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粮食安全的认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粮食安全的认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政策引导全球化的发展使人们生活方式不断改变,也使人类对水和粮食的需求剧增。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丢失越来越多的粮田,而水资源紧缺加剧了粮食危机。普罗迪指出,在水资源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人们不应该把有限的水资源用于生产经济作物的粮食生产上,而应该更多用在真正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粮食生产上。现在人们面临粮食和燃料的竞争问题,进一步说就是用于燃料的经济农作物和用于生存的农作物的竞争。

普罗迪指出,粮食安全还与政府管理有密切联系。服务、基础设施、交通等等,都成了人类开发新农田的障碍。粮食需要增加产量,特别要增加现有农田的产量。为此人们只能依赖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能够保证可持续的粮食生产。全球对农业的研发对增加粮食产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农业科学研究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印度、美国、俄罗斯、乌克兰等地区,人们觉得很难改变全球粮食生产递减的状态。众所周知,欧盟从纯粮食出口状态变成纯进口的状态。这是由于人们太注重生物燃料的生产,把大量的农田用来生产经济作物。如果欧盟的这种状况得不到改观,粮食会日益减少,最终会酿成严重的粮食问题。当然在粮食发展方面面临这个问题的不仅是欧盟,美国也一样,现在很多国家出台了粮食安全政策,特别是在非洲。人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政策和市场的调节,降低粮食生产成本,帮助贫穷国家发展。

粮食供求平衡近年来,粮食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但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发展中国家占了全球进口粮食的1/3,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联合国世界粮农组织已发出警告,世界粮食安全是虚假的,因为目前的粮价相对低,但人们生产粮食的投入非常高,即成本和收益不成正比。如果粮食危机加剧,其程度将远远超出每个人的想像。　普罗迪指出,金融危机对于粮食的供求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种植、投资和贸易方面。世界上贫穷的国家因无法获得足够的信用来购买粮食,而比较大的粮食出口国也因为缺乏资金难以获利。粮食市场波动性很强,很难预测,现在很多国家选择易货贸易或者货物交换来进行粮食贸易。

如果说世界的粮食供求还相对平衡的话,那是因为目前还有大约10亿饥民没有钱买粮食。如果他们有钱购买粮食,全球的粮食供应就会出现紧张,粮价就会迅速上升,这对于世界上六七十个粮食进口国将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面对这样脆弱的粮食平衡,人类不能无动于衷。到2050年,地球预计新增30亿人口,其中2/3生活在亚洲和非洲,有8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超过47亿,他们中大部分人没有足够的钱来养活自己。

环境影响普罗迪指出,环境安全也能影响粮食安全,因为没有足够的清洁水、肥沃的土地或者适当的天气,就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同样,人们不能有效应对环境退化,就会影响农业的未来。所以,需要特别关注温室气体排放对于农业的影响。我们正在探索环境友好的农业技术、农业做法,这样的努力一定要继续下去。科学家们正在改善光合作用的效率,生物技术可以使盐碱地长出作物,还可以利用肥力不够的农田。

根据粮农组织的数据,农业耕作占到了二氧化碳排放的25%,还有50%的甲烷排放也是由于农业生产引起的,化肥的使用占到了大气中一氧化碳75%的排放,人类必须对此采取措施。　气候变化使企业和社会面临着巨大的风险,造成发展中国家大量的饥饿人群和移民。人们有必要改变现有的农业政策,让农业生产力更好地发挥出来,保证粮食供应,帮助世界上粮食短缺的国家。这就要求农业政策进行改革,特别是减缓湿地气候变化。南半球国家有必要引入,让穷人获得更多土地。有必要采取更多的环境政策来保证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应对气候变化。

充分利用市场与贸易保护可以看到全球化带来的是两极化。有人认为,它会带来人类的解放,让人们有更多的产品进行消费和享受,如果限制市场准入,就会导致市场的失灵。也有人认为,全球化减少了就业机会,而全球化的赢家是那些企业、投机人,这也显示出危机治理的困难。

普罗迪并不认为在全球市场体系当中,对于物质的追求会产生一个理想的社会,会带来理想的成果。他支持市场全球化,在他看来一个有效的市场会推动发展,自由贸易对于所有人来说是件好事。应鼓励人们追求利润,同时要保证把追求利润的行动赋予人道的色彩,也就是要更好帮助那些竞争能力不强、比较边缘化、脆弱的群体或者国家。人们需要在国际贸易当中有更多的责任感、更多的公平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这也意味着有必要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特殊对待,比如允许他们短期进行贸易保护,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追赶上那些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有权利而且有这样的机会来保护自己,免受粮食进口带来的严重后果。这个问题是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并最终导致谈判的失败,短期看来,恢复多哈回合谈判比较困难。

普罗迪指出,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各自的不同情况使他们根本无法充分利用自由化的市场。人们可以看到,国际谈判中权力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失衡,发达国家可以通过自由调整市场获得很多的收益。发达国家有能力进行调整,应对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波动,而发展中国家能力有限,不得不接受很多苛刻的条件才能进入世贸组织的框架当中。

篇2

近日，河南省政府印发《关于全面落实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旨在加快构建我省粮食安全保障体系，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维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意见》包括“强化粮食安全意识，明确责任”， “巩固和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实现稳产增产”， “抓好粮食收购，切实保护种粮积极性”等十个方面的内容，涉及“切实增强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意识”， “明确省政府部门粮食安全工作职责”， “明确省辖市、县（市、区）政府粮食安全责任”等31条具体意见。

《意见》指出，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河南省是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核心区和小麦生产第一大省，也是人口大省和粮食消费大省，必须在确保本省口粮安全的前提下，担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篇3

“主销区”是从贸易角度确立一个地区在国家格局中的粮食安全定位――以贸易的方式来解决粮食安全的问题。而“非主产区”则是从生产的角度重新安排这一地区的粮食安全。

概念有实质性的变化。这就是原来的“主销区”应该“提升产粮大县的区域自给能力”。其意义是:原来的“主销区”，如广东、浙江,甚至北京、上海,也要有自己的“产粮大县”。也就是粮食生产基地,不能完全依靠商品粮来保障粮食安全。“产粮大县”还必须有助于“提升区域自给能力”。

所谓的“主产区”，如黑龙江、吉林、河南、湖南、江西等13个省份,由于有“比较优势”,成为国家商品粮的生产主体,也就是承担了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责任。但这十三个省市基本上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而沿海发达的8个省市,如广东、浙江、福建等,则由于没有“比较优势”,成为“主销区”,卸下了粮食生产的“包袱”。其商品粮主要由主产区供给和中央政府调配。

这种粮食安全的格局表面上是“发挥各自区域的比较优势”，但其实是不公平的。其原因是由于粮食生产存在严重的产业缺陷，在没有足够的转移支付或补贴的前提下，越是生产粮食的地区,经济必然越是贫困。这一道理其实各个地区都很清楚。有哪个地方依靠卖粮致富的呢？又有哪个地方“招商引资”会招来农民种庄稼呢？据河南省长在一次会议上介绍,河南的十大产粮大县,就是十大财政最穷县。而同时在“主销区”,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所谓的“经济奇迹”正是通过对农业特别是对粮食生产的“排斥”来实现的。因此,政府“主产区”、“主销区”的划分,实际上就是让贫穷地区发展粮食生产,承担国家粮食安全的公共责任;而发达地区则“搭便车”。

但严重的后果还不仅是由此导致的东部、西部发展差距的扩大,而是“主产区”、“主销区”这种区域粮食安全制度的安排,将会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首先，尝到“甜头”的“主销区”将会继续其原来的“路径依赖”。他们几乎不可能复垦已经非农化了的耕地。并且,“搭便车”的“经验”还会在区域内不断蔓延。导致整个“主销区”的粮食生产继续下滑。1997-2009年期间，广东粮食产量从1966万吨下降为1284万吨,浙江则从1493万吨下降为728万吨,上海从230万吨下降为109万吨,北京从237万吨下降为102万吨。而“主产区”则会很快认识到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增长的“经验”并迅速学习、效仿。结果,在增长的巨大压力、动力的驱动下,“主产区”的地方政府、农民也会纷纷放弃粮食生产,圈占耕地来搞“开发”。这正是目前很多“主产区”的态势和趋势。

篇4

耕地资源关乎到人类的基本生存，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其重要意义在于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的耕地资源不足、后备数量有限、耕地状况堪忧。但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和消费升级引发的粮食需求逐年增加，与此同时，土地城市化冒进导致耕地资源的稀缺性日益突出。耕地压力过大，并影响到粮食安全。因此，对中国耕地压力议题的研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并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耕地压力存在显著的空间分异特征是普遍共识。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分析了中国耕地压力差异格局，主要体现为东中西差异和省际差异。这些实证研究成果为科学认识中国耕地压力格局提供了重要基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显然，省际尺度的研究单元偏大，容易忽略省份内部耕地压力的时空差异性。因而函待需要更为细化的行政单元分析中国耕地压力时空格局。而县级尺度的研究需要将市区与县共同比较，但二者的城乡地域结构差异较大，使其在耕地压力方面的可比性不高。因此，地级单元可作为分析中国粮食安全差异格局较为恰当的研究尺度。

尽管对耕地压力的研究视角多样，但其核心出发点依然是粮食安全。因此，基于粮食生产与粮食需求相互关系的耕地压力指数是学术界评价区域耕地压力水平的首选方法，该评价方法综合考虑到人口一耕地一粮食的相互关系，被广泛应用于区域粮食安全的评价。中国耕地压力的时空分异必然有其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以往研究更多关注自然灾害、气候变化、耕地生产力、农业生产投入、粮食生产成本、粮食价格、粮食贸易、种粮积极性等自然因素和粮食生产因素，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演变、劳动力结构变动等因素关注稍弱，未来应更加注重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对耕地压力的影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耕地面积逐年减少，而人口不断增长，人地矛盾增大。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粮食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增加，粮食安全形势好转，但耕地压力的区域间差异逐渐增大，并呈现南北分化趋势。因此，有必要系统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耕地压力分异的新格局与新特征，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对耕地压力分异的影响。

基于此，以地级行政区为研究单元，分析2001-2013年中国耕地压力空间格局的时空演变和分异趋势。在此基础上，以粮食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双重视角，建立“耕地质量+要素投入+经济环境+农民收入”的影响因素评价体系，分析耕地压力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已有省级尺度数据的研究，采用地级单元面板数据的分析将得到更多信息和更精确结论，为该领域提供最新的实证研究参考;在影响因素分析方面，更加突出社会经济要素对耕地压力及其粮食安全的影响。

篇5

关键词：粮食；安全；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9-00-01

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内涵

在中国的古代，就对粮食做了很好的定义：粮，米之良者。百感交集之物，凝天地精气，蕴日月精华，承雨露化育，方凝结而成，以济天下苍生。粮食，不是附加给生活的任何寓意；饥饿，一个民族五千年不愈的伤口。粮食是大地赐予人类无穷生命之源，而且是一种让人类深怀着感恩之情和虔诚之心的信仰之物，用中国农人的话说，是命根子。在西方，诗人们把粮食比喻成“太阳的血液”，其比喻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性。古今中外，各个国家和民族对粮食问题一直都是高度重视但又十分担扰。

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保障粮食安全是经济增长、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也是应该承担的一项国际责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手段来增加粮食产量，基本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但是，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如何解决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仍然是一个重大课题。随着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一方面粮食需求持续增加，另一方面粮食生产资源则在逐步减少。中国以占世界9%的耕地，5%的水资源，养活了占世界25%的人口①，中国粮食生产的隐患很多，中国的人均耕地，人均拥有水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还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旱灾、水灾经常发生，不同的灾害在中国的不同地域偶尔阶段性的发生，给粮食生产造成极大的困难；中国处在工业化发展时期，城乡二元经济特征明显，城乡差距日趋扩大，我们要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确保从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是一个两难境地。国内粮食生产的增长空间十分有限。我国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从19785年到2012年，粮食总播种面积减少了7.7%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市对耕地资源的竞争仍会不断加剧。农业水资源严重短缺。中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4，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而工业化、城市化又导致非农产业用水增长、水资源污染严重。气候变化影响凸显。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的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预期如果不采取适应性措施，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作物均会以减产为主③。因此，为确保粮食有效供给，除了努力搞好国内农业生产、挖掘农业增产潜力外，还要在更广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开发和利用国外的农业资源，适当与适度的粮食储备是维护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目前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三大问题

2013年下半年以来，全球各国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消费品的价格快速上涨导致了粮食价格上涨，全球粮食储备已达到最低水平。虽然过去也出现过类似的粮食市场的通货膨胀现象，但这次不同以前那样简单。主要问题如下：

1.我国的耕地面积逐年减少。我国目前耕地面积已经引起了全社会对粮食安全的普遍关注，近十年之间，我国净减少耕地面积6099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从长远看，耕地减少的势头不可逆转，中央划定的18亿亩耕地红线很快就可能被突破；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我国的耕地面积逐渐减少，对粮食安全保障工作影响深远，国家宏观政策的战略布局面临重大考验。

2.我国对粮食消费持续增长。我国人口的特点是，人口基数大，增长速率快，当数量和结构的不断变化，对粮食需求也不断增加。我国人口数量一直居世界人口前列，随着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早已改变自然经济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另外，农民外出打工的数量不断增加，在家务农人数明显减少；再者，随着生活水平地不断提高，人们对粮食质量和需求也不断提高。这不仅是从国民角度讲对粮食消费量不断提高，同时还指伴随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工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工业用粮的数量也不断提高。因此，中国的粮食消费不断提高。

3.农民耕种出现“断代”现象。对于当前的农村青年一代，耕种已经普遍失去了吸引力。2012年在外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人数占农村总劳动力人数的52%，常年外出人口数占总人口的24%。有文化、懂技术、有管理经验的农村人口急剧转移城市。最主要的原因是其他行业收入普遍高于粮食种植，有能力的人大多不愿从事耕种。我国传统模式是农业哺育工业，工业反哺农业。现如今国家虽在提倡重视“三农”问题，但很明显，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愈来愈大。农业成本提高，从种子价格到化肥价格再到灌溉用水的价格，都在不断提高。我国虽然对粮食实行保护价收购，与工业品相比，其价格依然较低，使农民在丰收年增产却不增收，农民种粮积极性仍受到严重打击。以耕种为职业的农民普遍出现“断代”现象，他们的子女选择出外务工，也不愿意在家乡种地，这样最终导致国家农业发展的失衡。

三、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的关键及其建议

粮食是基础性公共产品，是最低质产业产品；而粮食又是民本和民生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我国传统的粮食生产能力可以基本满足国内的需求，但解决市场竞争能力不足的问题不仅紧迫而且具有很强的挑战性，需要全面组合政策加以应对。要充分利用WTO《农业协议》的绿箱政策④，重建以农产品价格支持体系、国家税收支农和农用生产资料价格补贴为主体的黄箱政策体系，灵活设计不同补贴方式的组合，对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养殖业补贴、农产品的“绿色通道”政策等予以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一项长期的公共政策，对粮食产量进行宏观调控，合理的制定粮食储备规模，充分利用进出口途径，努力实现粮食进出口市场多元化，保证我国粮食供应和粮食储备。

在保持足够安全储备的同时，国家应采取各种财政政策，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收入。鼓励农民和企业等多方参与粮食储备，并运用市场办法来调节粮食储备，使粮食储备制度不仅可以利用市场的灵活性消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的僵硬与垄断的不足，而且可以使粮食补贴机制的获利面更具广泛性，从而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夯实基础，增加对人民的福祉。

注释：

①国家粮食安全中长期规划纲要（2008～2020年），人民日报.2008年11月14日第10版.

②国家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关于2012年粮食产量数据的公告.

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

④WTO《农业协议》规定，“绿箱”政策是指由政府提供的、其费用不转嫁给消费者，且对生产者不具有价格支持作用的政府服务计划。这些措施对农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不会产生或仅有微小的扭曲影响，成员方无须承担约束和削减义务.

参考文献：

[1]陈启文.共和国粮食报告[M].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

篇6

最近，有关我国主粮进口猛增的消息吸引了很多人的眼球。农业部信息部数据显示，2012年1-7月，我国共进口谷物868.2万吨，同比增261.3%；进口额29.8亿美元，同比增220.0%。其中，小麦进口244.6万吨，同比增268.4%；玉米进口312.7万吨，为2011年同期进口20.9万吨的15倍；稻谷和大米进口141.3万吨，同比增238.4%。虽然这些主粮的进口量基数较小，但增长量依然令人咋舌。

而这种主粮进口增长的势头引起了很多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担忧。民以食为天，很多人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农业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关乎到国民生活的基本保障，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这些年很多人经常引用的就是中国大豆的悲剧。1996年以前，中国是出口大豆的。1996年，中国进口100万吨大豆，到2012年，中国进口大豆是5806万吨，相当于将全世界可以出口的大豆60%都买来了，我国大豆的自给率只有20%。但另一方面，我国大豆业几乎已经被国际市场和外资所击溃，不仅绝大部分都是从国外低价进口的转基因大豆，就是国内种植的大部分也都是国外转基因大豆，其整个产业链也主要为外资所控制。我国虽然是世界上大豆品种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但是这些年来几乎已经丧失了在国际大豆市场的话语权。

随着近几年我国玉米、小麦、大米等主粮进口量均有不同程度增加。有部分人士担忧我国的主粮会演绎成为大豆那样对国外的严重依赖。问题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这些年我国主粮进口猛增并没有导致我们的粮食生产出了问题。事实上，连续9年来，我国的粮食总产量一直处于增长的状态。

但是在这样的局面下，为何主粮进口还会猛增呢？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民众对粮食及其肉蛋奶等副食品的需求在逐步增大，且随着民众收入增长，肉蛋奶在食品消费结构中比重逐步扩大，而这种数量和结构上的双重调整，导致国内主粮的增产还是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增长，因此也导致了主粮进口的快速增长。例如就玉米而言，由于近年来国内饲料、乙醇和糖等一百多种深加工产品对玉米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因此玉米的需求量逐年增长也是趋势，其进口量的提高也在情理之中。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国主粮供给还不会沦落到大豆一样的命运。不少粮食问题专家认为，虽然近几年我国主粮进口增长速度很快，但是从进口量来看，基数相对较小，并未对国内主粮市场产生较大影响。

小麦、玉米、稻谷、大米等农产品进口在我国均有关税配额制度，这些配额主要掌握在国有粮油贸易公司手中，可以保证进口量不至于太大冲击到国内市场，且国家容易追踪。此外，进口主要是出于补充国内缺口和储备目的，不会在大范围内对国内的粮食市场造成替代性冲击。实际上，这些年来，我国在合适的时机通过进口来调剂国内主粮余缺，增加了供应，从而稳定了国内市场。

篇7

一、我国农业水资源的特点

我国农业水资源时空分布极其不均。从空间上。农业水资源与耕地和生产力分布不相匹配。,我国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水资源量占全国的82%。而耕地仅占36%,人口占54%。黄淮海平原拥有中国20%的人口和可耕地,但粮食产量仅占总产量的25%,平均水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高密度的人口和集约耕作使得地下水储量以年均1米的速度递减。并使得该地区的农业水资源短缺问题大大恶化。从时间上,我国降水量年内年际变化大,降水时间分配上呈现明显的雨热同期。基本上是夏秋多、冬春少。总体表现为降水量越少的地区,年内集中程度越高。近20年来,全国地表水资源量和水资源总量变化不大。但南方地区河川径流量和水资源总量有所增加,而北方地区水资源量减少明显。北方部分流域已从周期性的水资源短缺转变成绝对性短缺。

二、我国农业水资源日益紧缺,危及粮食安全

(一)农业水资源供求矛盾日益严峻,农业用水很难得到保证

我国虽然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人均占有量和单位面积耕地占有量小,大部分地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水资源短缺问题。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粮食的数量与质量需求提出了更高要求,这就要求有更大的供水量。农业水资源的供给能力主要取决于水资源总量的增长和其它竞争性用途的增长状况,通过对我国几十年来不同部门水资源使用情况的统曲(见表1),从1949-2007年,我国农业、工业和生活供水总量增加了5.6倍。而农业用水量自1993年之后所占比重开始下降。总量趋稳。工业和生活用水却逐年增加。农业用水比重从97%下降到61.9%;与此同时,工业和生活用水比重分别由Z3%和0.6%上升到24.1%和12.2%。工业和生活用水基本引自农林或灌溉水源地,农业用水逐渐被工业和生活用水挤占,其根本原因是单位水资源在工业和生活部门所产生的效益远远高于在农业部门所产生的效益。因此,随着我国社会工业化和人口城市亿的本断发展,只要有比较利益的存在,农业用水的份额还将会继续下降,据估计。到2050年该份额将下降到54%(谢东辉,2007)。

(二)农业水资源利用效率不高,节水技术总体水平低

我国农业水资源短缺严重,但同时又存在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浪费严重的现象,水资源短缺与粗放低效利用的状况并存,而水资源的粗放低效利用,又加剧了水资源短缺程度(李晓青,2007)。水的利用效率比较低,每立方米水的粮食生产能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目前生产单位粮食用水是发达国家的2到2.5倍。另外,虽然我国逐渐总结和推广了多种节水技术,但从整体看,我国农业节水技术水平偏低。以节水灌溉为例,2008年全国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41.8%,渠道防渗和管道输水灌溉等方式仍占主导地位,约占全部工程节水灌溉面积的42.8%,喷灌和滴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仅占有效灌溉面积的7%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

(三)水资源污染严重,威胁粮食的质量安全

统计显示,长江、黄河、淮河等七大江河水系劣v类水质占28.4%。水污染已出现由支流向主延伸、由城市向农村蔓延、由地表水向地下水渗透、由陆地向海域发展的趋势,此外,利用污水灌溉是我国农田污染的主要污染源,被污染的河流水川于灌溉,对土壤环境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威胁着我国的粮食质量安全。

(四)降水量呈历史下降趋势

统计我国2000-2007年水资源情况可知,2000年降水量为60092亿立方米,到2007年,降水量57763亿立打米,减少约2329亿立方水。我国大部分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降水量的减少尤疑使农业水资源紧缺更加严峻,部分地区“靠天吃饭”的粮食生产模式受到严峻挑战,甚至危及粮食安全。

(五)连续干旱加重农业水资源紧缺,造成粮食减产严重

巾于水资源短缺,我国荒漠化干旱十分严重,农业灌溉水危机随着近几年干旱的频繁发生也变得日益尖锐。由于70%的粮食产自灌溉区,而农业用水中80%以上又用于耕地灌溉,连年干旱危害农作物生产,威胁着我国的粮食安全。据统计,1991年以来,我国平均因旱受灾面积占耕地面积的21.3%,平均因旱损失粮食达289.4亿公斤,我国政府日前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指出,百年-来平均气温上升了0.5-0.8摄氏度。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1世纪后半期,我国的小麦、水稻和玉米等农作物产量最多可能下降37%,粮食安全将受到严重影响。

三、可持续利用水资源: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选择

针对以上农业水资源日益紧缺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分析,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只有采用果敢有力的水资源利用措施,才能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社会稳定。

(一)应借鉴世界先进的水资源管理模式。缓解农业水资源的供求矛盾

纵观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国水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得到以下启示:1,面对市场,实施“事企”剥离:2,建立节水灌溉经济激励机制:3,建立用户参与管理决策的民主管理机制;4,建立水价体系;5,制定相关法律:6,运用现代卫星遥感技术。

(二)推广农业节水技术并提高企业废污水的再利用率

篇8

[关键词]最小耕地面积；耕地压力；产值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7-0136-03

市场经济发展迅猛条件下，粮食生产面临着严峻挑战。具体体现在资源以及劳动力，一方面耕地资源平衡形势越来越严峻，既要保证区域生活的用地需求量，同时要保证粮食安全，使耕地不被过度占用；另一方面工业化进程加速，种植粮食这一劳动粗放型产业收益低下越发突显。鉴于农民收入连续下降，已经影响到农村稳定和发展，农民外出务工已经形成一大社会现象。面对如此急切的社会化转型阶段，保证耕地资源的平衡以及提高粮食产出效率以保证区域粮食安全尤为急切。本文选取龙胜各族自治县1991―2010年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龙胜各族自治县位于广西桂林北部，2010年农业人口数为14883人，占总人口数的85%。回溯至1991年这二十年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均在85%～90%。取如此传统的农业县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典型的代表意义，通过研究以望对相关的问题得到答案。

1 文献回顾

对于耕地压力问题，大多数学者把耕地压力与粮食安全相结合，例如邹士鑫，利用耕地压力模型分析了重庆市的耕地情况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比较有新意的是Wu等从空间模型出发，评价了全球粮食安全的问题。对于粮食产业产出问题，学者大多从两方面研究，一方面从资源投入分析，建议扩大粮食生产中机械利用效率，从而改变粮食种植的分异特征。另一方面从人力投入以及制度入手，分析了人力结构和现行制度对产出的影响效力。王松梅认为农村土地使用流转制能够促进农业规模经营，因此应提高粮食生产的规模效率。杨凤敏认为机械利用程度逐年增加的情况下，粮食单产等指标仍旧连年下降的原因在于人力资源方面的投入和关注匮乏。比较新颖的是许庆从规模经营入手利用超越对数模型从投入产出和生产成本这一产业的两端考察了我国粮食规模经济的存在性，得到了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的结论。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从耕地压力模型出发，以不同思维角度研究在耕地基本平衡条件下的粮食产值。并对前人的实证分析模型进行了改进，考虑了自然环境以及市场环境、人力结构等影响。

2 模型构建及影响因素分析

2.1 模型的构建

2.1.1 人均最小耕地面积

人均最小耕地面积是指在一定区域内与生产条件下为保障区域内居民解决温饱而拥有的最基本耕地面积。其公式为：

其中，Pmin为一地区人均最小耕地面积，λ为该地区粮食自给率，D为该地区人均粮食需求量，α为该地区粮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比重，n为该地区实际播种面积占耕地面积比重，h为该地区粮食单产量。顾名思义，人均最小耕地面积是衡量地区所可能承受的最大耕地压力，量化了一个地域的耕地紧张程度。

2.1.2 地区耕地压力指数

耕地压力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耕地状况好坏程度，涉及当地地区粮食安全情况的指标。其公式为：

其中，Pmin为人均最小耕地面积，P为实际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耕地压力指数作为调控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耕地的理论与实际稀缺冲突程度。当t=1时，理论耕地量等于实际耕地量，则耕地平衡。当t>1时，实际耕地量小于理论耕地量，耕地压力随着t趋于无穷呈增大趋势，粮食安全得不到保障，需求大于供给。当t

2.2 指标的选取及数据来源

为保证数据选取的真实有效性，本文选取数据均来自于1991―2010年度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局整理提供的《龙胜各族自治县统计年鉴》、《广西粮食发展报告》以及龙胜各族自治县粮食局、气象局数据，加以整理得到。

2.3 测算结果及其分析

中国农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认为，年人均粮食消耗量在250～400kg时，处于温饱阶段，400～600kg时处于小康消费水平。基于我国现处初步小康社会前提下，本文选取400kg的人均粮食消耗量。与此同时，根据龙胜粮食局2010年数据，确定全县的粮食自给率为82%。经测算，各测算结果列入表1。

2002―2009年，耕地面积持续减少。2002―2006年，国家下达退耕还林政策，致使耕地量下降。2007―2009年的耕地量下降则是由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务工潮涌现及继续发热。耕地压力指数从1991年的1.0699持续下降到2001年的0.8769，随后回升。表明2002年借退耕还林这一契机使耕地得到更合理的利用，优化了土地的配置。同时增强了政府对耕地利用的认识和管理，使耕地利用达到基本均衡。

2.4 产值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产值产出问题的研究，C.W.柯布和保罗・H.道格拉斯提出的生产函数：Y=A（t）LαKβμ，以及迈克尔・波特（1990）将一个地区产业产出从生产要素入手，把各种生产要素分为初级和高级要素两类。初级要素包括气候情况、自然资源投入、人口以及地理位置，高级要素包括劳动力结构、专业技术投入以及基础设施。笔者引用模型中涉及的各个变量，对部分变量进行对数处理，运用EVIEWS6.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LNGOV=β0+β1LNAUC+β2LNMTP+β3LNTS+β4LNLF+β5LNCM+β6LNRD+β7IR+μ

其中LNGOV表示粮食总产值自然对数，衡量粮食产出情况；LNAUC表示粮食播种面积自然对数，衡量自然资源投入情况；LNMTP表示农机总动力自然对数，LNCM表示农业中间消耗自然对数，共同衡量基础设施状况；LNTS表示农业技术人员自然对数，作为专业技术投入的衡量；LNLF表示农业劳动力自然对数，作为劳动力结构衡量；LNRD表示降雨量自然对数，代表气候状况；IR表示通货膨胀率，粮食价格与通货膨胀互为对方的因果，于是它代表市场环境的影响。

通过各变量趋势图可知，各变量均带趋势，所以要进行平稳性检验。

2.4.1 ADF检验

对各变量进行ADF检验，得出各变量原序列均不平稳。LNGOV、LNAUC、LNMTP、LNCM、IR、LNLF、LNTS为一阶单整序列，可进行协整检验。

2.4.2 Johansen协整检验及标准化协整参数计算

在VAR模型建立后对模型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得出LNGOV、LNAUC、LNMTP、LNCM、IR、LNLF、LNTS、LNRD存在3个显著的协整关系。表示1991年以来，龙胜粮食产值与粮食播种面积等自然资源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等人力资源投入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取标准化协整向量，得到以下关系：

在5%显著性水平上，LNAUC、LNLF、LNRD是LNGOV的Granger原因，但是LNGOV不是LNAUC、LNLF、LNRD的Granger原因，LNAUC、LNLF、LNRD对LNGOV构成单向因果关系。即播种面积、劳动力、降雨量促进了当地的粮食产值增长，但是粮食产值增长没有带动播种面积与劳动量以及降雨量的增加，当然，降雨量不受产值影响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符合逻辑认知。LNTS与LNGOV构成双因果关系，说明技术人员与粮食产值是相互影响的。

3 结论与建议

从模型看出，对粮食产值影响显著的变量有播种面积、劳动力人数、技术人员数、农机总动力，降雨量也在一定区间中对产值有正向影响。同时农业中间消耗对于粮食产值呈负向影响。

借鉴日本的经历，农业化社会向工业化转型阶段，耕地非农用要求急剧上升，基础设施、工业用地需求为主导，之后住宅用地需求扩张。在转型初期，经济增长波动对用地需求影响较大，随着时间增加需求将减小。所以我们应认识到，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不能依赖于过度占用耕地。根据以上模型与结论，结合现状，提出以下结论：

第一，为了打消各地地方政府为了经济增长从而进行土地非农用化的想法以及行动，可以在建设基础设施的过程中对存量土地保持不变，转而对增量土地进行作物种植比例约束。如此既可以保证粮食安全，也可以不制约经济增长，从而达到地方利益最大。

第二，为确保粮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考虑到现实种粮收益低下，从而导致的务工潮发酵。应当对粮食种植加大扶持力度，从税收减免到技术支持，同时加大对农村的教育经费投入。我国人口众多，决定了粮食生产必须向资源集约型转型，人才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

第三，应当注重粮食产业的下游，从注重粮食口感到加工与包装，形成一条可持续的产业链条。这就需要政府的扶持以及引导。对于离乡农民或兼业农民，政府应当出台政策，鼓励他们把土地经营权流转给土地银行，不要将宝贵的耕地资源荒废，并由土地银行将土地贷给种粮大户进行集中开发，从而实现粮食生产的资源集约。

参考文献：

[1]邹士鑫.重庆市耕地利用变化与粮食安全分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0，35（2）.

[2]Wu Wenbin，Teng Huajun，Yang Peng，et al.Scenario-based assessment of future food security[J].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2011，21（1）.

[3]王松梅.国内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与粮食安全关系研究综述[J].生产力研究，2012（2）.

[4]杨凤敏.广西粮食生产安全问题与对策[J].西南农业学报，2010，23（5）.

[5]许庆，尹荣梁.规模经济、规模报酬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J].经济研究，2011（3）.

[6]周伍阳，马冰.湖北省粮食产量波动周期与粮食安全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11（22）.

[7]李向荣，谭强林.粮食安全的国内外评价指标体系与对策研究[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8（2）.

[8]杨正礼，王道龙，李茂松.中国粮食与农业环境双向安全战略思考[J].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6（6）.

[9]NicholasJ.K.Howden et al.Farming for Water Quality：Balancing Food Security and Nitrate Pollution in UK River Basins[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3，103（2）.

篇9

关键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优化；粮食风险基金

中图分类号：F3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8-0100-05

一、引言

农业补贴是各国政府保护农业、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民增收最主要和最常用的政策工具。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里，尽管农业补贴的方式和力度不尽相同，但其核心均为粮食补贴。就粮食补贴的分类而言，按照补贴对象受益程度的不同，通常将农民直接受益的补贴方式称为直接补贴，而将农民间接受益的补贴称为间接补贴。自2004年起，我国先后密集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和农资综合直接补贴等一系列补贴政策，业已初步形成了综合性收入补贴、生产性专项补贴和最低收购价政策相结合、兼顾国家粮食安全和种粮农民收入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其中，粮食直接补贴因具有符合WTO《农业协定》要求、受益直接、简便高效和价格扭曲程度较低等优点而备受青睐。简言之，粮食直接补贴是指政府为实现保障粮食安全、促进农民增收等目标，在生产环节直接给予粮农一定经济补偿的转移性财政支出。

关于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现实目标定位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导向。二是力求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标定位的不同，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决定着粮食直接补贴具体要素设计上的差异，其中，与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相适应的补贴方式是挂钩支付，而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目标相吻合的补贴方式则是脱钩支付。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财政支付能力的现状直接决定了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要务。在此目标导向之下，本文试图以粮食直接补贴制度要素设计所遵循的基本理念为标杆，以粮食直接补贴措施的要素为架构，分析我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政策优化的具体建议。

二、基于补贴要素的粮食直接补贴现实问题考察

自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实施以来，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和创新粮食补贴制度诸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对此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然而，由于粮食直接补贴的实施时间较短、直接补贴的近期和长远目标定位尚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农户数量多(约2.68亿户)、财政能力有限及省际间具体情况差异较大等原因，目前粮食直接补贴中仍存在着许多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对粮食直接补贴诸要素中所体现的政策和制度缺失展开分析。

1　补贴对象和范围的区域性差异

实践中各地区确定补贴对象和范围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种(如图1所示)：(1)以所有生产粮食农户为补贴对象，即所有农户均可以获得一定数量的补贴，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多数省份采用这一方法。(2)仅对粮食主产县内的农户进行补贴，如河南、山东便实行这种做法。(3)只补贴出售商品粮的农户，采用这种补贴方式的省区包括新疆、福建、广西和贵州等。由于从事粮食生产本身就意味着为粮食安全做出贡献，所以，获得政府补贴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对于只补贴粮食主产县内农户的省区而言，非主产县的农户显然会因未获得补贴而使其种粮积极性受到影响，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对于只补贴出售商品粮农户做法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做类似的分析和解读。

2　补贴依据的复杂性与补贴目标定位的不确定性

从补贴依据看，2004年起实行的直接补贴分为三种类型(如图1所示)，各地在粮食直接补贴的具体依据方面也存在着形式各异、种类繁杂的问题。这三种类型的补贴依据包括：其一，与当期播种面积和价格脱钩，而主要以计税面积或计税常产为补贴依据，采用这种方式的有辽宁、吉林、青海和河南等省份。按照这种补贴方式，无论在耕地面积上种与不种或者种植何种作物，均可以领取补贴，该方法似乎较为简便，但却或多或少地给了粮农一个“种粮吃亏”的信号，不利于稳定粮田面积，甚至可能会导致耕地转向种植收益比粮食高的经济作物。如果农民领取补贴与种不种粮食、卖不卖粮食给国家并无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势必导致国有粮食企业难以掌控粮源，使国家宏观调控失去不可或缺的载体和资源。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种粮大户所承包的耕地是村集体所有的农田，在农村税费改革中，这些耕地并未计入农业税征税范围，此时，如果以计税耕地面积为补贴依据，那么这些农户就难以得到承包地的补贴，这显然与制定直接补贴政策的初衷相抵触。其二，与当期实际种植面积挂钩，以农民实际种粮面积为补贴依据，北京、江苏、山东、浙江和广东等多数省份实行的便是这种做法。从总体上看，这种补贴模式有利于鼓励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和刺激粮食生产，但仍然存在着计算复杂、工作量大和操作成本高的问题。其三，与农民实际出售商品粮数量挂钩，即按照农民实际出售商品粮的数量为补贴依据，采用该方式的地区包括新疆、福建、广西和贵州等。按照这种补贴办法，虽然农民生产的用于自身消费的粮食与农民出售的商品粮同样对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但却仍然存在着无法获得相应补贴的问题。

从另一种补贴依据的划分角度来看，实践中有若干省区采用脱钩补贴的形式，即以计税面积、计税常产或基期商品粮数量为计算依据，补贴的对象为所有承包土地的农户，而不论其是否种粮。这种脱钩补贴形式实际上是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粮食直接补贴的主要目标。与此不同，与当期实际种植面积或农民实际出售商品粮数量相挂钩的补贴形式，实质上是与保障粮食安全目标相适应的，脱钩补贴与挂钩补贴两种方式并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目标定位的模糊性和非一致性。

3　补贴标准有待进一步调整和提高

粮食直接补贴资金主要来源于粮食风险基金。①按照目前分散化的管理办法，各省在核定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时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这进而会导致省际间粮食风险基金包干基数也存在着差异。具体到用于直接补贴的基金数额的确定时，基本上大都根据财政支付能力进行安排，事先并未确定合理的粮食直接补贴标准；不是根据补贴需要来确定直接补贴预算，而是先有预算支出控制数，然后再确定补贴的标准。同时，各个地区之间需要补贴的种粮面积也有很大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各省区总体财力水平和需补贴的种粮面积之间的地区差异，共同决定了补贴标准和水平的地区间差异。这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粮食主产区内部存在着补贴标准的差异，以同为主产区的江西和江苏为例，江西按照水稻种植面积给予农民10元／亩的补贴，而江苏则按照水稻种植面积给予农民20元／亩的补贴，相差一倍之多。二是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低于主销区，这主要表现为位于发达地区的粮食主销区的补贴标准要明显地高于许多粮食主产区的补贴标准。

由于受收支压力的约束，制定的补贴标准较低，所以对于许多财力状况拮据的地区来说，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也受到限制和影响。如果将粮食生产过程中的其他成本因素考虑进来的话，那么，粮食补贴后的收益根本无法达到农业生产要素竞争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而低标准的直接补贴很难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财政部经济建设司的研究发现，在直接补贴政策实施的第一年，补贴从无到有，随即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此时直接补贴政策的效应为最高。而当补贴一旦稳定下来，成为农民相对稳定的收益之后，直接补贴政策的边际效应就呈现出递减的态势。这一现象的存在，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

4　粮食直接补贴发放过程中的操作成本问题

现行的粮食直接补贴发放程序较为复杂和繁琐：先由各行政村村民委员会组织对本村各农户的实际粮食种植面积进行调查摸底，据实填报清册，在村内张榜公示，其间若无异议，可上报乡镇政府，乡镇政府通常会责成农业部门会同乡镇财政所核实后逐级上报批准。整个发放过程之中，涉及土地、农业、粮食、财政和农业发展银行等多个单位，但却没有专门的负责机构出面进行协调管理，由此导致整个补贴流程费时、费力，增加了工作量和操作成本。据对一些县的典型调查表明，粮食直接补贴的行政成本约占补贴总额的5％～10％之多，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但在国家发放的直接补贴资金当中，并未包含对直接补贴执行成本的弥补，即粮食直接补贴项目中没有列支行政成本，该项费用完全由地方政府自行承担，这也给地方财政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

5　粮食安全成本分担机制有悖成本与收益对称原则

我国粮食风险基金始建于分税制改革初期的1994年。作为直接补贴资金的主要来源，粮食风险基金由同级财政部门负责筹集，即中央粮食风险基金由财政部负责筹集，省级粮食风险基金由各省级财政厅局负责筹集，这体现了分税制改革所遵循的划分收支、分级理财的理念。按照《粮食风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从1998年起，粮食风险基金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分别按照1：1，5的比例分担，缺口部分则按照1：1分担。在我国，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大约80％的商品粮。但在目前的粮食直接补贴资金来源结构下，粮食主产区对国家粮食生产和安全做出的贡献越大，其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补贴压力也就越重；而粮食非主产区对粮食安全贡献小，其承担的补贴压力也小。相比之下，粮食消费地区承担的粮食补贴负担更小。所以，目前条件下的粮食补贴资金来源结构安排，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粮食主产区承担部分非主产区、消费区的粮食安全成本现象，使粮食主产区的粮食补贴资金及其效应外溢到了非主产区和消费区。这种现象和结果既有悖于粮食安全成本与收益对称的原则，同时也使原本就深陷财政困境的粮食主产区中的许多省区财政收支状况雪上加霜。

三、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定位与要素设计

从理论上讲，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可概括为两点：一是弥补种植粮食取得收入与同等农业生产要素的竞争性用途取得收入之间的差额，提高种粮的比较收益，促使粮食种植业获得平均利润，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二是弥补和缩小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提高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目标的现实选择，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补贴需求和财政支付能力的高低。对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且财政收入规模较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选择只需较低补贴标准就能够实现的保障粮食安全作为现实目标；与此相反，就经济发展水平高且财政收入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而言，可以将需要较高补贴标准才能实现的弥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现实目标。应该说，这两个目标的层次是各不相同的，所需要的财力保障水平也各有差异，然而两者之间并不能截然分开，前者是必经阶段，前一个目标的达到有利于后一个目标的实现。基于我国的现实情况，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应该以稳定粮食生产、保障粮食安全、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为主要目标，同时兼顾提高农民收入的长远目标。这样的目标定位，决定着粮食直接补贴的要素设计应体现以下基本理念：

1　粮食直接补贴政策设计应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

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我国以不到世界9％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人口总数2l％的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但还需要认识到，我国2008年约有耕地面积18.26亿亩，人均仅为1.4亩，而世界人均耕地为5，5亩。我国粮食目前年消费量高达5亿吨，而世界粮食的年贸易总量仅为2.4亿吨左右。随着一定时期内我国人口的持续增加，粮食年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粮食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如果粮食消费主要依赖进口，必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我国粮食生产的制约因素较多，其中包括水土流失面积增大、土壤沙化加剧、水污染严重和耕地面积逐年减少等。从耕地面积的变化情况看，全国耕地面积已从1998年的19.45亿亩逐年减少至2008年的18.26亿亩，由此带来的粮食压力是可以想象的，保障粮食安全任重而道远。保障粮食安全，最重要的渠道是保证基本粮源。在工农业产品倒挂的价格体制下，农民的种粮积极性长期受到压制，基本粮源的供给能力下降，对粮食安全构成直接威胁。通过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粮食直接补贴政策必将会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

2　补贴标准制定应遵循合理补偿的原则

为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和保障粮食安全，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将耕地和农村劳动力等生产要素限定于粮食生产，这有可能导致农民种粮的比较收益低于同等条件下农业生产要素的竞争性用途所获取的收益。为了弥补这种收益差额，客观上就需要给予种粮农民一定数额的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要素在粮食和非粮食生产用途上的竞争性，取决于种粮收入与非种粮收入的比较，竞争的临界点是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粮食与非粮食收入相等。维持农业生产要素用于粮食生产的最基本前提，是该要素粮食生产取得的收入不低于非粮食生产取得的收入。这意味着，粮食补贴后的收益至少应等于农业生产要素竞争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补贴标准应该力求等于农业生产要素(主要是耕地和农村劳动力)竞争性用途与种粮收益之间的差额，使粮食种植业获得平均利润，从而确保粮食生产的稳定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粮食直接补贴的补贴标准应该依照合理补偿的原则进行设计。

3　粮食直接补贴对象选择的横向公平与补贴标准的纵向公平

所谓粮食直接补贴对象选择的横向公平，是指无论粮食主产区、非粮食主产区抑或粮食消费区的农户，只要从事粮食生产，就应该获得相应的补贴，且补贴标准相同(即标准统一)。补贴标准的纵向公平，则是指按照农户对粮食安全贡献的大小给予不同数额的补贴，贡献大者多补贴，贡献小者少补贴。粮食主产区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很大，但非粮食主产区和消费区内的粮食生产也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如此，就应该按其贡献的大小，分别给予相应的、不同程度的补贴。

四、若干政策建议

1　统一补贴对象和范围

直接补贴政策应体现公平的原则，无论处于粮食主产区、产销平衡区或是粮食主销区，所有生产

粮食的农户均应被纳入补贴对象的范围之内；不论生产出的粮食用于自身消费还是销售，都同样为粮食安全做出了贡献，应将农户生产的全部粮食纳入补贴范围。从补贴的粮食品种来看，考虑到补贴效率问题，应将小麦、玉米、水稻和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纳入补贴范围。

2　以实际粮食产量作为补贴依据

在发达国家，实施粮食补贴政策主要是以“农民收入平价”为目标，即通过补贴使农民收入维持在与城镇居民收入大体相当的水平上。相比较之下，我国目前粮食直接补贴的目标更强调保障粮食安全，与此相适应，粮食直接补贴应以农户对粮食安全所做贡献的大小作为依据，而测度粮食安全贡献大小的最佳指标便是实际粮食产量，以实际粮食产量为补贴依据更符合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目标。考虑到我国农户数量多、规模小、各农户种植粮食作物种类多等特点，若在实际操作中以实际粮食产量为补贴依据，有可能导致出现操作成本高的问题。有鉴于此，可以用统一的计税总产量(计税面积与计税单产之积)作为替代性指标。这样做，不必具体区分品种，更简便易行，降低了操作成本。

3　提高补贴标准，适度向产粮大县(户)倾斜

如前所述，维持农业生产要素从事粮食生产的最基本前提是农业生产要素生产粮食的收入高于生产非粮食。粮食补贴后的收益至少应等于农业生产要素竞争性用途的平均收入水平。从理论意义上讲，每单位粮食的补贴标准，应等于生产每单位粮食所需同等农业生产要素竞争性用途取得的平均收入与种植每单位粮食取得的收入之差。从实际运行状况看，很多地区(尤其是粮食主产区)的实际单位补贴标准低于理论上的单位补贴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粮食直接补贴的政策效应。针对这种情况，应视各级财政收入的增长情况逐年提高单位粮食的补贴标准，并逐步使之统一起来。同时，为更好地发挥产粮大县种粮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应在统一补贴标准的基础上向产粮大县和产粮大户适当倾斜。还可以考虑实行超额累进式的补贴标准，使补贴标准的设计更加合理。

4　强化对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监管

目前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实施涉及多个部门和金融机构，存在着多头管理、权责不清的状况。为此，可以考虑将分散在各个机构的相关职能集中起来，交由一个专门机构负责粮食直接补贴事宜。要适度简化粮食直接补贴资金的发放程序，降低政策操作的成本。对粮食直接补贴资金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各市、县(区)、乡(镇)政府及农业、财政、土地和粮食等部门，要定期或不定期地对种粮补贴的申报、拨付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予以纠正。审计部门对直接补贴资金实行全程监督审计，确保补贴资金如数兑现给符合补贴条件的农民，减少补贴发放过程中的资金漏损，提高补贴资金的使用效果。

篇10

种业发展和种质资源创新，对于实现粮食增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在我国种业取得长足发展的同时，“弱、小、散”的现状同样不容忽视，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在“洋种子”来势凶猛的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种业突围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科技进步是种业发展的前提。近年来，通过将传统育种手段和现代育种手段相结合，我国农作物育种水平得到了较快提高，品种的产量得以提高、品质得以改善、抗逆性增强。据统计，2001年以来，国审品种已达1869个，累计推广应用良种4000多个。同时，农作物品种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更新换代，年更换率12%～13%，而品种每更换一次，能促进粮食增产10%左右。

然而，在成绩取得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种业仍缺乏强势龙头，整个行业存在“弱、小、散”的弊病，种子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还很薄弱。良种，作为科技载体和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的内生因素，目前仍不能满足我国对农业现代化的长久渴望。

在种质资源创新方面，产学研脱节，导致选育的品种多但突破性品种少。同时，品种乱而杂，诸多审定品种中达到一定种植面积的不到四成。企业“侏儒化”现象严重，七成弱小，九成以上没有研发能力，而且种业市场环境失序，损害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动力。

与此同时，中国种业市场全面放开12年来，外资蚕食的目标渐渐转向重要作物：杜邦先锋的“先玉335”位居我国玉米种子市场前列；孟山都的迪卡系列玉米在广西占比很高；在每年进口的15000吨种子中，95%的甜菜、半数以上食葵为外国品种。面对国外种业的快速侵入，种业失守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强大民族种业，已成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突破口。

当然，种业强大，不仅是市场份额、排名、竞争力的变化，不仅是面对“洋种子”入侵的有力反击，更应该是给中国农民带来最大利益、最多实惠，实现生产效率大提升的产业壮大之路。

同时，种业强大，不在于企业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而在于拥有多少自己的知识产权品种；不在于片面打造“种业航母”甚至揠苗助长，而在于有效解决育种水平低下等根本问题。应该意识到，种业强大，不能片面照搬国外经验，而应该大胆探索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既要不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与产出实效、探索商业化育种新机制，又要继续加大对科研育种机构的支持。

对于我国种业而言，最强烈的忧患来自自主创新能力的缺乏，其核心探索在于种业科研体制的创新与突破。这就要求我们打破育种科研双轨制，解除种业发展的枷锁，做到科研教学与商业化育种相剥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体系，提高种业科研的集约度和集成度，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水平的“育繁推一体化”现代农作物种业集团。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种业的集约化必然会经历一个痛苦的过程，但却是快速提升品种创新能力的首选途径。这就需要强化政策扶持，扶优扶强，提升基础设施建设等供种保障能力，创建一批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程度高的优势种子生产基地。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农作物种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是促进农业长期稳定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