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融合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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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1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选题背景
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虽然被逐渐提高,但是在其发展中也面临着几个重要的现实问题:第一,旅游需求的变化。在大众旅游时代,人们的旅游需求更多的停留在“表面经历”的阶段,追求的是“到此一游”的效果。随着旅游者阅历逐渐的丰富,旅游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到旅游景点观光的游客,而是已经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旅游者、休闲度假者、商务旅行者等各类消费群体。旅游活动也不再局限于观光游览,而是进一步泛化涵盖了景点游览、城市旅行、文化体验、度假休闲等多元复合的各类消费形态。深度体验的旅游需求需要旅游目的地不仅仅只是展示自然人文景观,更加需要挖掘出旅游目的地的丰富文化底蕴,实现从提供单一观光产品到复合型休闲产品的转变。旅游需求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旅游诉求的改变上,同时也体现了旅游方式的改变。随着各项基础设施及旅游接待设施的逐步完善,信息、金融、通讯服务更加便利,自助旅行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和热衷,传统的以旅行社制定线路的团体旅游显然已经处于被动的地位。第二,旅游资源观的限制。“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资源禀赋型产业发展模式成为了旅游业发展的瓶颈。传统的旅游资源二元结构论将旅游资源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种类型,催生了一批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及历史文化名城。直到现在,这种二元结构资源论仍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政府官员、开发商的思维,山水风光和历史名胜仍是开发商投资开发的首选。2003年颁布实施的《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主要是针对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进行分析。该标准是旅游资源开发和规划中对资源进行评价的重要依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开发者对旅游资源的认识。第三、旅游企业信息化管理水平偏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上预订、网上交易、微博及微信等新型营销模式正改变着旅游者的旅游方式、消费模式和获取旅游资源信息的途径。旅游企业应根据旅游者需求的变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变原来的企业经营策略、管理方式及营销模式,实现与客源市场的无缝对接。
1.2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思路
第一,针对目前旅游产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的现状分析,提出了从产业融合视角出发的解决途径。基于旅游产业融合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主题。
第二,理论基础及文献述评。首先对产业链理论、产业关联理论和产业集群理论的内涵、发展及与产业融合的关系进行分析,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文献述评上主要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进行剖析,同时对旅游产业与农业、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融合的模式和研究方法进行综述,基于理论研究的缺陷,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的必要性。
第三,构建旅游产业融合的概念模型和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基于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的梳理和辨析,从产业融合的本质原因出发构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基于概念模型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并对不同融合模式的融合机理进行分别阐述。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研究是旅游产业融合概念内涵的重要全释方式,能够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但是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来源于概念模型,因此需要应用到实践中进行检验。
第四,旅游产业融合模式检验。为了进一步证明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科学性,本文选取相关案例对旅游产业融合的三种融合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从而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的实践发展。
以旅游产业与农业的融合为例,对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进行实证研究。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理论关系,对旅游产业与农业间的投入率和融合度进行测量,从而辨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基于融合模式的确定对旅游产业改变农业产业链的过程和内涵进行阐释,并以案例分析的形式对不同融合阶段下的新业态进行分别解析。
第二章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2.1理论基础
2.1.1产业链理论
产业链整合是产业链理论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产业融合正是产业链优化整合的重要途径。产业链整合体现为产品整合、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三个层面。产业融合中新产品的产生体现了产业间不同要素整合成新产品的过程,产业融合中产业链的改变主要体现了主动融合产业通过核心价值要素的应用和推广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中各个组成部分价值整合和知识整合的过程。本文主要基于产业链理论对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下主动融合产业对被融合产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进行分析。
2.1.2产业关联理论
产业关联理论是基于产业间投入产出的量化考察国民经济各部分间的技术经济联系,从而实现了产业技术经济关联质的分析和量的分析的结合。
魁奈的经济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和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是产业关联理论形成的基础。列昂惕夫是产业关联理论的最杰出贡献者,于1936年发表文章《美国经济体系中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构建了投入产出的分析模型,标志着产业关联理论的初步形成。1941年列昂惧夫的着作《美国的经济结构1919-1929》的出版标志着对产业关联研究已经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随着运筹学和计量经济学的发展,产业关联理论在二战后取得了飞速的发展,逐渐提出了动态的投入产出模型、引入了最优化思想的投入产出分析及扩展了地区间的投入产出分析。
王琪延,徐玲提出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基础,具有一定关联性的产业才能寻求进一步的融合发展。产业关联虽然不是产业融合的充分条件,但是产业融合的发展过程中必然体现了产业间的关联关系。本文对旅游产业与农业的实证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关联和产业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同时基于投入产出分析对旅游产业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度进行测算。
2.2研究述评
2.2.1产业融合理论国内外研究综述
20世纪70年代,随着发达国家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扩散,部分信息技术产业间的边界逐渐模糊或消失,并产生了新的产业形态。这种现象早期发生在以媒体、电信和信息服务为代表的产业之间,后来扩散到其他服务业,并逐渐开始向农业和工业渗透发展。产业融合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产业创新,使原来基于产业分工的产业
经济理论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受到了政府及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国外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已经幵始对数字融合及技术融合的现象进行研究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逐渐发展到对产业融合的深入研究。21世纪后我国学术界开始针对产业融合进行研究,并迅速扩展到对不同产业的融合现象进行分析,目前产业融合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纵观国内外己有的研究成果,产 业融合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融合概念、模式、原因、过程及影响效应等方面。产业融合理论是本文的重要理论基础,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构建及融合模式的提出主要基于对产业融合理论本质内涵的分析。由于产业融合理论目前尚不成熟,并不能作为理论基础进行简单介绍,因此本文对涉及到产业融合理论内涵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述评,对产业融合的本质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从而为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的构建提供理论依据。 产业融合作为国内外学术界的一个热点问题,己经被讨论了三十多年,但是产业融合的概念表述及内涵界定至今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学者从不同研究视角出发对产业融合的概念界定了不同的内涵,甚至有学者将技术融合、三网融合和数字融合等同于产业融合。具体来讲,基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可以将产业融合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几类:
第三章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及模式构建.........30
3.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及问题辨析.......30
3.1.1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总结........30
第四章旅游产业主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农业融合...........50
4.1旅游产业对农业主动融合的实证研究........50
第五章旅游产业互动融合模式研究——旅游业与文化产业融合......67
第七章三种模式下的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建议
基于概念模型的旅游产业融合模式应用到具体融合现象的分析证明了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理论的科学性。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针对具体的融合产业,但是研究结论也反映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的一般特征,这些特征能够更好的指导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旅游产业融合在微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市场结构和产业链构成,为旅游产业带来了一定的创新发展,宏观上改变了融合产业的产业结构,提升了地区或国家的竞争力。在旅游产业融合这一新型的产业创新方式之下,我国应该如何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促进旅游产业良性、快速的发展成为旅游产业发展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问题。目前,政府在旅游产业融合相关政策的制定上,宏观发展上主要是大力提倡旅游产业与一、二和三产业的融合,而不同地区对旅游产业融合的确切产业对象选择上,一方面主张旅游产业与所有产业进行融合,另一方面主要是依据国内的相关成功经验,促进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动漫产业和农业进行融合。这种旅游产业融合的政策导向并没有体现旅游产业融合的特征,没有针对旅游产业与不同产业进行融合的不同特征及旅游产业在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现状提出相应的融合发展政策指导。因此,本文基于旅游产业不同融合模式特征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第八章结论与展望
本文主要利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旅游产业融合模式进行研究。本研究的核心内容集中在3-7章,第三章主要是基于定性研究方法构建了旅游产业融合概念模型并提出了三种旅游产业融合模式,第四章、第五章和第六章的研究内容主要基于实证分析方法将旅游产业的主动、互动和被动融合模式理论应用到实践中的融合现象进行检验,第七章是基于对不同融合模式特征的总结提出了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的相关建议。主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关联与产业融合理论提出研究假设并检验了旅游产业对农业的主动融合模式,分析了主动融合过程中旅游产业对农业产业链的改变过程和改变结果;互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基于产业间锅合与融合的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互动融合模式进行验证,同时对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产业间及产业内行业间的融合度进行了测算;被动融合模式研究中,主要是基于产业集聚度与融合度的理论关系提出研究假设并验证了信息产业对旅游产业的带动融合作用。本文的前章的研究内容己经解决了本文的研究问题,本章主要是对本文的主要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对研究不足之处进行分析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展望。
8.1研究结论
本研究主要是对旅游产业融合概念理论问题及旅游产业在不同融合模式下与其他产业的融合的过程和状态问题进行研究。根据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和研究问题,总结主要结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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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三网融合;有线电视产业;创新发展
三网融合的概念是指广播电视网、电信网以及互联网的融合,源自于数字技术、网络技术以及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产业进步和交互,产生的影响已经超越技术范畴,涉及到了文化、经济、政治甚至是国家的安全性和竞争力的加强,成为了全球信息文化以及社会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开始执行了关于三网结合的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为国家的信息技术及综合领域的全面提升打下坚实的基础。
1三网融合及有线电视的发展情况
1.1三网融合的概念和实质
三网融合是由计算机信息技术引发的革命,20世纪末期美国麻省理工信息实验室出版的著作《数字化生存》中描述过对该课题探讨过的结果,书中形象的以三个圆圈代表着出版业、计算机业、广播电视业三个领域,并以重叠的方式描述了三者结合后的发展前景将会超越每个领域单独发展的速度和质量,这也是对三网融合比较早期的概述。之后对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三网融合发展的不断落实,三网融合的概念和价值也逐渐完善凸显出来。三网融合也被成为三网合一,是指由独立运营的传统有线电视网、电信网以及计算机网之间互相渗透和交融的一种现象,具有的特征是物理层面的网络互相交流,仅需要简单的物理网络就可以实现众多用户的资源和信息共享,同时还能和其他网络层面中的用户进行通讯和交流;三者在网络的应用层面上既能互相渗透和交互,也能在自身的领域互相独立;三者还可以根据业务和资源的需要调整网络间的交互和兼容的协议等。我国提出三网融合的概念还是在二十世纪末期的电信体制改革辩论,之后该概念被写入了十五、十一五以及十二五规划中,而且下新时期下不论是概念还是价值都逐渐清晰。当前业内对三网融合的概念设定为一个在业务层、网络层互相渗透和IP进行交换的信息技术应用平台,主要的内涵是根据IP的分组情况进行技术交换的运用;为用户提供数据、视频以及语音等多媒体业务的服务能力;能够使用多种形式的宽带和服务对质量作出保障;对底层的传输业务进行合理分离和优化等等。
1.2三网融合对有线电视产业的冲击
三网融合的进程中对广电产业的冲击非常大,尤其是有线电视产业,不论是从政策、技术、市场等方面都对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引发了发展模式上的深刻转变。三网融合概念对有线电视产业的益处主要体现在数据的传输能力和网络功能的应用上,信息技术的优化为有线电视产业的网络具有了传统广播电视没有的全媒体、全功能和全业务的技术前景。在三网融合的背景之下,相关部门开始对有线电视的网络双向化进行改造,能让有线网络的业务范围和信息承载能力在不同技术的改造下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包括光纤混合网中的双向化技术电缆调节器技术、以太网电缆传输技术、以太无源光网络技术、吉比特无源光网络等技术的解决方案。其中以太网同轴电缆传输技术是为实现有线电视网络双向调节的专业技术,对有线电视网络实施该方案之后对一条电缆上的数字电视、计算机以及交互电视的网络应用服务,而且在难度和费用上也相对较低,技术实现之后的网络业务性能也较为稳定,因此被称为有线电视产业双向改造的关键实现方式。
2三网融合背景下的有线电视产业创新过程
2.1政府主导的转型探索
有线电视的产业转型是我国发展三网融合进程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广电产业向三网融合方向进发的基础步骤,而这一过程必须要由政府作为主导作用,既为广电有线电视产业制定向信息化发展的规划,也起到了综合性质上的监督和推动作用。我国国务院从2004年开始将广播行业的数字化作为了政府工作的要点,同时提出了在2015年时实现全国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数字化和信息化的转换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先后召开了五次全国性质的现场会议,部署和推进了我国有线电视向数字化转变的工作落实。新一代的广播电视网是由有线电视信息化和移动多媒体电视取得的成果为基础,用我国自主创新的高性能信息网作为核心技术,建设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三网融合为基础的有线电视产业。政府主导和企业参与是新时期下广播电视建设的规划,也是引发三网融合和有线电视产业碰撞变革的基础,也是我国广电系统为三网融合发展做出的回应。
2.2有线电视产业链模块化设计
三网融合的背景之下,有线电视产业和其他的广电行业一样承受着纵向产业链的分解过程,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也是制定了有线电视产业链的模块化设计过程,只有将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根据规则进行分解,才能实现每一部分的单独设计和自律子系统的行为,从有线电视产业角度来讲则是需要使用形成产业链中的连接点,通过耦合成网的形式将拆分后的模块进行整合和集中,再将建立好的子系统进行统一实现更加复杂的系统。有线电视产业的模块拆分再集中的过程,也是将有线电视和三网融合中涉及到的技术和产业进行分工整合的过程,一般会涉及到三种形式的规则。首先是结构,每一个模块的结构决定了其在系统中的地位和价值,也是确定每一个系统部分地位的基础;其次是界面,用来描述模块在不同情况下产生的细节,也是模块直接互相交流和沟通的信息归属;最后是标准,用于对每一个模块进行检测和设计规则,对模块的性能进行衡量和比较。
2.3有线电视产业的创新策略
为了应对目前市场环境的竞争情态,企业的创新和改革是提高其竞争能力的最佳利器,但是由于有线电视产业长期处于垄断和区域化经营的状态,导致很多的广电企业处于市场意识薄弱的状态,在创新和改革的力度上也达不到行业的平均标准。我国政府的行政力量对改造有线电视产业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随着三网融合政策的开放以及电信行业的快速发展,有线电视产业的创新改革也住进步入正轨。根据网络产业链的结构可知,有线电视产业的创新过程可以通过对模块进行分解再整合,例如可以将有线电视中最核心的技术和业务进行分解,形成内容存储、集成、分发和传输等环节,这些环节可以和对应的企业相互对接,实现了每一个环节的价值最大化,同时也因为拆分后集中的行为模式让有线电视产业变得更加灵活和增加社会适应能力。
3结束语
综上所述,有线电视产业应当根据自身的条件努力提升市场竞争力,从治理企业的手段开始调整,加大资金投入到创新技术的研发中,提高企业运营资本的增长速率和运作能力,同时对企业的员工进行全面的专业素质培训,实现三网融合背景下的有限电视产业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1]刘超.有线电视技术与宽带技术融合发展途径之研究[J].企业导报,2016,19:70.
[2]沈向军.三网融合背景下中国有线电视发展的战略选择[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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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产业;文化产业;融合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05-0036-02
一、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一)旅游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关于旅游产业的概念,至今没有明确的定义。一般认为,旅游业是服务行业,是以旅游资源为凭借、以旅游设施为条件,向旅游者提供旅行游览服务的行业,又称无烟工业、无形贸易。旅游产业比旅游业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它是以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为基础,以旅游者需求为导向,为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的吃、住、行、游、娱、购提供服务,满足旅游者精神,物质需求的综合性产业。从目的地的角度来看,旅游产业包括五大部门,即旅行社业、住宿业、旅游交通、旅游景点、目的地管理部门。
(二)文化产业的概念及产业边界
由于文化背景不同和行业分类指标体系的差异,国际社会对文化产业内涵理解不同。目前采用最多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下定义,即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构成文化产业。
我国国家统计局颁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2)》,将文化及相关产业定为“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该分类将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分为五层。第一层分为“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两部分;第二层根据管理需要和文化生产活动的自身特点分为10个大类,即“新闻出版发行服务”、“广播电视电影服务”、“文化艺术服务”、“文化信息传输服务”、“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文化休闲娱乐服务”、“工艺美术品的生产”、“文化产品生产的辅助生产”、“文化用品的生产”、“文化专用设备的生产”等;第三层依照文化生产活动相近性分为50个中类;第四层是具体的活动类别,共计120个小类;第五层是对含有部分文化生产活动的小类设置延伸层,共计29个。
可见,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具有明确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市场边界。但旅游行业中专门开发利用文化资源为旅游服务的经营企业,其本质属于文化产业,而文化产业中主要生产供旅游者参观、游览、鉴赏和购买产品的企业又发挥着旅游的作用。在行业渗透、学科交叉的当今,两者之间就更难分彼此。因此,与其他产业相比,文化与旅游产业间更易发生渗透、交叉、融合等现象。在各国,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都不同程度地走向了互动融合的道路。
二、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
根据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融合联动的程度和方式的不同,可将两大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分为延伸型、整合型、渗透型3种。
(一)延伸型融合模式
根据产业融合理论,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活动本身存在互补性,可以突破原有的产业边界,实现两大产业共赢。文化产业的价值链可向旅游产业延伸,凭借文化产品的强大吸引力提升旅游产业的创新能力。例如,大型桂林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既是国内外知名的演出项目和文化产业项目,同时又是世界旅游组织目的地、最佳休闲度假推荐项目,成功实现了文化产业向旅游业的延伸。
也可将旅游产业向演艺、影视广播、传媒出版等文化产业延伸,如影视基地、动漫基地等文化产业园区就是旅游产业向文化产业延伸发展的典型。文化产业园区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在功能上实现了文化产品的开发、投产与交易,同时由于场地开发和布景的需要,使产业园区又同时存在旅游景点的性质,通过文化表演活动吸引游客前来参观旅游。
(二)整合型融合模式
该模式是将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价值链解体,然后将两者的核心环节进行重组,形成一条全新的价值链,构筑出新型的整合型产业。常见的整合型产业融合包括以世博园、园博园为代表的会展活动和以国际旅游文化节、国际艺术节为代表的节庆活动。以会展和节庆作为产业融合的纽带,凭借节庆展会的设施平台吸引大量客源,借助举办地的各种旅游资源,以各种文化创意体验活动或项目为表现形式,打造出全新的文化旅游产业形态。通过两大产业资源的整合、产业活动的重组,既可提升举办地的旅游形象,吸引游客,又可有效地传播、销售文化产品,推动两大产业的联动发展。如日内瓦的“国际会议之都”、南宁“东盟博览会之都”、海南“博鳌国际会议中心”等。
(三)渗透型融合模式
该模式是选取文化或旅游产业价值链中的某个环节,使之渗透到对方产业价值链环节中,从而形成文化旅游产业或是旅游文化产业等新产业。动漫业与旅游业的结合就是渗透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例如,2006年,浙江天畅网络科技公司与凯恩旅游集团合作,将旅游景点植入《大唐风云》网络游戏中。景点借助该游戏的传播渠道得到了更好的宣传和推广,使旅游产品更加具备市场吸引力。而游戏本身也因为真实景点的加入增添了观赏性和体验性,并借助景点的知名度为游戏获得更广阔的市场。
此外,文化主题公园也是渗透型融合模式的代表。该模式代表项目为迪斯尼乐园、宋城等,即通过产业渗透的方式,借助产品的文化内容优势以及广泛传播所获得的市场优势,通过技术创新的手段将其产业活动扩散到旅游业,打造出“文化主题公园”这一新兴的休闲旅游新业态。
从开发难度上看,受政府政策推进和资金门槛低等影响,延伸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最易实现;受技术创新和资金需求限制等影响,渗透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最难实现;而整合型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则介于二者实现难度之间。不同地区应针对自身历史文脉、经济发展现状、旅游发展状况、产业条件等来选择适宜发展的产业融合模式。
三、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路径
旅游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路径主要基于技术融合、资源融合、市场融合和企业融合几个方面。
(一)技术融合
产业融合建立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之上,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导致技术融合,而技术融合改变不同产业的生产技术和工艺流程,使不同产业的成本结构变得十分相似,消除了不同产业间的技术性进入“壁垒”,使不同产业形成共同的技术基础。旅游产业中的旅游资源开发技术与文化产业中的文化产品创作与制作技术的结合即为两个产业融合发展的技术基础。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而旅游产品的创新离不开技术手段的支持。文化产业的技术优势明显,它的引入和融合会带来旅游业科技含量的提高,促进旅游产品结构的优化。例如,利用 “创意”开发技术,可以开发影视旅游、演艺旅游、旅游游戏软件等具有关联性的产品,在丰富文化与旅游产业原来各自经营内容和形式的同时,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二)资源融合
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具有较大重合性,沉淀深厚的历史文化遗址和文物,具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工艺、饮食等既是文化资源也是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资源作为两个产业的共同生产要素,可以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 “创意”开发技术得到有效整合利用,既能保护有形文化资源,又能传承非物质文化,还能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赢。例如,当前发展如火如荼的古城古镇与古村落等,以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形成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游、休闲游、度假游、社区游等产品形态,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创新旅游商业业态的内涵与外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当地社区文化的复兴与传承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与经济保障,产生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可见,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有效利用文化资源开发特色旅游文化产品,成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重要路径。
(三)市场融合
旅游业的市场范畴庞大,空间拓展能力强,新颖时尚的文化产业则深受青少年群体的追捧和热爱,市场空隙的存在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找到了现实需要的路径。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市场融合,主要通过市场营销的创新整合、共同品牌的培育、资本整体运营管理等方面来实现。
一方面,文化产品的传播渠道、方式与旅游产品营销相结合,将使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和旅游产品的销售模式发生改变。例如,互联网与旅行社相结合,形成旅游产品的在线销售;传统的文化演出经过全方位的改良后开发成实景演出,吸引到的消费者不仅是当地居民,更多的是外地的旅游者。另一方面,旅游产业也可共享文化产业的市场,进行旅游产品的营销与推广。如文化产业中的出版发行与版权服务以及广播、电视、电影等,旅游业不仅可以共享其文化产业的市场群体,同时可以借助其平台进行旅游的营销与宣传,如近年发展火热的影视旅游、小说情境游等皆是如此。
(四)企业融合
企业是产业的主体,技术、产品和市场融合最终的执行和实施都是在企业层面。因此,企业成为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的载体。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导致出现了从事文化旅游业、文化会展业、文物博物业、娱乐业、动漫业等业务的大量企业,这类企业的业务融合了两大产业的特点,并可利用同一的运作平台,有力地推动着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同时,这类企业的融合发展不同于传统的企业纵向一体化发展,而是向横向一体化、混合一体化转变,从而可以更加有效地提高资源利用率,提升产品附加值,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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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青博会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后技术时代”,电视PC化,手机娱乐化,例如融合数字电视技术的PC产品,整合游戏机功能的娱乐手机,整合电脑功能的游戏机产品等。产品的概念随着技术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家电概念日益被数字化的消费理念取代,家电最终会随着数字化潮流的发展成为个人信息处理终端。
因而,消费电子产品的功能区隔日渐模糊,新一代的电子消费品也集成了不同技术领域的最新成果,成为技术“融合”的终端平台。这些产品在技术升级的同时也预示着以消费为导向的信息服务模式与技术资源分配的产业新格局正在形成。这一趋势不仅仅是消费电子技术和功能的升级,也标志着基于技术融合的产业内外互动正在成为消费电子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3C产品的功能延展意味着电子消费产品的各个技术环节的相互依存度的不断加深。与此同时,随着信息内容和服务模式的升级,信息处理技术及内容运营商将介入终端产品的设计与生产,终端产品及其提供的信息服务也成为信息处理技术供应商和内容运营商共同的利润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产业融合程度。
消费概念升级与技术资源的再分配
对于产业观察者而言,3C技术的融合和产品功能的延展趋势并不新奇,3C融合实际上是通过某种信息集成的协议将信息渠道简单化和扁平化,在终端产品中实现个人与家庭的信息需求整合。因此,3C的融合不仅仅是技术和功能的融合,更为重要的是信息平台和服务内容的丰富和整合,例如被市场一致看好的IPTV业务就是要将电脑与电视的服务内容和信息渠道进行整合。3C融合在青博会如此受到青睐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其概念的新颖,而是在于3C的融合已经可以在终端产品上实现了,包括英特尔和微软在内的核心信息技术供应商广泛介入电子消费产品的设计及电子消费服务模式的制定,我们看到TCL、海尔等大型电子消费品供应商所提及的“数字生活”概念背后都有英特尔的背景,而微软也通过与长虹及盛大的合作实现XBOX产品的PC化。
此前在信息处理和软件平台方面占有大量利润空间的英特尔及微软等信息技术供应商通过与电子消费产品制造商的合作将利润的空间逐渐下移,与此同时,以提供信息及消费内容的网游等内容运营商则将功能拓展和信息渠道的整合作为潜在市场开发的重要战略。更为重要的是,电子消费品制造商也逐渐摆脱了零部件组装流水线的尴尬地位,而是将产品的价值延伸到服务及个性化数字生活体验等诸多方面,不断介入信息处理技术、内容运营及服务模式的全面提升,成为数字化消费理念的最终实现者。
从技术进步到信息内容资源的整合,从产品营销与服务升级,电子消费品从核心信息技术到终端娱乐及信息功能界面的开发等的各个产业环节之间的相互依存度随着产品及服务功能的延伸日益突出。就此而言,电子消费品的产业模式正在随着技术资源的重新分配而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3C技术融合和电子消费品功能多元化的背景下,3C产业的资源结构越来越倾向于以技术整合为基础的服务内容升级与信息消费需求整合。换而言之,产品的功能多元化必然带来技术的集中和服务内容的集中,消费概念提升的背后是各个产业环节的技术资源分享和利益分配模式。
作为信息处理技术供应商,英特尔等通过改进电子消费品的信息处理能力升级信息平台和信息渠道,而内容供应商则通过升级后的信息渠道占领现有和潜在的信息消费市场,这一切都要通过电子消费品供应商的终端产品实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互相嵌套的资源共享与利益分配的产业内部的资源结构。
简而言之,3C技术的融合实际上是以消费概念变革为归依的技术资源整合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产业资源整合度及其效率则是决定产业竞争力的基本标准,只有产业资源整合形成的合力才可以解决电子消费数字化的最大瓶颈:信息内容与服务模式的升级。
缺失的合力:服务与内容瓶颈
电子消费的数字化升级需要产业内各个环节的合作和资源整合。以电视、网络、移动通讯平台及其他信息通路构成的信息传递平台的容量足以承受更大量和更加集中信息交流的需要;与此同时,以芯片技术为核心的高效率信息处理技术与电视等终端产品的结合使终端产品的信息处理能力能够适应数字化的信息消费需求;然而,要形成产业升级的合力,还有一个因素是必不可少的:信息内容与服务模式的升级。对于电子消费而言,信息处理技术、信息平台容量等硬件性的问题并不是核心的挑战,如何通过新的服务模式使电子消费的内容和功能多元化才是核心的瓶颈式的问题,正如陈天桥所说,“消费电子在中国发展到现在遭遇到的最大瓶颈在于内容和服务的缺失。”与其说3C融合是技术的升级,不如说是服务模式和内容的升级。
内容的多元化需要包括电子消费品厂商及内容运营商等在内的产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电子消费品供应商通过对于内容开发的投入提升产品的竞争力,例如索爱在提升手机产品娱乐性的同时整合THQ、Gameloft等游戏开发及零售商的产品资源,甚至参与X-BOX及PS2等高端游戏开发商的开发工作;而内容运营商则通过服务模式的提升使终端电子消费品成为新的服务平台。
实际上,电子消费品行业在服务和内容上的合作必然带来资源的共享,随之而来的则是利益分配模式的困扰。相对于产品的技术研发而言,内容生产与服务模式的形成则更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涉及到许多柔性的资源共享协议,信息内容的开发和通路的整合都需要涉及产业内部的各个环节,例如娱乐手机中涉及的电视信息的共享、游戏资源的升级及软件开发资源的共享等等问题都需要有效的资源分配体系的支持。
如果说技术升级是数字化电子消费的基础,那么内容和服务升级就是实现数字化理念的必要条件。对于电子消费行业而言,缺位的不是技术,而是基于服务与内容升级的产业资源合力,而产业资源的整合需要通过领军型产业巨头的高端竞争和合作得以实现。
无缝体验与高端竞争
数字化的电子消费通过产品功能和服务内容的多元化和集成化,在单一产品上实现多元化的信息传递和消费,消费者可以在任何地方尽情享受数字音乐、照片、视频和游戏等消费模式。通过消弭电子消费品的功能区隔实现电子消费的无缝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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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闪联会议的召开,被解读为两大背景下的产物:第一,随着国际影响力更大的数字生活网络联盟(DLNA)和互联互通协议(UPNP)工作力度的不断加大,闪联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来自国际同类组织的压力。据悉,DLNA不久将在上海召开大型研讨会,闪联抢在前面召开汇报会,用意不言自明,成立一周年,不过是一个有点勉强的借口而已(闪联成立于2003年7月17日,2004年7月17日是成立周年日)。第二,国家信息产业部作为闪联成立之初最有力的支持者,近来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信产部原来的考虑是:企业做标准,国家来推广。但是,随着无线局域网标准(WAPI)及EVD标准推广接连遭遇失败,信息产业部开始重新认识标准的问题,决定将过去“标准先行”的指导思想调整为“产品与标准同步”。信产部有关官员在9月24日闪联工作组产品协调会上强调:鼓励产品先行,尊重事实标准。这是运行了一年多的闪联工作组展示产品的直接原因。事实上,依据闪联最初的宣传,第一批闪联产品应该在2004年上半年面市,现在已经滞后了近半年时间。
但是,闪联现场展示、演示的产品,明显与人们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首先是产品过于单调,基本上就是几款电视产品而已,最多不过配上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台投影仪和数码相机。应该说,这样的闪联产品组合,离我们想象的多种家用电器产品实现互联互通还差得很远。其次,作为展示闪联技术与产品绝好机会的现场演示,参会的人大部分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儿已经结束,几乎可以用“草草收场”来形容。
闪联一周年会议,既让我们部分地看到了未来3C时代的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品味出了未来中国3C之路的艰难与坎坷。
首先,“3C融合”的概念,在中国已经有超过5年的时间。但是,3C融合始终并未走出实验室阶段,我们几乎所有关于3C融合的印象,仍然停留在书面的描绘而非亲身体验。这说明:3C融合在中国乃至在全球尚处于概念启蒙阶段,并未有实质性启动。
其次,3C融合作为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理性人士尚有不同的声音和看法。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分工日益精细化,3C融合与此相背谬。这个观点最典型的表达方式是:“用电视上网有必要吗?”如果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对待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不妨看一看身边有多少人用电视上网,有多少人用电脑看电视,并且想一想为什么。实事求是讲,今天我们没有理由对这个观点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即使我们认同3C融合的产业发展方向,我们大部分人头脑中的3C融合其实是小3C融合。理性人士认为,真正意义上的3C融合应该是“大3C融合”的概念,即:未来所有社会及家庭用电器产品(这里说的“电器产品”是指“所有使用电的产品”),都可以通过一个类似神经中枢的产品实现指令发收与信息共享。如果以此标准衡闪联的无线互联,闪联其实只是做了3C融合一小部分工作而已。寻求局部突破当然是可以的,如果把无线互联当作3C融合的全部,则是错误的。
目前,国内企业在3C融合上表现出的急功近利心态尤其令人担忧。我们知道,3C融合从全球范围看尚处于概念导入阶段,虽然也有零星产品问世,毕竟这些产品都是朴素的、不成熟的,三年之后的3C融合也许和今天的产品存在很大差别。但是,躁动的中国企业仍然在无休无止地玩着3C融合的游戏,把严肃的产业概念异化成产品促销的手段:一会儿你推出一款“真正意义上的3C融合电视”,一会儿他代表了“全球3C融合的最高水平”;一会儿你“带领人们率先走入3C时代”,一会儿他“让你提前享受3C数字生活”……3C融合成了企业随意翻弄的柿子。在这样一个浮躁的环境中,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担心中国企业能不能把3C融合产业做好。当我们看到国内企业耍尽嘴皮子功夫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国际家电巨头几乎无一例外地对3C融合保持着沉默,我们没有看到索尼、三星推出什么“真正的3C融合产品”,也没有看到英特尔、微软开发出“真正的3C融合技术”,是因为他们实力不济?还是因为他们对未来产业认知不清?我看都不是。中国企业的浮躁心态该歇一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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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产城融合 城市化 新城 产业园区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0-043-02
城市发展的理念,从词意上理解,城市是由“城”和“市”组成的,“城”是地域的概念,“市”是经济的概念。产业和城市是相伴而生,共同发展的,产业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城市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两者具有天然的互动关系。没有产业,城市就缺乏生机与活力,就会成为一座空城;没有城市,产业发展就会缺少平台,城市发展就难以为继。
一、产城融合理念的提出
城市空间经济学是城市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包括克鲁格曼等在内的众多经济学家对其发展研究提出过一些开创性的成果,国内刘荣增、夏保林、王新涛等众多学者也就产业、城市互动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从本质上来看,产业融合理念是基于城市空间经济理论对产业与城市之间关系的客观认识,也是对城市发展趋势的一种审视和把握。
回顾我国城市化、工业化推进的30多年,产业和城市协调发展依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特别是忽视产城融合,造成产业和城市相互脱节的“两张皮”现象还比较普遍,致使产业园区与新城在空间上和功能上分离,形成了所谓的“空城”或者“工业孤岛”等,严重制约了城市的提升发展。研究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了50%,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正发生着深刻变化。特别是,进入“十二五”,各地都将工业化和城镇化作为发展的重要抓手,产业园区规划、新城建设等如火如荼,因此,总结城市发展的经验教训,强化产业和城市的融合互动,推动城市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产城割裂的原因剖析
1.规划引导上缺乏衔接。城市发展是不断探索提升的系统工程,规划对城市发展具有引领指导作用。但是,在规划引导方面,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与园区规划是独立编制的,规划导向、规划对象和规划要求方面各不相同,缺乏紧密的联系,特别是在协调城市功能区、生活社区、产业园区规划等不同空间的相关规划方面衔接不足,致使难以形成有机联系的规划体系,甚至某些规划在具体要求中,出现冲突和矛盾。而对某些正处工业化大发展的城市,盲目的发展工业,使得工业用地比例大大超过正常标准,而城镇的其他功能则滞后于其生产功能,不仅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保护、道路建设等基本功能跟不上生产功能的发展速度,影响了城镇的正常发展;反过来,功能的滞后,也造成产业发展在硬件设施上的瓶颈,给城镇发展带来诸如居住、交通、环境、公共服务设施等众多问题。
2.产业园区过度经济导向。产业园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载体。然而,某些城市盲目的规划建设产业园区,唯产业资源集聚为中心,只见产业设施不见服务配套,只见厂房不见城市,而且与相邻的城市区域缺乏紧密的互动联系,使得产业园区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作为衡量产出的“计算器”和提供税收的“皮夹子”。由于过分的强调园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布局,使得园区生活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城市功能滞后于生产功能,缺乏对居住、公共服务等配套设施的考虑,只注重了生产需求,忽略了生活需求,成为单一的生产型经济园区,甚至出现招商引资利益绑架园区规划的现象,使得园区被不同企业或产业项目的条块分割,致使园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不足。
3.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在我国城市发展过程中,某些城市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很好的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加快郊区城镇化建设中,往往注重“土地的城镇化”,而忽视“人的城镇化”,形成了所谓的“空城”。同时,资源配置的错位,造成众多主动进城的农民工与被动进城的农民只能徘徊于城乡结合部,在园区工作的务工人员基于生活成本的考虑往往限于园区周围的基本生活消费,很难与城区的生活消费市场产生交集,园区与城区之间的要素流动的通道基本未建立起来,从而造成“有城无业”、“有业无城”的窘境。
三、产城融合理念的内涵特征
产城融合从本质上讲所反映的是一种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合”是把产业和城市看作一个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从而实现“产”和“城”协同发展,使产业依附于城市,城市更好的服务于产业。就产城融合的内涵来而言,文章认为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功能的协调。城市功能不仅包括以产业发展为导向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包括以人的需求为导向的文化功能、居住功能、服务功能等。城市功能与城市产业相辅相承。有什么样的功能,就必然有创造这些功能的产业;有什么样的产业,一般就具有相应的功能,并且主导功能往往是由城市的优势产业创造出来的。
产城融合就是要注重功能上的契合,协调好产业功能与其他城市功能之间的关系,构建与城市发展相适应和匹配的产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城市的产业集聚功能和城市化的经济效应,促进产业功能提升;另一方面通过产业带动来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更多地以近域推进的方式加快城市提升和城市化进程,实现以产兴城,以城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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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扩散:产业融合
1 技术创新与技术创新扩散
技术创新,是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亮点。特别是20世纪末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科技创新的。而在当前技术创新势头依然强劲的时期,快速的技术进步,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技术创新这一概念最早源于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的“创新理论”。熊彼特的技术创新理论对经济增长原因的深入探索,无疑是一种突破性的研究和贡献。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与实践业已表明,技术创新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经济增长也同样与以技术创新为重要前提和显著特征的技术进步密切相关。
技术创新是以技术为载体,以技术活动为手段,促进知识与科技成果的商业化和产业化,是新技术的首次成功应用。技术创新是技术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之间的一种沟通方式,是一个通过投入各类技术资源使之转化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系统过程。对一个国家而言,技术创新是决定其国际贸易地位和竞争力的关键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对一个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则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命脉,是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也是企业发展壮大的有力保证。技术创新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线性范式”到“网络范式”的转变。在熊彼特创新理论的影响下形成了创新研究的“线性范式”。该范式认为技术创新一般经历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销售等简单的线性过程,研究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技术过程。后来的研究发现外部的信息交换及协调对于创新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技术创新时的能力局限,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此后,创新研究的视野从单个企业内部转向企业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和互动,导致“网络范式”的兴起。这种技术创新的“网络范式”可以有效克服单个企业技术创新时的能力局限,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
技术创新理论是技术经济理论,并非是单纯的技术理论。技术创新不仅注重技术的创造性及技术水平的提高,更注重的是技术在市场的成功、在经济活动中的应用。技术创新理论的核心是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加剧,技术创新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突出。一项技术创新只有在它被广泛使用和推广时,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技术创新的真正意义和实际价值,不在于创新本身,而在于这种创新的扩散。技术创新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的影响取决于创新成果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扩散效果。技术创新扩散是技术创新通过一定的渠道在潜在使用者之间传播采用的过程。通过扩散,技术创新逐渐为潜在使用者所采用,从而提高产业内各企业的技术水平,加快提高技术创新的经济效益。技术创新扩散一般来说有三层含义:第一,企业内部的扩散,指的是从某企业第一次使用新技术开始,直至该技术在企业的应用达到饱和为止的整个时间进程,通常用技术创新的产出占潜在总产出的比率来度量;第二,企业间的扩散,指的是某一新技术在不同企业间的扩散,通常以采用技术创新的企业数占潜在采用者总数的比率来度量;第三,总体扩散,即企业之间的扩散和企业内部扩散的迭加,表示技术创新在产业中被采用的总体水平增长变化过程,以整个产业中使用技术创新的产出所占比率来度量。技术创新的扩散,会诱导出大量的相关创新并且进一步地形成扩散,从而促进产业的形成,而产业的形成又会为创新者带来利益,促使新一轮创新的进行,由此形成了创新―扩散―创新的经济周期(见图1)。
技术创新本身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真正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是技术创新扩散。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作为技术创新的后续过程。技术创新扩散比技术创新更为重要。技术创新扩散是一个系统工程,扩散系统中的各要素、各层次、各子系统以及扩散系统和扩散环境的相互作用是技术创新扩散的必要条件,技术创新一经出现,就会在各企业间产生较大的示范作用,对于未获得潜在的超常规利润的企业,便会纷纷渴望分享其超额利润,从而形成巨大的模仿,加速技术的扩散和创新。一般来说,一项技术创新本身,对经济的影响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是有限的,只有借助于扩散,才能使一项技术创新的潜在经济效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促进技术经济系统进化和高级化。
2 技术创新与产业融合
随着技术革新的不断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产业融合正日益成为产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现象,这是建立在科技发展并不断融合基础之上的新型产业革命,将导致社会经济系统的深刻变化。产业融合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最早源于数字技术的出现而导致的信息行业之间的相互交叉。20世纪70年代的通讯技术革新(光缆、无线通讯、宇宙卫星的利用和普及)和信息处理技术的革新及迅速发展,推动了通讯、邮政、广播、报刊等传媒间的相互融合,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初见端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通讯技术的进一步革新(数字、通讯网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所带来的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又推进了出版、电视、音乐、广告、教育等产业的融合浪潮。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给世界带来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而作为经济发展的产业,必然进行适应性的调整、战略性的调整。产业融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步伐向我们走来的。
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科技迅速发展,加快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了三、二、一产业之间相互渗透,趋于融合。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快速步伐和企业跨行业、跨地区的兼并重组活动,产业的边界逐步趋于模糊化,全新的融合型产业体系形成。产业融合这一新型产业革命,正如一股浪潮冲击并变更着传统的产业结构,影响到个人、家庭、企业以至国家等各个层面。产业融合是不同产业或同一产业内的不同行业在技术融合的基础上相互交叉、相互渗透,逐渐融为一体,形成新的产业属性或新型产业形态的动态发展过程。产业融合是社会生产力进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必然趋势。产业融合是信息化进程中呈现的一种产业新范式,它拓宽了产业发展空间,促使产业结构动态高度化与合理化,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与产业发展。随着信息化的全面展开,导致产业融合的主导因素及基础条件将在更大产业经济范围内显现并发挥作用,从而使产业融合进一步拓展化,引发新的产业革命。
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的基础,是产业融合的内在驱动力。技术创新战略是现代企业战略的核心内容。实践表明,技术创新使现代企业经营出现了新的
概念。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融合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使产业融合成为可能。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信息技术创新及互联网的普及推动了信息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使不同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不同产业间的边界趋于模糊,最终导致产业融合现象产生。因此,技术创新是产业融合现象产生的内在驱动力。技术创新开发出了替代性或关联性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然后通过渗透扩散融合到其他产业之中,从而改变了原有产业产品或服务的技术路线,因而改变了原有产业的生产成本函数,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动力;同时,技术创新改变了市场的需求特征,给原有产业的产品带来了新的市场需求,从而为产业融合提供了市场的空间。重大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扩散导致了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使不同产业形成了共同的技术基础,并使不同产业间的边界趋于模糊,最终促使产业融合现象产生。比如,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信息技术革命改变了人们获得文字、图像和声音三种基本信息的时间、空间及其成本。随着信息技术在各产业的融合以及企业局域网和宽域网的发展,各产业在顾客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管理、仓储管理、运输管理等方面大力普及在线信息处理系统,使顾客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产品与服务,致使产业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产业融合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浪潮,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个领域发生的技术创新,以及将各种创新技术进行整合的催化剂和粘合剂――通讯与信息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完善。作为新兴主导产业的信息产业,近几年来以每年30%的速度发展,信息技术革命引发的技术融合已渗透到各产业,导致了产业的大融合。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则是当今产业融合发展的催化剂,在技术创新和技术融合基础上产生的产业融合是“对传统产业体系的根本性改变,是新产业革命的历史性标志”,成为产业发展及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3 技术融合与产业融合
技术融合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美国学者卢森伯格(Rosenberg,1963)对于美国机械工具产业(ma-chine tool industry)早期演变的研究当中,他认为在19世纪中期当相似的技术应用于不同产业时,一个独立、专业化的机械工具产业出现了,并将这个过程称为技术融合,当时最典型的技术融合产业就是火器制造业、缝纫机制造业、自行车制造业。三网融合即电信网、计算机网络、有线电视网三网的融合是技术融合最为典型的代表,3c融合是指计算机(con-puter)、消费类电子(consumer electronics)和通信(communications)等技术的一体化。在技术融合初现规模之际,2001年12月美国商务部(DOC)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共同组织召开了一次关于技术融合的专题讨论会,在其“推动技术融合,提高人类素质”的主题报告中提出了“NBIC融合技术”(The Convergence of Nanotechnology,Biotechnology,Information Technology&Cognitive Science)的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了科学技术四大领域的有机结合,这4个领域目前都在飞速发展。它们是:纳米科学和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和生物医学(包括遗传工程);信息技术(包括先进的计算通信技术);认知科学(包括认知神经科学)(见图2)。会议认为:纳米科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在这些潜力巨大的领域中,任何两者、三或者全部四者融合,都将产生巨大的效能并形成新兴产业。美国于2003年2月在洛杉矶再次举行了NBIC融合会议,深入探讨NBIC技术融合可能会给人类素质提高带来的机会,其中包括对学习和工作效率、感觉和认知能力、交流、人机界面、生命的延长、防御及人类健康等诸方面的影响。同时也研究了NBIC研究中心的活动方式、革命性的NBIC新产品、融合技术的统一原则、跨学科合作的挑战与机遇,以及政府对NBIC计划的资助与支持等议题。技术融合现象不仅是已呈现出的客观事实,而且也是技术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技术发展趋势。技术创新在不同产业间的扩散和应用,促使许多技术组合在一起发生复合效应,又构成了新技术,各产业通过引进、学习新技术,对本产业的技术进行改造,并促使其与自己原有的技术相融合,创造出新工艺和开发出新产品,这种现象被称为技术融合。技术融合从本质上来说是发生在各产业边界处的更高一级的技术进步,是通过革命性技术进步进一步扩散和外溢,相互渗透以至融合形成的一种技术创新。
篇8
第一,“G-SCP”范式新在何处?经济全球化程度较低时,产业组织理论的“SCP”范式多侧重于一国经济内部的结构、行为与绩效问题。随着全球化程度的提高,结构、行为与绩效的含义自然就要从全球的角度来考虑。仅就市场结构而言,如果存在国际竞争,必然要从全球的角度来界定市场边界,再据此来计算市场份额,分析市场结构。所以,产业组织理论从未把国际竞争因素排除在外。杨书的特点是突出地加入全球化因素(G),明确提出“G-SCP”范式问题,这便于更准确地把握经济全球化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产业绩效产生的影响。
第二,“产业结构”还是“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理论中极为重要但常被忽略的假设是“产业=市场”,只有该假设成立时,产业结构与市场结构这两个概念才可通用,否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市场的界定是随时可变的,在标准的产业组织理论中,一般也不使用“产业结构”的概念。评说某个产业趋于集中,就是说该产业的市场结构趋于集中。因此,理解杨书提出的“部分产业趋于集中,寡头垄断趋势明显”的结论必须十分谨慎。因为即使原来“产业集中”比较明显,考虑国际竞争因素后一般会更为“分散”。杨书对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市场范围的变化和进入壁垒的分析是富有新意的。
第三,竞争政策还是产业政策?按规范的定义,竞争政策大体上是产业组织政策的同义词,而产业政策多指与竞争政策对立的行政政策。杨书对欧盟、美国以及日本等主要经济体竞争政策的新动向和作用有所评价,对中国产业组织优化和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提出多项建议。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本来较少主动制定竞争政策,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更加依赖行政为主的产业政策,功过是非目前还难以定论。
篇9
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论述。徐群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从历史文化中留存下来进入旅游市场的物质和精神遗产,主要指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宗教民俗设施以及有关的风土民情、民俗礼仪[1]。龚绍方指出,文化旅游产业化就是打造文化旅游产业市场主体的企业化、系统化、市场化、规模化基础性产业运动[2]。万圭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以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景观为核心,带动饮食、交通、娱乐、旅游产品等一系列商业活动配套发展的一个重要文化产业群[3]。李云涛认为,文化旅游产业主要是指由人文旅游资源所开发出来的旅游产业,是为满足人们的文化旅游消费需求而产生的一部分旅游产业。邵金萍从文化和旅游的本质着手,认为文化旅游产业就是以文化为内容、以旅游为依托的综合性产业[4]。根据2004年印发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旅游业归于文化产业圈层结构的层,这说明现代旅游业越来越成为文化旅游业。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的分支,还有学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是旅游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这样的分歧主要是因为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对旅游产业的内涵和外延还模糊不清。然而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文化旅游产业纳入到文化产业或是旅游产业。它是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渗透交叉的产业,是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产业融合的结果。
二、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关联分析
旅游产业具有较强的产业关联性,它的发展离不开食、住、行、游、购、娱等多个行业或其他产业的支持,同时也会带动它们的发展。被称为21世纪的黄金产业的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通过对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提供文化产品以及为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提供物质设备和智力服务的经济行业。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上升,逐渐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010年中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突破1.1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2.75%。所以说,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将会有光明的前景。本文通过投入产出表分析两个产业之间的关系,为了使研究更全面,把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餐饮和住宿也加入表中。本文参照《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把2007年42部门投入产出表中的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服务和软件业,科学研究事业,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事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旅游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十个部门作为文化产业部门。由于是研究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联性,所以把旅游业单独列出。通过对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调整合并,得到以下部门的投入产出表(见表1)。
通过表1和表2发现:
(1)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要大于与旅游业密切相关的住宿和餐饮业的投入,可见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十分密切。
(2)在旅游产业的总产出中,有近13.6%的投入来自文化产业,而在文化产业的总产出中,只有约0.17%的比重来自旅游业;然而从上页表1中看,旅游业的对文化产业的投入量要大于文化产业对旅游业的投入量。可见虽然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投入较多,但由于文化产业经过不断发展,内涵和外延比较清晰,已涵盖文化产品行业、文化服务行业、文化附加值行业和文化制造业,文化产业有很强的扩散效应,产业内的行业与其他行业之间有着高度的投入产出的多向关联,而旅游业对其产出影响较小。旅游业对文化产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在发展文化产业时,可以借助旅游市场这个平台,高起点的开拓文化消费市场;旅游为文化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载体,为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提供了平台,促进了文化的保护和保存。
文化产业在旅游业的产出中所占比重较大,可见文化对旅游的发展有较大影响。表现在:
(1)文化资源是旅游产业的资源依托,旅游产品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文化资源的加工。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公布的相关文件,文化资源主要包括文化遗产、出版印刷业和著作文献、音乐、表演艺术、视觉艺术、音频媒体、视觉媒体、社会文化活动、体育和游戏、环境与自然十个方面。中国的文化遗产、社会文化活动和环境与自然等文化资源丰富,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生产资料”。
(2)文化产业拓宽和延长了旅游产业链。从横向上看,文化产业融入到与旅游相关的各产业中,增加其附加值,也提升了旅游产业的文化内涵;从纵向看,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生产、销售、管理、消费等众多环节渗透、融合,延长旅游产业链条。
(3)旅游产品因文化的渗透而更富有内涵,形成产品的差异性,提高旅游产品的档次,最终形成品牌。旅游企业具备先进的企业文化,提升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文化产业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注入动力和活力。
(4)文化产业中的新兴媒介越来越多,如:微博、团购等,为旅游营销提供了新手段。旅游产品借助新媒体、新营销渠道实现与市场的对接。从表3看出,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影响力系数较大,说明两个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作用,能够有效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文化产业的感应度系数超过产业平均值1,这说明文化产业对其他部门的支撑作用也是相当大的。通过以上分析看出,旅游业和文化产业关联度高,而产业关联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重要条件,所以两个产业容易发生融合,且产业融合度也比较高。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加强两者融合,形成双赢模式。
三、文化旅游产业链的构建及分析
(一)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过程
文化产业链是一个关于文化产业中围绕文化产品而展开的各个环节之间以及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之间所存在的相互依存关系的概念[5]。文化产业链从纵向上看,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资源的挖掘和开发;中游环节的对文化资源的深加工和包装,提高文化产品的价值量;下游环节的文化产品经营,提供客户满意的文化产品。从横向看,文化产业已涉及新闻出版业、广播影视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娱乐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家用视听设备制造业、文化和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教育事业等。旅游产业链是指在旅游者到目的地的空间转移及旅游消费过程中,为其加工、组合并提供旅游产品,以助其完成到达目的地的旅行与游览[6]。由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政府管制的放松,文化资源市场化和旅游市场文化需求提高等内外因素的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突破各自的技术边界、产品边界、业务边界和运作边界及市场边界,渗透或延伸至彼此的产业活动领域,使得旅游产业(文化产业)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发生解构,与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的产业链与价值链的各环节进行重组、整合与创新,最终形成文化旅游产业价值链和业务流程。通过融合过程的分析,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在创意设计开发、产品生产、销售和消费都存在很好的切入点。在旅游资源和旅游项目的开发、旅游商品的设计中可借鉴创意、融入文化要素,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规划时也要融入旅游的思想,通过两者的融合产生了许多新的文化旅游产品。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或生产基地可以开发成文化旅游产品,如手工作坊、影视基地、创意产业园都已成为新的文化旅游景观,同时,文化产业可以借助文化旅游增加效益,得到传播和保护。
(二)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分析
经过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融合,产生了文化旅游产业,然而文化旅游产业要发展,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就要构筑文化旅游产业链,并对其拓展延伸,从而产生规模效应和互动效应。目前,对于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是文化旅游产业概念的界定,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模式和制约因素,较少研究文化旅游产业链的。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文化旅游产业链是旅游产业链和文化产业链的接通和对二者的延伸,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及相关产业,在为文化旅游者提供服务过程中相互结成的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战略关系链(如图1所示)。可见,文化旅游产业作为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的产物,所包含的相关产业以及内部各环节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
1.从旅游环节的角度看,随着旅游者素质的提高,对旅游过程中关于文化内容和活动的需求增多,要求也提高。世界旅游组织估算,在全球所有旅游活动中文化旅游所占的比例为40%。在欧洲和美国,许多旅游活动都是被旅游目的地的文化遗产、某种艺术等所拉动的。而文化旅游产业是以文化旅游为核心,集食、住、行、游、购、娱于一体的产业,并在每一个旅游环节中与当地特色文化的对接,赋予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容,增强了旅游的文化属性,为旅游者提供了一次完善的文化旅游经历。
2.文化旅游产业链是以文化旅游景区或旅游集团为核心企业。产业链的形成需要核心企业的主导,带动其他相关企业的发展。核心企业在整个文化旅游产业链中经济实力强、辐射面广、竞争能力大、行业带动能力强。文化旅游景区可以提供差异性的旅游产品,具有垄断性;大型的旅游集团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产业内的资源。华侨城紧抓政策导向,开始向文化旅游产业转型,它拥有主题公园、博物馆、演出队伍和电子信息产业,也具备了技术基础和文化基础,如果转型成功可以培育为核心企业,发挥带动作用。要注意的是,要确立和发挥文化旅游企业在市场中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企业的自主创新,增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3.从产业关联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涉及不同产业的垂直、水平和斜向合作,包括旅游产业、文化产业、休闲娱乐产业、艺术产业、商业、制造业、金融业、通讯业、IT、教育行业等,实现了跨行业、跨领域的横向扩张。如利用视频网络、微博等对新文化旅游产品体验进行互动式交流,进而改进产品;还可以通过文化类旅游商品与制造业进行融合。此外,还涉及不同部门领域的衔接配合,包括政府、投资者、产业管理者、教育科研、产品设计和开发、基础设施等。
4.从产业链的纵向来看,文化旅游产业已经形成了上游环节的文化旅游资源规划、开发;中游环节的文化旅游产品和文化旅游服务的运营;下游环节的品牌包装与公关营销。文化旅游产业具有延展性,可以在原有产业链要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一些新的要素实现文化旅游产业链的纵向延伸。文化旅游产业延伸已涉及出版传媒、影视、会展、动漫游戏、文艺演出、体育等,而这些动漫、文艺表演等又可以衍生出新的商品市场。
篇10
[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 convergence is another buzz word in the futurist discourse. While celebrated as the inevitable path towards economic growth,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sperity, media convergence is actually a market-driven restructuring of the global capitalist system on the platform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Through critically reviewing the North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vantage point of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on the one hand, North American scholars, especially political economists, have demystified media convergence through social-historical approach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have criticall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forces that inform and structure the processes of media converg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rious players in the trans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Recognizing the deepened integration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uch as China, Russia, India, and Brazil, into the global capitalist economy, media convergence, as an ongoing historical process, will continue to be an useful vehicle through which scholars can further understand the expansion and evolution of global 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 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 de Sola Pool 提出的。 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 of Freedom 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 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 同理, 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 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 (Jenkins, 2008: 10)。 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 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 是继“信息社会”、 “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 “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 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 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 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 比如, Murray (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 “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 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 ,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 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 2002: 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 Mueller(1999) 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 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 12)。在互联网时代, 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 Shin (2006) 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 McVoy 和 Steinfield 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 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 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 How to Think about Information 中, 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 (Schiller 2007: 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 (1999) 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 (2001) 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 Boyd-Barrett (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 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 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 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 1998; 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 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 (Castañeda, 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 & Castells,2008;Chon et al., 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 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 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 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 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 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 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 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 Sola 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 et al., 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 Jenkins 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 Convergence Culture 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 (p. 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 和 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 (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 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 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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