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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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方法意义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着力点，需要借助于逻辑严密的立法目的要素所构筑的目的体系，来实现对特定立法目的内容的文本表达。通过应对气候变化基本法的目的条款制定，将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予以归纳提炼，形成独具特色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制度模式。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规范化表达的形式逻辑背后，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诸多价值理念的平衡与协调。对于立法目的构成要素的不同理解，形成了有关立法目的的不同理论解说。这是因为立法目的在实现过程中，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来彰显立法的价值诉求，发挥立法在调整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多元利益冲突的调整功能。在气候正义观的影响下，气候变化法得以发挥调整应对气候变化中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

法律目的研究作为现代法学研究中一种因应法制变革要求的研究方法，调和了以功利主义价值理念诉求为中心的目的论式的自然法学与秩序构建为中心的实证分析法学二元对立的格局，以修正法律制度的体系结构，使之成为具有开放性、适应性的回应型法，将实质正义和形式正义统合在制度之中，通过缩减中间环节和扩大参与机会的方式，在维护普遍性规范和公共秩序的同时，按照法的固有逻辑去实现人的可变的价值期望。其意义在于使法律不拘泥于形式主义，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进一步探究法律、政策中所蕴含的社会公认的准则( 价值) 。如果法律强调原则和目的，那么就有了一种丰富的资源可用于批判具体规则的权威。虽然一项规则可能带有官方权威的烙印即通过了法律效力的血统检验但它却被认为是可以按照它对那些利害攸关的价值影响的重新评估。

( 二) 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的层次逻辑

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降低社会发展的碳依赖和减少生态稀缺性是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直接目的，在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体系中处于最低的位阶，这一初级目的使其与其他环境立法、气象灾害防御立法以及能源立法相区别，反映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正当性，使得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逐步揭示全球气候暖化的客观事实。气候变化影响的广泛性和不确定性，使得人类不得不思索重塑价值观念，改变原有的价值判断，在未来气候变化的风险应对中调整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技术、经济、政治、社会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中，形成密切的关联。从《京都议定书》的艰难破茧到《巴厘岛路线图》的共识达成，从《哥本哈根协议》的减排责任分担搁置到《坎昆协议》的适应性问题重视，从《德班决议》的风云骤变到里约+20 峰会的《我们憧憬的未来》的绿色发展曙光，这一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折射出事实与规范之间围绕着求真的知识增量和向善的伦理关怀之间的逻辑进路而展开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格局。气候变化在短期难以表现其危害的滞后效应，使得人们从心理上宁愿关心当下所真正感受到的种种风险，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民众面临着摆脱贫困的现实发展问题，加之气候变化是伪命题的怀疑论所形成的主体背景观念，往往将人们引入气候变化风险认知的误区，形成了所谓的吉登斯悖论。

所以，气候变化的社会性建构便承担了破解吉登斯悖论，通过伦理、技术、经济、政治、社会等综合回应，实现价值的重塑与制度的更新，使全社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并从国家、集体、个人三重维度展开，重新调整行为活动，以适应未来利益格局的社会变迁。实现以多中心、社会利益本位的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凸显了气候变化应对需要根据一国内部不同区域的气候变化影响、脆弱性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所形成的包括地方政府、私营部门、社会公众等利益主体的多元利益诉求，围绕着气候资源这一公用物的产权配置，灵活运用市场激励机制、行政管制机制和社会调节机制进行利益分配和利益整合。地方政府在制定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过程中，作为多元利益的协调者和引导者，需要根据气候变化的科学情景预测信息和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定位，确立区域气候变化公共治理的动态目标模式，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运用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碳税、自愿协议、公私合作等多种政策工具组合，不断完善有关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技术管理标准体系，并进行气候政策分析的绩效评估，持续动态地调整本区域的气候变化规划管理的方法和内容，以回应区域气候变化风险所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规制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中利益相关者的各种行为。同时，在未知中所进行的综合决策难以确保有效回应气候变化风险，应当通过风险评价和风险管理程序作出科学民主决策，并坚持无悔的原则，通过气候灾害的社会化填补机制和灾害应急响应机制，有效预防和填补因气候变化影响所带来的多种损害，不能因气候变化损害在一定时空条件下的短期局部恶化而追究决策者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承认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

这一过程性正义的实现就是体现气候变化立法本质特征的中级目的。保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权益，维系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根本目的。这一根本目的折射了气候变化立法的法学方法论意义，既划清了气候变化法学与气候伦理学、气候政治学、气候经济学、气候社会学等相邻学科的界限，又阐释了气候变化法横跨公法、社会法、私法三大法域的气候变化法学研究范式。其中，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法益、权利、义务和责任，成为气候变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律表达的核心话语概念逻辑。而对生态系统和社会秩序稳定的气候安全价值选择，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的秩序价值，围绕着秩序价值的应然规则设计，以义务和责任的分配为表征的义务本位论成为气候变化立法的规则逻辑起点。

为了保障气候安全，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损害，义务和责任的配置，从根本上保障气候变化法律关系主体的多元利益和权利。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之间的交互复杂的作用涉及广泛的领域，气候变化立法在分配义务和责任的同时，必须重视包括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当局在内的公共行政部门、包含企业、行业协会在内的私营部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有关专家、媒体以及包括非政府组织、特殊贫困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所享有的受到法律保护的法益和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包括劳动就业权、环境权、健康权在内的集体性的社会权及包括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在内的自由权。其中法益包含了权利之外，为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利益，体现在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保护。气候变化法益的广泛性离不开社会法与公法的共治互动，同时私法作为有益的补充，服务于利益的协调与共进。

二、国外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条款的目的论解析

立法者在起草应对气候变化立法文本中，对立法目的条款的技术表达，反映了立法者所采取的立法目的理论。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在于，以1990 年为基准，到2050 年，通过国内及国外的行动，使温室气体减排80%; 到2020 年，使温室气体减排34%; 建立每五年为一时段的碳预算体系，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首次制定的三期碳排放预算为20082012，20132017，20182022，2009年5 月前必须制定完成。政府必须向议会报告完成预算的政策和计划; 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为政府提供碳预算标准的建议，向英国议会提供目标进展、政府预算执行情况的年度报告。政府必须给予反馈，以确保每一年度预算完成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引入碳排放交易体系，借助市场激励机制限制排放或鼓励排放实体进行减排; 制定适应气候变化条款; 通过财政激励机制减少国内废物产生并使废物再回收;促使生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 修改2004 年《能源法》关于可再生运输燃料义务的条款以及制定关于气候变化的其他条款。从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实践中来分析其立法目的条款的实证法目标定位在于四个方面: 一是为英国在中长期减排行动方面设定可行性的并量化的具体减排目标，履行英国在气候变化应对中的国际法律义务; 二是通过构筑气候变化国家体制，明确议会、政府、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具体责任和义务; 三是为国内适应气候变化立法确立了综合性的制度框架，使得适应气候变化领域的立法能够在综合法的体系内不断完善; 四是重视通过综合立法实现对相关气候变化领域立法的清理和完善，采取包裹性立法的方式，实现立法对气候变化应对的动态调整。

另外，韩国2009 年2 月公布《气候变化对策基本法》第一条立法目的表述为: 由于地球暖化导致气候变化及对全球环境的冲击，须积极促进科技发展、环境保护和关联产业能力提升等，尽量减少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并建立气候变化之基本对策，以利社会发展，及让国民们有健康和舒适的生活。其目标是为追求人类的永续发展。英国和韩国的综合性气候变化基本法虽然在立法目的表达上各有特点，相比之下，英国气候变化法的立法目的更加注重规范性和实用性的立法技术表达。但在立法目的的价值诉求和目标定位方面均体现出了三个方面: 一是通过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的气候风险; 二是确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体制，有关机关依法行使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权力，通过引入市场激励机制、公众参与机制使得国家的气候变化政策和法律在区域气候变化风险的应对中，平衡和协调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利益冲突，实现区域性的气候公共治理; 三是保护社会各主体在气候变化风险应对中的合法权益。由此，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具有三方面的目的: 通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 注重国家气候行政过程性的风险管理，调整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多元气候利益关系，实现区域气候公共治理; 保障社会、生态的集合性气候权益。结合这三个方面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进行不同形式的组合，并可以得出两种主要目的论的理论观点。

( 一) 一元论

这一学说直接阐明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就是为了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应对气候风险而确立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一整套管理体制机制框架。在一元论的指引下，应对气候变化的立法目的是为减缓气候变化和适应气候变化提供一个战略、政策规范框架。一元论反映了气候变化立法目的与管理目的的耦合。在应对气候变化法颁布之前，有关气候变化应对领域相关的法律与政策是由多种不同程序、不同理念、不同政策目标、不同立法目的的法律、政策组成的。气候变化法的出台，为国内应对气候变化管理提供一个框架结构，对已经颁布的立法和政策进行清理与整合，为整个气候变化应对提供综合的相互关联的基础。

一元论实际上属于实证法秩序建构的立法目的论。该理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法律义务为本位，重视规则的系统性和内在合理性。英国2008 年《气候变化法案》的立法目的是为改善碳管理，促进本国向低碳经济转型和鼓励低碳商品投资提供一个长期性框架。在此种综合性立法中，明确具体的减排目标，设立气候变化委员会，建立气候变化风险的评估和管理机制等方面，为以后相关减缓气候变化、适应气候变化所涉及的诸多领域的一揽子立法完善提供基础性的制度安排。英国气候变化综合性立法重视通过立法目的的实现来促进现行相关立法的完善。其立法目的从根本上来说是一元的，在一元目的之下，由众多目的要素构筑形成目的体系，目的多元论将目的要素也看做独立的目的。基于目的哲学关于一和多的关系之理解，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目的应定位于保障气候安全。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的核心价值取向。透过可持续发展、气候正义的多元化、复杂的社会时空场域的映象，气候变化问题的提出以及应对，都是为了使得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在巨大的不可逆的气候风险和气候影响下能够得以延续，将有关气候变化对人类社会和生态系统所造成的不利后果予以避免或是降至最低限度。不管是主动适应，趋利避害还是减缓或避免气候变化损害，都是为了谋求气候安全这一最本源最基础的价值理念。

这一价值理念本身就可以作为价值性目的写入立法目的条款中，成为元规则。其他工具性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性目的而存在的。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法律制度的目的要素都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或者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附随效果而已。直接目的、中级目的和终极目的的划分使得一元目的得以从上中下三种层面梳理出来。而这一逻辑元规则正是贯穿于气候变化立法体系的精神要义和规则原点。笔者认为，尽管一元论并未否认立法目的是由价值性的目的要素所影响，但这种对气候正义的理解过于单一片面，没有详细论及在气候利益冲突之下，安全、公平、效益不同气候价值冲突的协调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协调方面实现具体平衡，气候安全的片面强调会忽视不同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的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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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TV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气候的变化对全球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在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对一些低海拔的国家和地区，气候变暖也将可能会国家与地区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全球都在尽量适应气候变化的所带来的问题，也尽量解决这些问题。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本文主要在全球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相关研究基础上，着重对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进行论述。

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水文水资源的影响首先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高度上，当全球气候变暖，就会表现在全球海平面的升高。主要就是因为气候变暖会加快冰川的融化速度，使得海平面容易上升。根据IPCC的报告显示，截止2007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在过去的50年时间里面，全球温度升高的趋势是每十年升高0.13摄氏度。全球温度的升高不仅导致了冰川融化带来的海平面上升，而且温度的升高也会使得海水不断扩张，这也同样会导致海平面的上升。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于全球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需要引起我国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诸多问题，更是应该引起各方的注意。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诸多影响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就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的降水分布和降水强度都产生了影响。对降水量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比如西部地区的降水总量就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西南地区的降水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地区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在降水量上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就是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明显减少，而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有所增加。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是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加，因为降水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气候变暖之后导致的蒸发量的增多也会影响到水资源的利用率。其次，气候的变暖也对我国冰川的融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速了冰川融化的速度，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也减少了我国冰川的面积，这对我国主要依靠冰川径流补给的河流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减少了这些河流的径流。最后，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水循环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会对水灾害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引发一些其他的自然灾害，因此，必须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控，并且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趋势进行预估，尽量预防一些灾害的发生，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率，缓解我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水资源的问题。

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

在前文中已经论述了我国气候变化对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很多影响都是比较负面的，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长期发展来说提高了难度，也使得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发展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在此背景下，结合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以及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对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进行论述。

首先，应该客观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现状。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现在能做的就是要客观正确地认识这个已存的事实，只有客观正确认识这个事实，才能结合这个事实以及科学的方法与成功的经验来开展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工作。我国诸多的水灾害事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我国水资源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很大，而且水资源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也是十分敏感的。表现较为显著的就是水资源在面对洪涝、干旱或者其他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适应能力比较低，因此，这也是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应该在今后的水文水资源工作中重视解决这一问题，或者是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其次，除了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之外，还应该客观认识到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也包括一些水利工程的建设、水资源管理机制的建设、经济发展因素以及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因素等。要加强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首先就是要强化水文水资源的专业知识，用专业的知识来分析我国水文水资源的现状，也用专业的知识来协助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其次，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施工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问题，提高我国水利工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预防我国水文水资源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一些水灾害的发生。

最后，提高我国对水文水资源相关研究的重视程度，加大对这些研究的投入，以促进我国有更多的科学研究可以投入到生产和生活中，不仅有助于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事业的发展。

结束语

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的影响是显著的，很多水灾害的发生也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本文主要论述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而且也提出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趋势，希望可以提高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促进我国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的进步，文中不妥之处还望指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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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气候变化; 可持续发展; 低碳城市; 城市规划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 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

全球气候变化是指在气候长期平均状况基础上,由于人类活动大量排放温室气体而叠加的变化。气候本身的自然波动则称为气候变异。近百年来,地球气候正经历一次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有证据表明大气温室效应的加强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大气中的水汽和二氧化碳等气体可以透过太阳短波辐射使地球表面升温,但阻挡地球表面向宇宙空间发射长波辐射从而使大气增温。由于二氧化碳等气体的这一作用与温室的作用类似, 故称之为“温室效应”,二氧化碳等气体则被称为“温室气体”。

现有科学研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过度集中排放到大气层中被大量积累。而这些温室气体被认为能够引起全球变暖。全球变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冰川消融加速，北半球的积雪面积在急剧减少，海平面也在上升。气候变化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同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工业生产中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以及土地利用结构而改变释放二氧化碳的程度密切相关。气候变化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大挑战，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人们对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的关注与行动也日趋强烈。

二 城市化过程与碳排放

城市活动是温室气体主要来源之一。同时，城市也成为了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因此，减少城市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议题。因此，城市需要在承担经济聚集与增长、保持市民生活处于较高水平的前提下，需积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主动承担碳减排责任，并成为碳减排责任的主要作用体。特别是那些资源型城市的减排潜力巨大，应积极成为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生力军”。基于全球气候变化、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世界各国对于城市建设以低碳经济为主调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共识以及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任务日显迫切。城市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已成为发展趋势，也是保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城市和低碳经济正是在此背景下开始被人们提出，并已成为城市研究问题研究的热点。

尽管城市化进程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人为减缓，但是，城市化进程也为我们提供了节能减排、建设低碳城市的良好机遇。因为城市是工业节能的主要载体，城市化有利于能源的集约使用、节能技术的推广和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城市在经济贡献中的比重较大，其在碳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十分明显。而在不同经济增长方式、能源政策和生活方式下，能源消费有不同的特征。通过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制定以节能为向导的积极能源政策以及提倡节能生活方式，尤其是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可以提高城市的能源效率、使能源结构更趋清洁，形成以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能源节约和能源结构转变为特点，以低碳经济为核心，以建设低碳城市为目标的一种城市可持续发展道路， 从而有效降低城市温室气体的排放。

三 低碳城市发展模式

低碳城市是指城市经济以低碳产业为主导模式,市民以低碳生活为理念和行为特征, 政府以低碳社会为建设蓝图的城市。其目的,一方面是通过自身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建设,保持能源的低消耗和二氧化碳的低排放；另一方面是通过大力推进以新能源设备制造为主导的“降碳产业”的发展, 为全球二氧化碳的减排作出贡献。基于全球气候变暖和碳减排提出的低碳城市, 其主要内涵包括；1.以低碳经济作为城市经济的主导发展模式,在自身取得发展的同时为全球碳减排作出贡献；2.强调政府的主导地位,构建低碳社会；3.体现人类生存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倡导低碳生活方式；4.以保证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发展不断完善为前提,不排除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协调可持续发展,低碳城市不但使自身复合生态系统取得协调发展,还为全球减缓生态系统的破坏作出贡献。低碳城市的实质是一种城市发展模式,涉及到全社会生存和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其发展是一个既紧迫又长远的过程,适合于所有城市根据自身特点的发展。

四 低碳城市与城市规划

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发展有长期的、结构性的作用。城市的物质环境一旦建立起来就很难改变, 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深远影响。

低碳城市规划是低碳城市发展的关键技术之一, 应当以现行城市规划体系为基础, 围绕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 逐步构建低碳城市规划体系。

基本框架包括；

1.规划理论创新。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作为限制性要素,创新研究低碳城市系统构建、大城市地区规划编制技术、城市总体规划低碳编制技术、详细规划与城市设计低碳编制技术。

2.专项研究。重点研究低碳城市生活模式、低碳城市产业系统、低碳城市能源系统规划、低碳城市交通与物流系统规划、低碳城市扩大碳汇系统等。

3.规划方法。研究用城市规划和设计手段降低城市碳排放的技术方法,包括城市空间低碳优化布局方法、整合交通规划方法、低碳城市更新方法、低碳化社区设计方法等。

4.指标体系。在国家城市规划技术标准基础上增加低碳城市规划技术标准。

5制度建设。包括具有低碳目标的不同城市规划中决策保障制度、低碳城市规划的政策框架、低碳规划理念的制度执行效力等。

6实施机制。包括低碳城市规划决策机制、低碳城市规划的实施过程评估、低碳城市规划的综合绩效评估等。

五 结语

进入21世纪,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到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气候变化已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主要障碍之一,全球没有人能够置身于气候变化的挑战之外,气候变化已经把人类首次凝聚起来应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但不可能人为地减缓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应当把发展过程作为节能减排的机遇,在发展中推行低碳经济,构建低碳社会,发展低碳城市。城市规划作为调配土地、资源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公共政策,应当及时转变理念,改进规划方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低碳城市发展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 顾朝林等著，气候变化与低碳城市规划[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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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气候变化 风险 保险

一、保险概况

保险是集合具有同类危险的众多单位或个人，以合理计算分担金的形式，实现对少数成员因该危险事故所致和经济损失的补偿行为。马克思指出：“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费用加到商品价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保险业能给予个人以很大的保障。一种损失本来会使个人趋于没落，但有了保险业，他这损失就可分配给许多人，叫全社会分担起来毫不费力。不过保险业者要与他人以保障，他自己就必须有很大的一宗资本。”斯密认为，保险的最本质的特点就在于它将风险在很多的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散，将风险带来的经济损失在投保人之间平均分配以满足人们转嫁风险、对损失获得补偿的要求。

保险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强的处理风险的能力了，并且在发展过程中，保险公司一直在开发技术应对一些长期存在的多种风险以及单一的巨大的灾难。其处理风险的能力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一是发生的风险的种类是多样的，但其总数必须是稳定的；二是对于巨大的风险，其必须是单一的（至少是少数的）。

二、气候变化背景下保险业的机遇与挑战

（一）机遇

目前在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顶峰，保险几乎已经覆盖了社会的所有层面，各种各样的险种让被保险者选择的眼花缭乱，保险业也因此有着良好的发展，几乎所有的家庭都会购买这样或者那样的保险。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一般会采取开发新品种的措施来克服一般险种近似饱和的现状。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保险业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国际范围看，其保险企业具有极强竞争力。”但是随着气候变化问题的日益加剧，极端天气事件以及由此引发的相关事件（如海平面上升、洪水灾害等）发生的概率增加，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越来越多，在新情况下其传统意义上的保险业是否依然能够一如既往的发挥作用？这个问题关系到了本文的目的，即：在气候变化的前提下，保险公司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风险以及如何减少这方面的不确定性。应对气候变化重要的战略是适应，IPCC对适应的定义为：生态、社会或经济系统响应现实的或预计的气候变化及其影响、旨在减轻危害或开发有利机会以调整自身的行为。适应过程是指人类主动地通过调整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过程、实施科学措施，减轻或抵消与气候变化相联系的潜在危害，并利用气候变化带来的机会，降低社会适应气候变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

由于减缓气候变化是全球长期的艰巨的任务，适应战略就更为现实和紧迫，在气候变化制度下，保险己成为一项公认的与气候变化损害风险转移和损害补偿相联系的制度工具，在由气候公约缔约方会议所确定的适应战略框架下，保险是与“便利充分适应”相联系的适应措施，属于资金机制应予以支持的中长期战略项目，在这方面保险的业务也比较的多，虽然在适应的某些方面保险不能发挥作用，但是也能“起到工具的作用，用来为准备应对灾难而适当的修改工程和增强应变能力”。受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些自然灾害演变为大灾难的可能性增加了，从而保险业的压力也会变大，但无疑这对保险业也是一个发展的好机遇。

（二）挑战

作为保险业的业外人士，我想问题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保险业是否还能一如既往的存在下去呢？在新情况出现的时候未来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不可知的，而保险业的大部分业务都是建立在历史数据的基础上的，这些历史数据在气候变化这样的新情况出现的时候，显然已经不太可靠。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1．保险范围有限，偿付能力增大

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风险变多，而同时财产不能够投保，必定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为明显的就是，财产所有人可能会在风险来临的时候违反一定的义务保全自己的财产，这种无法投保的情况还有可能对保险标的物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从财产所有人（如农民、企业主、房主）的角度来讲，无法投保的财产对其财富来说是一种直接的损失，因为保险也是一种投资。

2.自然灾害难以预测

一些自然灾害难以预测性是保险风险管理中最具挑战性的工作，相关机构向公众预报灾害的发生需要一定的时间，有时候即使对灾害发生时间、地点、受灾人群作出了预测，也会因为计算以及信息收集等诸多原因而使预测结果存在比较大的误差。同时，大多数的灾害的发生都有突发性的特点。由于气候变化，发生的突发性自然灾害明显增多，这从资金上来说是多保险业的一个大的挑战，当然，在可否开发保险业务对其承保方面，对保险业的精密计算来说也是个不小的问题。

三、面对气候变化，保险公司、政府应该怎么做

（一）保险公司

1．及时发出有效信号

在气候变化引发一系列更加频繁的极端灾害事件的时候，能够在风险发生前发出有效的信号无疑是减少损失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从保险公司方面来说，其能够在风险最小化方面发出有效的信号，特别是在可以显著减少社会损失的与气候变化有关的事件方面，效果毋庸置疑是明显的。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如，某一地区建造建筑物或者从事一定的活动之前，应当考虑到会不会引起与气候变化有关的风险（如洪水、海啸或者飓风）的发生，如果存在这样的可能，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调整保费来发出信号抑制这种活动的发生。还有一个激进的方法就是将保费作为积极的惩罚措施来抑制高风险地区开展活动造成的高损失。

2.再保险分散风险

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大过以往，这也对保险公司的承受能力提出了挑战，保险业对此应对的对策一直是将风险分散，这也是再保险市场的本能。在应对极端事件时，保险人选择再保险使得对损失的赔偿更加的分散，在所有保险以及再保险公司持有的资本金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再保险可以降低保险公司出现偿付能力不足的的可能性；同样，在发生大的风险使得保险公司赔付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保险公司通过再保险可以降低风险，减少自己的赔偿金额。

（二）政府

1.由政府提供激励机制

保险业在发展保险产品的时候应该认识到被保险人在面临风险时能够很好的采取措施减少损失的事实，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灾难袭击一个没有准备的企业，使其业务中断，该中断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当然，政策并不倾向于要求被保险人采取任何的措施进行恢复。事实上，很多政策都会倾向于灾难发生初期（通常会是24小时）不予支付赔款。这样一来，很多被保险人为了确保得到补偿而拖延恢复营业。因此，政府应该为被保险人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以使其在受到损失后快速采取措施恢复，如风险的发生超过24小时，减少其应当领取的补偿，除非被保险人有证据证明其业务的恢复已经比预计的要快。这种“早日完成”的支付方式在一些行业中是屡见不鲜的，很清楚的是，这样的措施对双方都有利。但是，大多数被保险人并没有一套全面的灾害准备和恢复计划，通过减少保费或者更多的有利条件来鼓励被保险人采取一定的方式来建造或者修缮旧建筑物是其面对风险是更加稳固，这种方法已经有了成功的例子。

2.政府的监管作用

社会的重要保险都是被政府监管所认可的，法律上承认一个保险公司的失败会给社会造成重要的损害，而大多数商业企业的失败则不会产生这样的后果。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明确因保险公司的失败而造成损失的人，并在法律上对其进行保护是必须的，因为当保险公司失败时，造成的损失返回到被保险人身上，这有违于公平原则。正因为如此，除了法律上的规定以外，保险公司通常会被政府所管制。

政府对风险保险的提供进行限制，使保险的提供在保险公司能够支付的能力之内。如可以提供相当规模的储备或出台一项政策来排除那些保险人无法支付的风险，但是这些方法都不是特别有吸引力。就保险公司来说，还必须考虑保单持有人的利益和预期。《1973年保险法》要求对保险业进行审慎监管。2001年该法做了实质性修改，新的审慎监管要求已在2001年1月实施。新保险法的根本目标之一就是保持保单持有人和其他广大保单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

3．政府作为最后的承保人的作用

气候变化引起的自然灾害能够造成巨大的损失，一些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和政府已经在大幅度的分散这种全民风险。但是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财产仍在遭受损失，并且程度越来越严重，情况越来越糟糕。最需要面临的风险是有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其增加程度超过了保险业的再分配能力。这也许不会导致保险业的保险业的失败，但面对这样的风险，保险公司可能会选择退出市场，并拒绝支付超过其支付能力的损失补偿。这就导致了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在这样的灾难袭击时，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气候变化的发生而出现的诸多的限制和排除因素则会给保险公司带来重大的灾难。如果确实出现一个相当难解决的风险，政府可以出面作为最后的承保人吸收或者减少这些损失，因此，在不能应对的灾难来临之前，保险公司和政府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共同来应对，以确保保险业在气候变化下依旧能够顺利发挥其社会价值无疑在目前来说是较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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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气温的不断上升和世界范围极端气候事件的频繁发生，由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全球变暖问题，已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采取行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已经成为国际气候谈判议程中的重要议题。自1992年在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e,简称UNFCCC）及1997年签署《京都议定书》以来，国际社会围绕UNFCCC《京都议定书》和的谈判已经不只是单纯的环境事务，而是关系到未来各国争取发展空间和选择发展道路的重大战略问题，对于各国的经济发展、能源政策、科技创新以及生活方式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为了缓解由于履行《UNFCCC》及《京都议定书》中的减排义务给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寻求成本有效的减排方式、制定和实施国家低碳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当前各缔约国的首要任务。鉴于森林在调节陆地生态系统与大气碳库之间的碳交换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及其面积的改变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库的影响，通过增加造林和减少毁林面积来履行《京都议定书》中的减限排义务，减少由于在能源领域实施减限排措施给国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已成为各附件1缔约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国家利益及国际气候谈判中的一项重要策略。在全球实施低碳发展的战略背景下，如何结合我国国情、林情，从激励机制和政策体系角度，设计和有效实施REDD机制，提出我国林业行业减排增汇的政策措施及谈判对策，确保我国作为高度负责国家的形象以及我国未来发展的排放空间，是目前我国参与气候变化林业议题谈判及实施林业减缓行动急需决的问题。

1国际气候制度下的主要林业政策

1.1国际气候制度下与林业相关的主要规定

（1）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了寻求成本有效的方式实施全球低碳发展战略，《UNFCCC》要求附件1缔约方应该实施并详细阐明其保护和增强温室气体吸收汇和储存库、促进可持续森林管理、造林和再造林的政策和措施，促进包括生物量、森林的可持续管理，保护和增强所有温室气体的吸收汇和贮存库。各缔约方在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的政策和措施时应考虑到不同的社会经济情况，应具有全面性，并包括所有有关的温室气体源、汇和库以及适应措施，且涵盖所有的经济部门，确保以尽可能最低的成本获得全球效益。此外《UNFCCC》还要求发展中国家采用由缔约方大会制定的具有可比性的方法编制人为引起的各种温室气体的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国家清单，但发达国家必须为其提供相应的资金(UN?FCCC,1992)。

（2）京都议定书。在《UNFCCC》第3次缔约方会议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中规定允许附件1缔约方根据缔约方会议制定的与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活动（LandUse,LandUseChangeandForestry，简称LULUCF）引起的碳排放和汇清除相关的方式、规则和指南，用1990年以来人为直接的造林、再造林和毁林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源排放和汇清除的净变化，来抵消其在京都议定书所承诺的温室气体减限排指标；此外，为了减轻由于承担减限排义务，给其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清洁发展机制（CDM）规定《京都议定书》附件1国家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可以在非附件1国家实施造林或再造林项目，用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lCERs或tCERs，lCERS为长期核证减排量；tCERs为临时核证减排量。CERs是certifiedemissionreductions的缩写）抵消其在《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部分减排指标，同时为《京都议定书》非附件1国家带来资金和技术的援助，促进非附件1国家的可持续发展（UN?FCCC,1997）。

（3）巴厘行动计划。《UNFCCC》第13次缔约方会议制定的《巴厘行动计划》将与减少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毁林和森林退化所导致的排放问题有关的激励机制和方针政策以及发展中国家森林保护、可持续森林管理以及加强森林碳储量的问题纳入了2012年以后的气候谈判议程，并要求各缔约方要进一步采取有意义的行动，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及森林退化所致的排放量。在采取REDD+行动时，需考虑当地和土著社区发展的需要，在处理与REDD+有关问题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时，应该积极地开展示范活动，分析毁林的驱动因素。此外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实施的REDD+活动的可测量、可报告性应该取决于所得到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的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UNFCCC，2007）

（4）坎昆协议。第16次缔约方会议提出的《坎昆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获得充足的、可预测的资金、技术以及能力建设等方面的援助下，实施REDD+活动（包括制定国家REDD+行动计划、林业碳排放参考水平的设定）。要求发展中国家建立严格、透明的国家森林监测体系对所实施的REDD+活动进行报告和监测。发展中国家所实施的REDD+活动应该从制定国家行动计划和方针政策以及能力建设开始。实施REDD+活动的国家行动计划和方针政策应该包括加强能力建设、技术开发和转移以及示范活动等。所开展的示范活动应该是可测量、可报告并可核查的(UNFCCC,2010)。

1.2相关规定分析

为满足气候谈判的需要，国内外的很多文献已对国际气候制度“森林”“造林”“森林管理”等术语的定义、活动类型及核算方式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张小全，2003）。随着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发展，目前与林业相关的气候谈判已集中在REDD+议题上，因此，本文仅对REDD+的相关条款及发展趋势进行简要分析。在对《巴厘行动计划》和《坎昆协议》中与林业有关决定以及历次《京都议定书》特设工作组会议与林业议题相关的谈判提案进行文献调研和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由范围、参考水平、融资和分配机制四个结构单元组成的提案分析框架，对谈判文件中涉及的林业议题（REDD+）的33份提案理念的分布和演化进行了研究，并采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提案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较为认可的参考水平规模是国家规模；参考时期的提案中，NGO趋于采用历史参考水平，而大部分政府提案趋于采用历史调节参考水平；分配机制的提案主要是以正面激励相关国家的森林保护活动为主，其结果是对历史毁林率较高的国家给予奖励而对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的低毁林率国家却得不到资助；越来越多的提案认为融资问题上应该采取阶段法，针对REDD+机制不同时间阶段的不同任务采用市场、基金或与市场挂钩机制等不同的融资方法。《坎昆协议》的核心部分强调了计划建立一个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援助的REDD+机制的框架以及要求发展中国家开发REDD+活动的国家行动计划、监测和报告所实施的REDD+活动的监测体系以及国家林业参考水平，但为对该框架的资金来源等问题并未进行具体、明确说明。坎昆会议在REDD+议题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仅提出了国家应该如何实施REDD+的指南和建立，和建立REDD活动的指导方针和保障措施。SBSATA还将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而且还将制定一个进一步研究诸如碳计量等方面工作的计划。2011年后REDD+方面的指南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开发。#p#分页标题#e#

2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国家林业政策

2.1不同利益集团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国家林业政策

基于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等3个气候谈判利益集团的国家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国家低碳发展战略而制定的林业行动计划和政策机制的调研和分析，本研究对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别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结合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和规则的变化，系统分析了这些国家林业应对气候的政策机制和政策意图，对各国林业政策的研究结果表明：为了履行《UNFCCC》以及《京都议定书》中所承诺的减排义务，减轻由于减少碳排放给国内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压力，在各缔约方编制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林业已被作为重要的路径选择成为其减排和适应行动的重点领域。发达国家林业应对低碳发展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国家层面的战略框架和行动指南、实施碳汇补偿和市场机制、与企业合作推进林区的能力建设以及激励当地人参与REDD+的市场机制，实施这些措施的目的是希望在后京都时代用更多的土地与林业活动来帮助其完成第二个承诺期的减排任务，以便减轻工业、能源领域的减排压力。欧盟等发达国家将建立“全球森林碳机制”作为其应对REDD目标的近期方案。为了有效地实施全球森林碳机制，欧盟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和运作程序。程序中“只有签署了所建议的协议，承诺实施减少毁林或森林退化的活动，并实现REDD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才能获得资金资助”的规定，无疑是想是通过REDD将发展中国家逐步引入承诺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轨道。发展中国家林业应对低碳发展战略的政策措施主要体现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方案以及鼓励林区居民参与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中的造林项目以及UN_REDD+（联合国环境规划署REDD项目）的示范项目,目的在于希望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作用，并希望将林业减缓气候变化纳入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进程，以促进解决林业发展中面临的突出问题。

2.2我国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林业政策

（1）宏观政策。在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前，我国政府强调发达国家必须采取实质性减排措施,要求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改造的技术和资金支持，不赞成通过林业CDM项目(即通过造林、森林保护森林经营等以增加陆地碳贮存的项目)进行减排。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开始实施CDM机制下的碳汇造林项目。并于2006年开始实施全球第一个CDM林业碳汇项目。在2006年召开的气候公约第12次缔约方会议上同意就发达国家利用林业活动实现其减排目标进行讨论之后，我国气候变化总体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2007年6月国务院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确定了林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2009年11月6日国家林业局《应对气候变化林业行动计划》，将林业主要发展目标、措施与应对气候变化进行了全面的结合。

（2）项目管理政策。为了促进CDM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CDM的相关制度和基本原则。在中国实施的CDM林业碳汇项目必须是中方控股的企业，而且要对其温室气体减排量转让额的2%。为了促进CDM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CDM的相关制度和基本原则。为了促进CDM项目活动的有效开展，2005年10月12日，国家发改委颁布了CDM的相关制度和基本原则。

（3）现有林业政策及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国内外与碳汇管理理论和政策实践相关的研究成果，对推动我国应对气候政策机制的研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文献及政策调研的结果表明：我国林业政策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战略的适应性还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目前仍缺乏在森林保护、森林经营以及林产品持续利用等重要领域上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途径的政策途径；目前我国仍缺乏有利于碳汇林业的公共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区域政策和实施政策，这些内容恰恰又是建立和完善我国林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机制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缺乏构建我国林业碳汇市场的市场机制和管理政策。

3国家适当减缓行动框架下的我国林业减缓行动建议

基于现有国际气候制度下的林业政策及其发展趋势研究，本研究认为，现阶段我国林业部门履行国际气候公约、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应对国际气候谈判的重点应该是开发国家林业减缓行动计划、制定国家林业碳排放（或吸收）参考水平、开发能够监测、报告以及核查REDD+活动的森林监测体系以及开展能够实现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查（measurable,re?poitable,verifiable，简称MRV）的示范活动。在符合我国国情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前提下，我国林业减缓行动的政策措施可按气候变化政策方案、项目具体实施、法律法规、体制机构建设、行业标准、财政手段、部门/行业措施、公众意识/能力建设、研究示范和市场手段几种类型划分，可自行提出包括制定国家和省级气候变化林业政策方案、制定增加森林汇清除和减少森林源排放的林业法规、设立国家和地方林业应对气候变化部门或协调机制及开拓我国林业碳汇自愿市场等在内的具体减缓行动。

4未来承诺期我国参与REDD+谈判对策建议

（1）我国在REDD+相关议题的谈判中应坚持《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发达国家必须做出实质性的减排，坚持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发展中国家，但不能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坚持加强国际间合作尤其是资金援助和技术转移。

（2）中国应坚持在《公约》下通过长期的合作行动尤其是各国之间、双边和多边组织之间在技术、方法和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合作来减少发展中国家毁林的排放。

（3）将方法学和政策机制这两个方面同等对待，要深入研究定义、计量、监测等方法学。

（4）坚持发达国家应为发展中国家的REDD+行动的开展提供充足、可预见、可持续、额外的资金和技术支持，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能力建设和开展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排放的行动，以实现其减少毁林和森林退化带来的排放。

（5）各缔约方要制定合理的政策框架和积极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发展中国家最大程度的参加该活动，尤其是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的参与，相关机制的制定和实施不能降低《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环境效益。

（6）在未来谈判中，应立足于我国的国情，继续和印度等具相似林业发展情况的国家保持立场上呼应，同时注意和巴西等发展中大国保持沟通，以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利益。减少毁林不能牺牲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的努力，要保护当地社区和土著居民的权利，将森林地区的多边利益最大化如保护生物多样性等；要考虑保护森林、可持续管理森林及增强森林碳汇能力等议题，综合多种手段共同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p#分页标题#e#

篇6

一、中国100强碳信息披露的总体情况

根据CDP的2014年《中国100强气候变化报告》，中国企业在低碳排放领域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由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中国企业在气候变化认知水平和管理能力方面还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潜在风险认知和整体绩效水平方面。具体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的变化。

1、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意识提高

企业逐渐意识到披露环境信息的重要性，披露的企业数量和回复质量也随之上升。2014年CDP问卷回复情况进一步改善，2008年回复企业只有5家，2013年是32家，到2014年是45家，回复企业数再创历史新高。42家企业还通过其他途径如企业年报、其他合规性文件等披露其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表现。CDP问卷涉及超过80个问题的回复质量比往年有了较大的提高，体现在披露信息数量更多、更准确、更全面、更系统和结构化，与公众和投资者的沟通越来越积极。

2、企业应对气候变化主动性提升

企业从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和排放数据等3个层面披露相关信息，从回复企业数量（45家）和回复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直接反映了企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主动性进一步提升。对内，71%（32家）企业有董事会指定的个人或委员会总体负责气候变化事宜，80%（36家）企业把气候变化风险整合到公司综合风险管理流程中，近90%（40家）企业把气候变化整合到公司商业战略，从组织结构和战略制定层面，把气候变化放在了突出位置。对外，企业加强与政策制定者、行业协会和研究机构的沟通，提高自身政策影响力和竞争优势。

3、企业碳管理体系有待优化

随着国家淘汰落后产能、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不断深入，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政策变化风险，直接影响企业竞争优势。从战略层面整合资源建立一个有效的碳管理体系，系统化制定碳目标，管理节能减碳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是企业转风险为机遇的前提。回复结果显示，虽然节能减排项目和应对气候变化举措在减碳结果上一致，但绝大多数企业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目标、组织结构和战略层面上并未统一。少数企业正尝试把这两个目标及其应对措施统一起来，但现阶段结果并不理想，企业仍需做出更多努力。

二、中国100强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问题分析

经过对CDP报告的分析发现，中国100强在公开信息、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方面表现出了积极与透明的意愿，但在企业具体的碳数据披露方面则相对含蓄。

1、从披露比例看

在2014年，全球共4540家企业向CDP披露了气候变化数据。中国企业100强中，有45家对CDP进行了回复。虽然联交所样品总量不到上交所样品总量的一半，但是回复数量却仅比上交所少7家，占联交所样品总量63%，而上交所回复数量仅占其样品总量的37%。同样，42%的H股回复企业愿意公开其向CDP披露的信息，而A股企业低于8%。这说明了，联交所上市企业对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比上交所高，也从侧面反映了联交所监管力度和投资者影响力较上交所大。

总体上2014年我国对CDP的回应率为45%，回复率再创历史新高，提供信息的企业呈上升趋势。但仍然不足总体比例的一半，可见披露的比例总体偏低。

2、从披露行业来看

作为高排放企业，公共事业、基础材料、工业和消费者非必需品等4个行业的回复率持续走低，不利于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消费者了解其应对气候变化情况。而虽然2014年金融行业企业样本量略微下降（6.45%），但回复量却是2013年的1.7倍（17家）。这些金融企业主要包括银行（10家）、保险业（3家）、房地产（3家）和综合金融企业（1家）。他们直接参与了中国企业环境投资及服务的过程中，如绿色信贷和环境相关保险产品开发和提供，对应对节能减碳政策变化和企业需求更加敏感，也更强烈地意识到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在中国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参与CDP应对气候变化信息披露项目。

3、从披露的内容来看

文字性信息披露较多，定性描述多，数据性的、涉及实质性具体行动的内容较少，传递的信息量不够充分。如回答问卷中在管理与战略、风险与机遇两个部分，企业回复率较高，但在排放情况披露模块，企业持保守态度，回复率小于20%，愿意公开数据的企业数量则更少（仅3家），披露和公开数据的公司也主要为低排放企业。这主要因为，上市企业普遍认为具体排放数据很有可能会影响投资者决策，尤其是工业、能源、基础材料等行业的高排放企业，由于其单位产业增加值能耗和排放量数据较高，在能源成本、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减排方面存在较高风险，在披露相关数据是会更加谨慎。而对于信息技术、金融等低排放行业的企业来说，数据披露的风险相对较低。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哪些企业对自身应对气候变化成效（主要体现在减排量和排放强度上）、风险控制能力和投资者沟通等能力更有信心。

三、改进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建议

由CDP对我国上市公司的调查以及对我国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可以看出，近些年来，社会公众和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逐步提高，在环境保护、证券监督管理等部门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环境信息披露的机制、尤其是碳信息披露的机制还不完善，存在诸如信息披露的内容、形式不规范；政府信息缺乏强制性和法律保障等等。参照国际碳信息披露（CDP）制度，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现状，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完善法律法规

（1）建议环境保护部、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尽快共同制定出台《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在该《办法》中进一步明确碳信息披露的具体要求。（2）修订《环境保护法》、《公司法》、《证券法》、《会计法》等法律的相关内容的规定，通过法律确立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制度，特别是对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地位和作用给予重视，使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有法可依。

该办法除了统一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方式、范围、内容，以及强制性公开和自愿公开、定期报告和临时报告的具体内容外，还可对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管理事务，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环保机构、证券监督机构以及媒体等相关方的权利和责任，公司内部和第三方核查程序，监督管理与责任追究机制，奖励处罚措施等作出具体要求。

本人通过研究港股上市公司香港利丰集团（股票代码494）2014年年报发现，其辟有专门章节披露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用电、用水、用纸的总量，从2009年起落实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策略，每年确定减排各项目标。因为，2008年香港特区政府推出了《香港建筑物的GHG排放及减除的核算和报告指引》，强制要求企业披露碳信息。

我们高兴地看到，上交所金融创新实验室2014年了《沪市上市公司碳效率分析与产品开发研究》，报告建议监管机构尽快出台上市公司碳排放信息披露规则，从自愿性、鼓励性披露逐渐转为强制性披露。

总之，办法应同时具有自愿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节能减排不力的上市公司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资本风险，推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向更透明、更公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2、建立碳管理的合作机制

上市公司的碳信息披露监管具有跨部门性，无论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还是监管工作的具体执行都需要环保、发改与证券等相关部门的相互配合。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主要由证监会负责，但碳管理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作为碳管理的政府监管部门，在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中也应当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保证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工作的效率和效果，环保部门、发改部门与证券监督部门应加强合作，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碳信息披露的监管工作，协调部门间的相关信息通报，协同进行核查，协同做出决策，并执行相应的奖励与惩罚措施。

3、建立有效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碳信息的披露要以准确可靠的数据为基础，没有数据，量化就无从谈起，碳信息的披露更是难以实现。从部分上市社会责任报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即使同一行业或相近行业，碳信息的披露口径也尚未统一，这就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披露的碳信息缺乏可比性，信息价值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必须尽快建立起适合中国企业的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目前国际上比较流行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和计量的方法，主要来自ISO 14064温室气体核证标准和温室气体盘查议定书。我国企业可以参考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结合国内现状，摸索建立适合中国企业的碳排放数据收集及核算体系。

篇7

[关键词] 欧投行；碳汇林培育；可行性

2006年，北半球大范围持续高温天气创下了历史最新记录，我国也经历了十年的暖冬。这些情况在不断提醒人们全球气候变暖正在日益加剧。人类活动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如果得不到缓解，气候变化将引发洪水、干旱和热浪等更多自然灾害。

应对气候变化，关键是减少温室气体在大气中的积累，其做法是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减排）和增加温室气体的吸收（增汇）。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主要是通过降低能耗、提高能效、使用清洁能源来实现。而增加对温室气体的吸收，主要是通过森林的碳汇功能来实现。 由于森林吸收二氧化碳投入少、成本低、简单易行，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和《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两个政策文件中，我国政府把林业纳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点领域，要求全力打好“森林碳汇”这张牌，充分发挥林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特殊作用。

一、立项宗旨

通过碳汇造林、中幼林抚育经营及发展林下经济等措施，增强森林生态系统整体固碳功能，提高林业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拟利用欧洲投资银行优惠贷款开展多功能碳汇林培育和中幼林抚育经营，以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当地农民收入的公益性林业碳汇项目。

二、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是巨大的碳库

黑龙江省森林资源丰富，是林业大省。林业经营总面积3145万 hm2，其中森林总面积1919万hm2，活立木蓄积达15.7亿m3，占全国总量的13.85%，森林覆盖率43.6%[1]。从森林面积、森林总蓄积和木材产量上看，均居全国首位，丰富的森林资源形成了巨大的碳库。按照全省森林蓄积量15.7亿m3 计算，黑龙江省森林现有碳库储量为（储存二氧化碳）27.34亿t，以国际京都市场交易二氧化碳平均价格5.52美元/t计算，黑龙江省森林碳汇价值为150.92亿美元。随着天保二期和退耕还林的深入实施，碳储量及碳汇效益会更加显著。

三、项目建设的必要性

1.林业落实《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需要

我国政府于2007年制定出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指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是减缓与适应并重，以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等为重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上，提出要推动植树造林进一步发展，增加森林资源和林业碳汇，加强防火和森林病虫害防治等保护工作，把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大力开展植树造林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立场。

2.森林固碳为减缓温室气体排放提供重要保障

通过培育碳汇林，挖掘森林碳汇潜力，增强森林碳汇功能，是减缓气候变化，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中最大的碳库。研究显示：全球陆地生态系统中存储了2.48万亿t碳，其中1.15万亿t碳存储在森林生态系统中。在生长季节，lhm2阔叶林每天可以吸收1t二氧化碳；森林每生长1 m3木材，就能从空气中吸收1.83t二氧化碳，同时释放1.62t氧气。从20世纪80年代到现在，工业排放的二氧化碳由森林生态系统吸收的达到24%～36%[2]。而且枯枝落叶混入土壤，使土壤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二氧化碳储存库，森林固碳可为温室气体减排提供重要保障。

3.提高黑龙江省森林资源数量和质量的迫切需要

据全国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黑龙江省森林面积1923.2万 hm2，其中幼龄林533.3万hm2，占森林面积的27.7%，中龄林面积807.9万hm2，占森林面积的42%。幼龄林、中龄林、近熟林、成熟林、过熟林面积之比为28：42：18：8：4。可以说，中幼龄林面积在整个森林面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由于目前未采取切实有效的抚育和改造措施，致使部分中龄林因单位面积株数太多，密度过大，生长不良，严重影响了林分质量；部分中幼龄林杂草丛生，霸王树、灌木、藤条等非目的树种占据了主要生长空间，严重制约着目的树种的生长，影响林木生长发育；部分中幼龄林因自然稀疏，枯死木急剧增多，枯立木比重显著提高，为森林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场所，为森林火灾、雪压、风倒等自然灾害创造了条件；部分中幼龄林因公顷株数太少，林分质量低，影响了林地生产力和森林效益的发挥。及时采取森林经营措施，加强森林抚育和改造，可改善林分生长条件，促进林分生长，从而提高林分生产力和固碳能力。

四、项目建设的可行性

1.碳汇造林已成为各国减排的重要措施

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变暖形势，由于国民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的需要，各国化石燃料减排的难度大，许多国家采取生物固碳减排。日本承诺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削减6%，其中3.9%要采取“森林经营活动”和“植被恢复活动”两个方面的措施来完成。越来越多意大利人在哥斯达黎加和意大利北部的森林区购买林地，发展林业，应对日益恶化的全球温室效应。加拿大除了立足国内还从海外购买减排额度。林业活动已成为各国致力温室气体减排增汇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之一。我国发展该项目，无论对于国内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间接减排，还是对于国际市场购汇需要都是可行的。

2.组织、政策和资金有保障

我国政府一直在林业应对气候变化中持积极主动的态度，规划未来林业发展要加快造林营林步伐，力争用30到50年时间将森林生长量提高1倍，使森林生态系统整体的碳汇功能再增加1倍。同时加强森林经营工作，提高森林质量及森林吸碳固碳能力。并成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及碳汇有关机构，制定了相关鼓励企业参与碳汇造林等优惠政策，并力所能及的安排任务、资金等方面向碳汇造林方面倾斜。这些都为本项目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政策、资金和实施队伍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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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极端天气事件与缓进生态环境恶化等阻碍了地势相对平缓且日均气温较高的江苏地区的畜牧业发展进程。干旱与气温上升减少牧草产量、改变畜禽养殖环境、降低饲料原料质量、增加疫病防治难度并提升养殖设备费用等。这些问题亟待通过明确各级政府机构在应对气候变化的畜牧业政策法律制定与执行中的重要地位，寻求应对气候变化最佳策略与维护畜牧商业利益的动态平衡，提高从业者的知识水平与技术能力，加强牲畜质量检测与疾病防控，发展地区性畜牧业循环模式等方式，构建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的绿色畜牧业发展机制。

关键词 ：气候变化；江苏；畜牧业；交互关系

作为促进江苏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重要环节的畜牧业的健康有序成长，不仅需要以较低成本实现可获得的饲料资源（如牧草）与拟达到的目标动物产量之间的有效平衡，还必须处理好放牧日期、牲畜繁殖与肥料应用等饲养管理事项。在“气候变化影响显著”1 的新形势下，这些关涉畜牧业稳定繁荣的多样因素受到洪涝、飓风、冰雹等极端天气事件与沙漠化、海平面上升等缓进性生态环境恶化的消极影响。

一、气候变化对江苏畜牧业发展的影响分析

由于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生态系统对气候变化异常敏感。生猪与家禽成长，牛羊产奶、储毛和繁殖等均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碳循环改变与温室效应的巨大影响。整个20世纪全球废气排放导致的二氧化碳增量达到30% 2 ，21世纪以来即便水力、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得到更广泛地使用，温室气体却仍处于持续增加的状态。随着全球变暖不断加剧，部分地区降水偏少，导致的持续干旱，使得诸多从业人员不仅注意到植物开花过早等特殊现象造成一定程度的饲料短缺，也意识到温度升高带来的牲畜热压严重抑制畜禽产量和繁殖力等等。

被蓄养的牲畜基本上都是依靠自身能量取暖或降温的恒温动物。相比冷血的蛇、鱼、昆虫等变温动物，同样重量的恒温动物为了保持健康和多产至少需要5-10倍的能量，将自身体温限定在相对狭隘的范围内。客观上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温环境（如最适宜成年牛生存的外界温度范围是5-15摄氏度）。气温上升2-4摄氏度将形成过度热压的热湿环境，“尽管动物对环境压力的抗压能力与遗传潜力、生命周期和营养状况有关，但其对气候变化感知敏锐……，热压造成极度恶劣的后果……。例如，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饲育场的3000头牛死于热压，且数万头牛无精打采、不愿吃喝、体重减轻”3 。

气温上升对于高海拔地区和寒冷地带的畜牧业而言，是有利于改善牧草资源生长环境与牲畜生存环境的有益因素。但对于平原面积占70%以上（共计7万多平方公里）且处于季风气候区域（淮河—苏北河以南为亚热带季风气候，以北为温带季风气候）的江苏地区来说，气温上升是导致乳制品产量下降、引发各种牲畜疾病。（气候变化可能通过多种途径导致病菌和寄生虫增长4），并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重要原因。虽然冬季气候变暖有利于增加牲畜存活率并降低能量消耗，但其他季节性暖化却会带来降低牲畜繁殖力的巨大热压。尤其是江苏地区近年来“是向干旱趋势发展的，尤其以长江沿岸和苏南地区最为明显。在季节上，主要表现为秋季和春季”5 ，严重影响了牧草生长。

具体而言，江苏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受到牧草系统与非牧草系统两方面影响。洪水、飓风、沙尘暴等极端天气事件与缓进的区域干旱不仅直接影响牧草产量，还通过改变农业生产区域环境、影响饲料数量与质量、寄主与病源的交互作用等间接破坏牧草系统。气候变化不仅直接影响水源状况，也间接提高了原料价格，增加了牲畜居住环境建设和冷却体系花费等。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江苏畜牧业调整策略

虽然江苏畜牧业在经历“数量扩张、量质并重和转型提升”等阶段后，基本实现产品供应从相对紧缺到不断充裕的历史性转变6 ，但畜牧业在江苏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仍长期在1%左右徘徊，且从业人员平均工资也处于国民经济全行业排位底端。畜牧业不仅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导产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在公益供给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有必要及时制定有利于推动区域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应对策略体系。

1.明确各级政府机构制定与执行畜牧业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法律的重要作用

国家各级立法与司法部门应当按照“发展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畜牧业”原则，承担在全球变暖的严峻形势下构建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畜牧业政策法律的主要责任。政府机构应当将畜牧业置于农业发展与公共安全的战略地位，一丝不苟地执行成文规范，管制业主、工人、相关信息与技术提供者等，推进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应当将提高畜牧业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给予业主一定的经济支持，以确保饲育场正常运作，并在税收、资金等方面补助畜牧饲料的原料生产活动，推动畜牧业向规模化与集约化方向发展，促使从业人员有机整合畜牧业的产、供、销各环节。

2.寻求应对气候变化最佳策略与维护畜牧商业利益的动态平衡

节能减排、退耕还林、自主循环等有利于改善气候环境的调整策略在短期内可能会对畜牧产业运作造成一定障碍。例如，畜牧业比能源、交通和建筑业等更增加温室气体排放7 ，相应减缓调节举措需要有条件限制牲畜放养。合理商业收益的长期存在是促使广大农村劳动力持续投入养殖业的核心因素。气候变化的消极影响与应对策略对畜牧产业的短期负面效应等会增加畜牧成本。江苏地区大量农户家庭在计算需投入的资金、场地、技术及风险成本后，选择放弃比较效益过低的传统养殖业，造成部分主要牲畜产区转变为次产区或销区。有必要通过改善牲畜管理制度、推广科学饲养方式、增加政府养殖补贴等方式维持养殖户的基本收益。

3.提高从业者的知识水平与技术能力

通过大力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的新观念、新途径与新方法等，帮助从业人员掌握气候变化数据与规律，了解其对畜牧业生产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在难以灵活改变产品类型的前提下更好地调整畜牧方式。同时，通过多层次、多形式的科技教育与培训提高人员水平并通过相关科研成果与畜牧实践的有机结合，解决繁殖饲养与疾病防治等方面的技术瓶颈，实现产业现代化管理，推动江苏畜牧业可持续发展。

4.加强牲畜质量检测与疾病防治

极端天气事件与渐进的生态环境恶化对于牲畜健康构成一定威胁，需要加强动物疫病检测，强化对动物诊疗场所、运载工具与产品市场的有效管理，严格实行防疫许可制度，有效规范畜禽卫生管理，切实打击病死牲畜收购、伪造检疫标识等行为，保障畜牧业安全有序发展。

5.发展地区性畜牧业循环模式

江苏地区应当充分利用技术、资源、资本与地理环境优势，构建由“饲料加工—畜禽养殖—畜牧产品加工—废弃物处理—饲料原料”等主要环节形成的物质能量有效循环使用、不断转化增值的完整循环链，有效发挥循环系统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作用。例如，“畜禽养殖—粪便生化处理系统—无公害农产品生产”之循环子链条，既净化了畜牧业生产与从业人员生活环境，又生成大量减少环境污染的新能源，在大幅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推动后现代的绿色经济增长。

随着极端天气事件不断爆发与渐进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实现江苏畜牧业的绿色增长，迫切需要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策略体系，营建良好的牧草系统与养殖环境。集中资金、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优势，尽量降低农户传统的小规模散养比重，建立规模化养殖基地，引导畜牧产业向专业化饲养方向转变。清洁、安全与标准化生产方式有利于实现畜牧流程有序化，平衡产品全年市场供应，不仅提高抵御气候变化的实力，也能更好地贯彻减缓不利于产业发展的气候问题的各项措施。

引文注释

1 Wreford Adger. Adaptation in Agriculture: His?toric Effects of Heat Waves and Droughts on UK Agriculture [J]. Int J Agric Sustain, 2010(4).

2 IPCC. Climat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ic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I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96: 572.

3 Heat Wave in the Mid- Central USA Caused Extensive Feedlot Cattle Death and Perfor?mance Losses with an Estimated $28 Million Economic Damage [EB/OL].2014- 08- 17.

ars.usda.gov/is/pr/1997coolanimals 0597.htm.

4 Baylis M, Githeko AK.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Infectious Diseases of Animals[R].Report for the Foresight Project on Detection of Infectious Diseases, 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 2007: 35.

5 康俊. 江苏省气候变化与干旱研究[P].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硕士论文, 2008.

6 江苏省统计局. 江苏畜牧业发展的现状与对策[EB/OL]./jssb.gov.cn/jstj/fxxx/tjfx/200903/t20090323_109030.htm.

7 UNFCCC.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Mitigation i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Technical Paper [EB/OL]. 2014- 08- 17. unfccc.int/resource/docs/2008/tp/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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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所带来的变化，首先所造成的水文水资源影响会直接表现在海平面高度，如果说全球的气候发生变暖现象，那么全球的海平面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升高。出现这方面状况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气候变暖直接导致南北极冰盖加速融化，进而使得海平面开始上升。依据相关调查报告显示来看，在过去的50年中，全球是以每年0.13℃的趋势在不断的升高。而全球的温度升高现象不仅仅使得海平面开始上升，同样也使得海水的面积开始增大、扩张。

2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

气候的变化对于全球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已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事实，这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也需要引起我国的重视与关注，特别是对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诸多问题，更是应该引起各方的注意。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诸多影响已经显现出来，首先就是气候变化对我国的降水分布和降水强度都产生了影响。对降水量的影响，不同的地区也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比如西部地区的降水总量就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而西南地区的降水量就呈现出减少的趋势，因此，不同的地区在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时候在降水量上面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就表现在我国不同地区的降水频率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主要就是东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明显减少，而西部地区的降水频率有所增加。虽然降水量有所增加，但是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没有呈现出明显的增加，因为降水量虽然增加了，但是气候变暖之后导致的蒸发量的增多也会影响到水资源的利用率。其次，气候的变暖也对我国冰川的融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加速了冰川融化的速度，冰川融化速度的加快，也减少了我国冰川的面积，这对我国主要依靠冰川径流补给的河流产生了很大影响，直接减少了这些河流的径流。最后，气候的变化也对我国水循环系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甚至还会对水灾害产生很大的影响，或者是引发一些其他的自然灾害，因此，必须重视气候变化对我国水文水资源产生的影响，对气候的变化以及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进行科学合理的监控，并且结合科学的技术方法对水文水资源的变化趋势进行预估，尽量预防一些灾害的发生，提高我国水资源的利用率，缓解我国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水文水资源的问题。

3气候变化趋势下的水文水资源工作方向

气候变化因素从很多方面来看，对于我国所造成的基本上都是负面影响，而这方面的情况也就导致我国的水文水资源工作长期发展的难度大幅度提升，进而使得我国的水文水资源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也正是在这方面的背景之下，我国必须要将水文水资源工作的发展与气候变暖的趋势相结合来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找出正确的发展方向。首先，应该客观正确认识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的现状。气候变化现象本身，对于我国水文水资源所造成的相关影响实质上已经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首先就需要对于这个高度客观的事实加以认识，只有正确的对待这一客观认识，才能够真正的结合相关科学原理以及经验，更好的展开水文水资源工作。我国目前所发生的一些水害事件，实际上已经从某种程度上来证明了我国水资源所受到的明显影响，这都是由于水资源对于气候的剧烈变化现象极为敏感。而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点，便是水资源本身在干旱、洪水、水资源短缺等方面的状况，其适应能力开始大幅度的下降，而这方面的工作也就恰恰是我国水文水资源工作发展的重点，这一问题应当要在日后加以解决，进而促使我国的水文水资源气候变化应变能力得以提升。其次，除了要针对我国水文水资源在面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脆性加以认识之外，还应当要充分的可了解到气候变化影响因素，也包含对于一些水资源管理机制、水利工程建设、经济发展等方面所带来的影响。要加强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首先就是要强化水文水资源的专业知识，用专业的知识来分析我国水文水资源的现状，也用专业的知识来协助解决我国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其次，在水利工程的建设和施工过程中，也应该充分考虑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和问题，提高我国水利工程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以预防我国水文水资源因为气候变化导致的一些水灾害的发生。最后，针对我国对于水文水资源所表现出的研究重视程度进行强化，增大各个方面的研究资金投入，进而使得我国能够有更多的科学研究人员投身到气候变化对于水文水资源带来影响的研究工作之中，扩大研究的规模，好处极为明显，不仅仅能够使得水文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还能够使得我国的水文水资源研究工作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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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摘要：基于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发达国家有义务转让和传播气候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现有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制度阻碍了气候技术的有效转让，发展中国家获取气候技术所付出的经济成本巨大。调适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以法律生态化为调适原则，以利益平衡为调适法理，以强制许可为调适路径。

关键词 ：气候变化；技术转让；知识产权调适；利益平衡

中图分类号：DF9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5)03-0162-09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概况

2013年9月，台风海燕袭击菲律宾，致近万人丧生，损失不计其数，美国和英国在2014年相继发生极寒天气和洪涝灾害，全球极端天气事件频发已被证实与气候变化相关，全球气候正在发生变化，人们采取措施减少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刻不容缓。技术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所在，也是新的气候协议谈判分歧较大的争论议题，处理好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意义重大。

（一）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的定义

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下称“气候技术”）在性质上是环境友好技术的重要类型，二者在逻辑上属于种属关系，前者包含于后者。环境友好技术( Environmentally Sound Technology，简称“EST”)又称环境无害技术，这一概念直接源于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第34条的相关规定，是指那些保护环境、污染少、以更加持续的方式利用所有资源、回收大部分废弃物以及比他们所取代的技术以更加可以接受的方式处理残余物的技术①。气候技术虽未在任何一部相关的国际法中直接界定，但相关气候保护的国际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无害环境技术谓之。

气候技术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气候减缓技术，是指那些直接作用于温室气体减排的技术，例如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技术，另一个则是气候变化适应的相关技术，通常指的是那些借助于政府干预并主要针对集体和公共产品的技术，例如农业、水资源、生态系统和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应对技术。结合目前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现实，气候技术具有以下主要特征，一是当前的气候变化技术还不能与传统的技术完全割裂开来，因此其转让仍与普通制造业技术一样须遵循国际技术转让已有的法律规范，二是气候技术性质上是有别于普通制造业技术的，其具有明显的应对气候变化之公共利益目的属性，三是气候技术大部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且已申请专利，受专利法的严格保护。

（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概念

技术转让多指私人企业、大学、金融机构、政府和非政府之间对技术和技术诀窍( Know-how)的传播和采用，强调技术要素的动态流动和空间转移，全球化使得技术要素超越国界进行国际流动和转移，即为国际技术转让，主要是借助跨国公司来完成转让过程，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转让（下称“气候技术转让”）意指涉及气候变化的所有技术要素的跨时空转让或转移。当下气候变化国际法律规范并未对有关气候变化的技术及其转让进行清晰的概念界定，只是将其隐含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框架公约”）或《京都议定书》的具体条款之中，比如，《框架公约》第4.5条表述为“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其他缔约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缔约方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环境的技术和技术诀窍(know-how)，以使它们能够履行本公约的各项规定”，或附注于相关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相关定义之中，如《21世纪议程》第34章第1条对无害环境技术转让的概念作界定，或直接出现在一些气候规范性文件之中，如《关于开展气候变化技术需求评估手册》就特别指出技术转让是“经验、诀窍和设备的国际流动，包括市场化技术和尚未实现市场化的技术，再比如IPCC在2001年撰写的《技术转让的方法学和技术问题》对技术转让作了较为完整的定义，是指一系列内涵广泛的过程，包括各利益攸关方之间就专门知识、经验和硬件等促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技术的推广，报告所指的技术转让比UNFCCC或其任何具体条款所指的技术转让范围要广得多，包括技术和技术合作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经济转轨国家之间的扩散。事实上，技术转让的内涵不仅限于转让，根据历届气候大会形成的决定文件述及，还包括技术的研究、开发、演示、部署和推广。尽管如此，《框架公约》之下有关技术转让的概念在具体实践中还是欠缺可操作性，甚至漫无边际，虽说是气候软法妥协性及国际政治现实的无奈，但对于气候变暖问题的解决和国际气候协议的制定并无益处，因为清晰的概念是法律的必备要素，在任何法律体系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它有助于合理地进行司法解释和有效运行法律，围绕着法律概念而设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当属相关方合理和高效履约的保证和关键，国际法尤为如此。

二、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与冲突

技术转让通常发生在私人领域，由民商法律调整，主要包括知识产权法、合同法等部门法对其规范和保护，侧重对技术转让方私权的保护，强调转让方与受转让方之间的意思自治和私权神圣。

（一）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

从国际立法的成果看，目前并无统一的国”际法规范技术转让，已有的是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系列条约、联合国体系中的国际条约或国际法文件及世界贸易组织体系下的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贸易协议等为主的国际法体系。从《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2001年编撰的有关国际技术转让的文集看到，多边条约性质的国际法文件总共28个，涉及环境或环境保护约15个，超过总数一半。气候变化国际法是与气候变化有关的技术转让的主要国际法律依据。总体而言，《框架公约》只是对无害环境技术转让作原则性规定，《京都议定书》也仅是在《框架公约》基础上稍作细微的具体化，涉及技术转让的内容主要还是见于历次气候大会的相关会议决定之中。《框架公约》在第4条第5款就作出规定，“发达国家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步骤，酌情促进、便利和资助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或使它们有机会得到无害的环境技术和技术诀窍”，这一条款是技术转让最重要的国际法来源。《京都议定书》是迄今为止具有法律效力的气候变化国际法规范，对技术转让的条款规定较《框架公约》具体。比如，第2条第1款规定，为履行排放量限制和削减指标的承诺以促进可持续发展，缔约方均应促进、研究、发展和增加使用可再生能源、二氧化碳减排技术和对环境无害的先进新技术；第3条第14款规定，发达国家应当履行将对发展中国家缔约方不利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考虑包括资金筹措、保险和技术转让等措施来减少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第10条(c)项进一步规定，发达国家应该制订政策和方案，以便有效转让公有或公共支配的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并为私有部门创造有利的环境以促进和增进转让和获得有益于环境的技术”。《京都议定书》较《框架公约》进步之处在于，不再局限于宣示口号，而是提出了一些技术转让的具体措施，包括敦促发达国家制定政策与方案，为私人部门创造有利于技术转让的良好氛围。

世界气候大会所形成的会议决定也是气候技术转让的主要法律依据，几乎在历届会议决定之中都有涉及。自COP3以来，为落实减缓承诺，几次比较重要的气候大会通过了一些决定突出技术开发与转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表1可以看出，每次气候大会都在之前取得的成果上有所突破，历次大会的重要决定除不吝对技术转让的重要性加以表述外，更重要的是在解决技术转让的具体办法方面，气候大会循序渐进地提出一些切实方案。1998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会决定建立协商进程，2001年马拉喀什会议决定设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和技术转让行动框架，2007年巴厘岛会议将技术确定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四个决定性措施，2010年坎昆会议决定创建技术执行委员会、气候技术中心和网络两个技术机构，2011年和2013年的两次会议是对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的职权、工作范围、作用、模式和程序等内容作更进一步的规定，但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几乎没有对技术开发与转让有任何表述，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表明，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开发与转让议题开始被边缘化或忽略。

（二）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及其根源

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主要是在气候变化国际法与专利国际法之间产生，国际法冲突的实质又是气候技术受专利法的私权保护与基于气候环境的公共利益之间的对立。

1．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

从现有的可操作及权利义务明晰程度上看，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依据还包括知识产权法，甚至主要适用该法律制度。气候技术在内涵方面与专利法调整的传统专利并无二致，权利客体的重叠，使得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同时适用气候变化法和专利法，气候技术转让因此与知识产权之间发生密切关系。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发达国家将气候技术转让到发展中国家是否造成了阻碍？就此问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和立场截然相反，发达国家主张应该加强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的保护，不应该为气候变化而专门设置知识产权制度，现有的知识产权不会成为气候变化的障碍，甚至有些国家建议取消气候谈判的知识产权议题；发展中国家则认为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提高了技术转让的成本，应当对气候变化技术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进行调整，以促进气候变化技术的有效转让。事实上到底如何？如前述发展中国家所言，知识产权在很大程度上的确阻碍了气候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制度对私权的严格保护使得气候技术转让变得极为困难，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获取技术的经济成本极大，实践中也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技术转移，特别是核心技术转让，这对发展中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变得极为艰难，进一步加剧了发展中国家气候生态的脆弱性，尽管上述气候变化法律及其系列决定文件一再强调发达国家有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事与愿违，在刚刚闭幕的2014年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依然在强烈呼吁发达国家应尽快落实其之前的一系列有关技术转让承诺。面对这一窘境，《框架公约》下的国际气候会议试图通过书面文件形式厘清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之间的模糊关系，2001年马拉喀什气候大会最后达成的《马拉喀什协议》在相关的决定中专门述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要求各方在知识产权政策的应用上避免阻碍技术转让。另外，《公约》下长期合作行动问题特设工作组第七届会议2009年会议报告附件案文汇编作为非正式文件首次提及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强调需要确保关于知识产权的国际权利和义务与《公约》目标相互支持而非背道而驰。从法律关系的客体来看，气候变化国际法是规范气候技术及其转让的特别法，知识产权法是一般法，依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法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应该优先适用气候变化国际法，但现实情况是，气候技术转让实际上还主要由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贸易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来调整和规范。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气候变化国际法对技术转让的规定缺乏操作性和强制力，“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在气候技术转让方面无法适用，另外，知识产权制度过度强调私权保护，公共利益的灵活性条款适用极为困难。

2．气候技术转让法律冲突的根源分析

首先，国际环境法具有的“软法”(soft Laws)性质决定了《京都议定书》虽有法律效力却无强制力，虽对发达国家减排义务有具体规定却无法对相关国家违约行为作出相应惩罚，虽有严厉措辞被频繁使用却因过于原则性和任意性给法律适用留下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诸如“适当、鼓励、尽力”等概念表述几乎充斥整个条约文本，同时也缺乏足够的激励措施吸引相关国家遵守条约。《京都议定书》的现状使得气候技术转让也无法得到很好地履约，首先是对其概念没有作明晰界定，正如上文所述，概念是法的要素之一，没有清晰的概念界定，就无法确定权利客体，自然也构不成法律关系，更徨论权利和义务内容；其次，对技术转让的具体操作、权利享有和义务承担及不遵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没有作明确规定，使得气候技术转让的预期落空。上述气候大会决定是有助于推进气候技术转让，比如，2001年《马拉喀什协议》决定成立技术转让专家小组，2010年《坎昆协议》决定建立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技术机制，包括成立技术执行委员会和气候技术中心与网络，但从性质和实施效果上看，这些决定没有法律约束力，更像是政治宣言。以清洁能源技术转让为例，《京都议定书》第12条规定了清洁发展机制(CDM)条款，据此规定，发达国家可以通过CDM项目在2000年至2012年间的减排量计人其总的减排量之中，发展中国家因此也可获得必要技术，理论上有助于激励发达国家积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气候技术，但实践并不理想，发达国家在利益驱动下，并没有转让核心技术，发展中国家仍为气候技术转让支付高额的专利许可使用费，应对气候变化的现状不进反退。其次，国际层面保护各国技术专利的国际法规范主要是《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下称“TRIPs”）。根据TRIPs协议第27.1条规定，专利一般可授予所有技术领域的任何发明，该协定强调对知识产权进行确权和保护私权，对技术转让从而实现社会价值不太关注，从TRIPs协议对技术转让仅有零星的原则性规定可见一斑，第7条和第8条规定了协议的目标和原则，第66.2条特别要求“发达国家成员应鼓励其域内的企业和机构，促进对最不发达国家成员的技术转让，以使它们创造合理的和独立发展的技术基础”，但实践中难以适用。在协议中有关强制许可条款中，未提及“应对气候变化”是需要特殊考虑的公共利益。目前只有涉及公共健康领域的药品专利技术可以强制许可实施，但适用条件却极为严格，必须是发展中国家受到公共健康紧急情势困扰，2005年WTO总理事会通过了《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在第31条之下增加第31条之二条款，允许利用强制许可所生产的药品出口至在医药领域缺乏生产能力的国家，这被认为是在公共健康、药品的获取与专利保护问题上，国际社会形成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价值取向，有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TRIPS协议框架最新的、也是最重大的发展。

三、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的调适进路

如何打破知识产权对气候技术转让已构成的实质障碍？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既存的现实条件下，能否考虑通过国际法律制度的调适或重置来解决或缓和上述冲突关系？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法为气候技术转让这一动态过程的顺利发生提供了静态的制度保障，明确和保护了气候技术的产权归属及权利人正当的无形财产，理论上应该可以充当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气候技术转让过程中利益平衡的“调节器”。

（一）法律生态化作为调适的指导原则

法律生态化是指从环境保护的理念出发，对现有各部门法从观念到法律制度进行更新、改造，使法律朝着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实现法律理论以及法律制度的生态化。美国法社会学家诺内特和塞尔兹尼克也提出“回应型”法律是未来法律改革的方向，相对于关注形式理性的自治型法律而言，回应型法律是现代法制的一种实质理性追求，它把社会的压力理解为认识的来源和自我矫正的机会，气候变暖的严峻现实，迫使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作出回应。

知识产权制度的生态化指向演化为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和发展趋势。2008年6月WIPO举办的一个专题研讨会就专门讨论了多边环境协定下知识产权在技术开发和转让中的作用，同年9月第41届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年会将环境技术与知识产权保护列入大会议题，2009年世界知识产权日宣扬的“提倡绿色创新”主题强调知识产权对推进研发绿色技术和环保产品的重要作用，表明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必须朝生态化方向发展和改革，如前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副主席H．E．Akiko Domoto所言，“20世纪的法律以经济增长和发展为基础，但21世纪要求从环境角度，尤其是从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退化以及污染等重大环境问题的角度重新评判所有的法律”。因此，为更好地转移气候技术，使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真正落到实处，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当以生态化为指导原则对既存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加以调适，以利于气候技术由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

（二）利益平衡作为调适的法理依据

气候技术转让的国际法冲突根源在于利益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和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共同的气候利益不仅受国际气候法调整规范，也应该在知识产权制度内得到体现。从本质上来讲，知识产权制度就是一个利益平衡的制度，指制度内的每一方都同时达到最大目标而趋于持久存在的相互作用形式，知识可以看成是一定的信息，知识产权就是信息产权，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信息是有限的，信息的专有和公有具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专有成分太多会影响公众对信息的获取及信息的自由流通，公有成分太多，则会形成知识产权的弱保护，不利于知识产创新，造成原动力不足，知识产权制度应当在信息的专有和公有之间达成适当的平衡。

就气候技术而言，其本身具有公共利益特性，就是说对其发明创造最终的目的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它的社会价值主要体现在这里，为了激励人们更多限度的自由创造，以专利制度对其进行私权保护，无可厚非，但如果一味强调对专利权利人的私权保护，势必造成对专利信息的垄断，不利于社会对信息的获取，不利于技术的传播和扩散，发展中国家或支付巨额专利许可费来获取技术，或因无力承受巨大经济代价，陷于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极度茫然，这与共同的气候环境利益保护及专利制度“促进公众充分获取专利信息”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以利益平衡为法理依据调适知识产权制度，衡平气候公共利益和私有知识产权，针对现有知识产权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条款稀少、多为原则性规定和难以适用、操作等困境现状进行调适，增加公共利益适用的范围、内容和具体化程度。

（三）基于环境利益的强制许可作为调适路径

基于利益平衡的法理，实施以保护环境利益为目的的强制许可是气候技术转让国际法调适的具体路径，具言之，就是在TRIPs协议中增加对气候技术转让的强制许可适用条款。专利权是一种独占的垄断权，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以营利为目的实施该专利，但为了平衡专利权人财产私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专利制度对利权人的权能进行限制，强制许可是最典型的限制形式之一，也是知识产权制度利益平衡理念的具体表现。

气候技术能否适用强制许可？强制许可的发生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为了公共利益目的强制许可、普通强制许可和交叉强制许可。其中，为了公共利益的许可可以作为气候技术强制许可的原因，因为气候技术转让本身就是为了实现公共的气候环境利益，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对气候利益的获得尤为迫切，这直接关乎其生存问题。但目前TRIPs协议和各国的专利制度并未将环境作为公共利益加以考量适用强制许可。TRIPs协议第31条虽然规定了专利的强制许可，允许在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或有其他极端紧急情况或有公共的非商业使用情况时，各成员国可以在未经专利人许可而使用其专利，但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因为没有对这些情况加以细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直以来对强制许可的适用存在明显分歧。直到2001年多哈WTO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TRIPs协议与公共健康的宣言》（多哈健康宣言）第一次列将公共健康危机明确列为上述强制许可事由，《多哈健康宣言》的意义是积极的，因为它确认了公共健康应优先于私人财产权，并且明确WTO成员充分利用TRIPs协议中的弹性条款的权利，2005年WTO理事会通过《修改TRIPs协定议定书》，以法律形式将基于公共健康作为强制许可事由确定下来并在内容作了适当扩充。

调适国际知识产权制度对气候技术转让的规定从TRIPs协议对强制许可的规定条款人手。前述分析可知，知识产权制度终极目标是实现知识信息的社会传播和公共利益，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过度保护知识财产权而轻视公众利益，是工业革命以来崇尚经济利益至上的理念使然，气候变化应对刻不容缓，涉及广泛的环境利益，如上文所述，现代法律制度改革应朝生态化方向发展，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之间达到平衡状态是其内在要求．只有利益平衡才能维持机制的长久存在。因此，气候技术作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途径，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传播和扩散气候技术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气候技术转让作为公共利益被明确列入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之中具有充分的法理依据。2013年3月，由厄瓜多尔向TRIPs理事会提交的一份题为《知识产权、气候变化与发展》议案作为“其他事项”被提上会议议程，并引起会议各方长时间讨论，在今年2月和6月的TRIPs理事会上更是被作为主要议题讨论。议案认为当前包括TRIPs协议在内的国际知识产权制度阻碍了环境友好技术(Environmental Sound Technology)的使用与发展，必须对TRIPs协议进行修正，参照2001年《关于TRIPs与公共健康的多哈部长宣言》，缩短绿色技术的专利保护期限、放款TRIPs协议的灵活性条款适用及参照特殊药品专利增加对气候技术强制许可适用。厄瓜多尔同时表示将在今年10底召开的TRIPs理事会上提出进一步的修改意见，该议案得到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包括中国、巴西和印度在内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家，当然，由于触犯了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利益，受到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强烈反对。可以想象，气候技术转让与知识产权的问题必将成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未来WTO及TRIPs理事会内争论的重要议题。强制许可的具体操作包括，首先要对气候技术的概念作清晰界定，将涉及气候变化的技术类型化，将涉及重要公共利益的气候技术抽离出来，与其他的一般技术或主要是商业用途技术相区别，于那些发展中国家迫切需要的基础技术允许在TRIPs协议下适用灵活性条款强制许可，放宽对最不发达国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技术的专利保护条款适用条件制约。其次，在TRIPs协议有关强制许可的条款中将气候技术及其转让明确为基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事由，将气候环境与公共健康一起，规定为人类的公共利益，适用强制许可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