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的本质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责任的本质，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本质 表现形式 道德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理解，导致学术界的争论不断。本文在梳理和评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揭示出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是一个道德范畴。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观点

在认可“企业社会责任”这种提法的前提下，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理解，往往蕴含在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说之中。本文概括出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几种立场。

策略论。这种立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或应对外部压力而采取的一种策略。由于履行社会责任会获得政府的支持、消费者的信任、投资者的青睐，从而提高企业的美誉度，获得良好的广告效应。所以，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经营和发展的一种策略，是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或“明智的投资”。

奉献论。这种立场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基于道义感而对社会做出的无偿奉献。它的特点就是经济上的牺牲，而不应该有任何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有人提出，惟有本着提升公共福利之主观愿望而牺牲经济利益者，才能归入企业社会责任的范畴。甚至可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是完全自愿性的，而不能是由法律或者外部经济压力强加的。

综合论。这一立场拓宽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形式或外延，其代表性观点有两种。一是以美国佐治亚大学教授Carroll为代表，认为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另一种则把经济责任清除出去，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由其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和慈善责任构成；或认为它包括“强制性表现形式”（法律责任）、“自觉性表现形式”（道德责任）、“诱导性表现形式”（受利益诱导机制采取的通过利他而利己的策略）。

关于企业社会责任本质的探讨之所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原因是它们都犯了同一个错误：把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和表现形式混为一谈，并以后者代替前者。实际上，企业无论是把社会责任当作它的获利策略、道德义务、法律义务，还是这几者的混合，都只是履行社会责任的形式差别，而非实质差异。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道德责任

奉献论是一种狭义的、有着严格限制的道德责任概念，即要求动机必须是道德的。综合论所说的道德责任外延稍广，但也只是指未上升为法律、但必须履行的责任。与二者不同，这里所说的道德责任是一种更为广义的概念，它是指属于道德范畴的责任，即对履行它与否可以进行道德评价的责任。这种基于学科属性理解的道德责任概念，能使我们在理论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归属进行正确的判定。

以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可知其本质是道德责任。本文不同意把经济责任（追求利润最大化）归入企业社会责任。因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提出的初衷，就是要探讨和强调企业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之外所负的义务。把经济责任置于社会责任之中，改变了企业社会责任应有的和本来的意义，背离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建构的初衷，模糊甚至掩盖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的冲突，也使解决这种冲突的努力可以轻易被忽略。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经济责任应被视为两个全异关系的概念。如此可以清楚地看到，企业社会责任所要求实现的是企业自身经济功能之外更广泛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望和要求，就是对企业的道德期望和要求。

以策略形式体现的社会责任是道德责任。正如企业履行其经济职责可以采取多种经营方式和手段一样，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路径也不是单一的。从动机角度来界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首先不具有操作性，因为无法了解每个企业的真实动机。其次，如果A、B两个企业对社会事业做出了同样的贡献，则A由于出于道德动机，B实际上履行的只是其经济责任，无所谓道德。这既导致了对企业评价的不公正，也造成了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狭隘理解。最后，这与强调企业社会责任的初衷相违背。强调社会责任的目的是增进社会“公利”，因此，只要一个企业的行为产生了这种效果，就是履行了社会责任；而增进了社会“公利”的社会责任，本质上就是道德责任。与纯粹出自道德动机的情况相比较，以策略形式体现的企业社会责任当然不是最高尚的，但这只是道德境界的区别，而非道德属性上的本质不同。从现实的角度来看，社会责任同时能成为盈利策略，正是许多企业愿意履行的最大动力。

以法律形式体现的社会责任是道德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有一部分是与法律法规重合的，正因如此，有人将企业社会责任严格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认为企业无需承担法律之外的任何责任；有人则反对将这些责任称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前者把社会责任与法律责任完全等同，后者则把两者完全对立，都具有片面性。其实，企业所担负的责任是否属于社会责任，不是根据其是否具有法律形式，而只能看这种责任是对股东的，还是对非股东利益相关者的。从根本上讲，法律法规就是以强制力保障的道德要求；从具体内容看，很多道德规范、道德责任同时就是法律规范、法律责任。企业与劳工、消费者以及环境等方面存在直接的利益关联，企业的行为会增进或损害它们的利益，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具有了道德属性，可以对之进行道德评价。而之所以只将这部分道德责任法律化，是因为这种利益关联的直接性导致了二者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直接性和对等性，这部分责任乃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需要有强制力量保证其实现。可见，以法律形式体现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质上仍是对企业的道德要求。

以慈善形式体现的社会责任是道德责任。在前述美国学者Carrol的分类中，企业的慈善责任是与伦理责任并列的，它是指企业参与非强制性的或者非由法律和伦理所要求的社会活动的义务；企业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仅有细微的差别：后者在道德或伦理意义上的强制性不如前者那样明显。将道德责任（即所谓“伦理责任”）与慈善责任并列，表明Carrol认为后者不属于道德责任范畴，这实际是把概念间的种属关系当成了并列关系。在伦理学中，道德义务分为两类：完全义务（强制性义务）和不完全义务（非强制性义务）。前者是道德上必须履行的，否则就应受到道德谴责；后者是道德上提倡履行的，不履行一般也不应受到道德谴责，即它得由行为主体“自主决定其履行与否”，但如果履行了，则会得到积极的道德评价。因此，可以按照强制性的强弱，把企业的社会责任分为三种：有些具有底线性质的需要最强的强制力保证其践履，这体现为法律责任；有些处于法律规范之外，但也具有“道德强制力”，如不履行社会就可以对企业进行指责，此即Carrol所谓“伦理责任”（道德责任）；还有些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如社会捐助，此即Carrol所谓“慈善责任”。可见，慈善责任实际也是道德责任的一种存在形式，它与法律责任、“伦理责任”的区别，仍然只是道德层次上的区别。

总之，无论以何种形式体现出来的企业社会责任，由于都涉及到企业这一特定组织与社会整体的利益关系，因而都具有道德意味，都可以对之进行道德评价，在本质上，它们都属于道德责任。把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界定为道德责任，不仅有利于企业正确处理其经济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关系，也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德福一致”的道德环境。

参考文献：

1.卢代富.国外企业社会责任界说述评[J].现代法学，2001（03）

篇2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运营

一、引言

中国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成长，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在持续竞争优势中的作用关系问题吸引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注意力。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愈来愈受到重视，但是整体的实践水平能力比较低，还处于起步阶段，根据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民营企业、部分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落后于我国中央企业和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在转型经济背景下，对于如何实现融合企业社会责任多元化及企业的应用策略，这已成为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课题。然而对于企业是否应该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方观点由于出现了较大的分歧而引起了长期的争议。本文试图从企业社会资本这一新的视角切入，对探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动因提供出新的路径和新的解释。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2.1 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谢尔顿于1924年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企业社会责任”的产生背景主要是随着进入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日益激化了社会各界的矛盾并产生了一系列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思考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关键问题聚集在除了牟求经济利益外企业还须承担社会责任。

我国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证研究领域也有较大的进展。2006年进行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2006)”，以北京大学民营经济研究院与《环球企业家》杂志社为调查主体，联合中央电视台等权威机构发起并主办，是国内首个面向全国企业开展的社会责任理念与实践的大型调查。2006年7月正式启动，12月结束，作为常规项目将每年举办一次。另外，通过考察，部分学者也总结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模式选择，如马风光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式论》、秦颖、高厚礼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四种战略形式。

2.2国内外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现状

国外对社会资本的相关研究也大概始于这个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从社会学上来讲，社会资本主要是通过功能的意义来被界定的。皮埃尔?布迪厄（1986）最早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

2.从政治学上讲，社会资本主要强调集体行动的重要作用。帕特南通过对意大利部分地区公民的参与规范和参与网络的分析，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主要包括社会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它们能够有效的协调团队成员以提高集体行动和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果。

3.从经济学角度上看，大多数经济学家是从经济体制创新、企业关系网络、政府公共政策和制度经济学等方面进行研究，证明了包括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等在内的社会资本要素能够有效地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生产率，它们蕴藏着比其他形式资本更强大更明显更重要的价值。

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开始研究社会资本及企业社会资本，与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相比也不尽相同。在介绍和评述西方有关社会资本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国内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研究：

1.从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资本。部分学者从制度、规范等社会资本因素入手来研究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影响。吴敬琏、樊纲认为正式的制度和规则能够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2.从价值推动作用方面来研究社会资本。我国最早系统研究社会资本的学者张其仔博士，着重讨论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行为、经济发展、劳动力配置、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同时，他把蕴藏着丰富社会资本的社会网络看作是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重要方式。

2.3 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机制研究现状

1.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的竞争优势及经营绩效成正相关关系

Johanues M Pennings&Kyungmook Lee (1999)分析企业社会资本是能够促进企业内外部合作的一项经济资源。如Bruce Kogut (1998)的观点，企业社会资本为企业带来的两种经济租金，一种是“位置租金”，它源自企业内外在关系网络中的位置,由于企业位置不同，从而获得的“位置租金”也不同，一般情况下，越靠近网络中心性位置的企业所获得的“位置租金”越多。而企业的竞争优势则表现为合作租金和位置租金的有机结合。另一种是 “合作租金”，是指由于存在企业社会资本,促进了企业内外之间在关系网络中的合作而产生的一种租金,它有利于网络合作中得每个成员。

张其仔（2001）证明了：（1）企业社会资本与企业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与企业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2)企业内社会资本量的高低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呈正相关关系。李路路教授(1995)运用实证分析验证“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拥有较多社会资本时”，企业的产值更高。郑胜利，陈国智 (2002)分别阐述了企业内部资本与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性。而后王晓玉(2005)从企业社会资本的三维结构角度出发也论述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

三、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性

Tsai & Ghoshal (1998)运用企业社会资本理论，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发现，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市场信息、加强员工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加速了企业产品创新的速度，提高了企业的经济效益。Maskell (1999)指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减少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外部之间的交易成本，其中交易成本包括信息的搜寻成本、决策成本以及实施成本等等，有助于控制不法行为的发生，有利于员工分享隐性知识，又便于获取有效的可靠的信息，进而有利于技术创新，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优势会不断增加。

四、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通过考察国内外学界对社会资本和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成果及企业社会资本的功效研究，笔者发现：对社会资本的研究视野逐步从宏观领域转向微观领域，尤其比较重视对企业层次的社会资本的研究；结合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各层面的因素，多学科的交叉多元趋势来研究社会资本的价值功能。尽管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关于企业社会资本概念、理论等还没有完善，因此，笔者认为还需要做如下几方面的完善：

1.企业如何投资构建积累社会资本。虽然国内学者对于企业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功能的研究几经更深一层，但是对于如何投资构建企业社会资本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够深入。

2.从社会资本角度分析成本——收益。现实生活中，各个企业在分析成本收益时，并没有考虑到企业的社会资本，这是一种无形的且可以产生收益的资本。因此，从财务的方面研究企业社会资本，这是对财务成本收益理论和企业社会资本理论的丰富，也是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3. 企业如何设计相应制度。如何设计激励制度，从最大程度上发挥员工工作积极性并防止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从而积累企业社会资本。这也将是企业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一个趋势。

参考文献：

[1] 王碧峰.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讨论综述[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12）

篇3

【关键词】 企业本质； 公司治理； 社会责任

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相结合，拓展了理论发展的新空间，不仅使社会责任研究的分析框架更为清晰及更具操作性，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对于公司治理的完善与社会责任的承担都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企业本质是其固有的属性，是其区别于其他物体的内在规定性，具有客观性和确定性。企业的本质不因其表象的形式各异而有所不同，也不因不同研究者研究视角的不同而改变。对企业本质的认识随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逐步明晰与深化。对企业本质的认识，从交易费用论到团队生产理论，再到委托理论，虽然各有侧重，但企业的本质是一系列契约的连接得到了各主流理论的认可。处于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虽然研究者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方法以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对企业本质的认识有着不同的见解。但纵观企业的发展，对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性质的企业，其本质都是一致的，即企业均是一个“生产”和“交易”的契约网络集合。

一、企业的本质与国有企业公司治理

随着资本市场和金融业务的拓展，以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现代企业不仅迅速积累起巨额的资本，同时使得企业内部的产权结构日趋复杂。随着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如何协调各类资本投入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使资本投入者的权益不受到侵害，如何配置各类资本投入者的责任与权力等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两百多年前，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富论》中提出，当企业的管理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时，疏忽和浪费现象会出现。显然，他已经注意到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可能导致管理者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性问题，亚当·斯密的早期论述可以认为是公司治理研究的萌芽。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需求的不同，如何合理配置企业的责权利等问题，成为公司治理的主要问题。公司治理结构本质上是关于企业所有权分配的合约，其核心是通过选择恰当的契约安排来实现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对应，以确保企业的决策效率。通过建立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与相互制衡机制，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和权利，以保证各方的长期合作，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

企业作为生产和交易的契约网络集合，首先是一个生产组织，吸引各种资源和要素，通过生产过程，为市场提供需要的产品和服务，确保投资者的投入资本在最基本的保值基础上实现增值。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投资者的投资在运行过程中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因素，而控制权的有效配置可以保证投资者的出资发挥最大效率。控制权的拥有并不表明控制权的有效实施，相应机制是控制权有效实施的保障。而控制权的有效执行，需要公司治理机制作为保障。因此，企业的本质决定着控制权的配置，而控制权的有效实施则依赖于公司治理机制。也就是说，企业本质是公司治理的理论基石，是公司治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国有企业是政府维护经济秩序、实现国家目标的重要手段，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有企业不仅具有现代企业的一切特征，诸如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而且其两权分离带来的问题相对于现代企业更甚。全体人民是国有企业的真正所有者，真正的所有者并不能切实行使所有者的职能，只能通过层层由各级政府部门代为行使，导致了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不同层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国有企业是通过一系列契约相连接的经济组织，公司治理通过一系列的组织结构、制度和法规保证企业实现其价值最大化，公司治理结构是企业外在的表现形式。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公司治理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制度等实现权力的配置，以保证在企业中各物质资本或人力资本的等利益相关者获取单个产权主体无法获得的合作收益。同时通过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在企业内部形成相互约束与制衡机制，以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保证企业决策效率。

企业作为生产和交易的契约结合体，形成了股东权、经营权、监事权等一系列因企业而产生的权利，而公司治理通过权力配置调整各利益相关者的权利和利益冲突，以保证企业的有效运行。

二、企业的本质与国有企业社会责任

自美国学者谢尔顿于1924年提出“社会责任”后，不同的研究者对其有着不同的阐述。美国可持续发展企业委员会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企业针对社会，不仅包括股东，而且还包括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乎道德的行为。刘俊海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能仅仅将最大限度地为股东赢利作为唯一目的，而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卢代富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益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对社会责任的理解虽众说纷纭，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概括为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两大类，前者是企业为股东谋求利益的责任，而后者则是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债权人、顾客、供应商、社区、公众、政府和员工）以及自然环境承担的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道德上的社会责任。

企业是由一系列显性或隐性契约组成，既包括投资者、经营者、职工之间的内部契约，也包括与企业有利益往来的供应商、银行、消费者等外部行为主体之间的外部契约。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仅体现为最大限度地为股东创造经济效益，还应当最大限度地谋求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包括职工利益、社会公众利益、环境利益等，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企业在经济效益之外所负义务的概括或表达。

国有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的经济组织，必须充分利用并有效配置各种资源，为社会生产并提供所需的产品和服务。国有企业作为营利性的经济组织，盈利是其本身固有的要求，通过创造社会财富获取较大利润，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经济责任的履行是由其企业的特性所决定的，国有企业必须为所有者创造财富，同时满足所有者、职工等的利益需求。企业通过经济责任的履行，维持所有者、经营者、员工之间契约的稳定，保证企业的生存。

国有企业是在契约基础上结成的对各方行为制约与利益调和的关系体，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通过一系列的交易契约实现产品财富的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离不开债权人、债务人、供应商、社会公众等的参与，国有企业可以看作是与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契约的连接点。国有企业要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公平地对待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以便充分满足各个利益相关者的需要。

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既来自企业内部发展的动力，同时又源于外部力量的驱动。尽管促使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力量有多种，但企业的本质是决定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关键。

企业是一个具有生产和交易功能的契约结合体，国有企业通过对所有者、经营者、职工责任的履行，获取生产所需的资源，维持稳定的生产环境，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建立在这些内部契约的稳定基础上的。同时，通过与供应商、社会公众等外部契约的履行，实现产品交换，获取产品增值，改善企业环境。

三、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融合

企业是由一系列生产、交易的契约结合体，由于契约的不完全性，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对企业的责权利进行有效配置，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需承担对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才能保证国有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稳固与长久。所以，企业的本质决定了公司治理与社会责任的融合。

长期以来，对公司治理的研究大多只关注企业的经济责任，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以“股东至上”作为理论出发点，研究和解决的是两权分离情况下如何激励与约束经营者，使经营者的目标函数与股东的目标函数相一致，以实现股东财富最大化目标。但企业是各方利益的结合体，要协调保护各方的利益，企业才会实现长久发展，而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保障。只有形成共同的决策和监督治理机制，以此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的决策及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行为的监督，才有助于降低“成本”，避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受损，而这都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形成有效保护，以保证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

一个企业持久的竞争力是各方协调共处的结果，包含了不同资源提供者的贡献。因此，任何一个健康的企业都要与外部环境处于一种良好关系，才能达到双赢的结果。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目的在于解决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冲突，社会的和谐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处。社会责任理念是对企业绝对营利性的修正，但它与企业的营利性并不矛盾。企业只有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谐共处，才能维持其可持续发展。社会责任的履行，使得更多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公司治理中来，企业是所有利益相关者围绕其权益的获取和保护所形成的合作博弈组织，任何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评价在客观上都会或多或少影响企业的行为和绩效。企业必须权衡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所有利益相关者均应在合作中获得保障和实现其权益的恰当方式，而这都需要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做保障，继而推动公司治理的创新和长远发展。

【参考文献】

[1] 杜晶.企业本质理论及其演进逻辑研究[J].经济学家，2006（1）：120.

[2]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3] 杨瑞龙，周业安.交易费用与企业所有权分配合约的选择[J].经济研究，1998（9）：27-36.

[4] 王仲兵.论企业本质、公司治理与财务会计理论的契合：资本保全视角[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5（2）：76-77.

[5] 青木昌彦，钱颖一.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6] 平.公司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创新[J].上海商业，2007（1）：24-27.

[7] 刘俊海.公司的社会责任[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8] 卢代富.公司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篇4

内容摘要：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一组契约，其中既包括显性契约，也包括隐性契约。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不同特征可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失衡的原因，而通过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履行机制和构建企业财务共同治理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失衡问题。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契约 失衡

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本质”

企业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各种要素投入者为了各自的目的联合起来组成的一个有效率的“契约联合体”。企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不仅包括股东投入的股权资本，还包括债权人投入的债务资本、经营者和员工投入的人力资本、供应商和客户投入的市场资本、政府投入的公共环境资本、以及社区和公众投入的经营环境等等，所有这些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本的主体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即契约的缔约方，他们通过一系列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将资源投入到企业这一“契约联合体”中进行优化配置并实现自身的利益目标。契约各方将依据契约的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并享受相应的权利。所以，企业契约理论将企业的本质为一种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契约载体”，企业应该通过自身的“生产”和“交易”行为实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即企业必须履行契约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是20世纪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笔者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既包括企业对股东所负的责任，也包括企业对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所负的责任，即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追求利润、对股东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消费者、政府、生态环境和社区等利益相关者的社会责任。当上述利益相关者将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投入到企业进行配置的时候，他们便与企业形成了契约关系，企业成为这些契约关系形成的一个联结点。每一个利益相关者都期望通过企业的行为使自己的利益目标得到实现，这被称为契约缔结方的“契约要求权”。“契约要求权”的存在使得企业行为必须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做出反应，即按照公平互利原则执行契约―这就是企业各种社会责任的雏形。

从契约理论的角度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就是一种契约，是企业复杂契约系统中的一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本身是一种“契约责任”。当企业的本质被定义为“契约联合体”时，企业社会责任也就随之出现，它是企业契约本质的必然产物，其内容和存在形式都是通过一系列契约来规定的。

企业社会责任失衡的表现

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被定义为“契约本质”，企业行为实际上成为复杂契约系统的均衡行为，即企业应当通过自身的行为均衡地对待所负的社会责任，从而均衡地满足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但是，在实践中企业总是会在所负的社会责任中有所偏重和取舍，造成企业社会责任的失衡。

（一）重经济责任，轻其它社会责任

卡罗尔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概括为四个部分：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由此形成了底部是经济责任，然后是法律责任和伦理责任、最高处是慈善责任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虽然卡罗尔强调了企业所负的这四重责任并不是相互排斥的，也不是相互叠加的，但是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不可避免地存在重视经济责任，轻视甚至排斥其它社会责任的现象。由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会导致短期内经济成本的增加，而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却要在长远中才能得以体现。所以，在经济责任目标的驱使下，企业自然会轻视经济责任之外的其它社会责任，尤其是当经济责任与其它社会责任相冲突时，企业会拒绝承担其它社会责任。企业的这种行为导致了企业社会责任内部关系的失衡，而这种失衡关系在企业的实践行为中有诸多表现。

（二）重股东利益，轻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虽然企业的利益相关者都向企业投入了专用性资本，但是长期以来，财务资本在企业的诸多资本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个企业所拥有的财务资本越雄厚，其实力就越大。因此，为企业提供了主要财务资本的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对企业拥有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了企业财务治理中的“股权至上”理念。虽然近几年来，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等非财务性资本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重要，致使企业在关注股东利益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企业提供上述非财务性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股权至上”理念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是，股东利益至上的现实并没有真正改变，企业仍然没有做到均衡地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要求，尤其是当股东利益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产生冲突时，企业社会责任的这种失衡关系就表现得越为明显。

从契约理论视角阐释企业社会责任失衡的原因

在企业这组复杂的契约系统中，既包括显性契约，也包括隐性契约。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不同可以解释企业社会责任失衡的原因。显性契约是一种以明确的书面条款约定缔约方的权利和义务，并由法律作为强制实施基础的契约。显性契约是基本契约，其内容强调满足利益主体的基本物质利益要求，其存在具有普遍性。显性契约的缔结降低了市场利益主体的交易成本，其履行的基本保障是法律、法规等强制性力量。隐性契约则是指没有明确的书面规定条款，主要是缔约方关于未来交易的默契安排。隐性契约无法明确地写入契约是因为契约的签订成本太高，它的存在降低了契约的缔约成本。隐性契约是显性契约的衍生契约，是对显性契约的补充，它的履行主要取决于缔约方的信用。

相对于显性契约而言，隐性契约一方面具有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即契约的缔约方会由于外界和自身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对企业的利益要求权，从而改变契约的履行与否和履行方式；另一方面隐性契约的履行缺乏第三方强制性力量的保障，主要依赖于缔约方的自我约束，即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正因为如此，作为基本契约的显性契约会被企业优先、重点履行，而作为补充契约的隐性契约则往往被企业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从而造成契约关系的失衡。

将契约理论与卡罗尔所构建的企业社会责任金字塔模型相结合，我们可以将企业的社会责任契约划分为经济责任契约、法律责任契约、伦理责任契约和慈善责任契约。其中，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所缔结的经济责任契约通常是以显性契约的形式存在，契约内容明确约定了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所负的经济责任以及企业违约所受到的经济惩罚。但是，由于缔约成本的限制，企业社会责任不可能全部通过显性契约来约定，其中的伦理责任契约和慈善责任契约则更多的以隐性契约的形式存在，契约内容对企业所负的伦理责任和慈善责任的约定并不明确。由于以显性契约形式存在的经济责任契约明确并且具有强制性，所以经济责任契约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契约中的基本契约，对企业构成了基本层面的责任约束，往往被企业置于基础地位而优先、重点履行；而伦理责任契约和慈善责任契约则成为补充契约，由于其不确定性和缺乏强制性，对企业构成的是较高层面的责任约束，往往被企业置于次要地位而忽视履行甚至拒绝履行。即使是在经济责任契约内部，由于股东投入的财务资本占据了统治地位，使得股东在企业中的权利和利益优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导致企业不可能均衡地对待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经济利益要求，而是把企业对股东所负的经济责任放在了契约责任的首位。

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的不同，导致了靠显性契约和隐性契约约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的失衡，使企业形成了错误的社会责任观，使企业在其“生产”和“交易”行为中普遍存在重经济责任、轻其它社会责任；重股东利益、轻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失衡现象，这种失衡虽然在短期内可能有助于实现企业的经济责任目标，但是对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则是不利的。

企业社会责任失衡的解决对策

（一）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履行机制

1.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自我履行机制。企业社会责任之所以会失衡，其根源在于企业缺乏承担隐性契约所约定的企业责任的内在驱动力，即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失效。因此，要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失衡问题，首要的是要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使企业变被动为主动，积极自觉的履行隐性契约所约定的社会责任。

要建立完善的自我履行机制，一方面要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要使企业充分认识到承担隐性契约所约定的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经济目标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企业积极主动的承担这些社会责任不仅可以直接形成企业的经济效益，还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社会声誉、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等途径形成社会效益并转化为企业的经济效益，从而实现企业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增加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违约成本，加大对企业不承担社会责任的处罚力度，以推动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契约。

2.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强制履行机制。企业总是会在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履约与违约之间进行重复博弈，当违约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履约所获得的收益时，企业就会选择违约，从而造成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自我履行机制失效。所以，自我履行机制对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失衡问题的作用范围是有限的。此时，必须引入外部力量来强制性的约束企业执行契约，这就形成了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的强制履行机制。政府是强制履行机制的执行主体，主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力量来保证契约的履行。

建立完善的强制履行机制是解决企业社会责任失衡问题的有效途径。政府要通过不断的健全和完善与企业社会责任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规范，强制企业承担隐性契约中所约定的社会责任，以保护隐性契约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政策激励、政策倾斜和政策惩罚等政策措施来引导和强制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3.建立完善的企业社会责任契约社会监督履行机制。社会监督力量虽然不能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形成强制性约束，但可以凭借其参与主体的多样性和参与方式的灵活性等优势改善隐性契约缔约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隐性契约执行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监督隐性契约被更好地履行。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履行机制，需要媒体加大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宣传报道，需要行业协会加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监督，需要非盈利组织等中介机构完善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的监督评价，需要审计部门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审计。

（二）构建企业财务共同治理机制

财务共同治理机制是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企业财权能够平等地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配置。隐性契约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既然已经将其专用性资本投入到企业中进行配置，那么他们理所当然的应该和股东一样获得相应的财权，即参与企业的财权配置。通过企业的财务共同治理机制，使企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企业治理中来，并将企业的财权适当地分割给他们，让其享有一定的财务收益分配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以有效地保障自身利益目标的实现，从而在一定程度克服企业社会责任失衡问题。

构建企业财务共同治理机制的内容主要包括：共同的财务收益分享机制。即无论是显性契约中的利益相关者，还是隐性契约中的利益相关者都应该从企业财务收益中获得相应的报酬，企业进行“生产”和“交易”行为的目标不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累计投票制度、表决权行使制度和股东诉讼制度抑制大股东在企业中的财务决策权，另一方面通过在董事会中建立共同的财务决策机制如建立员工董事制度、独立董事制度、政府代表董事制度等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企业的财务决策；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即通过在企业监事会中建立共同的财务监督机制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财务行为实施有效监督。

参考文献：

1.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J].载陈郁编：企业制度与市场组织―交易费用经济学文选[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陈宏辉，贾生华.企业社会责任观的演进与发展:基于综合性社会契约的理解[J].中国工业经济，2003(12)

篇5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财务管理目标;契约;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1924年,谢尔顿在其《管理哲学》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随后,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这一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究其内涵却大致相同,即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承担经济责任(追求股东利益)的同时,还要对债权人、员工、供应商、客户、政府和社区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以及环境承担责任,它既包括法律上的社会责任,也包括道德上的社会责任。

现代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本质是由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股东提供的财务资本,还需要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的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组织资本和关系资本等非财务资本。所有这些为企业提供了专用性资本并承担了企业风险的主体共同构成了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都将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投入到企业中来加以配置,因此,他们都必须通过企业这一契约结合体来实现各自的利益。由于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都被纳入到企业当中,都要借助于企业这一载体来实现,这使得企业不仅仅要考虑股东的利益,还要考虑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社会责任反映了企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的冲突和协调,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要求权”,即向企业提供了资源的各利益相关者在企业的财权和利益分配中的不同要求权。企业社会责任使得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范围扩大,利益主体扩充,从而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函数不再是只包括股东利益的单一目标函数,而是由众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所构成的一个多元目标函数。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企业的所有权要平等地对待各个利益相关者,而不是把企业的所有权集中地分配给股东;企业的利益是各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股东的利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仅仅是追求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应该是考虑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都要得到满足。

二、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的评析

(一)现行的财务管理目标

财务管理目标是指在特定的经济体制和财务管理环境中,企业通过财务工作的科学组织和对资源的合理配置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财务管理目标对企业的财务活动一方面具有导向和约束作用;另一方面具有评价功能。现行的财务管理目标主要有: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

1.利润最大化

利润最大化观点认为企业是一个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组织,企业经营的目的是为它的业主或股东赚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该观点虽然可以直接反映企业创造的价值,但是由于没有考虑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忽略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问题,所以往往导致企业决策的短期行为。

2.股东财富最大化

股东财富最大化是指企业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为股东创造更多的财富。其中,股东的财富由其所拥有的股票数量和股票价格共同决定,当股票数量一定时,股东财富最大化又演变为股票价格最大化。该观点考虑了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问题,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但是,过分追求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会损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3.企业价值最大化

企业价值最大化要求企业通过财务上的合理经营,采取有效的财务决策,充分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和风险报酬的关系,在保证企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企业全部资产的市场价值最大化。该观点反映了企业的潜在获利能力,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相比,企业价值最大化虽然考虑了债权人的利益,但仍然忽略了除股东和债权人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二)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的评析

以企业社会责任的视角审视现行的财务管理目标,发现现行的财务管理目标还存在许多与企业社会责任相矛盾的地方。

1.现行财务管理目标奉行“股权至上”理念

长期以来,财务资本在企业的资本中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主导因素。因此,为企业提供了主要财务资本的股东,在企业中的地位和利益是至高无上的,对企业拥有绝对权力,从而形成了“股权至上”的财务治理理念。“股权至上”理念反映在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上就体现为企业财务活动的目标是全力以赴地为股东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和收益。而现行的财务管理目标无论是利润最大化,还是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尽管股东财富最大化和企业价值最大化是否具有一致性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在主流财务学的框架内,经常将这两种观念等同或混用),都是以实现股东的经济利益作为出发点的,迎合了“股权至上”理念对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要求。

在“股权至上”理念下形成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以股东利益作为单一目标函数的,而股东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往往被轻视甚至被排除在该目标函数之外,从而使得这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受到损害。例如企业为了提高股东利益使员工在更加危险的环境中工作、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污染环境等等。

2.现行财务管理目标下各利益相关者力量对比不平衡

依照契约理论,契约可以分为正式契约和隐性契约。在企业这个复杂的契约结合体中,同样存在正式契约和隐性契约,而企业社会责任正是借助于这两类契约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约定在企业中。但是,为企业提供财务资本的股东的利益是通过正式契约这一载体来约定的,由于正式契约一般具有法律强制性,所以股东在企业的契约关系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利益也更容易得到保护和实现;而为企业提供了人力资本、市场资本、组织资本、关系资本等非财务资本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往往是依靠隐性契约这一载体来约定的。由于隐性契约一般缺乏强制性,使得这一部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存在较多的不确定性,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

由于正式契约和隐性契约的存在,在“股权至上”理念下形成的现行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或者是只考虑正式契约所约定的股东利益,或者是即使考虑了隐性契约所约定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其在企业财务管理目标中的地位和重要程度根本无法与正式契约所约定的股东利益抗衡。对隐性契约的忽视往往意味着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忽视,会导致企业形成错误的社会责任观。

3.现行财务管理目标会引导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

一方面,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的产生过程本身存在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由于“股权至上”理念的存在和正式契约与隐性契约的差异性,使得股东在企业治理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享有了更多的财务决策权,在此基础上构建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必将受制于股东的利益目标并且主要为股东利益负责。因此,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的产生过程已经违背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本质论”的要求,从一开始就存在一定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

另一方面,财务管理目标的导向和约束功能引导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由于财务管理目标对企业的财务行为具有导向和约束作用,所以在“股权至上”理念下形成的现行财务管理目标必然引导企业作出重股东利益,轻其他相关者利益;重企业的经济责任,忽视企业社会责任、伦理责任和环境责任的财务行为。现行财务管理目标的这种导向作用是造成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严重缺失的关键原因。

三、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构建

企业社会责任的“契约本质论”要求企业在构建财务管理目标时,必须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到财务管理的目标函数中,即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一个多元化目标函数,是在兼顾了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多元化协调、多层次结合的财务管理目标。所以,在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应该是相关者利益最大化。

(一)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的优点

相关者利益最大化就是指企业的财务活动必须兼顾和均衡各个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使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尽可能最大化。与现行的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相比,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具有以下优点:

1.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兼顾了企业各方的利益

从目标所涉及的利益主体范围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仅要求满足为企业投入财务资本的股东的利益,还要求满足为企业投入非财务资本的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从目标所涉及的内容来看,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要求企业在实现经济责任目标的同时,还要兼顾企业的社会责任目标、伦理责任目标和环境责任目标。因此,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兼顾了企业各方的利益,符合现代企业的契约本质。

2.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引导企业主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现代财务管理理论认为,财务管理环境构成了财务管理的起点,财务管理目标构成了财务管理的导向,财务管理目标要根据财务管理环境的变化进行适当调整。因此,在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普遍较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象严重、社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越来越高的外部管理环境下,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要求,适应了财务管理环境变化的要求,可以从根本上引导企业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变被动为主动地履行相应的社会责任。

(二)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需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由于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范围不断扩大,且力量对比不平衡,所以,以相关者利益最大化作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目标必须解决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

1.统一和协调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企业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既具有一致性又相互冲突。因此,如何统一和协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成为决定能否实现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关键因素。在利益相关者将自己的专用性资本投入到企业之后,企业就成为实现他们利益目标的唯一财务主体,同时也就成为统一和协调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唯一载体。作为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唯一财务主体,企业首先要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只有这样,才能将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目标统一到企业目标中,从而最大程度地避免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目标的冲突,为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奠定基础。

2.合理配置企业的财权

由于隐性契约缺乏足够的强制性,使得依靠隐性契约存在的利益相关者在力量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其利益常常受到损害,阻碍了相关者利益最大化目标的实现,因此,企业必须对企业的财权进行合理配置,要承认隐性契约中利益相关者的财权地位并将企业的财权合理地配置给他们,让这些利益相关者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到企业治理中来,从而更好地保护和实现其利益目标。

【参考文献】

[1] 张兆国,李庚秦,刘晓霞.企业社会责任视角下几个重大财务问题研究――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2009(11):794-799.

[2] 程建波.从社会责任角度看企业财权配置[J].财会月刊,2006 (11):3-4.

[3] 邱玉兴.社会责任观视角下企业财务管理的变革[J].会计之友,2009(09):20-22.

篇6

关键词：和谐校园 高职生 社会责任意识

一、高职生社会责任意识的现状

1.重个人前途，轻社会理想，不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

某高职学院随意取样的问卷调查显示，“你为什么要勤工助学?”76.3%的高职生回答是“为了个人的需求”，15.6%的高职生回答是“为了缓解家庭负担”，而只有8.1%高职生回答是“为了培养能力以便将来能为社会做一点贡献”。“当你遇到个人利益与社会或集体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你会放弃个人利益而服从集体利益吗?”64%的高职生回答是“不会”，23%的高职生回答是“可能”，13%的高职生回答是“会”。由此看来，当代高职生更重视个人理想，而轻视社会理想。他们认为社会理想太远、太大、太空，可望不可及，而个人的现实生活才是最实惠的。因而他们更多的是关心自己的命运，更多的是关注自身发展的状态和现时的利益。从本质上看，这些高职生是缺乏对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关系的认识，缺乏对自己负有历史使命的正确认识和建立在这种认识基础上的对社会应具有的主人翁的严肃态度。

2.重自我价值，轻社会价值，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中心

目前，高职生的价值取向发生错位，表现为从注重理想到更多地注重现实和功利；从无私奉献或奉献与索取并重到更多地注重索取而不愿奉献；可以认为，相当部分高职生的利益观念已日益向个人倾斜，以个人为本位的合理利己主义已成为高职生中比较普遍的价值取向。他们一方面认为自己应当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并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了一定的国家主人意识和行为；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在现实中这种社会责任好像离他们越来越远，越来越淡，表现出了社会责任感淡漠的趋势。相当部分的学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为自己”。因此，他们的言行带有很大个人目的性，理想包含个人需要，奋斗包含个人追求，好恶评价包含个人爱好。在利益关系上表现为以“我”为核心，重个人利益轻社会利益。在他们看来，唯有自己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唯一“实际的”。

二、高职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的原因分析

1.当代西方个人主义伦理思潮的影响。西方个人主义伦理思想家片面夸大了社会和他人对个人制约的“异己”力量，把“单纯利己”奉为评价人的行为是否道德的唯一标准，这种观念正好为道德判断能力较弱的青年高职生所接受，使部分青年高职生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找到了理论依据。于是，在这部分学生心目中，出现了关心自我，追求实惠，只要权利，不尽义务，为出人头地而学习的现象。

2.中小学的应试教育。恢复高考制度以后至今，在国内应试教育指挥棒的引导下，中小学教育主要是以灌输知识为主。纵然从中央到地方一再强调要加强孩子的素质教育，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的现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升学率依然成为人们判断学校好坏的衡量体系，学习成绩也自然而然地成为学校判断学生好坏的主要标准。因此，老师、家长都对孩子们唯一的要求是好好读书，给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好好学习。而学生们在责任和良知方面的从小教育则非常缺乏，这就造成一个很大的人格缺陷，从而导致了高职生责任意识的淡化。

3.独生子女的优势性，使高职生对自我过分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高职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生活条件的优越，父母对于女的过分溺爱，使这一代人缺乏生活的磨炼。

与以前的高职生相比，他们意志显得脆弱，克服困难的能力差；他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对父母、他人、社会的要求高而多，对自我的要求低而少。考虑更多的是别人应该为我做些什么，而很少考虑我应该为父母、为家庭、为社会做些什么，权利意识强而义务感、责任感弱。

三、高职生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

1.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纵观历史，爱国主义历来是激励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推动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精神动力。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总是同祖国民族的兴衰荣辱戚戚相关的。作为当代高职生应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应该正确判断世界发展趋势，深入了解中国国情，深切关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不负时代重托，肩负历史使命，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

2.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使高职生中社会责任意识向高境界发展。集体主义是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成员的普遍的道德要求。集体主义能够培养青年学生的人生态度，能够激励人的社会责任意识，能够彻底冲破追逐一己私利的精神牢笼，使人正确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因此，学校要积极创造条件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和社团活动，让学生在多种形式的集体活动包括各种自组织中去体验和学习承担社会责任。

3.注重对高职生进行情感教育。道德情感是一个人根据社会的道德规范，去处理各种关系和评价他人或自己的行为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感，它是道德行为产生的重要助动或激发力量，也是维持人们自觉行为的重要力量，同时还是使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心道德需要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学生的情感调控直接影响他们的包括责任意识在内的各种心理品质和能力的培养。一般而言，良好的、丰富的、健康向上的情感会有与之相适应的积极的责任意识。

4.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正确把握社会现象、社会发展的本质和主流。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是在现实生活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也只有在现实生活和社会实践中才能改变。社会现象是极其复杂的，有本质的、非本质的，有积极的、消极的。由于生活范围和视野的局限性，一些学生容易把非本质、非主流的社会现象当作社会的本质和主流，形成一些错误的观念，同时，又以这些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因此，高校德育工作者可以引导学生参加各种有益的活动，如大学生“三下乡”活动、青年志愿者活动、扶贫帮困活动等。

5.最后，增强高职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就应该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尤其是直接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教师队伍。中央16号文件对于大力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建设作了全面部署。可以说如果教师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率先垂范，就会对高职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如果教师否定和推卸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则会对高职生社会责任感的形成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因此，德育教师在提高业务素质的同时要不断增强综合素质。只有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教师才可能培养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意识的学生来。

参考文献：

[1]展涛.21世纪中国大学应承担的社会责任[J]中国高等教育，2002，（24）.

[2]蒋国勇.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不容乐观[J]．教育与职业，2003，（3）.

篇7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于2010年11月1日正式ISO26000《社会责任指南》，其对社会责任的定义有几个特点：第一，主体多元，不仅企业有社会责任，政府和NGO都有社会责任，即提出了组织社会责任的概念；第二，社会责任应超越法律底线，做到“道德经营”和“透明运营”。

企业最重要的责任是用产品和服务来推动社会进步，但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如何定义？当政府没有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时，变成国有企业来提供，就会出现“责任泛化”的现象。例如，电网企业的基本责任是以合理的价格保证电力供应，承接项目时，应考虑项目的成本效益比。但在中国，保障重大活动是国企的政治任务。企业被要求超越一般经济规律，不计一切代价保障供电可靠性：每个电塔下都要站一个人，防止有人破坏；每个重要的场馆都是双回路供电；比赛现场还有最高档的磁飞轮发电机随时待命。这种不计成本的行为，实际上是泛化社会责任的表征，反应出政府和企业的边界仍不清晰。

如上所述，虽然短期内中国企业的责任行为有些“异化”，但从长远来看，企业应该在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取得平衡。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本质是短期利益与长期生存之间的平衡。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行为极快地被公众广泛知晓，并作出反馈，此时企业不平衡的状态很快就会得到纠正，可能是自我的纠正，也可能是社会的强制纠正。

这些年来，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变化主要是在管理行为上。首先，企业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除了公益捐赠之外还包括环保、员工、产品质量服务、消费者权益等各个方面。其次，社会责任的组织管理体系在逐步健全。很多企业都建立了可持续发展部、社会责任部的专门部门，使得这项工作有专人推动。再次，社会责任报告的更为普遍和积极。2006年，全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披露比较少，只有32份，到2012年猛增到1001份。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变化？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政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比如说，国资委要求中央企业必须社会责任报告，在2012年的115家中央企业都了社会责任报告。第二，媒体的变化和社会的压力。新媒体的时代，公众对企业的透明度要求很高，企业必须主动披露社会、环境信息，否则会产生很多猜忌和争议。第三，企业竞争策略在发生变化。传统的竞争是成本、质量竞争。新形势下，消费者、公众、媒体对企业要求越来越高，有些企业就把履行社会责任作为差异化竞争优势的来源，通过履行责任提高美誉度，形成品牌优势，使消费者在同等条件下更愿意来选用自己的产品，形成一种新的责任竞争力。

很多跨国公司已经把社会责任纳入企业战略，但这样做的中国企业还比较少。第一个原因是国内经营环境比较恶劣，存在着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可以说，在一个失范的社会，要找到一个正直的机构是很难的。第二，社会责任经理在企业内部的层级比较低，离决策层比较远，对企业整体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

篇8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简称CSR)的概念已经广被接受,但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世界银行定义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与关键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价值观、遵纪守法以及尊重人、社区和环境有关的政策和实践的集合。它是企业为改善利益相关者的生活质量而贡献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承诺。

换句话说,企业社会责任就是指企业在创造利润、对股东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起对员工、消费者、社区、自然环境等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保护其权益,以获得在经济、社会、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

企业社会责任涉及企业经营运作活动的各个方面,总起来说,可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公益责任和环境责任五个方面。

1.经济责任。就经济责任来说,企业主要生产提供物质和精神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社会创造财富,促进国家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

2.法律责任。就法律责任来说,包括守法经营、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为员工提供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在同业竞争中遵守公平竞争原则,在用工、招聘中提供平等机会,不从事贿赂、腐败等行为,等。

3.伦理责任。在企业伦理责任的各项中,比较重要的有: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服务),营造健康和谐的企业文化,为员工进一步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机会、维护员工权益。

4.公益责任。企业公益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的一种无偿回报,如救助社会弱势群体、参与社会社区公益活动、捐助慈善事业、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等等。

5.环境责任。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应注意保护环境,尽量减少对大气、水等自然环境的污染,对企业可能造成的污染要进行治理和补偿;使用清洁能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节约使用资源。

二、企业社会责任与利润的关系

在某些情况下,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可能会减少企业短期利润的获得。但从长远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与利润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一)企业社会责任和利润一样同属企业的内在属性。

首先,社会是企业的生存环境,一切企业的经济活动不仅是社会生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所需要的人、物质资源都取自社会,企业的生存发展离不开社会的资源输入;其二,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决定于能否提供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纳,社会的认可和接纳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从这两个角度看,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的生死存亡密切相关,既然社会责任与企业有如此不可替代的关系,那它就不是其他社会个体强加给企业的,而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所内在具有的本质属性之一。

盈利是企业的最终目标,创造利润是企业的本质属性。既然企业社会责任与利润同属企业的内在属性,那么企业在规划利润空间和发展计划时,要把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纳入到企业发展大计中去,共同驱动企业的长远发展。

(二)履行社会责任是实现利润的保障

我们知道,企业社会责任关乎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若不履行社会责任,一旦被广大公众得知,其招致巨大的损失,甚至可能带来灭顶之灾。大家众所周知的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典型案例,三鹿奶粉由于存在质量问题,严重威胁食用该奶粉的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一经曝光查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顷刻间土崩瓦解。因此,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能起到保障企业获得正常利润的作用。

(三)承担社会责任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润

迈克尔认为,当一个企业去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一定是有战略性的承担社会责任,这样才能给社会产生最大的效应,同时也能够给企业带来最大的利润。

主动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可以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提高市场竞争力,扩大销售,有助于企业吸引顾客、投资者、潜在员工和商业伙伴,从而扩大促进企业利润增长的发展空间。例如,王老吉在汶川地震中捐款一亿元的突出表现让各大网站和社区力挺国货王老吉,从中我们意识到,企业对社会对人民投之以爱心,消费者会回报之以更大的爱心和信任。

(四)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企业的持续发展和长久获利

一方面,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助于保护资源和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通过技术革新可首先减少生产活动各个环节对环境可能造成的污染,同时也可以降低能耗,节约资源,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从而使产品价格更具竞争力,获得持续发展的良好客观环境。

另一方面,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品牌形象,获得持续竞争力。企业可通过慈善公益行为达到无与伦比的广告效应,提升企业的形象和消费者的认可程度,提高市场占有率。“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源环境问题日趋突出的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已逐渐成为一种发展潮流。良好的企业社会形象,是现代企业独特的无形资源和获得持续竞争力的源泉。”

(五)利润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物质支持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绝大多数活动都得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比如员工的培训费,企业捐赠给慈善公益事业的资金等等。一个企业如果本身没有足够利润的话,是不可能负担得起这些耗费在履行社会责任上的开支的。因此不仅履行社会责任能保障利润的实现,反过来,利润也支撑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六)利润的增加能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

篇9

现实生活中，人们大都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了解不深，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识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基于此，我们有必要先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企业责任进行相应的诠释，以便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涵的把握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不同的理解。狭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各种类型的专业农业合作社，是同类产品的农业生产经营者自愿联合起来，维护和发展成员利益，自主经营、自我服务、自负盈亏的合作经济组织。最广义的理解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包括各种类型的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企业以及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广义理解的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除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以外的各类农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协会、乡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从上述三种不同的理解看，都存在明显的不足：狭义理解的有过窄、不准确之嫌；最广义理解的则界定过于宽泛，将乡镇村经济组织等不属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包括进来，显然是错误的；广义理解的亦有同最广义理解的一样的错误。笔者认为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正在进行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立法中的最基础性工作之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与立法中相关制度安排的契合问题研究，仍需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概念的明确开始。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界定，首先，要明确其实质应是合作社，定义要明确合作组织的特点。实践中可借鉴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Co-operativeAlliance，简称ICA）和2002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Organization，简称ILO）对合作社的定义。[1]其次，要考虑其经济性。很显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经济合作组织，而非政治合作组织，更非文化合作组织。其经济性特征决定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有其特殊性。再次，界定其定义时要把握其“约定共营合作经济”、“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等特征。最后，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趋势。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尝试着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如下定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民依法自愿联合组成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实行民有、民管、民享原则为其成员提供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合作组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有五：一是一个合作组织；二是一个经济合作组织；[2]三是依法自愿联合，体现平等和退社自由；四是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五是实行民有、民管、民享的组织原则。

（二）企业社会责任界定的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有人称作“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最早产生于上世纪的德国和美国。早在1920年，企业社会责任开始被德国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对以盈利为目的、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传统企业理论的修正与提升。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理论支撑主要是基于企业公民（corporatecitizenship）说、相关利益人（stakeholder）理论等主要理论观点，[3]其概念是根据企业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政府权威日益衰弱、社会自主治理程度越来越高的现代社会，必然要求社会各个部分都相应地承担各自在社会治理和社会和谐运行中的责任。[4]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术界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其一是“二元最大利益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不能仅仅以最大限度地为股东们营利或赚钱作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且还应当最大限度地增进股东利益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5]其二是“特定社会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在谋取自身及其股东最大经济利益的同时，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出发，为其他利害关系人履行某方面的社会义务。[6]其三是“法律责任说”。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及其机关的成员在做出经营决策以及在经营活动中所负有的不威胁、不侵犯社会利益的义务以及违反此种义务而向社会公众承担的第二性义务，并以不利后果为表现。[7]其四是“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说”。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谋求股东利润最大化之外所负有的维护和增进社会利益的义务。[8]等等学说在从某些层面勾画出企业社会责任内涵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二元最大利益说”在对传统股东至上主义观念进行修正的同时，过于强化了企业对社会的责任，这必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动力的匮乏和发展目标的盲失，从而反过来实现不了对股东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会利益的增进，更不用说是可持续增进了。“特定社会义务说”看似有道理，但定义中“社会义务”涵义的宽泛和“某方面”界定的模糊使得定义空泛而无用。“法律责任说”则抹杀了法律责任与社会责任的差异性，使社会责任法律化的步伐超越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从而走入“真理向前迈进一步就会成为谬误”的泥潭。“社会利益义务说”尽管看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但其“维护并增进社会利益义务”的界定仍属空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要准确地对企业社会责任下一个定义是相当困难的。企业社会责任应是一个既具有相对固定内涵，又处在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不能随便下定义，也许下不了确切定义的发展性概念，是一个富有张力的概念，其内涵和边界必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而发展。学术同仁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每一次界定，都是在为接近其概念内涵的真理而努力。

（三）企业社会责任性质的理解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界定无疑是重要的，但把握其性质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形式角度看，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和法律责任以外的一种责任。独立责任说承认企业在履行经济责任之外还存在对立的一面责任——社会责任。独立责任说较好地展现了针对传统企业责任观点的不足而提出用新责任弥补其不足的现实构想，较好地体现了企业责任在不断发展的历史发展观。正如乔治•斯蒂纳（GeorgeA•Steiner）和约翰•斯蒂纳（JohnF•Steiner）在《企业、政府与社会》一书中所说：“企业社会责任的观念是在与传统经济观念相对抗的过程中缓慢发展起来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紧张状态并没有停止，它还会继续下去。”[9]在社会责任理论研究初期，独立责任说对唤起人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视无疑是重要的、有作用的。随着社会责任理论的发展，独立责任说唤起人们注意的必要性开始下降，社会责任中如何促进企业切实履行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正逐步上升为更重要的主题。[10]独立责任说的最大缺陷是不能系统完整地理解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割裂开来看问题。表现为从内容上将经济责任与其他责任对立起来，从对象上把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分离并可能走向对立（独立责任认为：经济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社会责任的对象是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11]二是混合责任说，把社会责任理解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各种责任的混合体。混合责任说认为社会责任只是相对责任主体发生了变化，其责任本质仍分别属于经济责任、法律责任、道德责任等。如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经济责任，相对于企业而言是经济责任，相对与企业组织组成的社会而言就成了社会责任。混合责任说的严重不足是明显的，将社会责任看作是对象置换与内容相加，其本身就否定了人们对社会责任理论的智慧创造，使人感到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是连“新瓶装老酒”还不如的“旧盆装老酒”。三是独立责任说，把社会责任视为企业对社会承担的全面的综合责任。该学说最有代表性的观点由阿基·B·卡罗（ArchieB·Carroll）提出。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社会在一定时期对企业提出的经济、法律、道德和慈善的期望。[12]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用三个同心责任圈来说明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即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综合责任说的形象说明。它认为：在三个同心责任圈中，最里圈是企业明确的有效履行经济职能的基本责任；中间一圈是企业在执行这种经济职能时对社会价值和优先权的变化能够承担的一个持积极态度的责任；最外圈是新出现的还不明确的企业责任。[13]综合责任说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认知社会责任的思路。事实上，其与独立责任说的差别只是在形式上，它仍然没有回答“社会责任是什么”的本质问题。[14]

就企业社会责任性质而言，从内容本质角度看，概括起来亦有三种主要观点：一新是法律责任说；二是新道德责任说；三是公益责任说。从现阶段来看，将社会责任本质定义于法律责任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不管是旧法律责任也好，还是新法律责任也好，法理学的社会责任应有其本质的内核，与法律责任应有本质的区别，其与法律责任内核的融合尚欠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条件。新道德责任说似乎满足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客观现实，但其没有看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趋势，世界各国纷纷有加快对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趋势。如果我们对企业社会责任本质把握时，没有看到这一点，也终将决定其所得结论是短命的，乃至是错误的。企业社会责任是在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社会时，用道德、法律、市场机制规范企业行为的必然结果，是“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法学理念平衡发展的结果，是法律对利益机制进行平衡协调与平衡公平与效率价值实现的结果。企业单纯在守法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已无法实现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市场机制的缺陷、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法律本身的局限，使得全面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社会给出超越传统责任的新责任安排。公益责任是否是一种新的责任安排呢？我们尚需进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就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现实性来看，企业作为“企业公民”、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分子，在谋求自身有机体生存发展的同时，履行为建立全面和谐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而协助政府、社会解决社会问题或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等改善社会的责任，确应是一种企业责任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有益的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和责任主体分析

（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

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基础分析，学者们均投入了一定的精力。企业不仅是独立的经济实体，而且是具有法人人格的重要的法主体，是承载伦理义务的伦理主体。就企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社会学基础、法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等不同方面，学者们展开了颇有见底的分析。[15]在此基础上，笔者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特点对其社会责任的主要理论基础作必要的探讨。

1．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基础集中地反映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学特征和表现上。与企业不同的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因而，可以说它不是典型的经济实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的是农民成员之间基于相互信任和合作关系的“社员的集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农民成员谋取利益，但又不直接作为经济利益的承担者，更多地是以一个体现成员利益的媒介存在，对于农民成员而言，其利益的实现体现一定的财产权益的获得，但更多地表现为成员从组织中获得服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体现出合作经济的特征，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一个“穷人的联合体。”从某些意义上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就是在为社会弱势者提供联合的组织体，通过这样的组织体运行，为成员提供与社会强势者进行平等对话的可能。1844年10月，世界上第一个比较规范的消费合作社——罗奇代尔“平等先锋社”（RochdallSocietyofEquitallePioneers)的诞生就是“穷人联合”的经典体现。由此看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特征与其社会责任存在很多的契合点。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法学基础

平衡协调利益。法是调整利益的，利益问题一直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根本问题。利益问题，特别是利益矛盾和冲突问题是文明社会的制度焦点，是人类设立制度的原点问题。有了利益矛盾和冲突，人类社会就有了协调这种矛盾冲突的客观需要，社会随之建立起新的利益分配机制或新的社会制度规范。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6]“每一个社会经济关系首先作为利益表现出来”，[17]在历史的早期，个人利益被作为一种绝对利益而被法律自始至终地推崇和保护。亚当·斯密提出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性”为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提供了理论基础。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能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18]边沁也认为“社会是一个个人的总和，社会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总和——只有每个人真正在追求他自己的最大利益，最终也就达到了社会最大利益。”[19]到了19世纪末期，随着人们对社会利益的关注，加上以庞德、耶林等为重要代表提出的社会利益理论的推动，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利益包括并高于个人利益”，[20]法律的目的就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是法律的创造者，是法律的唯一根源，所有的法律都是为了社会利益的目的而产生。[21]社会利益理论的崛起为法律或国家限制个人自由、干预个体行为创造了理论基础，个人利益的极度膨胀及过分追求导致的社会问题被人们越来越重视，制止纯粹利益取向的市场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已成为法律不能推卸的责任。[22]社会利益观念的勃兴与企业责任的提出是一脉相承，其平衡协调个人与社会利益，将个体对利益的追求置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发展上进行评价，最后实现对个体利益可持续最大化追求，已成为社会责任发展和相关立法活动展开的基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所强化的组织成员的合作自由与平等是平衡协调利益的现实写照和最好地运用。

平衡公平与效率。公平和效率都是法的基本价值。法律往往通过保证机会公平来实现公平，通过缩小贫富差距来实现公平；通过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来保证经济效率，通过解决市场失灵来提高效率；通过法律的可确定性，确立和保障市场经济制度、降低成本，运用确定的科学方法来提高效率。从世界上第一个合作社产生起，公平原则就是架构合作组织一切制度的首要原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公平为生存基础，以追求公平为已任，不得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其对公平的追求体现对形式意义上和实际意义上的公平、组织内公平与组织外公平的合理追求。在强化公平价值的同时，作为一类合作经济组织仍希望通过对效率的提高为增加组织整体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利益作贡献，使合作经济组织在更广的空间、更长的时间里用更多的财富实现可持续均衡分配，从而真正实现公平。在我国，公平与效率本质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是一对相互矛盾，又相互适应的社会价值。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为实现公平程度的提高伴随效率的增加、效率的增加伴随着公平程度的提高提供了较好地组织体。公平与效率兼顾，促公平发展，促效率提高成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安排的必然选择。

平衡协调“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理念。[23]法理念的变化对社会组织的勃兴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从“个人本位”思想到“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兼顾的思想，是人类个体、组织、社会等关系进行科学思考和实践发展的结果。人们逐步认识到对个体自由的保护与实现的方法之一，就是对个人自由适当限制。个体让渡部分自由和权利给组织和社会，可以使个体在更好的环境、更广的空间里有更大、更好、更高的自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理念的要求，农民成员通过对个人部分权利转移给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的协调与妥协，实现自身的利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些制度安排很好地体现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兼顾问题，很好地解决了追求农民社员个人利益和公众福祉的平衡。

除此之外，国家职能观念的转变、正义与义务观念的拓展、社会伦理和社会学的发展等等都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承担提出了要求、提供了条件。

（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中，我们往往只注重研究企业社会责任相对人问题中企业对谁承担责任的问题。由于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不可能象债权债务关系那样有相对应的特定责任权利人，人们只能将企业社会的相对人先虚化为“社会”后，漠然地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社会整体”。责任相对人问题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中会经常遇到。笔者认为：与企业社会责任一样，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相对人应是与社会利益的享受主体一致，一般是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侵权行为人，应向相对的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承担责任。有人可能会认为，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仍是表现对社会责任相对人的虚化。笔者认为：人们之所以有如此看法，是源于社会责任本质的未确定性，源于还没有让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法制化，没有建立使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法律机制。如果我们用法律规定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内容，用法律赋予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监督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承担社会责任的权利，明确谁来代表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行使相应的诉讼权利，并依法确定了其事前、事中、事后进行监督的程序和救济的途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感到社会公众或社会整体的虚化。

企业责任研究必须解决责任的归属问题。韩国商法学教授李哲松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责任主体是董事；[24]国内学者则认为，董事不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唯一主体，企业、控股股东等都应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笔者认为：国内学者的研究较为合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与企业有重大差异性的经济组织，其社会责任主体是谁呢？我们可以分三个层次来探讨：第一，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模式和称谓多种多样，如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股份合作制企业、各种类型合作社、“公司+农户”、“经纪人+农户”等。事实上，这些称谓中有的属于农民兴办的企业，有的属于经营形式而非组织形式，有的属于供销社、信用合作社等特殊组织形式，他们均不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法人型农民联合体。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的立法看，该法重点规范的应是符合合作社特点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对具有独立人格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由其自身作为社会责任的承担主体，如其以自己的财产利益、人格利益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和民事责任。第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责任主体。由于立法滞后，我国尚存在大量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其社会责任应由其开办者、管理者和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相应责任。有必要说明的是：农民组织成员承担的责任应是有限责任，不能象合伙组织那样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三，理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及控股股东作为责任主体。这些人员未尽其职责，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违义务，应先由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依前述内容承担责任；与此同时，由这些成员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周边环境造成损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理事、监事等未尽职责的成员应承担取消其职务等人身责任，特定条件下也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三、合理的归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具体表现

由于各个国家发展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受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多因素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在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内容是不尽相同的，且随着历史的不断向前演绎企业社会责任处于不断的创新发展之中。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更体现出这样的特点。尽管如此，我们追寻世界上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脚步，结合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和社会责任理论发展的实际，仍可以归结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

（一）最紧密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的社会责任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其社会价值的体现就在于对职工提供了就业机会，并承担部分对职工的福利、教育、安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社会义务。可以说，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尽社会责任时，最紧密的社会责任就是对合作经济组织职工的责任。职工与合作经济组织有着直接利益关系，职工利益理应得到优先保护。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现状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职工应尽的社会责任主要有：（1）建立健全职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活动的各项制度，使职工在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项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不能因为是合作经济组织而忽视职工作为生产经营管理主体作用的发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要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发挥创造条件。（2）按时足额发放职工工资和奖金，并随社会发展不断提高职工工资和福利水平。（3）积极改善劳动条件，防止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不断加强对职工的教育和培训，积极预防职业病，不断提高劳动者综合素质和能力。（4）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培育良好组织文化，尊重职工，努力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

（二）最普遍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

人人都是消费者。消费者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最终享有者，其权益的维护应是社会永恒的主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向社会提供的农产品或服务，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其影响远远大于工业产品。如假种子会使农民颗粒无收，假化肥会使农作物生长困难、土地肥力下降，进而影响环境。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消费者履行社会责任，最优先的考量就是为其提供优质的农产品或满意的社会服务，通过提供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直接或间接保护消费者。与此同时，还不得欺诈消费者，不得谋取暴利，不得强迫消费者购买自己的产品或接受自己的服务等。

（三）最直接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投资者和债权人的社会责任

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而言，投资者和债权人是与其有着最直接联系的利益相关者群体。就投资者而言，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经济组织，体现很好的人合性，其投资者的数量和份额受到很大是限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各种农业股份合作制组织的产生，使合作经济组织从经典走向现代。资金的介入使缺资金的农村有了新的资金支持，极大地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对投资者的重视，必将成为农民合作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合作组织对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让投资者享有应有的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管理的权利，实现“合作民主”，为其行使权利创造必要的条件；一方面尽其忠实和努力的职责，为投资者尽可能提供较高的投资回报率，保证合作经济组织资产保值与增值，确保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利益。当然，我们应看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劳动结合为主的特点决定了投资者的投资回报率应受到限制。

对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债权人而言，合作经济组织应尽可能做一个“信用人”。其对债权人应尽的社会责任有：及时准确地向债权人通报组织信息，做到不编造、不隐瞒；诚实守信，不滥用组织人格，按期主动偿还债务，使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为债权人提供借贷安全保证。保证债权人的利息实现，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债权人承担社会责任的最高表现，是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秩序、构建和谐信用农村社会的需要，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尽的社会义务。

（四）最重要的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会的社会责任

合理承担社会运行成本是所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尽的责任，是承担社会责任最重要的内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村社会中基本组织形式和基础层次，理应将其作为最重要的社会责任内容。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主要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环境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社会慈善事业，乃至对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所应尽的责任。

环境问题是关系到所有人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人类发展的大事，需要一切社会组织和个人付诸行动。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使人类平等地享有优良环境带来的好处，人类就应摒弃人类中心主义，强化生态良知，恪尽对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现实生活中，强势群体有能力避免环境恶化的后果，但却有可能转嫁环境恶化的责任。弱势群体要么根本没有相应的责任意识，要么有相应的责任意识却无避免环境恶化后果的能力。对此，我们决不能任凭其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弱势者的联合，理应主动承担法律以外的一系列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如合理利用资源，防止对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破坏所进行的掠夺性利用；走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积极参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和服务工作，切实提高职工和组织成员的环保意识等等。

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社区发展也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社区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忽视了社区发展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必将感到“唇亡齿寒”。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农村社区所尽的社会责任主要表现为：（1）经济支持和参与社区建设，如赞助社区公益设施建设等，为提高社区福利作贡献；（2）同等条件下优先招聘社区居民，为提高社区的就业率、稳定社区秩序作贡献；（3）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形成积极多彩的社区文化而作出努力；（4）参与社区综合治理工作，争做遵守法律的社区模范。

总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广、内涵丰富、不断充实、发展着的问题。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对建立和谐的农村社会，促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规范和发展将起着重要的作用。当前，我们研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中更应考量到这一点。

注释：

[1]1955年ICA和2002年ILO对合作社的定义是：“合作社是由自愿联合的人们，通过其联合所有的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需要及理想的自治联合体。”该定义有几个重要的核心内涵项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把握其实质，如联合所有（jointly-own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对合作社财产享有联合所有者的权益。与译作common-owned的共同所有有本质上的不同）、民主控制（democratically-controlled，其基本含义是社员通过民主程序对合作社实施控制，体现合作社法人治理机制的特点和特长。与译作democratically-managed的民主管理也有本质上的差异）等。

[2]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不是法人？是何种法人？学术界尚有较大争议。按照国外合作社本身就是企业的传统，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理应是企业。如此以来，如果说是法人的话，则要属于企业法人，这显然与企业法人以营利为目的、符合法律规定的最低财产数额、由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登记才能成立的特点相违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如果是法人的话，其合作经济的独特的和不是典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特征决定其也应与企业法人相异，有学者提出称之为“合作社法人”的想法，笔者认为这种称谓是非常有智慧的。笔者认为：就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特点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可分为两类，即符合条件的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和不符合条件的非法人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立法中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界定拟不出现“法人”字样为好。待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可再规定法人型这一类形式。

[3]“企业公民”说认为：企业应能象公民个人那样成为对社会的福利与发展负有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的社会团体公民。因为社会赋予企业生存的权利，是让企业承担受托管理社会资源的责任，那么企业就必然要为社会的更加美好而行使这项权利、承担这项责任，从而合理地利用资源。在谋求自身发展，力求所有者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注重谋求社会的持续、健康稳定和和谐的向前发展。“相关利益人”理论认为：企业对所处社会的责任应包括对职工、消费者、债权人、环境和社会等方面的责任以及慈善行为，企业要履行对外界利益相关的义务和责任，即企业对所处社会尽必要的责任。

[4]周燕、林龙：《新形势下我国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财经科学》2004年第5期，第15-16页。

[5]参见刘俊海：《公民的社会责任》，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刘连煜：《公民治理与公民社会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

[6]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7页。

[7]李平龙：《超越道德教化：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内涵解读》、《社会科学家》2005年第1期，第86页。

[8]卢代富：《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学与法学分析》，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6页。

[9][美]乔治·斯蒂纳、约翰·斯蒂纳：《企业、政府与社会》，张志强、王春香译，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10][11]周祖城：《企业社会责任：视角、形式与内涵》、《理论学刊》2005年第2期，第59页。

[12]ArchieB.CarrollandAnnK.Buchholtz,BusinessandSociety:EthicsandStakeholderManagement,4thed.Cincinnati,Ohio:South-westernPublishingCo.,2000,P35.

[13]EdwinM.Epstein,TheCorporateSocialPolicyProcess:BeyondBusinessEthics,CorporateSocial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andCorporateSocialResponsiveness,CaliforniaManagementReview,1987(3),P132-133.

[14]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独立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经济、法律以外的责任；在综合责任说中，社会责任是在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还要加一种责任，如果独立责任说中经济、法律以外的社会责任和综合责任说中经济、法律责任基础上要加的责任是同一种责任，那么独立责任说和综合责任说便没有本质区别。不论是独立责任说还是综合责任说，其关键在于要明确经济、法律责任以外的第三种责任是什么。同[10]，第60页。

[15]参见张士元，刘丽：《论公司的社会责任》，《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第108-109页，周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及价值》，《湖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报）》2004年第9期，第524-526页；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等。

[16][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2、537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7页。

[19]林树德：《西方近代政治思想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0页。

[20]张乃根：《西方法哲学史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21]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294页。

[22]王妍：《企业社会责任及其法理学研究》，《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第106-107页。

篇10

【关键词】 企业社会责任； 内部控制； 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F23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937（2015）15-0088-04

《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对于企业构建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由于前端缺乏基础理论，后端缺乏分行业操作指南（仅有石油石化和电力等行业，其他行业暂未推出），导致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在落实企业微观行为层面尚有一定困难。本文拟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基础理论问题进行探讨，抛砖引玉，旨在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社会责任及内部控制立法的完善，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框架的构建，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建设。

一、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概念和本质

概念是人们认识事物的最小单位和基本工具，人们只有通过概念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杨清香，2010），如果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或不能达成共识，势必导致判断、推理等出现更大分歧，影响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现有研究大多从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出发，而对其概念缺乏清晰界定。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指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管理层和全体员工共同实施的、旨在实现社会责任控制目标的过程。该概念的内涵包括三点：一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更加突出利益相关者参与作用，既有决策上的参与，也有监督上的参与，扩大了企业原有内部控制的主体，不仅包括原有的董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机构，还包括工会、政府部门、行业组织、社会公众媒体等；二是管理层和全体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负有执行责任；三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作为维护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的手段，旨在实现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过程。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本质是一种资本与权益的控制机制。传统企业内部控制过于强调对资产、资本等进行控制，其实质是为捍卫股东权益而对劳动者、环境等其他利益相关者所投入的资本和权益缺乏应有重视。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人本经济发展理论，企业要履行社会责任是因为利益相关者向企业投入了相关资源，形成资本，各种资本联合创造企业价值，因此企业有责任对资本的价值创造和分配情况进行控制，维护和平衡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形式上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进行识别、分析和控制，实质是对隐藏在社会责任背后的各类资本以及依附于资本的相应权益进行控制。这里的资本是广义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还包括社会资本和环境资本；这里的权益是综合权益，既包括经济权益，还包括社会权益和环境权益。在企业日常经营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广义资本和权益进行科学合理的管控。资本和权益，犹如硬币的正反面，不可偏废。资本体现的是经济关系，权益体现的是社会关系；资本是价值创造的基础，权益是价值分配的依据。

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和职能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目标是通过将企业社会责任融入企业的战略目标，识别、分析和控制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按规定编制和披露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报告（单独报告或嵌入到内部控制报告），并依据法定程序和企业规程生成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审计报告，促进各利益相关者资本的高效配置和权益的公平分配，实现包括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在内的综合价值最大化，促进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及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委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确定的内部控制目标体现了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轴心，偏重于资产保值增值、经济效率效果提升等经济目标，兼顾合法合规性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等社会目标，但是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目标考虑是不全面的。《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虽然对社会责任内容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和基本规范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关联，加之分行业社会责任的内部控制缺乏操作指南，存在难以落地的问题，不利于企业社会责任控制目标的实现。内部控制产生于委托需要，而现代企业受托责任已经从原始的经济受托责任扩展到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因此，有必要重构企业内部控制，建立完整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体系。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风起云涌，“企业公民”理念深入人心，以“社会责任”为内核的商业伦理与道德不仅关系到企业自身发展，还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影响，企业活动不能逾越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所以企业要实现的不仅仅是经济目标，还应包括一定的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而且后者的权重将会不断增加，这是现代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基本职能是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平衡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控制目标是我们希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做什么，体现的是社会需求属性；而控制职能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能够做什么，体现的是经济技术属性。王海兵、伍中信等（2011）指出，监督、控制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情况，维护平衡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是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的重要职能，这是人本内部控制的基本职能。物本框架下的内部控制职能不能适应日益扩大的风险防控目标，社会责任风险扩大了企业的风险范围、提升了企业的风险等级，亟待纳入到人本内部控制框架下加以管控和治理。社会责任和以人为本是一脉相承、融会贯通的，内部控制必须借助于社会责任这个载体才能实现以人为本的目标。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社会责任市场正在逐步形成，例如社会责任投资、社会责任消费、社会责任审计等。传统内部控制旨在维护股东利益最大化，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旨在维护、平衡和促进各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两者虽然都是控制风险，但显然，前者主要是经济风险，后者则扩展到社会风险和环境风险。花双莲（2011）提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可以在企业的战略层面、管理层面、作业层面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和控制，这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具体职能的进一步阐释。首先，战略控制着眼于战略定位和战略规划控制，对战略制定进行监督。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社会责任的履行提高到企业战略的高度，要求管理层采取适度合理的程序进行战略决策，同时企业社会责任战略的制定要接受利益相关者的监督。其次，管理控制关注的是战略执行，对战略执行进行监督。企业的经营管理者要按照战略规划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要求执行企业的社会责任战略，同时经营管理者的经营绩效应该由利益相关者加以评价。最后，作业控制主要针对的是具体业务和事项的流程化控制和监督，要求员工在采购、研发、生产、销售、分配、投融资等全过程考虑社会责任。

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主体和对象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包括设计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管理层和员工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实施主体，而企业利益相关者是内部控制的设计主体和监督主体，参与或委托企业特定部门设计和监督社会责任内部控制。股东、员工、政府相关部门、债权人、消费者、社会组织等参与设计和监督的形式不同，重要利益相关者应嵌入治理结构，举手投票，非重要利益相关者也应嵌入治理结构，联合举手投票，或有否决权，以此保障各方利益不受侵害，保证内部控制的合法合规。利益相关者的数量和性质可能会发生变化，譬如某企业知识化程度不断提升，员工持股使得原来的股东从重要利益相关者降格为非重要利益相关者，而部分员工从非重要利益相关者升格为重要利益相关者。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该进行与环境变化相适应的相机调整。物本内部控制的主体是董事会、管理层和企业员工，其实质是股东至上原则的产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控制模式，重视对经济风险的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主体涵盖包括治理层、管理层和企业员工等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由治理层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战略控制，管理层实施管理控制，企业各层次的员工实施作业层面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以社会责任风险管控为中心，以利益相关者为导向的内部控制体系，是一种动态、交互、开放和共生的控制模式，重视对包括经济风险在内的社会责任风险的控制。随着我国劳动者和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与企业抗衡的相关劳工组织、消费者组织等也将不断建立与完善，他们也应该分享企业内部控制的制定权。随着我国法制化和信息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监督主体在获得及行使监督权方面有着巨大潜力，不仅授权监事会、审计委员会、内部审计或内部控制评估机构等专司内部控制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而且供应商、消费者、行业协会、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大众等都有权实施各种合法形式的监督。信息化使得社会化网络媒体被广泛采用，并对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不健全、不作为、乱作为现象进行检举揭发，法制化则使得这种被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能够迅速得到国家纪检、公安、审计等监督力量的关注，并将处理结果公之于众。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对象是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中的社会责任风险。传统的企业内部控制只重视对经济风险的识别和控制，而忽视风险的全面性和风险中的机会。经济价值创造、利益相关者管理、社会责任承担是企业道德依次递进的三个发展阶段，从只重视股东利益、相关者利益到社会利益，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组织道德前常规期阶段企业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组织道德常规期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将利益相关者关系管理作为价值导向，内部控制更大、更远的战略目标是实现组织利益相关者的共享价值；组织道德后常规期阶段的企业内部控制更多的是维护共享价值的手段，社会责任成为此时企业内部控制的价值导向，这一阶段企业内控风险范围不断扩大，涵盖企业社会责任的各个方面，包含社会风险、环境风险，而不仅仅是企业狭隘的经济风险，更体现出了风险控制的全面性。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不但扩大了风险控制的范围，而且有助于发现社会责任风险中的机会。譬如传统内部控制将负债、费用视为资产和收入的扣除，助推了早收晚付、只收不付、克扣工资、偷逃税费等现象的发生，引发大量的社会责任风险；而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将负债和费用视为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并加以维护，此时的负债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融资，而费用实质上是企业社会责任投资，对于舒缓企业与利益相关方的矛盾、改进商品或服务质量、提高企业声誉、降低法律风险、促进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对社会责任风险的全面关注，有助于提升企业整体价值。例如企业履行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责任，对于企业来说可以加大研发，改进生产工艺，再造业务流程，创新环保产品和服务，这样就会在同行业企业还在为资源高消耗提高经营成本、环境污染面临法律惩罚担忧时，本企业已经实现了转型或升级，成为行业的领跑者甚至是领导者，进而获得长足的竞争优势。

四、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假设和原则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假设是人们利用自己的知识，根据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内在规律和环境要求所提出的、具有一定事实依据的假定或设想，包括基本假设和具体假设，是形成控制原则和控制方法的基础。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基本假设包括：（1）企业社会责任重要性假设。社会责任重要性假设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以及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善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假设是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存在的基本依据。从长远来看，企业不承担、不能及时承担或承担的社会责任不足，都将给企业自身和社会带来危害。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交易实现机制和价值创造机制。首先，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信号传递机制。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博弈，为了达成较好的均衡解，企业就有必要通过承担和报告社会责任，向利益相关者传递积极信号表明本企业具有竞争力和发展潜力，从而获得利益相关者的信赖和支持。其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交易实现机制。企业是各利益相关者缔结的“一组契约”，企业从各利益相关者获得创造价值的稀缺资源，就必须对他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维护其合法权益。同样，各利益相关者要想从企业获得报酬，就要为企业提供资金或人力、物力资本等。王清刚（2012）、张兆国（2012）等的研究表明如果企业忽视社会责任就会导致企业面临声誉风险，环境风险，消费者抵制、人才流失、再融资困难等风险，从而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价值创造机制。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可以增加企业信誉资本从而有利于企业创造长期经济价值（刘建秋、宋献忠，2010）。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创造了社会价值、环境价值，而且也为自身和利益相关者创造了经济价值。（2）社会责任风险可控性假设，即假设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是可以控制的。换言之，就是企业内部控制系统仅仅控制可控的社会责任风险，对于不可控的外部社会责任风险不予考虑，譬如政策风险、不可预期的自然灾害、战争因素等。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可控性假设是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企业内部控制系统通过社会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分担、风险降低和风险承受四种手段，将社会责任风险控制在可接受水平。企业社会责任风险规避和风险承受是两个极端，规避意味着与风险有关的收益和价值的丧失，承受必须是在自身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且社会责任风险具有负的外部性，会对利益相关者及社会带来损害，使用较谨慎。社会责任风险分担和风险降低是比较主动的风险管理策略，可大量运用。

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原则。内部控制的原则是内部控制经过长期实践而总结出来的规律性的东西（李连华，2007），它是连接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的桥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原则是企业建立与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为企业建立与实施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以及评价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确立了标准和依据。包括以下原则：（1）合法合规性原则。传统内部控制将合法合规作为内部控制的目标，而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强调合法合规性不只是目标，更是内部控制的原则之一。企业在设计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时，必须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如《公司法》、《所得税法》、《劳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环境保护法》、《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第4号――社会责任》等，并吸收全球契约、SA 8000等国际标准，确保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设计符合合法合规性原则。（2）环境适应性原则。环境适应性的理论基础是权变理论。权变理论简单地说就是策略与其所处的环境必须配合才能产生效果，再好的策略放在不适合的环境下都无法产生绩效。不同行业、企业在不同时期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深度、形式等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所以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设计就必须要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结合行业和企业自身特点，适时地对内部控制加以调整和完善，防止出现“水土不服”导致的失控，从而保证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目标的顺利实现。（3）战略主导性原则。该原则是对重要性原则的拓展和深化，我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虽然涉及对社会责任的控制，但是整体上属于被动响应式控制，缺乏基于战略驱动的内生性动力。许多企业做内部控制系统过于强调合法合规性而忽视了战略主导性，使得内部控制建设未能充分融入到企业战略，控制成本大幅增加，企业发展陷入困境。战略主导性原则要求社会责任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进行整合，建立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并实施全面控制、全程控制和全员控制，在运用内部控制手段促进企业合理履行社会责任的同时，推动自身战略的实现。企业战略性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是内部控制窗口宽度上向社会责任扩展、高度上向战略层次延伸所形成的内部控制体系。（4）适度嵌入性原则。适度嵌入原则要求社会责任对内部控制的适度嵌入。首先，企业要明确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企业必须履行的社会责任，这类社会责任具有刚性特征，一定要嵌入内部控制系统；其次，企业要从社会责任战略的高度识别企业正在承担和即将承担的社会责任，这类社会责任是企业战略层面的社会责任，嵌入不当也将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某些社会责任是企业的自愿性社会责任，例如企业参加慈善活动等，这类社会责任的履行将提升企业的声誉，能够发挥社会责任投资效应，企业应量力而行。企业社会责任对内部控制系统的适度嵌入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提升信誉资本和企业价值，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嵌入不足或过度都将增大企业的社会责任风险，降低控制绩效，应避免过度嵌入大幅增加社会责任成本。那种不顾企业实际，设计出十分庞杂的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的做法不但耗费企业资源，而且还会导致执行效率低下，这也体现了内部控制建设的成本效益原则。（5）制衡协同性原则。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强调制衡以及在制衡基础上的协同。制衡是协同的前提，协同是制衡的目的。首先，制衡强调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企业各部门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等权责明确，相互制衡。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组契约的集合，签约各方是平等的权利主体（科斯，2003），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衡性更多地体现为平等的企业利益相关者的相互牵制。其次，协同注重不同利益相关之间、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员工之间相互协作，共同履责，及时发现并处理企业社会责任风险，构筑设置合理、运转有效的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系统。最后，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与企业原有制度的有效对接和系统整合，为制衡和协同创造制度条件。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存在多元化乃至相互背离，企业在建立管理制度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同制度间的脱节乃至冲突，应该从制度设计、机制设计上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制衡和协同的关系，不仅激励利益相关者“做大蛋糕”，而且监督他们“分好蛋糕”，运用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有效管控企业社会责任风险，充分释放制度的生产力和控制力，提高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的运行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 池国华.企业内部控制规范实施机制构建：战略导向与系统整合[J].会计研究，2009（9）：66-71.

[2] 关玉荣，刘荣.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构建问题探讨[J].财会通讯，2013（10）：68-69.

[3] 花双莲.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理论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博士论文，2011.

[4] Carroll A B. The pyramid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ward the moral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J].Business Horizons， 1991（34）：39-48.

[5] 刘建秋，宋献中.社会责任、信誉资本与企业价值创造[J].财贸研究，2010（6）：133-138.

[6] 田超，干胜道.企业社会责任内部控制制度的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39）：36-39.

[7] 王海兵，伍中信，李文君，等.企业内部控制的人本解读与框架重构[J].会计研究，2011（7）：5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