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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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制度；多元线性回归

中图分类号：F4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8-0003-04

一、我国通货膨胀的现状

金融危机来临时,欧洲和美国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政策。根据当时的形势，中国政府宣布了“四万亿”投资计划，这些政策非常迅速地把经济从衰退中拉了出来。大量流动性注入市场后，随之而来的是对通货膨胀的担忧。随着经济的开放程度越来越高，一国可能成为国际通货膨胀的受体，也可能将本国的通货膨胀释放到国外[1]。货币学派的代表人物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随时随地是一种货币现象，如果货币的增长速度超过能够买到的商品和劳务的增长速度，就会发生通货膨胀[2]。数据显示，随着“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推行，2009年1月―2011年6月，我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平均增速为19.17%，见图1。

图1 2009年1月―2011年6月广义货币供应量（M2）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查阅时间：2011/7/19）提供的数据编制

表4 2005年―2011年3月我国外汇储备单位： 亿美元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查阅时间：2011/7/19）提供的数据编制

表5 2007年底―2011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资产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人民银行（pbc.省略/，查阅时间：2011/7/19）提供的数据编制

（二）国家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国内流动性过剩

受到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陷入深度衰退，我国为了保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和促进就业，推出了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受到货币乘数的影响，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将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大约12万亿[3]。数据显示，2009年1月―2011年6月，M2的平均增速为22.1%，信贷平均增速为17%。货币的大量发行势必会对通货膨胀造成巨大压力。

（三）国际商品市场能源价格不断上涨，带来输入性通货膨胀

近几年国际市场上原油、铁矿石等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屡创新高，成倍上涨。2001年12月―2011年1月，能源价格指数上涨3．5倍多，原油现货价格上涨3．9倍。一方面，我国对能源的进口依存度较高，国际能源价格的上涨会很快输入到国内，而原材料的大幅上涨会通过生产链和消费链传到下游产品，使价格上升；另一方面，市场流动性泛滥，但是由于缺乏投资渠道，人们为了弥补货币的机会成本和获得超额利润，大肆炒作部分商品，使得原材料的价格进一步上涨，加剧通货膨胀。

（四）粮食价格上涨

人口的不断增长和可用耕地的有限性导致粮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更加紧张，而全球粮食库存的不断减少直接导致了粮食价格的上升。同时，发达国家为了应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大量消耗玉米加工而成的乙醇燃料，这也大大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粮食价格的上涨还会通过生产链和消费链传导到蛋类和肉类，从而推动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

（五）劳动力成本上升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劳动力也出现了结构性的紧缺，长三角和珠三角许多民营企业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用工荒”，“用工荒的”的出现增加了务工人员的谈判议价能力。在粮食价格的上涨的背景下，很多外来务工人员重新回流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使得劳动供给减少，这都对劳动力成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统计数据显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009年相比2008增长8.83%，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8.25%，劳动力成本的进一步上升会对通胀造成更大的压力。

（六）全球流动性过剩

随着欧洲和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国际市场上流动性泛滥，为了刺激投资，促使经济复苏，很多国家几乎保持着“零利率”，而中国还保持着2%―3%的利率，同时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并没有改变。这些都促使国际资本涌入中国享受较高利率和汇率升值的双重收益，但却增大了本国通胀的风险。

四、我国通货膨胀的计量分析

（一）数据定义和处理

本文对以下指标进行分析：CPI（与上年同期进行比较，CPI）、猪肉价格指数（与上年同期进行比较，CPI-PORK）、广义货币供应量（M2）、纽约商品市场的原油价格（oil）、我国历月贸易顺差（TS）、上证综指的收盘点数（shmarket）、我国城镇居民收入（wage）、郑州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强麦合约价格（wheat）、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汇率（E）。以上数据除了CPI和猪肉价格指数是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上获取，其他的都是从万得（Wind）数据库中获得。为了保证有足够长的时间序列，采用了从2009年1月―2011年6月的月度数据，其中，城镇居民收入只有季度数据，所以，对该数据进行平均后放入每个季度的三个月中。城镇居民收入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累计数据，所以要对数据进行差分，期货市场的月度数据是用每周的收盘价进行平均来代替的。

（二）计量结果和分析

表6 Eviews回归的结果

从表6中可以看出，DW统计量为1.96，接近于2，可以认为变量不存在自相关。F值非常显著，所有变量总体可以解释CPI的变化。回归方程的拟合度达到0.9694，说明回归方程拟合的较好，整个回归模型的设定误差较小。从结果看，猪肉价格、贸易顺差、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汇率回归结果比较显著，可以认为这四个因素是导致近期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也就是说，以猪肉价格为代表的农产品价格、长期的贸易顺差而带来的外汇占款增加、人民币的升值和固定资产投资增加是导致本轮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由此看来，本轮通货膨胀更可能是输入型和需求拉动型。虽然外汇占款也会导致货币的投放增加，但是我们发现广义货币供应量（M2）对CPI的影响并不显著，所以可以认为流动性至少不是本轮通货膨胀中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通过历史数据对这一结果进行检验，2004年1月―2006年12月，广义货币供应量平均增长16.76%，但是CPI只同比平均增长2.39%，而2011年1月至6月，广义货币供应量15.97%，CPI同比平均增长5.4%，这说明广义货币供应量与CPI并不存在一一对应的增长关系。

这个结果给我们的启发是：如果中央银行一味采取调高准备金和提高利率的方法，可能不仅不能对降低通货膨胀产生显著影响，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本国利率的提高会吸引国外资本流入，这会增加对本币的需求，会使汇率进一步上升，而且流入的国外资本中的一部分会增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这些都会对通货膨胀产生进一步的压力。

五、我国通货膨胀的对策和建议

由前面的计量结果可以发现，贸易顺差对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而贸易顺差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外汇占款实现的，虽然现在我国已经将强制结汇制改为自愿结汇制，但是由于人民币一直处于升值的上升通道中，进出口企业获得的外汇还是更愿意卖给银行，以避免外币汇率下降带来的损失。外汇占款的压力增加了被动的基础货币投放，削弱了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降低了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控制通货膨胀的能力。

（一）进一步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

为了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放弃盯住单一美元的汇率制度，转而采取“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笔者认为，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过程中，在宏观层面上，应该增加汇率制度的弹性和灵活性；在微观层面上，应该让更多的个人和机构参与到外汇交易市场中，减少中央银行干预汇率的次数。一方面，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不再呈现升值或者贬值的趋势，投资者因此需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因而能够有效抑制投机资本的单向流动，减少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减少被动基础货币投放，减轻国内通货膨胀压力；另一方面，应该让更多的个人和机构参与到外汇交易市场中。1996年，我国已经实现了外汇经常项目的可兑换，成为IMF的第八条款国。当前，我认为我国应该逐步放开居民和非居民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可兑换，鼓励个人对外进行投资。除了银行间拆借市场外，应该建立可以让个人投资者参与的外汇市场，交易主体的增加，可以增加汇率的弹性和灵活性，减少央行干预汇率的频率，增强央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

（二）在本轮通货膨胀中，提高存款准备金不是一个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

在本轮通货膨胀中，央行频频使用加息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由计量分析可以看到，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有显著影响，加息可以抑制投资过热，减轻通货膨胀压力。而提高存款准备金主要通过减少商业银行信贷的供给量影响广义货币供应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广义货币供应量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提高存款准备金会加剧资源在行业和空间上的错配，引起贷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商业银行有限的贷款会投向投资回报快、利润率高的行业，而像农业和养殖业，这两个行业的利润率本身较低，而申请贷款的往往是农民，申请的贷款资金流比较小，过多的小额贷款会增加商业银行的管理成本，同时商业银行出于控制贷款风险的考虑，往往不会批准农民的贷款申请，而这些行业的生产不足，将直接对物价水平产生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东部地区的对外贸易占到全国的90%以上，相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东部受信贷减少的影响会比较小，而中西部地区正处于高速发展期，信贷规模的减小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拉大与东部地区的差异。

参考文献：

[1] 赫尔穆特・弗里希.通货膨胀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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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汇率；利率

中图分类号：F81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08)41-0142-02

我国在走出了1997年至2001年的通货紧缩后，经济出现了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的演绎。2007年后物价上升很快，2007年全年CPI比上年同期上涨4.8％。进入2008年第一季度CPI更是比上年同期上涨8％，PPI达到8％，大有赶超CPI之势。这表明我国已进入了一个全面的通货膨胀周期，需要在经济调控中作为首要问题加以解决。

一、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含义

通货膨胀(Inflation)一般指因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中的实际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纸币贬值、全面上涨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纸币流通规律表明，纸币发行量不能超过它象征的代表的金银货币量，一旦超过了这个量，纸币就要贬值，物价就要上涨，从而出现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只有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才会出现，在金银货币流通的条件下不会出现此种现象。因为金银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作为储藏手段的职能，可以自发地调节流通中的货币量，使它同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相适应。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因为纸币本身不具有价值，它只是代表金银货币的符号，不能作为储藏手段。因此，纸币的发行量如果超过了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量，就会贬值。

对通货膨胀的测度一般以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生产者物价指数（PPI）、批发物价指数（Wholesale Price Index）、GDP平减指数（GDP Deflator）来定。

二、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成因

对于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一般理论认为是货币发行过多、需求过度、成本推动及生产结构失衡等原因造成的，但通常情况下，通货膨胀都是由诸多原因共同作用所形成的。这里重点谈三个方面的原因：

1.货币供给增长过快

持续的贸易顺差，迫使中央银行投放大量基础货币，是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由于特殊的结售汇制度，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M2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速。2003年至2006年我国M2年增长率平均高出GDP增长率5.4％。从货币流通速度来看，按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舍尔的著名货币数量论，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实际上也增大了货币供应量。如果以M2/GDP的比例来衡量货币流通速度的话，2007年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为163.4％，而2002年到2005年平均高达180％以上，明显处于过高的水平。

2.成本输入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外贸依存度也越来越高。其中对大宗资源性商品的依存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预计2008年原油对外依存度达47％，铁矿石对外依存度将达57％。以铁矿石为例，2005年我国钢铁企业被迫接受日本与澳大利亚订立的基准价格承受铁矿石价格上涨71.5％的压力。2008年在2007年价格的基础上，又不得不接受65％的涨幅。从2006年以来国外大宗商品期货价格不断攀升，在这种情况下上游产品价格上涨通过价格传导机制传导到下游产品，从而引发了成本推动型的输入型的通货膨胀。此外，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推升了企业的成本。

3.美元的持续贬值

按照货币主义者的看法，通货膨胀是一种纯货币现象。美国自IT泡沫破灭后，实施积极的货币政策，从2001年到2003年6月美国联邦基金利率从6.5％连续下调到1％，致使在以后几年间美元流动性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2007年9月18日美国为挽救次贷危机，不顾潜在的通货膨胀威胁，又连续降息4次，致使美元短期内大幅贬值。美国的国内信贷与GDP的比率从1999年的84％上升到2006年的98％。

三、治理我国当前通货膨胀的政策取向

既然本文前面论述可知我国当前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成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在治理上就不能只用一种治理手段，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蒙代尔（R.A.Mundell）提出的“政策配合说”，当经济处在顺差和通胀区域时，应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鉴于国内经济的复杂性，对有些政策手段也应有取舍：

(1)增大人民币汇率浮动范围，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速度，减少通胀国际传导压力。长期来看，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际汇率必然升值，这是一个必然规律。此规律已通过2006年汇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不断创新高得以佐证。实际汇率升值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名义汇率升值，另一种是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实现。

(2)提高利率是抑制通货膨胀的一把双刃剑。货币主义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个货币现象，强调货币政策目标的单一性，所以治理通货膨胀应提高利率。在这种理论指导下，2007年已连续提高7次利率，利率达4.14％，往后还要不要再提高利率，国内学界正在热议。

(3)价格管制。由于我国正在大力进行市场化改革，按理说这种有悖于市场化精神的做法不应提倡，但考虑到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的输入型特征，实行价格管制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等到时机成熟，再放开价格。

(4)我国政府应联合世界对美国施加压力，从而改变美国对美元贬值听之任之的态度。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美国一直对我国的经济政策指手画脚，特别是1997年到2002年我国通货紧缩期间，美国一直认为中国向世界输出通货紧缩。近年来又一直不断地对人民币汇率施压，要求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而本文认为当前世界面临的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美元的大幅贬值，是美国到了为世界负责任的时候了。美国应采取切实措施，扭转美元持续贬值的趋势，使美元从弱势货币变为强势货币，从而从根本上消除全球通胀的根源。

作者单位:西安邮电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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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西；恶性通胀；治理；启示

20世纪80－90年代，巴西曾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为了应对高通胀，巴西货币当局用了20年时间，并两次更换流通货币，才使经济进入了平稳发展。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总结巴西治理通胀的经验，探讨巴西政府的经验教训，无疑对中国政府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借鉴作用。

关于上述时期巴西迅速从温和通胀转化为恶性通胀的原因，Cardoso认为是国际收支危机和克鲁扎多的大规模贬值，而克鲁扎多的失败则是因为巴西政府采取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缺少财政紧缩政策配合。高通胀不仅影响了消费者，也对企业经营和投资决策产生了影响，Ter－Minassian指出，由于通胀带来高利率，在1980－1990年代初期，使得巴西企业经理在债务融资时格外谨慎，从而使得1990年代的巴西企业比其他国家企业融资杠杆比例更低。

不同学者对巴西中央银行在治理通胀过程中所采取政策的效果判断也存在差异，Donlbusch指出，1985－1986年巴西提出的以工资一价格联动管制、汇率固定制、财政修正以及大幅度扩张名义货币量为核心的稳定计划，在经济和政治中取得了成功。Roger(2009)以巴西等南美洲国家为例指出，尽管大多数国家的通货膨胀范围经常缺失，但存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国家的通货膨胀的治理效果和经济增长明显优于缺少这个目标制的国家。I.Jacome指出，中央银行注入额外的货币进入金融体系通常会导致货币政策出轨，加剧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一、巴西：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交织的50年

巴西经济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经济曾以两次“巴西奇迹”引起全球关注，也曾以恶性通胀成为全球典型，经过50年发展，巴西已经逐步成长为全球经济重要力量。20世纪50年代，巴西政府采取了进口替代战略，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展纲要》，重点发展了包括能源、运输、粮食、基础工业和教育等5个领域内的30个重点项目，推动巴西经济出现了战后第一轮高速发展。1957－1961年，巴西农业产值年均增长5.8％，工业产值年均增长10.7％，通讯与运输增长8.7％，GDP平均增长8.3％。更重要的是，由于产业链扩张，巴西经济结构也得到明显优化，改变了单一的农产品生产国地位，工业发展开始起步，尤其是汽车工业开始初步得到发展。

巴西经济虽然出现了高速增长，但是也出现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在《发展纲要》实施的5年时间内，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分别为7％、24.1％、39.4％、30.6％、47.7％。迅速发展的通货膨胀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正常运行，而且引起了政局动荡。此后巴西历届政府上台后首先面对的问题是治理通货膨胀。

由于巴西政府和民间储蓄不足，而实施《发展纲要》需要大量资金投入，资金的主要来源就依赖于财政赤字和对外负债。在政府的主导下，巴西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年均增长速度达到34.7％，1959年巴西流通领域的货币量比1956年增长1倍以上，由此导致经济中出现严重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也逐年攀升。1964年巴西推行了金融改革，一方面加强金融体系建设，以扩大经济建设资金的来源，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另一方面将通货膨胀指数化，根据预期的通货膨胀率确定产品价格、工人资，以缓解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通货膨胀指数化是一把双刃剑，虽然短期内它缓解了通货膨胀对经济的不利冲击，但通货膨胀却以预期的形式长期存在于经济中，由此导致了通胀阴影在巴西经济中挥之不去。通货膨胀指数化预期使巴西资本形成更为困难，企业和居民过度消费，储蓄意愿下降。由于居民和企业储蓄率下降，资本形成机制遭到破坏，降低了巴西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巴西经济发展出现滞胀，一方面高通货膨胀现象继续延续(1962－1967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81.3％、92％、34.5％、38.2％以及24.9％)；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势头，同期GDP增长率仅为1.5％、2.9％、2.7％、5.1％以及4.8％。

由于经济滞胀，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巴西政府放弃了既有的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型”转向“出口主导型”，以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巴西资源丰富，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战略的优势很快显现出来，1968－1974年巴西经济出现了第二轮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农业增长率为5.9％。同时，困扰巴西政府和人民的通货膨胀逐步得到控制，通货膨胀率逐年下降，1968－1973年巴西通货膨胀率分别为25.5％、20.1％、19.3％、19.5％、15.7％以及15.5％。

1974年初，巴西政府通过了《第二个全国发展规划》，大力引进外资，并扩大国家信贷规模，以图加速经济发展。这两种手段均直接增加经济体系中的流动性供给，导致通货膨胀抬头，到20世纪70年代末，巴西通货膨胀重现20世纪60年代快速上升势头，1978年和1979年巴西平均通胀率为44.2％，对20世纪80年代巴西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巴西经济开始出现滑坡，1980－1989年，巴西GDP有5年出现负增长，10年内年增长率仅为2.2％，远低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但通货膨胀率却逐渐失去控制，1980－1985年，巴西年均通货膨胀率为343％，1986年以后，巴西通货膨胀形势迅速恶化，甚至还出现4位数的通货膨胀率(见上图)。

二、巴西恶性通胀产生根源及治理

巴西出现恶性通胀的主要原因如下：

1、政府财政开支庞大。一方面巴西政府为公务员提供相对优厚的待遇；另一方面巴西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加大了政府投资，由此导致巴西的财政赤字高达GNP的8％－12％。在缺少其他资金支持的前提下，巴西政府被迫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财政赤字，因此巨额财政开支是造成巴西恶性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之一。

2、货币发行量过多。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巴西政府大量发行信贷，推动企业投资，而巨额财政赤字也有赖于发行货币来支持，因此巴西的货币发行保持高速增长。这两个原因均表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货币严重超量发行。如下表所示，巴西恶性通胀与其货币发行增长速度几乎完全相对应，这印证了弗里德曼的那句话：“通货膨胀问题本质上是货币现象”。

由于巴西恶性通胀源于流动性严重过剩，治理恶性通胀的关键便是消除过多的货币供给。1986年，巴西开始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前后总计推出6个反通货

膨胀政策，其中较成功的有克鲁扎多计划和雷亚尔计划，克鲁扎多计划主要包括：废除原有货币，以克鲁扎多代替克鲁赛罗，新旧货币的币值之比为1:1000；继续采用固定汇率制度，确定新货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13.84克鲁扎多；冻结物价水平，冻结期限为1年；冻结工资水平；取消浮动利率的国库券，发行固定利率的国库券；取消指数制，改变工资和物价基于预期通货膨胀率调整的指数制；建立失业保险制度。这一计划基本涵括了经济生活的主要方面，有效消除了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实施以后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但是1986年年末及以后，巴西通货膨胀速度进一步加快，标志克鲁扎多计划的失败。1993年12月，巴西又制定了《雷亚尔计划》，该计划包括：压缩财政开支以削减财政赤字；出台货币价值参照指数，以此作为工资和产品价格变动的基础；废除克鲁扎多，发行新货币雷亚尔，新旧货币币值之比为1:2750，同时实施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雷亚尔计划》在巴西取得了显著效果，自1995年开始，巴西通货膨胀率显著回落，1996年巴西的通货膨胀率已经下降到两位数，此后继续下降，到2007年第3季度进一步降低至4.01％，这标志巴西的反通胀政策目标基本实现。

三、对中国的启示

同为发展中国家，巴西和中国政府都有加快发展经济的需要。巴西政府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不顾货币发行纪律，滥发货币，导致经济体系的流动性严重过剩，使经济体系连续数十年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巴西政府经过两次发行新货币，连续实施治理通货膨胀的各种措施，才最终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当前，中国面临的通胀形势远比巴西复杂。从国际经济和金融形势看，美、日在次贷危机和地震危机冲击影响下，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通胀输出殃及众多国家；从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中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货币政策也过于宽松，信贷投放、政府投资规模一再膨胀，成为中国当前通胀势头抬升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国际货币体系来看，次贷危机后世界储备货币美元的信誉已经遭到极大损害，欧元区经济问题不断，短期内欧元仍然难撼美元国际地位，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市场对人民币需求不断抬升，加上中国政府的外汇集中管理政策，使得国际投机资金押宝人民币升值，热钱进出不仅规模增加，频率也在加快，由此导致外汇占款数额不断攀升。这些因素均表明中国治理当前通货膨胀的难度不可低估。但是，巴西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通胀治理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严明货币发行纪律

巴西经济体系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货币发行过多，当经济体系无法吸收过多的流动性时，通货膨胀现象就不可避免。在通货膨胀治理方面，巴西采取的通货膨胀让政策取得了较好效果，Knight认为，清晰的通货膨胀目标至少具有三个突出优点：提高政策透明度，使公众更好的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前瞻l生通货膨胀目标使政策制定者在平滑冲击时，货币政策不会过度反应；通货膨胀目标制还会促使中央银行负责，提高其政策的可信度。同时，要求政府采取可持续的财政政策，首先要禁止中央银行自动为财政赤字融资。

对于中国而言，要治理通货膨胀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历史上中国曾经由于货币供给过多而引起了明显的通货膨胀。当前因国内外多种因素引起的流动性过剩仍然是中国通货膨胀上升的主要原因。因此，中央银行必须严格控制社会信用投放总量，要限额发行现钞，同时综合采用数量和价格工具，强化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政策效果，建议央行以GDP增长速度为基础，适当考虑通胀因素和货币流通速度，综合决定广义货币供给M2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笔者认为M2增长率以15％左右为宜。

(二)科学调节财政资金收支

巨额财政赤字及由此导致的货币发行过多是巴西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财政赤字不是中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2l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快速增长通道，税收高速增长弥补了不断扩大的财政支出，财政赤字规模十分有限。但是随着财政收入激增，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储蓄也快速增长并沉淀于金融体系，成为信贷扩张的重要基数。、

此外，各级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增长，以财政资金和银行融入资金大规模直接投资，也成为需求拉动型通胀的重要推动力。为此，建议我国政府把握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加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特别是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并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环境的变化，科学调节中小型企业税负，以提高企业活力和经济运行质量，减少金融体系沉淀的财政资金，间接降低社会信贷扩张基础。

(三)税收和汇率等多种政策搭配使用

巴西在治理恶性通货膨胀时，综合采用了价格管制措施、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连续多次改革才实现了稳定物价的政策目标。当前中国经济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已经逐渐导致通货膨胀率日渐上升，必须多管齐下，采取有效措施预防通货膨胀继续上升危及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适当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是当前中国政府的重要选择之一。自从中国第二次汇改以来，人民币对外汇率重新进入单边升值通道，这种倾向使得大量境外资金流入中国，短期内不仅增加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当前的汇率政策下也迫使央行投放本币稳定汇率，央行固然可定期在公开市场发行票据冲销外汇占款，但其不断扩大的规模和不断提升的冲销成本也将使央行在长期中操作空间越来越小，最终影响到经济体系的货币存量，因此建议央行提升人民币对各种货币的汇率弹性，改变单边升值预期，遏制境外资金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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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通货膨胀;产生原因;措施

对于通货膨胀的定义，经济学界未能给出完全一致的解释。一般来说是指在信用货币制度下，由于货币供应量超过流通中对货币的客观需要量，而引起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现象。这里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是，物价水平是全面而持续的上涨，而并非是个例短暂的现象就能称之为通货膨胀。一般物价水平是指所有商品和劳务交易价格总额的加权平均数，也称为价格指数。而衡量通货膨胀率的价格指数一般有三种：消费物价指数、批发物价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但是由于三项指数在计量时会产生差异，每项指数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各国所采用的标准也会不同。为了更全面的反映通货膨胀的程度，一些国家采取三项指数并用的形式，我国在此基础上还增加编制了居民生活费用指数、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指数、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指数等。

一、我国通货膨胀成因分析

西方国家经济学者对通货膨胀的成因理论形成了三种具有代表性的论调，分别为需求拉上说、成本推动说和结构失调说。而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多次通货膨胀，其形成因素也不断演变，由单一到多样，由简单到复杂。但致使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最根本原因还是社会需求的膨胀。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引起社会需求膨胀的原因不同。在建国初期，由内战拉动需求膨胀。在经济建设期，由投资拉动需求膨胀。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引起社会需求膨胀的因素就更加复杂了。将各个阶段的因素总结起来，我国通货膨胀的产生原因大致可分为投资膨胀、消费膨胀、成本推动和结构失调。

投资膨胀不仅仅可能导致通货膨胀，也同时映射出我国投资机制的不健全。许多单位、个人随着投资浪潮盲目进行投资，未考虑成本效益以及风险的大小，使投资变相成为一味的资金供给。政府财政和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于投资往往持支持的态度，政府财政赤字、银行加大贷款额度，所以使得货币的供给量过多，造成通货膨胀。消费膨胀是在经济体制改革后，工资增长幅度远远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个人消费欲望强烈，加之集体消费也不断增长，通货膨胀由此产生。成本推动是指供给方面成本的提高而引起的一般价格水平持续和显著的上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一方面工资薪酬等人工成本的提高，另一方面原材料价格的增长，促使供给方成本的上涨。并且需求膨胀与成本推动之间又会产生相互刺激的作用。结构失调在我国主要表现在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的不对称发展。由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需求日益增多，而社会供给受限于生产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满足社会需求。各类产业之间不均衡的发展，也导致供需不均衡。

二、治理我国通货膨胀的措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多次较大的通货膨胀。首次通货膨胀开始于1983年，于1985年达到最高峰。1988～1989年由于多年投资膨胀、消费膨胀和结构失调等问题的积累，我国再度进入通货膨胀时期。1993年开始，我国进入第3个通货膨胀时期。紧接着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连续3年的物价持续上涨、货币贬值。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我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于2010开始，我国又进入新的通货膨胀时期。据研究，一些专家认为2014年我国也将面临通货膨胀压力。

纵观我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历次通货膨胀，其中既有经济体制改革的因素，也有市场机制内部的原因，还掺杂着国外输入等。可以看到我国通货膨胀引发因素比较复杂。结合我国的国情可知，仅仅通过利率与货币手段不能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那么，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当采取下列措施。第一，财政金融紧缩政策。通货膨胀通常是与货币的过量供应、需求的过分膨胀相联系，所以采取紧缩的财政政策抑制需求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财政部门削减支出、减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另一方面增加单位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以抑制社会总需求的膨胀。在运用财政政策的同时，也要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缩小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规模和中央银行的货币发行量。货币政策通常有三种惯用手段，调整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再贴现率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第二，管制工资和物价水平，但是这种手法一般是用于紧急情况。第三，以新的币制代替旧的币制。由于在旧的币制下产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混乱局面，所以干脆就建立起一种新的币制。但仅仅改革币制是不够的，仍需配套采取相应的稳定措施。第四，加强对国民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会出现不定期的投资热潮，一旦投资膨胀，相应的各种原材料价格便会疯长。所以应当调整我国的投资机制，防止过度投资。第五，续完善市场定价机制。我国仍存在部分行业、企业的垄断现象，其掌握着行业的定价权，会给其下游各企业产生价格上的压力。所以，应当进一步开放市场，完善市场定价机制。

三、结束语

篇5

关键词： 人民币汇率 通货膨胀 汇改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F822.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770(2011)08-020-04

一、引言

2007年以来，我国国内物价水平不断上涨，以物价指数的上升速度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出现近年来的最高水平，在金融危机时期出现短暂的下行态势后仍在高价位上持续攀升，其内外部诱因应作多角度多层次的综合剖析。而2005年7月,我国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化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在汇改后的通胀高企时期扮演着与利率、准备金率等相同的平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工具的角色。

既有国外文献在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关系的研究上，主要通过“汇率的物价传导效应”（Menon，1995），如汇率变化最终可以显著传递到国内价格变化（Choudhri and Hakura，2006）。但在经验研究上，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水平的传导效果也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如Leith（1991）认为，汇率波动将国际市场价格完全地传递到了博茨瓦纳的国内价格，Kim（1998）基于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表明，美元汇率与美国价格指数之间在长期内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性。McCarthy（1999）通过回归模型对1976―1998年主要工业化国家汇率对物价指数的传递效应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汇率对消费者价格的传递效应是适中的。

国内研究在人民币汇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的研究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二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例如贝多广和朱晓莉（2007）的研究认为，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存在潜在影响，但人民币对外升值会导致国内资产价格的膨胀，而不是体现在传统意义的CPI上涨。这与Li和He（2007）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即人民币升值会促成流动性过剩，进而推高资产价格，但并未显著影响通胀率变化。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汇率的波动与通货膨胀之间具有替代关系，即认为汇率的持续升值可以降低国内通货膨胀率，或者说人民币升值可以抑制国内的通货膨胀，并提出应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建议，如“应以较稳定的人民币汇率作为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工具”（唐东波，2008）；“人民币加速升值是对抗中国通货膨胀“最有效”的方式”（哈继明，2007）；“人民币大幅快速升值是解决中国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否则中国必须接受高通货膨胀”（Liang和Qiao，2007）。

由此可知，对于人民币汇率与国内通货膨胀的关系存在着诸多争论，若“人民币升值能够抑制国内通货膨胀”，那么在 2005 年汇改以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也应具有较汇改前更强的统计上的显著性。但从新汇制运行60多个月的宏观数据来看，尽管人民币持续升值，双向浮动特征明显，汇率弹性显著增强，但通胀压力依然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国内的通胀水平居高不下。为解开这一谜题，本文拟从汇改前后两个阶段的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走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与分析，系统地研究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动态关系，并从这一角度度量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

二、汇率变动传递效应的模型构建

Takatoshi Ito，Yuri N.Sasaki & Kiyotaka Sato（2005）认为，汇率波动对价格的理论传导路径主要通过外汇储备和货币供给渠道。汇率波动通过影响国内外资产的相对价格,刺激跨国投资和热钱的流动, 从而影响外汇储备, 在央行货币冲销不完全的情况下, 货币供给将随之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将最终传导到国内价格中去。据此，本文构建人民币汇率―外汇储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之间的宏观传导模型如下：

其中，LER为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LFR为外汇储备，LM2为广义货币供应量，LCPI为通货膨胀率，各变量均为月度数据（由于分时段进行验证, 要求样本比较大, 所以采用月度数据），时间跨度为2000年1月-2010年12月。将整个样本区间分为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前时期（2000年1月-2005年8月）与汇率制度改革后的时期（2005年9月-2010年12月）两个阶段。外汇储备数据来源于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广义货币与通货膨胀率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来源于国际金融统计(IFS)，是一种加权汇率, 权数为各国与我国的贸易额占我国总贸易额的比重,并经过了指数化处理(以2000年1月为基期100),采用间接标价法标价,指数上升表示人民币升值。为消除季节影响因子，各变量均用 X-12做季节调整。

如果当期的LCPI与当期的LER、LFR、LM2、LCPI以及前期的LCPI均为一阶单整序列，且它们的线性组合为平稳序列，那么我们可以求出误差修正序列，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检验各变量的平稳性是进行协整检验以及建立模型的前提。本文采用ADF单位根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详见表1、表2。

在检验时,依据赤池信息准则(AIC) 的最小化原则选择趋势项,以及确定常数项是否存在,确定最优滞后变量的阶数,即设定单位根检验的基本类型 (c,t,q)。通过检验,从表1可以看出,LCPI,LER,LFR,LM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接受原假设,为非平稳变量。其次,分别对它们取一阶差分,结果确良LCPI、LER、LM2、LFR在1%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变量,即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I(1)。

（一）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长期关系效应研究

由于VECM模型构建的前提是协整序列，所以应先进行协整检验，在获取协整信息的基础上构建VEC。 由于各变量都为一阶差分平稳序列,本文采用 Johansen 极大似然估计法进行协整检验以判断LER、LM2、LER与LCPI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根据AIC和SC准则，确定了汇改前与汇改后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为均为5，即VAR（5），经稳健性检验模型是平稳的。在此基础上进行协整检验，经数据生成检验得到系统没有线型趋势, 协整方程有截距项没有趋势项。

由表3可知，汇改前的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值统计量检验表明以上变量存在1个协整关系。即LER、LM2、LNEER与LCPI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LCPI=0.590709LER+0.282277LFR+0.497007LM2

（2.3912）（-3.1573） （3.6774）

从上式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通货膨胀膨胀呈正向关系，即人民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对通货膨胀率有一点的驱动效应，外汇储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变动与通货膨胀率的变动呈正相关关系。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VECM) 为:

D(LCPI) =- 0.1860* ECMt-1- 0.0926*D(LCPI(-2)) + 0.08887*D(LCPI(-4)) + 0.1046*D(LER(-2)) + 0.1204*D(LER(-4))+ 0.0689*D(LFR(-2)) + 0.0216*D(LFR(-4)) - 0.1208*D(LM2(-1)) - 0.04107*D(LM2(-3)) + 0.0042

模型稳健性良好，对模型中不显著的差分项进行了剔除，所有解释变量的差分项的系数反映各变量的短期波动对被解释变量的短期变化的影响。误差修正项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为负值，说明通货膨胀在短期内具有向长期均衡水平调整的动态调节机制。从该系数(-0.1860)来看，系数的绝对值比较小，说明通货膨胀与汇率之间的均衡关系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模型对其调整到均衡状态的调整力度较小，即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的均衡时，将以0.1860的调整力度拉回到均衡状态,这说明CPI是趋于自我稳定。

汇改后的迹检验量以及最大特征根检验量表明LER、LM2、LER与LCPI四变量之间存在2个协整关系。

协整方程为：

LCPI=2.6373*LER+0.2603*LFR+ 04988*LM2+13.8326

（6.2912） （4.6952） （2.8329）

协整方程显示，与汇改前相同，长期内，人民币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呈现正向关系，外汇储备与广义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之间呈正向变动。

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VECM) 为:

LCPI= - 0.0718* ECMt-1+ 0.0575*LCPI(-1) - 0.1173*LCPI(-3)- 0.2185*LCPI(-4)+ 0.2554*LER(-1)+ 0.0471*LER(-2) - 0.0911*LER(-3)- 0.0163*LFR(-3)- 0.0751*LFR(-4)+ 0.0245*LM2(-2)+ 0.0925*LM2(-3)+ 0.1199*LM2(-4)+ 0.0003

误差修正项通过了1%显著水平的检验, 说明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显著。从估计系数来看,名义有效汇率对通货膨胀的影响较为显著。模型的短期调整系数达到- 0.0718,各变量向均衡方向的调整速度较慢。同时，方程显示，人民币汇率变动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均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汇改前的人民币汇率波动对通货膨胀的负向影响要比汇改后小，二者之间短期波动的引致关系在汇改后的时期较为密切。

（二）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短期传导效应

为进一步观察人民币汇率波动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造成的动态影响过程，本文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分析汇率变动在短期对通货膨胀产生动态影响的路径以及程度。这种脉冲分析方法不依赖变量在模型系统中的排序，因而结果更为稳健。分析结果如图1与图2。

图1显示，汇改前，在整个分析期内，短期内汇率的波动对通货膨胀率形成持续逆向冲击，冲击效应在第3期上升至零后开始快速衰退，逆向效应增大。由图2可知，汇改后，汇率波动在前3期对通货膨胀形成正向冲击，但从第3期开始快速衰退，之后保持长度约为9个月的负向效应，衰退的速度与幅度均要大于汇改前。由此可见，在短期内，汇改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更为敏感，且逆向影响强度更大。

由汇改前后两个时期的分析结果来看，无论在汇改前还是在汇改后的时期，人民币汇率波动短期内对通货膨胀形成的逆向冲击占主导地位，因此，从短期来看，汇率对通胀预期的冲击符合利率平价理论，即本币升值将导致国内名义利率水平上升和国内通货紧缩，从而抑制通货膨胀。

接下来以累积脉冲响应函数来量化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传递效果。用汇率冲击发生T个月后通货膨胀的累加变动率除以T个月后人民币汇率的累加变动率，得到汇率对通货膨胀的传递效应，见表4。

其中，是汇率冲击发生j个月后的通胀变动率，是相应的汇率变动率。

由表4可知,汇率冲击发生后，汇率变动初期对通胀的影响并不明显,但随着汇率波动对通胀逐渐产生逆向效应。汇改后的名义有效汇率的通胀传递效应在总体上要比汇改前的传递效应更强,且在不同的滞后期较汇改前的传递效应都要强。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构建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传导理论模型，对汇改前后两个阶段的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并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实证结论。

1.研究表明，在长期内，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长期的正向协整均衡关系。但在短期内，无论在汇改前还是在汇改后，人民币汇率对通货膨胀率有一定的逆向冲击，这种逆向冲击在汇改后的程度表现得更强。

2.从我国的实践经验与数据来看，短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并未达到预期状态，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有助于缓解部分外来输入型通胀压力，而对于来自内部原因造成的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大。由于近年来国内的流动性过剩问题从根本上驱动了本轮通货膨胀，因此，汇改后人民币持续升值对抑制通货膨胀并未有多大的效果。另一方面，人民币汇率传递效应的不完全性导致汇率对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度相对较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抑制作用有限。

3.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的正向均衡关系意味着，人民币升值会驱动通货膨胀率，这与汇改后的实践经验相符。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后，人民币升值期间我国的物价指数也一路走高。究其原因有两个方面，第一，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波动较为频繁，并随着汇率形成机制的进一步完善与改革，人民币汇率逐渐从低波动向高波动转变，当人民币升值幅度较大时，升值的冲击显示出明显增强的持续性，体现出了升值预期的作用和人民币加速升值的趋势对通货膨胀率的驱动作用。第二，我国持续多年的巨额贸易顺差，加上人民币的单一方向升值使得热钱及套利资金流入，中央银行在进行被动对冲的同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持续上升，导致持续不断大量流动性推高了国内的相关物价水平。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上涨的持续推动效应远大于人民币升值对国内物价的紧缩效应 。

4.从上述研究结论可知，新汇制对我国货币政策绩效的改善效应有限，主要是货币政策受制于缺乏弹性的汇率政策，尽管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与利率、准备金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相同的角色，但人民币升值抑制通胀的思路在通货膨胀高企时期是不可取的，汇改后的实践印证了这一点。这一结果暗示，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转轨时期，汇率制度作为货币政策工具对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从现有的汇率政策而言，应增强汇率弹性，进一步放宽现有汇率波动幅度，在现有波动区间内加大各币种币值兑换的市场化程度，从而消除人民币升值预期，弱化人民币升值对通胀的驱动效应。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新时期中国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绩效评价与政策搭配研究:兼政策搭配管理当前通胀预期研究”(10YJA790007)

参考文献：

1.Menon J., 1995,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Journal of Economic Survey, Vol.（9）, No.2, 197―231.

2.Choudhri, D. and Hakura E. Exchange Rate Pass-Through to Domestic Prices: Does the Inflationary Environm Matter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2006, 25,614-639.

3.Leith, J. C., 1991, “The Exchange Rate and the Price Level in a Small Open Economy: Botswan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Vol.（13）, No.2, 309―315.

4.Kim, Ki-Ho., 1998, “US Inflation and the Dollar Exchange Rate: A 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Applied Economics, Vol.（30）, 613―619.

5.McCarthy, J., 1999, “Pass-through of Exchange Rates and Import Prices to Domestic Inflation in Some Industrialized Economies”, BIS Working Paper, No.79.

6.贝多广,朱晓莉.试析人民币对外贬值和对内升值并存[J].经济研究,2007(9):32-48.

7. Li, S. and He J. Excess Liquidity Control Requires Multi-pronged Approach. China Economist, 2007, 1, 19-29.

8.唐东波.人民币汇率与通货膨胀率的动态关系研究[J]，经济科学，2008，（4）.

9.哈继铭.货币紧缩和人民币升值是对抗通胀最有效的方式[N].上海证券报,2007-12-7（8）.

作者简介：

篇6

如此创纪录的货币发行规模和速度，引发许多关于通货膨胀的担心，尤其是，“已经形成”新一轮“通胀预期”的观点也越来越强烈。

笔者认为，为了能更准确地判断经济形势，把握政策走势和应对的策略，有必要对“通胀的担心”和“已经形成”通胀预期的观点作更严格的区别和更深入的研究。

笔者认为，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的这一轮通胀，带来任何学术殿堂都做不到的教育成果：社会不同群体都认识到通胀是一个货币现象，通货膨胀与较大、较快的货币发行增长有关。另一个社会成果是，认识到通胀预期与真实通胀形成的关系。通胀预期会转变成真实通胀，防止通胀要从防止通胀心理预期着手。

到目前为止，货币发行的空前增长，让人们产生了对通胀的担心，只能说是大家对通胀形成原因的一种启示性的推理，是一种知识性的认识。担心空前的货币发行可能会引发“将来”的通胀，这个推理顺理成章。但这种对未来的分析和判断与通胀预期的形成，特别是“近期”就要发生“通胀的预期”，或者通胀的心理预期的形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混淆通胀预期与对通胀货币现象的理解、分析和判断，可能误导、误判真正的通胀风险与通胀趋势性的讨论和认识

通胀预期或者通胀心理预期的形成，严格说来，不仅仅是存在对“不确定期限的未来”通胀的担心和判断，而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已经切实影响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正常行为。

强烈的通胀预期会使消费者认为价格还将不断上涨，于是开始抢购一些并非必需的商品，人为造成需求的上升；生产商认为价格会不断上涨，便改变正常的销售行为，刻意囤积商品，以期随着价格上涨，将来用更高的价格出售，谋取更高收益，人为造成供给不足。需求的上升和供给不足，结果是推动价格进一步上升。价格上涨要求工资上涨，工资上涨对货币需求乃至货币供给上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在更高水平上均衡，如此循环，通胀预期就变成了真实通胀。

但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消费行为是审慎的，并无为了避免减少价格上涨而去抢购的现象；生产商还在去库存化，消化存货，而非囤积商品待价而沽。可见，当前中国经济没有形成所谓“通胀预期”。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是判断通胀预期的主要指标。目前债券市场上十年国债利率态势稳定，说明最市场化的信号并未显示任何通胀预期的迹象。

大量经济学实证研究显示，货币发行增加与通货膨胀发生，一般有两到三年的滞后期。2001年，美国为了尽早摆脱IT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把1％的低利率保持了两年之久。到了2004年，全球大宗产品价格开始大幅上涨，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开始膨胀，全球出现流动性过剩。时间间隔是三年之久。

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爆发全球通胀，全球70个国家通胀达到两位数。此时距2004年开始的全球流动性过剩，也是三年之久。

2004年中国遭遇全球的流动性大规模流入，人民币受到升值的压力，外汇储备积累大幅增长，结汇造成国内流动性过剩，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形成这一轮通胀，2008年上半年通胀达到最高水平。通胀的酝酿，刚好也是3年。

应该注意到，大规模货币发行一般是应对经济危机或者经济衰退的政策行为。在经济没有被有效激活之前，货币发行遭遇不同程度的“流动性陷阱”，不可能发挥立竿见影的影响。真正通胀预期形成应该是在经济不仅开始复苏，而且有效需求被激活，货币随经济活动开始较快循环，产生数倍的乘数效应和创造货币能力，推动经济较快的增长，带动价格水平加快上涨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通货膨胀是与货币发行如影随形的。

篇7

关键词： 通货膨胀；货币供应量；因果关系

1、引言

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长期影响关系，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量将增加或降低价格水平。然而，国家持续采取降低资本市场流动性和保持低利率的政策措施，货币政策的扩张作用，并没有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发生。长期保持名义利率处于低位的政策，不仅对投资需求的刺激效果甚微，同时导致了消费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无论理论分析还是实证检验，通货膨胀和货币供应量增长的短期和长期联系，必须要和现实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经济的均衡水平直接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通货膨胀率的关联性。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影响关系受到总需求和总供给变动的影响。本文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考察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在中国的增长速度的相互关系，使用1998年第一季度到2013年第一季度的相关数据，对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与因果关系检验的方法来研究我国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2、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相互关系的理论研究

2.1货币供应量的层次划分

中央银行出于宏观监测和宏观调控的需要，根据货币流动性高低的差别，需要将货币供应量分为不同的层次。我国现行货币统计制度将货币供应量划分为三个层次：M0 ：流通中的现金，指单位库存现金和居民手持现金之和，其中“单位”指银行体系以外的企业、机关、团队、部队、学校等单位；M1：亦称狭义货币供应量，指M0 加上单位在银行的可开支票进行支付的活期存款；M2 ：也称广义货币供应量，指M1 加上单位在银行的定期存款和城乡居民个人在银行的各项储蓄存款以及证券公司的客户保证金；M3 ：指的在M2的基础上再加上金融债券、商业票据和大额可转让存单等。其中，M0 、M1 、M2 、M3 的流动性依次降低。现实情况中，由于M1 与M3 具体数据难以得到，按照通用做法，本文使用M2 的增长率gm来计算货币供给增长率。

2.2通货膨胀理论研究

2.2.1凯恩斯提出的通货膨胀成因理论

早在1936年，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J.M.Keynes）就提出了通货膨胀的成因理论，其核心观点为：货币供给量越高就会导致利率越来越低，而利率的下降将造成经济体投资需求的增加，进而导致总需求增加，而在整个社会实现充分就业后供给将会变得无弹性，这就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2.2.2货币数量论的货币中性理论

货币数量理论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供给的快速增加导致的。货币数量论者认为货币是中性的，资产价格水平由一国发行的货币量决定，资产的价格随着货币数量的增加而上涨。20世纪初，在此基础上，费雪与马歇尔对货币数量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3、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实证分析

在经济学理论中，说到通货膨胀的时候，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个绕不开的话题，经济学理论一直在研究通货膨胀变动与货币供应量之间的关系。在这里，为了便于研究，我们用广义货币M2 的增长率来表示货币供给增长率，用gm表示，使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增长率来表示通货膨胀率的变化，用gp表示。本文采用1998年至2013年16年来每年第一季度数据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表1中国通货膨胀率与货币供给增长率 单位：%

3.1单位根检验

我们利用Eview软件分别对两个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在这个检验过程中，应在确保模型正确设定的情况下确定最优滞k后项，并且结合使用赤池信息准则（AIC）。

首先做货币供给增长率平稳性的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可知，包括截距、时间趋势项与一阶滞后项的模型是适当的模型，检验结果得适当检验模型为

对于随机干扰项，我们通过LM来检验它的一阶自相关性，可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我们选择设定的该模型是正确的。从gmt-1的参数值看， t统计量的ADF检验在显著性水平小于10%的情况下，接受H1，拒绝原假设H0，，说明时间序列是I（0），即它是平稳序列。

然后我们对通货膨胀率平稳性进行检验。通过检验我们可知，包括截距、时间趋势项与一阶滞后项的模型是适当的模型，检验结果得适当检验模型为

对于随机干扰项，我们通过LM来检验它的一阶自相关性，可知不存在一阶自相关性，因此我们选择设定的该模型是正确的。gmt-1从的参数值看， t统计量的ADF检验在显著性水平小于1%的情况下，接受Ht，拒绝原假设H0，说明时间序列是I（0），即它也是平稳序列。

3.2协整分析

考虑时间趋势，对于1998年至2013年的时间序列，由于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通货膨胀率gp都是I（0），由此我们可以进行协整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首先，建立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通货膨胀率gp的回归模型，并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下：

据此，可得到残差项

现在我们得出了gp和gm的回归方程，但是我们还无法知道被解释变量gp和gm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到底是不是存在，这样的回归可能会是一个伪回归。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进行协整检验。

第二步，检验的单整性。如果为稳定序列，则认为变量，为（1，1）阶协整；如果残差项为一阶单整，则认为变量，为（2，1）阶协整。我们可以通过DF检验或ADF检验来检验的单整性。因为协整回归中已经包括截距项，所以在检验模型中可以不再用截距项。如使用模型：

如果在检验时，拒绝了零假设，就可以说明X与Y是协整的。

从检验结果得适当检验模型为

3.3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结果，我们可知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gp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均衡关系存不存在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具体是什么情况还要做进一步的检验和验证。

以上检验结果显示，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gp通货膨胀率的因果关系随着滞后阶数的变化而变化。当滞后期数较低时，处于1和2的时候，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检验结果都接受了原假设，显示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gp通货膨胀率两者没有因果关系。当滞后期数较高时，处于3和4的时候，在5%的显著水平下的检验结果都拒绝了原假设，显示货币供给增长率gm与gp通货膨胀率两者存在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货币供给增长率是通货膨胀率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通货膨胀率也是货币供给增长率的格兰杰原因。

4、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研究，在了解通货膨胀形成的各项因素后，结合我国现阶段具体国情，对治理通货膨胀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第一，改善计算方法。一个国家的计算方法对一个国家的影响非常重大，不但影响着一个国家财富的分配，并且对一国消费者支出预算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十分重要，是国家政府决策和央行出台货币政策的重要依据。我国先现阶段计算中，仍未将房价纳入计算体系，而房价的变化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十分明显。因此，我国应当改善计算方法，考虑在的计算中加入商品房的合理权重，更是经济形势的发展，合理调整个商品的所占比重，使之真正适合中国经济的发展，真实反映物价变动水平。

第二，降低输入型通货膨胀风险。随着经济全球的程度及我国对外开放程度越来越高，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导致的通货膨胀多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而大宗商品往往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石油、矿产类大宗商品对经济的影响面非常大，这些商品的价格波动容易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比较大的破坏，并会影响其他商品的价格跟随变动。这些大宗商品的变化容易对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所以，我们需要做出一些努力来降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一是通过加强战略资源的国家储备，平衡短期快速波动对国内的影响。二是提高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提高我国对大宗商品的议价能力，获取定价权。

第三，促进产业结构的改进，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很高的增长速度，国民生产总值得以较快速度的增加，迄今为止已变成世界第二经济体。然而，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多的问题也开始展现出来，包括环境的破坏，能源使用效率一直较低，社会贫富差距扩大等等。单一的强调经济的高速发展，已经不适合我的现阶段的国情，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没有可持续性，同时也付出了高通胀的代价。所以，我们应当改善经济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的转型。把以前依靠高能耗、低效率、劳动密集型的发展方式向技术密集型，高效率、高质量的发展方式转变。从根本上杜绝由成本推动拉高物价水平情况的发生，实现经济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政府合理的调节，通过拉动和扩大内部需求，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实现财富的平均分配，解决国内现存的民生问题，达到国家经济长期平稳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5、结论

本文分析样本为中国1998年至2013年期间的数据，运用因果分析进行了实证研究。在文章中，我们首先做了平稳性分析，结果表明，在这段时间内，货币供给量变化与通货膨胀率呈平稳序列。协整分析结果，我国从1998年到2013年16年的数据显示货币供给量变化与通货膨胀率从长期来看存在均衡关系； 因果关系分析得出，我国这16年间的数据反映出货币供给量变化与通货膨胀率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反馈性。也就是说，货币量的变化是通货膨胀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时通货膨胀的变化也是货币量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实证检验表明，在1998至2013年期间，货币变化量属于通胀的一个具有强解释性的外生变量，同时通货膨胀也是货币量变化的强解释性的外生变量。

参考文献：

[1]刘树成，繁荣与稳定：中国经济波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2]刘金全，范剑青1中国经济周期的非对称性和相关性研究[J].经济研究，2001，（5）：28-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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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道林：《我国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间传导机制的计量分析》.

[5]高宇，宋巧，曾伟晟.《我国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实证检验》.金融纵横，2008年第4期.

[6]李军.《货币供给与通货膨胀长期与短期关系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1997（11）.

[7]韩筱雯.《通货膨胀成本和收益的分析-对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证检验》[J].财经问题研究，2004年第7期.

篇8

关键词：通货膨胀；脉冲响应；货币供应量；劳动力成本

中图分类号：F8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2

一、引言

在政府强大的经济刺激政策推动下，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实现“V”型反转，“保八”目标实现。但是，在经济上升的周期中，通货膨胀风险上升。我国居民消费物价指数(CPI)自2009年11月同比涨幅由负转正后，便一路上扬，到2010年5月CPI首次突破警戒线――3%，此后，涨势并未减缓，物价水平屡创新高，2011年6月CPI比上年同期上涨达6.4%，远远超过了通货膨胀警戒线。通货膨胀问题的日趋严峻，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对于我国这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学界已经做了大量分析。在诸多的讨论中，货币供给过多是主流观点，他们认为，货币的超发是这轮通胀的根本原因。但是，自2009年6月份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持续低于历史水平，价格水平却不降反升甚至出现了飙升。那么此轮通胀的根本原因真的是货币超发吗？因此，本文将通过构造VAR模型，对我国前一轮通货膨胀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与探讨。

二、计量经济模型分析

本文将选择向量自回归VAR模型来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分析脉冲响应函数研究当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

1.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采用的模型包含的变量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上证综合指数SZ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Loan四个。其中CPI为衡量通货膨胀水平的指标。上证综合指数SZ综合反映中国资产市场的指标，随着中国股市的发展和居民理财观念的加强，股市已经是企业与个人财产中重要配置部分，货币政策的资产市场效应日趋明显。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是我国货币政策重要影响变量。

本文采用2008年6月至2011年6月的数据。广义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等数据来自人民银行网站，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来自国家统计局网站，上证综合指数数据根据股票软件月度数据获得。

应用时间序列方法来建模前需要先对相关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通过检验单位根的存在性，以决定是通过差分还是退势的方式来获取平稳的时序列进行回归分析或建模。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ADF检验结果

从检验结果来看，各变量原序列不平稳，其一阶差分序列平稳，因此在模型中我们将采用差分后的变量序列。

2.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

VAR(p)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Yt = a+ A1Yt-1 + A2Yt-2 + … + AiYt-k + ut, ut ~ IID (0, Ω)

VAR模型滞后期数比较敏感，不同的滞后期数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笔者经过多次试验，根据AIC准则(AIC值最小)，最后取滞后期数为2。

在建立VAR模型之后，则进行基于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分析，本文给出脉冲响应图。

货币供应量M2的脉冲响应显示，对金融机构Loan的一个冲击，M2将会产生明显的正向响应，这说明金融机构的贷款量对我国货币供应的总量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也能解释金融危机后宽松的银行放贷政策引发的货币供应激增现象。上证综指SZ对M2的脉冲响应显示，股票市场对M2的一个冲击反应很迅速，到第二个月达到顶峰值，之后逐渐地下降，到第六个月开始稳定下来。这表明，央行向市场大量投放货币增加流动性的政策会引发资金流入股票市场，刺激股票市场指数的攀升，这很好地解释了上证指数在四万亿刺激政策后的止跌回升与政府退市后的再次回落。从CPI对上证综指的脉冲响应能发现，股指上扬对CPI有正向的刺激作用，不过这种影响有一定限度。不难看出，资产市场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作用趋于明显，宽松性货币政策引发M2的增加，进而刺激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价格的上涨又进一步促进了产品市场物价的上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CPI对货币供应量M2的脉冲响应，与预期一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会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上涨，但是上涨的幅度却是十分有限，这说明在模型所研究的时间段内，货币供应量并不是通货膨胀持续上扬现状的理想解释变量。多发的货币去了哪里？经济社会中货币供给量最终会被三个部分所吸纳：经济增长、通货膨胀胀和经济货币化。所谓经济货币化指市场化体制改革所形成的经济活动中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份额逐步增大的过程，它可以用广义货币M2占GNP(或GDP)的比值(M2/GNP或M2/GDP)来表示，经济货币化比率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货币化比率与一国的经济发达程度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随着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股票等金融资产交易规模急剧增大，土地交易日益频繁，资本市场和土地市场资金吸纳能力增强，我国经济货币化迅速。因此增发的货币很大一部分被通货膨胀以外的另两个因素所吸纳。

此次我国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经典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成本推动是通货膨胀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通货膨胀成本推动迹象明显。主要表现在食品价格上涨，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上涨三个方面。我国的CPI是依据目前居民家庭消费项目构成，按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居住等类物品和服务价格加权平均计算的。从这分类指数来看，食品类占比最大，达到30%左右。因此食品类价格指数的变动对CPI指数影响十分突出。作为最终消费品，肉禽粮食价格等食品价格的迅猛上涨直接带动了CPI的上涨，而这些商品的物价上涨又通过产业链渠道传导到下游的食品加工业、餐饮等行业，对物价的整体上涨产生了很大压力。从国际环境来看，为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最快、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复苏，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强力救助政策，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市场投入大量货币，带来了全球流动性泛滥，美元出现贬值，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在我国经济已经具有高度的外向性的情况下，对各种外部影响的敏感性越来越强，外部的物价上涨促使我国企业的能源、资源类商品进口成本攀升，这使得我国面临很大的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从劳动力成本角度来看，伴随着我国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结构逐步趋于老龄化，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步消失，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以及收入工资在2007年左右一直保持着较快速度的上涨。劳动力投入作为商品生产的主要投入要素之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了很大压力。

为了验证我们的想法，我们将工资收入W变量引入前述模型，由于工资报酬数据目前统计局仅提供季度数据，所以我们将前面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全部采用季度数据进行估计，考虑到数据和奇异矩阵的限制，该处滞后期为1。

CPI的脉冲响应显示，对工资报酬W的一个冲击，CPI将会产生正向响应，并且这种反应也具有一定的力度，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采用季度数据，数据量过少，结论的可靠性存在疑问。但是无论如何，CPI对工资报酬W的脉冲响应图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工资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

此外，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能得出此次通货膨胀主要不是货币超发造成而是由成本推动引发。自通货膨胀形势严峻以来，我国政府将稳定物价作为首要的宏观调控任务，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调控物价的措施。存款准备金率从2010年1月央行首次上调以来，到2011年6月已上调了12次，从2010年年初的15.50%调到现在的25.50%历史高位。基准利率从2010年至今也上调了5次。同时央行也加大了贷款调控措施，使新增贷款量持续18个月同比两位数负增长。但从调控效果上看，CPI依然维持在高位，并且还在上升。

三、结论

本文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我国前一轮通货膨胀的类型和原因。文章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并分析其中各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得到前一轮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货币的过度供给，而是成本上涨，属于成本推动性的通货膨胀。具体来说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肉禽类粮食价格快速上升直接推动CPI高涨，国际大宗商品以及资源类资源价格上扬引发企业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成为此轮通货膨胀的又一个推手，此外劳动力成本的快速增加也是通胀的重要原因。为了验证作者的想法，本文对成本推动型通胀中最经典的工资推进型通胀进行了实证研究，将职工工资报酬变量纳入到向量自回归模型中，通过进一步分析找出了工资上涨对通货膨胀的刺激作用。最后从我国政府物价调控的效果入手再一次说明该轮通胀的主要原因是成本推进，而非货币超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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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铁梅.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与建模.[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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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苏剑.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特点、成因及对策[J].经济学动态,2011(01).

篇9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的效应如何,是宏观经济学的热点问题之一｡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只是一个货币现象,有研究证实价格变动与货币供应密切相关,片面地认为只有货币政策有效｡罗伯特•狄夫纳,汤马斯•斯达克与赫伯特•泰勒(1996)实证研究和估计了货币政策如何影响通货膨胀和收入增长的长期关系｡但是货币主义通货膨胀决定理论存在局限性(龚六堂,2002),财政支出与通货膨胀存在联系,财政政策治理通货膨胀也是有效的｡

经济学家们一般都认为,赤字财政政策是通货膨胀特别是高通货膨胀和恶性通货膨胀形成的原因｡通过创造过度总需求,不断发生的财政赤字导致了通货膨胀,如ThomasSargent｡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认为,央行不将赤字货币化的条件下,赤字仍然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米勒(1983)的实证研究发现,财政政策实行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弱联系｡

但在实际运用中,更多的结论是关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同时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达雷特(1985)发现货币供给和赤字都显著影响通货膨胀,但财政政策中赤字与通货膨胀的关系比货币供给更可靠;哈姆雷特(1981)等发现一些证据证实赤字与通货膨胀和货币供给存在联系｡SadanandaPrusty协整分析的结果表明,1960—1961年与1990—1991年期间印度各州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影响价格水平｡多年来由于缺乏资金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需要,印度中央政府一直实行赤字财政的政策｡由此导致居民需求加大,而供给的增长比例小于需求的增长幅度,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印度在1991年改革之后,开始控制财政赤字,同时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通货膨胀有了明显好转,1993—2000年均通货膨胀率是7.1%,2000—2004年均通货膨胀率为4.32%,成为一个亮点｡通过研究印度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因素之间的协整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1994年到2004年印度财政货币政策应对通货膨胀的有效性,同时进一步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以具体分析通货膨胀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具体因子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为具有相同国情的中国实施恰当的财政货币政策有效治理通货膨胀问题提供借鉴支持｡

二､模型分析

英国经济学家克莱夫•格兰杰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发现,把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的时间序列进行特殊组合后可能呈现出平稳性｡大多数经济总量的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协整理论是处理非平稳时间序列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

格兰杰在协整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格兰杰协整定理,解决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的关系问题｡这个定理证明了协整概念与误差修正模型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协整关系的一种必然的等价表达形式就是误差修正模型(ECM)｡如果非平稳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那么必然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而如果非平稳变量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那么该变量之间必然存在着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则是直接对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的重要方法｡

财政政策包括财政收入政策和财政支出政策,选取财政赤字(FD)分析财政政策效应｡货币政策通过货币供应量的三个层次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为货币政策的代表衡量货币政策效应｡通货膨胀水平使用批发物价指数(WPI)来衡量｡

三､数据与实证结果

1.样本数据的选取

选取印度物价消费指数(WPI)､流通中现金(M0)､狭义货币(M1)､广义货币(M2)､更广义货币(M3)､财政赤字(FD)时间序列,取自然对数变换数列为LNCPI､LNGE､LNM0､LNM1､LNM2､LNM2｡采用月度时间序列,样本期间从1994年4月至2004年3月,共132个样本｡数据来源于印度储备银行:HandbookofStatisticsonIndianEconomy｡

2.ADF单位根检验

进行协整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要求时间序列具有相同的单整阶数,首先对这些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可知,LNCPI､LNM0､LNM1､LNM2､LNM3选择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均为I(1),而LNFD在不含有常数项和都含有常数项和时间趋势项的模型中为I(1)｡总体而言,6个变量均含有单根,必须差分之后才能平稳｡因此,所列的6个变量在水平值上都是非平稳的｡如果继续对这6个序列的1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发现这6个变量都是差分平稳的｡

3.协整检验､协整分析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

通过单位根检验得知指数序列都是I(1)过程,可以对指数序列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选择4阶滞后就能很好地满足检验要求,同时建立了ECM模型｡

轨迹检定(tracetest)中,在R=0时,轨迹统计量123.9478､大于5%显著水平,拒绝5%水平下虚无假设｡而后在R≤1的情况下,轨迹统计量小于5%显著水平,所以在轨迹检定下变量之间存在1个共整合向量｡

接下来得到标准化协整系数的协整关系估计:

LNICPI=0.32LNFD-2.31LNM0+0.54LNM1+2.73LNM2-0.9LNM3+vecm(1)

方程(1)表明,协整关系检验说明在5个变量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这意味着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的相互作用和共同趋势｡M1､M2序列和居民消费物价指数序列有相同的变动趋势｡LNCPI与M2成正方向变动,协整系数较大;而LNCPI和M1协整系数比较小,但M0和M3成反方向变动的协整系数较大｡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变量间的相互作用,使用误差修正模型检验变量之间长期均衡关系对各自短期波动的影响｡将方程(1)代入误差修正模型,得到方程(2)为,*表示在5%的水平下显著,()表示标准误,[]表示t-统计量,下同,

分析上述ECM方程我们发现,首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调整与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统计上的关系显著((2)方程中协整误差et的系数显著),表明受长期均衡关系的影响较强;其次,在短期调整当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变量对财政赤字的作用显著,这是财政政策短期有效的体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于各个层次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影响微弱,这说明货币政策短期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4.因果关系检验

我们检验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影响关系(Granger,1969)｡选择影响关系最为显著的滞后阶数得到附表的估计结果｡

5%的水平下,*表示拒绝原假设,结果显示财政赤字FD对CPI产生显著作用,对CPI存在显著格兰杰影响;其次,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CPI没有显著的格兰杰影响,也验证了协整分析中协整关系不显著,说明货币供应量不是物价的主要决定因素,这说明货币政策作用对于抑制通货膨胀作用微弱｡

四､结论分析

以上对印度通货膨胀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进行了分析,由实证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印度财政赤字与物价水平长期呈正相关的关系,短期对物价水平的影响显著,印度控制赤字财政政策对治理通货膨胀有效,表明印度财政政策的效应较强｡印度的政策执行者认为,通货膨胀率控制在5%左右,财政赤字对经济发展就会有利｡印度政府从增收和节支两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控制财政赤字控制通货膨胀｡第一,简化税制､调整税率､扩大税基,增加财政收人;第二,改变财政赤字弥补方式,控制印度储备银行的信贷发行;第三,加强国债管理,减少补贴支出,征税筹集的资金用于政府经常性支出,债务资金则主要用于生产性投资,促进生产发展和国民收入的增加;第四,减少政府开支,合理调整支出结构,重点发展公共财政;第五,抑制货币供给总量的增长｡印度储备银行通过采取反通货膨胀措施,降低实际货币供给增长速度,上调现金储备率(GRR)实施公开市场业务销售政府证券｡

第二,各个层次的货币供应量对物价水平短期影响程度较小,作用不显著｡但长期存在均衡关系｡长期M1､M2､M3和物价水平通向变动,符合经济学假设｡

第三,综合以上,可以看出印度财政政策短期与长期控制物价水平的效应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短期调节物价水平的作用不明显｡由于印度的通货膨胀的原因在于长期的赤字财政,治理通货膨胀总量调节运用的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只成为辅工具,通过货币供应量总量调整的作用并不明显,货币供应量中介的宏观调控能力较弱｡印度主要运用选择性信贷控制,传统的货币政策三大调控工具的作用不明显｡

五､对我国的启示

由于我国1998年至200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型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起了巨大作用,尽管目前通货膨胀率较低,但考虑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大量赤字,财政政策应当转型,淡出宏观调控,主要用于供给结构性调整,总量调整以货币政策为主｡

第一,谨慎运用赤字财政,转向中性偏紧的财政政策｡赤字财政政策的不合理容易导致财政风险,加大通货膨胀的压力｡财政政策必须考虑削减赤字规模,转向对经济结构调整,淡出总量调整,转向公共性财政｡财政政策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就大于货币政策｡货币总量调控只能调节需求总量而不能调节供给总量,更不能调节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降低国债发行规模,逐步降低赤字率,缩减隐性债务,调整支出结构,优化财政支出结构,防止局部性通货膨胀｡

篇10

关键词：制度干预；经济转型；结构性价格上涨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20117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自从Streeten[1]和Baumol[2]提出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概念后，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日臻发展并迅速成为通货膨胀理论体系的重要分支。按照传统视角，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由于经济结构方面的因素，即使在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均衡状态，因经济体系的部门不协调而引致的通货膨胀。部门发展的不协调，尤其是部门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强调的症结所在，而部门间物价涨落幅度的差异则是结构性通货膨胀的表现形式。

从实践上看，价格波动的部门差异或多或少存在，短暂剧烈的价格差异在现代通货膨胀史上也屡次出现。但在2003年以后出现了持续地具有特定表现形式的结构性物价上涨，在工业品价格相对平稳的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多次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工农产品价格的二元分化一跃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的情况尤为明显，农产品相对工业品价格月度波动幅度最高为17%，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也高于包括印度在内的其他发展中国家[3]。中国及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波动，为检验和发展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提供了重要的现实资料。按照传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的见解，工农产品价格的结构性差异源于两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这种提法固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似乎不具有绝对性，因为我们并没有证据，而且也难以接受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率的差距会比印度以及其他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更为严重。

实际上，价格体系的背后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关系，还和相应社会分工体系下较具刚性的制度安排息息相关[4]。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对认识这一现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对比俄罗斯、波兰等几个转轨经济体和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货膨胀演进趋势后，Coorey等[5]发现面临价格自由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转轨经济体，不仅总量出现通货膨胀，而且价格波动的结构性差异都比市场经济国家更为明显。但在经历了价格放开、贸易自由化以及财政和金融领域的“休克疗法”等阵痛后，制度改革使得这些经济体进入新千年后的通货膨胀动态轨迹变得更为平缓[6]。对比俄国、东欧转型经济体，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分散试验、价格双轨制的渐进发展为特点，具有转轨经济的独特特征，受Coorey等[5]和Barlow[6]的研究启发，中国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可能与国内的制度有关。

中国正在经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转轨时期独特的制度安排，形成了由非完全市场决定的价格形成机制，尤其是工业品和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扭曲，在中国式通货膨胀的形成和维持中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为推进低价工业化战略，改革初期农产品价格被压低以对工业进行补贴，之后随着改革的深入，农产品价格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但农产品价格决定的制度束缚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在工业领域，特别是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国有企业依托政府行政权力长期占据垄断地位，不仅享有要素使用方面的优惠待遇，而且依托垄断地位控制市场价格。转轨过程中由于制度因素形成的工农产品价格扭曲，可能在中国的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形成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现有研究大多忽视了这一层面，而主要拘泥于经济结构的视角来探讨价格结构性上涨。吴军和田娟[7]、张晓慧等[8]沿袭国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分析框架，分别基于“部门瓶颈模型”和“两部门悖论”假说分析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李斌[9]以货币市场为根源，描述了一个货币市场与非货币市场“双失衡”并存，两者对偶变化演化出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通货膨胀形成机理。万光彩等[10]基于投资“潮涌现象”、两大部门生产率和工资非均衡增长等三个宏观经济典型化事实，理论上构建了一个结构性物价水平决定模型。李晓西[11]基于中国经济转轨的基本背景，较早地尝试从制度角度对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进行解析。李晓西认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的结构矛盾，尤其是国有企业的资金陷阱和向非国有企业的攀比是形成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随着中国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深刻变化，预算软约束正向硬约束转变，国有与非国有部门的界限过去解释通货膨胀的体制性、结构性因素已经淡化。袁江[3]在强制性技术变迁假说基础上，首次通过引入中间产品转换系数刻画工农两部门的相对价格，间接地反映了国家控制力对价格的影响，在两部门工资均等化条件下建立了中国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模型。并以 2001年1月—2008年5月月度宏观数据采用时间序列处理技术进行了实证检验，证实了依靠制度保障的国家干预会加剧价格水平分化和总体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与袁江[3]不同，本文将基于转轨经济条件下工农产品价格与均衡价格背离的制度背景，直接建立制度约束下工农产品价格扭曲的基本假设。参照Chang， Kaltani和Loayza[17]建立两部门均衡工资决定关系，借鉴袁江[3]的分析思路构建转轨背景下中国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省际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利用GMM方法来重点检验制度因素造成的价格扭曲对价格结构性上涨的形成作用。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制度约束下的价格扭曲是形成中国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压制农产品价格和拉升工业品价格从而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

二、理论框架

六、结论和政策建议

参照Chang等[13]建立两部门均衡工资关系，以制度约束下工农产品价格存在扭曲为基本假设，在商品市场均衡条件下构建转轨背景下制度因素影响中国工农产品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理论框架。并采用中国的省级季度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采用GM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理论框架揭示，制度约束下的工农产品价格扭曲是形成价格结构性上涨的重要因素。转轨过程中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压低以及部分工业品超越均衡价格的制度干预，不仅不会压制农产品价格、拉升工业品价格而缓和两部门价格分化，反而会刺激农产品的巨大需求和工业品的市场供给，从而带来更为明显的结构性价格上涨格局。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也表明，转轨背景下工农产品价格的制度性扭曲在中国的价格结构性上涨形成中具有重要影响。另外，实证研究也表明，传统结构性通货膨胀理论所强调的工农生产率差异影响正在衰减。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所带来的工农两部门产品生产能力变化，将是形成工农产品价格二元分化的重要因素。

中国价格突出的结构性波动差异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是很少见的，在主流的经济学框架中也难以得到有效解释。价格结构性波动以及由此衍生的结构性通货膨胀，形成了中国式通货膨胀的独特表现。本文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对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治理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首先，农产品价格扭曲对形成中国结构性价格上涨的作用依然存在，这表明虽然中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已初显成效，但继续扶持农业发展、推进农产品流通体制和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依然必要。

其次，以要素价格扭曲、行政性垄断等形式存在的工业品价格制度扭曲是形成中国价格二元分化、结构性通货膨胀的重要诱因。因此，政府要加大对工业领域尤其是国有工业企业体制改革的力度。对资源类国有企业要逐步调节行政垄断、建立更为合理的产品分配机制和市场化的价格决定体系。对市场扭曲程度高的国有工业企业，要加快推进以政府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消除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过程中的各种非市场行为。

最后，由于城乡劳动力转移已取代传统的结构性因素成为驱动价格结构性上涨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引起的劳动力转移趋势不可逆转的情况下，下一步的政策方向应该是继续引导农业技术进步弥合工农生产率差异，以促进工农部门生产率收敛来对冲农业劳动力向工业转移引起的供给能力变化，平抑农业部门价格上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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