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5:5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地处青藏高原的青海省玉树县，又处于三江源头，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生态地位十分特殊，灾后重建任重而道远。如何将环保理念贯穿于恢复重建全过程，坚定走灾后重建绿色发展之路，既充分体现民族特点，又保护生态，充分考虑当地的自然条件，是玉树恢复重建面对的重大课题。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统筹抓好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重建过程涉及城镇、公共设施、民房、基础产业、生态等方方面面，是一项庞大、复杂、繁重的系统工程，必须站在一个更高起点上，因地制宜，紧紧抓住灾后重建给民生和环境保护带来的契机，在积极借鉴汶川地震后重建经验的基础上，努力自主创新。
要充分考虑当地环境资源承载能力，对灾区生产力布局、资源配置、畜牧业及生态特色旅游等进行合理规划安排，紧密结合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的实施，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和生态经济发展方案，着力建设标准化生态城镇、标准化牧区新村，打造高原生态型旅游城市。要切实把改善民生与生态保护作为重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环境意识，完善环境管理，努力实现民生改善与环境保护的共赢。
二是要统筹抓好生态保护与资源开发。由于自然和人类长期活动的双重作用，特别是此次地震灾害的影响，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更为脆弱，直接影响当地群众的生活。我们尽力保护三江源，就是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资源，保护人类的珍贵遗产。在玉树恢复重建过程中，要切实坚持生态先行，对于必要的资源开发，要慎之又慎。
三是要统筹抓好生态保护与全民参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应该是全民参与协调推进的过程，只有如此，三江源生态保护事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篇2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 000 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 长江、黄河、澜沧江) 省市总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 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 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 9 个植被型、50 个群系、70多科、390 属、1 7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 有各类野生动物396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 种; 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 5 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启动，2013 年完成。二期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 倍以上( 具体见表1) ,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5 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4 个藏族自治州、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 23 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 22 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511 万亩、退牧还草 5 671 万亩、退耕还林近 10 万亩、湿地保护 160 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 523 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 11 781 万亩和沙漠化防治 66 万亩[1],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 85 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 76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 104 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 29 亿立方米，由 2004 年的 169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2 年的 198 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 2004 年增加了 20% 以上[2].
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 8 年达到 II 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2012年，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 150 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1. 6 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3].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5 万只; 藏野驴达到 3万多头，增加了 0. 2 万头; 岩羊达到 0. 7 万只，增加了近 0. 5 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3. 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 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 2 378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20%提高到 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 15% 提高到 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着。
4. 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 5. 6 万人，建立了 86 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 23 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 5 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 3 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 13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 8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4].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如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25 号) ,还草补助期限仅为 2 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 2005 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 40%,尚有60% 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5]; 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 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 5 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 5. 5 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 2. 5 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 8 000 元、连续发放 10 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6 -7].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 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
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 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 75 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8].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 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 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着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9].
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 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 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 6 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外围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 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
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 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价值，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比例[10 -11],从实际出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方财政配套，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其次，应借鉴国际类似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分布、用水规模以及生态受益范围，征收不同标准的生态补偿基金，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转移支付给三江源地区，用于加强生态涵养、保护和建设。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术转移、设备转移、资产转移、教育培训转移等，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后，应根据三江源不同地区的生态贡献和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确定不同的资金分配和补偿标准，立足整体层面，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
篇3
近年来，由于人口、牲畜数量急剧增加，康定县又地处世界“第三极”的青藏高原特殊生态脆弱区，环境恶劣，灾多灾频，极端天气现象频发，天然草原牧草生长期短，枯草期长，加之受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投入不足、草原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传统观念束缚较重、减畜压力大，技术支撑不足、服务能力较弱，牧民就业门路窄、增收渠道单一及严重超载过牧、人为破坏、气候变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天然草原大面积退化，草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水土流失加剧，生态系统失衡，草原生产力下降，珍稀濒危动植物种类增加，生物多样性锐减，草地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日益衰减。全县可利用草地不同程度退化，总退化草原面积28.3万公顷，占全县可利用草原面积的58.82%。为遏制生态环境恶化，在国家和省的支持下，康定县先后开展了国家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退耕还林还草等工程项目和贡嘎山国家级生态功能保护区世界人与生物圈建设，对保护生物多样性，防止湖泊萎缩、湿地破坏，恢复草原生态功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有序启动一是实施了天然草原退牧还草工程。2003年以来，先后在全县16个乡镇实施该项工程，累计投入资金8742万元，建成草原围栏23万公顷，其中禁牧7.53万公顷，休牧15.47万公顷，草场补播4.4万公顷。二是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2002年在塔公乡和呷巴乡实施了天然草原植被恢复与建设项目，投入资金800万元，建成改良草原0.30万公顷、人工草原0.27万公顷。三是2011年在全县21个乡（镇）启动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草畜平衡面积40.47万公顷，禁牧草原面积7.53万公顷。草原法制建设和监督管理日益强化按照“草场公有、承包经营、依法监管”的原则，目前，全县21个乡（镇）、235个村已全部完成了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深化完善工作，承包总面积48.11万公顷（到户面积46.75万公顷，到联户面积1.36万公顷）。草原承包责任制的落实，明确了草原使用的权利和义务，解决了“草原无主、放牧无界、破坏无妨”的问题，使牧民有了经营草原的自，改变了吃草原“大锅饭”的局面，为调动牧民群众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积极推进了依法治草、依法兴草进程，提高了草原保护和生态意识。草业科技创新和推广取得实效近年来，康定县的草业技术推广工作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草原改良、草原资源监测、牲畜改良、鼠虫害防治等方面取得较大进展。在生产中推广卧圈种草、粮草轮作、牧草收贮、草原改良、鼠虫害生物防治、无鼠害示范区综合治理及暖棚养畜等实用技术，调动了广大牧民依靠科技进步保护和建设草原，发展草原畜牧业的积极性，提高了草业科技的整体水平，产生了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康定县地处青藏高原东缘，其海拔高、气候严寒，生态本身就十分脆弱，加之利用不合理，管理未跟上，建设投入不足，导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因此，康定县草地保护和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如下。康定县草地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自然灾害频繁长期以来，由于对草地重用轻管，超载过牧，导致草地退化、沙化。草地退化和沙化造成了严重后果：一是加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据测定，1999年全县水土流失面积40.7万公顷，占全县国土总面积的35.1%。其中草原生态环境恶化是个重要原因。大量的水土流失，既直接给长江中、下游地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又加剧了本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1995年，康定县遭遇200年来未遇的特大洪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0多亿元。二是直接影响生物多样性。康定县有国家保护动物26种，其中濒危种4种，渐危种7种。由于草地及森林生态环境恶化，人类活动范围扩大，对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破坏，不仅使动植物资源的数量不断减少，而且分布区域也不断萎缩，直接影响到生态平衡。三是严重影响畜牧业发展和农牧民收入。草地超载、畜草平衡失调、草地生态环境恶化三者恶性循环，草原生产能力降低。2011年天然草原产草量178千克/667米2，比1980年的268千克/667米2减少33.6%，目前牲畜超载达31.2%，畜草矛盾突出，致使畜牧业经济发展受阻，影响农牧民增收。四是鼠虫害加剧。2011年鼠虫害面积0.41万公顷（含交叉面积）。五是直接影响社会稳定。草原是牧民安居乐业、牧业发展和牧区社会稳定的基础。随着草原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畜草矛盾的突出，草场纠纷日益增多，成为影响社会安定的潜在因素。草地生态保护建设与生产发展和农牧民生活需求之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康定县牧区自民改以来，人口增长了近2倍，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牲畜数量不断增加，据资料统计，至1999年底，牧区牲畜存栏数为1958年的2.7倍。而牲畜数量的增加，使草地严重超载过牧，生态平衡受到破坏。从生产发展和满足农牧民的生活需求考虑，牲畜的饲养量还要不断增加，这必将导致草地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因此，正确协调发展与保护之间的关系，是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草地生态保护意识淡薄，生态保障体系不健全，对草地的监理和执法不力，致使草地人为破坏严重近年来，康定县在宣传、贯彻《草原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由于牧区辐员广、生产分散，加之传统观念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实现依法治牧，依法治草，仍任重而道远。康定县草原监理站、监测站、草业培训服务等机构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由于对草地监管不严，使草地人为破坏严重，近年来开采黄金已毁坏成片草地166公顷；另外康定县是贝母、天麻和虫草产区，每年采收季节有大量外来人员在草地上采挖药材，把草地破坏得千疮百孔，局部地方甚至株草不存。《草原法》规定的保护、建设草地，以草定畜等草地使用者的责任和义务，因监理机构不健全而未得到落实。草地建设投入严重不足，投入与技术不配套近年来，在草原保护和建设上虽有一定投入，但建设速度仍跟不上退化速度，投入不足，再加上投入与技术不配套，使草地建设长期滞后，造成草地生态失衡。
草地发展策略不合理长期以来，在草地发展策略上，侧重于强调畜牧业生产目标，过分依赖单一性动物性食品产出来解决区域经济发展和农牧民脱贫增收，忽视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使草地自然生态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对草地生态治理的思路狭窄长期以来，侧重于用单一的农耕技术改造和开发草地，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自身的规律以及草地区域的社会人文方面的作用和意义。对草地资源的有限性和脆弱性认识不足长期以来普遍认为草地是世代经营，用之不尽、取之不竭，只看到草地资源的可再生性特点，或者认为草地可以用农业工程技术进行人工改良，只看到草地资源的可更新特点，忽视了由于受特定的自然条件限制，大部分草地产量低，生态非常脆弱，再生性和可更新性都十分有限，草地生态环境的恢复和重建，在技术上、经济上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草地建设面积大，生态恢复任务重，而投入力度不足康定县对草地建设与保护的投资近年来才逐年增加，但是，因过去欠账多，草地保护与建设速度远不能满足恢复生态平衡和发展畜牧业的需要。牧民增收渠道狭窄，草地过牧严重草地区域人口增长与牲畜超载、草地过牧、草畜平衡等生态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目前，草地区域的牧业劳动力转移和就地就业分流人口渠道十分狭窄，产业结构单一，主要依靠草地放养牲畜为主，牧民增收渠道客观上主要又靠增加牲畜饲养来实现增收和脱贫，因而牲畜越养越多，草地负荷越来越重，这是草地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挖掘草地资源的多样化利用潜力，培养和提高农牧民的素质和能力，引导开辟新的替代产业和就业渠道，实现牧业劳动力就地转移和分流势在必行。
加强康定县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是建立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确保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和促进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需要康定县草地位于长江上游，是中下游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其生态状况的好坏对中下游地区的生态安全和全国的水资源保护总体战略的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长期以来，由于未摆正草地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和维护生态平衡中的战略地位，开发利用草地资源往往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有效保护和建设，造成草地退化、沙化，水土流失加剧，促使了草地生态系统的逆向演替和恶性循环，而这种恶性循环，又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已影响到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98年发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特大洪灾，造成上千亿的经济损失，已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因此，开展草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亟待解决的战略问题，成为国家长治久安、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大计。另一方面，21世纪人类即将面临水资源短缺的严重问题。目前我国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水资源供需形势十分严峻，已成为制约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大问题，而长江上游拥有的水资源量占全国河川径流量的17％，国家正在实施中的“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上游的水资源保障能力是关键。上游水资源的涵养不但关系到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还会左右全国水资源利用战略的决策。因此，加强康定县草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不仅是康定县草地畜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而且对中下游地区和全国经济的发展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开展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是促进康定县畜牧业内部结构调整，实现追赶型、跨越式发展的战略需要康定县的草地面积大，分布广，水热条件好，充分开发利用草地资源，可以为社会提供种类多、数量大的畜产品。草地资源是可更新资源，只要利用得好，可以永续利用于发展草食畜禽，其成本低、效益大、收益时间长。发展节粮型草地畜牧业，既符合自然规律，又符合经济规律，是国家重点扶持的低耗、高产、高效的生态型产业。因此，开展草地生态保护和建设，有利于促进康定县畜牧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展草地生态环境建设，是促进康定县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战略需要康定县属少数民族地区，大部分农牧民生活贫困，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畜牧业又是这些地区的支柱产业或农牧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近几年，全县农牧民人均出售畜产品现金收入已占家庭出售产品收入的72％，而牧区畜牧业收入所占的比重还更大，占91％。因此，大力开展草地生态建设，有利于促进牧业经济的发展，使康定县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农牧民尽快脱贫致富，缩小与内地的发展差距，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这不仅是一个经济生态问题，还是一个涉及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民族问题和政治问题。草地建设人才齐备，管理机构健全康定县有专门从事草原管理及草原科技推广的机构康定县草原站、草原监理站，这些单位，近二十年来，在牧草种植、草地改良等技术推广和草原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前期扎实的工作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县范围内普遍推广了人工种草、粮草轮作、鼠虫害防治、“人草畜”三配套、天然草地植被恢复与建设、退牧还草等工程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优良牧草新品种选育和引进国外优质牧草方面，全县先后从国外引进许多牧草品种，选择出了适应性好、生长快、产量高的品种在全县范围内进行了推广。康定县还成功地开展了生物化学灭鼠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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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生态工程建设内容比较单一，缺乏整体性、协调性
退牧还草工程主要进行围栏的投资建设，对饲草料基地建设、畜种改善、草场改良、草原生态监测等方面的内容没有涉及，工程的建设内容相对单一，局部地域围栏滥建，对草原畜牧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负面影响比较明显。草原生态移民工程过多地关注奶牛的购进及其饲养设施的建设等，没有充分考虑市场条件、牧民技能以及转移牧民的多元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一旦养殖奶牛等不成功，移民的生计便陷入困境，有的只好返回原居住地。另外，各项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之间往往互相割裂，缺乏统一性和相互协作性。一些工程分属于不同的部门管理，甚至同一地区的工程也是各为其主，缺乏整体性和综合性规划，使得工程效益大打折扣。
(二)生态补偿力度不足，牧民增收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
草原牧区生态治理工程及政策没有很好地理顺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牧民的增收。目前，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的大部分项目区是较贫困地区，在这样的地区进行草场植被保护，围封使用过度的草场，实行一定区域、一定时间内的禁牧等，牧户的牲畜饲养量必然要减少，而牧民的收入来源主要是草原畜牧业，在牧民的观念中，牲畜就代表着财富，可以说牧民牲畜财富少了，牧民的稳定增收也出现了下降。特别是在生态补偿不足的情况下，牧民的生计得不到保障，甚至牧户收入下降、生产生活难以为续;同时也影响牧民实施禁牧、休牧等的积极性，牧民为了维持原有的生产水平和原有的牲畜头数，与建设保护生态形成矛盾，使草原生态建设保护的目标不能实现。如在退牧还草工程中，国家给予牧民的补贴只是围栏费和饲料粮等，对于相关配套建设的棚圈、饲草料基地、人畜饮水设施等内容一般不进行补贴，补偿的额度也比较低。再加上有的地区为了避免因补偿不平衡而导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平均主义”甚至是“大锅饭”的办法，对于在草原生态建设保护中损失大、贡献大的牧户的补偿就更加不足了。如果牧民获得补偿后还达不到原来的收入水平，保证不了牧民不受经济损失，他们仍然会千方百计地维持原来的放牧养畜规模，其结果是所有的牧户都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所有的牧户都退不了牧、还不了草。补偿时间较短、资金到位不及时，工程期结束后没有了补贴，继续执行禁牧、休牧会更加困难;到时大量人畜回到草场，继续破坏草场植被，草原仍然会退化。在草原生态移民工程中［2］(P．8)，对需要转移的牧民而言，生计费用不断增加。未搬迁前，他们日常所需的肉、奶食品、油、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可以自给自足。搬迁后，这些生活必需品都要购买，生活支出必然增加。虽说移民享受城镇低保待遇等，但还是要靠打工等维持生存。而来自牧区的牧民除了经营畜牧业外，几乎没有其他技能，导致就业范围狭小，就业率低，仅限于体力劳动及服务行业，收入不高，也极不稳定。在移民补偿方面，缺乏核算依据，政府随意性较大，补偿资金分配和使用的监管渠道不畅或缺失，牧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较少。移民后牧民生计成本大幅度增加，收入增长却缓慢，出现不少牧民移出来又返回去的现象。2011年开始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因地区不同，牧民人均承包的草场面积差异较大，相应地补奖金额也差异较大，在一定程度上会拉大牧民收入的地区差异。根据有关专家对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的研究［3］，禁牧区养羊户每亩草场每年按10．53元、草畜平衡区养羊户每亩草场每年按4．99元进行补偿，这只是对牧民的实际损失作了补偿，没有任何奖励的意义包含其中。而目前实施的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的补偿标准是禁牧区每亩草场每年6元、草畜平衡区每亩草场每年1．5元，这显然有点低，还不能使有一牧区牧民的损失得到完全补偿。
(三)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建使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增大
在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特别是饲草料购买费等大大增加，还需要加大配套措施的投入，如建设围栏、棚圈、水利设施、饲草料基地等基础设施，所需资金较大。禁牧休牧等是草原牧区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实施办法，而禁牧休牧、围封舍饲等措施实施后，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成本大大增加。2005年，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生产中间消耗比2004年增加了21．8%，其中饲料、饲草消耗增加了25．5%，燃料、用电量、畜牧用药的消耗增加了20%。经测算，一个羊单位在禁牧舍饲条件下饲养成本是放牧条件下的3．5倍左右，目前饲养一个羊单位牲畜的平均成本比2002年增加了近2倍。牧民的生活成本相对较高，平均来看，衣、食、住、行四类支出分别是农区的2．5倍、1．4倍、1．4倍和6倍。牧民必要的生活消费支出高于农民，2011年，内蒙古牧民人均消费支出要比农民高出3000元左右。由于生产生活成本大幅度增加，人均纯收入的增长相对缓慢，使得相当一部分牧民不得不举债度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牧民人均负债达6000元左右，债务负担较重。近几年的自然灾害使很多牧民入不敷出，再加上政府补贴数量的有限，很多牧民在生产投入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需要政府及社会的资金支持。而目前，由于牧户经济规模较小，贷款需求规模不大、贷款成本收益率较低，很多银行不愿涉足牧区牧户;农村信用社由于制度、资产实力等原因，满足不了牧民的借贷需求，大多数牧民的借贷为私人借贷，甚至是民间高利贷。
(四)草原牧区水利设施建设严重滞后，草畜矛盾仍然尖锐
草原牧区大部分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年降水量较少，地表水和地下水极其有限，缺水是草原牧区面临的严峻问题。过去，我国长期实施“以粮为纲”的政策，不少地方乱垦滥开草地种粮，占用为畜牧业开发的水源灌溉农田;现在节水灌溉草饲料基地很少，草原牧区水利设施建设严重短缺，人和牲畜的饮水存在一定的困难。而在实施草原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尤其是禁牧舍饲后，牧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饲草料不足;为了解决过冬的饲草，牧民要么高价购买饲草料，要么还没有到打草季节就抢着打牧草，不仅增加了养畜成本，还导致过度使用草场的局面，加剧了牧民的贫困和草原生态的恶化。因此，只有大力开展牧区水利基本建设，在牧区主要是半牧区适当建设节水灌溉型饲草料基地，推广牧区繁殖、农区育肥、农牧有机结合的饲养模式，建立完备的饲草料加工、运输、储备体系等，才能逐步缓减牧区的草畜矛盾。
二、对策建议
(一)完善对草原牧区的补贴、补偿和奖励制度
完善草原牧区禁牧休牧制度。研究制定一套生态、技术、经济标准，对于什么样的草场需要长期禁牧或阶段性禁牧、什么样的草场需要休牧进行界定，对于草原的保护恢复情况、生态效用的大小进行评估，对于草原生态环境治理办法、草原资源的利用方式进行评价等。对于生存环境非常恶劣、草场严重退化、不宜放牧的草原应该实行禁牧封育，不要盲目扩大禁牧草原的面积，切实保障牧民生活在草原、承包草场、放牧经营的权益。现在禁牧补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但还要建立休牧补贴制度，根据牧户休牧的时间与规模，分年度给予充足的饲草料或现金补偿;对于禁牧、休牧的模范户给予奖励等。健全草原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科学保护、合理利用草原资源的完备的草原生态补偿体系，明确生态补偿责任，多渠道筹集草原生态补偿资金，提高现有的补偿标准，延长补偿期限，充分考虑牧户承包草原面积的不同、牲畜数量的差异以及人口差异等问题，完善补偿方式，确保补偿资金及时到位，从根本上解决牧民的后顾之忧，为切实推进草原生态经济良性发展、有效维护草原生态安全奠定基础。在实施好禁牧、草畜平衡及休牧等奖补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并实行草原牧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4］、草原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等。所谓草原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根据草原生态系统的各种生态服务价值等，确定科学合理的补偿办法及补偿标准，对草原承包经营者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从而理顺草原生态功能维护者与草原生态效益享受者以及政府等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要根据牧民为有效保护、永续利用草原资源，为恢复、维持、放大草原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所作出的贡献，进行长期的生态补偿。矿山企业在享受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利益时，当地居民却承担着资源开发后的种种不良生态后果，这种外部不经济效应的治理成本应当内化成企业的生产成本，让其为经济行为的不经济性“买单”，要坚持“破坏者恢复、使用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健全完善补偿渠道、补偿方式、补偿标准和保障体系等，矿山企业给予牧民的补偿可以采用丰富的补偿方式，补偿费用与矿产开发的效益挂钩，同时可以结合折地入股、投资投劳入股等方式，建立健全完善的草原牧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制度。草原生态补偿标准。以内蒙古草原牧区为例，在实地调研、估测的基础上，结合相关专家的研究，我们粗略地得出几种类型草原生态补偿的大致数值范围供参考。草原生态建设保护工程、政策的生态补偿(由政府向牧民提供的补偿):禁牧区补偿，每亩草场每年8～16元;草畜平衡区补偿，每亩草场每年3～6元。草原牧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补偿(由企业向政府、社区、牧民等提供的补偿):每吨矿产每年50～80元。草原生态效益补偿(由域外草原生态效益享受者、政府等向草原所有者、承包经营维护者提供的补偿):每亩草原每年1～6元。草原生态补偿时间。由于草原类型、草场退化程度、草原保护措施等各不相同，其补偿时间也不尽相同。如草甸草原退化程度较轻，只要利用适度，在雨水充沛的条件下，8～10年就能得到较好的恢复;而荒漠草原或干草原，由于其退化程度相对严重，即使是利用适当、雨水充沛，其植被高度、密度以及草群结构的恢复优化仍需要更长时间。因此，根据各类草原的生态特点及草原畜牧业的生产规律，草原生态补偿时间以10年为一个调整期，即以10年为最低期限，直到草原生态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5］。
(二)要有效防止不合理的围栏建设
在“草场公有承包，牲畜户有户养”的改革过程中，为了明晰产权特别是牧户对草场的使用权，强调牧户围栏其承包的草场。现在为了保护草场、恢复草原植被，也把围栏封育、自然修复作为主要办法，这是正确的。对于气候干旱、土质沙性的北方草原地区，如果也把造林种草作为生态建设保护的主要内容，其生态建设必然引起更大程度的生态破坏，其教训是深刻的。然而，“围封”既要考虑保护草场、明晰产权，又要顾及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围封”应因草场的类型、退化的程度及草场的利用方式而异，封育可采用围栏封育与人工管护封育相结合的办法。不是围栏越多就越好，也不是所有牧户把其承包的全部草场都围起来就是围栏追求的目标。在草原生态保护中，要有效防止围栏的乱建、滥建。禁牧区既要适当围栏封育，又要雇用草场管理员，使围栏封育与人工封育有机结合;轮牧区应主要按照划分轮牧场的方式，进行网围栏建设;休牧区可在饲料地周围建设网围栏等。
(三)要科学认识草原畜牧业的本质特征，切实避免舍饲圈养的盲目推广
［6］舍饲圈养作为草原牧区牲畜的主要饲养办法是不合理的，也是行不通的。草原牧区的草原资源条件与畜种资源条件，决定了草原畜牧业的本质特征是放牧畜牧业。舍饲圈养既不符合草原畜牧业的特质，会使其畜产品丧失在国际与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舍饲需要大量的饲草投入，牧户自身的打草场不具备这样的供给条件，只能依靠购买，这样会大大增加生产成本与牧民负担，使草原畜牧业成本低、效益高及产品具有竞争力的优势受到冲击;舍饲还需要一定的棚圈条件与饲养技能特别是适宜圈养的牲畜品种，牧区现有的绵羊、山羊、牛及骆驼等适宜圈养舍饲的不多，若普遍实施舍饲圈养，就需要大规模更换畜种、品种，草原畜牧业特色牲畜及其特色产品、绿色产品的优势难以保持。可见，草原畜牧业主要是放牧畜牧业，舍饲圈养不可在草原牧区盲目推广。
(四)要对草原资源实行合理的轻度利用
草原资源的合理利用包括充分利用、有效保护、大力扩展三方面的含义，即在使用中保护，在保护中使用，在使用和保护中实现资源的扩大再生产。合理利用草原资源的基本目标是实行永续利用和获取持续最大的产量［7］(P．46)。永续利用就是根据草原资源的再生特性，通过使用和保护相结合以及资源的不断增殖，使之源源不断地满足经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而最大持续产量就是在永续利用草原资源的基础上，在一定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条件下，获得最大的、持续的草原生物有机体的生产量和以畜产品为主的经济产品的提供量，而又不损害资源的更新能力、不减弱其生态效能。美国、澳大利亚等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国家，都在20世纪上半叶受到超载的危害，于是大量压缩了实际载畜量，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部地区草原载畜量仅是同世纪初期的40%左右，澳大利亚南部的干旱草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草原载畜量比80年代高近4倍。澳大利亚的经验是实际载畜量不能超过干旱年份产草量的理论载畜量，美国的草场利用率一般控制在45～50%。所以，我们要适当降低草场的利用率，因地制宜地对草原实行轻度利用。
(五)加大草原牧区信贷支持力度，有效缓减牧民的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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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目前国际上对于生态补偿并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对于生态补偿机制普遍的认识是:生态补偿是以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态系统服务为目的,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制度安排。
更详细地说,生态补偿机制是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的,根据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运用政府和市场手段,调节生态保护利益相关者之间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生态补偿既包括对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保护所获得效益的奖励或破坏生态系统和自然资源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也包括对造成环境污染者的收费。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加大,生态补偿资金也投入得越来越多,但是,就像石嘴山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所说的那样,我国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许多问题。
因此,在着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关注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关注生态环境政策法规的制定与运行,不仅是政府相关部门的责任,也是与每个公民息息相关的一件大事。
试点成效显著
实际上,自上世纪90年代起,国家环保总局已开始推动生态补偿机制方面的研究和实践探索,先后在河北、辽宁等11个省(自治区)的685个县(单位)和2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了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的试点。
2004年10月,财政部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中央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管理办法》,指出中央补偿基金的补偿范围为国家林业局公布的重点公益林地中的有林地,以及荒漠化和水土流失严重地区的疏林地、灌木林地、灌丛地,中央补偿基金平均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亩5元。
2005年以来,环保总局又先后配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制定了煤矿开采的生态环境补偿政策,联合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制定《关于逐步建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责任机制的指导意见》,开展了“中国生态补偿机制与政策研究”活动,提出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框架的政策建议。
2007年8月24日,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基本原则是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明确指出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者要承担环境外部成本,履行生态环境恢复责任,赔偿相关损失,支付占用环境容量的费用,生态保护的受益者有责任向生态保护者支付适当的补偿费用。
中国是世界上草原退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90%的可利用草原不同程度地退化。伴随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加之超载过牧、矿业开发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几大牧区的草地退化、沙化、荒漠化现象较为严重,制约了草原畜牧业的发展,也影响了农牧民收入的增加。自治区气象局的一项研究表明,1988～2005年间,全球变暖、人为破坏等因素导致了北草地退化近四成。延缓草场的退化迫在眉睫。
据自治区环保局局长张永泽透露,2009年,落实了草原生态补偿资金2亿元,在5个县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是全国第一个实施这项试点的省区。
据了解,早在2004年国家就在实施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项目。2004年,国家投入森林生态效益补偿资金7078万元,对的97.46万公顷重点生态公益林实施了补偿。2009年补偿资金提高到7.5亿元,管护的生态公益林面积达到1004.82万公顷。
张永泽说:“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同时有利于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稳定的资金渠道,让群众真正地从‘绿色’中得到实惠,逐步确立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利用有价’的理念。”
2009年7月,在中科院大型工程生态安全学术研讨会上,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移民环境司副司长刘国华透露,中央财政首次对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地实施生态补偿。2008年底,湖北、河南、陕西三省相关地区获得补偿金额约14.6亿元。
据刘国华介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是国家合理配置水资源,缓解京津和华北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国民经济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但南水北调水源地为保证水质的永久稳定达标作出了牺牲。国家决定由中央财政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南水北调水源地统一进行生态补偿。
刘国华还同时表示:“自2008年起,水源地生态补偿金逐年增加,每年下半年测算后发放。国家将把南水北调生
态补偿机制作为经验示范,让这种补偿机制起到辐射带动作用,推动全国生态保护与环境稳定。”
可借鉴的模式
事实上,国内的许多省份和地区都在生态补偿领域进行了探索,积累了不少经验。上个世纪70年代,四川成都市青城山风景区以门票收入的30%作为护林费用于生态保护,开启了我国生态补偿的先河。根据国家环保总局1993年组织的“全国生态环境补偿费征收情况普查”结果,全国有17个地方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征收生态环境补偿费(矿产资源税)工作,其中江苏、福建和广西已制定了管理办法并颁布实施。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目前山东、湖北、云南、浙江、辽宁等省都在努力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出台相关的法律法规。辽宁省政府从2008年开始对东部山区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明确规定获补偿的对象,以充分调动东部山区生态保护的积极性,推进辽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辽宁省林业厅负责人表示,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目的,一方面在于继续保持山区的青山绿水,另一方面调节因生态保护而引起的区域贫富差距。值得一提的是,辽宁的生态补偿资金将直补到县,重点用于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乡镇政权运转和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严禁用于楼堂馆所建设及购置车辆等支出。
2003年初,广东增城市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和区位条件等发展要素,开始规划建设三大主体功能区,明确将九个镇街划分为“南中北”三大主体功能区:南部是新型工业化区,北部是都市农业和生态旅游区,但是新规划却引发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北部不准发展工业,造成较大财政缺口,生态保护了,地方经济收入怎么办?为此,增城建立了相应的利益补偿机制,着力保护好北部生态,从根本上消除北部盲目开发的利益驱动。实行财政转移支付:从2002年起,每年从南部工业镇税收超收返还额中提取10%给北部山区镇,每个镇每年补贴不少于300万元,2006年增加到1000万元,2008年给北部镇转移支付达到4520万元,保障了北部山区政府正常运作和当地干部收入不低于全市的整体水平。同时设立北部山区专项发展资金。从2006年起,市财政每年拿出3000万元用于反哺北部三镇,主要用于转移农民,抓好教育、治安、计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并且还拨出专项资金,支持北部搞好发展都市农业和生态旅游业的基础设施。建立对生态公益林的补偿机制,逐年提高补贴标准,提高山区农民保护和建设生态的积极性。2007年市财政安排用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资金达1677万元。北部三镇税收市级留成部分全额还返,用于当地社会事业发展。
不仅我国对生态补偿日益重视,世界其他国家对生态补偿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有多种模式与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美国在流域水生态补偿上主要由政府承担大部分资金投入。政府为加大流域上游地区农民对水土保持工作的积极性,采取了水土保持补偿机制,即由流域下游水土保持受益区的政府和居民对上游地区作出环境贡献的居民进行货币补偿。在流域生态森林养护方面,美国采取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预算投入,即选择“由政府购买生态效益、提供补偿资金”等方式来改善生态环境。纽约水务局通过协商确定流域上下游水资源与水环境保护的责任与补偿标准等。
澳大利亚通过联邦政府的经济补贴,来推动各省的流域综合管理工作。南非则将流域生态保护和与恢复行动与扶贫有机结合起来,每年投入约1.7亿美元雇用弱势群体来进行流域生态保护,改善水质,增加水资源供给。
国际上的相互扶持,最典型的为欧盟扶持奥地利。奥地利位于欧洲中部,素有欧洲“心脏”之称,既有东阿尔卑斯山,又有多瑙河,并且与地中海地区为邻。自1995年加入欧盟以来,不仅在农业的扶持方面,一直以欧盟共同农业政策框架为基础,在林业方面也通过欧盟合作财政扶持计划,进行森林的保护与恢复。
并非坦途
生态补偿可以说是为了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诞生的一个产物,生态补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长期探索和不断实践,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
首先就是观念问题。生态补偿并不等于生态补贴,人们常常把生态补偿视为“扶贫”、“照顾”行为,这是对生态补偿的极大误解。人类要实现和谐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当今人类强大的改造能力面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加上历史遗留的“生态欠账”,有必要对生态环境进行养护,而且每个人都从生态资源中受益,因此每个社会成员都应是养护责任的承担者。生态补偿的实质是生态责任和生态利益的重新分配。
目前,财政转移支付是我国最主要的生态补偿资金来源。杜鹰表示:“国家有关部门将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转移支付中增加用于生态保护和修复的支出,安排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重点支持生态功能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但是这就存在一个问题,信息不对称。国家每年投入的资金究竟是如何分配的?利用得是否合理?相关部门在信息的透明度上应该加大工作力度。
在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环境经济与管理系教授宋国君看来,目前我国花在生态补偿上的管理成本偏高,最好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资金、环境等因素进行科学的评估,这样会有效地降低管理成本,使资金更有效,更合理地投入到生态环境的保护中。
据了解,国家有关部门正在研究完善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产业政策、土地政策、人口政策、税收政策和技术标准等,引导商业银行资金和社会资本投向生态环保领域和生态功能区项目建设。
在扩大内需的大形势下,引导更多的商业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生态补偿领域当然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操作起来必须非常谨慎。宋国君表示:“商业资本的目的肯定是为了盈利,所以不排除为了盈利而对生态环境有过度利用的可能。而且生态环境一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测量成本高不说,监管起来肯定也非常困难。”由此可见,在引入商业银行资本和社会资本进入的过程中,相关部门需要慎之又慎,在政策制定的同时提前做好各种准备。
另外,生态环境是不可分割的,一片森林,一条河流,可能分属于几个地区管辖,这样在进行生态补偿时就存在边界不明晰、受益不均衡等许多问题,这也是相关部门工作中的一个难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予以解决。
篇6
分析垣曲县各生态功能小区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保护措施，并对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合理化建议，以期对相关工作有所助益。
关键词：
生态环境；存在问题；保护措施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搞好生态环境是保护社会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垣曲县位于山西省南端，东跨王屋，西踞中条，南界黄河，北接太行，国土面积约1620km2，山地丘陵面积大，约占97.2%，而原地与川地比例小。全县生物自然资源丰富，其中植物数量、质量居运城地区之首，矿产资源丰富，探明矿藏达46种，列山西之冠，垣曲生态资源优美，为野生动植物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全县动植物达1800余种，其中国家一、二级保护种类41种，被誉为“华北动植物物种基因库”。该县国土部门根据区域生态环境敏感性、生态服务功能重要性及生态环境特征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将全县分为4个一级区和6个生态功能小区，本文将对垣曲县域由北向南对生态功能小区存在的生态环境现状及发展方向进行简要分析。
1历山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水资源涵养生态功能小区
历山自然保护区位于历山镇北部，是以保护暖温带森林植被和珍稀野生动物猕猴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该区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源涵养。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a)近年来偷砍、偷伐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野生动植物群落繁衍及林区环境；b)该区在发展旅游及实验区过程中的基础建设造成了一定的水土流失，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影响。环境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1]：a)相关部门要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林地，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加大对偷砍、偷伐等违法行为的查处；b)加强历山自然保护区自身建设，建立和健全保护区管理，依托自然保护区与多家大学和科研单位联合开展了森林生态系统、鸟类生态学、保护区总体规划研究、环境监测及影响评估等方面的科学研究成果，实施自然生态保护；c)该区要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在道路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使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自然保护区环境保护的特殊性，尤其要注重公路两侧绿化及河道两岸水土保持林建设，防止水土流失；d)在当地发展规划中，要更重视后河水库水源地保护区的保护工作。
2垣曲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小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位于垣曲县东北部，北接历山自然保护区，自西北向东南呈带状分布，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a)由于多年对矿山的不合理开采，引发崩塌、滑坡及塌陷等地质灾害，进而破坏了植被和自然景观，引发水土流失，同时对生物栖息地也造成一定影响；b)景区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固废及生活废水等污染物没有经过统一处理，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a)申请专项资金对由于矿山开发造成的地质灾害进行勘察整治，及时复垦，生态恢复，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b)按照要求，大力推进矿产资源整合，合理开采矿产，实施“科技兴矿”战略，工业实行园区化发展，围绕龙头企业，延伸产业链条，发展特色产业循环经济园区，提高资源利用率和经济效益，相关职能部门同时要加强对重点产业和企业的指导与监管，杜绝环境事故的发生；c)对该区旅游业的发展过程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综合治理，在该区景区进一步的扩大发展中提前作好规划，首先考虑生态保护和环境承载能力，防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3垣曲西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小区
西部生态功能小区位于垣曲县西部，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及水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该区地处低山丘陵区，地形起伏相对较大，植被覆盖率高，矿产资源丰富，垣曲县主要铜矿企业位于该区域。该区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a)由于部分铜矿在开采及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废矿石不合理堆放，占用大量土地，破坏了自然景观，对生物的生存环境造成很大影响，影响地表植被，加剧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问题依然存在；同时由于废矿石的不合理堆放，易引发泥石流，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威胁；b)由于采矿诱发的采空塌陷和地裂缝，导致大面积林地被毁，地表植被造成严重破坏。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a)突出抓好矿山环境综合整治，大力推进“绿色”企业。合理规划制定全县矿区废弃地修复与治理方案，废弃矿石要合理堆放，加强水土流失治理工作，在宜林荒山地带进行分期绿化，营造水土保持林，逐年提高矿区内植被恢复和绿化率；b)大力加强矿区生态环境恢复的研究及治理力度，及时研究治理由矿产开发所形成的滑坡、塌陷、地裂缝、泥石流等次生地质灾害，大力种植经济林、边坡草等，努力恢复植被覆盖率和土地复垦率；c)规范采矿活动，严格按照规划，科学合理开采，禁止破坏性的采、选、冶项目，使其对生态的破坏降到最低程度，进一步引进资金，建设规模企业，产业链逐步从单纯的采选矿、冶炼向下游的铜材综合加工延伸，大力推进工业新型化和园区化，提高经济效益并减少环境污染。
4垣曲中部营养物质保持与土壤保持生态功能小区
中部生态功能小区位于垣曲中部，北接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小区，区域整体地貌以侵蚀堆积丘陵为主，区域内水资源丰富，较大河流均由北向南顺势注入黄河，两岸多为狭窄的河谷平原，灌溉方便，人口密集，为主要农作区，该区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营养物质保持与土壤保持。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a)由于河谷地带大部分为耕地和荒地，植被覆盖率较低，水土流失强度较大，加之此地处于该县交通要道，沿线经济活动对周围地表植被的破坏及河流的冲刷作用，使得沿路两侧斜坡稳定性较差，有发生地质灾害的隐患；b)由于该区特有的河谷地形，多年前采矿后堆放的采矿废石在雨季极易形成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a)以“林业生态县”建设为契机，在河流及道路两侧土层薄、条件差的坡地和宜林荒地植树种草，以林养水、以草护土，从而减少水土流失；b)对区域内存在自然灾害的矿石堆放点进行系统摸排和评估，定时监测，统一规划，逐步治理；c)由于该区域内土地肥沃，水源丰富，农业及交通条件较好，应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食品种植、生产及加工基地，发展生态农业，建设休闲观光生态农业示范园，同时要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推广作物还田及增加有机肥的应用，以增强该区营养物质与土壤保持功能。
5垣曲西南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小区
西南部生态功能小区位于县城西南部，区域内地貌以侵蚀堆积丘陵为主要类型，主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及水源地保护。该区存在的主要环境问题是：a)该区南部靠近黄河的地区，由于小浪底水库蓄水及移民搬迁，导致形成了一些弃耕地，无人管理，存在一定的水土流失现象，管理和治理措施没有及时到位，滑坡和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时有发生，生态系统比较脆弱；b)该区域内地处山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牲畜大部分采用传统放养的方式，对当地山地地表植被产生了直接破坏，对原有生态系统造成一定影响。生态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a)相关部门要将南部沿黄地区纳入治理规划，在现有生态系统薄弱的宜林地带，加大水土保持林种植力度及水土流失的治理力度，尽快恢复当地生态；b)以政府发展干果经济林为契机，发展特色种植业，如核桃、蚕桑、杏梅等经济作物，依据当地地域特色及传统优势，合理发展养殖业；c)加强对区域内工业企业等污染源的治理和监管，加大对板涧河和五福涧河等水源地的生态保护力度。
6黄河小浪底库区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小区
黄河自夏县瓮口入境，流经垣曲县南缘46km，向东至马湾注入河南省济源市，该区位于县城最南部，包括小浪底库区及其周围，小浪底水库垣曲库面积达130km2，为华地区最大的“人造内陆湖”。该区域地貌以河谷川地为主，区内沟壑纵横、地形复杂，中北部有小范围的侵蚀堆积丘陵，该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保护。该区现存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是：a)小浪底水库库区周围植被稀少，黄土，水土保持能力极差，雨季泥沙直接注入水库，影响了库区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b)地质灾害频发，类型多为滑坡、崩塌，形成多处不稳定斜坡。生态系统保护措施及发展方向：a)要在区内荒山规划水土保持林，加大库区周围的水土流失整治力度，吸引民营资金和引导当地农民种植干果经济林，发展特色品种植和深加工，提高本区植被覆盖率；b)依托该区丰富的旅游资源，以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文化价值为特色，以古城国家级湿地公园建设项目为契机，充分利用湿地及其周边的自然资源和景观资源，以保护景区物种多样性为前提，大力发展生态游，小浪底水利枢纽风景区在清淤、防洪、泄洪和发电的基础之上，逐步发展为实体经济与旅游产业相结合的生态新区。
7结语
篇7
关键词:生态系统管理生态环境评价问题
开展生态系统管理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互,人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但是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复杂性,因此需要进行生态环境的评价,研究环境中各要素的生态关系并发现问题,为保护环境提出科学依据[1]。但是在开展生态环境评价工作时也要考虑评价目的、评价方法、评价数据及评价结果4项关键问题。
1评价目的问题
生态评价是一项有助于后期开展生态保护与管理工作的基础工作,为决策者与公众提供具有可读可用的信息。有目的地开展环境评价有利于评价工作指明研究方向,保障评价工作的顺利开展。环境评价的目的不同,评价的内容与使用的评价方法也就不同,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有所不同。因此确定环境评价的目的对于环境保护工作而言尤为重要。环境评价的目的应以服务生态系统管理服务为主。此外,生态评价也是一项需要生态系统管理者参与的工作,需要管理者认可根据区域内存在的生态问题制定相应的评价目的。如较为常见的湿地问题,在评价目的确定环节需湿地生态系统问题,湿地生态系统对于人类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但是在早期,人们割裂性地认识湿地生态,导致其评价的不科学性。因此,将可将环境评价的目的确定为提高对湿地的保护程度与利用率,优化湿地的资源配置,管理者根据评价目的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环境评价也才会具有意义[2]。因此,对于评价目的而言能够服务生态系统管理、管理者的认可二者缺一不可,是生态系统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2评价方法问题
有了目的也就有了方向,而接下来首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完成目的。因此,也就需要环境保护者考虑用何种方法获取数据、构建生态评价模型。评价方法对于评价数据与评价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并间接对生态系统管理带来影响[3]。环境评价需要获取数据并利用指标进行评价,但是当前生态环境的指标相对较多,体系庞大,如何选择评价指标也成为建模工作中首要解决的问题。刘建军在建立荒漠景观生态指标体系时提出要保证全体指标的科学性。科学性是国内外生态环境评价建模时首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原则。环境评价指标需要有具有科学原理的支持,能够如实、准确的反映出评价主体的特征、现状、变化规律等;同时能够获取科学、准确的数据。方法要具有可行性是生态环境评价模型建立中的另一个基本原则。可行性要求评价指标具备以下4项要求:①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方便广泛应用;②体系简单明了,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生态环境特征,定义明确、无歧义;③要求在现有的检测水平、统计手段基础上能够获取准确、真实的数据;④能够获取持续不断的新数据,保证管理者能够根据生态环境评价的需要对数据进行及时的更新。具备上述4项要求的方法即为可行性方法。随着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新技术被应用于环境数据的获取工作中。如遥感、GIS等技术,应用方便且能够获取持续不断的新数据,有利于对生态环境进行长期的监测与评估,从而促进了环境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
3评价数据问题
评价数据是开展生态环境评价工作的重要保障。除了方法、技术给当前生态系统评价带来制约之外,当前评价数据的不足也是制约当前评价工作的主要原因。选择符合决策要求的数据也成为当前评价工作中的重点问题。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因而通常需要较多的、全面的数据进行评价。此外,由于生态系统是不断演变的,固定的数据是无法如实地反映其演变过程。因此,生态环境的评价选取的评价数据要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取,能够如实、准确地反映出评价主体的变化过程[4]。同时还要确保数据的全面性,具有较为广阔的覆盖性。如对地区、国家生态系统的数据,要保证数据能够覆盖整个地区、国家生态评价区域,能够反映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化情况。如在美国生态系统评价报告《美国生态系统的状态》中,管理者选择的103个指标时中,只有58个指标有足够的数据支持,但是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的指标有31个。然而就是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目前美国生态系统的重要特征仍无法安全、有效的报道,降低生态系统评价报告的实际价值。这也就给当前环境评价数据的选取工作提供了借鉴意义,要求数据要具有一定的广度。
4评价结果问题
生态环境评价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作用,一是为生态系统管理的决策提供数据支持,二是向公众公布生态环境环境的状况,从而提高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因此,生态评价结果要具有真实性与可读性。真实性要求对客观生态环境状况的评价真实,符合客观实际;可读性要求评价结果具有可读价值,能够指导环境保护工作。评价结果要能反映出当前的生态环境的状况,表现出经济开发活动、生态保护政策等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例如生物多样性的变化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生物多样性下生态系统产品及服务的供应及恢复能力之间的关系等,因而也就具有可读价值。利用真实的数据真实地反应生态系统的演变过程,从而提高决策科学性。而公众也能从真实的评价结果中,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从而积极地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的工作当中。
5结语
在生态保护工作中,管理者需要确定以服务生态系统管理的的目的,运用科学性的评价方法获取真实的数据与评价结果,为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号召全民行动,依据生态环境评价结果与系统管理要求开展环境保护工作,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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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石峰.生态系统管理中生态环境评价的关键问题探析[J].资源节约与环保,2014(02):145.
篇8
关键词：水生态；水环境；现代农业；生态补偿
中图分类号：S-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1）-10-0002-2
我国虽然地域辽阔，但是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少，解决13亿人口的粮食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是农业面临的首要任务，因而我国长期以来将稳产和增产作为农业发展的优先战略。以现代科学技术、生产资料和管理方法为特征的现代农业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这种战略的实施提供了可能。在这种战略指导下，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2004年以来我国连续七年粮食增产，201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54641万吨，是建国初期的4.8倍。但是过分强调产出而忽视保护生态环境，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尤其严重破环了水生态环境，极大地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将通过研究农业发展与水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分析水生态保护的困境，以提出保护水生态有针对性的对策。
1 现代农业发展忽视水生态保护的负面影响
1.1 水环境恶化，水污染严重
在农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水生态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水环境恶化，水污染严重。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国湖泊面积减少近2万平方公里。如长江中下游由于人为因素，湖泊消亡1000余个，面积减少了约1.3万平方公里，超过五大淡水湖面积之和，失去调蓄容积500亿立方米（相当于淮河年径流量的1.1倍、五大淡水湖蓄水总量的1.3倍、三峡水库有效库容的2.2倍）。
在农村过量或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以及随意处置农业生产的废弃物、农村生活垃圾和废水等，造成了日趋严重的面源污染，包括有机污染、水体富营养化或有毒有害物质等。由图1可以看出，近年来每公顷化肥和农药使用均呈上升趋势。根据《2009年中国水源统计公报》，我国污染水质（IV类、V类和劣V类）的水河长占41.4%；污染水质的湖泊占41.6%；不达标水库占监测水库总数的18.8%；在对8个省地下水质监测中，不能作为饮用水的监测井占72.1%。可以说，当前水污染形势已经非常严重了。
1.2 农业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水生态系统是由水生生物群落与水环境共同构成的具有特定结构和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良好的水生态系统能够自动地调节气候，为人类社会提供合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江河湖泊及农田水利设施能够蓄纳雨水和上游来水，防止洪涝灾害造成农业损失，而当发生干旱时又可以进行农田灌溉，减轻对农业生产的危害。
水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农业生产，不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虽然短期内使用农药、化肥等生产资料有助于提高农业产量，但伴随着水环境恶化，会出现土壤板结、土地生产力下降、水资源短缺等问题，这种现象已经影响到土地的产出量。同时由于资源的不合理及过度消耗，将导致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后劲不足。在资源约束的条件下，依靠大量消耗资源和环境的农业发展模式必定难以为继。因此，保护良好的水生态系统有利于发挥其自身的效益，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1.3 农产品质量问题更加突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业的要求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吃饱”向“吃好”转变。所谓“吃好”就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包括确保农产品安全和注重农产品的营养。但是水环境的恶化既危胁农产品的安全，也影响农产品的营养。当前我国农产品质量的隐患很多，而水环境的恶化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据《广州日报》今年的一项调查，有超九成的居民对生鲜农产品质量表示担心。
水生态环境的保护对于确保农产品质量，从源头上控制农产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绿色食品在我国是对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的总称，只有在良好的水生态环境下才能生产出绿色食品。符合绿色食品标准、高品质的农产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
1.4 影响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
水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饮水安全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水环境恶化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农村饮用水不安全的问题体现在水质、水量和季节性缺水等方面。据统计，由于非自然因素导致的饮用水源水质不达标，使得中国农村1.8亿多人喝不到干净的水，还有近1.2亿的中国农村人口由于各种原因仍在饮用问题水；由于水环境受到严重污染，使得农村人口中与其密切相关的恶性肿瘤死亡率逐步上升，从1988年的0.0652%上升到2007年的0.0841%，且显著高于同期城市这一比例0.0572%。
水环境恶化严重影响了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与身体健康，不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入推进。
2 农村水生态保护的困境
2.1 政策环境的制约
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三农”边缘化现象十分严重，在农村环境投入、城乡规划、公共物品供给等方面，农村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可以说，城市扩张和落后工业产业转移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牺牲农业环境为代价。农村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落后，农民自身科学文化水平较低、环保意识薄弱，也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科学化和生态化。
具体而言，农村环保配套设施极不完善。越来越规模化的农村聚居点，使得对环保配套基础设施与环境规划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并没有对土地、环境与产业发展规划建立良好的有机联系，使得农村聚居点中的环保配套基础设施与环境规划严重不到位。据国家环保部2007年对全国83个村的抽样调查，95%的村庄没有排水沟渠和污水处理系统，88%的村庄将垃圾堆放在房前屋后、坑边路旁甚至水源地、泄洪道路、村内外池塘等。
2.2 经济模式的制约
分散的小农经济模式不利于水生态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推行，小农生产模式得到恢复，农户成为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农户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最弱势的地位，没有提高耕地生产力和防控农业污染的利益驱动力。此外，农田水利建设、河流沟渠清淤疏浚等公共事务，长期处于停滞状态。这种情况不利于水生态的保护。
乡镇企业和集约化养殖布局不够合理。80年代以来的农村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低技术含量的粗放经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乡镇企业的布局不但造成占工业污染物50%以上的排放总量，而且污染物处理率也显著低于工业污染物平均处理率，严重破坏了农村水环境。农村的大中型集约化畜禽养殖场主要分布在人口较集中、水系比较发达的河湖周围，直接危胁生态安全。
2.3 农业技术选择的制约
一方面，我国很多农业技术服务部门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创收为目标，农技推广人员没有积极性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的使用效率，反而期望从售卖化肥和农药等经营活动中获利。另一方面，我国对农业的农资综合补贴在一定程度上会激励农民增加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再加上农民文化素质与专业技能的局限性，往往没有选择节约、环保的农业技术，过量或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
据估计，我国化肥、农药利用率均不足35%，农村能源利用率仅为25%左右，只有10-20%的农药附着在农作物上，而80-90%流失在土壤、水体和空气中，在灌水与降水等作用下污染地下水。
3 政策建议
3.1 大力发展环境友好型农业
“十二五”规划将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良好的水生态系统不仅有利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和安全，还能够提供丰富的生态资源和景观资源，推动林业、牧业、渔业以及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具有促进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当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农业已经不可持续了，需要大力发展以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为代表的环境友好型农业。
循环农业把循环经济理念应用于农业系统，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物质的投入量，减少废弃物排放量，以实现农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性”。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可以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提供重要的支撑。
3.2 加强环保技术的推广
政府应该从制度上确保农业技术在农村中的推广与应用，引导农民自觉提高运用农业技术和环保技术的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现代农业生产信息技术的应用，监测动植物的营养平衡规律和过程，根据动植物生长发育的营养需要及其吸收能力，精确进行肥料、饲料的投入；加强现代生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培育和推广高产、优质的农作物新品种，促进退田还湖和湖滨湿地的恢复和保护；充分利用畜粪、秸秆等生产废弃物，加强生物肥料和生物农药的研制与应用，减少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的需求和污染。
3.3 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生态补偿是对在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修复生态环境的整体功能、预防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综合治理中发生的成本费用的经济补偿的总称。农业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认识到农业的生态环境价值。我国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的补偿政策以及对森林的生态效益补偿政策。但是至今尚未建立农业生态补偿机制。
通过引入农业生态补偿机制，可以调整农业支持政策的着力点，促进传统农业和环境友好型农业的转变，有利于解决水生态环境的破坏问题；同时也可以增加农业和农民收入，促进农村稳定和发展。在此，需要完善农业生态补偿机制的法律依据，明确政府的主体地位与职责，建立科学的农业生态补偿标准，推动农业生态补偿向制度化发展。
3.4 多元协同治理水环境问题
水生态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应该在政府、市场和农户良性互动的基础上建立多元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政府应在制度安全上尽力消除由于城乡分治造成的农村生态保护的弱势地位，加大对农村环保的投入，加强对农村环保设施的规划并建立健全水生态保护的规范化管理体系。其次，需要引入市场机制。探索农村水生态保护市场化运作机制，包括投融资机制、运行管理机制等。第三，要激发农户自主参与水生态保护的意识，建立公众参与的机制，帮助农民成为自觉保护水生态的重要社会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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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草原生态恢复;可持续发展;重要性;存在问题;对策
由于多年来的超载过牧，中国90%的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问题，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显得极为重要与迫切。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逐步开始意识到草原生态保护的重要性，草原生态恢复与保护的理念已经逐步树立，“畜南下、禽北上”的想法也是一种正在考虑中的新思路。
1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在我国广袤的国土总面积中，拥有各类天然草原(地)总面积为4亿hm2，且草原多集中于西部和北部，由于地势高亢，土壤多呈沙性，沙源丰富，易成为沙尘暴的发源地。因此，从环境保护的角度上来看，草原生态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本就十分重要，若建设良好，则是一道绿色生态屏障，固土蓄水，紧锁沙龙，保护东南部地区冬春无沙尘之忧、夏秋少洪水之患;而若保护不力，则植被覆盖度显著下降，固持水土能力大幅降低，夏秋多雨季节极易形成洪水，使东南部地区河道和水库淤积，酿成洪灾;而冬春季节极易起尘扬沙，沙尘暴东侵、南下，很容易给东南部地区人民的生活带来重大影响[1]。
2存在的问题
2.1保护理念已经确立，但思路期待完善与可持续性
在草原生态治理的思路和方向问题上，目前还存在草原生态治理政策综合性、整体性、全局性特点不强，还存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走一步、看一步”的倾向，政策预期和项目前景不明确。草原生态治理缺乏长期、可持续性制度和休禁牧制度等，且草原生态治理方式都有一定期限和范围[2]。同时，在制订政策与项目时，往往优先考虑了以草为本，以草和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却偏偏忽视了人的主体地位，以致政策和项目常得不到牧民群众的支持。
2.2亟待提高科技水平解决牧民的经营性问题
草场家庭承包到户实行后，牧民也面临着许多生产和生活上的经营性、技术性难题。尤其是纯牧区，当地工业、服务业都比较落后，就业机会少、收入渠道窄，牧民的收入几乎全部来自于草原畜牧业，在这种条件下，牧民想增收致富，又无其他科学技术指导，只有靠多养牲畜来提升效益。同时，随着近年来牧区和外界沟通的增强，牧民的交通、生活、通信、教育等成本日益上升，也更加需要牧民从有限的草地上获取更多的收益来维持现今的高消费，这样必然导致草原不堪重负，致使草场退化，生态环境恶化。
2.3监督权力亟需加强，且监理经费不足
由于草原管理机构位势低，草原监理部门在执法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在处理草场纠纷、工业征占用等问题时，往往执法能力弱，缺乏地方政府的大力配合，无法完成执法任务，或听而任之。同时，由于经费不足，草原治安派出所、草原经济民警队缺乏必要的执法设备，执法过程中取证困难，制约了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
3对策
3.1退牧还草，利国惠民
对于草原保护和建设，要“小草，大事业”，即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中极理想的对策还是退牧还草。通过退牧还草，完善生态屏障，改善经营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畜牧业的发展[3]。这项工程在项目实施地区，既有效益又能保护生态，还能得到实惠。另外，还应加大对畜牧业特别是草原的投入，在某种情况下，对牧区应重点扶持，这也是中央的政策。不仅农业上要加大投入，还应在环境和生态方面加大投入。此外，还应发挥国内国际慈善机构、基金组织的作用，吸收民间的投资。总之，逐步加大对草原的保护和建设，对牧民实施科技普及与培训，在科技研究上既要重视基础研究，又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关键的技术问题，促进草原全面协调发展[4]。
3.2“畜南下、禽北上”的新思路
“畜南下、禽北上”的思路也成为目前草原生态恢复与可持续发展中的一种新思想。这一思路主要针对畜禽所食植物的特点与植物所分布的特点来解决目前的草原生态退化所面临的难题，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科技投入充分利用牧区和农区各自的优势，使得单位土地面积的光合产物增值，土地增值，节约出大量的土地用于生态保护[5]。比如全国养鸡47亿只，平均每人年需求3.7只。但是农民滥用饲料添加剂使其速肥，将生理周期由散养的300d以上缩短到不足45d，且狭小的生存空间造成禽流感的蔓延，给食品和卫生安全造成大量隐患。而草原最大的优势是生态环境很好，如果将鸡等家禽转移到草原养殖，不仅生存空间够，而且草原虫害也可得到控制，还可节省1/3的粮食。
4参考文献
[1] 林立.草原生态问题及对策[J].水利规划与设计，2005(3):20-22.
[2] 盖志毅.制度视域下的草原生态环境保护(汉)[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3] 韩建国，孙洪仁.怎样保护和利用好草原[M].北京: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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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采取措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进程
内蒙古坚持不懈实施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启动生态文明制度多项改革，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了重要步伐。
（一）明确定位、制定目标
为将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和视察内蒙古重要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自治区党委、政府着眼全国大局，立足区情实际，提出了“8337”发展思路。其中，在发展定位中明确提出要把内蒙古建设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2013年，自治区政府印发《构筑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规划纲要（2013-2020年）》，力争到2020年，全区森林、草原、湿地、农业等四大生态系统趋于稳定，城市和荒漠生态系统明显好转，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加强，逐步形成完备的生态体系、发达的产业体系和健康的文明体系，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架构初步成型。
（二）注重改革、建章立制
2014年1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的意见》，本着“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思路，全面启动了93项制度建设任务，力争到2020年，基本建成系统完整和相对完善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责任管理体制五大制度体系，增强全民生态文明意识，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确保把祖国北部边疆生态文明风景线打造得更加亮丽。
（三）加大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力度
西部大开发以来，我区陆续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资源保护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工程范围涉及我区90%以上的旗县区，特别是十以来（2013-2014年）共投入中央生态建设资金203.6亿元，完成生态建设面积1.4亿亩。经过十多年的不懈努力，全区生态环境呈现“整体恶化趋缓、治理区明显好转”的良好局面。
（四）倡导社会参与，唤起公众责任意识
不断强化全民生态文明观念，促进全社会整体生态意识的提升，引导公众形成尊重自然、热爱自然、认知自然、善待自然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政府带头、社会群体、公民广泛参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良好社会风气，企业、军队与地方共同开展大面积植树造林活动，广大群众通过投劳、参加工程管护等多种形式参与生态工程建设，为我区生态保护工作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二、成果初现、生态文明建设扎实推进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内蒙古生态保护与建设各项工作成效明显，全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逐渐显现。
（一） 防沙治沙效果显著，荒漠化和沙化面积持续减少
据国家连续几次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监测结果显示，全区荒漠化土地和沙化土地面积已呈缩减态势。五大沙漠周边重点治理区域沙漠扩展现象得到遏制，重点治理的五大沙地等区域林草植被盖度增幅较大，生态明显改善。毛乌素沙地生态状况呈现整体逆转态势。浑善达克沙地南缘长400公里、宽10公里的锁边防护林体系和阴山北麓农牧交错带长300公里、宽50公里的绿色生态屏障基本形成，乌兰布和沙漠东缘的锁边林带，在原有的基础上逐步向腹地推进1-10公里。
（二）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双增长”，林业生态服务功能进一步增强
据2013年内蒙古第七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显示，我区森林面积3.73亿亩，活立木蓄积14.84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达到21.03%，同2008年第六次森林资源清查结果比较均有大幅提高，其中，森林面积净增1822万亩，占全国同期增加的9.93%;森林蓄积净增1.68亿立方米，占全国同期增加的9.47%;森林覆盖率提高1.03个百分点。实现了森林面积、蓄积持续“双增长”。通过工程建设，林业服务功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全区森林植被总碳储量已达8.05亿吨，其中，五大沙漠、五大沙地及阴山北麓风蚀沙化区森林植被总碳储量达2632.05万吨，年防风固沙量15.92亿吨，年滞尘量709.53万吨。
（三）草原生态恶化趋势得到缓解，项目区明显好转
内蒙古草原植被盖度达到43.6%，与本世纪初相比提高了近14个百分点，地上生物量和草原生物多样性明显提高，草原生态环境明显好转，已接近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最好水平。禁牧、休牧实施力度较大的中西部地区草原生态趋于好转，全区草原生态处于退化趋缓、局部好转的恢复起步阶段。
（四）水土流失治理成效显著
近十多年来，依托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项目，全区水土流失治理以每年650万亩的速度递增，全区目前已实施综合治理的小流域1000多条，减少入黄河泥沙1.1亿吨。项目区水、旱、风沙灾害明显减少，改善了区域生态环境和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五）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建成
经努力，初步建立了以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湿地公园为主的湿地保护体系。纳入保护体系的湿地面积2207.4万亩，占全区湿地总面积的24.6%。内蒙古鄂尔多斯遗鸥和达赉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湿地面积同本世纪初相比增加了2600万亩。
（六）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和改革工作推进顺利
编制印发了自治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实施意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实施意见及考核办法、水权转让试点实施方案等改革和制度建设文件;制定完成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改革操作工作方案;启动了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在26个旗县市开展了基本草原划定试点;组建了自治区水权收储转让中心。
三、我区生态文明建设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内蒙古生态文明建设工作虽然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绩，但我区生态环境总体而言仍十分脆弱，恢复生态良性发展压力较大。
（一）生态建设任务依然繁重
全区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区土地面积的62.5%，其中重度和极重度的占36.7%，退化、沙化、盐渍化草原面积占草原总面积的61.2%，森林覆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森林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十分突出，天然湿地大面积萎缩，部分地区生态环境仍在恶化，沙化沙害、水土流失现象依然严重，生态总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改变，全区开展的各项生态工程累计治理面积约4.9亿亩，仅占亟需治理面积的44%，未治理的区域面积仍然较大，大多在远山大漠，地理条件和环境更加恶劣，治理的难度增加。
（二）沙害突出、威胁严重
内蒙古是全国土地沙化最严重的省区之一，分布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库布齐、巴音温都尔五大沙漠和毛乌素、浑善达克、科尔沁、呼伦贝尔、乌珠穆沁五大沙地，全区沙化土地面积有42万平方公里。多年来由于干旱少雨，流动沙丘加剧，沙害蔓延，直接威胁着河流、湖泊、交通要道、农田和城市。乌兰布和沙漠每年以8-10米的速度不断东侵南移，在黄河以东形成沙丘，每年有近1.8亿吨泥沙侵入黄河;阿拉善盟境内的三大沙漠有握手之势，是沙尘暴的主要源头;呼伦贝尔沙地不断侵吞着草场和湖泊，是全区沙化速度最快的沙地之一。
（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缺少可以借鉴的经验
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和实践，我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先行先试的一些创新性工作中，存在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不足问题。以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为例，到目前为止，国际、国内在理论基础、指标含义等方面还存在许多争议，如自然资源的负债如何理解、怎样估值、森林草原的生态价值如何计算等，这直接影响了编表工作的科学性。一些统计数据，需要先进的技术支撑，如树木的年度生长变化等，需要借助卫星遥感等专业设备，技术支持不足。
四、加大工作力度，实现生态文明美好愿景
为将党的十、十八届三中全会、视察我区重要讲话精神及自治区党委政府相关部署落到实处，早日在我区实现生态文明美好愿景，在“十三五期间”我们将着力开展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继续加大生态保护工程实施力度
深入推进京津风沙源治理二期、天然林保护二期、三北防护林五期、退牧还草、新一轮退耕还林等国家重点生态工程，努力确保每年完成林业生态建设面积l000万亩以上、草原建设面积4000万亩、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面积650万亩，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区森林覆盖率达到达到23%，活力木蓄积量达到16亿立方米;草原植被盖度达到48%，草原退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水土流失治理程度提高4个百分点，全区生态状况进一步好转。
（二）全力开展防沙治沙工作
按照《关于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务院关于近期支持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的意见》、《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文件与规划中关于我区防沙治沙工作的要求，不断加大我区五大沙漠、五大沙地治理力度。力争到“十三五”末全区60%以上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同时，积极开展政策研究，探索通过大规模发展沙产业，达到生态治理、环境改善、产业结构调整、农牧民致富的防沙治沙新模式。
（三）继续加快生态制度建设步伐
从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生态保护制度、环境保护管理体制、责任管理体制等方面继续全面推进93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按照考察我区时提出的“先行先试”要求，着力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探索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力争到“十三五”末完成生态文明制度各项改革工作。
（四）进一步完善草原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
实施草原补奖机制是国家加大草原保护的重大战略举措，对我区草原保护、牧区发展、牧民增收尤为重要。补奖机制实施4年来，我区已有4.5亿亩天然草原落实了禁牧政策，5.7亿亩天然草原实施了草畜平衡制度，有力推动了我区“保生态、保收入、保稳定、保供给”目标的实现。目前，草原补奖一期即将到期，为确保草原补奖机制更好地发挥效益，我区将积极协调国家将草原补奖政策作为一项长期强牧惠牧政策持续下去，形成稳定健全的草原生态补偿长效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