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弊端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社会的弊端，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ADR机制 司法方针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和谐社会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是一个公平、稳定、利益协调的社会。目前中国的社会现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由于利益关系的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日新月异，使得由于各种矛盾纠纷不断增多，与人民密切有关时有发生，企业改制、城市拆迁、农村征地、司法不公，劳动纠纷等矛盾仍然大量存在。对于这一现象，我们应当首先认识到这些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是当前复杂社会条件下的必然产物。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就是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多年以来，我国不断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以法院解决纠纷为主的诉讼体系，在处理社会矛盾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诉诸法院的各类纠纷数量的激增，其后果是直接导致法院负担极其沉重，积案居高不下，同时案件质量也没有了保证，这就是被西方国家法治现代化进程中一再表明了的：案件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附带产品，这一现象被形象的比喻为“诉讼爆炸”。这样，一则使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司法改革效率大打折扣，二则不利于迅速解决纠纷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恢复被破坏了的经济关系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ADR的含义及其特征

ADR概念源于美国，原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在已引申为是对诉讼以外的其他各种诉讼解决方式、程序或制度的总称，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代替性（替代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或“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法院外纠纷解决方式”等。当前ADR共同性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ADR在程序上的简易性和灵活性。第二，ADR 程序中的当事人具有高度的自主性。第三，纠纷解决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第四，纠纷解决过程和结果的非对抗性。第五，在ADR框架下当事人履行的自觉性。第六，ADR对新型的民事纠纷的处理具有较强适应性。第七，ADR 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体系。

二、从理念层面完善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从理念层面出发完善我国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首先，从理念上正确认识ADR与法治的关系，建立正确全面的法治观念。在中国法制化进程中，强调国家法律的至上性，坚持法律至上原则，ADR机制永远也不可能取代法律。同时，应当承认法治主义下自治的合理存在。实践证明，ADR的发展并未也不能否定法治本身，它一方面证实了法治的弊端之所在，另一方面又为医治这一弊端提供了补救措施。我国在引进西方诉讼制度，满足社会的法治理想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同时引进了长期困扰西方社会的诉讼的种种弊端，除了改革审判方式，完善诉讼制度本身外，发展能够有效解决诉讼固有弊端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肯定也是必要的。

其次，改变当事人的诉讼观念和权利观念，使得解决纠纷的方式变得多元化。法律是最具权威的，但不是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合理可行的方法。若将所有的纠纷都诉诸于法律，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将会出现高诉讼成本、诉讼迟延等问题，最终导致诉讼爆炸，甚至阻碍法治的发展。另外，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公民权利来自国家的赋予，要肯定权利大多时候是一种可选择的任意性规范。我们应该改变诉讼观念和权利观念，自由地选择纠纷解决方式，使得诉讼程序与非诉讼程序更加完美地结合。

三、构建我国ADR机制的具体设想

在现代ADR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我们应借鉴各国ADR运用的经验以及ADR最新的研究成果，积极探索构建中国ADR机制的合理内涵和运作机制。据此，笔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一）扩大人民调解适用范围，完善人民调解机制。

（二）仲裁制度的完善和普及。

（三）法院附设ADR模式的“逐步”引入。法院附设ADR是一种虽然以法院为主持机构、但与诉讼程序截然不同的程序，同时与法院的诉讼程序又有一种制度上的联系。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ADR替代纠纷解决机制，应以我国现有的人民调解机制为基础，鼓励建立地方性的行业性的纠纷解决机构，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仲裁制度，彻底改造现行法院调解模式，通过立法明确ADR的运作程序和法律效果，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立体的网络的ADR纠纷解决机制。

参考文献：

[1]范愉.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J].法律适用，2005（2）.

[2]杨荣新.拓宽人民调解范围，确定调解协议效力[N].人民法院报，2002.9.30.

篇2

一、法治视野下我国行政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

(一)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阶段社会的发展需求。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事业体制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同时以人为本、依法治国等基本社会管理理念被不断的推广和深入，并加增加政府职能部门的服务意识落实到日常的工作中，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存在的诸多弊端日益凸显，滞后的管理方式已经制约了政府社会职能的发挥，影响了其在现代社会的科学持续发展。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中，方式较为单一，很多政府行政单位在进行管理时普遍采用强制约束的工作方法，容易造成管理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矛盾，很多工作缺乏群众的配合难以落实到位，难以实现良好的行政管理效果。同时单一的管理方式，使得工作人员在开展相关工作时没有多样的工作方法，潜在工作意识中的惯性心理和惰性心理普遍存在，行政管理的发展进程受到阻碍。另外，在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限制下，社会群众的主观想法难以有效表达，向政府进行意见反馈之时会遇到很多的阻碍，及时反馈了相关的个人意见，而由于人微言轻，其个人意见也难以得到重视，使得相关的制度完善受到限制，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满意度难以得到提升。(二)行政管理方式难以满足法治化的社会发展需求。法治化社会的主要标志为法律已经成为社会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社会的管理中已经体现了法律的管理职能，而且在其管制下的民众能够资源这种管理约束状态，在法治化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行政管理，行政管理部门需要以法律最为工作开展的依据，相关工作人员的自身行为需要符合法律的要求，在工作形式、工作目的、工作内容以及工作依据等多方面都必须为法律允许的行为，杜绝法律禁止的行为。而行政管理部门却为了避免出现自身的违规行为，而采用规避行为，在行政管理方面便是不作为，难以发挥行政管理单位的管理职能，这些不合理的行政管理方式不能满足法治化社会的需要。现代的行政管理方式需要结合实际的社会需求对其管理方式进行创新和改革，以满足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1]

二、法治视野下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方法

(一)行政管理方式中管制约束方式向服务方式的转化。在法治视野下对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创新改革已经成为必然的需求，而若要创新之后的管理方式能够有效落实并行之有效，便必须对管理对象加以明确，对管理方式加以思考，保证管理方式能够迎合管理对象的需求。传统行政管理方式中以政府行政单位为主导思想、以权力为管理手段的方式已经体现出诸多的弊端，政府职能单位已经逐渐向服务型转变，而其行政管理方式向服务方式的转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行政管理以“为人民服务”为开展工作的指导理念，在其行政管理进程中以服务性为工作方式改革和创新的引导方向，以管理对象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工作开展的重点，拉近政府行政单位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距离，行政管理工作获得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便于相关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二)行政管理方式由单向管理途径向管理双方的协调管理方式转化。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中，管理对象处于被动接受管理和约束的状态，社会公众的主观意愿没有被重视，公众缺乏主动参与行政管理的意愿。而在法治化的视野下，社会公众享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行政管理过程的公开化和开放化管理模式逐渐得到推广，社会公众形成与行政管理单位之间沟通和协调的途径，使得管理双方在开展相关的工作时能够形成良好的互动沟通关系，社会公众对行政管理工作的参与性逐渐增强，同时对于行政管理决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也逐渐提升，减少行政管理双方因行政管理内容而产生的矛盾。(三)行政管理方式由单一方式向多元管理方式转化。以管理对象的需求为基本出发点的行政管理方式，会感受到社会的发展进步，社会公众对管理方式的需求也逐渐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因而行政管理方式的多元化工作方式也成为实际的需要。在法治化事业下将行政管理方式向多元化管理方式进行转化，使得行政管理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以及灵活可操作性都大幅提升，将多元化的行政管理方式融入到行政管理活动中，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行政管理手段，大幅提升行政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四)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性体现。行政管理方式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需要将其管理思想以及方式都进行创新和改革，需要逐渐在实际的工作中，将原有的强制性管理约束模式进行大胆突破，并创新发展满足法治化进程需求的管理方式，使其管理方式的思路和内容都能够发生创新性的改变，并能够保证在实际的工作中能够有效的落实，实现行政管理方式的有效作用。[2]

三、法治视野下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的作用体现

(一)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能够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社会主义社会是由民主和法治两个部分构成的，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发展能够使传统的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完善，实现法治视野下进行行政管理工作可以有法可依，保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将依法治国、为人民服务等基本的政府工作管理理念得到落实实际的政府管理工作中，强化了社会民众的主体地位，同时避免了、等不良行政行为的发生，进而影响政府行政单位在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党政形象，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能够使社会公众的民力得到实现，有效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二)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能够有效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设直接关系到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目前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企业是进行市场经济生产和经营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能够改变传统的强制管理状态，将行政单位的服务性质发挥和体现出来，逐渐改变对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经济经营活动的强制干预行为，行政管理方式创新理念下将行政管理方法进行创新改变，使得企业在进行市场经济下有较为宽松的经营氛围，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促进其实现经济制度的完善。(三)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有利于实现我国未来社会的宏伟建设目标。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成为未来阶段我国进行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基本战略目标，行政管理方式的创新，民众被动的管理状态被彻底改变，政府行政单位构建多样的沟通渠道实现与社会公众之间形成良好的沟通和反馈，民众对于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意见和建议能够有效的被相关部门及时采纳，并在工作中对相关薄弱环节加以完善，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行政管理工作中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避免管理工作双方出现沟通障碍，能够有效的提高相关工作部门的工作效率，完善党政形象，提高其社会公信力，对于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宏伟建设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3]

四、结语

行政管理方式的改革和发展对于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将社会公众的民主意识与切身利益置于政府行政单位开展工作的首位，树立以人为本的根本服务宗旨，有助于相关行政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相关工作人员服务意识的增强简化了行政管理工作的操作流程，将政府职能有效的落实到实际的工作中，实现行政管理方式向服务方式、协调管理方式以及多元管理方式的转化，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进程，同时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完善，进而有助于我国在未来阶段宏伟发展目标的实现。

作者:黄晶 单位:西华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林莉红.法治国家视野下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论纲[J].湖北社会科学,2015(1):10-16,74.

篇3

论文关键词：律师 坚守诚信 执业境界

“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品味大家妙语，击节感叹之余，内心忽有所悟：不仅治学如此，作为以法为业、以律为师的执业律师，在当前社会缺失诚信、法治有待完善的大环境下，追求自我发展的“人之道”操守、弘扬法治“化育天下”的职责、服务大局行“天之道”的使命，决定该群体对此三种境界应有执着的追求。

一、“人之道”决定“思诚”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一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作为治学第一境界，语出晏殊的《蝶恋花》。依王国维之解，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着的追求，登高望远，明确目标与方向。这自然是借题发挥，以小见大。

律师执业有如做学问、成大事业。当下社会诚信缺失是不争的事实，面对“西风凋碧树”这样缺失诚信的社会大环境，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及其生存发展的需要决定其在执业过程中，不仅要考虑以其一言一行赢得被人的信任，同时，还要兼顾自身诚信形象吸引潜在服务对象的社会影响力，这客观上决定了律师执业应有“治学第一境界”这样基本的境界追求，从自身做起，努力践行“思诚”的执业操守。

从法理上来说，律师是以维护法律正义和法律权威为已任的特殊职业群体，律师职业本质特质要求其必须用法律思维思考法律问题、处理法律事务；必须遵循合乎职业身份、在大众道德和职业利益之间保持良性张力的职业伦理；必须在多元化的哲学取向和宗教信仰基础上，信奉诚信、法治和法律。从现实来说，社会对这个行业的素质和诚信也有着特别的要求。从律师个体来说，尽管律师也是社会人，有自我发展和个人生存利益的追求，但是，“思诚者，人之道也”，无论是作为社会人，还是作为特殊的社会职业角色，都决定了律师必须“思诚”，遵循以诚为本的“人之道”原则，从而赢得被人的信任和社会的信任。

因为诚信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以及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基础和核心。随着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理念的确立和推进，诚信不断被赋予日益丰富的时代内容。应该说，无论是在当前还是在今后，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资源。作为律师个体，缺失讲诚守信的品行，势必难以担当对当事人的委托责任；缺失为人应有的道义，势必游离为人准则；品行、道义的瑕疵，势必丧失荣誉和人脉资源，使得案源的拓展成为水中月、镜中花。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诚信是律师生存的根本和自我发展的关键。“正其心，诚其意”，追求执业境界，在缺失诚信的社会大环境下，有所为有所不为，在“独善其身”的前提下“兼善天下”，做“思诚”的表率，这是律师执业过程中的必然要求。

二、特定的职业内涵决定“化育天下”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二境界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治学第二境界，语出北宋柳永的《蝶恋花》。王国维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由于社会大环境缺失诚信，作为律师来说，仅做到自身“思诚”、独善其身这一境界是远远不够的。律师承载着法治社会的特殊使命，其观念和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性和影响力，有形无形中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诚信的认同、对法治理念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以及感情认同，进而增强全社会诚信信念和法治意识。从这一层面来说，治学第二境界所倡导的孜孜以求的精神显然应成为律师更高的执业追求，以自身行为影响和教化天下。

德国法学家莱因斯坦曾这样精辟论述：“法的形成和适用是一种艺术，表现为何种样式，取决于艺术家。”挪威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易卜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名言：“每个人对于属于他所属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端他也有一份。”当前，我国社会并没有建立里起普遍的诚信体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律师在接受当事人之托、依法维护当事人合法利益的过程中，客观上同时也肩负和发挥着宣传、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职责，引导社会的诚信意识和法治意识。

因为法治社会的建立，需要法律人的人格和品德；同时，法治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有赖于“静止”的法律转化成“动态”的法律来实现其功能。从法律语言来讲，法律的内涵有三个方面：一是观念和意识中的法律；二是文条中的法律；三是法官口中说的话，或曰法院判决书，法律是通过职业人员实现其功能的。律师事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属于法律解释学范畴，律师肩负着宣传、解释和适用法律的职责；同时，律师又是法律的翻译工作者，负责将社会关系翻译为特有的法律关系，使感性上升为理性，使社会任意行为转化为规范行为，使矛盾冲动进入秩序状态。因此，律师事业和职业本身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社会的行为规范。

纵观西方法治社会的发展和完善，法律职业即人的因素是西方走上法治社会的决定性之一，而律师队伍建设客观上也是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一个基础和起点。所谓法律职业，是指因在法律事务中具有某些特殊功能而在维护秩序方面具有特定职责的人，一般包括法官、律师、法律顾问、法学教师和学者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王利明认为：法律职业是一群精通法律专门知识并实际操作和运用的法律人。

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中一员，承载着法治社会的特殊使命，律师观念和行为的社会性和影响力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作为“法律之师，文明之师，正义之师，律己之师”的律师队伍，作为维护司法公正、促进依法治国的律师自身，若淡薄维护正义的信念和服务诚信的意识，不能坚守诚信，片面追求经济利益，不仅会造成自身职业道德缺失，损害律师职业形象，同时也势必导致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丧失对社会公正、法律权威的信任预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律师应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更高的执业追求和境界，以自身行为影响和教化天下。

三、“天之道”决定服务大局应成为律师执业的第三境界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作为治学的第三境界，语出南宋辛弃疾《青玉案》一词。王国维以此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意在阐明做学问、成大事业者，必须有坚忍不拔、持之以恒的执着精神。

“诚者，天之道也”。基于基本国情和法治传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作为我国的执业律师，客观上肩负着服务发展、维护稳定、建设法治、弘扬诚信的重任，这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题中应有之义。所以，和做学问、成大事业者一样，律师必须有专注的精神，洞明国情世情，服务大局，发挥好国之大器的作用，事实上，这也理应成为律师执业追求的最高境界。

毋庸讳言的是，在现实司法实践中，存在律师不当执业，影响社会稳定大局的不良现象。一些律师在生存压力之下，为了招揽案源，不当许诺，以致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也有些律师违背职业道德和职业伦理，“拉关系”、办“关系案”、“金钱案”；更有甚者缺乏大局意识，不适当参与在敏感性事件、突发性事件、群体性事件，以致增加政府部门的调处难度，这些都导致了不应有的社会负面影响。

篇4

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硕士论文范文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职称论文范文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篇5

摘要：我国刑罚结构偏重是个不争的事实。这种刑罚结构的形成，既有我国历史上重刑传统因素的影响，也有错综复杂的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现行刑罚结构所产生的弊端越发显露。在重刑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犯罪率不仅没有下降，在一定时期内还有反升的趋势，因此刑罚轻缓化是我国刑罚结构调整的方向。

关键词：刑罚结构；重刑结构；刑罚轻缓化结构；刑法谦抑价值

刑罚结构是指各种刑罚种类的搭配与架构，是刑罚实际运作中历史形成并且由法律明文规定的刑罚的规模与强度。刑罚的种类有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和资格刑。生命刑和自由刑共同在刑法中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结构是一种重刑的刑罚结构，自由刑和财产刑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结构是一种轻刑的刑罚结构。我国现今的刑罚结构是生命刑和自由刑占主导地位的重刑结构，在重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我国的司法审判工作受到多重压力，不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因此，轻刑结构更符合现代刑事法治的特点，体现了刑法的价值，将惩罚与教育相结合，使罪刑较轻的罪犯通过接受教育改造重新回归社会。

一、我国重刑结构弊端的分析

我国的刑罚体系按刑罚科处的方式分类，可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剥夺政治权利、罚金和没收财产；按刑罚剥夺权益的性质，可分为生命刑、自由刑、财产刑、资格刑。我国刑罚结构中生命刑和自由刑占主导地位，长期自由刑占较大比例；而限制自由刑、资格刑和财产刑处于刑罚结构的边缘，因此我国的刑罚结构从整体上体现为重刑结构。重刑结构主要起着威慑作用，但多年的实践证明，重刑结构没有使我国的犯罪率降下来，西方实行轻刑刑罚结构国家的犯罪率也没有升高，重刑结构的弊端在我国越来越受人诟病，它的缺陷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刑罪名偏多，大量的非暴力性质的经济犯罪、财产犯罪规定了死刑。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后，死刑适用更加慎重，但是每年需要核准死刑的案件仍然令最高人民法院不堪重负。我国坚持“少杀、慎杀”刑事政策，但是每年被国家剥夺生命的罪犯仍然不在少数。

（二）长期自由刑在刑罚结构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短期自由刑以及限制自由刑处于边缘。刑法典对所有犯罪都规定了剥夺自由的有期徒刑，对相当比例的犯罪规定了无期徒刑，而规定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不剥夺自由的管制的条文和罪名则很少。实践中，判处长期自由刑的罪犯在整体中占较大比例。长期自由刑罪犯不与社会接触，在刑满释放后很难与社会融合，极易再次犯罪。

（三）资格刑和财产刑长期得不到重视，选处或单处资格刑和财产刑一般限于犯罪情节较轻的情况，而刑法中尚无单处资格刑和财产刑的罪名。除了适用于外国人的驱逐出境，我国的资格刑仅有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关于公民社会生活中各种资格的刑罚。我国刑法应扩充资格刑的种类。财产刑却面临着不同的尴尬，法院判处财产刑的比率较高，但存在执行难的问题，财产刑几乎成为被虚设的刑罚。

二、刑罚轻缓化对我国刑罚结构的调整

刑罚轻缓化指在刑事立法上建立轻刑化的刑罚结构，刑事司法上尽可能适用轻刑和非刑罚处理措施的刑罚改革趋势，它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刑事立法的指导思想和刑事司法的理性选择。针对我国现今刑罚结构的弊端，实行轻缓化刑罚结构符合我国刑罚未来的发展方向，其整体目标是在刑罚体系中自由刑和罚金刑占主导地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更新刑罚观念，重新审视重刑主义的危害，树立科学的刑罚观。推进刑罚轻缓化必须对犯罪原因、刑罚功能、刑罚目的做深层次的分析。犯罪原因的多元性决定了惩治犯罪手段的多样性，单靠刑罚是不能根治犯罪现象的。刑罚的功能是有限的，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而不在于报应，要尽可能地少用刑法资源或采用刑罚的替代措施，获取最佳的刑罚效益，为此必须大力倡导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的节俭性、刑罚的最后手段性。

2.在立法上建立轻缓化的刑罚结构。调整内容包括：

（1）减少死刑的罪名，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刑法应该逐步废除非暴力犯罪和经济领域犯罪的死刑。在适用死刑时，坚持“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法院慎重适用死刑。

（2）修改部分罪的法定刑。法定刑配置与幅度的合理化，才能实施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为刑罚的轻缓化提供科学的依据。

（3）增设资格刑的刑种，如增设禁止驾驶、禁止从事某项职业的刑罚；增设劳役刑，对罪行不够判处拘役而判处管制嫌轻的犯罪适用。

（4）司法上刑罚轻缓化，转变司法理念。司法工作人员在量刑时尽可能减少关押人数或给予非刑罚的处理，在司法改革和行刑中，继续推行社区矫正工作和尝试恢复性司法。

三、刑罚轻缓化蕴含的刑法价值

刑罚轻缓化有利于保障人权，体现刑法的自由价值。没有自由，公民的生活就没有保障，个人权益时时有被剥夺的危险，个人的生存处于不稳定状态中。随着罪刑法定原则和无罪推定原则在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确立，我国对公民自由的保护提高到新的高度。在法治社会，人权保障是终极价值，打击犯罪也要受到人权保障的限制，重刑主义应当绝对禁止。刑罚轻缓化尊重个体的自由和权利，是确立刑法认同的前提和建立社会普遍法律信仰的需要，体现了人道主义。

刑罚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公平与秩序价值。公平的刑罚可以缓解由于犯罪所造成的各方矛盾，实现社会的和谐目标。刑罚公平的核心标准是罪刑均衡，刑罚轻缓化体现了这种公平。轻缓宽和的刑罚，不仅有利于特殊预防，而且有利于培养人们宽容的意识，形成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刑罚过于趋重容易丧失社会的支持，使人们由对犯罪人的憎恨转变为对行刑者的憎恨，增大罪犯亲属与国家的离心力，使受刑人产生对立情绪，释放后继续犯罪，危害社会稳定。

刑罚的轻缓化有利于实现刑法的谦抑价值。刑法的谦抑性要求能用其他法律手段调整的违法行为尽量不用刑法手段调整，能用较轻的刑罚手段调整的犯罪行为尽量不用较重的刑罚手段调整。刑法谦抑性的应有之义是尽可能地缩小犯罪圈和减少刑罚适用量，保持刑罚的节制。轻刑化立足于刑罚矫正和特殊预防，主张刑罚应创造宽松的社会环境，以最低的诉讼成本实现最佳的司法效益。

四、结语

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用好刑罚手段，发挥刑罚的积极效用，尽可能避免消极影响尤为重要。纵观中西方刑罚制度的发展历史，呈现出由重到轻，由野蛮到文明，由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的历史轨迹。刑罚的轻缓化已成为各国刑罚制度改革的主流。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重刑主义观念根深蒂固，司法中存有长时间的“严打”运动，这就可能使我国的刑罚结构改革呈现艰难性、长期性。我们深信，只要立法机关、司法界和学界齐心协力，定会建构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与时俱进的、又趋向于国际社会刑罚轻缓化的刑罚结构。

参考文献：

[1]冯殿美：《刑罚轻缓化之理性思考》载《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2006年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郝守才、刘洋：《论刑罚轻缓化的正当性基础》载《和谐社会的刑事法治（2006年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篇6

关键词：暂缓　法理精神　角色定位

暂缓，指的是检察机关从刑罚特别预防的角度，综合案件情况尤其是犯罪人的情况、犯罪人犯罪后的表现，认为以暂不提起公诉为宜的，可以暂缓提起公诉，并为被暂缓人设定相应的义务，如果被暂缓人在法定的考验期间内，没有违背法定义务，那么考验期限届满，检察机关就作出不决定；如果违背义务，检察机关则立即提起公诉。暂缓不制度，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公诉改革所推行的一项举措。这一制度的推行，在法律界引起了一场较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对该项制度合理性的认识。湖北监利的郑东平先生认为“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司法应是社会的良心，理应用理性公正、人性化的态度、冷静而敏锐地处理社会共同面临的法律争议。这种做法是不是值得推之笔者观点是否定的。

一、违反了法治的理性精神，其实质为人治：

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阶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要么不。“暂缓不”显然是第三种选择，没有法律依据，其实质为人治。人治是与法治相对立的概念，人治之法在法律上的表现主要有四方面：①在法律与人的关系上，行力大于法官权力，法律过多受司法人员主观意志主宰。②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上，法律没有独立的自我准则即内部道德。③在法律与政治目标的关系上，法律绝对服从政治目标。④在法律与社会事实的关系上，法律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因个案中的个别情形或需要而任意解释法律。人治之法的弊端是不言而语的。现代意义的法治是一种社会调控方式，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它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善结合。其基本含义是：在制定法律之后，任何社会性活动均受既定法律规则的约束。洛克指出：“任何人也不能凭自己的权威逃避法律的制裁”。法治是以法律为国王，就是由法律以其规范制约国家机关和整个社会。法律的适用也不承认个别情况，只承认普遍规则的效力实行人人平等的原则。人们都自觉把法律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用法律来引导自身的行为，衡量他人的行为。

二、违反了司法人员中立的角色定位。

司法人员在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不容他作过多的情感与道德的判断。司法人员在诉讼中应当始终保持客观、中立与冷静的心态，而保持这种心态前提就是客观的思维方式去进行分析与判断。上述案例就是这种后果的表现。其实从司法人员的角色定位来看其对被裁判者的行为是否违反法律只能作出冷静的裁判，而不能添加任何感情道德因素，必须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保持一种礼貌的缄默，司法人员只能在揭示所依据的法律，所厘定的权利和义务的道德内涵的意义上讲“情理”，不能背离，也不能超越。正义的基础就在于严格规则，只有严格规则，才能避免司法人员不受任何限制的随心所欲，才能避免公民的人权、人类社会的安全和正义不成为司法人员情绪、直觉的预感、偏见、脾气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的牺牲品，这正如英国学者洛克所指出的，.处在政府之下的人们的自由，应有长期有效的规则作为生活的准绳，这种规则为社会一切成员所共同遵守，并为社会所建立的立法机关所制定。；因为，只有“当法典中应有应逐字适用的法律条文，而法典加给法院的唯一的职责是查明公民的行为并确定它是否符合成文法韵时候，当所有的公民—由最无知识的人一直到哲学家—都应当遵循的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和不正义的规则是毫无疑义的时候，国民将免受许多人的微小的专制行为。如果司法人员在裁判时过多的强调人情味、道德主义，样一来就会使司法人员越出法律所要求的限度和范围，法外施情，进入社会道德自主和自治的领域。就会扭曲裁判、裁判者与法律之间的基本关系，从而导致刑事司法不公。而法的精神要求在司法过程中将所有的人当作拥有完全同等价值的个体来加以尊重。刑法第4条就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规定。而在这个例子中，一个拥有较大前程的阶层中的个体在司法过程中显然受到了较别的阶层更多的同情和关切。这是不公正的。而关于司法不公的危害，最有名也是最恰当的说法当数法国著名学者培根“弄脏水流”和“破坏水源”之间关系的比喻。在现代社会，司法应当以公正正义作为价值取向，公正、正义与现代司法有着内在的联系，不与公正，正义相联系的司法就丧失了现代司法应有之义。康德曾说过，德性的本质特征就在于无情，对于执法者来说，其德性体现于正义而非有情，因此遵循康德提出的这处道德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篇7

关键词：婚姻缔结；形式要件；实质要件；传统与现代

一、传统文化的婚姻家庭观念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特指在历史上积淀并传承至今，具有稳定性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行为，礼仪等不同层面的内容。

家庭伦理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由家到族，再到国，体现的便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关系。因此，家本思想才会有其存在的基础和价值，也明确了家国的精神向往。

婚姻产生家庭，通过自然的伦理关系得以维系。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家庭的价值，形成了以和谐为中心的规范的婚姻家庭伦理体系。当代法治社会，婚姻缔结具备了法律色彩，男女两性结成婚姻，其缔结条件需要符合伦理理性。

二、婚姻缔结制度的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

（一）形式要件

在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制以后，一夫一妻家庭结构出现。婚姻与传宗接代，繁荣家业密切相关，是一项终身大事。婚礼作为一种典礼形式，是对婚姻的一种确认和宣告，历来十分郑重而又繁琐。

中国传统的婚礼仪式起源于西周，要经过“六礼”，此后相传一千多年，到宋代，朱熹改为“三礼”。在古代社会，不仅要有礼数，还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严禁男女自由的相亲婚嫁。《诗经》中记载：“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果未经父母同意自行许配婚姻，被称为“奔”，为礼法教化所不容。同样，如《礼记・坊记》所云：“男女无媒不交”。如果没有媒妁作为中介和桥梁，婚姻是不能成立的。到清末法律馆制订法律时，又明确“婚姻须呈报于户籍吏”这种类似登记的制度。

我国《婚姻法》实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干涉婚姻自由。由此可见，在中国当代社会，男女能否缔结婚姻，完全是两个当事人的私事，社会或他人都无权干涉，婚姻自由受到法律的保护。“男女双方完全自愿”意味着婚姻关系缔结的基础就是道德承诺，这种发自内心的良心承诺构成了婚姻最深处的伦理基础。《婚姻法》也规定了婚姻登记制度，说明婚姻缔结得形式要件为登记，未登记的事实婚姻应及时补办。这也体现了法律对婚姻的认可与保护。

“父母之命”的立法的主要目的在于促进家庭和睦，原因是子女成婚后一般不分家，与父母同住，如果事先得到父母的认可和允许，有利于将来全家上下的共同生活，家庭和睦被认为是祖上积下的荫德，体现了“家本”思想。

（二）实质要件

以清末法律馆《大清民律草案》为例。

1、不得同宗室。“娶妻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佚，耻与禽兽同也”。在此可窥见古代社会的森严的家族辈分。《唐律・户婚》规定：“诸同姓为婚者，各徒二年，缌麻以上各以奸论。买妾而不知姓者，则卜之。”清末法律馆在“同宗”问题上做出了变通，以同宗为主，以同姓为辅，若同为一祖，无论支派远近，籍贯近同，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若同姓而郡望不同，则可以通婚。

2、法定婚龄。男子十八岁，女子十六岁。法律馆的该条规定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朱熹观点：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乃可成婚。关于成婚年龄在法令中也有阐述。《通典》唐太宗贞观诏曰：男年二十女年十五以上，并须申以婚媾。明太祖洪武元年制曰男年满十六女年满十四以上并听婚娶。

3、不得重婚。该条规定的目的在于防止停妻再娶。而且一夫多妾，与一妻多夫，都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传统的一夫一妻源于儒家观念，一夫一妻制是对于名分来讲的，并非婚配人数。明清法律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更正”，妻妾名分与尊卑有序是法律的重点保护对象。对重婚的禁止和约束，是法律的进步，亦是社会和文明的进步。

4、区分近亲界限。该条的主要规定了近亲的界限。在法定亲属范围内，外亲或妻亲中的旁系亲辈分相同者不属于禁止结合的范围。实际上对于禁止血缘近亲结婚，已经有同宗不得结婚的规定，而且不论支派远近，凡属同宗都属于严禁结婚的范围。本条具体而言是指在本法所规定的亲属之外，与因离婚而解除亲属关系的人，仍不许其结为婚姻。“亲属妻妾，即使被出及已改嫁也不得为婚”，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

5、排除者婚姻。法律馆对于该项规定的说法是：女子通奸后又离婚的，不得再次结婚，是为了警戒女子应当重贞洁，知廉耻，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防止邪之风的滋生。但该条规定并未逃出男女不同的窠臼，仍是对于男性宽宥，对于女性严苛，体现的是对男女同一行为的不同结果和不同的法律责任。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结婚年龄，鼓励晚婚晚育，禁止结婚以及婚姻无效的情形。这些规定是表述了我国当今法律的婚姻缔结实质条件，凸显了更多的理性和人道主义色彩，更加注重人性和自由的解放。

我国人道主义的主要思想是以社会为本，强调整个社会的利益、秩序、尊严和全体社会成员的幸福，注重人作为人的特点，强调人道与禽兽之道的区别，因此自我约束重于个人的放纵。人道主义是源远流长而又永远常新的道德原则，在当今社会，乃至整个世界范围依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意义，婚姻制度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项制度，当然要遵守人道主义的思想，追求自由和平等。

三、正确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

为了保证社会的和谐和统一，儒家的思想家们不断丰富着我们的传统文化，孔孟之道，在汉展成为“三纲五常”，用伦理纲常原则教化百姓，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统一。

但传统的婚姻缔结制度也存在其弊端，父母之命的约束，成就了梁祝的凄美故事。类似的，《红楼梦》中前世的“木石前盟”终究抵不过约束下的“金玉良缘”，一个在对方的洞房花烛夜时含泪而逝；一个最终选择了青灯古寺，不再纠缠人世的红尘纷扰。任何原则一旦被绝对化，势必违背他的初衷。在当代法治社会，婚姻自由是我国《宪法》和《婚姻法》确认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最大限度地扩大人们按照自己意愿行事的环境制约自由是公正的法律赋予人类真正伟大的善事。马克思说，法律不是与自由相背离的东西，更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唯美画面，才应该是婚姻结合最适合最完美的意境。

《后汉书》记：“庞公居岘山之南，未尝入城府，夫妻相敬如宾。”形容夫妻互相尊敬，象对待宾客一样。这便是平等在生活中的体现。只有婚姻缔结是存在平等，婚后的生活中夫妻两人更有可能平等相待，家庭才会和睦，家和万事兴。平等的权利是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我国《婚姻法》中的各项具体制度都是以平等原则为立法宗旨的。男方女方在结婚离婚问题上平等，姓名权，社会权，财产权，继承权，扶养义务，教育义务，计划生育义务等，都是平等的。法条中的平等是形式上的，要实现真正的平等是一项长期的工程，离不开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

从民族利益出发，在21世纪重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一直都是我们传承文化所秉承的理念。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力量，现代法治是我们民族的重大飞跃，传统文化为现代法治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动力和支持，现代法治的实现将会更广的传播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让每一个国人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能感受到传统文化和现代法治的存在。（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参考文献：

[1] 曹贤信著，《亲属法的伦理性及其限度研究》[M].群众出版社，2012年版；

篇8

 

一、经济法理念与全会精神不谋而合

 

经济法所倡导公平正义、平衡协调、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与依法治国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契合，即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经济法中的公平正义,是指社会整体的公平正义，这种公平观念包括了竞争环境的公平、社会分配的公平和社会结果的公平,即经济法确保各市场主体有一个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展开竞争,保障社会的公平分配以期达到结果的公平。经济法的平衡协调，是指经济法的立法和执法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来协调经济利益关系，以促进实现社会整体目标与个体目标的统一，即其主张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协调。经济法的以人为本，是指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提髙人们的生活水平、促进人们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公平正义、平衡协调理念归根结底还是要回归人自身，只有这些理念与人的发展结合起来，才能有其存在价值。具体到税收法律制度，其公平正义体现在置能课税、税负公平合理，通过税收实现社会收人的再分配功能，追求结果上的实质正义;其平衡协调体现在通过税收这一宏观调控手段实现纳税主体之间、地域之间的平衡协调，兼顾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协调统一，让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理念贯穿于税收法律制度的始终。

 

二、深化改革税收法律制度发展

 

(一)税收基本法的制定

 

税收基本法是税收的一般性规范，是税法领域内的“宪法性法律”，它用以统领、约束、指导、协调各单行税法、法规，具有仅次于宪法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它通常对税收的基本制度做出规定，对税收的共同问题进行规范，主要规定税收的立法原则、税务管理机构及其权利与义务、税收立法及管理权限、纳税人的权利与义务等。税收基本法是税法体系的重要法律，税收基本法处于主导统领地位，是税法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税收基本法坚持公平原则、权利与义务相统一原则和概括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原则。具体来说，税收基本法作为税收法律制度的统领性规范，其必应彰显税收法律的税负公平原则，同等条件同等对待，不同条件区别对待;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既要规定纳税人在纳税过程中所享有的诚实推定权、信息保密权等各种权利，同时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

 

现阶段，税收基本法的制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制定税收基本法是税收法治的需要。从税收法治的内涵来看，必须要有法可依，无法可依也就无从谈及法治。要做到有法可依，必须要建立税收法律体系，其中税收基本法又处于核心地位，畏其他税收法律的“母法”。依法治国，推进税收法治，必然需要完善我国的税法体系。其次，制定税收基本法是构筑现代税法体系的内在要求。虽然我国已制定《税收征收管理法》，各单行税种也以法律或行政法规的形式分别加以规定，但完整的税收法律体系仍未形成。另外,为了弥补单行税法的不稳定、不完整，完善税收法律体系，更好的维护税法的系统性、稳定性和规范性，充分发挥税法的功能，实现依法治税，需要制定一部税收基本法，对其他各单行税收法律、法规发挥统领、指导和制约作用，最终建立一个以税收基本法为统帅、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并驾齐驱的税收体系。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征收管理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税收程序法，它以规范税收征纳程序、保障纳税人权利为立法宗旨，并通过税收法定和正当程序两项法律原则的支撑来促进立法宗旨的实现。税收法定主要包括课税要素法定、课税要素明确和征税程序合法三个层面的内容,《税收征收管理法》所指向的主要是征税程序合法。《税收征收管理法》作为程序法,正当程序理念价值维度的充分表达是其实现税收正义无法替代的方式。税收征管的制度化表达应遵循正当程序理念，这种导向性的作用不仅为税务机关行使征管权设定了基本界限，而且为纳税人提供了权益表达渠道。在对将使某一税收程序主体的权益受到影响的税收程序活动进行评价时，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其结果的有效性和正当性,而且应当考虑征税决定的作出过程，考察程序本身是否符合程序正义的最基本要求。

 

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仍存在许多问题，例如，整个条文修改幅度过小，忽视了税收征管理念的提升，保留了许多保守与落后的成分。当前形势下，为深化改革、促进发展，我们应该摒弃传统“管理法”之定位，而导向以纳税人为中心的“治理法”、”服务法”的基本定位。虽然民主与法治首先表现在形式上，但彤式也是走向实质的必然之路。在形式的制约下，普通民众的权利越来越丰富，在社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因此，在具体制度的设计上，对纳税人权利应该妥加考量，特别是要增设纳税人诚实推定权、纳税信息保密权等具体权利。当然，基于税收征纳平衡之考量，在立法宗旨中强调“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同时，也要倡导纳税人的“纳税遵从”。通过国家征管权与纳税人基本权的合理配置，协调国家税收利益与纳税人基本利益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国家征管权与纳税人基本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平衡。

 

(三)营业税弊端需要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

 

我国营业税这一税种产生于上世纪的分税制改革，是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权妥协的产物。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它的产生有力地推进了我国分税制改革的进程，同时也增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人，极大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然而，营业税的全额征税模式这一弊端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打击我国企业发展的积极性，阻碍了企业发展与进步。肇始于2012年的“营改增”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正逐步地扩展到各个服务行业营改增”打破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顺应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营改增”的顺利实施必将迎来我国经济的再次腾飞。“营改增”也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税制调整或税制改革举措。它所产生的效应,不仅可以跨越税制改革领域而延伸至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且可以跨越宏观经济运行层面而延伸至财税体制改革领域，并通过财税体制改革牵动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在内的全面改革。因此，在我国深化税收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加快推进“营改增”步伐正是迎合了我国深化改革、推动发展的大势。

 

(四)税制结构亟需调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如果存在完全竞争市场，那么市场配置资源便能达到最佳状态。然而，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导致市场配置资源不可能达到最佳状态，这就要求政府配置资源。具体来说，就是政府综合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政府配置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财政配置。其中一个童要方面就是通过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即通过科学的税制模式、税收优惠等方式调节级差收人，促进收人的公平分配。然而，)我国现阶段以商品税为主、所得税为辅的税制模式却约束了税收的公平调节功能，从而不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商品税因其具有累退性,违背公平原则，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十分有限。具体来说，它包括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营业税的全额征税本来就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并且，现阶段如火如荼进行的“营改增”也充分说明了营业税全额征税的弊端;消费税形式上消费数量越大、税负越重，消费数量越小、税负越轻，符合公平课税原则，但个人收人的髙低与消费品的数量多寡并不是成比例的，因此，实质上也是不公平的。而所得税对于促进公平的作用较大，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实行超额累进税率，真正符合“量能负担、公平税负”的原则，因此它也成为调节收人分配，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税种。但是，我国当前的税制结构中个人所得税所占比重较低，这极大限制了个人所得税发挥其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功能。因此，应当调整税制结构,提髙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重，特别是个税的比重，以强化税收对我国收人分配的调节力度。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不仅契合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而且有利于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税制结构的调整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五)推进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改革

 

我国现阶段个人所得税分类征收制的税制模式阻碍了对收人进行公平调节的目的。从世界范围来看，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包括三种:分类征收制、综合征收制和混合征收制。分类征收制，即我国所采取的模式，是指将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项目，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进行征税。这种方式能够充分体现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但是,对纳税人整体所得把握的不一定全面，容易导致实际税负的不公平。综合征收制，是指对纳税人全年的各项所得加以汇总，就其总额进行征税。这种方式从收人角度体现了税收公平的原则，但不能针对不同收人进行调节，并且不能充分体现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混合征收制综合了上述两种税制模式，是指对纳税人不同来源、性质的所得先分别按照不同的税率征税，然后将全年的各项所得进行忙总征税。这样一来,既可以实现税收的政策性调节功能，又可以体现税收公平原则，发挥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功能。因此，在我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应当推进我国个税的税制模式改革，由分类征收制逐步过渡到混合征收制，以充分发挥个税在收人分配中的调节作用，促进社会实质公平的实现，为我国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经济法发展之展望

篇9

其一，法治缺乏应有权威，一些法律形同虚设，法律实施效果差。全社会的法律意识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法治观念有待加强，一些领导干部的素质、能力和作风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不适应。法律实施与立法发展不协调，在提高立法质量的同时如何进一步解决法律实施实效问题已成为我国法治建设的主要矛盾。

其二，立法的公正性、民主性、科学性还有欠缺，立法结构不够合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影响甚至主导立法过程，“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仍未消除，一些明显带有部门或集团利益痕迹的立法，把畸形的利益格局或权力关系合法化，“立法扩权卸责”、“立法不公”影响了法治的权威和公众对法律的信心。

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重大决策还没有实现有机统一，立法进程与改革发展进程还不完全适应，片面强调用立法巩固改革发展成果，不注意在法治的轨道内进行改革、推进发展，用政策取代法律、违法改革等现象时有发生，既影响改革方案的民主性、科学性，也影响法治的权威。

立法的修改和废止工作不及时，一些立法落后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大多制定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初期，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立法者对于市场经济的规律要求的认识尚不深刻，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这就导致一些立法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或者不符合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

立法结构不够合理。我国的经济立法速度很快，但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环境资源保护和财政税收等方面的立法明显滞后。法律部门之间、每个法律部门内部不同立法之间的科学性、协调性不足， 存在法律冲突现象。

其三， 司法权的地方化、功利化、行政化问题较为突出， 外部干预司法的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司法不公， 司法领域中存在的腐败问题， 打官司难、执行难、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问题仍然存在， 影响了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制约了司法在维护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作用的充分发挥。

其四，在行政执法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依然存在。法律生效后往往还要靠上级机关层层动员、发文件才能实施，没有行政指令即便有法定职责也不执法，有了行政指令就大搞“集中整治”、突击执法、运动式执法，不该管的要管，不该罚的也要罚，执法活动缺乏应有的一致性和公正性。“ 自费”执法现象仍然存在，由于根据罚没款确定拨款数额导致“收支两条线”的规定流于形式，一些部门受利益驱动，以违法养执法、以执法护违法，加剧了社会上的违法和失序现象。在行政执法后果方面，不论执法是否到位，执法部门都不承担责任，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甚至执法状况越差，导致问题越多，反而更有可能得到升格、增编、扩权的机会。

其五，法律监督的体制、机制不健全，监督手段和措施不完善，监督效力不强。监督渠道很多，但效果不尽如人意。纠纷解决渠道不够通畅，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实效性不足。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崇尚法治和实行法治的时代。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民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社会。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进入一个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中国的依法治国已进入一个“全面落实”和“加快建设”的阶段，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一个崇尚法治和实行法治的时代。未来中国法治建设，应当顺应法治时代到来这个大趋势，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头十年，“法学幼稚”、法学界基本上交了一张白卷的话，那么今天，法治时代呼唤法学家、法律人必须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以及法治国家建设交出一张合格的答卷，法治时代要求法律和制度在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和科学发展过程中发挥更大的引导和保障作用。法学界、法律界应当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尤其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施以来的基本经验，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把握机遇，立足国情，充分发挥法学界在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库”作用，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新局面做出新贡献。

其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以后，我们要切实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努力从制度上消除部门立法的弊端，稳定立法数量，提高立法质量，完善立法程序，改进立法技术，优化立法结构，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首先，应当完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国家组织机构设置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完善维护社会公平，加强社会管理、社会保障和公共事业方面的法律制度；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税收调节、公共财政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完善各个法律部门、起支架作用的法律、实施性法规规章、立法技术。其次，应当提高立法透明度，扩大公众的立法参与，建立立法机关评估、执法机关评估、专家学者评估、社会公众评估相结合的立法评估机制，适时完善、修改相关法律法规，确保立法的适应性。

第三，在改革和完善立法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宪法法律实施，把解决宪法法律有效实施问题作为下一步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使宪法法律实施与法律制定协调发展，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和权威。

第四，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使行政机关真正成为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廉洁高效为民服务的“人民政府”。

篇10

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都不是法律的唯一或全部,而只是整个法律秩序中的一部分,在国家法之外,还有各种各样其他类型的法律,它们不但填补了国家法遗留的空隙,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除国家法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地方习惯法。

一、地方习惯法的存在及社会作用

习惯法,“是指经国家承认,具有法律效力的社会习惯”。这是传统法学理论对习惯法的阐释。对习惯法进行深入的考察时,我们会发现,习惯法包含了许多人们通常所说的习俗和惯例。根据法社会学的一般立场,仁先生认为,所谓习惯法是国家和社会认可的,对他人有影响力,并由公共权利保证实施和实现的习惯。习惯法和习惯的区别并不一定是国家的认可,而主要体现在于习惯法是在一定范围内为众多的社会群体所认可与遵循,是一种一般性调整,在发生纠纷时由中立的第三者裁断,并有权威化的物质强制力。调节社会关系的主要工具,是国家的法律。但是法律调节的范围毕竟有限,它更重宏观,而不可能事无巨细,处处都做出规定。村规民约或家法族规是家族或其他群体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在各自范围内调整各种社会关系,一般由族长或德高望重的老者处理纠纷,并由各种被默认的处罚方式作为强制本文由收集整理基础;依据上述区分的标准可知其是法社会学里所理解的习惯法。另外,在《论明清的家法族规》一章中,刘广安教授也认为,“家族关系是传统中国的基本社会关系。家法族规相对国家制定法来说,属于民间习惯法的范畴。”至于习惯法的实施情况。“在国家产生以前,主要是由社会舆论、氏族首领的威望等社会强制力来保障其实施。在氏族社会末期,法庭与诉讼已经成为保证原始习惯法实施的手段。”②“从整体看,随着国家法的产生,习惯法逐渐向成文法过渡,国家强制力也逐渐成为保障法律施行的重要工具,但民间习惯法依然主要靠社会舆论、民间组织等社会强制力保障其实施。”③

在清代,从中央政府到地方官府都要利用家法族规来作为对国法的补充,对家法族规中与国法不符的内容多取宽容的态度。“在一千多年间,相符与互补是家法族规与国法关系的主要方面,而差异与冲突是两者关系的次要方面。”④从整体看,国家制定法和地方习惯法的互补互用,对于调整民事法律纠纷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幅员辽阔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之间都流行着各自的习惯。这些习惯与国家制定法共同构成了多样性的民事法律渊源,供司法官在判决民事纠纷时选用。有法律者依法律,无法律者依习惯。但所选用的习惯不得与制定法的原则、精神相违背.中国古代虽然没有制定出一部集中的民法典,但都有效地调整了民事法律关系,是和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互补互用分不开的。

二、地方习惯法与国家法的整合

伯尔曼先生曾说:“法律既是从整个社会的结构和习惯自下而上发展而来,又是从社会的统治者们的政策和价值中自上而下移动。法律有助于以上两者的整合。”⑤依此观点,笔者认为在乡土农村,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矛盾不是一个简单吞并、改造和挤压、平均的过程,即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的存在与限定,不能理解为把国家法简单地向乡土农村进行无限扩展与单项控制。也不能理解为把国家法简单地抛离乡土社会,无情消灭与压制地方习惯法,当然更不能将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进行地理上的疆界划分,强调两者在价值上和功能上的平起平坐。因为这样做有可能造成国家法治资源与农村法治资源,特别是本土法治资源之间的对抗与紧张,正确的方法是要对国家法与地方习惯法进行必要的互动与整合。从整个的趋势和宏观角度讲,地方习惯法向国家法的转换应是必然的事。因为一方面,依法治国已成为中国的治国方略,统一市场的冲击和国家集权主义的要求都会挤压着地方习惯法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地方习惯法的非正式性和分散性造成了人们遵守与不遵守的随意,增加了实施的混乱和交易成本增加的难度,因而民间法也有正规化的必要,建立理性化、制度化、统一化的制度安排,才真正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地方习惯法无法与国家法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