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保险纠纷案例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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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海上保险；保险案例；案例类型分析归纳

[中图分类号]D922.2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8-0122-02

在我国海上保险案件中，典型的有争议的案件大致可以归纳为法律适用方面的案例，如保险利益的认定问题，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的主观心态认定问题等，同时也有事实认定方面的案例，如船舶是否适航的认定问题，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等，还有诉讼程序方面的案件。本文对以上案例将做归纳总结。

1适用法律方面

1.1保险利益的认定问题

海上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往往存在较多争议。在海上货物运输保险案例中，保险利益属于争议最多的问题；在船舶保险案例中，保险利益的争议率也名列前茅。为什么保险利益问题在海上保险合同纠纷中争议如此多呢？本文着重从法律制定层面分析如下：

2009年10月1日生效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本文称新《保险法》）第十二条规定：人身保险的投保人在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这说明，新《保险法》对保险利益区别情况进行了规定，即根据不同性质的保险合同，明确了何人何时应具有保险利益。首先，对于财产保险，被保险人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其次，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

1.2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的主观心态认定问题

本文样本案例中涉及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案件有 “浙普渔油31”船船员证书与船舶适航争议案、“闽连运9503”轮船载货物保险纠纷案等。上述案件的难点不在于确定当事人是否具有如实告知义务，而在于认定当事人应当如实告知而未告知的主观心态。

新《保险法》规定，投保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从而排除了投保人在无过失和一般过失情况下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即享有法定合同解除权的情况。而《海商法》第223条对于被保险人未如实履行告知义务的主观心态仅仅区分为故意与非故意，而笼统的“非故意”三个字不能说明当事人是否存在过失，也不能说明过失的严重程度。因此，若法院仅仅依据故意与非故意来确定当事人的主观心态，那么难免发生显失公平的情况。

1.3“仓至仓”条款与我国保险利益确定原则冲突的问题

在“东华8”船保险责任期间争议再审重审案、“楠德瑞蒂”轮海上货物运输保险合同纠纷案中，都涉及“仓至仓”条款。之所以“仓至仓”条款会几度成为争议焦点，根本原因在于“仓至仓”条款本身与我国保险利益界定原则之间的冲突。具体来说，分为以下几种情形。

FOB即转运港船上交货。货物在装船时越过船舷，风险即由卖方转移至买方。由此可见，若在FOB贸易术语下，买方投保“仓至仓”条款的一切保险，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发生意外，且该意外在保险人承保范围内，此时，如何界定保险利益从而向保险人索赔就陷入麻烦了。因为，对卖方来说，货物越过船舷之前，虽然货物风险未转移，其拥有保险利益，但是他却不是保单的合法持有人，从而无法向保险人追偿；而对买方来说，他是保单的合法持有人，但却不具有保险利益，依然无从追偿。同样的，在CFR术语下，也需要买方投保。因此，若货物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发生承保范围内的损失，那么买卖双方将面临和在FOB贸易术语下同样的困境。

在CIF贸易术语下，需要由卖方投保。那么，无论货物在越过船舷之前还是之后发生承保范围内的损失，卖方均有充分的理由请求保险人赔偿。此时，一般认为，CIF条件下的“仓至仓”条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仓至仓”。

1.4间接碰撞的责任问题

本文采用的样本案例中，许多涉及间接碰撞责任问题的案件，例如，巴拿马浮山航运有限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青岛市分公司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振兴”轮船舶碰撞责任保险赔偿争议案等。本文将其高争议率的原因归结如下：

我国法律仅规定了船舶碰撞的概念，没有规定船舶保险条款中碰撞责任条款的含义，故对碰撞责任条款的解释没有直接使用的法律，应依据《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条款解释原则里解释其含义。

2事实方面

2.1船舶是否适航的认定问题

本文的样本案例中，较典型的涉及船舶适航性的案件有：“闽连运9503”轮船载货物保险纠纷案涉及适货问题；青岛霸奇船务工程有限公司诉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船舶保险合同纠纷案涉及适船和船员资格问题；上海中福轮船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案涉及适船问题；“莞中运225”轮保险纠纷案涉及行船资格问题。

2.2因果关系的认定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保险征求意见稿》）第1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保险人提出的其赔偿责任限于以承保风险为近因造成的损失的主张应当支持。近因是指造成承保损失起决定性、有效性的原因。”由此看来，保险人所承保危险责任的发生与保险标的的损害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直接影响保险人应否赔付。

根据对样本案例的总结，可以发现，法院在审理涉及该类因果关系的案件时，大多遵循《保险征求意见稿》中所述的近因原则。例如，在“上海中福轮船公司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案件”中，吴淞海事局已经认定“仲宇”轮系触碰水下障碍物而沉没，虽然船长或船员在航行中有“瞭望疏忽，对流压估计不足及操纵不当”的过失，但这些均与船舶不适航无关。因此，虽然能够充分地证明船舶确属不适航，但船舶不适航不是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保险人仍应对损害结果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船舶适航性纠纷案件中，如果保险人以不适航理由拒赔，还须证明船舶不适航与损害后果有因果关系。

2.3货损数额的确定问题

“莞中运225”船沿海船舶价值确定纠纷案中，争议焦点涉及船舶造价的问题。分析该案件，并结合本文样本案例其他类似案件以及汪鹏南教授的评论，可以得出结论：虽然我国相关保险条款对船舶价值和赔偿金额方面曾做出过规定，且经过两番修改，但仍有诸多不合理之处，例如：在保险期限内累计碰撞、触碰责任项下的赔偿总额不得超过保险金额；旧船（不包括渔船）的部分损失，按保险金额与投保时或出险时新船重量价格（以高者为准）的比例赔偿；部分损失的累计赔偿额在保险期内不超过保险金额等。

3结论

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有助于解决我国海上保险法律理论和实务中面临的疑难案件，从而使得我国海上保险法律更加完善，为我国建设世界航运强国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汪鹏南.中国海上保险案例摘要及评论[M].1版.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53.

[2]贾林青.新《保险法》适用环境下中国海上保险制度的完善[J].中国海商法年刊，2010（21）.

篇2

近年来,众多挂靠或没有办理所有权过户登记的机动车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以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为由拒绝赔付。法院受理了大量的因投保人对机动车不具有保险利益导致的纠纷案件,此类案件不仅涉及到挂靠经营及未过户的车辆的所有权归属问题,还与保险法中的保险利益原则等有紧密的联系,投保人对该机动车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成为案件争议的焦点,本文拟从两则案例进行一些有益探讨。

案例一

车牌号为xxx号的小车原系潘某所有并挂靠于车队从事运输经营。潘某于2001年12月12日为该车向保险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保险期限自2001年12月13日0时起至2002年12月12日24时止。保险期限内潘某将该车转卖给黄某,但双方没有到有关部门办理机动车辆买卖过户手续,亦未告知保险公司该车辆转让事宜并办理相关的保险变更批改手续。黄某又与王某合伙经营该车,并雇用驾驶员张某。2002年5月10日晚,张某驾驶该车发生了两车碰撞的重大交通事故,造成对方车辆驾驶员死亡及车辆损坏的后果。该事故经交警认定,张某应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为此,黄某、王某要求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黄某、王某不具有诉权和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等为由而拒绝支付赔偿。原告黄某、王某于2004年3月2日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

一审法院认为:投保人潘某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辆保险合同后,已按合同约定交纳保险费,双方签订的合同已依法成立生效并已实际履行。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潘某已将该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等有偿转让给二原告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过户手续和未履行转让保险车辆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发生了合同履行程序瑕疵,但这并不影响保险合同继续履行或加重被告的保险责任。鉴于保险车辆已由原告实际支配营运,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由二原告作为该保险车辆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又保险公司已明示不对原投保人、被保险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二原告直接行使。故保险公司既不向保险车辆法律上的车主潘某理赔,又拒绝二原告作为事实上的车主的赔偿请求,于法于理不合,二原告的赔偿请求依法有据,判决保险公司应支付给原告黄某、王某保险赔偿金。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该机动车辆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内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损及第三者死亡等后果,损失已客观存在,作为保险公司自然应当承担理赔义务。潘某将保险车辆及其保险单证有偿转让给被上诉人合伙经营,虽因双方未办理车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和未履行保险车辆转让的告知和变更义务,在合同履行程序方面存在瑕疵,但不足以影响合同的继续履行或加重保险公司的保险责任。保险车辆已由黄某、王某实际支配营运收益,且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黄某、王某为实际车主直接对保险合同的第三人承担了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保险公司也明确表示不对原投保人潘某理赔。因此该保险合同的赔偿请求权依法可由黄某、王某直接行使,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

2004年8月16日,陈某为车牌号为粤xxxx的汽车向保险公司投保了车辆损失险(全部损失和部分损失)、第三者责任险、全车盗抢险、玻璃单独破碎险、车上责任险(车上乘员)、无过失责任险、基本险不计免赔特约险等,保险公司出具保险单,保险单上显示:被保险人、联系人、索赔权益人均是陈某,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车牌号是粤xxxx,新车购置价是580000元,实际价值是270000元。保险期限白2004年8月17日0时至2005年8月17日O时止。2005年7月17日,陈某驾驶被保险车辆到某市洽谈生意业务,将该车停放在一小区商铺前,在当晚21点取车时发现该车不在,遂报警,但该案至今未破。后陈某向保险公司就车辆被盗请求理赔,保险公司以陈某不是车辆的所有权人,对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无效为由拒赔,陈某不服,向法院提讼,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人民币270000元。

一审法院认为:根据《保险法》第十条第二款的规定:“投保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按照保险合同负有支付保险费义务的人。”保险单以及支付保险费的发票上显示,与保险公司签订保险单和支付保险费的人均是陈某,故投保人应认定是陈某。又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因案涉保险标的——车牌号为粤xxxx汽车的所有权人是xx公司,而不是投保人即陈某,故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应认定无效。但保险单上明确显示行驶证车主是xx公司,支付保险费的人和被保险人均是陈某,可以推断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时是知道陈某对保险车辆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保险公司仍旧与陈某订立保险合同,并收取保险费,故保险公司对保险合同无效具有过错,应承担相应责任。陈某不能举证证明是受保险公司欺诈、胁迫而订立的保险合同,亦存在过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和五十八条的规定,无效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且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予以返还,双方都有过错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基于以上分析和公平原则,保险公司在承保期间对保险车辆发生事故已赔付金额不作退回,且应当退还陈某保险费,而陈某的诉讼请求原审法院不予支持。一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向陈某退还保险费。

经上诉,二审法院认为,保险单即是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订立的保险合同,依保险合同产生的保险法律关系当然在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本案保险单是陈某与保险公司签订的,该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当然是陈某与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而本案诉争丢失的车辆的所有权不是陈某的,那么陈某即投保人对本案诉争的车辆就没有保险利益,依据上述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即陈某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应认定保险合同无效,因合同无效,陈某即投保人不能依据无效合同请求保险赔偿,陈某请求保险公司理赔丢失车辆的诉请应予以驳回。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通过以上两则案例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法院对保险利益有着不同的理解,作出的判决也存在着巨大才差异,要正确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正确理解作为保险法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保险利益原则,它不仅涉及到保险金额,更决定保险合同的效力、履行、解除、终止及保险人补偿义务的履行。那么什么是保险利益?《1906年英国海上保险法》第五条第二款对海上保险利益问题做出了一个定义,很有参考价值:“当一个人与某项海上冒险有利益关系,即因与在冒险中面临风险的可保财产具有某种合法的或合理的关系,并因可保财产完好无损如期到达而受益,或因这些财产的灭失、损坏或被扣押而利益上受到损失,或因之而负有责任,则此人对此项海上冒险就具有可保利益。”①;我国《保险法》第12条规定:“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必须具有保险利益,投保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保险合同无效。”,财产保险的目的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故保险利益必然是一种经济上的利益关系,是一种可以确定的利益和合法的利益。

对财产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是财产所有人对其所有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财产所有人因其所有的财产一旦损失就会给自己带来经济损失而具有保险利益,他可以对该项财产进行投保,如汽车所有人为自己的汽车投保;二是财产的合法占有人、经营人对他们所占有、经营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这些人虽然没有所有权,但如果财产遭受损失,同样会给他们带来经济损失,因而也具有保险利益;三是财产保管人、承租人、承包人对他们所保管、租用、承包的财产具有保险利益;四是抵押权人、质权人、留置权人对他们所抵押物、质押物、留置物具有保险利益。汽车所有权的转让标志着保险利益的转移,出卖人不再享有汽车所有权,也就丧失了对汽车的保险利益。虽然汽车的买受人取得了对汽车的所有权,对汽车具有保险利益,但是因出卖人没有办理保险合同主体变更,故买受人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当事人,不能享有相应的保险权益。我国《保险法》第34条规定:“保险标的的转让应当通知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继续承保后,依法变更合同。但是,货物运输保险合同和另有约定的合同除外。”,故其应当履行通知的义务,并向保险公司申请办理保单批改手续。对于车辆过户登记与保单批改手续,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试行)》,第40条作出了明确规定:“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车辆所有权转移过程中,谁为被保险人的情形:1)保险车辆已经交付,但尚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2)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但已经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3)保险车辆尚未交付,且未完成过户手续,保险人已办理保险单批改手续的,新车主是实际被保险人;(4)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并已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车主是被保险人。(5)保险车辆已经交付,过户手续已经完成,但未向保险人提出保险单变更申请的,新、旧车主都不是被保险人。”

篇3

一、案例简介

2000年9月27日,原告湖北省技术进出口公司(以下简称技术进出口公司)湖北省三高通信技术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三高公司)与阿尔卡特网络(亚洲)有限公司签订了一份数字数据网络设备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约定的总价款为851108美元,以FOB加拿大Kanata离岸价为价格条件。该价格术语FOB的解释,参照《国际商会贸易术语解释通则》1990。

合同签订后,湖北三高公司与大通国际运输有限公司湖北分公司(以下简称大通公司)联系运输事宜。2000年11月15日,大通公司原告技术进出口公司与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分公司在武汉签署一份《国际运输预约保险启运通知书》载明:被保险人是技术进出口公司(大通公司保险);保险货物项目是一套数字数据网络设备;包装及数量是纸箱48件;价格条件是EX-Work;货价(原币)USD851108;运输路线自Kanata Ottawa Canada至中国湖北武汉;投保险别为一切险;保险金额为USD978774.2;保险费为USD3915.09。

渥太华时间2000年11月15日19:00时即北京时间2000年11月16日8:00时,被保险货物在渥太华2270STEVENAGE路被盗。2000年12月7日,大通公司将出险情况告知了保险公司。同年12月21日,技术进出口公司向保险公司提出了理赔要求遭到拒绝。

本案一审法院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加拿大渥太华警局出具的材料,被盗时间为渥太华时间2000年11月15日17:00时,即为北京时间2000年11月16日8:00时;结合《通知书》及保险条款的约定,责任起讫为“仓”至“仓”,承保为一切险,因此本案保险标的被盗的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公司承保责任期间内,保险公司应当理赔。

一审法院同时认为,本案原告技术进出口公司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理由是原告与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同,并按约定的费率缴纳了保险费,是适格的投保人。就本案而言,技术进出口公司作为基础合同的买方,作为服务合同的投保人与作为保险标的的一套价值851108美元的数字数据网络设备之间存在利益关系,表现为技术进出口公司的利益因保险事故发生而受到损害,因保险事故不发生而得以保全,技术进出口公司对保险标的所享有的保险利益是一种可以确定的经济利益,表现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技术进出口公司遭受851108美元的经济损失。技术进出口公司对保险标的的利益,是为我国法律所承认的利益。

被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湖北省分公司不服提起了上诉,提出上诉后,二审法院湖南省高原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判决保险合同无效,保险公司退还技术进出口公司保险费人民币32417元。

二审法院在在确认被保险货物被盗是发生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后,被盗发生在保险合同约定运输路线之内,属于货物的正常运输途中发生的损失,是“仓至仓”期间内的损失的同时,确认了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

二、国际货运保险中“仓至仓”条款的解读

“仓至仓”是规范国际货运保险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责任起讫的国际性条款之一,目前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都采纳了“仓至仓”条款,在其它运输方式(航空、集装箱、火车等)的保险中,也大都效仿了海上运输货物的“仓至仓”条款的原则来限定各自保险责任期间。

中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是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按照1963年伦敦协会货物条款,参照国际保险市场的习惯做法,并结合我国保险工作的实际情况制定的货物运输保险条款之一,目前在国内广泛应用的是1981年修订版。中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由五部分内容组成,分别是责任范围、除外责任、责任起讫、被保险人的义务和索赔期限,其中责任起讫采用了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习惯做法,即“仓至仓”。

“仓至仓”原则是货物在正常运输的情况下的保险期间,所谓正常运输是指,保险货物自保单载明的起运地发货人仓库或储存所开始,不论使用何种运输工具,只要是航程的需要都属于正常运输的范围。一般来说,凡是正常的运输工具(火车、汽车、内河船舶、海轮等),正常的迟延和正常的转运都属于正常运输。如果出现非正常运输的情况,即货物从发货人仓库运往收货人仓库途中曾经出现过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运输迟延、绕道、被迫卸货、重新装载、转载等情况时,保险公司的承保期限就不再当然的适用“仓至仓”,可能需要被保险人加缴一定的保险费后保单才继续有效。

在实践业务中经常会发生被保险货物卸离海轮后,运往保险单载明的收货人仓库之前,要在卸货港存放一定的时间,或者会发生不正常的运输,如被保险人无法控制的运输延迟、绕道、被迫卸货、重新装载、转载等情况。在出现这些情况下保险公司的保险期间直至货物运送到收货人仓库才终止显然对保险公司来说不公平、或没有现实意义,因此中国海运货物保险条款第3条同时规定了“仓至仓”条款的限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被保险人在目的港将货物卸离海轮后获得保险保障的时间最长是60日,如果届满60日仍未进入收货人仓库的,保险责任终止;

2.被保险货物如果转运到非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时,保险责任则以该项货物开始转交时终止。当然被保险人可以要求扩展保险期限。

3.当发生非正常运输情况,被保险人及时通知保险人,加交保险费,可按扩展条款办理。

4.被保险货物卸离目的港后必须整体转入到保险单所载明的收货人仓库,如果中间在某一仓库将被保险货物分散、分配、分组、分派、分售,则该仓库就作为被保险人的最后仓库,保险责任也从货物运抵该仓库时终止。

保险责任起讫又称为保险期间或保险期限,是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起讫时限。如果保险责任发生在保险期间内可能才会产生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否则保险公司就不负责赔偿。对保险责任起讫的理解如果放在普通的财产保险当中会感觉非常简单,例如,张某为自己的车辆投保了商业车损险、第三者责任险,保单有效期是1年,从2008年6月5日起至2009年6月4日止,那么张某对于2008年6月5日之前或2009年6月4日之后的车辆损失、对第三者的责任就不能凭该份保单要求保险公司赔偿,保险公司收到索赔通知后也不会对依据该保单进行赔偿。在国际货运保险中,几乎所有的国家对保险期间的规定都没有像普通财产保险样规定一个具体的时间段,而是采用“仓至仓”这样的空间概念来表示时间,这是由货运保险投保程序的特殊性决定的。

在国际货物运输中,何时安排装运、货物何时到达目的地不是由买方或卖方能决定的,而是取决于船方以及天气等诸多因素,货物在何时处于运输途中很难准确确定。因此聪明的商人们设置了“仓至仓”条款,用一个比较固定的空间概念来表示变化的时间概念,更好的保护了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的利益,同时简化了合同中关于保险期间的规定。

三、 “仓至仓”条款与保险利益的关系分析

本案的投保人与一审法院对保险公司拒赔不予理解,主要原因在于对“仓至仓”条款的错误认识,没有全面的理解“仓至仓”与保险利益的关系。

保险利益原则源于海上保险,目前的保险实务与国际惯例都遵循了这一原则。中国《保险法》第12条明确规定:“保险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的利益。”并要求“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在中国《海商法》的海上保险合同部分虽然没有对保险利益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上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审理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海商法的规定,海商法没有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保险利益原则当然也适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保险利益原则要求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否则无权依据保险合同要求保险公司对承保范围内的保险标的的损失进行赔偿。其目的是更好的发挥保险的补偿功能,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避免保险成为一种赌博行为。

“仓至仓”条款虽然涵盖了整个运输过程,但保险公司在理赔之前还必须首先考虑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是否具有保险利益,如果不具有保险利益,即使保险事故发生于“仓至仓”的时间段内,保险公司仍然无需赔偿。

本案中买卖合同约定,价格条件是FOB加拿大Kanata,该条款的相关解释适用《国际商会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1990)。根据该通则,FOB仅适用于海运或内河运输。事实上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不可能在加拿大Kanata装上海轮或飞机,但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合同有约定的以合同约定为准。FOB加拿大Kanata价格条件的真实意思应结合买卖双方在合同中选择的货物公路、航空联合运输方式以及凭空运提单和其他单据结汇的付款方式从整体上予以判断。虽然投保人在投保时是EX―Work术语,但贸易术语是买卖合同的术语,不是保险合同的价格术语。不论保险合同的条款作何约定,均不能改变买卖合同双方对权利义务的约定,因此根据买卖合同,货物在装上飞机并收到航空承运人签发的空运单前所产生的风险,由买卖合同的卖方承担,其后运输所产生的风险将由买卖合同的买方承担。货交航空承运人之前,技术进出口公司不承担货损风险,且事故发生后,技术进出口公司并未进行实际赔付。因此,技术进出口公司对受损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

总之,本案被保险货物的损失虽然属于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发生在保险公司的承保期间“仓至仓”时间段内,但由于被保险人在加拿大Kanata装上海轮或飞机之前对被保险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拒绝理由成立。

国际货运保险中的保险利益与买卖合同中采用的贸易术语密切相关,在我国进出口实践中经常采用《IN-CORTERMS 2000》中适合水上运输的三种贸易术语即FOB、CFR、CIF,这三种贸易术语的共同特点是以船舷作为风险界限,与此相对应的是在装运港越过船舷之前卖方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越过装运港船舷之后买方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FOB与CFR贸易术语是由买方负责投保,根据目前《保险法》的规定买方可以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前对自己即将取得所有权的货物投保,但货物越过船舷之前发生的风险由于买方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是不负责赔偿的。因此,在买卖合同中使用FOB与CFR贸易术语时,及时保险合同中明确规定了“仓至仓”,其实质上也是“港至仓”。正如本案,买卖合同采用了FOB贸易术语,但由于被保险人在加拿大Kanata装上海轮或飞机之前对被保险货物不具有保险利益,保险公司不负责赔偿。当然在买卖合同中采用CIF贸易术语时, “仓至仓”条款就可以全程适用了,因为CIF是由卖方办理货运保险,实践中卖方向保险公司投保时保单的被保险人通常会填写卖方的名称地址,在货物从发货人仓库运往装运港途中卖方对货物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自己又是保单上记载的被保险人;当货物越过船舷之后,买方一方面获得了货物的保险利益,另一方面会成为保单的合法受让人,卖方将会将取得的提单、保单以及其他单据背书转让给买方,买方成为保单的被保险人。因此,保险单在贯穿从卖方仓库到买方仓库的整个运输过程,是完整意义上的“仓至仓”。

参考文献:

[1]姚新超. 国际贸易保险[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7.

[2]吴百富. 国际货运风险与保险[M],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2002.

[3] 陈素玲. 由一则案例解读国际海运保险“仓至仓”条款[J],对外经贸实务,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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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回放

去年6月16日凌晨5时许，义乌江东街道的吴荣寿、王宝香夫妇骑三轮车上街清扫路面，在37省道青口青溪路岔口地段时被聂克申驾驶的大货车撞倒，车辆部分损坏，吴荣寿、王宝香夫妇受伤，经医院抢救无效于当日死亡。义乌市交警大队认定，大货车司机聂克申与受害人王宝香负同等责任，吴荣寿不负事故责任。经查，肇事的大货车登记车主为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货车几经转让归台州人王建军所有后，仍挂靠在该公司，聂克申只是王建军的雇员。大货车的第三者责任险是在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投保的，保险金额为20万元。包括其他经济损失，此次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共计264201.62元。

几方各执一词

由于几方没能处理好该事故中的人身损害赔偿问题，吴荣寿夫妇的子女把浙江傻球汽车租赁公司、车主王建军以及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一起告上了法庭，要求判令保险公司在大货车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他们20万元，判令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和王建军赔偿91800.8元，并互负连带赔偿责任。

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认为：该大货车已转让给王建军，他们公司对该车不具有控制权，也不享有利益，故不应承担事故责任。

王建军认为：事故主要责任应由王宝香承担，聂克申和三轮车乘坐人吴荣寿应承担次要责任，对吴荣寿夫妇家人提出的医药费、死亡赔偿金、安葬费等可由保险公司直接赔偿。而他们提出的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并没有相应的事实和法律依据，希望法院驳回。

中保杭州西湖支公司认为：保险公司与死者之间既没有合同关系也不存在侵权事实，保险公司只与浙江傻球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有保险合同关系；第三者责任险应属于商业险，只能严格按照双方的保险合同内容来理赔，道路交通安全法虽然规定保险公司应在限额内予以赔偿，但并未规定保险人应不区分过错责任就第三者的全部损失直接向第三者赔付，他们要求法院驳回死者家人要保险公司赔偿的请求。

保险公司赔付

义乌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时强调：投保人自愿购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与投保人被依法强制购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都属于商业保险，保险人有直接向受害的第三者赔偿保险金的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至今，相关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虽尚未制定实施，但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限额内对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更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精神。

篇5

日前，看到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公布的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读后深有所感：

“1995年10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6名女职工（包括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永顺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6名女职工，保期三年，保险金额1万元，保费每人40元。该保费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1996年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陈晓兰被分到被告永顺人保工作。1997年7月，陈晓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8月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晓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但没有书面通知陈晓兰。1998年1月，医院诊断陈晓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晓兰患癌后，曾于1998年1月和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失效为由，于同年7月21日给陈晓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陈晓兰为此于1999年2月8日提讼，同年7月8日因癌症恶化死亡，丈夫王连顺参加诉讼。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通常的合同，由于是签约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只要签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有被保险人加入，合同与被保险人利害相关，因此只有在通知并征求被保险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合同的订立、变更或解除。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从被告永顺人保调离后，永顺人保借该人身保险合同为同一人签署的便利，在没有征求陈晓兰意见的情况下，就以业务批单的形式解除合同。此举违背了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该法院于1999年8月11日判决：被告永顺人保给付原告王连顺保险金1万元。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

县法院于2000年5月16日判决：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永顺人保不服，提出上诉。州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认为：

篇6

【关键词】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网约车；危险显著增加的认定

一、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理论分析

（一）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概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规定，危险增加告知义务是指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按照合同约定所应当承担的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一项义务。①在保险法中所明确的“危险增加”主要有两种，一是因保险标的转让而导致的危险显著增加②，另一种是保险标的自身的危险显著增加③。本文中主要讨论保险标的危险显著增加，而此处所讨论的保险标的为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

（二）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法律沿革及相关规定危险增加告知义务在法律层面的沿革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对前提条件的限定，由1995年保险法中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的”修改为2009年修订版本中“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④；二是2009年修订版本中增加了在被保险人未履行合同约定的危险增加告知义务时，保险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后保费的退还规定。除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之外，保险法司法解释（四）中第四条对人民法院如何认定保险公司是否构成保险法所规定的“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综合考虑的因素进行了列举。⑤

（三）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对于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理论基础，存在诚实信用原则、情势变更原则和对价平衡原则等不同观点。⑥笔者认为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保险合同作为一种射幸合同，其保险标的物具有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基于保险合同主体掌握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事人需要遵从诚实信用原则以达到用法律规定纠正实质上的不对等，预防保险领域的道德风险，保证合同的真实有效。为平衡保险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证风险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保险法中规定了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和被保险人的危险增加告知义务，保险人相应的义务是说明义务和询问义务。具体到告知义务而言，狭义的告知义务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双方当事人应当就法定范围内的事项如实互相陈述。危险增加告知义务是告知义务的一项扩大，在义务人方面由投保人扩大至非合同双方当事人的被保险人，在适用时间上由订立保险合同时扩大至合同有效期内。这种扩大，也是基于如实告知是保险人判断是否接受承保和确定保险费率的重要依据⑦，因此，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三款中确认了保险人增加保费的权利及合同解除权。

二、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规定的司法适用问题

通过查阅案例，笔者发现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司法适用主要集中于机动车交通事故引发的保险合同纠纷之中，在保险合同纠纷中，焦点问题在于危险显著增加的认定，尤其是对机动车用途的改变的认定。通过对比不同法院的裁判文书，存在如下问题：

（一）存在相同情形下“同案不同判”的问题1．对于出租家庭自用车是否导致机动车用途改变的认定的不统一在何某诉某保险公司一案中⑧，何某车辆的商业保险单载明被保险车辆的使用性质为家庭自用，何某购车后将车辆停放至租车公司出租，法院认定何某在投保之时未实际使用车辆，被保险车辆未改变用途，无法判断被保险车辆的危险是否显著增加。而在杜某诉某保险公司一案中⑨，杜某将自己的车交由租车公司出租，法院认定被保险车辆用途发生了改变，依社会生活经验，不特定承租人的差异会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对于出租家庭自用车认定的不同，主要存在的分歧在于用途“改变”的认定。保险法律关系建立的基础是以投保时的预设的机动车用途平衡风险转移，用途的改变的参照物应该是投保时保单明确的用途，而不应当预设车辆在未实际使用时是无法确定用途的。在上述案件中，商业保险单均载明车辆为家庭自用，出租车辆是车辆用于营运的形式，而车辆用于营运较之于家庭自用，其危险程度明显不同。2．对于家庭自用车用于网约车、顺风车⑩是否导致机动车用途改变的认定的不统一在程某诉张某、某保险公司案件中(11)，张某驾驶自家车辆通过打车软件接单后发生交通事故，被法院认定为营运行为。而在李某诉某保险公司一案中(12)，李某驾驶自家车辆用于顺风车时发生交通事故，法院认定顺风车的目的在于互助，而非营运，李某并未改变车辆的使用用途。

（二）存在忽略适用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前提条件的问题在适用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相关条款时，应当对保险合同约定的相应条款的效力进行论证。这是基于保险人作为保险合同中的起草人，对于设定被保险人义务的条款，负有明确的说明义务。如果保险人未尽到说明义务，则约定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条款没有效力。法院不宜在不论证合同条款效力的前提下，直接判断保险标的是否存在危险显著增加情形。

三、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司法适用的规范建议

（一）统一认定机动车用途改变的尺度为了规范适用危险增加告知义务的情形，笔者认为应当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认定要结合客观事实及司法解释的综合因素。保险法司法解释（四）中对于综合因素的列举，是佐证危险增加的具体情形，仍需要结合客观事实考虑。具体到本文中所讨论的保险标的用途改变，需要明确是否存在用途改变的客观事实。对于车辆由非营运家庭自用改变为出租等营运行为，这种情形适用保险法第五十二条，但是不同法院对于是否构成危险显著增加的认定不同，笔者认为应当结合网约车的接单频率、收益情况和行程路线及时间等来断定。对于购买车辆用于营运这一行为，属于对于保险合同中明确的车辆用途的改变，无需明确参照物，其行为的客观事实即显著增加了危险性，而且这种危险性的增加是一种持续的状态。另一方面，鉴于目前社会公众的出行需求越来越多样化，为规范网约车出行活动，在立法层面，部门规章及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13)均对网约车进行规范。在认定网约车是否发生机动车用途改变时，也要结合部门规章等行政机关立法判断。譬如在李某诉某保险公司一案中，结合了《北京市私人小客车合乘出行指导意见》中对于顺风车概念的界定，认为顺风车是区分于网约车的一种互惠出行模式。因此，顺风车虽然需要借助网络平台，但其并不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限制，其性质有各地方人民政府的文件明确。

篇7

关键词：责任保险；保险市场；法律

责任保险，顾名思义是指保险公司承担，由被保险人的侵权行为而导致的应依法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特殊的险种。责任保险从本质上说是侵权行为之责任风险转移，是基于民事责任的一种分散和防范侵权损害的法律技术，是一种愈来愈被人们认可、重视并希望被用来规避责任风险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现如今，民事责任发生着急剧的变化，特别是在侵权责任领域，无过失责任范围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过错推定责任具有比以往更为广泛的普及，使得损害赔偿的程度有了大幅度提高，也使得加害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可能性和责任程度迅速增加，人们对民事责任的承担更加难以估计和预测，这也就促使加害人不得不寻找可以转化其民事赔偿责任的方法和途径，侵权责任制度的变化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近几年，我国责任保险得到了一定发展，但其规模和作用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需求。我们必须对责任保险市场存在及其发展的诸多问题做深入研究，以期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一、我国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环境要素

(一)责任保险市场的风险环境。风险环境是影响责任保险需求的首要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大，个人和组织的经济和社会活动在不断增加，所面临的事故风险也就会随着各种经济活动不断增加。西方工业化国家发展的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的区间，是各类事故和民事法律责任纠纷案件的高发期。有资料显示，全国平均每天发生7起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重大事故，每3天发生一起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每个月发生一起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别重大事故，每年因事故造成70多万人伤残，每年约70万人患各种职业病，每年发生的侵权案件约470多万件，涉案金额5900多亿元，而这些风险和涉案金额大多属于责任险承保的范围。

(二)责任保险市场的经济环境。保险业的发展又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责任保险的发展与一国的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责任保险的发达程度标志着一国保险业的发展程度。据预测，到2010年我国人均C－DP将达到1900美元，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保险业超过30％的年均增速，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们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的日益多样化，为责任险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近年来国民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第一产业比重日趋下降，与责任保险发展较为密切的第二、三产业，如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的比重则不断上升。煤炭、建筑已成为重要的支柱产业，而这些领域正是安全隐患较大，是责任事故的高发区，相反经营单位的风险承受能力却较弱，一旦发生事故，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难以得到保障，因此，责任保险在这些领域应该大有作为。

(三)责任保险市场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方面，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生死由命、息事宁人”等观念对人们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的主动维权意识较弱，遇到侵权事件发生时抱着能忍则忍的态度，放弃索赔，而致害人一方则以种种借口减轻经济赔偿甚至逃避责任。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于责任保险认知程度较低，保险意识不强也是现阶段存在的客观事实。但随着公众的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近年来由责任风险所引起的投诉和纠纷不断增加。公民维权、索赔意识的增强将为责任保险的发展创造有利的环境。

二、责任保险的法律环境要素

责任保险与法律的完善密不可分，一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和进步，有利于公众的维权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从而刺激责任保险的需求。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责任归责原则的发展与完善同步。责任保险发展的历史，是法律责任归责原则的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历史。国际司法界和保险界一般都认为，归责原则基本上经历了合同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和严格责任原则三个阶段：

第一是合同责任原则。最初的产品责任是一种合同责任，是以合同为基础和前提条件，受害者只有与生产者具有直接的合同关系，才能就因产品缺陷造成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害，对生产者或销售者提出请求赔偿的诉讼，否则无权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利。第二是过失责任原则。过失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过错而承担责任的原则，是以过错作为归责的最终构成要件，无过错即无责任，并不需要合同责任原则的契约关系。第三是严格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也称无过错责任原则或绝对责任原则，是指损害发生后，既不考虑致害人的过失，也不考虑受害人过失，只要有损害的结果发生，并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即使没有过错，致害人也要承担责任。严格责任原则以损害结果的发生作为归责的价值判断标准，受害方无须承担举证责任。比较过失责任原则而言，严格责任原则更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二)责任保险的发展与完善和法律的发展与完善同步。从责任保险的发展看，法律制度的变迁引发了符合时代潮流和市场需求的责任保险产品的变更创新，如：由于英国在1880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而有了专业的雇主责任保险公司的产生；英国的《1930年道路交通法》催生了强制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等；产品质量法的颁布也造就了产品责任保险，进而推广到食品和药品领域，以致到几乎所有工业制造产品领域，其他各种法律的颁布产生了药剂师、会计师、律师责任保险等等专业人士的职业责任保险。责任保险的发展和新险种的开发至今仍然活力无限。

关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我国《保险法》第五十条、五十一条、九十二条从法律层面给责任保险提供了框架，各种责任保险的法律体系目前正处在不断建设与完善中。随着加入世贸组织，我国废止、修订了大量不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和不符合世贸组织规定的法律文件，陆续颁布实施或修正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条例》、《道路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使各种侵权行为的审理有法可依、赔偿标准更清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责任保险也将成为政府部门运用商业手段代替行政手段管理企业的有效方式之一。

三、责任保险发展的趋势

(一)责任保险作为保险业务的发展趋势。首先，经济的发展必定促使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国际保险业的发展历史表明，责任保险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完善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提高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一方面，随着全球工业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大量新技术成果的广泛应用，工业事故、交通事故、环境污染、产品致人损害等事故必将随之增多，加之技术成果应用的大众化，使普通民众致他人人身或财产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大提高；另一方面，经济生活中纠纷的大量涌现，必将促使社会各界转而求助责任保险以转嫁其责任风险，从而促进责任保险的进一步发展。其次，责任保险本身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管理功能，使得许多国家认识并开始从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安定社会生活的战略高度来看待责任保险的发展问题，这无疑为责任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支持。

(二)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的发展趋势。责任保险与法律制度和法制环境息息相关。法律制度日益健全，为开发责任保险市场提供了较充分的法律依据。责任保险产生之本意在于填补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第三人利益而为损害赔偿所造成的损失。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保护受害人权益思想的发展，责任保险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新的建构体系正在逐渐展现。表现在：第一，在诸多领域责任保险由“自愿责任保险”向“强制责任保险”方向发展；第二，在所承保被保险人的行为方面，由承保被保险人“过失行为责任”逐渐走向承保被保险人的“无过失行为责任”的方向；第三，在责任保险的功能方面，逐渐由“填补被保险人因赔偿第三人所受之损失”转向以“填补受害人的损失”为目的的方向。

四、我国责任保险现状及滞后原因分析

(一)我国责任保险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尽管近年来责任保险在我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建设和谐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应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责任保险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商业保险中所占比例较低，其保险品种、技术含量、偿付能力、服务水平都与保险发达国家相差甚远，需要认真反思。

1、我国责任保险投保率极低。我国责任保险的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对滞后。根据保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责任保险业务的保费收入为34.8亿元，占全国财产总保费的4％左右，相比国际上责任保险占财产业务总量的15％的平均水平还有很大差距，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则更大。在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重甚至高达30％以上，像英国、德国等保险业发达的国家，责任保险占财产保险业务的30％左右；美国的责任保险业务保费收入在20世纪80年代竟占到整个非寿险业务的40％至50％。与国外相比，显然我国责任保险的差距还很大。

2、责任保险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我国的责任保险产品少，承保范围窄，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的需求。在4％的责任保险业务中。绝大部分是产品责任保险和雇主责任保险，而直接关系到千百万人切身利益的公众责任保险和医疗责任保险则少之又少。责任保险的投保率虽低，然而，频发的事故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却触目惊心。2003年12月23日，重庆开县天然气“井喷”事故，中石油付出了3000多万元的责任赔偿；北京密云“灯会”踩踏事故，密云县政府的财政也付出了几百万元的赔偿。然而，在许许多多诸如此类的事故中，由于责任方存在侥幸心理，投保不积极，保险并没能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公益性，大部分损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予以补偿，最终只能由政府善后处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

3、外资抢占中国市场。在国内责任保险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在保险企业对责任保险的推广还没有积极性的时候，外资保险公司已开始抢滩中国市场。我国在加入WTO后，保险市场已完全对外开放，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中国。市场主体的丰富，直接结果就是竞争日趋激烈，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相较于国内保险公司具有更多的风险控制经验和更成熟的保险产品。因此，给国内各保险公司以极大的挑战，严重影响了其积极性。

(二)我国责任保险滞后的原因。我国责任保险滞后是多方面的综合因素所致。

第一，公众的保险和维权意识较弱。由于我国现阶段保险知识仍未完全普及，很多人尚未形成主动的保险消费意识；还有一些人心存侥幸，对可能发生的人身和财产损失责任缺乏足够的重视。第二，责任保险产品质量有待提高。目前虽然市场中的责任保险产品为数不少，也不乏新型险种，但很多险种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先天不足”，如费率科学性问题、市场不完善、险种设计问题，产品的种种缺陷使责任险不能充分满足市场的需求。第三，缺少完备的法律体系支持。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是责任保险的基础，尤其是民法和各种专门的民事责任法律和法规。相比欧美一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民法体系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首先，现行的《民法通则》对于归责原则、赔偿标准等内容及条文解释及表述不够系统和完善；其次，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侵权法体系，如《产品责任法》、《劳工赔偿法》《隐私法》等法律的缺失，无法对于某些本来具有侵权性质的行为实现法律的硬约束。

五、发展和完善我国责任保险的对策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优化法律环境。当前，各项保护公民生命财产权益不受侵犯的法律不断完备，是发展我国责任保险的重要前提，如《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交通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大大地促进了责任保险的发展，但我国的民法体系还处于初建阶段，诸如产品责任、雇主责任等与现行责任保险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2、增加保险产品的有效供给。保险业应切实从市场需要人手，并作好前期的数据搜集，特别要调研司法案例中侵权案件的种类和赔偿额，研究和探讨产品费率、承保面、责任范围，以此保证开发出适销对路的产品。同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引进较为成熟的险种，并加以改造。

3、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范围。现阶段，在公众对于责任保险的认知度较低的情况下，有必要将一些责任风险事故频发、损害大、影响大的领域涉及到的责任保险通过立法或制度形式强制实行。如在煤矿、公共场所等高危行业和人群聚集的场所建立强制责任保险，强制企业或行业投保，使得一旦发生大的灾难事故，可以通过保险分散损失，既增加了企业的赔偿能力，也有效地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

4、需要构建专业化经营模式。责任保险虽属于财产保险的种类之一，但不同于狭义上的财产保险产品，其风险性质决定了其从费率的制定到赔偿方式的确定在某种程度上较其更为复杂。所以，财产保险公司如果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在增加了责任保险的保费收入的同时，也无形中加大了经营风险。针对这种情况，国家应该在已经成立的专业责任保险公司的基础上，鼓励建立更多的专门经营责任保险的保险企业，专业经营责任保险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5、积极寻求再保险市场的支持。责任保险具有涉及面广、运作复杂、风险大等特点。根据发达国家发展责任保险的经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律体系的健全，保险公司为了协调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和商业保险公司的赢利性目的，可能会承保一些高风险责任保险。对此，可以探索建立国内责任保险再保体系，或者与国际一流的再保公司建立再保渠道，在中国保监会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分保机制，有效化解责任保险的经营风险，增强风险防范能力，以确保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屏.我国责任保险市场供求环境分析[J].时代经贸，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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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工程承包 缔约过失 工程成本 过错赔偿

    一、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质疑

    建设工程质量合格但施工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工程价款如何确定，一直是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的问题。对此，司法实践中主要有四种处理方式：一是以工程定额为标准，通过鉴定确定建设工程价款；[1]二是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2]三是按实际完成的工程量套用国家定额标准计算工程直接费； [3]四是套用工程定额扣除计划利润。[4]

    2004年10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无效，但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承包人请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的，应予支持。”这一规定，解决了施工合同无效时工程价款的确定问题。

    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在确立“工程质量标准也可以高于合同的效力”[5]这一原则方面具有开创精神和积极意义。但是，该“解释”第二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一概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工程价款，在法理和实践层面存在许多问题，值得商榷。

    （一）从法理层面看，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有悖法律精神

    1、合同无效与价款约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六条规定：“无效的合同或者被撤销的合同自始没有法律约束力。”也就是说，一旦施工合同无效，其工程价款的约定就归于无效。“所谓无效就是说不能按照行为人意思表示的内容发生民事法律效果，但并不是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它还要产生一定的无效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不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所追求的，而是由法律规定的。”[6]“无效是指法律行为当然、自始、确定不发生的效力。”[7]据此，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工程施工合同无效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并不符合法律规定。

    2、合同无效与工程成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特殊性，合同履行的过程，就是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过程。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已经履行的内容不能适用返还的方式使合同恢复至签约前的状态，而只能按照折价补偿的方式处理。[8]据此，施工合同无效，发包人折价补偿承包人财产的，应当是承包人“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在建筑产品”的价值，即工程的施工成本。工程发、承包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的工程价款不可能就是工程成本。因此，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施工合同无效参照合同约定结算工程价款也不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返还财产或者折价补偿的处理原则。

    3、合同无效与过错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八条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根据这一规定，对施工合同无效负有过错的当事人，应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依各自过错大小相抵后赔偿对方损失。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不考虑无效施工合同当事人的过错及合同当事人的损失，规定一概参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价款，也有违合同无效须依过错承担赔偿责任的法定原则。

    （二）从实践层面看，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无法科学、公正地解决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复杂、专业问题

    1、有损合同价款低于工程成本的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的权益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建筑市场属于发包人的市场。发包人在签订合同时往往把工程价款压得很低。工程承包后，有的承包人又常常以分包的名义把工程转包或者肢解分包，从中赚取差价。工程一旦转包或者分包，甚至层层转包或者层层分包，工程价款就必然层层相应降低，实际施工人约定取得的价款低于工程成本的情形就在所难免。笔者曾经过两起隧道施工工程案件，这两起案件承包人转包的价款还达不到工程定额预算甚至发包价款的一半，显然大大低于工程成本。 [9]在此情形下，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要求实际施工人一方面要保证工程质量，按合格的工程施工，另一方面又只能取得合同约定的价款，即取得低于工程成本的工程价款，这对承包人实际施工人来说，明显显失公平。

    2、不能体现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专业性与科学性

    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是专业性很强的民商案件，许多专业问题都离不开鉴定。但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却一味排斥鉴定。“解释”的制定者认为，“如果按照工程定额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市场价格信息作为计价标准计算工程的造价成本，都需要委托鉴定。势必增加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扩大当事人的损失，案件审理期限延长，不能及时审结案件”：“参照合同约定确定工程款额符合签约时当事人的真实意思，且有利于保证工程质量，平衡双方之间的利益关系，便于人民法院掌握施行，对一部分案件而言，可适当简化程序，减少当事人诉累。”[10]这种为简化程序而排斥鉴定的观点，甚至置具有科学性、法规性、时效性等特点的工程定额[11]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确定工程价款所必需的市场价格信息于不顾的做法，无异于是把高度专业、复杂的工程施工合同案件当作简单、普通的借贷案件处理，不能不说是以效率牺牲公正，以简单代替科学。这对解决工程合同纠纷案件的专业、复杂问题十分不利。

    3、没有解决施工合同被撤销时的工程价款确定问题

    现实生活中，不能排除发包人以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手段与承包人签订合同，或者承包人因重大误解与发包人签订合同，导致合同约定的工程价款低于工程成本、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请求撤销合同约定计价方式的情形。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对此没有作出规定，无法解决司法实践中合同被撤销后工程价款如何确定的问题。

    二、平衡工程发、承包双方利益关系又能保证工程质量的关键在于工程价款不能低于工程成本

    在工程发、承包活动中，工程价款不得低于工程成本，这既是保证工程质量的需要，也是平衡工程发、承包双方权益关系的支点。即无论施工合同是否有效，既能保证工程质量，又能合理兼顾工程发、承包双方权益的在于工程成本，而非合同约定。这正是法释[2004]司法解释第二条所忽略的。

    （一）工程价款不能低于工程成本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投标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报价竞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建筑工程造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发包单位与承包单位在合同中约定。公开招标投标的，其造价的确定，须遵守招标投标法律的规定。”

    国务院《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不得迫使承包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竞标”。

    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建筑市场管理规定》（1991年11月21日）第二十二条规定：“承发包合同的签订，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地方的价格政策、计价方法和取费标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随意扩大计价的各项标准，不得任意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

    因此，不能低于工程成本承、发包工程，这是工程承、发包双方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应是处理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的一项基本原则。

    （二）确定工

程成本的理论及实证简述

    1、国外或其他地区的工程成本确定方法

    在英国，贸工部的建筑市场情报局和国家统计办公室共同负责收集整理并定期出版发行有关建筑相关信息和统计资料。工程造价信息的往往采取价格指数（price indices）、成本指数（cost indices）的形式。估价师根据价格指数或成本指数可以估算工程成本。[12]在美国，“承包商的报价由工程成本和利润两部分组成”。美国的工程估价体系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要件，即工程成本编码，由美国建筑标准协会（CSI）……[13]在香港，“大部分投标者都是根据自己的造价成本加上利润作为投标价，在很多情况下，不同的投标者的造价成本有可能很接近，甚至一样，但是利润的估计不同”。香港地区也工程成本指数和价格指数，分别依据建造成本和建造价格的变化趋势编制。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本指数要属建筑署的建筑工料综合成本指数、劳工指数和建材价格指数。[14]也就是说，从国外或者其他地区的工程造价管理可以看出，工程成本的确定均有据可循。

    2、我国工程成本的确定方法

    建设部、财政部印发的《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建标[2003]206号）规定：建筑安装工程费由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组成。直接费由直接工程费和措施费组成：直接工程费是指施工过程中耗费的构成工程实体的各项费用，包括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包括环境保护费、文明施工费、安全施工费、临时设施费、夜间施工费、二次搬运费、大型机械设备进出场及安拆费、混凝土、钢筋混凝土模板及支架费、脚手架费、已完工程及设备保护费、施工排水、降水费等10项费用。间接费由规费和企业管理费组成：规费是指政府和有关权力部门规定必须缴纳的费用，包括工程排污费、工程定额测定费、社会保障费、住房公积金、危险作业意外伤害保险费；企业管理费指建筑安装企业组织施工生产和经营所需费用，包括管理人员工资、办公费、差旅交通费、固定资产使用费、工具用具使用费、劳动保险费、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财产保险费、财务费、税金及其他等12项费用。利润是指施工企业完成所承包工程获得的盈利。税金是指国家税法规定的应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内的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等。

    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2001年11月5日）第五条规定：“施工图预算、招投标底和投标报价由成本（直接费、间接费）、利润和税金构成。其编制可以采用以下计价方法：（一）工料单价法。分部分项工程量的单价为直接费。直接费以人工、材料、机械的消耗量及其相应价格确定。间接费、利润、税金按照有关规定另行计算。（二）综合单价法。分部分项工程量的单价为全费用单价。全费用单价综合计算完成分部分项工程所发生的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第十条规定：“对是否低于成本报价的异议，计标委员会可以参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计价办法和有关规定进行评审。”第十二条规定：“合同价可以采用以下方式：……（三）成本加酬金”。

    根据建设部、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工程成本的构成及其确定十分具体、明确。也就是说，在施工合同纠纷案件中，工程施工成本的确定不仅有据可循，而且已经法定化。

    3、司法实践中对工程造价成本认识的观点及误区

    第一种观点认为，造价成本按照当年适用的工程定额标准由鉴定机构计算。理由是，国家没有对建筑工程的造价成本规定计算标准的情况下，建设部及各地建筑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定额标准，属于行业标准，应当参照执行。[15]

    这种观点的误区在于：一是把国家颁发的工程定额标准和工程成本标准混为一谈。二者的区别在于，工程定额包含工程利润，工程成本不应包含利润；二是错误认为“国家没有对建筑工程的造价成本规定计算标准”。实际上国家对建筑工程的造价成本已经规定了计算标准，那就是工程成本包括工程直接费、间接费。

    第二种观点认为，造价成本按照建设行业主管部门的市场价格信息计算。理由是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就计算工程造价成本制定的定额标准往往跟不上市场价格的变化，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市场价格信息，更贴近市场，更接近建筑工程的实际造价成本，有利于保护当事人利益。[16]

    这种观点的误区是把工程定额和市场价格信息相对立。实际上，工程定额“直接表现为完成每一单位建筑安装项目所消耗的人工、材料、施工机械台班数量及其基价的标准数值”，是一种“计价的依据”。[17]根据工程定额计算工程造价，必然需要根据当地市场价格信息，如地材价格信息。这一观点还有一个错误，就是只说明计算工程成本的价格依据，没有说明工程成本的计算范围。

    第三种观点认为，造价成本为合同约定的工程款中的直接费与间接费，不包括利润和税金，利润和税金为损失。理由是，因合同中对于工程款项的支付标准约定明确，便于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同时由于是当事人自行约定，利于当事人接受。但是，合同无效，承包方不应依据无效合同取得利益，故而其不应取得合同约定工程款中的利润。税金是履行合同应当缴纳的，无效合同的不得履行性，导致承包人不应取得发包人支付的税金。[18]

    这种观点认为工程成本包括直接费和间接费是符合建设部规定的，但按照合同约定确定直接费、间接费的观点又有不妥。因为，如果合同约定后工程量发生变更，其中直接费、间接费也就相应变更；既然合同无效，其对直接费、间接费的约定也归于无效，直接费、间接费的数额就应根据有关规定据实确定。同时，这种观点认为“无故合同的不可履行性，导致承包人不应取得发包人支付的税金”也有不当。既然合同已经履行，且发包人已经取得履行利益，再以“无效合同的不可履行性”作为发包人不支付承包人税金的依据难免强词夺理。至于发包人是否应向承包人支付税金，关键是看承包人是否需要缴纳税金：对于建设单位向承包人发包的工程，不管合同是否有效，只要承包人取得工程款，就应向国家缴纳税金（即营业税及其附加），即使合同无效，发包人也应向承包人支付税金；对于分包或者转包的工程，由于承包人已经缴纳了税金，按税法规定，分承包人或者转承包人无需再缴纳税金，则分承包人或转承包人也就不存在取得税金问题。

    三、施工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但工程质量合格的工程价款确定应遵循的原则：补偿成本+过错赔偿

    1、补偿成本

    如前所述，能够确保工程质量并且平衡发、承包双方利益关系的是工程成本。施工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由于承包人在施工过程中已将劳动和建筑材料物化到建筑产品中，返还财产已不可能，只能折价补偿已物化到建筑产品中的劳动和建筑材料价值，这一价值即施工成本。根据建设部《建筑工程施工发包与承包计价管理办法》第五条的规定，施工成本应为工程直接费、间接费，其数额的确定可以根据《建筑安装工程费用项目组成》的规定，按照工程定额和相应的取费标准计取。

    2、赔偿损失

    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赔偿对方的信赖利益损失。[19]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范围包括三个方面：①缔约费用。如为订约而赴实地考察的费用，为订约而支付的往来函电的费用；②履行费用。这又包括准备履行支出的费用和实际履行支出的费用，如为运送标的物或受领对方给付所支出的费用。③合理的间接损失。如由于信赖合同将要成立而与对方订立无效合同，从而丧失与第三人订立有效合同的机会而产生的损失。需要指出的是：缔约过失的赔偿范围不同

于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缔约过失赔偿的范围仅限于信赖利益的损失，即当事人因信赖合同有效和对方将履行而支付的费用和代价；违约赔偿的是期待利益的损失，即当事人通过合同履行所获得的利益（如履行利益和利润收入）。也就是说，在合同被确认无效或者被撤销以后，当事人所应获得的信赖利益的赔偿数额不应超过有效且得到实际履行的情况下所应获得的全部利益[20].如果双方都有过错，应适用过错相抵原则，即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来确定其相应的赔偿责任。

    就工程施工合同而言，如果合同无效但工程质量合格，则承包人的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范围应包括：①签订合同的费用；②工程施工的费用。其中应包括承包人收取工程款后向国家缴纳的税金；③间接损失。经鉴定确定合同约定的价款高于工程成本，即工程承包产生利润的情形下，该利润可视为承包人的信赖利益所得，由发包方赔偿。但根据无效合同的信赖利益赔偿范围不应超过有效合同期待利益赔偿范围的法理，承包人的间接损失仅限于工程成本和合同约定之间的差价；如果合同约定低于工程成本的，则不赔偿其利润损失。

    3、适用规则

    实务操作中，对“补偿成本+过错赔偿”的适用规则可由承包人通过诉讼请求确定，并进行选择：

    ①如果承包人认为合同约定的价款高于工程成本和信赖利益损失，则可以直接请求发包人按照合同约定的数额或者计价方式支付工程价款，该价款直接视为成本补偿和过错赔偿数额；

    ②如果承包人认为合同约定的价款低于工程成本和其信赖利益损失数额，则可以既请求补偿成本，又请求赔偿其信赖利益损失，但应当举证证明工程成本和信赖利益损失数额。

    四、结语：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的修正

    综上所述，鉴于法释[2004]14号司法解释第二条存在法理及实证上的缺陷，笔者认为该条内容应作如下修正：

    工程建设施工合同无效，但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或依法视为合格的，发包人应当参照合同约定向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计付工程价款；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举证证明参照合同约定计取的工程价款低于工程成本，发包人应当补偿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工程成本；对承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在工程成本之外的其他损失，由双方当事人按过错承担责任。

    注释：

    [1] [2]参见孙小光：《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等编：《公检法办案指南》，2004年第12辑（总第60辑）。

    [3]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施行后房地产开发经营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闽高法[2000]361号）第22条。

    [4]最高人民法院审理上诉人贵州黔民水泥厂与被上诉人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衡阳建设公司、中国航空港建设总公司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认为黔民水泥厂在与衡阳公司订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时尚未取得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在合同中设立垫资条款，合同无效，判决黔民水泥厂支付衡阳公司的工程款中扣除了定额利润。该案例详见王元翔编著：《建筑法案例精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第1次印刷，第6～11页。

    [5]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42页。

    [6]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221页。

    [7]王泽鉴：《民法总则（增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第479页。

    [8]《依法保护当事人权益 促进建筑市场健康发展──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就答记者问》，载2004年10月27日《人民法院报》。

    [9]这两起案件分别是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的[2000]漳民终字第419号案、广州铁路运输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2004]广铁中法民初字第10号案。

    [10]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11月第1版，第37～38页。

    [11]工程定额是国家根据各时期工程建设的实践，经测定、调查、测算确定的生产单位建设工程产品所消耗的人工、材料、机械台班以及有关费用的社会平均水平标准。定额由国家建设主管部门，具有法律性质。它以实物量和计算规则为主，具体由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国家有关部门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和特点制定实施办法，各地区、各部门据以制定工程单位估价表、取费标准、概算定额等，并依此来编制确定工程造价。这就是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定额计价”的工程造价管理制度。因此，工程定额具有科学性、实践性、法规性、系统性、统一性、稳定性和时效性。参见张月明等编：《清单计价及招投标660问》，中国市场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13～14页；张国珍主编：《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9页。

    [12]参见郝建新：《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惯例》，天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1版，第40～53页。

    [13]同[12]，郝建新：《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惯例》，第82～93页。

    [14]同[12]，郝建新：《工程造价管理的国际惯例》，第110～120页。

    [15][16]同[10]，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36页。

    [17]张国珍主编：《建筑安装工程概预算》，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8页。

    [18]同[10]，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第36～37页。

    [19]有关缔约过失责任及信赖利益损失的概念、适用规则等问题，参见王利明：《违约责任论》第十五章“缔约过失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第594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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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校企合作 高职保险实务 教学改革

随着保险监管制度的日益完善及保险市场运行机制的日趋规范，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愈发体现为保险营销人才的竞争，兼具保险专业知识、服务创新意识和保险产品营销能力的高职毕业生成为各保险公司争抢的热点。保险公司对其从业人员综合素质要求的提升，促使高职院校保险实务课程培养目标的定位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革。传统的以课堂理论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课程培养目标定位的要求，加强校企合作是高职保险实务课程改革的大势所趋。

一、当前高职院校保险实务课程教学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双师素质型教师匮乏

保险实务课程主要对接保险人岗位，实践性极强，对学生保险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起着支撑作用。因此，保险实务课程对授课教师素质要求更高，教师既要掌握扎实的保险基础理论知识，又要熟悉保险人岗位的各项业务流程，同时还需要具备丰富的营销技能。而现实情况是，多数高职院校保险专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师资储备不足，专业教师队伍中“双师型”素质教师和企业长期兼职教师占比低，大部分教师仍然是从学校到学校，从理论到理论，没有保险公司的从业经验。[1]教师实践经验和实践技能的缺乏严重制约着保险实务课程教学的效果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保险实务课程实训教学不到位

完整的实践教学内容体系应包含基本技能、专业技能、综合技能三大模块的训练，贯穿于保险实务课程的课内实训环节、实训室专项实训环节、第二课堂素质拓展环节、技能竞赛环节、校外顶岗实习环节。当前许多高职院校的保险实务课程只注重于对保险基本技能（投保单填写、保险条款解读等）的重复训练，而对于保险从业尤为重要的“职业礼仪、陌生拜访、营销话术、保险规划、销售促成”等核心技能缺少必要的训练。[1]对保险行业以“诚信”为核心的职业道德教育缺失，第二课堂和技能竞赛环节未与课程的教学目标统筹考虑，针对学生综合技能培养的顶岗实习缺乏有效监控。

（三）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脱节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职院校的保险实务课程课程标准及教学大纲的制定仍然是封闭式的，缺乏保险公司的有效参与；教材及授课内容依然围绕学科的系统性进行，授课内容与实际岗位工作任务脱节；教学方法和手段单一，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的理论讲授为主。

（四）考核方式不科学

多数高职院校保险实务课程评价仍以理论知识记忆为主体，没有重点关注学生在技能竞赛和实践中的动手能力、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尤其是在现行的高校实践教学环节中占比重最大的顶岗实习，其完成情况主要通过提交实习手册这一单一的形式来确认，其他如假期撰写社会调查报告、主动参加生产实践活动等实践学习任务则缺乏有效途径来证实和检验。

二、构建基于企业需求的校企合作机制是课程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障

随着对职业教育理念的理解不断深入，各高职院校都把校企合作作为课程改革的必由路径。然而，由于当前校企合作双方主体利益诉求的不同，校企合作过程中往往是学校一头热，而学校能为企业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与企业的预期相距甚远，企业在度过最初的憧憬期后便丧失合作的动力与热情，导致大多数高职院校的校企合作流于表面形式。[2]校企合作深度和广度的不足直接制约着课程教学改革的内涵与效果。因此，从保险公司的需求角度出发，与保险公司建立双赢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成为深化保险实务课程教学改革的前提与保障。

保险公司不是公益机构，其参与校企合作必然服务于其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如果保险公司在与学校合作过程中只是一味向学校输血（提供实习基地、提供实训师资、参与专业建设等），而不能从校企合作过程中获取相应的利益，保险公司必然会失去合作的动力与热情，合作也不会持久。保险公司参与校企合作的初衷是看重于高职院校巨大的市场潜力和人才储备优势：高职院校教师待遇好、收入稳定，是车险、投连险、分红险、子女教育规划保险、健康保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主体；高职院校学生规模庞大，成千上万的学生背后是成千上万个家庭，市场容量很大；高职院校毕业生资源丰富，不乏既掌握扎实的保险理论知识，又具备良好的营销技能的优秀人才。

高职院校应转变校企合作理念，主动服务保险公司。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高职院校要牢固树立为保险公司服务的思想，把为其服务视为自身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寻求为其提供服务的领域和方式。高职院校可在校内为保险公司提供办公场所开设校中厂――保险产品销售中心，鼓励和支持教职员工在项目中心购买车险等保险产品；高职院校可邀请保险公司定期来校向广大师生做保险理财知识讲座，增强师生保险意识，激发保险需求和购买欲望；高职院校可以为保险公司定向培养人才，将那些有意愿从事保险销售业务的学生集中组建订单班，按企业的标准与要求执行教学计划，为保险公司输送一批批极具发展后劲的保险专业人才。只要确实站在保险公司的角度，将保险公司视为自身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必能使保险公司真正感觉到校企合作是其自身发展的需要，有效地激发保险公司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保险公司只要在校企合作过程中充分感受到学校服务于企业的诚意，并收获一定的经济效益，保险公司才会更主动、更深入地迎合学校的合作需求，积极参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材编写、实训教学、技能鉴定、课题研究、师资培训、考核评价、实训基地共建等工作，使校企合作的内涵得到实质性深化。

三、基于校企合作的保险实务课程改革的思路

（一）校企合作，打造专兼结合的高素质双师型教学团队

双师型教学团队的建设既要走出去，又要请进来。走出去，是鼓励与支持高职院校保险专业教师利用假期及课余时间在保险公司挂职锻炼，直接从事保险公司一线销售岗位，这不仅能使专业教师的实践销售技能得到锻炼与提升，还能使专业教师对保险公司人才需求与岗位能力要求有更感性的认识，更好地服务于课程教学改革。请进来，是邀请保险公司人力部门管理人员加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探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改革方案，聘请保险公司销售精英担任兼职教师，协助完成实训教学任务及校外实习指导任务。[3]

（二）校企合作，开发基于岗位能力的教学项目与教学内容

在充分考虑高等职业教育“理论够用”的要求下，理论知识的选取紧紧围绕保险人岗位工作任务完成的需要来进行，兼顾保险从业人员相关职业资格考试对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要求，实现理实一体和课证融合。[4]在保险公司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围绕保险人保险规划方案设计、保险产品销售与咨询等核心职业能力，以真实工作任务为载体，将教学内容设置成五个理论教学项目（认识风险与保险、保险原则解读、认识财产保险产品、认识人身保险产品及熟悉保险监管制度）和六个实训项目（保险需求分析、保险规划方案设计、保险职业礼仪训练、保险销售技能训练、保险单证填制、保险承保与理赔）。

（三）校企合作，创新教学模式，改革考核体系

灵活运用项目驱动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仿真教学法和角色扮演法，推行保险实务课程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一体化、教学内容与工作任务一体化、教学场所与实践场所一体化、考试与考证一体化的教学模式。研究保险实务课程“工学交替”、“企业课堂”实施方案，将保险实务课程中操作性很强的实训教学项目，如保险营销技能训练、承保与理赔教学项目等移到保险公司及实际工作环境，由保险公司的兼职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客户拜访、话术演练，实现学习和工作零距离结合，使学生在做中学，学中做。改革学生能力考核与评价体系，突出保险职业能力培养的目标。以职业能力考核为中心，采取理论笔考、技能竞赛表现、实战演练综合测评等相结合的多样化手段对学生能力进行考核与评价，突出“过程化、能力化、成果化”三原则。

（四）校企合作，开展保险技能竞赛，以赛促学

在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的统筹下，与保险公司充分沟通，共同制定基于保险行业标准的保险规划方案设计竞赛和基于真实产品销售的保险产品营销竞赛实施方案。通过技能竞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并让学生在竞赛过程中巩固已学过的知识和技能，培养实践技能，实现以赛促学的目标。

（五）校企合作，共建保险实务课程教学资源库，为学生搭建自主学习平台

保险公司经过多年的积累，总结出了许多销售经典话术、陌生拜访技巧，拥有丰富翔实的销售成功案例、骗保案例、核保疏漏案例、理赔纠纷案例等，这些资源是高职院校所欠缺的，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十分有益。

四、基于校企合作的保险实务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成效

保险实务课程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课程教学团队于2012年9月全面启动基于校企合作的课程教学改革。教学团队运用系统化的思维统筹教学改革，深入研究保险公司与学校校企合作的利益结合点，从与友邦保险广州分公司建立互惠互利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着手，将深化与保险公司校企合作的层次和内涵作为保险实务课程改革的切入点和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学校与友邦保险广州分公司完善了互聘机制，保险公司每年接受专业教师下企业实践锻炼，熟悉保险公司业务，学校吸收保险公司管理人员加入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每年选聘优秀保险公司员工担任实训指导老师和校外实习指导老师；保险公司专业人员全程参与保险实务课程教学项目的设置，根据保险人的实际岗位任务，构建了集理论、方法、实践操作为一体的教学内容体系，有效促进了“任务驱动、项目导向”教学方式的推行；友邦保险广州分公司在学校设立保险产品项目中心，吸收那些取得保险人证书的同学进项目中心开展车险业务，项目中心每年五一前夕和十一前夕举办保险产品营销竞赛，主打产品是旅游意外伤害保险，让学生在真实的产品销售中得到锻炼和提升。

保险实务课程教学改革实施一年多来，金融专业学生对保险课程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显著增强，教学效果明显改善，学生参加保险销售人员资格考试的通过率接近100%。与此同时，学生对保险行业的看法有了极大的改观，对保险人岗位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对于职业发展的定位也进一步明晰，有志于从事保险销售的学生大幅增多。教学改革的推进，极大提升了2010级和2011级友邦保险订单班的学生的保险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绝大多数订单班学生一毕业就能顺利进入保险公司熟练展业，基本实现了学校教学与保险从业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1]刘爱华.高职保险实务专业发展困境与对策思考[J].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12）.

[2]谢朝德.论保险专业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

[3]张伟贤.校企合作背景下的高职课程改革的实践与思考[J].教育与职业，2011（7）.

[4]潘红艳.以项目为核心的校企合作课程建设模式探索[J].职业教育研究，2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