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的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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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伦理学;内涵;特征

中图分类号： B82-058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671 1165(2011)02 0035 04

从远古时代开始，希腊及亚洲地区的一些哲学家便一直在思索大自然以及人类和大自然的关系等问题，至今已有数千年的历史。[1]2到了19世纪，英国功利主义哲学家边沁有扩展人以外的道德共同体（moral community）之议；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E.H.Haeckel）又提出“生态学”（ecology）的概念（1866），美国博物学者玛什（G.P.Marsh）的《人与自然》（1864）与英国医生赫克斯利（T.Huxley）的《进化与伦理学》（1893），均主张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某种亲和的伦理关系。[1]4

生态伦理学探讨的是如何适当关怀、重视，并履行保护自然环境之责的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问题。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态伦理学才从西方哲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发展很快。目前，决策者、律师、环保专业人士、林务官员、保育生物学家、生态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商人、一般的公民等，所有对于人类如何使用自然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怀有一份伦理关怀的人，已陆续发表了数以千计的相关作品。[1]28

一、生态伦理学的内涵

生态伦理学应当属于环境哲学的一个分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关系一样，它最终要解决的不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而是在自然环境的框架下，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它是生态学思维与伦理学思维的契合。[2]

所以，生态伦理学也被业界称为环境伦理学，它是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系统性研究。[2]它认为，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通过道德规范而制约着人们对自然环境的行为，它要求人们从哲学的高度重新反省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认识人类对自然环境以及自然中各种动植物的责任。[3]

西方的生态伦理学者在生态伦理学的定义上大致有两种说法：一是关系说，一是义务说。当然，定义的差异只是理论叙述的逻辑起点和观察视角的差异，而不是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对象的不同。那么不管从哪一个层面来为生态环境伦理学下定义，无论何种生态伦理学都要对以下基础性的问题予以回答。

第一，义务的对象问题。人对哪些存在物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与此相关的是，人对人之外的其他存在物是否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果没有，理由是什么？如果有，根据又何在？适用于这个伦理领域的美好品格的标准和正确行为的原则是什么？它们与人际伦理原则有何区别？一个存在物获得道德关怀的根据是什么？

第二，自然存在物的价值问题。自然存在物是否只具有工具价值？它是否拥有内在价值？它们所具有的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第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学还要权衡人对人的义务与人对自然的义务；如果这两种义务发生冲突，我们应根据什么原则来化解这种冲突？

第四，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哲学上的恰如其分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历史背景必不可少。

生态伦理学就是试图回答上述问题的智力探险。只有当我们跟随生态伦理学的理论大师们一道探讨这一领域的重要问题后，我们心中的生态伦理学概念才会变得明晰起来。

德斯•查丁斯和泰勒二人是关系说的代表人物。《环境伦理学：环境哲学导论》是德斯•查丁斯所著的这方面的经典之作，书中他有这样的观点：“一般来说，环境伦理学是系统而全面地说明和论证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的学说。环境伦理学认为，人对自然界的行为是能够、而且可以用道德规范来调节的。因而，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必须要：说明这些规范是什么；说明人对何人何物负有责任；证明这些责任的合理性。”[4]

泰勒也认为：“生态伦理学关心的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支配着这些关系的伦理原则决定着我们对自然环境和栖息于其中的所有动物和植物的义务、职责和责任。”[5]

关系说看到了人对自然存在物的行为所包含着的伦理意蕴，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确立为生态伦理学的关注对象，这揭示了生态伦理学不同于人际伦理学的一个根本差别所在”[6]。 但是，关系说也存在着不足：首先，它关注的重点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但生态伦理学研究的重点却是人对大自然所持的伦理态度，以及用来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规范和原则；其次，因为人类中心主义否认人与自然二者存在着道德关系，所以关系说不能把人类中心主义纳入生态伦理学的领域。[7]因此，这种说法很狭隘。

义务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罗尔斯顿以及《环境伦理学：分歧与共识》一书的编者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罗尔斯顿认为：“从终极的意义上说，环境伦理学既不是关于资源使用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利益和代价以及它们的公正分配的伦理学；也不是关于危险、污染程度、权利与侵权、后代的需要以及其他问题――尽管它们在环境伦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伦理学。孤立地看，这些问题都属于那种认为环境从属于人的利益的伦理学。在这种伦理学看来，环境是工具性的和辅的，尽管它同时也是根本的必要的。只有当人们不只是提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而是提出对它的恰当的尊重和义务问题时，人们才会接近自然主义意义上的原发型（primary）[8]1环境伦理学。”[9]1阿姆斯特朗和波兹勒也认为：“环境伦理学研究的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伦理责任。它与价值问题有关：大自然是否具有超出其满足人的需要的明显功能之外的价值？大自然的某些部分比别的部分更有价值吗？人对大自然和自然实体负有哪些义务？”[10]

义务说揭示了生态伦理学的“规范性品格”，而且也涵盖了人类中心主义（因为人类中心主义也承认人负有保护大自然的义务，只不过它认为这种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但是它容易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人对大自然的义务与人对人的义务毫无联系，似乎我们可以离开人与人的关系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6]，[11]294

二、生态伦理学的特征

生态伦理学的主要特点是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和社会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但是，这不是传统伦理概念的简单扩展，不是简单地把人际伦理应用到环境事务中去，也不是关于环境保护或资源使用的伦理学。[2]37它是伦理范式的转变，是一种新的伦理学。

第一，广延性特征。史上居于主导地位的伦理学探讨的关键是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义务，而且主要是生存于同一个时代中的人之间的义务；生态环境伦理学则是把种际义务，也就是对人之外的动植物的伦理义务纳入了这一新学科的关注视野，同时使伦理学关注的范围从同一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义务扩大延伸到了历史纵向演变的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之间的人际道德义务，从两个不同方向开拓扩展了伦理学的研究视野。

第二，多学科性特征。人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不少学科都关注的主题。绿色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科学、绿色政治学（生态政治学）、生态神学、环境美学、浪漫主义文学等学科都各自从不同的层面对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给出了独树一帜的看法。这些学科各有自己的特点，有的较为强调理性、逻辑性、客观性和规律性，有的则较为重视直觉、情感、想象、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这些学科的独特视角和科学方法都对生态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这些学科也把生态伦理学的某些价值取向当作自己的理论前提。生态伦理学与这些学科往往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许多生态伦理学著作都是由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撰写的。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生态伦理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环境科学（包括生态学）的帮助；也只有用环境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来武装自己，生态伦理学才能成为一门充满大智慧的成熟的伦理学学科。[1]31

第三，多元性特征。这主要表现为生态伦理学文化层面与理论层面的多元性。从生态伦理学开始产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了各种思想和看法相互碰撞交锋的一个领域。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生物中心主义、动物解放/权利论都为环境保护提供了各具特色、且具有一定道德合理性的根据。尽管各个流派的理论基点迥然不同，可是他们在“保护环境是人负有的义务”这一观点上并无二致，并在环境保护的伟大事业中发挥着自己的独特功能。保护生态环境是涉及全人类的行动，而不同国家的民族存续于各自的文化传统中，常常带有本民族的“精神基因”、文化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态伦理学要想被各个国家的人们认同，只有和各国的民族文化、传统观念结合起来，而要做到这一点，生态伦理学就必须以同情的态度理解这些文化、政治、经济、哲学和宗教传统，寻求到一种融合各国本民族特色的表达载体。可见，生态伦理学拥有强大生命力和旺盛活力的基础无疑是文化视野和理论观点二者的多元性。

第四，全人类性特征。这一特征与生态伦理学在文化表现形态上的多元性是一致的，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全球化脚步的进一步发展，地球正在逐渐变成一个村落。无论哪一个国家的哪类给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存在的环境带来巨大且永久影响的活动，都会给别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带来或善或恶的波及；相反而言，别的国家也必须投入到生态环保的行动中来，若不如此，所有单一的孤立无援的环境保护活动，其成效将微乎其微，或者最终不会取得任何一点成效。整个地球是一个生态系统的整体，像大气的污染、河流的污染等许多污染都是全球性的，不分国家和民族的。基于这样的原因，在全球生态保护这一问题上世界各国的人们一定要通力合作，达成一种生态环保普世伦理的共同认识，并把环境保护的普世伦理和本国的国情有机结合起来，寻求到一种适合各国的历史与现实生态环保办法。“生态伦理学的全人类性的另一个含义是，生态伦理不是某些人的职业伦理，而是每一个人都应遵守的公共伦理。”[12]自然环境是人类文明的生存根基，每个人每天都要消费一定数量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产和销售都是以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为前提的，每个人的生存都对环境构成一种压力，如果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消费，自觉选择那些低消耗的产品，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就能减轻自己对环境所构成的压力。把所有人的这种减轻环境压力的努力都集合起来，地球就能拥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明天，因此，保护环境是每一个人的义务。[1]32

第五，观念与实践层面的革命性特征。生态伦理学的革命性，既表现在观念层面，也表现在实践层面。在观念层面，生态伦理学，主要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对基础深厚、不易动摇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举起了讨伐的檄文，进而把人类道德关怀的目标从我们自身这一物种扩大到了整个大自然和自然中的动植物，即使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把道德关怀的范围从当代人扩展到了尚未出生的第二三代人，而无论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都“超越了传统那种把本民族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把全人类当作环境道德所关怀的‘基本单位’”[13] ；此外，生态伦理学还猛烈地批评了近代以来形成的那种崇尚奢侈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倡导一种与大自然协调相处的“绿色生活方式”。在实践层面，生态伦理学要求改变目前那种以对能源的巨大消耗为前提的经济安排。有的生态伦理学家对资本主义与环境保护是否相容提出了疑问，比如罗尔斯顿就认为，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力量不会自发地促进对环境这类公共善的保护，资本主义“那种一味激发人们欲望的经济模式……导致的是某种畸形的经济增长、并提高了人们对环境的消费胃口”[8]264-301。为此，生态伦理学要求建立一种更有利于环境保护的公平的分配模式，在政治领域，生态伦理学要求以完整的生物区系为基础划分行政管理的单位和政治共同体，强调全球意识和基层民主，主张以全球利益作为评判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标准，反对军备竞赛，倡导和平；反对那些靠钻法律的空子谋取“合法利益”的损害环境的行为，鼓励人们以和平的方式抗议那些违背环境道德的行为。[11]297-299

概而言之，生态伦理学这种崭新的学科方兴未艾，它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为理论上体现方式，对目前存在的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精神不是简单地加以应用，而是对传统的精神资源和伦理基础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其更多的是大胆创新。“它处于伦理学的前沿阵地。这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大有作为的处女地。”[9]2-3

参考文献：

［1］ 林红梅．生态伦理学概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2]林红梅．生态伦理学的历史演进和未来走向[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35-40．

[3]卢风,肖巍．应用伦理学导论[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70．

[4]DESJARDINS J R.Environmental ethics:an introduction to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M].San Francisco: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2:13.

[5]TAYLOR P W.Respect for nature: a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ethics[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3.

[6]聂惠．环境伦理学意蕴中的和谐社会的构建[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2）:7-8．

[7] 吴继霞．环境伦理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道德与文明，2001（6）:23-27．

[8]ROLSTON H.Environmental ethics:duties to and values in natural world[M].Temple: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8.

[9]霍尔姆斯•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10] AMSTRONG S, BOTZLER R.Environmental ethics: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M].New York:McGrawHill,1993:15.

[11]何怀宏．生态伦理――精神资源与哲学基础[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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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特征；文本性；政治性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舶来品，它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20世纪80年代，在渡过了西方“历史主义危机”之后，人们又重新追问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以反抗形式主义的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特征。

一、历史与文学

(一)历史是什么。从历史理论来说，新历史主义的“新”是相对于传统历史观而言的，这最主要表现在它对历史的性质的再认识上。而对“历史是什么”的回答，构成了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基础。传统的历史观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供客观认识的领域，历史是独立于历史研究者认识主体的、独立于他的研究手段(“发现”)和工具(“语言”)的实际存在。如果历史研究者在把握历史的过程中能够克服和排除主观因素，透明地运用其语言工具，他就能够再现般发掘出埋藏在时间风尘下的“史实”，并由此获得关于历史的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发现。在新历史主义看来，上述的历史观是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在历史研究中的反映，它本身就是非历史的。历史研究者的主体(“人”)和他的工具(“语言”)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任何具体的人在借助语言而把目光投向过去的时候，他的视点和视野都已经被限制在某一现刻历史、语言的历史沉淀以及它们错综的复合影响之中。

展现在他眼前的不过是他所看见的历史，而不是“历史本身”。因此，新历史主义认为历史是现时的人对过去的一种“知识”，这种知识以话语的形式存在，它是被写出来的。至于历史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他们则不管，他们认为历史主要由一些文本和一种阅读、阐释这些文本的策略组成。

对此美国文艺理论家海登·怀特说：“从这种观点看，‘历史’不仅是指我们能够研究的对象以及我们对它的研究，而且是，甚至首先是指借助一类特别的写作出来的话语而达到的与‘过去’的某种关系。”在这里，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描述，而这种描述并非纯粹的客观再现，而是语言对事件的再度构成，其中必然渗透着语言运用者对事件的解释。

因此，历史被看作一个文本。海登·怀特还进一步论证道：“不论历史事件还可能是别的什么，它们都是实际上发生过的事件，或者被认为实际上已经发生的事件，但都不再是可以直接观察到的事件。作为这样的事件，为了构成反映的客体，它们必须被描述出来，并且以某种自然或专门的语言描述出来。后来对这些事件提供的分析或解释，不论是自然逻辑推理的还是叙事主义的，永远都是对先前描述出来的事件的分析或解释。描述是语言的凝聚、置换、象征和对这些作两度修改并宣告文本产生的一些过程的产物。单凭这一点，人们就有理由说历史是一个文本。”

历史是一种话语，或一种文本。这种历史观带有明显的后现代社会的色彩，是后结构主义者历史观的延续。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把历史称为一种“历史叙述”或“历史修撰”，正是突出了历史的文本性，用福柯的话说就是，原先的一个大写的单数的“历史”(History)被小写的复数的“历史”(histories)取代了，展示在人们面前的历史，只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历史。福柯的这种历史观正应和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种信念，即人们只有通过文本才能思想和感知，而文本之外的世界对于人的思想来说是不存在的，没有意义的。

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的历史，带有一般文本的特征，想象和虚构因此而成为历史文本无法摆脱的特质。海登·怀特曾说历史的深层结构是诗性的，便是基于对历史文本的想象与虚构特质的理解而作的评论。这也就是说，历史从来就不能脱离想象而存在，历史在本质上仍是一种语言阐释，它不能不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所共有的虚构性。与此相关，所谓历史真实并不等于事实，它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也就是说，没有一种绝对的真实，一种离开具体观念和阐释语境的真实。历史话语中的真实总是存在于一定的观念构造之中。

(二)历史与文学的关系。当海登·怀特把历史的深层结构解释为“诗性”的时候，他已经在历史与文学之间建立起了比其他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的联系。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相似。在传统历史学家那里，历史的特质是“真实”，它记录的是真实的事件，而这种“真实”与文学的特质“虚构”恰成对比，两者是格格不入、不容混淆的。但新历史主义者打破了历史的“真实”假象，他们认为，历史文本的运作方式是“编织情节”，即从时间顺序表中取出事实，然后把它们作为特殊的情节结构而进行编码，这种编织情节的方式与文学话语的虚构方式几乎一模一样。

因此，在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中，文学文本被看作是一种历史现象，认为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是对历史的一种反映。那么，旧历史主义批评家所从事的文学研究和文学评论的任务就是一种“还原”历史的工作，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通过把文学作品放到它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之中，来试图再现出作者的原来的意义，从而把握作者的思想和作品的意义。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关注的是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是因为它认为在文学作品之外，有一个真实的具体的历史，而文学作品只是对这个真实而具体的历史的一种反映。换一种简单的说法就是，历史是第一性的，文学作品是第二性的。或者说历史是背景，文学作品是前景。历史作为一种客观的真实决定了文学的存在和文学的内容。而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不再把历史看成是由客观规律所控制的过程，看成是文学的“背景”或“反映对象”，而是把历史和文学两者同时看成是“文本性的”，由特定文本构成。在他们看来，历史和文学同属一个符号系统，历史的虚构成分和叙事方式同文学所使用的方法十分类似。因此两者之间不是谁决定谁、谁反映谁的关系，而是相互证明、相互印证的“互文性”关系。在新历史主义者眼里，文学与历史并无明显的界限，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一种复杂的相互纠缠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他们所关注的，并非通常人们理解的那种虚构的、想象的、狭义的文学，而是包括文学在内的整个文化。换句话说，新历史主义批评从事的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文化研究，而在具体批评行为的实施过程中，我们既能看到“用文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也能看到“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文学”。

二、文学与政治

当新历史主义用“文本性”和“互文性”填平了历史文本与非历史文本间的鸿沟，拉近了历史客体与当代主体间的距离时，并不意味着要把历史文本理解成凭空捏造，新历史主义的目的是揭开作为教科书或史书的“历史”的神秘的面纱，让人看到其形成轨迹，发现文本的“历史性”。在这方面，它对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多有借鉴。福柯用“话语”连接语言与使用该语言的社会中的整个社会机制、惯例、习俗等，这就使文本作为一种“话语实践”指向社会历史。话语实践植根于社会制度之中并受其制约，总是体现着权力的关系。由此，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指出，不论历史或文学，作为文本，它们都是一种权力运作的场所，不同意见和兴趣的交锋场所，传统和反传统的势力发生碰撞的地方。

同时，福柯挑战现存历史定论的勇气也给了新历史主义批评家以莫大的鼓舞。福柯说，在任何一个看似处于某种统一意识形态统治下的历史时期中，都充满了被压抑的它异因素，历史学家必须在他的谱系研究中对它异和断裂给予格外的关注。研究断裂就是研究特定的话语、社会形态的形成条件，并由此对它进行批判，而不是认可；昭彰它异不仅否定了统一意识形态的神话，而且通过历史定论对它异因素的压制过程和方式可以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复杂的机制运作情况。

因此，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既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批判也就必然包含着对现今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目的不在于马上颠覆现存的社会制度，而在于对此制度所依存的原则进行质疑。新历史主义批评所关心的不只是主导意识形态所维持的表象，而更重要的是这表象下被压抑的它异和破坏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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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理教学媒体 主要特性 类型 基本功能

地理教学媒体是指储存和传递地理教学信息的工具。熟悉地理教学媒体的特性、类型与功能，有助于科学地选择、设计和运用各种地理教学媒体，从而强化教学效果。

一、地理教学媒体的主要特征

1.地理教学媒体的技术特性

其技术特性主要表现在呈现力、重现力、传播力、受控性、参与性等方面。

（1）呈现力

指地理教学媒体呈现地理事物空间、时间、运动、颜色与声音特征的能力。不同地理教学媒体的呈现力不同。电影、电视与录像以活动的、彩色的图像和同步的声音全面呈现地理事物的空间、时间、运动、颜色与声音特征，具有极强的信息呈现力。但由于它瞬时即逝，不利于学生细心观察与思考。幻灯与投影在呈现地理事物的空间与颜色特征方面有较强的能力，而且能放映出更大和清晰的彩色图像。但在时间、运动和声音特征方面就比不上电影、电视与录像。然而正因为它是静止的图像，能表现地理事物瞬间的特性，才能够让学生仔细地、有分析地观察地理事物的细部。广播与录音借助语言、音乐与实际音响的抑扬顿挫、轻重缓急，在呈现地理事物的时间、运动与声音特征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但它对地理事物空间与颜色特征的呈现是不具体的、抽象的。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则兼有以上教学媒体的优势，是呈现力最强的媒体。

（2）重现力

指地理教学媒体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记录、存储的内容随时重新使用的能力。广播与电视瞬时即逝，难以重现；幻灯、投影能按教学需要反复重放；录音、电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与网络能将信息记录储存，反复重放。

（3）传播力

指地理教学媒体把信息同时传送到接受者的空间范围。录音、幻灯、投影、电影、录像与计算机多媒体只能在有限的教室里进行传递；广播、电视与网络能传送到无限广阔的范围。

（4）受控性

指使用者对地理教学媒体操纵控制的难易程度。录音、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比较容易操控，并适合用于个别化学习。电影需要接受专门训练，才能操纵使用。广播和电视使用者无法控制其播放时间和内容。

（5）参与性

指利用地理教学媒体开展教学活动时，学生参与活动的程度。它分为感情参与和行为参与两类。广播、录音、电影、电视与录像具有较强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容易引起学生情绪反应，引起兴趣和注意，激发学生感情上的参与。幻灯与投影既可以使学生观察地理图像，又可以在师生之间进行提问、讨论、答疑，让学生在行为上参与地理教学媒体活动，使地理学习进一步深入。计算机多媒体是一种从感情与行为上参与程度都很高的媒体。网络提供了学生亲自动手操作媒体的机会。

2.地理教学媒体的专业教学特性

地理教学媒体的专业教学特性是指教学媒体传递、处理不同内容的教学信息的能力。不同的教学媒体，传递、处理某一教学内容的能力是不同的。黑板适合文字教学，录音适合语言教学，幻灯、投影适合图形、图像教学，录像、计算机多媒体则适合视频、动画教学。

一般来说，技术特性好的教学媒体对各种教学内容的功效都比较高，如幻灯、投影、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即是如此。但也有例外，录音的技术特性虽好，却很难表现地理景观、地理分布和地理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它的地理教学特性比较差，所以在地理教学过程中使用得比较少。

二、地理教学媒体的类型

1.印刷媒体和非印刷媒体

按照媒体的制作方式，地理教学媒体分为印刷媒体和非印刷媒体两类。

（1）印刷媒体

印刷媒体是指以纸张为载体的地理教学媒体，如地理教科书、地图册、地理挂图、地理图片等。目前，印刷媒体仍然是地理教学中的主流媒体。

（2）非印刷媒体

非印刷媒体是指除印刷媒体以外的所有地理教学媒体，既包括部分常规地理教学媒体，如黑板、地理实物、地理标本、地理模型等，又包括所有电子地理教学媒体，如幻灯、投影、广播、录音、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

2.视觉媒体、听觉媒体和视听媒体

按照使用媒体的感知器官分类，地理教学媒体分为视觉媒体、听觉媒体和视听媒体三类。

（1）视觉媒体

视觉媒体指发出的信息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器官的地理教学媒体，如地理教科书、地图册、黑板、地理挂图、地理图片、地理实物、地理标本、地理模型、幻灯、投影等。其显著特点是直观性，其教学效果不仅取决于学生的年龄心理特征、文化背景和所在的地域特征，而且受视觉媒体的色彩、明暗、对比度、静与动等因素的影响。

（2）听觉媒体

听觉媒体指发出的信息主要作用于人的听觉器官的地理教学媒体，如广播、录音等。

（3）视听媒体

视听媒体指发出的信息主要作用于人的视觉媒体和听觉器官的地理教学媒体，如电影、电视、录像、计算机多媒体、网络等。视听结合所形成的媒体，将直观、鲜明的图像和生动的语言、语音、语调有机结合，可以获得更多的教学信息、更长的记忆保持率和最佳的学习效率。

3.完全可控媒体、基本可控媒体和基本不可控媒体

按照使用者自行控制的程度分类，地理教学媒体分为完全可控媒体、基本可控媒体和基本不可控媒体三类[1]。

（1）完全可控媒体

完全可控媒体指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决定使用时间、地点、传递信息的速度、进度，改变所传信息的内容和排列的地理教学媒体，如黑板、幻灯、投影、计算机多媒体等。

（2）基本可控媒体

基本可控媒体指除了不能随意改变所传信息的内容和排列外，其余各项都可以由使用者自己控制的地理教学媒体，如地理教科书、地图册、地理挂图、地理图片、地理实物、地理标本、地理模型、录音、电影、录像、网络等。

（3）基本不可控媒体

基本不可控媒体指使用者只能被动适应才能加以利用的地理教学媒体，如广播、电视。

三、地理教学媒体的基本功能

1.呈现事实

地理教学媒体可以提供地理名称、地理数据、地理景观、地理分布、地理演变等客观真实的事实，使学生获得大量地理事实材料，从而在学生的感觉与思维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之较容易由直觉思维过渡到形象思维，由形象思维过渡到抽象思维。

2.解释原理

地理教学媒体可以提供典型地理事物的产生、成长、发展的完整过程，借助语言或文字的描述，解释其特征、规律和成因，使学生突破地理学习的难点，掌握地理原理。

3.提供示范

地理教学媒体可以提供一系列的标准行为，如绘图、演示地球仪、做地理实验、制作地理模型等，供学生模仿和练习。

4.创设情景

地理教学媒体可以提供有关的地理画面、场景、活动现场等，说明故事的情节，展示特定的情境，让学生获得某种地理体验。

5.促进探究

地理教学媒体可以提供地理事物的典型过程或典型地理现象，借助语言或文字，设置疑点和问题，让学生进行分析、思考、探究和发现，帮助学生理解地理原理并掌握分析和解决地理问题的方法与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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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火 逻各斯 正义 法律 政治哲学

赫拉克利特(HeraclEitus,约公元前540-480),出生于伊奥尼亚的爱菲斯城,是古希腊早期着名的自然哲学家。他在探究世界本原的同时探讨了现实的城邦社会所应追求的价值原则,他关于正义的思想包含了早期政治哲学的萌芽。赫拉克利特的政治哲学思想正是在他的关于世界本原的哲学基础之上形成的。

一、政治哲学的哲学基础

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都致力于对世界本原的探究和思考。在赫拉克利特之前。就已经有各种不同形式的本原说。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是沿着米利都学派走下来的,提出了“火”本原和“逻各斯”学说。

(一)“火”本原说

赫拉克利特认为。“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即构成世界的本原是永恒燃烧的火。他指出:“这个世界对一切存在物都是同一的。它不是任何神创造出来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他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分寸上燃烧,在一定分寸上熄灭。”“一切事物都换成火,火也换成一切事物,正像货物换成黄金,黄金换成货物一样。”赫拉克利特将火看成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始基),但他所说的“火”并不仅仅是指单纯的物质实体,而且是构成事物的原质。是具有内在动力的永恒的活火,是一个运动的过程。他认为作为本原的“火”是火是永恒存在的,“火的永恒存在正在于它的生灭即燃烧和熄灭的永恒变换之中。”另外,火还是自我生成的。他既不是任何神也不是任何人创造的。火的运动和转化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赫拉克利特看来,火的运动和转化不是毫无秩序的,而是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即逻各斯。

(二)“逻各斯”学说

“逻各斯(logos)”是赫拉克利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万物的本原是火,火是永远变动的,而且这种变动是按照一定的尺度和规则进行的,逻各斯就是万物也就是永恒的活火变动的一般规律。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万物的运动,无论是火的燃烧和熄灭以及万物的生成和相互转化,都是按照一定的逻各斯进行的:这种逻各斯主要就是一种尺度、大小、分寸。即数量上的比例关系”。这种尺度即是规律,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规律,而是高度抽象的包含宇宙必然性的自然法则。

赫拉克利特所讲的逻各斯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是宇宙间万事万物必须遵循的依据,是宇宙共同的法则,是公共的、共同的,而不是那一个人或物所私有的。人要认识自然事物,就必须按照逻各斯行事。但是,他又认为,只有智慧才能认识逻各斯。他在《论自然》这部着作的一开头就提出关于“逻各斯”的思想,指出:“逻各斯虽然像我所说的那样常在,但人们在听到它以前,或是第一次听到它的时候,却总是不能理解它。万物都是按照这个逻各斯产生的,虽然我已经按照事物的本性将它们加以区别。解释了它们是如何发生的,而且人们也常遇到像我所说的那些话语和事实,但是他们却像从未遇到过它一样。至于另外一些人对他们醒来以后做了些什么也不知道,就像是对他们梦中所做的事已经忘记了一样。”因此,他一再强调人们必须认识它,遵循它去思想和行动。在这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逻各斯”不仅是对自然的本质和秩序思考的结果,而且也包含着对社会生活秩序的思考,亦即包含着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的伦理意义。在赫拉克利特看来,宇宙是由统一的普遍规律即“逻各斯”主宰的,它既统治着自然界,又统治着人类社会生活;既作为必然性驾驭着自然秩序,同时又作为“命运”支配着人的灵魂、行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一切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又必须遵循这个“逻各斯”,宇宙间的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只有遵循这个“逻各斯”,才能是智慧的,才能避恶趋善。他指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驾驭并贯穿一切的思想”。

二、政治哲学萌芽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早期自然哲学时期,所涉及的政治哲学萌芽思想主要是关于对政治事物中普遍存在的本质性东西的研究。自然正义一直被视为宇宙万物的最高法则,也是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但是。城邦作为个人生活的载体,自然正义如何在城邦中显现就成了政治哲学家所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早期的政治哲学家一致认为,城邦正义应以自然正义为最高原则,正当的城邦秩序应按照自然正义的原则而建立。正是基于此,对自然正义的探讨便转向了城邦正义,而哲学思想也从对自然事物的探讨转向了对政治事物的探讨,赫拉克利特正是自然正义向城邦正义过渡时期的一位重要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作为早期自然哲学家,他本身也是生活在城邦之中的公民,所以他在探究自然本性的同时也探讨了城邦的政治制度,他的政治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关于正义的理论。

(一)政治哲学萌芽思想的核心——正义理论

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主要谈到社会政治问题的有两个方面,一是战争。二是法律。

1 正义是事物之间的对立与斗争

赫拉克利特认为,正义就是斗争。在他的思想中有很多关于正义就是斗争的思想。他不仅论述了对立面的统一。还提出了对立面斗争的思想。他一方面论述了对立面的斗争,认为正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使得万物得以产生。斗争不仅促使对立的双方相互转化,而且能够产生和谐,所以说斗争是万物之父。又是万物之王。正义就是对立面的斗争。是自然的必然性。是普遍存在的,“应当知道,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万物都是由斗争和必然性产生的”。他还通过对立面统一的思想论述了正义与非正义的相互依存关系。正义与非正义是一对矛盾共同体,正义正是通过非正义来显现自己的,“如果没有那些非正义的事情,人们也就不知道正义的名字”。

赫拉克利特关于正义就是斗争的思想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在面对希波战争和工商业奴隶主与贵族奴隶主之间的斗争问题上,赫拉克利特积极支持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和进步的夺权斗争。正是从这种政治立场出发,他认为斗争是绝对的,斗争是美是善,斗争产生一切,斗争创造一切。他指出。战争是普遍的,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的。赫拉克利特认为,“战争是万物之父,是万物之王。因为它使一些人成为神,另一些人成为人;战争使一些人成为奴隶,使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因此。他认为战争是普遍的,一切都是通过战争产生的”但是,虽然赫拉克利特崇尚战争。认为正义就在于战争,但他所说的战争,并不是指侵略战争和贵族奴隶主的夺权战争,而是指反侵略的进步的战争。他所讲的斗争更侧重于对立面的相互作用,这种斗争是普遍存在的。也是必要的。

2 正义就是法律的统治

赫拉克利特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正义就在于服从法律的统治。他认为,现实的城邦都是由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独立阶层组成的,如富的和穷的、年轻的和年老的、弱得和强的、好的和坏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等。现实的城邦总是带有冲突的特征。那么如何使得对立的双方继续存在呢?如何使城邦在对立中保持稳定与和谐呢?赫拉克利特认为,要在富和穷、年轻和年老、强和弱、好和坏这样的对立阶层中得到一致,在不相同中产生相同,必须南法律来维持城邦的秩序。古希腊人早已从社会实践中懂得法律的重要性。每个城邦都要为自己制定法律,制定法律的人往往是有知识和经验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因此,希腊哲学家都很重视法律在城邦事务中的作用,赫拉克利特也是如此。他认为,“人们应当为法律而战斗,就像为自己的城垣而战斗一样”。在当时的希腊,保卫自己的城邦免受外来人的侵犯,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赫拉克利特要求人民要像保卫城邦一样来保卫法律,因为法律是人人共有的东西,一个城邦的人必须遵循这个城邦的法律。但同时他又指出,所有各城邦的法律都必须遵循共同的唯一神圣的法律,这个神圣的法律也即是逻各斯。他认为,遵循法律的统治就是正义,而逻各斯就是自然正义,因此 法律必须遵循逻各斯而制定。

(二)正义在政治生活中的表达

1 城邦正义

赫拉克利特认为,城邦正义是以自然正义为向度而建立的城邦正义和法律正义,是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核心价值追求。

根据赫拉克利特的观点,正义是城邦政治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据,而这里所讲的正义就是指自然正义。因此,追寻自然正义的原则是城邦政治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是否合法合理。就在于它是否符合自然正义的原则。正义就是斗争,就是法律的统治,服从正义就是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城邦必须依据法律来实施其统治。而法律因其来源不同可分为人间的法律和神圣的法律,两者具有不同的等级。人间的法律是由统治者制定的,神圣的法律即是逻各斯。是一种具有普遍必然性的自然法则,亦可称为自然法。神圣的法律高于人间的法律。人间的法律只有符合并服从神圣的法律,才是符合正义的要求的。反之,如果人间的法律不符合或者违背逻各斯的原则则是非正义的。“人间的法律是从神圣的法律散发出来的:社会是建立在他们之上的,没有这些法律就不会有正义;所以,国家要为它的法律而战,正像为它的城垣而战一样。他认为,这种服从自然正义的法律,无论对个别统治者或群众的意志,都是平等相待的,因而是正义的。”

赫拉克利特通过对人间的法律和神圣的法律的区分,为城邦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依据,也为考察和审视现实城邦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了准绳。他认为城邦应该按照合乎正义的原则建立并运行,一切不符合正义(logos)的政治法律制度都要对其进行修改使其合乎自然的法则。

2 公民个人正义

从公民个人角度来讲。个人是城邦中的一部分,城邦中的公民应以服从和追求城邦正义为依归。城邦正义是公民的价值追求的取向。

(1)城邦中人的价值追求——城邦正义

赫拉克利特认为,个人作为城邦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应始终以城邦正义为价值追求,这表现为一种整体主义的价值观。

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问题是古希腊自然哲学时期的政治哲学萌芽思想中所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而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归根到底是城邦中生活的人的政治生活方式问题。城邦的居民严格地说是公民不仅在城邦的地域范围之内,而且在城邦中体现出自己的本质。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政治动物。不成其为某个城邦的公民不能被归结到人这个概念之中来,他们非神即兽。因此,关注城邦的政治生活方式即是关注城邦中公民的政治生活方式。

他认为,城邦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服从城邦正义,正义就在于服从法律的统治,服从城邦正义就在于服从城邦的法律。因此,“赫拉克利特教导说,在城邦中,人是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他服从这个共同体的法律”。

(2)城邦中的人的政治生活方式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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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诗学特征。一、概述了巴赫金对小说时空体的历史发展情况的研究,揭示了巴赫金时空观的艺术功能转变。二、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论述了时空体的理论核心及其对复调小说类型的形成意义:时空的有机融合孕育了对话情境,使对话成为可能。而对话特征正是复调小说的核心。三、从文化诗学的视角彰显出复调小说时空体的文化精神。时空渗入人的心灵,是人的存在的理想家园。

    西方哲学史上对时空的考察源远流长。“如果说柏拉图是第一个致力于空间本身专门研究的古希腊哲学家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几乎全部时空问题,并从多方面进行细致分析和论证的伟大学者。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时空界定为任何认识所必不可少的形式。在文学领域中,也有很多理论家对作品中的时空因素做过分析。马雅可夫斯基在《怎样写诗》一文中就提出了“时间的空间化”概念,相似的理论在什克洛夫斯基的《散文理论》中也有体现,但这里的时空考察仍只停留在作品外在环境的设置及情节结构的形式功能上。巴赫金则开始了一种全新的艺术时空观,主要表现在小说时空体理论的提出和阐析。时空体这一概念是巴赫金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中引用而来,借用到文学理论中是一个比喻,表示时间和空间的不可分割性,是巴赫金时空观的集中体现。巴赫金在其着作中对时空体并没有做明确的定义界定,而是把它放在欧洲小说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各种小说类型中的具体体现中加以阐释。“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简单来说,“时空体,即每种文学体裁内部时空两方面的一切特征”。时空体这一概念的出现,使得艺术作品中的时空性质、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文学里,时空体具有一种基本的类别意义。可以直接了当地说,体裁和体裁类别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本文试图通过对巴赫金小说时空体理论的分析,来揭示其诗学特征及其中蕴含的文化精神。

    巴赫金认为,时空体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一种动态的艺术因素。文学对时空体的艺术把握是一个复杂的、若断若续的过程。不同阶段的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时空体体现出不同的内涵和艺术特征。而每一种艺术时空体的形成是建立在先前文学时空体的发展基础之上,同时又对后来者产生影响。巴赫金从历史诗学的角度揭示了欧洲小说发展过程各种艺术时空体的生成演变。其中对复调小说时空体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个阶段,他们为后来的复调小说的时空体奠定了历史基础。

    第一阶段是在古希腊罗马传奇小说中。这类小说熔铸了各类文体的杂体成份,但却形成了一个新的独具特色的小说时空体—“传奇时间中的他人世界”。它有几个特征:首先,这类小说情节展开的出发点是男女主人公的初遇和互相爱恋之情的突然爆发,情节的终点是他们圆满地完婚。在主人公传奇时间的这两点之间,所有展开的情节对主人公的生活和性格不发生任何影响,是纯粹的空白。第二,传奇中的“偶然”、“机遇时间”虽经常被运用,但它们只是非理性力量干预人类生活的一种特殊的时间,全部主动性都掌握在神秘力量手中,而不在主人公的手里。第三,古希腊罗马小说中的时空体体现出一种可离散性。博大的小说世界完全是抽象的东西,取决于某一时空体里偶然的同时性与共时性。因此,一切故事在这里都具移易性,时间序列可以移易,空间上也可以改变地方。如巴比伦发生的事,也可以出现在埃及或拜占庭,反之亦然。很显然,这一文学类型中的时空体还处于一个初级阶段,时间和空间的联系,可以说不是有机的联系,而纯粹是技术上(也是机械的)联系。正如巴赫金所说:“希腊小说的时空体,在各种大型的小说时空体中是最为抽象的。

    中世纪的文学中以但丁的《神曲》艺术成就最高。而其中的时空体也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作品中把整个世界作为一个共时世界来观察。“只有在完全共时的情况下,或者在超越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够揭示出过去、现在、将来一切事物的真正意义。在但丁的作品中,一切在现实中被时间分割开的东西,都在作品设置的“幻境”中被聚合在完全的共时性里。在《神曲》中,但丁绘制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世界图景,三个世界纵向运动:地狱、炼狱、天堂。这一纵向世界的时间逻辑,就是万物的完全共时性。正是在这种共时世界中,纷繁复杂的各种矛盾得到了集中体现。

    时空体在拉伯雷的小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巴赫金认为,首先,拉伯雷时空体是建立在民间时间的基础上。民间时间是一种集体的时间、劳动的时间、向往未来的时间。“这个时间具有深刻的空间性和具体性。它没有脱离大地和自然。在这种民间时间里,个人的生活还没有从公共的集体生活中分离开。任何个人的日常生活的成份,如饮食、死亡、诞生都是公共的事情,是“历史性”的事件,其中渗透着丰富的世界感受。其次,拉伯雷作品中的时空体来自民间文化中的狂欢节的时间感受。巴赫金指出,狂欢节是“真正的时间节日,不断生成、交替和更新的节日”。这种时间感受生成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时空体—边缘时空。在这个时空体中,成长着许许多多不断变更的事物,它具有两重性的特征如生与死、旧与新等等。正是这种边缘性的时空体实现了人物的思想成长与发展。第三,拉伯雷时空体洋溢着追求美好的激情。在拉伯雷的作品中,时空的价值同描写的时空规模成正比。即一切好的有价值的东西,尽可能扩展在时空中,一切坏的无价值的东西被摒弃。这就摆脱了封建宗教文学中现实时空总被描绘成庸庸碌碌的浮生和罪恶的本源这一说法,从而也就摆脱了官方教会所宣扬的追求彼岸性,对现实世界做象征式的理解。

    巴赫金对从古希腊小说到但丁作品再到拉伯雷作品中时空体发展的理论揭示有着重要意义,即使艺术作品中的时空概念从外在性、构成性的文学形式范畴转化为内在性、具有价值品性的文学功能范畴。在巴赫金看来,古希腊小说中的时空体还只是对小说的情节构成起着连接作用,且这种构成归之于时空的偶然性,并未真正进人人物形象创造中,是独立于人物思想性、性格之外的东西,时空与人漠然而隔。但丁作品中的时空体则展现了丰富复杂的社会矛盾,每个人物都被置身于这一矛盾中。这里的时空已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琐碎的时空形态和一般作品中的情节组织形式,它体现了作者感受世界的艺术观察方式。尤其是在完全共时和共存的断面上揭示充满矛盾的丰富世界这一特征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中不断被人尝试,但“这类尝试在但丁之后做得最深刻而一贯的,要数陀思妥耶夫斯基。’叨玲姆到了拉伯雷这儿,已完全没有了但丁时空体中的那种象征意味与宗教神秘色彩,时空体已完全贯注了生命的鲜活性。时空已完圣参与到人们感受世界、体验世界的活动中。巴赫金从历史诗学的研究角度,把时空体在不同阶段的纵向演变看成是时空体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很显然,这种论述包含着巴赫金对时空体的艺术价值判断,即优秀的、成熟的小说时空体应是进人作品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过程中且体现作者观察世界的的艺术思维方式。在巴赫金看来,时空体艺术发展的最高峰就是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中。

    巴赫金复调诗学是建立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分析基础上。巴赫金认为陀氏的小说是一种新型的小说类型—复调小说。复调小说的基本特征是“对话”,“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中,一切莫不都归结于对话,归结于对话式的对立,这是一切的中心。一切都是手段,对话才是目的。对话如何产生?在巴赫金看来,正是时空体的运用促使了陀氏小说中对话的形成。在陀氏的小说中,时空体最大的特征就是时间和空间的有机融合,即时间的空间化、空间的时间化的艺术处理。这一特征不但产生了对话,形成复调小说的体裁基础,而且生发出一种狂欢色彩,成为一种狂欢化的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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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儿童音乐学习心理教学方法改进

一、儿童音乐学习心理的特点

(一)兴趣与好奇心是儿童音乐学习的动力

心理学证明，兴趣是儿童主动学习的唯一动机。他喜欢就学，不喜欢就不学，或不爱学，即使你强迫他学，一般也不会有好的结果。因为在儿童时期，他的认知和思维能力有限，不可能对某一事物做出理性的判断，不能像成人那样为了某种需要去做。他只能凭自己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还是不能持久的，很容易发生变化。或者渐渐浓厚，或者渐渐淡化。对音乐的兴趣也是如此，因此要深入对音乐的学习就必须始终引发学生的兴趣。

(二)感性是儿童音乐学习反应的主要形式

儿童对音乐的反应，首先是感性的反应，而不是理性的反应。儿童音乐学习的感性反应主要包括歌唱的反应、表情的反应和动作的反应。

(三)个性和差异是儿童音乐学习心理的明显特征

个性也是儿童音乐学习心理的特征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个性会越来越强，逐步形成自己的个性。东北一带的孩子从小就会哼唱两句二人转，而江浙一带的孩子从小就会哼唱两句评弹，这是和地域的熏陶分不开的。所以经常受健康音乐的熏陶，就会喜爱健康的音乐，形成良好的个性。

二、如何根据儿童音乐学习心理特点改进音乐教学方法

(一)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1.以音乐的美，激发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美的事物不仅使人获得美感，而且是产生兴趣的源泉。比如用我们完美的范唱给学生展示出所要学习的歌曲，从而激发了学生也想学唱的愿望；用我们娴熟的技巧为学生吹奏一首优美动听的口琴曲，学生们就会迫切的拿出口琴来，也要学着吹奏。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它是激起学生强烈学习音乐兴趣的重要因素。

2.引导学生探索音乐，提高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儿童对音乐的兴趣是从对不同的声音探索开始的。新生入学的第一节音乐课就是从探索生活中的声音开始的，如我们的脚步声，风声、雨声等等都蕴含着节奏和旋律。学生从而认识到，音乐不只是唱歌、演奏，它和我们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引导他们探索乐曲的音色、结构等，进一步加强音乐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和对声音的感知，正符合儿童的这种音乐学习心理的特点。

3.成功的体验，保持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

对音乐的兴趣就在获取成功的过程中。当学生经过学习能够演奏一首小曲时，他获得了成功的喜悦，也进一步巩固了学习音乐的兴趣。根据儿童的心理，他们很容易得到满足，满足的同时又进一步产生了兴趣。因此，在音乐教学中，不能让学生感到失望，感到高不可攀，逐渐淡化兴趣，乃至丧失兴趣，要让学生经常获得成功的喜悦，在音乐实践中始终保持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二)丰富教学手段，增加学生的音乐感性体验

1.组织学生体验、感受音乐

体验性是现代学习方式的突出特征。音乐课的学习首先要通过聆听、体验和感受音乐来进行。如何把学生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对音乐的初次体验变成可监控的状态，就需要教师在学生初听之前设计一些简单的提问，学生带着问题去听，听的目的就明确了，在听的过程中就会全神贯注，积极思考，认真听辨，根据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努力从音乐中找到答案，最后用自己的语言总结出来，这样的思考过程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精神。

2.组织学生参与音乐实践活动

学生对音乐的体验还来自于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如学生一曲声情并茂的演唱使得自己如醉如痴，同时也带给了我们“听众”愉快的感受；小小口琴使得学生们找到了演奏家的感觉，每个学生根据自身条件分别演奏难度不同的曲子，“课堂教学要面向每一个孩子”在演奏口琴的实践活动中已不是一句空话；歌舞表演是学生们最喜爱的了，学生们在这一项实践活动中充分释放情感、展示自我，表现自我。通过积极参与音乐实践活动，学生在体验着音乐美带给他们的快乐，享受着成功的喜悦。

3.动静交替，丰富学生的音乐体验

音乐是最具韵律感的艺术，旋律的起伏、节奏的张弛，使人情不自禁的跟着动起来。对音乐的动作反应既是先天的也是可以培养的。小学低年级阶段要增加律动的教学，通过身体的动作表达对音乐的感受，丰富学生的音乐体验。

(三)尊重个体差异，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艺术有高低不同，没有对错之分，所以教师就是要尊重学生个体性的差异，使学生独特的个性得以张扬、创新精神得以发展。培养儿童的音乐创造力，首先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习惯。如要敢于发表与他人不同的意见；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要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勇敢的探索精神；要有自信心，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等。

1.注重积累，培养学生的音乐记忆力

教师应在平时的教学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哼唱并背诵一些经典作品的主题旋律。视唱法便可以起到加深学生对音乐主题的感受和记忆作用。视唱法即在音乐欣赏前、欣赏中或欣赏后，演唱作品的主题旋律。例如在欣赏《风笛舞曲》前，我把其主题旋律作为视唱练习让学生演唱。加深印象后再欣赏这首乐曲，每当主题旋律出现时，同学们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唱起来。当对乐曲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再来视唱主题，一边唱，一边感受风笛的形象。最后，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再来让学生哼唱一下风笛的主题，很多同学都能够脱口而出。

2.培养发散思维，丰富学生想象力与联想力

发散思维是创造思维的基本成分，是创造思维的中心环节，训练发散思维可以培养学生思维的广阔性、灵活性和独创性。联想和想象一般是指由音响感知和情感体验唤起对相关声音形象和意境的想象和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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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音乐专业大学生；个性特征；教育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246-01

一、音乐专业大学生个性特征

（一）政治理论素养不足理想信念淡薄

音乐专业大学生思维敏锐，容易接受新事物，善于思考问题，但缺乏理想信念，不关心时事政治。所以他们虽崇尚远大理想，但对人生价值、生命存在意义感悟不深，容易受社会不良现象和多种价值观念的影响，民族精神和社会责任意识不强理想信念淡薄缺乏诚信和奉献精神。

（二）个性张扬，集体观念、纪律观念较差

音乐专业的学生多半活泼开朗，心态开放，表现欲望强烈，但吃苦精神较差。由于经常参加一些文艺表演活动，张扬其个性，增强了自信心。再有，由于师生一对一的授课和单独的练习，较少学生之间的交流协作，缺乏团队精神，集体荣誉感不强。

（三）部分学生不专心学业，价值观发生扭曲

由于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参加各类的文艺演出等活动，使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在实践中得到了锻炼。但也有部分学生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受不良风气的影响，把金钱看得很重，为赚钱而耽误学业。严重的影响了他们综合素质的提高，制约了今后的发展。

（四）缺乏抗挫折能力

部分学生从小就开始学习音乐，对艺术有较强领悟力和实践力，使学生形成了较强的自信心，对未来充满憧憬和成功的渴望。但缺少磨练，人生体验不足，心理承压能力较弱，在遇到困难、挫折与失败时往往容易陷入悲观、失望、痛苦之中，迷失方向。

（五）专业能力强但文化素质相对薄弱

音乐专业学生入学时的文化课基础总体上相对薄弱。在态度上往往更重视专业技能课程而相对轻视文化课程的学习。英语、中外音乐史等文化课的重修的比率较高，影响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向高水平方向发展，给学生的长远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

二、音乐专业大学生教育管理策略

（一）树立牢固政治思想，加强和改进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以党的基本理论为基础，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把文艺活动融入到各级各类的社会公益活动之中，对学生进行爱国、爱校、爱专业教育、感恩教育、责任教育以及诚信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从分发挥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作用，让他们在具体的学习和生活中更好地为学生服务。

（二）改革优化课程结构，增加文化课比例

音乐院系必须调整优化课程结构，增加人文知识课程、思想素质教育课程、传统文化选修课程和社会调研实践课程的比重，帮助学生提高写作水平、思想素质，了解国情，从而提高音乐专业学生的思想文化素质。

（三）充分发挥专业课教师在学生思想文化素质培养中教书育人的作用

学校要配备优秀的专业课教师，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特点，制定适当的个人计划，进行有针对性的、分层次的教育与引导。寓思想道德教育于艺术教育之中，影响和感召学生，有效地培养和提高音乐专业大学生的整体素质。

（四）尊重学生，因势利导，“严格管理”与“以人为本”相结

给学生以信任，让他们在健康、积极的文化活动中展现个性，体现价值，增强集体和纪律观念。在严格管理的同时，兼顾学生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个性价值，要给学生一定的空间。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平等沟通，让学生以积极的心态，主动接受的教育。

（五）把“职业生涯规划”贯穿学习生活的始终

以职业生涯规划为导向和引领，使学生正确认识自己，有计划有目标的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并全程指导学习和生活，以便学生在毕业时能够更好更顺利的走上工作岗位，实现人生的价值。

以上是笔者在多年教学中的实践经验，愿与广大从事音乐专业大学生培养工作的同仁共勉，以进一步培育出更多更优秀的适应新时期社会所需要的高端技能型音乐艺术人才。

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十二五”规划课题“高职院校音乐专业学生特点及其培养对策的研究”，课题编号：GG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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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医学的人文特征；医学伦理学；强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R052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673-7210（2009）03（a）-117-02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Reinforcement in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XIE Hui1, HUANG Hui-cong2

(1.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Wenzhou Medical College,Wenzhou325000, China; 2.School of Basic Medical Sciences,Wenzhou Medical College, Wenzhou325035,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roach of improving the medical ethics based on the inter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dical system. The object of medical care is human being,the main purpose of medical care is to highlight the dignity of human life. Medical science possesses the striking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 which is comprehended in the medical technologies,and the medical ethics has also proved the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medical science. Reinforcement in medical ethics education includes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ourse; don’t ignore the other courses of medical system; implement the concept of medical ethics in the process of internship.

[Key words] Humanistic characteristic; Medical ethics; Emphasis on education

医疗服务问题是当下被人们热议的话题之一。应该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医疗服务水平就整体而言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医疗行业的进步与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的需要相比，仍显得有些滞后。其中，医疗服务人员的医德医风受到的批评较严重，医生的职业道德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1]。医疗技术在进步，而医德医风问题的改善还需要医务界同仁作出更大的努力。

医德医风状况不甚乐观，原因非常复杂，我们正处在社会的转型时期，理顺各种社会关系和矛盾，需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本文将对医学学科的特征进行分析，探寻一条从学科内部特征入手来提高医德医风水平的途径。

1 医学的人文特征

众所周知，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医生是一种技术要求十分严格的职业。在医生的职业素养要求中，医疗技术无疑占据着首要地位，医生的服务水平关键在于医术，这是一个社会共识。同时，医学院在培养、训练学生时也非常强调这一点，突出医疗服务中技术因素的理念不容置疑。与此同时，也应看到，医疗服务的对象是人，医疗服务的过程是救死扶伤的过程，战胜疾病、延长生命、挽救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疗服务彰显的是生命的尊严，医疗服务水平是人类文明水平的一个标杆[2]。从医疗意义上说，医疗技术的特点有别于其他领域的技术，如计算机技术，尽管计算机的技术要求十分严格，即使一项新技术存在着某种缺陷，并可能对用户造成损失，但这种损失与在医疗服务过程中由于技术上的缺陷而对患者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医疗服务过程中的失误将影响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人的健康与生命是无价的，因此，医疗技术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文特征，它关系到生命的尊严，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所以，我们在讨论医疗技术问题时，不应轻易忽略、质疑医疗服务过程中的人文特征。

当今世界，技术与人文脱节的现象比比皆是，对自然资源的滥用滥阀、环境的严重污染等。同样，在医学领域，重技术而轻人文的现象也不容忽视，这是全人类担忧的问题，在越来越发达的技术面前，人们反而忽略了自身。

医疗服务是一种技术含量很高的服务，同时，其人文特性也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在医学院教学的过程中，强化医疗技术人文特征的教育很有必要，因此，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的课程设计中，应占重要的地位。

2 医学伦理学教学的意义与现状

就学科的内在意义而言，医学伦理学无疑是通向医学内部技术性与人文性的桥梁。伦理学本身就是人文学科，医学伦理学讨论的医患关系、患者权利如知情同意权、隐私和保密不受到伤害等问题，与医疗技术的应用密切相关，而辅助生殖技术、基因组研究、器官移植等则本身就是技术问题。医学伦理学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它沟通两个学科的桥梁作用，医学伦理学还是一个防止技术迷失的平衡器，其强调的原则，对改善当下社会的医德医风状况具有强大的推动力，它本身就是行业的标准[3]。正因如此，在医学院的教学过程中，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具有现实的紧迫性。

现实的情况是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教学体系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并不突出，许多医学院并没有把医学伦理学作为必修课来开设。这种情况的存在表明，我们对医学人文特征的认识还不够，技术主义的迷失在医学领域里也同样存在。技术至上本身并没有错，但忽视医学的人文特征表明对医学的认识是不够完整的。同时，对于医德医风问题，不能说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就可以解除这一顽症，但是医学伦理学毕竟有助于医学院的学生认识到医德医风与医技的密不可分性。所以，笔者认为，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医学内在规律的需要，有助于推进医德医风水准的提高。

3 强化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策略

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笔者认为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3.1 强化医学伦理学在医学课程体系中的重要性

从医学伦理学教学本身来看，医学伦理学应该且必须成为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程。在课程设计时，我们不应把医学伦理学当作普通的思想教育或人文修养类课程来对待，医学伦理学突显了医学的人文特征，它应该作为医学的主干课程，而不是辅的选修课程。

由于医学伦理学一直被当作辅的课程，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科探讨等也极为缺乏。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是更适宜于举例教学的学科，一些学科问题如安乐死等，可以有开放性的讨论，这种讨论式教学的效果，肯定会比原理性讲授要好。医学伦理学并不是一种体系完备的理论，它提供的主要是一种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方法，它的教学方法应更具灵活性。然而，从现实的情况来看，医学伦理学的教学无论从内容还是方法上都需要得到改进。

医学伦理学在医学院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尴尬，说明我们对这门学科的认识还有待加强。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医学伦理学在整个医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具体的教学内容、方法的改善和提高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但其教学现状不容乐观。

3.2 在相关课程中贯彻和深化医学伦理观念

由于医学伦理学涉及到医学体系的各方面，医学院主干课程中也渗透着医学伦理学的各种问题，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不仅仅是该课程的事，其他医学主干课程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这是一个高层次的要求，也是操作起来更加困难的问题。我们知道，药学、解剖学、生物医学、外科学、妇产科学、传染病学乃至精神病学等医学学科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医学伦理问题，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强调的往往是学科本身的内容，伦理问题并未得到深刻的重视。这一状况使得医学伦理的概念不那么具体，仿佛可以被游离于医学体系之外，成为一个抽象的东西。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全面掌握学科的发展方向十分困难，只能在某一个点上寻求突破。博士不再是博雅之士，博士的培养实际上是专士的培养，在某一领域内的某一点上有着精深的研究；医学院教师的状况也是如此。这种状况使得技术主义为主流成为一种很自然的事，因此，在授课时，教师们的关注重点往往是本课程内的技术问题，而相应的伦理问题则没能给予应有的重视。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医学伦理学教学工作者多少有些无奈。

要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除了学科本身外，医学体系中的主干课程也起着深化医学伦理观念的作用，否则，医学伦理的观念还是很抽象的东西。要改变教学中各学科只关注自身技术问题的状况，还需要克服很多困难。但整个学科体系是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矛盾体，操作起来问题较多，教学整体效果受到影响也是正常的事。

3.3 在医学实习过程中落实医学伦理理念

医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科，医学伦理学的观念最终还得体现在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因此，医学院对医学伦理学教学的强化，还必须落实到学生的医学实习环节中。

相对而言，实习环节落实医学伦理理念的可操作性比较强。医疗实习过程中，学生遇到的是一些琐碎、细小而具体的问题，在一个科室里，实习几周很难遇上医学伦理学上的复杂情况。对具体、琐碎问题的处理，除了能检验学生的技术，同时也能检验学生医学伦理的修养。医学院并不以培养医学伦理专家为目的，实习医学涉及到的也只是一些小事情。问题在于如何在做这些小事的过程中，体现出应有的医学伦理修养，体现出医德医风。如果我们在课程教学中对医学伦理学已经有了足够的重视，那么医学实习环节则更不能忽视，实习是医学伦理学教学真正的关键。如何在实习环节中强化医学伦理学的教学，使医学伦理学的观念转化为实际操作的素养，是所有医学伦理学教学工作者应努力的方向。

传统医学中有着“仁心仁术”的观念，我们在强调“仁术”的过程中，更应当突显医者的“仁心”，从现代医学体系的角度看，医学伦理学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参考文献]

[1]刘双红.论医学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的途径和内涵[J].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8,7(2):184-185.

[2]崔晓梅,邱仁宗.生命伦理学导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52.

篇9

论文摘要：在人类历史上，很早就有了伦理学这门学科，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建立对于伦理学发展史有着转折的意义，他把伦理学转化为一门从事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科学，即致力于道德的制度和道德的治理模式的设计和安排。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揭示人类走向伦理社会必然性的科学，也是关于公共管理者职业伦理规定的理论。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

一、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历史前提和现实基础

我们正处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性变革时代，在社会治理的领域中，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改革运动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地展开。在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也被称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事实上，作为这场行政改革运动的实践走向和理论探索的结果则把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我国，学术界把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称作为公共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发现，公共管理并不是来自于行政改革运动的主观创造，反而恰恰是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这场深刻的历史性变革提出了建立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要求。

伦理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的古老学科。但是，人类社会并不因为有了伦理学就会成为伦理化的社会，正如在很早的历史阶段就出现了法律，而法律化了的社会即法制社会却是到了近代才成为识别这个社会的特征。在今天，当人类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时刻，我们研究伦理学与以往对伦理学的研究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是要发现人类社会伦理化的途径，是要探讨进行道德制度设计和安排的可能性。

当人类进人农业文明的时代，在制度上，人类所发明的是一种“权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随着工业文明的出现，人类开始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只是到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才可能致力于“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设。人类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把伦理学研究推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催生了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公共管理伦理学。因而，公共管理伦理学首先是关于后工业社会中社会治理的基础性科学，他通过对后工业社会治理模式和治理方式特征的把握，通过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体系设计的构想，提出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生活原则和理念。当然，在社会治理职业活动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是一门关于后工业社会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探讨公共管理职业活动中的服务精神和合作机制。

西方的科学发展史与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不同。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开辟了这样一个传统，那就是把古希腊早期的以伦理精神为内核的世界观分解开来，建立起分门别类的专门学科。而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探索，一直是在伦理观的框架下进行的。甚至可以断言，在中国历史上，只存在着一门学科，那就是伦理学，一切学问都可以最终归结为伦理道德的学问。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的伦理学与政治学分化之后，伦理主要是一种生活伦理，近代社会的伦理尤其具有明显的生活伦理特征。在中国传统社会，没有伦理与政治的区分，因而，伦理更多地服务于社会治理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的伦理就是一种“治理伦理”。公共管理伦理学思考的正是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中的伦理问题，在形式上，他与中国古代的治理伦理有着相似的特征，但是，在本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对社会治理一切方面的思考，都从公共管理的需要出发。

从公共管理伦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在人类向21世纪迈进的过程中，公共管理研究成为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领域，探讨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并对这些关系和行为加以规范，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这门新兴学科的紧迫任务。对公共管理关系和行为的规范需要借助于伦理的作用，即通过揭示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实现公共管理制度的伦理化，同时，唤醒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使他们怀着道德信念投人到公共管理的活动中来。公共管理的伦理规范是建立在对公共管理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公共管理体系在德治的治理结构中同时包容着德治、法治和权治三个方面的内容，在公共管理活动中，伦理规范与科学管理和依法管理是互为前提的，三者相互渗透，完整地体现在公共管理的制度和行为体系中。

二、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虽然伦理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他是在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被突出出来的时代课题。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前身是行政伦理学，是在行政伦理学研究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公共管理伦理学又不同于行政伦理学，因为，行政伦理学主要集中在公共行政人员的职业道德方面的研究，而公共管理伦理学既是公共管理的职业伦理学又是伦理学的一种新的形态。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在社会治理的普遍意义上思考伦理社会到来的历史必然性，试图发现伦理社会所应拥有的全新的社会伦理结构，探讨社会治理制度伦理化的基础和基本原则，不同于行政伦理学的职业伦理学定位;另一方面，公共管理伦理学又把重心放在公共管理者的职业道德研究上，研究公共管理者职业道德生成的基础和前提，对行政伦理学又有着继承关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服务于公共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同时，也担负着对公共管理这一特殊领域加以理论认识的任务。在微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通过研究公共管理与一般管理、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把握公共管理活动中的伦理关系，思考公共管理制度伦理化的可能性;在宏观的层面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揭示从统治型社会治理模式到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再到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客观历史必然性，把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放在人类社会治理结构发展的总的历史进程中来加以考察，揭示公共管理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特征、性质和内容。当然，在当前，最具现实意义的无疑是对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前提和基础加以探讨，尽可能地去寻找公共管理活动道德化的现实保障机制。

把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一般伦理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如果说一般伦理学以道德为研究对象，力求认识“道”而内得于己，然后外施于人以“德”，那么，公共管理伦理学则主要是研究公共管理者如何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自觉地接受道德规范，使公共管理活动贯穿着伦理精神等问题。也就是说，学习和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为了获得迎接现代公共管理必备的理论素质和道德素养。因为，公共管理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公共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的实现。在一切社会职业活动中，公共管理最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实现的目的，公共管理主体的道德素养也是一切职业活动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因素，无论直接地针对于公共利益的实现，还是针对于社会生活的示范性影响，都能够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如果说早期的人类社会处于一种自然和谐的状态和从属于美的原则的话，那么随着人类的迁徙和杂居，社会出现了等级化，人们之间的等级化关系所要接受的是权力的直接控制，同时，在权力的边缘地带，要求道德的广泛介人。进人近代社会，工业化造就的社会治理模式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纳人到了科学结构之中.在这种科学结构的基础上，整个社会以法制的形式出现。公共管理的出现，表明人类的社会治理第一次建立在伦理关系的基础上了，公共管理属于一种以道德为轴心的管理模式，公共管理的职业活动必须接受道德的规范，公共管理的特殊性也要求担负着这种管理活动的社会治理者必须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所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建设中，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

在社会治理的意义上，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具有普遍性的关系，公共管理中的伦理精神是一种普遍精神，在整个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中，都贯穿着伦理精神;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决定了公共管理的制度、程序和行为体系都必然是伦理精神的实现，是处处体现着伦理价值的新型模式。因此，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公共管理学学科体系中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内容之一。易言之，公共管理的服务定位如何确定?公共管理关系的伦理性质如何得以认识?管理制度和程序的设计如何实现道德化?管理主体在结构上如何体现道德原则?管理者的行为如何获得有效的道德规范?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作出回答。

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般伦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同时，又是伦理学发展的一种新的形态。在某种意义上，公共管理伦理学是一门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学，他把整个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生活都纳人到自己的视野中来，从而成为后工业社会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伦理学有着继承与创新的问题，一门职业伦理学必然要研究其特殊的职业伦理关系，并反映着其职业的特殊伦理需要。但是，任何一门职业伦理学都必然“分有”着一般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同样，每一个时代的伦理学也是这样，不是对人类文明中的伦理学成就的重建，而是继承中的再造。公共管理伦理学在职业道德要求中创造性地弘扬一般伦理学的现念，一方面，他遵循一般伦理学中的一切有益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他敏锐地捕捉时代伦理关系的新内容、积极地发现时代进步中呈现出来的新的道德观念和要求，自觉地加强和巩固公共管理赖以确立的伦理基础。

以往的职业活动都或多或少地与个体意义上的私人生活相分离，做人有做人的道德，从业有从业的道德。虽然伦理学希望把他们统一起来，但是，一旦需要对具体的职业道德作出专门表述的时候，就不得不突出职业道德的特殊性，以至于职业道德成为特殊的道德规范系统，职业伦理学也因而有着具体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公共管理伦理学要求公共管理者把做人与从业统一起来，把个人生活与职业活动统一起来。这样一来，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职业伦理学就有着不同于以往职业伦理学的特定内涵。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实际上就是关于职业的伦理学，是对职业的道德规定，至于职业活动之外的因素，是不在其研究对象之中的。公共管理伦理学所关注的恰恰是作为从业者整体的人，而不是抽象掉了他的生活内容的职业活动者。即使公共管理伦理学谈论的是公共管理者个体，也是把他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来看待的，即把他看作为他的职业活动与他的全部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统一在一起的整体。在公共管理者整体的意义上，是把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职业群体来认识的。即把他们看作为从事公共管理职业的人群，在他们之间由于公共管理这一职业的原因而生成了伦理关系，关于他们行为的规范无非是由这些伦理关系决定的。传统的职业伦理学并不真正地去考察职业群体，他即使看到了同一职业活动中的人群，也是把他们看作由于职业分工的原因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人群，他们之间是否存在着客观的伦理关系，并不是考虑的内容，反而只满足于把一些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加予这个人群，由于这些原则和规范并不是从这个人群的伦理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往往并不真正适应于其职业的伦理要求。由于存在着这些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显然是一门全新的职业伦理学。

四、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探讨职业伦理关系和认1，‘职业道德规范一直是伦理学家们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但是，以往的历史主要是分工的历史，或者说，是可以从分工的角度来加以理解的历史。这种分工的历史决定了职业伦理关系基本上是包含在分工之中的，是人们在分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全部职业关系的一个方面。同样，职业道德规范也主要是指那些不同于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专属于规范职业行为的准则，或者说，是一般性社会道德规范的具体化。公共管理是以社会分群作为自己的直接历史前提的，建立在社会分群基础上的职业活动与以往的职业活动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所以，对于这种职业活动中包含着的职业伦理关系以及这些职业活动中的行为准则，需要有着新的观察视角。公共管理伦理学所面对的就是研究这种新型职业伦理关系和职业道德规范的任务，他在继承以往所有伦理学的积极成就的基础上，需要实现研究视角的创新。

公共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在政府行政管理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公共管理学对传统的行政管理有着继承性，行政管理学的学科建设经验、理论研究成就和管理方法和技术等，都可以在公共管理学的学科发展中发挥作用。但是，在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中，可资借鉴的因素并不多。虽然在“新公共行政运动”的启发下，国外也提出了行政伦理学研究的愿望。但传统的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排斥着伦理的思维向度，即使客观上存在着能够融人行政管理学科体系中的行政伦理学研究，也一直未能确立起自己应有的学科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在“行政伦理学”名义下作出的探讨，也仅仅停留在对行政责任的实现方式方面提出道德化建议。这就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必须具有开创性研究的思想准备。

公共管理作为现代职业活动，蕴含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对公共管理行为体系的规范也是多样的，伦理关系和道德规范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却是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是贯穿于公共管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公共管理主体之间、公共管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而公共管理活动的道德规范则主要是关于公共管理者个人的行为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因为，后者是关于公共管理主体的整体规范，虽然在现实的管理实践中，要通过公共管理者的个人来实施法律规范和公共政策规范，但个人在这些规范面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存在的。

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是伦理关系的体现。反过来，伦理关系是通过道德规范来加以维持和不断校正的。也就是说，伦理关系中的那些有利于公共管理活动顺利开展的积极方面能够通过公共管理者的道德觉识而转化为道德规范，从而作为一种行为准则而存在。所以，公共管理中的道德规范在公共管理这一特定的职业活动领域之内，是对这种特殊的具体的伦理关系认识的结果。当然，公共管理活动也是社会活动的一种类型，他也会从社会的一般道德规范中汲取那些对该领域有价值的行为准则。即便如此，那些移植进来的道德规范也与公共管理伦理关系之间有着极大的亲和性，是适应和反映了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要求的。

这样一来，在公共管理的领域中，就有着一个伦理关系如何向道德规范转化的问题。社会运行的客观性证明:只要一个合乎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领域生成了，那么这个领域就会有着强大的“自然”成长的力量，推动着他走向成熟。因而，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的转化，是有着客观必然性的，科学的功能就在于努力把社会发展中的自然进程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希望通过自觉地认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以及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推动公共管理道德规范体系的健全。

五、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学科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并不准备为公共管理活动确立具体的道德规范。因为，任何道德规范的确立都是实践中的具体过程。公共管理所要探讨的是道德规范生成的机制，即从伦理关系向道德规范转化的机制。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目的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一职业活动中的人伦之理。当然，科学是有着教育功能的，但科学的教育功能并不是科学自身所追求的目标，科学所追求的是真理和达到真理的过程，科学的教育功能是在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并被传播的时候才出现的一种效应。所以，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出于公共管理职业道德教育的目的。不过，一俊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取得进展，是可以满足这一职业道德教育需要的。

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肩负公共管理方法的创新和技术的发明，而是努力追寻公共管理者所应拥有的那些伦理精神和原则。他与行政管理学用科学化、技术化的外衣包裹起来的能力本位主义精神有着根本不同，他并不执着于提高公共管理者的社会治理技能，而是把塑造公共管理者的伦理精神放在第一位，这不仅有益于公共管理者的职业群体整合，而且也有益于整个公共管理体系的社会整合。但是，公共管理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也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过渡必然会给人的社会关系带来重大变化，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也必然会有着新的内容和新的特征，而伦理关系中任何新质内容的增加，都会在人的行为中反映出来，从而要求相应的道德规范与之相伴。所以，公共管理中伦理关系的时代性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需要通过科学创新的方法去提出新的观点和建构新的理论体系。

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是为公共管理服务的，他是通过对公共管理伦理关系的研究，探讨这一职业活动的道德规范生成机制，虽然他并不准备提出道德规范，但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使公共管理者获得公共管理伦理知识的武装。对于公共管理者来说，将从公共管理学的科学知识体系中认识自我，认识公共管理的职能，认识他同公共管理对象之间的关系，他是在知识体系的逻辑中领悟出自己的行为准则，这与对他实施的职业道德强化教育有着根本性质的不同的。公共管理伦理学研究公共管理伦理关系时，把设计合乎这种关系客观需要的公共管理伦理制度作为自己的最高追求。

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来说，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因为公共管理的服务性质决定了公共管理伦理学与以往的那些从属于统治和管理秩序的学问不同，公共管理伦理学的首要任务是阐述公共管理的服务精神和活动原则，是在服务宗旨下探讨其实现的制度保障手段的可行性等等问题。服务精神是公共管理的精髓，而对这一精髓的解读恰恰是由公共管理伦理学来承担的。其实，公共管理伦理学的基本任务就在于揭示公共管理这种新型社会治理模式的服务精神，思考这种服务精神转化为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的可能性，发现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活动中贯彻和落实这种服务精神的实现途径。也就是说，对于公共管理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公共管理伦理学的研究担负着为整个学科体系确立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的任务。公共管理伦理学并不着意于对传统管理学科的批判，然而，当他准确地把握了公共管理的特征，深人地探讨了公共管理中的伦理关系，就可以实现对人类以往的知识体系的扬弃。

【参考文献】

[1][美]查尔斯·1·福克斯.后现代公共行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3][美]麦克斯怀特.公共行政的合法性—一种话语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美]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篇10

[关键词]伦理；情理；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08-0026-01

伦理学的研究内容，历史各个阶段以及中西方都不相同。笔者从伦理的本身意思作为切入点，从以下几点对伦理及伦理学进行试析。

一、伦理

“伦理”是由“伦”和“理”两字组成的复合词。

文言文中，“伦”字本义为“辈”。“伦，辈也。”其一，是指不同辈分、同类事物之间的顺序或秩序关系；其二，可以等同于道和理。关于“理”，有两个意思：一是动词，即按照内因剖析、整治、打理；二是名词之义，指事物内在条理、道理。

从“伦”“理”二字的字面意义看，各有其非名词的含义，“伦”是数量词，“理”是动词。在名词意义上，“伦”字比“理”字多了“同类事物之间的顺序或秩序关系”一层意思，而其“道”“理”之意却基本相同，只不过“伦”字所指之道理更宏观，“理”字所指的道理更细密。

“伦”“理”二字连用，始见于《乐记》：“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伦理”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始于汉初，用以指人际之间的关系及其规范，即人际关系的条理。在古人眼中，人际关系有理可循。伦理之间有着联系，事物之间或辈分顺序因理而成；遵循人伦道理来处理人际关系，才能使实物辈分井然有序。这种条理是人际关系中自然而成的。因此，“伦理”一词的本义是指人伦关系及其内在的条理、道理和规则。伦理有其特殊性。世上道理可分为物理、事理和情理。物理是自然事物之理，自然科学以其为认识对象。事理是人事之理，即有人参与其间的事务之理，社会科学以其为认识对象。情理是人类的情感发用之理，伦理学以其为认识对象。人是有情之物，因而人与人之间的人伦关系之理就不像物理和事理那么单纯。

二、伦理学

对情理的认识不是靠理智就能达到。物理、事理是客观性占主导的，因而靠逻辑的方法、理性的思考可以增进认识。然而，智商、逻辑推理以及在知识上的增进，并不意味着在伦理道德知识上的增进。一个人可能学识渊博，但其道德水平可能不如一个粗人。知行合一、以情e情是情理认识必由的途经，离开这一途经，所得的知识只是一种系统信息，而非真正的伦理认识。认识人伦关系中蕴含的道理，从个体的情感中发现普遍情感，并把这种认同作为伦理的规则以规范个体情感，指导和规范人们的行为，从而达到人伦关系的稳定与和谐，就成为本义上的“伦理学”。

“伦理学”这个词源于日本。井上哲次郎在他主编的《哲学字汇》中，因找不到ethics这个单词对应的词汇，便借用了汉语中的“伦理”一词将其翻译成“伦理学”。清末时期严复在翻译《进化论与道德哲学》时，将“伦理学”一词借用了过来，沿而用之。

英文“ethics”一词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解释为“伦理学：哲学分支。它研究什么是道德上的善恶是非。其同义词是道德哲学。它的任务是分析、评价并发展规范的道德标准，以处理道德问题。”“伦理学关心的任务：1，元伦理学任务：对人的行为、思想和语言中规范的道德成分的意义和性质进行分析。2，规范伦理学任务：判断道德上的好坏是非的时候提出并鉴定一种标准，以此标准来评价规范的道德成分。”

中国古代的“道德”与“伦理”两个概念含义不同，“伦理学”与“道德哲学”意义也不同；在中文中，“道德”本义是人们行道过程中内心对道的感悟、获得以及由此形成的内在品质；“伦理”的本义是指人伦关系及其内在的条理、规律和规则。前者是指向行为主体或个体的外在行为、内心观念和内在的品质，后者是指向群体生活、人际关系及其本有的条理、规律及其应有规则；前者主观性更强烈些，后者的客观性更强烈些；从涉及的内容上说，前者更适合进行哲学的玄思，而后者则更贴近政治学、法学之类，关注的是治世实务。

英文“ethics”源于拉丁文的“ethica”，而“ethica”又源于希腊文“ethos”。“ethos”表示一群人共居的地方。后来，还包括了这群人的性格、气质及其所形成的风俗习惯。但是，广义上，则包括社会的一切规范、惯例、典章和制度。而拉丁文的“ethica”，也就成为伦理学的专有名词。“ethos”这个词是一个客观性较强的词，表示人共居之所及其共同的生活风俗、惯例、规则。换句话说，它原本表达的是一群人长期的共居之所以及在此共居之所中是如何共居的，这后者即是共居之所内所存在的包括生活风俗、惯例、礼仪、规则在内的习以为常的生活模式。它本身也就是中国文化中所谓的伦理的生活模式。后来，亚里士多德就用“ethike”一词来表示关于“ethos”的学问。从此，西方正式有了一门叫ethike 即“伦理学”的学问，亚里士多德就是西方伦理学之父。

“moral”一词中文译文是“道德”。它源于拉丁文“moralis”。道德是人们接受的人际行为标准，反映了人的文化、时代表征，传统和习惯，常被看作是群体的习俗。“Morality”虽然有时可以和伦理一样表示传统、习惯以及人们接受的人际行为标准，但是，更多是与主体的行为和品质相联系。

西方语言也有两个与‘伦理’、‘道德’相关的词。分别是希腊文ethos和拉丁文mores。汉语通常把ethos翻译成伦理，mores翻译成道德。但ethos与mores在语源上都指与实践相关的伦理规范或风俗习惯。因此，当拉丁文化接替希腊文化为西方主流文化时，人们正是用mores翻译ethos。但“伦理”与“道德”决不是两个词的问题。它们反映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质。在中国千百年来的社会生活中，伦理侧重的是实存的人伦关系之理，寻求的是人道的当然的规则，指向的是良好的、和谐的人伦关系秩序。道德侧重的是个体的对人伦关系当然之理或人道规则的态度、体认、学习、实践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内在品质和心灵境界。这是两个范畴，不能混为一谈。“伦理”与“道德”不同，伦理学也不同于道德哲学。所以，“规范伦理学”与“美德伦理学”也正是源于古希腊语ethos和拉丁语mores的本义差别。不管这两种伦理学有怎样的不同，它们毕竟统一于“伦理学”这个名词。因此，伦理学这个词包含了关于“伦理”与“道德”的学问。

由于上述原因，许多著作把伦理学定义为“关于道德的学问”。这种意义上的伦理学，与西方通行的对伦理学的理解一样，不仅包括了关于伦理的内容，也包括道德的内容，因而可称之“广义伦理学”。“广义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和当代中国伦理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但它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本原意义上的伦理学。伦理学是关于伦理的学问，即关于人伦关系及其内蕴的条理、规则及其变化规律的学问，是关于人伦关系如何调解的学问。它阐明人伦关系之理，并引导人们去认识并实现人伦关系中的应该和善。对于与具体行为主体相关的道德意识、内在品质、外在行为之类的学问，则把它划归为“道德学”范畴。

三、伦理学知识特征

不论是广义的伦理学还是狭义的伦理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知识体系都有其自身特征，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伦理学知识具有理想性。

伦理学是关于善恶的知识，而这种善恶只是在比较的意义上而言。当我们说一个行为是善，只是与其他行为比较。甲行为与乙行为比较，乙行为更好、更善； 然而，如果甲、乙与丙三种行为放在一起比较，可能丙更好更善一些。善或恶的判断只能依当时的各种境况而定。在现实中，绝对地好、善或者绝对地坏、恶是很难找到的。伦理学的知识永远也不可能像数学那样精确。再大的伦理学家也不能独断地宣布自己所说的就是掌握了伦理学的全部真理。我们批判过去的伦理知识，建立了新的伦理知识，但我们并没有掌握伦理学绝对真理，未来的人如同我们所做过的一样，会批判我们建立的伦理学知识，创造出更新更好的伦理学知识。伦理学的本性就是这样，在对现实的不满中和在对现实的批判中追求更善和更好，在与恶和坏的对峙中向往善和好。失去了善和好的追求，失去了伦理和道德的理想，伦理学就沦为世俗的描述和再现，就丧失了其学科特质。

2、伦理学知识具有历史传承性。

伦理学是面向人生活的学问，而生活着的群体和个体都生活于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下。农耕文化人们风俗习惯不同于游牧文化的人们，也不同于商业文化中的人们。在原始时代农耕文化之下，人们安土重迁，交通不便，因而不同地域的人们有着自己的小传统。不同的部落和部落联盟都有自己的伦理生活方式。当大一统的封建政权建立之后，大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其统一的伦理规则也随之建立。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伦理知识。这种伦理知识是作为传统的风俗习惯、理所当然的规矩渗透到人们的血液和良心中去。当今世界，存在着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地区和国家，各民族和国家都有各自的伦理观念和伦理规则。离开伦理文化的历史传统，一个民族的伦理性格也就丧失。不讲历史传承、不讲伦理历史传统的伦理学，就没有历史的底蕴和历史的厚重感；没有历史的底蕴和历史的厚重感的伦理道德知识，是无法使学习者庄重的。

3、伦理学知识具有普适性。

伦理学作为面向大众生活的一门学问，探究的不是一个人的私理，而是适应公众生活的公理。它与一般的哲学思考不同，哲学的玄思尽可以因人而异，标新立异甚至提出奇谈怪论，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即可为一家之言。然而，怪僻的认识和观点是不能成为大众生活的指导的。因此，只是一人之言的伦理学理论是没有伦理学价值的。研究伦理学不在于是否建立一个与众不同的理论体系，而在于能否适应公众的生活。一个伦理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或一个道理，这还只是他个人的一己之见，至于能否进入公共的生活，那要看其是否能够可普遍化或可普适化。一个伦理学的观点或理论，越是能普适化，就越是具有深刻的伦理真理性。当然，如前所述，不同的文化传统之下是有不同的伦理传统的，这里所说的可普适化主要是指在这一伦理传统文化圈内的可普遍性和可普适性。如果一个人提出了一种不仅可以适用于本伦理传统文化圈的伦理理论，并且可以超出本伦理文化圈而在全世界范围内适用，不仅在今天可以适用而且还能在未来适用，那他就是提出了至上的伦理学理论。正是因为伦理学的理论是可普遍化和可普适化的，伦理学才不崇尚道德的空想。如果一个伦理学的理论只是给少数 “圣贤”看的，那么这种理论再高妙也是没有实际价值的。面向公众，说普通的道理，让一般民众听了这种道理之后感到契合于心，并乐意照之行事，这才是伦理学所追求的效果。

4、伦理学知识具有知行统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