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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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经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 F7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8）11－0074－03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的世纪。知识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知识、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更加密切，科学知识、科学技术、智力资源取代自然资源，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决定性因素。技术、知识的比较优势完全超越了传统的资源比较优势，使得传统的以资源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古典贸易理论面临巨大挑战。国际贸易新理论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以知识为基础，从不同角度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修正和发展，用包括规模经济、递增回报、垄断竞争和技术动态变化等因素进一步解释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一、知识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

对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研究首先始于林德的差异产品的偏好相似理论。他认为消费者对垂直差异产品的不同偏好是引起产业内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用水平差性产品和消费者的偏好需求特征解释产业内贸易。20世纪80年代中期，克鲁格曼通过进一步研究,将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引入产业内贸易理论,提出了包含规模经济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内贸易理论。至此,以产品差异理论和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贸易理论基本成熟。该理论认为，在规模经济发生作用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追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对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从而是对获得超额利润的追求是贸易产生的动力。同时,规模经济理论和产品差异理论暗含即使在不存在技术水平差异和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之间也存在国际贸易，解释了战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贸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继续迅猛发展,不仅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发展迅猛,而且发达国家同新兴工业国间的产业内贸易也蓬勃发展。这主要是因为以创新、开放和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到来使产品差异化程度提高和经济规模扩大。首先，从产品差异理论角度考虑，商品的水平和垂直差异――即商品品种和质量高低主要受生产技术、知识、设备、管理水平等因素决定，也就是说产品差异是由各国生产商品的知识、技术差别决定。因此，表面上表现为品种差异或质量差异的产业内贸易的核心是知识含量和技术含量的差异。随着知识经济的时代的到来，各国普遍增加R&D投入，创新成果不断出现，各国知识、技术含量越来越不同，导致了产品差异化程度的增加。一方面，知识的外溢和技术转移、国家之间类似的相当水平的R&D开支和技术模仿过程，使产品水平差异不断扩大，水平差异性产业内贸易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商品的差异化创新很容易引起产品质量上的区别，而导致垂直性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其次，以开放性、全球性为特点的知识经济的来临打破了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间的矛盾，为各国进行差异产品的规模生产创造了条件。在一定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①。相似产品种类越多，其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小，产品成本和价格越高，二者中任何一种效益的增加必然以牺牲另一种效益为代价。在国内市场和有限的国外市场范围内，这种矛盾就更加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全球流动的生产要素必然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为各国的规模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二、知识经济与规模经济理论

克鲁格曼在分析贸易理论时将规模经济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1]内部规模经济是以规模收益递增为基础，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单个厂商的生产规模，而不是其所在行业规模；外部规模经济则是外部经济性，指单位产品成本取决于行业规模而非单个厂商的规模。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划分对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的研究有重大意义。

1.规模收益递增与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收益递增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假设基础，替代古典贸易理论的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条件，更现实地解释了发生在资源、技术、禀赋相似国家间的国际贸易，指出国际贸易的动力是企业追求规模经济的结果。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核心是技术进步和创新。知识经济时期，一方面知识、技术对传统产业升级改造，极大地提高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更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另一方面，知识作为一种独立的商品，虽然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是知识自身的低成本可复制性，使其较规模经济具有更大的利润垄断能力。

2.外部性与国际贸易理论

外部性包括知识、技术外溢效应和市场规模效应。同内部规模效应一样，外部规模效应在国际贸易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外部性的市场规模经济效应认为企业的贸易优势不在于绝对要素优势差异，而在于某行业某时点的发展规模。当存在外部经济且其他条件相同时，大规模从事某一行业产品生产的国家往往具有形成行业规模的优势。这种行业优势有利于技术、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能够在自身企业规模不变的条件下增加经济利益。知识经济时期，外部性主要表现为知识在国际贸易中的溢出效应及其对各国贸易的影响。知识溢出一方面使发展中国家通过知识积累和干中学缩小了同发达国家间的技术差距，同发达国家间开展产业内贸易越来越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外溢成为推动发达国家进行技术竞争、创新的重要力量，大大促进了发达国家间的产业内贸易。

三、知识经济与垄断竞争理论

垄断竞争是不完全竞争的一种，在目前国际贸易分析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垄断竞争主要用来说明贸易是如何解决各国面临的规模与种类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垄断竞争理论认为在垄断竞争行业中厂商数目和它们的定价受市场规模的影响，在较大的市场中通常有较多的厂商，且每个厂商有更大的销售量，消费者还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获得丰富的商品。通过国际贸易就可以创造出一个比任何国内市场都要大的世界市场。

垄断竞争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结合的产物。首先，产品差异和垄断竞争相互作用。产品差异使一个厂商在确定它的产品价格时具有一定的垄断力量，但它不可能完全垄断，因为总是存在其它功能相同的替代品同它竞争，产品差异化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市场格局。同时，一国消费者因收入水平和偏好对差异产品有不同需要，垄断竞争恰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差异化和多样化；其次，产品差异化又和规模经济密切相关。厂商为获得规模经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竞争优势只能生产差异化产品。而垄断厂商在进行差异生产时，总是尽量使其产品差异化更多的反映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生活方式和特征，以便更好地利用规模经济，创造贸易优势。

垄断竞争理论实质上还是利用规模经济而引致价格成本上的竞争优势。这同传统经济理论是一致的。传统经济理论强调成本的决定作用，认为低成本是扩大国际贸易的有力手段，即成本高就缺乏竞争优势，成本低就具有竞争优势。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不再满足于技术进步、规模经济引致的低成本所形成的暂时性垄断竞争,而是依靠长期知识领先而表现在商品质量、品种上对消费者形成的持续购买欲望和声誉的垄断。这种声誉优势并非短期内形成，且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发挥垄断作用。因此，在全球化、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不仅仅是根据成本比较优势和生产要素丰缺形成，而是越来越靠知识、技术的结合而产生的“明星效应”对消费者形成吸引力而形成的。

四、知识经济与产品周期学说

20世纪60年代中期，雷蒙德•弗农第一次提出产品具有诞生、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周期。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阶段、产品成熟阶段和产品标准化阶段。新产品阶段是指创新国发明制造了该产品，并且垄断了这个产品的世界市场；产品成熟阶段指新产品的样型和性能都已经稳定，竞争优势由技术密集型国家向资本密集型国家转移；产品标准化阶段是指产品已经实现标准化生产，生产技术广为扩散，变得普遍、简单，竞争优势由资本密集国家向劳动密集国家转移，因而更适合发展中国家生产，最后这些国家成为这种产品的主要出口国。接着，美国学者威尔斯进一步发展了弗农的产品周期学说。他把弗农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三阶段细分为两个阶段：模仿国产品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创新国产品进行竞争的时期和在创新国开始了进口竞争时期。这样就形成了目前的产品周期论。这个理论包括：第一阶段是创新国对某一新产品的出口垄断时期；第二阶段是其他发达国家生产者开始生产这种新产品时期；第三阶段是外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进行竞争的时期；第四阶段是再创新国开始进口竞争时期。

不难看出，产品周期学说是从技术创新、技术传播的角度分析国际分工的基础和贸易格局的演变。这一理论是对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的一大贡献。但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产品周期理论日益显得陈旧。首先，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知识的全球传播，使产品的生命周期逐渐缩短，甚至消失。大量资料证明，在20世纪头十年，新技术的生命周期约为40年，到30年代降为25年，50年代约为15年，70年代又缩减到8～9年，80年代是3～5年，而到2000年仅不到12个月，特别是IT产业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寿命周期仅仅3～6个月，呈现出急剧下降的趋势。这正如美国未来学家莱斯特•瑟罗所说：“所谓‘产品周期’已不复存在。” 他认为“反推制作工艺的发展，和那些只要能把生产成本降到最低水平就有兴趣运用他们技术的跨国公司的发展，导致新产品技术的流动几乎和资本及自然资源的流动一样快。拥有专利的新产品技术未必在它的产地被使用，也未必是资助该技术的人在使用”[2]；其次，国际贸易的载体――跨国公司逐渐形成“双层网”结构，大大减少了技术的转移。经典的跨国公司理论认为母公司是中枢神经，是技术创新的发生地。母公司同国外子公司之间是具有向心力的“网”，即国外子公司以母公司为核心，接受母公司的产品创新和技术转移。这就是弗农产品周期论的雏形和理论来源。但是二战后，特别是受知识经济的影响，传统的由“向心力”形成的内部网的作用逐渐削弱，而由“离心力”构成的外部网却不断得到加强。所谓外部网是相对于内部网而言，指子公司不再完全依赖母公司，拥有自己独立的科研机构和创新产品，同东道国其他企业合作，形成外部“局域网”。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外部“局域网”的集中地。当前，IBM、SUN、宝洁、杜邦、联合利华、诺基亚、爱立信、摩托罗拉、日立、松下、诺和诺得、罗克威尔等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百余所研究机构或实验室。这种内部网和外部网并存、共生就形成了典型“双层网”现象。很明显，“双层网”必将大大减少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技术和创新产品的转移。“双层网”是跨国公司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以加速利用全球技术资源、建立全球的新网络、进行全球技术开发的策略的结果。

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理论的新解释

伴随知识经济的临近和产业内贸易继续蓬勃发展、范围的不断扩大，新的贸易问题不断被提出。美国和日本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上是相似的，但为什么美国出口反映了个人智慧的产品和服务，例如软件产品和金融服务，而日本在生产精密制造品方面处于领先地位，例如汽车和高质量的电子产品；在具有同样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比率的德国和意大利，为什么意大利的国际竞争力在于家具、服务设计等依靠少数杰出人物智慧的部门，而德国的比较优势在于制造业方面，出口客车、机械设备和化工产品。国际贸易新理论只解释了技术水平相近，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间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可能，并没有解释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克鲁格曼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历史和偶然因素决定，没有深刻探讨其背后的经济规律。

格罗斯曼和麦吉认为当前的国际贸易格局是建立在技术的不同性质上[3]。他们认为技术的不同性质导致了各个国家不同的人力资源分工以及不同等级人力资源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进一步决定了各国不同的生产优势。技术根据性质的不同分为两类：一类是满足Super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这种技术符合“O――圆圈生产函数”，即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是连续的，任何一道工序的失败或质量差异，都会导致整个工程的失败，这就决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必须是互补的②。精密机械多要求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配置。另一类是符合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的技术。Submodularity生产函数指一部门的出色完成，会减少其他部门出色完成的需求，这就决定了整个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的配置是“高―低”模式，否则会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这种“高―低”模式有利于创新或技术难题的解决。因此尽管美国和日本、意大利和德国在人力资源和资本要素的比率上相同，但由于美国和意大利在其人力资源的配置上属于“高―低”模式，更有利于表现个人创新，这两个国家分别在软件产业、金融服务业和设计服务业具有竞争优势，而日本和德国采取互补的人力资源配置，更有利于精密机械设备的生产。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一国进行特定商品贸易的原因。

[注 释]

①尤其在封闭的经济条件下，产品差异和规模经济是负相关。产品差异的扩大，必然减弱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的扩大，也必然影响产品差异化程度。

②“互补性”（COMPLEMENTARITY）是指较好地完成两个任务中的一个，将增加较好完成另一件任务的边际产品。详见 Gene M. 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 pp1255-1272.版，第26页年版，第55页。

[参考文献]

[1][美] 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国际经济学 [M].海闻,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39.

[2][美] 莱斯特•瑟罗.资本主义的未来[M].周晓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67.

[3]Gene M.Grossman and Giovanni Maggi. Diversity and Trad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0, No.5, Dec 2000,.1255-1273.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in Knowledge Economy Age

He Xiaoyin

（Zhengzhou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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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新贸易理论 国家竞争优势 理论 逻辑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解释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始于18世纪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匪姑埽ˋdam Smith)的绝对优势论。亚当匪姑苋衔?各国存在生产技术上的差别，以及由此造成的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4年后，大卫防罴瓮迹―avid Ricardo)在绝对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论，认为比较成本才是国际分工的依据。

但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解释一国为什么在出口特定产品时具有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对这个问题做了解答: 如果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大于另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比，那么该经济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另一个经济则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要素禀赋理论最终完善了比较优势理论，从此比较优势论成为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人们把它写进了教科书。现实中，除了历史原因外，近300年来，中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都极力赞成和倡导这一理论，几乎形成常识。 20世纪50年代俄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Leontief)用投入产出分析法对美国1947年的进出口商品要素(资本和劳力)结构对比分析，结果令他大吃一惊：美国出口商品中含有较少的资本和较多的劳动，而进口品中却含有较多的资本和较少的劳动，这与要素禀赋理论所持有的观点恰恰相反。后来，里昂惕夫又用1951年美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再次作了计算，结果仍然相似。其他学者也进行了这种验证，证明了里昂惕夫之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二、关于新贸易理论

里昂惕夫之谜对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挑战，也动摇了整个国际经济学界。加上战后国际贸易出现一些新情况、新特点：如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比重的上升，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大大增加，产业内贸易的迅速发展等等。这些现象是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无法解释的，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界陆续提出了偏好相似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等等，其中新贸易理论又被人们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集大成者。 新贸易理论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aulR.Krugman)。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建立模型时附加了很多不符合实际的假设，就是这些假设才导致了其对新的贸易现象无法做出解释。如果改变其中的某个假定，就会导致不同的结论。所谓“新贸易理论”就是在改变了上述某些假设后形成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理论假设上：

(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

(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但一旦将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理论，经济学家们就必须面对市场结构的问题。在产业组织理论产生以前，国际经济学界对此无法突破。20世纪70年代后，产业组织理论蓬勃发展，从而为贸易理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里的分析提供了工具。 建立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完全竞争前提上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使用国家之间在自然环境、技术、劳动生产率和要素禀赋等方面的差异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

由于贸易能改善双方的资源配置状况并使双方的国民福利得以提高，因此，自由贸易是最佳的政策选择。但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的条件下，市场本身的运行处于一种“次优”的境界，这种次优的境界并不能保证潜在的收益一定能实现，适当的政府干预或许有可能改进市场的运行结果。新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可以凭借生产补贴、出口补贴或保护国内市场等政策手段，扶持本国战略性工业的成长，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谋求规模经济的额外收益，并借此掠夺他人的市场和工业利润。实施这一措施，可以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这里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本国厂商及其竞争对于决策行为而产生转移经济租和扩大本国市场份额的效果，政府政策起到了许多寡头竞争模型中战略性行动— —如投资于超额生产能力或研究和发展——相同的作用。

因此，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 新贸易理论虽然是作为对比较优势理论“反叛者”的面目出现的，但仔细地研究会发现，新贸易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贸易理论的发展而不是全盘否定，传统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下的2×2×2模型不过是新贸易理论J×N×M模型的一个特例。即使在规模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新贸易理论指出，只要做出一些必要的假定，如将规模经济和垄断产生的垄断利润，看成是“企业家才能”这种虚拟要素的报酬(这种假设不尽合理)，那么贸易商品所体现的要素净含量仍反映了国家间的相对要素禀赋差异。也就是说，是新贸易理论兼容了传统贸易的正确结论，并有新的发展，但从本质上说，是将传统贸易理论的相对要素禀赋原理修正为相对要素禀赋的规模经济优势原理。 其次，没有否定比较利益原则。新贸易理论指出，要素禀赋的相对差异是比较优势，比较优势的来源不仅取决于国家大小和国家经济规模大小，而且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产业的干预情况。在这一点上，新贸易理论强调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这和当前的主流经济学是相通的。换句话说，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广义的比较优势。

再次，在最基本的分析方式上，继承了自李嘉图以来这个系列学说的特点，就是把作为国际市场上比较于其他国家的竞争条件视为既定的条件，通过发挥这个优势来取得增值价值的贸易利益，新贸易理论的产品的异质性和需求偏好相似，是从需求方面反映了产业内不同交换在比较利益的实现条件，而在供给上产生比较利益的是规模经济优势。 所以，也有人将比较优势的学说分为：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是“劳动耗费差异决定的比较利益”，以俄林(Bertil Ohlin )为代表的“资源秉赋差异决定的比较利益”，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 “规模经济差异决定的比较利益”。上述理论虽说在传统理论的基础上有了革命的发展，但他们只是对现实中的某一个方面进行解释，而且又有各自的特殊假设，所以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局限性。如新贸易理论指出规模经济是企业获取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但什么国家的公司会获取这些优势?在哪些产业?该理论认为，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历史因素、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这种解释无法令人满意。面对这些问题，实践呼唤着更具统一性和说明性的理论的出现。

三、关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波特(Michael Porter)出版了《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三本书，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和企业界的高度重视。波特的理论都是从企业的角度去考察竞争优势如何培育和塑造的。他认为：“竞争实际上不是在国家之间而是在公司之间进行的。”“迄今为止，我还不曾看到哪个国家不拥有强大的公司却能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因此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实际上是从本国内部寻求影响优势或者说导致某国出现某种规模经济的原因。国家竞争优势的主要思想体现在波特的“钻石图”中。

1.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级要素。基本要素是指一个国家先天拥有的自然资源和地理位置等要素，高级要素是指通过投资和发展而创造出来的要素，如高科技、熟练劳动者等。波特认为，在国际竞争中，随着科技的进步，一国要取得竞争优势，其高级要素比基本要素更为重要。

2.国内需求。波特认为，扩大国内需求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服务水平，也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

3.相关支撑产业。相关支撑产业即为主导产业提供投入的国内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波特认为，这是影响一国主导产业取得国际竞争优势、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因素。

4.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波特认为外部环境与企业的竞争能力息息相关，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必须不断更新产品、提高效率，才能取得持久、独特的竞争优势。同时，激烈的竞争环境还迫使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

5.政府的作用。政府对产业竞争优势的实际作用是影响上述前四个方面的因素。政府对这四个要素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波特指出，一国政府所起的作用，虽然属于辅助要素，但对国家整个竞争优势的形成，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二战后西方经济的复苏，就为日本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技术和市场容纳力，而日本政府及时采取的产业结构、组织及技术政策，对于日本 各时期主导产业的形成和及时转换，也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6.机遇。一些偶然性的事件和机会有时也会对一国的产业竞争优势产生影响。其别重要的是：发明活动、技术上的突破、世界金融市场和汇率的变化、世界或地区需求的高涨、外国政府的政治决策、战争等。由于这些偶然事件的发生，为那些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国家的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机会。 另外，波特将一国优势产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生产要素推动阶段。产业主要靠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获得优势，这实际上是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一种表达，体现了新旧理论的继承性;第二阶段是投资推动阶段，竞争优势的获得和产业价值链的延续主要来源于资本要素，持续的资本投入可以大量更新设备，引进技术并提高人员素质;第三阶段是创新推动阶段，竞争优势的持续需要产业中整个价值链的创新，特别是要依靠企业将高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努力;第四阶段可称为财富推动阶段。产业主要靠吃老本维持，创新的意愿及能力均下降，面临着丧失竞争优势的危险。这就提示人们，要居安思危，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来提高价值链的增值水平，防止被淘汰的厄运。

四、贸易理论的逻辑(第3页) 在众多的贸易理论中，有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将众多的流派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高度概括性的结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现有的诸多国际贸易学说看上去杂乱无章、茫无头绪，甚至相互冲突，但如果我们以波特的竞争优势概念作为线索，以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框架，就可以将它们全都纳入其中，建立一个逻辑严密、脉络清楚的统一的国际贸易理论新体系。 首先比较优势概念和竞争优势概念存在着密切联系。在李嘉图的年代，经济规模很小，几乎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对于当时的经济学家来说也确实意识不到规模经济及不完全竞争，所以当时的比较优势也就理所当然地能够自然转变为竞争优势。换句话说，古典时代的比较优势是波特竞争优势理论的一个特例，是原始状态的竞争优势。

另外，根据波特的观点，一国竞争优势的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要素推动阶段，此阶段的竞争优势主要取决于一国在生产要素上拥有优势。这种表述，与传统比较优势学说的表述是一致的，表明比较优势蕴含于竞争优势之中。我们可以把比较优势学说看成是竞争优势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对竞争优势理论的初步展开、竞争优势概念的初步阐述。同样的新贸易理论的出现，并没有脱离竞争优势理论的框架。 在近代，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学家逐渐意识到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由于内部规模经济必然会导致不完全竞争，所以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贸易理论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引入了国际贸易，论述了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规模经济及垄断优势是国际贸易发生的另一个原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古典时代的竞争优势就是比较优势，但在新的市场条件下，规模经济及差异化的产品才是在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并形成竞争优势的两大法宝。同时波特还回答了企业规模经济的源泉，认为相关产业的聚集和国内需求的旺盛将有助于形成外部和企业规模经济。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要素特别是资本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的情况下，比较成本优势不再为一国所独享，如某一国家劳动力比较丰富和便宜，外国企业可以借助资本流动到该国投资设厂加以利用、获取利润并汇回母国。在此情况下，某一国的比较优势实际上成为本国及外国都可以利用的区位优势。谁可以利用?是本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呢?这就要看哪个国家有国际竞争力强的企业。一个国家资本实力雄厚或者技术、管理上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其利用国外比较优势获利的能力就越强。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企业往往是依靠其竞争优势，借助投资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源进行整合，因此竞争优势成为国际贸易分工的主要基础，一国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企业越多，就越可以在国际分工中更多地整合别国的资源，并减少本国资源被别国企业整合(张二震，马野青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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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是在传统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为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理论，它的出现大约在本世纪四十年代，即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兴起后不久，几十年来，国际经济学研究吸引了西方许多经济学者的注意力并不断得以发展，新的方法和学说层出不穷。国际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国际金融理论和国家货币政等。最近几十年来，在以克鲁格曼、弗里德曼等经济学家的推动下，国际经济学一般理论各个方面方面均获得了持续和富有成效的发展。

一、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承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点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与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特别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作用。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2、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应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与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与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允许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与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与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与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赖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与发展、贸易与环境等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如果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作用，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研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

①考虑战略互动作用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作用，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作用，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讨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讨政府政策的作用，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与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研究与开发、学习效应与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研究与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与福利。他与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安全、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势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与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赖、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势。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与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篇4

（一）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1、克鲁格曼的贸易理论思想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以李嘉图以要素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原理为代表，但是实际国际贸易中大量贸易是发生在同类产品内部，70年代末以来，保罗·克鲁格曼提出“规模经济作为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解释，他在产业内贸易理论有关基本假设和结论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各种模型深入阐述了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成功的解释了战后国际贸易的新格局。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以成熟的垄断竞争模型（张伯伦垄断竞争）来分析规模经济以及产业内贸易。

克鲁格曼认为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式下的市场体系中，产业部门的扩张是通过厂商数目的增加（更大的规模经济）相结合而实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以其生产的产品供给世界需求，因而我们就得到了双向的产业内贸易，若各国拥有相同的要素禀赋，就不存在产业间贸易（各国生产等于本国消费量的竞争产品），而存在大量的产业内贸易。

张伯伦垄断竞争部门的更低单位成本的更多商品种类对每个工资收入者而言都是有利的，产业内贸易带来的社会净福利将抵消收入分配（要素价格）上的矛盾，从而使贸易自由化获得普遍支持。［2］

根据斯蒂格里兹的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两难选择的模型，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由规模经济而不是由要素禀赋或技术的模型，模型中假定规模经济内在于厂商，分析方法去分析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的国际贸易，最终得出结论或要素禀赋差异的结果，相反，由于和劳动力增长和区域聚集类似的贸易效应，贸易可能仅仅是扩大市场和严密、有说服力的收益递增条件下的贸易模型是可以建立奠定了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在贸易理论中的地位。

克鲁格曼又考察了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贸易型式的关系。竞争的经济被答应贸易时，即使它们有着相同的偏好并从贸易中得益。克鲁格曼又发表了《产业内专业化分工和得自贸易的利益》该理论模型从根本上打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这两个基本假定，使新贸易理论向规范化方向迈进了重要的一步。

2、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H-O-S理论一直占据中心地位，但是“里昂惕夫之迷“的存在使之陷入了困境。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经坚持并继续了李嘉图的比较利益论，认为贸易的真正来源在于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并非资源禀赋的差距。新李嘉图主义以一种比较动态的、长期均衡的分析来解释国际贸易。新李嘉图主义贸易理论把收入分配置于整个的突出位置，并贯穿分析的始终。

新李嘉图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李嘉图理论不同主要在于摘要：李嘉图是从各国生产的角度即从各国的生产特征不同和劳动效率的高低不同上来解释比较优势的差异；新李嘉图主义不仅从各国生产的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的比较优势的差异，而且，同时强调要从各国分配领域、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动态角度来分析和比较各国比较优势的不同。

新李嘉图主义的代表斯蒂德曼认为他的贸易理论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贸易和被生产的生产资料、利润、工资和经济增长的联系上，非凡地，斯蒂德曼强调了收入分配在其理论中的突出功能。按照新李嘉图主义的价格决定方式，影响价格的因素主要是生产资料投入系数，劳动投入系数，分配率。由于一国生产某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是由生产技术、分配关系（表现为利润率、利息率和工资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程度等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因此不同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条件、劳动效率等差异上，而且不同国家由于分配关系的不同也会导致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同。而影响分配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影响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程度。这样，处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处于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比较优势就自然不同。

（二）新贸易政策理论的发展

贸易政策理论是较早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之一。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作为“新重商主义”的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就指出摘要：“政府的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治家来看，或从当代美国的理财家来看，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一切现实的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的全部毁灭。”［3］在国际贸易方面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利用贸易顺差保持国内充分就业。

本世纪70年代之后，新自由主义占据了经济理论的中心位置，主张政府应该对国际贸易进行适度的干预。作为其中的代表弗雷德曼认为摘要：“自由市场的存在当然并不排除政府的需要，相反的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赛规则的制定者，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经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时常所做的是大大减少必须通过政治手段来决定的新问题范围，从而缩小政府直接参和竞赛的程度。”［4］

1、贸易保护理论的新发展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各国在贸易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在这种形势下，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纷纷出现。DominickSalvatore在的《国际经济学》一书中列出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自动出口限制，技术、行政和其他法规限制、国际卡塔尔、倾销、进出口补贴等。［5］目前较为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包括摘要：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保护论以及环境有限新贸易保护论。

1994年，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在《新贸易保护主义》一书中提出，地区经济主义新贸易保护论“旨在通过减少国际贸易和对整个经济的重新定位及使其多样化，让它朝向地区或国家内生产的最大化方向发展，然后以周边地区作为依靠对象，并且只把全球贸易作为最后选择。”［6］其代表人物是英国学者蒂姆·朗和科林·海兹。

他们认为在目前的世界环境中，自由贸易所带来的新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新问题多，鉴于自由贸易无法解决贸易和发展、贸易和环境等新问题，因此必须用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取代它，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摘要：首先要加强地区间合作，实施新型的地区主义“自力更生应该成为国家内部以及一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一个共同目标，这样可以使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最大程度的满足需要和提供服务，假如经济活动市委自力更生提供服务，那麽他们对国际贸易的依靠程度就会降低，经济增长会受到无情竞争的影响也会减少，当生产和就业必须一致为了满足地方需要而服务时，就应该重新将经济活动定位，使其摆脱出口导向的模式。”［7］

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来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这就需要一国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基本观点是摘要：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假如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进入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主要表现在借保护世界环境之名限制国外产品的进口，保护本国衰退的劣势产业，其主要论点是摘要：由于人类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控制污染产品进出口，同时任何产品都应将环境和资源费用计入成本，使环境和资源成本内在化。

2、国际贸易的内生性增长的新理论

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可以带动国内生产效率的提高。以哈伯勒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国际贸易是新观念、新技术、新管理和其他技能的传播媒介，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利用没有开发的国内资源、刺激国内生产者提高效率，同时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贸易使劳动具有了经济规模性，因此国际贸易可以称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为了从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关系角度进一步揭示国际贸易产生的正面功能，经济学家罗莫和卢卡斯提出了内生性增长理论，他们认为一国减少贸易壁垒并促进国际贸易后，将长期取得加快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效应，这主要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该国加快技术引进、吸收、开发以及创新过程，扩大生产经济规模，减少价格扭曲提高资源利用率等［8］。

3、不完全市场竞争下的新贸易政策理论

不完全竞争的贸易政策理论认为市场结构的类型决定了行业的竞争程度和贸易形式，因此依据国内外市场结构的状况来选择指定贸易政策可以在贸易自由化进程中最大限度的保护国家利益。80年代初以来，以布兰德、斯本色、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战略性贸易”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认为，在规模收益可变和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政府干预的贸易政策只要使用得当能够使一国从相对自由贸易中获益。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根据不同的市场结构，讨论各种贸易工具如关税、配额、进出口补贴和进出口税等，在各种市场结构下的运用结果，得出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应该运用的最佳政策工具，和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在寡头市场结构下，贸易政策可能会使干预者获得有利的“战略效应”，并通过抽取和转移他人经济利润以及获得更大的外部经济来提高自身的福利水平。［9］新贸易理论对市场运行的优化、干预政策的制定等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1）不同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将其探究领域集中以下两种市场结构中贸易政策的制定上摘要：

①考虑战略互动功能对出口市场的影响。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假设一国市场上的国内公司具有市场力量，并同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外公司竞争基础上，对政府施加的贸易政策如何影响公司行为以及市场运行结果进行探索，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他们根据80年代初提出的布兰德—斯本色模型，分析了寡占市场下厂商进入对贸易政策选择的影响和“一致性推测”的寡占行为，指出厂商进入的可能性进一步削弱了出口补贴促进进出口的功能，更多地加强了出口税收鼓励进出口的功能，同时“一致性推测”这种寡占行为对于自由贸易是最佳的。

②探索国内市场上战略互动的影响。

他们在假设具有市场力量的国内公司在国内市场的竞争基础上，探索政府政策的功能，这就是所谓“战略出口贸易政策”新问题。对于这一新问题，克鲁格曼首先经过对外部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功能进行重新定位之后，提出了建立在外部经济基础上的“出口促进型进口保护理论”，即将外部的规模经济作为独立的幼稚产业加以保护。另一方面，克鲁格曼建立了一个存在规模经济和寡头垄断市场下，以贸易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

通过这一模型可以看出，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和国外公司的边际成本成负相关，通过关税保护可以提高国外公司的成本。克鲁格曼还把探究和开发、学习效应和国内公司的边际成本联系起来，认为贸易保护会导致探究和开发的投入的提高，使得外部经济效益提高。［10］

（2）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等在对不同市场结构下的贸易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有的不完全竞争的模型下，有关最佳贸易政策工具的选择方式摘要：在国内外的市场结构均为完全竞争情况下，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但是当一国商品的进口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定程度的优势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并提高福利；在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的情况下，贸易形式表现为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这时对差异产品征收最佳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和提高福利；在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但国外市场是垄断情况下，可以通过将国外企业的超额利润抽取一部分作为关税；在国内市场是垄断但国外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则可依据国内产业发展情况，采取关税或配额政策；在国内外市场都处于垄断时，可以依据不同的贸易模型如古诺双头垄断模型等制定不同的政策。

保罗·克鲁格曼则认为假如某个国家的政府能够设法保证占领本个某一市场的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他国企业，就能以牺牲他国的产业为代价，确保本国企业在这一产业领域内的发展，也能够提高本国的国民收入和福利。他和詹姆斯·布兰德合作发展了国际双头垄断模型，在这一模型的基础之上，他假设有一个本国厂商和国外厂商，在国内外市场中进行竞争，在本国开始征收进口关税的情况之下，外国厂商在国内市场的交货成本上升，其边际成本上升，本国厂商产量上升，边际成本下降，这将最终导致在国内外两个市场中，本国厂商的销售量上升，外国厂商销售量下降，本国厂商不仅加强了在国内市场上的优势，也加强了在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从而将在出口市场中获利。［11］克鲁格曼因此认为政府可以实行对每个产业加以保护的政策，直到该产业成本下降到具有在世界市场上的优势为止。

二、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

1997年发生在东亚地区并波及到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推动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国家货币政策、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制度等新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探索，目前具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和政策理论有国际金融平安、克鲁格曼的货币汇率理论、国际货币一体化等。

（一）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负面影响

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趋向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出一个重要特征，世界金融一体化则是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分工的发展，经济国际化对世界金融一体化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电讯技术的普及和在金融领域的广泛应用、跨国银行空前的海外扩张，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发达国家积极开拓、控制新兴市场等等，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迅速。此外，各国金融管制不断放松，国际投机活动的加剧，以及为逃避各国政府种种限制以取得自由化的举措国际金融一体化趋向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了90年代已形成了国际金融一体化一个，对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般认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是指世界经济活动超出了国界，使世界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进而形成世界范围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整体。或者说，是指世界各国均参和全面的经济合作并到任何一国或经济领域的变动均会引起世界经济整体动状态。世界金融一体化是指各国或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互相依靠、影响而产生的逐步联合成为一个整体的趋向。国际金融一体化的表现是摘要：各国金融政策倾向一体化；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重点是离岸金融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的发展、证券投资国际化)；资本流动自由化、国际化，这是世界金融一体化最突出的表现，它包括货币兑换自由、资本在行业间转移自由和资金进出自由。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对国际经济体系构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摘要：

1、国际金融一体化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限制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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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际贸易；产业结构；调整

现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途径就是实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因此必须要立足于对城镇化进行推进，对区域协调发展予以促进，对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同时还要针对需求结构进行必要的改善。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变得越来越高，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贸易发展的十分迅速，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大贸易体。本文主要针对国际贸易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希望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实现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的目标。

1.国际贸易与产业机构

1.1国际贸易

经济开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已经成为大部分国家的选择。所谓的经济开放指的是为了保证最高经济效率以及最优资源配置的实现，使服务、商品以及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自由地跨国界流动。通过对我国经济开放的历程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具有严格的外汇管理制度和汇率制度，因此只具有较少的资本开放，而进出口经济活动则是我国经济开放的主要形式，由于在对整个经济的开放程度进行衡量的时候采用进出口贸易总额作为指标表现的更加直观，所以在本次研究当中在对我国经济开放程度进行衡量的时候就选用这个标准。

1.2产业结构

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也就是所谓的产业结构，其出现以及发展的基础就是一般分工和特殊分工，而各产业之间的联系和比例以及构成各产业的要素是其主要的表现。通常可以将我国的产业划分为三种模式，也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在对产业结构进行衡量的时候最关键的指标有两个，也就是就业结构以及产值结构。在总产值当中各个产业的比重就是产值结构，在总就业人数当中各大产业就业的人数的比例就是结业结构。本次研究在衡量产业机构的时候就采用这两项指标作为标准[1]。

2.产业结构调整与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

2.1产值结构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相关理论

在规模经济理论当中，一个行业如果具有内部规模经济，这样厂商规模越大就会具有越大的优势，同时相对于那些较小规模的厂商而言，其能够更为有效的实现成本降低。在该理论中，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会对该国的产品种类和生产规模产生一定的限制，这时候能够自由贸易的国际市场就应运而生了，并且导致了国际分工以及国际贸易的出现。一个国家可以在自由贸易的国际市场当中可以获得更多的商品种类，同时还可以针对自己国家某些产品的生产规模予以积极的扩大，这样产业内贸易就会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而得到更快的发展。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通过规模经济角度的比较优势进行调整正好在规模经济理论当中得到了体现。

在产品生命周期贸易理论当中，工业发达国家总是会最先出现各种新产品，新产品首先会在国内市场上进行销售，然后会逐渐的进入国际市场，这样该国就会具备初期的比较优势。因为相对于该创新国而言，其他国家存在着一定的技术差异，尽管这些国家可以模仿新产品并且进行生产，但是仍然需要努力较长一段时间才能够将这一差距弥补好，创新国家在这一段时期仍然会具备领先的技术地位，而其他的国家还是需要不断的进口该产品，从而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所以关于该产品的国际贸易仍然会继续进行下去，这样也就直接导致了国际分工的出现。在产品生命周期贸易理论当中认为发达国家主要生产的产品应该是成熟阶段产品以及创新阶段的产品，而不发达国家主要生产的产品则是标准化阶段产品，这样就将一个国家如何进行产业机构调整揭示了出来[2]。

2.2就业结构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相关理论

在国际贸易理论当中，生产要素会在国际贸易活动当中得以均等化，一些学者立足于此针对就业结构受到的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就业结构受到的国际贸易的影响也会出现一些变化，但是其会在短期对国内就业产生较大的影响，会在长期对国内就业产生较小的影响。国际贸易会使贸易参与国的劳动者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由于国际资源会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得到配置上的优化，并且使贸易各国专业化的分工得到非常明显的加强，最终使贸易各国的资源利用率和生产效率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并且降低了贸易各国的生产成本，使得世界的总产量得以增加，这样在较小的劳动付出之下，贸易各国的劳动者能够将更多的进口产品获得，这样贸易各国的工资水平在这种开放状态下也能够得以提升。与此同时，在较短的时期内在贸易保护之下国内某些产业和就业必然会有所增加，但是一旦取消贸易保护，一些产业就会遭受到较大的冲击，并且会进一步使就业受到影响，作为一种具有较大的供给弹性的生产要素，劳动生产要素在开放的背景下会被一些由于贸易活动而出现的行业吸收[3]。

在李斯特贸易就业影响的论述当中没有将就业结构受国际贸易影响的相关理论提出来，但是其表示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有利地位的发达国家会由于总体财富的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推动了工业品的市场范围和规模的扩大，并且其国内的就业率的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3.国际贸易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对于我国这种发展中的国家而言，国际贸易则会产生不一样的影响，首先国际贸易对于农业国家而言具有有利的作用，但是对于正在过渡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其会产生较大的损害，所以对于这些国家而言采用一定的贸易保护政策具有更为有利的一面，要想使我国的工业化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实施有节制的贸易保护。在彻底完成工业化以后，我国的经济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出现新的转变，工业社会会逐步的取代农业社会，而数量庞大的乡村也会被城镇所取代，这样农业就业人口也会被工业以及第三产业所吸纳。立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认为。对于我国的就业情况而言，国际贸易会产生较多的积极影响。

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扩大，城镇当中吸收了大量的农业人口，由于我国具有较低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同时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劳动生产率也比较低。所以农业生产受到了农业人口转移的负影响，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而我国工业行业则受到了国际贸易的有利推动，同时国际贸易推动的城镇化也明显的促进了我国工业的增长。我国的服务业也受到了国际贸易的正向影响。最终导致我国第一产业在经济机构当中的比重下降，而其他产业的比重则出现了上升的趋势[4]。

要想利用国际贸易针对我国产业机构进行调整，首先应该加快转变对外贸易方式，致力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力度的不断加大，对我国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培育。第二，要加大发展技术贸易和服务贸易，不断的针对产业机构的优化进行夯实，积极的占据国际贸易当中服务行业的阵地。第三，要使我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加强与其他国家的交流，保证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实现。第四，还要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三二一”的产业结构的形成。通过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最终不断的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

4.结语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国际贸易在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影响就业结构以及产值结构来实现的。因此需要充分的利用国际贸易的契机，积极的推动我国产业机构的不断调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以不断的优化。

参考文献

[1]张三峰，卜茂亮.环境规制、环保投入与中国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问卷数据的实证研究[J].南开经济研究，2011（02）

[2]胡东宁.国际废纸贸易的现状分析与再生资源贸易的政策研究[J].湖北社会科学，2011（01）

篇6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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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man）。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1）a］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1）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2）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

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

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1．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1）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andSvenson，1985）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1994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2）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1986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

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2．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andDevelopment，简称R＆D）的结果。

（1）“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a）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A国和B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X和Y。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A国有生产X的比较优势，B国则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

比较优势”理论，A国会专门从事X的生产和出口，B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Y。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贸易的结果，AB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A国本来有生产商品X的比较优势，但B国生产X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A国引进了B国生产商品X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A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X本来就是B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A国多生产X可以使B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B国。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B国生产商品Y的技术比A国先进，A国从B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Y。对A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B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A国生产Y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A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1993）。

b）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在克鲁格曼（1987）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A和B，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1988）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X和Y。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X，另一些国家生产

Y，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X和生产Y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c）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1）c］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2）发展研究（R＆D）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a）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

，使用更少的资源；b）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1）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2）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和“干中学”的模型中，最初的贸易模式都是给定的，都假定各国在生产技术上有差距但没有讨论为什么有差距。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模型则揭示了产生技术差距的根本原因。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尽管技术的国

际国内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有可能缩短各国技术上的差距，本国原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对于一国的长期发展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仍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加强对发展研究的投资和不断开发新的技术，是改善一国的贸易地位和保证经济长期增长的必要措施。

三、国际贸易新理论对我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启示

过去十五年来，我们虽然在开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贸易政策上仍受许多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在出口方面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开放国内市场方面顾虑重重。在申请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的过程中，我们把扩大进口和开放市场看作是一种进关贸的代价，是为了获得某种权利而不得不承担的“义务”，其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保护幼稚工业”的理论。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对某些产业的保护是必要的，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怎样选择保护对象？采用什么方式来保护？保护的前景与代价是什么？我们必须充分估计为保护所付出的代价，并努力以最小的代价来实现我们发展先进或幼稚工业的目标。

古典和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已经分析了保护给消费者和整个国家福利所带来的损失。关于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学说又为我们揭示了保护所失去的“外部效应”，尤其是对电脑等高科技产品进口的限制，损失的不只是消费者的利益，更重要的，是拖延了技术外溢和干中学的过程。电脑等科技知识产品与一般消费品不一样，电脑的使用和普及包含着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电脑迅速普及所能带来的外部效应，是无法用货币来衡量的，况且电脑行业发展的关键不是硬件而是软件，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有足够的人力资本和市场需求来促进软件的开发。通过贸易壁垒的办法来保护幼稚产业，其代价和结果都是必须考虑的。

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还为我们的贸易政策提出了许多新思路，新的贸易理论揭示了当代国际市场的垄断竞争和工业制成品贸易为主的特征，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出口全部的工业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变得越来越大，即使在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既进口又出口。现代的国际竞争并不局限于个别产品的得失，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外国优质产品的进口，不一定非要通过保护来生产国外已占优势的产品。对外开放某些市场，并不等于国内的同类产业就不能发展了。别人生产了一些种类型号，我们可以集中资源生产别的或新的种类型号，并通过规

模经济降低成本向国外出口。

怎样使某些产业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提出了一个“战略性贸易保护”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上的不完全竞争和现代企业规模经济的存在，如何扩大国际市场份额以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成为企业能否在国际竞争中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政府能够正确地选择某些有发展前途并能充分发挥本国资源优势的产业，通过政策支持，帮助其达到一定生产规模的话，对本国利益和发展都会有利的。这种贸易保护着眼于一国长期的战略发展，被称为“战略性贸易保护”。

不少国家曾采用过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如日本在战后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对许多产业有过保护。它将一个产业保护一段时期，然后就转移。保护的目的只是希望在保护期内，让产业自身产生出一种技术外溢和自行不断壮大的能力，在短期内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力。保护的时间是短暂的，保护的行业是不断变动的。克鲁格曼借用了吉文斯（Givens，1982）的说法，将其称做“狭窄的、移动的保护带”（theNarrowMovingBand）。

无论是自由贸易的政策还是“战略性贸易保护”政策，选择的依据都是如何使本国的利益最大化。这种利益不仅要从静态上估计，也要从动态上考虑。对什么产业采取什么政策，都要有尽可能精确的利弊分析。国际贸易的新理论并不告诉我们应不应该保护的问题，而是为了我们贸易政策的选择提供了更多需要考虑的问题。简单地利用贸易壁垒来保护幼稚工业是一种被动和陈旧的方式，代价是不小的。而从战略发展的角度对某些产品（不一定是整个行业）实行保护也许会带来长期的优势和利益，但是这些产品不一定是幼稚产业，保护的手段也不一定是贸易壁垒，可以是代价较小的产业政策或消费政策，保护的时期应是短暂的，这种保护是一种积极的，有前途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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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王建业曾在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汤敏、茅于轼主编的《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89）中介绍了规模经济的贸易学说和与此有关的贸易、产业政策。我在《国际贸易：理论?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一书中亦较详细地介绍了这一理论。

篇8

关键词：规模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产业内贸易；国际贸易新理论

不同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贸易的产生，克鲁格曼指出：国家之间比较优势的不同只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一个基本原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则是另一个基本原因。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之上，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以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为前提，能更好的解释现实中的问题：为什么比较优势基本相同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远远超过比较优势有明显差别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贸易额。为什么各个国家的工资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克鲁格曼之前也有很多经济学家研究过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在俄林理论（1933年）中的一个重要分课题就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作用，巴拉萨（1967年）和克拉维斯（1971年）也曾提到规模经济理论在解释战后工业国家间国际贸易不断增长的现象时所起的关键作用。而克鲁格曼在前人的分析和研究上，创新的将规模报酬递增作为贸易产生的一个原因并结合均衡贸易理论和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系统的做出理论分析。

一、克鲁格曼论文中主要使用的模型和推导脉络

在克鲁格曼的论文中有诸多的假设并引用了多个模型，它们对理解克鲁格曼经典论文、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中的推导和结论很有帮助。在这四篇克鲁格曼的经典论文中有许多相似的假设，其分析和推导方式也很有类似之处。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假设规模经济是企业内生的，并且假定市场具有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同时，引入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并对其作了一些修改。首先，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这些理论加以变化并进行推导和分析：他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DS模型简化。只考虑一种生产要素（劳动力），并假定所有居民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所有产品以相同成本函数进行生产。其中和分别为劳动投入量和产量。并且假定，产量等于消费量，其中，成本函数表明：每件产品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力数量是产量的线性函数，并且随着产出的增加平均成本递减，边际成本则保持不变。很明显，这是一个规模经济的成本函数。而后，克鲁格曼假定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劳动力全部用于各个产品的生产中，所以有且所有的产品都是对称的。克鲁格曼根据上述假设和模型，从效用函数开始，结合效用最大化原理推导出需求函数；根据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求出产品价格；根据企业可以自由进入市场并且均衡利润为0的假设（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得出生产产品的种类。在分析完封闭经济之后，克鲁格曼在各篇论文中进一步进行了推广和引申，或是考虑要素流动，或是加入运输成本，或是考虑要素比例，或是考虑自由贸易的福利效应，使得理论推导更具有现实意义，更能说明现实的问题。

克鲁格曼在论文中使用了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A.DixitandJ.Stiglitz)的DS模型来建立分析框架。DS模型是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于1977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垄断竞争和最优产品多样化》一文中建立的一个规模经济和多样化消费之间的两难冲突模型。DS模型假设，存在两个国家，并且在其生产中都存在规模经济，而消费者偏好多样化的消费。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两国其他条件完全相同，仍然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选择来获得比较优势。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在DS模型中指出：从生产者方面来说，由于产品的生产规模越大成本就越低，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少越好；而从消费者方面来讲，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因此产品的品种越多越好。这就产生了一个两难冲突:消费者要求产品的品种更多；而生产者偏好生产更少的产品种类。而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市场竞争能使这种两难冲突达到一种次优的均衡：即每一个生产者都去生产一种差别性产品——既满足了消费者多样化和廉价的消费需求，又能使生产者本身获得一定程度的垄断利益——从而形成某种垄断竞争的局面。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最后得出结论：一个统一的规模扩大的市场更能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从而使这一两难冲突得以解决的可能性增大。

郭芳等：论西方国际贸易发展的里程碑克鲁格曼在论文中引入了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的市场结构。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以下列条件作为前提：一是大量的厂商生产具有一定差别的产品，这些产品都是相近的替代品，厂商的进入不受限制；二是同一产品集团内厂商的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每个厂商都预期它自身的行动不为其竞争对手所注意；三是同一产品集团内所有厂商的成本曲线和需求曲线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在张伯伦垄断竞争模型中，每个企业都有一定的垄断权，同时规模收益是递增的，企业生产差别化产品（产品可以替代但不完全替代），彼此间互相争夺市场，而竞争的最终结果就是垄断利润消失，各个企业仅获得正常利润，即均衡利润为0。

二、克鲁格曼论文分析

在发表于1979年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一文中：克鲁格曼在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的研究成果

上，引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模型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来论证在一个各国间不存在自然差异的世界中，贸易完全可以由报酬递增而产生。

克鲁格曼在这篇论文中建立的是一个单要素模型。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这意味着劳动分工是由市场的规模来决定的。随后克鲁格曼分析了市场规模扩大的三种途径,即劳动力增长、贸易及移民。劳动力的增长使得曲线向左移动，在新的均衡点B上，C下降，p/w也下降。由于x=α/(p/w-β)，又n=L/(α+βLc))。则有，随着劳动力的增长每项产品的产量与产品的数量都将上升。在讨论贸易的作用时，克鲁格曼假定运输成本为0。由于对称假设，则两国的工资率和产品价格必定相等。在此种情况下，劳动力增长对两国所起的作用相同，都会使生产规模扩大，可供消费的产品品种增加。这样，由于实际工资的增加和可供选择的产品的增加，两国的福利都将增加。克鲁格曼在分析中指出这时贸易的地理方向是不确定的，能确定的仅仅是贸易量。其后，克鲁格曼对要素流动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指出在上述前提下，若是出现了贸易障碍，则劳动力将向已经有较大劳动力数量的地区移动。假设无法进行货物贸易但是劳动力可以自有流动。则在这种情况下，人口较多的地区的实际工资及产品的种类都高于人口较少的地区；在均衡条件下，所有的劳动力都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而哪个地区是劳动力集中的方向则是由这个地区的最初条件决定的，其关键在于是历史上是否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在这种情况下，要素流动表现为一个人口集聚的过程。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并不一定是国家之间技术或要素禀赋差别的必然结果；与之相反，贸易很可能只是扩大的市场及促进规模经济出现的一种途径，而且贸易的作用与劳动力增长和地区集聚的作用是相似的。”

在发表于1980年的《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及贸易模式》中：克鲁格曼在前文的模型基础上加入了运输成本这一因素，使得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其他条件与假设不变的情况下，运输成本的加入使得情况改变了——此时，较大的国家将会具有较高的工资。克鲁格曼从个人行为研究起，将运输成本看作是一座“冰山”——即任何运输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能到达，其他部分在运输途中损耗掉了，并研究了其均衡的确定。经过一系列的推导和分析，克鲁格曼得出结论：在较大的国家里工人能获得较高的工资。这是因为较大国家的国内市场规模也比较大。而其他国家的工人则能从较好的贸易条件中获益。克鲁格曼同时推导出，如果两个国家的生产成本相同，则产品的生产地距离较大市场的国家将更有利。因为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减少运输成本。而为使两国的劳动力继续在本地就业，则这种优势必须用工资差别来抵消。文中分析与推导对工业化国家对人口众多的国家的高投资（例如对中国和印度）和国家间实际工资的差距等现实问题提出有益的理论解释。

在发表于1981年的《产业内分工与从贸易中获利》中：克鲁格曼从国际贸易的三个“悖论”2入手，进一步将规模报酬递增与比较优势同时纳入一个模型中，指出这两者都可以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并使用模型分析对这三个“悖论”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论解释。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存在两个产业，且两个产业相互独立，并且是对称的；在同一产业中，生产要素——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在对要素比例及贸易模式的推导和分析过程中，克鲁格曼假定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从而得出结论：贸易会导致要素价格相等，但不会改变生产模式。而产业内贸易指数必然等于要素比例相似指数，即。在贸易带来的利益和损失这一节中，克鲁格曼着重分析了在国家之间要素比例相似并主要进行产业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克鲁格曼指出贸易存在两种福利效应：一是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产生的分配效应，此时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并没有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有可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二是由于市场扩大使得可获得的产品种类增多，而这对每个个人都有利。克里格曼通过模型推倒指出，在自由贸易状态的情况下，分配效应为负（比之没有贸易的状态），将出现分配损失，而工人福利将由于市场扩大而增加。并进一步推导出，在产品的种类很多的情况下，较丰富的要素和稀缺要素都能从贸易中获利。当资源禀赋相似，两个要素也都能从贸易中得到好处。

在发表于1983年的《一个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模型》中：克鲁格曼使用库尔诺双寡头垄断模型对寡头垄断企业在既不存在比较优势也不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下也会出现的“相互倾销”的现象进行了分析。克鲁格曼在文中假定：有两个相同的国家，每个国家都有一个企业生产商品。这两个国家互相出口产品并存在运输成本。在模型中，每个国家都是相互割裂的市场，并且每个国家分别选择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政策。每个企业都具有库尔诺双寡头垄断的特征，即每个企业都假定另一个企业供应给每个国家的产量都是固定的。克鲁格曼通过理论推导解释了相互倾销出现的原因和过程，指出：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次佳世界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效应，一种是贸易导致的无谓的运输使得福利减少；一种是国际竞争导致价格下降从而减少了垄断扭曲。而当垄断所提高的价格超过在不存在垄断情况下的运输成本时，就会出现相互倾销。在运输成本很低的情况下，若企业获利，则贸易的发生会使福利改善；反之，如果运输成本很高，贸易也许会造成福利损失。

这几篇文章的分析与推导层层深入，不断完善了对国际贸易产生原因的模型化解释，并形成了对产业内贸易比较系统的分析与理论，成为理解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重要文献。

三、启示

克鲁格曼在这些文章中显示出他将现实问题抽象并牢牢把握其中的关键的非凡能力。他将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通过模型的推导来说明和分析问题。这种严谨的数学推导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此之外，在这四篇论文中克鲁格曼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综合，并提出了新的看法和新的思想，创新的在国际贸易问题研究中引入了新的研究模式。而这些论文之所以经典就是因为这其中蕴含的新思想和新思路，它们为国际贸易研究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并促进了产业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新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数学推导和模型之外，经济思想也是十分重要的，并在一些经典的论文中起着主导作用。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之中，我们也应该多加思考，努力形成自己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与观点。只有这样模型研究与经济思想齐头并进，才能真正达到比较透彻的学习和研究经济理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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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国家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 政府角色定位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 A

在国家贸易理论中，对于政府是否应过多干预对外贸易一直存在较多的争议。国际贸易新理论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两个典型性的理论体系，即主张政府应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Strategic Trade Policy）和认为政府应辅助自己的国家保持竞争优势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Competitive Advantages of Nations）。两者作为新贸易理论的代表，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基本观点。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主张政府应以积极的态度干预国际贸易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认为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以及规模经济下，政府应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积极干预的角色地位，通过对关税、相关补贴等政策措施的恰当运用来保证一国经济福利水平的提高。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政府干预是实现规模经济的最佳途径。政府通过扶持规模化的“战略性”部门，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经济结构下，形成超额垄断利润，以促进动态和静态规模经济的形成。

具体表现在，一方面静态规模经济厂商边际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递减。政府可以通过扶持或保护本国企业，促使其在国际市场中产量增加，不断提高利润份额，更好地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以促进静态规模经济的形成。另一方面，动态规模经济指的是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厂商边际成本的曲线下移。也就是说，政府通过对企业技术生产水平的扶持和干预，来实现动态的规模经济。

国际贸易新理论的一大进步在于，在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中对政府的角色进行了全新的阐释，并在此基础上将政府干预内生化。这一解读颠覆了政府干预造成国民损失的结论，因而与现实更为接近。但在国际贸易实践中，要使战略性贸易政策顺利实施仍存在较大的困难，如政府对“战略性”部门的正确识别和定位问题仍未有效解决。此外，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关联性，政府实施政策扶持必然牵连甚广，也难以正确评估预测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等。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主张政府应辅助自己的国家保持竞争优势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由波特（Michael E. Porter）提出，其主要观点是，认为政府的作用等同于机遇，都是一国竞争优势的辅助要素，而基本要素主要有生产要素、生产产业、企业竞争以及企业需求。政府可以通过一定的政策和行为影响四大基本要素，并以此对国家竞争优势产生间接的影响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表现在：生产要素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教育投资、补贴、市场等相关政策，在专业化和高级生产要素中发挥重要作用；需求方面，包括客户的需求以及国内市场的需求等方面，政府可分别通过制定产品规格标准和确定采购方式进行影响；产业方面，可通过规范产品的销售活动以及媒体的广告形式等来实现；企业竞争方面，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税收制度、反垄断法、市场规范制度上。

以国际竞争优势理论来看，在保持产业竞争优势方面，政府处于从属性地位，只有存在于上述四大基本要素中，政府政策才能发挥效用。换句话说，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主要任务在于维持良好的生产环境，最大限度地保证生产率的提高。这也意味着在贸易壁垒、市场垄断等方面，政府不主动进行干预，而需要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提供基础设施、确保强有力的竞争等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

此外，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还强调，对企业生产率以及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来说，制度环境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这一点上，为提高生产力和竞争力创造了基本条件的大学等教育机构、相关法律系统以及消费者协会等，都在其中发挥着积极的意义。因此，政府应在诸如此类的创新发展中积极扮演重要的角色。

两种新理论颠覆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地位，对政府角色定位进行了重新解读

两种贸易新理论分别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作用进行了不同的定位。这两种理论体系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的地位。总的来说，两者对于政府的角色定位虽然存在一些相似之处，但其中的差异性却十分具有突破意义。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将政府干预放于主导地位，认为政府应当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并可直接进行政策的实施等。相比较之下，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则将政府归于辅助角色，认为政府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制定政策来保证环境的改善，且其政策效果是双向性的，最有益的应该是着眼于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

归根结底，这两种理论都明确地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已逐渐成为两种并行不悖的发展趋势。两者都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但在实现本国利益最大化方面的主张却有所不一。从现实情况来看，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的“战略性”政策并不是都能高效率完成，与此同时还有可能产生不利于市场发展的腐败现象。从某种程度上说，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较多地存在逻辑上的可能性，永久性的保护贸易必然会对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国家着力于促进自由贸易也具备现实意义。通过将两种理论结合分析和辩证思考，可以对政府在其中的角色定位进行全新的解读，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两种观点对政府的角色定位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需要辩证地看待政府在国际贸易中作用的发挥。既不能认为政府在一国国际竞争力中处于绝对地位，也不能将其视为被动的参与者。应该正视国际贸易及经济发展中政府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将其角色作用控制在适宜的范围之内，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指导作用，实现国民利益的最大化。

其次，实现企业的创新和自由竞争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途径。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于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加强市场环境的建设，积极推动自由贸易的发展，为企业的竞争和创新完善后备支持。如健全各阶层教育设施投入、完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建立健全相关的政策法规等，创造利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的良好的制度环境。

最后，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完美，也有市场失灵的情况发生。在这一前提下，政府就需要在市场的不完善之处发挥作用，积极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市场的稳定。如可以采取适当的扶持措施，促进具有外部效应产业的发展或积极推动关键技术的创新和进步等，借此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同时也需要保证这种干预和保护只是暂时的，并将之与企业的竞争相结合。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春梅：《经济结构调整与政府角色转型》，《人民论坛》，2015年第17期。

②魏安喜：《政府在开拓国际贸易市场中扮演的角色研究》，《东方企业文化》，2015年第11期。

③周方：《国际经济与贸易开拓当中政府的角色分析》，《企业改革与管理》，2014年第16期。

④高影：《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中的政府角色定位探析》，《知识经济》，2014年第14期。

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B

一、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三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三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三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一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一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文章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二、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三种可以归纳为一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零；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一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一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一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三、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三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二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一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四、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四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一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二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三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一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