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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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2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4）

摘 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职能，也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要求。湖北高职院校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但依然存在不少问题。在总结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基础上，着力探索高职院校服务社会发展途经。

关键词 ：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2

*基金项目：2014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4G587）；武汉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2013A041）。

作者简介：李慧（1981-），女，武汉城市职业学院财经学院讲师，华中农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职业教育；李萍（1987－），女，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经济管理学院教师，研究方向：经济管理。

收稿日期：2015－01－20

我国高职院校的基本职能经历了由培养人才、科学研究到社会服务的过程。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

新形势下，如何发挥高职院校优势，使之充分发挥推动湖北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作用，是一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要课题。

1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主要成就

近年来，湖北省高职院校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要求，围绕富强湖北、创新湖北、法治湖北、文明湖北、幸福湖北建设，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断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力度。

第一，初步建立了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和产业特点的人才培养体系。《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2013年度报告》显示，2012－2013学年度，湖北省共有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55所，包括3所公办高等专科学校，41所公办高等职业学校，11所民办高等职业学校（其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4所，国家骨干高职院校5所，省级示范性高职院校6所）。湖北省独立设置高职高专院校全日制在校生规模达到44．83万人。

第二，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湖北省实施职业教育“319工程”，开展职教园区建设，组建各种层次、不同行业的职业教育联盟，建立职业教育技能大赛制度，实施“楚天技能名师”计划，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促进校企结合、工学交替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第三，围绕节能环保、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湖北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全国率先实施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人才培养计划，支持高等职业院校与其对应的行业、企业联合开展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

第四，充分发挥湖北高职院校技术优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或行业产业提供具体直接的技术创新、咨询、推广和服务。

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识明显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湖北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湖北省高职院校在区域经济社会服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各级政府、产业界等方面的重视，也做出了许多成绩，但与湖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需求相比仍存在许多有待进一步研究和解决的实际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高职教育设置专业缺乏前瞻性，与社会需求脱节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没有意识到社会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办学理念落后，缺乏市场的前瞻性，在设置专业时考虑市场需求不足，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结构不相适应。被重复设置的“热门专业”，就业情况并不理想，而不少区域经济发展真正需要的专业人才又十分匮乏。以武汉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按“质量、结构、规模、效益”的评价要素来看，学校专业设置均存在一定的问题：从人才培养质量上，尚不能体现“高”；从结构上看，武汉市重点发展的产业对应的专业还不具规模，如动漫、文化创意；与武汉市千亿产业对应的专业仅有汽车；从总体规模上看已经具备，但存在均衡性问题；从效益上看部分专业的规模效应还未体现，学校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也是湖北省高职院校的共性问题。由“十二五”期间湖北省高技能紧缺人才需求调研报告可知，到2015年，湖北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00万人。与2008年相比，7年之内增加52．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7．5万人。2020年，高技能人才达到250万人，占技能劳动者总量的31％以上。由表1可知，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数、专业点数、在校生数较少，第一产业科技人才严重短缺；由表2、表3可知，面向“十二五”期间要大力发展的纺织、食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产业的专业、专业点数及在校生数偏少，面向新材料等产业的专业几乎还是空白。

2．2 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有待提高

客观来说，高职院校教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明显不足，一方面，他们的科技开发能力不如普通本科院校教师，专业技术攻关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大多数高职教师，缺乏企业工作经历，其专业业务工作的实践经验相比一般企业从业人员十分匮乏，课堂讲授与企业生产实践不能很好的结合。这些问题既影响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又使得教师开展的社会服务与企业的要求不对接，服务效果不够理想。

2．3 服务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内容和形式有待拓宽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建设层次不深入，服务的内容还比较单一，还只停留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人才、为企业开展员工培训，面向社会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认定和考证工作上，缺乏针对企业的生产实际需要的科技研究与开发。

3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是武汉市属高职院校，前身为“两湖总师范学堂”。学校办学条件良好，设施先进，建有校内实训基地120个，校外实训基地166个，馆藏图书121万余册，现代化信息网络覆盖全校。学校拥有一支结构合理、师德高尚的师资队伍，教职工840余人，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学校设有学前教育学院、初等教育学院、建筑工程学院、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财经学院等12个二级学院，招生专业涵盖12个专业大类，制造、文教、土建、财经、电子信息、旅游、艺术设计7个大类为我校重点建设与发展专业大类。在一百多年的办学历史中，学校一直注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探索，鼓励和支持广大师生走出校园、服务社会，在服务中形成优势，创建特色校园文化品牌，才能提高学校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从而获得生存的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3．1 明确办学理念，树立服务意识

办学理念是学校的灵魂，先进的办学理念对内是凝聚力和向心力，对外是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高职教育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的理念，要进一步明确办学方向，调整专业设置，制定培养目标，紧紧跟上产业发展步伐，承担起经济发展中技能型人才保障任务。学校坚持“五个三”的办学理念：“面向现代城市化、城市现代化、新型工业化”（三个面向），坚持“城市导向、区域导向、市场导向”（三个导向），瞄准“新兴产业、新兴行业、新兴职业”（三个方向），实施“高技能教育、通识教育、养成教育”（三种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造就“能工巧匠、岗位专家、行业大师”（三种层次人才），实现内涵式发展、跨越式发展与差异化发展。2014年，学校进一步确定了“服务经济结构调整，面向市场紧扣产业设专业；服务职业人才培养，依托行业深挖内涵建专业；服务国计民生工程，政行企校四方合作兴专业”的总体思路。专业结构布局以土建、教育类专业为特色（行业、企业背景），以机械、汽车、电子类专业为骨干（区域经济重点产业），以财经、文创、管理、服务、传媒类专业为重点（生产、生活类服务行业）。

3．2 以“订单培养”等形式为企业提供高技能人才

学校积极探索“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通过与用人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签订用人订单，通过“工学交替”的方式分别在学校和用人单位进行教学、实训，学生毕业后直接到用人单位就业的培养模式，实现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高度、密切的合作。如汽车技术与服务学院与长安福特公司合作，在校区内建设实训基地，校企双方联合开发课程、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编写教材，共同举办“长安福特订单班”。机械工程与电气自动化学院与世界500强企业“科达集团”合作，校企双方共同开发适合企业需要的教材，开设“新型墙体材料制造生产副厂长”订单班，学生毕业后将成为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通过订单式培养，该校机电学院焊接专业毕业生月薪超过6 000元，打破了高职毕业生拿不到高薪水的成见；学前教育专业、初等教育类专业的毕业生生均6个岗位，还未毕业就被用人单位一抢而空。汽车类、建工类、机械类等专业近年来就业满意度高，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3．3 精心打造职教集团，积极构建区域校企交流平台

学校与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紧密联系。截至目前，该校已成立和加入了五个职教集团，政、校、企合作全方位展开，与近300个世界500强企业、国家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固的合作关系，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引入行业企业标准合作开发与设计专业基础课、专业核心课程、实训教程、实训手册；聘请企业行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学；接纳学生实习、就业。企业因其成熟的文化、先进的技术设备、完善的企业管理、较强的就业岗位储备，成为学校校企合作的可靠战略伙伴。如，该校学前教育学院以武汉学前教育职教集团为依托，通过各级专家评估并获批承担《湖北省学前教育专业技能高考》组考资格。

3．4 发挥各二级学院特色专业比较优势，面向社会服务城市

学校是教育部命名的“师范教育先进学校”，学前教育学院和初等教育学院发挥“师范教育”优势，为湖北省尤其是武汉市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基础教育人才，现武汉市小学、幼儿教育界的名师、骨干教师80％以上都是该校的毕业生，其中不乏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学校汽车学院、机电学院及电信学院承担“市职业技能实训基地”项目，基地主要承担汽车维修工、模具设计师、数控车工、维修电工等7 个工种中高级职业技能实训及鉴定基地工作。职业网球学院、外事外语学院积极服务WTA顶级赛事。赛前，网球学院承接了此次活动600 多名志愿者的培训，全院师生全程参与、成功策划并实施培训方案。电信学院智能楼宇专业师生共同走进“国家级城市住宅试点优秀小区”常青花园社区，对社区高标准道路、水电和现代化的电子监控管理系统进行调研，并帮助维修社区监控系统；参与社区信息采集工作，帮助社区工作人员建立信息查询网站系统，实现社区智能化管理；义务为社区开办电脑培训班，为大家讲解计算机及网络基本知识与基本操作，充分发挥技术专长为城市社区提供服务。

3．5 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为增强教师服务行业、企业、社会能力，学校着力打造“双师型”教学队伍，每年外派120多名教师到企业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高实践能力。同时邀请行业、企业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走进课堂，并为行业大师成立“服务大师工作站”，请他们定时到实习基地，手把手教学生学习技能。教师实践能力的提高更好地促进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的提高，同时也拓展了社会服务领域。

3．6 学校教师主动参与企业各类技术研发与社会服务项目

学校注重以项目为纽带，积极开展科技开发和技术服务。通过科技开发，既服务了区域经济，也锻炼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企业服务能力、技术指导能力、项目研发能力。机电学院与武汉交科港口机械工程研究所签订技术服务合同负责张家港保税码头汽车滚装物流系统规划分析项目。建工学院与新八建集团建设有限公司合作签订协议，为对方制定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施工方案，所编制的《武汉网球中心看台测量定位质量》QC 成果获得湖北省建设工程一等奖、全国建设工程二等奖。财经学院教师担任上海库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市场调研项目的项目经理。创艺学院教师参与武汉体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WTA 赛事策划、组织管理和平台宣传工作。汽车学院教师参与武汉市泽邦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开展了骐铃系列车型车辆及部件的设计开发、售后技术文件（维修手册、零件图册、使用说明书）的编撰。机电学院教师参与焊接技术专业教师、科玛公司人员共同开发“焊接教学训练模拟器”软件。酒店学院教师为多家知名酒店提供技术培训和咨询。学校还承担了工作室项目。如，建筑工程学院的“造价工作室”承接工程造价项目。酒店管理的“中国服务大师（湖北）工作站”为酒店行业提供营销咨询、开业策划、人员培训、技术指导、经营分析、管理顾问、餐饮连锁推广等服务；为专业学生提供职业技能考证、酒店兼职、实践教学等服务。学校一直支持各学院、各专业教师积极依托“产学研”项目服务地方，2014年度，学校有7项“产学研”项目获武汉市教育局立项。

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已进入全新的发展时代，追求生源扩张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历史，内涵发展、品牌构建、凸显特色、不断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已成为现代高职院校发展的必由之路，在这一现实趋势下，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将进一步增强竞争意识，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服务中寻求发展的新机遇，在服务中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 汪立超．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构建地方高职院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J］．当代职业教育，2012（12）

2 史晓英．高职院校提高服务区域经济建设能力的途径探讨［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3（2）

3 雷久相．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策略研究［J］．教研理论，2012（36）

4 李慧．高职院校服务湖北经济发展的思考［J］．科技创业月刊，2013（11）

5 王霞．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途径与方法［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13）

6 付义朝．湖北高校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J］．湖北社会科学，2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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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036-03

法治文化是法治建设的“灵魂”，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内在动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弘扬法治精神”的新概念，这一重要命题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全面落实进入了新的阶段，确立和实施十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在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制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为新时期法治建设工作提出了新的价值目标，指明了新的奋斗方向。

一、法治文化的涵义

法治，它作为一种治国方略，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曾是无数思想家探索的一个问题，内涵相当丰富。

法治理论的萌芽最早出自柏拉图的《法律篇》，“服从法律统治”是柏拉图法治观的核心。后来，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发展了其导师的法治理论，并在其《政治学》中阐述了法治的含义“法治应该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以人性恶为基点，使其法治理论深刻，同时也使其影响力至今不衰。

近代法治理论的首创者英国法哲学家哈林顿在《大洋国》中把法治比喻为“法律的王国”，把法治同民主、共和紧密联系在一起。1959年国际法学会议在《德里宣言》中把法治概括为三条原则：（1）立法机关的职能在于创设和维护得以使每人保持“人类尊严”的各种条件；（2）法治原则不仅要对制止行政权的滥用提供法律保障，而且要使政府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借以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生活条件；（3）司法独立和律师自由是实施法治原则不可缺少的条件。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法治理论体系也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现代法治理论主要包含四层含义：（1）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2）法治是一种法制模式；（3）法治是一种法律精神；（4）法治是一种社会理想。

法治文化，就是将法治理论与法律文化相结合，将法治作为法律精神的层面放大化与重点化。法律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法律意识形态相适应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及法律组织机构和法律设施的总和。一国的法律文化，表明了法律作为社会调整发展的程度和状态，表明了社会上人们对法律、法律组织机构以及行使法律权威的法律职业者等法律现象和法律活动的认识、价值观念、态度、信仰、知识等水平。法治文化是指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和公民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所持有并遵循的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

现代法治文化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识，法律至高无上。法律具有极大的权威。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识，不仅普通公民要守法，执政者更要守法。三是运用法律的意识，这不仅是指发生纠纷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进而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更指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运用法理分析社会现象。四是维护法律的意识，使法律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等职能充分发挥。

二、法治文化推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治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结构和秩序，包括富裕、民主、文明和安全。高度概括就是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法治。法治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实现社会和谐。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人们的行为都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时，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即使有一定不和谐行为存在，也以和谐社会的最低可承受程度为底线，否则社会的和谐就会受到冲击，甚至被打破，变为不和谐。法律可以根据和谐社会的需求，规范人们的行为，使人们的行为都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实施，这样，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实现和谐。当人们的行为不符合法律规范，可以通过一定的评价甚至处罚来调控行为。

法治可以调控人的行为，促进社会和谐。这种调控是多方面的，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和化解，而化解矛盾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法治，为和谐社会铺设出可靠的运行轨道。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我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这种空前的社会变革，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必然带来许多新的问题，机制的变革、利益的重组、思想的活跃，因而各种矛盾和纠纷增多也是难以避免的。从法律的职能层面可以将矛盾划分为两类：一是体现法律严惩职能的犯罪，这是敌我矛盾；另一类就是实现法律调整职能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且从当前看，公民与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利益纠纷大量出现，群体性纠纷特别是由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矛盾明显增多，成为了目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成为了社会的主要不和谐因素。法治即和谐。社会中大量存在的矛盾必须积极主动地去正视和化解，而化解矛盾不论用什么方式，都只有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才能达成或保持社会的和谐。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除了其他条件之外，必须从一切方面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法治，为和谐社会铺设出可靠的运行轨道。因此，构建一个包括调解在内的多元化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将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非诉讼手段予以分流化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当前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三、调解制度及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调解是以“调”的方式达到“解”的目的，是指第三者（调解人）依据纠纷事实和社会规范（风俗、惯例、道德、法律规范等），在纠纷主体之间沟通信息，摆事实明道理，促成纠纷主体相互谅解、相互妥协，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

在调解中，调解人是中立的第三方，可以是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或个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或允许的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法院调解、仲裁调解、行政调解、劳动调解、消费者协会调解等。不管调解人是谁，均须遵循调解的性质和原则。

（一）调解人的居中性

即调解人应当公平对待双方纠纷主体，正如常言所说的“一碗水端平”。居中调解人的存在，使得调解与和解显然区别开来。

（二）纠纷主体的自治性

是否运用调解、调解过程和调解结果等，取决于纠纷主体的合意。调解人只能以“调”的方式，促成双方纠纷主体相互谅解，达成解决纠纷的合意，所以不管调解人的身份地位如何，不得通过国家权力或强制措施强行解决纠纷。

（三）非严格的规范性

调解并不要求严格遵循程序（法）规范和实体（法）规范，具有较高的自治性和灵活性。与和解相比，调解的规范因素较多，因为调解包含着自身规则化的契机：纠纷主体往往有必要就自己主张的正当性对调解人进行说服，特别是调解人越具有居中性则纠纷主体所主张的正当性就越重要，并且调解人基于多种因素的考虑（如体现自己的公正、有利于解决纠纷等），也会主动依据正当的社会规范进行调解。

从法律文化层面看，中国是一个重感情、更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中国文化崇尚和解，倡导并奉行“和为贵”，调解制度在中国社会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伦理基础和文化基础，不仅节约了司法资源、降低了执法成本，更容易被人民群众理解和接受，同时也早已因此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

四、 目前我国调解制度的弊端

我国法律制度上的调解主要指法院调解，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制定于上世纪，虽然经过几次重大修改，但并没有涉及到调解方面，所以导致我国目前法律层面上的调解与实践生活有了较大差距，无法充分发挥调解制度的优越性。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1）可以适用调解的范围比较窄。目前我国可以适用调解的纠纷主要局限在民商事方面，很少涉及到刑事和行政案件。传统认为刑事和行政案件是公权力，当事人没有处分的权利。但是公权力亦当允许有一定弹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亦并非不可调和。（2）调解适用的原则比较死板。民事诉讼法上规定人民法院调解必须遵循“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调解的实质就是当事人双方在合理让渡利益的前提下实现纠纷的解决，如果调解非要弄清事实，以事实为依据，那么等待法院判决就可以了，何必调解呢。所以这一原则的制定成为了调解制度实施的束缚。（3）我国法制传统认为，调解具有强制性，尤其是诉讼调解，不论当事人是否愿意都要接受司法的调解。特别在民事案件中，这也就形成了我国调解中的久调不决现象，直到当事人同意法官才判决，没有体现当事人在调解中的意思自治。所以，我国的调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当事人身上的枷锁，也正是这些弊端的存在，甚至有的学者提出调解制度是以法治相矛盾的。

五、建立新型的调解规范，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最大作用

（一）调整调解的范围

在民商事的基础上扩大刑事和行政案件的范围。诉讼调解在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是有条件适用的。淡化公权力的意识，强化私人利益的保护。在刑事案件方面，只要不是特别重大的、危害社会的案件都应该可以调解。特别是单纯的，比较轻微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该尊重受害人的意愿实施调解。因为在这样的案件中，受害人迫切需要得到经济上的赔偿，适用调解，可以解决受害人的当务之急，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在行政方面，法院与行政主管部门多做一些“协调”工作，行政审判之效果更佳，案件产生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或许更好。同时对原来规定强制性调整的案件比如：离婚、劳动争议案件取消调解的前置程序，调与不调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二）修改调解制度的指导原则，建立人自由与公平、合法的原则可否运用“调解”来解决民事纠纷、调解的过程和结果，应当建立在纠纷主体双方自愿与公平的基础上，其间若存在强迫、欺诈、显失公平或重大误解等内容的则调解无效。应当遵循法律强行规范（包括宪法、民事实体法、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中的强行规范）和遵循公共利益（公共秩序或公序良俗）。比如，对于无效合同、非法婚姻等非法行为，不允许通过调解使其合法有效不；违背婚姻自由原则达成的调解协议，是无效的；等等。

（三）淡化法官的在调解中的职能

尽量谈化法官裁判者身份，略化依职权主持和解之过程，提倡法官提出和解方案。且法官可以在诉讼的任何阶段试行和解。提倡劝和，甚至动员撤诉。这样，可减轻案件本身给法院带来的压力，也可减轻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并避免新的矛盾出现。

（四）大力提倡庭外和解

庭外和解又叫诉讼外的和解，是当事人在诉讼之外，私下互相协商，从而解决纠纷，达成协议。它完全是当事人行使自己权利的表现，是当事人对民事权益的处分。任何人均不得强迫他们为之，也不得随意干预其过程，否定其效果。和解协议一经形成，双方的权利及责任关系便重新划定。这种协议性质属于民事契约或合同，对协议双方具有约束力。庭外和解后，有的需制作调解书，有的则无需制作调解书，有的和解后以撤诉形式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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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法治国家建设 现代公民 公民意识

在现代国家中，公民意识具有重要的法治价值。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和必备要素。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说明增强公民意识已经从知识界的呼吁变成党和国家的意志。民主政治的推进重在制度建设，而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行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持。现代公民意识的发育还不完全，公民意识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有待加强和重视，表现在基层选举、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各个方面。在建设法治国家的大背景下，国家和社会必须重视公民真正的健全发展，为公民的全面发展进一步提供社会各方面的保障，从而使之成为现代公民，培养公民意识。

一、公民意识的概念与内涵

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以自己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为思想来源，把国家主人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围绕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反映公民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行为规范等。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

现代公民意识与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密切相关。它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得以形成、维护和发展的有力保障。离开了现代公民意识，就不会，至少难以产生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现代公民意识是现代民主社会制度的前提。同时，现代民主社会的核心理念和价值无疑地促进着现代公民意识的提升。它们之间是一种共生的、共依的、共存的，在交融中相互促进的关系。我认为，现代公民意识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主要内容。

（1）主体意识。即公民对自己在国家中主人身份的认同，换句话说就是主人翁意识。现代民主国家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人民，它表明国家权力来源于人民，国家权力合法性在于公意。

（2）权利义务意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的各种权利与义务，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统一的。公民的权利是第一要素，义务是第二要素，是为权利的取得而付出的代价。明确了这一点，每一个公民都应该为自己是一个纳税人而感到自豪和光荣，国家也应该为每一个公民或者说纳税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①

（3）公平正义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平等的正确理解是：平等是相对的，绝对平等的结果是不平等；平等是一种比例平等，而不是机械平等，是权利平等而非事实平等，是机会、过程的平等；要正确对待结果的不平等。国家和政府所要做的是尽量为公民创造平等的机会，使每个公民都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同时也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兼顾效率与公平，把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4）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公民在受法律保护的同时必须承担法律规定的义务，公民有义务遵从法律和各种公认准则。制定法律和规则是为了维护公民的利益，公民的责任意识和守法意识有利于维护社会秩序，更好地实现和维护公民的利益。

（5）国际化意识。在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每个人都不可能超然世外，公众应思考如何将自己跟世界联系起来，将日常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联系起来，民主自由法治平等这些全世界公民共同追求和必需的要素也日益国际化，这也将成为未来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支撑。

除此以外，公民意识还应包括民主参与意识、监督意识等。民主参与意识是公民意识的重要内容，公民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是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公民有序的参与是成熟民主的标志。至于监督意识，宪法规定任何公民都有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公民的监督意识是权利制约权力机制的思想保障，有利于规范国家公共权力的运作，建立廉洁、高效、服务人民的政府，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公民意识的价值

1.公民意识是建设法治国家的思想基础

“保护、促进公民权利”始终是法治国家权力产生、配置、运作与调整的正当性法理依据。而这种“权利意识”正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核心。西方法学家们在构想法治国家制度的理想方案时，大都是首先将自身与其他人定格为“国家的公民”，进而在这种主体自觉的思想前提下形成“民主观念”、“平等观念”等“公民思想”，以此作为法治国家理论的思想基础。可以说，没有“公民意识”的主体自觉和思想观念，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法治国家理论。

2.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制度的人文基础

古希腊时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不仅论证了“法治优于人治”的道理，而且意识到了公民意识与公民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这种论断具有两项理由：（一）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制必将毁损。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二）又，人要运用每一种机能或每一种技术，必须先行训练并经过相当的复习，使各各为之适应。那么，他们在作为一个城邦的分子以前，也必须先行训练和适应而后才能从事公民所应实践的善业。”②近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制度建立与形成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政治家与思想家们无不重视公民教育，并致力于公民意识的培养。以法国为例，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思想家孔多塞就提出国家应担负起公民教育的重任，建立完善的国民教育体系。“在教育内容上，他主张废除传统的宗教教育，代之以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观念，讲解宪法和《人权宣言》，了解公民的权利与义务”。③孔多塞的公民教育思想在后来拿破仑执政时期得到了全面的贯彻实施，为法国资本主义法治国家制度的建立、巩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773年，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应波兰政府之约，起草了《关于波兰政府机构的几点设想》，专门提出了“公民教育”的主张，“明确指出共和国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培养忠诚的爱国者”。④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甚至提出了“教育万能”的思想。依据这一理论，公民意识教育是法治国家赖以建立的决定性因素。

三、公民意识的体现

如果说公民意识带有抽象的色彩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中能够得以体现的或许是另一个名词――纳税人意识。现代法治社会，公民意识主要体现为意识、主人意识、规则意识、权利意识等，而核心是纳税人意识。在法治国家中，民主的制度的核心要素是财政立宪，而财政立宪所保护的核心又是每一个公民的利益，或者说是每一个纳税人的利益。公民意识的作用体现为了纳税人意识，法治国家的建设与民主的文化氛围与传统密切相关，这些传统最终都可以通过公民意识体现出来。这里所谓的纳税人意识并不是指纳税人的意识，而是指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对于“纳税人”这样一个概念的认识。⑤法治制度下的纳税人概念首先蕴含了一种民主的含义，即国家是为纳税人而存在的，是为了给纳税人提供公共物品而存在的，因此，国家应当为纳税人服务，纳税人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纳税人决定。其次，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的含义，纳税人所承担的纳税义务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其最终依据是宪法，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收支的控制权也是以宪法作为最终依据的，的精神实质――控制政府权力，保护纳税人权利已经在社会生活中扎根。最后，纳税人概念蕴含了一种法治的含义，纳税人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的基本权利和义务都是通过制度下的法律具体确定的，法律成为统治整个社会的基本行为规则，法律的原则和制度能够具体落实到现实生活中，法律能够为每一个人所尊敬甚至崇拜。

四、公民意识的培养

公民意识的培育可以分为主观方面与客观方面，主观方面是从公民自身来说，要有意识地树立主体意识、权利义务意识、公平正义意识、责任和守法意识等，树立健全的公民意识；客观方面是从国家社会的外部环境保障而言的，一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护市场主体的利益；二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利的运作；三要依法治国，确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

培育公民意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迫切需要，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规定。从目前我国公民意识的发展来看，民众的公共道德意识、法律与责任意识、主体与权利意识等仍然不强，公民意识的培养任重而道远。如果公民意识的培养不能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那么公民社会的建立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公民社会不只是宏观的政治、经济体制达到了公民性的社会，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形成了公民意识、公民精神的社会。无论从何种角度，公民意识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要确实加强公民教育，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营造有利于公民教育的社会环境，形成确认和强化公民意识的制度保障系统，真正正确地认识、积极而负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公共生活，使公民成为大写的“人”，为法治实践做出努力，实现和谐社会。

注释：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在规定了公民的纳税义务的同时，实质内涵也赋予了公民的权利，那就是国家的主人的权利，也即是政府应当为公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的义务。

②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6，（第1版）：61.

③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华夏出版社，2000.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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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管理;社会管理创新;法治理念;法治化路径

中图分类号:D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12)04-0021-05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长足進步。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处于工业化的中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持续推進,我国的社会管理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得到加强,基层社区建设有序推進,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社会安全体系進一步完善。但是,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社会建设与管理明显滞后。由于我国尚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社会矛盾与冲突频发,使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风险增大。因此,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体系,是当前我国现代化進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在法治社会,法律是调整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手段,也是实现有效社会管理的制度保障。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社会管理创新应当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建设紧密结合,始终将社会管理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为支撑,坚持依法治理。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创新社会管理就是要实现社会管理的法治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价值目标。

一、社会管理与社会管理创新

应该说,社会管理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便有了社会管理,只不过由于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不同,其管理主体和模式不尽相同。传统上,人们把社会管理仅仅视为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政治管理职能、文化管理职能并列的一种行政职能。这种观点认为,社会管理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能,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相对,是指政府对社会公共事务中排除掉政治统治事务和经济管理事务的那部分事务的管理与治理,其涉及的范围一般是社会政策所作用的领域。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管理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管理不仅包括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是政府职能和社会职能的复合体。由此逐渐形成了广义的社会管理概念:社会管理是指政府以及社会组织为满足社会需求,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進步,推進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進行组织、协调、监督和控制的活动和过程。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府是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由政府统一安排和管理,管理的方式主要是采用行政手段。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我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多元,社会需求更加多样,利益格局日趋复杂。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已经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市场和社会都迫切要求对社会管理模式進行变革和创新。所谓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的运行规律以及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的管理模式及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進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其目的在于形成更加良好的社会秩序,产生更为良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埃米尔·涂尔干指出:“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是集体意识,维护这种集体意识和价值准则对防止社会的崩溃是必须的;同时,法律是保障社会秩序的力量。”由此,法律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力量,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离不开法治的支撑。要推進社会管理创新健康发展,确保社会管理创新的实效性和持续性,必须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界定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责、权利、义务和责任。只有将社会管理创新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用法律来规范、引导和促進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切实做到有法可依,依法管理和服务,依良法善治,才能形成社会管理创新的长效机制。

二、社会管理创新须遵循的法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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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治建设 法文化障碍 研究分析

中图分类号：D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4-0077-01

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大至国家政治，小到人们政治行为，都离不开法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是我国的重要国家战略，而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我国法治建设分为多个发展时期，但法治建O中的法文化障碍长期存在，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法治的原则

当代法治指的是：国家当展中逐渐生成的法治制度与条约。法治具有多样化、民主化、市场经济等特点，是治国理政、管理社会的重要途径。当代法治观念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指出：法治应具有两种含义，即：已经建立的法律制度与服从，而民众所遵循的法治又应是制定完善的法律。其含义一种为：法律得到的大众服从，不仅需要人们遵守法律，政府也要服从法律，即为后续“法律至上”理念。另一种则是：民众与政府共同服从的法律是需要完善的。

英国有关法学专家在100年前对其法治建设进行了分析，强调：法治代表着法律的至高性。同时，提出了三项原则，第一，排除明确违背国家立法机构正常合法方式制定的法律，全部公民都不能受到惩罚，其财产安全与人身安全不能受到损失。第二，法治代表着法律的至高地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都不得越过法律边界。第三，全部公民都要遵守国家法律制度，同时接受法院审判官的管辖。宪法并不是个人的权利象征，个人权利为法院的定义与实施。

该法治原则包含了英国法治制度的公平平等、抵制独断专行、倡导自由。不过其原则更多的针对英国法律制度。主要集中于：第一，法律至高无上。该原则需要在一个法治国家中，将宪法作为前提的法律具有至高性。国家任何人都要在法律制度下，即使是国家元首或是执政党也要遵守法律。参照法律制度建设国家、管理社会。第二，平等性原则。法治的落实要以普遍有效的法律为管理社会形式，无论是任何民族、性别、地位的人，在法律面前都享有自由权利、平等权利，但也要遵守法律。第三，人权和自由。

基于当代法治在政治哲学角度而言，充分说明依靠法治的最高性对国家权利进行控制，以及我国文化机制和政治文化发展影响，确保人民自由权利的行使。

二、法与权

法律至上与权力至上的矛盾，在现代社会中主要集中于：法律权威性没有得到全面认可。改革开放后，民主与法治得到了完善，其变化也是人们所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宪法与法律的权威性仍然存在学术上的争议。宪法条例中强调：任何单位、国家机关、武装力量、组织都要遵守宪法与法律，不可越过法律红线。而在实际生活中，违法乱纪现象屡见不鲜，所谓的宪法至上、法律权威性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在社会发展中。

法治的权威性难以体现在生活中，法律与权利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究其原因，政治制度变革落后造成体制性因素影响；以及我国文化机制和政治文化发展影响。

两千多年的政治发展，无非是在儒、法两种政治思想之间。皇权独断是社会发展中的唯一途径，君主独尊、皇权至上，独享国家行政、司法、财政大权，公共权力成为君主的私人财产。立足于专制政治上而言，在君不在民，君主是权力的象征，也是法律的源泉。皇帝圣旨是最高指示，凌驾于法律之上。在实际政治发展过程中，独享与管控法权的独断。

君主专治政治下，所有对、错标准决定权在于权力，权力象征着真理。君主掌握最高决定权，即：对、错标准。权大过法律，法律在权力之下，司法制度在法治上要受到权力的影响。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法律权威逐渐下降。这与西方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现象是不同的。在我国法治建设中，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对当代法治“法律之上”原则成为一种排斥。

三、结语

综合分析，尽管我国法治建设仍然需要一个时期推进。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弘扬法治文化，为全面依法治国打下坚实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社会基础、保障基础和思想基础。本文中，笔者分别从：法治建设时代原则、法律至上原则和权利至上传统两方面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法文化障碍进行分析。全面依法治国需要全体公民的支持和参与，广大公民要养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的思维方式，相信法律、依靠法律、崇尚法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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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诉权 诉权入宪 必要性 模式构想

如果说19世纪是“民法时代”、“私法自治时代”，20世纪是“行政法时代”、“国家本位时代”，那么21世纪就应该被称为“时代”、“人权保障时代”。在私法自治时代，人们要求拥有私权的诉讼权利；在行政法时代，人们争取取得同国家对抗的权利，也就是所谓的“民告官”。而在时代，人们追求更多的是对自己人权的保护和保障。诉权作为人权的程序性权利，是人权得到保障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迟迟慢于人权的步伐，在人权已入宪多年的背景下却没能及时入宪，这不符合诉权理论与时俱进的要求，更不符合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在此，我对诉权入宪的问题展开了探讨。

一、诉权基本理论

“诉权”的原本含义是“可以进行诉讼的权利”。“‘诉权’（actio），起源于罗马法，诉权不同程序也不同，诉权的逐渐增加意味着实体法被创制。”1806年法国的《法国民事诉讼法》最先正式使用了“诉权”这一词语，创建了诉权与各种具体的程序规定和诉讼制度之间的联系，并使之成为诉讼的基础。伴随着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诉与诉权在诉讼法学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

诉权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或发生争议时，向行使国家司法权的机关寻求司法救济或参加司法救济程序要求公正裁判的权利，又称为司法保护请求权。诉权拥有法治的价值取向。诉权一方面是公民保护自身权利的一种重要手段，另一方面它本身也是一种权利。保护公民的权利，其基本前提就是诉权。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是解决争议、保护公民权利和实现社会正义的屏障。所以如果一个国家中很多的问题都不能通过司法手段解决，法律制度中存在大量的不可诉的领域，那么司法权就不能起到它应有的保护公民权利的作用，而这个国家就不能被称为法治国家。

二、诉权入宪的必要性

（一）我国诉讼体制存在问题

首先，由于诉权的法律地位不能得到宪法的保障，现阶段的行政机关权利偏大，这就导致了司法机关的权利被行政机关所代替行使，而法律很难去制裁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至今缺乏诉权的一般性规定，诉权一直被界定为普通法上的权利，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诉权的法律地位。

其次，诉权的地位的不明确导致了实务中经常存在“难”、“上诉难”、“执行难”等情况。由于诉权没有宪法的保障，现阶段很多纠纷，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法律部门之间相互推诿，当这些侵犯公民权利的行为发生时，公民根本去无从行驶诉讼权，无从去使用司法制度维护自己的权利。同时，案件审理下来之后，执行又成为了一大问题。

最后，诉权的迟迟不入宪，严重阻碍了我国法治社会的建设进程和依法治国理念的贯彻落实。由于诉权在现实中无法贯彻落实，通过诉讼解决纠纷就是一句空话，法治的提法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只有真正树立去了诉权在宪法中的地位，才能让人们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证，而依法治国的提法才有了更加深刻的含义。

（二）诉权入宪的重要意义

“无救济即无权利”，这句话背后蕴涵着一个更为基础性的命题，即“无诉权亦无权利”。

首先，诉权入宪将会改变人们“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促进程序正义的实现。实体和程序作为诉讼的两种模式，没有实体法，程序法就没有依据；没有程序法，实体法的贯彻就成了一句空话。而诉权作为程序法的源头，只有将其上升为宪法保护的高度，程序法的实施才有更加可靠的保障，公民的权利才能更好地实施。诉权入宪对于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而且当前我国的三大诉讼法都处于“大修”阶段，诉权入宪可以为其提供最高、最有权威的基本规范和立法原则。

其次，诉权入宪有利于法制建设，促进依法治国理念的实现。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任何法律得到宪法的保护才可以有效地发挥其作用。日本学者竹下守夫认为只有对实质权的保障才是民事诉讼的目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只有对实质权的保障才是诉讼的目的。诉权入宪有利于从根本上扭转当时社会对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成见，促进社会公民正义的法治社会的建设。

最后，诉权入宪可以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和谐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孜孜以求的一种理想社会形态。然而只有当人类进入法治时代，通过建立一整套能够对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加以全面有效调整的法律机制，才能真正实现。诉权入宪对于权利与权利、人们对于权利的制约起到很大的调和作用，而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的建设目标实现的程度，诉权入宪对于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与人、人与自然等的和谐起到关键的作用。

三、诉权入宪模式构想

（一）直接将诉权写入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宪法作为我们的总章程，我们的根本活动准则，直接将诉权写入宪法使诉权有了宪法的保障，公民的权利行使就可以真正不受侵害。诉权写入宪法之后，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救济不能或不当就使得当事人有提起宪法诉讼的保障。我认为，只有将诉权写入宪法才使最根本的方式，也只有这样，人权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才可避免其他方式可能产生的后顾之忧。

（二）在实务中确立诉权的宪法地位

在实务中确立诉权的宪法地位就是指法院承认宪法诉讼的模式，当当事人穷尽一切手段也不能维权时有提起宪法诉讼的权利，同样的，法院也将宪法作为直接审判的依据。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是人民相互之间订立的关于政治关系原则的协议的“社会契约”，它的内容具有根本性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如果宪法都不能作为直接审判的依据，那作为其他法律的根基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当然，让宪法作为审判的依据并不是说可以随便提起宪法诉讼，只有穷尽三大诉讼法而无法找到法律依据是才可以使用宪法诉讼，宪法诉讼作为普通诉讼的后置，起到监督和指导的作用。

（三）制定《诉讼权利保障法》

制定《诉讼权利保障法》可以参见中国已有的法律，如《行政复议法》、《侵权法》、《赔偿法》等，程序法有了法律的保障，那么实体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用。诉权是诉讼的生命，诉权得不到保障，那么程序就不能“保障人民的权利”，权大于法、权法不分的现状才会持续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之中。只有诉权得到宪法的肯定，人们的权利才能通过诉讼程序的启动真正实现公平正义；只有诉权得到宪法的肯定，法治社会和和谐社会才不会是无稽之谈。

（四）提高人们的诉权意识

我国没有将诉权写入宪法，但这并不表示国家不承认诉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只有在人民群众中牢固树立起权利意识和契约意识，才能真正推动诉权在实务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人们的诉权意识上升了，不但公民的权利将得以保障，而且国家的法治进程会得到更加有效的推动。

参考文献：

［1］张文显.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

［2］魏定仁，傅思明等主编.宪法学（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周佑勇.构建和谐社会的行政法思考［N］.法制日报，2005-03-24（9）.

［4］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293.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61：6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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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在民主法治的形成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在市民社会私主体的契约精神促进了商品交易的发展，为法治创造了经济基础，同时也为市民社会提供了良好的秩序；另一方面根据私人契约精神，上升至公法领域在控制公权力，实现人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契约精神，无论是私法的契约精神在商品经济中的交易精神，还是公法上的契约精神，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构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转都有着积极作用。

关键词：契约精神；市民社会；社会契约论；契约信守；市场经济

一、契约精神的含义与内容

1.契约精神的含义

契约精神是西方文明社会的主流精神，“契约”词源于拉丁文中的contractus在拉丁文中的原义为交易。[1]其本质是一种契约自由的理念。所谓契约精神是指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而由此派生的契约关系与内在的原则，是一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精神。

2.契约精神的内容

西方的契约精神包含两个重要的内容：一、主要是私人契约精神，在商品社会，私人交易之间的契约精神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社会契约精神，这种起源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古典自然法学派所持的学说，对西方的民主、自由、法治的构筑有着深刻的影响。

契约精神本体上存在四个重要内容：契约自由精神、契约平等精神、契约信守精神、契约救济精神。契约自由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人权理念中就一直存在经济自由中的契约自由精神。契约自由精神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选择缔约者的自由、决定缔约的内容与方式的自由。契约自由主要表现在私法领域。契约平等精神是指缔结契约的主体的地位是平等的，缔约双方平等的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互为对待给付，无人有超出契约的特权。为了达到契约的平等精神，违背契约者要受到制裁，受损害方将得到利于自己的救济。正因为契约完美的体现了平等精神，才会被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者作为理论武器而创造了社会契约理论，通过每个人让渡一部分权力交给国家代为使用，双方达成合意，建立社会契约，各自履行各自的权利与义务，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精神的核心精神，也是契约从习惯上升为精神的伦理基础，诚实信用作为民法的“帝王条款”和“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2]在契约未上升为契约精神之前，人们订立契约源自彼此的不信任，契约的订立采取的是强制主义，当契约上升为契约精神以后，人们订立契约源于彼此的信任，当契约信守精神在社会中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主流时，契约的价值才真正得到实现。在缔约者内心之中存在契约守信精神，缔约双方基于守信，在订约时不欺诈、不隐瞒真实情况、不恶意缔约、履行契约时完全履行，同时尽必要的善良管理人、照顾、保管等附随义务。契约救济精神是一种救济的精神，在商品交易中人们通过契约来实现对自己的损失的救济。当缔约方因缔约方的行为遭受损害时，提起违约之诉，从而使自己的利益的到最终的保护，上升至公法领域公民与国家订立契约，即宪法。当公民的私权益受到公权力的侵害时，依然可以通过与国家订立的契约而得到救济。

二、契约精神的历史渊源与法治理念契合

西方的契约精神源远流长，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对后世的契约理论影响深刻。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契约思想，亚氏提出交换正义的概念。交换正义是人们进行交易的行为准则。不得损人利己是交换正义的基本原则，现代契约精神是从自愿交易理论推演而来的。等价交换原则与慷慨理论，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数量，对适当对象施行财物上的给予，恪守允诺。[3]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把债划分为契约与私权两大类。在此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在此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偿契约与无偿契约的划分。阿奎那不仅试图说明信守允诺是一种德性，而且还说明何时应该恪守承诺。当代契约理论中的契约正义与诚实信用的原则的再现，都可见亚里士多德和阿奎那的契约理论的影响。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晚期的经院学者，运用亚里士多德与阿奎那的契约思想阐述罗马法制度，形成了完整的契约理论。十七十八世纪，早期的自然法学者格劳秀斯、普芬道夫、多马、波蒂埃等接受并传播了经院学者的契约理论。法国民法典借鉴多马和波蒂埃的理论。洛克，卢梭和康德进一步发展了契约论。西方的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于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这便是社会契约精神。英国史学家梅因曾指出“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的进步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4]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与公权力根源于人们缔结的社会契约的理论。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契约为纽带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代表了新的社会秩序。用社会契约的方式说明国家和法律及一切的权利和义务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的学说。社会契约论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以“自然状态说”为前提，人们放弃自然权利，交给一个人或某些人，缔结契约来治理国家，实质上是有关权力分配与控制的理论。

2.契约精神与法治理念的契合

契约精神是西方、民主、和法治的前提与基础。契约精神与法治的理念是契合的，张扬着理性的精神。社会的主体，主要是指自然人运用自身的理性自由的订立契约，缔约本身就是一种在市场经济中的理。契约精神与自由、平等的法治理念契合。首先在订立契约时，缔约的主体的地位平等，在履行契约时双方互享权利义务，没有超出契约的特权。当一方违约时，守约方会得到救济，体现了公正的精神。地位平等的主体自由的订立契约，不受外界得到干涉，若有其他因素影响缔约方的意思自治则契约不会发生效力。契约精神在控制权力方面与法治的精神，控权精神是法治的核心理念。按照社会契约的理论，公民与国家订立契约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国家为公益而行使权力、代表的公民的意志，在契约面前国家不得滥用自己的权力，并且现代社会，在行政领域也出现了契约化的趋势。行政契约最为典型，通过订立行政契约来实现政府的服务性目的。

三、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生存发展空间

1.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生存空间

市民社会是公元前1世纪西塞罗最早提出的概念，市民社会本质上是一种商业文明，一、经济和权利多元化。二、基本单位是独立的个人。三、契约社会。四、高度自治。[5]市民社会是培育契约精神的土壤。市民社会的本质是一种商业文明，商业文明社会需要契约精神引导商品经济中，各交易主体的行为，从而实现公平、合理、安全、稳定的交易秩序。商品经济的特点是频繁的商品交易，市场化的流通的模式。开放式的经营与商业运转，交易主体可以是国内或国外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主体也可以是法人主体，对交易主体的限制很少，各交易主体可以自由的选择订立契约，契约的内容与方式，各交易主体的地位平等，平等的享有契约上的权利与义务。

通过发达的商品经济孕育了契约精神的丰厚土壤，在基于互信互利的基础上人们需要订立契约，以实现交易的规范化，一方提出要约，另一方表示承诺，两方达到合意，订立合同，实现交易的目的。交易方通过契约，达成了交易，防范了风险，实现了利益。

市民社会是一种高度自治的社会，在典型的市民社会里，国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排除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这样一个消极作用而已。[6]在市民社会存在自由交易的市场，市民社会主体需要自治而非他治，而契约自由精神恰好提供了这种精神恰好提供了这种精神，契约的意思自治理念一直贯穿于契约的始终，缔约者订立契约完全出于自己的真实的意思表示。不受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的情况的干涉，意思自治在市民社会尤为重要。意思不自由，权利行使不受保护的社会，不是市民社会，商品经济也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市民社会重视权利与个体的独立性，在商品经济状态下，每个人都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无需外力的干涉，独立的自由的订立契约，通过自己的义务的履行换取对方的对待的义务履行，从而享有契约上的权利，当权利无法实现时，利用契约实现救济。

2.契约精神的发展空间

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已经从传统的私法领域发展到了公法领域，传统的私法领域的契约精神以合意为核心，面临着巨大的困境。1974年美国学者吉尔莫抛出了契约死亡的言论。日本学者内田贵以《契约的再生》来回应了这股浪潮，他认为死亡的是古典契约交易理论，契约没有死亡，而是在新的环境中得到重生。契约精神发生了一定变化。甚至出现了关系契约的说法。也就是将契约发展到社会人际关系中，横跨公法和私法的领域。

市民社会的契约精神已从单纯的私法领域的契约精神，发展为公私法领域的契约精神。市民社会不仅需要私法的契约精神，同时需要公法的契约精神。私法领域的契约精神存在于私人主体之间，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实现交易。公法领域的契约精神存在于私主体与公权力之间，目的是为了公权力不随意干涉。私主体的活动空间，公权力微观不介入，宏观上进行调控，从而实现、引导、支持保护市场经济的作用，最终有利于交易的实现。公权力在私人契约面前是一种中立的角色。无权力肆意干涉契约自由精神，除非涉及公共利益，主要起到宏观的指导作用。

四、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的秩序价值

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订立契约，社会处于稳定状态。定纷止争，合同自由，诚实信用原则是其集中表现。

无可否认，市民社会需要契约精神，在发达的商品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关系的存在状况复杂，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经济状况复杂，人们之所以订立契约其主要目的是给予彼此的一种安全感，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人们透过复杂复杂的经济关系，对各自的关系进行梳理，理清各自的利益所在。各自的经济交易能力，实现承诺的能力等各方面进行简化。从而上升为一种成文的书面形式。通过这一系列的形式化的要求，便是契约的形成过程。当契约订立之后，便建立了一个安全的环境。彼此相互信任。在一般情况下，订立契约并不存在欺诈、胁迫、趁人之危和恶意串通。当违反这种常态时，将得到违反契约的不利益，即惩罚，在没有契约的状态下，必然会产生意思不自由、欺诈、胁迫、以强凌弱、以假乱真、趁人之危，那么拥有更多财富者或掌握更多资源的人便会在交易中占有优势。从而削弱交易的积极性，最终不利于商品经济自由、良性的发展。因此在市民社会需要契约来稳定正常的交易秩序，在复杂的商品经济交往中，人们可以有一个大致可能实现的预期。这个预期便是交易环境的安全、有序和缔约者信守承诺。

契约精神在市民社会成为一种主流精神后，可以避免更多的交易纠纷，人们不需要为证明自己的权利而束手无策，只需要书面或有证明力的口头契约便可实现自力救济，依契约便可实现自力救济。而无需借助公权力的干涉，就能实现自己的权利。对于纠纷的解决，首先是通过书面的契约双方按照契约内容协商，只有在协商无果时，才会寻求公力救济的解决方式。因此，契约精神在定纷止争，实现救济方面有重要意义。

契约精神中的契约自由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在市民社会中尤为重要，发达商业文明史市民社会的重要特征。繁荣的商品经济需要私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的订立契约，从而实现个体利益。自由的订立契约不得违公共利益，虽然私主体可以自由的订立契约，但同时必需遵循契约形式化的要求。

与契约自由相伴而生的是契约信守精神，在市民社会，契约信守原则为契约自由提供了安全的预期。契约信守精神是契约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在订约时契约信守意味着不恶意缔约，不借缔约隐瞒真实情况，并且履行必要的附随义务。如照顾、保密、不作为等义务善良管理人。及基于信守原则对合同完全履行。

五、契约精神的中国化构建

(一)契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比较

在西方，明文规定的契约概念是在罗马法中出现的，但作为一种精神却可上溯到古代希腊，西方思想家与中国古代哲人不同，用自然的“天道”来说明社会“人道”的来源，而是用契约来解释人类社会规范的起源。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也强调守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诚信”意义突出的，与西方的“契约”不同，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依靠外在的裁判力量。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更多的得到良心的谴责，而不像基督教文化一样，违约要受灾祸和惩罚的。西方的契约精神并不仅仅停留在古代的法和宗教文化中，还被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概念，运用到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手段中。西方的契约精神，是西方法律最终脱离伦理法走向形式化的道路的重要背景因素。而中国古代“法自天出”，“圣人作法”观念。使中国法律带上了人治的枷锁，z于政府的重农抑商，自给自足，不鼓励商品交易，因此在中国法律失去了来自契约精神的内在推动。

在传统的东方社会，作为社会基本单元的农村公社，是以血缘关系为主导兼具地域性的组织体，尽管在历史进程中，农村公社开始割断村社之间在血缘上的牢固狭窄的联系。但这种血缘关系联系并未被彻底割断，而是表现为自然的宗法关系积淀下来，在中国，作为华夏的伦理文化，集大成者的儒家伦理，使一种特别注重宗法伦常的秩序信念伦理体系。与西方的市民伦理、契约精神不同，传统的东方宗法伦理排拒法律形式主义，追求实质公道，以“仁”为主体的个人信念伦理，必然排拒契约精神，克己为人。

(二)契约精神在中国的移植的可能性与在市场经济下的建构

1.契约精神在中国移植的可能性

所谓的法律移植是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某种法律规则或制度移植到其他的国家或地区，在鉴别、认同、调适整合的基础上，引进、吸收、采纳、摄取、同化外国的法律。法律是否有可移植性，学说众说纷纭，但可以肯定地是相同和类似的法律可以相互借鉴与吸收。在西方国家中，法治传统或相当一部份法律制度是在市场经济“自然”发生过程中逐渐演化变革形成的。因此即使当西方国家政府颁布有关的法律规则或进行法典化的时候，其法典内容的很大部分对已经通行的市民社会的惯性制度的认可，而不是靠法学家或政治家的创造。中国的传统社会并不存在契约精神的空间，传统的中国社会主要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商品交易靠的是诚实不欺的信用伦理，并没有形成契约精神。中国的市场经济的构建也不过二十几年的时间，而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的形成，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西方契约精神的形成，是通过数百年的商品经济的自然进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西方存在发达的市民文化，而这些在我国并不存在，所以如果生硬的套用西方的契约精神，而不加改造，其效果并不会十分的理想。而单纯的自然进化，时间未免过于持久，比较稳妥的方式是一方面保持契约精神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在自然进化的同时，通过政府的引导权威推进，最终实现契约精神在我国的构建。在形成契约精神的过程中还要注意的时，契约精神的本土化，充分的利用本土的资源，对西方的契约精神，全盘吸收，未必合理，比较合适的方法是在吸收西方契约精神的合理内核的同时，结合我国的本土资源，设定契约精神的外延，最终促进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完成。西方的契约信守精神与我国道德层面上的诚实信用原则结合，形成了我国合同法的诚实信用原则，契约精神在城市商品经济繁荣地区，发展态势良好，而在农村通过城镇化进程的深入，也有助于契约精神的形成。

2.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下的建构

契约精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构建，这首先需要发达的商品经济作为依托，西方通过数百年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形成了契约精神，并日臻完善，而我国的契约精神的形成，无疑需要走相同的道路，但我们可以将这个阶段缩短，这就需要通过市场经济来实现。一方面保持契约精神的自然进化，另一方面在自然进化的同时，通过政府的引导权威推进，最终实现契约精神在我国的构建。只有在繁荣的商品经济交往中，市民在交易过程中，订立契约、信守契约。在全社会领域，形成契约的观念，当这种观念上升为习惯，而习惯上升为精神时，契约精神才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导精神，只有形成了这种精神，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契约精神的形成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的良性的交易秩序，发挥市民在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最终完善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中，契约精神的构建，首先是内力的作用，即市场经济本身的作用，由于市场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存在着交易的风险，要消除这种风险，单靠克己的道德风尚，是不可能摆脱这种风险的，这就需要市民主体自发的结成契约，来对自己进行有力的保护，而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市场经济的需求推动了契约精神的形成。只有市场经济内部推动，由市民自发形成契约理念，才能最终形成稳定的契约精神。另一方面，是外力的作用，即政府的权威推进，作为公权力在市场经济主要起到宏观指导的作用，在契约精神的形成的过程中主要是引导、支持、鼓励以及当契约发生纠纷，协商不成时寻求公力救济.。政府鼓励市场经济中遵循契约精神，首先自身做出表率，践守契约。另一方面，大力宣传契约精神，即加强商主体的法律意识，民法理念。只有通过两方面形成合力，才能最终在中国传统商品经济滞后，先天发育不良，通过后天的市场经济建构的环境下，最终形成契约精神，进而完善市场经济。另一方面，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形成契约精神，才能发展真正的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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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民社会；和谐社会；民主法治；自治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2.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7）09-0143-02

1 “市民社会”概念上不同形式的界定

市民社会的定义：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内的一种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广阔领域，它由相对独立而存在的各种组织和团体构成，它是国家权利体育外自发形成的一种自治社会，是衡量一个社会组织化、制度化的基本标志，具有独立性制度性的特点，市民社会是国家权威和个人自由的缓冲地带。下面我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层面来分析市民社会。

（1）从经济层面来界定：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是市民社会的本质。马克思系统地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他认为，市民社会是与代表私人经济利益的商品经济相联系的历史范畴。在商品经济的高级阶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市民社会终于得以从政治国家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发展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过程中，其本质也显露无遗。随着阶级的消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对立也将消失，彼时，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市民社会也不复存在。

（2）从政治层面来界定：政治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主旨。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认为，市民社会是外在于国家的社会组织，政治自由是市民社会的主旨。“黑暗时期”的中世纪在政治与经济上为近代西方市民社会的产生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工作。①政治上出现了社会组织与政治组织的有限分离。②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在封建体制内部孕育了一批和新的生产关系相联系的“市民”。在传统体制内部孕育的这两大新型基因，在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形成了现代市民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两大传统。

（3）从文化层面来界定：市民社会主要指文化共同体。本世纪以来，市民社会的讨论形成过两次。第一次是在30年代，由葛兰西发起。另外一次是在80年代末，以哈贝马斯、柯亨、阿拉托等人为代表，形成了一套新的市民社会理论。

2 市民社会理论为我国和谐社会主义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现代市民社会理论坚持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强调市民社会系由非政治性的社会所组成。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概念主要是由黑格尔提出并由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市民社会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更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

（1）马克思将整个社会划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两大领域，前者是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是在商品经济发展条件下，“自然状态”和政治领域的，由普通“人格人”组成的私人领域和文明社会，其根本价值取向为自由、平等、效益和安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想范式的目标追求，前者强调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离的二元特性，后者则重视社会的“和谐状态”的构建。从市民社会的角度观察，作为提倡并发展“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中国在发展道路上又一重大进步，更是社会法治进步的重要标志。

（2）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关于“经济关系”的论断，为他之后所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确立了基本的坐标，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关于“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和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的论断，为后来研究市民社会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依据，也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价值目标和内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关于“物质交往关系”的论断，为后来市民社会的研究确立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和认识路径，也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理论基础。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把市民社会看作是市场经济中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和由这种交往关系所形成的社会生活领域。

（3）马克思认为“正是由于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公共利益才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一种和实际利益(不论是单一的还是共同的)脱离的独立形式，也就是说采取一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在这种共同体中，每个人自由协调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协调发展的物质交换关系为未来高级的和谐的社会目标模式提供了指南，对我们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更提供了一种理想范式。

3 我国市民社会形成发展过程中的特性，决定了其在当今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的构建中发挥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

（1）弘扬理性和契约精神，构建了我国和谐社会主义的法理基础。 理性意味着不以情感、冲动和权威等特殊性原则去从事社会行为，而是建立在计算和权衡之上，它强调通过公开的、正当的、合理的途径去进行社会交往。理性精神是市民社会所坚守的，市民社会的发育为普遍理性提供了现实基础，它能有效地促进社会理性化程度的提高。同时，市场主体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异质化，为求得自身利益的满足，这些彼此排他的利益主体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新的利益群体或合法性组织，从而使这些异质性利益主体之间形成一种包含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而这种契约性人际关系纽带的形成正是法治的基础，是政府实现从统治理念向治理理念转变的前提，市民社会本身就蕴含着社会自立、法治的逻辑。中国社会要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换，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转换，就必须借助市民社会所张扬的理性精神和契约性规则。

（2）塑造健康体格，营造和谐宁静的心理精神世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现代中国社会呈现出公共生活空间的扩张和私人生活价值取向多样性的增长，公共性的扩张产生了相应的对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与秩序的普遍需求，私人生活及其多样性的增长却与这一规则秩序要求构成了某种内在的紧张，如何化解这一紧张并在人们的生活多样性中构建一种和谐的心理精神秩序，成为现代社会和现代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课题。市民社会所特有的公共精神对缓解这种紧张具有重要的作用。公共精神的培养，其最终落脚点就是加强社会成员的自我建设，使民众真正树立一种“自我”和“主体”意识，一种“开放”和“宽容”的胸怀，培育出健康的人格。 “市民”是生活中充分拥有自由、独立、平等身份的平民百姓，是家庭、社区或非政府组织中普通的一员。人们自主地思考、自由地表达、平等地辩论、理性地宣泄，使错位的角色得到矫正、分裂的人格重趋统一，躁动的心态得以宁静，漂泊的灵魂重返家园，使人格不断趋于健康和完满。概言之，当今我国“和谐社会”的概念不仅仅涉及现代社会公共秩序，更涉及现代人的心灵与精神秩序，人的行为与社会公共秩序的和谐只是健康人格的外化而已。惟有人们和谐宁静的心理精神秩序，方有真正持久的、和谐的社会公共秩序。

（3）实行自治机制，促进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及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利益和价值的整合。市民社会主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发展了自主自治、自我对话协调的机制，致力于通过和平的、理性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利益冲突，市民社会的理性自律精神使得它本身具有调节矛盾冲突、实现社会稳态化的功能和作用。

（4）形成弹性的社会结构，化解个人私利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特殊利益与国家普遍利益同时存在，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化，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还表现得特别突出，如何缓解二者的矛盾和冲突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市民社会的出现及由此带来的公民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参与，在国家与分散的社会公众之间形成了一种中介力量，使我国的社会生活增加了一个弹性因素，它具有社会吸收的功能，能在广泛的社会动员的情况下，迅速吸收社会所释放的能量，吸纳各种社会力量和角色群体。市民社会内部生活的非政治化，能使大量的社会事务转化为私人的事务，大量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私人矛盾，缓解权威基础转变带来的社会结构压力，避免“权威真空”的出现，实现社会转型的平稳过渡，提高抵御社会动荡的能力。另外，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多利益分化，随着改革进程的深入日益要求利益的表达，但利益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方面，市民社会能够代表所属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另一方面也能以桥梁纽带身份把政府的方针政策上情下达，还能进行横向的不同群体的对话协商。市民社会可以发展出非暴力的有序结构来进行利益表达，使各种利益要求有条不紊地进入社会系统，满足各种社会利益群体进行广泛社会参与的要求。而当个人拥有多种利益并通过参加各种不同的组织来表达和追求时，他们就更有可能与代表普遍利益的政府建立联系，进行合作，进而使个人特殊利益和国家普遍利益之间达成相互宽容、让步和妥协，减少矛盾和冲突，甚至使个人利益上升为国家的普遍利益。

4 小结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角度看，市民社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国别，其含义、构成、作用和性质也会有所不同，市民社会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变的东西，而是一种历史现象；不是一致的共同模式，而是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因此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必须根据中国历史的背景和当下的现实。在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要根据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调整和谐社会的价值目标和内容，解决社会分歧和矛盾。比如较为突出的社会公平正义、先富后富、社会保障、法制文明等矛盾。另外，和谐社会除了经济上的目标以外，还应包括民主政治、法制建设等社会发展的目标。正如主席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达到的六条基本特征：民主法治的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诚信友爱的社会、充满活力的社会、安定有序的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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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白立强.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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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法治 国际法治 国际司法变革 强制管辖权

国际社会正在迅速发展，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国际法治的不足，国际法治的完善健全是目前国际社会亟需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各国普遍认识到国际法治的重要性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同时，除国家政府外，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甚至个人，都加入了国际法治完善的大势中，我们也必须加快脚步，为国际法治的完善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国际法治的概念

（一）什么是法治

人类社会的治理模式大致可分为人治和法治两种。所谓人治是指由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来治理国家。而法治又可分为形式法治（rule by law）和实质法治（rule of law）两种类型。前者暗含“一个不专制的统治者在法律之上用法律治理”之意，即所谓“人治下的法治”，而后者则有“人人在法律之下”之意 。

英国学者戴雪在他的《英宪精义》中所提出“法律主治”的概念，被认为是对法治这一概念的权威解读。戴雪的法治的三个方面——限制政府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程序优先，是理解现代法治概念之关键。

从当代民主社会的视角审视法治的概念，应当包括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法律治理（governance of the law）：明确排除“人治”的要素，要求法律应具有可预测性，即确定性。这就要求法律必须公开，应使人民可根据法律规定预测行为后果。

第二，法律至上（Supremacy of the law）：明确排除“依法而治”的要素，要求法律具有最高权威，对统治者同样具有拘束力。

第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equality before the law）：明确要求法律平等的对待每个公民，为每个人提供平等的保护；法律的实施不应存在真空地带，且实施的过程中应保持一致性，不会因违法者的社会属性不同而导致不同的法律后果。

（二）国际法治的具体含义

国际法治的的思想和实践由来已久，只是其法治的程度、范围有所不同。国际法治的概念在国际官方文件中第一次被提及是在1970年的《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宣言》中：“联合国在促进国际法治上至为重要。” 纵观国际法治的发展历程，众说纷纭，“国际法治是指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成员的国家接受国际法的乐手，并依据国际法处理彼此关系，维持国际秩序，公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状态” ；“国际法治的内涵应包括形式上的安定性，又包括实质上的公平性”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大体可以这样理解国际法治：国际法治是指国际社会各行为体共同遵从人本主义、和谐共存、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并以此为基础，在超越国家的层面上约束各自的行为、确立彼此的关系、界定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处理相关事务的模式和结构。 国际法治是不断发展的事物，它本身不是一种状态，是一个从过去向未来的过程，有其历史和现在，更存在着自身的未来。

二、国际法治现存的一些问题

人们期待在不远的将来，有一套统一完善的、能被人们所接受并遵守的法律约束着各方面的主体，“虽然任何一个面对现实的国际法学家都不得不承认国际法本身的约束力比较弱，但是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再没有比国际法更强、更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和标准了” 因此，世界各国政府及各方力量都在努力着，但国际法治的实现，侵犯利益最多的应该是目前国际上的政治强国，他们是既得利益者，如果国际法治成为现实，那么他们的利益必将受到侵害，因此，如何约束大国成为国际法治实现过程中必须攻破的难题。对此，可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虑：

（一）国家主权问题

国际法治最大的主体就是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然而某些国际法的规范本身是高于个别国家的国家意志。那这是否就意味着国家主权受到了侵犯，我认为这并不会干涉到国家主权。首先，在国际法治的实施进程中，作为一个更高层次的法律约束，国家主权理应受到限制，作为国际社会基本成员的国家也理应接受对其主权的限制；其次，各国在国际法治面前至少是形式上是平等的，特别是在国际强行法面前，我们可以看作统一做出的让步，或者说是共赢，反而有利于各国在国际社会上主权的实现。

国家主权的限制一般分为国家本身的自我限制及其外来限制。对于国家的自我限制，通常情况下是为了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例如“欧盟一体化的进程，其每一步都意味着国家职能和权限由成员国个体向欧共体整体的国度和集中。” 这种限制往往是损失的小部分的主权利益而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作为其成员国也是自愿加入，不存在损害主权的问题；国家主权的外来限制的情况则比较复杂，有些是合乎国际法标准的，有些则是超出国际法所规定范围的，即非法的侵权。对于依据国际法标准而实施的主权限制一般为对违反国际法的国家的一种制裁，即国际强行法的实施，而对于非法的侵权，则理应由国际法治进行处理。总之，对于外来的限制，国际法治的目标是公正公共的对待，当然这需要一个缓慢的进程。

各国在长久的国际往来中已经认识到必须对国家的主权做出相应的让步，各国的让步多是由协议规定而自愿做出的，因此，国际法治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协调不同协议中各国的权利保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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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荀子；隆礼；重法；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6)04-010-02

荀子是先秦时期儒家哲学的集大成者，继承了先秦思想家们重“礼”的传统，在此基础上，荀子提出了“重法”的思想。“隆礼重法”是荀子政治哲学的主要内容和国家政治治理的具体策略，为当时统治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国家治理之道，也为当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隆礼重法”的理论前提

荀子哲学思想建立在他对人性的考量上。“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荀子认为，人天生充满了各种欲望，对社会物质和自然资源的不断索取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然而，在任何历史时期，物质都不能够完全满足个人的私欲，人们的欲望总是无限扩大，同时，社会物质财富相应地减少。因而，荀子讲“人性本恶”，一方面，是因为人无法避免无限满足自然欲求的本性，另一方面，有限的资源和无限的欲求产生矛盾，会导致社会发生争夺。荀子生活的战国年代，正面临“争夺生而辞让亡”的现象，为改变人的本性，扭转战争杀伐的局面，实现社会和谐，荀子提出了以“隆礼重法”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哲学。人既然“性本恶”，又如何实现“群分合一”的理想社会呢？荀子认为，人可以通过后天学习教育自我提高、环境渲染自我完善，改变人的本性，通过社会礼义规范、法律法规约束人的本性，实现个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群分合一”是荀子社会治理的最高境界，希望社会达到“合”的目标，即，和谐。但荀子所指的和谐，是差异和谐。和谐建立在“分”的基础上，“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得之分义也”，人天生有不同的社会等级和社会身份，理应遵从所在等级的等级制度，言行符合社会身份的要求，社会分配符合等级规范，这样社会才不至于陷入无序竞争中，从而达到差异和谐的理想境界。荀子之“分”不是对人人平等思想的否定，他认为“涂之人可以为禹”，不同职业、不同等级的人通过后天努力都可以成为圣人，达到个人修养的至高境界。但荀子着眼于现实世界，个人资质不可能完全相同、个人等级也受到等级社会的严格划分，因此，人人完全地位平等、社会分配完全公平难以实现，社会公平、和谐只能通过“维齐非齐”来实现。

二、“隆礼重法”思想

（一）“隆礼重法”的含义

荀子对“礼”极为重视，“礼者，人道之极也”，“国无礼则不正”，“礼”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准则，也是国家治理的法宝，还是天人和谐的桥梁。第一，“礼”包含了个人道德修养、行为规范的内容。“人无礼则不生”，“礼”是达到君子人格的必要品质。第二，“礼”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先王制定“礼”，目的在于减少社会纷争，降低社会动荡，对人的欲望因势利导，规定社会各个等级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人生来有尊卑之别、长幼之分、贫富之差，“礼”的功用则是对这些差别予以肯定，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为人们严格按照等级行事提供最基本的依据。这样，才能使得社会各等级的人有礼制可循，言行不逾矩，这个封建社会处于有序的运行当中。第三，“礼”是天地之根本，“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礼”自然应该遵循天地法则，从而在人事当中尽礼义之道。荀子认为，“法”可以引领社会良好风气，这主要是在法治的过程中，提倡法律与教育相结合共同发挥作用。教育的教化能够内化为个人的道德修养，外化为个人的行为准则，但教育的教化并不是对任何人都产生作用，如果个人内心没有道德约束，又没有外在的法律规范，就可以为所欲为、毫无顾忌了。而如果只采取严苛刑罚治理社会，没有教育的内心感化，那么，刑罚则会繁多而不能改变人的心性，无法从根本上改善人的道德水平，也不能从根源上修正社会风气。荀子所讲的“法”与当代的“法治”并不相同，主要是指通过法律法规惩戒违法行为，对人们起警醒的作用。荀子不赞同法家严刑峻法，肯定“法”的公正、公平精神。首先，法律一旦制定，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应遵守，无一例外。其次，“刑称罪则治，不称罪则乱”罪行与刑罚应相当，否则，刑罚就会由于不恰当的惩罚而丧失人心，进而丧失应有的威力。

（二）“礼”、“法”关系

在荀子看来，“礼”、“法”是社会治理的根本。但在“礼”、“法”关系上，荀子更强调“礼”的社会功效。“法”来源于“礼”，是对“礼”的保障。“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法”是“礼”推行的辅工具，将“礼”用“法”的具体规范确定下来，通过刑罚惩戒犯罪之人，可以使“礼”广泛普及、有所保障。其次，“隆礼”可以成就王业，“重法”成就的是次于王业的霸业。君主强调严刑峻法治国，只能成为一方霸主，而不能成就一番王业。在推行“礼”、“法”的过程中，君主施仁政非常重要，虽然荀子重视“法”的惩戒功效，但仍然告诫君主当平政爱民、争取民心。“有治人，无治法”，法律的制定、实施不能够脱离人，因此，君主是治理之源，君主修养的提高、正确的信念与追求非常关键。

三、“隆礼重法”思想的现代价值

荀子的“隆礼重法”思想是中国礼法文化的里程碑，强调了教化与强制并重，人治与法治并行。荀子“隆礼重法”思想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实际应用，也对当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以德治国，弘扬道德风尚

传统文化乃民族之魂，德治乃国家之根基。以德治国的路径是“礼”，“礼”是道德原则的法律化。道德是人内心不成文的法律，通过劝导与感化去影响社会全员，使社会各阶层成员对各自的行为处事、言行举止有自我约束力。为官者应常修官德，领导干部是以德治国的实施者，也是道德建设的推行者，在建设和谐社会、促进市场经济顺利运行、提高大众道德水准等方面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而因，执政者理应加强思想教育与道德修养，时刻自省其身，为人民群众树立道德榜样，以自身行为感化教导人民群众，引导人民群众的善行善为。普通公民既要遵守社会的道德规范又要不断提高自身道德品质，通过反省、自律等自我约束的方式加强道德水准。普通职工遵守职业道德规范、家庭成员共同守护家庭道德伦理、在校学生遵守学校的校规、市场经济主体遵守基本的经济法规，如此，整个社会就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人与人之间才能以更加和谐、信任、友爱的关系相处。当前，我国出现的种种不和谐现状与公民道德水准下降、道德底线降低有很大关联。例如，在经济领域中，假冒伪劣、偷税漏税、虚假交易等行为屡禁不止，其根源就在于人们诚信道德的丧失。同时，社会上奢靡之风日盛，原因是传统节俭道德的缺失。因而，提高公民道德水平、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势在必行。

（二）依法治国，推行法治建设

“礼”的本质是自律，这种自律并不是强制性，这是礼有局限性，于是荀子引法入礼，法是礼的延伸，法与礼的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依法治国就是重视法律所能实现的社会公平与正义，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法律实施的强制性是依法治国的前提，法律既要有其威慑力，又要罪、责、刑相适应。轻罪轻罚，重罪重罚，一罪施一罚，数罪并罚，罪罚相当。法的执行和法的适用、法的遵守和法律的监督四者相辅相成，是依法治国的奠定基础，并依靠社会全体人员的共同维护与实施。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完备的法律是基础、严明的执法是保障、公正的司法的是底线。为使依法治国能够顺利实行，首先，因当提高广大公民的法律素养，懂法、知法是守法的前提。其次，对违法着严格按照法律条文予以惩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最后，司法公正是法律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才能保证人民的基本权益、惩罚犯罪者的违法行为，让法律真正发挥作用。

（三）德法并行，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建设不仅仅是社会的法制化，更需要道德化的社会土壤。既要有法可依，又要有德必为，德与法共同发挥作用并行。社会是无数的人以及他们的关系所交织的大网，维系这社会网以及社会的前进与发展，就需要法律和道德这两者相结合的平衡机制。当法律制度与道德规范一旦确立，就需要每一个社会公民去遵守，才能充分发挥道德和法律的作用。道德是产生于人内心的力量，主要通过人的自我规约和社会舆论来实现社会治理的功效，而法律则是通过外在强制的手段对违法者进行制裁，进而保证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道德与法律分别是社会柔性力量和刚性力量的代表，在和谐社会的治理中二者缺一不可，共同发挥作用。公民需要以良好的道德规范引导自身行为，遵守法律底线、提高道德修养，而国家则需要通过法律的强制性管制降低社会不和谐事件的概率，以此保障社会的和谐。

四、结语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为当时的国家政治提供了新的构建思路，在国家治理中提倡“礼治”与“法治”并行，对人民采取教化引导和刑罚惩戒相结合的原则，是当代道德伦理和客观法律共同发挥作用的前提。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其政治管理思想仍以道德学习、自我教育为主，同时，重视法治的现实作用，使得伦理道德不再流于摆设，有了现实操作价值。荀子“隆礼重法”思想既继承发展了儒家以“礼”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又影响了后世法家以“法”为核心的法制主义。“隆礼重法”思想启示我们在国家治理中应当德法并行，德法互补，既要重视道德教化人心、净化心灵的作用，又要着眼于法律的以暴制暴、严惩防范的功效。

参考文献：

[1]荀子•劝学．

[2]荀子•性恶．

[3]荀子•王制．

[4]荀子•礼论．

[5]荀子•王霸．

[6]荀子•修身．

[7]荀子•正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