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经济学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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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设计工作过程的方法研究

环境设计的专业教学一般由基础课和专项设计课程构成，到了高年级，课程设置更倾向于“真题真作”和“假题真作”的模式，以此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以及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实战性。这一模式本身并无问题，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却产生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由于该专业学生大都来自美术类考试，他们的文化素质、逻辑思维，理性的综合分析能力相对低较。同时，在教学上的师资储备、教学条件和实习基地相对缺乏，在专业理论建树和工程项目研究方面相对薄弱，导致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差，设计水平难以突破。这些弱点在就业方面已经逐步呈现出诸多问题。其次，传统的环境设计教学多注重表现技法的传授和形式语汇的表达，当学生面对实际项目设计时往往不知所措，缺乏实际指导设计实施的方法与步骤，感觉基础课程的学习与项目设计脱节，形式语汇难以建构。事实上，包括视觉传达设计在内的艺术设计各专业几乎都未开设专门的设计方法研究等类似的课程，所谓方法大多依靠教师个人的经验与认识水平。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对整个设计专业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1科学的工作方法

现代环境设计是一门综合性极高的交叉学科。首先，环境设计的成果是以工程项目的建造为结果和过程的。因此，凡是涉及工程项目设计和建造的所有环节都将成为环境设计关注和遵循的必须原则。它是一个复杂、动态的系统，没有一个科学、系统、整体的方法来支撑，这一过程很难得以推进。其次，在每一个具体的环节，又会有很多错综复杂的问题相互叠加和展现。这更需要设计者具有冷静和睿智的头脑，运用一定的方法予以化解和实施。学校教育的问题是，这一复杂的动态系统由于不能及时得以评价或是由于片面的评价和引导，往往失去了真实的意义。方法成为设计过程中的注解，而非设计必须遵从的原则。在面对实际的项目设计时，盲从和慌乱成为普遍现象。

方法学，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简单地说，艺术设计方法学研究主要解决设计师面对设计项目时“怎么办”“如何开始”等问题。

对于任何一个环境设计项目，其复杂的设计过程概括起来可分为三个阶段，即设计规划（明确设计任务）、方案设计和施工图设计三个阶段。明确各阶段的主要工作任务和目标，在此基础上建立整体设计的进程模式。这一模式的建立首先依靠科学的方法的介入和指导。例如，在初期需要有设计调查这一环节，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事实是，它往往被忽视或流于形式，甚至仅仅被作为设计表达的表面注解和方案阐述时的理由。原因是，设计者缺乏正确的调查方法和途径，结果自然是片面和“想当然”的，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导设计的实际意义。例如，对于综合市场的改造这一设计命题，微观上从管理者、从业者和消费者不同的诉求和需要出发，和宏观上从社区文化、市场竞争力与整体环境形象出发。对于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介入方式与方法不同，得到的指向和结果就会相差甚远。其次，整体设计的进程模式还要依靠科学的分析和解读。问题都摆出来了，接下来要做的是分析和梳理出重要的数据和信息，逐渐整理出设计的理念和基本思路。计算机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处理和分析数据，但不能为我们提供解决的方法，设计的进程再次回到了方法研究的范畴。科学的方法“可以将设计师从工匠的迷茫中解脱出来，从而投入工业的语境之中”。[1]在现代设计中，设计师在设计过程中的地位已经产生了变化，它不再将个性化和艺术表达作为首要条件，设计也不再是设计师一厢情愿的艺术表达，而是成为与委托方、其他工程师平等协作，参与并完成设计艺术生产的合作。这源于设计、科学、技术与生产相结合的结果。因此，没有一个科学优化的工作方法，这一过程将会变得复杂。

1.2系统与整体的工作方法

系统与整体的设计方法不仅是现代工业设计的重要原则，也可以成为其他设计领域关注和采用的基本方式。它是指运用系统论的有关原理和方法，对设计过程进行整体、全面的把握，目的在于调整系统结构和各要素的关系，使系统获得优化。从系统的角度分析设计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有条理、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设计全过程。

环境设计是复杂的、动态的设计过程，委托方意志的变化、投资额度的变化、市场反应的变化、原材料价格的变化，以及人力成本的增加，甚至施工环境的变化等，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直接影响到设计的进程。这中间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思考、太多的环节需要关注、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太多的关系需要协调。因此，更需要设计师树立系统与整体的理念。整体性就是把设计过程中的任一对象看成各个要素，并按一定方式来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整体的部分，要素与整体、环境以及其他各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系统整体呈现出各组成要素处于孤立状态时所不具有的功能和性质。因此，在环境设计的教学中，教师要始终强调这种关系的存在，清醒地认识到它的重要性，用科学性的具体方法指导学生的设计实践。学生也好，设计师也好主动地运用系统与整体的方法，从与人沟通的能力、谈判的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决断能力、合作能力的提高等细节入手，以分析、综合、评价、执行的手段贯彻于设计各阶段，使设计的问题得以凸显、集中、深入和拓展，最终以优化与适合的方式完成。

2基于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

设计方法学的研究与艺术设计的关系有如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一样，前者以观念与方法论影响后者，而后者的进一步发展又推动了前者的发展，它们在相互促进中得以共同发展。[2]包豪斯注重艺术教育与技术教育相结合，把艺术设计看成创造性的艺术活动，强调艺术设计和艺术的密切联系。艺术家与工艺技师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实践的过程中存在相互统一和相互转换的可能性。现代设计已经不是能由某个具体单一的工种或艺术家来独立承担的工作。乌尔姆设计学院强调全面发展的创造个性旨在擺脱“纯艺术家”的主观性，和“纯制作者”的狭隘性，从而实现艺术与技术的结合。然而，乌尔姆设计学院试图把设计活动更多地建立在科学的推导和逻辑过程的做法，这又会导致对于设计师个体的艺术感受和认知的忽视。由于所处的时代语境和面临的问题不同，对于现代设计教育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包豪斯和乌尔姆学院都在教学模式、课程体系方面就艺术如何参与现代设计中给出了解释，进行了实践探索，但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即忽视了作为设计师个体的思维方式的不断发展和进化。类似于将设计的过程定位于前提条件限定下的被动执行和流水线生产，忽略了艺术的创造性和艺术设计除功能之外的活力因素。

2.1设计思维方法的分类

在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中，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们都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发展的趋向却不同。

艺术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艺术设计思维的本质、现象、特征和类型进行比较分析。尤其是对艺术设计中的创造性思维的研究。二是对艺术设计思维方法进行系统的整合研究。现代设计的科学本质及其目的性规定了设计思维的逻辑定向，即通过对各类相关因素进行充分的理性分析和理解，从而在设计中体现这种需要、目的或价值。其特点是把直观或经验所得的东西通过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理、原理等，使人的认识由感性个别到理性一般再到理性个别。逻辑思维在创新中对发现问题、直接创新、筛选设想、评价成果、推广应用、总结提高等环节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形象的创造要求艺术思维发挥独特的作用，只有综合的思维方式才能解决设计中的具体问题。这种综合性体现了设计思维的辩证逻辑，即处理好抽象与具象、理性与感性、分析与综合、历史的与逻辑的、人与物等关系。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统一的产物。在思维的层次上，设计思维必然包含了科学思维与艺术思维这两种思维特点，或者说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整合的结果。

2.2设计思维方法的研究

研究设计理论，必须研究方法上的处理方式、创造性的观念和艺术的表现手法。如果说目的性、实践性和规律性是一般方法的共性特征，那么情感性则是艺术设计方法最显著的个性特征。设计方法学涉及众多领域，是对设计方法的再研究，所以要尽可能多地产生让人耳目一新的想法，从更加宽泛的视角对问题加以定性，以新的视点审视设计问题，避免过早定论，脱离以往的做法，实施转化思路等。在各种复杂的设计过程中，科学的抽象思维得到的结果必须用形象的方式展现和反映出来，它最终仍是一个形象的建构问题。因此，艺术思维在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自始至终地存在着，而且起着主要的或决定性的作用。发散思维针对所给信息而产生的问题，要尽量从各式各样的角度去解读。它是一种跳跃式思维、非逻辑思维，是指人们在进行创造性活动或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围绕一个问题，从已有的信息出发，从不同方向，多角度、多层次地去思考、探索，从而获得众多的解题设想、方案和办法的思维过程。设计师可以对设计要求给出自己的理解，并在此基础上确立设计目标，提出设计创意。从范畴化的角度来看，在谋求设计创新的过程中如何创造出新的环境设计范畴显得尤为重要。在这一思考过程中，着眼于设计要求中心要素的思考容易受到既成概念的影响而落入惯性思维，运用周边要素开展的思考则表现出一种扩张的态势，并能从中找到更合适的设计方案。

3环境设计方法的嬗变

以科学理性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通过彰显“智慧之爱”并未将认识论引向解放。在克服科学认识论弊端的前提下，认识论研究领域中各种学说不断涌现。其中，生活认识论和社会认识论在批判科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建构其理论体系。生活认识论是“生活世界观照下的认识论，这种认识论关注的焦点转向人们生存的现实感性的生活世界”。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怎样认识社会的哲学学说，它以人们认识社会的认识活动为对象，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活动结构、进化过程和特殊规律”。社会认识论关注的是知识的产生及其社会性。从关注理性哲学的科学认识转向关注人的生活和社会的认识，是认识论研究的层次深化和思路转换，开启了更广阔的认识论研究视域。这一转换为理解知识和知识的产生提供了独特的视角，有效地指导了学习环境的设计和开发，从而促进知识创造学习环境设计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知识创造学习环境的设计是在社会经济、科技的进步以及学习理论发展的基础上，在以新认识论为基础的知识建构论、学习扩展论和知识创造模型论、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

社会的发展使工作任务越来越强调知识性、跨学科性和复杂性。“如果不与他人合作，单个人几乎不可能独自完成一项复杂的任务。”同样的，“学习也是一个高度互动和动态的过程”。在教育与培养的过程中，学生应考虑到这些特点。学生应在学校中学会如何与他人协同工作从而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简单地将学生分组并告诉他们在一起工作，不意味着能够自然地发生协同合作。当前的学习环境设计没有过多地考虑如何有效地调节学生之间的关系，以使每个人都能为获得成功作出充分的贡献。人类的特质之一是能够集合共同的智力资源，一起解决问题，从而将创造知识的过程建立在群体协作的基础上。但现有的学习环境设计“缺乏分工合作与整合工具”。

人类始终跋涉于认识世界的旅途中，从对外物的认识到对自身的认识，体现出人类认识能力的不断深化。认识的结果是形成各种知识，因此认识论与知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统一的。知识是学习的核心内容，对知识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学习环境理论，因而不同的学习环境理论必定以某一认识论作为支撑。在当下，基于不同认识论基础上的学习环境设计正表现为从“以知识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再到“以协同创造知识为中心”的发展轨迹，即从知识共享走向知识创造。因有理论的支撑和现实的需要，知识创造基础上的环境设计必将成为环境设计的主流形态。

4结语

设计方法学是一门动态发展的综合学科，对其研究与实践应紧跟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地有所发展和创新。正确处理好教学改革中科学与艺术、经验与分析、定性与定量、创造与适合等的关系则为关键。把空间形态、构成与人的行为状态的研究作为环境艺术设计教育的出发点与研究对象，将现代设计方法论的研究体系与方式引入教育模式的探讨，改变原有的以院校学科优势、地域特征、教师经验、感性认识为依据展开的传统艺术设计教学模式，以动态的、发展的、系统的理论支持来研究现代环境艺术设计教育，并逐步形成基于系统理论指导的教育教学改革方向。

参考文献：

[1] 王敏.设计Or艺术——乌尔姆设计方法初探[J].创意与设计，2010（02）.

[2] 郑建启.艺术设计方法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3] 凌继尧.世界艺术设计的若干问题[J].东南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4] 李立新.设计艺术学研究方法[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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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网络环境，物理教学，教学模式

 

作为一门自然科学，物理课程基础性强，容量大（包括力、热、光、电、原子、物理实验），物理概念多且比较抽象，学生普遍反映难学。在教学过程中经常会涉及到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难于理解的知识、模型及物理过程，尽管老师花大量时间想方设法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进行讲解，但学生仍感觉到对知识吃不透、啃不烂，对有关的物理思想、物理过程更是想不清、弄不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物理教学质量的提高。

基于网络环境下的教学，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网络教育提供了强有力技术支持，另一方面也必将引起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首先，在教育观念上，传统的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强调教师的“教”，而网络教学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以学生自身的学习为主，以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为基础，以学生的活动为中心教学模式，强调学生的“学”。其次，在教学模式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它打破了学生只能在教室听教师讲课的单一局面，学生可以在图书馆、计算机室甚至在自己宿舍里，在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打开电脑进行学习。第三，网络教学的实施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学生可以利用丰富的网上资源学习更多的知识，教师只知道书本上的知识是行不通的，教师应终身接受教育，要学会用系统科学的方法指导教学活动，应加强现代教育理论、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必须具备网络操作技能和网上资源开发、利用等方面的能力，从而实现教师由教学型向科研型转化。

在此，我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对网络环境下的物理教学手段、方式谈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一、网络环境下物理教学的优势

（一）能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由于网络能为学生提供丰富多彩、图文并茂、形声兼备的学习信息资源，学生可以从网络中获得的学习资源不仅是数量大，而且还是多视野、多层次、多形态的。与传统教学中以教师或几本教材和参考书为仅有的信息源相比，学生有了很大的、自由的选择空间，选择的自由是自主学习的前提和关键。在网络环境下，学生可以不再被那仅有的信息源（教师或教材）牵着走，他们可从网络广泛的信息源中选择他们所需的学习材料；学生有可能按照他们各自的实际情况来设计和安排学习，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网络中学习还可以使信息的接受、表达和传播相结合，学生通过他所表达和传播的对象，使自身获得一种成就感，从而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和学习自主性。

（二）具有良好的交互性

传统教学，虽然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共在一个空间，但在教学中相互之间的交互性却极为有限，教学内容、教学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步骤等都是教师事先安排好的，教师与学生之间较多发生的是一种从教师向学生的单向广播式作用，学生很难有机会系统地向教师表达自己对问题的看法以及他们解决问题的具体过程；同班同学之间就学习问题进行的交流也是极少的，更不用说和外地的学生交流与协作；网络教学的设计可以使教师与学生之间在教学中以一种交互的方式呈现信息，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的情况来调整教学，学生不仅可以和自己的任课老师进行相互交流，而且还可以向提供网络服务的专家请求指导，提出问题，并且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之间的交流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和BBS等网络技术而实现，可以在网络上讨论任何问题，于是学生不仅从自己的思考过程中获取知识，还从别的学生的观点中获取知识，从而达到建构和转换自己知识的目的；学生还可以根据网络电脑提供的反馈信息，在学习过程中不断调整学习内容和进度，自由进退、自主构架论文提纲怎么写。

（三）充分体现个性化学习

传统教学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学生的创造力，各种教学活动都是把学生置于共同的影响之下教学模式，让他们读相同的教材，听相同的讲授，参与相同的资料。教学的各种措施都是在同化人性，习惯于统一的内容和固定的方式来培养同一规格的人才，学生的个性得不到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需要不可能完全获得满足，教师只能根据大多数学生的需要进行教学，即使是进行个别教学，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为个别学生提供帮助。网络教学可以进行异步的交流与学习，学生可以根据教师的安排和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克服了传统教学中的“一刀切”的人为现象。学生和教师之间通过网络交流，在学习的进行中就能及时了解到自己的进步与不足，及时地按要求调整学习，利用网络可在任何时间进行学习或参加讨论及获得在线帮助，从而实现真正的个别化教学。此外，网络中有大量的个性化教育资源，如专题网络、教育专家个人网页、专题新闻、专业学术组织的网页、专业化的电子杂志等，这些网上资源为学生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选择余地。

二、网络环境下物理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学生学习目的、态度存在问题

学生在网络环境下的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各种名利的驱动，有的为求得就业、再就业；有的为求得理想的单位、岗位；有的为求得职称、职务；有的为求得工资待遇。如此种种，使得学生很大目的是为了学历而学习，学习缺少劲头，得过且过。

（二）自学能力薄弱

一是网络环境下的教育的主要学习方式是自学为主，自学要靠学生平时挤时间自觉完成，工作、生活、学习难免会发生矛盾，而此时往往被放弃的就是自学。自学环节一旦薄弱，教师与学生在学习问题就得不到交流，面授、考试等其它环节也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二是学生缺乏高等数学知识，缺乏高中物理基础知识。《物理》的学习，必须要涉及矢量、微分、积分等数学思维，要用这些更精确的数学工具去分析物理现象和物理过程，而在教学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学生对物理知识感到陌生，数学工具又不熟练甚至不会使用，至使在自学和实验两个重要环节中都面临很大的困难。

（三）管理力度不够

网络环境下的学生大都是在职人员，由于现在很多单位都实行定员定岗，工学矛盾突出，不能保证充足的自学时间。必须完成的作业可能在会互相抄袭，考试时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混过关，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

三、网络环境下物理的教学探讨

（一）教学内容上的改革

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教材方面，二是实验方面。教材要添加近代物理内容，介绍当今物理学前沿的发展，如量子理论、相对论的时空观等，启发学生兴趣，扩大学生的科学视野教学模式，开阔学生的思路。把近代科学技术成就和前沿课题的内容融入教材中，补充一些物理学与相关专业的交叉或补充的前沿的新发展内容，使学生在学习基本理论的同时了解现代科技发展的新信息、新动向。对经典物理部分进行处理，精选与现代科技、现代物理知识紧密联系的内容，删去陈旧部分，避免和中学物理的内容重复，将经典物理延伸至近代物理，增添新意。 除教材外，尽量编写一本学习用的物理教学参考书，主要用于帮助学生理解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把物理学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的能力。

实验教学内容一定要推陈出新，时刻与新知识、新理论的发展相连接。围绕培养学生的综合实验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规划设计新的课程体系、实验内容和实验方法。根据教学目的的侧重点不同，可把普通物理实验按基本型实验、提高型实验、研究创新型实验三大模块进行建设。

（二）网络平台的建立

网络平台的建设以满足两个方面为主，一是课程知识的学习要有充足的内容；二是能达到课程责任老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交互式学习的需要。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东南大学恽瑛教授就提出了“多媒体物理教学”的思想，虽然由于当时的技术所限，与今天所谓的多媒体物理教学在手段上还有所差别，但今天的“多媒体物理教学”思路与恽瑛教授提出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只是手段上更先进了。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内的一些知名高校相继建设了物理教学专用的多媒体教学环境，并且在软件建设上也投入很大，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正如长期从事电磁学及计算机辅助教学和研究的陈义成教授所言，“一些不能或不便用实验演示的基本概念、思想方法、理论结论可用课件演示，这将会使得所讨论的问题形象、生动、简练，丰富了想象力，增加了感染力论文提纲怎么写。”“使用电子课件上课，可增加课堂信息量，还可用节省下来的时间进行课堂讨论，活跃课堂气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记忆；更能直观、形象、简洁地表现物理内容和思想方法。

多媒体课件或多媒体教学过程制作的流媒体文件，美国的“电子教室”及 “工作室物理”对我们的教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这些教学课件的编写，突出重点、简明扼要，能够吸引和指导学生进行学习。对于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设置了详细的解释，以供学生调用，做到因人施教，力求实现物理教学的个性化。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的动画效果，编写生动的教学插图，吸引并帮助学生进行主动学习。在教学课件中设置了人机对话，让学生思考并回答各种问题，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运用色彩、图形、字体等的变化，以免引起单调、厌烦的感觉教学模式，从而使多媒体教学更加人性化。

（三）虚拟实验室的建立

虚拟实验室就是利用软件虚拟仪器，建立虚拟的实验环境，学生在这个环境中操作仪器，模拟真实的实验过程，达到培养动手能力，深化理解物理知识的目的。

目前在物理实验中，有些实验往往由于受到实验仪器本身及实验条件、实验环境的限制，或受时间、空间等问题的影响实验不易做或者做出来效果不明显，物理现象很难观察到。如电容器的充放电过程、电磁震荡中电场、磁场的变化过程、磁聚焦、磁约束等。虚拟实验室系统可以克服实验仪器数量和质量的不足以及实验场地、课时数的限制，充分地利用网络资源，让学生得到和真实的现场实验一致的体验。通过虚拟实验来观察上面所述的现象及动态过程逼真地展现出来，就可以为学生学习物理知识，分析物理问题提供必要的感性材料，创造生动逼真的物理情景，提高学生的空间想象能力和物理思维能力，进而提高实验教学效果。

四、展望

在网络环境下开展物理的教学，做到制订适合专业实际的教材，交互式的丰富多媒体课件，建立完善的网上虚拟实验室，就使物理教学进入一种新的阶段。当然，物理教学要在改革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的，还有许多新的规律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研究、发展、完善。

[参考文献]

[1]何克抗．现代教育技术[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2]罗益民.物理多媒体教学的探索[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2，9.

[3]徐小华.物理教学改革初探[J]．宿州学院学报，2005，10.

[4]徐曼，等.物理实验教学改革的初步实践[J]. 石家庄联合技术职业学院学术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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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泛在学习；凯利方格；协作学习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3）11—0090—04

引言

无线网络通讯技术、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为泛在学习的普及应用提供了技术基础。泛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实现了真实环境与虚拟网络之间的无缝衔接，能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问获取学习资源、联络学习伙伴，增加了学习的便利性。相关的研究表明，泛在学习是数字化学习与移动学习的延伸，是数字化学习和移动学习功能优化的集成。本研究尝试在泛在学习环境中，结合多人知识整合策略与小组合作学习策略，使用凯利方格方法针对学习者的知识进行整合，采用实时投票的机制产生共识，以进行学习者的知识整合，进而达成良好的学习成效。研究以某中学开展物理课程的学习过程进行实证研究，以探讨该模式对学习者的影响及适用性。

一 相关概念的分析及问题的提出

1 泛在学习及其特点分析

泛在学习是指在普适计算、泛在技术支持的环境下，学习者根据认知目标和学习内容，随时随地利用移动终端技术获取所需资源的学习活动。它是数字化学习和移动学习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整合、进化的过程。泛在学习环境整合了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等多个层面和维度的学习环境。它可以提供普适、无缝和互联的学习体系，将学习环境里的学习者、学习内容和学习对象等要素进行联接、整合以及互联共享。

泛在学习环境下，随着泛在技术及普适计算的不断应用发展，为学习者开展学习活动提供了便利的无处不在的信息资源、无缝的技术支持，为学习活动的顺利实施提供了保障。同时，泛在学习环境下的学习者是一个无限扩充的群体，每时每刻都会有新的用户产生，学习者之间的互动、交流成为学习的重要方式，而同一用户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会有不同的互动需求，要满足不同群体的个性化需求，需要构建支持协作学习的学习模式。

由于泛在学习具备了后现代主义学习理论中矛盾、不连续、随意、无节制、流程短这五个特点，泛在学习环境下协作学习模式的构建面临以下问题：

（1）如何实现泛在学习环境中跨越现实世界与虚拟空间的协作

泛在学习环境利用虚拟网络和物理网络技术涵盖了虚拟空间与现实世界的连接，使学习可以在虚拟网络空间和实际生活场景中进行，学习者可按照个体需求在这种多样的空间中以不同的方式和载体进行学习，形成随时随地的学习模式，学习场景的无缝连接使得学习者能以适当的方式获取学习资源。在泛在学习环境下，学习者利用移动终端设备随时随地与教师或者学习伙伴进行同步或异步的协作与共享交流，也可以随时随地直接从泛在环境中获取信息。将学习行为从课堂带到生活场景，从虚拟网络空间带入到真实的实验场所。面对不同学习环境的转换，如何协调个人虚拟空间与真实场景的共存，如何实现学习者在泛在协作学习环境中与其他学习者一起完成社会知识的构建和共享成为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

（2）如何克服泛在学习的固有特点而造成的协作难题

泛在学习使人产生工具的依赖性，虽然拓展了学习者获取资源的渠道和范围，却束缚了人的创新思想，资源获取容易，但协作缺乏竞争，学习过程遇到的问题“有问必答”，大部分问题不需加以思考就可以得到答案，学习是随意的，凭个人学习风格和喜好来学习，学习的过程是随意和不连续的，学习的资源是非线性、不连续的，学习过程可以随时中断和跳跃，也是不连续的；学习是按个人需求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因此可以是无节制的，终身化的。开放的学习多路径、多结果、反馈循环实质上就产生了无节制。这些特点为泛在学习环境下创设有效的协作学习模式制造了困难。

2 凯利方格技术（Repertory grid technique）

凯利方格访谈技术由著名的人格心理学家凯利（Kelly）基于个人建构心理学（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s）理论提出，是近年来广泛使用的心理学研究方法之一，通常用于整合多人的知识策略。个人建构心理学认为个人的观念对其行为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理解人的观念对于促进学习有重要意义。

凯利提出，每一个人都拥有关于世界的个人想法和理论。人通过由个人形成的各种类型或模式来理解世界，并试图用这个模式去解释和适应世界中的客观对象。这种具有一定规模的模式称为构念，构念就是解释世界的方式。凯利创造了一种试图引出人的特定观念的方法，即方格访谈技术。凯利方格技术一般包含四个部分：准备访谈对象、引出构念、排列构念、制作方格。

（1）准备访谈对象

访谈对象是指进行合作探究的目标内容，具体操作时可以由访谈人员直接呈现或者在访谈过程中逐渐引出。凯利提出，一切构念都是辩证统一的，有意义的构念应包含三个对象，即两个相似的和一个相反的对象。例如没有长的概念短的概念也就无法被理解。在早期凯利方格的应用案例中，访谈对象是由被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各自独立生成，而近年来在教学应用的实践中，主要是由访谈者提供访谈对象，被访谈者依据自己的知识观点表述构念。本研究采用的就是后一种方法。

（2）引出构念

凯利认为，构念是人们通过学习实践而不断发展的用于理解世界的模式，学习者应该努力积累、扩展构念，使它们适应复杂系统。构念并不单独存在，必须依附于特定的元素。构念是在被访谈者不断辨别、澄清的基础上产生，多个构念可形成系列、连续、层级嵌套的新构念。引出的构念越多，被访谈者就越能理解研究对象结构与特征。

（3）排列构念

凯里的研究中提出，个人的构念是层次排列的，可分为核心构念和边缘构念，访谈过程中按照应该依循一定的规则，从核心到边缘，努力减少构念形成中形成的矛盾和误解，高效率地形成构念。

（4）制作方格

凯里依据访谈对象的不同，制成不同的“方格”，将相反的构念置于方格两端，要求被访谈者进行判断，表明同意或反对意见。例如通过回答某一物理现象的不同属性，可分析被访谈者的领域知识构念，有针对性的发现其构念系统存在的问题。

虽然凯利方格技术包含一些固定的组成元素，却是一种非常灵活且具有广泛应用性的研究方法，因此更多地被视为一种方法论而不是一种的测试工具。

通过大量学者的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凯利方格访谈技术对于保证研究所获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以凯利方格在学习科学中的应用来看，主要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凯利方格技术让研究对象在通过观察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能够反映出学习者自身的程度与观念，有效地防止其他学习者价值倾向性带来的效度失真。另一方面，由于凯利方格技术并不预设问题的具体维度，因此学习者可以随意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有利于研究者最大限度地获取研究对象对某一事物的观念和看法，包括一些潜意识的观念。这对于研宄、挖掘学习者的学习潜能或隐性知识具有重要意义。

本研究使用凯利方格方法与小组协作学习策略，针对学习者现场观察到的知识进行知识获取，以实时投票机制产生小组共识，对小组内学习者的知识进行整合，探索凯里方格技术在泛在学习中的应用模式。

二 基于凯利方格法的协作学习模式构建

基于凯利方格法的协作学习模式分为三个模块，分别为寻找目标模块、凯利方格构建模块与合作投票系统模块，分别介绍如下：

1 寻找目标系统模块：学习者通过移动终端设备（手机、平板电脑等）登陆协作学习系统，在确认全组均已进入学习系统后，系统为学习者提供观察目标，让学习者在真实环境进行观察，通过物联网设备对终端设备的反馈给予学习者提示，协助学习者寻找观察目标。

2 凯利方格构建模块：学生在真实环境中进行观察、实验，依据凯利方格的构建方法，对观察的学习目标进行比较观察，使用移动终端设备对于观测目标的正向特征、反向特征以及倾向值进行判断。这个模块作为协作学习的主体部分，通过学习目标和内容的引入，学习者开始忽略学习环境的差异，使注意力集中在个体知识的表达以及协作组知识的构建。

3 合作投票系统模块：基于网络的同伴互评模式凭借其既能实现学生的评价功能，又在协作互评中促进学生共同发展的优势，受到泛在学习研究者的日益重视。

通过合作投票系统的设置，学生由正向特征开始进行投票、合作讨论，直到取得正向特征一致的共识后，再进行反向特征投票、合作讨论并直到取得反向特征的共识，最后进行倾向值的投票、合作讨论直到产生倾向值的共识，然后进行到下一个正向特征的讨论，直到完成所有凯利方格的建立。合作投票模块主要在于克服泛在学习不连续、随意、无节制的问题，通过凝聚共识，协作互助，强化目标，实现学习目标。

借助观察学习目标，学生逐步建立正向、反向特征与倾向值的概念维度，通过凯利方格的构建过程，学生使用合作投票机制，进行组员合作讨论，逐步达成一致意见，及时强化和反馈学习知识，直至有意义学习的发生。

三 实验案例及效果分析

“晶体和非晶体”作为初中物理“物质的形态和变化”一章中重要的知识点，如何让学生正确地认识和掌握“晶体和非晶体”的本质属性是课程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通过课程内容的讲解和实验环节的操作，学习者会从哪些层面和维度去区分“晶体和非晶体”，如何通过泛在技术来强化学习者对于知识点的掌握？我们使用本研究的方案进行了实证研究。

图1为实验的总体设计图，实验选取某中学两个班级共60人，通过随机选择分为等额的实验组和控制组，实验组使用平板电脑进行泛在学习环境下基于凯利方格的协作学习，控制组以平板电脑进行泛在学习环境下的个别学习。图2是基于凯利方格的协作学习系统操作步骤，具体的过程设计如下：

步骤一：由教师为实验班级划分小组，本实验中每个小组30人，教师确认实验组成员全部登入系统后，进入步骤二。

步骤二和步骤三：利用系统的提示和纠错功能，辅助实验组成员查看到本研究的学习内容，确认全组人员完成后进入下一环节。

步骤四和步骤五：组织实验组成员学习课程内容，然后对研究对象建立正向和反向特征，这个过程是建立在小组成员合作、协商的基础上，使用投票机制来确立特征的取值。

表1展示了实验组在学习中构建的凯利方格，具体的操作步骤为：首先将学习目标视为元素并放置于表格上方列中央。表格第一列放置属性组的正向特征，最右一列放置反向例如学习“晶体的特征属性分析”一节时，首先让学习者学习水晶、钻石等晶体和石蜡、橡胶等非晶体的相关资料，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提出晶体的特征属性正向特征，如晶体具有整齐规则的几何外形等属性，然后提交进行全组投票，经过多轮的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反向特征值的形成过程大致一样，但需注意与正向特征的对应，已达到围绕核心概念进行对比学习的目标。

步骤六为总结展示阶段，为学生呈现完整的凯里方格。特征。在学习对象属性组之间与位于对象下方列的表格中，填入偏向正向特征或是反向特征的配对属性值，本实验以李克特5段值为取值范围，其中每列特征中1—5的数字表示元素在该列特征中的偏向程度，1表示此元素具有非常强的偏向正向属性的特征，2表示此元素具有偏向正向属性的特征，3表示此元素不偏向正向属性的特征也不偏向反向属性的特征，4表示此元素具有偏向反向属性的特征，5表示此元素具有非常强的偏向反向属性的特征。

通过实验组和控制组前后的访谈调研和测试题目成绩分析，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学习成效产生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在：

（1）实验组学生的个体差异减小，小组成员的学习能力进步均衡，学生的学习潜能得到发展，提升了学习者的自我效能感。

（2）与控制组相比较，实验激发并保持了实验组学生的学习兴趣，乐于参加与知识学习有关的活动，初步具备运用研究方法的意识（使用凯利方格去探究伙伴之间的认知差异）。

（3）通过前后测的数据分析，实验组在表述自己的观点、与他人交流、自我反思和听取意见的意识等方面有较大提高，具备初步的信息交流能力。

（4）实验组的学习成效改进明显。通过后测试卷的分析，实验组学生在理解概念和掌握规律等方面有较大提高，测试成绩整体较控制组优秀。通过协作和及时强化，学生在记忆性知识的掌握上得到提高。

四 小结

随着移动技术和物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泛在学习在非正式学习和正式学习中大量出现。这种新型的学习模式促进了信息技术在学习中的应用，同时也给技术的有效应用带来了挑战。本研究中，我们通过分析泛在学习环境的特点，结合知识整合策略，将泛在学习环境的技术优势与协作学习中的合作模式有效整合，通过学习者共同构建凯利方格的方法，搭建协作平台，帮助学习者进行知识构建。实验结果显示，这种模式下学习者的知识建构能力与学习成效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有效克服了泛在学习中出现的问题，为泛在学习环境下协作学习模式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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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凯利，郑希付译.个人结构心理学（第一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l：13-14.

篇4

一、低碳经济的理论基础研究

(一)低碳经济的经济学理论根基

GDP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在各国之后的经济学研究中，纷纷将GDP作为了经济横向比较的参考与依据，让人们误认为经济学学科研究的内容仅仅是国家GDP增长方式。在经济学发展历史中，曾经出现过世界主义经济学的观点，这种观点主要的思想是指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本国的经济发展是研究内容之一，世界经济的发展也是其研究内容之一。在这种观点之中包含了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的思想。

弗朗斯瓦魁奈在其《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主义经济学概念。亚当斯密与弗朗斯瓦魁奈有着共同的观点，指出经济学的研究应该立足在世界范围之内。萨伊著有《实用政治经济学》一书，该书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说明，指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是其研究的主要内容队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西斯蒙第指出政治经济学科的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得人类的幸福得到增进。他指出政府成立的目的并不是对财富进行积累，财富积累仅仅是表面的形式而已，通过财富积累实现公民物质生活方面的满足才是其真正的目的。而是要通过财富的积累为全体公民提供物质生活方面的快乐。在经济发展中的这种全球化经济的思维是低碳经济思维的起源。

(二)低碳经济与其相关学科之间的比较与继承

1.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的概念首次出现在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绿色经济主要指的是对环境进行维护、资源进行保护的，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平衡式经济。循环经济属于利用生态学规律指导经济活动的新形态经济。生态经济指的是生态学与经济学结合而成的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生态与经济所组成的系统中的结构、功能以及运动规定等。

从本质上讲，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都是要求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能够降低经济投入、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经营活动的经济效益，这几个经济思想都是在30世纪后半期产生的。生态经济指的是经济活动的进行要以生态规律为指导。循环经济指的是利用循环的理念指导经济活动。绿色经济指的是在总的国民生产总值中减去自然资源与环境污染等方面的消耗价值，实际上就是绿色GDP低碳经济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不能够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为代价，属于生态经济范畴。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比较之后发现，低碳经济更能够体现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目标，抓住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低碳经济思想是在资源、环境、生态等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与危机的情况下人类通过反省与总结提出的思想，重新认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低碳经济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之间虽然有着不同的内涵等，但是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中的相关理论可供低碳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进行借鉴与参考。

2.低碳经济与气候经济学

弗里德黑姆施瓦茨在《气候经济学》中指出了经济与天气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全球气候变迁政策奠基人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对天气与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进一步详细的阐述，指出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将对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严重程度将与世界大战、经济大萧条时的影响不相上下。

气候经济学中是对经济从气候的角度进行研究，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为气候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低碳经济又主要是研究二氧化碳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从内涵方面来讲，气候经济学与低碳经济具有相同的内涵，是对于同一种问题的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气候经济学是低碳经济理论进行发展的基础，低碳经济理论的研究需要对气候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关注与借鉴。

3.低碳经济与资源环境经济学

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及最优化。资源环境经济学研究的主要领域包括:第一，环境污染所带来的损失的估算，包括物质方面的直接损失，人类身体与精神方面的损害等;第二，对环境治理过程中投入带来的产出进行评估，包括污染治理的直接效益损失，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损失等;第三，污染者付费制定及付费力度的制定;排污指标转让金额的制定。资源环境经济学中认为资源是具有一定的价值的，而环境的损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对这些价值与成本进行核算与解决。如果出现较高的碳排放，必然会都会环境造成一定是损害，只有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才能够对上述问题进行避免。因此，低碳经济是存在着与资源环境经济学相互交叉的内容的。当前，资源环境经济学科的发展已经相对完善，低碳经济在理论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对其进行充分的参考与借鉴。

(三)构建低碳经济理论的设想

在经济学的众多分支之中就包含低碳经济。因此，当前出现的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之间不能够协调的问题能够通过经济学中的内容进行解决，实现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

低碳经济从本质上讲属于生态经济学。低碳经济中涉及的学科较多，需要从跨学科的视野上进行综合的把握。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第一，对传统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的方法进行继承;第二，对其他相关学科的一些分析方法进行借鉴;第三，对制度学分析方法进行利用。

二、低碳经济的经济学价值

(一)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提供理论基础

人们的经济活动强度在工业革命之前非常小，因此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要比生态系统调节能力低，生态系统能够对经济活动中产生的温室气体进行调节，对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负效应进行调节，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经过工业革命之后，出现的机器大工业生产模式导致了生态系统调节能力币、能够负荷经济活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因此就出现了由于温室气体而造成的环境受到污染问题，环境问题导致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更加严重的甚至会对人类的生存产生威胁。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财富的提高，现代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为提高本国GDP，这些理论都已经不再适合对经济活动进行指导了。当前出现的循环经济、生态经济、绿色经济等经济理论，都各自具有自身独特的内涵和主要研究的内容，因此在这些经济理论中并没有将低碳纳人到研究的内容之中。在全球当前的环境问题中，温室效应问题已经成为了主要的问题之一，出现这种环境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合理的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需要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作为指导。低碳经济理论能够为经济发展模式的更新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促进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实现了对国际经济学体系的完善

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的解释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从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方面进行解释，代表的比较优势(亚当斯密)、相对比较优势(李嘉图)、要素禀赋理论(赫克歇尔、伯蒂尔奥林);另一方面是从新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进行解释性在这些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理论的观点中，都是将本国作为了研究的重点，发展国际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本国的经济总量得到增加，从而实现本国经济竞争力的上升与增强，而其中的贸易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从经济效益角度进行分析，国际经济合作对合作方都有利，然而从生态效益角度进行分析，会导致更多的合作负效应的产生，带来更加严重的环境问题。在当前的国际合作过程中，主要是发达国家同着欠发达国家或者地区进行转移，而其中转移的主要内容包括制造等环节，在这些欠发达国家或者地区中，由于发展不充分导致了技术较为落后，能源结构并不合理等，使得在承接制造等环节的过程中带来严重的环境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温室气体排放问题。由于二氧化碳具有流动的特性，最终将成为整个国际的环境问题。低碳经济中关于国际合作发展的相关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际经济合作的困境。而且低碳经济理论中对国际经济学原有的经济研究视角进行了拓宽，两者之间的融合使国际经济学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了整个国际社会整体方面，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学。

(三)对消费方式的转变起到了引导作用

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拉动经济发展是三驾马车，即消费、投资、出口，归结起来是物质消费拉动了经济的发展。在当前的能源结构并不合理，如果要促进物质消费进行发展，那么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二氧化碳的产生，要想在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控制，又必然会影响到物质消费的发展。物质消费的刺激与低碳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目标冲突问题。物质消费的主体是发到国家与发达地区的居民，这些消费主体的消费需求中，生理需求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方面了，而已享受型、炫耀性的需求正在不断增长的过程中，并且占据了主要的位置。低碳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改变的不仅仅是生产方式，还包括生活方式、消费方式。

(四)实现了相关经济学研究内容的丰富

低碳经济在不断进步的过程中，辅的工具出现了很多。虽然当前并没有对这些概念实现完善，但是这些概念已经成为了金融学、国际贸易等方面的新内容。由于气候问题在解决的过程中具有复杂性，因此就要求经济学家必须对风险、不确定性等最为基本的经济学概念进行重新的审视，对这些传统意义上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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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就是收集数据、整理数据以及分析数据的方法论学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支持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保证其能够对所需要应用的数据进行有效整理与收集，进而形成统计思想，达到预期的研究目的。

关键词：

经济学；研究；统计学思想

在对经济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统计学思想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着估计思想、拟合思想、均值思想等，有利于提高经济学研究效率，凸显出经济学的研究价值，为其后续的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1经济学中统计思想分类

1.1统计思想之估计思想

统计思想是一门具有综合性特点的学科，其涉及的内容较广，研究重点有所不同，使得主要的思想部分受到广泛关注。然而，在统计思想中估计思想是最为主要的组成部分，主要因为估计思想是一种认识方式，能够将利用样本对统计的总体进行预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有效提高预测准确度。与此同时，样本是统计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在显示总体属性的基础上，可以利用样本的研究结果预测总体概况，但是，统计样本很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影响，导致统计数据与总体数据出现偏差。

1.2统计思想之拟合思想

拟合思想就是在统计期间，能够对不同类型的事物的表象关系进行分析，保证能够拟合出事物的前后顺序，使得错综复杂、难以分辨的信息规律凸显出来，进而形成良好的发展趋势。

1.3统计思想之均值思想

对于统计思想而言，均值思想就是根据统计学的基本特征凸显出事物的一般性规律，使得经济学研究人员可以全面了解事物发展规律，避免出现各类干扰因素影响其统计准确性，进而提高经济学研究质量。

1.4统计思想之联系思想

经济学研究中各类事物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只有应用统计联系思想，才能保证人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可以注意事物之间的联系，提高变量考察效率[1]。

1.5统计思想之差异思想

统计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概括性，与差异思想存在密切的联系，主要因为差异思想可以引导经济学研究人员能够根据事物之间的差异，对事物进行统计与概括，进而形成良好的数据研究体系。

2经济学研究中统计思想的应用路径

2.1经济学研究风险决策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经济研究决策期间，经常会存在不确定的因素，使得经济活动承担一定风险。由此可见，在经济研究决策之前，必须要利用科学的方式制定工作制度，保证能够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首先，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企业要利用正确的决策规避盈利亏损。其次，企业要正确估量经营中可能出现的经济损失，保证能够制定完善的措施规避企业的损失。最后，企业可以利用统计学的概率论原理，形成竖形图像实施分析工作，进而提高企业的发展效益[2]。

2.2经济学研究市场调查中应用统计思想

经济学研究人员在市场调查过程中，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学的应用特点，保证能够有目的性的对市场调查内容进行分类，并且提高数据记录效率，使其达到系统性目的。同时，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正确分析所搜集的市场信息，及时发现企业的缺点，并采取有效措施弥补，为企业在市场中的发展提供正确方向。另外，经济学研究人员还要利用统计学思想全面判断市场需求，提出更多的可行性战略条目，例如：取样调查、抽样调查等，使得统计思想能够更好的应用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为其发展奠定坚实基础[3]。

2.3经济学研究经济预测时应用统计思想

在统计学理论中，经济预测与风险预测是有所不同的，经济预测就是对未来各类不确定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保证能够利用科学的手段实施经济预测工作，避免对经济进行臆想与胡乱猜测[4]。同时，在经济预测期间，不可以出现利用直觉与经验预测的问题，必须要根据经济预测要求，科学、精确的实施计算工作，在搜索各类相关资料的同时，不断分析与判断未来的经济发展趋势。企业决策者可以利用统计思想中经济预测手段加深对企业未来经济的了解，以便于做出更加完善的决策。经济预测指标包括以下三种：一是经济预测范围。二是经济预测时效。三是经济预测性质。每个标准都有自身存在的意义，可以促进经济学研究效率的提高。

3结束语

在经济学研究期间，相关研究人员必须要全面分析统计思想，确保能够将其有效应用在研究工作中，在提高研究质量的基础上，凸显经济学研究价值，为其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作者：许欢 单位：唐山人民医院

参考文献：

[1]陈小琴,潘东明.基于微观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鲜切花产业统计数据分析[J].中国农学通报,2013,28(32):128-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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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生态城市的内涵和主要特点

1.1 生态城市的内涵

生态城市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与人融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结构。简而言之,生态城市是一类生态健康的城市。

1.2 生态城市的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比较,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1.2.1 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与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

1.2.2 高效性

生态城市能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使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共生关系得以协调。

1.2.3 可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保证其健康、持续、协调的发展。

1.2.4 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纯追求环境的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秩序下寻求发展。

1.2.5 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于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 2 中国目前的城市环境状况和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2.1 目前的城市状况

“九五”期间是环境保护大发展的五年,集中体现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全民族环境意识普遍提高、环保措施力度加大、环保投入大幅增加、环境质量有所改善等方面。但是,环境污染依然严重,生态恶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水环境污染相当严重,全国有36%城市河段的水质为劣5类,多数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点状和面状污染;大气污染十分突出,受监测的341个城市中,有66.7%的城市空气质量超过国家二级标准;固体废物、城市垃圾、“白色污染”仍然严重;全国城市垃圾真正达到无害化处理的还不到总量的10%;城市噪音扰民十分普遍,2001年监测区域55.7%的城市噪音处于中度以上污染。严重的环境污染导致市民发生多种疾病。

2.2 生态环境建设的起步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生态环境建设的探索。1999年海南率先获得国家批准建设生态省,2001年吉林和黑龙江又获得批准建设生态省,陕西、福建、山东、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设生态省。许多城市如上海市、长沙市、宜春市、扬州市、威海市、深圳市等都先后提出建设生态城市的奋斗目标。最近几年,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中国生态学会以及他们的地方学会举办了多次全国性地方性学术讨论会,将学术研究与交流推到了。第五届国际生态城市大会于2002年8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市召开,《生态城市建设的深圳宣言》是这次大会的主要内容,将对世界城市建设与发展以及人居环境的改善起到积极的指导作用。

3 中国如何进行生态城市建设

3.1 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

笔者认为,生态城市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以城市生态学和环境经济学为理论指导,以可持续发展为主题,以城市规划为蓝本,以环境保护为重点,以城市管理为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新机制,建设经济、社会、生态三者保持高度和谐的城市。

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创建清洁、优美、安静的城市,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建设高效的生态产业和人们的需求与愿望得到满足、和谐的生态文化与功能相整合的生态景观,实现自然、农业和人居环境的有机结合。

3.2 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生态城市建设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方向。它不仅涉及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针对环境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提出以下生态城市建设的对策。

3.2.1 转变思想,提高环保和生态意识

从不可持续发展思想向可持续发展思想转变。其内涵包括:从追求近期的直接经济效果转向追求长期的间接经济效果;从追求单一的经济高效率转向追求经济、生态合并的高效率。这是生态城市建设的思想基础。没有这个转变就不可能有忧患意识、危机感和责任感。这对决策者和企业家尤为重要。因为决策者的思想影响一片,企业家影响一个企业,企业往往是环境污染大户。我国目前的干部制度是任期制,任期内的绩效考核主要还是经济绩效。这很容易使干部产生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完成这种思想转变必须把干部任期内对环境和生态保护的功与过作为绩效考核内容之一。

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就是使人们认识到自己在自然中所处的位置和应负的环境责任,尊重历史文化,改变传统的消费方式,增强自我调节能力,维持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运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除了用各种形式加强宣传和

教育外,还应:(1)让市民亲身感受到环境和生态保护带来的好处;(2)使市民形成“向自然资源索取是有代价的,污染是要付费的”的概念;(3)营造社会公德大环境,规范那些不规范的环境行为。 3.2.2 加快理论研究,制定生态城市指标体系

现在可持续发展到处都在讲。但是,如果没有能够指导可持续发展实践的经济理论和具体的评价指标,又如何知道决策和实践是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呢?长期以来,城市建设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重资源开发,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线兼顾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因此,必须针对我国国情建立一套适用于生态城市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指标体系。

(1)生态城市应采用整体的系统理论和方法全面系统地理解城市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经包括经济活动的环境效应和生态效应。也有较好的社会基础,为不少人所接受。政府应积极支持和组织环境经济学家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探讨、研究,使环境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扩大,发展成为包括“新财富理论”的多科学、多层次、多分支、交叉性综合性学科。其领域包括工业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森林经济学、海洋经济学等以及这些领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以环境经济学和城市生态学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同时指导国民经济发展。这是一个机遇,中国应该走在世界前列。

(2)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多元化的。分解为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目标、结构优化目标以及效率公平目标。这些目标又应按生态城市建设的阶段(初级、过渡、高级阶段)分解为阶段性的目标,形成评价指标体系。用它在建设的各个阶段来衡量城市生态化速度与变化态势、能力和协调度。设计的指标应灵敏度高、综合性强,既有持续性指标、协调性指标,又有监测预警指标。选择指标的原则应注意因子的综合性、代表性、层次性、合理性、现实性。在生态城市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导下来编制城市规划条例、械市建设条例和城市管理条例。

3.2.3 建立生态城市环境保护新机制

环境质量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基础和条件。环境保护是城市生态建设、生态恢复和生态平衡维持的重要而直接的手段。建立政府主导、市场推进、执法监督、公众参与的环境保护新机制是生态城市建设的保障。

城市政府的主要职责是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应该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加强各种公用设施的建设、进行环境的综合治理。从社会主体角度看,社会行为可分为政府行为、企业行为与公众行为。这三种行为决定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状况。而不可持续发展或可持续发展都决定于这三种行为。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中政府、企业、公众的行为都没有考虑到自然环境的有限性及其对经济活动的制约,没有把自然环境纳入到经济系统中,致使人类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深度与广度不断增大。

政府应成为生态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应加大力度、有效的引导、规定、维护、激励整个社会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的行为:(1)国家应提升国家环保主管部门的职能和地位。实质性的参与国民经济决策活动,重大项目从初步方案拟订就应征求国家环保总局的意见;(2)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监督队伍的建设,完善体系、加强力量、提高人员素质和敬业精神;(3)在国家、省、市各级政府中设置生态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协调机构,负责政府各部门间管理职能的协调和监控,以推动生态城市建设计划的实施;(4)强调城市政府在生态环境保护的社会行为中的地位和责任。制订和实施生态城市建设的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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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学的现代经济学理论做指导，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但当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存在重模型，轻思想、重理论，轻实际、重国际，轻本土的突出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要与本土化相结合，并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本土化；途径

一、引言

一个经济大国的崛起离不开经济学家群体的成长，而这个经济学家群体及其影响下的经济学教育的扎实程度，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崛起的基础和方向（程远，2012）。因而，经济学教育的进步和发展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尤为重要。

经济学是现代的一个独立学科，其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有效配置资源进行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经济学的推广离不开教育，目前，在中国高校开展经济学领域的课程已习以为常，甚至经济学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科学领域。然而，中国的经济学教育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中国经济学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提升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水平，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而国际化办学是一条迅速而有效的途径（洪永淼，2007）。

二、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原因

所谓的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是指以国际标准指导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改革，秉承“汲取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大胆引进、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课程体系以及经济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加快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进程（洪永淼，2007）。尽管国际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但正如杨瑞龙（2006）指出，中国经济学教育还是要继续提升国际化的程度：

首先，现代经济学教育诞生于西方，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甚至更长时间，在欧美国家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经济教育体系，主要包括：培养模式、教材体系、研究范式等。由此，在中国推进经济学教育的现代，西方发达国家成熟的教育体系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其次，中国的改革是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的过程。而西方经济学研究范式，是当前研究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规律的一个最完善与最成熟的理论体系。中国的改革将不断深入与推进，就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方法、体系及教育中的成熟之处。

再者，我们需要一个学术与教育的交流平台，在此平台下可以交流共同知识，相互促进。经过三百多年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的研究与教育体系已经构建成一个大家相互交流的知识平台。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就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学术规范。这也正是洪永淼（2007）所指出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化，要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合作与竞争，通过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上、举办和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开展联合办学与合作研究等多种渠道，使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研究成果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并通过国际学术交流，争取并利用国际学术资源，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和中国经济改革服务，这是一个与国际完全“融合”并产生巨大效用的阶段。

最后，站在功利的角度，西方经济学现在成为“显学”，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就会越来越发现西方经济学成熟的分析框架，对推进改革的指导作用越来越重要。就因为经济学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发展经济学教育，推进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

三、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突出问题

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是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国际化过程，中国经济学教育遇到不少问题，突出的有如下几点。

（一）重模型，轻思想

自边际革命以来，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不断引入了数学以及物理学的方法，尤其是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保罗・萨缪尔森为首的西方经济学家的推动下，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更是试图进一步效仿数学和物理学的精巧框架，使经济学在形式化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姑且不论这一倾向的对错与否，但中国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国际化过程中，这种倾向尤为严重，盲目的向世界前沿靠拢，导致我们在对经济学的理解上遗漏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姬超和颜玮，2013）。当前，整个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教育界都似乎存在着越是繁冗的数学推导和计量检验越能提升文章的层次，越能显现个人的水平的现象。这是全然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差别。对于经济学科的数学化倾向要值得深思，但中国经济学界却仍然亦步亦趋，盲目追求复杂的形式化手段，要么采用很复杂的数学公式讲述很浅显的研究结论，要么研究过程经不住推敲，不够严谨。在这种浮夸和虚无的学术环境下，中国经济学科愈发显得支离破碎，看不到研究的意义何在，研究的范式何在，等等。在本质上，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和教学框架始终未能有所超越或发展，仍然局限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下。

（二）重理论，轻实际

任何学科的发展与教育都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但在中国经济学的教育与学习过程中，我们都过分重视理论，却忽略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尽管西方经济学的分析中，都要强调每个理论的假设前提，但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重视不够，导致经济学的教育常常忽视这点，导致学生轻率地将理论用于实际。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人们对经济学理论似乎总是充满信心，当现实情况与推理不符时，却往往将这种原因归为行为人的非理性，却忘记了推理的根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设。虽然西方经济学理论也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但中国的引进与教学，似乎更注重理论的引进，而忽视了实际的应用。事实上，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日新月异，而且，中国有自身特色，其在体制、文化、资源、规模等各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特点，如果盲目国际化，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照搬西方经济学的教育模式，过分强调理论，也会导致学来的理论指导不了中国发展的实际。

（三）重国际，轻本土

中国经济学教育要不断推进国际化已得到认同，但是在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更多地强调国际化，而忽视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可以说，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问题的大量出现。国际化并非经济学教育现代化的全部内容，要实现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现代化，还必须强调本土化。国际化是指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要进入中国，中国经济学与世界范围各国的经济学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并在交流学习中取长补短。但是，国际化是手段，目的是要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国际化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强调中国化或称本土化（逄锦聚，2010）。即，国际化是基础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归宿，两者之间应该形成一种相互促进、相互融合的关系（宋雪玲，2010）。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本土化。现代西方经济学所形成的社会环境与中国的现实存在巨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不能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且还可能引入误区。故，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进程中，要结合本土化，而在经济学教学中，教师必须要深入研究与掌握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实，从现象的背后中归纳、抽象出能够解释中国的理论。只有把这些东西教给学生，才能培养出学生独立的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途径

中国改革的推进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指导，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离不开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但结合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国际化的过程中也同样需要强调本土化。由此，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要与本土化相结合。

（一）推进经济学教育理念的国际化

要有广阔的学术视野，着力构建一个学术自由、兼容并蓄的机制。在此过程，要推进与国际接轨的中国高校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包括：人事制度、资源分配制度、财务制度、教学与学生培养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对外交流制度等。考虑到这将是个的漫长过程，且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广大师生观念的转变、支持以及足够的资源等客观条件，可考虑实行“双轨制”制度创新。

（二）提高经济学教育师资队伍的国际化水平

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需要引进与培养一支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并熟悉现代经济学分析的人才队伍。引进优秀的“海归”是构建这样队伍的重要办法。优秀“海归”长期在国外学习、工作和生活，熟悉东西方文化与国际规则，他们本身就是国际合作与竞争的一分子，如果能切实做到与本土结合，将是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国际化的骨干。然而，引进这些高水平“海归”的成本非常高，这需要有灵活的人才招聘和人事制度的政策，比如，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待遇与工作条件。那么，“双轨制”的人事制度将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事实上，近年来，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从而加快了中国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进程。

（三）创新体系，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

中国经济学教育国际化的目的在于，采用科学严谨的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来解读中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指导中国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经济学的研究强调本土化，即分析中国问题，并将中国问题及中国发展的经验推向国际，另一方面，建立国际化的经济学教育与研究体系，要保留自身的特点，才不会在国际化进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才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学界凸显中国经济学的存在与贡献。

（四）有效争取与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

发达国家与地区有着丰富的教育与学术资源，大多也对研究中国问题很有兴趣，这为中国经济学教育开辟了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的可能性。在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有效的各种合作研究、合作办学和交流计划，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利用国际学术与教育资源为我服务，弥补很多中国高校经济学科资源的不足。通过争取和利用国际资源，也能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以提升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水平。

参考文献：

［1］程远.浅谈中国的经济学教育现状和发展方向.当代经济，2012，23

［2］洪永淼.中国经济学教育与研究必须国际化.光明日报，2007，9

［3］逄锦聚.当前经济学教育教学面临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中国大学教学，2010，1

［4］宋雪玲.经济学教育的国际化与本土化刍议.人力资源管理，2010，7

［5］姬超，颜玮.中国经济学教育中的问题与出路.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6］杨瑞龙.中国经济学要在国际化过程中讲本土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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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循环经济；逻辑；启示

从鲍尔丁的“宇宙飞船”理论到大卫·皮尔斯和图奈的“循环经济”，表明人类在思考自身的物质文明创造到底应该怎样与自然环境相协调。经济发展，生态平衡与社会进步这三者似乎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关于如何发展循环经济，国内外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从古代相对朴素的循环思想开始，梳理循环经济的自然逻辑，借鉴前人的智慧，与现代经济理论与科学技术相结合，尝试探寻循环经济的发展方向。

一、古代中国农业发展带来的朴素循环经济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封建社会的国家，其中，生产力进步是奴隶制往封建制过渡的源动力。中国的农耕文化也随之发展壮大。与农耕联系最紧密的就是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适应自然的过程中，先贤们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周易》的主要思想就是阴阳相合、天人协调。《黄帝内经》则通过外在经验总结发现人体与我们所处的天地有异曲同工之妙，人体自成一方世界，人若想健康长寿，必须使自身世界与外部世界相合，遵循自然规律。《庄子·齐物论》中有“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中庸》语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部儒家经典也向我们阐释了对待天地自然应有“中和”之境界，非如此，天地不能各行其位，万物不能各得其所。汉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宋儒也提出了“天人合一”，认为人与天地万物本为一体，既如此，人岂能舍万物而只逐自身利益？明代王阳明提出了“夫圣人之心，以天下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而关于立法，早在周朝时就有“野禁”和“四时之禁”。可见古人对可持续发展见解颇深，使我们这些自诩进步却“竭泽而渔”的现代人汗颜。

二、现代意义循环经济思想的产生

20世纪60年代掀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意味着现代意义循环经济的思想落地生根。1962年，美国海洋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出版发行，让人类首次意识到经济增长对于环境的危害。肯尼斯·鲍尔丁（1966）提出宇宙飞船理论，人类无休止地单向线性经济增长方式将很快耗尽自然资源，必须及时改变发展方式，延长地球生态系统的运转寿命。1968年，来自欧洲各国的几十名科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计划专家，在罗马召开会议，共同探讨全球性问题，组成了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并于1972年发表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联合国在1972年6月召开了“人类环境大会”，并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和图奈在《自然资源与环境》一书中首次提出“循环经济”（Circular Economy）这个名词。各国学者纷纷开始致力于研究循环经济理论，为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必要的理论基础。

关于循环经济，学界尚无统一的定义，但是对于循环经济的特性，已经取得了广泛的认可。吴季松（2006）认为循环经济就是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线性增加的粗放链式经济，转变为依附于自然生态良性循环来发展的集约闭环经济。冯之浚（2006）指出循环经济不仅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需要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其本质上就是一种生态经济[3]。廖红（2002）认为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型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本质上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4]。

三、循环经济的逻辑基础

回顾经济学研究历程可以发现，经济理论在精神层面上存在退化的情形，即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忽视了多元化思考，使本应该思考人与自然的“二元关系”的学科退回到“一元”研究的路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经济运行中存在一只“看不见的手”，他强调了市场的自行调节机制，反对政府干预。斯密的观点影响深远，在他之后，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竞争理论，马克思发现自由经济存在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并提出计划经济理论，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宏观调节方法。这些经济理论我们并不陌生，正是这些理论，将经济学带回到了“一元”发展的轨道上。在发展经济时只考虑经济问题，以追求最大化利润为目标。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曾认定的“万物都是数”存在片面性一样，所有经济问题都可以依靠经济理论解决这样的论断显然是缺乏逻辑合理性的。

四、工业革命后人类发展的误区

工业革命对于人类进步的作用无法抹灭，但是任何事物发展都会存在两面性，它也将人类延续了数百上千年的生活生产方式彻底改变，从这方面来说，工业革命的正面作用就打了些折扣了。学界在探讨世界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单纯注重经济学层面上的解释。笔者希望解读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转变给人类带来的物质进步如何使我们失去一些最宝贵的事物。

文化传承的变化是问题之一。以中国为例，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而作为生活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的我们，亲眼见证了太多的变化。走街串巷的货郎担，以及形形的篾匠、锅匠、伞匠等等，在此无法一一列举，这些以前随处可见的匠人渐渐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日本作家盐野米松（1999）采访了日本各地尚还存留的一些手工匠人，他们都是极普通的人，既不是有着“国宝”称号的艺术家，也不是拥有特殊技艺的大师级人物，但是这些人却还保留着曾经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工艺。

物种的灭绝也是人类进步的代价。英国生态学家杰米里·托马斯的报告称，在过去40年中，英国本土的鸟类种类减少了54%，本土野生植物种类减少了28%，本土蝴蝶种类更是减少了71%。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蒋志刚博士也认为，自工业革命开始，地球就已经进入了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期。蒋志刚还评估了中国陆生脊椎动物的生存状况，结果表明列入灭绝级的物种有5个，功能性灭绝级的物种有30个，濒危级的物种有343个，受胁级的物种有459个[5]。这些数字都显示着人类对于同样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的残酷倾轧，而将人类推上这条路的直接原因就是无止境的物质经济创造。贪婪是人类摆脱不了的原罪之一，当爆炸式的增长开始的时候，人类鲜有时间去思考关于如何自制的问题，而这就必然使人类在自我灭亡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世界经济在20世纪经历了频繁危机，虽然这些危机也一次次被人类化解，但都并非治本之道。

五、发展循环经济的思考

生产方式变革，进而导致生活方式变革，此中人类的得与失，可以用微观经济学中边际效用加以解释。生产力发展可以带来效用，而这种效用需要以环境破坏、资源消耗、以及更多文化传承的断绝为代价。在初始阶段，生产力的发展可以让人类更加满足，而不去计较其他的得失，然而总会存在这样一个点，生产力的增加正好与我们失去的东西相抵消，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生产力发展所带来的满足已经无法抵消我们所失去的东西了。而这个点已经早就过去，只是人类后知后觉。

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丰富，也给人类的精神带来了很大的挑战。美国在二战以后国民经济呈较快上升趋势，物质生活水平有显著提高，新的经济模式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新的安逸和富裕把青年人的注意力引向现代世界的乐趣之上……金钱越来越成为生活的中心，功利主义消化了理想追求[7]。无独有偶，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由于自动化生产方式和销售方式的普及、农村共同体的崩溃和都市化的发展……许多在富裕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日本青少年，在追求享乐的同时，在所谓的幸福生活的后面，是失去了自然、同伴和成人的孤独，是失去了目标意识的空虚和无聊，是感情的干涸和心灵的贫困[1]。中国的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也进入了一个井喷式发展的时期，遍地开花的“标准化快餐式”服务，在侵蚀人们的本心，每个人的个性逐渐被磨灭，剩下的只是如同工厂生产线上流出的标准化产品。

循环经济的推进，需要以一个有机整体的姿态进行发展。天地运行有其规则，人类应该顺应这些规则，在这些规则之下，在不破坏正常的万物循环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才能保证人类不会被自然所淘汰。讽刺的是，人类所面临的淘汰并不是因为人类无法适应自然而遭受的落后淘汰，恰恰相反，是因为人类过于进步，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而引起的逆淘汰。所以，在尚可挽回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使人类前进的脚步与自然规则相协调。

参考文献：

[1]曹能秀.日本青少年道德危机的现状及原因探析[J].教育科学，2006（04）.

[2]曹秋菊.循环经济思想渊源、演进及启示[J].湖南商学院学报，2010（03）.

[3]冯之浚.循环经济的范式研究[J].中国软科学，2006（08）.

[4]廖红.循环经济理论：对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管理的新思考[J].中国发展，2002（02）.

[5]蒋志刚，罗振华.物种受威胁状况评估：研究进展与中国的案例[J].生物多样性，2012（05）.

[6]吴季松.循环经济的由来与内涵[J].科学术语研究，2006（01）.

[7]虞建华.重演的一幕：悬崖上的人生抉择——谈塞林格小说《麦田的守望者》与战后美国青年的精神危机[J].上海师范大学学，198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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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鲍尔丁发表了题为《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在反思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明确阐述了生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态经济协调理论”［1］，标志着生态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生态经济协调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无时无刻不在与生态系统发生关系，且社会经济系统的运行始终建立在生态系统基础上，并与生态系统构成了耦合关系复杂的生态经济复合系统，在该系统中，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系统对生态系统资源环境需求的无止境性与相对稳定的生态系统对资源环境供给的局限性构成了连续发展过程中贯穿始终的矛盾，该论断同样适用于海洋生态经济这一特殊复合系统。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的不断加深，人类社会开始了以捕鱼、海运、盐业等为重点的初级海洋产业发展时代，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结构、功能、生物生产力、食物链等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不断增多，海洋经济学研究也逐渐萌芽。20世纪90年代，海水养殖的普及、海洋油气资源的大面积开发以及海洋旅游产业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崛起，促使人类进入了现代海洋产业发展时代。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海洋资源、发展海洋产业的规模化推进，海洋生态系统运行状况却愈加恶劣，人为因素引起的海洋灾害不断增多，海洋资源枯竭、水域污染与生境破坏日益严重，海洋自然净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断衰退。鉴于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生态保护矛盾的日趋尖锐，20世纪90年代后期尤其是进入21世纪，国内外对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不断增多。

纵观已有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国内外学者研究对象涉及到沿海国家、沿海城市、海岸带、海岛、滨海、近海、海洋、渔场等众多地理空间区域，研究视角大多从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带、海岛等研究对象)的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出发，基于海洋经济需求与海洋生态供给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种海洋生态与经济发展关系模型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模型，并在海洋生态经济综合协调管理措施上不断创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实际开发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总结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国内外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主体研究逻辑思路为:以海洋的生态经济价值贡献为起点，剖析当前海洋生态经济矛盾和危机，评估海洋生态安全及产生问题根源，构建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进行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态经济问题协调、治理或综合管理的办法与措施。所运用的研究方法涵盖:系统分析方法、生态经济学方法、地理学方法、数学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起步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处于交叉进行阶段，不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因此，按现有研究逻辑和内容划分，本文将该领域的国内外论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个方面综述。

1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

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与贡献研究是海洋生态学、海洋经济学以及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乃至人类开发海洋的基础，国外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的研究已积淀了较为深厚的理论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评估体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构建海洋生态经济价值类别体系的基础上，详细剖析并评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态、经济和社会价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态经济价值为461220亿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区域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重要性，提出应推进继续海洋生态经济评估工作，以确保沿海实现最有价值的可持续发展;Beau-mont等［4-5］识别并定义了海洋生物多样性所能提供的物质与服务，提出该物质和服务的有效利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运转能够起到基础性作用;Kildow等［6］探讨了衡量海洋对国民经济贡献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国相关定义和方法的差异，以现有资料测量、比较与海洋有关的经济活动价值仍较为困难。

在海洋生态经济价值和贡献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最初主要从理论探讨的角度进行定性分析，近几年许多国内学者开始借鉴国外学者研究成果，并将生态经济学有关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方法(如市场价值法、影子工程法、机会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诸多定量实证性结论，尤其是随着2005年国家海洋局启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其价值评估”研究计划的实施，国内学者相继在海洋生态系统服务概念界定、经济属性概括、服务类别划分及经济价值实际评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张朝晖等［7］从海洋生态系统的组分、生态过程及生物多样性等3个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态系统能够产生和支持的生态系统服务，并将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归纳为15种类型;高晓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带环境的空间价值差异，并对海岸带产业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效果进行了比较，发现天津海岸带工业开发通常以生态环境破坏为代价，而渔业开发则能带来正面综合效益;石洪华等［9］以桑沟湾为例对养殖型海洋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与价值进行了系统评估，结果表明2004年桑沟湾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为10．51×108元;卢霞等［10］根据TM遥感影像及海岸带资源综合调查结果，采用国外学者Cost-anza分类系统和服务单位价值，估算出连云港海岸带生态系统功能总价值为22．55亿美元/a;王丽等［11］应用条件价值法对罗源湾海洋生物多样性维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对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环保意识是影响生态价值评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海洋自然科学研究推进，人类对各类海洋资源、环境的开发利用程度不断提高，新兴海洋产业陆续崛起，然而，面对海洋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不断枯竭、水域生境持续破坏的现实状况，国外学者普遍认为海洋生态稳定运行与人口急剧上升、消费超常增长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调和的程度，人类必须重新审视人与海洋的关系，改变海洋经济原有粗放式发展模式，以扭转当前全球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危机。

Costanza［12-13］认为人类活动已开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续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时提出沿海灾害对生态、经济和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类经济利益盲目驱动的经济体系可能正在破坏人类的可持续福祉;Clausen等［14］从跨国的角度分析了导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下降的人口、经济和生态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鱼生物多样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由此也导致了全球渔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Kildow等［6］认为当前海洋生态与各产业正面临诸多困难与麻烦，亟需对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区采取经济、生态恢复措施。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经济问题与危机的研究主要应用归纳演绎方法，从现有海洋经济效益和生态问题两个角度出发进行研究，涉及内容较多、层面较广，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我国海洋经济需求无限与生态供给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锐，局部沿海区域和海域生态经济危机已十分严重。如杨金森［15］从海洋荒漠化危险、海洋产业衰退、沿海经济和社会发展受到的威胁、海洋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等多个方面系统剖析了我国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当前正面临的可持续发展危机;楼东等［16］在分析我国海洋资源现状的基础上，应用灰色系统法对海洋产业进行了关联分析和预测，认为我国海洋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区域发展不平衡、科技贡献率低、海洋灾害影响大，是制约我国海洋生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吴次方等［17］认为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危机在不断加重，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严重、固体废弃物堆积、热岛效应、地面沉降、湿地消失、水资源污染与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频发、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方面。#p#分页标题#e#

3海洋生态安全评估及机理研究

为深入研究海洋生态恶化的程度与产生的根源，国外学者在主张推进海洋资源环境普及调查的同时，也将海洋生态安全评价与机理作为研究重点，研究成果呈现出细致、深入的特点。如Garry等［18］计算并分析了新西兰地区历年的生态足迹;Bolam等［19］全面评估了英格兰和威尔士海岸线周围疏浚物处理的海洋生态环境后果;Vassallo等［20］应用微观泥沙和底栖生物群落评价了亚得里亚海南部沿海地区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性;Borja等［21］综合回顾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态完整性评价的工具与方法;Day等［22］应用GIS系统和空间分析法，对澳大利亚海域斯潘塞湾的生态分级进行了空间分布研究，为澳大利亚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辅助支撑。由于海洋生态系统的持续衰退，国内学者关于海洋生态安全评估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多，现有研究大多借鉴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区或海域生态安全的现状评价，缺乏细节性、跟踪性、系统性的研究结论。如杨建强等［23］应用结构功能指标法对莱州湾西部海域海洋生态系统进行健康评价，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达较差状态;吴次方等［17］以长江三角洲为例评价了我国沿海城市的生态问题，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人类认识论、科学技术发展、资源产权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刘伟玲等［24］利用生态足迹法计算出辽宁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态足迹均超过了生态承载力，且生态赤字有逐年增加趋势;王晓红等［25］应用EwE5．1软件对南海北部大陆架海洋生态系统演变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近20a的过度捕捞已导致生态系统和渔业资源逐渐退化;陈斌林等［26］在对连云港近岸海域进行生态环境调查和评估的基础上，运用因果链分析法，阐述了社会经济发展对自然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机理;吝涛等［27］通过探讨响应力与生态安全问题因素的作用机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带生态安全响应力反馈效果、反馈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评估体系，并以厦门为例进行案例分析，发现厦门整体生态安全响应力尚处在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态经济关系模型与可持续研究

近几年，国外学者越来越多地应用数学模型模拟并分析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评价各类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规律性总结及共识，为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如Grasso［28］分别运用动态优化模型与模拟模型建立了海岸红树林生态系统中森林和渔业生产的生态经济模型，研究了两种模型方法在解决红树林资源使用问题时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过合并生态与经济分析模型，开发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输入输出模型;Verdesca等［30］从经济系统和环境系统之间能量交流的视角出发，应用有效能与经济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了描述生态系统状态和其经济附加值之间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应用该指标体系对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带生态经济系统进行了可持续性评价;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护区的生物经济模型，但认为当前学者对海洋保护区的生态经济关系分析结果较为悲观;Finnoff等［32］构建了连接生态与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濒危斯特勒海狮的替代品及配额制定，提出应改变所有人口和经济变量以恢复海洋生态系统;Ho-agland等［33］对全球64个大海洋生态系的社会经济、海洋产业活动、渔业和水产养殖、造船和石油开采、海洋旅游业五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个大海洋生态系的海洋活动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之间的关系曲线，并对64个大海洋生态系统的海洋产业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进行了分类;Ian等［34］认为海洋生物物理与人类社会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一个研究海洋系统的生态经济方法和模型。

随着海洋生态危机与海洋经济增长矛盾的日益尖锐，国内学者也开始意识到将海洋生态与经济视为统一整体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据海洋生态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学科，不断延伸海洋生态经济复合系统的内涵，并引入多种计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态与经济的相互作用机制，评价复合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断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陈东景等［35］基于生态足迹指数和人文发展指数构建了可持续性评价框架，并对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进行了实证评价，结果显示1991年到2003年我国的渔业资源开发以粗放投入为特征，对生态经济系统运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苏伟［36］通过对1996～2005年北部湾广西沿海区域经济系统和水环境系统13个指标的计算，得出泛北部湾经济区广西近岸海域环境与经济发展属于协调类型;李怀宇［37］运用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法对海洋生态系统和海洋经济系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运用DEA法对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评价，得出无机氮类污染物对天津地区影响海洋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态经济尚有潜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带生态经济耦合系统模型的基础上，以非线性动力学理论为指导研究了海岸带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的反馈机制，探讨了海岸带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同演变;狄乾斌等［39］运用复合生态系统场力分析框架对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水平、演进特征及其系统耦合模式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由于海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海洋资源环境保护的加强，1997～2005年辽宁省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所增强。

5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综合管理研究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更加关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并逐步将海洋生态经济的综合管理纳入国家日常工作范畴，实践经验的积累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得该领域研究成果不断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讨了海洋生态与海洋经济的重要性及其当前面临的问题，并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态、科学和政策之间的联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准则;Bene等［41］关注了海洋生态经济系统在危险状态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关海洋可更新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管理的动态模型;Cicin-Sain［42］从海洋保护区的角度回顾了沿海和海洋综合管理的理论与实践，认为海洋保护区对海洋综合管理的有效实施意义重大;而Lloret等［43］通过对近50a来影响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区域各种生态要素的人类活动进行分析，认为在当地建立海洋保护区并不足以保证海洋资源和物种的可持续性，应将其与综合海岸带管理规划相结合;Chang等［44］将海岸带系统分为四个子系统:社会经济子系统、生态子系统、环境子系统和管理子系统，在对各子系统内部要素进行协调的基础上，建立了海岸带综合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并应用其对垦丁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进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认为传统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决海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冲突问题，提出应将不同专业知识和价值观进行整合，应用社会多准则评价方法作为海岸带综合管理的决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过程中的价值冲突和不确定性。#p#分页标题#e#

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与海洋综合管理模式创新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尤其是许多国内学者将管理信息系统理念与技术引入海洋生态经济协调治理和综合管理研究中，对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华［46］介绍了基于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岸带管理模型，并将其应用于渤海湾天津海岸带管理中;叶属峰等［47］通过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经济发展及其对海洋生态的依赖性进行深刻剖析，阐述了海洋生态修复建设对长江三角洲区域海洋生态经济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李纯厚等［48］在系统分析我国海水养殖环境质量的基础上，总结了已有的海洋生态修复技术，具体包括物理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技术和生物修复技术等;郭嘉良等［49］为实现对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相关因素监测值系统化管理，尝试性地构建了海洋生态经济健康管理信息系统;陈豫等［50］在分析了数学模型的输入、输出和处理方法的基础上，利用ASP．NET技术和SQLServer设计开发了一个基于数据库的海洋生态模型管理系统;阳立军等［51］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资源和经济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提出在海洋开发过程中需维持各要素之间的动态平衡，应当实施海洋开发的集成战略;倪一卓等［52］以东海海岸带综合管理为例，基于C#语言和ADO．NET技术等构建了东海海岸带管理协议支持工具。

此外，为解决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当前存在的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还从海洋资源产权管理(如贺义雄［53］等)、海洋生态补偿制度(如韩秋影［54］，张继伟［55］等)以及海洋产业升级优化(如Smith［56］，朱坚真［57］等)等角度进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为海洋生态经济矛盾的缓解提供了借鉴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评价

纵观国内外对海洋生态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不难看出，国内外学者都十分重视海洋生态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及其协调发展，深刻认识到现有问题对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阻碍，从不同角度、不同专业领域研究分析了生态、资源、经济在海洋系统中发展的若干重大课题，并采用各类技术支持手段、多种定量模型、各类评价指标体系等辅助工具使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研究的内容与方法不断更新与完善，研究领域不断延展，但总体而言，关于海洋生态经济协调发展的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

(1)理论体系尚不健全。理论研究成果是客观实践的主观反映，由于现代海洋产业发展起步较晚，现有海洋经济与生态数据统计体系尚不健全，尽管已有海洋地质学、物理海洋学、海洋物理学、海洋化学、海洋生物学、海洋生态学、海洋环境科学、海洋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理论支撑，但海洋经济增长与海洋资源消耗、海洋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保护、沿海人口激增与生态容量有限等诸多社会生产力与自然生产力间的矛盾还未在整体上充分展开，海洋生态与经济相互作用关系的本质规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该研究领域的诸多基本问题不能达成统一共识，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态经济学理论研究框架体系。

篇10

作者简介：宋敏，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资源经济与管理。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编号：10YJC790218）；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才启动基金资助课题（编号：31540910812）。

摘要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从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及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在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尚存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政策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统化和细节设计方面有所深入；在实证研究方面，亟需结合我国国情结合具体事例探讨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应考虑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对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设计适于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从而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秩序的目的。

关键词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内化；调控；政策工具；评述

中图分类号F3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2)01-0123-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20

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存在导致其社会成本收益与私人成本收益不一致，从而使流转秩序偏离了社会福利最优的社会公共政策目标。可持续的发展观要求必须将资源环境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进行考虑，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外部性理论开始与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接轨，外部性的内部化成为环境经济学和环境政策学的最主要目标[1]，而管制工具（技术标准或执行标准）、市场化工具（税费及补贴等）和公民参与工具等政策工具正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传统资源经济学认为，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分歧需要政府通过配额、税费、补贴的数量进行调节，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然而问题在于配额、税费、补贴的数量究竟是多少才能准确内化外部性[2]。现有研究尚未很好的回答上述问题，因此，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进行梳理，并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寻找适当的政策工具，对于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的调控目标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农地尤其是耕地却表现出向市地加速流转的失控态势，呈现数量过大、速度过快的特征，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忽视导致生态环境退化、社会问题频发，严重威胁区域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尽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采取了诸如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实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土地用途管制、农地征收管制等一系列实践行动来缓解经济发展与农地流失的矛盾，但事实表明，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有可能蜕变为滋生寻租的土壤[3]。作为“地根”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土地是国家掌握和可调控的最重要资源，因此，从外部性内部化的视角，选择和设计适于我国农地城市流转调控的政策工具，对于建立起合理的环境经济利益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经济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及其内化一直是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虽对土地利用活动的外部性有所关注，也对用于农地城市流转调控的部分政策工具有所探讨，但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对农地城市流转调控的政策工具进行的系统性研究却比较鲜见。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以及政策工具及其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

1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

1.1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研究

农地城市流转对社会及生态环境方面的影响是国内外学者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研究的重点。早在上世纪80 年代Coughlin就曾对美国东北部的5 个市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农地城市流转存在着自然外溢、法律与政治外溢、经济外溢[4]；之后，Bennett等[5]、Stobbe[6]等学者也提出可将城市边缘区的“外部性”具体划分为外部效应及公共物品两大类别，而其性质和大小与个体偏好密切相关。农地城市流转从表象上看，是土地用途的彻底改变，实质上是对农地的过度破坏，意味着原来处在农地状态下的外部效益的不可逆性消散，这可视为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Hodge[7]、Cahill[8]、Prety[9]、Batie[10]、Hall等[11] 、Messina和Bosetti[12]、Kallas等[13]等众多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探讨，但他们通常将其称为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并采用特征价格法（HPM）、旅行费用法（TCM）和意愿调查法（CVM）等非市场价值评估技术对其中的某些外部效益进行了测度；另一方面，Veseth[14]、Veisten[15]、Ding[16]、Cho等[17]等学者则更关注农地城市流转的另一类负外部性，他们认为，开发农地使之变为城市建设用地后，会产生诸如交通拥挤造成的时间价值损失、交通噪声及尾气过度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周边农户对农地开发产生预期而导致放弃耕作、侵害社会稳定等外部成本，而这都尚未受到足够重视。相对而言，关于农地城市流转正外部性的研究较少，Bennett等[18]、Campbell[19]等指出农地开发为市地后会带来企业和人口的集中，从而在技术、知识、信息传递、人力资本贡献等方面产生正外部性。

我国学者有关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关注起步于近年间。霍雅琴和蔡运龙[20]、蔡银莺等[21]、宋敏和张安录[22]、牛海鹏和张安录[23]、胡漪[24]等学者致力于农地（耕地）正外部性的相关研究，他们认为农地（耕地）利用效益体系中的生态和社会效益具有强烈的外部性，而对其的忽视正是加速农地城市流转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些学者则关注了农地流转为市地后的外部性问题，如台湾学者陈灿明[25]、刘祥熹[26]均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和外部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前者以台北县、台中县及高雄县三县为例展开研究，认为一旦农地转用为非农业用地（其中以住宅、工商用地为主时），可能产生空气污染、噪音及交通拥挤等外部成本，如果土地的公告现值或市场交易价值不能反应其减值效果，则将使得土地利用越来越缺乏效率。近年，大陆学者也展开了类似研究，李晓云[27]提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应考虑社会群体福利的改善和代际内、代际间资源的分配与延续，主张对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予以量化，并应用于决策；宋敏[28]认为农地城市流转同时存在正外部性（技术性外部效益及金融性外部效益）和负外部性（额外交通成本损失、污水排放、对周边农民农业经营行为的负面影响等），并首次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和量化，杨欣等[29]也有类似研究；陈竹等[30]通过重新定义外部成本使其与非市场价值区分开来，并在微观尺度上通过均质地块的实证研究首次界定了“内部”和“外部”（即外部性的发出区域和接受区域），从而得以在确定农地流转外部性区域的内边界和外边界方面取得一定进展。

1.2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测度的方法选择与运用

国外学者较早的将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许多评估技术运用到了农地城市流转某一方面的外部性测度中。Fleischer和Tsur[31]、 Queslati等[32]、Brouwer和Martijn van der Heide[33]， Takatsuka等[34]运用特征价格法（HPM）、旅行费用法（TCM）和意愿调查法（CVM）等评估技术量化了农地在生态保育、提供景观等方面的价值。由于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极其复杂，如何处理外部性的加总和分解等问题一直是影响外部性大小测算准确性的重要制约因素，与此相关的探讨也仍在持续，早在19世纪80-90年代，Hoehn和Randall[35]、Hoehn[36]、Madden[37]、Randall[38]等学者就强调过有关环境物品评估的非线性效用函数的作用，这些研究都证明环境复合物品的需求中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这有可能导致对最高支付意愿（WTP）的结果做出过高或过低估计；但另一方面，Adamowicz等[39]、Colombo等[40]、Jin等[41]却倾向性于支持相反的观点，他们比较了由CVM得到的综合环境物品总价值以及由其具体的效用值（通过选择模型方法估算）相加得到的总价值，结果证明，可以将线性相加的函数形式作为评估环境物品价值的真实效用函数的一种可靠的替代方法。正是基于这一观点，Kallas[13]等以Tierra de Campos为实证区域将传统的CVM与AHP技术相结合对农地总的外部性和各部分属性分别进行了测算。

我国学者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测度的研究较为滞后，系统测算几乎还是空白，较常见的是对农地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分别评估，如孙海兵等[42]、杨志新[43]、蔡银莺等[21]、宋敏和张安录[22]、谢高地[44]等分别运用市场价值法、替代工程法、影子价格法、林成本法、碳税法、工业制氧法、田间试验和生物量订正、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SENSOR）等方法在不用研究区域从农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外部性的角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喻燕和卢新海[45]还从意愿调查设计、数据分析和结果检验三方面对CVM方法提出了改进建议，对提高其有效性与可靠性具有重要意义；而宋敏[28]、杨欣等[29]则在小尺度范围内对农地城市流转的正、负外部性尝试性进行了系统分析与测算。

2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

许多学者认为，政策工具是解决因外部性存在而导致的农地城市流转失序的重要途径。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 Pigou等对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差异的分析并首倡给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动予以补贴[46]。瑞典经济学家托马斯•思德纳首次系统研究了政策工具在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中的运用，他将政策工具分为六大类：环境的直接规制；可交易的许可证；税收；补贴、押金；产权、法律工具和信息政策；国家政策和规划[47-48]。尽管在早已完成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土地利用结构急剧变动的时期已经过去，农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土地利用系统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但一些学者认为在农地城市流转仍然频发的城乡交错区，对调控和规制农地流失的公共政策或措施的需求依然强烈[49-50]。在政策工具的具体运用方面，由于欧美国家关于农地保护的法律法规比较完善，因而调控措施多以经济性规制和关注农地生态价值的社会性规制为主，以达到保护农地和开敞空间、维护土地生态景观的目的，其中：①经济性规制如：Lynch等[51]、Chang等[52]提出利用强制税、影响费（Impacting Fee）及减免条令（Mitigation Ordinances）等市场化政策工具加强对农地的保护，以限制农地的过度流失；Kooten和Gerrit[53]认为征收可转让税（Transfer tax）对于解决土地利用冲突是有效的；Wu等[54]认为优惠税收评估（Preferential Tax Assessments）和增加公共基金（Public Funding）等法律或政策措施的实施对保护北美地区农地资源的作用非常显著；Cho等[17]则分析了地价税（Land Value Tax）对土地开发和城市扩张的影响。②社会性规制方面，Van der Vlist[55]、Haaren和Reich[56]分析了荷兰与德国政府如何通过土地规划将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内化”到现有的市场体系；Stobbe[6]研究了省际区划体系（ProvincialWide Zoning System）在城市近郊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相对来讲，在人地矛盾突出的亚洲，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日本、韩国等国也已开始关注农地资源过度损失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社会问题，继而采取了购买农地保持权[57]、税收分享政策[58-59]等一系列市场化政策工具调控农地城市流转。

相较而言，我国学者的已有相关研究并不多，孙远太[60]、王迎春和陈祖海[61]、曾军荣[62]、邓江波[63]、赵海霞等[64]、金书秦等[1]、张学刚与王玉婧[65]等学者仅从宏观上定性讨论了政策工具的选择、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政策执行、各类政策工具的特点以及环境保护（环境政策）与外部性等相关问题。但有关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具体运用的文献尚不多见，已有的文献多集中在农地（耕地）生态补偿机制和农地（耕地）保护的外部性内部化问题两方面，如陈瑞主和吴佩瑛[66]、牛海鹏和张安录[23]、蔡银莺和张安录[67]等；少数学者如乔荣锋[68]建立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农地城市流转管理控制系统，其核心在于促使农地城市流转后区域的总体福利水平（以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总和衡量）得以增加，其调控手段仅提及规划管控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两种政策工具，且并未作深入讨论；杨惠和熊晖[69]认为，农地农用所产生的环境生态、粮食安全等外部效益被视为理所当然归属于社会公众所有的“公共利益”，从而使得当前对农地财产权的界定引发了严重的利益分享不公，致使管制效率低下，因此需要在农地管制中引入激励相容理念,在禁止规范之外建构一套合理可行的激励机制,由政府代表社会大众进行必要的补偿或财产权交易，以真正达成农地保护的目的。金晶和曲福田[3]建设性的提出应分别以内生性政策（行政性规制、经济性规制和政策性规制）和外生性政策（激励性规制和放松规制）来调控和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和政府失灵问题，他们在反思我国现行调控运行体系的基础上，提出了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首次从理论上较为系统的提出了一个环境政策调控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3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关于农地城市流转的外部性及基于外部性内化的调控政策工具做了许多研究和探讨工作，但在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从研究内容上看，国外学者多是就某一类或一种工具的使用进行实证分析，缺乏对各种政策工具执行效果的系统研究和比较研究；而我国目前针对农地城市流转调控的政策研究则刚刚起步，系统性研究更是有待开展。在研究方法方面，国外学者比较注重结合实际案例对某种政策工具的实施过程和实施效果给予定量评价，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而国内研究还处于建立理论性政策工具体系框架的探索阶段，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方法论体系。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存在不足并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深入研究。

3.1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研究和定量测算

目前国内外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孤立或分散研究比较多，但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的系统性研究非常少，国内更显匮乏。首先，就理论分析来看，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常与相关概念发生交叉或混淆（如农地的外部效益与农地的非市场价值）；农地城市流转正、负外部性的系统分析以及外部性内、外边界划分（区分外部性的发出区和接收区）的理论探讨尚显不足，这导致研究的理论框架存在缺陷，极易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其次，就定量测算来看，由于外部性的影响极为复杂，在加总或分解过程中难免存在重复计算或漏算的情况，总的外部性与其分项之间到底是否呈线性关系抑或其他？在实际测算时，应如何选择适当的评估技术？

上述问题都是设计政策工具以调控农地城市流转无法回避的基础性问题。因此，应当着重对农地城市流转过程中外部性的发出者/接收者的范围、外部性的性质及类别进行界定，继而运用适当的评估技术对外部性的大小进行可靠的测度，以便为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设计提供依据。

3.2基于外部性内化的调控政策工具的系统性与技术性设计

目前国内外有关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相关研究多是沿用产权学派或制度变迁学派的分析思路选择政策工具以规范人们的土地利用行为，并多以规范和定性分析为主，只是笼统的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从外部性内化的视角系统设计农地城市流转调控的政策工具非常少见。另一方面，由于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缺乏准确的把握和测度，导致现有的政策工具不能针对性的解决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内化问题，因而在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调控绩效乏善可陈。

新古典经济学和传统的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已肯定了政策工具在调节资源利用效率方面的作用，那么，在农地城市流转中如何基于外部性内化的视角进行政策工具的系统性设计，同时确定配额、税费、补贴、支付制度等技术性细节无疑是需要我们通过进一步研究来设计和探讨的。从整体看，由于农地城市流转本身具有复杂性和系统性等特征，因此同时配合两种或两种以上政策工具（譬如协商与征税的配合使用，许可证体系、地方环境规制及补贴的配合使用等）对外部性进行内化，从而实现农地城市流转的调控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如何选择适当的政策工具并进行合理的组合与排列，其之间的相互影响会产生何种预期绩效必须通过调控政策工具体系的设计予以解答；从局部看，每一种政策工具得以运用于实际调控的前提之一在于完备的政策工具细节设计，以征税这一政策工具为例，征税对象、税收形态、税率等问题都必须予以解决，否则就会失去现实意义且缺乏实际操作性。

3.3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设计的实证研究

已有的关于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运用的文献绝大多数都侧重于定性的描述或理论模型的构建，结合具体农地城市流转实例的实证研究非常少见。

然而，只有对政策工具的实际有效性进行检验，对各种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和交互作用进行充分的分析和讨论，才能够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的目的。当前我国农地城市流转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与欧美等国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处的环境非常相似，但由于土地制度和国情的迥异，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选择并设计符合我国制度背景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政策工具以调控农地城市流转的有序进行已迫在眉睫。

3.4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

以往关于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研究很少关注不确定性与信息不对称对政策工具实施效率的影响。农地城市流转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巨系统，其自身在社会、生态等方面产生的外部性具有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的特点，此外，政策工具在运用时也具有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的特点（如政策工具运用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通常在事后才能较为准确地获知），由此带来的信息缺乏以及问题使得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内部化及调控政策工具设计变得非常复杂而又困难重重。因此，未来研究在对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进行设计与运用时，应当充分考虑不确定和信息不对称对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可能影响，以避免出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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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Policy Instruments Used for Regulating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

SONG M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uction are employed. Specifically, previous domestic and overseas are summarized and concluded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f externalities in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other is the policy instruments used in regulating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us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on externalitie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