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5:17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一、江苏深化改革面临的形势分析
十以后，国内外形势的发展都对江苏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迫切要求。
国际经济尤其是国际贸易之间的竞争，将倒逼江苏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江苏经济开放度大、国际化程度高，经济发展与全球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后几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世界经济呈现出以下三个方面的显著特点：一是经济增长动力明显减弱，风险因素增多，经济增长处于低速徘徊状态；二是发达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重新布局，积极抢占未来发展的制高点；三是在国际市场相对疲软的局势下，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贸易磨擦和争端明显增多。江苏作为对外贸易大省，会受到更多的影响。这一方面与我们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另一方面也跟我们的经济体制尚不完全适应国际经济的竞争有很大关系，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有新的突破，在与国际经济接轨、按国际惯例办事上迈出更大步伐。
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
一定的经济发展方式，是与一定的经济体制相联系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最大的瓶颈制约在体制机制障碍，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转方式、调结构就会落空。江苏作为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处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前沿，一方面，国际经济形势的最新变化往往先波及到江苏；另一方面，多年在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往往也会在江苏提前显露。这既对江苏深化改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同时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严峻挑战。江苏要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
江苏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目标，必须以坚定不移深化改革作制度保障
小康与现代化反映的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核心的和内在东西是人的素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此相联系，江苏要在全国率先实现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就包括制度的现代化，必须通过制度变革，理顺经济社会关系，为实现小康和现代化扫清制度障碍。
二、对江苏改革实践的历史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早期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经济改革
江苏多年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江苏以发展乡镇工业为特征，创造了闻名全国的“苏南模式”，就是改革的产物。乡镇企业公有化程度低、面向市场调节、行政婆婆少，在当时情况下，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在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之前，江苏就在全国较早地形成了“三个为主”（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工业以加工制造为主）经济模式，经济总量全国第一，并且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地区。
缺少系统配套和整体联动，江苏改革也有教训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体配套。从实践来看，江苏改革也有值得总结与反思的地方。一是在缺少上下联动的情况下，部分地区的改革单兵独进，结果陷于被动。典型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常州的综合体制改革，由于在机构和职能改革方面缺少顶层设计，下动上不动，常州撤并了许多机构部门，但上面的婆婆并未减少，结果下面与上面脱节，地方改革成了“孤岛”和“断线的风筝”，最后不得不重新恢复已经撤并的部门。二是随着改革涉及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加之常州的改革教训，在一些人们的心目中，形成了“发展可以超前、改革不能超前”的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放慢了改革的步伐。三是开放带来的经济高增长，掩盖了许多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问题，弱化了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近些年来，我们主要实行的是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即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大规模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因此，一方面回避了有攻坚难度的改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避开改革也能发展的表象。
三、江苏深化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策略选择
改革涉及的范围和领域很多，对江苏而言，在省级层面上，重要的是选择有江苏特色和优势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建立江苏改革和发展的新优势。需要把握的基本原则：（1）对进一步发展构成严重制约的领域，特别是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大障碍的因素，应该作为改革的重点领域；（2）关系民生的重要领域，改革与民生有很大关系，影响民生利益的重点，理所当然是改革的重点。（3）相对而言，磨擦系数较低，阻力较小，易于取得成效的领域。在重点确定以后，再找出其中的关键环节加以突破，提高深化改革的有效性。
遵循这样的原则思路，江苏深化改革拟选择这样几个重点领域：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完善所有制结构；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城乡一体化体制改革，建立平等的城乡关系。
在确定的重点领域如何深化改革？就是找准关键环节，选准突破口。
在深化所有制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民营权利与责任的界定上。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必须在市场经济中赋予重要的地位。否则，市场对资源要素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就难以充分体现。首先，要放开那些不必要实行垄断的领域，赋予民营企业投资经营的权利，包括融资的权利、就业的权利、分配的权利等；其次，划定民营经济的责任边界，减轻民营经济的税费负担；再次，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督促民营经济守法经营，诚实竞争。
在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进一步明确政府的职能和行使职能的监督约束上。由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决定，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是处在重点领域、居于关键环节的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改革是否彻底和到位。首先，明确界定政府的职能。为什么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政府越位、错位和失位的现象，原因就在于政府缺少非常明确的职能定位，存在着较多的主观随意性。只有职能明确了，才能赋予政府的权力，进一步确定机构编制、人员以及政府运转的经费保障。这并非一般的大部制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次，约束政府的行为。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不可能无为而治。问题是政府的行为必须受到严格的规范。“有形之手”要将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的，要克服惯性，进一步从市场竞争领域退出，让“无形的手”充分发挥作用。对现有行政审批事项要进行清理、减少和规范；对政府行政的过程实行必要的全程跟踪监督，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抓住了政府的职能定位和监督约束，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就有了基本保证，其他方面的具体完善也比较容易。
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理顺省市县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省与县事权和财权的划分上。认真总结已经实行的省财政直管县的经验，进一步推行全面的省直管县，并建立起一整套制度化的运行机制。最重要的是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形成以县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体系。在改革关键点的选择上，首先是准确划定省与县之间的事权，再依据事权划分财权。总的是扩大县级的权力，减少对县级发展的管理层次，应该由县里干的事让县里来干，并匹配必要的经济、行政权力，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其次，充分考虑江苏区域发展差异很大的情形，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对贫困地区的县，省里仍然实行必要的倾斜政策。再次，对省辖市，按照中心城市的特点，有独立性地发展城市经济，增强聚集和辐射能力。
在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资源性产品价格的定价机制上。关键是建立健全能够灵活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促进结构调整、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改变长期以来资源价格偏低，甚至无偿使用、浪费资源的经济发展方式。要以建立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从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最终消费等各个环节入手，调整不合理价格，完善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制度体系，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升级转型。要完善计征方式，将重要资源产品由从量定额征收改为从价定率征收，淘汰落后产能，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要引入市场机制，建立健全矿业权和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要健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促进资源环境产权有序流转和公开、公平、公正交易。
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将关键环节放在建立公平收入分配秩序上。收入分配是从结果来看的生产关系。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涉及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利益关系，是改革最难攻坚的战役之一。目前，人们对收入差距过大、基尼系数太高意见较多，从改革开放前的平均主义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收入过于悬殊。更严重的是，这种悬殊非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结果，相反是严重的分配不公。解决这一矛盾，核心是更加关注公平，建立良好的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重视市场对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收入的初次分配，同时通过再分配建立最低收入保障机制和高收入者调节机制，将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控制在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以内。
篇2
作为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国务院原振兴东北办副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笑言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一直都拥有“东北情结”。
区域发展的“第三步棋”
作为“共和国的长子”，东北曾做出巨大贡献，而计划经济之弊，也在此浸甚深。振兴东北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政策上的引导和扶持自不待言，但政策的“注入”怎样转化为内生性的变革力量，确实需要考量。
在当地开展实地调研时，宋晓梧发现，当地的干部是一边自豪一边抱怨。原因显而易见，东北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问题是，在改革开放后，整个国家都在进行市场经济转轨，转轨的成本就不是全国分摊了。”宋晓梧说道。
社会保障和就业压力大，许多人才纷纷南下，大量骨干人才流失。
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于对国际形势的新判断，我国从国民经济发展全局出发，对区域经济布局战略和区域经济政策作了重大调整，确立了以提高宏观经济效益为主要目标的指导思想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先后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
“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由此提出，人们当时形象地将这一战略称之为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第三步棋’。”宋晓梧坦言。
对东北对症下药
“在确定了东北振兴这一国家战略之后，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连续三年，所有制结构调整成为振兴东北办进行的重点工作。”据宋晓梧介绍，那时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很低，具体表现为外商投资所占比重小，民营经济比例小，包括中央大型企业和地方国企在内的国有制企业占经济总量的大部分。
宋晓梧指出，当时中央针对东北的特殊困难和问题，对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许多实质性的政策支持。
振兴东北办立足东北三省当时的经济特点，量身打造了一套有特色的“对外开放政策”。与沿海地区不同的是，除外资与港澳台地区外，从2004、2005年开始，引进海外的、国内的民营经济实力对企业进行投资重组，成为振兴东北办的工作重点。
此外，当时由于国企多、下岗职工多、退休人员多，东北三省也面临着沉重的养老负担，职工养老、医疗以及就业问题突出。个别地区，例如抚顺，国企下岗分流的压力非常大。而事实上，先于东北振兴战略，国家于2001年已经在东北进行社会保险体系建设试点。
国家还率先在东北进行试点的增值税转型政策，由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如此一来，原材料采购通过进项抵扣，为企业减轻了负担。随着支持力度不断加码，以国有企业改组改制为重点的体制机制创新取得进展，绝大多数国有企业扭亏为盈，摆脱了困境。率先在东北开展的采煤沉陷区治理和棚户区改造等“民心工程”进展顺利，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稳步推进。
资源城市转型难题
在当时，除了资金，制约东北发展的另一个要素是资源。经过数十年的发掘，东北面临的严峻问题，是资源逐渐枯竭的现实。
“全国都有资源枯竭城市这种情况，东北最典型。”宋晓梧坦言，东北地区的资源型城市非常集中，由于东北解放早，开发早，开发力度大，许多城市出现了“因矿兴市、矿竭城衰”的问题。
“资源型城市转型自阜新始。”宋晓梧坦言，2001年，国务院确定辽宁省阜新市为唯一的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自此拉开了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序幕。
宋晓梧认为，“资源型城市的问题不解决，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难以实现”。因此将资源型城市转型视为振兴工作的重中之重。2005年，振兴东北办继阜新之后将伊春等5个城市列为试点，并组织编制试点规划，探索资源型城市转型道路。
2006年被纳入的内蒙古东部五盟市（即蒙东地区，包括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一方面为东北经济圈补充了资源，另一方面也为产能对接做出了贡献。
以锡林郭勒为例，当地的白音华煤矿亟待开采，而牧民对于采煤既无经验也无技术力量。而当时辽宁的抚顺、阜新两大煤矿，煤矿资源已经枯竭，但仍保留有职工队伍和技术力量。两方就产能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已经合作得非常密切。
面向新十年
“城市转型见成绩，装备制造业振兴见成效。”回顾这十年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取得的成绩，宋晓梧如是说。
经过多年的产业改造升级，包括数控机床、大型炼油和乙烯成套设备、大型冶金设备、大型发电设备、超特高压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设备、大型轨道交通设备、汽车和航空航天装备在内的许多制造业走出了国门。
篇3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阻滞,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把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作为促进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任务:
1. 加快对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推进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2.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关键是对传统农业进行根本改造,目前农业、农村和农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倍受人们关注的“三农”问题,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既是经济发展问题,也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个方面。因此,要加快传统农业的改造,传统农业改造的目标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农业,用社会化的生产组织方式推进农业产业化。传统农业的改造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1)解决对农业和农民的国民待遇问题。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因素除过农业自身的因素以外,还有制度和待遇的不平等问题。我国的工业化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以城市工业为主导的,在制度上规定了农村发展农业,城市发展工业,造成了城乡各自发展的格局,造成了城乡泾渭分明的城乡二元化发展道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城乡隔离制度有所松动,但农民进城后的就业和生活条件仍有很大的困难,迫使农民只能在农村发展工业,即促进了20世纪80年代农村工业的异军突起,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发展的“三个世界”的格局,大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一世界,中小城市的工业化是第二世界,农村工业化是第三世界,在产业进入制度、融资制度等方面都受到了不同的待遇,把农村工业化限制在狭小的空间中,因此要促进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就必须从制度上解决农民、农村和农业的国民待遇问题,把农业的工业化作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重要途径。解除限制农村人口流的障碍,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村土地制度,解决农民的创业权,扩大农村投资需求,从而促进农村工业化的发展,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加强对传统农业的改造。
(2)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阶段》中指出一国经济起飞的条件是“农业生产率革命性的变化”[11]按照这一观点,一国工业化要起飞,必须要实现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业技术的革命,因此传统农业的根本性改造是实现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前提条件。从世界工业化发展的历史来看,“英国农业很早就卷入国内外市场,率先实现了商品化生产。由于农业的改造和商品化的发展,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增加了农业利润,为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积累。”[12] 台湾、韩国的农业现代化都走在其工业化的前面,把农业的现代化看成是工业化的根基,特别是台湾省实行了“以农业培养工业”[13]的工业化战略,通过、对农业进行投资、采取扶持政策,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增长,为工业化作好了一系列的准备,在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一方面要加快产权制度改革步伐,明确私有产权地位,通过制度创新降低城乡企业劳动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深化体制改革,建立明确的法律和监管框架体系,促进制度变迁,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利用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调动农民创业的积极性,扩大农村的市场规模,提高农业的分工水平,协调城乡工业的发展,推动我国农业工业化的进程。
(3)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一方面推动户籍制度的改革。户籍制度是制约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一大障碍,虽然目前户籍制度有所松动,但是改革的方式和力度仍有地区差异,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劳动力进入的门槛仍然很高。因此户籍制度的改革,主要是彻底消除城乡壁垒,疏通人口城镇化和产业工人化的渠道,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促进人口流动,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非正规产业和非农产业,为城乡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城乡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增加收入,为农村工业化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市场经济的安全阀和减震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减低社会分工过程中的交易费用,为农村工业化提供保障。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仅仅覆盖了城镇居民,占全国人口
64%的农村居民大多数并不能享受到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因此一方面建立劳动力市场风险防范机制,保证劳动力特别农村劳动力加入工业生产时没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完善资本市场,拓展社会保障融资投资渠道,提高资金利用率,降低投资风险,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法度。
2.协调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
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不同方面,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工业化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工业化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城市化改变了人们的社会关系,两者是相互促进的。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实际来看,城市化的滞后发展是阻碍二元经济结构的主要因素。因此,在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过程中,必须协调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加快城市化进程:
(1)正确认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变中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发展的关系。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工业化离不开城市化。因为发展工业必须重视规模经济和集聚效益,城市化可为工业在一定地域的集聚和形成合理的生产规模提供较好的投资环境和销售、流通市场。而且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和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的进程是密切相关的。我国现有农村工业企业分散经营,重复建设较多,总体效益欠佳,农村第三产业的发展不快,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偏低,制约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和转化进程,这一切与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滞后于工业化有关。因此,在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过程中要协调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2)推动城市化与城镇化的结合。城市化是指人口向城市的集中过程,城镇化是农村人口向县城范围内的城镇集中和农业人口就地转移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相一致,我国城市化也是二元的:一方面是国家投资进行的城市化,另一方面是地方投资和农民投资进行的农村城镇化。鉴于我国城市化的二元性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的艰巨性,在二元经济结构转化过程中应实行城市化和农村城镇化同样并举的二元城市化战略:一方面,利用一次城镇化形成的城市基础,大力发展交通和通讯业,推行以发展城市圈带为特点的网络型城市化;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现有农村非农产业作用,以县城为依托,推进农村城镇化。
(3)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的聚集能力。一方面要促进大城市人口和一般工业的增长,以都市权威增长极提高大城市的经济带动能力;另一方面要改善大城市的空间结构,发展多中心的网络城市,提高城市的自然和环境承载能力。积极发展城市的基础设施,以把城市中心与周围的卫星城镇连接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强对大城市周围卫星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
设施的建设,改善其生活环境,并创造较多的就业岗位,以疏散大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和工商业活动,缓解其过度拥挤的状况。
3.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
改变二元经济结构,消除二元经济结构的负效应,离不开城乡关系大背景的改善,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城乡关系的改善:
(1)建立和完善城乡统一的大市场。城市和农村市场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两个板块,城市家庭居民户和农村居民户是市场经济主体的两个组成部分,要协调城乡关系,首先要协调城乡两大市场和两大经济主体的关系,而协调这些关系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加强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为此需要解决城乡市场的分割和城乡市场体系的不对称问题,建立和健全城乡统一、规范、竞争有序的大市场。重点加强农村市场体系的培育,一方面加快农村产品市场的发展,为城乡工业的协调发展提供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劳动力市场、土地市场技术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使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的对接。通过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的发展,促进农村非正规部门和非农产业的发展,降低市场进入门槛,扩大投资范围,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育的基础条件。
(2)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人为的制度设计使城乡关系表现出了对立性,使农村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依附和补充。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城乡关系有了巨的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关系更多地体现出了平等竞争和优胜劣汰的性质。但是城市经济的基础条件优于农村经济,在城乡竞争之中农村经济始终是处于劣势的,这样经济竞争的结果不仅不会消除城乡二元经济,反而会加大城乡之间二元经济的鸿沟。为了促进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就必须在城乡之间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协作,一方面要走城乡一体化道路,加强政策引导,大力发展横向经济联合,促使城市工业和第三产业向农村扩散,带动农村工业的发展。采取科研生产联合、技术承包、咨询服务、人才培训等方式,促进农村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促进城乡之间根本制度和各种类型的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为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提供组织和制度保证。因为城乡关系的变化,不仅体现在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各个具体环节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一个社会制度层面上的变化,制度是决定社会各种资源的以何种方式配置,以及如何配置的深层原因。在制度方面重点要为城乡关系的协调提供经济社会运行的体制结构、政策导向和组织保证,促进各种经济联合组织的成长,大力发展城乡工业之间大、中、小企业之间的多种形式的联合。
(3)提高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把小城镇作为协调城乡关系的联结点。小城镇的积聚效应是建立在交通运输、通信网络设备等基础设施较好,并且能够接受大中城市的辐射,同时也能对广大周边农村地区产生一定辐射作用的基础上,积极采取有效的融资方式,加强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小城镇的经济功能。过去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发展模式,不仅造成了农村工业的分散化经营,而且造成了城乡关系的分割,农村工业的发展虽然改变了人们的经济关系,但是农民的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因此,在协调城乡关系的过程中,要发展小城镇,提高小城镇的集聚效应,促使农村工业向小城镇集中,在农村工业化发展改变了人们经济关系的基础上,要进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阻碍工业发展的制度的综合改革,实现“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改变农民的社会关系。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制定一整套适合小城镇这一城乡结合点发展的制度规范。同时要优先发展金融业、储运服务业、电信业、保险业等与农村工业发展有较大关联的第三产业,通过发展产前、产后服务行业来推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小城镇建设服务。
参 考 文献:
[1]夏明.二元经济理论的再探讨[J].内蒙古社会科学,2002年,(1).
[2]洪银兴.转轨时期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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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任保平.新型工业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创新[J].经济学家,2003,(3).
[8]何炼成.中国发展经济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54.
[9]《国际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120页。
[10]《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第379页。
[11]W.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8.
篇4
关键词：国际视角 发展中国家 城镇化 工业化 可持续发展
国际视角下中国特色城镇化
（一）城镇化的内涵
城市化或城镇化（urbanization）是指第二、第三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不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集中以及由此引起的产业、就业结构的非农化重组，是现代化过程的主要内容和重要表现形式（蔡秀玲，2011）。
美国学者弗里德曼（J.Friedman）将城市化区分为城市化 I 和城市化II，前者包括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在规模不同的城市环境的地域集中过程，非城市景观转化为城市景观的地域推进过程；后者包括城市文化、城市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农村的地域扩散过程（康就升，1990）。因此，城市化既包括物质上的、实体的变化，也包括精神上的农民市民化。
在我国，城镇化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前的城镇化曲折发展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快速发展阶段（1979-2002年），改革开放后的科学发展阶段（2003年至今）。
（二）国际城镇化差异
在城镇化道路的选择上，西方国家偏重于个人自由行为和市场机制在城市化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不当的政府政策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出现各种问题的根源，一些学者甚至排斥和反对政府干预。而我国则侧重于对城市化的涵义、模式、发展阶段、动机机制、政策选择等内容的探讨，并围绕着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着重描述城市化各方面的特征和类型，其中又以对城市规模和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关系的研究最为丰富（见表1）。
成德宁（2004）在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初始条件、农业基础、工业基础、人口环境和城市规模体系的基础上指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起步的，是在本国工业增长、农业不断进步的基础上推进的，基本上是一种自发的、渐进的演变过程，且目前已经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协调的城市体系和城乡一体化格局；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是由于自主的工业化迟迟未能启动，农业发展停滞，农村经济萧条，大批农村人口被迫“推向”城市，在非正规部门就业或失业，加上城市基础设施短缺，导致大量贫民窟滋生、环境恶劣，“城市病”严重，出现“过度城市化”，城市也因此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包袱和障碍。主要引发的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有：
第一，工业化与城镇化失调，即国家城镇化速度远远超过经济发展水平的“过度城镇化”。这种缺乏经济基础的城镇化带来的是贫困与两极分化等严重的城市问题。
第二，城市人口空间布局过度集中，即城市人口过度的集中在少数几个大城市或少数区域，造成特大城市畸形发展，贫困、基础设施损耗过大、“贫民窟”、犯罪与环境污染等严重问题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协调，对城市的社会环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阻碍了城市人口及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般与发展中国家向大城市倾斜的政策有关。
第三，城乡与收入分配关系严重失衡。发展中国家片面强调城镇化与工业发展，实施向城市和工业倾斜的政策，忽视了农业和农村的进步，此外，城市和工业的发展攫取了大量农村资源，加剧了城乡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带来了收入分配的巨大差距。
第四，市场失灵与政策失当并存。发展中国家往往市场机制不完善，存在法治欠缺、市场规则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使得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的各项权益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造成了交易成本高、效率低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经济的发展。此外，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少都建立了民主制度，但政府在城市治理中常常表现的力不从心、事与愿违，政策上的失误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
（三）城镇化的“中国特色”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镇化道路中，虽然存在部分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城市病”，但改革开放后，其“中国特色”，使之在城镇化进程中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中国城镇化的主要特色有：中国政府将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各方位政策的支持最大限度地确保了城镇化的进度和正确性；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强调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作用；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发展新型的城乡关系；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以乡镇企业的发展带动小城镇的崛起，缓解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低成本使工业化发展极快，有30年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走可持续发展、集约式的城镇化道路，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及存在问题
（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的成就
1.中国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且基本与国家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基本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2006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74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40.4%，而同一时期，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NI在5000美元之下时，城市化水平已达到50%-70%之间，而拉美国家的城市化水平甚至已达到或超越了发达国家。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城镇化率为46.6%，工业化率为46.3%，可以看出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基本协调，并不存在严重的偏离（见表1）。
2.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城市化水平提高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大中城市人口增长的同时，小城镇和小城市人口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吸纳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缓解了特大城市畸形问题。因此，在中国并未出现城市人口空间布局过度集中的问题。
3.我国城镇化体系日益完善，城镇布局日益合理，城镇现代化水平日益提高。目前，我国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体系已逐步形成了城镇集群，此外“大分散、小集中”的城镇空间合理布局也正在形成，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层次也日益显现。城镇建设成效明显，基础设施日益完善，现代化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
4.城乡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城乡关系开始走向协调。随着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城镇用工制度、教育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制度、行政管理体制等城乡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开展，推进了农民的市民化和城市居民观念的改变。同时，随着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阻碍城乡联系发展的“二元体制”逐渐被打破，推动了城乡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城乡关系日益协调。
5.中国长期实行限制人口自由迁移的政策和严格的城市管理， 使得人口可控，中国的城市中并没有形成像拉美国家那样大量的贫民窟，减少了由此可能引发的城市贫困、犯罪及严重的环境破坏问题。
6.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使得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正在逐步缩减。21世纪前十年从西部大开发到中部崛起，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补齐国民经济区域均衡的“短板”，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协调发展。
（二）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虽然中国城镇化已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就，但不可忽视的是，城镇化依然带来了一些问题，只有逐步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正实现科学发展：一是城镇空间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体制机制不健全，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民市民化问题解决困难，大量农业转移人口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市民化进程滞后，不利于有效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三是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土地低密度开发，城市无序蔓延，“半城市化”问题严重，城市化质量不高。四是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工业发展和城市人口增多，城市服务管理水平不高，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环境破环和工业污染以及收入差距及管理不当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上升。
国内外城镇化经验探讨
中国的城镇化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在我国，由于农村人口众多，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小城镇与城市一样，在城镇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对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过程的特点，以及众多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本文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城市化的内外因素均有不同，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经验，必须从各国的国情出发。
首先，对于农业人口众多发展中国家，必须注重城镇在国家城市化实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人口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断提升城镇居民生活品质。减轻大城市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避免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畸形发展的问题。中国在城镇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城镇数量也得到快速增长，从1949年到2009年，中国城市数量从136座增加到654座，增长了 380.9%。此外，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也为中国加速城市化进程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空间，大城市与城镇得到了较为协调的发展。
其次，城乡都是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城市化必须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像不少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本国城市化，从农村攫取过多资源，严重限制了本国农业的发展，造成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其根本上不利于国家经济的发展。
再次，城镇化需要国家政策的引导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中国改革开放前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显然造成了中国城镇化的畸形，而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自由放任也形成了严重的“城市病”。实践证明，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能够更好地实现城镇化（见表1）。
最后，城镇化必须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有效预防和治理“城市病”。强化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产业功能、服务功能和居住功能，提升城市社会管理水平。目前，众多发展中国家甚至许多发达国家，之所以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众多社会问题，很大原因来自于忽视长远发展，只注重短期效益，使得城市发展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结论
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50%-70%的区间是城镇化减速时期，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超过50%，因此未来中国城镇化将由加速向减速转变，这种转变将对中国城镇化趋势、城镇发展和城镇体系结构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应当根据国情，在新的城镇化阶段借鉴以往经验，采取科学发展战略，实现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蔡秀玲.中国城镇化历程、成就与发展趋势.经济研究参考，2011（63）
2.康就升.中国城市化道路研究概述[J].学术界动态，1990（6）
3.何志扬.城市化道路国际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4.刘勇.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历程、问题和趋势.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3）
篇5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院长吴江对《中国改革》开门见山地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缺技术、缺管理，更缺资金，改革虽已起步，但计划经济的体制环境很不适应引进外资、对外开放的需要。要发生大的改革，“局部突破”几乎是唯一选择。“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兴办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一些新技术的引进”的开发区应运而生，这在一定时期内是城市创新的重要举措，也是这二、三十年来城市经济、技术发展的主体。
但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改革已呈现明显的转折性特征：一是由开局阶段重点主攻经济体制改革的单兵突进，转向涉及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综合配套改革。二是由开局阶段以经济体制“破旧”为主要任务，进入到“立新”阶段，主要任务是制度创新和完善。这个阶段的每个单项改革都“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绕不过去，又充满风险。作为单一经济功能区的开发区不能承受之重。
而“新区”，承担起新一轮改革“探路者”的重任：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区域协调的制度创新和发展模式。所谓新区，除了一些以开发区为主体的新区之外，还包括国家层面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城市划出的以商业开发为主要目地的行政区域。新区开发，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现象。
让农民变市民是城市化的关键
对于新区，各地的热情毫不逊于当年的开发区。在规模上，新区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今年7月18日挂牌成立的“郑州新区”，包括五个区一个县，即郑东新区、国家郑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白沙和官渡组团、航空港区、九龙国际产业(物流)园区，再加上中牟县，规划总面积约为1800平方公里。
滨海新区包括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港区以及东丽区、津南区的部分区域，规划面积2270平方公里。
2009年8月9日零点起，浦东再一次经历了区划调整，从原来的532.75平方公里拓展到了1210.41平方公里。整合南汇的意图，外界普遍解读的重大利好之一，就是上海要为浦东新区的下一步发展，扫清土地障碍。
经济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是土地，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会给农村带来一些好处，大量的农民进城，脱离土地。但如何让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利益，如何平衡政府、企业和农民间的利益，是目前城市化进程中的难题。
南汇的划入使城乡一体化任务在新浦东时代十分严峻。南汇并入浦东以后，新浦东农民增加到了34万人，基本农田增加到了50万亩。新浦东出现了三重二元结构，比如镇保，原浦东和原南汇差异比较大，农保也有差异；不仅公共产品服务存在差异，而且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也存在差异。
“新区与开发区最大的不同在于，新区必须着眼于解决城乡二元结构”，吴江指出。值得庆幸的是，各级政府在新区推动进程中都在尝试解答。
据了解，浦东正在考虑一个新农村改造计划，用几年时间，对200多个行政村进行村庄改造，届时将惠及20万户农民。浦东新区区长姜棵表示，要提高城乡公共资源统筹配置水平，积极推动与农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农业集约化相适应的土地管理制度创新，要探索完善农村集体资产管理体制，充分保障农民权益。
城乡一体化，并不是简单地让农民由分散务农变集中，由分散居住变小区化，变成住在城镇的农民。需要转变的“不是身份而是实质，也就是农民意识”。
江苏省镇江市副市长李小平对《中国改革》介绍了镇江新区正在实施的“万顷良田”工程，将通过对5.6万亩农村各类土地的整理和调整，建成“田成方，路成网，渠相通，林成行”的适应现代化机械作业的大面积、连片的高标准农田，“不是让原有农民换地种田，而是要用集团规模、技术优势帮助他们应对冲击。”镇江新区管委会党工委副书记王祥义对《中国改革》强调，“要借此转变农民对单一农业的依赖心理、养成创造性和竞争意识。让他们从根本上融入现代社会，而不只是实现物质上的现代化。”
郑州新区则在全国率先提出了“复合型城市”理念：不是简单的城市+农村+开发区，而是城区内有一产、二产、三产，各组团之间利用生态、交通将之连接，破除“大城市”的弊端。
让吴江更关注的是农民的发展权问题，“失去了土地，农民的第二代怎么办?”他强调指出，“这要求包括教育、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要均等化。”
据介绍，郑州新区的每个组团都将相互配套，功能齐全，必须有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必须配置一部分居住用地，方便人们生活和工作。
行政体制改革居于重要位置
浦东综改已经进行了4年，而着力转变政府职能，探索建立适应大区域特点、体现扁平化特征的新型行政管理体制，依然被放在了进一步推动综改工作的首位。
“小政府”一直是浦东的特色，早在浦东新区成立时就只有10个局、800名机关编制。和兄弟区县相比，机构减少了2／3，人员减少了I／3。
不过，当地一位专家说，现在存在着为了小政府而小政府的倾向。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尹后庆曾担任了四年的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局长，他对《中国改革》介绍说，社会发展局分管教育、卫生、体育和人口，只有90个编制。“静安区一个教育局管理40个学校，而浦东新区的一个教育处要管理400所学校。”当地专家还指出，新区政府将一些职能让渡给社会中介组织后，“反而收费次数比以前更多了。”
据了解，浦东新一轮区级机构改革，是按照综合统筹、经济服务、社会建设、城建管理、法制监督5个不同职能模块设置的。浦东政府工作部门从13个增加到了19个(仍少于目前上海其他区县26―28个委办局的配置)，此次机构的增加，是出于对新浦东功能建设的多种考虑。比如金融服务局的设置，把金融办从发改委里划出来，是为了更好地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把农委单列出来，是因为南汇划入后，新浦东的农田和农民都增加了，因此“三农”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比以前都更要突出。
在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同样居于重要位置。
滨海新区的管理体制，并没有打破原有的行政区划，只是一个综合协调机构，即滨海新区管委会。
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肖金成曾经指出，滨海新区的发展瓶颈主要是体制的瓶颈，表现为滨海新区内部各自为政的现象较为严重。滨海新区内各行政区和功能区是平级的机构，而新区管委会也只具指导和协调的功能，不是领导机构。这种状况影响滨海新区整合
调度其内部资源。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新区普遍面临的矛盾。
滨海新区目前的思路是，天津市政府和各区把部分行政权力让渡给新区管委会，同时，成立了市委书记、市长负责的滨海新区发展领导小组，新区管委会主任同时担任小组办公室主任。“新区的问题可以直接走这个渠道向书记和市长汇报。”据介绍，滨海新区还在探索建立事权划分机制，即按照事件的类型而不是事件大小来划分管理权限。“如果是新区管委会管的事，各组成单位就不管。各组成单位自己管的事，新区管委会就不过问。”
作为“一国两制”的交会点和“内外辐射”的接合部，横琴新区的“制度创新”更有新意，其行政机构设置脱离了中国行政体制的窠臼。据介绍，横琴新区参照港澳行政机构，只设了10个部门。除了办公室和党群工作部，另设8个局(委员会)：统筹发展委员会、产业发展局、财金事务局、公共建设局、社会事业局、交流合作局、行政服务促进局、警务和综合管理局。港澳味浓厚的财金事务局和产业发展局，令人耳目一新。《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规定，新区管委会组织机构的原则是“精简、统一、效能”，并特别指出，横琴外的行政机构一般不在横琴设立分支机构，杜绝外界行政干扰。
“先试先行”，向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转型
“我希望浦东在闯上胆子大一点，重点是研究怎么通过综合配套改革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突破发展的一些制约和瓶颈上，找出一点新的路子，做一点新的探索。”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在2009年两会上说。
这实际上也是处于转型关键点的中国对新区的寄望。
在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之外，上海也在高调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发展，而在选定的重点发展9个领域中，浦东新区占了8席。浦东目前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约为2600亿。而浦东也计划用三年的时间产值达到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40％。这显然不是个轻松的任务，但却事关上海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在天津滨海2270平方公里的辖区内，产业园区也已被重新规划，其中12项专项规划目前已经基本完成。除了开发区、保税区之外，一些新的功能区也脱颖而出。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天津市将耗资2000亿打造的于家堡金融区。与开发区以经济功能为主不同，新区获得了在区内对部分关键改革“先试先行”的特权：OTC(柜台交易)市场、PE(私募股权基金)中心、离岸金融中心、“港股直通车”……滨海新区正以全面金融改革的形象出现，而其正在试点的内容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是我国当前金融改革的难点、重点。
金融创新是滨海新区的重心，但并不是全部。实现京津空港口岸直通；实行人才全球招聘制度；“建立异地报关、异地报检、口岸放行”的监管体制；在塘沽区试点取消农业户口，实行城乡统一的社会保障、就业、教育、医疗等政策；“中关村”将出现在滨海新区……这份来自《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三年实施计划(2008―2010年)》的改革发展“清单”，让滨海新区正在进行全方位创新。
而作为经济新区领域内“一国两制”的试验区，横琴需要为未来内地其他口岸与港澳的交流带来新的示范意义。其最大的亮点便是通关制度创新，俗称“二线关”。横琴与澳门间的口岸是“一线管理”，对出入境人员和货物查验较松弛，比如货物进出关只需备案。而横琴与珠海间的“二线管理”较为严格，货物进出需要报关、报检。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通关模式赋予横琴一定的“关外”色彩，但终究在“境内关内”，政策突破范围有限。
1+1＞2的挑战
城市扩容，不可避免会带来新的融合，而将之转化为发展动力也需要一个过程。对于希望实现“l+1＞2”的新区来说，只有把大量具体工作做细，才可能形成工作合力。
南汇划入之后的“新浦东”，被社会各界寄予厚望。但挑战也不小。
姜棵已坦率表示，自己到浦东新区任职时，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就关照自己：你到那里去，南汇的事情要放到议事日程。市长韩正也交代：临港新城的事情不能冷下去。
陆家嘴、外高桥、张江、金桥等4个国家级开发区，在管理、品牌、团队、政策等方面有很大优势，而康桥工业区、南汇工业园区、国际医学园区等市级开发区和临港新城，在土地资源、发展空间上有明显优势。如何“对接双方优势、联动发展”已成为大浦东的专题重点。据了解，对接的具体路径将从规划联、资本联、政策联、产业联、项目联、行政联等方法中选择。
对于郑州新区庞大的5区1县的组合体，协调更成为最困难的环节。招商引资是各个地方的“一号工程”，为一个项目明争暗斗的案例不胜枚举。郑州新区是个“复合型城市”，又特别强调各个产业的协同和连接，如何协调政府和投资商利益，是现实的难题。
篇6
【关键词】综合承载能力 河南省 建议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城市快速发展，许多城市不同程度的出现城区人口过密、基础设施滞后等问题，给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带来诸多挑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均明确提出“以城市综合承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通过本研究对于河南省城市转变发展方式，推动河南省城市持续健康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河南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现状分析
2013年末河南省城市GDP达10067.55亿元，城市人口为2241.86万人，城市建成区面积为1797km2，平均人口密度为5665人/km2。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市用水普及率达92.2%，城市道路长度为26843km，排水管道长度为18297km。2013完成城市环境基础设施投资157.43亿元，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7.6%，人均公园绿地9.6m2。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90%，城市污水处理率为90.88%。
二、河南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面临的挑战
（1）人口总量持续增加。河南省是人口大省，同时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十个百分点。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河南省正处于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时期，城市人口总量将持续增加，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给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带来巨大压力。
（2）资源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弱化。改革开放以来，河南省城市实行快速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因而土地、水等资源消耗较大，土地资源的存量已显得捉襟见肘，水资源不容乐观，并且从城市长远发展趋势来看，城市土地、水等面临紧约束。同时，能源约束短期内不会消除，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压力不断增加。
（3）城市发展方式面临资源环境紧约束。尽管近年来河南省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不断加大，提升了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但是与全国相比仍有差距。部分城市的相关发展规划不衔接、发展理念与定位经常性变动、起点盲目拔高，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相对粗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投入欠账较多，城市管理粗放，人口承载力不强。
（4）过分强调城市空间扩张。在城市发展中存在着过分强调城市空间扩张，已影响到河南省城市运行效率，导致相继出现一系列城市病。部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未充分考虑到农民市民化对城市公共服务需求增长、城市空间结构变动等因素，进一步激化了基础设施的需求和供给矛盾，从而给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提升带来严峻挑战。
三、提升河南省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建议
（1）转变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方式。随着城市内外部环境和资源条件的深刻变化，河南省部分城市主要依靠资源粗放消耗推动城市发展的方式不可持续，需进一步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工作，在新常态下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增长动力向创新内生型转变、发展路径向生态低碳型转变，推动河南省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2）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针对河南省城市基础设施水平普遍不高，并且部分城市欠账较多的现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构建安全、高效、便捷的生活服务和基础设施网络，使居民充分享受社会发展福祉。加大城市道路、交通枢纽建设力度，统筹地上地下市政公共设施建设，建设城市管道综合走廊，增强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能力。加大城市基础设施的市场化改革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增加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供给能力。
（3）提高城市资源利用效率。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高度聚集的场所，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世界上绝大部分污染物由城市排放，并且城市消耗了世界资源的绝大部分。通过研究发现，河南省各省辖市的万元GDP能耗、万元产值水资源消耗等整体偏高，亟需优化水资源与能源配置结构。建立区域城市间的水资源开发利用协作机制，运用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手段提升资源使用效率。积极发展低碳产业，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注重城市经济社会建设发展与资源综合利用的有机统一，促进城市的持续、健康发展。
（4）完善城市各项功能。目前河南省城市的各项功能还不完善，必须推进市发展方式向以内涵增长为主、重视质量提高的集约发展方式转变，城市发展的中心向提升和完善城市的各项功能转移，全面提升城市生产生活功能。同时，优化城市功能分区，加强城市功能支撑体系建设，并通过精细化的城市管理提升和完善城市功能。
四、结语
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研究为协调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生态环境之的冲突、寻求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3]。本研究是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招标课题（2014225）和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5-ZD-045）的阶段性成果，初步提出的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的见解，由于水平有限，研究还较肤浅，期望能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汪自书，苑魁魁，吕春英等.基于资源环境禀赋与压力的城市综合承载力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5.
篇7
城市服务商是我国推进城市化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是城市发展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基础设施建设企业发展方向同城市服务商的角色定位有很强的契合度，因此城市服务商也成为了很多大型基建企业转型发展的方向。目前国内企业同国外优秀跨国公司相比依然存在一定的差距，我国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应通过优化设计和咨询产业价值链，延伸前端市场营销；通过投资施工联动，提升投融资能力；通过积累资源整合与运作经验，强化综合服务能力。
关键词
基建企业；城市服务；转型发展
随着丝绸之路、长江经济带等国家级重点经济区域建设的陆续展开，基于打造大型城市群的基础设施建设体量不断扩大，构建智慧城市等新一轮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维护的需求日益迫切，基础设施建设行业将迎来调整与发展机遇。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型的逐步深入，客观上也推动了传统基建企业的转型发展，城市服务商的概念也应运而生。
1城市服务商的概念
1.1城市服务商的内涵
城市服务商是指围绕城市建设和运营总体发展目标，通过发挥企业产业集成和资源整合优势，突破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服务内涵，提供城市综合服务的企业。城市综合服务是指以联动服务、集成服务和增值服务为支撑的价值服务，旨在为城市基础设施资产运行周期的保持和延长提供支持，为城市基础设施建成的过程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
1.2城市服务商应具备的特点和能力[1-2]
（1）城市服务商对城市发展具有前瞻力。城市服务商更关注国家的城市发展趋势、布局，顺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了解国家城市化发展政策，在开发战略上由短期效益转变为长期效益，从而在国家、区域城市化发展的布局中寻找自身的发展空间。（2）城市服务商是城市综合功能的提供者。城市服务商将项目开发与产业结构、城市发展和城市经济紧密结合，实现由单一项目的市场定位到城市区域功能选择定位的转变，是社会分散资源的整合者。因此，城市服务商应具有更强的统筹意识、更远的战略眼光，承担更重的社会责任，实现企业利益目标与社会公益目标相结合。（3）城市服务商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合作和双赢关系。城市服务商将项目开发从短期行为演变成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对城市长期负责的行为。政府职能侧重于战略层面，是对城市发展定位、整体规划、发展思路的确立，而对于城市建设和运营目标的实现，则需要城市服务商通过更多操作层面的运营来完成，确保城市服务商经营发展和资产增值目标同政府公共职能目标的有效衔接。
2传统基建企业转型发展的条件和差距分析
2.1传统基建企业转型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应具备的条件[3]
（1）城市服务商必须具备很强的统筹能力和社会资源整合能力，企业要站在城市经营的高度，从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通过整合服务实现企业转型和升级。（2）城市服务商作为城市产业的植入者，将参与到更为复杂和多层次的业务模式中去。企业应具备成熟的投融资运作水平和创新手段，建立成熟的投融资运作和管控模式。通过创新融资方式，拓宽市场投融资渠道；通过建立监管防范体系，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3）城市服务商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需要把握和引导社会发展和产业技术发展的方向。通过巩固科技成果和专利水平，提高专业领域研发实力；通过推进建筑节能减排，走绿色低碳建设发展之路，取得先进的新能源和环境保护技术。（4）城市服务商需要研究城市发展的战略定位，进而配合市政府进行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这些策划和规划不仅改变城市的形态，而且直接影响到市民的生活，进而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因此，企业只有具备社会责任意识，才有可能转型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承担对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使命。
2.2城市服务商是传统基建企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选择
一方面，随着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经济分工的细化，建设方业主已越来越专注于各自的专业领域，越来越多地要求承包商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涵盖从可行性研究、设计、施工到运行的全过程，对建筑产品只提出功能性需求，产业链中各环节的协调需要通过产业自身来完成，对企业服务能力的综合性、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业务模式、项目主体、政府角色都发生了变化，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企业的竞争核心和需具备的综合实力也发生了转变。另一方面，由于传统企业的业务主要集中在市政领域，受外部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较大，加之企业优势业务领域狭窄，在市场总体发展环境存在诸多变数的情况下，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是大型基建企业转型发展的有效途径。
2.3我国基建企业在转型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差距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国内一些优秀的基建企业逐步成长，具备了转型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的基本条件，但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在资源整合、技术创新、产业链拓展和专业化水平上依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在国际上有很多知名企业的成功发展经验，值得转型发展中的国内企业借鉴。布依格是全球知名的建筑施工企业集团，除传统建筑业务外，旗下的布依格电信是法国三大电信运营商之一，旗下的法国电视一台拥有国内31.5%的收视率。由于布依格进入了不少高附加值的综合运营服务行业，有力促进了企业经营绩效的整体提升。又如法国万喜公司是充分利用并购重组快速做大做强的典型，万喜公司长期盈利性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并购重组后业务的迅速成长。通过收购ASF，成为了法国最大的公路特许经营商。借助施工业务积累的优势，万喜公司深度介入运营业务，运营业务的净利占比超过60%，成为企业最重要的业绩支撑。通过对比国外先进企业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国内企业要转型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还必须进一步提高产业链延伸、资本运作的水平。
3基建企业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的路径分析
3.1延伸前端市场营销，优化设计和咨询产业价值链
设计和咨询板块是基建企业发展成为城市服务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通过设立“设计引领”的战略目标，重点关注以下三方面：一是设计的前期投入和参与，赢得业主认同与市场先机；二是设计前端获取的宝贵信息资源；三是技术引领。通过优化设计，降低工程造价，降低项目风险，增加项目附加值，实现设计院产业链、技术领域和市场布局的重要突破，并为企业投资业务提供有效建议，从而集合企业设计、投资、施工力量，发挥企业综合资源优势，实现设计和咨询业务的主动服务和增值服务。
3.2依托投资施工联动，提升投融资能力
随着宏观调控不断深化，PPP模式的广泛普及，行业内传统的“游戏规则”或将被打破。提高基础设施投资能力将成为实现企业快速发展和市场地域领域布局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实现投资施工联动、深入整合产业链和价值链、提升综合运营能力战略目标的重要保障[4]。企业应从以下几方面提升投融资能力：一是股权融资，即通过上市公司平台，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吸引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二是项目融资，利用资本市场、银行间市场和保险市场进行项目债务融资；三是通过金融创新、设计合理的交易模式，把完工基础设施项目予以转让变现，实现由资产到资金的有效转化。
3.3强化综合服务能力，积累资源整合与运作经验
基建企业应积极参与和承建重大标志性项目，从而不断积累资源整合与运作经验。以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为例，企业通过承建嘉浏高速公路、杭州钱江隧道等多项BOT项目，积累了成熟的“投资、建设、运营一体化”运作模式；通过投资带动、设计引领，取得南京轨交和昆明南连接线高速公路等超大规模BT建设工程，不断积累总承包、总集成一体化运作经验；在目前国家大力推动PPP模式的趋势下，企业立足城市服务商定位，提出了打造成为城市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战略愿景，中标了杭绍台高速公路（台州段）和杭州南站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性意义的PPP项目，在不断的战略转型过程中凝练综合服务能力和核心竞争能力。企业从投资、设计前端领域，到工程施工、运营、养护等主要业务；从高架、轨交、隧道、桥梁等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到民防工程、燃气管线、污水处理、保障房社区建设、援疆“交钥匙”项目建设等多方位民生领域；从确立和保持行业领先的隧道及地下工程技术，到研究、开发新型高性能改性沥青路面材料，再到大力推进住宅产业化PC技术的发展及应用。企业通过“投资带动、设计引领”，拓展业务范围，向产业上下游发展，初步实现了优势产业链高度集成，为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综合服务商”的战略转型奠定了基础。
4结语
随着PPP模式在全国迅速推广，大规模社会资本的引入及政府在项目建设中参与具体事务角色的日益淡化，未来在资本运营、投融资能力、技术应用、项目建设与管理、运营维护等方面拥有突出综合实力的基建企业将逐渐转型发展为具备高度集成能力的城市服务商。当然，城市综合服务是一个需要政府、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复杂体系，如何建立起适合优秀企业转型发展的外部环境，如何协调好企业发展目标同社会服务功能的关系，如何提高我国城市运营的整体水平，依然需要包括企业在内的致力于城市运营发展的参与者和实践者去深入思考。
作者：岑佳翔 单位：上海城建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赵力焓，石娟，赵江明.基于城市运营商的城市运营模式研究[J].决策咨询通讯，2010（5）：87-91．
[2]顾建键.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的对策研究[J].科学发展，2011（2）：88-99．
篇8
关键词：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内部控制
一、房地产企业的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住房投资结构呈现积极地变化，房地产投机因素也明显减少，但房地产行业的投资仍不断增加：东部地区投资增长不减，中西部地区房地产热正在上升。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房地产行业仍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盈利性，并呈现以下特点：
1.行业的整合速度加快，竞争更加激烈
国内房地产企业规模普遍较小、竞争能力也较弱，行业集中度和进入壁垒较低。随着主要技术条件的日益成熟，在信贷规模控制和土地招标拍卖制度等压力下，房地产行业的整合速度不断加快，市场竞争也更加激烈，企业趋向以合作和联盟的方式来扩大自身的规模和提高融资与抵御风险的能力。
2.企业的运作更加专业化
房地产企业处于从政府资源运作型向项目专业运作型转变的阶段，企业间的竞争也趋向于项目运作及更高层次的战略管理，加上企业规模扩张的需要，其整体运作更加专业化。
3.融资渠道的多样化
随着国家相关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资金密集型的房地产企业需要寻求新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股权融资、项目融资等方式实现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二、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内部审计工作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伴随房地产企业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审计技术比较落后和内审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企业未来的发展壮大。
1.内部审计人才结构不尽合理、人员综合素质普遍不高
我国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属于新兴的一个领域，其内审人员尚存在结构配置不尽合理、综合素质普遍不高的问题。大部分房地产企业的内部审计人员是从其他财务岗位转过来的，而不是专业型人才，通常情况下他们只会依据账本查账，如果缺少账本数据资料就无法进行相关的内部审计工作，内审人员这种单纯的财务思维根本不能适应现代企业审计工作的基本需求。在人才结构上，房地产企业也没有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内审机构人员的知识结构单一，缺乏具有企业风险管理、网络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复合型人才，使得内审工作的深度和范围难以很好的扩张，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房地产内部审计工作的效率也制约着其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
2.内审技术比较落后，内审机构的地位不高且独立性较差
目前，我国房地产企业内审部门主要采用以财务分析为主的分析方法和详查法进行审计工作，而没有将现代管理评审技术、网络信息技术以及经营分析等方法运用到审计实践中去，这种审计技术已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并且不能形成一个系统的工作模式以及很好地探究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实质，进而影响了内部审计功能的充分有效发挥，更不能促进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和效益的取得。此外，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基本上平行于，有些甚至低于其他职能部门，通常设在财务不下，在实行机构改革和重组时存在随意撤并和精简抽调的现象，这种制度体系不能有效地保障内审机构和人员的稳定性，也丧失了其权威作用。
3.房地产企业尚未实现向管理审计的全面转变
内部审计包括财务审计、采购审计、质量控制审计、投资审计和销售审计等领域，我国房地产行业一直采用以开展财务审计为主的单一内部审计模式，其中许多还停留在财务查账阶段，单位许多管理层和员工甚至认为内审工作就是财务查账，从而没有充分挖掘审计工作的优势和很好地体现其工作的效率；有些企业虽然开始开展经营管理审计工作，但经营管理审计的思维模式仍以财务查账为主，并且偏重于事后审计，这种审计思路和方法不能满足现代企业发展的需求；大部分房地产企业人力资源部在招聘内部审计新成员时，通常选择财务和审计人员，这种单一化的人员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内审工作的真正目的；此外，企业内部有些领导认为内审部门没有能力从事综合广泛的审计工作，认为如果内审涉及经营管理范围过多就超越了其本身的职能和能力范围。
三、构建科学、完善的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机制
针对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当从提高内审人员综合素质、强化公司治理、提高内部审计独立性、运用先进的内部审计技术、完善内部控制和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等方面加以考虑，从而构建适合房地产企业发展需要的健全的内部审计机制，以促进企业综合效益的最大化。
1.提高内审人员的综合素质，并运用先进的审计技术和方法
内审人员综合素质和内审技术水平是保障房地产企业内部审计工作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一方面，企业要对审计人员进行财务、审计、风险管理等专业知识以及职业道德的定期教育培训，并积极吸纳工程技术、法律等专业人才，从而优化内审人员结构，切实提高员工的审计水平和综合素养，促进房地产企业内审工作的有效进行。另一方面，房地产企业要将内审工作的重点从传统的“查错纠弊”向为公司内部管理决策及效益服务转变，内审职责应从审查和监督向评价与咨询方面拓展，作业范围应扩展到包括财务审计在内的各个领域，并且要注重信息化管理和专业软件的建设以强化数据分析技术，不仅关注事后审计工作，还要切实做好事前和事中审计，从而整体提高内审工作质量。
2.不断完善企业的内部控制、全面预算管理和激励机制
房地产企业要逐步建立健全与其自身发展相适应的内部控制制度以保障各项工作的有章可循，要通过加强管理层的专业培训以促进内审制度的执行；企业要积极引进新技术、新理念和新方法，成立高层预算小组，建立完善的全面预算管理机制以对日常各个环节实施详细的预算分析、审批、编制与监督考核，将预算的范围从传统、单一的生产资金计划向包括基建、风险投资、劳资、营销、物资供应以及社会融资在内的资金预算转变，从而保障房地产企业资金的高效、有序流动。此外，房地产企业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发展状况，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评价考核与激励机制，从而充分调动内审人员的积极性和提高内审工作的效率，为最终实现企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提供可靠保障。
3.强化公司治理，提高内审的独立性
一些大的房地产企业集团必须设置审计委员会，从而使内审部门在隶属于审计委员会的同时，还须接受管理层的领导，这种双向负责、报告和双重领导的模式有利于增强内部审计在公司治理框架中的地位以及审计机构与人员的独立性与监控能力。一方面，审计委员会在职能上对内部审计进行监督，使内审机构是在审计委员会管理机制下独立经营管理的一个职能部门，其工作范围不受管理层限制，确保审计结果的受重视程度和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内部审计在行政上受高级管理层的领导并决定内审工作的内容，向高级管理层做行政上的报告，并与其他职能部门保持应有的独立。
4.实施适当的内部审计外部化
房地产企业在设置内部审计模式时要将公司全部内审业务按委托层次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对管理层下属各级经济责任和业务职能进行审计，二是对管理层和董事会受托经济责任进行审计。针对第一部分应当由公司的内部审计部门负责，而后一部分则应实施适当的外包，向审计委员会报告审计信息并提出改进意见。其中，承接外包业务的机构和人员应由审计委员会从不承接本公司年度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他专业人员中选聘，并由审计委员会直接支付报酬和具体安排内审的具体内容、时间、程序和频率等方面，从而有效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独立性，保证内部审计职能更好的发挥。
四、结论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内部审计工作受到国家和社会各界更广泛的关注。当前我国房地产企业没有重视内部审计工作，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不高、相关制度尚不完善、审计独立性比较缺失，因此，企业要对内部审计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切实提高内部审计工作的水平与效率，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房素芳：试论企业内部审计风险成因及其防范对策[J].现代商业.2012（03）.
[2]毛文蓉：浅析企业内部审计风险形成因素与解决途径[J].中国城市经济.2012（03）.
篇9
关键词：政府悖论 政府主导型 市场主导型 城市化泡沫
，在具体实施城市化战略中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导的道路上滑行。“政府主导型”城市化过分扩大了政府在推进城市化中的作用，把城市化的过程简单看成一个人口增加、行政区变更、圈地搞一流基础实施，扩大城市规模的过程。在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倾向的背后存在一个“政府悖论”，在“政府悖论”下的“政府主导型”城市化，对中国经济最大的危害，就是存在发生城市化泡沫的风险。
一、城市化过程中“政府悖论”成因
诺斯国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提出了著名的“制度悖论”。诺斯认为国家在制度变迁中经常会做出事与愿违的制度安排，结果形成人为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诺斯的经典论述是：“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又是人为导致衰落的根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本着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所选择的某种制度，其变迁的结果却偏离了资源有效配置的方向，反过来成为导致限制自身利益和利益发展的根源。这就是“制度悖论”的通俗解释。
中国推进城市化进程中，也同样存在着“制度悖论”，不过在此具体表现为“政府悖论”。所谓城市化中的“政府悖论”，简单地讲，就是中国城市化推进不论是在制度变迁的安排上、还是城市资源的配置上都需要一个职能更大、更复杂的政府，但在计划经济惯性作用下，又存在着，诱发政府以计划方式行使其职能，使中国的城市化陷入政府主导型的陷阱。中国城市化对政府的需要，变成了政府成为城市化的障碍。
城市化过程中的“政府悖论”，成因于中国独特的市场化和城市化之路。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心从向城市转移战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渐进式改革，一直循着农村包围城市的路径进行。从要素资源分布看，城市具有发展市场经济的优势（经济增长的要素70％集聚在城市），但从制度创新的优势看，农村作为计划经济的薄弱地区同城市相比，却有在改革初期市场经济成长的制度优势。在制度挤压下形成的从农村到城市的中国市场经济独特的成长之路，由此也形成了经济增长速度、规模与城市化不同步的独特现象。其结果在经济增长中替代城市化的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一大批小城镇的出现。
目前，中央提出在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决不是像目前一些人认为的那样，仅仅是补城市化课的战略。在本质上是沿着市场经济的演进，在城市全面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以市场化带动城市化，这才是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所在。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一方面农村拥有的初期制度创新优势已渐进丧失的同时，城市在制度创新上的劣势也在改变之中，特别是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由粗放式资本推动型增长向技术主导的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农村所具有的资源劣势也凸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市场经济的成长中心必然从农村向城市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集聚城市的资源向体制外扩散，简政放权，弱化政府管制职能，一直是政府职能改革的主线。支撑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乡镇发展所需要的资本、人才，其中很大部分来自城市。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集聚在乡镇企业的资源又开始向城市回流。不论是外资，还是内资的投资开始向城市集中，抢占城市平台，占据城市竞争优势成为90年代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心从农村向城市推进过程中，城市政府面临一系列两极的选择：一方面城市化急需市场化和产业推动；需要市场资源要素的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动；需要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些都要求城市政府必须进行职能改革，放松传统的城市管制，给予市场发展以更大、更多的自由空间；另一方面市场化和产业化又急需大规模城市建设来支持，市场要素高度密集和高速流动的城市市场又需要高水准的有序化管理，这又赋予了政府新的管理权利和更复杂的职能。还有中国加入WTO后，要求中国城市按国民待遇的规则管理城市经济，降低要素进入城市的门槛，建立平等竞争环境；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市场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之间的竞争伴随着国家与国家、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城市之间的激烈竞争又需要政府对城市的管理向营销城市、经营城市的方向转变。
上述城市化与市场化相互作用中包含着对城市政府的要求，从理论上讲，一方面要求政府放弃计划经济管理方式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要负担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管理城市、驾驭城市市场经济的新职能。但计划经济体制和计划管理方式的偏好在城市仍严重存在的前提下，这种两极的选择对于目前中国的政府却是两难的选择。因为对于目前政府而言最难做到的是放弃权利，最容易接受的是获得的新权利和新职能。如果城市改革速度跟不上城市化和市场化进程，如果政府的职能改革不能在先放弃中再获得，那么，在计划经济背景和惯性的作用下，其结果城市化对城市政府新职能的要求就变成传统计划职能强化。市场化推动下的城市化演变成政府主导的城市化，最终形成阻碍市场化与城市化发展的“政府悖论”。
西方城市化过程也存在着政府职能的加强和复杂化，但在西方城市化中不存在像中国这样的计划经济背景，所以也就不存在诱致政府职能过分扩大化、滑向行计划式推进城市化。所以，“政府悖论”在西方城市化的过程没有明显地表现出来。应当说，“政府悖论”是中国城市化道路中一个独特的问题。 二、强化“政府悖论”的制度
在城市化推进中，不仅存在形成“政府悖论”诱因，而且还存在着强化“政府悖论”，使城市化向政府主导型上滑行的制度环境。
自上而下按行政级别设市、管市的城市管理体制、在对城市资源的配置中仍占据着主要的地位。在计划时期，由于资源主要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权利来配置，而且每一级别的行政其资源配置权限也不同。要保证城市规模与城市资源需求相匹配，就必须将城市规模与城市行政级别相挂钩。在计划留下来的按行政权利级别大小设置城市的结果，形成了经济中心与中心高度重叠的中国城市分布格局。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这种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高度重叠的城市分布格局，是行政权利配置资源的需要和结果，那么经过20多年的改革，市场已成为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时，仍沿用计划经济时代设置城市、管理城市的体制，显然很难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迅速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新型的化城镇，以及90年代以来形成城市、边贸城市恰恰不是发生原行政中心所在的中心城市，而是在传统政治中心的边缘地区成长起来的。由此形成了城市发展与资源配置体制矛盾，在市场化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城市和城镇，虽然具有很大的成长性，但由于其没有纳入传统的以行政权利为中心的资源配置系统，所以未能获的应有的城市发展资源和管理权限。相反，处在传统行政权利中心某些城市，虽然其不具有成长的优势，但却享有行政权利配置资源的诸多好处。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中央曾经采取建立特区授权的，将一些新生城市纳入行政管理的系统。如深圳、珠海等沿海开放城市。但是通过这种途径解决只是范围内很小的，况且对于普遍存在改革过程中体制外成长起来的许多新生城市而言，这个问题仍未能解决。如在广东省虎门镇有外资1400多家，民营企业1100家，人口达70万人，年创造GDP达40多亿元，税收达17亿元，其经济规模和人口已达到中等城市的水平，但拥有如此经济规模的行政建制，不是市，也不是县，而是一个区。由于其“出身”级别太低，所以它的财政、市镇规划和管理不能享有城市权限，而仍然是镇的权限。现在人们谈到城市化时，总是批评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城不像城，乡不像乡的小城镇，对此不少学者将其归结为中国80年代以来实行小城镇战略的错误选择。其实这种结果，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实施小城镇的结果，从制度上看是在以行政为主的资源配置制度对小城镇挤压的结果。正是由于他们在成长的构成中不能获得正常的城镇管理和规划的权限，所以才在自发中走了一条两不像的道路。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实施城市化战略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推进城市化的资源配置系统。要建立这样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城市发展资源的配置系统，就有一个对目前存在的以等级行政权利为中心资源配置系统的改革。如中国的城市化，不能在触动原资源配置系统中进行，中国城市化战略的推行首先强化的不是市场在城市化中配置资源的功能，而是使改革开放以来处在弱化过程中的行政权利配置资源体系重新得到强化。城市化引起的“政府悖论”也会随着这种体制格局而强化。
自1994年财政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相对集中，政府用来进行城市建设的财力也在加大，这对中国城市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但由于这种改革是在财力分配体制远滞后于财力集中体制下进行的，目前存在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力分配和投资体制，仍有浓厚的计划色彩，所以中央财力的集中和对加大城市建设投资的加大的过程，存在着诱致政府向传统体制回复的倾向。强化了各级地方城市对自上而下行政配置资源的依赖。弱化了对市场配置城市资源的重视。这在客观上起了强化“政府悖论”的作用。
长期以来，在改革中变的越来越无为的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却突然发现城市政府变的无所不为起来。特别是在缺乏新制度约束的城市基础投资体制，客观上强化了政府以计划方式配置城市资源的偏好。城市化推进需要大幅度提高城市基础实施的建设，在公共财政、公共采购、公共投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情况下，这些公共投资只能在原计划体制的框架中进行。缺乏新制度约束下城市公共投资在客观强化了政府以计划方式管理城市、配置城市资源的偏好。
在这种扭曲资源配置体制下，其结果形成了使一些不能成长为大城市的城市，仅仅因为它是级别较高的行政中心、政治中心，却能获得人为造市的资源和财力，相反一些因经济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具备成长为大城市的潜力，但因为它的行政级别很低，在城市化中会处在被抑制状态。如广东的“虎门现象”。 三、“政府悖论”的隐患：城市化泡沫
在“政府悖论”的背后存在着的城市化向政府主导型方向滑行的倾向，存在着中国城市化动力由政府替代市场成为第一推动力风险。如此下去存在着发生城市化泡沫的隐患。泡沫是在过高预期下形成超过实际需求的投资而形成的虚假繁荣。从显示出的迹象看，整个在对城市化有很高的预期，但在“政府悖论”的作用下存在着将这种预期过分放大，将城市化推向泡沫的隐患。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泡沫风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可能出现职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
在十五期间提出放松对大城市的限制的政策，对于发挥城市规模效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各级政府都不顾经济地缘优势和城市间的产业分工的需要，人为地在攀比中搞功能齐全的大都市，人为地配置城市资源，很可能会在出现虚假的大都市繁荣。
导致职能雷同的大都市泡沫根源于目前存在的仍居强势的以行政权利为中心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国的行政中心设置格局是一种相对均衡的分布。在行政权利强势的作用下，目前中国城市规划存在着按行政格局规划未来大都市的倾向。沿着以中心来设计经济中心的路子走下去，将会出现有多少个省级市、地级市就一定要建立多少个大都市城市分布格局。使在计划经济形成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高度重叠格局，在新一轮的城市化中更加强化。
这些规划中的大都市，不仅与行政中心高度重叠，而且都是功能全、产业结构雷同的大都市，这将是一个代价很大的举动。如果按照以行政中心必定要高功能齐全的大都市的路子走下去，在未来几年内，从数字统计上看，中国可能出现城市化率快于经济增长的态势。
中国需要建立多少大都市，并不取决有多少个行政权利中心，而应取决于市场对城市资源配置，取决于经济地缘优势和产业化分工链的内在要求。行政权利中心与经济中心的高度重叠是古代社会城市分布的特色，化时代的行政中心的分布与经济中心分布是非重叠性的。因为行政权利分布首先要服从于对主权国土管理的需要，所以只要是有中国国土的地方，就必须有代表国家主权的政府，所以行政权利的分布具有相对均衡和相对稳定的特点。在市场条件下的资源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美国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东海岸地区，另一条城市带分布在从旧金山到洛杉机之间。日本在环东京湾形成了从东京、名古屋、大阪、神户的“都市带”。在西方发达国家政治中心并不都是政治中心。美国的华盛顿虽然是首都，仅仅是个行政中心，人口只有55万，只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而已。澳大利亚的堪培拉是首都只有几十万人口，也仅仅是个行政中心而已。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都市也出现了不均衡分布，东南沿海地区正在中国未来大都市分布区。
但是在计划经济思维的惯性作用下，在中国几千年封建诸侯思想的作用下，许多地方官员把所辖之地，不是当统一市场体系中的局部市场来看待，不是按照产业的分工优势来考虑城市产业发展战略，而是按“诸侯封地”来搞全能产业，搞“国中之国”、“市中之市”。表面上看是在搞大都市化，其实搞的是城市“诸侯化”。从反馈的信息看，越是在中西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建立全能的大都市的非理性设想也越大，越是在南方沿海地区，由于市场作用已充分发挥，在对待城市发展反而越理性。
在行政权利杠杆的作用下，不顾现实的需要，各级政府都来搞功能齐全的大都市，由此造成虚假大都市泡沫一旦破裂，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危害比20世纪80年代以来形成的产业结构雷同要大的多。都市泡沫不仅仅是中国城市化的陷阱，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一个巨大的陷阱。
2、在政府主导下城市化演变为仅仅依托城市基建乘数效应推动的城市化，会导致城市房地产泡沫。
在城市基建拉动效应下可能出现一时的繁荣，如果城市基建与城市产业和市场发展严重失调下去，未来中国可能会出现一批有“城”无“市”的空壳化城市。中国城市化推进中始终存在着土地资源的约束，这是在人多地少的亚洲国家在推进城市化遇到的普遍。在东亚国家城市化的推进中都有过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教训。20世纪80年代末在泡沫经济中走下衰退的日本经济，构成泡沫经济的主要成分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经济发生的十多年过去了，目前在东京仍遗留着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遗留下大片半拉子工程。90年代东亚危机中，造成财富大幅度缩水，其中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价格的缩水。80年代以来在寸土寸金的香港，房地产一直是香港的支柱产业之一，房地产增值程度也成为香港经济发展状况晴雨表。但无论香港市场如何自由，仍逃不出房地产泡沫的厄运。在财富增值时，房地产增值的最快，同时财富缩水时房地产也是最快的。2001年四季度香港经济增长刚出现负增长时，香港的房地产已经缩水一半。中国在90年代的珠海、海南已经领教了房地产泡沫的教训。目前中国在推进城市化中，是否能避免重演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房地产泡沫的危害，对此我们最冷静的回答：不是能否避免重演问题，而是如何将房地产泡沫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程度的问题。
目前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走势，存在着，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为中国的房地产潜伏着严重的泡沫，一是认为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良好。虽然目前中国的房地产的泡沫不甚严重，但不论是从东亚国家包括目前的香港的房地产泡沫的教训看，还是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看，对房地产泡沫有足够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从全球来看，可以发现在所有的产品中，由于房地产是无法流动的产品，再加上土地资具有不可替代的稀缺性，所以房地产的价格是无法实现全球均衡。无论香港的市场如何开放，香港缺乏的土地，也无法通过进口来解决。房地产供需矛盾，不仅不能通过在开放的市场通过流动来实现均衡，而且也无法通过替代品来解决。虽然房地产无法跨国界流动，但标识房地产价格货币却是流动的，货币的高度流动性与房地产的非流动性相结合，由此反映的某一地区房地产稀缺性程度，并不完全取代于当地货币购买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的供应力。一旦房地产稀缺性定价引起投机性投资投加入时，房地产则会失去其使用性投资，成为投机性投资产品，那么房地产的泡沫就会进入一个快速的成长期。
东亚地区土地资源稀缺性与经济全球化下存在大量的剩余资本相结合，再加上急于求成的工业化心理，使东亚地区成为最容易发生房地产泡沫的地区。房地产泡沫成为东亚地区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大陷阱。
中国同样存在着与东亚地区相同容易引发房地产泡沫因素。鉴于东亚一些国家房地产破灭的教训，要避免房地产破灭的发生，政府对付房地产发展的政策选择，要像对付通货膨胀一样，应实行逆向调控。特别是在房地产启动之后，更要重点调控房地产的开发速度和增值水平，以免在政策的推波助澜下，造成对房地产过高的预期，导致大量资金的进入，引发房地产泡沫发生。但是就目前中国房地产发展的环境而言，人们更多地认识到房地产迅速增值一面的同时，而忽视了房地产高风险的一面，所以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各级政府对房地产作为城市经济增长点予以推动，并赋予其很高的预期。不可否认中国城市的房地产确实存在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正是这一可开发空间存在的巨大诱惑，才会会导致大量资本和房地产商的涌入。如果政府在这一巨大诱惑目前，缺乏理性，急于通过房地产实现短期内的城市经济增长，甚至在权钱交易的诱惑下来推进城市的房地产市，那么中国城市房地产泡沫的发生，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房地产泡沫一旦发生，其不仅仅是房地产业的本身的问题，波及的可能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搁浅。这样教训不是没有先例，珠海、海南、北海就是最惨痛的教训。
3、在政府主导型推动下的城市化，存在高成本推进中国城市的问题，使城市化在所谓城市建设化中（泡沫）中受阻的风险。
政府作为特有资源垄断者，具有不计成本的偏好。这一偏好在目前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表现尤为突出。计划经济时代，受到单一计划控制的政府，对资源配置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目前处在市场和残留的计划双轨资源配置体制下的政府，应当说比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有更大的资源配置权利。一方面，现在政府仍然可以利用计划手段来控制和配置城市资源，另一方面又同时可以利用市场和的工具来配置市场资源。可以说现在城市政府配置资源的权利和资源的总量同计划经济时代相比要大的多。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随着GDP总规模的增长，政府控制和支配的资源也会同步增长，这是正常的。政府支配财力的最大的隐患，不在于政府支配的财力太大，而是控制和配置这些财力的体制。处于市场约束尚未完全建立与传统计划约束尚未完全消失中国城市管理体制，存在着严重“体制空洞”。处在“体制空洞”中中国城市政府行为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性。“体制空洞”导致政府决策和管理上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与城市政府拥有不断增长巨额财力相结合，存在着使城市基建投资陷入不计成本投资的风险。
不计成本的城市化投资与在市场推动下的城市竞争相结合，正在变成畸形城市化建设的竞争，变成争世界一流、亚洲最大的攀比。目前几乎所有的地级城市，无论现在城市财力有多大，现在的人口有多少，都在按超过百万人口以上的规模来规划。在城市规划中的广场、机场、道路，都要按50年不落后、世界一流的水平来设计。支撑大规模地开展城市建设，有一个上的依据，就是城市基建投资的乘数效应。在这种理论的作用和中国投资需求疲软的背景下，城市基建投资成了目前中国投资中风险最小的投资。不可否认基建投资确实具有产生拉动相关产业发展作用。如果这种基建投资不考虑投资本身的效益，那么这些非理性投资的结果是其造成代价比其拉动的乘数效益要大的多。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目前许多学者责难小城镇化，尽管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它毕竟是在市场化推进下出现的。如何看待80年代以来中国小城镇的发展的功过，有一个视角问题。如果单纯从城市化的角度来看，不像，也不像城市的小城镇建设造成了资源浪费，延缓了中国城市的发展。但如果从市场化的角度来看时，中国小城镇是中国农民的一个创举，因为在小城镇这个独特的空间中成长起来的乡镇，是在没有国家投资的前提下创造了形成中国半壁江山的工业产值，解决中国1亿劳动力的就业。应当说中国农民选择小城镇这个平台发展市场经济，是当时的中国农民走向市场经济最经济选择，因为正是在这个不规范的平台上实现以较少的投入最大的产出。在此不是说在十五期间实施发展大城市战略的选择是错误，而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小城镇化道路也不是错的。特别是市场化推动下小城镇发展之路，应当成为十五期间实施城市化战略中进行走下去的道路。而目前在政府主导下的城市化的最大风险恰恰在于此。
目前在政府主导推动下城市化，同自发地农民主导下小城镇相比，层次要高的多，其规划是国际性的，其投资是大规模地，其决策是自上而下的。但是从符合市场的理性成分而言，我们认为，今天政府没有超过20世纪80年代的农民。虽然就农民的个体选择而言充满着自发、随机性，但这种自发与随机因严格受到市场的约束，所以这种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就选择又是理性的。而处在“体制空洞”中的政府形成的随意性和长官意志，是缺乏市场约束的随意性，他们的行为并不是一个完全的经济人的行为，而是某种意义上的政治人行为。经济人的选择是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决定了经济人选择是在成本约束下进行，而政治人追求是政治效应的最大化，经济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所以不存与经济效益相关的成本约束，与追求政治目标相联系，在经济上往往是不计成本。
不计成本地推进城市化，最终表现为中国城市化的高成本推进。城市化的高成本推进主要表现在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严重超过城市发展需求搞所谓一流的城市实施，这些设施建成之日就是城市发展的包袱背起的开始。因为作为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城市设施的使用或运行是需要成本。如果城市设施的运行成本大大高于对这些设施利用的收益时，这些设施为城市带来的不是福利的增长，而是包袱的加重。如珠海机场现象就是这种典型案例。当年投资69亿，按机场每年旅客吞吐量1200万人，年货邮吞吐量60万吨的标准设计的机场，目前的使用率只有6％左右，拖欠债务17亿。当我们频频看到报纸上出现一些城市领导的宏大的城市发展的设想时，我们能肯定珠海的教训不会重演吗？
二是一些城市规划为追求美化、绿化、整齐化一，竞到了排斥市场化的程度。一些城市为了拆墙透绿，不惜以拆除许多商业网点为代价，结果是城市绿化，市场没有了；一些城市在追求标准化、规范化下由政府主导建成的市场、商业写字楼、网点或什么之类的商业一条街等，由于缺乏地缘优势或租金过高，导致了商人无法进入，成了有参观价值无市场增值价值的无市街；这种不计成本地搞城市设施，加大市场准入门槛，抑制了城市市场的发展。
亏损企业是目前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包袱，如果中国城市改革严重滞后城市化、市场化发展的需要，任凭中国的城市化在“体制空洞”下政府主导滑行下去，不可否认在短期一定出现城市化的建设（城市泡沫），但这个的泡沫破裂后，中国的一些城市背负的不仅仅企业亏损的包袱，还有整个城市破产或亏损的包袱。
四、走出“政府悖论”，避免城市泡沫的预警对策
要遏制的城市化向“政府悖论”道路上滑行，避免城市化泡沫发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要加大城市改革力度，从根本上解决城市化推进与城市化新体制供给不同步的矛盾。
1、中国城市化的战略定位，不能简单地把中国增长赌注在城市化，而应当把中国经济增长的中心放在城市市场化的推进上。
在市场化推进下实现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中国实施城市化战略的核心。21世纪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风险来自脱离市场化的城市化。如何正确认识市场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是关系到中国城市化发展方向、中国城市改革的前提。市场化是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这个原则在如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2、深化城市体制改革，增加适应城市化需要的制度供给是从根本上抑制城市化泡沫发生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走了一条与市场经济发展同步的小城镇化道路，就是因为在中国城市启动市场经济比遇到的制度障碍要大。现在将市场经济发展中心从农村转向城市，不仅仅需要通过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市场经济发展物质平台，更需要全面深化城市体制改革，为市场经济在城市发展提高制度框架。适应城市化和中国进入WTO的要求，全面启动城市体制改革是中国21世纪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任务。
具体讲，中国城市体制改革面临着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的改革。
在宏观上适应十五期间设施城市化战略的要求，要以改革现行的自上而下按行政级配置城市资源、管理城市的计划式的城市管理体制为主线，以建立有利城市间公平竞争的全国统一市场为目标，推进宏观层面的城市体制改革。中央对城市的管理要从直接管理向适应市场化要求间接管理、法治管理转变。要弱化行政权利在资源配置中的职能，中央对城市改革要像改革一样，通过下放权利赋予各级城市在市场竞争完整的自主权。市场竞争是多层次的竞争，要提高城市的竞争力，在管理体制上，要赋予城市以相对独立管理权限，使城市成为市场竞争真正主体。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迫使城市政府从主要向上负责的“人”向对市场负责的“经济人”转变。
在中观上，适应市场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要求，通过全面启动城市体制改革，建立推进市场化与城市化互动的城市经济体制是城市自身改革的目标。长期以来，如何搞活大中型企业一直是中国城市改革的重中之重，适应市场化推动下城市化要求，中国城市改革的重心应当转向建立城市市场经济发展体制框架的建立上来。特别是适应WTO的挑战，要将解决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纳入到建立公平竞争的城市市场体制的框架中来解决。城市体制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的很多，如以廉洁、效率为核心，以建立有限权利的阳光政务为目标的政府职能改革；与此相关联的还有城市公共财政、城市公共采购、公共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促使要素高速、高效自由流动的审批制度、户籍制度、土地管理体制等改革；建立市场化与城市化互动新型城建规划制度和城市管理制度的改革等。这些改革总体目标就是让市场真正成为城市化的第一推动力。
3、加大对城市管理和决策的知识供给，解决城市的快速成长与知识供给严重脱节的问题。
在“体制空洞”下城市管理者行为更容易向计划方式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的城市管理者严重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的知识和理念。城市不仅是一个资源密集的空间，而且城市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也是一个知识集成体系。如何适应城市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的要求，建立城市知识供给体系和城市管理者培训体系应当是中国科教兴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实现城市管理知识化、专业化和现代化，使城市管理从计划式的守城管理向现代的营销城市、经营城市、增值城市管理转变是21世纪中国城市管理的改革的方向。
4、开展城市经济安全，建立城市安全预警系统，遏制城市化泡沫发生。
经济安全研究是当代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和经济组织系统的复杂化，经济系统信息传递高度关联性、信息传递过程中的迅速放大功能也在增加。这样的经济系统，不仅会使一个正确的决策信息迅速放大，同时也会使一个潜伏的坏的信息或错误的决策信息迅速放大。由此决定了中国经济系统走向复杂性和高度灵敏性的同时，其潜在的风险性也在增加。特别中国城市经济系统更是如此。面对中国市场经济系统的变化，传统的“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决策就远不适应经济系统发展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经济安全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在现代经济系统中，一个正确完成的决策，不仅要考虑如何推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更要考虑经济安全性。
在“政府悖论”背后存在的政府主导推动下城市化倾向存在巨大经济风险，要从根本上全面推进城市体制改革从根本上遏制城市经济泡沫的发生是非常重要的，但由于体制建立过程是长期复杂的过程，面对城市管理中存在的“体制空洞”，在新的制未能发挥作用以前，建立临时的城市经济安全预警体系是非常必要的。
1、张孝德：2001《城市化陷阱：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规模扩大化》，《改革》第6期
篇10
关键词：跨国公司；经济增长；产业结构
中图分类号：F75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1.04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1-11-03
当前世界经济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其数量、规模、经济实力、科技研发能力都达到空前的水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支柱力量，成为当代国际经济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和核心组织者。
跨国公司集中的、大规模的进入，给北京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通过投资，跨国公司给北京带来大量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了积极的全球竞争。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给当地企业带来极大的冲击。在过去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下，市场出让份额与换回的关键技术的数量级不相称。市场份额的过快丧失把很多处于竞争性行业内的企业逼入减产、停产和破产境地。然而外商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对国家整体技术进步的贡献十分有限。因此，深入分析跨国公司在北京的投资状况对北京市如何更好的利用外资、提高引资质量、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如何与外国公司既合作又竞争，寻求共同发展，是摆在北京以及全中国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一、跨国公司在北京投资的结构与特点
（一）投资倾向于第三产业
北京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与中国总体引资的特点完全不同，全国在吸引外资方面，制造业占了70%以上的份额，而北京的服务业引资量占北京引资总量的60%以上。北京吸引外资的最主要领域是第三产业，现代服务业吸引外资发展迅速，特别是社会服务业和房地产所吸收的外资。截止到2007年上半年，北京市一、二、三产业所占比重从2000年的2.5%、32.7%和64.8%，变化为 2007年上半年的 0.9%、26.6%和72.5%。以金融保险、商贸物流、信息服务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北京服务业发展的支柱产业。如今，北京又加大了对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以鼓励外资向该产业进军[1]。
（二）研发机构不断增加
北京由于聚集了大量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实力雄厚，因而吸引了跨国公司在软件、电子等知识密集型产业的研发投资，从总数比例上可以看出北京的研发力量已经受到跨国公司的认可。截至2008年底，跨国公司在北京设立的研发中心293个，占全国的24%[2]。
由此可见，北京的R&D机构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主，使北京的研发能力居全国首位。信息行业的技术更新之快是其他行业无法比拟的，研发中心设在北京可以更快捷地获得各种科技资源。
（三）总部特征明显
除了科技资源外，北京的独特区位优势，使北京的总部经济特征明显。不少跨国公司把地区总部与担负地区总部职能的投资性公司设立在北京。对于世界知名跨国公司而言，由于其投资规模大、项目多、范围广，因此，对于如何有效地和当地政府沟通与联络尤为关心。在北京设立地区总部或投资性公司，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中国的最高政府部门，便于与政府高层沟通，快捷地获得政经信息。截至2013年1月8日，北京市共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27家，其中包括世界500强企业84家，占在京投资世界500强企业的30.2%；已认定的总部企业中，投资性公司103家，占总数的81%，管理性公司24家，占19%。这些为数不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创造了占用资源少、经济贡献大的新型经济形态。目前在丰台区正计划建立的总部基地落成之后，将进一步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安家北京，促进总部经济迅速发展[3]。
二、跨国公司投资与北京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
与北京的开放性政策相吻合的是FDI的大规模流入，同时伴随FDI而来的还有技术、管理等国外先进理念。FDI促进了北京的经济发展，但归根结底，产业结构才是一个城市经济素质的根本体现。城市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外贸竞争力的大小以及市民所得的多少等都根源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导致北京产业结构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外资流入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外资的注入促进了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是技术改造和机制转换，推动其演进的直接动力是投资。与外资流入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相伴而来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技术及其扩散效应和示范效应，促进了北京利用外资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变。
但是，外商直接投资与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虽然具有不同类型，但其目的都是获取最大的企业利润。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对北京产业结构优化的目标不尽一致，有时甚至是相反的。外商投资过分集中的现象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造成了产业布局的失衡。尽管2005年北京在引资过程中投入到第一产业的外商投资数额开始上升，但仍然仅为1.1620亿美元，占全年FDI的1.7%。北京的农业问题同样不可小视，北京周围郊区仍有大量农用耕地，农村人口超过500万，农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据统计，虽然北京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06年的8620元/年增长到2012年的16476元/年，但仍远低于北京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期自19978元/年增至36469元/年，超过16000元的涨幅，农村人口与城镇人口的收入差距正在继续扩大[4]。不仅对第一产业投资很少，关键技术封锁、第三产业发展迅速但节奏不均匀等都是当前外资投资与产业结构调整之间的主要矛盾。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民族经济发展同样具有消极作用，外商投资企业往往利用其竞争优势对某些行业形成垄断，进而对该行业中的民族产业进行控制和排挤，最终获得垄断利润并损害当地利益。
直接投资激励政策的产业目标不只是有意识地引导国际直接投资流向北京优先发展的产业，更重要的是引入将对北京的技术及产业升级具有扩散效应的国际直接投资。在进一步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过程中，能否发挥其对北京产业结构调控的积极作用，引进外资的规模和数量固然是一个重要条件，但更重要的是如何按照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部署和要求，对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有选择的引进，而非来者不拒，同时加强对引进外资企业的后续管理，规范他们的投资、市场行为，使之纳入为北京的产业结构调整服务的轨道。
三、进一步利用外资与发展北京经济的措施及建议
（一）弥补第一产业外商投资不足
就外商投资农业而言，北京市也有着自己特有的条件。首先，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北京对农产品有着庞大、多层次、多种类的需求，市场规模大，范围广。其次，北京地区农业及相关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和科技人员多，研发能力强。京郊农民的知识素质相对较高，水利、电力、交通等农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农业机械化程度比较高，农业经济运行的阻力比较小。与此同时，北京也存在着不利于吸引外资投向第一产业的各类问题。比如北京地区普通农产品的生产成本高于周边地区。另外在引导外商投资与农业方面仍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应根据外商投资特点发展具有特色的农业，如有机农业或农产品加工行业。重点鼓励兴办农产品深加工项目、相关产业的科技研究项目以及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项目等，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外先进的农业科技，提高农业利用外资的科技含量。今后要扩大外商投资于农业的比重，一方面需要真正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对待，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和农业产业的特性来规范、鼓励和引导投资行为，尽量创造条件促进农业项目一系列的建设，引进好的优良品种和新的种植经营管理技术，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要根据农业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不同特点和发展状况，把优惠力度加大。在具体措施上，一是要政府应对农业给与足够的重视，选择适合的优秀项目大力扶持；二是根据实际情况对一些好的项目加大优惠政策适当降低土地使用费标准；三是优先保证外商投资农业项目的配套资金及其它配套服务；此外还应努力培养一批农业领域的现代化大中型企业，以吸引外商投资。农业项目回收期长，因此更需要长期稳定的优惠政策的支持。
（二）完善市场环境
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需要资金投入最多的领域。这类产业投资金额大、期限长、见效慢，极需大量的资金投入加以发展。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一些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形成了大量的垄断行业，大大提高了社会成本，对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形成制约，不利于激发市场的活力和开展公平竞争。随着加入 WTO 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垄断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成为今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为了适应对外开放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应当逐步减少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吸引外商投资促进垄断行业的改革和升级。允许外商投资于金融、保险、证券、旅游、能源生产与供应、交通设施建设、环保等领域。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发展基础产业和社会基础设施，提高产业和经济发展的配套和服务能力。在提高社会基础设施供给能力的同时，确保投资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取得最大均衡[5]。
（三）充分利用优势发展总部经济
北京劳动力成本高，生活环境好，能够吸引国内外高科技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展总部经济具有优势。总部基地以发展办公、科研、商贸等传统服务业为基础，并融合金融保险、文化会展、休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业态，并与中关村高科技园区、中央商务区、金融街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共同支撑起首都总部经济的发展。
中央商务区作为跨国公司和外埠大企业集团的总部集聚的最重要的载体，集中了包括上述企业的营销中心、研发中心、投资中心、战略发展控制中心等重要部门，成为北京市总部经济最明显代表。中关村高科技园区是IT产业发展的标志和象征，是计算机、信息工程、软件、生物工程、光机电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总部的集聚地。金融街作为国内外金融企业总部的汇聚地，一方面吸引了大量的跨国金融机构将总部设在此地，一方面可以为北京市的总部集群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撑。
总部经济的发展理念将会为首都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总部扎堆在北京会给北京税收、消费、就业等等带来多方面好处。北京发展总部经济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条件，应该利用好自身的优势资源，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使总部经济成为北京吸引外资的新方向[6-8]。
四、总结
北京多年来引进外商投资的成效表现在几个方面：弥补了企业资金来源的不足，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引进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促进了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国际竞争力有明显增强，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等。这些仅仅是引进外商投资的直接效果，从更加长远的观点来看，外商投资的进入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改变了市场的产品结构，并使人们的生活福利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外商投资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效应的有效发挥得力于政府正确的政策选择和恰当的管理。
因此，在下一阶段应继续提供具体的产业政策和相关的各种辅政策。首先为促使北京经济合理发展方面，要通过优化产业分布结构，平衡京郊农村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第一产业的投资。其次，进一步完善北京市投资环境。最后，不断培养高素质科技人才，大力打造具有首都特色的总部经济。
参考文献：
[1] 东方财富网.
[2] 中国经济网. .
[3] 新华网.
[4] 北京统计信息网
[3] 李秀华.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区位选择[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5] 周国霞.外商直接投资与广东省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D].广东：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06.
[6] 高菠阳.从新《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看总部基地发展[J].总部经济周刊，200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