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气候变化的具体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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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然，男，湖南常德人，现任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

摘 要：党的十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建设方向和总体布局，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与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整合生态环境各主要部分，谋求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在这其中，气候问题一直是全球热议的中心问题，“气候”正在脱离原有的狭隘的生态和社会建设层面，逐渐与政治相结合，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方向和角度，即气候政治。本文通过对湖北大学生态政治研究所负责人刘然教授的采访，总结概括了若干问答内容，以解释气候政治的独特内涵及影响意义。

关键词：气候政治；生态政治；气候外交；生态政府

曹：刘教授您好，很荣幸能跟您探讨有关气候变化方面的问题。

刘：你好。

曹：当今世界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工业革命这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极大地促进了人类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另一方面，它衍生出的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的文化特质，特别是在对待环境问题上的行为和态度，给全世界带来了无法愈合的破坏。气候的破坏直接导致生态的失衡，并且会对世界的政治格局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我们知道您是生态政治方面的专家，在去年的五月初，您作为中方代表之一参加了由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和德国波恩应用政治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气候变化与全球治理――首届中德学术高层论坛”，并提交了《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分析生态环境自主治理的可行性》的学术论文，这篇文章已经由《国际社会科学杂志》刊出。那么您如何看待此次论坛？另外，您能否给我们解释一下，该如何去理解气候变化呢？

刘：此次能够就全球气候治理问题参加中德高峰论坛，我感到非常荣幸。不仅能够与全世界最顶尖的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对话，开阔了自己的视野，而且对于自己能够作为一名学者参与到全球气候分析与治理的体系中来，我感到沉甸甸的社会责任。这次会议让我们中外学者齐聚一堂，畅谈气候变化的感想和体会，不仅对于学术的交流和融合有很大的助力，更对气候问题全球治理的未来充满信心。我所提交的论文的主要观点是从中国传统道家的生态思想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为例，结合西方公共产品理论，阐释论证了文化构建在生态环境自主治理中可发挥的效用，着重强调民间组织在生态治理中的重要地位。有机会我们可以详细交流一下这次会议的成果。

如果要从纯粹自然地理科学的角度去解释气候变化，就你所知我还称不上是专家。但是我们研究政治的，有必要从政治科学的视角去认识气候变化。我们知道，《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将“气候变化”定义为：“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观察，在自然气候变化之外，由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改变全球大气组成所导致的气候改变”。我想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更多的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除此之外，我们还要知道气候变化的三个表现：全球气候变暖、酸雨以及臭氧层破坏，而全球气候变暖更是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问题。

工业革命以来的人类活动致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急剧增加，这也是全球变暖主要的元凶。它所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冰川消融、极端气候、粮食减产、海平面上升、物种灭绝等等问题，都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曹：“生态政治”这个概念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认可，它所强调的政治视角下的生态化建设，符合当前世界的生态现实。气候问题作为生态环境建设的核心，世界都在寻求可行的解决路径，各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中的主张和做法也可以反映其观念上的差异。您认为气候变化在世界发展的进程中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刘：确实，生态政治这个概念已经在我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研究。但是有些学者将生态政治等同于绿色政治或政治生态，在我看来这是有待商榷的。绿色政治是西方绿党、绿色社会政治运动以及绿色政治思想有机统一的总称，国内相关的绿色政治一说，只是在其意义上的引申和拓展。而政治生态，从“感性”方面来说，它是指某单位、某区域、某国家政治活动及社会政治生活出现的一种有序或无序的现象。从“理性”方面来说，则是指影响政治体系运转的内外因素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现象。因此，我认为，政治生态是政治的一种运行的氛围，比如政治民主、行政自觉、政治参与都是政治生态的具体表现。一句话来说，政治生态是一种政治运行环境。但是生态政治跟政治生态有很大的差异，它是站在政治的角度和立场去分析具体的生态行为以及影响，这是随着世界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情况下，对世界范围内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衍生出来的具体学术分支，并快速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成为很多西方国家逐渐引以重视的一种政治思想。气候政治正是生态政治的更为微观的表现和反映。

谈到气候对政治的影响，我们首先来搞清楚气候政治是什么。从学理上说，气候政治是面对这个具有强大外溢效应和市场失灵特征的大气世界，人们用了20年时间试图学会在一个越来越热的世界里相互依存。但这显然并不容易，气候变化，已经从一个科学问题演变为了政治问题，叫做气候政治。我们接下来谈下气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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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湿病中医学的概念是指因风寒湿热等外邪侵袭及人体脏腑功能失调，气血虚弱、内生痰浊、瘀血或热毒，而出现以肢体、关节、肌肉、筋骨疼痛、麻木、酸楚、肿胀、僵直、变形和活动受限，或累及脏腑为主要特征的一大类病证。西医学风湿病的概念是泛指影响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肌肉、滑囊、肌腱、筋膜等的一组疾病。

为什么会患风湿病呢?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大量的研究资料提示，风湿病的病因是多方面的，其发病的机制也是相当复杂的。中医学对风湿病病因的研究，自《黄帝内经》以来，诸家探讨颇多，但从病因学角度认识，大致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正气虚损也就是“正气不足”。所谓“正气”，是指人体的抗病、防御、调节、康复的能力。由于正气不足是风湿病发生的内在因素，所以也可以说是“内因正虚”，其发生常常与先天禀赋不足有关。临床表现相当广泛，但主要以营卫、气血不足，脏腑经络、组织器官的功能低下为多，其中就脏腑而言，以肾虚较为突出。当过度劳累或安逸可损伤正气，而成为风湿病发病因素之一。劳累过度具体表现在劳动或思考用力过度、劳伤心脾及性生活不节三个方面。其发生又与安逸过度有关，“安逸”也称“过逸”，是指过度安闲，不劳动、不运动而言，也可成为痹病的发病原因之一。除上诉相关原因外，正气虚损可由饮食失调、外伤等引起，也成为风湿病发病的因素。而以上诸多因素又经常相互影响，一损俱损，一虚俱虚，不可截然分开。

第二，邪盛入侵风寒湿热外邪入侵人体是风湿病发生的重要外因。其发生常与季节气候异常有关：如气候变化过于急骤(暴寒暴暖)，或非其时而有其气(春天当温反寒，冬天当寒反热)，超过人体的适应和调节能力，则均可导致风湿病的发生。从临床上看，风湿病患者，经久遇寒冷、潮湿的气候而发病，且病情往往因气候变化而加重或缓解，均说明四季气候变化异常是风湿病发生的重要外因。其发生也与居处环境欠佳有关，主要指居处在高寒、潮湿地区，或长期在高温、水中、潮湿、寒冷、野外等环境中生活或工作。其发生还与起居调摄不慎有关：即指日常工作不注意防护，如睡眠时不着被褥，夜间单衣外出，在电扇、空调下受风，冒雨涉水等等。此外由于脏腑功能失调而产生的内风、内寒、内湿、内热等亦可导致风湿病，这也是绝不能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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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经济；城市园林设计；生态环境效益

低碳经济是在全球变暖的大环境下提出的一种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是抑制气候变化、减缓全球增温的一种重要措施。城市园林设计是现代城市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大力提倡低碳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城市园林设计也必须朝着生态性、低碳性和环保性等方面不断发展，要不断提升园林设计的低碳环保效益。

1 城市园林设计应用低碳经济理念的相关研究

城市园林设计与低碳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城市园林必须要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主要目的，而且低碳经济也是城市园林绿化经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在城市园林设计中，低碳经济的理念已经得到了比较深入的渗透和应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低碳经济理念在城市园林绿化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在城市园林绿化景观设计中，低碳经济理念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落叶乔木与常绿灌木之间的搭配能够有效提升绿化景观的固碳释氧的能力，在固碳释氧能力方面，常绿灌木的能力最强，其次是乔木，然后是常绿乔木，因此在现代城市园林绿化设计中要加大常绿灌木和落叶乔木的比例，并且要对两者进行合理的搭配。其次，要合理搭配高龄树和低龄树，根据相关研究，树种的树龄越低，固碳能力越强，因此古树的固碳能力要比常规的树种强一些，但是古树的总碳贮存量较低，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合理搭配高低龄树种，在营造城市园林景观的基础上提升景观的固碳能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够有效保护自然资源。另外，速生植物和慢生植物的搭配也是低碳经济理念在城市园林设计中应用的一个重要体现，研究发现，速生植物的固碳能力是比慢生植物要高很多，因此在城市园林设计过程中要尽可能地选择生长周期长、固碳能力高的植物，并且进行合理搭配，以提升城市绿化景观的固碳效益。

1.2 低碳经济理念在城市水体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水体景观设计是现代城市园林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低碳经济理念在水体景观设计中的应用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因地制宜，这主要是指根据区域的地理条件、自然资源和水源情况等对选取水体景观设计营造的建筑材料，已达到降低水体景观营造成本、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目的。其次，在设计水体辅助景观时，要合理控制成本，在辅助设计过程中降低相关能源和水资源的耗损。另外，在选择水体景观植物时，要从景观营造、生态环境自净能力提升等方面进行考虑。

1.3 低碳经济理念在城市园林施工和维护工作中的应用

城市园林设计、施工、管理、维护等多个方面都充分应用了低碳经济理念。首先，在城市景观设计过程中，注重生物多样性、景观层次性等相关功能的营造和完善。其次，按照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原则进行园林施工。另外，在后期维护工作中，修剪、施肥、病虫害防治等相关工作都要注重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控制。

2 低碳经济在城市园林设计中发展的途径和方法

2.1 遵守相关规范和法律体系

为了确保城市园林设计发展的科学l生和低碳性，在城市园林设计过程中必须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进行设计。在城市园林设计过程中常用到的法律体系有城市规划法、风景管理条例、古树名木保护办法等，这些都是城市园林设计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规范。

2.2 丰富城市园林建设发展的投资主体

城市园林设计不仅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城市旅游资源，在提升城市文化发展层次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为了进一步优化城市园林设计和景观营造的特色，可以从多个角度出发对城市园林建设发展的投资主体进行丰富。具体的说，相关政府部门可以在健全城市园林保证金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放银行信贷政策，为相关的投资主体提供更加优惠的金融服务和支持政策，以此来加大城市园林的设计开发力度。另外，政府与银行的合作也是现代城市园林设计和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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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气象学与气候学；教学内容；实践；探索

中图分类号：P4-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17-0146-02

一、引言

专业基础课是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之一。《气象学与气候学》是高等师范院校地理科学专业重要的专业基础课之一，作为自然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大气科学的基本知识，理解各种常见的大气现象产生和发展的机理，掌握常用气象观测的基本技能和气候统计资料的分析方法，为学生将来的中学地理教学或科学研究工作奠定牢固的专业基础。学好该门课程不仅有利于地理师范专业学生学习其他专业课，而且对今后从事中学地理教学有很大的指导作用，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专业科学素质、科学思维和研究能力的核心课程之一。为提高地理科学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十分有必要对气象学气候学的教学进行深入探索。结合自身的教学实践，作者对《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教学内容进行了适当优化，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二、根据专业和学生特点，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地理科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及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科学，其所面对的是开放的复杂地球表层巨系统，包括了自然、人文、区域的综合内容，跨越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研究内容之间相互渗透，融合贯通。因此，地理科学专业的气象学与气候学应有鲜明的综合性和地域性。《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内容涉及知识门类多，知识信息量大。气象学与气候学是一门物理机制较强的学科，学科空间概念很强，公式很多，相对抽象。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文理兼招的特点，有些学生数理基础较差，对公式的理解相对吃力，教学内容的设置、组织需要考虑到不同层次学生理解能力。鉴于高等师范地理科学专业学生毕业后多数从事中学地理教学，因此教学内容还应与中学基础教育接轨。

教学内容还要根据要求和学生未来可能从事的职业连接起来，教学内容既有基础知识，也要涉及到地理科学领域研究的新成果和国内外形势发展，比如一些当前热点研究话题，如气候变化问题、极端天气事件、海洋酸沉降问题等，在拓宽学生知识面的同时又加深了对课程知识的理解，也能够增加学生的科学研究兴趣。

《气象学与气候学》授课内容可划分为两大类，即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两方面，内容复杂，而课程的教学时数有限，须重新进行删减、增设和整合，去粗取精，因此我们根据本课程的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重点要求学生对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了解，一方面为后续课程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培养学生对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的兴趣，提高学生运用气象学与气候学理论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对基础科学问题的理解和科学思维能力。

三、理论教学内容设计

课程的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解决教师想要教什么和学生会学到什么的问题。如果教学内容选择不当，不仅影响教学效果，而且还会直接影响教学目的的完成。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也是教师备好课以及组织好教学活动的前提。

1.重新架构教材内容。《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是一个大气科学这个学科的“浓缩版本”。学生使用的教材是由周淑贞教授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气象学与气候学》（第3版）。气象学与气候学教学内容可分为三大知识模块，即气象学―天气学―气候学的知识结构，具体表现为：第一部分是气象学的基本内容，研究大气的组成和结构、大气的热能和温度、大气的运动以及大气水分等等内容；第二部分是天气学的基本内容，研究气团、锋和各主要天气系统；第三部分是气候学部分的基本内容，包括气候成因、气候带和气候型以及气候变迁。各模块之间比较松散、联系不紧密，不利于学生的理解和掌握。

在实际教学中，笔者参照其他高校的做法，以当前气候学研究的主题――气候系统及其变化作为主线，将上述知识点贯穿起来，调整课程的教学体系。课程的知识体系结构为：（1）气候系统；（2）气候系统的热力学过程；（3）气候系统的动力学过程。具体的教学内容包括：①绪论，②气候系统的热力过程，③大气动力学特征，④大气中水分，⑤主要的天气系统，⑥气候系统主要过程，⑦气候的分布规律，⑧气候变化，等。按照上述结构，将原先气象学―天气学―气候学的各知识点内容编排进去。学生在对气候系统的热力学、动力学特征以及水分的迁移转化，天气系统学习的基础上，来认识气候系统的各个主要过程、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等，考察气候的分布和变化。重新编排后各章节结构清晰，层层递进，有利于引导学生在气候系统的框架内，从整体和部分角度认知，对学生后续的自然地理学其他课程的学习也有很好的引导作用。

2.增加关于乡土方面的知识。课程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密切联系实际，关心当地天气、气候变化及其影响，并对当气候条件与资源的进行考察，能够有效帮助学生掌握和了解相关知识点，也逐步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相关的知识分散在个章节中进行，如利用《安徽资源环境》等教材，介绍气候类型时适当选用安徽典型地区实例；讲解气候变化时介绍安徽省气候变化特点；介绍气象灾害时，增加安徽省常见的气象灾害类型及防御措施（寒潮、台风、暴雨、干旱等），有利于学生相关知识点的理解，不断地增加学生进行地理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也有利于学生乡土情感的培养。

3.穿插相关地学热点研究内容。《气象学与气候学》课程，新的研究方法、手段和成果不断涌现。因而要根据地理科学与气候学的学科新近发展和实际问题，更新教学内容，反映最新科学研究动态，重点是地球表层系统过程相关内容，立足于大气圈，强调和其他圈层间的相互作用，关注全球大气环境变化的新内容，如海洋酸沉降、碳循环、空气污染等，增加全球变暖及其适应对策方面的知识，结合IPCC AR5报告，介绍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新的研究结果，并对全球变暖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增强学生的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气候变化的研究方法”这一部分的教学内容在不少教材中舍去，近年来具体的研究方法和代用指标的发展很快，地理科学专业学生就读研究生后不少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学习。鉴于此部分内容较多，不能一一具体阐释，教学中适当选择一些代用指标研究案例进行讲解，如黄土、冰芯、树轮等指标的研究成果，增加学生学习兴趣，还能与学生后续《地理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有效衔接起来。

四、实践教学内容设计

气象学与气候学是一门观测科学，教材中用来分析图表的资料多来自实际器测结果。鉴于该门课程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有效地开展该课程的实践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实践教学分为实验和实习，实验的内容在实验室及气象观测场地进行，实习内容一般选择在综合自然地理实习中进行。为了使学生牢固掌握气象学与气候学的基本理论，有一定气象观测和气候资料统计整理的技能，进一步了解气象学与气候学在地理、环境、生态、资源等学科中的应用，教学中采取了以下三种设计方案：首先，气象要素的观测实验。项目包括温度、湿度、气压、风向、风速等气象要素，内容涵盖仪器构造原理、安装、观测方法、使用范围等。教师首先对这些知识进行室内讲解，此外，目前互联网上相关的材料也很多，比如提供气象观测设备的生产厂家主页通常会有详尽的产品性能、原理、构成方面的介绍。根据课程进度适当安排学生到气象观测场地现场参观，要求学生在实习过程中了解各种仪器的原理、结构和使用方法，学会借助仪器进行分析、处理，掌握必要的实践技能，从而得出实习成果。对高师院校学生而言，这些内容的学习有利于他们指导今后的中学教学的一些课外活动。其次，扎实的地理要素统计分析等能力是每一名高师专业地理科学的学生应该具备技能。通过实习，提高学生对所获取的数据的分析、统计、考察和判别的能力。实习数据来源不仅包括学生实测的数据，还包括网络上的相关数据。目前气象资料共享的科技资源平台较多，权威的数据来源如中国气象科学数据共享服务网。通过对这些平台提供气候、气象资料的统计整理、分析和使用，进行对比分析和鉴别，掌握均值、总量、频率、极值、变率等统计量的计算方法，加深对各类气象参量的理解。

最后，虽然从事此课程学习的学生一般不会从事气象预报业务，但天气图和卫星云图的判读和理解也十分重要，如锋面、温带气旋和反气旋、热带气旋等天气系统等云图的实习。除加强对这部分内容的讲解外，以课堂实习和课后练习的方式加强学生对各种天气图和卫星云图的认识。

五、小结

教学实践中，我校《气象学和气候学》总课时共68学时，理论教学课时约60学时，实践教学课时约8学时，根据理论课时进度，适当安排实践环节教学。同时鼓励学生申报各类大学生科研项目或参与科研项目研究，可以使学生在整体上对自然地理过程，特别是气候系统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为后续相应的学习内容奠定坚实的基础，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钮志红，袁理丁.专业基础课与素质教育[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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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气候债券 低碳经济 碳排放权交易

2017年伊始，国务院印发了《“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和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我国能源需求刚性增长，资源环境问题仍是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之一，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大市场化机制推广力度，真正把节能减排转化为企业和各类社会主体的内在要求。

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经济发展的政策与行动的一部分，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将于2017年启动。同时，《巴塞尔协议Ⅲ》对高信用等级债券的风险权重设置了更低的系数，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债券资产。气候债券满足了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发行者融资和债券持有者投资等多方需求，未来我国推出气候融资债券将成为低碳经济融资的重要发展方向。为此，对中国气候债券市场业务进行界定研究很有必要。

气候债券的提出

气候债券最初的提出设想是为了鼓励发展中国家投资清洁能源项目（CDM）。《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秘书处执行秘书伊沃・德博埃尔曾指出，气候债券将主要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向投资者发行，属安全性金融项目，旨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融资债券到期后能用来换取一定的温室气体碳排放的交易额度。为此，气候债券倡议组织（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于2010年成立，作为国际非盈利组织，其目标是促进抗击气候变化的投资，是世界上唯一致力于调动100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以应对气候变化的组织，其发债标准是确认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符合低碳经济要求。气候债券倡议组织与汇丰银行自 2012 年开始每年气候债市场发展报告，以跟踪债券市场低碳融资的最新进展。

气候债券倡议组织把气候相关债券分为贴标绿色债券和未贴标气候相关债券。贴标绿色债券指债券所募集的贴标资金指定用于已有的和新建的绿色项目。而未贴标的气候相关债券是指收益用于绿色项目，但是没有像贴标绿色债券那样进行推广，也没有可以让投资者追踪收益用途报告机制的债券。

气候债券组织标准（CBI标准）主要包括能源、建筑、工业、废物污染控制和封存、交通、农业与林业、信息技术和通信、气候变化适应等。CBI标准对绿色项目具体的行业分类比较细致，其中所包含的要求结合了支持债券认证的保证框架，可以为投资者提供信息和保证，即确定该气候债券的发行人符合气候债券标准并坚持绿色债券原则。标准主要核心内容由通用要求、低碳贡献、债券结构三部分构成。

气候债券的发展现状

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的《2016债券与气候变化市场现状报告》，截至2016年5月31日，全球气候相关债券存量市场规模达到6940亿美元，较2015年同期增长了960亿美元。其中运输是气候相关债券市场最大的主题，占所有债券存量的67%。能源、多领域分别占气候相关债券市场总存量的19%、8%，其余为水、建筑与工业、废弃物与污染控制和农林，共占市场规模的6%。

气候相关债券中78%为投资级，即具有BBB-及以上评级。60%以上的债券存量由包括地方政府、多边开发银行或国有企业等发行。气候相关债券市场中大约70%为10年期或10年期以上的债券。现有债券发行量中68%以上由规模在1亿美元至5亿美元的债券构成。

贴标绿色债券规模达1180亿美元，占气候相关债券市场的17%。τ谕蹲收呃此担绿色债券标签提供了一种信号或识别方式，可以减少投资障碍，从而促进气候相关投资的增长。贴标是推进气候相关债券增长的关键。2015年，贴标绿色债券市场发行量超过420亿美元，预计2016年的发行量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贴标绿色债券中规模最大的主题为能源、建筑与工业。

我国气候债券业务的界定

截至2016年5月31日，中国的气候相关债券市场规模为2460亿美元，为最大发债国。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2015年底了《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版）》，这是我国界定债券是否具备绿色属性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旨在鼓励发行人安排对债券绿色资质的认证，并激励发行机构及服务提供商进一步提高发行和服务能力。

气候债券推出的主要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目前在我国的实际应用中，主要在碳金融方面进行交易。在法律体系方面，国际相关协议及国内法律对企业排放有规定，强制企业减排，目前企业的关注点主要是对CDM比较感兴趣，而对于自身富余的排放权可以用于发债、到市场中进行交易，尚缺乏意识。而且，在气候债券市场上，目前交易的品种只有针对二氧化碳一种气体的，品种单一，衍生产品尚缺乏，不利于碳排放权价格的形成、资源配置优化，进而也不利于气候风险防范及温室气体减放。国内虽有少数与此相关的理财产品，但实际收益率明显低于预期收益率，主要原因就是可交易的产品较少，投资者缺乏管理风险工具。基于此，有必要对我国的气候债券进行梳理，研究界定标准及可涉及的发展方向，拓宽减排企业的融资渠道。

我国气候债券业务从产生到成熟的三个层面

我国目前发行气候债券的核心目的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支持行业的低碳耗能、提高市场对碳金融产品的接受度，根据以上需求可以对我国气候债券的业务进行分类（见表1），从节能减排、区域经济发展合作及金融市场完善、国家气候风险管理三个层面进行逐级发展。

（一）节能减排

节能减排是发展气候债券最直接的目的和业务内容，从碳排放量和减排模式角度发展业务，有助于直接推动国内减排及标杆企业减排模式的发展，加速企业粗放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二）区域经济合作及金融市场完善

从区域经济发展合作及政府支持角度出发，通过银行信贷、气候债券等等金融产品促进低碳产业发展、扩充气候债券业务的外延，达到成熟市场态势。具体表现为：通过区域经济合作及多方资本参与，降低相关业务的融资成本，形成区域联动减排，促进减排项目经济效益的提升；同时，银行信贷对气候债券信任度大幅提升，国家为实现低碳产业的良性发展，推出多种措施促进债券市场健康发展，设计出多元化的金融衍生品，完善相关政策保障体系。

（三）国家气候风险管理

当前，全球工业的高速发展对自然的破坏性已经到达临界点，社会再造成本很高，迫切需要各国加强合作。中国随着产业结构的快速升级换代，必将与世界经济产生更加密切的联系。而通过气候债券产品、债券市场推动环境改善，可以使资本在国际间有效流动，通过杠杆将环保观念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缓解因气候问题带来的灾难，保障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

对发展气候债券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气候债券试点，构建权威统一的判定标准

气候债券成本低、周期长，也符合绿色发展的核心理念。政策初衷在于利用债券融资工具引导资金投向绿色、低碳领域。目前国内对于债券的绿色属性，有两套标准认定，分别是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出台的《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和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出台的《绿色债券项目支持目录（2015版）》。但就实践操作来看，目前还没有建立统一的发行标准及信息披露标准。就我国国情来看，建议先进行相关债券的试点评级，待项目成熟后，制定完备的标准作为气候债券市场权威的项目标准。

（二）强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责任，防范级别买卖

因气候债发行成本较低，在发展之初可能出现“伪气候债”，对此应强化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责任意识，防止个别评级机构高管人员进行级别买卖行为。建议强化法律法规建设，将相关评级人员的违规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必要时在行业内公开。

（三）加强气候债券账户监管，杜绝“借壳气候债”

加强资金账户监管及债券信息披露，对气候债券募集资金进行专户管理或建立专项台账，实现完整意义上的债券资金封闭管理，降低“借壳气候债”项目产生的风险。

（四）构建气候债券评级体系，加速气候债券市场化进程

目前，国内对于气候债券的u级仍属空白，通常归于绿色债券体系进行评估，而绿色债券的评估也是处于摸索阶段。绿色债券分类较多，气候债券不仅仅具有节能减排、可持续发展的行业促进功能，还涉及碳排放交易权内容，可衍生出更多潜在的金融产品，因此构建气候债券评估体系迫在眉睫。

（五）国家政策提供连续性支持，提高投资者积极性

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绿色产业受到政策支持和认可。从行业来看，符合政策导向的绿色产业偿债能力较有保障。但实际操作中，资本天生具有逐利性，严重影响了投资者投资债券市场的积极性，加之政府补贴迟迟未到位，补贴政策变动频繁，政策缺乏连续性，使得绿色债券的实际销售较为困难。为此，建议政府加强政策的连续性支持，不断降低气候债风险，以此来提高投资者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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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 政府经济职能 目标与应对策略

一、政府职能及政府经济职能概念

（一）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通常情况下指的是在特定的阶段内，为使社会发展得更好而履行的职权及发挥的作用，是政府开展各项工作的方针和路线的保障，其作用主要为国家机构职能工作开展的具体表现，它的实质是运用行政手段去履行好自身职责，体现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并为国家经济发展服务。

（二）政府的经济职能

所谓政府的经济职能，总体而言就是政府对国民经济进行调节、管制、监控的职能，是为了让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达到预期的目标和要求，而进行有效的调控。主要作用为：改善市场机制、进行良性竞争、加快经济增长、制定相应政策、巩固经济规则等。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就曾说过。当前在各类混合经济中我们要完成四个方向的职能：一构建市场经济法律架构；二进行资源调配提高经济效率，三进行收入分配的规划；四运用宏观经济政策维护市场稳定。

二、我国政府经济职能的问题分析

目前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是由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几项内容构成的。而政府组织所拥有的行政权力和资源与其职责不相称，造成政府职能出现“多管闲事”、“该管不管”“管责不明”引起市场经济不平衡。

（一）多管闲事，越权行事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进行资源的调配，政府部门应退出，还给市场及企业该做的事情及相关权力。让其发挥更大作用，然后，受到以前体制的影响以及政府机构相关利益的驱使，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经常扮演主导者，参与到其中。超出自己的权力范围，影响了整个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权力范围的自主发挥。多管闲事，管了自身不该管的事情。例如：某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地区、机构的利益，进行地区的经济封锁，资源垄断等。而没对相关的行政审批权放手。

（二）该管不管，做事不力

在现代经济环境，市场的作用也会失灵。例如：供需关系不平衡的宏观性失灵，公共设施建设的公共性失灵，还有就是垄断性失灵体现在公共产品及配套服务跟不上社会需要，导致于市场机制不能够发挥公平、公正。存在着这些市场失灵的现象，而部分地方政府在该管的时候不去管理。没能发挥好职能作用。主要具体表现有：地方公共服务机构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政府对经营水、气、电等的自然垄断企业监管力度不够；公共财政开支监管不够严格；出现“豆腐渣”工程、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对生态环境保护不力、水源和城市空气污染加重、珍贵文化遗产保护力度不够、近年我国城市房价节节攀升等都是政府职能作用没发挥到位的具体表现。

（三）管责不明，角色对换

政府、企业和市场在当前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履行的职责不同、承担的职能不一样。它们的职能是无法对换的，在现实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政府往往没能履行责任，做了该由企业和市场做的事情，具体表现：如市场秩序的监管、公共服务的保障、市场环境的建设、社会安全的治理等等都是应该由政府做的。但是政府对于地方的招商引资参与较多，过多干预企业经营的方式等。政府没有摆正好自己的位置，这就影响到了政府各项职能的有效执行，同时，也使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市场主导机制的作用没能更好的发挥。

要想使经济稳定发展，就得对政府的职能进行角色定位及调整。特别是政府行政机构的执行方式、管理方式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整个社会经济才会发展更顺畅。

三、现阶段我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与应对策略

政府与市场是共同作用于现代的市场经济，各自发挥着作用。而在市场进行改革与发展过程中。总会出现各类市场失灵的现象，那么此时的政府就要起到主导调控作用。结合实际及分析原因，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转转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维护好市场的经济秩序

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是保障社会经济又稳又快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更好的维护政府行政体制下执行并落实相关职能的一个要素，怎么样维护呢？那应该是通过法律去维护、执行。政府精简机构臃肿、人员缩减。为提供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提供有利的支持并创造良好的机制环境。第一就是要完善好各类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以确保市场运行的有序、健康。明确职能，划清产权，特别是规范好市场的机制。以确保市场在交易和竞争的公平性、效率性。其次，政府应该对在市场当场中出现的如垄断、地方保护等现象，制定出相应的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并设立相关执法机构，完善、维护好市场的结构环境。最后，在原有的机制下，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去完善和巩固适合现代经济体制的市场体系，以保证市场机制稳定、健康、快速运行。

法律法规的对于市场的规范及保护，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是必不可缺的，特别是在更好的发挥政府经济职能的制定与执行上起到了保障作用。为使二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统一性、一致性，本文建议，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否合法应受到法院的审查、监管。以确保社会公平，不出现政府的越界行为，影响到政府形象。

（二）加强对宏观经济的调控

纵观世界各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不管其发展到何种程度，都会存在着各种类型的市场失灵，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政府主导，运用政府行为去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

1.在调控经济运行中要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作者认为财政政策是国家政府部门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证经济活动顺利开展，确保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制定出的经济预算行为。充分的发挥财政政策的职能作用，如税率的改革、调整支出结构等方式，以保障经济发展。那么我国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可采取如下方式进行：一是推行机构改革。二是适当削减军费支出。三是进行合理的税率改革。四是调整支出结构，合理安排财政支出重点。

2.在调控经济运行中要重视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为了影响某一时期的经济活动，采取控制货币的供应及调控利率的各种措施的总称。以达到维护特定经济环境的目标。通过使用货币政策来控制货币发行，控制和调节对政府的贷款等方式是巩固社会经济发展更快的有效行为。而，货币政策的实行最好的就是需要中央银行的调节。通过中央银行的体系，更好的利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整法定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再贴现率等方式。达到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平衡国家收支的作用。这将为我国政府经济职能发挥作用，提供外部环境的帮助。

（三）完善再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

当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既要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差距悬殊，体现公平正义。进一步完善各类分配制度，现在我们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需分配和按资分配共存的分配方式。通过实践经验表明，我们可以建立更加科学合理的税收制度，运用调节税率、调整税种等方式来改善人民群众的收入。加强政府的调节作用，以使政府与纳税人更好的为整个社会发展和人民水平提高服务。同时，

建立健全各类保障制度，改善公民个人生活。那么政府在进行财政预算的时候就要加大对社会保障支出的扶持，建立运作机制以使专款专用，服务人民群众。广泛的听取意见，制定相应的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把更多的社会保障内容纳入到整体社会保障范围，例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充分就业，公共福利等等，特别是调节和保障好城乡广大的农村人口的保障，努力做到无处都有保障，让人民享受到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四）加大对社会公共物品的支持力度

政府有效的提供公共物品，是政府行为对社会服务的责任。具体表现在，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日常生活的保障如：水、电、通讯等，教育建设、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支持，作为服务型的、有效型政府就应该更好的发挥政府职能作用，在经济发展中展现价值。

1.教育先行，人才引进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政府要加强重视，加大对于基础财政支出，利用社会有效资源进行整合，政府、企业和市场共同作用，制定联动机制，把教育事业当做正事来办，确实解决实际问题，如老少边穷地区学生的读书难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巩固教育成果，制定教育法律法规。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教育理念，合理、科学的进行我们的民族教育。想要搞好教育，那么人才是必不可少的，制定出相应的配套措施如激励机制、才能发展规划等方式引进人才，给予提供发挥自我才干的平台，实现价值。这样就能提高了我们的整体教育水平。

2.强化科研意识，提高科技水平

科技水平的高低决定着国家在全球化竞争中的低位，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好科学研究的体制和运行机制。加大资金投入。特别是鼓励和支持，相关的科研单位、大学研究机构进行科学研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扶助。同时，也要改变政府对科技开发的投入方式，与企业、市场接轨，采取公开招标、按需投入、灵活的贷款手段进行引导，为了更好的保障机制的运行，就要建立相对应的税收政策，鼓励开发，吸引人才，更好的为社会服务。建立相应的科研法规，保护对科研产权的被侵犯行为。

3.加强公共设施服务，提供配套保障

社会进步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当前，我们国家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完善。存在的问题突出，如农村的水利建设，学校教学环境落后，城市的环境污染和生活中的水、电等供应设施等等，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政府的科学、合理的制定出改善措施。作者认为可以从以下的方面入手去解决：（1）政府加大对主要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2）加强对非政府组织所建设的基础设施进行合理的规划、正确的引导、高效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和监督。同时为保障投资的有效性及公开性，建立合理的规章制度。（3）各级部门要重视对已有的设施的维护和有效利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去提高人民的生活。

（五）加强环境的保护，营造良好生活

国家经济的发展很多程度上都是建立在破坏环境、汲取资源和开发以获得经济利益的基础上，将会出现如：环境恶化、气候变化等现象。由于我国对于环境的保护工作进行得比较晚。只注重了开发没重视治理，鉴于现在我们所出现的一列问题。我们应该制定出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对相关的条例进行细化，建立相应的监管执法机构，加大全民教育，提高国民意识，另可采取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责任制度。以更好的从源头去遏制。最后要加大政府的环保投入，特别为用在环境科学研究的经费的投入。

当前我国经济在稳定增长、市场制度不断的完善，国家地位的提升，将使政府经济职能发挥更大作用。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展是离不开政府职能的协调配合。国家要想发展壮大，那么必须是建立在学习、摸索、总结各国的经济发展经验并结合自身实际，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发展特色的经济之路。只有那样，我们才能够立足于世界强国之林。

参考文献：

［1］李晓玲.地方政府职能定位分析与实现路径选择［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08,(5)

［2］林晓健.健全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若干思考［J］.集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7)

篇7

[关键词]气候变化 成本—收益分析 国际框架 均衡点

[中图分类号]P4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4-0042-15

自1988年国际社会在加拿大多伦多首次召开半官方的气候会议，到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多哈会议（COP18/CMP8），有关气候变化应对的国际谈判已走过25年历程。多伦多会议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减排目标，即以1988年的排放水平为基准，到2005年全球减排20%，这一目标史称应对气候变化的“多伦多目标”。现在看起来，这一目标显然过于理想化。因为在2012年多哈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里已经找不到明确的全球碳减排目标，更多的则是“希望”、“理应”、“自愿”等字眼。这意味着，经过25年的努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上的意愿和进展可谓是不进反退，尽管全球的碳排放水平已经远高于当年。因此，颇有必要对既有的具体应对策略特别是指导国际社会气候变化应对实践的理论加以总结和检讨。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和机制的决策依据。一般认为，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有效性根本上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国际社会最终之所以能达成这样或那样的决议，也正是因为决议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各国的参与度。因而，作为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里程碑，最初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书”）才将其生效条件设定为55%的排放比例，也就是附件一国家名单中至少有足够占到全球排放总量55%的国家和地区加入该议定书，其规定的各项条款才能真正生效。

需要指出的是，决定各国参与度的，是各国对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换句话说，成本—收益计算是各国气候变化外交的决策基础。例如，美国参议院在讨论表决议定书时有过这样的阐述，“任何（气候变化）国际协议都必然会对国内经济产生系列的金融（经济）影响”。具体而言，所谓的“经济金融影响”实际上指的便是成本与收益，即加入气候变化的相关国际协议究竟会给美国带来怎样的收益，同时又增加怎样的成本。也就是说，美国唯有在明确了这样的成本一收益关系后才能做出是否加入议定书的判断和决策。对此，在美国国会一次有关气候变化的听证会上，与会参议员在回答为何美国仍没有加入气候变化国际协议的问题时解释，“因为美国还没有弄清楚国际气候变化协议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各种影响”。

基于上述逻辑，本文将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切入点，分析缘何当前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停滞不前，认为这一现状恰好是出于成本—收益考虑导致的各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的低水平均衡。基于对更高水平平衡存在的乐观判断，本文认为，国际社会需要进一步推动各国提高参与度，使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向更高水平的均衡迈进。

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计算

国际学术界有关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收益分析主要通过建立各种经济学模型进行测算，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方法是利用一般均衡的经济学分析方法，将一定时期内（如到2055年或者2100年等）的经济增长、能源利用、碳排放、气候变化模式、气候变化影响以及各种碳减排和气候变化适应政策等因素作为变量纳入到模型中，同时赋予各个变量以各种参数，然后计算出在不同排放及减排情景下的碳排放价格，以及由此产生的成本与收益。

以动态综合气候—经济模型（DICE，Dynamic Integrated Climate-Economy Model）的研究为例，笔者对在2009年12月国际社会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的《哥本哈根协议》进行了成本收益分析（表1）。在这一模型中，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依据有三个：

一是在《哥本哈根协议》的气候变化应对路径下，全球及各国由于受气候变化影响而造成的直接净损失，净损失的含义其实已经包括了成本和收益两方面的因素；

二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全球及各国设定的减排路径和政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减排支出成本，这个成本大小与《协议》的规定有着很大的关联，包括技术变迁、经济增长、社会福利都会受到减排过程的极大影响；

三是在《哥本哈根协议》下，根据作者通过同一模型模拟出来的碳排放价格（包括碳税和碳排放权的交易），以及各国要达到各自碳排放配额范围所需购买的额外碳排放量，最终计算出一个全球及各国用于支付额外碳排放配额的成本。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国在《哥本哈根协议》下的碳减排配额分配并不均匀，考虑到各国减排能力的差异，会出现“富余”和“不足”两种情况，因而这项成本对于一些国家为正，而对于另一些国家则为负。当然，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其总额为零。

按照这样的计算框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得出的结论是《哥本哈根协议》下到2055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直接总支出为16，470亿美元。这个支出水平究竟是高还是低呢？在稍早的同系列研究中，诺德豪斯通过同一模型对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下的支出成本进行了核算。他根据性质的不同将总支出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气候影响损失和减排成本，比较的结果是：从最优应对情景下的低成本，一直到不采取任何措施以及设定过高减排或温度控制目标情景下的高成本；第二部分的支出来自碳排放配额的购买，其中碳排放价格决定了最终的购买支出，而不同气候变化应对情景意味着不同的碳排放价格。作者对此进行了排列，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应对的策略越激进，国际社会未来承担的碳排放价格就越高，这也就意味着不同国家为完成减排目标必须为购买额外的碳排放配额付出更高的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限于科学研究和社会经济发展上的极大不确定性，诺德豪斯及其他经济学家和气候变化研究小组，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成本一收益的计算结果在数量上未必是完全精确的。但从不同情景的排列顺序来看，他们的结论在逻辑上是站得住脚的，即对应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和发展情景，国际社会将共同承担不同的成本和收益。那么从成本一收益的视角出发，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不同气候变化应对及发展情景的主要区别呢？是什么关键因素影响着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成本与收益？理解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构建一个国际气候变化应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成本一收益模型。

二、碳排放价格、参与度与成本—收益分析

按照诺德豪斯和理查德·托尔等人有关气候变化经济影响的分析，应对气候变化的净成本影响主要有三个来源，即：气候变化的直接影响，碳减排进程的影响和碳排放价格的影响。对全球而言，前两种来源的影响总体上体现为正的净成本，而碳排放价格对净成本的影响在名义上是在各国间相互抵消后为零。但实际上，全球碳排放价格有两个源头：碳税和碳交易，如果全部的碳价格都以碳税的形式体现出来，均衡状态下碳排放价格应等同于碳减排的边际成本，从而意味着一国为本国配额之外的碳排放支付了成本。如果进而将气候变化对全球造成的损失影响纳入碳排放价格的计算范围，即完全而充分地将气候变化的外部影响内化到碳价格中，那么碳排放价格更可以成为衡量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收益的指标。就此而言，在不同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的路径下，会产生高低不等的各种碳价格，也就体现了全球为这些不同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所支付的净成本水平。

如果赋予碳价格以新的含义，即把气候变化影响和碳减排支出都折算为碳排放价格，然后将碳排放价格作为衡量全球性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成本一收益的标志性指标，则可对以往在一般均衡基础上所得出的成本收益比较结果进行重新组合和排列。以诺德豪斯在其研究中设定的15种气候变化应对情景为例，在给定时期内且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可对15种情景加以重新排列（图1）。这个新的排列说明，如果仅从时间序列的角度来看，不管国际社会采取何种减排策略和路径，都会从初期的最低点然后慢慢上升。但如果采取横截面的比较，不同情景间的区别就一目了然，根据前面的分析，碳排放价格的区别实则也代表了各种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成本收益上的区别。

从图1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即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导致碳排放价格越高，其成本也就越高。如相对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能将全球气温上升控制在2～C范围内的应对机制明显成本更高；同时，相对于不包括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而言，能够覆盖美国碳排放的议定书的成本就更高。

如果进一步比较导致碳排放价格的各种应对情景，可以发现，各种应对情景间最大的差异在于各国的参与度不同，或者说是对全球碳排放的覆盖度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参与度是决定碳排放价格及应对机制的成本一收益水平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议定书的应对机制，还是设定2℃的升温限制，其本质都是全球碳排放的覆盖面大小的问题。从绝对意义上讲，应对机制的覆盖度越高，则碳排放价格会越高，尽管从应对的结果看也会越有效。但问题在于，在国际社会中，应对机制的覆盖范围并非取决于碳排放价格或者应对有效性，而取决于各国对应对机制的认同度，具体表现为参与度。可依据官方表态将参与度分为三类：参与、不参与和有条件参与。以各国对议定书的态度为例，美国属于有条件参与，欧盟属于参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属于不参与。又以《哥本哈根协议》为例，中印也都加入了有条件参与阵营。需要指出的是，从非官方角度衡量的参与度相对更为复杂，因为市场、部门或地区的参与度与官方表态未必一致，导致实际的参与度发生变化，而市场最终形成的碳排放价格反映的正是实际参与度。这样，可将图1中的纵轴换成“参与度”，进而用不同的方法观察15种不同应对机制和情景间的区别，从最低的参与度到最高的参与度，决定了具有不同特性的应对机制和情景。

将参与度与应对机制的上述关系应用到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实践中，并从1988年国际社会开启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谈判到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落幕期间选取几个重要节点，便可发现，基于碳排放覆盖率的各国气候变化实际参与度的差异以及变化，决定了应对机制和目标的变化起伏（图2）。

在图2中，尽管控制2℃升温的应对情景要求较高的参与度（接近100%），并被《哥本哈根协议》所确认。但该目标并没有被具体落实，在《哥本哈根协议》中体现为碳排放覆盖率的全球参与度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因为资源减排机制而有所下降。因此，从1988年至今，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机制的参与度一直在递减。同一时期，国际市场的碳价格也在持续下滑，进一步说明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碳减排的总体意愿呈减弱趋势，印证了基于成本一收益衡量方法的气候变化应对机制在不同阶段对净成本水平评估的演变过程。

三、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框架的成本—收益模型

本节将对气候变化应对的成本—收益模型加以考察。在下文所应用的函数中，Cos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成本，Benefit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收益，Y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产出或福利水平，Commitment指各国在不同时期（i）的参与度或碳减排承诺水平，ert指各期的贴现程度。

（一）成本函数：Cost=∑f（Commitmenti）ert；

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趋势、经济发展等因素都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成本（现值，下同）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或承诺程度。既有研究表明，随着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社会将在参与度较低时（参与初期）付出更大的增量成本，但在参与度较高时（参与后期）成本上升趋缓。换句话说，成本函数的曲线将是递增和凸起的，即先快后慢，即图3中的成本曲线。最终，如果全球各国全部参与到合作框架中，那么成本将被固定在某个最高点上，不会无限增加。这是因为，一旦在全球建立有效合作机制控制碳排放，将全球温度的变化控制在一个可承载的范围，那么碳排放价格便不会再继续提高（如图3），应对成本也就会趋于停滞。

（二）收益函数：Benefit=∑f（commitmenti）ert；

同样的，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开展气候变化应对合作的收益也取决于各国的参与度。根据相关研究和上述分析，参与度的提高会给全球带来更多的收益。当然，收益曲线的特征有别于成本曲线。首先，在参与度较低时（初期），因为“漏出”效应的存在，提高合作水平带来的全球收益增长速度较慢；一旦合作水平达到特定水平，随着“漏出”效应显著下降，全球碳排放相关政策的有效性也会显著提高，如碳税、碳交易等。此时，全球将从合作中获得更大的好处，并出现快速的增长；这意味着，收益曲线总体将呈现出先慢后快的递增性（图3中收益曲线）。

收益曲线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在于：在初期，由于各国参与度较低，相应国际框架的收益水平将低于成本水平，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收益为负。但随各国参与深入，收益曲线会以更快的速度攀升，在达到特定参与水平后将超过成本曲线。这个参与水平也就是一个均衡的参与度。

收益函数还有第三个特征，即在参与度进一步提升后，收益的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出现下滑，即增长速度放慢并逐渐向成本曲线靠拢（图4中收益曲线），这会使收益曲线出现变化（如图4）。这样便会改变成本一收益曲线间的关系，出现了两个均衡点。可把第一个均衡点（Q1）称之为低水平的参与均衡，第二个均衡点（Q2）则称之为高水平的参与均衡。

（三）均衡条件

第一，当成本曲线高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不足”（Und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为之付出净成本，从而推动参与度的继续提高，一直到两者相等为止；

第二，当成本曲线低于收益曲线时，称之为“参与过度”（Over-commitment），此时全球将从更高的应对参与水平中获得净收益。尽管如此，但参与度不会继续提高，而是向反方向发展即出现下滑，一直到净收益为零时。这主要是因为，当参与度过高时，一方面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净收益增加本身会削弱各国在此领域的继续投入及参与积极性，凸显其他部门投入的短缺和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投入过度；另一方面，尽管全球的总收益继续增加，但在地区分布上，收益的分配显然是不均匀的，因此也会形成和增加进一步提高参与度获得更多净收益的各种政治经济障碍。

第三，两个均衡水平的比较。根据上述分析，对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收益曲线进行仿真，则会出现先凹后凸的结果。相对于固定的成本曲线，这导致了一低一高两种均衡水平。在均衡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两个均衡水平都可以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参与度”的优化。也就是说，在这两个参与度水平上，至少在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都足以形成相对稳定的状态。但显然，低水平参与度上的均衡尽管实现了部门的稳定，它对全球总产出和总福利的益处则低于高水平参与度。

（四）双均衡条件：Y=∑f（Commitmenti）ert

由第三点讨论而来的，需要引入第四个条件，即考虑了两部门产出的一般均衡条件。如果将各国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纳入到整体福利考虑，参与度会通过影响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内部成本一收益均衡，继而影响其他部门的成本一收益均衡，最终作用于总体福利水平。在目前的科学认知水平和发展阶段上，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度对经济增长总福利现值存在递增影响。但以一般均衡的现有分析为基础，有理由相信，气候变化应对参与度并非始终增加经济总福利，因为在参与度高于特定水平后，无论气候变化应对部门内部的净福利如何变化都会反作用于经济总体福利，从而导致既有成本一收益关系逆转，如图5所示。

这样，两个均衡的参与度便产生了不同的福利影响，低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低的产出水平，高水平的均衡参与度带来较高的产出水平。从产出水平的角度来看，前者属于低收入均衡，并非理想结果，而后者则可以带来更优的福利。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的发展历程其实就是一个既寻求成本一收益均衡，同时又实现更高产出水平的过程。总体而言，当前的国际气候变化应对框架更加接近于低收入的均衡状态，即各国在自身成本收益核算的基础上，“自由地”确定各自的参与度，先是通过2012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进行了初步确认，然后到2015年在进行反馈和总结，届时形成新的国际应对框架，进一步强化和固定气候变化部门内部的均衡。

从全球角度看，这一均衡并非最优。如图5所示，如果参与度提高，总体产出和福利水平也将更高。问题在于，一旦低收入的参与度均衡状态在确立后迅速得到强化甚至被固定，那么打破这一均衡、推动参与度提高并实现更优化的产出和福利水平将很困难。有两种可能局面将推动实现这一突破。

第一，外部条件变化，如气候变化程度加剧、国际社会对应对气候变化的偏好增加、各国政府对气候变化应对的认同提高及技术进步等，都会同步提高气候变化应对不同参与度上的成本（或降低收益），从而推动成本曲线上移（或使收益曲线下移），迫使最优的均衡参与度向右延伸。这种情况相对于外部条件发生变化后，气候变化应对部门的估值水平有所提高，从而增加了各种投入的相对价值，使参与气候变化应对进程可带来更低的机会成本和更高的总产出和福利。

第二，也存在内生机制推动参与度提高的可能，最主要的是参与国/地区/部门带来的示范效应。在现实世界中，各国/地区/部门对于气候变化应对的参与呈现极不均匀的状态，有的出于自发，有的则仅仅跟随。这样，参与度本身存在着微小变动的可能：主要出于各种内生原因和激励因素，参与度会不断提高，这一提高本身会带来收益和成本，而一旦参与者从中获得净收益，就有可能对其他未加入者形成示范效应，进而吸引更多的参与者。当然，如前所述，考虑到均衡条件，由示范效应导致的更高参与度所形成的额外净收益在最初阶段未必会推动参与度继续提高，反而可能使参与度下滑回落至均衡水平。但这里面存在一个“临界点”，即在某些关键性的国家/地区/部门加入到气候变化应对进程，或执行了某些标志性的减排政策后，参与度的提高便难以逆转，从而加速向下一个均衡点即高收入均衡水平汇聚，并在这个均衡点上逐步稳定下来。

基于参与度边际产出递减规律，产出函数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100%的参与度未必导致产出最大化。正如IPCC的第四次评估报告所指出的，国际社会面临多种可供选择的排放及减排情景，从“一切照旧”（Business as usual）到最为积极的应对情景，其排序正好是从最低的参与度（>=0），到最高的参与度（

四、模型的应用

以上理论模型分析对当前国际社会的气候变化应对实践有着两方面的重要解释意义。一方面，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上的发展路径将受以下两种情况约束：其一，沿着本部门内部的净收益曲线移动，随着世界各国参与度的提高，国际减排应对框架的净收益会出现相应的变化（图6），基于双均衡的存在，因此该曲线将呈现出倒U型的形状，与横轴（参与度）有两个交点（Q1，Q2），意味着可能的参与度也仅会维持在这两点之间；其二，由于实现均衡的需要，Q1和Q2仍然是稳定后最有可能出现的参与度选择结果。因此，以参与度高低来衡量的气候变化应对框架将围绕这两个点出现波动。同时，在内部和外部条件的作用下，可以在两点间进行过渡。也就是说，最后参与度的选择范围将限制在Q1和Q2两点间。

另一方面，上述约束条件也符合当前各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现实选择。第一，各国/地区/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到气候变化应对框架中，最终必将在全球范围内体现为一个适度而均衡的参与水平（Q1

第二，近25年来国际社会在气候变化应对上进展缓慢甚至有所倒退这一事实说明，从一般均衡角度来看，尽管参与度提高有利于增加产出，但应对程度还取决于部门内部的成本收益均衡。在关键的临界点没有突破前，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还较难跳出低收入的均衡参与水平。这样，各国显现出各种积极或消极的政策波动也就在情理之中。

第三，国际社会要走出当前的气候变化应对困境，跳出低水平均衡，就必须探索和研究影响参与度的临界物及其临界水平。可能的临界物包括：更加准确的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认知，更加巨大的气候灾难，更加系统的社会动员，更加有效而可行的政策工具，等等。当然，要想找到这一临界物及临界水平，全球还需通过更多的试错来验证。

篇8

【关键词】数字化 标志设计 审美变异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信息革命和后工业社会的到来，数字技术操控下的超真实的视觉拟像，使标志设计手段及传播媒介的数字化发生转变。同时也使审美主体对于数字化标志审美元素、审美范畴等视觉经验的审美发生变异，从而引起旧的审美规则被颠覆，新的审美范式产生。

一、数字化标志审美元素的拓展

数字技术在当代标志设计中的应用，丰富了以简约风格为主的传统标志设计中相对平面化的图形、文字、色彩等审美元素，并使其向数字化技术下的复杂风格拓展。具体表现为标志中数字化的复杂形态、复杂肌理以及光色运动，这些审美元素的拓展和信息的迅速复制、传播与后工业社会相对应，并受到新兴抽象艺术的影响。如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欧普艺术”（图1）被称为“精心计算”的视觉艺术，通过数字化明亮的色彩，造成刺激的颤动效果，达到视知觉的运动感和闪烁感。这一表现形式广泛渗透到多种设计领域，也拓展了数字化标志的形式维度，使之由静态的形式表达逐步过渡为动态的韵律形式，甚至是动态的表现形式。

（一）标志中数字化的复杂形态

在以往传统的标志设计中，受到设计手段及制作方式的限制，标志大多以抽象、简约的设计语言为传达信息的主要方式，作为设计主体的设计师和审美主体的消费者也以简洁之美作为评价标志的基本依据。而数字化的设计手段使表现标志复杂化的形态成为可能，进而也出现了审美标志复杂形态这一新的审美元素。

标志数字化的复杂形态主要体现为以计算机设计软件为工具，设计出的超出标志手绘表现范畴的复杂图形，包括立体、半立体及超写实的图形形象。这类图形具有计算机操作的数字化典型特征，同时也体现出鲜明的个性风格和多样化的特点。因此，其所呈现出来的审美特征也随之体现为数字技术操作下的技术理性美与个性美的融合，这也是时代赋予标志传达信息的基本要求。例如英国BP石油公司标志的拓展设计形式（图2），在表达公司“关注环境保护”及“源于石油，超越石油”理念之理性美的同时，其数字化的复杂形态表达又不失个性美。

（二）标志中数字化的复杂肌理

数字技术介入下的现代标志复杂肌理形式与传统的以几何造型为主的平面化标志形象形成鲜明对比，成为当代标志新的审美元素。现代标志的复杂肌理以数字化成像手段为表现媒介，拓展了准确表达标志主题的自由度和可能性。同时也展现出当代标志数字化肌理的复杂之美、科技之美。例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标志（图3），就是由复杂肌理组成的一个象征蓝色星球的球体造型，该标志细密的线条形成的复杂肌理经过数字化的处理具有动势，又十分平衡，充分地体现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并将“改善气候需要全世界努力”的理念准确地传达出来。

（三）标志中数字化的光色运动

传统标志中要体现光色运动，一般采用黑白或者彩色几何形体的复杂排列、对比的手法造成各种形状和色彩的跃动，有节奏地形成视觉跳动之感，给人一种秩序之美。如美国教育中心标志（图4）就是这一手法的设计表现及审美表达。如今，数字化技术在设计操作中的应用延伸了标志表现光色运动的设计手法，并使其表现更加简单快捷，因此在现代的标志设计中，契合主题表现数字化光色运动意蕴的标志层出不穷，给人带来了数字化的律动之美。

1.静态标志中的数字化光色运动

静态标志中体现数字化光色运动的设计手法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利用设计软件处理色彩的交错和透叠等功能，形成光色变化不定的运动之感。如瑞士Kalidos公司标志（图5），传达出光色运动的律动之美和数字化成像独有的美感。

另一种是利用设计软件中的“渐变”工具而形成的基本形、骨骼或者色彩逐渐的、有规律的循序变动，从而产生强烈的透视和空间感。在渐变过程中，基本形、色彩等元素的渐变程度大或者快过一定范畴时，就会给人以视觉上的跃动感。例如美国2016申奥标志（图6），运用设计软件“渐变”的表现手法形成特有的光色运动。

2.动态标志中的数字化光色运动

动态标志中的数字化光色运动是在虚拟现实数字技术基础上实现的。数字化标志的动态造型，使其突破了传统标志单一、静态、固定的外形与色彩，更加注重利用标志内部的结构韵律和动态平衡来表现视觉形象的本质。通过计算机程序赋予标志结构、形态、色彩等的趣味性动态变化及光色效果，并使蕴含其中的深层含义在视觉意象的时空延展中得到准确、有效的识别。

2000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会标（图7），将标志的动态形式及光色运动表现得淋漓尽致。该标志是通过计算机程序运算生成一个能根据不同场合改变结构与色彩的波纹图形，并时刻呈现出不同的运动状态及光色效果，展现出时空流动和延伸的视觉意象，完美地体现了大会主题，被称为“会呼吸的标志”。

二、数字化标志审美范畴的延伸

数字化技术及传播媒介的出现，使现代标志打破了以往二维平面化、静态化的传统设计，在数字化的传播过程中有效地增强了标志的视觉传播力，同时也带来其审美范畴的延伸。由于技术手段的变更，数字化标志形象体现出丰富、复杂的造型及色彩，其审美范畴主要延伸为造型形态的异质平滑，色彩的迭奏共振。

篇9

关键词 气候变化；不确定性；厚尾分布；预防原则；模糊厌恶

中图分类号 F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2）11-0013-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11.003

斯特恩曾指出，传统模型使用的边际方法并不适用于分析气候变化问题，因为未来的气候路径和气候系统反馈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传统模型使用较高的市场贴现率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1]。但《斯特恩报告》所使用的模型依然依赖于传统的瘦尾分布假设和模型设定，虽然报告得到的结果表明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可能要远高于其他模型预测的结果，但这一结果严重依赖于主观设定的低贴现率[2]。因此，斯特恩只是指出了问题，但并没有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而且报告中人为设定低贴现率的方法也广受批评[3]。

继《斯特恩报告》之后，以哈佛大学的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最近提出，气候变化具有高度的结构性不确定性，温升分布应服从厚尾分布，而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模拟气候变化所采用的传统的成本收益方法（即联合评估模型，以下简称模型）都是建立在瘦尾分布（如正态分布）的基础上，因而大大低估了气候灾难发生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魏茨曼据此对传统的建模思路提出了批评，提出需要根据厚尾分布修正气候敏感系数、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他在理论上提出了“悲观定理”，将其扩展到具有一般性的灾难经济分析，深化了预防原则，并针对气候变化提出了“气候灾难保险”和“恐惧因素”的概念。魏茨曼的一系列新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并激发了一大批后续的研究。

1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

1.1 结构性不确定性与厚尾分布的定义

就不确定性的程度而言，可以分为风险、不确定性。风险是指结果未知、但结果的概率分布已知的随机性。而我们常说的不确定性指的是奈特式不确定性，即不仅结果未知，而且结果的概率分布也是未知的。而不确定性又分两种：值不确定（value uncertainties）和结构性不确定（structural uncertainties）。值不确定来自于特定取值或结果决定过程中的不完全性，例如数据不准确或对象并不完全具备代表性等；而结构性不确定则来自对特定取值或结果控制过程的不完全理解。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就是典型的结构性不确定性。

在概率论中，通常以峰度（kurtosis）来描述分布的尾部肥瘦情况。对随机变量{Xt}，其分布的峰度为E[（Xt-μ）4] ，其中μ为均值。瘦尾分布的峰度很小甚至为零（如正态分布），而厚尾分布（fattailed distribution）的峰度则相对较大（如t分布、帕累托分布）。瘦尾分布的概率呈指数型下降，因而下降的很快；而厚尾分布的概率呈多项式下降，因而下降的更慢。以经济学上最常用的帕累托分布为例，其概率密度函数为P=kX-（1+α），其中α是决定帕累托分布厚尾程度的参数，α越小，尾部越厚。典型的瘦尾分布常常会低估小概率事件所带来的风险。而气候变化导致的高温升很可能就是典型的小概率事件。

1.2 气候敏感性及其厚尾分布

平衡的气候敏感性（Equilibrium Climate Sensitivity，ECS，以下简称气候敏感性）用于衡量气候系统对持续性辐射强迫的响应，其定义是CO2浓度加倍后出现的平衡的全球平均地表变暖[4]。对气候敏感性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5]。当前科学家对其概率分布的预测结果表明，气候敏感性的分布是服从厚尾分布的。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两个主要特征是：一是温升幅度比瘦尾分布的要大，例如高于4.5 ℃，甚至高于10 ℃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二是高温升的概率要比瘦尾分布的要大，接近或突破气候临界值点（tipping point）或气候系统阈值的可能性比瘦尾分布要更高。

传统的气候经济评估模型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及其可能性。例如，IPCC总结了22项科学研究的结果，发现气候敏感性最可能的值为3 ℃，有66%的可能性落在2 ℃-4.5 ℃之间，小于10%的可能性会低于1.5 ℃，而高于45 ℃的可能性在5%-17%之间[4]。而最近的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气候敏感性存在厚尾分布。例如，Zickfeld等最近对14位气候科学家的调查结果表明，多数专家认为高于45 ℃的可能性大于17%[6] 。Stainforth等发现气候敏感性的幅度范围要更大，从2 ℃-11 ℃，而且更偏向高温升的厚尾部分；IPCC及其引用的文献都很可能低估了气候敏感性的范围[7] 。Valdes也指出，目前IPCC所用的模式并不具备模拟气候突变的能力[8]。

虽然当前科学家对气候敏感性厚尾的程度意见不一，但是均认可其厚尾分布的属性。这些厚尾分布的显著特征是，高气候敏感性（如4.5 ℃-10 ℃）的概率比瘦尾分布要高的多，而且无法排除非常高的气候敏感性（如>10 ℃）和未来高温室气体浓度的情景（如>700 ppm）。而这种厚尾分布足以颠覆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结论，因为在气候政策决策中，人类的风险厌恶和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人们会出于预防原则对高温升（和气候灾难）这种小概率、大影响赋予更高的权重，从而使得厚尾事件主导整个决策结果。这就是气候变化中“悲观定理”的含义所在[9]。

1.3 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科学基础

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温室气体浓度水平不仅是近80万年来前所未有的，而且近期浓度上升的速度之快更是令人担忧。最近一次温升高于目前5 ℃-10 ℃，还要追溯到距今约34-55万年前的始新世。虽然温升每隔约10万年会有一个波动周期，但以往波动的幅度相比工业革命后的升幅，显得非常小[10]。

Hansen，Zeebe等和Pagani等科学家指出，目前的模型都只包括了气候系统的“快反馈敏感性”，而气候系统可能存在“慢反馈均衡”（即地球系统敏感性）[11-13]。事实上，温室气体的快速上升可能导致海洋底储存的大量甲烷或者永久冻土区、沼泽地所封存的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从而引发更快的浓度和温度上升。这种慢反馈均衡出现的概率很小且未知，或许需要数个世纪才会出现，但绝对不是零，它是导致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重要物理基础。Hansen等指出传统的气候敏感性只包括了快反馈，结果表明温室气体浓度翻倍温升只有3 ℃左右；但如果包括慢反馈，那么气候敏感均衡可能会达到6 ℃；而且他们认为需要将目前的CO2浓度从385 ppm降到350 ppm，否则一旦超过425（±75）ppm，将可能引发不可逆的气候灾难[11]。Pagani等指出，包括非CO2温室气体、植被、灰尘/气溶胶、冰盖、海洋环流、海洋生产力、风化等反馈过程，针对上新世暖气（5.3-2.6 MaBP）CO2加倍的地球系统敏感性达到

7 ℃-10 ℃[13] 。

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即高温升，可能带来加速的反馈并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气候灾难），而对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的考虑在人们的决策过程中起着非常大的作用。然而，传统模型中却并未考虑这种可能性。传统联合评估模型由于采用瘦尾分布，因此在估计未来可能的高温室气体浓度和高温升情景时，显著地低估了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以及损害程度（见表1）。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的调研表明，这些模型所使用的温

升都在1 ℃-3 ℃之间，温升造成的GDP损失均值在-48%-2.5%之间[14]。这些结果显然与上述最新的科学证据相左。因此，Weitzman的一系列研究正是基于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以试图纠正传统模型的各种设定偏误。

2 厚尾分布对传统经济评估模型的挑战

2.1 传统成本收益方法中对不确定性的处理

联合评估模型对气候变化的经济评估一般包括五步：①对未来的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碳等价CO2e）的照常排放情景以及各种可能的减排情景进行预测，得出未来的温室气体浓度；②由温室气体浓度变化得到未来全球或区域的平均温升；③对温升造成的GDP和消费损失进行估算；④对各种减缓温室气体的投资或成本进行估算；⑤根据对社会的效用和纯时间偏好的假设，可以对当前减排带来的消费水平的下降与由减排带来的未来的消费增加进行贴现和比较[16]。

上述每一步都涉及大量的不确定性。例如，未来温室气体的排放情景和未来的气候政策会如何？温室气体排放流量是如何通过碳循环转化为浓度存量的？又是如何转化为全球平均温升的？又是如何分解为各个区域的温升和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又是如何转化为效用变化的？各区域的效用变化又是如何加成和贴现的？[9]

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经济评估的逻辑链条很长，而每一步都蕴藏着大量的不确定性，气候敏感性只是诸多不确定性中的一个，但它又是决定性的一个；它对于模型中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以及风险厌恶和纯时间偏好率等多种不确定性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5]。

2.2 悲观定理

Weitzman根据气候灾难的厚尾分布，提出“悲观定理”（Dismal Theorem）。这一定理证明，温升的厚尾分布

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长率存在不确定性，当经济增长率方差未知时，随机贴现因子的无条件和条件期望值都趋近于无穷大

[17]。

这一定理的含义很直观，即当气候变化造成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时，人们在面临消费的巨大损失（甚至死亡）的时候，即便这种可能性非常小，但只要这种事件服从厚尾分布，那么人们就会愿意牺牲当前的很大一部分（甚至接近全部）的消费以避免这种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发生。人们的这种心理，往往是出于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预防原则又来自于人们对气候灾难的“恐惧心理”（fear factor）[15]或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19]。应用到气候变化上，当前的减排行动就可以看做是人们为了避免出现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而愿意减少的等价消费（或者说是支付意愿），这就是为何Weitzman将当前的减排投资形容为“气候灾难保险”的原因[15]。

悲观定理实质上是一种极端情况，采用的一些假设也招致了各种批评。例如，Nordhaus对悲剧理论的假设条件及其政策含义进行了批评。Nordhaus认为，悲观定理成立要满足三个条件：很强的风险厌恶（η较大）；高温升的可能性足够大（尾部足够厚，即α足够小），二者综合起来，即需要满足η>α+1；社会无法通过学习或采取矫正行动以降低最后灾难发生的可能性。Nordhaus认为，现在看来，气候变化很可能并不满足这些必要条件，尤其是第三点，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们可以通过学习，在技术进步中逐步加强减排行动。此外，Nordhaus批评Weitzman推导的悲观定理中采用了一些很强的假设，例如气候敏感性作为最主要的不确定参数，并没有给定上限；而且高温升带来的消费损失和边际效用也没有设定上限[20-21]。Arrow进一步证明，当且仅当储蓄率s=1时，气候灾难才成立，而这并不符合现实[22]。在这些设定下，根据悲观定理推导出的一些结论：气候灾难可能导致接近于零的消费，从而导致无穷大的负效用；人类只要面临任何可能的小概率事件，都需要花费几乎所有当前的资源用来预防。这些结论都是极不现实的，而且由于过强的假设，悲观定理也几乎没有任何实际的政策意义。但Weitzman坚持认为这些批评并不能改变悲观定理的基本结论[23]。可以预见，这一争论仍将持续。

2.3 效用函数与损失函数的设定

2.3.1 效用函数

传统气候联合评估模型中的效用函数都是乘式可分的（multiplicatively seperable），而Weitzman认为加式可分的（additively seperable）效用函数能更准确地反映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带来的效用损失，因为在低概率、大影响的高温升情景下，加式效用函数的损失要比乘式的更大，更能反映出生物多样性、健康等非物质财富的不可替代性，因而更符合气候敏感性厚尾分布的现实[24-25]。 例如，Sterner等认为传统的模型没有纳入环境的相对价格和价值，因此低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损失。他们通过采用常替代弹性（CES）的效用函数，在效用函数中纳入环境价值，得出与Weitzman近似的加式效用函数。在这一效用函数下，温升导致的效用损失也大大高于传统的结果[26]。基于这两点，Weitzman认为在气候变化模型中，使用加式效用函数能够更好地反映高温升的情景[24]。

2.3.2 损失函数

标准的联合评估模型的损失函数使用的是嵌套效用函数，将消费损失作为温升的二次多项式；而且温升分布使用的是正态分布。这些设定都严重地低估了高温升发

生的可能性及其可能的危害程度。因此，Weitzman建议使用“活跃型”（reactive form）的损失函数，认为这种函数能

更好地模拟未来的高温升和大的消费增长率波动的情景，因而更适合用来评估厚尾分布下的气候损失[25]。

综上所述，如果考虑气候变化高温升的厚尾分布，并改变传统模型中对效用函数和损失函数的设定，那么这些看似很小的改变，却能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模型中的结论[27]。Weitzman根据帕累托分布，将温升的厚尾分布设定为：超过4.5 ℃的可能性为15%，超过7 ℃的可能性为5%，超过10 ℃的可能性约为1%[9]。结果表明，在传统的二次型损失函数下，即便是非常高的温升，消费损失的下降也非常缓慢（见表2），这与人们的直觉和科学证据都是

相违背的。相比之下，活跃型损失函数则可能更为符合未来气候变化的“实际”情况。

2.4 预防原则

Weitzman证明，当总体分布的尾部肥瘦下降程度存在不确定性时，就会导致厚尾，表明极端的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比人们预想的可能更高，这无形之中放大了灾难的可能性及其损害程度。因此在决策时，人们总是更多地倾向于避免极端灾难事件，愿意付出更大的当前消费用于投资以减缓灾难发生的可能性。这就是所谓的“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18]。而人们为避免未来出现灾难性的高温升而愿意减少的当前那部分消费，即当前的减排投资，就相当于是气候灾难保险[15]。

预防原则的逻辑如下：当某个灾难发生的概率密度函数（PDF）的范围已知，但其具体形式未知，这一概率密度函数分布的尾部下降速度为随机变量。一个贝叶斯决策者面临着多种可能的概率分布，每个概率分布具有不同的尾部下降速率。一个初步的结论是，尾部的极端事件发生概率下降的速度越是不确定（即方差越大），贝叶斯加总的后验-预测概率密度函数的尾部就越厚。通俗来讲，即如果你知道可能出现糟糕的结果，那么事实结果可能比你所想的更糟糕。因此，对于决策者来说，一个有效的决策意味着必须假定处于厚尾部分的小概率事件会出现，并以预防原则作为应对的原则。

2.5 不确定厌恶（模糊厌恶）

最近西方学者将“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应用于气候变化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之中。模糊厌恶指的是即便是在可能的最坏情景中，决策者要实现与完全信息条件下的收益至少一样好的倾向。模糊厌恶条件下，决策者往往面临着更少的信息：决策者不仅面临着结果的不确定性，而且还面临着其概率分布的不确定性。模糊厌恶比风险厌恶的程度更深，人们往往对最坏的结果更为恐惧。

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存在这种典型的模糊厌恶。由于当前人们对未来温升的程度、概率及其可能的影响都知之甚少，但是一旦发生气候灾难使得人类可能遭受巨大的损失甚至灭顶之灾时（尽管从当前看这种气候灾难的可能性很小，而且即便发生也是在遥远的未来），因此全球在形成公共决策时，对这种最坏情景的恐惧便占据主导因素。为了预防出现最坏的情形（出于预防原则），人们会倾向于现在开始减少排放。这便是模糊厌恶在气候变化政策决策中的具体表现[28]。

Millner等证明，当预期效用为严格凹，且预期效用序列与边际预期效用（即效用对减排的一阶导）为反协单调（anticomonotonic）时（即当预期效用增加时，边际预期效用减小），以及其他条件下，模糊厌恶程度越高，那么最优减排水平会越高。因为此时模糊厌恶的上升将促使人们当前更多减排，从而避免了未来消费水平的大幅波动[19]。

人们可以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具体的减排政策决策上。当消费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例如当代人的消费），如果气候敏感性的分布可能造成未来消费水平大幅降低（对应低的预期效用和高边际预期效用，即此时二者为反协单调关系），那么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将是当前采取减排行动。这也是预防原则的本质所在：当决策者对未来更加不确定时，那么当前采取行动避免未来最坏的结果，将是最优的。这也是为何《斯特恩报告》和IPCC主张当前减排的根本原因所在。相反，如果预期效用和边际预期效用为协单调时，当前的消费水平低，减排带来的边际效用也很低，那么决策者会赋予当前低消费更高的权重，从而导致当前不采取减排。这就是Nordhaus等人主张缓行战略的根本所在。

3 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与政策含义

传统的模型都是假设气候敏感性服从标准正态分布的，等于间接“否决”了高温升情景，从而低估了高温升的厚尾事件可能发生的概率，进而导致整体上低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损失。Tol对13项基于瘦尾分布的联合评估模型模拟结果的研究表明，这些模型模拟的温升幅度都在1 ℃-3 ℃之间，造成的GDP损失平均在-4.8%-2.5%之间[14]。但如果考虑厚尾分布，那么将会是另外一幅情景。

那么厚尾分布对结果的影响程度究竟又如何呢？气候厚尾分布的经济影响主要取决于两个参数：气候敏感性（用T表示）和损失函数的曲率（即厚尾分布概率密度函数的幂，用α表示）。简言之，厚尾分布对最终结果的影响，取决于厚尾分布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以及损失以多快的速度上升。而模型模拟的结果表明，这两个参数对结果影响非常大。学者们的实证研究结论颠覆了Nordhaus等人所提倡的采取渐进式减排行动的“气候政策斜坡”建议[29]。

Dietz利用《斯特恩报告》中所使用的PAGE模型对厚尾分布进行了研究。他将《斯特恩报告》中这两个参数的瘦尾分布与厚尾分布对模型结果的影响进行了对比。他得到的结论是，气候灾难厚尾分布假设下，可能带来的损失大大高于瘦尾分布假设下的损失；同时，气候灾难的预期福利损失对（气候损失占当年消费水平的）上限值的设定非常敏感；即便是在厚尾分布中，只要气候灾难发生的概率不是很高，那么贴现率中的纯时间偏好和风险厌恶这两个参数依然会起重要的作用[25-26，29-30]。 Ackerman等利用诺德豪斯的DICE模型对这两个参数进行了蒙特卡洛模拟，得到了几乎同样的结果：同时改变两个参数，DICE得到的最优政策将是立即减排[31]。Pindyck对这些条件进行了调整，给边际效用施加的约束为生命价值；并对比了两种分布：正态分布和帕累托分布。Pindyck认为温升的分布是厚尾还是瘦尾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改变瘦尾的参数设定同样可以得出与厚尾分布一样（甚至更高）的损失结果；更重要的是这些参数的设定（厚尾程度α、纯时间偏好δ、风险厌恶η等）[16]。

4 小 结

Weitzman评论《斯特恩报告》“基于错误的理由（即人为设定低社会贴现率），而得出了正确的结论（即立即大幅减缓）”。而正确的理由应该是考虑气候敏感性的厚尾分布，人们对气候灾难的不确定厌恶（或模糊厌恶），以及气候变化公共决策所应遵循的预防性原则[28，31-32]。Weitzman从厚尾分布角度出发，从而验证和间接支持了《斯特恩报告》中立即大幅度进行减排的结论，并以此批判了诺德豪斯为代表的“缓行战略”和“气候政策斜坡”的政策建议。

不确定性是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难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茨曼的研究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气候变化的公共决策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引领了气候变化经济学研究的方向，并将对当前和未来气候变化的经济分析和政策决策产生重大的影响。

致谢：中央编译局谢来辉博士后对本文给予批评和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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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imate Change Uncertainties， the Economic Impact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LIU Changyi1 PAN Jiahua2

（1. 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2. Institut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篇10

关键词：北方；果树冻害；防治措施

中图分类号：S4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944（2017）05006002

1引言

近年来，北方果树生产基地以及苗圃繁育园之内的枣、核、梨、桃及苹果等果树，每年冬春季节出现了大面积干枯死亡现象。据分析，产生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北方地区冬春季节昼夜温度急剧变化，导致果树枝干冻伤，给果农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2北方地区果树冻害表现

冬春季节，北方地区许多果园由于栽培管理不当，果树受低温冻害而危害严重。果树受到冻害后，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树芽发育幼小不成熟，树芽抵抗力较弱，容易死亡干枯。很多枝条外表看似毫无问题，事实上出现叶子枯黄变小、树芽发育迟缓或枝干木头黑心腐烂等现象，这也是遭受冻害之后的表现。果树主干冻害表现为树皮裂层，且裂缝位置通常出现在树干受伤部位或者树干分枝部位，若受冻害程度低，天气回暖后树干可自行愈合伤口。通常而言，果树遭受冻害的程度与其枝条长势息息相关，枝梢稀疏的果树相较于枝梢茂密的果树更容易遭受冻害，且新生枝梢受冻害之后容易脱水干枯，枝桠变色，直至死亡。

3果树遭受冻害原因分析

果树枝干内含有一种对温度非常敏感的生物膜，在低温环境下生物膜的活性被抑制，具体表现为生物膜内的细胞间隙出现冰晶体，导致细胞严重缺水，致使果树生物膜内部的毒性物质浓度迅速增加，在生物膜内部逐渐聚集，且产生不可逆变化，导致果树冻害的发生。冬春季节的低温、寒朝及寒L等都会导致果树发生冻害，冬季昼夜温差大，气温急剧变化，且低温持续时间较长，造成果树枝干受冻，且北方冬季的寒风加速了土壤及果树枝干水分蒸发速度，降低空气及土壤温度，不利于果树越冬。北方冬季干旱的气候特征也加剧了果树枝干的水分蒸发，由于水分的缺失与环境的低温，果树很容易出现生理干旱[1]。回春之后，果树御寒能力随之降低，若遇上干旱或者春寒，果树枝条与花芽会受到严重冻害。此外，除气候因素外，果园栽培管理不到位也会导致果树冻害的发生。

4北方地区果树冻害防治对策

4.1果树冻害预防措施

（1）夜间熏烟。果农可采用稻草、秸秆或者锯末等材料作为燃料，在夜间点燃，以浓烟暗火为宜，令果园上方布满烟雾，可有效抵御上方冷空气的下沉，同时减缓果园热量散失。经实践证明，夜间熏烟可有效增加空气热量，让果园温度提升3～4 ℃。

（2）包裹树干。在寒潮来袭前，用稻草、麻绳或者塑料薄膜包裹树干，保护树干不被冻伤。

（3）喷水防寒或者灌水防冻。众所周知，水凝结成冰时会散发热量，因此要在果树即将发生冻害之前对其进行灌水或者喷水，从而令果树周围地面温度保持稳定，降低冻害程度，但是灌水和喷水都必须将地面渗透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4）适时灌停水。根据北方果树的物候期合理确定灌水期，在果树的生长期之后严格控制灌水量，预防果树贪青徒长，促进果树枝干木质化，充实树干组织，增强果树御寒能力。一般来说，果树7月份之前的灌水量要占全年的70%以上，而8月份之后就必须严格控制灌水量，尤其在入冬前要清除地面积水，预防地表结冰，这对于增强果树御寒能力十分重要。

（5）覆盖根盘。利用火烧土、稻草、秸秆等物质覆盖果树的根盘，提高果树根盘部位湿度与温度，根盘覆盖厚度以1 cm为宜，如此可有效预防果树根茎被冻伤，但是翻年之后要及时将覆盖物清除。

4.2果树冻害补救措施

（1）保花保果。针对花芽遭受冻害的果树，要积极采取人工授粉或者灌水施肥等保花保果措施，提高果树的出果率；针对遭受冻害后枝芽徒长的果树，应当及时疏花疏果、控梢抹芽，且增加果蔬营养物质，促进剩余枝桠的生长以增强树势。

（2）防除病虫害。科学合理选择农药，并按照说明进行稀释，不可随意提高药物浓度，也不能将不同性质药物混合使用，尤其在高温天气下应当适量降低药物浓度，避免果树向阳部位被烧伤，引起裂果或者果实异常膨大。

（3）适时适度修剪。针对遭受冻害枯死的枝干与叶片，要及时修剪清除，且返春之后还要根据果树的受冻情况对其进行适度修剪，修建时要多留枝叶少留花芽，以减少果树负载量，帮助果树快速恢复与生长，针对已经无补救价值的果树，应当及时挖出进行补植。

（4）松土施肥。返春之后要及时对果园土壤松土，以增强土壤的透气性，提高土壤温度。此外，返春之后也要及时施肥，遵循“早施、勤施、薄施”原则[2]。北方种植果树基本为浅根性的树体，不少果农出于省力目的，认为只需保护表面根系即可，将肥料撒在地表面，导致果树根尖在趋肥的生长本能下，大量趋向表土生长。对此，果农在1年的施肥中，要至少坚持1次深施，杜绝长期散施，引导果树的根系朝着深处扎根。

5结语

果树冻害防治属于系统性工程，不能仅在秋冬季节进行，而应当贯穿整个生产周期。单一举措无法有效解决北方果树冻害问题，夜间熏烟、包裹树干等预防措施尤为重要，此外还应与保花保果、松土施肥等补救措施相结合，在制定出高产优质生产标准的同时，确保北方果树安全生产。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