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8 17:38:2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医学由“生物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模式”甚至“生态模式”转换，中国的医学教育面临多重挑战，医学人文教育逐渐成了医学院校的必修课程。医学人文教育可促使医学生对医学的人性化倾向保持警惕、对医疗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将使他们终生受益。本文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结合知识图谱来分析我国近十几年医学人文教育的研究成果，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2资料与方法
2.1数据收集
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时间跨度为1994-2011年，按主题词“医学人文”进行检索，共检索到770篇文献，文献年代分布，见图1。从检索结果看，按学科划分绝大多数属于“医学教育与医学边缘学科”，共有546篇，占总数的70%;刊登论文最多的期刊是《医学与哲学》（人文版）（124篇）和《中国医学伦理学》（77篇）；关键词最多的是“医学生”、“医学”、“人文精神”、“医学人文教育”；就作者单位而论，南京医科大学所发表的论文最多。
2.2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MappingKnowledgeDomain)是一种新近兴起的，将科学计量学、机器学习、计算机图形学等综合起来的科学研究方法。它把科学文献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统计学基础之上，然后以可视化的图形直观地反映出来，对于发现和解释科学文献中潜在和隐藏的规律或学科演化路径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引文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一般说来，引文次数最多的论文以及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二者并不尽相同。由“科学共同体”引申出“研究主题”。科学共同体反映了一个学科领域内共同的信念、方法和概念。“科学共同体”采用的是分析共作者的方法，而“研究主题”分析的是关键词，主要思路是“符号意义”的关联。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共同体”和“研究主题”本质上是相统一的。根据科学共同体理论，具有相同研究兴趣的作者会集中到一起，聚集成一个知识群，然后根据这些作者的研究内容，确定知识群的研究主题。
3.研究结果
3.1论文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比较分析
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发表于《中国医学伦理学》杂志2002年第12期，引用次数为81次，平均每年引用次数为9次。而引用次数排名在前几名的，一般年引用次数在5〜8次之间。下载次数最多的论文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交融一实现现代医学模式的转换”，发表于《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下载次数为707次。然后是“现代医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思考”和“关于医学人文精神的追问”。“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下载次数为404，排第8位。“国外医学人文教育课程计划的特点及启示”是引用次数和下载次数都比较多的论文。这说明医学人文研究已经引起了国内相关学者的注意并且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课程设置等方面还需要参阅国外发达国家医学院校的经验。
3.2科学共同体的知识图谱
从与医学人文相关的论文中，选取引用次数為7的论文，共有112篇，作者203位。通过Pajack软件绘制出知识图谱，并通过人工调整，得出作者共引分析图谱，见图2。共分为4个知识群：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教育、医学生的人文素养以及其他。
科学共同体一：医学人文研究。医学人文研究是医学人文教育的核心和基础，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医学人文精神的观念层；二是医学人文关怀的主体实践层⑴。医学人文是对人的生命质量、价值和人类未来的健康与幸福的关注，是对人类身心健康与自然、社会与人之间的和谐互动可持续发展的关注W。医学中的人文回归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主要研究人员有杜治政、张大庆、赵明杰、刘虹、赵美娟、陈维进、王德彦、刁宗广等。
科学共同体二：医学人文教育。在医学人文的研究基础上，我国医学院校引入了医学人文教育。分为两类：一是分析和借鉴国外医学人文课程的设置。20世纪60年代，医学人文教育在西方国家兴起；20世纪70年代，部分美国医学院校将人文教育引人到医学教育中来；20世纪80年代，把医学看作是一门既有自然科学属性又具有人文社会科学属性的综合性学科体系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些发达国家的课程设置以及其他经验可供借鉴m。同时，北美大部分高校已将叙事医学纳人医学院的核心课程，践行“医学乃人学”的理念w。二是我国的医学人文教育。医学人文教育首先是从国外开始的，后来逐渐引入到中国医学院校，最先引人的是医学伦理学和医学心理学。但许多医学院校由于历史和环境的原因，某些方面还不尽人意。医学人文教育主要研究者有殷小平、聂素滨、余仙菊、唐文、郭永松、王茜、孟国祥、何亚平等。
科学共同体三：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医学生的人文素养并不单指医学中的人文精神，而是一个更为广泛的话题，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和美学等方面的修养，可能与医学相关，也可能与医学不相关，是一种通用的可以适用于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主要研究人员有崔新萍、袁毓玲、杨耀防、王志杰等。
其他包括医务工作者的伦理、社区卫生服务与加强伦理教育以及导向型学习中的医学人文知识。主要研究人员有印爱平、李孟智等。
篇2
关键词：公共精神；含义；特征
1 公共精神的内涵剖析
公共精神是一个模糊的、需要进行界定但又难以明确界定的概念，尽管不少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相关得了阐述，但却各不相同。谭莉莉曾指出，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的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公民和社会为依归的价值取向，它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命题。岳珂、姜峰则认为，公共精神就是存在于公民社会当中的一种关心公共事务，并愿意致力于公共生活的改善和公共秩序的建构，以营造适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伦理道德规范、政治价值和社会制度的思想和行为品格。这些论述概况了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笔者认为，公共精神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是世界公共性的重要体现，是社会成员对公共领域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共同生活准则的主观认可，由此形成以社会和他人利益为归依的价值取向，从而在维护公共利益和关爱社会、关心他人的公共行为中表现出的崇高的精神境界。公共精神是一种高尚的伦理精神，是公共生活对公民提出的一种最基本、最重要的美德要求。它要求公民在公共理性指引下，主动认可和遵守公共生活准则，正确理解公共领域的利益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自觉维护公共利益、关心社会和他人，不断追求公共善。公共精神的内涵至少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1 公共意识是公共精神的重要内容
公共意识是公民对自己在公共生活中的权利、责任和义务的自觉认识，对公共领域内利益关系的理性认识，对公共生活中的准则、公共价值的主观认可。现代社会的公共意识大多表现为一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公民具有公共意识意味着他们没有把自己孤立和封闭起来，而是把自己与社会共同体联系起来，共同寻找和发现彼此间的共同联系、带有普遍性的共识和共同的价值，以及由此确定的共同的准则――公共准则（主要包括利益准则、价值准则、道德准则和行为准则等），并共同遵守这些公共准则，维护共同的信念和价值。公民具有公共意识，同时还意味着公民个体追求一种对私人狭隘性和短暂性的超越，从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和整体中理解自身，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理解自我利益，从而把自身与整体联系起来，把个人事务与公共事务联系起来，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把个人发展、价值实现与国家繁荣、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在与他人的交往、协商中践行公共准则，从而使公共利益和个人的正当利益都得到维护。
1.2 公共理性是公共精神的内在支撑
公共理性是公众的理性，是个人对公共生活的理性，是人们在理性精神指引下对自身个体存在和社会公共性的把握和实现。这种理性之所以是公共的，是因为它是“有关公共的”、“通过公共的”和“为了公共的”。公共理性是公民的一种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它要求社会成员在涉及到整个社会共同体或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与发展的、关乎所有公民的公共论题时，必须从公共利益出发，在实质性法的正义的基础上，依据公认的推理原则和证据原则，综合考虑各种共同的因素，通过公共的协商与对话，经过舆论的批判与观点的碰撞，从而达成积极的共识，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普遍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公民具有公共理性，意味着公民不盲从、不盲信、不唯书、不唯上，能够勇敢运用自己的理性，正确把握自己同社会、自然和他人的共生关系，正确理解公民角色的公共性本质和自己担负的公共责任。公民在这种公共理性驱动和引导下参与公共生活，总结公共生活经验，就会产生稳定的公共情怀，形成公共理念，确立公共信念，最终形成以公共价值为归依的公共生活态度和行为取向，从而形成崇高的公共精神。
1.3 公共关怀是公共精神的外在表现
公民的公共精神表现为一种公共关怀。它是公民对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公共生活、公共价值等表现出来的一种自觉的关心和关注。公共关怀不仅仅只限于人际之间，更广泛地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这种关怀不是某个人的主观好恶，而是主体承担的一种公共责任；这种关怀不仅是一种高尚的人格情操，更重要的是现实行动，是基于世界的共生性、公共性而客观要求的人的实践活动。公民的公共关怀体现在：遵守国家法律，积极与政府合作；对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表现出积极的认同和欣赏，习惯于站在公共利益和价值的立场上审视和评价事物，自觉关怀与维护公共安全、公共卫生、公共环境、公共环源等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准则，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在公共生活中理解、尊重、包容他人并与他人平等相处、合作共事。
1.4 公共善是公共精神的价值归依
公共善是优良公共生活的基本条件，是人们在公共生活中行动的价值吁求。公民作为公共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必然要以公共善作为价值归依。公共善是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善，是一种体现集体意志的公共伦理观。它是连接公民道德权利和道德义务之间关系的伦理纽带。它一方面使公民的共同体生活保持公正性，同时，它又使共同体的每个成员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共同发展。它要求承认所有公民的公共权利，公民都能平等参与和共同决定社会公共事务。公共善不仅仅是抽象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观念，它在现实生活中有两种具体的表现形式：一种是可以物化的公共利益，包括公共设施、公共资源、公共环境、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另一种是非物化的各种美德，比如宽容、感恩、公正、诚信、善良、勇敢等。公民的公共精神既然是公共善的组成部分，自然要以公共善为价值归依。
2 公共精神的特征
2.1 公共性
公共性是公共精神的根本属性。一方面，公共精神是世界公共性的体现，是公共生活的产物，它反映了人类与自然界之间的共生关系，它以公共价值为归依，引导人们追求公共善；另一方面，公共精神要发挥作用必须建立在人们的普遍共识之上，需要公共物品作为物质基础，需要公共财政提供财政支持，需要公共权力给予权力保障，需要公共舆论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公共精神又体现在社会成员对公共利益的维护、对公共环境的保护、对公共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公共行为中。
2.2 向善性
公共精神从善的美好愿望出发，引导社会成员在追求个体善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善、公共善，并且要求把追求公共善作为实现个人利益的重要前提，通过对公共善的认同和追求来实现自我利益。公共精神并不排斥个人利益，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公共精神能够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但公共精神要求每个公民走出只关注自身利益的樊篱，从更广阔的社群利益来正确理解自我利益，把道德关怀的目光投向社会公众、投向他人，从而转变成一种公共关怀；同时它又以其特有的示范性、感召力辐射更广大的人群，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公共生活、关爱他人，共同建设健康、文明、和谐的公共生活。
2.3 益智性
公共领域是个人展示个性和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场所，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要由私人生活走向公共生活。而要融入公共生活就要具备公共生活的基本精神――公共精神，它要求社会成员能够自觉维护公共利益，自觉遵守公共生活准则，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因此，社会成员就需要不断学习相关的知识和守则、提高自己的能力和技能、积累相关的经验，可以说，一个人公共精神的养成过程实际上也正是一个人智力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过程又深化了社会成员对公共生活准则的科学认识，深化了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加深了他们对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理解，丰富了他们的成长经历，启发了他们的智慧。
2.4 适用性
公共精神作为社会公共生活的产物，适用于公共生活的所有参与者，主要包括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政府的公共精神体现在以公共福祉的最大化为最终归依，从社会公众的需求出发，制订公共政策必须认真回应公共利益需要和民众的愿望，不断提高公共行政的效率和能力，不断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质量；公务员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明确自身的公职要求，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诱惑，自觉克服、作风漂浮、贪图安逸、奢侈浪费等不良现象，全心全意为公众谋福利，不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普通公民的公共精神则体现在能够正确认识和处理个人与国家、集体的关系，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公共秩序，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自觉维护公共利益等。
[参考文献]
[1]袁祖社.“公共精神”：培育当代民族精神的核心理论纬度[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2]陈娟娟，祝建兵.公共精神的价值与培育[J].党政干部论坛，2005（11）.
[3]谭莉莉.公共精神：塑造公共行政的基本理念[J].探索，2002（4）.
篇3
[关键词]社会资本；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途径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2—736×（2013）03—0001—05
当前中国各行各业都在呼唤正能量：恪尽职守的好司机吴斌、舍身救学生的女教师张丽莉、勇救女童的“托举哥”周冲、不欠工钱的信义兄弟……种种感动人物，我们不吝赞誉，一个个的“最美”称号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的就是寻求那杆道德秤杆的价值方向。而另外一个极端则是“救人者溺亡，被救者冷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事件的层出不穷，社会开始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难以突破以血缘为基础而互相信任的高度社会化，给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造成了很不健康的社会环境。“现代性转型带来了中国‘转型社会’这一独特社会形态，其主题是以现代核心价值观（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为支撑，以市场经济、民主和民族国家为基本制度的现代文明秩序的确立。也正是这一主题内在决定了个人与制度相互构建和协同推进的时代必然。但是，现实中的制度构建与人的发展出现了‘断裂’，导致了制度‘内卷化’。”。因此，我国转型时期社会资本的形成，就是要把以往被政治狂热破坏的传统中的精华重新恢复过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同时吸收思想中的人本精华，以创新的视野丰富和发展思想理论，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健康环境。
一、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
自由，一般来说，有绝对自由和相对自由之分。前者是指一种个人只顾自己意志或利益而行使其权力的权利。霍布豪斯认为：“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自由是生活在相互交往条件下的众人不可能实现的”。。后者主要是就在一个有制度规约的社会里（即使原始社会也是有所规约的）而言。孟德斯鸠认为，自由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马克思认为：“任何时代的社会自由都以限制为基础。它是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享有的自由，也是一种从那些不伤害他人的活动中进行选择的自由。”。并且自由的实现程度“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
本文所指的自由是相对自由，是一种积极的自由。从社会资本理论的角度来说，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社会资本基础上的自由，是作为社会的人在行使其社会属性时所表现出的不被强制的行为。哈耶克曾说过：“个人自由曾意味着：在一种限制个人自由、使所有人的同等自由得到实现的法律下的自由”。。简而言之就是：“个人自由是随意强制的广泛不存在”。。在论述自由的同时，哈耶克提出了在这种自由的基础上形成的自发秩序的理念。他认为：“自由社会是一个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它在文化进化的过程中产生，因为能更好地利用人类知识而胜其他社会形式一筹，并且给予这个前提得以长久维持生命力。”。在这里面有一个词语叫做“文化进化过程”，我们将其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变迁过程，因为“社会资本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续”。这种自由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健康的环境。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尤其是在自然经济关系状态下的个人所有制中，它们的生产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是惊人的，应该说绝大部分的人的生存问题是解决了，但“重建的个人所有制”不是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所有制的简单复归，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建，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彻底消灭旧式分工和阶级产生的基础，使每一个劳动者在自由个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从事自主的生产活动，从而实现劳动者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因此，从自然经济关系状态到个人所有制的重建，其实是对自由的一种提升而非简单复归，即人能够自由地和充分地发挥及发展自己的体力、智力和创造能力，是在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的一种“个性自由”。
那么什么是全面呢？本文认为，全面无非是在拥有生存权的基础上能够自由地选择发展权所必须的服务，至于这种全面发展的水平或者程度，就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自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要求，而全面发展则是自由发展的前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个有机整体，人的发展水平的提高是依赖于自由与全面的整体提升。两者不是一个概念，但却是一个分不开的概念。而随着社会形态不断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水平越来越依赖于人的社会性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仅仅是因所有制而产生的物与物之间代表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因其社会性而产生的信任与合作。这种信任与合作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基础之上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联合体，是以“自由个性”为目的、以个人平等、自愿结成的联合体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产品为基础的社会，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阶段”，这里的第三阶段指的就是在高度信任与合作基础上产生的一个和谐的社会形态。
二、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通过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较好地解决了私人产品的供给问题。随着GDP的高速增长，我国已经从生存型阶段进入了发展型阶段，从注重物的发展开始到注重人的发展。改革开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与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从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来看，经济发展还处于低水平，属于“无增长的繁荣”。因为经济增长的成果并没有在应有的水平上惠及广大人民，经济成果的分配缺乏公平和正义。进入发展型新阶段，我国的发展面临着新问题，如资源与环境的制约、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等。在初步解决温饱实现小康以后，人们的需求进一步体现为解决就业、公共卫生、基本医疗、义务教育、社会保障、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这种公共需求全面增长，但在转型期由于制度短缺或者是制度的不完善等，导致公共产品严重不足，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平衡，这些情况尤其是对于弱势群体的发展而言，无疑会使其状况更加恶化。比如说，对于本来社会资本就薄弱的农村，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农民工群体、因自身社会资本不足而处于获取资源空白区的人群等。具体而言，我国当前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保障人的发展所需的制度面临供求矛盾
市场的引入，虽解放了生产力，让经济得到高速发展，解决了人们的生存问题，从而也使人的需求从生存逐渐向发展转变。同时，市场的引入也造成了社会的分化，使得社会结构越来越不符合社会本质的要求，它让部分人享受了自由、获得了话语权，但更多的人却被排斥在制度之外，二元体制的差距越来越大，均等化成为越来越难以达到的目标。目前，人们不能自由地接受教育、享受医疗、老有所养和幼有所教等。根据前面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解，在每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人的“个性自由”才是人的发展的最终目标，引入市场经济必然因为公平竞争而有输赢，而且这中间是个“零和博弈”，也就是一部入的收益总是会以另外一些人的付出为代价的，这就是市场的公平，它在创造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在残忍地淘汰另外一部分人，甚至有一部分人根本进入不了市场。那么，在这一弱势群体领域，政府必须提供市场所不能提供的公共服务。
正如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认为的那样，多年来，在各个捐助机构的鼓励下，发展政策主要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以促进经济增长，这使得许多个人和政府官员在一夜之间暴富。尽管花费了数十亿元的投资，但如今，许多国家只剩下养护拙劣的道路和灌溉系统、破败不堪的公共设施，人们迫切需要认真反思物质资本的过分依赖。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从建设的情况看来，城市社区的情况已经有明显的进展，但对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而言，当前我国的制度是短缺或者不完善的，或者是执行不力的，制度的供求矛盾十分突出。
（二）低信任度社会导致人的行为出现扭曲
人的发展需要制度的保障，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是人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以社会问题表现出来之后，才会有相应的制度保障的。所以，人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要达到和谐统一的关键在于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高信任度的社会资本丰富，必然会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低信任度社会，我们定义为社会资本缺失的社会。“社会资本的大小是由社会成员相互间的信任程度的高低决定的，而信任程度又是由文化所提供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所谓信任，是在一个社团之中，成员对彼此常态、诚实、合作行为的期待，基础是社团成员共同拥有的规范，以及个体隶属于那个社团的角色。”而规范和角色在深层次上都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如果说制度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最底层的保障的话，那么这种文化因素也就是非正式制度，它会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全过程，是伴随着人的发展而产生继而又以“路径依赖”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的，这种非正式制度是社会资本的核心部分。我国目前这种低信任度社会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经济长期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分化而成的，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中，社会资本缺失而导致的人的行为出现扭曲的现象愈演愈烈。
三、社会资本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关联
当前国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建设以及科学发展观无不是“以人为本”的发展方式，“以人为本”归根到底就是要促进每个人都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形成。这也是马克思毕生的追求，他所有的分析都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解释，即“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足见人的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研究人的发展主要是从所有制层面说的，他依据所有制的发展阶段，将人的发展分为三种形态，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同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因此，我国和谐社会的衡量标准应该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的形成。而所有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必然要求每个人处理好自己的人际关系，实现良好的沟通和交往，也就是积极发展自己的社会资本以获取自己所需的社会资源，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因此，信任与合作的关系便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便利。
在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内涵进行深入理解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我国人的发展面临的困境，以及这些困境带来的社会问题，必须寻求解决之道。市场的发展带来了效率但却是以公平为代价，而政府的转型却未能在不损害存量关系的基础上对增量进行改革，也就是说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因此，在考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途径的过程中，不能简单地从传统的政府与市场的组合方式出发，必须寻求第三方实现机制。援引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1990）在《公共事务的治理之道：集体行动制度的演进》一书中提出的多中心的治理模式，我们在国家理论（集权国家）与市场理论（私有化）的基础上引出社会资本的概念，用来分析人的发展问题，尝试将社会资本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调节，用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可能产生失灵的方面，以更好地实现公共需求的均等化，让人的发展需求在得以充分实现的基础上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
社会资本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概念。更多人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是由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EBour—dieu）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提出的。白那以后，社会资本开始受到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研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2001）认为，在传统分析的基础上，需要考虑社会资本因素，社会团体内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比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更加明显。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是由社会或者社会的一部分普遍信任所产生的一种力量。社会资本的获得要求人们习惯于遵守群体的道德规范，并具有忠诚、诚实和可靠等美德。在总结前人的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社会资本是有利于促进集体行动的规范与信任网络，它是文化、非正式制度的延续，它的载体是社区与非政府组织”。
社会资本的引入，对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言，是将人的发展放置于一个具有同样需求的共同体当中，这个共同体可以代表人们去表达并且争取甚至是维护自身需求。如上面社会资本的概念所述，如果把社会资本比作一个团体，那么这个团体成员之间是具有高度信任与合作的，是具有共同目标的。我们认为，在人的发展方面，社会资本可以在政府与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好第三方协调的作用。为此，我们构建协调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综合治理模式，即政府（正式制度）、市场（自由竞争）与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的三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模式，以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困境。
四、社会资本视阈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
如上文所述，我们将社会资本这个新的元素引入了人的发展的研究过程中，但并非不需要政府与市场，而是在此基础上，寻求一种良性的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社会资本对于人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单向而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因为人的发展的不同层次对应着社会资本的变迁状态，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根据目前我国学术界在定义社会资本的时候有两种思路，即“一种思路是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有利于当事人行动的资源，这种资源存在于把当事人与其他人联系起来的社会网络中。也就是说，社会资本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是属于个人的，一个拥有更多社会资本的人就比一个拥有更少社会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和好处”。“另一种研究思路是把社会资本看作是描述集体结构的内部联系的一个特征，它把人看作是团体、组织、社区、地区或国家等集体中的一员，而不是独立的个体”。。我们认为，这两种思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人既是个人，也是团体中的一员，而我们以社会资本的视角来研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实质上是从作为社会的人出发的。
人的存在，首先是作为自身而且是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存在的，但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作为社会的人，个人是与集体共同存在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分不开的，而且个人是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作为个人的人，可以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和网络来动员各种资源以实现其行动目标。那么，这里会存在一个个人行动目标与其所动员的团体的目标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Lloyd Olson，Jr，1965）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里面论述了个人理性与集体行动的问题，认为由于个人行为是理性的，往往无法产生集体或社会的理性结果。而奥斯特罗姆从“集体行动困境、囚徒困境、公地悲剧”等理论模型的假设条件出发，认为这些假设条件如个体之间沟通困难或者无沟通、个人无改变规则的能力等，只适用于个人彼此独立行动缺乏沟通并且个人改变现有结构需要高成本的一些大规模的公共事物治理，而对于彼此十分了解、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的小规模的公共事务治理并不适用。基于此，她提出了自主组织与自主治理理论。
这就是说，个人是可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个人利益的。第一，如今个人利益严重受损而最需要维护的当属社会弱势群体，而这些弱势群体有的可能属于同质性的，如农村长期住在一起的居民。即使不住在一起，也可能因为利益诉求相同，而形成利益共同体。第二，这样的利益共同体对彼此是十分了解的，经常沟通并且建立了信任和依赖感，或者说很容易建立起这种信任与依赖。因此，这种社会资本的存在，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或者共同维护团体的利益，从而实现有益于个人发展的利益诉求，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进一步实现。
因此，社会资本视阈下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途径在于：在政府制定正式制度进行保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民间组织（如社区），在这个组织里，人们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人们通过信任、合作、互惠等长久形成的非正式制度，共同表达并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一方面可以通过较少的成本来获得自己所需，另一方面将自己置于高信任度的社会，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存量。
篇4
关键词： 艾滋病；干预效果 ；校外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C 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2）05004205
《2011年全球艾滋病流行报告》显示，我国于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人，中国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总数到2011年年底估计将达78万人。当前艾滋病在我国最主要的传播途径已从血液传播转向性传播，意味着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已经由播散期转为以全国低流行和局部地区特定人群高流行并存的快速增长期。青少年人群则是艾滋病感染的主体人群和后续主体人群，而且艾滋病感染者中15-29岁的青少年已占60%，[1]其比例也因艾滋病传播增长的趋势在逐年增加。
广西是目前全国艾滋病疫情高发地区之一，柳州市疫情排名居广西之首。柳州市新报告病例的传播途径构成已由以往的经静脉注射吸毒传播为主，转变成经性途径传播和静脉注射吸毒传播并重，而且性途径传播构成比例已达到50%左右；其中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增加，且静脉吸毒的比例逐渐增高，处于性活跃期，受艾滋病的感染危险性较大。
一、研究综述
艾滋病又名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equired iminunodefieienCy Syndr Ome AIDS），是一种性传播疾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e OdeficiencyvirusHIV）引起的一种恶性传染病。艾滋病起源于非洲，1981年6月5日，美国亚特兰大市疾病控制中心首次介绍了他们发现的艾滋病病人的病史。现艾滋病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医学难题、社会及政治问题。目前己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报告发现HlV感染者和AIDS病例[2]，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地区流行十分严重。因此，对艾滋病的流行、发展及预防进行研究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关于艾滋病预防的生物医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理论有以下内容。（一）生物医学论1.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生物医学的观点认为，艾滋病是由人体免疫缺陷病毒引发的一种传染疾病。按照控制传染病的三个基本环节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3]采取以病人为中心的一系列措施。识别“病毒携带者”，追踪它的传播途径，然后阻断新的感染，比如实施追踪感染者的并且告知其可能被感染的事实。[4]根据艾滋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健康教育是最好的控制大范围AIDS和HIV感染的方法之一。2.“知—信—行”模式“知—信—行”（K-A-P，Knowledge-Attitude-Practice）模式，是围绕降低个人的艾滋病风险促进行为改变。其理论预设是知识决定态度，进而决定行为，受到预防干预的个人有能力根据所获得的正确艾滋病预防知识、态度、技能，理性地校正自己的高危行为。在中国，以生物医学为主导的“知—信—行”模式目前仍然是艾滋病预防中的主导方式，艾滋病风险理论指导了绝大多数中国艾滋病预防工作。[5]（二）人文社会学科的介入1.文化解释视野中的艾滋病预防医学人类学者们关注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本质。人类学对艾滋病的关注主要受到医学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派的影响，在理论方面专注于探讨医学人类学研究艾滋病与文化场域的关系，如苏珊·桑塔格阐述艾滋病在欧美文化中被隐喻化，艾滋病不仅是生理疾患，也是一种临床的建构和文化的推演。[6]实证性研究则专注于特定文化场域如何影响艾滋病预防实践的策略，如潘绥铭用社会学统计方法对中国性文化的一些指标作了定量分析，从而提出在中国艾滋病性传播的可能性比美国要小得多。[7]2.政治经济视野中的艾滋病预防艾滋病的流行分布与宏观和微观的政治、经济势力分布有着密切的关系。截至2005年底，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艾滋病预防规划署（UNAIDs）联合，全球3 860万艾滋病感染者和患者中，北美、西欧、中欧只占了5% （200万人），非洲、拉丁美洲、亚洲、东欧占了95%（3 660万人）。[8]艾滋病在中国的分布和传播方式与全世界一样都出现了地区差异和人群差异[5]。经济上的贫困而发生许多引发艾滋病的高危行为，使人们的艾滋病的易感性增加，而这种恶性传染病又将加深贫困的状况。[9]3.艾滋病脆弱性理论联合国艾滋病预防规划署在20世纪末提出“艾滋病脆弱性“概念，是将生物医学的行为干预指标和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模型，是“艾滋病风险”模型的一种扩展，认为指导的预防策略应从减低/减少风险向“降低脆弱性”转化，实现更综合的预防、治理。[8]
二、研究设计（一）研究对象调查对象是13—25岁之间未在校读书又无固定工作的青少年（心理学界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一般把青年界定为13—25岁之间，并将这一阶段称为青年期）。 样本规模是1 600份。（二）研究方法1.编制调查表以WHO、国家卫生部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关于艾滋病感染途径方面的内容为依据，参考上述研究理论和相关资料，自行设计了《校外青少年健康知识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一般情况及所拥有的艾滋病的相关知识。后者主要包括：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获知艾滋病知识的途径、希望获知艾滋病知识的途径、知识性问题、态度性问题及5个方面。2.抽样方法 采用多段抽样方法，首先，以柳州市的社区为单位抽样，随即抽取2个区；其次，在抽中的2个区里，以街道办为抽样单位，抽取2个街道办；然后在抽中的2个街道办里，以社区为抽样单位，抽取5个社区；最后在抽中的10个社区（一定地域中人们的生活共同体）里，以网吧为抽样单位，抽取2家网吧；抽取一个有1 600名校外青少年组成的样本。3.调查方法调查问卷自行设计，问卷内容包括艾滋病知识、态度、高危行为干预和干预。调查前，对志愿者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调查过程中，调查员和督导员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核查。4.干预方法（1）在抽中网吧、社区内其他场所发放预防艾滋病宣传单；（2）在网吧和社区内其他场所宣传栏张贴艾滋病预防宣传画；（3）开设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讲座和开展“我的健康，我做主”的游戏工作坊；（4）组织校外青少年的艾滋病预防教育的户外拓展活动。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输入和数据分析，分析方法主要为2检验。
三、研究结果
干预前，共收回有效问卷 1 381份，其中男生930名，占 673%，女生 451名，占 326%，平均年龄为178岁。干预后收回有效问卷 1 335份，其中男生901名，占 675%，女生 434名，占 325%，平均年龄为182岁。（一）校外青少年艾滋病的相关知识情况1.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表1校外青少年对艾滋病基本知识知晓率 N=1 381调查内容答对人数（人）正确率（%）看似健康的人可能携带艾滋病病毒52838.2艾滋病不可治愈52337.9艾滋病可以预防79157.3性接触89865.0母婴垂直传播82359.6共用注射器吸毒80862.5输入感染HIV的血液77961.4蚊子叮咬42130.5共同进餐74754.1
四、讨论与建议（一）讨论校外青少年踏入社会较早，思想比较成熟，生活追求自我，社会思想文化较为开放，同时他们的休闲娱乐活动大多局限于上网、饮酒聚餐、到娱乐场所消费等，易涉足使用、易、不安全等艾滋病高危行为。艾滋病危害着青少年的成长和健康，艾滋病感染者中15-29岁的青少年已占60%。[1]将青少年作为艾滋病健康教育的重点人群，是世界各国在长期与艾滋病作斗争过程的重要经验之一。[4]
柳州市校外青少年吸毒人群和有人群增加，静脉吸毒的比例逐渐增高。有研究表明，校外青少年发生率高， 男性达到 2/3，有 282%的人发生过商业，有 38%的调查对象使用过，揭示了校外青少年面临着不安全和使用双重危险，增加了自身艾滋病的脆弱性。[10]在不同的艾滋病流行情况和社会环境下，人们由于自我约束和行为选择的不同，感染艾滋病的风险存在差异。艾滋病社会控制或蔓延的程度和人们对艾滋病的基本知识、态度以及相关的行为密切相关。[5] 因此，对预防艾滋病知识普遍缺乏的校外青少年进行艾滋病健康干预显得尤其必要。 （二）建议1.开展以校外青少年为主体的同伴教育健康干预模式同伴教育是指具有相同年龄、性别、生活环境和经历、文化和社会地位或由于某些原因使其具有共同语言的人在一起分享信息、观念或行为技能的教育形式。它具有文化适宜性、可接受性、经济性等优点。[11]
美国对青少年早期的研究发现，同伴关系、自认为成熟、被潜在危险吸引的倾向、规范自身情感和行为的能力等是影响青少年涉足危险的个人因素。[10] 艾滋病同伴教育可以使校外青少年以主人翁的角色参与健康知识的传播，避免了对敏感话题的尴尬，从而不仅有利于他们学到预防艾滋病知识和技能，促进他们树立健康的意识和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还可以使他们成为艾滋病干预和预防的支持者和执行者。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青少年已发挥着带头普及宣传艾滋病知识的重要作用。2.发挥以社区为基础的健康干预平台社区是以一定地域为基础，由具有相互联系、共同交往、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一个社会实体，[12]是复杂大社会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与其他社会组织相比，城市社区在艾滋病预防中具有优势。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区是人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可以在改善居民生活、缩小阶层差异、消除贫困、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等方面发挥作用，降低人们在艾滋病传播上的风险、易感行为；另一方面，由于城市社区具有整合、管理、导向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因而在全民抗击艾滋病的过程中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发挥社区平台功能，通过营造一种包容性更大、更公平、偏见与歧视更少的社会环境，从而宣传艾滋病健康教育，减少艾滋病对人类的危害。3.提倡公益组织参与健康干预中国政府坚持“预防为主、宣传教育为主、防治结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原则，积极开展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遏止艾滋病疫情的传播，降低艾滋病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不利的影响方面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公益组织直接面对基层，工作方式灵活、运作成本低、效率高，更容易为民众接受，实际工作效果显著，是适应艾滋病国际合作项目的必然产物。公益组织及志愿者的参与，深入接触校外青少年，干预能力得到极大发挥，减轻社会、家庭和个人压力；同时通过宣传和引导，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知识的了解和认识，对艾滋病患者的关心和帮助，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影响。如：中澳新疆艾滋病预防与关怀项目、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等诸多项目。[13]
[1]张孔来，等.艾滋病形势与进展[J].生殖医学杂志，2001，10（1）：4.
[2]刘德纯.艾滋病的流行状况与严重危害[J].淮海医药，2003（1）：86.
[3]杨绍基.传染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50.
[4]张孔来.艾滋病[M].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2：44.
[5]翁乃群.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J].社会学研究，2003（5）：89.
[6]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92.
[7]潘绥铭.传播艾滋病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大？[J].百科知识，2002（4）：8.
[8]高一飞.艾滋病预防研究中的医学人类学述评[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8，30（3）：59.
[9]景军.艾滋病与乡土中国[J].市场与人口分析，2005（2）：38.
[10]陶根惠，等.重庆市校外青少年预防艾滋病干预效果研究[J].中国健康教育，2010，26（4）：317.
[11]杨秀芸，等.成都市社区人群艾滋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J].预防医学情报杂志，2004（4）：411.
篇5
安全社区基本知识1
一、安全社区的起源和发展
1、“安全社区”的概念被世界卫生组织于1989年9月2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第一届事故与伤害预防大会上正式提出来。
1989年9月20日世界卫生组织第一届事故与伤害预防大会上，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500余名代表一致通过并向全球发表了《安全社区》宣言。《宣言》宣布：人人都平等的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力。这一原则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进全人类健康和全球预防意外及伤害控制计划的基本原则。基本原则：人人都平等的享有健康和安全的权力。
2、2000年我国香港地区引入“安全社区”理念;
2003年我国台湾地区引入“安全社区”理念;
2004年我国大陆地区引入“安全社区”理念。
重庆市至2009年全面启动“安全社区”建设以来，至2013年底全市已通过评审认证命名了309个“重庆市安全社区”，16个“全国安全社区”。2014年3月，北部新区人和街道通过了“国际安全社区”的现场认证，成为中西部地区第一个“国际安全社区”。
二、安全社区基本术语
1、安全社区：建立了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和程序，联络社区内相关单位和个人(志愿团体)共同参与事故与伤害预防和安全促进工作，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的社区。
2、“社区” 小可以指自然村、居委会辖区，大可以指区、县乃至一个城市辖区，但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关于深入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我国开展安全社区建设的最小单位，城市为街道办事处，农村为乡镇。
3、安全社区特 点：①跨界合作;②全员参与;③持续改进
4、安全社区分 类：①城市社区;②农村社区;③企业主导型社区
5、安全社区级 别：①省(市)级;②国家级;③国际级
6、安全促进：为了达到和保持理想的安全水平，通过策划、组织和活动向人群提供必需的保障条件的过程。
7、事故：造成人员死亡、伤害、疾病、财产损失或其他损失的意外事件。
8、伤害：指突然发生的各类事故对人体所造成的损伤。包括各种物理、化学和生物因素。(伤害有时不单单指身体上的伤害，也包括心理或精神上的伤害)
9、事故隐患：可导致事故与伤害发生的人的不安全行为，作业场所等环境不佳，设备及设施等因素的不安全状态及管理缺陷。
事故隐患与危险源不是等同的概念。事故隐患的实质是指有危险的、不安全的、有缺陷的“状态”，这种状态可在人或物上表现出来，如人走路不稳、路面太滑都是倒是摔倒致伤的隐患;也可表现在管理的程序、内容或方式上，如检查不到位，制度不健全，人员培训不到位等。危险源则是指造成事故的根源或状态，它的实质是具有潜在危险的源点或部位，是爆发事故的源头。危险源存在于确定的系统中，不同的系统范围危险源区域也不尽相同。
10、目的：是个人、部门或整个组织所期望达到的某种成果。就安全社区而言就是社区在安全绩效方面要到的目的。
11、计划：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分析，提出来一定时期内要达到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方案途径。
12、持续改进：为了改进社区安全的总体绩效，社区持续不断地加强事故与伤害预防工作的过程。
13、安全领域：安全工作涉及的范围。安全社区建设关注的领域包括：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工作场所安全、家居安全、老年人安全、儿童安全、学校安全、公共场所安全、体育运动安全、涉水安全、社会治安、防灾减灾与环境安全，共十二个领域。
14、三重一需求：重点行业(重点人群)、重点场所、重点问题、群众需求。
15、两高一脆弱：高危人群、高风险环境、弱势群体
(策划并实施安全促进项目，特别要针对“两高一弱”群体进行有效干预，推动区域安全环境的改善)
16、风险：风险指的是与损失有关的不确定性，包括发生与否的不确定性，发生时间的不确定和导致结果的不确定。一般来说，风险的构成要素有三个：风险因素、风险事故、损失。
17、风险辨识：即风险识别，是风险管理的第一步，也是风险管理的基础。只有在正确识别出自身所面临的风险的基础上，人们才能够主动选择适当有效的方法进行干预。
三、安全社区建设的目的及意义
1、安全社区建设的目的：倡导“安全、健康、文化”的社区理念，改善社区安全现状，最大限度地预防和降低各类伤害与事故，促进人人都能平等地享有健康和安全。
2、安全社区建设的意义：
①有利于提高社区成员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和社区的安全保障水平，培养重视安全的社区氛围。
②有利于更好地落实“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
③有利于深化和加强安全生产的“三基”工作(加强基层、夯实基础、提高基本素质)。
④是安全工作回应群众关切，切实解决事关群众利益的安全问题，落实安全工作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的抓手。
安全社区基本知识2
1、社区的概念
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有一定数量的人口;有一定的地域界限;有共同的文化、制度和经济生活，居民按一定的方式和结构分布具有一定的凝聚力和归属感。
2、安全社区
建立了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和程序，联络社区内相关单位和个人共同参与事故与伤害预防和安全促进工作，持续改进地实现安全目标的社区。
“安全社区”具有广泛的包容性，涉及到人们生活、工作乃至环境各个方面，涵盖了生产安全、交通、社会治安、消防、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学校、残疾人、老年人、儿童、家居、体育运动等诸多领域。有必要的组织机构，有明确的目标和职责，有切合实际的预防项目，有积极的自我评估制度和自我检查、自我纠正、自我完善、自我改进机制。
安全社区对所有人身伤害进行干预!
3、建设安全社区的目的
最大限度地降低各类事故与伤害
提高全员安全意识与安全技能
加强安全生产“双基”工作
4、安全社区指导思想
人人都平等的享有安全与健康的权利
以人为本
5、安全社区的特点
1.资源整合
有一个负责安全促进的跨部门合作的组织机构，建立起健全有力的组织体系和工作网络,联合社区内有关单位建立跨部门合作的机制，整合社区内各类组织的资源群策群力，是安全社区的保障条件。
“安全社区”突破了以往的“条块分割、互不统属”传统社区管理运行模式,有效地整合了职能部门、商业机构、学校、医院、社会团体等方面资源,形成了高效的工作网络。
2.全员参与
公众参与是实现“安全社区”理念的根本保证。
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场所，是社区居民的生活基地。开展安全社区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全体成员的广泛参与。通过各种活动和方式，建立政府和民间组织以及公众沟通的渠道，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促进公众对政府决策的理解和支持，增强社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培养居民的安全意识和文明素养，充分调动全体成员参与到安全社区的创建工作中来。
3.持续改进
不断的降低伤害风险，提高安全程度，需要持续的策划和实施安全促进计划，以获得持续的安全绩效。
6、安全社区最显要特征
社区的居民积极参与。
围绕伤害预防，围绕社区安全开展工作。
持续改进，围绕安全目标持续改进、不断完善。
7、安全社区理念
强调针对所有类别的伤害预防，包括所有年龄、环境和条件，尤其是高危人群和弱势群体以及高风险环境。
篇6
军事医学的认识客体主要指军人健康状态和伤病状态及其维护、转归机制、路径。军事医学的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相对应，构成军事医学认识活动的基本要素。军事医学认识客体具有3方面的属性，即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军事特殊环境、特殊岗位及特殊人群的健康和伤病是军事医学实践和认识的客体，首先具有客观性，即无论有没有认识主体，只要发生战争，它们都必然发生和存在。其次军事医学认识客体具有对象性，即什么事物成为军事医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取决于它本身的性质和状况，还取决于军事医学的认识主体;在军事医学认识主体尚无需要和可能对其进行认识、没有进入认识主体的视野范围，以及没有同认识主体发生联系的客观事物，还不能称之为军事医学的认识客体。第三是社会历史性。主要是指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认识水平的提高，军事医学认识客体呈现为一个动态变迁的过程，某些事物可能成为军事医学认识对象，某些认识客体则会逐渐淡出。此外，随着战争形态的演变，既有新的损伤类型的出现，也有多种损伤复合的情况，军事医学认识客体整体上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发展趋势。
军事医学的认识活动
军事医学从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主要有医疗预防防疫、研究开发、教学训练等3种途径。医疗预防防疫着重从实践到认识，获得感性认识的主要途径;研究开发则可以视作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途径;教学训练可以看成是从理性认识回归到感性认识、促使实践发展的途径。经过医疗预防防疫、研究开发及教学训练的互动深化，军事医学作为一个特殊的医学领域渐趋复杂。战时医疗预防防疫作为最主要的军事医学实践，使感性认识和经验在不断积累中得到提炼和升华，成为军事医学认识活动的逻辑起点。为解决伤病防治疑难问题而进行的研究开发活动，将军事医学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形成独特的多学科交叉学科领域。军事医学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认识对象的复杂化，就要求认识主体必须具备系统的军事医学专业知识，由此，通过教学训练使认识主体获得军事医学的系统理性认识，指导医疗预防防疫工作。在军事医学实践中，一般经验无法解决的疑难问题和共性问题，可以交由军事医学科研人员去探索。在实践基础上形成的认识，反作用于实践活动，通过二者间的往复迭代，逐步实现认识的深入和提高。实际上，军事医学的认识并不全部从实践开始，某些认识活动要求军事医学认识主体通过学习具备一定的知识基础，从而能够快速进入情况。
军事医学的认识结果
军事医学的知识体系是军事医学认识活动的结果，是长期积累的智慧结晶。它是以技术知识为主、具有科学特征、包含工程与管理等内容的知识体系。军事医学专著、教材，是知识体系最常见的表现形式，以此为标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现代军事医学学科体系已基本形成。随后，野战内科学、航天医学、核化生武器损伤卫生防护医学等学科逐步形成，军事医学成为一个独特的综合性医学分支体系。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军事体制，使得军事医学知识体系在不同国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前苏联的军事医学知识体系强调军事属性，相比而言，欧美军事医学更多地从医学本质出发，医学属性、技术特征比较明显。
军事医学的知识结构
在实践－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军事医学知识体系，是以军事价值观为引导，包含科学、技术、管理等知识在内的复杂知识系统。各分支知识体系间相互关联和渗透，共同构成军事医学知识体系。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管理知识和价值观念4个维度解构军事医学的知识体系，有助于理解军事医学知识体系的层次结构，加深对军事医学系统属性的把握。
1军事医学科学知识
科学知识是人类通过认识而产生的成果，由科学概念、科学定律、科学理论、学科等所构成的一个整体。军事医学这一大系统包含科学知识，军事医学科学知识构成军事医学的科学子系统。关于生命、健康、疾病、损伤等领域的生理、病理认识和基础理论，是军事医学科学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医学对损伤、修复机制，作业生理和调控因子以及卫勤理论等的认识结果，构成军事医学的科学基础。诸如军事病理学、军事毒理学、军事劳动生理学、军事放射医学、军事医学心理学等是军事医学实践的应用理论基础。军事医学科学知识的纵深探索，是解决军事医学技术、工程难题的根本途径，是实现军事医学代际跨越的关键。
军事医学科学知识作为医学的组成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般医学作为军事医学的发展基础，在长期的实践探索和历史积累中，为军事医学提供了丰富的知识本底。同时，战争中创伤和疾病的群体聚集性，为军事医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条件，个别领域甚至形成优势发展领域，从而有机会“反哺”一般医学，并提升一般医学发展的速度。例如，军事医学对烧伤的研究远远领先于一般医学;军事医学对核化生损伤的救治研究，也对一般医学的“短板”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有益补充。
2军事医学技术知识
军事医学技术知识与军事医学的目的直接关联，是实现战斗力保护、再生、提高的直接手段。军事医学的实践性特征，使技术知识成为在军事医学知识体系的主体部分。军事医学技术知识子系统的形成，主要有两种途径。首先，是一般医学技术在军事中应用，这类军事医学技术知识是传统经验总结和积累的结果。其次，野战条件下的需求产生特殊技术，这些技术知识是对军事医学科学知识的应用和物化。军事医学技术知识在传统伤病救治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扩展到现代的健康保护、能力强健领域。
军事医学技术知识的表现形式包括有形的技术，如器材、装备、试剂、药品等;作为过程的技术，如监测技术、诊断技术、治疗技术、代用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如方法、程序、规程、标准、条例、手册等。与科学知识的纵深发展不同，军事医学技术知识往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是横向多个领域的智慧融合体。此外，与科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不同，军事医学技术知识既有来自于研究机构的原创性技术突破，也有医疗、疾病预防控制等单位的改进型的技术创新。发展军事医学技术知识，既要重视实物性技术的生产，更强调非实物形式技术的发展。实物性技术往往发挥直接作用;但是作为软技术的标准、规范、条例等知识，能够起到连接、转换、整合作用，在军事医学实践中可以发挥放大的效用，这一点值得重视。
3军事医学管理知识
与科学知识、技术知识不同的是，军事医学管理知识以军事医学实践和认识活动为对象，认识客体的客观性相对较弱。军事医学管理知识，与技术知识中的程序性、规范性知识有一定相似性。由于其受众是军事医学的认识主体，因此其作用的非线性影响要更强一些。军事医学管理知识，可以从内、外两个层面进行剖析。通常所指的军事医学管理，是军事医学系统内部的管理，军事医学的认识活动在进入社会化发展阶段后，伴随着组织活动形成的认识，凝聚为内层的军事医学管理知识。与军事医学的医疗、教学、科研3种认识活动相应，军事医学管理知识又可以分为军事医学医疗管理、军事医学教学管理、军事医学科技管理知识等3个分支。同时，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过程中，包括军事医学在内的军队卫生资源的计划、组织、协调与控制活动，形成了卫生勤务这种外部形态的管理行为，包括军队医院管理、教育管理、科技管理、卫生防疫管理、卫生防护管理和药品器材管理等。卫生勤务管理组织行为更加宏观，知识覆盖面更广。但从本质上，与军事医学管理知识存在紧密的内在联系。如图1所示。通过对军事医学管理知识的系统研究，从内外分层的角度进行剖析，有助于理清卫生勤务与军事医学的相互关系。卫生勤务的本质是管理行为，是广义上的军事医学管理活动;而军事医学则是包含着科学探索、技术发明、管理活动的综合性行动。从医学本体看，它是军事医学;从军事角度看，则成为满足军事需求的卫生勤务。
4军事医学价值观念
军事医学价值观念，是价值观在军事医学认识活动中的具体体现，是军事医学共同体世界观、人生观的提炼和升华。与军事医学科学、技术、管理知识相比，军事医学价值观念更强调其对认识主体的意识导向性。军事医学价值观念作为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共同体秉承的理念和信条，甚至没有实物形式的客观存在，却在无形之中引导、影响着军事医学认识活动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军事医学的价值观念，受到来自军事和医学两方面的直接影响。无论是军事还是医学，都是两面性非常突出的价值实践体系，军事医学秉持正确的价值导向，牢记以军人为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理念，可以尽量减少“双刃剑”给人类所造成的危害。
军事医学的组织结构
军事医学的组织结构是构成军事卫勤体制的一部分。与军事医学实践活动漫长的历史相比，军事医学组织结构形成的历史相对较短。军事医学的组织结构与军事医学认识的集团主体同步发展，到19世纪，军事医学组织结构才逐步完善起来。军事医学组织结构，是与一定历史时期军事斗争形式相适应的产物。军事医学实践活动的变化，必然导致军事医学组织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目前，军事医学组织结构的主体格局，总体上与机械化战争相适应;军事医学科学研究机构的设置和布局，以战伤救治、维护健康目的为主;军队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教学训练机构的设立，与传统机械化战争卫勤需求相适应。在已经到来的信息化时代，以“瘫痪”敌方作战能力为目标的战争样式逐步替代过去以杀伤有生力量为目标的战争样式、损伤类型构成的变化，军队编程和有机构成的变化等，都会通过改变军事医学保障内容而使其组织结构发生改变。随着军队医疗保障体系精准化、可视化、远程化的发展走势，都会逐渐地改变军事医学的组织结构。此外，与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和军队三军构成比例密切相关，不同国家的军事医学组织结构呈现出不同的模式，俄、美以及英、法、德等国军队医院体系、军事医学科研机构、军事医学教学训练机构的设置各具特色，构成比例不尽相同。
军事医学的结构模式
军事医学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成为今天的现代军事医学结构体系。军事医学认识过程中，既有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科学探索，也有技术层面的实践与应用，以及综合保障的军事医学工程;军事医学的科学、技术和工程认识结果三者之间，既有纵向的层次结构，也有横向的树状结构。
1军事医学的逻辑结构
军事医学系统作为一个以技术为主体的系统，具有技术系统演化的逻辑结构。军事医学的逻辑结构实际上也是一种特殊视角的系统结构。与层次结构注重实物主体不同，逻辑结构更强调要素或者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以关系本体构建起来的军事医学逻辑结构，相对难以明示。物质、能量、信息通过输入子系统，经过运作子系统的转换，形成响应的输出子系统，过程中呈现出复杂性特征。黑箱中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往往难以用还原论的思维来加以认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军事医学在演化发展过程中具有的涌现现象，如学科的涌现、技术的原创性等，实际上就是军事医学逻辑结构的产物。军事医学不仅有相对静止的层次结构，还有动态的逻辑结构，正是这种结构，赋予了军事医学作为生成系统的若干复杂性特征。
2军事医学的层次结构
军事医学的知识体系即学科体系，呈现明显的层次结构。军事医学学科体系可以划分为3个层次，一级子系统主要包括医学与军事学、管理学交叉形成的社会人文学科;医学科技在军事环境中应用形成的主体技术学科;围绕卫勤保障任务形成的综合保障学科。各部分根据内容还可进一步细分。如图2所示。此外，以军人为中心，对军事医学的研究任务进行层次划分，即人的身心(生理、心理)伤病层次的军事医学研究，人－生态(主要是指军人生活的社会与自然环境)－环境层面的军事医学研究，人－机－环境层面的军事医学研究。如图3所示。
3军事医学的树状结构
军事医学科学、技术、工程“三元”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整体结构，可以用树状模型加以直观描述(图4)。军事医学的科学理论是军事医学之树的根系，它的水平决定着军事医学的水平;军事医学技术则相当于军事医学之树的主干;而军事医学工程则为军事医学之树的树冠，包括枝叶、花朵和果实，它以众多的分支学科与外界即军事、科技、经济、社会环境保持着广泛的密切接触。一方面，军事医学科学通过军事医学技术“树干”，把科学“营养”传导到军事医学工程“树冠”;另一方面，军事医学工程“树冠”同军事、科技、经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吸收“太阳能和二氧化碳”，释放“氧气”，进行“光合作用”，既改善环境，又将外界的“能量”转化、滋养着枝叶、主干和根系，使军事医学之树常青，并结出丰硕的果实。
纵观漫长的发展历史，军事医学已从当初的萌芽状态发展壮大，逐步成长为医学的一个综合性分支学科。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医学的树状结构也在发生动态变化。一方面，随着环境的变化，某些旧支也在萎缩以至消亡;另一方面，新分支逐步涌现。在三防医学、航空航天医学等领域，这些综合性保障学科的分支，甚至还像榕树的气根一样，下垂入土形成独立根系，壮大了军事医学和一般医学体系。
结语
篇7
关键词：养老；老龄化；敬老院安全模式；社工
一、 农村敬老院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 老年人自身存在的问题
1.生理上的问题
敬老院中老人的整体身体健康状况一般，大部分都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这些疾病会导致老人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等。但很多敬老院不能很好地为这些老人提供服务，长久下来容易使老人疾病恶化，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如老人突然性死亡等事件，导致敬老院不安全性事故的增加。
2.心理上的孤独感
敬老院的老人们除了有生理上的问题外还有一定的心理问题，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不满意大多来自心理层面，有以下几点：第一，老人对敬老院无认同感，他们觉得进入敬老院的都是无子女赡养的老人，自己被子女抛弃了，不能接受敬老院养老这样的模式。第二，生活寂寞。敬老院中娱乐设施不健全，无娱乐项目，敬老院中的老人基本上无活动。第三，生活无望，精神空虚。敬老院中有少部分老人没有亲人或有亲人但常年无人探望，缺少亲人的关爱、朋友的关心。敬老院可以满足老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可是很难满足老人的心理需求。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子女、老人和敬老院一同合作。
(二) 敬老院的设施无法满足老年人需求
敬老院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老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可敬老院本身存在很多不足和问题，其中包括敬老院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环境卫生、娱乐及医务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敬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很多敬老院院内没有小卖部、医疗室等设施，导致老人在采购日常生活用品和就医时不方便。调查发现有些敬老院缺乏消防设施、防火通道和防火防疫的相关执照，这是一大安全隐患，一旦出现意外事故必定会造成严重损失。其次还有环境卫生问题，包括院内的环境和老人的个人卫生，敬老院为节省开支而请极少量护工，不能满足老人的个人卫生安全需求，常出现老人久久趟在床上不活动不清洗而生褥疮的现象，疾病应该是防护加治疗的。
(三) 服务提供不理想
1.敬老院的经费严重不足。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病有所医，终有所葬”的办院水平得不到有效的财力支持。加之有些地方经济比较落后，财政方面的投入不足以及社会捐助也没有很好响应效果，致使配套设施简陋，服务功能单一，供养人员的文化娱乐、康复训练、医疗保健等多项服务基本没有。
2.管理机制不健全。
由于缺少专业的护理人员，有的院由乡村干部管，在管理上单一化，甚至处于游离状态，很难达到科学化管理，导致老人在思想、生活上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
(四) 社会工作服务欠缺
现有的敬老院中普遍缺少社会工作服务。敬老院中工作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匮乏，工作人员对待老人缺少情感。敬老院与外界社会联系少，无法很好获取社会帮助与支持。老人不仅需要工作人员在生活上的照顾，更需要在精神情感上的慰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其生活。敬老院需要社会、社区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帮助。
二、 引进社会工作专业技能，提高敬老院服务水平
社会工作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艺术，在西方国家被广泛运用于学校、医院、企业等各种机构和领域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它通过社工的社会实践帮助人们解决个人的、群体的和社区的问题，并帮助人们建立满意的人际关系、群体关系和社区关系。因此，如何在敬老院管理过程中运用社会工作的理念与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 社会工作介入敬老院管理的专业意义
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价值为本的专业，价值被认为是社会工作的唯一基础或不可缺少的基础（H.Goldstein,1973）。社会工作是以人为本位，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其基本价值观包括：服务、社会公正、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诚信和能力。一方面，在敬老院中建立社工站，吸收各高校的志愿者和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对高校志愿者的活动进行合理规划，并进行一些专业指导，使志愿者的活动与老年人的现实需要联系的更加紧密，使其所做的活动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把敬老院作为一个社会工作实习基地。在社工站内，社会工作者运用社工的专业知识来帮助老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开展一些具有专业价值理念和技巧的服务，以增强老人们的个人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还可以帮助老人们解决一些心理问题，使其能更好的安度晚年。
社工在老年人工作中所采取的一些理论和模式：（1）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理论。依据这一理论，在老年人的长期照顾方面，一定要注意保持老年人的系统平衡。（2）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他认为，人的精神是可以被了解的，而人类的知识可以用来减轻人类的痛苦；人类的行为经常会被无意识的因素所控制；童年成长的经历，对成年人的性格、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有助于人们了解“人如何焦虑”这一问题；通过梦的分析，抗拒和移情作用等，我们可以度量出人的无意识功能。（3）建立实质性的信任关系。所谓实质性信任关系是社会工作者（助人者）与受助者建立在沟通理性（哈贝马斯,1994）基础上的合作关系。它是社会工作者切实为求助者着想的关系, 这种实质性信任关系的表现可能不像经典的社会工作那么规范,但其实质效率可能是高的。（4）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认为个体的发展受到生理、心理和社会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又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心理与社会治疗模式借用了系统理论的概念———“人在情境中”，即把求助者放在一定的情境中去认识，通过了解求助者所处的环境把握求助者的问题。
(二) 建构敬老院社会工作模式的探索
首先，我们将敬老院社会工作定义为：“敬老院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者依据专业的理论和方法，在社工和敬老院管理人员的密切配合下，以帮助老年人解决问题为工作重点，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一种专业活动。”
其次，敬老院的社会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包括：接纳原则、非批判原则、个别化原则、承认原则、理解关怀原则以及保密性原则。
最后，在敬老院社会工作中，我们依据社会工作的三种方法进行展开。社会工作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工作方法，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工作方法。这些工作方法对丰富敬老院生活内容，创新敬老院生活指导与管理方法有很大的启发。详述如下：
1.个案工作方法
老年个案工作是指工作人员与老年人案主相互接受有一定特定目的的一种专业性的工作方法。在这一过程中，老年人案主向工作员袒露自己的心声，工作人员向老年人案主表达愿意协助的意向，同时向案主传递一种新的观念、希望和支持，以提升老年人案主的能力。
2.小组工作方法
小组工作是一种团体活动或经验，是一个过程，一种治疗或援助，具有有持续的互动、有共同的目标和利益、形成某种社会关系、有一定得规则和控制的特征。
3.社区工作方法
邓汉姆认为社区社会工作是一个“有时是的社会接触过程”和“社会工作的方法”，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1、满足社区需要，调试社区资源；2、协助居民解决问题，培养居民的参与精神，提高居民的自觉能力与合作意识；3、改善社区间与社区小组间的关系，优化社区内的决策机制。”①
从社会学角度看社区是指居住在一定地域中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因此在敬老院的生活指导与管理工作中，就可以把敬老院当作老年群体的一个社区，提高敬老院管理、教育、服务的整体功能。
篇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doctor-patient disputes and even violent incidents have made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ore tense， has aroused widespread concern in the community. As a contemporary young college students are in the values development period， how to treat moral rights and moral obligation in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we cultivate and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Starting from the moral root of the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deteriora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symmetry moral rights and moral obligation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 build a harmonious 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 moral standards， to cultivate college students' correct value judgment.
关键词： 医患关系；道德权利；道德义务；价值观
Key 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ctors and patients；moral rights；moral obligation；values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6）32-0244-02
1 医患关系的伦理内涵及性质
1.1 医患关系的伦理内涵
医患关系是指基于维护和促进健康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形成的医方和患方间的一种社会关系，又称医病关系。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和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1]。这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现实的医患伦理关系，即由现实的道德规范（包括医学道德规范和就医道德规范）调整的，其一方主体一般为医务人员，另一方主体是病人及其家属。另一种是应然的医患伦理关系，即由应该有的而实际上未有的道德规范调整的，应然的道德规范是符合“正确理性”的，即符合人的伦理行为本性的正确的、优良的行为准则。
1.2 医患关系的性质
从伦理学角度看，医患关系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和信任托付的契约性质的特殊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医患双方都具有独立人格，没有高低、从属之分，因此医患关系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掌握上的不对称，医患双方存在着现实的不平等状况，病人只能在信任的基础上，到医院把健康和生命托付于医方，因此医患关系是信任托付的契约关系。医患关系是在彼此平等、相互信任基础上的特殊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
2 医患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
2.1 权利与义务概念释义
按照被赋予、被规定的形式之性质，分为法定权利义务与道德权利义务：前者是被法律所承认、赋予的，是法律对于人权利义务的规定；后者是被道德所承认、赋予的，是道德对人们权利义务的规定。权利与义务之间的关系包括：一个人的权利与他人的义务之间的关系，与一个人的权利与他自己的义务之间的关系。
2.2 医患双方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
医患间的道德关系规定着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在诊疗实践中，医生被赋予的道德权利如下：①医生的诊疗权：为病人诊断和治疗疾病是医生职业活动的主要内容。医生行使诊治权应该是自主的，不受他人意志和任何非法力量的干涉。②医生的特殊干涉权：医生为了病人的利益，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代替或帮助病人及其家属做出治疗上的决定。③医生有受到尊重和享受礼貌待遇的权利：作为一个公民和为病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学专家，医生理应受到病人及其家属的尊重，病人及其家属对医生应以礼相待。④医生有获得相应经济报酬的权利：医生在自己的工作中付出辛劳，为病人创造健康价值，尤其是病人有着高于一般职业的执业训练付出，因此有权利获得与其付出相称的经济报酬。
医生的道德义务：①维护患者健康，减轻痛苦；②帮助病人知情义务；③对病人的特殊病情及隐私予以保密。
病人的权利是病人在医疗关系中享有的得到法律认可和伦理学辩护的要求或利益。因此，病人权利的概念有法律学的和伦理学的双重内涵。病人的法律权利是受法律保护、有法可依的权利，如依法享有医疗的权利、休息的权利、劳动保护待遇的权利等。病人的伦理权利是伦理道义予以支持的要求，如病人选择医生的权利、医疗自主的权利等等。病人权利的法律学和伦理学的内涵相互联系。一般说来，法律的限定是基本的要求，而伦理学的要求则相对较高。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原来相对较高的伦理学要求为社会广泛认同，就会通过法律程序，成为法律的基本要求。
维护病人权利的根本目的是要保护病人，表现在有利于病人的诊治和康复，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维护病人的经济利益。同时，对医疗服务机构的质量管理是有力的促进和监督，对于密切医患关系、稳定医疗秩序、遏制医疗腐败、推进公正医疗、促进社会文明有着重要意义。
病人在享有一定的权利的同时也承担相应的义务。病人义务是指病人对自身健康、医务人员的诊疗及社会负责基础之上的一种道德责任。主要包括：保持健康和恢复健康，预防疾病；遵守医院规章制度，积极配合诊疗；理解和尊重医务人员的劳动和人格；及时足额交纳医疗费用；支持医学科学研究和医学教育。
2.3 义务与权力之间的关系
“病人权利”是基于其为社会的一个成员，而不仅仅是基于他是一个病人。病人享有某些权利是基于病人是社会的一个成员而被承认、规定和赋予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他是一个病人。因此，一方面，一个病人的权利是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应该与他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负有的义务相对应，是因他（她）作为一个社会成员负有义务而享有的，而不是由于他作为一个病人负有义务而享有的。另一方面，病人权利与其他社会主体的义务必然相关：病人权利的实现需要其他社会主体履行相应义务。
“病人义务”则更多是基于他是一个病人而不是基于他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病人负有某些义务更多的是基于他是一个病人而被规定的，而不是基于他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因此，一方面，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如果没有患病进入医患关系中，就负有上述义务，这些义务与他因是一个普通的社会成员而享有的病人权利并不必然相关和对等，并不是因为他享有该病人权利而负有这些义务。
3 医患纠纷的道德解决思路
综上所述，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医患纠纷产生的原因在于医患双方存在道德差异性，即医患双方道德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患方与医方之间的关系往往存在着道德差异性，他们并不持有共同的道德前提或道德基础，如若双方存在着共同的道德前提或道德基础，就可以通过圆满的道德论证来解决医患道德争端。如若道德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那么医患关系无法达到和谐统一，就会产生医患纠纷甚至演变成医患冲突。
“权利与义务无非是一种利益：权利是由某种力量所保障的索取，从社会和他人那里得到的某种受某种力量所保障的利益；义务则是由某种力量所保障的贡献，付给社会和他人的某种力量所保障的利益。”[2]医患间的道德权利义务的不对称，实则是利益上的冲突。
医患关系受社会总体道德水平的制约，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屡屡发生，道德风气的衰弱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对医患关系的危害更为严重。医患间道德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称，进而导致利益争端更加深了医患纠纷甚至冲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体制的改革的目标就是把医院市场化，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经营医院，医院以‘第三产业’之名堂尔皇之地进行创收。”[3]约翰・洛克认为，道德原则不是天赋的，而是从环境和教育中得到的。当今社会的医院市场化的经营方针，更是拉低了医患间的道德风气，加深了医患间的道德矛盾。
西方也曾有道德衰落时期，许多伦理思想家提出一些道德准则，对于我们今天探究医患关系有许多借鉴意义。亚里士多德制订的的道德规则，是以共同体利益为原则，强调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托。霍布斯提出了以个人利益为中心的系统的道德观。他的“自然权利”即每一个人都有权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做他认为最有利自己的事。他建立了以自然法为基础的道德体系，以人性论为基础，以自然法理论为中介，以至上为最高原则的三分性的体系。正义的来源在于契约的订立，信守契约就是正义。斯宾诺莎提出“理性命令”同霍布斯相同，都以自我保存、追求个人利益为出发点。斯宾诺莎试图用理性命令把个人利益和他人利益。公共利益统一起来，“人人都追求全体的公共福利。”[4]培根企图强调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反对自私自利和损人利己的行为。强调人对人的义务，特别是个人对职业的义务，反对利己主义道德的自爱论，提出“全体福利说”。知识可以洗涤和改良人的心灵，人的理性在知识的指导下，可以使人明辨是非，区分善恶。
解决医患间的道德争端问题，要倡导“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服务理念，运用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探讨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5]。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体系又是我们追求社会发展的价值、方向保障。一方面，需要把握其医院与患者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把握其外在领域的协调性机制，尤其要从利益调节机制和道德、法律的双重约束机制上来把握。
就医学的本质而言，“对于医学而言，人的生命是一个最高层次的本体范畴。医学的本体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医学得以生存的最终依据；人类不断提高人的生命质量的需要是促进医学不断发展的动力；人的生命存在的状态显现了医学发展水平；为人的生命服务是医学的终极目的。作为医学的本体，人的生命的意义具有至高无上性、无条件性。”[5]这里的人包括医护工作者与病患及其家属，所以患者不能因为道德权利义务的不对称，而过分夸大患者的道德权利。
生命是至高无上的。作为当代青年大学生应知道每个人都应拥有同样的生命权利，拥有同样的生命尊严，其生命就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同样必须反对将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来代替生命价值原则。在医学领域，必须是生命价值至上，医患双方的生命至上。
参考文献：
[1]曹永福.“柳叶刀”的伦理[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2]龚群.公共健康领域里的几个相关伦理问题[J].伦理学研究，2008（3）.
[3]（荷兰）斯宾诺莎著，贺麟译.伦理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篇9
关键词：有限理性论；立法技术；食品安全法；理性主义；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F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i.issn.1001-2397.2009.06.07
引子：《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
在现代汉语中，“天”具“位置的顶部”、“自然的”、“主宰者”等10多种含义。由于天具有位置顶部、自然的、主宰者等属性，所以，在中国，往往把那些具有重大的、基础性的、生死攸关的人或事视为“天”。如，司马迁在《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写道：“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天。”那么，什么是食之天?它经历了从量的要求到质的要求的阶段；而在对食品的质的阶段，在《食品安全法》之前，它又经历了从“无病”的标准到“卫生”的标准两个阶段。
基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食品安全法》取代《食品卫生法》，说明“安全”取代“卫生”成为“食”之“天”，这是当代中国人对天人关系的一个新认识。但是，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当它确立“安全”为“食之天”后，它必须说明：《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又是什么?或者说，《食品安全法》中的“食品安全”的含义是什么?
《食品安全法》第99条作为对“食品安全”含义进行界定的条款，它规定：食品安全“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
从表面上看，《食品安全法》已解决了“食品安全”之“天”的问题，即《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之天是“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但实际上，《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含义并不符合形式逻辑对概念进行定义的一般要求。因为，在形式逻辑中，对概念进行定义一方面要求采用“属加种差”的方式，另一方面不能用否定判断来进行定义。而在《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中，作为肯定判断的部分，“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并不符合“属加种差”的形式，而“无毒、无害”、“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则采用了否定判断的形式。
可以看出：一方面，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食品安全”是该法之天，“食品安全”的含义又是“食品安全”这一概念之天；但另一方面，对食品安全的定义与形式逻辑有关概念定义的基本规则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相符合。
对此，也许有人会解释说：从立法过程看，《食品安全法》是食品营养、食品卫生、食品安全、食品标准等方面的技术专家的经验与智慧的结晶，对这些领域的专家们来说，他们的思维方式是“问题中心主义”，因此《食品安全法》的出发点和评价标准是“问题中心主义”，根本不能以逻辑为标准来评价《食品安全法》的问题。但是，以“问题中心主义”来解释《食品安全法》在两个方面与逻辑规则不符合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第一，虽然技术专家的思维原点是“问题”，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违反逻辑规则；恰恰相反，技术专家所提出的方案或建议之所以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是因为他们在思维过程中遵循了逻辑的规则；第二，预防是法律的功能之一，法律之所以具有预防功能，它的必要条件是该法律能够遵循逻辑规则，从而对消极后果具有预见性。虽然参与《食品安全法》立法的技术专家的思维方式的原点是“问题”，但他们思维的终点是制定出一部能有效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法律，这就要求参与《食品安全法》的技术专家源于问题中心主义，却又要超越问题中心主义，并接受逻辑规则的拷问。
依据逻辑规则，《食品安全法》必须接受的拷问是：既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不符合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那么，这是因为该法存在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以下简称“解释方案一”)还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以下简称“解释方案二”)?
一、基于立法技术是解释《食品安全法》“天之问”的最优选择
对于《食品安全法》有关“食品安全”含义不符合形式逻辑规则这一事实，解释方案一和解释方案二是两种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解释方式。从理论上说，这两个方案都是可能的。但是，由于“食品安全”对于《食品安全法》而言具有“天”的地位，因此，如果以解释方案一来解释《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规定不符合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那么也就意味着《食品安全法》的“天”塌陷下来。既然《食品安全法》之天都已塌陷，《食品安全法》岂有不塌陷之理?既然《食品安全法》已塌陷，那么且不说如何实施此法，该法的存在都将不太可能。对于经历“苏丹红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等严重食品安全事故却又无《食品安全法》可依的中国来说，虽然有《食品安全法》并不一定就能“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但是，“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毕竟没有失去法律保护的工具；相比之下，缺乏《食品安全法》也就意味着“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失去了法律保障的手段。所以，就“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这一目的而言，以“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这一方案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是最优选择。
二、《食品安全法》出于立法技术考虑的可能形式
既然“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是《食品安全法》“天之问”所遇逻辑困境的的最合理解释，那么，《食品安全法》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立法技术考虑呢?要回答这一点，必须首先把握立法技术是如何考虑的?它可能有哪些形式?
(一)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考量
立法技术的方式和类型总是通过人们有关立法技术的那些观点得以挑明。对于立法技术，我国立法学家周旺生教授认为，作为“制定和变动规范法文件活动中所遵循的方法和操作技巧的总称”，立法技术的意义和作用在于“使立法臻于较高水平，使立法更科学，使立法能正确地调整社会关系和准确、有效、科学地反映执政阶级的意志”。在这些意义与作用中，科学化是“使立法臻于较高水平”和“使立法能正确地调整社会关系和准确、有效、科学地反映执政阶级的意志”得以实现的保障；所以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作用。
虽然科学化是立法技术的根本作用，但是，“在中国立法的发展成为法治链条中一个最好环节的同时，立法技术却一直不能受到重视，……大量法律……不能实施，执法、司法、守法存在的一系列弊
端直接同立法技术落后、所立法先天不足、难以实行或无法实行相联系。”
无疑，周旺生教授对于我国立法技术的定义、作用和现状的评价是客观和中肯的，并且被我国从事立法技术研究的学者普遍接受和应用。但是，与周旺生教授对《立法法》“未能就立法技术设定哪怕稍微系统一些的制度”表示失望不同，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庆幸的。庆幸的原因不在于立法技术不重要，也不在于《立法法》不应以系统的方式对立法技术进行规定，而在于：既然立法技术的作用之一是科学化，那么，在中国现有的法学研究的成果对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化”缺乏反思的情况下，与其要求《立法法》有关立法技术的制度设定得“稍微系统一些”，不如首先要求法学界对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化展开反思，并把这些反思成果应用到立法技术当中。
(二)基于理性主义与有限理性论是立法技术科学化的两种形式
虽然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同样也是周旺生教授的主张，但是在立法技术的科学化与立法技术的系统化的关系上，他并没有对“科学化”与“系统化”之间的区别给予足够的重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区别很大。科学化的核心是科学，科学服从于真理标准，系统服从于整体性标准。而系统为了达到整体的协调，当小系统、子系统或要素的最优的危害大于系统的最优时，它宁可牺牲小系统、子系统和要素的最优。也就是说，对于系统来说，当科学有助于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时，追求科学的真理性是被鼓励的，当科学的真理性危害了系统的整体性协调时，科学的真理性标准就会被牺牲。具体到中国的立法系统来说，立法技术作为立法系统的构成小系统，只有在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有助于立法系统乃至法律体系整体的协调时，立法技术的科学化才会被重视。
那么，立法技术科学化在何种条件下才能有助于立法体系和法律体系的整体性协调呢?从上述对于科学化与系统化区别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于系统来说，虽然科学作为要素的最优(即符合真理标准)并非系统的最优(即整体的协调)的充分条件，但它却是必要条件，即：如果立法技术本身是不科学的，那么立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就无法实现整体的协调。
如果说立法技术科学化是立法体系乃至法律体系整体协调性的必要条件，那么掌握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则是立法技术科学化的必要条件。因为，立法技术的科学化就是使科学的方法成为立法技术的基础。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是科学哲学的重要内容，所以要掌握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诉诸科学哲学无疑是合适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近性主义启蒙运动的产物，因此，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科学哲学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哲学的第一阶段，莱布尼兹、培根、笛卡尔都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科学哲学家。但是，以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为“纯粹理性”划定界限为标志，后经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对理性主义进行本体论反思，再经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西蒙的管理科学以及行为金融学、会计学、政治学、史学、数学、经济学等对理性主义进行方法论的反思，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哲学被“有限理性论”所修正。当基于完全理性的理性主义走向有限理性论时，科学哲学也完成了从基于理性主义的第一阶段走向基于有限理性论的阶段，波普尔、库恩是此阶段的著名科学哲学家。对于科学哲学基于理性主义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区别，波普尔认为，有限理性论既不反对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主义，也不反对科学实证主义原则，而是反对把“证实”作为科学实证主义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科学地位的标准不是“可证实”，而是“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
既然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经历了从理性主义走向有限理性论、科学实证主义从证实主义走向证伪主义，那么，它对法律、制度的建构将产生何种影响?波普尔和哈耶克的观点无疑具有启发性。针对边沁的“增加共同体的幸福”的功利主义立法原则及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波普尔认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它的制度合理性不在于给公众提供多少好的、善的、幸福的东西，而在于禁止那些恶行。作为波普尔的同事，哈耶克对制度构建中的“理性主义设计论”与“进化理论”的比较与波普尔具有一致性，他认为“进化理论则说明制度必定可以促使个人最有效地使用其智慧，以及应当怎样建构制度以及减轻坏人为害的程度。后者更接近于认定‘人容易出错并且有罪’的基督教传统，而前者的完美主义思想则与基督教传统水火不容”。这两人的观点表明：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存在着以理性主义、证实主义为基础的以增加善或幸福为目标的立法方法和以有限理性论、以证伪主义为基础的“以减少恶”行为目标的立法方法之分；而他们两人皆主张后者。
虽然波普尔的理论在科学哲学中有重要影响，但是他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制度建构的理论并未被法学界所普遍重视。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倒不是他的理论和观点不重要，而是由于作为法学研究的两个基本流派，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其实质仍然是理性主义的内部之争，实证主义学派不过是以技术理性主义来取代自然法学派的价值理性主义而已。正因为法学研究游离于有限理性的研究之外，加上虽然波普尔从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观点出发，说明了法律、制度的构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义、证实主义的福利增加型与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之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从立法技术上对这些方法论加以说明，所以，迄今为止，国内外都缺乏与有限理性论相关的法学成果。正是由于缺乏对理性主义的反思，所以，当实证法学派主张法律的科学化时却对波普尔的科学哲学尤其是他的以有限理性为基础的以禁止恶行为目标的法律构建方法充耳不闻；当新自然法学派在面对实证法学派对古典自然法“缺乏确定性”的指责、从而在富勒那里提出判断法律是否具有道德性的8项标准时，这8项标准仍然是为了增进法律的道德性，而不是为了减少法律的不道德性。
因此，当我们以“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来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时，不仅必须注意到“立法技术的考虑”有基于有限理性论与基于理性主义两种形式，而且还需说明这种立法技术的考虑是基于有限理性论还是基于理性主义。
三、基于有限理性论与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特征之比较
如上所述，虽然波普尔从方法论意义上的科学观点出发，说明了法律、制度的构建方法有基于理性主义、证实主义的福利增加型与基于有限理性论、证伪主义的恶行减少型之分，但他并没有进一步从立法技术上对这些方法论加以说明。所以，当人们要说明《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究竟是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考虑还是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考虑时，得首先掌握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与基于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区别，然后才能评价这两种立法技术对解释和完善《食品安全法》的效果，从而为《食品安全法》解释和完善选择最合适的立法技术类型。
(一)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
“立法技术”只存在于“立法”的语境当中。在
“立法”的语境中，人类是“立法”的主体，在西方，人类获得“立法”主体的地位始于理性主义启蒙运动之后。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立法技术经历了自然法时期“价值化”与实证法的“去价值化”两个不同的阶段。在自然法的价值化阶段，立法技术的要领是：法并不仅仅表现为成文法，还可以表现为不成文法；成文法也不仅仅表现为制定法，还可以表现为非制定法(即判例法)；人类依理性制定法律的目的是保障人的权利，人的权利包括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或自由与平等。立法技术在实证法那里的“去价值化”并不是“去一切价值”，而仅仅是去价值中的道德价值，它强调的是实用价值，因此实证法“去价值化”的立法技术的要领是：立法的目的或者是增加共同体的幸福，或者是者的命令，或者是“作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组合”，初级规则科以义务，次级规则授予权利，而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是实现这些实用目的的工具。
虽然实证法自认为是自然法的替代者，而且新自然法学家也认为实证法导致了“法哲学的安乐死”，它说明实证法的立法技术与自然法的立法技术存在巨大差异，但两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以理性主义为基础。那么，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具有哪些特征?在“立法技术”概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的条件下，基于狭义被广义包含的考虑，这里仅讨论狭义立法技术的特征，而狭义的立法技术包括语言与逻辑结构两方面的立法技术。
1.立法目的的语言具乐观主义特征――“增加善”理性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对人类自身所拥有的理性认识能力持乐观主义态度。由于乐观主义是一种对一切事物采取正面看法、看不到风险的观念，因此，在法律领域，乐观主义就表现为：把“增进善”(包括道德与功利的善)而不是“减少恶”作为法律的直接目的。例如，受理性主义的乐观主义影响，霍布斯、黑格尔、马克思是西方讨论过“恶”的历史作用的主要思想家，其中，霍布斯是专门而且直接从法的角度来讨论法律源起和目的与恶的关系的人，他认为法律是恶人之间达成的契约。但是，即使是霍布斯，也没有把“减少恶”作为法律存在的目的。把法律与善结合是西方法律思想的一贯传统，无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还是洛克、边沁，都把善视为法律的目的和作用。受乐观主义的法学理论的指导，1960年代前西方各国的制定法，除非制定法中没有明示立法目的，只要明示立法目的，基本上都以增进善为立法目的，这些立法目的往往是以“为了保护……”、“为了促进……”、“为了提高……”等方式来表示的。所以，即使是美国这种判例法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作为其为数不多的制定法，它的立法目的也被明确规定为：“为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联邦，……增进一般福利……”。
2.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法律的逻辑结构虽然包括实质与形式两方面，但是由于实质决定形式，所以以“增善”为立法目的的立法技术的特征主要表现在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方面。又由于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包括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结果等3个方面，因此，以“增善”为目的的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又进一步表现为：
(1)假定条件要具确定性和全面性“确定性”要求法律的规定是“明确而肯定”；“全面性”要求法律对“正面与反面”进行规定。“增善”的目的之所以要求假定条件的立法技术具有全面性和确定性，是因为理性主义、乐观主义使然。
(2)应为、可为和勿为是行为模式基本可选方式假定条件的全面性必然要求对行为模式假定是全面的。
(3)法律结果包括肯定与否定两方面这种特征既是假定条件全面性的要求，也是行为模式可选性的必然结果。
(二)基于有限理陛论的立法技术特征
与基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可以有现成的成果加以借鉴不同，除了波普尔和哈耶克提出以“减少恶行”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构建方法外，我们并无更进一步的基于有限理性、以减少恶行为目标的法律制度构建方法是如何操作的研究成果，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论对立法技术的特征进行研究具有开拓性。
1.立法目的的语言具谨慎乐观主义特征――“减少恶”
与理性主义认为人能完全认识一切对象不同，有限理性论则认为人只能依据经验、以试错的形式来确切知道什么是恶的，所以，如果说“增善”是乐观主义在立法目的上的语言表现，那么，虽然谨慎的乐观主义同样认为立法是有意义和目的的，但立法的目的并不一定会“增善”，但却可以“减少恶”。
2.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特征
虽然无法从经典中直接得出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于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系统表述，但是，一些人的观点无疑有助于把握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的实质逻辑结构的要求。例如：
(1)黑格尔的辩证逻辑对有限理性论下法律假定条件确定性方式有一定启示作用
对于有限理性下有关概念的逻辑问题，有必要提及黑格尔的逻辑学。虽然黑格尔高度评价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认为，“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学未有过任何进展”、“是值得惊叹的”，但是，黑格尔认为，由于人的思维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因此，有必要把亚里士多德忽视内容的形式逻辑进行改造，这种改造“不是把它改造成为一个分类正确、没有一部分被遗忘，并且依正确秩序表达出来的一个系统的整体，而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是黑格尔的这一改造，使得在形式逻辑中“肯定=肯定”的同一律被改造为否定之否定规律，即“否定之否定=肯定”。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肯定”的辩证逻辑规则使人们对于概念的把握并不仅仅通过肯定的形式进行，也可通过否定方式对概念进行把握。由于黑格尔认为他所改造的辩证逻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在其中每个部分被视为部分，而只有整体作为整体才具有真理”，所以，黑格尔辩证逻辑揭示了在经验世界中，逻辑的基础是有限理性而不是完全理性。在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基础上，否定之否定表示肯定。因此，对一个概念的确定式表达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它说明，在有限理性条件下，对于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假定条件的“确定性”要求而言，确定并不是直接通过肯定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来实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费希特在《自然法基础》中的“自我设定非我”原则就是黑格尔辩证逻辑的应用。
(2)波普尔科学哲学中的证伪论对有限理性论下有关假定条件全面性的方式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对于有限理性条件下人们进行人类知识增长的方式，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有着非常重要的说明。他认为，由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所以，一方面，人并不能肯定和全面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真的；另一方面，人却可以借助有限的理性能力，通过试错、证伪的方式，知道什么是恶的或错误的。
波普尔的证伪论的意义在于，对于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假定条件的全面性要求而言，它并不要求法律的假定条件必须对“善的”与“恶的”方面全部规定，但必须对那些通过试错法明确知道为“恶的”方面进行全面规定。
(3)波普尔、哈耶克以减少恶行为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构方法对法律实质逻辑结构中的行为模式和法律结果两方面具有启示作用
如上所述，波普尔和哈耶克提出了有限理性条件下以减少恶行为立法目的的法律制度建构方法。对法律实质逻辑结构的立法技术而言，这种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对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的启示作用在于：既然减少恶行是使用这一方法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对于那些已经通过试错法被确定为恶的行为就必须以“勿为”的模式进行禁止。合乎逻辑地，这种法律制度的建构方法对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的启示在于：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既然减少恶行是立法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且“勿为”是必须的行为模式，那么，行为者的的行为如果触犯了法律中有关“勿为”的规定，当然地，它的法律结果就是否定性的，受处罚是行为者所必须承受的法律结果。这种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不仅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法律制度建构的方法，而且与法律的威慑功能具有一致性。
四、基于有限理性论是《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最佳选择
既然《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违反形式逻辑是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并且上述的分析已经说明：一方面，立法技术有理性主义与有限理性论两种不同的考量方式；另一方面，基于理性主义与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在特征上有区别。那么，哪一个基础上的立法技术才能有效地解释为何《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违反形式逻辑的规则呢?
从立法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食品安全法》“天之问”的最佳解释方案，需要满足的3个方面的条件：第一，它能说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的规定的合理性；第二，它能有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所存在的缺点；第三，为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的缺点提供有针对性的方法。以下围绕这3个条件来讨论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解释效果。
(一)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作为解释方案的效果
1.不能解释《食品安全法》中“食品安全”含义所遇到的“天之问”
要求假定条件的确定性是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特征之一，是由于理性主义立法技术的基础――“理性主义”决定的。所谓理性主义，就是主张世界有一个同一的本原，且这个本原就是理性。这一主张以形式逻辑同一律为其哲学基础。所以，当立法技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时，它必然要求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它必然要求法律中的概念只能以肯定而不能以否定的形式来规定。显然，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不仅不能说明《食品安全法》以否定判断的形式来界定“食品安全”含义的正当性，相反却证明它不具正当性。
2.无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缺点
除了依据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可以轻易发现《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界定违反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是一个缺陷外，我们很难找出《食品安全法》还存在什么缺点。因为经过对比，《食品安全法》无论是在立法目的语言表述，还是在法律的形式与实质的逻辑结构方面，都与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的特征一致。更为重要的是，在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后，针对这一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食品安全法草案》作了8个方面的修改，按照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想发现《食品安全法》的缺陷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难以有效克服《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界定所遇到的缺陷《食品安全法》不能以确定(即明确而肯定)的方式来定义“食品安全”，当《食品安全法》自始至终贯彻理性主义立法技术中的确定性要求时，由于理性主义条件下确定化的路径自身的缺陷，使它不仅不能“保证食品安全”，反而会背离《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以下的分析将说明这一点。
在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下，确定性的路径是如何实现的呢?这需要提到自然法与实证法学派之争。实证法之所以要以实证法取代自然法，原因就在于实证法认为自然法因它的形而上学性而不确定。为了克服自然法的不确定性，实证法一方面主张法律的去价值化，另一方面主张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即以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来实现法律的确定化。我们看到，《食品安全法》中确实存在着法律问题科学化和技术化的倾向。例如，“三鹿奶粉事件”后，“食品安全”的含义从1个方面修改成3个方面。在这3个方面的规定中，相对于《草案》中“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危害的保证”的规定，正式文本中“无毒”、“无害”、“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规定是确定的，这种确定性给这些规定带来明显的技术色彩。《食品安全法》以确定化来实现全面化、以技术化来实现确定化的特性随处可见，如，当《食品安全法》基于食品安全事故的预前考虑、在实体法方面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时，它清楚地体现了《食品安全法》为实现对食品安全假定的全面性和确定性这一目的而采用的方法技术：把《食品安全法》从单纯的法律问题转化为科学和技术问题。
不可否认，相对于法律的价值化和形而上学化，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本身较具确定性；但是，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本身同样存在着风险，即：《食品安全法》的科学化和技术化有可能导致这种确定性的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立法目的背离。“三鹿奶粉事件”最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缺陷的危害：“三鹿奶粉事件”之所以发生，根本的原因是奶农、奶站在牛奶中加人有毒的三聚氰胺；之所以加入三聚氰胺，是因为奶农和奶站钻了质量免检制度和食品营养标准的空子。在这两个空子中，最根本的空子是食品营养标准的技术性规定。因为，即使没有免检制度，从技术上说，对三鹿奶粉检验的结果也仍然符合当时的食品营养标准。之所以导致牛奶中加入有毒害物质在技术检验上仍然符合标准，是因为食品的营养标准技术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片面性：依《食品安全法》，专供婴幼儿等特殊人群的主辅食，必须符合食品的营养标准；而依我国的食品营养标准，判定食品是否符合营养标准，有4个核心指标，其中蛋白质含量是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判断食品中蛋白质含量是否达标的依据是蛋白质中氮元素的含量，而在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可以大幅度提高它的氮元素含量。“三鹿奶粉事件”呈现了以技术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可能导致的逻辑困境：为了保证食品安全，故制定《食品安全法》――为了使《食品安全法》具有确定性，故使《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具有科学化和技术化――科学化和技术化导致片面化：“食品安全”的含义之一是“应当符合营养标准”――在现有的食品营养标准中，蛋白质含量是4大核心指标之一――蛋白质含量的指标是氮含量――三聚氰胺有助于增加氮含量――牛奶中加入三聚氰胺――牛奶不安全。
在制定法的历史中，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背离的情形已屡见不鲜，比如，希特勒政权严格按照立法程序和立法技术制定法律，却成为发动法西斯战争的借口；会计法立法技术实现了科学化和技术化，但会计失真事件越加严重；金融法的立法技术
越科学化和技术化，但金融危机的程度越重。“三鹿奶粉事件”为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背离的危害提供了注脚。
立法技术在《食品安全法》中所呈现逻辑困境的根源不在于立法技术的确定性要求，而在于这种确定性要求以理性主义为基础。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当科学化和技术化作为使法律规定确定化的途径，在增加法律确定化的同时，也会使法律片面化。对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和技术确定性所导致的片面化趋势，批判主义哲学家马尔库塞有着经典的表述：“法律的科学化和技术化作为提高法律确定性的途经，它与法律的全面性是矛盾的。”
正是由于这种矛盾，导致了在理性主义条件下，当立法技术以科学化和技术化来实现法律的确定性时，这种立法技术虽然可以克服《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方面出现的缺陷，但会引来更大的缺陷：第一，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相矛盾；第二，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相背离。
(二)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作为解释方案的效果
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特征决定了它作为《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解释方案可以达到以下效果：
1.能有效解释《食品安全法》“天之问”中所遇到的逻辑困境如上所述，违反形式逻辑中有关概念定义的逻辑规则是《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遇到的逻辑困境。由于形式逻辑是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所以它实质上是违反形式逻辑规则背后的理性主义的。但是，当《食品安全法》立法技术的基础建立在有限理性论之上时，《食品安全法》“天之问”所遇到的逻辑困境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依据有限理性条件下立法技术的要领，逻辑并不惟一表现为形式逻辑，还有辩证逻辑。在辩证逻辑中，否定之否定同样是肯定。所以以否定的形式对概念的含义加以界定符合辩证逻辑的要求。即：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能有效解释《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
2.有助于使有限理性论立法技术下的“食品安全”概念直接成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虽然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可以有效说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含义界定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食品安全”与“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属＋种差”关系，所以，这些要素并不是“食品安全”的充分必要条件，而仅仅是必要条件。即具备这些要素之后并不必然“保证食品安全”，同样，“食品安全”也不必然“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它说明：当《食品安全法》以“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来定义“食品安全”时，即使《食品安全法》得到有效实施，也不一定能实现《食品安全法》“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立法目的。从这个角度说，虽然“保证食品安全，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作为《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符合理性主义的立法技术对于立法目的的要求，但由于仅具有必要条件而没有充分必要条件，所以这一立法目的与《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的定义并不一致，并因这种差异使得这一立法目的仅仅是善良而美好的愿望而已。
那么，在“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的条件下，《食品安全法》可以实现的立法目的是什么?在此，美国1906《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立法目的有着借鉴意义，它明确规定该法的立法目的是“旨在防止掺假、错误标识，或者有毒、有害食品、药剂、内服药品及溶液的生产、销售或运输，规范交易行为，并用于其他目的”。由此可以看出，美国1906《联邦食品和药品法》的立法目的采用了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即不是以“增加善”而是以“减少恶”作为直接的立法目的，并通过直接“减少恶”以达到“增加善”的间接目的。
可见，在“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是“食品安全”含义的条件下，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中国的《食品安全法》应是“防止有毒、有害，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标准要求，对人体健康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的食品的生产、销售和运输”。
3.不仅有助于发现《食品安全法》在实质逻辑结构方面的缺陷，而且为克服这些缺陷提供完善的方法
如果说，按照有限理性论条件下立法技术的要领可以有效回答《食品安全法》的“天之问”的话，那么，按照此要领，不仅可以发现《食品安全法》在实质的逻辑结构方面存在的缺陷，而且为这些缺陷提供了完善的方法。
(1)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假定条件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的要领，首先可以通过试错法确定恶的或错误的情形，然后把这些恶的或错误的情形在法律中明确而全面地加以规定。按照这一技术要领操作，可以发现：针对“三鹿奶粉事件”暴露的危害食品安全的8个方面的问题，虽然《食品安全法》有些方面的修改使假定条件的确定性改善，但有些方面的确定性水平还有待改进。具体表现为：食品安全含义、食品免检制度的假定条件确定性得到改善。如，通过“三鹿奶粉事件”，人们发现，以“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并不能保证不会“对消费者产生危害”，因为“三鹿奶粉事件”中的婴幼儿所受的毒害就是按预期用途使用和食用的情形下产生的，针对这一点，《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安全的含义之一必须是“无毒、无害”，相比之下，“无毒、无害”的规定比“食品按其预期用途使用、食用时不对消费者产生危害”的规定确定得多。针对“三鹿奶粉事件”中食品免检制度导致奶制品被加入有毒三聚氰胺却长时间未被质检部门检测到的情形，《食品安全法》直接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它明白无误地告诉食品生产和经营者：在食品安全的检验上，没有谁可以例外。没有例外意味着确定性。
但是，假定条件确定性在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添加剂两方面存在缺陷。例如：
第一，对食品添加剂假定条件的确定性缺陷三鹿奶粉之所以有毒，是因为它被加入有毒的三聚氰胺。针对这一情况，《食品安全法》一方面对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证制度，另一方面规定食品添加剂“应当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就确定程度而言，“必须”要高于“应当”。更为重要的是，依据有限理性论，人们对“安全可靠”的认识并不确定，而对于“不安全”有更多的确定性。所以，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的规定应改为：“食品添加剂必须在技术上确有必要且经过风险评估证明不会导致不安全，方可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
第二，对食品安全检验标准假定条件的确定性缺陷通过“三鹿奶粉事件”，让人们明白了食品安全标准的重要性。为此，《食品安全法》第19条规定，食品安全标准为强制性标准。并且在第21条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无疑，对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为强制性和统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确定性的要求。但问题在于：就“三鹿奶粉事件”来说，即使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形成统一的食品安全强制标准，并按统一的食品安全强制标准来进行检验，但是，含有三聚氰胺的牛奶不但不能被检出有毒害，反而还被证明是有营养的。这说明：如果食品安全标准的不科学，那么，这样的强制性食品安全标准不仅不会保障食品安全，而且还会导致更大的不安全。所以《食品安全法》第18条对此加以明确：“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应当以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做到科学合理、安全可靠。”但是，如何才能做到“科学合理”呢?换言之，是基于完全理性论还是基于有限理性论更有助于科学合理地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呢?迄今为止，在标准化的问题上，研究的重点只集中在标准化的目标与原理、标准化理论的初步构建、标准化的经验介绍等方面，尚无讨论标准化的方法论研究成果，更不用说有人关注到标准化存在基于有限理性论与还是理性主义之别。标准的作用无非是为人的行为提供确定性的指导，因此，从确定性而言，依据波普尔的科学哲学理论，在有限理性的条件下，否定性的标准将比肯定性的标准具有更强的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提高食品安全标准的科学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在整合现行食品安全强制标准时，有必要强调基于有限理性论，尽可能地以否定性的形式制定食品安全的标准。例如，可规定为：食品(如牛奶)中不得检出三聚氰胺等一切有毒、有害物质。
(2)为克服《食品安全法》在行为模式规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按照有限理性论的试错法能够清楚认定恶的观点，对《食品安全法》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来说，既然已能确知导致食品不安全的情形之所在，那么就必然以“勿为”的方式来禁止这些恶的情形的发生。例如，通过“苏丹红事件”、“三鹿奶粉事件”这些有毒食品的事件带来的血的教训，人们虽然尚无法知道现有的这些措施能确切带来食品的安全，但可以确切地知道：不法分子正是钻了食品添加剂相关规定的空子，才导致这些事件的发生。因此，按基于有限理性论的行为模式的立法技术，必然要求《食品安全法》以“勿为”的方式规制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与使用，因此，《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修改的内容为：
第43条，以“不经过许可不得生产食品添加剂生产”取代“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第44条，改为：“不向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并经过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申请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活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六十日内组织对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进行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依法决定准予许可并予以公布；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决定不予许可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45条，改为：“食品添加剂在技术上无必要，或虽有必要但不经过风险评估证明安全可靠，不得列入允许使用的范围。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技术必要性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及时对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准进行修订。”
(3)为克服《食品安全法》法律结果规定方面的缺陷提供方法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求法律明确、全面禁止那些确认为恶的情形，一旦法律关系中的主体的行为违反了这些禁止性的规定，那么，这些行为的法律结果必然是否定性，并将受到处罚。
因此，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要求：第一，“处罚皆明文规定”成为《食品安全法》法律结果根本的立法技术，而“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则是“处罚皆明文规定”的立法技术补充。这一点与现有的立法技术理论有区别，因为在已有的立法技术理论中，有关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有“处罚皆明文规定”和“法无明文禁止皆自由”两种形式的立法技术，这两种形式是并行的，而不是根本与补充的关系。第二，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不仅要求“处罚皆明文规定”成为食品安全法对法律结果进行规定的根本形式，而且要求《食品安全法》明文规定的处罚要以《食品安全法》中明确而全面的禁止性规定为根据。
《食品安全法》对法律结果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九章对法律责任的规定中。它说明《食品安全法》有关法律结果的立法技术基本符合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对法律结果的要求――“符合处罚皆明文规定”是法律结果的根本性立法技术。
但是，《食品安全法》有关处罚的各种规定中，仍然存在许多缺陷：它的这些处罚并没完全以《食品安全法》的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中明确、全面的禁止性规定为根据。主要表现在：
第一，《食品安全法》许多“明文规定的处罚”的根据并非出于《食品安全法》的“禁止”而是“应当”。例如，第44条只是规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应当”经过安全性评估，但第85条却规定“利用新的食品原料从事食品生产或者从事食品添加剂新品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生产，未经过安全性评估”必受处罚，这些处罚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3方面。像第85条这种处罚与行为方式不一致的情形还很多，第87条受处罚的许多情形在假定条件和行为模式方面都是以“应当”而不是禁止性规定。因此，建议在《食品安全法》的修改时把这些“应当”改为“禁止”。
第二，有些《食品安全法》中的禁止性规定并未规定处罚措施。例如，第38、39、67条中有关“不得少于二年”的禁止性规定，却没有处罚。因此，建议修改时补充这方面的处罚。
(三)小结
在理性主义条件下，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最终导致立法技术与立法目的背离。立法技术的确定性与全面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源于理性主义的局限性。在有限理性论取性主义的情况下，无论是从立法技术的效果看还是从避免立法技术与《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相脱离上看，应基于有限理性论的立法技术来解释《食品安全法》。
五、结论
篇10
当今世界，工业产品在人类社会涉及面之广、参与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也正因为如此，设计师必须考虑工业产品带来的伦理因素。表现在产品设计中就是产品设计师运用伦理观去看待整个产品设计的过程，这样，对设计的伦理考量实质上就是设计师对产品可能带来的道德影响的关注，以及社会对其所设计产品的道德衡量。所谓道德，简单地说就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适应与协调。在产品设计中，鉴于产品还是人与外在的中介物，产品设计的道德还应当进而发展为人类利益与地球生态的适应与协调。因此，对于产品设计，其伦理价值就必然导致一种诚实、道德的设计观念，诚实的设计观念是指产品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对产品的结构、功能、材料、装饰等都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怎样就怎样，不故作匠气，不矫揉造作。古人赞女人之美曰：“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诚实的产品设计也可类比为：“增一分则伪，减一分则夭”。所以说，一个诚实的产品设计师必须把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当作天职，既不受市场利润的诱惑，也不受业主不当的胁迫，诚实应该成为产品设计师的第一操守和职业道德，这样才可能设计出符合伦理的产品。站在大安全的视角，这种符合伦理的设计对于人类就是安全的，许多产品的安全设计中也反映出设计师的伦理观念。由此设计师的道德对于人类安全的意义就在于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的长久繁衍，从生态学、人类学对于人类中心主义的反思可以看出，人们已经关注到人类近二百年来的活动不但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更主要的是人类的这些活动破坏的是人类所依存的生态环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这个意义上，所有不诚实的产品设计长远地看都会危害到人类整体的发展。诚实的产品设计，其意义已远不仅是产品结构简单化以节约资源和能源，也不仅仅是产品结构坚固化以保证使用功能的安全，它是属于具有长远眼光的设计观念，关注到产品对于人类作为物种可持续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一贯的、连续的、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的，虽说任何时候设计师都不可避免其历史局限性，但设计师应该本着道德之心尽量诚实地进行设计。
二、传统设计的伦理安全
早期人类由于力量有限，属于“天赐安全”的生存时代。产品中有许多反映人类“畏天”的安全思想的设计，比如我国古代的建筑多为木构，害怕火灾，就常在建筑屋顶的正脊中间塑一个宝瓶（图1），寓意“以水镇火”。这种心理安全需求往往转化为一种设计意识，我国宁波著名的藏书楼为了预防火灾，求得上天庇佑，甚至取名“天一阁”，“天一”出自“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天五生土”（《尚书大传•五行传》），原本出处是远古人类观测天象而形成的“河图”。河图以十数合五方，其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天一”可以镇住火灾。图2所示为日照海曲汉墓出土的汉代龟座凤形灯，其上为凤凰鸟（朱雀）头顶灯盏的式样，下为龟形座，具有很深的文化内涵。朱雀在四象中主南方，南方为火，所以朱雀象征火。以朱雀做灯柱，头顶着燃烧火焰的灯盏，自然具有帮助灯火长明之意。龟（玄武）在四象中主北方，北方为水，所以龟象征着水。这种设计恰好反映了古人祈福于天的安全意识，以水镇住可能发生的火灾，因此，以龟做底座。不仅设计师在设计产品时需要考虑其伦理因素，一个产品被设计出来以后也会产生相应的伦理影响。亨利•佩卓斯基在他写的《器具的进化》中谈到：“关于筷子的起源，有种说法是：古时候，用大锅煮食物，往往煮熟后许久，锅上还热腾腾地冒气，饿急的人常常急着吃而烫到手，于是改用两根树枝将食物从锅里捞出并送到嘴里”[1]。如果这真是筷子的起源原因，那么就很好理解为什么经常接触的筷子（图3）都是木材或竹子制成的，因为这两种材料不太导热。只是一旦食用工具确定了，人们的饮食习惯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并带来伦理的问题。例如中国人使用筷子，西方人使用刀叉（图4），罗兰•巴特在《符号帝国》中分析了使用这两种餐具进食的伦理意义，认为东方人温柔地送进食物比西方人粗鲁地切割食物更符合伦理。
三、现代设计的伦理安全
现代的工业产品具有向多功能发展的趋势，这也带来相应的伦理问题。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保护自己隐私的要求，无论他是国家元首，还是乡村老农，人的社会性、聚居性反过来又决定了个体的私密性。个体的内在需求同时需要归属认同和隐私安全，只是有时这方面需求大些，有时那方面需求大些。因而设计师在研究产品的开发时，就需要兼顾这两条原则，新产品不仅要尽量避免被使用者用于侵犯别人的隐私，而且也要避免因为不注意而透露了使用者自己的隐私。比如现在的移动电话具有拍照功能，甚至摄像功能，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有的产品即使在暗处也能拍出比较清晰的照片，因此常被一些人用来偷拍别人的隐私。按说这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但是被摄者很难发觉或指证，因为拍照者往往以发短信的行为作掩饰，若是拿个相机明目张胆地对着他人拍摄就会被制止了，所以说设计师应该在产品设计时有意考虑将发短信和拍照设置成不同的操作方式来制止偷拍的行为。如图5所示NokiaN73和三星SGH-i718这两款手机，三星手机可以竖直拍摄，与发短信的操作状态一致，模糊了行为意图，而NokiaN73手机只能将移动电话横过来才能进行拍摄操作，这样被拍者可以明显发觉拍摄者的意图以决定是否制止。现在，手机生产厂家已经意识到这类设计的缺陷，一些新产品注意采用横向拍摄的方式，最新的NokiaN93i手机，更是采用了独特的摄像机式的拍照方式，其姿态的意图示意更加明显，如图6所示。此外产品还需要防止使用者大意透露自己的隐私。最近看到一个关于各国元首召开国际会议的报道，在这次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会议间隙，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私下谈话，他们都没意识到身旁的话筒并未关闭，结果两人私底下交流的意见由麦克风广播到全体会议人员，场面很是尴尬。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出现，设计师可以开发这样一种麦克风，它的拾音器具有感压线路并且控制着开关，只要压力未达到一定的数值，麦克风就不会工作，这也许可以避免出现粗心的使用者担心的问题。除了对人的隐私的保护这类精神层面的伦理要求，产品的伦理应该还包括物质层面的内容。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是在洗衣机发明之前，女人们都是在水中用棒槌打砸或搅动来洗衣服，后来发明了搓衣板，人们就用手搓洗衣服。可是这些方法很难将大件的衣服洗干净，并且衣服的布纤维很容易被打烂或搓烂，衣服容易受到损害，直到1867年世界上第一台真正的洗衣机问世。经过不断改进，1901年第一台电动洗衣机由美国人阿尔瓦•丁•费希尔设计制造出来。自从利用波轮制造水流来荡洗衣服的洗衣机（图7）出现之后，不仅改变了洗衣的方式，而且极大地减小了对衣服纤维的损害。有人曾戏说，采用洗衣机诞生之前的打砸、狠搓的洗衣方式，衣服也会觉得痛的。的确，洗衣机的荡洗方式则温柔多了，衣服有时并不与转桶壁接触，波轮激荡的水流像两只温柔的大手揉搓衣物，对于衣物的损害可以降到很低了。从这个设计中，可以看到设计师如果给予物一种人性化的考虑，就可以设计开发出更多使得人与物协调的产品，这样的产品似乎已经将伦理的范畴扩展到人与物的关系之中。现代工业产品在伦理的物质层面还包括其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如飞利浦9@9型（图8）手机当初是以待机时间超常（正常使用，24小时待机可使用1星期）而闻名的，但这款外观并不出众的手机还有一个体现人性关怀的设计就是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超大字体，这种拨打电话时较大的数字显示对于弱视、老花等视力不佳的特殊人群实在是福音，非常适合老年人使用，有人就开玩笑称之为“老人手机”。飞利浦的969型、989型系列手机也具有相同的优点，这个优点充分显示了飞利浦公司注重内在品质、注重人文关怀的理念。现在已经有许多手机设计师和制造商把飞利浦手机的这个优点拿来，让手机具有调大字体的功能，但是人们无法忘记这个设计的开创者，这个设计最让人叫绝的地方在于它并没有专为这个功能增加特别的部件，也就不用担心新部件带给系统的安全隐患。它只需要手机软件的程序编写人员修改或增加几句程序罢了，这当然是电子产品的特色，但也体现了设计师对于设计伦理的关注和考量。另一个很好的实例就是鸣叫热水壶的设计。迈克尔•格雷夫斯设计的时尚不锈钢热水壶（图9）因为有会鸣叫的小鸟装置成为少数时尚设计中兼顾到无障碍设计的例子，这样的鸣叫热水壶不但可以让普通的家庭主妇不必守着灶台烧开水，更重要的是给盲人提供了警示水烧开的方式，而这种警示方式不仅仅是提供一种方便，更重要的是一种安全的措施。
四、产品的符号机能与伦理安全
产品伦理的精神层面除了前文所述的保护个人隐私之外，更重要的是产品的符号意义或机能是否符合伦理。因为包括了更一般的文化活动，从尤里安•赫胥黎到贝塔朗菲等学者都赞成“符号”应该是人类社会和行为的一个首要标志。的确，研究人类有史以来的产品就可以发现，产品正是这些符号的物质载体，并帮助人们建立起符号的关联，它们构成了人类的符号世界。良好的产品与人的符号互动会增添产品的伦理意味，并且增加其安全性。图10所示的电动剃须刀设计利用了剃须胡泡和洁面乳的外观特征，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洁面”的意味，较好地利用了符号关联传递给使用者正确的信息，并且符合伦理观念。若该产品采用卫生卷纸的造型，不但会让人感觉古怪，而且在伦理观念上也会令人觉得别扭，这是因为利用人类社会已经形成的、约定俗成的符号来传递意义一般是安全的，而这类产品安全背后往往带有伦理的成分。当今对于符号的研究越来越多，这些研究可以清楚地让人看到原来“人是一种自始至终都在创造符号、使用符号、并受符号制约的动物”[2]。现在生物学家公认符号体系是人的惟一标准，人之区别于其他生物的高级思维都建立在符号体系基础之上。人的心理失调总包含着符号机能的失调，在生物领域，精神分裂症基本有以下的几种形式：联想结构的松散、自我边界的打破、讲话和思想失调、观念的定形化、去符号化、原始逻辑的思维等[3]。这种观点的最有力的证据支持是动物不会有符号机能的失调，因此极少观察到有精神分裂症的动物，而人类的生物驱动力和符号价值体系的冲突，也就成为人类所独有的病症。诚如前文所言，罗兰•巴特从符号学意义上发掘人与产品的伦理意蕴值得关注，他在《符号帝国》中以东方吃饭使用的筷子和西方的刀叉相比较:“这种用具不用于扎、切、或是割，从不去伤害什么，只是去选取，翻动，移动。……而不是像我们的餐具那样切割和刺扎，它们从不蹂躏食物，……食物不再成为人们暴力之下的猎物，而是成为和谐地被传送的物质。”[4]这种区分不仅仅可以说明东西方人与产品的差异，实际上还暗示出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现代工业某种不健康的人与产品的关系，就像英国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在《人类动物园》所说的：“现代生活条件与动物园的情况相类。动物园当然可以保障一定程度的安全，但这种安全是付出了昂贵代价换来的。”即现代工业产品走向了忽视人性，也忽视自然性的歧途，人与物在这种产品的中介下都不得其所，会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五、产品的生态伦理安全
当今地球生态的变化很清楚地表明，人是如何对待大自然的，大自然也就如何对待人。这是一种辩证的关系，人以自己的行动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咽下苦果的最终还是人类。人们应该认识到自然也是一种资本，而且是全人类的昂贵的资本，在进行人类生产活动的核算时，自然成本至少包括自然资源的开采成本、加工成本和污染治理成本。自然资本是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的总和，它无法通过人类生产，人类虽说现在能够利用自然资源，但是对于它们是如何维持生态系统健康的原理并不很清楚。“由于人类与非人类的根本性断裂，现代文化在根本上也是有缺陷的：我们生活于有毁灭性影响的现代工业－技术文明之中，这种文明正将地球历史的新生纪送进历史博物馆。”[5]现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学界就生态安全提出了“生态伦理”的概念，这种伦理观“就是要把除人类以外的世界尽量完整留给子孙后代。了解这个世界是为了获得这个世界的所有权；充分地了解这个世界是为了热爱她并愿意为她负责。”[6]就是说人与自然之间也有伦理关系，它是人对自然物的道德义务和道德关怀，前提是人首先对自己做出道德承诺。这“不仅仅是价值观的问题，更是一个人与自然界本质统一的问题。人向合乎人性的人复归，自然界就向合乎自己本性——和谐、美丽、稳定复归。”[7]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甚至提出荒野走向的哲学（WildTurninPhilosophy），这里荒野代表着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当然对于生态伦理的提法，学界还存在颇多争论，因为按照原本的理解，伦理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是否也存在伦理？这需要对伦理概念本身作重新的界定。因为环境伦理的过于泛化，很可能导致极端自然主义的倾向。前工业时期人类因为自身能力的有限，制造的工具还不足以对自然生态造成足够的威胁，即使是这样，仍然有一些人对于人使用工具进行实践持有极端的观点。比如说耕地用的犁（图11）是旧世界的一项重要发明，世界各地的农耕民族不约而同地发明出适合自己居住地理环境的犁，但是哥伦比亚河谷的印第安预言家斯莫哈拉却用极端的语言表明自己认定它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甚至是残暴的工具：“你叫我用犁种地，我能拿着刀子切开我母亲的胸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