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流动人口现状及问题，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广州市流动人口基本状况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流动人口也大规模地向城市迁移。自20世纪80年代起，广州作为中国东南沿海较早发展起来的省会城市，经济得到飞速发展，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流动人员，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在广州生活工作，廉价的劳动力推动广州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和生活环境的进一步提高吸引着愈来愈多的流动人口进驻广州生活和工作。 

广州的流动人口有其自身的特点： 

1流动人员基数大且空间分布不均 

据广州市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通报，“截至2013年年底，广州登记在册流动人口686.7万人，广州实际居住的流动人口为837万人左右，反超常住人口。”[2]广州市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番禺和白云两区，其他城区基本持平。在每个城区中，流动人口倾向居住在城中村，如东圃、石牌等。 

2流动人员来源地结构 

广州市流动人口来源于省内的其他城市占广州市流动人口的近一半，省内其他城市流动人口多向珠三角流动，而广州则位居枢纽地位。因地理位置缘由，广州市流动人口来源于省外的省份主要是湖南、广西、湖北、江西和四川等省份。 

3流动人员文化程度 

因产业发展的缘由，广州市流动人口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流动人员文化程度不高，基本为初中和高中水平，在一些高新技术区和CBD，其流动人口学历比较高，随着广州市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深化转型，流动人口的文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 

4流动人口职业结构 

广州市各个地区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和经济机构不同，直接决定了各区的流动人口的职业结构。天河区的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白云区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制造业和批发零售;荔湾区的流动人口主要从事个体商户和零售;花都区的流动人口主要从事工业。 

5流动人员的经济状况 

流动人口的收入与其职业是对应的，流动人员的收入普遍较低，部分流动人口的收入达不到本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从各区看，天河区的流动人口收入较高，其余各区相对较低，流动人口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不高，从事低层劳动密集型产业。 

（二）广州市流动人口继续教育现状 

流动人口的特殊性使得其继续教育与其他继续教育有着显著差别。广州市流动人口继续教育与其他继续教育一样统一受广州市政府的继续教育管理，没有对流动人口继续教育和社会上其他人群的继续教育明显地区分开来，统一享受广州市政府的提供的继续教育资源和服务。而另一方面，广州市其他社群的继续教育如公务员、军官、教师等有专门的继续教育设备、网络平台、资金和服务体系，流动人口继续教育没有系统的服务体系，主要是对流动人员的人口管理。 

广州市政府对流动人口继续教育出台了一些积极的举措。 

一是整合高校资源。广州市政府积极发挥社区功能，与地区高校联合办学，为流动人员的继续教育提供正规教育平台。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与社区政府成立“广东工程职业学院登峰街社区教育学院”，广州市城市职业学院融合社区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为广州社区学院，现已在各区成立了分院，如白云区分院。 

二是针对流动人员的素质教育。社区教育办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提高流动人员的文化素质。社区教育不仅为流动人员提供学历传统教育，还为流动人口提供各种技能培训教育、心理辅导、社会职业分析等教育，使他们全方位提高个人素质，提高生活能力和生活水平，融入广州市民生活。 

广州市在充分认识到提高流动人员文化素质对广州市发展的重要意义后，积极关注广州市流动人员的社会需求，配合广州市城市化建设，逐步增加对流动人口继续教育的项目支持。政府通过立项使得流动人员继续教育问题得到技术和资金支持，使继续教育资源分配实现最大的公平。 

篇2

关键词：流动群体 就业培训 社区培训

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异地居住的成年育龄人员，国外一般称为人口流动。我国流动人口的产生是经济转型的产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施行，的实行和农业产业化的推进解放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虽然农村乡镇企业的兴起吸纳了一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仍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随着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公司与企业的兴起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正好弥补了这个空缺。为谋求更高的生活质量和更好的发展空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原住地流向城市，俗称“农民工”，流动人口的主体就是农民工[1]。

一、流动群体就业现状

在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融入城市的道路走得并非一帆风顺。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二元经济格局，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受教育和就业培训方面与城市人口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多数流动人口来自于经济社会较为落后的农村地区，在进入城市务工过程中面临着职业、生活方式、社会交往关系等一系列的转变和适应。流动人口在城市非农就业转移过程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成为制约他们实现非农就业转移的瓶颈，影响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寻找工作的难易程度及工资收入水平，是需要提供就业培训帮助的弱势群体。

二、流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现状及问题

当前，政府对于流动群体职业技能培训予以了相当的重视，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其中，兴办了多种类型的劳动力培训市场，用于对流动群体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以期能够推动他们顺利适应城市经济发展的要求。

公办劳动力培训市场由政府出资、政府主导或委托相关培训机构对剩余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但相对于中国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来说，政府提供的针对流动人口技能培训的专项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从而使农村劳动力转移所需要的就业培训面临着资金缺乏的困境。

除了公办培训机构以外，在劳动力培训市场上，各种各样营利性民办专业培训机构迅速成长，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接受培训提供了多种渠道。然而在现实中流动人口进入民办培训机构的比例很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数民办培训机构以营利为目的，在培训过程中收取了较高费用，这笔较高的培训费用成为流动人口接受就业培训的主要障碍[3]。

综合起来，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方面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很明显地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培训费用问题。培训费用是目前流动人口参加就业教育培训的首要问题。就业教育培训是流动人口实现非农就业的关键，但流动人口、政府部门和用人单位由于各自的原因，不能提供足够的资金支持。

其二，培训技术含量低。科技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劳动者受教育水平和掌握技能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用人单位需要的是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较高技能的员工。现有针对流动人口的培训主要是技术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训，具有培训时间短、内容简单、见效快的特点。这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无法真正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难以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

三、以社区为中心构建流动人口培训体系的优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单位制影响的逐渐式微和社区建设运动的兴起，原有的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被打破，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汇聚到城市社区，伴随而来的是更多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事项沉淀到社区，社区日益成为社会建设和经济发展的着力点。以社区为中心构建针对流动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具有如下无可比拟的优势：

1、具有一定的针对性

目前，就城市而言，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八十以上居住在各个社区，对于这些下岗失业人员和新生劳动力的情况及求职需求，社区了解得较为具体细致。同时，对社区内的企业用工情况及社区所需开发岗位情况也心中有数，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可以根据求职者的实际情况和企业用工情况，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能够提高培训的就业率。

2、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社区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对所培训对象，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对于保洁、保安、家政服务等岗位，由于技能需求不高，可以举办短期培训班，只要达到上岗要求即可毕业上岗。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岗位，如电器修理、影视制作、企业营销、生产管理等，可以外请高级教师讲课，培训时间可以长一些，也是以达到上岗条件为目的。

3、具有一定的方便性

生活在社区的下岗、失业人员及农术剩余劳动力，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家庭主要劳动力，家庭生活也需要他们去维系。所以，长期到离家较远的职业培训中心参加培训，有一定操作上的困难。而参加社区培训，一方面只需短期培训即可上岗，社区培训更为方便些；另一方面社区培训机构离受训人员家近，出入方便；三是社区培训机构人员与受训人员比较熟悉，容易进行思想沟通，方便就业指导，并能够帮助转变一些人不正确的择业观念。

篇3

摘 要：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流动人口与日俱增。流动儿童的免疫接种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计划免疫工作深入开展的关键，被视为当前计划免疫工作的一大难点，就其现状作一简述。

关键词：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现状；对策

中图分类号：R18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97（2009）03-0132-01

目前，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1.4亿，超过了总人口的10%。流动儿童面临着儿童权利、义务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问题。如何让流动儿童接种疫苗，公平地获得健康保障，笔者就其现状简单介绍如下。

1 流动儿童的概念及免疫状况

1.1 流动儿童的概念

当今对流动儿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一般是指“户口不在居住地，或户口在本地而人在外地居住，连续时间在3个月以上的儿童”。对某一地区来说，流动儿童包括流入儿童和流出儿童，就流动儿童的来源界定也有多种方式，如以省、市、县（区）、乡、村为界，不同地区根据当地的特点或研究需要有不同的界定。

1.2 流动儿童的免疫状况

流动儿童的建卡、建证率和“四苗”接种率、“四苗”全程免疫覆盖率均显著低于常住儿童，而散居流动儿童“四苗”全程免疫覆盖率又显著高于聚集地流动儿童。调查上海市外来流动儿童计划免疫5种疫苗的合格接种率仅为41.02%，远低于本地户籍的儿童；深圳市宝安区对社区外来儿童接种率调查显示，来深圳居住时间的长短对接种率有直接影响，越早到来，接种率越高。城市中的大型农贸市场、建筑工地等流动儿童聚集地接种率最低。调查显示，流动儿童居住时间越长，建卡率和接种率越高。

2 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的策略探讨

2.1 加强管理，健全法制，加强多部门的合作

计划免疫是一项国家指令性工作，又是面广量大、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过程。政府立法有利于增强群众的法制观念，强化计划免疫监督管理的力度，为计划免疫工作的持续发展提供法律保证。

2.2 领导重视，狠抓落实

每年应将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纳入年初工作计划及年终考核指标。从行政、业务上狠抓落实，促使各乡镇卫生院积极主动，想方设法地采取各种措施搜索流动儿童，减少免疫空白点。2.3 广泛宣传，普及免疫知识

根据流动人口的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宣传，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刊、宣传单、标语、接种证等多种形式，多方位地反复开展计划免疫知识的宣传教育，让儿童家长主动到卫生部门登记造册免疫接种，由现在的被动搜索变为主动上门要求免疫服务。

2.4 增加投入，确保工作的开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流动人口的增加，尤其在流动人口比重大的地方，计划免疫人员的配备和经费都面临很大的压力。争取政府的重视，增加经费和人员的投人，设立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管理专项经费，保证冷链设备、疫苗运转、人员培训、社会宣传、工作人员劳务费等经费的落实，才能保证计划免疫工作的全面发展。

2.5 提高基层接种队伍的素质

免疫服务的满意度对流动儿童的基础免疫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计免医师在接种过程中规范操作的情况、能否向群众传递正确的儿童计划免疫知识及处理异常反应的能力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家长对免疫服务的满意度。故加强对接种人员的培训，提高接种队伍的素质，使所有人员持证上岗，将对提高流动儿童免疫接种起到推动作用。

总之，流动人口是商品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快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集团化程度越来越高，劳动力出现过剩。在这规模宏大的流动人潮中，也夹杂着不少的儿童成为计划免疫的流动儿童，人口大流动将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的一种必然社会现象，做好流动儿童的计划免疫工作既是历史的要求，也是现实的需要。

参考文献：

［1］ 陆碧茹，丁灿华.流动儿童计划免疫现状及管理策略［J］.现代预防医学，2007：34.

篇4

【关键词】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资本

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际交往技巧、习惯、态度、语言风格、教育素质、品位与生活方式”。为进一步理解文化资本，他阐述了文化资本的三种存在状态：一是具体的状态，二是客观的状态，三是体制的状态。文化资本对儿童学业有重要影响。布迪厄在研究出身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孩子取得不同学术成就的原因时发现，出身于不同阶级和阶级小团体的孩子在学术市场中获得的特殊利润，是对应于阶级与阶级小团体之间的文化资本的分布状况的。因此在布迪厄看来，受教育者在走进学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都是一样的教育水平下，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拥有各自的文化资本（来源于家庭的），而文化资本的多与少预示着他们将来在教育成就上的大小。流动人口家庭的文化资本情况如何呢，下面按照布迪厄的分类进行分析。

为研究流动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现状，我们以昆明Y社区三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为基地，全面开展了一次访问、座谈、问卷等诸多形式的调查。本次调查除访问、座谈外，还问卷调查全校200名学生的家庭。问卷由学校带给家长，家长填写后再由学生带回学校汇总，从问卷发放到收回和情况汇总分析看，家长对本次调查是十分支持认真配合的，反应信息是可信的。流动人口子女学生195名，流动人口户籍分布是：四川68人，贵州22人，湖北8人，福建3人，昭通27人，会泽28人，山西1人，河南11人，重庆23人，广西4人。

一、流动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资本现状及存在问题

1.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

具体状态的文化资本包含父母的知识、修养、技能、能力等等方面内容，操作化较困难，在此笔者仅仅讨论社会排斥对于家庭文化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

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对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如通过电视、老师、同伴、相关他人来了解这个世界，来了解父母在社会中的“形象”，在我国城市中，对流动人口的“污名化”过程相当的严重，不修边幅、脏、随地吐痰、浑身臭味、不文明等似乎理所当然的加在他们身上。在调查的时候，笔者发现有些孩子对于父母的职业和身份有掩饰的倾向，怕被别人嘲笑，这种“污名化”也影响着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位置，影响教育的效果，让孩子们认为父母就是脏的、没有修养，能力低下的，这些冲淡了父母身上很多坚强、乐观、豁达等优点。导致家庭文化代际传递面临着困境。

2.客观化文化资本

客观化文化资本是以图片、书籍、音像、工具等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在布迪厄看来，所谓文化产品，正是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统一。“文化产品既可以表现出物质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现出符号性的一面。在物质性方面，文化产品预先假定了经济资本，而在符号性方面，文化产品则预先假定了文化资本。”流动人口家庭收入低，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他们的花费往往集中在维持生存的物质生活消费上而非文化消费上。

由于学校老师的要求每个小学生都必须有字典，字典是孩子学习的重要工具占有量达到68.2%，报纸的占有量为24.1%，作为科普读物的百科全书是重要的开阔视野的工具但是占有量仅为6.2%，地图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占有量也仅为8.7%。可见，除了学校要求的字典以外，其他的文化用品的占有量都很低。

备注：样本量为195个流动人口家庭

电子文化产品不仅可以启迪孩子的思维陶冶孩子的情操，而且还可以开发他们对于科学的兴趣。如表1所示在流动人口家庭中电视十分普及的，87.7%的家庭有电视，但是在笔者走访的时候发现电视机总是开着，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也开着，而且声音开得很大，选择观看的节目也是一些台湾的很长的连续剧。而对于一些新闻类节目和科普节目他们很少观看。

家里的课外书的拥有量是衡量家庭物质文化资本的重要指标。我可以从表2看到18.5%的家庭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拥有10本以下课外书的家庭占到74.5%流动人口家庭的图书占有量十分有限。小学阶段正是学习和阅读的旺盛阶段，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以后学习能力的提高和学习习惯的养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流动人口家庭的课外书的拥有量十分有限。

3.体制化文化资本

体制化文化资本主要指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学历资本。具体说，即通过学术资格、文化能力证书等方式从体制上予以承认的、得到保障的文化能力。体制化状态的资本与自学者的资本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社会公认的证书赋予其拥有者一种文化的、约定俗成的、经久不变的、有合法保障的价值，后者则不能给予其拥有者类似的保障。

流动人口的低学历使其子女在代际传递过程中处于弱势。在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体制下，城乡教育投资体制也是二元分化的，这导致农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必然受农村教育水平的制约，学历水平必然不高。如表3所示，母亲不识字比率很高占到总数的29.7%，会基本读写的占26.2%，小学毕业的占27.2%。父亲的受教育水平明显高于母亲，不识字率仅占3.6%初中以上毕业的比率高于母亲。但是总体看来流动人口学历水平处于劣势地位。

二、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的对策

1.完善教育立法，将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

制订一部《家庭教育法》，与《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保护法》等一道规范我国的基础教育，通过家庭教育的立法形式，将流动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纳入法制轨道，使全社会更加重视家庭教育，促进我国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发掘社区力量大力改善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环境

首先，利用社区的力量，招募大学生志愿者，发动社会爱心人士为流动儿童建立公共的阅览室。弥补流动人口家庭阅读书目不足的缺口。

其次，发动学校的力量定期为流动儿童做问卷调查，发现学生的心理问题，由社工进入帮助父母进行处理。建立社区儿童少年教育和监护体系，增强和发展社区教育的作用。

3.建立以家长学校为平台的培训机构，对家庭教育进行科学指导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与子女的互动活动。家长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家教水平。由于流动人口整体素质偏低，严重影响到家庭教育质量的提高，不利于流动人口子女的健康成长。因此加强对家庭学校的管理，使家长能得到较为全面、系统、科学的家庭教育指导，对流动人口家庭教育特别重要。

参考文献：

[1]郭凯.《文化资本与教育场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评》《当代教育科学》，2005年第16期

篇5

一、治安现状及特点

（一）流动人口多，管理难度大城中村地处城市中心，交通方便，就业机会较多，村民有多套房屋出租，具备大量廉价的出租房，吸引了大量的外来流动人口就业，致使城中村人口呈现流动性大，管理难的特点。例如，在贵阳主城区的城中村沙河村居住的人口中，常驻人口有4000余人，暂住人口却达2万余人，达到1：5的比例。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村民的房屋出租区，村集体在流动人口管理上就存在很大的难度，对治安综合治理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刑事犯罪案件多发城中村人口密度大，流动人口多，加上街多巷深，过道多昏暗窄小，使得违法犯罪活动猖獗，其案发主体、时间、地点、性质复杂多样：从违法犯罪主体看，多为外来流动人口，也有少数的本地人员，犯案者大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从案发时间来看，犯案人员多数借着夜色幕掩盖流窜作案，其中案件多发时段为夜间及凌晨；从案发地点来看，在城中村特殊的接到环境掩护下，违法犯罪地多集中在村内狭窄昏暗巷道或人少的路面，具体路段也呈现出多变性；从案件性质上看，在城乡边缘结合地带的违法犯罪既有城市现代犯罪的特点，也有农村地区传统犯罪的特点，但主要以贩毒、盗窃、抢夺、抢劫等传统违法犯罪为主。

（三）征地拆迁纠纷不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中村失地农民在房屋拆迁问题上的各种纠纷层出不穷。一是村民由于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希望从拆迁中得到最大利益的补偿，因而铤而走险违法种房；二是少数村民对拆迁补偿要求不合理，与拆迁部门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三是一些房开商有选择性地拆迁，导致同一个村民组，内出现拆一栋留一栋的废墟现状，村民生活不方便，使未拆迁户怨声载道。征地拆迁纠纷在村集体协商无果后，走司法程序等途径的较少，而聚众上访多，给城中村社会治安带来极不稳定因素。

二、治安问题成因分析

（一）规划建设不合理，基础设施落后。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中村村民生活居住空间不断缩小，致使城中村广泛分散在现代化的城市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一是村民居住分散，居住环境相对较差。城中村村民多分布在地势较高的坡地或房开商看不上眼的较偏僻位置，生活工作不便。二是房屋建设无规划，突击“种房”现象严重。城中村村民在没有合理规划的情况下建设房屋用以出租，导致了顶风修建各种违章建筑，甚至出现“楼上楼”现象。三是路多巷深，昏暗难行。长期以来没有合理的建设规划，缺乏城市道路管理部门的重视，路窄巷黑的现状不仅给居住者带来通行的不便，而且也给违法犯罪活动提供了作案的庇护。

（二）流动人口多，人员良莠不齐。城中村大部分流动人口多是处在社会的底层和城市边缘的人群，文化素质不高、收入较低、构成复杂、流动频繁、居住密度大，来到城市后较大的贫富差距造成的落差感和周围关怀的缺乏，甚至还有受到各种歧视，容易导致他们积累不满情绪，如果他们长期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渲泄这种情绪不良情绪，或者为了满足其超能力所及的物质需要时，就很可能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动人口密集的地方，在逃犯、吸毒人员等重点人口隐藏其中，不易查出，管理和打击都十分困难。

（三）房开商不合理拆迁。征地拆迁一直是导致城中村治安综合治理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处理不好易引发社会治安问题。具体原因上，一方面，房开商选好地、留劣地，或是因村民本身房屋建筑面积、耕地面积的不同，在拆迁补偿后造成同一个村民组或者一个家庭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导致村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得到“巨额”的拆迁补偿款，由于没有长远打算和投资经验，甚至有的大肆挥霍，用于赌博或者炫富，拆迁补偿款很快被挥霍殆尽，加之没有谋职技能，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稳定工作，也给社会稳定埋下隐患。

三、对策及建议

（一）加快经济转型，强化综治建设。城中村在向城市过度转型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是做好村集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城中村集体单一的租赁买卖必须向现代第三产业服务业转型，壮大村组经济。集体经济丰盈后，才能投入更多到社会治安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一是要合理规划村内建设，修缮“行路难”的村级公路和高坡深巷，提高村民的出行安全感。二是要及时合理地设置村内照明设施，对巷多路黑的地段安装路灯，各路段全面覆盖。三是有针对性地在案件易发高发路段、街头巷口安装监控摄像头，严密监控，降低发案率。

篇6

人口流动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现象，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大量的外来人口成为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但同时也为城市人口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何金定认为流动人口是指不改变长久居住地(即法律上的户籍所在地)、以谋生为目的、在外时间较长的人口。 而韩琳认为流动人口是指流动人口是相对于常住人口而言，通常指“临时离开户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辖区范围，前往它地不时返回的人口。”本文所研究的流动人口则是指按照何金定的界定。

流动人口的成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农村经济难以吸收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的职能多、服务面广、第三产业比较落后，随着城市基本建设日新月异地发展，城市对劳动力地需求更加迫切。

第二，社会经济的活跃和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为人口流动创造了契机。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区域件的横向联系范围日益扩大。另外，用工制度的变革，开放集贸和劳务市场等政策的实施，尤其使沿海的一系列发展第三产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地人口和劳动力很有吸引力。

2宁波市流动人口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

2.1宁波市流动人口基本情况

2.1.1宁波市流动人口总量情况

宁波市外来流动人口总体规模10年来增长4倍多，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外来从业人员。至2006年底，外来流动人口达到331万人，与户籍人口比为59.1∶100，总量首次居全省首位。据测算，至2020年，外来流动人口将超过600万人。增长趋势见下图。

2.1.2宁波市流动人口构成情况

2.1.2.1 2006年底，从来源分布看，以省外人口为主流。全市流动人口中有16.28万人来自浙江省内，有180.2万来自省外，占总数的84.7%。其中，来源最多的省份是安徽，达43万，占总量的23.86%。接下来依次是四川、江西、贵州、河南、湖南、江苏、山东、重庆、陕西、广西等省市自治区。

2.1.2.2 从年龄结构看，26-45周岁的劳动力居多，达106.04万人，占总人数的52.25%；16-25周岁的次之，人数为75.70万人，占总人数的37.3%；46周岁以上的相对较少，共有21.22万人，仅占总人数的10.45%。

2.1.2.3 从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数多达163.17万人，占总人数的80.4%；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人数为30.39万人，占15%；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9.40万人，仅占总数的4.6%。

2.1.2.4 从劳动技能看，在工作实践中自学成才，稍有技术特长的为139.98万人，占总人数的69%；有初级技能的为46.07万人，占总人数的22.7%；具有中、高级技能者为16.91万人，仅占总人数的8.3%（数据来源：宁波市公安局）。

2.1.3在宁波市的流动人口生活情况

2.1.3.1收入情况。2004年，在宁波城市中的流动劳动力的平均月收入约为1042元，其中，月收入在666.66元以下的占流动人口总数的51%；在666.66-1000元的占31%；也有少部分月收入超过1666.66元的，占9%。

2.1.3.2精神生活情况。迫于工作和生活压力，流动人口精神生活贫乏。

2.1.3.3流动人口的子女入学情况。至2004年秋季，在宁波市接受义务教育的流动人口子女达到13.25万人，入学率达到99%以上，其中在公办小学就读的有7.40万人，在社会力量办的流动人口子女学校就读的有5.85万人（数据来源：宁波市公安局）。

2.2宁流市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的主要措施

宁波市政府在流动人口的管理与服务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教育方面，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采取多种形式，依法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基本上解决了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的义务和学前教育问题。在治安管理方面，对流动人口及其落脚的出租房、中小旅店、建筑工地、劳务市场等部位开展不间断检查，及时发现、打击违法犯罪分子，消除治安隐患。在疾病控制、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方面，为流动人口妇女儿童提供同等的保健服务和社区卫生服务，并建卡、建册，实施系统的动态管理。在就业方面，积极收集、登记各企业的用工信息，通过各种途径向流动人口提供就业信息。在社会保障方面，减免相关费用，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合法权益。逐步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各方面完善流动人口社会制度。在户籍管理方面，先后制订出台了《宁波市城镇暂住人口管理办法》、《宁波市农村和外来劳动力进城务工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加强外来流动人口治安管理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

2.3流动人口对宁波市的不良影响

第一、对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产生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城市基础设施相对滞后于经济的发展，而庞大的流动人口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与城市居民相当，在某些方面比市民的需求量还大，从而加剧了城市基础设施的供需缺口的矛盾。外来流动人口的卫生意识普遍较差，如存在从事饮食行业的外来流动人员并无健康检查证、经常乱丢垃圾、不少外来盲流人员在景区、闹市、车站、码头等处流浪乞讨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城市环境

第二、对城市治安、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产生影响。外来流动人口构成复杂，有些外来流窜犯罪分子混迹其中，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影响了社会治安秩序；大量外来劳动力的进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储备库，这在满足城市建设和发展需要的同时，也对城市劳动力就业带来了很大压力。

3 对宁波市流动人口综合性整治的对策与建议

3.1转变观念，积极创造亲和氛围。

在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差别巨大，城市居民有着强烈的优越感，种现在在沿海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这妨碍了流动人口与居民的交流，甚至引发恶性冲突。并且，由于许多流动人口素质较差，犯罪违规现象严重，这又增加了居民对流动人口的恐惧感。于是居民对流动人口更加排斥，这样易形成恶性循环，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团结。

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充分利用舆论手段，在全社会营造起一个亲和的氛围。可通过媒体（报纸、电视、广告牌、宣传画等）和其他宣传教育手段宣传流动人口对宁波的积极贡献，倡导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的和睦相处，一方面可使流动人口感受到宁波的可亲友善，另一方面也可使流动人口尽快熟悉宁波，融入宁波，和睦友好的氛围有利于社会的团结与稳定。

3.2优化流动人口居住环境。

目前宁波的流动人口，除一小部分有稳定高收入的人外，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收入较低且不稳定，他们基本上居住在租借的破旧房屋或自行搭建的临时性房屋中，居住条件恶劣，不仅对身体健康不利，而且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政府可引导房产开发商在城郊结合部集中规模开发消费对象为流动人口的简易、低价实用住房。这样不仅流动人口居住条件大大得到改善，又减轻了流动人口的经济负担，房地产商也可从中获利，并且，流动人口集中居住，为有关部门规范管理提供可能。

3.3开发劳务市场，提高流动人口素质。

目前，流入宁波的流动人口就业，特别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从事体力劳动的流动人口，大多数是通过非正规渠道找到职业的流动人口，不仅雇主所给薪水较低，而且有的连最基本的人身保障都没有，因此政府部门或相关机构可建立综合性、专门性的流动人口劳务市场，符合条件的流动和用工单位才可以进入劳务市场，方便流动人口和用工单位进行双向选择。

另一方面，为了提高流动人口的素质，政府可以成立一定的流动人口培训组织机构，将流动人口集中起来加强教育，并传授各种技能，使他们有提升自己能力的机会。

3.4建立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

3.4.1建立流动人口信息资源库。

公安、民政、计生、卫生、教育、劳动等部门要在政府的领导下相互协调配合，整合部门管理服务信息资源，实现流动人口管理信息的跨部门共享。

3.4.2搭建流动人口信息交换平台。

现在城市流动人口的信息基本是单向流动的，流出地政府无法获取流动人口的信息，流入地政府也很难了解流动人口的信息，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流动人口信息网络平台就很有必要。同时，政府和社会可建立流动人口专用网站，创办相关的专门刊物，为流动人口提供及时、便捷的服务。

3.4.3建立城市流动人口IC卡管理系统。

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多，流动复杂，政府可以设计IC卡暂住证作为流动人口的身份识别证，内部存储流动人员的就业、健康、婚育、福利保障等信息，卡内信息与资源库信息保持一致。各管理部门建立读卡设备，同时配套相关的信息保密制度，保证各部门准确掌握有效信息

城市化建设、市场化建设、工业化建设等方方面面已离不开流动人口，而人口的流动又必须有序，否则会出问题。要做到有利、有序就必须加强管理与服务，管理与服务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必须使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工作有序、健康发展。

篇7

[关键词] 孕期保健;社区;管理;效果

[中图分类号]R17 [文献标识码] C[文章编号] 1673-7210(2010)01(b)-139-03

Analysis on effect of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pregnancy in internal migrants

LI Xuemei1, XU Zaoqing1, ZHOU Zhiheng2, YANG Dongqun1, TANG Yanfen1, CHEN Yingxin1

(1.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hiqiao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511400,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General Medicine,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1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pregnancy in internal migrants. Methods: The pregnant women who made prenatal care in shiqiao hospital over a period from july 2007 to july 2009 were investigated. 788 pregnant women received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 special lectures, one-to-one health education, self-care at home, follow-up regularly, mental consultation, consultative clinics on aristogenesis and high-risk pregnancy and post-parturiant follow-up. They were tracked and followed-up untill Postnatal-one-week. The related results about pregnancy would be analysed. Results: Before management, the rates of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n perinatal care in internal migrants pregnancy women were 6%-50%. Among the pregnancy women, 68.9% liked the health education, 72.0% followed-up regularly, 6.0% hoped to childbirth in family. After management, the rates of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n perinatal care pregnancy women were over 90%.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perinatal care pregnancy women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gnant women'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bout maternal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management(P

[Key words] Prenated care; Community; Managemen; Effect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保健条件的改善。围生期保健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孕产妇及围生儿死亡率逐年下降。然而,流动人口中孕产妇的围生期管理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1]。故此,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卫生保健是当前基层妇幼保健工作的重点内容[2]。为了提高本地流动人口孕产妇的卫生保健水平,我科从2007年起开展了流动人口孕产妇社区综合管理模式的探讨,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选择 2007年7月～2009年7月来我院产前检查的流动人口孕妇中,自愿参加的孕妇788例作为研究对象,开展社区综合管理。

1.2 方法

1.2.1 问卷调查对第一次来进行围生期保健的妇女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并进行问卷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资料,家庭一般资料,孕产保健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经过调查后,对孕产妇进行初步的评价;在孕产妇35周后再一次进行孕产保健的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的调查。

1.2.2 定期开展专题讲座孕妇除进行常规围生期保健检查外, 还预约她们上孕妇学校安排专题讲座,并利用多媒体、采用参与、互动和角色扮演的形式进行健康教育。以卫生部儿童早期综合发展项目《孕期培训教材》为参考用书, 培训内容包括孕期保健、孕期营养、孕产期心理卫生、孕期口腔保健、胎教、分娩知识、产褥期保健和新生儿护理的相关知识。

1.2.3 一对一个体针对性补充健康教育对一些经过调查评价后,针对认知和行为上有问题的孕产妇进行个体化的教育,如营养干预,运动干预,心理干预和个体督导。

1.2.4 家庭自我监护经过健康教育,教会孕产妇家庭自我监护的方法,并要求她们在家里进行监测,包括饮食,运动,体重,胎动和个人相关指标,如有孕高征的妇女自我监测血压等。

1.2.5 严格定期随访要求孕产妇一定要如期来进行定期产前检查,对于一些忘记或者不方便来检查的孕妇进行电话咨询,必要时进行家访。

1.2.6 孕产妇心理疏导有心理辅导经验的妇产科医师有心理问题的产妇进行一对一心理干预;设立心理咨询热线,随时为有心理问题的产妇提供心理辅导;定期举行家庭会谈,包括其丈夫、公婆、父母进行心理宣教和观看育儿知识录像,以增加家庭支持,减轻心理压力。

1.2.7 优生优育及高危妊娠咨询门诊及产后回访根据孕产妇的情况,设立优生优育及高危妊娠咨询门诊,开展咨询和相关的医疗保健服务,对产后妇女进行严格的产后访视制度。

1.3 评价方法

比较社区综合管理的孕产妇干预前后的相关指标的差异,比较社区综合管理的孕产妇和过去本科室孕产妇相关指标的差异性。

1.4 统计学处理

运用SPSS统计软件建立数据库,并录入调查数据,经核对后进行统计分析,各率或构成比的比较用χ2检验或fisher's精确概率法。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被管理的孕妇年龄21～37岁, 平均25.7岁。文化水平方面:小学以下文化水平者7.3%,初中文化水平者69.9%,中专或大专高中者18.5%,大专以上者4.2%;职业构成方面:家庭主妇20.8%,工人43.3%,职员20.5%,个体户5.3%,其他10.1%。

2.2 管理前后孕产保健相关知识比较

流动人口孕产妇在第一次产检(管理前)的孕产保健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较低,其中关于分娩过程的知晓率(6%)最低,而关于母乳喂养的好处的知晓率最高(49%);经过社区综合管理后,孕产保健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其中关于孕妇的运动、孕期的性生活、孕期体重增加的范围和分娩前的征兆的管理后知晓率为100%,管理前后各知晓率有显著性差异(P

2.3管理前后孕产保健相关态度的比较

流动人口孕产妇在综合管理前,仅68.9%孕产妇愿意参与健康教育活动,87.9%孕产妇有问题时愿意主动回医院检查,6.0%孕产妇希望在家分娩,仅有72.0%的孕产妇有定期随访;经过社区综合管理后,孕产妇保健相关态度均得到了明显改善,其中被管理的孕产妇均愿意在有问题的时候主动回医院检查、愿意到医院分娩、定期随访;管理前后孕产保健相关态度的构成比有显著性差异(P

表 2 流动人口管理前后孕产保健相关态度和行为的比较(n=788)

2.4流动人口管理前后孕产相干质量指标比较

产后一周的家庭访视,观察孕产相干质量指标发现,经过社区综合管理的流动人口孕产妇女的剖宫产率为16.9%,产后出血率为1.8%,新生儿窒息率为1.5%,均低于我科2007年全部孕产妇质量指标,而母乳喂养率为98.9%,高于我科2007年的孕产妇母乳喂养率,有显著性差异(P

3 讨论

孕产妇保健作为孕、产期保健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孕、产妇健康和促进安全分娩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孕期保健的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医疗卫生状况、妇幼保健工作的重要指标。研究显示,孕产妇死亡及围生儿死亡、低体重儿,早产等不良妊娠结局与缺乏孕期保健有关[3]。规律的进行孕期保健,可以发现和确定有高危因素的孕妇,为孕妇提供专业服务者的帮助。目前,我国的孕产期保健绝大部分工作由基层医疗单位承担,故此孕、产妇的管理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点人群的管理工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4]。

随着我国妇幼保健专科服务和社区卫生服务工作质量的提高,目前我国的户籍人口孕期保健工作取得了满意的效果。然而,由于流动人口孕产妇普遍存在文化素质低、经济困难、缺乏孕产期保健意识与知识、职业和居住地不稳定等特点,管理相对困难,并且流动人口孕产妇一般不愿接受孕期监护和住院分娩,极易发生孕产妇死亡,所以流动人口孕产妇的管理是当前妇幼保健工作的一大难点[5-6]。市桥镇是广州市番禺区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一个镇区,流动人口多,其中育龄妇女占较高的比例。因此加强流动人口孕产妇管理降低孕产妇和围生儿死亡率,最大效率地提高她们的健康水平是目前亟需解决的公共卫生问题。

孕产期保健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过程,需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当地其他卫生部门及孕产期家庭三者配合完成。国内外的研究也证实,基于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孕产期保健方式是做好社区孕产期妇女保健的有效途径[7-8]。国内也有大量研究进行了孕产期保健方法和效果的探讨,大多采用健康教育法、孕妇学校[9]、孕期训练[10]和系统管理[11]等方法,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进行综合管理模式研究的报道不多。我院自2007年起建立了流动人口孕产妇综合管理模式,及时收集流动人口孕产妇的信息并纳入系统管理,形成政府、社区、医院一体化的管理体系,大力对本院服务范围的流动人口孕产妇进行社区综合管理:定期开展专题讲座、一对一个体针对性补充健康教育、家庭自我监护、严格定期随访、孕产妇心理疏导、优生优育及高危妊娠咨询门诊及产后回访等。经过对流动人员孕产妇进行社区综合管理,使流动人员孕产妇的孕产保健相关知识知晓率从管理前的50%以下提高到管理后的90%以上,孕产保健相关态度和行为也得到明显的改善,剖宫产率比本科室2007年下降超过10%,母乳喂养率上升近10%,综上所述,本管理模式效果满意,适用于县、乡级基层医疗机构推广。

[参考文献]

[1]沈汝刚,刘凯波,肖洵,等.流动人口孕产妇保健及分娩调查[J].中国公共卫生,2004,20(1):46-47.

[2]陈沁,曾芳玲,王平.广州市777名流动人口妇女孕产期保健状况及影响因素调查分析[J].广州医药,2004,35(5):59-61.

[3]刘丹,静进.我国妇女产前保健服务现状及影响因素[J].中国妇幼保健,2007,20(22):2868-2869.

[4]陶水英,张锦珍,陈丽琼.社区卫生服务中孕产妇保健的现状与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7,21(8):39-40.

[5]李绚.2001-2005年广州市天河区本地户口与流动人口孕产妇系统管理主要指标的分析[J].中国民康医学,2006,18(11):863.

[6]朱丽萍,谭晶,贾万梁.上海市流动人口孕产妇平产分娩点工作及其效果[J].中国卫生资源,2007,10(2):89-91.

[7]SM Chan, EAS Nelson, SSF Leung, et al. Special postpartum dietary practices of Hong Kong Chinese women[J]. Europe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2000,25:797-802.

[8]Ellen DJ. Reminiscence therapy for older women with depression: effects nursing intervention in assisted-living long-term care[J].Journal of Gerontological Nursing,2003,29(7):26-33.

[9]刘品佳,曾晓琴,吴燕燕.1123例孕妇孕期健康教育培训效果分析[J].中国初级卫生保健,2008,22(8):48-49.

[10]牛彩虹.开展孕期训练班的方法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09,9(3):58-59.

篇8

【关键词】 HIV/AIDS 生存现状 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assistances of HIV positive and AIDS patients in Dongguan by follow-up visit and then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constituting Four Free and One Care Policy. Methods Uniformed questionnaires was used to gather useful information through face-to-face or phone interviews with HIV/AIDS patients that were diagnosed before 2007 in Dongguan. Results In all 1503 HIV/AIDS patients， 92.75% were floating people， 66.10% were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this investigation， 161 HIV/AIDS patients lived in Dongguan were visited and the visiting rate was 11.37%. And also， the visiting rate of local peopl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floating people (χ2=205， P

【Key words】 HIV/AIDS; living condition; assistance

东莞市自1991年发现首例输入性艾滋病病例，截至2007年12月，已累计报告HIV感染者1503例，其中流动人口1394例，占92.75%。由于其流动性大，掌握我市实际的艾滋病疫情及其在我市的生存状况，一直是我市艾滋病管理工作的一大难题。为了更好地掌握我市现存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实际疫情，为制定一套适合我市艾滋病实情的HIV/AIDS管理机制及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措施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我中心于2008年1～5月对我市2007年前发现的1503例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现在的生存环境、身体状况、需求情况等进行了追踪调查，调查结果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截止2007年12月底，全市各级HIV哨点监测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HIV常规监测所报告的发现时居住在本市范围内的所有HIV抗体阳性者。

1.2 调查方法 采用统一设计的调查表，以面对面调查和电话调查的方式对HIV抗体阳性者进行调查。由经过集中培训的各镇区卫生专业人员作调查员，调查中使用统一的调查语，在知情同意和保密的情况下进行随访问询，调查内容包括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的健康状况、生活状况和需求情况，同时为其提供定期的自愿免费CD4检测和密切接触者HIV抗体初筛和确证检测。

1.3 统计学处理 将所有资料输入EPIDATA310。采用STATA81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 结果

2.1 追踪随访基本情况 截至2007年底，东莞市全市共检测到HIV抗体阳性者1503例。1991～1994年5例，1995～2000年46例，2001～2007年1452例。通过本次调查，共确认诊断AIDS 105例（本地户籍12例，流动人口93例）。确认死亡87例（本地户籍27例，外来流动人口60例）。性别分布:男1192例（本地户籍89例，流动人口1103例）；女311例（本地户籍22例，流动人口289例），男女比例为3.8:1（本地户籍为4.05:1，流动人口为3.82:1）。年龄分布：年龄最大80岁，最小2天，平均年龄30.14岁，以20～29岁年龄组764例(50.83%)为主，其次是30～39岁年龄组530例(35.26%)， 40～49岁年龄组96例(6.38%)， 20岁以下年龄组67例(4.46%)，50岁及以上年龄组46例(3.06%)。地区分布：本市户籍111例(7.39%)，省内流动人口165例(10.98%)，省外流动人口1204例(80.11%)，港澳台及外籍人员23例(1.53%)，全市32个镇（区）均有病例发现。发现途径分布：主动监测发现690例(戒毒所监测发现477例，监狱、收教所和看守所监测发现186例，血站监测发现27例)，占45.91%；免费咨询检测门诊发现20例，占1.33%；全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被动检测发现793例，占52.76%。感染途径分布:1503例HIV抗体阳性者中，经静脉吸毒感染811例（本地户籍57例，流动人口754例），已确认死亡33例（本地户籍16例，流动人口17例）；经性接触感染292例（本地户籍48例，流动人口244例），已死亡29例（本地户籍8例，流动人口21例）；既往有偿采供血感染92例（全为流动人口），已死亡6例；经母婴途径感染32例(包括18个月以下抗体阳性，未得到最后确认者)（本地户籍3例，流动人口29例），已死亡3例；感染途径不详276例（本地户籍3例，流动人口273例），已死亡16例（本地户籍3例，流动人口13例）。

2.2 在访人员情况

2.2.1 基本情况 本次共随访到随访时生活在东莞的HIV抗体阳性者161例，占应访人数的11.37%。性别分布： 男117例（72.67%），女44例（27.33%）。婚姻分布：未婚姻53例（32.92%），已婚姻103例（63.98%），离异5例（3.11%）。年龄分布：19岁以下4例（2.48%），20～39岁114例（70.81%），40岁以上43例（26.71%）。传播途径分布：经性途径感染88例（54.66%），占应访人数的33.85%，其中本地户籍37例，占应访人数的92.5%，外地户籍51例，占应访人数的23.18%；注射吸毒感染55例（34.16%），占应访人数的7.07%，其中本地户籍10例，占应访人数的24.39%，外地户籍45例，占应访人数的6.11%；血途径感染6例（3.73%），占应访人数6.98%，全为外地户籍；可疑母婴途径感染3例（1.87%），占应访人数的11.54%，全为本地户籍。户籍分布：本地户籍50例（31.06%），占应访人数的59.52%，流动人口111例(68.94%)，占应访人数的8.33%，本地户籍在访率明显高于流动人口(χ2=205，P

2.2.2 生活现状及需求情况 访到的50例本地户籍在访者，主要靠个体经营、村里分红及房屋出租生活，生活环境较好。需求方面:3人提出希望帮助解决工作，占6%；5人提出希望得到钱或物方面的帮助，占10%；2人提出希望了解更多的艾滋病知识，占4%。访到的111例流动人口在访者中，有44人生活在监狱和看守所内，为被羁押人员，这部分人员在需求方面未提出要求。其余67人，除5人为个体经营者、1人为教师，生活状况尚可外，其余人员中，21人无业，40人以打工为生，生活状况较差。需求方面:提出希望得到钱或物方面帮助的25人，占37.31%； 提出希望帮助解决工作的10人，占14.93%；希望发病后能在东莞得到免费治疗的28人，占41.79%；希望子女能在东莞得到免费读书的10人，占14.93%；希望了解更多的艾滋病知识的10人，占14.93%；18人明确表示，近期或发病后将回老家，占26.87%；9人表示将离开东莞去其他地方，占13.43%；28人表示将会留在东莞生活，占41.79%。

2.2.3 治疗及CD4检测情况 161例在访人员中，确认正在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的有16例，其中2例为本地户籍，1例在本市定点收治医院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1例在香港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14例为流动人群，9例在东莞监狱中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5例由老家定点治疗部门发药接受免费抗病毒治疗。对本次在访人员中的103例进行了CD4检测，检测结果: CD4细胞﹤350个的有73例，其中CD4细胞﹤200个的有38例。

2.3 失访人员情况

2.3.1 基本情况 本次随访调查中，除已死亡人员外，有1255例（88.63%）HIV抗体阳性者失访，占应访人数的88.63%。本地户籍失访34例（2.71%），占本地应访人数的40.48%，其中，注射吸毒感染者失访31例，占本地应访注射吸毒感染者的91.18%；性途径感染者失访3例，占本地应访性途径感染者的8.82%。流动人群失访1221例（97.29%），占流动人口应访人数的91.67%，其中，注射吸毒感染者692例（51.52%），占流动人口应访注射吸毒感染者的93.89%；性途径感染者169例（13.84%），占流动人口应访性途径感染者的76.82 %；不详254例（20.80%）。18个月以下HIV抗体阳性者26例，占2.13%。

2.3.2 失访原因 失访的34例本地户籍HIV抗体阳性者中，31例因吸毒长期离家在外，无人知其下落而导致失访，1例因出国在外而失访，2例因在外地劳教而失访。失访的1221例流动人群HIV抗体阳性者中，有672例为哨点监测在戒毒所、看守所和监狱内发现，除44例还在东莞本地监狱和看守所内被羁押外，其余628例均因出所后下落不明而失访；另有90例确认已回老家而失访，其余449例均为发现时留下的住址为出租屋或打工的工厂名，随访时已离开，部分留有手机号码的均因号码已变为空号或号码已停用，而导致失访。

3 讨论

艾滋病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主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艾滋病的流行不仅给人类的健康带来威胁，而且给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影响［1］。自2000 年以来，亚洲成为艾滋病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2］ 。据专家估计，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到2010 年，我国HIV 感染人数将超过1000 万［3］ 。东莞市自1991年报告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感染者数量逐年增多，进入快速增长期， 感染者以注射吸毒和流动人口为主。

东莞市地处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人流物流和经贸往来频繁，是一个流动人口集中的城市。由于其产业结构的原因，本市的流动人口以青壮年居多，其正处于性活跃期，且大部分来自农村，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必要的艾滋病/性病的预防和自我保护知识，加上其所从事的工作多是高强度、低收入，生活枯燥单调，极易导致高危行为的发生或从事高危职业，是我市HIV感染的主要人群（92.61%）。本次调查外来流动人口中的HIV感染者失访率明显高于本市户籍的HIV感染者(χ2=205，P

本次在访人员CD4检测显示，感染者健康状况正在恶化， 70.87%的人CD4

我国于1989年首次报告HIV在吸毒人群中出现流行，一直以来注射吸毒是主要的传播途径，占报告人数的68%［5］。我市历年发现的HIV感染者中，经注射吸毒感染的HIV占66.10%（除去传播途径不详者）。本次调查中，因注射吸毒感染HIV者，不论户籍，其失访率均远高于其他途径感染者(χ2=38.56和54.74，P

【参考文献】

1 管建粉，王德斌，苏斌，等. HIV 感染者相关知识与行为及生活现状调查. 现代预防医学，2007，34(2):259-262.

2 曹韵贞. 艾滋病临床流行病学和预防控制前景. 国外医学·流行病学传染病学分册，2002，29 (1) :1 - 4.

3 刘德纯. 艾滋病的流行状况与严重危害 . 淮海医药，2003，21(1) :84-86.

篇9

关键词：流动人口聚居区；治理；管理模式；合作式管理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3-0043-04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1.8亿人。其中，深圳市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广州市流动人口接近600万；北京市流动人口保守估计600万。[1]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区”――流动人口聚居区。在研究中，学者还会以其他名称对这一“社区”加以概括，比如“都市村庄”、“边缘社区”、“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等等。本文中的流动人口聚居区指的是以农民工为居民主体，以出租屋为主要居住场所，主要集中于城乡结合部地区而形成的一定规模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域。不可否认的是，流动人口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城市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流动人口聚居区存在的社会问题尤为严重。对于各地政府部门来说，如何有效地对流动人口聚居区进行管理已经成为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当前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一：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上重防范、轻保护。流动人口聚居区多处于城乡结合部，具有亦农亦城的特点。正是流动人口聚居区性质上的“含混”导致政府在进行管理时的混乱。目前城市和乡村的管理体制实行的是城乡人口分管，即在传统社会管理体制中由街道办事处对具有城市户籍的市民进行管理和提供服务，乡镇政府为具有农村户籍的村民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服务。但是流动人口聚居区亦城亦乡的特殊性给政府的管理带来了难题，无法采用单纯的城市管理或者农村管理体制来进行。同时，在对人口的管理上，政府采取了“两分法”，即对于具有本地户籍和具有外地户籍的人口规定了不同的义务，分别进行管理。从当前的管理来看，各地政府把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的重点无一例外地放在了流动人口上，这是一种防范式的管理思路。据有关统计显示，北京市70%的犯罪者是流动人口，被侵害人中70%也是流动人口；深圳近10年来犯罪嫌疑人98%为流动人口，被犯罪侵害的对象中流动人员占95%以上。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违法犯罪人大部分是流动人口，但受侵害的人员也大部分为流动人口。由此可见流动人口自身的安全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应该肯定的是大部分的流动人口是合法的公民，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异乡生活有很多无奈的原因，现实中社会对他们的经济支持度低，社会保障程度低，导致他们无法有更好的选择。流动人口比任何人都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他们发展的社会秩序。而目前防范式管理思路下建立的社会秩序，并不能有效地维护他们的权益。

问题二：将流动人口作为管理客体，没有充分调动其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在现行管理体制下，政府是管理主体，流动人口是管理的客体。政府对城市人口管理有两大法宝：户口和单位，对于位于城乡结合部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却完全派不上用场，因为农民在进城时恰恰缺少的就是户口和单位。缺少了这两大法宝，政府在管理上就显得很吃力，不得不以其他的方法加以替代，比如通过办理暂住证（通过摸底办证、函查和验证、退证）、以房管人（通过登记出租房来管理流动人口）、以业管人（以工作属地管理为主，通过工作单位来管人）、以人管人（通过落实特定人员的治安责任来对流动人口进行管理）等方式来进行弥补。这些方法在实际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均没有调动起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积极性。实际上，流动人口不仅应是被管理者，更应是管理的参与者。应当认识到，人口的合理流动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客观要求。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流动人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已经成为城市的各项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城市的各项制度参与上却依然处于弱势地位。为了在城市中谋生发展，流动人口不得不去适应城市里的其他社会成员以及社会秩序。但是当流动人口不适应现代性城市的社会秩序时，在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下，不适应的群体就会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因而被逐渐边缘化。根据不轨行为理论：一个人如果社会一体化程度差，或是处于社会边缘，就更容易行为不轨。因此，政府应当充分调动流动人口在管理参与上的积极性，在制度上设立一些流动人口参与管理的渠道，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以防止流动人口的边缘化，从根本上改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社会状况。

问题三：没有充分认识到非正式组织和权威在流动人口聚居区所起的作用。流动人口聚居区很难划入单纯的城市或者农村，在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农民工。因此，如果以身份作为划分标准，很容易把他们归入农村，但他们所从事的却又是和农业生产完全无关的城市职业，因而又具有一定城市居民的特征。有人称流动人口聚居区为“异质”区，即它既具有农村的一些特质，同时也具有城市的一些特质。因而，流动人口聚居区不可避免地存在两种秩序：乡土秩序和城市秩序。乡土秩序的核心就是“不流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差序格局的人伦关系来处理。约束村民主要的是非正式组织和非正式权力。因此，这里的礼治和长老的统治是权威基础。而在城市秩序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正式的组织和规则。由此而导致在流动人口聚居区主要是混合型的权威起主要作用，即其权威存在的方式既有法理的成分（管理者通过合法途径产生），有魅力的成分（存在德高威望的管理者），也有传统型权威的因素（少量保留了农村的宗族性和家长制）。但是，长久以来，政府在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中往往忽略了非正式组织和规则所起的作用。具体分析传统管理模式无疑是偏向法理型社会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命令――服从”的模式。这种模式更多的是强调法律和制度，在这个模式下假定所有的人都会各归其位并积极履行各自义务。但现实的情况并不如此，以政府要求外来人口办理暂住证这一行为为例，“命令”一旦下发，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出于对政府权威的认同而“服从”。因为在这里其他权威模式依然存在：比如村民之间比较讲究人伦关系，因而宗法式的家长制权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一提的是，在流动人口聚居区还大量存在因同一利益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同乡会”等），在这些组织中的组员更认同团体内部的非正式的权威。人是需要结群的动物，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更需要社会群体的帮助。流动人口身处举目无亲的城市中，单靠个人的能力很难在城市里立足并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往往结伙结群，互帮互济，相互照应，以群体的力量来弥补个人力量的不足，因此拉帮结派也成为他们自我保护的一种手段。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近几年深圳形成了属于“同乡村”概念的群体有643个近200万人，“同乡村”不时发生群体性、暴力性、突发性、集体对抗政府的严重事件，给社会管理带来很大冲击。由此，作为混合权威作用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如果仅靠政府这一种权威来进行管理，很显然有些势单力薄。

二、治理背景下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式管理的提出

随着西方各国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统治”这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治理方式已经成为过去。“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已经成为许多国家行政改革和发展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治理”理论成为指导公共管理实践的一种新理论。这种新的理论意味着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从政府的统治走向政府的治理，从民族国家的政府统治走向全球治理。[2]关于治理涵义的讨论比较多，但比较起来，笔者倾向认同下列观点：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它特别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3]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治理更是一种管理，这种管理与传统管理的区别在于政府在管理中已经不再是高高在上，它更强调的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引导功能，而这种引导则是通过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而实现的。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公民和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上。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

随着治理理念的提出和实践以及流动人口权利意识的日渐觉醒，传统的流动人口聚居区那种建立在单向管理、纯政府管理基础上的管理模式也必然随之动摇，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式管理。它强调在流动人口的管理过程中，不只是由政府一个主体参与管理，更希望由公民、基层、民间组织共同参与制定政策，借此形成与政府的互动对话，实现共识的凝聚。因此它是一种基于共同参与、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等互动关系的伙伴情谊的管理形式 。[4]这种新的管理除了有助于克服传统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之外，还可以进一步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有效解决流动人口聚居区公共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公共资源受到国家财政预算水平的制约，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国家财政预算在制定的过程中是按照当地户籍人口来计算的，并未把大量的外来人口考虑进来，首先表现在人员的配置上，其次表现在经费上。实际情况是：在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均可享受到的公共资源少之又少，尤其是在那些出现人口“倒挂”现象的聚居区，公共资源则更短缺。以北京市朝阳区和大兴区为例，朝阳区流动人口总量在200万以上，占北京市同期流动人口登记总量的25%，为北京市流动人口最多的区县，已超过180万的户籍人口，成为人口倒挂区。全市城乡结合部地区50个市级挂账整治流动人口聚居村朝阳占9个。此外，大兴区的庑殿村人口倒挂比例最高，达到12:1 。[5]这也就意味着，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本地居民的数量。如果还以本地居民的数量来配备管理人员，很显然会造成管理任务繁重与公共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其次，就经费而言，同样是保障不足。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目前实行的是每登记一名流动人员，按20元/年・人的标准由财政拨付管理费用的政策。制定并实行以辖区内出租房屋税款返还补贴管理经费不足的政策，因返还环节周期长而很难保证按时足额给付到位（税款先由地税局入库，返给财政局，再返给公安局，再返给各单位），往往去年的税款今年下半年才能部分到位。由于经费紧张，造成部分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6]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选择的路径实际上也不多，一是期待国家对地方政府的保障大幅度提高，增强管理力量；二是通过政府内部调整人员分配格局，加大对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人员的投入；三是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协助政府共同做好管理工作。分析比较三种选择，我们发现第三种途径是一种最优的选择，它既不需要国家加大投入，又节约了公共资源。

第二，更有效地为流动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民本位转变。合作式管理很显然就是以社会本位、民本位而构建起来的模式，而传统的管理则带有政府本位、官本位的典型特征。传统管理将政府和流动人口之间置于不对等的地位，政府名为其服务，但却经常使他们陷于政府服务的真空之中。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当流动人口需要“服务”时，他们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向老乡组织、亲朋好友寻求帮助而不是向政府寻求帮助。而合作式管理将政府和流动人口置于平等地位，通过双方合作，社会参与，达到共同治理社会的目的。在这一模式下，政府可以以指导代替领导，协助流动人口聚居区建立自我服务与自我治理组织，从与流动人口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关系变为“伙伴关系”；通过引导流动人口聚居区人口承担管理的相对责任，提高社会风险集体分担的能力。因此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许多公共事务，政府有可能并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通过在政府指导下流动人口自治组织有组织地开展自我服务而完成。

第三，有效解决流动人口聚居区的高违法犯罪率问题。近年来，流动人口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影响了城市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安全状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06年对北京市五环内112个行政村的调查表明，在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治安状况普遍不好。问卷结果显示，52.2%的村（居）民（927人）将“治安不好”列为本村存在的主要问题，44.9%的流动人口（719人）也认为“治安不好”是所在行政村的主要问题之一。 [7]从以上的数据可以看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违法犯罪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人民安居的严重问题。从犯罪学的理论上看，在犯罪发生之前，用割断可能促使犯罪产生的外部条件的方法来达到防患于未然，进而控制犯罪发生，其社会成本较小且社会效益大。一般说来，个体在外界环境因素的压力和内在因素的驱使下，逐渐形成犯罪倾向。但他的犯罪倾向是否能够最后实现，还要看有无适当的条件和机会。控制犯罪产生的原因部分(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与控制促进犯罪外在条件，都会收到犯罪控制的功效，两者具有同等重要价值。但从实践上看，控制促成犯罪的外在条件比控制犯罪原因在犯罪控制的巨大工程中更易见成效。违法犯罪的源头在社会，因此如果从聚居区内部对可能诱发犯罪的外在条件加以控制，则违法犯罪行为就会大量减少。合作式管理模式注重调动社会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治安力量，加强与他们的合作，对可能产生社会治安问题的社会矛盾和消极因素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整个社会更是一张社会防控的大网，每个合作的组织或者机构都可能成为政府这一专业管理力量的有益补充。

三、流动人口聚居区合作式管理的路径

在城市的治理过程中将行政力量、社会力量、自治力量有效进行整合，互动互补，已成为发展的趋势。笔者认为，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可以建立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以自治组织自我管理为主体、以民间组织协助管理作为补充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体系。

1.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从目前来看，当地政府仍然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的主要责任机关，其具体承担管理职能的主要是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基层政府和公安机关。但目前这两个机关在管理中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两个机关工作目标不一致。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采用严管的思路，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流动人口的违法犯罪，维护当地社会治安；而基层政府主要考虑的则是流动人口的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同时由于地方经济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流动人口的推动，使得基层政府往往不太重视与公安机关配合对流动人口的管理。二是职权不明导致职责不明。基层政府与公安机关在流动人口聚居区的管理上，权限如何划分、如何衔接均缺少相关的规定。当问题出现时，究竟应当追究公安机关还是基层政府的责任，往往出现扯皮。因此，笔者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做法是：在基层政府建立流动人口聚居区管理的专职机构和领导机构，并建立专职机构的工作机制和责任制度。明确这一工作专职机构的职能权限，包括其所应当从事的工作内容和义务，明确在开展工作中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每年确定工作规划和目标；专职机构中应当有公安机关指定的工作人员协助工作。基层政府要建立流动人口聚居区工作绩效考核制度，将这个制度作为基层干部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当流动人口聚居区出现治安问题时，要协同公安机关共同解决。当前很多城市设立的流动人口管理委员会就是类似的一个专职机构。对于这样的一些专职机构，应当明确其主要作用不仅在于协调和指导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而且要注意充分调动民间资源，变单向管理为双向的合作，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自我管理提供充分的支持。

2.以自治组织自我管理为主体。目前，在流动人口聚居区存在的自治组织主要是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居委会和村委会履行的是基层群众自治职能，它不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不能代替政府开展群众工作。但面对人员与资金来源由上级批、转这一现实情况，居委会或者村委会无法拒绝上级交办的工作，因而其自治功能受到很大制约。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思路：第一，将居委会和村委会从大量行政性事务中解放出来，真正发挥其自治功能；第二，在居委会和村委会这种“官办”性质较浓的自治组织之外，建立另外的“民办”性质较浓的自治组织。笔者认为可能后一种方法对管理流动人口聚居区更为有效。在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多表现出了较强的“自组织”性。所谓的“自组织”是指他们“有强烈的制度和组织需求，而政府还没有准备好提供这种服务，就意味着产生了一个制度和组织的空白点，就会生长出一种替代”。虽然这种自发性替代并不正规，但这种不正规的制度却为流动人口入城和生活于城市提供了最基本的服务和秩序。 [8]国内外社区发展的实践表明，成熟完善的社区是贫困群体改善弱势境遇的重要依托，也是弱势群体的精神家园，因此，贫困群体对社区的依赖程度远高于其他社会阶层。流动人口聚居区这一特殊社区急切地需要一个属于流动人口自己的自治组织。在这一方面，南京南苑街采取的委托管理方式值得参鉴。其具体做法是:由地方政府指导，有意聘请流动人员中素质比较高者，组建成流动人员服务中心，以此加强流动人员的管理。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以外管外”:在流动人口中聘请党员、团员以及在地方担任一定职务的人员从事管理或协助管理，建立流动人口党支部、民兵连、团支部、妇代会、计生协会等；建立由流动人口组成的法律维权站、法制培训中心，通过组织法制课堂、调节合同纠纷、社会治安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加强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提高思想觉悟与法律意识。管理者通过对流动人口的维权以及日常矛盾的调解获得被管理者的信任。 [9]

应当指出的是，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政府与流动人口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应由当地政府通过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确，流动人口自治组织应该既有权利又有义务。这种新型的合作式关系具体表现在:一是对双方主体地位的双向认同。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需要形成一种共识，政府是行政管理主体，自治组织是自治管理主体，相互之间不能替代； 二是对双方管理范围和权限的双向认同。作为自治组织，必须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作为行政管理主体，政府也必须明确界定自己的管理范围和管理权限。三是对双方功能的双向认同。作为管理的行政主体，政府必须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切实履行自身的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对流动人口自治组织进行引导，提供政策及必要的经费支持，同时提供一些业务指导。作为自治主体，自治组织必须组织和协调居民履行《流动人口聚居区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约》，强化“四自”功能，即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功能，对聚居区的治安状况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3.以民间组织协助管理为补充。如果把流动人口聚居区看作是一个社区的话，那么在这个社区中必然存在一些社区民间组织。社区民间组织是指在社区范围内介于社区自治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以本社区居民为主体，以满足社区居民的不同需求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并参加，不以营利为目的，主动自愿承担社区公共事务，向社会提供服务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社区民间组织是自发形成的群众团体队伍或组织，通过信息的交流、融通，构建起了连接社区居民与社区自治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桥梁。 [10]在当前条件下，社区民间组织大致分为五类:一是基层文化、教育、体育活动类；二是社区福利类；三是维护权益类；四是志愿类；五是社区服务类。笔者认为，在政府的引导下，完全可以建立类似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理事会”、流动人口聚居区“治安志愿者协会”这样的民间组织。

与前面所提的流动人口聚居区的自治组织相比，社区民间组织更具有目的性。自治组织的主要职能是全面开展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而社区民间组织则是偏重聚居区某一方面的管理。比如在很多流动人口聚居区都存在治安理事会。治安理事会的性质就是社区民间组织，它最主要的功能有三项，即组织、协调和服务。组织功能是要求治安理事会能够有效组织理事会的内部资源，深度挖掘潜在的治安力量，组织志愿者，开展有利于维护社区治安的各项活动，比如在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义务开展治安巡防工作，及时发现和举报违法犯罪；组织力量进行夜间巡逻。协调功能是指治安理事会能够与政府合作，协调政府与流动人口之间的关系，与政府实现信息共享，建立多种形式的联动、协作机制，充分利用社区内的人、财、物资源来维护社区治安。服务功能指的是治安理事会可以面向流动人口提供各种关于治安的直接服务。比如，向居民通报治安情况、普及相关的法律知识、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普及自我防护常识等等。

参考文献：

[1]侯文学. 关注流动人口的“盆地效应”［EB/OL］.（2010-02-22）［2010―03-31］.省略/chinanews/2010-02/22/content_19074405.htm.

[2]陈金英. 城市社区建设离“参与式治理”有多远［J］.社会主义研究，2006，（6）.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3.

[4]李砚忠.以“合作式治理”提高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政府信任［J］.科学社会主义.2007，（2）.

[5]周宇.北京朝阳区10项措施调控流动人口［EB/OL］.（2010-03-24）［2010―03-31］.news.省略/mainland/201003/0324_17_1584764.shtml.

[6]蒋洪.加强流动人口管理服务快速健康有序地推进城市化进程［EB/OL］.（2010-03-24）［2010―03-31］.bjtzh.省略/portal/zjtz/tznj/six/zhuanw/webinfo/2008/09/1220421927003602.htm.

[7]袁振龙.社会资本与社会安全［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

[8]乐伟中.新形势下上海外来流动人口管理的新思路［J］. 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8).

篇10

[关键词] 早期宫颈癌筛查；普及方法；外来女工；效果

[中图分类号] R737.33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673-7210（2013）04（c）-0133-03

宫颈癌是临床中严重危及妇女生命的恶性肿瘤之一，而宫颈癌筛查是早期有效诊断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方法，对于改善患者预后的作用极为突出。研究显示，较多妇女对于宫颈癌筛查的重视程度较低，而这对于宫颈癌的早期诊断及预后改善均极为不利，尤其是流动人口这方面表现较为突出[1]。因此，对于流动人口宫颈癌筛视程度的干预非常必要。沙井作为外来女工人口众多的地区，这方面的工作尤为重要。本研究就沙井外来女工早期宫颈癌筛查的普及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现将结果总结分析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1～6月于沙井社康中心进行诊治的600名外来女工为对照组，选择同期另外600名外来女工为观察组。对照组600名外来女工年龄22～57岁，平均（40.9±6.7）岁，其中，已婚486名，未婚但有性生活114名；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82名，高中和中专157名，初中和小学261名。观察组600名外来女工年龄22～58岁，平均（40.8±6.9）岁，其中，已婚487名，未婚但有性生活113名；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82名，高中和中专156名，初中和小学262名。两组干预对象的年龄、已婚和未婚构成、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对照组采用常规的健康教育形式对外来女工进行宫颈癌危害及筛查等方面知识的干预，另外，积极解答其疑问。观察组则采用多形式的健康教育进行干预，不仅进行相关知识的重点细致讲解及发放相关知识单页，另外采用电视宣教片、讲座、板报和专栏等多种形式进行宣教，并且采用趣味性的表现形式，引起女工的学习兴趣，使其能够更好地了解宫颈癌的危害性，提高对早期筛查的重视程度，从而进一步提高其筛查的意愿性。两组外来女工分别于干预前及干预后进行宫颈癌、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程度及筛查意愿方面调查，并将不同文化程度者的上述指标进行比较。

1.3 评价标准

①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程度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进行评估，均为自制问卷，经验证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问卷分别涉及上述两方面的细节知识，且总分范围均为0～100分，其中，85分及以上为优良，60～84分为一般，60分以下为较差。②筛查意愿也采用问卷的形式调查，包含意愿较高、意愿一般及无此方面意愿三方面。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3.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用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P < 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干预前后的宫颈癌知识掌握程度比较

干预前两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宫颈癌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干预后观察组女工宫颈癌知识掌握优良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1。

2.2两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程度比较

干预前两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的宫颈癌筛查知识掌握情况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干预后观察组女工宫颈癌筛查知识掌握优良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2。

2.3 两组干预前后的筛查意愿率比较

干预前两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筛查意愿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而干预后观察组筛查意愿较高者比例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05）。见表3。

3 讨论

宫颈癌是近些年来发病率越来越高的一类妇科恶性肿瘤，在我国其发病率占女性恶性肿瘤的第2位，如能早期发现、诊断及治疗则可起到显著改善预后的目的。宫颈癌筛查是早期诊断及发现癌前病变的有效方法，其临床应用价值极高[2-3]，但较多妇女对于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度较低，尤其是流动人口，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对宫颈癌筛查认识度尤其低，且对疾病的重视程度也相对较低[4-5]。另外，由于流动人口接受相关疾病知识教育的机会较少，故其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的概率低，而这对于宫颈癌及癌前病变的早期诊断极为不利，极大地影响到其预后。因此，笔者认为对流动人口进行宫颈癌筛查知识的普及极为重要。沙井街道作为一个外来人口较多的地区，其外来女性流动人口占当地妇女总数的比例高达78.2%，此类人群普遍具有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且流动性大的特点，导致其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且受经济现状及观念的影响，流动人口女性不仅不能主动进行宫颈癌筛查，有部分人群对该检查方式甚至存在抵触情绪[6-7]。因此，对流动人口女性进行宫颈癌及宫颈癌筛查认知现状的调查及问题干预极为重要。

本研究就沙井外来女工早期宫颈癌筛查的普及方法进行研究，以期为筛查普及方法的制订及实施提供依据。结果显示，采用多形式化的健康教育较常规教育方式可更大幅度地改善不同文化程度外来女工的宫颈癌、宫颈癌筛查知识知晓率。另外，观察组干预后女工的筛查意愿也得到较大幅度地提升。这可能是由于多形式的健康教育有效调动了女工对宫颈癌及筛查知识的学习兴趣[8]，从而提高了其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加强了对于疾病和筛查的重视[9-11]，最终实现提高宫颈癌筛查率的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多形式健康宣教有利于改善外来女工对早期宫颈癌筛查的认知程度，从而有效提高其筛查意愿。

[参考文献]

[1] 王春芳，赵丽君，祁文娟，等.妇科门诊患者子宫颈癌认知度和筛查状况分析[J].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2012，13（2）：112-114.

[2] 吴筱飞.社区妇女与妇科门诊患者宫颈癌筛查认知情况调查[J].中国现代医生，2012，50（3）：23-24.

[3] 李屹，罗喜平，毛玲芝，等.广东省潮州地区农村妇女对宫颈癌筛查的认知及影响因素调查[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2，18（4）：578-581.

[4] 易红雯，赵玲，徐欣，等.女性宫颈癌早期筛查认知程度的调查分析[J].护理管理杂志，2011，11（10）：699-700.

[5] 李永翠，丁敏芳，刘志容，等.肇庆地区已婚妇女对宫颈癌机会性筛查认知度干预研究[J].国际医药卫生导报，2011，17（9）：1073-1075.

[6] Raychaudhuri S，Mandal S. current status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kap）and screening for cervical cancer in countri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J]. Asian Pac J Cancer Prev，2012，13（9）：4221-4427.

[7] 张雪，龚向真 ，徐文玺，等.上海市虹口区离退休及低保妇女参与宫颈癌筛查相关因素研究[J].中国妇幼保健，2009，24（12）：1651-1655.

[8] Elmhamdi S，Bouanene I，Mhirsi A ，et al. Cancer screening： women's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 the region of Monastir（Tunisia）[J]. Rev Epidemiol Sante Publique，2012，60（6）：431-436.

[9] 赵圆，朱倩兰，刘小奇，等.对社区妇女宫颈癌及筛查认知情况的调查[J].中华现代护理杂志，2010，16（14）：1643-1645.

[10] 肖巍，卞美璐.门诊患者对宫颈癌筛查、人瘤病毒疫苗认知情况的调查[J].中日友好医院学报，2009，23（2）：7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