主要着眼于人的生理、心理因素，考虑的重点是作业者个体的行为失误。
这个组织贯穿或控制着个体所处的人-机系统，以及外层更大的生产系统，任何个体造成的失误或对失误的防范都是在该组织综合管理下实现的。根据对电力企业人因事故的调查,以及对人因失误原因和影响因素的分析。影响化工企业人因失误的因素主要是人、设备、管理和环境四个因素。
(l)个人因素
人始终是电力生产系统的中心和主宰者。人的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尽管系统的自动化程度提高了，但归根结底还要由人来控制操作，要人来组织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生产、检测、维修等，要人来决策，即使所谓的智能系统也仅只是局部替代最终决策的前期动作。因而，人在系统中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更加重要和突出了。
系统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人因失误的迁移。由运行中操作型的直接人误转变为对自动化系统设计、维护、测试、检测、管理等间接人误。系统智能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失误类型由疏忽等较低层次的认知失误向诊断、判断、决策等较高层次的认知失误类型转变。
(2)设备因素
如今的电力系统系统更加自动化。操作人员的工作由过去以“操作”为主变为监视—决策—控制。人因失误发生的可能性、尤其是后果及影响变得更大了。
电力系统系统更加复杂和危险。大量地使用计算机使得系统间相互作用更加复杂、耦合更加紧密，同时使得大量的潜在危险集中在较少几人身上（如中央控制人员）。
电力系统系统更加不透明。系统的高度复杂性、耦合性和大量的防御装置增加了系统内部行为的模糊性，管理人员、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经常不知道系统内正在发生什么，也不理解系统可以做什么。
(3)组织管理因素
管理决策和组织过程中的失误是诱发系统失效最根本的潜在原因。组织也可能犯错误，组织错误归根到底也是一种人因错误，且对复杂系统而言，组织错误是对其安全性最大的潜在威胁。典型的组织错误包括管理制度缺陷、不充分的培训、管理者的错误决策等。由于个体失误和组织失误的并存，人因失误只能通过不断加强管理、改善管理来减少或弱化它的影响环境与人行为的关系。
(4)环境因素
环境是围绕主体并对主体行为产生影响的外界事物。人通过各种感觉通道从环境中获得关于行为意义的信息，并运用这一信息，建立支配某种心理过程的动机和决定行为的方式，进而通过行为的实施来适应与改造环境。
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人力图适应环境，以降低自身的损耗，同时又力图改造环境，以满足自身更高的需求，人类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并存，使得在一定界限内，人与环境保持着一种相互协调、相互适应的动态平衡。
灰色关联度的计算方法
关联度的计算的方法如下:
第1步：原始数据预先处理。各指标的原始数据量纲不同,数量级也有可能悬殊,为使各原始数据消除量纲,合并数量级,使其具有可比性,首先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对于时间序列(或者经济序列)原始数据预处理的主要两种有方法：
初值变换。
对一个序列的所有数据均用它的第一个数去除,从而得到一个新序列的方法称为初值变换,这个新序列表明原始数列中不同时刻的值相对于第一时刻的倍数该数列有共同起点,无量纲,其序列中的数据均大于零。计算公式为：
（1）
均值化变换。
对一个序列所有数据均用它的平均值去除,从而得到一个新序列的方法称为均值变换。这个新序列表明原始数列中不同时刻的值相对于平均值得倍数。计算公式为：
（2）
第2步：确定母序列和子序列。表示母因素数列的序列, 表示子因素数列的序列。
第3步：计算每个时刻点上母序列与子序列差的绝对值，即：
（3）
第4步：从表中取绝对值中最大值与最小值,即和。
第5步：求在各个时刻点上母序列母序列和与各个子序列的关联系数,计算公式：
（4）
第6步：求关联度。计算关联系数的平均值：
（5）
式中：为子序列i与母序列0的关联度；n为序列的长度,即数列个数。
第7步：排关联序。将关联度按照大小顺序排成一列,即可比较出各个子序列对母序列的“主次”和“优劣”关系。
电力企业事故人因失误因素灰色关联度分析
根据对国内电力企业1997年到2006年3087起事故的不完全统计完成的调查报告,对事故直接、间接原因及事故责任的认定,采用按人因失误原因对事故进行了统计分析,从统计分析结果可看出,在这些事故中由于人的心理、生理和素质有关事故1272起,由于设备的设备缺陷和信号缺陷造成561起,由于作业环境不良造成有关事故258起,由于管理中教育培训不足、制度不健全造成的人因事故896起. 统计结果见表1。
表1国内电力行业人因事故统计数据
利用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对上表进行处理，可得到如下结果，如表2.
表2关联系数计算表
从上表数据代入计算公式(5)计算出母序列与各个子序列的关联度,分别为：
G(总,个人)=0.8835
G(总,管理)=0.8919
G(总,环境)=0.6927
G(总,设备)=0.7645
其关联序列是0.8919>0.8835>0.7645>0.6927,即与该化工行业人因事故关联度较大的因素是管理,次之是个人,再是设备,最后是环境。
以上分析结果与实际调查和定性理论分析结果是一致,所以灰色关联度法是可以较好的应用在电力企业人因失误分析中,且能定性的对化工企业人因失误进行分析。
6结论
（1）提出了电力企业事故中人因问题的重要性。研究次项目的必要性。并且分析了影响电力企业中人因失误的因素。
（2）介绍了灰色系统里弄以及灰色关联度计算方法，能将其较好的应用在人因问题的研究中。
（3）经过对电力企业中影响人因失误的因数的关联度分析，说明了灰色理论在西研究问题上的实用性。
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安全评价(上下册) 第三版[M].煤炭工业出版社 ，2005年
[2]杨林娟等.工业风险分析与评价方法综述.压力容器[J]，2005年
[3]国家电网公司.发电厂并网运行安全性评价[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年
[4]国家电网公司.火力发电厂安全性评价[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年
[5]国家电网公司.火力发电厂安全性评价查评依据[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年
[6]国家电网公司.供电企业安全性评价[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年
[7]国家电网公司.供电企业安全性评价查评依据[S]，中国电力出版社，2004年
[8]发电企业岗位事故选编[M]，中国电力出版社，2003年
[9]安全文化的评价[J].《电力安全技术》
[10]王遥等.CREAM追朔法及其在根原因分析中的应用[J].核科学与工程，2005年
[11]张力等.煤矿事故的人因失误原因及控制[J].中国煤炭，2004年
[12]邓聚龙.灰色系统理论教程[M]。武汉.华中理
工大学出版社,1990,2
篇7
[关键词] 牛鞭效应 预测模型 灰色理论 GM（1，1）
仓储系统是企业物流系统中不可缺少的子系统。物流系统的整体目标是以最低成本提供令客户满意的服务,而仓储系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仓储在时间上协调原材料、产成品的供需，起着缓冲和平衡调节的作用，企业可以为客户在需要的时间和地点提供适当的产品，从而提高产品的时间效用。因此仓储活动能够促进企业提高客户服务的水平,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但是过高的仓储量会加大企业的仓储成本，而过小的仓储量则会增加企业的失销成本。因此，如何确定企业的合理库存量是降低企业经营成本的重要思路。而正确和精确的销售量预测则是库存决策的前提。
目前的销售量预测方法很多，但是销售量受到市场内外各种不确定性、随机性和模糊性因素的影响，很难做出精确的判断。根据预测的目的、范围和其他特性，可将销售量预测方法分为不同的类别。按性质和方法可分为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两大类。
定性预测方法通过组织各方面专家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运用专业方面的经验和知识，通过对过去和现在发生的相关信息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规律，对未来做出判断，该预测方法在缺乏足够的统计数据和原始资料的情况下，凭借专家的经验和判断能力来预测未来，这种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预测者的经验和主观判断能力。该法简单易行，是应用历史较久的一种方法。但该方法存在主观片面性、准确度不高等缺点。目前主要作为销售量预测的一种辅助决策方法。该类方法可以细分为个人判断法、德尔菲法、主观概率法等。
定量预测方法是用定量分析来研究销售量的发展趋势，它以历史统计资料和有关信息为依据，运用各种数学方法建立模型来预测未来商品市场需求情况，即未来的销量。常用的定量预测方法主要有时间序列分析法、回归分析法、利用神经网络预测法等。定量预测方法都是根据预测对象的变化规律，或是根据客观经济现象中复杂因果关系的分析，从而建立精确的数学模型，这就需要大量的历史数据作为依托。遗憾的是，商品销售市场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客观现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很难精确把握，他们之间的联系往往是“灰色”联系。
实际上十分准确的销售量预测是无法实现的，或者可以实现但是预测成本高昂而没必要去这样做，我们要做的是预测到那些极端异常的销售量变化情况，从而及时做出预防策略，减轻由此带来的仓储成本剧增或失销成本剧增。
一、灾变灰预测
1.灾变灰预测的原理
灰色系统理论出现后，就开始被广泛的运用在农业、环保、电力等许多领域，灰色系统理论主要能在系统模型不明确或资讯不完整性的情况下,进行关于系统的关联分析，进而构建模型，并据此预测和决策。灰色灾变预测是灰预测的内容之一，其实质上是一种异常值预测，是将时间序列经由一阀值而得其灾变日期序列，再针对该序列进行研究，以寻找其异常值的规律性。阀值一般根据实际情况由人为规定。因此灰色灾变预测的任务是给定数个异常值出现的时刻序列，由GM(1,1)模式来加以实现。所谓异常值是指过大或过小的值。如果把商品的销量的异常放大看做一种供应链上的“灾变”，我们就可以应用灾变灰预测理论来预测销售量的异常增加，从而减少失销成本，增加企业效益。
2.灾变灰预测的计算步骤
步骤一 给出原始序列、指定阀值。
步骤二 构造异常序列。
按照阀值从中选出满足阀值的数据:对于上异常；对于下异常，然后用构造异常序列
步骤三 时分布序列。
通过时分布映射，获得时分布序列
步骤四对时分布序列作GM（1，1）建模。
步骤五 预报
以上的计算可以用相关软件实现。
3.应用案例分析
某商业企业经销一种产品，该产品的销售量资料如表格1所示，为了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销量极端增加情况，可以用灾变灰预测理论来预测。
表格1 某商场某类商品月份销售量（单位：件）
要求：预测将来出现销售量大于350箱的第一个月份。
步骤一 写出原始序列和阀值。
由预测要求可知，上阀值，异常值
步骤二 构造异常序列
将中所有大于或等于350的数据计入中，得到异常序列
步骤三 得到时分布序列
由:
可得到
步骤四 对时分布序列作GM（1，1）建模
GM（1，1）建模序列=（4，7，9，11，14，20）
使用刘斌等应用VB6.0开发的灰色main软件，将=(4，7，9，11，14，20)数据输入，得到灾变日期的GM(1,1)白化响应式为:
由,可得到下式：
下面进行模型残差检验。残差序列如下：
相对误差序列：
平均相对误差：
平均相对精度1－4.45%=95.55%，模拟精度，可见精度很高。
步骤五 根据第四步得到的公式，预测得：25，25－20=5
即从最后一次销售量大于350箱的月份算起，第5个月发生销售量大于350 箱的可能性非常大。从这个预测结果可以看出，在第5个月到来之前，要做好充分的预防准备，及时补货，减少失销成本的发生几率，而在该月之前，没必要储存过多的货物，可以按照正常的订货量订货即可，这样就可以降低仓储成本。
三、结论
本研究表明，灾变灰预测理论应用于控制销售量的异常波动有其独到之处。首先，灾变灰预测可以解决销售预测中极端销售量的预防问题；其次，本方法用较少的数据拟合模型，模型仍有较高的精度；最后，本方法不用顾忌统计方法中诸如数据之间的自相关和异方差等方面的限制。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模型和常见的销量预测模型相比，它更具有客观性，避免了诸如加权移动平均模型、指数平滑模型等需要主观设置权重的问题。本方法的缺陷在于使用面较窄，一般适用于特定类型商品的销售量预测。不过作为一种方法思路，仍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总之，用灾变灰预测模型来研究销售量的异常波动是一个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1]邓聚龙:灰预测与灰决策[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133-142
[2]刘思峰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346-357
[3]傅烨:供应链中的“牛鞭效应”――成因及对策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2.16(1)
篇8
一、系统理论和系统方法
系统论是本世纪以来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之一。自本世纪中叶由著名科学家冯。贝塔朗菲（L.V.Bertalanfy）首创以来，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完善，现已成为新兴的科学方法论，并在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领域得到了普遍的重视和运用。
所谓系统，就是处于一定相互关系之中，并与环境发生联系的各组成部分（要素）的总体（集合）。从宏观上看，就一定意义来说，系统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思维领域都具有系统性。从微观角度而言，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总是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特定联系事物的集合，在系统理论看来，就是一个系统。可以认为，系统在自然、社会、思维领域的普遍存在是系统科学的理论前提。
系统方法就是根据系统的性质、关系、结构等，把研究对象有机地组织起来，构成模型（即一个系统），研究其功能。它着重从整体上揭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多种多样的联系和关系，从而把握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其最终目的是系统的优化。
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在渗透、促进、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发展方面，显示了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使一些学科实现了新的突破。不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还是新兴的交叉科学，都竞相把系统的理论和方法“移植”到本学科的研究中。这种“移植”，解决了具体学科中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系统方法不仅成为解决疑难问题的有力武器，而且系统研究已经成为衡量一门科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每门科学一俟达到某种成熟的程度，都力求形成建立在公理系统和演绎系统基础上的理论系统。”〔1〕
笔者认为，犯罪构成也是一个系统，犯罪客体是其中的一个要素。犯罪构成是刑法学上以犯罪概念为基础，通过总结我国刑法的具体规范，而为犯罪的成立所确定的具体规格和标准。在这个系统中，系统的要素就是犯罪构成的各个要件，系统的功能就是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用系统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来探讨犯罪客体，将会对其作出科学的界定。
二、将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有悖于系统论原理
一般系统理论认为，系统具有整体性、层次性、协同性等特征。无疑，犯罪构成系统也应该具备这样的特征。但是，我国刑法学的传统观点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使得犯罪构成系统有悖于一般系统的基本特征。
首先，系统整体具有不同于各个组成部分孤立存在时的原质，任何系统的功能都大于系统中一个元素的功能或数个元素的功能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整体大于部分和”的原则。反观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犯罪构成系统，它的系统功能预设（而在理论上构造犯罪构成系统时所希望系统达到的功能）就是为犯罪的成立确定标准。犯罪行为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违法而有责的行为。因此，确定一个行为是否是犯罪，主要考虑两个方面因素：一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二是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对于后者，主要应从犯罪主体要件和犯罪主观要件上去考察。对于前者，如果按照犯罪客体就是社会关系的观点，那么犯罪客体说明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被行为所侵犯，它表明了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而犯罪客观方面则是说明行为是如何侵犯社会关系的以及侵犯的程度等等。可以说，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在反映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上是一致的，只不过犯罪客体是从社会评价方面来描述，而犯罪客观方面是从行为的具体过程方面来描述。既然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这两个要素在系统中的作用是一致的，那么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犯罪客体要件或犯罪客观要件中的任一个要件，同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要件三者的共同作用，就完成了四要件系统的功能。也就是说，整体的四要件的功能，就等于其中三个要件集合的功能了。这显然违背了“整体大于部分和”的系统基本原则。
究其原因，有两种可能：或是社会关系不适合作为系统的要素，或是犯罪客观方面不必作为系统要素。对于后一种可能性，我们完全有理由排除。马克思曾指出，只有人的行为才是承担法律责任的基础。演绎下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关系不适合作为犯罪构成系统的要素，即犯罪客体不宜界定为社会关系。否则，将会破坏犯罪构成系统的整体性。
其次，系统具有层次性。系统的层次性是指系统中的各个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相对的。一个系统是比它更高级系统的要系，而这个系统的各个要素又可称为子系统。犯罪构成系统也应具备这样的层次结构。按照传统的犯罪客体是社会关系观点，可以将犯罪构成系统的层次结构图示如下：犯罪构成系统
第一层次主观要件客观要件Ⅰ级子系统
第二层次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客体犯罪客观方面Ⅱ级子系统
第三层次刑事刑事意识意志社会关社会关行结因果责任责任因素因素系参加系表现为果联系Ⅲ级子系统年龄能力者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参加者对于社会关系的性质和内容都有决定性的影响。犯罪主体总是作为一方参加其所侵犯的社会关系的。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犯罪主体或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或负有消极的不作为义务。这种义务的认定，首先要考虑犯罪主体的年龄和责任能力（如果其年龄或责任能力达不到一定的标准，那么至少不负有刑法上的作为或不作为义务）。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和犯罪主体要件子系统重迭，从而使犯罪构成系统的层次性产生混乱。
再次，系统的要素具有协同性的特点。系统是有着相互联系的要素的集合。正因为如此，系统要素之间才能够协调一致地运行。这些元素运行中的相互状态，便形成了系统元素之间有序状态，从而完成系统的功能。
但是，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的犯罪构成系统，缺乏协调一致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一般都是孤立地去认定这四个要素是否一一齐备，系统要素之间没有协同运行的过程。造成这种协同性的欠缺，其根本的原因就是犯罪客体同其他要件之间的机械联系，而不是一种有机的联系。
综上可见，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导致了犯罪构成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紊乱，也违反了系统的基本特征。不仅如此，它还混淆了犯罪概念系统和犯罪构成系统。
犯罪概念系统是以犯罪的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应受刑事处罚性为要素的系统。其功能是揭示犯罪的本质，达到将犯罪行为用其他社会行为区别开来的目的。在犯罪概念系统中，社会危害性这一要素，可以表述为犯罪行为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而如果在犯罪构成系统中，也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社会关系，岂不是造成了这两个系统之间关系的混乱，使得犯罪概念系统和犯罪构成系统之间抽象与具体，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变得模糊不清？！
三、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符合系统论的基本特征
犯罪客体不是社会关系，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呢？
有人认为，犯罪客体就是社会利益，包括一切满足人们生存发展需要的广泛的社会范畴。刑法第2条列举的刑法所保护的客体或者第10条所列举的犯罪所侵犯的客体，都可以概括为社会主义的社会利益或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笔者认为，社会利益不过是社会关系的另一种说法。因为任何利益，都是一定的社会关系。恩格斯就曾说过：“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2〕（着重号系笔者所加）
也有人认为，犯罪客体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犯罪所侵害的不仅包括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还应该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也是一种不科学的说法。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行为只破坏生产力而不侵害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最重要内容）。法律保护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实质就在于保护统治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
笔者认为，以系统理论的观点看，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可以使犯罪构成系统更符合一般系统的基本特征，而且这种界定也是符合刑法实际的。
第一，犯罪对象同其他犯罪构成要件紧密联系。这使其作为犯罪构成系统的要素成为可能。
犯罪对象是指犯罪行为指向的人和物。犯罪对象受犯罪行为的作用，记录、反映了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况。对犯罪对象的考察，有助于认识犯罪主体的主观心理状态、客观危害结果和犯罪行为本身的情况。首先，人的行为是受其主观心理状态控制或影响的。由于主观心理状态的不同，行为表现上有很大差异性，有时候就会造成对犯罪对象损害程度上的不同。其次，对犯罪结果的认识，常常是通过犯罪对象来实现的。犯罪结果是指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损害或非物质损害。通常情况下，损害结果就是犯罪对象在经济价值上的损失或者犯罪对象所体现的社会价值的被破坏。再次，犯罪对象有助于认识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一定危害社会的行为。作为，即行为人实施了刑事法律所禁止的某种积极行为时，一定会对行为对象（犯罪对象）产生现实的或可能的侵害。当犯罪行为是不作为时，犯罪对象有时可以体现出不作为人一定的作为义务，有时可以体现出不作为人为一定义务行为的可能性。对于持有形式的犯罪行为，一定数量犯罪对象的存在，是确认“持有”的必要条件。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犯罪对象和犯罪构成其他要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关系，是犯罪对象作为犯罪构成系统一个要素的基础，而这种密切的联系是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所无法具备的。
第二，犯罪对象具有其他犯罪构成要件所不具备的特殊作用。这是犯罪对象作为犯罪构成系统一个要素的必要性。
犯罪构成要件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行为的应受刑法制裁的社会危害性。要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并将其纳入犯罪构成系统中来，必须论证它有特定的作用。
犯罪对象具有质和量两方面的特征。从质上来说，任何犯罪对象都代表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对犯罪对象的侵犯是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直接体现。从量上来说，我国刑法分则许多条文规定，某种行为只有在“数额较大（财物）”、“后果严重”等情况下才能构成犯罪。这表明，许多违法行为只有在被侵害对象在数量、侵害程度上达到一定标准时，才能认定为犯罪行为。这是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区分的重要界限。因此，只有纳入犯罪对象，即将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的犯罪构成，才是完整的犯罪构成。
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使犯罪构成系统中，要素间的联系完全改变了传统犯罪构成四要件的机械联系，而形成了各要素间的有机联系。这种有机联系是由两条联系纽带形成的：一定主观心理状态A：犯罪主体犯罪行为 犯罪客体（犯罪对象）B：犯罪行为 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危害结果
第一个联系纽带表明，行为主体在一定心理状态下，对行为客体（犯罪对象）实施危害行为。第二个联系纽带表明，危害行为通过作用于行为客体（犯罪对象）产生现实的或可能的危害结果。这两个联系纽带是犯罪构成系统结构的基础，其中犯罪行为是两条联系纽带的核心。
系统的要素是系统存在的基础，系统的结构是系统发挥功能的前提。在对系统的要素和系统的结构进行了优化之后，可以发现，犯罪构成系统在系统整体性、层次性、协同性上都更能体现出一般系统的基本特征。
从整体性上看，犯罪构成系统各要素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去反映犯罪行为的应受刑法制裁的社会危害性。其中，犯罪主体要件说明行为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犯罪主观要件说明行为人的主观罪过。这两个方面共同表明了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犯罪客观方面说明行为人实施的危害行为的诸事实特征，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则说明行为指向的客体正是为法律所保护的标的。这两个方面又共同表明了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危险性。主观的要件和客观的要件互相印证、互为补充，才能完整地体现出犯罪行为的应受法律制裁的社会危害性。
从层次性上看，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后，犯罪客体子系统的要素可分为质的要素和量的要素。当犯罪客体是物时，其质的要素是指物的经济、社会价值，量的要素是指物的数量；当犯罪客体是人时，其质的要素是指人的合法权利，其量的要素是指被侵犯的程度。这样，犯罪客体子系统的要素就不会和其他子系统的要素相混乱。这种构成系统的层次性可图示如下：犯罪构成系统
第一层次 要件 客观要件 Ⅰ级子系统
第二层次犯罪主体 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客体 犯罪客观方面 Ⅱ级子系统
第三层次 刑事 刑事 意识 意志 质的 量的 行 结 因果 责任责任因素因素要素要素为果联系Ⅲ级子系统
年龄能力
从系统协同性看，因为有了前述两个联系纽带的作用，犯罪构成系统四要件认定，不再是以前那样孤立地去认定，而是在考察犯罪行为（这也是联系纽带的核心）全过程的基础上，四个要件（要素）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从而实现犯罪构成系统的功能。这正如恩格斯所言：“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3〕
四、研究犯罪客体的新起点
系统研究方法最重要的目的是系统的优化。本文所做的努力，概括起来，就是犯罪构成系统的优化，目的是使犯罪构成系统以最优的系统结构，发挥其最佳的系统功能。
马克思指出：“实际的罪行是有界限的。因此，就是为了使惩罚成为实际的，惩罚也应该有界限——要使惩罚成为合法的惩罚，它就应该受到法的原则的限制。任务是要使惩罚成为真正的犯罪后果。惩罚在犯罪看来应该是他的行为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应该是他的行为的界限。”〔4〕这段话表明，刑事制裁的对象是行为。作为定罪规格的犯罪构成，理应把它的重点放在对行为本身的考察上。把犯罪客体界定为操作性很强的犯罪对象，有助于全面、深刻地认识犯罪行为。同时，由于犯罪对象具有客观性、真实性的特点，使得新的犯罪构成系统更能体现出罪刑法定、罪刑相应的刑法原则。
把犯罪客体界定为犯罪对象，这只是对犯罪客体研究的新的起点，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继续探讨。比如，犯罪客体（犯罪对象）在犯罪构成系统中的作用机制；犯罪对象对于犯罪分类的意义等。另外，将犯罪对象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能否解决我国目前刑法理论中将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置于犯罪构成之外的缺陷，也是值得研究的。
注：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98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1卷，第33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0、141页。
本文参考书目：
钱学森：《论系统工程》，湖南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钱学森、魏宏森等：《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和哲学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冯国瑞：《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认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篇9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advance the smoothing of original data sequence.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of prior using of new information， based on the present theories of buffer operators and some already existed weakening buffer operators， a new weakening buffer operator is established. Meanwhile， it is compared with the existed weakening buffer operators in effectiveness through traffic accident prediction of urban road network.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pretreatment for vibration data sequences is resolved effectivel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new weakening buffer operator increases the forecast precision of grey forecast model remarkably.
关键词： 灰色系统；GM（1，1）；WBO；建模精度
Key words： grey system；GM（1，1）；weaking buffer operator；modeling accuracy
中图分类号：U4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14-0003-02
0 引言
客观世界中，表征各类系统的序列时常因受到众多扰动因素的冲击而失去其真实面目。为了准确挖掘系统的发展规律，须消除扰动因素的冲击。作为消除扰动冲击、提高序列光滑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缓冲算子通过灰序列生成，弱化系统数据序列的随机性，还其真实面目，从而能进行准确预测。排除外界冲击因素的干扰是一个十分具备研究价值的科学问题。目前，已有众多学者对该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刘思峰教授原创性提出缓冲算子的概念，并构建了若干个弱化缓冲算子[5-8]。谢乃明提出了一种新的弱化缓冲算子[9]。党耀国教授在上述基础上构建了若干个强化与弱化缓冲算子[10]。综合已有文献可知，现有弱化算子在提高了序列的光滑性上效果并不理想，一般需要通过多阶弱化进行缓冲才能达到目的。通过计算可得，1998-2004年该市城市道路交通事故平均年增长率为26.06%。大家一致认为该市城市道路交通事故不可能长期保持该增速。采用原始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预测，建模结果与实际相差甚远。之所以在1998至2004年期间，该市交通事故增速较大，主要源于在该市发展过程中，国家给予了该市特殊的政策，使得该市人口增长快速，随之而来的交通事故数也呈现高速增长态势。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该市人口已趋于饱和，加之该城市加强交通管制，今后交通事故不可能保持高速增长。为对该市交通事故演变趋势进行合理预测，须对其原始数据序列进行弱化缓冲作用，使得采用缓冲作用后序列构建的模型预测精度更高。3 结论
系统数据序列的光滑性对GM（1，1）模型的预测精度影响显著。文章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构建一种新的弱化缓冲算子，并对其进行了数理证明，并利用对前半部分增长速度较快，后半部分增长速度较慢序列数据进行弱化缓冲，然后分别建立GM（1，1）模型，并进行预测精度比较。结果表明，新弱化缓冲算子具有结构简单、弱化效果显著的良好特性。
参考文献：
[1]Deng JL. The Grey Exponential Law of AGO， Grey System[M]. Beijing： China Ocean Press，1988：31-39.
[2]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10-15.
[3]邓聚龙.灰色系统基本方法[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26-34.
[4]Liu Sifeng， Li Yi， Grey Information：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M]. London： Springer-Verlag， 2006.
[5]Liu Sifeng， The Three Axioms of Buffer Operator and Their Application [J]. The Journal of Grey System，1991，3（1）：39-48.
[6]刘思峰，党耀国，方志耕.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M].第3版.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1-8.
[7]刘思峰.冲击扰动系统预测陷阱与缓冲算子[J].华中理工大学学报，1997，25（1）：25-27.
[8]刘思峰.缓冲算子及其应用[J].灰色系统理论与实践，1992，2（1）：45-50.
[9]谢乃明，刘思峰.一种新的弱化缓冲算子[J].中国管理科学，2003，11：46-48.
[10]党耀国，刘思峰，刘斌等.关于弱化缓冲算子的研究[J].中国管理科学，2004，12（2）：108-111.
篇10
［关键词］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灰色预测
［中图分类号］F2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0）49-0187-04
工业革命推动着人类经济社会呈现出惊人的发展速度,但它是以过度破坏生态环境和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代价的,造成了自然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等严重问题,威胁人类的生存,从而人类开始关注自然环境和生态问题。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EF)模型作为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以其理论思想的新颖性、概念的形象性、可操作性、全球可比性等优点很快得到广泛关注。
1 生态足迹的基本假设及其计算方法
“生态足迹”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illiam E.Rees教授于1992年提出,后来由其学生M.Wackernagel于1996年完善。生态足迹定义为：任何已知人口(个人、社区、城市、国家)的生态足迹是生产相应人口所消费的所有资源和消纳所产生的废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它代表了既定技术条件和消费水平下特定人口对环境的影响规模和持续生存对环境提出的需求。
1.1 生态足迹的基本假设
生态足迹理论基于六个基本假设:①人类维持生存必须消耗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跟踪人类社会消费的大部分资源和产生的废弃物是可能的；②大部分资源消费量和废物流量可折算为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③各类可用生物生产能力不同的土地,可以折算成标准公顷――全球公顷；④各种土地利用都是排他性的,因而总需求可通过加总各种资源利用与废物吸收的面积得到；⑤总的人类活动占用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与自然提供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可直接对比；⑥生态足迹可以超越生物承载力。
根据生产力大小,地球表面的生态生产性土地分六大类：耕地、草地、林地、能源用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生态承载力(Biological Capacity,BC)指一个地区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总和(包括陆地和水域),又叫生态容量。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之差就是生态赤字或盈余(Ecological Deficit/Remainder,ED/ER)。
1.2 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
传统的生态足迹计算方法分为综合法和成分法。综合法最初由Wackernagel提出,经Wackernagel、Monfreda等改进,日趋完善。综合法以各类物资的宏观统计量为基础,通常用于全球、国家和区域层级的生态足迹计算。成分法最早由Simmons提出,Barrett、Wright等进行了改进。成分法则以构成消费成分的单体测量为基础，计算研究对象的物资消费量和生态足迹,适合于小单元对象的生态足迹计算,如城镇、村庄、公司、学校、个人或单项活动等,计算方法实质上与综合法一致。基本计算步骤如下图所示。
生态足迹模型计算流程简图
(1)追踪资源消费和废物吸纳
人类活动所引起的消费(包括直接的家庭消费、间接消费、最终使家庭受益的商业和政府消费、服务等)和污染消纳(包括水、气、声、固废、辐射等污染的消纳)被分别归结为各种资源的消耗。然后,将资源消耗量按照区域的生态生产能力分别折算成六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的面积Ai,计算公式为:
(3)计算产量因子
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同类生态生产性土地生产力存在差异,实际面积不能直接对比,需要乘以产量因子yj进行调整。
yj=一个国家(或地区)第j类土地平均产量世界同类土地平均产量(4)
(4)确定生物承载力确定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实际面积,分别乘以均衡因子,得出该区域各类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再乘以产量因子,加总就得出该区域带有世界平均产量的总生物承载力。考虑到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故传统生物承载力计算方法将化石能源用地生物承载力视为0。
式(5)中,j为生物生产性土地类型,bc为人均生物承载力(gha/cap),aj为第j类实际土地面积(hm2),yi为产量因子。
(5)计算生态盈余/赤字
ed(er)=bc-ef(6)
式(6)中,ed为区域人均生态赤字(gha/cap),er为区域人均生态盈余(gha/cap),bc为区域人均生物承载力(gha/cap),ef为区域人均生态足迹(gha/cap)。差值为正值,则为生态盈余,表明该地区的人类负荷处于本地区所提供的可控生态容量之内,处于生态可持续状态；差值为负值,则为生态赤字,表明该地区的人类负荷大于本地区所提供的生态容量,处于生态不可持续状态。
2 生态足迹方法的优缺点
生态足迹理论的出现引起了广泛关注,在研究的理论和实践取得成绩和进展的同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主要的优缺点如下。
2.1 生态足迹方法的优点
(1)概念形象，内涵丰富
将生态足迹的现实需求与自然能够提供的生态服务的实际供给两方面进行定量比较,能反映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和技术条件下,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当时生态承载力之间的差距,形象地反映人类对地球的影响,理论思想角度新颖,包含了可持续性的机制内涵。
(2)实现了对生态目标的定量测定
生态足迹模型首次基于“全球平均生态生产性土地面积”这一简单、直观的公用单位来实现对各种自然资本的统一描述,通过引入均衡因子、产量因子,使得特定人口不同尺度区域的各类土地面积可加、可比。
(3)可操作性强
资料的获得相对容易，计算方法的可操作性和可重复性,使得生态足迹分析具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可以计算个人、家庭、城市、地区、国家乃至全球这些不同对象的生态足迹,对它们进行纵向的和横向的对比分析。
2.2 生态足迹方法的缺点
(1)忽视了土地功能的多样性
土地功能的“空间互斥性”假设对各类土地功能单一化的处理使土地的功能多样性和一定程度的功能替代被完全忽略。例如,对CO2的吸收只考虑了林地,而忽略了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均吸收CO2等温室气体。同样,在计算林地生物承载力时,只是基于其木材产出功能。但林地还具有涵养水源、调节气候、维持大气水分循环、防止土壤流失等诸多生态功能。
(2)生态偏向性
生态足迹分析法强调的是人类发展对环境系统的影响及其可持续性,而不关心经济、社会、技术方面的可持续性,并不考虑人类对现有消费模式的满意程度,具有生态偏向性。
(3)计算结果偏小
生态足迹分析没有把自然系统提供资源、消纳废弃物的功能描述完全,没有包括生物圈所遭受的生态影响,几乎忽略了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质的影响,忽视了地下资源和水资源的估算,排斥了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性,计算结果可能低估了人类实际所耗用的生态系统的服务。
(4)静态性、瞬时性
生态足迹指标是一种基于现状静态数据的分析方法,其计算结果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不能反映人类活动的方式、管理水平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等因素的影响,其所得结论具有瞬时性,警示教育功能有余而决策咨询作用不足。据测算,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是最具可持续性的国家,这一结论也只是瞬时性的,中国与印度都具有庞大的人口基数,3个国家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都不高,经济都处于发展中,人口的增长、生活生产消费水平的提高都会导致这种“可持续性”的缺失；同时,技术进步、对资源的配置效率提高等反过来也可能会加强此“可持续性”。
(5)一些研究结果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所阐述的基本原则不相符
很多学者将生态足迹用于国家或区域层次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常常会出现地区越不发达、人们生活水平越低,可持续性越强的情况。而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贫穷是最大的不可持续,可持续发展首要的是发展。
3 预测生态足迹的方法之灰色预测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明显的层次复杂性、结构关系的模糊性、动态变化的随机性、指标数据的不完全和不确定性。影响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供需平衡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国家政策、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人们的消费习惯与消费心理等。在数据样本量小的情况下,用一般的预测方法不可能真正得到所研究事物的概率特性或隶属特性,因而也就不可能得到一个恰当的系统数学模型,如果系统数学模型不正确,则基于模型的一切研究就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由于技术方法、人为因素、自然环境变化等造成各种数据误差、短缺甚至虚假现象,亦即灰色性,反映的数据很少。
灰色系统理论是中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年3月首先提出的。经过在多个领域中的使用,证实了灰色理论模型的精确度,且使用简便,既可用于软科学,如社会、经济等方面,又可用于硬科学。由于生态足迹的变化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政策、法律等多因素的影响,且这些因素既有已知信息,又有未知信息。因此,为提高预测结果精度及可靠性、本文采用GM(1,1)模型进行了预测,从而为动态测度生态足迹和生态承载力的变化提供一种可行的方法,同时也拓展了GM(1,1)模型的应用领域。
3.1 灰色GM(1,1)预测模型的构建
灰色系统模型是模糊数学派生的一种决策预测方法,把预测对象作为灰色系统来处理,是用已知的完全明确的白色信息,将一些灰色信息白色化,可用于社会经济活动决策和预测。该方法是经济预测中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具有建模所需原始数据不多、原理简单、计算量适中、方法简便并具有较高准确性等诸多优点。
3.2 模型的优缺点
灰色预测方法,在短短的几年里,已推广应用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1)需要的原始数据少。传统的数理统计方法,需要大量数据,且有一定的统计规律。而灰色系统理论,由于将随机变量看做是灰色量,将随机过程看做灰色过程,所以灰色预测不一定需要大量历史数据,而只要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量的数据,作累加生成就可将杂乱无章的数据理出一定的规律来,建模预测,容易取得资料,而且工作量大大减少。
(2)计算方法简单。虽然GM模型是建立在较深的高等数学基础上的,但它的计算步骤却不烦琐,非常简单,特别是借助于计算机,计算时间极短,适合于实时预测。既可以用于近期、短期预测,也可用于中长期预测,因而应用范围较广。
(3)精度仍有待于提高。十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与其他预测方法相比,普遍精度高,误差小,且现已产生了多种检验方法,可以确定模型是否可靠及预测值的可信度,但精度预测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GM(l,1)灰色预测模型是具有偏差的指数模型。在许多领域的实际应用中,利用GM(1,1)模型进行预测既有很多成功的实例,同时也存在一些预测偏差过大的情况。影响GM(1,1)模型预测精度及其适应性的关键因素,是模型中背景值的构造及预测公式中初值的选取。
4 结 论
生态足迹模型可以说是一个静态指标、瞬时指标、它假定人口、技术、物质消费水平不变,因此仅能评估现状,无法揭示人口增长、技术进步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对生态足迹的影响,对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功能。因此,引入灰色预测方法加强生态足迹模型的预测性研究,定量分析、评价以及监测研究对象在发展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变化,是对生态足迹方法的一个有益的补充。
参考文献：
［1］Wackernage1 M,Rees W E.Perceptual and structural barrlers to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economics from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1997,20(1):3-24.
［2］Wackernage1 M,Rees 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lmpact on the Earth［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s,1996：160.
［3］Rees W E.Ecological footprints and appropriated carrying capacity：what urban economics leaves out［J］.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1992,4(2):121-130.
［4］Wackernagel M,Rees 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1996：160.
［5］Wackernagel M,Rees W E.Perceptual and structural barriers to investing in natural capital：economics from an ecological footprint perspective［J］.Ecological Economics,1997,20(1):3-24.
［6］Wackernagel M,Schulz NB.,Deumling D,et al.,Tracking the ecological overshoot of the human economy［J］.PNA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Washiongton,DC,USA,2002,99(14):9266-9267.
［7］Wackernagel M,Rees W.Our Ecological Footprint：Reducing Human Impact on the Earth［M］.Philadelphia：New Society Publisher,1996：160.
［8］Monfreda C,Wackernagel M,Deumling D.Establising national natural capital accounts based on detaile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logical capacity assessments［J］.Land Use Policy,2004,21(3):231-246.
［9］徐中民,程国栋,张志强.生态足迹方法的理论解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6,16(6)：69-78.
［10］谢鸿宇,王羚郦,陈贤生.生态足迹评价模型的改进与应用［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
［11］秦耀辰,牛树海.生态占用法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运用与改进［J］.资源科学,2003,25(1)：1-8.
［12］陈冬冬,高旺盛,陈源泉.生态足迹分析方法研究进展［J］.应用生态学报,2006,17(10)：32.
［13］蒋依依,王仰麟,卜心国,等.国内外生态足迹模型应用的回顾与展望［J］.地理科学进展,2005,24(2):45-51.
［14］龙爱华,张志强,苏志勇.生态足迹评价及国际研究前沿［J］.地球科学进展,2004,19(6):43-46.
［15］熊德国,鲜学福,姜永东.生态足迹理论在区域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应用及改进［J］.地理科学进展,2003,22(6):62-66.
［16］邓聚龙.灰理论基础［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17］刘思峰，等.灰色系统理论及其应用(第三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18］常城.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灰色预测模型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论文,2005.
［19］沈继红.灰色系统理论预测方法研究及其在舰船运动预报中的应用［D］.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博士论文,2001.
［20］谭冠军.GM(1,1)模型的背景值构造方法和应用(I)［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0,20(4)：98-103.
［21］张大海,江世芳,史开泉.灰色预测公式的理论缺陷及改进［J］.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2,22(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