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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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26日，北京昌平区人民法院回龙观法庭法官马彩云不幸惨遭枪杀，遇难身亡。在齐声谴责凶手的同时，加强司法人员的人身保护、维护司法尊严的呼吁也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暴力袭击司法人员损害的是司法权威

暴力袭击、伤害司法人员直接损害的是司法的权威与司法人员的职业尊荣。暴力袭击、伤害司法人员的事件的发生，说明全社会的法治信仰尚未完全树立，司法权威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在一些人的观念里，自身利益满足与否，才是衡量司法处理结果的唯一标准。如果诉求没有得到满足，处理结果就是有问题的。这样的偏激观念，其实还是因为法治信仰的缺失与淡薄的表现。这也只能通过继续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加以解决。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权威，可以进一步弘扬法治观念，引导群众运用法定程序表达意愿。对于极端行为本身，成立违法、犯罪的，则需要严格依法处理。“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司法人员的职业如果缺少权威和尊严，任何公民的权威和尊严都会没有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都会是潜在的受害者。实际上，对司法人员职业的尊重就是对人们制定的行为规则的尊重。

司法承担着定纷止争、化解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的使命，这决定了其“黑白分明”的属性。既然是要断出是非，司法哪怕再公正，也不可能让各方都满意。如果不满意一方能够理性对待，将不利结果归因于自身，则可实现案结事了。多数情况往往是这样。但是，因法律知识欠缺导致无法区分客观事实与法律事实、性格偏执等原因缠诉闹事的，实践中也是常常存在的。至于迁怒于司法人员并进行人身袭击、伤害，则属于极端的情况。对于马彩云法官不幸惨遭枪杀遇难身亡这个事件，既要看到其有偶然性的一面，又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个事件再次说明司法人员这一职业存有一定的危险性，如同一直也被广泛关注的警察职业的危险性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近些年来，司法人员因为正常履行职责而受到伤害的案件在世界各地都时有发生，而且似乎呈现上涨趋势。

因此，笔者认为，需要理性地看待我国近些年来一些司法人员的人身受到侵害这个现实状况，需要理性地看待马彩云法官遇害的这个事件，也需要将其放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来加以考量。各国如此，我国也不例外。在社会转型的社会背景下，各种社会纠纷与社会矛盾呈多发性、多样性的特征，各类极端事件均是其具体表现。但是，不应把这种状况的发生刻意地与正在进行的司法体制改革的成败关联起来。相反，这种状况更印证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部署的现实必要性。与此同时，也呼唤我们进一步完善与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要求的“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要求的“建立健全司法人员履行法定职责保护机制”。

美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曾有名言：“在所有必须维护法律和秩序的地方，法院是最需要法律秩序的。司法过程必须不受干扰或干涉。冲击司法正常进行就是冲击我们社会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司法人员的人身保障机制是各国司法体制的基础型环节。

在立法方面，面对愈演愈烈的针对司法人员的暴力行为，不少国家出台了相关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维护司法安全，为法律的代言人披上了“法律外套”。

以美国为例。从美国立法的实际效果来看，《2007年法院安保促进法案》（以下简称《法院安保法》）出台之后，美国国内近年来针对法官的人身安全威胁呈逐年减少的趋势。整体上，美国的法官人身安全保护体系在制度设计上确有独到之处，且经实践检验效果良好。

在德国，面对层出不穷的司法人员被伤害事件，德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强化安保工作。最主要的就是硬件设备的提升，包括安检设施、监视设备、紧急按钮、警报软件、更先进的门窗以及更多的安保人员。在法院入口进行安全检查，是最为重要的措施。这一做法在德国的许多州已得到推广，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11年，黑森州73栋法院建筑已有33栋安装了安检设备，其严格程度甚至高于机场，全年共扣押2400把枪支；2012年达豪案发生后，州司法部门要求在所有法院建筑内均必须安装安检设备。

落实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机制

马彩云法官不幸惨遭枪杀事件再次呼唤对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机制加以完善并加以落实。借鉴国外的经验完善与落实包括司法人员人身保障机制在内的职业保障机制，对于我国正在进行的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也是不可或缺的。

司法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如果相关的配套制度和保障措施不能及时跟进，就会影响改革主体任务落实。离开司法人员人身安全保障的基本条件，不但谈不上法律的职业尊荣，更影响到国家司法职能的正常运行、公众对司法权威的内心信仰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目标的最终实现。危害司法人员的人身安全、对司法人员的伤害甚至杀害，是对司法秩序最直接、最粗暴的公然藐视与暴力对抗。

司法人员由于其职业特殊性，有可能接触到各类社会纠纷、社会矛盾以及违法、犯罪的行为人，其工作人身危险性相对较高。特别是这种危险不仅仅存在于工作中，也存在于法庭之外。但我国现有的对于司法人员的人身保障与普通人无太大区别，甚至在法庭上对法官的保障也并不明确。

基于国外的经验与司法权运行的客观规律，司法人员的职业保障机制应包括体制保障、职务保障、人身保障等多个方面的有机体系，这些机制必须形成互相连动的保护体系。其中，司法人员的人身保障机制无疑是基础性的环节。对于司法人员的人身保障，首先应从立法角度增加对司法人员特别保护的法律规定。其次是要加强法警的内保职能，增强法警力量，应用高效能的安检设施，做到开庭、执行时有相应的必要的警力保障，并考虑将法警内保职责延伸到法官的业外、家庭，给予法官全方位、全时刻的人身保护。再次，是要建立对司法人员人身安全保护的应急处理机制，在当事人向法官使用暴力时能迅速有效地进行控制。此外，对司法人员的个人信息的特殊保护机制也是不可缺少的。

特别要强调的是，我国《法官法》《检察官法》均仅原则性规定了法官、检察官的人身安全受法律保护，却没有规定相应的保护措施。我国《刑法》第309条规定：“聚众哄闹、冲击法庭，或殴打司法工作人员，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罚金。”此条仅惩罚破坏法庭秩序的犯罪行为，对法庭外的违法犯罪行为没有涉及。《刑法》同时还规定了妨害司法罪，但在实践中，真正被定罪处罚的比较少，究其原因：一是程序繁琐，需要借助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往往时过境迁，难以举证，责任不好追究；二是有的司法机关常常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客观上放任了当事人的违法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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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中居于基础性地位，上海实行的员额制将法官员额比例从原有的56%减至33%，涉及法官的切身利益，这是一场自我革命，一场动自己的“奶酪”的硬仗，也可以说是改革的最大难点之一，被称为司法体制改革的“牛鼻子”。

为适应改革对上海的新要求，在上海市委政法委的全力推进下，2014年12月13日，上海市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以下简称遴选委员会）应运而生。此后，以遴选委员会为中心，围绕法官遴选工作，上海法院诞生了全新的“上海方案”，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上海经验”。

两次遴选共计2302名法官入额

叶青、何勤华、沈国明、陆定芳、郑成良、盛勇强、陈幅宽、盛雷鸣、章华……

十几位委员围坐一圈，这是全国首个省级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对上海4家试点法院和4家试点检察院的首次遴选现场，委员们的面前是助理审判员、助理检察员逐一进行陈述答辩。

此前，与会委员已对遴选候选人的办案业绩、履职情况、考试考核以及员额限额等因素做了综合考量，面试结束后将对每个遴选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最终按照1.2：1的差额比例遴选。

因对法官、检察官进行遴选在中国没有先例可循，为依法、规范、公正做好首次遴选工作，遴选委员会前期召开了2次主任会议和1次全体委员会议，就遴选工作进行了充分的讨论、酝酿，达成共识，并审议通过相关制度规定。遴选委员会包括15位委员，并附设由资深的法学专家等组成20人左右的专家库，同时在上海高院设立法官遴选（惩戒）工作办公室。

2015年3月21日-22日，面试结束后，遴选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确认上海法院4家试点法院中的531人纳入法官员额管理建议名单，经上海高院党组审议、公示后，方可确认入额。

今年7月，司法体制改革在上海市全面推开，上海法院蹄疾步稳，经过一年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经验。2015年8月底，上海全市首批入额法官遴选工作启动，8月31日，遴选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全体会议，投票表决确认1771人纳入法官员额管理建议名单。

经过两次遴选，上海法院最终共计确认1879名审判员、423名助理审判员入额。这些法官们“过五关斩六将”，经过了申请报名、岗位承诺、入额基本条件审查、业绩考核、入额考试、审委会面试、遴选委员会投票表决、党组审议以及公示9个步骤，最终得以成为一名“入额法官”。

遴选委员会的面试对于法官来说是个重要的考验，对于面试官而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作为遴选委员会主任，沈国明坦承自己“压力山大”，“每个参与面试的人员都很优秀，我们要好中选优，就总有人会被淘汰。”但他也表示，建立遴选委员会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践行司法改革对司法官职业化、专业化的要求，“今后，遴选形成一种机制后，将有效提升整个司法队伍的质量，同时也将促进司法人员积极向上，确保实现司法公平正义。”

首次从律师中遴选法官

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遴选优秀人才进入司法系统，是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在全市全面推开后，上海又迈出的一大步。

今年7月，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商建刚拟任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三级高级法官，复旦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白江被正式任命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三级高级检察官。这是上海首次探索从律师、法学专家中选拔高级法官、检察官。

与法官的遴选相比，律师、法学专家想要“入额”也需经过层层选拔。2015年4月16日至30日，上海高院、上海检察院针对律师、法学专家了公开选任高级法官、高级检察官公告，经资格审查、笔试后，5月31日，遴选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对笔试合格的人员进行面试，有3名人员通过。随后，遴选委员会对3名面试合格人员进行投票表决，商建刚、白江分别作为三级高级法官、三级高级检察官的建议人选，由遴选委员会向上海高院、上海检察院致函推荐。最终，二人于7月23日被正式任命。

沈国明表示，当时共有13名律师参与了遴选，但经委员们的综合考评，最终选任了商建刚，“当时面试下来，我们也觉得他的表现是最好的。”

目前，商建刚已在上海二中院民六庭工作了3个月，主要审理金融借款、典当、保险、保理以及民间借贷相关案件。截止至2015年11月13日，商建刚共审理了27件案件，审结10件，“已经完全适应了法院的工作节奏，工作时间主要用在研究案件、与当事人沟通等事项上，很充实。我对自己的办案要求就是高效、公正、让当事人有获得感，”他还告诉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律师经过遴选成为一线法官。”

时任上海市委政法委副书记、上海司法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推进小组办公室主任王教生表示，选拔优秀律师和法学家到司法实务一线工作，有利于发挥他们的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提升司法工作的整体水平，有利于推进法官、检察官业务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畅通人才交流渠道，促使法官、检察官内部增强竞争机制。

委员献言献策提高法官素养

随着上海全市法院首批入额法官遴选工作的基本完成，对入额法官进行职业化、专业化、系列化培训，提高入额法官的综合素质，成为了当务之急。

2015年9月28日，上海高院邀请部分上海法官、检察官遴选（惩戒）委员会委员前来高院调研，召开了以“提高法官素质、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推进司法改革、促进法院工作”为主题的调研座谈会。遴选委员会委员对如何提高法官素养、完善入额法官培训等内容进行深入讨论，就法院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沈国明认为，遴选委员会起到的是对法律专业人才入额把关的作用，但并不能解决法官、检察官整体队伍的所有问题。司法工作是经验性很强的工作，法院针对入额法官进行培训很有必要，尤其是年轻法官，需要尽快成长起来，真正担负起“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责任。

上海市公务员局副局长庄炜建议，法官的专业化、职业化不仅仅是法律知识和实践的问题，法官首先要有健全的人格，良法善治，“善”是法官最重要的品质，对法官的培养要注重综合素养的提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成良提出，针对年轻法官的培训，在提高司法道德素质上应当以行为规范为主，在业务上应当以能力培训为主，包括法律解释能力、法律思维能力和庭审驾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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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社区矫正；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2）35-0094-02

社区矫正工作是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改革完善我国刑罚执行制度的重要举措,是中央提出的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经中央批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从2003年开始,2005年扩大试点,2009年在全国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发展迅速,覆盖面稳步扩大,社区矫正人员数量不断增长。截至2011年12月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各地累计接收社区矫正人员88万余人,累计解除矫正482万人,现有社区矫正人员40万人,社区矫正人员的重新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在试点试行工作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等有关部门认真履行职责,相互支持配合。试点试行成功经验表明,中央关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决策是正确的,社区矫正工作适应了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的形势和需要,契合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要求,是对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刑罚执行制度的有益探索。

1 社区矫正制度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确立的意义

11 社区矫正上升为法律层面

新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被首次写入《刑事诉讼法》,这是继社区矫正制度在《刑法》中得到法律上的确认后,在《刑事诉讼法》中再次得到确立,至此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全面上升到法律层面,对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立法是对社会实践的一种法律确认,从世界范围来看,刑罚制度经历了从死刑、肉刑为主到以监禁刑为主,再从监禁刑为主到非监禁刑为主的不断历史演进过程,现在刑罚制度又进而向着恢复性司法执法的方向发展,我国目前的司法体制改革和刑罚制度的变化刚刚开始。从“严打”到“宽严相济”的形事政策,再到近年来的“社区矫正”，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的司法改革路径正在日益朝向轻刑化、教育矫治、回归社会的方向迈进。可以说社区矫正制度的引入,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注重监禁刑的传统,对节约司法成本,有效改造犯罪人员,促进社会和谐将起到重要作用。

12 社区矫正的执行权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行使

旧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七条规定：“对于被判处徒刑缓刑的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考察。对于被假释的罪犯,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八条规定：“ 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依法实行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该规定第一次明确了社区矫正由社区矫正机构负责执行,社区矫正的权力不再由公安机关行使。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10年联合制定《社区矫正实施办法》(2012年3月1日实施)。该办法明确规定,县级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机构对社区矫正人员进行监督管理和教育帮助,司法所承担社区矫正日常工作。《社区矫正实施办法》的出台,对刑事诉讼中规定依法实行社区矫正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帮助。司法部副部长郝赤勇表示,该办法的制定出台,是推进社区矫正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全面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要求和深化司法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制度成果,对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矫正工作,严格对社区矫正人员监督管理,提高教育矫正质量,促使其顺利融入社会,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2 社区矫正制度还存在的问题

21 工作衔接机制不完善

在实际工作中,社区矫正工作衔接不够顺畅,人民法院、监狱管理机关、看守所、派出所、司法所在对监外执行罪犯的交接过程中存在脱节现象；人民法院、监狱管理部门、看守所等部门在移送法律文书过程中均存在不到位的情况。在衔接工作中,接受之前已经生成的“三无”(无家可归、无亲可投、无业可就)人员尚无法接受,罪犯被宣告监外执行后,法院法律文书送达不及时或出现漏送情况,致使一部分被监外执行罪犯,往往不到辖区报到,见人不见档,见档不见人,甚至人档都不见；或者派出所没有及时将矫正对象的相关资料转交司法所,导致司法所无法掌握矫正对象的基本情况,建立不起台账和档案,直接导致脱管、漏管现象的发生,人民法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涉及社区矫正工作的衔接机制还不够完善,有些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尚属法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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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公正是司法的起点与底线，是首位。改革司法必须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比如简易程序改革不能照搬西方的辩诉交易，搞

行刑人道化不能赋予罪犯以超越正常人的权利，维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不能忽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司法效率是司法改革的另一目标。及时的正义才是正义。和谐司法、司法为民的一个重要体现是司法改革趋向于能力建设与提升，趋向于迅速地化解纠纷、解决矛盾，恢复社会秩序。应当承认，司法公正与司法效率在一定条件下存在冲突。当司法资源供给不足时尤其如此，但必须保证基本的公正。有限的资源理应集中在有限的案件上。权威应当是司法公正和高效基础上的要求。没有公正，何来权威；没有及时的公正，也没有相应的权威。一定范围内的司法不公、司法效率不高对司法公信力有极大的损害。司法改革的重点在于维护法律的权威性，而司法权威的真正来源在于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司法公正和司法高效是建立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路径。

中国的司法改革要走什么路？并不存在先验的模式。作为一种地方性知识，中国的司法改革不能以西方理论模式来衡量成败，也不宜拒斥借鉴域外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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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需要法治支撑。同时，社会和谐也要求法治和谐，即法治各领域内部的自我和谐与各领域之间的相互和谐，以和谐的法治去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这是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法治在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依法治国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提供法律保障

一个和谐的社会。如果社会动荡不定、秩序混乱、矛盾激化，人们就不可能和睦相处、安居乐业。然而，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冲突和分歧、裂痕。法治以法律的规范性、强制性为特点，通过立法和法律实施，调整社会关系、平衡社会利益、整合社会资源、维护社会秩序。只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章可循，才能以文明、平和的方式消除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因素，真正做到政治安定、社会安定、人心安定。

（二）依法治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物质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匮乏、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以法律的形成确立人与自然和谐的基本原则，抑制和制裁破坏自然环境的行为，是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依法治国为协调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和矛盾创造有利条件

社会公正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维护和实现社会公正，关键在于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我国利益主体和利益需求的多样化，使得社会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如果各种利益关系和矛盾不能及时有效地得以调整和解决，就会在各个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造成对立，甚至引发社会不稳定。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通过在民主基础上制定的法律法规，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并对生活困难群众给予救助，就能维护社会公正，避免社会利益之争的激化，使各个阶层实现共赢共荣，共享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

（四）依法治国为人们之间的诚信友爱创造良好环境

没有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就没有相互的合作和普遍的社会认同，也就没有社会和谐。和谐社会要求社会成员之间团结友爱、和睦相处。法治社会可以创造诚信友爱所需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培养人们内心的宽容、谦让和互助友爱地相处。

（五）依法治国为激发社会活力创造宽松氛围

社会活力不断增强，是推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依法治国通过法律的形式确认和维护劳动者的创业动力、经济利益和创造成果，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鼓励人们创新的良好氛围，营造平等竞争和共谋发展的社会环境。

三、加快依法治国进程，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来看，还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必须加快依法治国进程，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支持。

（一）强化法律宣传，营造法律至上、敬畏法律的社会氛围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要高扬民主和法治的旗帜，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把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拓宽渠道，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合法、负责、理性、有序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要继续在全体公民中增强法律意识、普及法律知识，特别是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牢固树立法治观念，树立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支持和保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为维护法律尊严、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强化立法工作，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初步形成，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立法的领域、数量、质量等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差距，必须下大力气研究解决。应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对立法重点和利益协调方式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应高度重视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以及环境保护、资源利用和生态维护方面的立法；高度重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的立法，特别是加强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保障农民利益、促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以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方面的立法。加强环境保护立法，以法律制度维护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强化机制创新，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首先要逐步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按照司法权的权属性质，合理划分和科学配置司法权，形成良性的制约监督关系，最大程度地防止司法领域里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其次，应确立司法公正的价值目标，全力构建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体制，使司法成为维护社会公正的有效平台；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实行司法公开，特别是审判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确保司法公正的实现；提高司法效率，把效率和公正有机统一起来，及时化解社会冲突。

（四）强化打击力度，确保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定

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安宁的社会。政法机关要坚持“严打”方针，坚决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等犯罪活动，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严厉打击杀人、抢劫、绑架、伤害等严重影响群众安全的多发性犯罪，努力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依法惩治各类扰乱和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秩序；积极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促进党风廉政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

（五）强化综合治理，发挥社会管理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管理尤其重要。经济越是发展，越要重视和加强社会管理。第一是要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加大对其居住地的安全防范力度，认可他们对于城市建设作出的贡献，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安全感”。第二是要加强对各种社会人的管理。研究加强对社会人进行管理的有效措施，严格落实属地责任、行业责任和单位、社区、企业法人责任，确保流动人口、下岗失业人员、民营高校学生等不脱管失控。第三是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推动社会组织发展。

（六）强化执法监督，促进司法公正

第一是加强党委、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第二是发挥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第三是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作用。检察机关通过发出检察建议、出庭支持公诉、抗诉等法定程序，对诉讼活动实行全程监督，还有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申诉。通过这些做法，确保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把立法意义上的公平正义，变成了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增强人民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对法律的尊崇和守法的自觉性。

（七）强化人权意识，更新司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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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审批制度 实施 改革创新

中图分类号：d912 文献标识码：a

一、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客观要求

（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入世后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能再盲目地对经济和社会实行直接干预。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按经济规律办事，减少政府过多的、不规范的行政干预，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调节经济运行，提高社会经济的运行效率。我国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给予审批者直接支配社会资源的权力、自由裁量的空间较大，加之审批标准不公开、审批程序不规范，随意性大，透明度较低。wto的基本原则及各项规定、协议都是基于市场导向基础之上的，内在要求各成员政府创造开放、统一、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变过多的行政干预管制之抑制功能为一视同仁的服务保障功能。

由此可见，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适应入世后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我国行政机关的行政活动应符合wto的要求，与国际社会接轨，应按经济规律办事，减少政府过多的行政干预，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应以统一、客观、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相关的法令、条例、判决和决定或从事管理活动，增强可预测性和透明度。所以，传统的行政审批制度必须按照wto规则和中国的市场经济规律，有计划地依法进行改革。

（二）依法公开、公平、公正行政的必然要求。

目前政府审批事项过多、范围过广，再加上审批过程的过暗、过乱，行政审批制度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审批手续繁杂，存在多头、重复、层层审批现象，导致审批时间无限延长，群众和企业办成一件事往往要跑几十个部门，盖几十、上百甚至更多的图章，这就使得一些部门和个人很容易利用所掌握的审批大权谋取私利，进行钱权交易，助长了一些职能部门和有关人员利用手中权力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另外，大量的腐败现象由搞"暗箱操作"而滋生，审批人员根据经验、习惯、感觉甚至关系来决定是否批准，带有较大的随意性，损害政府应有的公正性和客观性。重审批轻管理、重收费轻服务现象普遍。审批责任不明确，很多审批部门和审批人员的审批行为缺乏严格的监督制约机制，对审批后的执行情况也缺乏必要的后续监督，往往导致行政行为管理失控和市场秩序混乱。

由此可见，腐败严重损害了行政效率，妨碍了社会的健康持续的发展，为了预防和治理腐败，依法进行公开、公平、公正行政，就必须改进工作作风，防止以权谋私，减少消极腐败现象，就必须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二、进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有效途径

（一）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市场是最好的裁判官”，“市场是一支看不见的手”，应该充分发挥这支看不见的手的力量，而我国的行政审批过多干预那些繁杂琐碎的具体事项，人为地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这就要求从根本上改变以我国行政审批制度。笔者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一是应把妨碍市场开放和公平竞争的行政审批予以取消，市场竞争机制能自行调节的，交由市场去解决。二是由市场难以有效解决，但通过社会组织能有效解决的，应交由社会组织来解决。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社团等社会组织在市场中的重要作用，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美、日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发挥好社团、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作用对建立高效有序的行政审批制度非常重要。

（二）简化审批，强化监督机制。

对行政审批工作监督的目的，就是监督改进工作，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阳光竞争环境。一是健全审批部门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落实审监（审核）分离制度，加强部门内部监督检查，防止滥用审批权，建立审批人员定期轮岗和审批回避制度。二是健全纪检等部门的专门监督机制。有关纪检监督部门纪检监察要立足本职，广泛收集企业及服务对象对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反馈给有关部门。三是建立责任追究制度。行政机关在行使审批权过程中，不按规定的条件、程序进行审批甚至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以及由

只审批不监督或者监督不力而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行政审批主管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或法律责任，应遵循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四是社会监督机制的建立。为了保证一部有效的法律能够被认真履行，不仅要建立起有效的司法体系，更重要的是要建立起民众与社会的有效监督机制，这其中包括民众的有效申诉渠道、大众媒体的公开报道制度等。要建立和健全人大、政协、司法机关以及新闻媒体和群众的监督机制。使得社会监督机制有效建立起来，把有关信息通过媒体公示于众，使群众了解改革的意义内容、过程和结果，从而把审批事项纳入整个社会的视野。

（三）转变政府职能，重塑思想观念。

只有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了政府退出市场，才能从源头上遏制政府审批制度的膨胀在传统体制下，政府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则成为政府的附属。因而，经济活动是由政府组织、经济决策也是由政府通过行政审批程序下达的。这种情况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初期仍不会有根本改观。这是因为在市场制度很不健全、市场经济活动还受到传统体制的多方阻碍时，政府的重要职能之一，是为市场经济开辟道路、"保驾扩航"。在当时情况下，政府审批甚至成为市场活动得以实现的条件。而当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微观经济主体被充分激活、经济的自组织功能逐步完善了以后，政府再用行政审批手段去管理经济、管住市场，就只能起到妨碍甚至阻碍市场发展的作用了。因此，关键的问题在于，政府必须及时转变职能，适当退出市场过程。

三、结语

由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政府的自我变革，在取不取消、取消哪些、如何取消等问题上缺乏明晰的操作规范和约束机制，难以进行到底。要使这项改革深入下去，必须通过立法，从法律制度上予以规范。《行政许可法》的即将贯彻实施，将加快政府职能的根本性转变，有力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促进行政管理方式的改进和行政管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大大推动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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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笔者认为，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离不开审判理论的支撑，保证审判机关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同样离不开审判理论的支撑。所以，共和国的各级法院和从事审判工作的各级法官必须重视审判理论的研究，因为，身为审判工作的实践者和审判理论的创造者，自己不研究自身本职工作的理论问题，光靠法学家、专家、学者指路，既不光彩，也是极大的浪费。

审判理论的研究工作，就目前全国的现状看，给笔者一个“上重下轻”的感觉。级别越高的法院越重视，级别越低的法院越马虎，最差的恐怕要数基层法院，其中又尤以边穷地区基层法院为最差。最高法院沈德咏副院长曾在*年11月12日全国法院调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一组数字：目前全国32个高级法院全部设立了研究室，达到100%；369个中级法院设立了研究室，约占90%；全国有1393个基层法院设立了研究室，约占45%。从这些数据看，既然专职的审判理论研究机构在设置上反映了“上重下轻”，那么基层法院的审判理论研究工作可窥其一般。专职的研究机构尚且不足半数，其他担任繁重审判工作的法官们从事审判理论的研究状况就不言而喻了。

分析目前基层法院调研队伍的现状及审判理论研究落后的原因，一方面基于案多人少的现实，领导不得不把精力集中在案件突击上，另一方面，基层法院从来只重视办案，不重视理论研究，而且理由似乎充分：基层法院法官理论基层差，人才奇缺，法官都怕到研究室工作；反正上级法院有指导下级法院的职责，基层法院遇到弄不懂的问题只管请示上级法院好了。如此这般，在这种认识的支配下，基层法院审判理论建设不落后才怪。

基于上列原因，笔者就法院系统审判理论建设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应当在全国法院系统深入开展审判理论研究方面的专题教育，使各级领导和广大法官深刻认识理论的重大意义，明确审判理论研究工作的重要作用。审判理论研究会副会长王胜明同志说得好：“怎么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法律规定？一靠法学基础，二靠道德水准，三靠生活阅历。法学基础愈扎实，道德水准愈高，生活经历愈丰富，对法律的理解愈全面准确，就能把握法律的精髓。”如果我们的法官在丰富的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又具有扎实的审判理论功底，那法院的审判工作将有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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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全健全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原因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检察权作为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专有权力，同样需要靠有效的监督来保证正常行使，这也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的冲击、社会不良风气、拜金主义思想的影响，个别检察人员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扭曲，出现了一些检察系统高级领导干部腐败犯罪案件，这些问题的屡屡出现，暴露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欠缺、体系不健全的问题，因此，建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检察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检察制度，因而其体系构成应为以"检察监督"与"法律监督"为核心范畴的检察法律制度、检察制度建设实践、检察理论、国外的检察制度和实践，以及我国检察制度的历史发展。它是随着检察实践的发展不断发展的理论。因为制度和制度环境直接界定了人的可能的收益和成本，从而决定了众人作出各种行为的可能性，而众人的行为又直接决定了相关制度被遵循的程度及其绩效。从司法改革的角度来看，要把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化去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要求检察机关必须注重公正与效率的统一，所以可以用法经济学的视野来构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

"法律的生命在于公正的执行"。执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受案到结案乃至于到归档，都需要执法者不仅要严格按照实体法要求去办案，同时要重视对程序法以及相关规章制度的遵守。建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就可以防止和减少实践中的各种不规范、不符合法律规定现象发生。

二、建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必要性

（一）满足社会公众期待的需要。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机关的权力均来自人民，检察机关的权力也概莫能外。检察机关的权力是法律监督权，是对整个国家司法活动的监督，公众自然会多一份信任。但同时，信任也是更高的期待，社会公众期待检察机关能始终保持司法守护者的良好形象。这就要求检察机关要通过不断完善内部监督机制来塑造形象，使人民群众放心，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满足人民的期待。

（二）增强自身法律监督能力的需要。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中国也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社会结构、思想观念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受此影响犯罪领域中新型犯罪也不断出现。比如引起重大社会反响的广东许霆案即是一例。法律体系在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也不断适时更新，这一切均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要顺应新形势，检察机关必须建立起以内部监督和制约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良性机制，使法律监督权能够根据时代和局面的变革与变化自觉调整和更新，不断增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能力。

（三）程序正当性的需要。

从公正角度来讲，"司法公正是司法制度赖以存在和具有至上权威的基础，是司法永恒的主题"。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这深刻揭示了权力之间相互监督制约的本质。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主体，必须遵循程序正当原理，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构建与完善，也要彰显程序的力量，体现程序的特征，按照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要求，遵循监督制约的一般原理，使检察系统内部各权力之间互相配合又互相制约。

三、建全和完善检察机关内部监督机制的途径

（一）修改法律及相关规定

修正《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细化内部监督主体、方式和法律责任等，切实执行内部监督制约各项规定，完善相关配套规范文件。最高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是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内部监督与制约在制度层面上的规定：一是要发挥内部业务职能部门监督职能；二是充分实现内部纪检、财务部门监督作用。三是有效发挥工作机制监督职能。四是加强上级检察机关的纵向监督。

（二）端正执法思想，转变观念

首先是树立内部规范意识，破除"惯例"观念；在工作中往往存在按"惯例"办事的做法，并无法律依据，且不符合严格现代法治精神，所以必须摒弃，要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严格按法律规定去办案、按制度规范去执法，用规范保证公正。其次是树立内部主动监督意识，破除消极不作为观念。目前以"人"为中心的监督模式的主要是检察机关内设的纪检监察部门，通过有关涉及干警违法违纪情况的举报以及对干警执法、执纪情况的检查等，对检察官的行为规范进行监督，包括履行职责情况、遵守法律法规和办案纪律情况、执行廉政规定情况等。这种监督方法由专门部门进行监督，监督的力度比较大，但具有局限性和被动性等缺陷，基本上属事后监督。[7]所以检察机关内部职能部门必须主动了解情况、发现线索。树立不作为也是违法的意识，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综合运用各种法律手段和措施，加大内部监督力度。最后是破除方便自身办案的观念，树立服务群众、执法为民的意识。

（三）提高检察队伍的综合素质和法律监督能力

首先要在法律监督能力上抓提高。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首先要从思想上明确"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明确检察权是人民赋予的，检察权的行使必须确保公正和廉洁，必须接受外部和内部双重监督。法律监督能力建设需要多方联动，才能取得实效。在内容上要以业务工作为中心，以队伍的专业化建设为着力点，推动各项检察工作深入发展。基层检察院的工作主要是办案，办案业务工作是基层检察工作的重心，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归根结底是为了搞好业务工作，而抓好业务工作的关键是加强队伍专业化建设。[8]因此，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必须落实到搞好各项检察业务工作上。其次，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在制度上要强化规范化建设，构建执法能力建设的长效管理和考核机制。再次，加强法律监督能力建设，在组织保障上要从检察工作和本院实际出发，加强领导，统一规划和部署。

（四）建立健全规范执法的长效机制

我们现在之所以出现这样那样执法行为不规范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办案流程太原则、太粗糙、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权利过大。所以，我们检察机关规范执法行为机制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明确、细化、具体、严格办案流程上，尽可能地缩小执法者自由裁量的空间和权利。一方面国家立法机关应尽快出台更加细化的执法办案流程，另一方面，基层检察机关应制定试行适合本院实际的办案工作流程，同时，人大、纪检监察、新闻媒体应加大对不规范执法行为的查处和监督力度，形成监督合力优势。

（五）建立符合当前检察实践需要的办案质量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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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发展趋势

第一章政府职能转变的原因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兑现，我国的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任务尤其艰巨，原因在于：

1）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相对滞后，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进展；政府职能的转变滞后于政府机构改革。

2）我国是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虽然市场经济的总体框架初步建立，但市场取向的改革任务远未完成。同时，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的快速开放，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短期的冲击，客观上要求政府在市场开放过程中统筹规划，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顺利完成市场开放带来的结构性调整。

3）政府职能转变是体制改革中难度最大的部分。我国20多年的改革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政府职能的定位还需要从根本上得到明确。

4）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特殊的国情要求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既要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发展要求，又要兼顾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要求，才能真正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取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

第二章政府机构改革中的职能界定

1、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政府体制改革

政府基本职能具体说就是主要负责定规划、定标准、定规则、定政策和加强监管、搞好服务。

现在，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还没有到位，存在大量的“越位”、“错位”、“缺位”现象。一是认识上，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体制要求理解不到位，没有摆正政府在发展、建设中的位置，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重建设、轻管理。二是在行动上，还沿袭着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的惯性，重微观运作、轻宏观调节，重审批、轻监管。三是就管理而言，管理方式落后，计划色彩浓厚，市场意识淡薄，习惯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因此，政府部门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切实转变职能，转变管理观念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集中精力把该管的事情管住，管好。

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要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和政事分开，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体制上的“政、事、企”不分，存在很多弊端，历史遗留问题也很多。作为公共管理机构，政府部门如果还有自己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就会成为利益主体，就难以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地行使行政权力。

2、我国机构改转变政府职能的意义

只有切实转变了政府职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满意的政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提倡建设人民满意政府。但实事求是讲，建设的成效与我们的预期和目标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与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也有一定的差距。

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在某种意义上讲，相当于政府自身的一场革命，革根植于政府工作人员头脑中不合时宜的思维观念的命；革依附于政府工作人员身上多少年来习惯了的行为模式的命；革虽是不自觉形成但已经让政府工作人员不当受惠的利益格局与利益框架的命。这就势必会有阻力，有障碍乃至有交锋。要化解这些矛盾，除了靠提高认识，提高觉悟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保障。我们要通过法律的建设，让政府不能发生“错位”—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能“缺位”—有什么不想干的就不去干；更不能“越位”—为部门利益和官员利益所驱使。这就是为什么服务型政府、人民满意的政府同时也是法治政府的原因所在。

第三章当今中国政府职能发展趋势

1、建设法治型的政府

依法治国，要求国家是法治国家，社会是法治社会，政府是法治政府。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求国家行政机关自觉运用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法律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按照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要求，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要赔偿。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各级政府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精心打造法治型政府：

1）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基本理顺，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2）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3）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经济社会秩序得到有效维护。政府应对突发事件和风险的能力明显增强。

4）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基本形成，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制定的政策、的决定相对稳定，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

5）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基本形成，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

6）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

7）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提高，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2、建设责任型的政府

从政府实践来看，责任政府是能够体现政府对人民负责的较好制度选择。责任政府理念要求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和民众的正当要求并加以满足，必须积极履行其社会义务和职责；必须承担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责任政府意味着必须有责任控制机制，意味着强化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如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

责任政府可以把政府权力限制在合法的范围之内，使权力不越界。为此，当前需要强调实现"五个转变"：一是在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上，要实现政府责任和公民权利双重回归的转变，既要强调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要强调政府的责任；二是在法制观念上，要向治官、治权转变；三是在政府的职能层面上，由无限权力向有限权力转变；四是在责任制度层面上，从强调公民责任向强化政府责任转变；五是在管理方式上，从行政命令向依法办事转变。

建立责任政府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改革的根本目标。可以说，以总理为首的新一届政府为实践责任政府的理念做出了表率。

3、建设服务型的政府

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这是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和人民群众的迫切需求而提出的一个新的执政理念，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现实生活中仍然存在这样的情况，有的领导同志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仍没有摆脱旧体制的惯性，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常常越俎代庖，直接过问甚至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把抓经济片面理解为由政府直接出面招商引资，或者向上级要政策、要资金、要项目。这种观念与做法，虽然也能取得一些效益和成果，但从长远来说，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甚至会滋生消极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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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不能容忍法官堕落

法官是法律由精神王国进入现实王国的媒介，法律借助于法官而降临尘世。柏拉图早已告戒世人：“如果在一个秩序良好的国家安置一个不称职的官吏去执行那些制定得很好的法律，那么这些法律的价值便被掠夺了，并使得荒谬的事情大大增多，而且最严重的政治破坏和恶行也会从中滋长。”可见，优良的司法运作系统，必须建立在优秀的法官个体之上。法官一旦堕落，影响的不仅是一个群体的职业形象，更是整个国家的司法形象。正因为如此，上海法官事件触及到公众的容忍底线，“令法律失去尊严、司法蒙羞、正义受损”，以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都斥之为“人民法院的耻辱”，“是司法公信的灾难”。

在最初的角色期待中，法官往往被寄予了“半人半神”的厚望，其智慧、道德与修养，都应当远远超出一般的世俗民众。因为司法乃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作为这道正义防线的“看门人”一旦堕落，整个社会正义势必失守。因此，只有品学兼优的社会精英，才能把握立法的精要所在，从纷繁复杂的社会事务中敏锐地发现法律、恰切地解释法律、忠实地执行法律，将人间正义运送到每个人的家门口。

遗憾的是，法官并不是真的神仙，他们也有七情六欲，也有人情交往，也会受到人性贪欲的诱惑。这种普通人的定位，构成现代法治严格规范法官职业道德的正当性基础。人们相信，只有为法官设定更为严格的职业伦理和道德规范，才能防范法官堕落。例如在美国，也曾发生过老年丧偶的资深法官事件，因为这位法官的口碑一直很好，始终保持着公正清廉的记录，其虽然获得了很多民众的谅解，但最后还是被撤销了法官职务并被判处罚金。现代法治国家，法官受到特定道德准则的严格管束乃是通则，一旦在生活中出现“行为失检”，诸如和当事人的律师一起吃饭、喝酒或聚会，都足以受到法律追究。如此严苛的行为规范，一切都只源于法官所从事职业的神圣性。

在对上海事件的讨论中，很多人只是局限于法官的道德层面，却忽略了这种道德的堕落，等于是将自身的人性弱点暴露于众，最终容易滑向司法腐败的深渊。一些国家之所以对法官的交往圈严格控制，哪怕是朋友之间的小聚都视为行为不当，就是为了守住法官的“童子之身”。事实证明，在请吃、等现象的背后，往往是法律圈里一种不正当人脉关系的苦心经营，最终的指向都是司法权力的不法交易。重庆检察机关职侦局相关人士表示，在查处的法院腐败窝案中，平均一个出事的受贿法官会牵出5个以上的行贿律师。包括律师、官员乃至媒体人在内的所谓“司法掮客”，一开始都是从攻破法官的道德防线入手。而对一些法官而言，果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

法官的尊荣正在其孤独

身处利益漩涡之中，法官必须做一个孤独的智者。

在普通人的心目中，法官的形象是无比尊贵和神圣。但与一般官员不同，法官的这种尊荣不在于衣锦还乡的显耀，而在于深居简出的孤独与寂寞。对权利判官来说，孤独不仅是一种生存状态，更是一种职务需要和角色责任，是一种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只有远离尘嚣的孤独，才能保持心如止水鉴常明的理性，才能在不温不火、不偏不倚中恪守公平正义，才能向世人传递出不容置疑的司法权威。因此，人们用“孤独的贵族”来形容法官，饮尽这一份人生的孤独，方能成就一份职业的尊荣。

孤独意味着法官必须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距离。按照现代职业伦理，身为法官意味着私人生活受到更多限制，谨慎出入社交场合，甚至与亲友也要保持适当距离。现代法治国家，大多将法官工作之外的活动纳入规范内容，一些敏感案件的审判过程中，法官的行动自由甚至都要受到限制，接触社会的信息渠道也要受到影响。这样做的意图无他，全是为了让法官生活在相对寂寞的环境中，摆脱名利困扰，面对物欲而神安气定，心无旁骛地专心审案。这正契合了爱因斯坦的孤独心境：“千万记住，所有那些质量高尚的人都是孤独的——而且必然如此——正因如此，他们才能享受自身环境中那种一尘不染的纯洁。”

孤独还意味着法官时刻保持身份中立，清心寡欲做到独立思考。面对冲动、情绪化的矛盾纠纷，须以理性的方法疏导化解，而司法的理性则来自立场的客观中立，来自法律判断的独立省思。法律原本就是理性的产物，对法律的适用更是理性思维的过程，法官动辄呼朋引伴，或沉醉于灯红酒绿，或追求浮华奢靡，或热衷于出入公共场合，试问如何能够做到身份中立、独立思考呢？因而有人说，法官的尊荣，就在其孤独。真正的法官，应耐得住寂寞，固守心灵的净土，这样才能守住中立的身份，在寂静中锤炼法治的理性精神。

如何让法官爱惜自己的羽毛

一个国家优良的司法系统，主要取决于法官队伍的纯洁与高贵。但是司法实践中，少数法官被“银弹”击倒，甘为“财色的奴仆”，暴露出法官自身的职业荣誉感危机。在少数法官眼中，身上的法袍并非职业尊荣的“羽毛”，而是可以用来“变现”的砝码。强化法官的职业伦理，提升法官的道德救赎，需要从制度和个体两个层面，营造法官洁身自好的文化氛围。

一种职业的尊荣，即来自工作的薪水优厚，更来自职业者对意义的认同。但是从制度上看，法官的正式待遇一直以来羞于示人，经济上往往陷入比律师等其他法律职业群体差很远的窘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司法腐败的可能。更重要的是，随着法治的勃兴，法官对于自身职业的意义认同并未增长，甚至有下滑的倾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有意义上的认同，即便是很低廉的薪水，也会甘心为此付出。而在很大程度上，法官职业真正吸引人的地方在于，“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而只有依法独立审判才能让法官成为法律帝国的国王，才能在法官心中形成一种尊荣和自豪感。遗憾的是，由于司法改革的不彻底，法官在审判上的诸多不独立，既影响到法官自身对职业意义的认同，也让公众难以获知法官的人格魅力。

丹宁勋爵把正义女神手中的天平看做是公平的象征，法官在操作天平的过程中显示出法律的权威。“律师一个接一个地把砝码放在天平上，‘仔细掂量孰轻孰重’，但最后决定天平是非倾斜，哪怕只有一点倾斜的，却是法官”。正是深谙此道，美国才制定了近乎苛刻的法官选拔晋升机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是“荣誉等身”。这告诉我们，一个享有独立审判职能的法官群体，才能获得高贵、纯洁的社会赞誉，才能带来至高的司法权威。

但是在实践中，虽然一些法学院毕业的法科生，在刚进入法官群体时，也抱着实现司法正义的雄心壮志，但是在见证了太多干扰司法的种种无奈之后，心中对职业的认同感与神圣感便下降，而一旦内心对自己从事的职业不再爱惜，缺乏意义认同，那么外在的伦理约束与道德规范，便在利益的诱惑下经不起丝毫侵蚀。因此，如何改进法官的遴选晋升机制，推进法官职业管理改革，并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真正根治司法行政化弊病，对于重塑法官的职业荣誉感、增强法官的伦理道德观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