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在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的重点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

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就要进行上层建筑改革。纵观我国改革的路程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就会引起新一轮行政体制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职能和功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占据首要位置。政治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和管理。政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促进，不能分割。两者要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要协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滞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两者改革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因为，只有两者的改革关系相适应，并进行不断的改革，才能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为什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解决两者的矛盾依赖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并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混乱的经济秩序、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等，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市场经济活而不乱，充满生机。第三，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1.坚持目标模式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去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进行创造性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2.确保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状的协调

现阶段，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掌握，分析两者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并分析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在哪些方面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商讨改革的方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3.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要协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而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确保改革步骤的协调，任何一方都能严重滞后于另一方，保持动态中的协调发展，但并不是绝对的平衡推进，要正确把握保持协调、平衡的度。政治体制在改革的某方面，变动更大，时间更长，因此，要合理把握两者改革的协调性，做好各项改革的方案，并进行排列组合，以确保改革顺利完成。

4.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消除腐败的措施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民的怨气，要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要想实现这一切，必须加强两者改革的协调性。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改革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形成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动力，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促进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篇2

  一、基本经验

  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  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  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  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  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  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  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  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  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  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  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4、  渐进式改革的累积成本或后摊成本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易到难，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这实际上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所导致的。渐进式改革强调在不改变宪法、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改革。从另一角度来看，制度的适应性总是有限的，任何一种制度只能适应特定的环境，而且这种适应也只能够在短期内适应，可以说适应是相对的，而不完全适应是绝对的。例如，价格双轨制是渐进式改革的最主要表现之一，但是价格双轨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则可以看作是渐进式改革的累计成本；在旧体制外生长出新体制，旧体制的改革则逐步进行，这种渐进性确实既依靠新体制的外力推动旧体制变革，又不至于使因旧体制的突然崩溃而导致巨大的社会震荡。但是，它却产生了新旧体制之间的摩擦和摩擦成本，而且，对旧体制内公有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境况相对恶化，导致旧体制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目前国有企业的效益不断下降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国有企业大量下岗职工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渐进式改革的后摊成本越来越大，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巨大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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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产权制度改革和产权关系调整为核心和主线。

改革者也许并没有意识到最初的，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改革就是产权改革，当时也没有产权理论作为指导。但是，这场改革实质上就是权利关系的调整。这种选择也许是制度变迁的内在力量的推动和人们的本能选择。无论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的改革，或者二者相关的改革，都是以责权利关系及其制度的调整为核心和主线。农村的改革主要包括：度的推行，农产品流通体制改革，乡镇企业的建立、发展和改革，在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的股份合作制改革，农业产业化等。考察这一过程，我们发现每一步改革的实质都是“产权制度改革”或“产权关系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因为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租赁经营责任制、股份制等改革，本质上都是调整企业和政府的产权关系。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实质也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责权利的界定和调整。

2、以旧制度最薄弱或新制度需求最强烈的环节——农业制度为突破口。

从总体上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早是从农村的土地产权制度和生产组织制度开始的。为什么制度变迁首先发生在农村？我们认为这是适应客观需要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价格剪刀差以及户籍管理制度，使农民蒙受了巨大的利益损失。政社合一的制度名为集体经济，实为变相的国营经济。与城市的集体和国营经济不同的是，国家对农村的集体经济基本上“管而不包”。这样农村改革的机会成本很低，农村对新制度的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因此，农村相对于城市而言，旧的制度更容易打破，新的制度更容易产生，自发的制度变迁发生之后，更能够得到政府的迅速认可和支持。

3、允许旧体制外生产新体制，即体制增量调整与体制存量调整并行，而且以前者促进后者。

中国的经济体制，在旧体制的根本性变革难度较大的情况下，确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增量改革、体制外突破来改革经济体制的结构和促进或倒逼旧体制的变革，这是渐进式改革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之一，应该予以充分肯定。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和经济的持续增长靠的就是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无论体制改革还是经济增长，都是“两条腿”走路。公有制经济（包括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的体制，一直都在改革，甚至比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要早。对集体农业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改革，包括对土地制度的改革，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了。而且，在强调体制外改革的积极作用的同时，决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与非国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这固然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是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直接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社会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过程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导向的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国有经济实际上也为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承担着成本。我们假设：国有经济体制一开始就彻底变革，那么，非公有制经济能否发展到现在的水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否顺利？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要改变。

4、包括政府在内的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政府扮演重要角色。

中国经济体制变迁过程中的初始主体可能存在比较大的差别，但是在制度的设计和变迁过程中，是多元主体联合创新体制，并不断进行着角色的转换。其中，政府作为多元主体中的一员在体制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农村改革为例。前面已经分析，农村经济体制变迁包括许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是、股份合作制和与农业产业化相适应的正在进行的制度创新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主体扮演不同角色，起着不同作用，不同阶段的角色及其作用又是有所变化的。政府虽然不是在每一项改革或改革的每一个环节上都充当主角或领域者，但是，它作为重要的制度变迁主体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家庭承包责任制作为制度创新在很短时间里向全国推广，则属于新制度的扩散。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是最重要的主体。它对的认可、支持极大地打消了广大农民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顾虑，使新制度以尽快的速度扩散。当然，最基本、最重要的事实是：这一变革除了触犯了少数人的既得利益外，于农民、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于城市居民都是有益的，基本上属于帕雷托改进，所在大家都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支持改革的。

家庭联产责任制也有局限性。还是农民自己在实践中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自然地创造了一种扬弃、适应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的制度形式——股份合作制。毫无疑问，广大农民自己是主角，他们是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认可、顺应、引导。

随着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创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又拉开了帷幕。农民现在已经意识到家庭小规模经营对他们的种种不利。因此，农民们自己又在探索，他们仍然是创新的主角。

乡镇企业的发展既是中国农村的产业革命，又导致了整个农村经济体制的重要创新——可以与农业中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相提并论的制度创新。这一创新有一个过程，在过程的不同阶段，创新的不同主体及其相互关系是有所变化的。几乎在家庭承包制刚刚全面实施的同时，“社队企业”开始实行承包制，即由公社、大队包给一些“能人”。这些“能人”都是农民，是农民中的“基层干部”或原来就是“社队企业”的经营者。第一步制度创新，是由“基层干部”唱主角，集体代表——公社、大队、生产队及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广大农民共同参与的，几乎没有反对的主体，因为它对任何一个群体或阶层或国家，都是有益无害的。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显然支持，但不是创新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不是主角。

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有些大胆的农民开始投资办企业了。有些单独办、家庭办，有些是农户合伙办，这就使乡镇企业自身的组织也出现了新形式——家庭企业和合伙企业。非公有的乡镇企业取得了超常发展。农民自己仍然是创新的主角。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起了一个“放”或“允许”的作用，即所谓“给政策”，例如国务院1984年的4号文件认可、允许个体或联合投资。当然，“放”本身也是一种对创新的“参与”，它与阻挠或观望是不同的，与一般的“支持”也不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也是这一制度创新的重要主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进行了更深层次的体制创新，目标是与现代市场经济接轨。最大的特点就是政府特别是县以上的政府基本上退出了“制度创新主体”行列。因为经过第

一、二步政府“放”以后，乡镇企业走上了自我发展、自我创新的道路。在政府跟乡镇企业没有产权关系，乡镇企业也不再需要政府“放”什么权、给什么政策的情况下，政府面对乡镇企业的制度创新，就显得没有什么可为了。进入9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从合伙制到股份合作制，甚至有些向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集团化的演变，都是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投资者和广大农民自己的事情，他们顺应市场、产业变化的需要，很自然地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产权关系和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创新。这是由他们的产权及由此决定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关系决定的，他们有产权，从而有谈判实力，能够左右制度变迁的方向，而且也必须左右，以维护其产权收益。

国有企业至今为止的制度创新，尽管地方政府、企业及企业员工等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或作用在变化，但是中央政府除了创新初期很短时期外，一直都是创新的主角，一直都是它主导，它决定创新的方向和方式，并组织试点和推广。

5、从制度变迁的规律和中国实际出发，选择渐进式改革的方式或道路。

对于体制转轨，理论上存在多种途径或方式。在实践中，也有多种方式，人们把20世纪开始、持续至今还没有完成的许多国家的改革，大体上划分为两种方式：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或“休克式疗法”。从改革的效果来看，比较多的人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更加成功。主要标志是，在市场化改革推进过程中，经济快速发展，连续20年经济平均以近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物价上涨率限制在公众可以承受的范围内，从1979年至1999年，社会零售物价上涨率平均为6.6％（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从1985年至1999年平均为8.9％），没有到两位数，从而没有危及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张卓元，2000）。由于经济快速发展，物价上涨率总的来说处于居民可承受的范围内，全国人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普遍有较大提高，得到改革的实惠。

所谓渐进式改革是指在根本经济制度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限制或阻碍经济发展的经济体制进行逐渐地改革。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许多方面：从农村改革开始，然后扩展到城市；先着力发展比较适应市场经济的非国有制经济，而后重点推进国有经济的改革；先发展商品市场，然后着重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价格改革先调后放，调放结合，并逐步同国际市场价格相联系；生产、流通、价格等都出现计划内外双轨制，然后向市场单轨制过渡；经济特区、沿海城市改革开放先行一步，逐步向内地推开，实现全方位开放等等。在改革推进的方法上，也是这样。先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然后随着经验的积累，逐步实行相互协调、相互配套的整体推进；还有是先易后难，先改革那些比较容易改的领域，最后搞攻坚战——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着密切关系。由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牵涉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社会成员的就业与福利保障，所以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中最为复杂、最为困难的改革。为了保持社会稳定，避免对企业的迅速改革可能导致的生产下降，失去社会大众对制度变迁的支持，同时又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中国企业制度的变迁实际上是通过体制外变迁和体制内发展相结合的道路来推进的。也就是前面分析的“两条腿”走路。

当然，我们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比较成功。但是，它同样有其局限性。而且，我们也不能认为或断定激进式改革就不成功或不能成功。一切有待更长时期的时间去检验。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制度变迁所面临的环境和约束条件不同，改革道路的选择也可能不同。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或教训

1、对收入分配制度和收入分配状况重视不够，造成的后果将是深刻而长期的。

我国在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也在收入分配领域进行着相应的改革，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其他分配方式并存”、“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但是，实际情况是，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1）从基尼系数来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1978年我国人均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3，这说明我国当时属于个人收入差距比较小的国家；而到1995年基尼系数已达到0.445，1998年上升到0.456，不仅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中等合理差距水平，而且超过了美国1990年家庭收入0.43的基尼系数。（2）从城乡收入差距来看，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调查，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率为2.36∶1，1985年为1.72∶1，1999年为2.65∶1；从这三个比值上可以看出，1978年至1999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先缩小后又扩大的趋势。（3）从地区收入差距来看，1980年东部地区职工的收入要低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收入水平最低。大约到1989年前后，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基本持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收入差距逐渐拉开，到1997年东西部地区的职工收入比达到1.4∶1；农村收入差距则从1980年的1.46∶1扩大到1997年的2.5∶1。（4）从行业收入差距来看，据统计，197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是电力、煤气和水生产供应业，职工平均工资为850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社会服务业，职工平均工资为392元，二者绝对差距是458元，相对差距为2.17∶1；到1998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收入为10，633元，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林业，职工年均工资为4，528元，二者绝对差距为6，015元，相对差距扩大到2.35∶1。（5）从社会各个阶层的收入差距来看，据温州的一项调查，在一般的私营企业中，企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21倍，在具有百万资产以上的私营企业中，业主的年收入为一般职工的79倍。而据湖北省统计局、劳动厅、计委联合调查组对湖北省50家停产半停产企业的1258名职工的调查显示，他们的平均月工资只有66元，仅相当于私营企业主月生活费1827.56元的3.6％（韩留富，2001）。

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已经导致了严重而长期的社会经济问题。例如，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虽然有许多种，但是大多数居民收入低、收入分配不合理，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多数居民虽然有强烈的需求冲动，但是没有购买力，无法形成有效需求。收入差距的拉大在短期内难以消除，而且随着我国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政策的实施，这种收入差距还会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

2、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导致经济体制改革有时难以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政治体制改革。但是从现实中可以看出，后者是滞后于前者的。当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才考虑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而且往往是推而不动或大推小动，甚至越改越令人不满意，例如，机构改革，越改越臃肿。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

3、对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互动关系重视不够，技术创新落后于制度创新。

这里所谓的“技术创新”是指直接生产领域的技术发明、创新、运用，不是科学家的实验室或档案柜里的“科研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不断进行，可以说制度创新是明显的。但是，技术创新相对于制度创新是严重滞后的。技术创新滞后于制度创新的后果就是当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效率完全发挥出来之后，经济发展的动力就趋于消失。

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来看，从1978年开始的农民自发改革，到1984年的全面推行，农业技术基本上没有创新，甚至有倒退。即使到现在，农业技术也没有太大的、普遍的进展。国有企业主要强调进行经营管理体制和产权改革，技术领域的改革和创新、设备的更新和改造、员工的技术培训等，都没有明显的进步。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同一个地区的不同企业在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和市场环境下，在制度变迁发生后，虽然在短期内都促进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好转，但是过几年后，却出现了企业效益的明显差异。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技术进步的作用。这也说明了技术创新在制度创新后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当然，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是互动的，技术创新的相对滞后，也与制度有关。说明制度安排对技术创新、推广和运用没有足够的激励。因此，我们应该从技术创新的相对不足反思我们的制度创新——它的不足和不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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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目标是学科教学的基本目标，也是历史有效性教学首先要考虑的基本目标。笔者认为，一堂历史课有没有效，主要的依据还是看是否实现了三维目标，即课本的基础知识是否落实？学习方法是否掌握，学生的能力是否得到提升？学生的情感认识是否得到了升华？下面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为例作具体的探讨。

一、基础的落实与知识的运用

基础知识的落实主要包括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理解和灵活运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要求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以下基础知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成就。为了落实基础知识，我作了以下尝试：

1．课前质疑。学生在一堂课上不可能时时刻刻集中精力，特别是对于高一的学生来说，历史课本他们都能看懂，上课就容易开小差。课前指导学生预习，质疑课本，提出问题。在课堂上，当老师讲到学生不理解的地方，他们就会集中精力，从而提高学生听课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2．对基础知识的理解。课文中涉及了经济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等较为抽象的概念，教师可以先对这些概念进行解释，然后要求学生根据经济体制的含义发现农村和城市原有经济体制的各种弊端；根据经济体制改革的含义解决农村和的主要内容，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有效理解。

3．对基础知识的归纳整理。课后让学生填提纲，形成完善的知识系统。提纲的结构分四个方面：改革开放之因、改革开放之策、改革开放之果和改革开放之续。通过对提纲的填写，不仅有利于学生巩固基础知识，还有利于形成本课的知识体系。

4．对基础知识的灵活运用。通过实战会考和高考的相关试题，可以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有效检测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

二、方法的掌握与能力的提升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一课的教学过程中，我力争让学生掌握以下学习方法，有效提升以下能力：

1．社会实践的方法和能力。为了加深学生对改革开放历史的认识，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充分开发和利用地方历史，在讲课前，我把研究对象定格在广西玉林市，分别选取玉林新农村试点村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让附近学生针对上述三个问题开展广泛的实地调查研究，掌握实地调查的方法，有效锻炼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

2．观察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能力。在讲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格局时，我把学生调查到的有关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整理成三则材料，让学生以经济学家的眼光，用医生的诊断方法，分别为改革开放前的玉林太阳村、玉柴集团和玉林对外交往情况写一份诊断书。

3．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考虑到学生对医生的诊断方法不熟悉和不理解，我让学生“会诊”，这样，有利于培养学生合作学习和探究的能力。

三、认识的提高与情感的升华

简单地说，要完成情感认识的升华与知识传授相结合，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着手。首先，以知识激起情感，形成学生的外部情感体验。其次，以学生情感体验为基础，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做出价值的判断，形成相应的价值倾向，表现出肯定或否定的态度，并在情感上确信其价值的存在。最后通过情感和知识相互交融来达到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在教学的过程中，笔者力争通过课堂教学，有效提高和升华学生以下的情感认识：

1．物质提高的享受。课前通过“结婚三大件”的变迁让学生充分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人民物质生活提高的享受。

2．政治民主的享受。通过对农村和原因及结果的教学，使学生认识到：旧的经济体制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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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体制作为行政体制的重要构成要素。伴随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的财政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运行秩序逐步适应。强调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日益成为改革的重要目标。同时，我国的财政体制也存在很多问题，深化改革成为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我国财政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1.财政预算

首先，我国预算编制方法上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缺少统一政府收支，导致大量财政性资金运行在预算体系之外。其次，财政预算报告编制粗糙、财政预算执行工作透明度不高，导致有关部门和人员在资金分配和使用自由裁量权过大，人大不能完全发挥其监督作用

2. 财政收入

首先，财政缺乏对初次分配的调节手段，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急需研究解决的问题。其次，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存在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的现象，严重影响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

3.财政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依旧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和改善的过程中，受到传统计划经济财政支出结构的基本框架的很大约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一方面，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不规范，使得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应当由财政供给进行调整时，政府难以进行有效的保障和干预；另一方面，财政支出结构存在很多不合理的地方。表现为，经济支出偏高，财政负担过重，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由市场本身负担的所有支出归为自身职责，导致在财政支出上为经济建设支出费用一直居高不下，从而造成了财政职能的错位和市场经济建设对财政的过度依赖。其次，行政管理支出逐年上升，增长速度甚至高于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导致政府运行成本和行政支出比重过高，对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的步伐产生不利的影响。再者，我国的国防费用明显偏低。 中国国防支出的总体水平无论在世界上还是国防费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都很低。导致难以满足我国军队建设的需要，影响我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速度。同样，社会保障支出、科教文卫事业和农业支出虽然有一定增长，但仍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

4.财政监督

首先，对财政监督工作认识不足，财政监督工作总是滞后于财政管理工作，导致财政监督工作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理解。其次，财政监督手段过于单一，我国的财政监督至今尚未建立一套对财政资金分配和经济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管的科学机制，财政监督的作用远远没有达到期望水平。再者，财政监督执行活动不到位，降低了财政监督的效力。执法不严，惩治力度不够的现象普遍存在。最后，财政监督法律法规不健全。当前我国现存的财经法规制度不够集中，部分财经法规政策的出台与经济的发展不相适应。同时，财政监督存在分工不明、职能交叉现象。内在分工的明确性和协调性差，导致工作效率较低，难以从整体上发挥财政监督应有的作用。

三、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及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也是有效引领新常态的突破口。在新常态下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抓住经济体制改革的这个核心问题，切实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的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维护市场秩序

政府维护市场秩序，主要是着力维系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供求交换关系和生产者特别是同行业领域内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这两类关系的平衡。具体来说，就是需要促进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保障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实现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建设现代市场体系，进行权责明确、公平公正、透明高效、法治保障的市场监管。

2.提供公共产品

公共产品或服务的特点是，每个人独立消费这种产品或服务但不会减少别人对该种产品或服务消费的。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必备条件，承担组织和保障这些公共产品或服务有效供给职能的只能是政府。

3.对收入分配的调节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在合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政府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工具参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使得??民收入在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以及社会成员之间合理分配，以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目的，从而体现社会公平。在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政府应对初次分配领域和再分配领域同时发挥调控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再分配领域，着眼于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同时加大对低收入人群的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保障水平差距，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4.调控宏观经济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需要发挥宏观调控作用的原因有4个方面：一是政府进行干预，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手段调节社会消费和投资，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趋于平衡，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二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促使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和社会总体利益协调平衡。三是政府通过适当的调控措施对市场失灵状态进行矫正。四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减少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可以使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逐步吻合。

四、如何深化改革

当前，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需要积极适应发展新常态，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依靠全面深化改革，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和发挥好政府作用作为突破口，在推进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中高速增长。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宏观调控方式，同时也要适度扩大总需求。加速深化国企改革，从而更好地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改革在我国财政体制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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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关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的分析方法。在制度变迁中，由于存在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即在制度选择过程中，初始选择对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相当强的影响力和制约力，人们一旦确定了一种选择，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性，这种选择本身也具有发展的惯性，具有自我积累放大效应，从而不断强化这种初始选泽。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这一基本理论出发，来探讨我国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的惯性特征。

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分析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20年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性，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为了改变这一现状，提高中央政府的财力，通过1994年的改革，使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获得大幅度的提高。但是从1996年起地方组织的财政收入的增长比例大于中央政府收入的比例，已经出现地方财政收入比例大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如果照此势头发展下去，中央本级的财力下降，而影响到改革的进一步推行时，新一轮的调整就势在必行，这种调整包括对地方税种的调整和地方收入的基数或者增收的比例的调整。因此，在经济转型完成之前，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权和分权，没有随着经济形式的发展而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的情形下，中央政府的最后决定权将会加强和强化。由于地方税制是中央政府授予地方政府使用的筹集地方财政收入的制度安排，因此，地方税制改革必然要反映出中央政府的这种路径依赖特征，从而使得具有收入最大化动机的地方政府，就有着隐瞒收入的真实水平，并倾向于将财力和物力集中在地方政府可以支配和控制的强烈动机。

（二）地方税制改革作为中国财政制度改革的一个内在环节，它也表现出中国财政制度追求收入的路径依赖持征。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必然要反映到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上来。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增长方式的粗放性特征，决定了国家投资所创造出来的效益和财政收入不断萎缩，从而使得财政收入的增长不能满足曰益扩大的财政支出要求。财政收支之间的缺口，有着曰益扩大的趋势，当国家不能有效的履行社会契约所赋予的职能时，其义理性水平就会下降。为了提高或者维持其义理性水平，就迫使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做出自我调整，因而，财政压力是中国经济体制的直接原因(张宇燕、何帆，1998)。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通过计划和财政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这种调整主要是表现在逐步放松对资源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概括的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就是通过对产权规则的调整而达到国民收入增长的新的制度安排过程。在这一改革过程中，由于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变迁，必然要求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做出相应的变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主要是通过将社会资源控制在自己手中而能够直接控制着社会剩余，那么，在放松对社会资源的管制后，社会资源配置将是由分散化和多元化的微观主体来完成的，国家不再完全直接控制社会资源的配置，这就意味着，国家筹措岁入的制度安排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因此，作为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一方面，财政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逻辑起点，通过对财政制度的改革来推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另一方面则又是通过对国家筹措岁入制度的重构而构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然而，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由于财政支出的刚性，另一方面对放松管制后新增的社会财富，由于岁入筹措机制的不完善而不能及时筹集足额的收入以满足国家的需要，财政压力未能得到完全有效的缓解，同时，国家一旦推行改革，维护改革的稳定性和合法性则是国家义理性支持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改革的过程是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过程，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而不至于反对改革或阻挠改革，国家就会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平衡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这又进一步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尽管从长期来看，通过改革会形成经济和财政之间的良性循环，但是，在改革的过渡期内，财政压力则表现得更直接、更明显。现实的财政压力也迫使国家倚重于强调收入的税制。因而，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将会选择那些能筹集收入?畲蠡乃笆罩贫劝才牛绻骋恢炙爸瓢才拍芪掖词杖氲淖畲蠡敲矗谒婧蟮母母镏校庵种贫劝才啪突岬玫角炕5胤剿爸谱魑醒胝谟璧胤匠锎胧杖氲闹贫劝才牛窃诠仪康魇杖氲闹贫劝才疟尘跋拢蚨诤星康魇杖牍δ艿墓咝蕴卣鳌?nbsp;

（三）在放权让利格局下形成的地方收入机制也有着强化的趋势。从地方税制来看，它仅仅是获得中央政府制定的税种的使用权、管理权、征收权，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由于既定的取得收入的形式——即税种的确立、税收制度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当地方政府面对发展的需要而筹集一定的收入的时候，面对“菜单”选择却没有“菜”可选。由于不能创造新的制度和方式，对于地方政府而已，则将既定的和旧体制内所创立的规则在特殊情形下多样化，并且拓展这些规则的边界。这个旧体制内的规则就是预算外的收费制度，地方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各种收费、集资、摊派等多种形式的地方收入机制。对于地方政府的这种行径，中央政府一方面是财力拮据而不能完全满足地方政府的财力要求，而只给予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资源和制度知识信息资源(只给政策、不出钱)，允许地方政府或者基层组织在制度创新中留有一定的活动余地；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依赖于地方政府来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和杜会的稳定发展，从而将改革的风险分散化，来达到风险最小化的目标。只要地方政府在一定的制度和政策空间内，既维护体制改革的稳定和顺利进行，同时地方经济又取得相当的发展，中央政府就会容忍和默认地方政府所从事的制度创新活动。

然而，收费制度一经在地方政府的运用，并经过上级政府的默认，它就有一种自我强化的倾向，这种自我强化的倾向是由地方政府的性质决定的。地方政府作为人，其目标函数与作为委托人的中央政府的目标函数是不同的，中央政府是由中央治国者所控制的，其目标函数是维持其治理国家的长期性和稳定性，而由地方官员控制的地方政府，其目标函数是地方官员的晋级、名誉、声望以及其他的私人利益。这样，地方官员的个人利益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可能一致或者相容，也可能不一致。地方官员通过发展地方经济而获得上级的提拔，这是相一致的地方，而发展地方经济就要求有强大的收入来支持；地方官员通过预算支出追求个人的其他私利，如津贴、住房、豪华的办公用品等，这是不一致的地方。无论是一致，还是不一致，都有着追求收入的动机。

此外，随着中央政府将财权和相应的事权下放给地方政府的同时，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未获得实质性的调整，这样地方政府实质上就相当于一个范围缩小的权力中心，它在职能和职责上与中央政府是重构的。由于收费制度比较简便和运作成本低，能及时为地方政府筹集发展某些项目的经费需要，最为根本的在于收费可以不受中央政府上缴收入的约束，从而保持收入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中。一旦一个地方政府或一个部门使用了收费制度，它就会很快被其他的地方政府或部门迅速学习和模仿，而很快推演开来。同时，收费制度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官员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会逐步成为他们“寻租”的最为合法化的渠道。这也会推动收费制度的进一步强化。

上述分析的路径依赖特征，给地方税制改革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1．由传统的直接控制资源而获得社会剩余的方式，转向通过国家政治权力向微观经济主体征收税负，即通过税收制度来重构国家岁入的转型过程中，强调收入的功能是其内在的要求。然而，由于现实的财政压力使得一旦走上强调收入的制度路径，就有着强化的趋势，从而使得税收制度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社会公平、以及国家对社会经济运行的间接调控缺乏应有的功能和作用。2．中央政府对税种和收入的决定权的强化，一方面，忽视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重构中的内在作用。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中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收入制度需求者，而且，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对制度创新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它是有能力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创造出新的有效的税收制度；另一方面，则导致地方政府的短期化行为，首先，在税制存续的有效期内，为了收入最大化，而可能将某一税种推至极端，而不顾该税种对地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其次，当地方政府预期到中央政府的调整时，可能会通过收取过头税等形式虚增收入来扩大收入的基数；最后，将财源和财力转移至非税收部门，从而为非规范的收入制度提供温床。3．在既定的体制约束下，对?辗阎贫鹊穆肪兑览担沟玫胤秸簿驮嚼丛揭乐厥辗阎贫龋灾劣诜⒄沟铰沂辗选⒙壹省⒙姨傻木车兀夥垂矗蜓现厝怕伊斯宜耆胫贫戎毓沟慕獭M保髦中问降氖辗延旨又亓宋⒐劬弥魈宓母旱＃怕伊俗试磁渲玫男剩泳缌松缁岵还揭蛩兀佣膊焕谏缁嶂饕迨谐【酶母锏纳罨?nbsp;

对地方税制改革路径依赖的思考

上还分析表明，以放权让利为基本特征的第一阶段的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适应性效率已经递减，这是由于制度收益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所决定的。因此，新一轮的制度创新工作就迫在眉睫，作为一种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财政税收制度的制度创新工作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实现的根本性的制度创新问题。值此中央政府提出构建公共财政框架之际，为中国财政税收制度创新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在新一轮的制度创新过程中，要强调地方政府在国家岁入制度创新中的作用，要赋予地方政府有一定的创造新的制度规则的自。因为，首先地方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它同样是新岁入制度的要求者，其次，地方政府作为制度创新的参与者、支持者、协调者、联结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起到的制度创新作用(杨瑞龙，1998；张杰，1998；黄少安，1999)。地方政府同各级微观主体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因而有着更广泛的制度创新信息，从而使得地方政府制订的收入制度规则有着直接的现实性和针对性。从中国制度创新活动的主体来看，它是包括地方政府在内的，因而，地方政府对国家岁入制度的创新活动同样应该构成中国制度创新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而予以确认。

当然，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收入制度创新自，必须以地方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确定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为前提。更进一步，是要根据各级政府提供服务的层次性和受益范围来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在此基础上来确定各级政府的财权，并将各级政府的这种基本关系通过法律框架规范起来，这样，一方面，形成对各级政府的外在约束，而不至于产生单纯追求收入而不顾经济发展的效率等问题，另一方面，有助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权责关系，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格局，打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强化调整与反调整的路径依赖关系，从而也有利于各级政府发挥各自的职能。不仅如此，通过对各级政府事权的范围来确定财权，同样也有利于打破现行各级政府因职能不分而产生的对收入制度的路径依赖，从而使得在国家岁入的重构过程中，发挥出税收制度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以调节社会公平、调控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等功能。

主要参考文献：

1．盛洪张宇燕主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2．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我《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

3．黄少安《制度变迁主体角色转换假说及其对中国制度变革的解释》载《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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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发展演变

改革开放三十年，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性变革时期，也是我国会计制度大变革、大发展的三十年。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作为其中的一部分，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建国初期至1980年，按照计划经济体制要求，我国基本建立了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相适应的会计制度体系。水利事业单位在这一时期实行的是“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机关事业单位预算会计制度，单位收入上缴，支出由财政拨给。这一会计模式为加强水利经济计划管理，促进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以下简称水管单位）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财、物消耗发挥了积极作用。

1980年起，国家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财务管理机制，事业单位逐步从行政单位中剥离出来，实行“全额、差额、自收自支”三种预算管理方式。1981年，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财政部、水利部颁布实施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对水利行业会计制度进行了一次积极探索。

1992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战略目标，随后进行会计法修订和“两则两制”改革。为适应会计改革要求，1994年财政部、水利部又颁布了《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暂行）》，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构建和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尝试，使水管单位会计制度进入日臻完善、不断发展的历史时期。

1996年后，国家预算管理改为“核定收支、定额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形式。特别是从2000年开始，国家按照“公共财政”框架体系，实行部门细化预算管理，制定了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措施，不断加大财政管理力度。在此时期，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没有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及时修订，许多方面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问题。

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发展特点

回顾其发展历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统一会计制度改革紧密联系，主要有如下重要特点。

1、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步骤推行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国家统一会计制度适时进行相应改革，逐步与市场经济接轨。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也随之进行一系列改革，既适应了水管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水管单位经济体制改革进程。

2、为适应行政体制改革而推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改革

1980年以前，水管单位大部分属行政单位，之后从行政单位中剥离出来成为事业单位，从2000年开始又细分为公益性、准公益性、企业三种类型，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先后采取报账制、收付实现制、定额补助、部门预算和《水利工程管理单位会计制度（暂行）》等形式，逐渐推行水管单位的行政体制改革。

3、逐步实现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协调发展

在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家统一会计制度为基础，并结合水管单位实际情况，考虑水利工程特有业务，设置特定会计科目和报表体系，规范具体会计处理方法，逐步实现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接轨和协调发展。

三、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面临的困难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在促进水管单位经济发展，保障水管单位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国家宏观政策不断变化，市场经济不断向前发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也面临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不适应当前发展要求

（1）不适应水管单位多元化发展。随着水管单位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和市场机制日益形成，企事业单位并存，多元化经营成为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多元化经营涉及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经营业务，对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难以适应多元化经营核算管理现状。

（2）不利于行业会计信息比较和分析。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由于很长时间没有修订，许多会计要素没有进一步规范，不同类型水管单位进行会计处理依据的原则、程序、方法各不相同，得出的数据核算口经也不一致，会计信息在水管单位之间会失去可比性，不便于水利业的分析和研究，很难把握资金的合理流向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3）不便于国家宏观管理和监督。财政、审计、税务、水管行政主管等部门，对水管单位实施有效财务监督的主要依据是财务会计信息，不同类型水管单位从自身角度考虑，选择执行会计制度，报送的财务会计信息在格式、内容等方面不符合管理部门要求，从而加大了财务监督难度，影响了财务监督效率。

2、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内容构成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

完整性和系统性是现代会计制度应具备的基本特征，然而我国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涉及内容基本上为常规会计事项，在构成上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缺少现行会计准则的具体规范。近年来，随着会计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及企业会计准则的建立，一些新的会计核算方法，如生物资产、投资性房地产、金融资产等早已为人们所熟悉，在实际中被广泛应用，但是我国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尚无具体规范，内容不完整，水管单位会计人员在处理此类业务时经常力不从心。

（2）缺乏健全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完善的会计核算体系不仅包括国家统一会计规范，而且还包括企业根据经营特点、管理要求制定的内部核算制度和办法。然而，目前许多水管单位只执行国家统一层次的会计规范，没有制定完善的内部核算制度与办法，导致水管单位内部核算制度不健全，出现单位成本不实、账目不清、数据不真等问题。

3、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具体规范不符合现行需要

《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会计改革迈出了关键一步，作为企业化管理的水管单位应逐步按准则要求进行会计核算，保证核算的准确性和信息的可比性。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与企业会计准则相比较，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会计要素反映不全面。水管单位有很大一部分生物资产和投资性房地产，如经济林、鱼产品，出租门店等，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无法计量，而《企业会计准则》却给出了规范的处理方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应将其纳入进来，按规定进行核算，可以保证资产计价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2）会计信息反映不真实。在水管单位固定资产中，水工建筑物比重较大，只要加强日常养护，使用年限会很长，许多单位在计算折旧时随意选择折旧年限，导致折旧费用核算标准不一致，影响了会计利润的准确性。应收账款中的灌溉水费、排涝水费，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及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基本上形成呆账，无法收回，应计提坏账损失。但由于水管单位账面累计亏损巨大，大部分单位没有计提坏账损失，成本核算不准确，虚列资产，致使会计信息不真实。

（3）会计报告编制不规范。水管单位的财务报告是依据现行水管单位的会计制度编制，大部分是水利部门特有报表，报表项目和财务指标设计具有浓厚水利行业特色，与国家统一会计报告规范有很大差异，不能及时满足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及其他部门的信息需求，实现财务信息共享困难。

（4）报表简单汇总不合理。近年来经过单位体制改革，水管单位类型较多，所属单位构成复杂，现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只要求将财务报表简单汇总，没有要求编制合并会计报表，导致会计信息重复，虚增资产和成本，不能真实反映单位资产和负债情况。

4、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严肃性受到损害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作为指导水管单位会计处理的规范，具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各单位均应自觉按规定进行核算和报告。但在执行过程中，水管单位会计制度严肃性受到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执行不力，擅自“各取所需”。一些单位为了自身局部利益在会计处理上“各取所需”，会计人员置水管单位会计制度规定于不顾，完全按领导意图进行会计处理，导致核算不实、数据不真。

（2）执法不严，纵容违规违纪。一些单位虽然在财务检查或审计中查出不少问题，但在处理上大多是“限期纠正”、“下不为例”，对负责人从轻处理或不予处理，纵容违规违纪行为，致使一些单位违规行为屡查屡犯，屡禁不止。

四、完善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的对策

1、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完善水管单位会计制度

（1）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会计核算体系。适时改革原有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简化会计处理程序和处理方法，满足水利行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会计核算需要，使水管单位经营业务按统一规定进行会计处理，提高财务会计信息的综合程度和可比性。

（2）制定和完善特殊业务的会计处理规范。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水管单位在接受国家宏观管理的同时，将更多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对水管单位具有特殊性质资产、经济业务的确认和计价等特点，要制定具体的会计处理规范。

2、按“横向纵向统一”原则构建水管单位会计制度

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在会计确认、计量和列报上要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做到横向与法规统一，不能脱离相关法规要求自定会计处理方法。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尽量做到行业科学化、统一化，充分体现水管单位特点，做到纵向与行业统一，使水管单位会计信息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比性。

3、按水管单位性质分门别类实行不同会计制度

公益性水管单位，如果财政管理实行“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应按财政部门规定实行预算会计制度；准公益性水管单位，应尽量将公益性、经营性活动分开，分别执行水管单位会计制度和企业会计准则，做到分设账簿、分别核算，使两种经营活动的会计信息得到真实反映；企业化水管单位，应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真实、准确核算水管单位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为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提供有益的财务会计信息。

4、强化水管单位会计制度约束和监督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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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成才；就业导向；中职教育；教育质量；改革；办学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极大的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我国整体的教育体制也在全面进行，传统的政府包揽办学以及计划办学的中职教育办学体制也在计划经济体制发展的影响下逐渐发生改变。然而，中职教育办学体制的改革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变革，教育体制的形成不仅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来摸索和探讨，还需要政府的相关政策来进行辅助和指导。为了适应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求，中职教育应该坚持就业为导向的教育体制改革，将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应用型技术人才，让中职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融入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中。

一、我国中职教育在进行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中职教育的办学体制较为落后。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已经取得了深入的改革，而现有的中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步伐相对较慢，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中职教育在办学体制改革上还应进一步加大力度，努力从根本上实现中职教育的办学多元化，根据学生学习以及兴趣爱好的实际情况来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办学主体涉及的责任、权利、利益的问题没有进行很好的解决和落实。造成中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办学主体的责任、权利、利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缺乏对中职教育办学主体的监管，缺乏相关的管理制度，致使中专职业学校在办学中随意改变办学主体，办学管理不受管理控制，对学校的布局不能进行合理安排，极大地浪费了教育资源；第二，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分较高，但非公有制企业的办学责任、权利、利益的问题没有做到真正的落实；第三，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政治体制都发生了一些变化，随之造成行业的主管部门也发生改变，企业对参与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

（3）职业教育的多元化发展受到管理体制的严重制约。管理体制对中职教育多元化体制改革的限制主要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展开分析。首先，从宏观上看，中职教育的管理机构很难与其他教育的各部门形成统筹的教育机构以及同一领导，不能很好地协调好与教育外部的关系；其次，从中观层面上看，在中职教育学校内部的管理不能做到有效统一，多头的管理方向，致使教育系统的内部管理产生混乱，教育系统的内部无法进行良好的沟通和平衡；最后，从微观层面上看，各级职业教育行政部门，有时代替学校对学校的教育行为进行管理，有时可能限制了学校的自主办学。

二、对中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路径的探讨及分析

根据近几年我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对高等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情况的统计显示，每年毕业生人数达到一百万以上，但有一部分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而另一方面，社会上的很多企业在近几年却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企业很难招到实用型的高级技工。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我国职业教育中存在的严重弊端。因此，为实现中职教育的实际价值，必须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来进行中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

最优化的制度变革首先要保证制度变革所需的成本最低。教育部已经根据中职教育的教学特点制定了相关的文件，并坚持就业为导向的办学方向，为中职教育的教学确定了合理正确的办学目标和改革方向。只有加强以就业为导向的中职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才能促使职业教育尽快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中职教育的办学体制改革应该在坚持以就业为导向的前提下，实行“一主多元”的改革路径。“一主多元”中的“一主”是指政府为主导作用，“多元”则是指依靠社会上的企业，来发挥企业的行业带头作用，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中职教育的多元化办学体制改革过程中来。

实现这一办学体制改革的路径，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努力。第一，要积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和主导作用，使中职教育道德管理和培训走上规范化的道路，实现对中职教育的统一管理，通过协调政府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来发挥其对中职教育的支持作用；第二，要实现对各类职业教育的系统化行业管理，这是中职教育教学体制创新改革的重要一步；第三，发挥企业的职业教育参与功能，依靠企业需要和要求来举办职业教育，并制定职业教育的教学目标和培训规划；第四，中职教育学校应该加强学校的自主办学权利，通过引进高素质的教师以及对教职工的定期培训，改革教学体制，来提高中职教育的教学质量。

中职教育担负着为社会上的企业输送应用型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中职教育体制的改革，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教学体制，使中职学生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

参考文献：

[1]侯建军.基于就业导向、能力本位的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

发[J].教育与职业，2008（12）.

[2]胡铁，汪正利.基于就业导向的中职课程改革策略[J].职教论

坛，2012（4）.

[3]谭继彤.就业导向下中职数学教学方法的创新探索[J].时代教

育，2011（14）.

[4]徐荷琴.就业导向下经济类中职语文口语教学初探[J].现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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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行政改革;大部制;政府;服务型政府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行政改革回顾及分析

回首改革开放30年,我国先后经历了5次较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前5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落脚点基本上是精简机构、精简人员、转变职能、提高效率。

(1)1982年的改革,其成功点之一在于精兵简政。政府国务院撤并了39个部门,提高了行政效率,使得干部年青化。

(2)1988年的改革首次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是行政机构改革的关键,政府已经开始意识到行政改革更深层次的原因。由于一些复杂原因,改革并未实行。

(3)1993年的第三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在这一年我国的改革首次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是个很大的突破。

(4)第四次政府改革始于1998年。改革前国务院有40个组成部委,改革后结果减少了11个;另外行政管理从具体的工业经济管理中淡出,消除了政企不分的组织基础。

(5)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目标很明确,即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上5次政治体制的改革都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进行,适应了一定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相应的,行政体制要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不断进行调整和改革,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二、我国大部制改革聚焦

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这一新的改革要求、改革思路,意味着中国行政改革将在探索实行大部门体制上迈出重要步伐。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务交由一个部管辖,最大限度地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这次改革涉及人数多,规模也很大,重点突出即以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强与整合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说明这届政府是一个非常务实的政府,尤其特别关注民生问题,这次的大部制改革能后有效改变官本位现象,突出行政管理是一种公共服务,使政府成为有效的服务者,为社会提供基础性的服

务和维护公共秩序的稳定。

三、我国现行行政改革存在问题分析

(1)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社会事务却是无限,这样就形成了一对矛盾,更多地处理社会事务,就必须不断地膨胀组织结构。

(2)任何一个组织当其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都会进行内部扩张,这是必然的现象。

(3)政府滞后于社会,是因为政府缺乏一个竞争机制,也就是说政府缺乏有力的竞争对手,长期下来会助长政府的惰气,滋长一些不正的行政作风。这其中也涉及到一个公共选择问题,政府该为谁服务,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这也必须深入思考。

四、我国行政改革该向何处发展的思考

就政府转型而言,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能不能由管制型、管理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二是能不能由单一的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治理型政府;三是能不能由手工作业式政府转变成电子网络、信息网络主导的电子型政府。政府能不能转型,关键取决于服务型政府的建立。我国的行政改革必须要有目标和方向,即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这意味着政府从原来的官本位转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政府,侧重于“服务”,也着眼于“服务”,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积极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是最终目的和方向,体现了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和谐关系。

首先,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三个代表”在行政体制改革中的本质要求。党是以“三个代表”为指导的党,服务型政府实际上是指政府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都是由社会和公民的需要来决定,即实现社会本位和民本位。

其次,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保证。政府应当是宏观调控的管理者,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秩序。

最后,建设服务型政府有利于推进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

服务型政府更多地代表了公民的需求,政府服务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体现了新型的和谐关系。这种服务是不是全面的是不是有质量的是不是有效率的,需要依靠一定的监督机制,达成全民监督的共识,真正利用公民手中的合法权利监督政府行为,使朝着有利于优化政府内部改革的方向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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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特区；GDP含金量；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283（2013）10-0078-03

[作者简介]周光伟（1984-），男，安徽六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流通经济、发展经济学；陈宏国（1985-），男，广东深圳人，深圳市委市政府局，研究方向：特区经济。近年来，中国GDP含金量问题引起了一定关注。周光伟，韩彪（2012，2013）认为，只有含金量富足的中国GDP数据才能成为宏观经济的真实参考。在唯GDP论下，从GDP含金量视角思考深圳经济特区（以下简称深圳）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成就，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特区道路的丰富内涵，具有一定的理论视角创新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一、GDP之“金”的内涵

周光伟和韩彪（2013）认为，GDP含金量是指在GDP经济内涵范畴内，GDP中符合人类价值判断标准的部分或程度。“金”的一般含义是价值，具体含义至少可以有七种：质量合格，指符合预期质量水平；交换顺利，指产出在市场顺利完成交换；价格体现市场价值，指产出价格与其所反映的市场价值相等；人际公平，指GDP分配达到人际的合理公平程度，强调要素所有者之间收入差距合理，呈现结构性均衡；本国收入，指本国生产要素分配得到的GDP；实际使用，指产出的使用价值被充分耗用；正常外部影响，指经济系统对于非经济系统（主要包括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稳定性没有根本影响。符合每一种“金”要求的GDP可以被认为是有含金量的GDP。

令GDP*为有含金量的GDP，GDP含金量系数λ*=GDP*/GDP 。假设深圳GDP含金量系数λ*1=GDP*1/GDP1 ，全国GDP含金量系数λ*2=GDP*2/GDP2。

二、深圳之“特” 概述

一个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根本标志是其矛盾的特殊性。深圳之“特”指深圳与全国整体相比，其发展过程中采用的一系列创新活动和率先作为。具体概述如下：

（一）率先发展市场经济

深圳坚持锐意改革，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勇于突破传统经济体制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2010）；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率先在国内形成了产权主体多元化格局，基本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了商品、要素等现代市场体系，确立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市场形成开放式的竞争格局，政府、企业、社会总体而言富有活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作用（姚小雄，2000；乐正，2010）。

（二）率先发展开放经济

深圳是对外开放的“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 深圳坚持对外开放，有效实行“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积极利用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功运用国外境外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为我国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进行了开拓性探索（，2010）。目前已经初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乐正，2010）。

（三）率先改革发展路径

深圳坚持发展第一要务，大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积极推进自主创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改善人民生活，创造了“深圳速度”，探索和积累了实现快速发展、走向富裕的成功经验（，2010）。具体表现为：1.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经济、环境并重发展（袁易明，2004）。2.率先发展自主创新体系，已成功转型为首个国家自主创新型城市（董小麟等，2010）。

（四）率先改革行政体制

深圳率先改革行政体制，提高政府运作效率。1981年8月到2009年5月，深圳进行8次行政改革（王慧农，2000；陈家喜等，2010）。2010年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稳步推进，完成市政府大部门体制改革，在全国率先实施公务员分类管理和聘任制改革；开展第四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清理规范非行政许可审批和登记事项；加强行政电子监察，全面试行政府绩效管理（许勤，2011）。

三、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

“特”是“金”的手段和原因；“金”是“特”的目的和结果。以下分析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和作用。

（一）深圳之“特”提高质量合格之“金”

1.深圳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各地市场监督部门分产品种类、小样本进行抽样检测结果显示，深圳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善，产品合格率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社会舆情看，深圳由于路桥等基础设施未到使用年限而发生坍塌，因管理不善而发生矿难、食品质量不合格等事件较少。2011年深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深圳质量”概念，将质量安全问题纳入政府工作重点之一。

2.市场经济体系要求顺利实现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与其他经济制度相比较，理性经济人对于产出质量（包括产出环境质量水平）有更加明确的要求，即必须在交换的环节达到理性经济人的产出质量要求，才能完成交换。

3.产出质量技术保障能力更强。2010年深圳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3.64%，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许勤，2010）。深圳自主创新水平的提高必然导致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将提高产出质量技术保障水平。

（二）深圳之“特”提高交换顺利之“金”

1.在产品销售率指标方面，深圳处于全国平均水平（见表1）。

2.交换顺利在狭义上指全部产出实现了交换，广义上还可包括交易成本最优化标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可以看成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一种交易成本，是社会为换取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而付出的一种代价（高培勇等，2003）。每单位GDP消耗的行政管理成本越小，说明GDP含金量越高。比如，当出入境行政管理效率提升时，平均每次/批货物通关时间减少，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同时也减少了不必要的交通运输、人力资源等的投入，从而减少了服务于货物通关而产生的相关生产投入。这样，相应的GDP统计也会减少，同时社会有效产出并没有减少。深圳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主要积极效应是降低了诸多交易成本。可以通过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GDP比重来总体判断交易成本状况，深圳单位GDP行政成本要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很多（见表2）。

（三）深圳之“特”提高价格体现市场价值之“金”

深圳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导致价格更能体现市场价值。率先发展市场经济，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价格形成市场化程度更高的最主要原因。此外，在率先发展开放经济过程中，深圳需要与国外市场经济体加强经济联系，不得不适应其市场经济规则，同时也要在适应中逐步优化自身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四）深圳之“特”降低人际公平之“金”

1.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GDP指标值偏低。经过初步计算，深圳单位GDP中人均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根据“居民收入幸福感指数”指标，深圳GDP含金量低于全国（见表3）。

2.深圳基尼系数偏高。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平均主义分配制度，建立市场性报酬机制，提高生产积极性，同时增加收入的不平等。中国基尼系数多年超出国际警戒水平0.4（彭定赟，2012）。利用2006年深圳市住户调查数据测算出深圳市的基尼系数为0.56，达到中国城市最高水平（薛进军等，2008）。可见，深圳基尼系数所度量的收入差距水平总体大于全国水平。

（五）深圳之“特”降低本国收入之“金”

1.从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GDP指标看，深圳以较大幅度高于全国水平（见表4）。

（六）深圳之“特”提高实际使用之“金”

虽然没有关于生产能力闲置、生活浪费等统计数据的直接证明，但可以做出以下合理推断：1.在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基于等价交换原则，消费者浪费所购买的商品，必然导致自身利益的损害，于是消费者作为理性经济人，会更大限度地减少浪费。2.在外向型经济相对更加发达的条件下，相当部分消费者来自国外发达市场经济体，这些更加理性的消费者也会减少浪费。3.产品科技水平更高，产出效用也会更高，因而产品耗用不仅带来更大使用价值满足，而且也更加方便耗用。总之，深圳实际使用状况应该优于全国，浪费程度要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七）深圳之“特”提高正常外部影响之“金”

1.环保投入占GDP比重更大。由于国内环境技术和产品都能在市场内自由流动，深圳与全国环保投资的效益应该基本一致，于是环保投资决定了环保水平的高低。2004年之前几年，深圳占GDP1.8%的环保投入比重已接近了发达国家（袁易明，2004）。2005年之后几年，环保投入比重更高，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此外，深圳万元GDP能耗水平也明显比全国偏低（见表6-7）。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有利于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比如，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是基于产权清晰前提的，而根据科斯定理，产权清晰将促使环境保护的开展。因此，从制度层面考虑，更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会促进环境保护的开展。

3.窗口效应等正面社会效应更大。深圳作为改革开放桥头堡，其窗口效应比全国平均水平大很多。深圳比国内其他地区视野更加开阔，更具有创新思想，促使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非经济福利，这是对经济福利的补充和丰富。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与全国相比，深圳之“特”对GDP之“金”的影响既有正面的，即提高质量合格、交换顺利、价格体现市场价值、实际使用和正常外部影响视角的GDP含金量；也有负面的，即降低人际公平和本国收入视角的GDP含金量。从总体看，深圳之“特”影响下的深圳GDP含金量总体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特区道路优越性的一种体现。当然，GDP含金量概念阐释也有待进一步深化，对每一个视角下GDP含金量影响的证明也需要扩大数据支撑和深化逻辑分析，还可以将研究对象由深圳经济特区扩大到所有经济特区，以验证各经济特区的差异，为进一步扩大开放打好基奠。

[参考文献]

[1]周光伟，韩彪.我国GDP含金量研究：“金”的含义及其合理性探析[J].深圳大学学报，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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