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的概念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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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少子化”;人口结构;“老龄化”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9-00-01
引言
据相关部门统计显示,中国0~14岁人口比重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一路下滑:1964年为40.7%,1982年为33.6%,1990年为27.7%,2000年为22.9%,到2010年已经降为16.6%,2011-2015年基本维持在这个水平。不断走低的人口生育率会带来幼儿园入园孩子减少、小学在校学生减少、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大大下降等等诸多问题。所以对其对策建议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少子化的概念及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1.“少子化”的概念
“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少子化”代表未来人口可能渐变少,对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新一代增加的速度远低于上一代自然死亡的速度,更会造成人口不足,所以少子化是许多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2.“少子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人口统计学标准从绝对数量看,20世纪80年代出生人口为2.28亿,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口为1.75亿,而2000年后出生人口只有1.46。在20多年的时间里,出生人口减少了36%。而目前中国适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未能找到配偶的结婚适龄男性数目达到3000万名。根据人口发展的过度,少子化现象在有限的时间内不可能迅速得到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少子化”产生的影响
1.对教育的影响
根据中国教育在线近日《2015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从1978年的3300万左右下降到2014年的不足1700万,全国小学学校数量从19世纪80年代的900多万,下降到2014年的200万左右。这将导致空间闲置,教育资源过剩。
2.对劳动力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劳动力结构。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全球逐渐步入了信息化社会,我国亦是如此。从打的趋势来看,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比重在飞速攀升,第二产业的人口比重有所上升,而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将严重下降。这就导致从事新兴行业主图生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等行业得以不断地发展,而一些传统的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等劳动力相对下降,甚至有些个别的行业遭受严重的劳动力危机。这也就导致了我国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少子化”现象影响了产业结构。“少子化”和“老龄化”是相互伴随的问题。正常的现象是年老人员和年轻人员能够合理流动。而在出现了“少子化”的情况下,将有一大批老年人由于具备了特别的专业技能,加上退休年龄的延长,年轻人很难加入进来。与此同时,大规模的产业需要新技术,能够很好接受新东西的年轻人减少,老年人又不愿意去培训就不能够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产生结构性失业,即合格劳动力短缺。减慢经济发展速度,降低中国的GDP。
3.对幼儿产业的影响
“少子化”现象将对幼儿产业带来极大的冲击。诸如婴儿服装、奶粉、出版物、玩具等等产业将会受很大的影响。这就使一些产业不得不转型。如果转型不成功会造成严重的供大于求,造成损失。
三、“少子化”的成因分析
1.政策因素
“少子化”最大的政策因素是中国七八十年代开始大力推行并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解决了人口对环境、资源的压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少子化”、高龄化等一系列人口问题。
2.观念因素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人们的传统观念遭到了冲击。过去结婚的目的就是生孩子,传宗接代。现在很多女性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不仅不急于生育,而且还推迟结婚。女性的自我权益意识逐渐提高,更多的女性由家庭走向社会。
3.经济因素
先在的育儿成本是逐渐提高的。而对于大部分普通工薪家庭而言最大的两块支出有房贷和育儿费用。初次之外,还有各种物价的上涨,生活成本的提高。这都使女性生育的年龄往后推迟,或者生二胎的意愿下降。
四、我国应对“少子化”现象的措施及建议
1.出台相关法规
日本比中国出现“少子化”现象要早,并且也取得了成绩。日本出台过《“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儿童和育儿支援计划》。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大力推行二孩政策,这是第一步。接着从女性职业、产假、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来促进二孩政策的实施。
2.扭转观念
^念决定行为。在超低生育率的背景下,我们不得不呼吁女性重新审视家庭的重要性、生育二孩将减少孩子今后的养老负担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待将要面对的人口风险。
3.优化经济结构
我们不仅要提高生育率,更要正视少子化现象。在未来,我们将面临用工恐慌,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会减少。那么我们就需要把人员数量优势改变为质量优势,充分发展技术、信息等高端行业。
篇2
(一)隔代关系的文化溯源
家庭是依附于老者权威,盘根错节而累世繁盛的一支血脉,衍生出“恭顺”、“无改”等极端压制人性的“孝”德来,家庭所有成员皆仰其鼻息的存在,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婚姻在畸形“孝”德的主宰下,也沦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对后代繁殖的变态渴求也正是老者对生命另类延续的心态在作祟。传有汉郭巨,家贫,有子三岁,母尝减食与之,遂埋之。奉母埋儿的故事可见,老者的权威是绝对凌驾于孙辈的,甚至可更改其生死。传统农耕社会崇尚经验,敬重老年人是顺理成章的,“辈代之间的连续及认同意识占绝对的主导作用,几代人的经历是简单的重复和拷贝,整个社会的代际关系主要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协和的传承状态。”
(二)隔代关系的现代转向
人口结构倒置的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知识总量的爆炸式增长与知识更新加速等现代化特征,使老年人权威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英格尔斯说过,现代化过程中最普遍也是绝不可避免的趋势,就是助长一种年轻的文明。隔代关系因而出现戏剧性的反转:
1.多元相处模式
在少子老龄时代,两代人之间的教养相处模式发生变化,可以根据祖辈参与家庭的程度与居处方式划分:“祖孙辈住在一起,祖辈在生活中给予一定照料,但不担负教育的责任;祖辈在家庭中协助孩子父母,对孙辈担负一定教育任务,但并不承担主要责任;祖辈对孙辈担负主要的教育任务”;祖孙分居各地,偶有来往。直系家庭中子孙成群绕膝堂前的光景早已成为泛黄的历史,“4-2-1”家庭的人口结构,决定了老年人面临多对一的尴尬境地,无论是空巢老人还是祖孙共处的生活模式,尤其是以老年人为主要教养人的隔代关系,遭到更多人的质疑,这些都让老年人显得无所适从。
2.家庭地位转换
工业化快速发展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老年人陷入价值贬值或者经济贫困的晚景,成为家庭依附性存在的群体,逐渐从家庭中边缘化;而新生一代是维系婚姻与家庭的纽带,并作为家庭可持续发展动力与生产力,延续父母的理想与信念,呈众星拱月之势,成为家里的小太阳。老人家庭权威地位丧失,相应代际关系也发生倒转,出现“尊老不足,爱幼有余”的现象。正如两代人各自的社会隐喻,相对迎接孩子朝阳般的生命,老年人的夕阳人生尽管美好,终是临近黄昏的陨落。
3.文化逆向濡染
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畅谈的后喻文化指出,“原先处于被教化者地位的晚辈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充当教化者的角色,是因为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一样经历如此巨大而急速的变化,也没有任何一代能够像他们这样‘了解、经历和吸收在他们眼前发生的如此迅猛的社会变革’。”老年人可塑性、适应能力等与孙辈形成鲜明对比,并成为产生代际矛盾的病灶,祖辈教化的绝对权威丧失,预示着单向的权威经验式传授的危机,文化反哺现象鲜明,产生代与代之间的互喻过程,却是处于不对等的双向交流,引起上下代间的连续和认同意识的削弱,使辈代链的结点出现扩张,传承发生停顿。
追溯历史演变中的隔代关系,维系代辈间联系的从不会单独停留在纯真无伪的情感基点,任何时代的产物都会打上时代的印记,最初是受到封建宗法礼教的桎梏,隔代之间埋藏着扭曲人格,打压个性的罪恶,而今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极大解放,代际关系朝着民主化与平等化方向发展,然而依然存在着代际关系的扭曲。
二、隔代又隔心:老年问题的时代管窥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代际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了畸形反转,出现新的代际不公正,即由传统的对孙辈不公正转化为对祖辈的不公正。在这个少子老龄化时代,隔代关系出现的新特征,既彰显了新一代主体意识的觉醒,也一定程度上表征老年人地位的滑坡。一些老年人寂寥惨淡的晚景又岂是一个“隔”字了得。
(一)个人本位主宰老年人自主生活
家庭本位转变为个人本位,更多人基于自身职业发展与经济现状的限制,将个人意愿强加给老年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方式多元化,然而多数并不是自主决定的,不仅仅受经济条件、家庭人口流动以及家庭结构变迁的制约,孙辈的教养也成为决定老年人晚年生活模式的一个因素,多数家庭出于新一代孩子良好发展的全面考虑,审慎地安排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李洪曾在上海各社区的调查表明,祖辈主要教养人具有年纪大,但并非“年老体衰”、专业技术职称的层次高于父母辈教养人、社会地位并不比父母辈主要教养人低等个人特点。可见,老年人成为家庭主要教养人是以个人素养的提高为前提的,老年人的生活受到孙辈需求的左右与影响,更多体现为老年人牺牲大量业余生活时间,做家庭拾遗性的工作。
(二)自我中心挑战老年人自我尊严
以自我为中心的孙辈心理,牵动着老年人无奈而脆弱的神经。代际重心下移,代际利益分化,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使孝文化被淡化,失去家长权威的心理庇护,“经济人”更加冷静审视老年人的价值,老年人自己不得不面对裸的各种角色脱离的现实,尤其是社会资源占有少的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下降后,因农村家庭面对赡养老者与抚养幼者的双重负担,没有社会保障,有可能会遭到子女的遗弃。长期的家庭忽视下,老年人缺失人文关怀,往往将诸多负面悲观情绪郁积在胸,碍于生理机能与经济地位、认知障碍,老年人在孙辈面前,有心无力、慈而不严、怒而不威。新生一代则放纵骄奢,自我中心主义泛滥,蛮横无理,与老年人在价值观、行为取向、卫生习惯等方面发生差异的时候,不懂容忍退让,甚至持嫌弃冷淡的态度。
(三)功利性发展冲击老年人继续社会化
代际间发展功利化,中国步入“少子化”国家的行列,几代人的希望与理念悬系在独生新一代,代际重心下移直接决定家庭可支配资源向孙辈倾斜,表现在家庭教育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个人的关怀仅仅固守在一个孩子的教育与发展上,将孩子作为未完成的个体,一个家庭对孩子的教育支出远远高出其他开销。然而根据终身教育与全民教育理念,每个人一生都是未完成的人,始终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经历着预期社会化、成人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的不同阶段,老年人同样面临着再社会化的命题,以适应老龄化的生活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诚然,当下青少年过度社会化与老年人社会化不足的社会现象让人讶然,讽刺意味十足。总而言之,通过代际关系检视老年人的问题,我们可以发现:在家庭代际关系中,见“少”不见“老”的个人本位生活、自我中心存在、功利性发展问题,使老年人迷失自我,而年轻一辈的个性逐渐从过去的压抑状态下摆脱出来,并在社会转型的无序时期极度张扬,老年人在张扬个性的少子化时代,却愈发沉寂。
三、共生理念:代际关系视域下老年教育应有之义
老年人面临各种脱离的现实,却不是绝对孤独的存在,人的孤独存在是共在(生)的残缺形式。针对老年人在代际中无助与失落的现状,老年教育应积极指导老年人取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培养老年人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能动性,使家庭中“老”的作用充分凸显出来,这是基于家庭隔代关系下老年教育本质的回归。因此,老年教育提出“共生”理念下,老年人个体和谐、隔代共存与家庭发展。
(一)共生———老年教育代际理念
共生是发端于生物学的概念,共生的内核是尊重异质的、相互独立的事物,积极地寻求相互生存的关系,它不同于“共存”、“调和”、“妥协”这些为达成与异质的、对立事物的共同存在而采取的消极的态度和方法,共生是异质者之间开放的结合方式,承认异己者的生存权利和存在价值,承认“异”基础上的“共生”。共生的目的在于实现更为优化的生存方式———共同发展,吸收来自异质者带来的新要素,不断提高不同主体的生命质量和精神追求,从而实现更优化的生存方式,即提升生命质量为目的的共同发展。从哲学视角来看,共生至少有三个基本层面的涵义:一是两个以上独立主体的共同存在;二是这种共同存在是相互需求的、动态的、活生生的;三是共生包含了合作与竞争。老年教育基于共生理念,在调节代际关系方面,向内则引导老年人树立个体独立性的意识,达成身心和谐共生的目的;对外则尊重异质性因素,对他辈群体肯定与认同;内外交互方面,发乎自身“非完满性”而吸收异质性因素,促进共同发展。
(二)各美其美———共生视域下的老年教育内容多样化
共生首先指向关注老年人身体与精神的、身心和谐的共生。老年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积极引导老年人对自身生理健康状况、心理特征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平静地面对生命中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淡然直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积极发掘自身的能力与价值,在老年人经济自立、生活自理的基础上,赢得心理的自强。共生理念下老年教育基本内容应该旨于内向和谐的构建,合理开发老年人健康教育、老年社会心理学、老年社会保障学等基础教育理论,大力普及卫生医疗知识,开展心理咨询与技能训练,掌握法律知识,学会自觉维护合法权益,对老年生活有着很好的体认,以乐观自强的态度应对生活。
(三)美人之美———共生视域下的老年教育方法现代化
隔代相处中代差冲突是不可能消失的,但是这种差异是可以和平共处的,代间的和谐关系与不同代人各自的目标和任务的达成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互动作用。个体从自我存在的角度思考问题是不可避免的,从“我”或“我思”出发,以“我”来设想“他人”,以同一把标尺衡量一切事物是每个人极易采取的思维惯式,也是老年人陷入自身僵化封闭与他人弱化歧视境地的重要原因。老年教育手段的现代化,为老年人打开一扇通向共生的窗。多媒体教学与网络信息技术的掌握显得尤为重要,它为老年人迈向新生辈群体提供文化工具,学会异质性群体所掌握的文化符号,站在对等一致的话语场域,从而才能够站在新生代的立场和视角看待问题,能够美人之美。
(四)美美与共———共生视域下的老年教育模式网络化
篇3
生育意愿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行为。长期以来,“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文化影响着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直接导致农村的多生行为,“多孩”成为家庭的普遍选择。然而在计划生育政策、社会经济发展以及人口流动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传统“多子多福”生育观念遭受巨大的挑战。以工业化、市场化为特征的现代经济侵蚀传统的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小农经济;强势的计划生育政策从制度上严格约束家庭的多孩生育选择的空间;大规模的“乡城”人口流动对农村多孩生育观念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在不断弱化,农村居民的生育意愿已经由多生、早生,转变为自愿少生、晚生;从重视孩子数量逐渐转为重视孩子的质量。其中,人口的“理想孩子数量”的变化是这种转变的直接体现。2006-2007年,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显示[11],在无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人口的平均理想生育子女数为1.45,较人口更替水平(TFR≈2.1)相差甚远。以现行的1.5个子女作为是否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12]的判断标准①,江苏省理想生育率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农村家庭对孩子数量的选择空间极为有限。相关学者估算,我国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政策生育水平整体上为1.6左右[13]。政策之外,家庭的生育选择空间即在高昂的生育成本与孩子数量之间进行的艰难抉择。从政策生育水平来看,农村政策生育水平远低于人口更替水平,人口转变增长势能消退后,负增长的人口政策将累积人口负增长惯性。
近年来,受城市发展的推动以及人口流动阻力的减小等因素的影响,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西方学者在研究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就提出现代化要素是生育率转变的基本决定因素,而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的重要方面[14]。而针对我国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城市生活方式、生育观点、生育文化对常年居住于城市的农村青壮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城市化显着减缓了我国人口的增加[15],有过外出流动经历的农村妇女的生育意愿低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农村妇女[16]。流动人口生育意愿的降低将推动农村生育模式转变。从概念上看,生育意愿是理想状态下的人口生育愿望,其与实际生育水平存在差异。事实上,由于经济、政策、流动等条件的限制,人口的实际生育水平低于理想生育水平[16-18]。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生育的城乡二元结构,即城市生育水平要比农村地区低。不过近年来,农村生育水平也在不断下降,因而城乡生育水平正逐渐趋同。“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44,远低于生育意愿水平值(TFR≈2),且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城乡生育水平的趋同态势较为明显。这也表明,农村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不仅低于理想生育水平,也低于政策允许的生育水平。即在政策允许生育水平的前提下,由于无法克服因生育带来的巨大成本而放弃生育,进而造成实际生育水平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表现为人口意愿生育水平>人口政策生育水平>人口实际生育水平的梯级递减特征。江苏省开展的生育意愿调查结果也显示,拥有二孩生育权的妇女中,没有生育二孩的比例超过90%,其中,表示肯定要生第二个孩子比例不足4%。放弃二胎现象表明,在农村地区,一胎化已有内化为个人自觉生育选择的趋势。这种自觉的超低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在人口内部累积起巨大的人口负增长惯性,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在这种人口生育意愿的影响下,农村地区实际生育率大幅下降,并累积巨大的负增长惯性。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育龄妇女的生育率已由2000年的1.6降至2010年的1.44。生育率的下降使得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规模由2000年的934万人减少至2010年的841万人,年均减少近10万人。如果按照这一变动趋势,2022年,农村地区0岁组人口将不足400万人;由于出生人口的减少,农村少儿人口(0-14岁)规模由2001年的2.06亿人减少至2010年的1.17亿人(图1),减少0.89亿人,其比重也由2001年的25.5%降至2009年的18.8%,已处于“少子化”状态,并处于“严重少子化”①的边缘。这种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人口实际生育水平已在人口内部累积了巨大的负增长的惯性,农村人口未来将遭遇负增长已成定局。同时,少儿人口比重的下滑加速推动整个农村人口结构的老化(图2、图3)。假设以2010年农村各年龄人口规模为基础,0岁组人口规模以2000-2010年间变化趋势为准,并假设年龄死亡率不变,2030年,农村人口年龄金字塔将如图5所示。金字塔图表明,2030年,中国农村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60岁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达到15.7%和26.3%,属严重的“少子老龄化”状态。
二、农村人口劳动力亏损
城乡二元体制下,我国缺乏明确且有效的城乡均衡发展的政策和途径。相反,国家政策长期倾斜于城市的发展。我国城市化水平由1980年的不足20%,上升至2012年的52.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节节攀升,而与之相对应的农村,种地不赚钱成为一种普遍状态(参见表1),我国城乡发展差距越来越大。失衡的城乡发展,也带来了城市社会对农民身份的偏见与歧视,农民对自己的身份也容易产生较强的自卑感,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厌离农业,“跳出农门”、“迁移并定居城市”的愿望强烈。由于推拉合力产生了城乡之间巨大的劳动力迁移势能,农村劳动力转移顺势而出。
然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并不完善、劳动力市场尚不完全,农村劳动力转移缺乏必要、有效的政策指引,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很难形成有序、合理的城乡劳动力流动。这种失灵的劳动力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与冲动性,并造成农村人口亏损。据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显示,2011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53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8%(参见图6)。其中,外出农民工总量达到1.59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36.4%。相关学者研究也显示,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已经结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刘易斯拐点”①已经出现[19]。据估计,2006-2010年间,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在0.3~1.8亿人之间(参见表2)。而2011年我国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2008年起,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亿人以上,其规模均超出学者们所推算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即农村劳动力净剩余规模由正转为负,出现城市、农村争夺劳动力现象。近年来东部发达省区出现的“民工荒”、农民工工资上升等现象则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直接佐证。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②调查显示,74%的农村已无可以进城打工的“剩余劳动力”,仅有25%的农村还有40岁以下的劳动力。2011年6月,中央国家机关青年“百村调研”发现,河北、山西、湖南、内蒙古等其他省(区)的情况,大致情况类似,本来是农业大省的中部广大农村地区,年轻人变得越来越少,农村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将越来越普遍。
政府的政策鼓励加快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农民工外出务工,为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充足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金流。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每年农民工为城镇发展带回的资金流高达数千亿元。农民工外出务工带回的资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镇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镇发展资金不足的状态。这大大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热情。国家出台的很多政策弱化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中间障碍,甚至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出国打工。这种单向的政策鼓励导致能进城的都进了城,农村真正全职的“种养”劳动力几乎没有,这也成了一种普遍状态。这种“只推不拉”的单向政策加快了中西部农村凋敝的步伐。
能够保障村庄安全、发展、幸福所需要的年轻人口的缺乏,农村凋敝、衰退甚至村落消失的景象已经出现③。这样的景象绝非个别,甚至在乡土中国不断蔓延。据《中国统计摘要2010》的统计数字显示,全国的村民委员会数目,从2005年至2009年逐年减少,分别为62.9万、62.4万、61.3万、60.4万、60万。平均计算,全国每年减少7000多个村民委员会。这说明,在中国这个曾以农业文明兴盛的广袤大地上,平均每天有20个行政村正在消失。由于没有充足的劳动力,农村土地撂荒日益严重。国土资源部调查发现,我国每年撂荒耕地达到3000万亩,10年则达到3亿亩,数量惊人。由于劳动力短缺、种粮效益较低等原因,农民对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兴趣不大,有的村落耕地撂荒面积达40%以上,并且还存在“隐性撂荒”现象,本来可以种植双季稻的水田,一半以上都只种了单季稻③。种粮农民不足的问题已经出现,再过5~10年,这些老人无法劳作之时,种粮主产区的劳动力将后继无人①。
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认为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现在却出现了“供给缺口”。即便总和生育率(TotalFertilityRate,TFR)在2020年提升至更替水平(TFR≈2.1)并能保持稳定,我国也将长期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26]。“六普”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仅有海南、新疆、贵州、广西四省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位于1.5~1.8之间,其余省份均低于1.5水平,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六省市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低于1,已进入不可接受的超低生育率水平。虽然我国生育率长期存在二元城乡结构差异,但生育率相对偏高的农村地区也已陷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是发人深省的事实。同时,“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城市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为0.882,农村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438,比世界发达国家水平还要低0.262②,反弹乏力,这也是造成劳动力后备资源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城镇失业报告》③称,未来我国农村从事农业的年轻一代(16-25岁)劳动力,其在农村户籍劳动力中的比重已不足两成。造成农村人口无法维系“无限供给”的状态,并出现劳动力“供给缺口”。
人口城镇化一方面通过转移农村过剩人口,推动现代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城镇化吸走的农村人口不一定是过剩劳动力,相反地,倒可能是必要劳动力和精英劳动力。因为迁移行为是具有选择性的,那些处于青壮年时期的人口以及拥有较高学历的人口更有可能选择迁移。这样过度而且具有选择性特征的人口转移所带来的就不是“人口适度”和“人口红利”,而是农村“人口亏损”和“人口负债”。这也告诉我们,人口城乡、区域间的合理分布,是实现城乡、区域均衡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农村无农民不稳,无农民不旺,农村劳动力转移既要有序,也要均衡;既要加快城市的发展,也要推进农村的进步,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长期以来,城市与农村发展密不可分。没有稳定的农村,城市将很难实现持续发展。没有兴旺的农村,城市将很难有持续的繁荣。没有新的农民人口补给进来,农业发展将缺乏人口保障,城市也将因为没有兴旺的农业、农村作为后盾而失去发展的基础,这也是当前“无农不稳”的新含义。
篇4
关键词:家庭养老;老龄化;政府;社会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78-02
中国家庭具有稳定性的结构。工业化的发展,取代了农业在社会中的主导位置,使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但在工业文明浪潮的冲击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结构的根基并未发生多大变动。中国的家庭依然保持了传统家庭的主要功能,包括家庭养老。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但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比如:计划生育政策、我国人口基数等,使人口老龄化问题突出。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增加,子女比重相对减少,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养老的负担越来越重。家庭养老,是我国传统养老方式,也成了目前社会中的主要养老方式。家庭是社会的分子,家庭养老发展得好,家庭和谐,社会的稳定性则必然增强。
一、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
笔者在本文中定义的家庭养老概念是指:对老年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日常生活的照料和精神生活的慰藉,完全依靠家庭来满足。这是学界的普遍认识,也是人们易于接受并理解的。
(一)家庭养老方便了老年人和其他家庭成员
在农村来讲,子女与老人待在一块,使老人在与老龄相关的问题上减少压力,子女也能更好地提供赡养,并且老年人在有自我照顾能力的时候,可以通过土地、副产品等获得更多的养老经济收入;城市来讲,也可以按农村那种模式走。
(二)家庭是每个人的精神归宿,家庭养老做到了精神回归
如今,经济发展迅速,物质水平提高了很多。同时,人们对精神的需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在家庭养老中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老年人在家庭环境中可以时刻体会到家的温暖,子女的关心、爱戴,使老年人在平淡的生活中也会产生乐趣,也避免了单一地参加社会养老给家庭带来的经济压力。即使老年人享受社会养老,也会获得精神的快乐,但这时获得的精神慰藉与在家庭中的精神慰藉有一定的差异性。如上文讲到的家庭养老的概念中提到的亲情血缘关系在家庭中的作用。
(三)家庭养老也会使子女获得精神满足,使抚养与赡养在家庭中形成有效循环
在敬老、养老的环境下,家庭养老的延续隐形形成。家庭养老的过程中,老年人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完成家庭中的许多事务,从而减少子女家庭负担。特别是现代社会中子女通过老年人来代养孩子。一方面,使子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有足够的时间来发展;另一方面,老人在带孩子的同时,也会教授小孩许多知识,丰富其思想。这样,通过家庭养老减少了很多的负担。
综上所述,目前社会中家庭养老的功能很重要,但不能不承认社会养老将是必然趋势。我们必须在这个经济转轨时期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优势,与社会养老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二、现阶段家庭养老面临的困境
(一)人口老龄化给家庭养老造成巨大压力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1.776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中国老龄化进程逐步加快,但是人口老龄化所产生的“四、二、一”家庭模式和抚养系数比上升将使得现行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困难。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普遍产生了“四位老人、一对年轻夫妇以及一个未成年小孩”,这样一种家庭结构模式,子女对小孩的付出增加,相比之下,养老的付出减少;另一方面,它也导致老年扶养比从1964年的6.3%逐渐上升到2000年的10.1%以及2050年的33%。在人口流动频繁的今天,这两种情况必然导致家庭物质供养、生活照料以及精神安慰等方面严重缺乏,单纯地依靠现有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使养老目标得以实现。
(二)人口流动分散了养老的力量
现代社会中人口频繁流动,出现子女与老人的分离,常导致家庭养老难以正常实施。以陕西省为例,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11月1日陕西省流动人口589.44万,约占全省常住人口的15.79%,与2000年相比,流动人口增加了1.5倍,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上升了9.1个百分点。说明经济以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助推了人口的流量和流速。人口流量变动和流向,同时也显示出流动人口流量加大,人口从农村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活跃地区和大城市集中的趋势更加突出。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多数子女和老年人形成了分地而居,即使是在经济上赡养得好,其精神上的慰藉也难以弥补。老年人养老,渴望来自子女后辈的尊敬和爱戴,缺少子女在老人生活中的陪伴,老年人的精神动力减少,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
三、发展现代家庭养老的建议
(一)鼓励家庭赡养协议书的签订
我国有一定的法律和老年法规,对老年人养老有一定的规定,但这些规定是非刚性的,使家庭养老的落实有一定的困境。赡养协议书的签订,明确签订对象,明确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权利与义务。一般要求保障被赡养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或略高于赡养人的生活水平,且赡养协议书所规定的项目和供养标准,一般是赡养人应尽的最低义务,也不妨碍赡养人向被赡养人提供额外的经济和生活的帮助。协议的强制性不是对子女的不信任,子女不能产生消极情绪。协议书的签订,大大地减少赡养纠纷,是一种法制与道德的融合,更好地落实家庭养老。
(二)加强家庭内的交流,建立和谐稳定的家庭生活
形成和谐的家庭关系,家庭成员之间就得有充分的了解、交流,可以用语言,也可以用手语、身体语言或表情等非语言手段来实现。学会交流,要认识到家庭成员都有着独立的人格。老人要了解子女的人格,子女要明白老人有什么样的人格。双方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不是随心所欲可以控制他人的。通过交流,才能实现相互理解。也要注意交流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并留意自己的表达方式。家庭中的交流,不是相互说出来就可以了。不合适的交流,有时候甚至会引起家庭纠纷,导致子女和老人之间矛盾深化。在家庭的相互交流中,不能含混模糊,使对方难以理解,甚至误会。家庭交流,要很好地理解对方的感情变化,特别是子女对待老人,在充分理解老人感情变化时,才能做好有效的交流,达到一种感情上的治疗。
(三)关注老年人的婚姻
老年婚姻在家庭保障中有综合。子女在确保老人生活无忧的同时,也要了解老人的心理需求。老人也会以感情的慰藉克服自身独处的孤独感和失落感。子女要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家庭摆脱影响老年人婚姻的消极因素。全国家庭道德状况问卷调查显示,近四分之三的调查对象认为老人再婚的事情应由老人自己做主。子女在具备这种思想之后,也要尽可能地从实际当中落实老年人的婚恋。为老年人牵线搭桥,并维护老年人的婚姻权益。
(四)做好老年自我保障
老年自我保障区别于家庭保障,但不是隔离,而是并列关系。做好老年自我保障,才能使家庭养老之路更加平坦。老年自我保障,既包括老年人自身自青壮年期为老年期养老所做的准备,又包括老年人自身进入青老年后为中老年和老老年期养老所做的准备。包括物质保障和精神保障。做好老年自我保障,要做好以下几点:
1.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生活方式。生活方式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身心健康。好的生活方式需要老人在心理和行为方式上进行自我调节:以文明的东西克服落后的东西;以活到老、学到老改变自身,同传统的、西方的腐朽东西做不懈的斗争;在经济条件许可的情况,以新的科学成果丰富自己的生活、使自己的身心健康;继承优秀的传统,提高自身生活质量。“个人的责任是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2.友善、乐于助人。友善,易使人心平气和,有效控制恶劣的情绪的产生,做到与人为善,保持心理平衡。乐于助人,为他人提供物质帮助、精神帮助,同时也收获了精神支柱,对老人而言,这样的奉献意味着延长自己的生命。
3.以德行养生。清代养生家石在基提出常存安静心、常存正常心、常存欢喜心、常存善良心、常存和悦心、常存安乐心等以养生,保持心理健康是快乐、为善、养生,养老的良好起点。
(五)国家、社会逐步承担养老责任
养老,不是家庭独自承担的事情;家庭养老,不是可以脱离社会责任的。政府、社会应承担养老责任,分散家庭压力。因而,家庭养老不单纯是子女的责任,也包括老年人自身、社会与国家;家庭养老不只是单纯的道德规范,其也会受法律强制。只有使各个角色都了解家庭养老的重要性时,才能使家庭养老做得更好。
1.立法。要明确家庭和社会分别承担的责任,并且具体到人或部门。“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法律,只有将这些老年人的特有权利具体化、法制化,才能更好地做到老年人养老。
2.加强社会保障的实施。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强社会保障的实施,如养老院、社区养老等,改善其服务水平,扩大其覆盖面,增加专业人员。这些方式,为如今家庭养老做好了辅助。特别是为社会中没有能力或没有办法家庭养老的人提供了帮助。
如今,社会养老的发展最为重要。现代社会养老的低水平、差异性等虽不能立刻解决,但必须注重其发展路线,指定发展计划,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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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家庭教育 父亲缺位 儿童教育
中图分类号:G44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5.10.069
Father Absence Phenomenon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in Family Education
LIN Cunjing, BO Tongjiao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s, Shandong Xiehe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9)
Abstract Children stage of family education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in children's lives, the father as a member of the family, as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l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the proces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nd on children's psychological health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but the current survey found that father involvement in family education is not high, the father should be through active learning parenting knowledge, establish new concepts tutor, spend more time with their children to get along, not only do the children's teachers, and other ways to make child's friends and reduce the role of the father absence in the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 family education; father absence; children’s education
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开始认识世界的第一任老师,是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他人,也是引领他们成长的引路人。我国有句古训:“子不教,父之过。”可见在中国古代父亲对于孩子的成长负有很重要的责任,且发挥着重要作用。可是现在由于种种原因,很多父亲被迫或者主动放弃了教育子女的责任,使许多家庭中出现了“父亲缺位”的现象,这将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1 父亲是家庭教育的支持者及影响者
保罗・阿马托(Paul Amtao)是最早强调需要重新对父亲身份进行概念化的研究者之一。他的主要贡献是发展了“父亲(家长)身份的五角星”模型,这个模型基于三个主要的资源,分别是人力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这些资源都是由父亲来提供的,以确保和支持他们孩子的发展。该模型强调母亲和父亲在子女的成长过程中具有同样的能力和机会。
关于现代父亲在家庭中的角色,有研究认为应是多样化的,首先是“照顾”,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需要成人的悉心照顾以及关心,这一过程是离不开父亲这一角色的。第二是“信任感”,有研究认为父亲与子女的感情是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逐渐建立起来的,而维持孩子与父亲亲密关系的,正是这种信任感。父亲与孩子进行互动的过程中会逐渐加深这种信任感,即父子或父女之情。第三是“认同作用”,父亲这一角色对于男孩性别意识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此外,父亲还承担着家庭文化传承的作用,孩子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会通过从父亲那里知道的家庭文化而产生一种文化认同。第四是“安全”,父亲大都具有宽阔的肩膀和有力的双手,这会给孩子带来充足的安全感。第五是“家庭防卫”,不同于母亲的娇弱,父亲在家庭面对困难或者危险的时候往往会挺身而出,保卫自己家庭的安全。第六是“幽默”,研究发现中国的男性比女性更具有幽默感,这种幽默会减少子女在面对困难时的尴尬和焦虑,并帮助孩子形成乐观的生活态度。第七是“独立”,父亲角色在中国的家庭中往往是“严父”,不会溺爱孩子而造成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变差。第八是“自信”,父亲帮助孩子形成乐观的生活态度后,就能够让孩子积极地面对生活,帮助其自信心的建立。第九是“耐性”,父亲对于子女的教育往往会采取启发式教学,耐心等待孩子自己认识道理,而不是溺爱式的直接说明道理,甚至是直接帮助孩子做完事情。第十是“互补者”,母亲与父亲在家庭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一些不完美的家庭中,相对于其他长辈,父亲是母亲最好的互补者。
2 父亲角色在家庭教育中参与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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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见惯了过去冠军所遭受的魔咒:盛名之下资金蜂拥而至,规模迅速扩大,擅长短线交易的私募反而迷失了方向。银帆投资并不想重蹈覆辙,负责银帆投资市场部的王勇告诉《投资者报》记者:“我们不想依靠媒体的力量一口吃成个大胖子,2013年仍打算保持规模不变。”
面对《投资者报》记者采访银帆三期私募经理的要求时,王勇拒绝了,他表示采访只能书面,而且是以银帆投资公司的名义作答。
《投资者报》:2012年能取得私募业绩冠军,如何做到的?
银帆投资:最重要的是,公司能够严格做到知行合一。年初,我们得出了今年以结构性行情和阶段性行情为主的结论,制定了与之相符合的投资策略,并一直延续该策略进行投资。
去年年初在市场探至2132点之后,积极配置了基建、煤炭、有色等周期性板块。在二季度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低于预期,对策略进行了修正,减少了周期股持仓,更多地参与了环保、大消费、金改等成长类和主题类投资。9月之后,银行、地产、水泥、基建等价值类个股无论从估值还是周期上来看,都拥有良好的吸引力,而同期成长类、消费类标的估值仍然偏高且面临业绩下调风险,因此,9月之后,我们更多地参与了价值类、周期类个股。
《投资者报》:如何理解所谓的知行合一?
银帆投资:具体来说,自上而下地判断宏观及政策,选择符合政策导向的行业和投资标的进行投资;并自下而上地跟踪优秀的、具有成长性的公司,在其低估时寻找投资机会。
此外,在相对高估和市场系统性风险较大时,通过仓位控制和品种调整来控制下行风险。
《投资者报》:最近一段时间城镇化投资概念大行其道,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投资热点?
银帆投资:城镇化是新一轮财政扩张政策的形象化表述,涉及行业非常广。2012年9月起,交通轨道、基建水泥等板块开始进行估值修复行情,12月以来,该领域成长型个股也开始了估值修复。目前,无论是价值周期类还是成长类股票,估值已经基本合理。
未来该主线的投资机会更多的将受到业绩增长或改善的影响,自上而下地选择供需改善、价格可能出现拐点的子行业,自下而上地选择低估成长类个股。由于目前短期普涨较厉害,未来行情中需规避供求无明显改善的子行业或者估值偏高且成长性一般的个股。
《投资者报》:2012年底股市反弹,市场情绪好转。这波反弹A股能走多远?如何看待一季度的走势?看好哪些板块?
银帆投资:市场已经活跃一段时间,去年12月个股普涨。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个股分化将越发明显。寻找低估顺周期蓝筹和高成长类公司有利于在个股分化行情中获利。2013年2月之后经济数据的基数效应消失,需继续结合估值、经济数据、经济预期、股市制度改革等各方面因素来考虑。
我们相对看好水泥、部分机械设备、电力、重卡等强周期类行业,以及环保、绿化、管网升级、安防、轨道交通、相关信息服务、公共设施集成化等有望进入高增长区间的行业。
《投资者报》:面对2013年的市场,银帆投资制定了什么样的年度投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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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靠儿还是靠房?延迟退休时间还是延长养老金缴费年限?
养老问题之所以成为近期热议的话题,是因为七成中国人都在为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所担忧。养儿防老靠不上,以房养老靠不住,养老金太低又养不起,那么政府又该为我们的养老负什么责呢?这对未富先老的中国是个极大的政治和经济考验,因此,重构退休制度就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
据了解,养老体系改革于今年10月16日研讨,在围绕养老改革顶层设计的规划、养老制度的安排以及个人账户、双轨制改革等多方面达成了共识。近年来,延迟退休问题备受关注,议论风生。可以说,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延迟退休这一做法本身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大举措。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4.83岁,已远远高于上世纪50年代现行退休制度制定之初的50多岁。
养老金危机须提前预防和化解
“未富先老”的特点表明了中国养老金体系的脆弱性。1999年,中国开始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大概只有1000美元,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达到同等老龄化程度时人均GDP却在5000-10000美元之间。 在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基本上是经济社会发展自然而然的历史产物,属于“先富后老”和“边富边老”的类型。由于独一无二的一胎化计生政策和快速的人口转变,可以说中国不仅是首先出现未富先老的大国,恐怕也是唯一一个出现未富先老现象的人口类型。“未富先老”意味着很多老年人会遭遇“低水平养老困境”,就是维生型养老水平甚至老难所养、老无所养。大量少子高龄化趋势下的农村老人更有可能发生大面积老年贫困化的人道主义危机。国家承担的福利性养老的公共财政压力将在未来几十年持续上升,严肃考验政府对国民的养老责任和养老能力。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正在积累巨大的养老风险,养老金支付压力持续上升,养老安全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2010年7月,在《生命时报》联合“搜狐健康”进行的样本量超过2500人的调查中,七成以上的人承认自己在为养老发愁,其中40岁以下的占75%。早在2006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的《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报告》就发现,有78.5%的被调查者对自己当前或今后的养老问题有忧虑。老年人口的增多必然带来养老金支付的政治压力,这个压力是刚性的,也是放大的。截止2012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94亿,占总人口14.3%。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占总人口的17.17%。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占总人口30%以上。
中国城镇职工养老金实行的是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个人和企业分别按职工本人上年工资总额的8%和20%缴纳保险费。从理论上讲,记入个人账户基金的保险费为个人缴纳的8%,企业缴纳的20%全部划入统筹基金。社会统筹是指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各地社保局)依法统一征收(有的省份是地税部门征收)、统一管理、在属地范围内统一调剂使用,主要用于当期离退休人员的退休金发放。个人账户则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以居民身份证号码为标识,为每位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职工个人设立的惟一的、用于记录职工个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以及利息金额的账户,其账户余额为参保人退休后归个人养老使用,发放的是账户养老金。
“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自1996年正式开始实施,1997年就亏空50多亿。“统筹账户”解决历史遗留的“老人”的养老问题,用来支付当期养老金。过去没有个人的养老保险积累,存在“制度(历史)空账”问题。“个人账户”解决未来的个人养老储备和养老保险问题。由于统筹账户收不抵支, 个人账户的积累也被用来发放当期养老金, 形成“个人(未来)空账”。“社会统筹加个人账户”制度没有养老储备,先天不足。这项制度设计意味着一个正在工作的劳动者,既要养上一代已经退休的人,又要往个人账户里为自己存钱,“双肩挑”压力很大。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2011年参保人口2.84亿,但14个省份养老金收不抵支,缺口达767亿元。2000年,养老金财政补贴338亿,2011年达到2272亿。由于养老金收支的平衡性差,实际还是现收现付制,现在的在职职工养活现在的退休职工,未来还是没有足够的储备。根据中国银行和复旦大学团队完成的《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预测,2050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当年财政支出的20%以上。领钱者增多,缴费者减少,少子老龄化趋势下的养老风险巨大!
通常通过人口增长和人口迁移难以满足发展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供应,特别是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加剧公共财政的压力和负担的情况下,提高退休年龄成为很多国家可以考虑的基本战略和重要选择。这些国家的考虑是通过推迟退休,可以相应增加劳动力供给,缓解劳动力资源紧张甚至短缺的形势;同时,退休人口的减少可导致公共养老金支出的减少,从而实现平衡财政收支的政治目的。
国际经验表明,延迟退休年龄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压力的重要选择,是生育少子化时代的必然趋势,一方面可以减少养老金的当期支付,另一方面则增加了养老保险金的存量。
顶层设计可持续的退休制度
从全球的视角看,总结各国的经验,延迟退休的做法有早有晚却是大势所趋,并不以我们的意志和好恶为转移,那么余下的问题就变得集中、简单和富有建设性,那就是如何使延迟退休的做法尽量减少社会震荡、降低制度转轨的成本、风险和代价,使之成为可以释放社会正能量和人口红利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
顶层设计必须具有战略远见和社会正见,必须考虑周详,避免任何的闪失。一个可持续的退休制度需要将效益性、差别性、选择性、激励性、公平性和渐进性六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
首先是制度的效益性。一个好的制度需要体现经济理性、人文关怀和社会效益三大追求,必须有社会产出和社会效益。最大的社会效益就是退休制度的重构应该成为最大多数人实现老有所养的“中国梦”的有力保障,应该成为老年民生的社会安全网。
延迟退休至少可以带来三个方面的效益:其一,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缓解老年人口增长高峰期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延长退休年龄,把拿钱的人变成出钱的人,是一个自然的逻辑。延迟退休方案提出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缓解中国未来养老金以万亿为单位的巨大缺口。不少国家都用延长退休年龄来减轻老龄化带来的各种压力,证明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其二,可以挖掘健康、有知识、有技能的老年精英的人口红利。在西方,老年人的初始年龄是65岁,随着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概念可以重新界定。60~65岁属于高龄劳动力,不再属于传统意义的老年人,他们工作经验、社会阅历丰富,是社会的宝贵财富。延长退休年龄意味着人力资源的继续开发。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和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若维持现退休年龄不变,无异是在浪费宝贵的人才资源。其三,借此改革的机会,构筑“全国一盘棋”的养老保障体系,有利于促进男女同龄退休的社会性别平等、农民工等享受国民待遇的社会阶层平等以及其他方面的社会公平正义。
但必须强调,延迟退休年龄只是缓解老龄化压力的一种途径,但不是唯一途径甚至不是最佳途径。需要注意的是,延迟退休年龄是为了增加人力供应,同时通过延期来减少养老金当期支付压力,但另一关键是如何保持甚至提高延迟退休人员的工作绩效或者说劳动生产率,避免出现人浮于事的低效率和“冗员”现象。所以,我们对延迟退休年龄预期取得的“绩效”不要寄予厚望,延迟退休有助于缓解养老金缺口带来的财政压力,但靠高龄劳动者支撑庞大的养老金体系毕竟不是上策之选。在这个意义上,及时提振超低生育率,实现适度低生育,平衡代际人口“一头沉”的关系,实现“适度老龄化”尤其具有战略上的重大意义。
其次是制度的差别性。一个大的制度安排包括了针对不同群体的小的制度设计,从而完成制度的差别化整合。谁应该退休、谁愿意退休,不应该忽视行业职业的差别,不能强制性“一刀切”。根据英国汇丰集团对20个国家和地区2.1万名成年人“未来的退休生活”的调查,大多数人认为,个人的选择或者能力应当是确定退休年龄的第一标准,而且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于这种观点。对艰苦的体力岗位、蓝领阶层不宜提倡延迟退休,对公务员等权力阶层也要暂缓,对知识性技术性强的教师、医生等岗位和企事业单位可以提倡。例如,目前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企业职工55岁,公务员60岁,老师65岁。差别性同时也说明了制度必须保证一定的弹性和选择空间。弹性就是制度的适应性和适应力,能对不同行业的劳动者区别对待。
再次是制度的选择性。一个有人文关怀的好的制度要尊重潜在退休者在退休权利和工作权利之间的博弈和权衡。一个好的制度要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上,同时也要体现出对每一个个体的关怀。英国汇丰集团曾经进行过一项名为“未来的退休生活”的调查,访问了五大洲20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总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2%)约2.1万名年龄在18岁以上的人士。调查发现,大多数人认为,个人的选择或能力应当是确定退休年龄的第一标准,而且年龄越大的人越倾向这种观点。
把退休权利交给个人,在信息对称的情况下做出自己无悔的决定,但用工单位可以和潜在退休者商量决定。延迟退休从各国经验看,不失为一剂良方。但有两个挑战需要关注:其一,平衡好各方的权利关系。在业者的工作权利、年轻人的就业权利和退休者的休息权利有一个博弈的过程。其二,保持一定的制度弹性,包括行业职业的差别性和个体行为的选择性。一个简单化的设想是,在目前,可以以现在的退休年龄作为最低年龄(以体现历史的连续性),以65岁为最高年龄(以体现制度的公平性)。也就是说,最低年龄有一定的行业职业的差别,最高年龄则趋同。在最低年龄和最高年龄之间,就是“弹性退休年龄”。
第四是制度的激励性。激励性的含义是为了鼓励符合延迟退休的人员做出顺应制度设计初衷的选择,用行政强制的办法往往事倍功半适得其反,最好用软性的经济杠杆来调节选择性退休行为。激励性就是如果希望某个行业职业多点延迟退休的选择,可以提高延迟退休后在职时的工资水平和退职后的退休金收入。退还是不退,归根结底是利益比较的产物。制度设计的时候,需要留出一个个人选择的空间,例如60~65岁之间都可以退,但晚退多得益,养老金收入更多,从而形成一种激励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倾向于延迟退休。制度的激励功能可以在养老金替代率参数的设定方面得到体现,总之要体现出退休时间的选择与养老金收益的清晰关系,从而产生延迟退休的利益驱动。
第五是制度的公平性。制度的公平性是文明社会的普适价值。不公平性是制度的最大破绽,也是引发社会心理失衡的制度因素。退休制度的公平性包括不同劳动强度的职业在退休时有选择性,而且不会因为对潜在退休者的性别和年龄歧视影响这种选择权利,这才是以人为本的、公平公正的现代退休制度。机会是平等的,选择是不同的。目前,中国规定的男性退休年龄是60岁,女性为55岁。这一规定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制定的,已不符合当前的社会情况。男女同龄退休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利,但女性愿意早点退休也是对个人权利的行使,应该得到尊重。例如,很多年轻一代生孩子之后,就期望父母亲早点退休帮助他们带孩子,往大了说,生育影响人口的未来,人口影响国家的未来,所以生育制度和退休制度之间也应该很好衔接。
第六是制度的渐进性。为了尽量减轻延长退休年龄带来的各种冲击,发达国家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办法。比如美国在1983年制订的67岁退休的规定一直到2000年才开始实施;2003年,年满65岁的职工将延长工作两个月;2004年,延长工作4个月;以此类推,到2015年延长至2年。这样做是为了让各界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调整和应对。中国也要走渐进式改革之路,一方面是长时段的战略设想和科学设计,另一方面是分阶段的细致落实和有效推进。
延迟退休是应对中国未来老龄化高峰时期重大挑战、影响长远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制度安排,需要通过渐进式的改革逐步逼近合理的目标。制度安排需要契合大多数公民的退休权利和利益诉求,否则可能危及社会和谐,法国、西班牙等国爆发的抗议延迟退休的游行示威活动可谓是前车之鉴。这项改革也是激发国民的社会责任,众志成城,共同应对老龄化的过程。延迟退休虽然有反对意见,却是大势所趋,这是人口形势、人口规律早就决定了的。但考虑到高龄劳动者的生产力和创新力毕竟有限,工作毕竟要以健康和能力为基础,还有就业的代际继替需要,所以延迟退休要慎重、要有边界意识――不可能无限延长、要有弹性、给潜在退休者选择的权利等等,才可收良好效果,否则会产生新的弊端,不能长久。
篇8
关键词:社会工作 小组方法 空巢老人 孤独心理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9-0057-02
一、小组工作及相关概念概述
(一)小组工作的概念
小组工作是一种以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个人组成的小组为工作对象的社会工作方法,它主要由社会工作者通过有目的的小组活动和组员间的互动,帮助小组成员共同参与集体活动,从中获得小组经验,处理个人、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问题,行为改变,恢复与发展社会功能,开发个人潜能,从而获得个人成长。[1]
(二)空巢老人基本概述
所谓空巢老人是指无子女、单独居住或者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老人。[2]按照它的定义分类,社区空巢老人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种是膝下无子女的真正的空巢老人,这种老人的子女大多数是因为意外而死亡;第二种是由于子女长期在外地工作、上学,导致家中只有老人;第三种是精神上的空巢老人,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子女因工作而忽视了与老人的沟通,导致老人内心十分寂寞。
(三)时尚银发项目介绍
时尚银发项目是由乐和社会工作中心创办,旨在让老人通过学习当下社会的新潮事物,充实他们的闲暇时间,丰富其精神生活,不至于被社会所“抛弃”。其内容主要是每周一次在社区举行主题活动。“传声歌唱”通过教授老人流行歌曲,让他们了解线下年轻人的爱好;“舞动夕阳”让热爱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带动其他的老人加入其中;“手工艺制作”通过教授老人制作手工艺,既锻炼了他们的脑力也加强了他们的动手能力。通过参加时尚银发项目的一系列活动,老人纷纷走出家门,从自己孤独的世界中走出来。
二、社区空巢老人孤独心理概述
Andersson[3]将孤独感定义为缺乏满意的人类关系时的主观体验。Peplau[4]等认为孤独感是一种负性情绪体验,是个体渴望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又无法获得满足,从而产生的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感受。Young[5]认为孤独感是对社会关系不满意伴随产生的一种心理压力。这些概念的相同部分是:不愉快的情感体验、社会关系不足的感受。
空巢老人体验到两种类型的孤独感:社会孤独感和情感孤独感,其中情感孤独感更多。我们通过对第一城社区的调查发现,社区的老人大部分都是空巢老人,子女长期不在家,老人因缺乏子女的关爱而产生失落、孤独等负面情绪,长此以往会对老人的心理方面产生不利的影响。长期的孤独、寂寞、焦虑不安等情绪会使老人产生严重的心理疾病,甚至对生理方面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三、社区空巢老人的孤独心理分析
通过对第一城社区的空巢老人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第一城社区主要是以回迁户和精品商品房为主,而我们服务的受益对象主要居住在回迁户一带,他们大多数在退休之前是工薪阶层,每日除了基本的休息时间之外,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以及生理机能的下降,老年人由于接受新鲜事物能力低下逐渐被社会所淘汰而面临退休。同时,子女由于工作原因长年在外,出现老人独自在家的局面,长时间不与外界交流,最终造成了老人的孤独心理问题。通过对第一城社区老人的走访调查,我们了解到老人有以下几方面需求:
(1)缺少子女的关爱。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年轻人因为自身的追求,多数选择在大城市甚至国外工作,因此造成了家里只剩下父母二人。繁忙的工作使得年轻人无法随时照顾父母,可能唯一的方式就是电话问候,老人缺乏真正的照顾,内心充满孤独压抑的情绪无法排解。而现代高楼的住宅方式减少了邻里之间的联系,老人不愿意走出家门去和他人交流,独来独往,长此以往老人心理会出现许多问题。
(2)缺乏社会支持。[6]老年人由于自身身体机能的下降,社会竞争能力低下,逐渐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虽然近年来国家和政府出台了大量的保障老年人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且在公共设施中也有许多专门为老人提供方便的措施,但就第一城老人的反映,他们觉得社区内部缺少老人休息娱乐的场所,而其他的场地又距离自己太远,不方便经常去。同时,在与老人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在我们实习之前,社区内部几乎很少有针对老年人的活动项目,大部分老人选择待在家里。
(3)老人自我认同感降低。老人在经历了人生的辉煌阶段之后,下岗在家的他们空闲时间增加,整日无所事事,这让已经习惯工作忙碌的他们一下闲了下来,每天多数待在家里,逐渐与社会相脱节。同时,科技的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运用改变了之前的生活方式,年轻人纷纷选择上网购物、工作和学习等。但是老年人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较慢,在智能化的今天老年人显得手足无措,他们觉得是自己年老的原因而被社会所排斥,开始出现否定自己的想法,导致认同感降低。
通过对社区空巢老人的分析,我们了解老人在家庭保障、子女关爱、社会支持以及自我认同等方面都存在大量的需求。为此,社会工作的介入在解决空巢老人孤独心理问题方面显得十分重要同时也是必要的。
四、社会工作的介入途径
针对空巢老人的心理问题,我们前期通过走访、问卷等形式有针对性地了解了老人的需求,为此我们每次活动都安排了一个主题,使老人能够通过此项活动学会一些技能,更希望他们能从孤独的内心中走出来。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开展了四期的大合唱活动,通过大合唱不仅能让老人们再次唱起熟悉的旋律,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的合作能力。老人之间相互教授《鸿雁》《打靶归来》《女儿情》等歌曲,在音乐的世界中暂时忘记现实中的不快。同时,鉴于第一城社区的阿姨居多,我们还开展了几期插花课活动。教授用彩纸、剪刀、胶布剪出一朵朵漂亮的花,例如向日葵、牡丹、康乃馨、红掌等。最后四期活动下来,阿姨们的花篮里都插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除了日常的主题活动以外,我们还开展了一次浑河西峡谷出游活动。我们同老人一起结伴出行,不仅让老人度过了愉快的一天,更加深了我们与老人之间的感情,老人更愿意敞开心扉来向我们倾诉自己内心的问题。
五、社会工作介入对空巢老人孤独心理问题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增强,解决社区空巢老人的孤独心理问题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政府也在出台多种措施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加大财政投入,同时联合社区和社会工作组织共同应对老人的问题。但是基于我国在养老体系建设和服务体系方面处于滞后的状态,为了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共同合作。政府发挥支持引导作用,社区为其提供良好的居住环境,社会工作者需要运用专业的方法,用专业的技巧和方法去为老人提供专业的服务。这里的服务不仅只是日常生活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精神慰藉和情感支持,使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社会工作相比较政府和社区,对空巢老人的帮助更具体直接。拿我们所参与的时尚银发项目来说,从上门家访、个案、小组等不同形式的活动,对空巢老人进行不同层次的帮助。而每周一次的主题活动,更是直接拉近了我们与老人之间的距离。作为专业的社工,我们不仅为老人提供关怀、家庭照顾,更是通过专业的方法技巧来帮助老年人增加自我认同感。具体来说,社会工作解决空巢老人孤独心理问题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老人提供更多的关爱
社区空巢老人之所以出现孤独的心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缺少子女的关爱。一方面,子女在婚后照顾双方老人的经济压力使得他们把更多精力投入在工作上,缺乏对老人的关心与呵护;另一方面,在重视物质生活的今天,许多子女认为对老人提供物质帮助更能真正帮助他们的生活,而缺乏对他们精神的关怀。为此我们首先要与子女联系,对其子女做深入的个案工作,让他们意识到父母当下存在的心理问题,如不加以重视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同时,我们更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老人的身上,通过接案、预估、计划、介入、评估、结案等一系列的专业过程,去帮助老人走出心理困境。
2.增强对老人的社会支持[7]
空巢老人之所以出现孤独心理问题,不仅与其子女密切相关,更是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作为第三方组织的代表,社会工作的作用显而易见。首先,社会工作者要与空巢老人多交流沟通。大多数老人由于与外界交流少,缺乏交际圈,不接受周围的新鲜事物,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多与老人沟通,可以多开展像“时尚银发”这种类型的活动,老人在活动中不仅能充实自己,丰富自己的生活,更是能从心理层面真正走出去,敞开心扉,快乐地生活。另外,我们也要加强与其子女的联系。在开展服务活动中,我们可以把每次活动之中老人的表现及时反馈给子女,让他们了解父母存在的问题和真正的需求,能更具针对性地帮助老人走出困境。同时,社会工作者要运用专业的方法和技巧帮助老人解决心理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开展小组工作,使空巢老人聚集在一起,相互分享各自的经历,增加认同感。最后,社会工作要争取多方面支持。政府的引导、社区环境的营造为我们解决老人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我们开展的时尚银发项目就得到了中央财政的支持以及第一城社区的帮助,才使得我们的活动开展得比较顺利。
3.增强老人的自我认同[8]
面对老人自我否定的情况,社会工作者应该与其进行真诚的沟通。通过耐心倾听老人的感受,了解老人的真正需求,进而在社区服务活动中满足他们的需要,让老人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增强他们的自信心。同时,社工应该与社区工作者加强联系,通过他们了解每个老人的家庭背景,对具有相同经历的老人开展小组工作,在小组中,老人能找到认同感与归属感。
综上,面对社区空巢老人的孤独心理问题,社会工作运用小组方法,从人文关怀、自我认同以及社会支持等角度来对老人进行介入,让老人在认清自我问题的同时,对自己产生认同感与归属感。
⒖嘉南祝
[1]王思斌.社会工作导论(第二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2]周博生.社会工作介入城市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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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侯梦龙.个案工作介入城市空巢老人心理问题研究[D].辽宁大学,2015.
篇9
一、《新增长战略》的提出:“两条道路”的终结
日本曾经通过选择走“两条道路”获得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第一条道路”是在二战后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发展公共事业促进经济增长。公共事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建设进程的加快,增加了农村地区的就业机会,缩小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但同时,农村也因此丧失了自身的经济和生活基础,并造成了巨额的财政赤字。“第二条道路”是在21世纪初,日本在“结构转型”的名义下通过提高供给生产率,以及放松管制、推动劳动力市场自由化等方式,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带动经济增长。不过,在增长的同时,财富仅集中在少数企业,国民整体收入水平并未提高,中小企业歇业情况不断增加,民众对经济增长缺乏实际感受。因此,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问题,日本既不适合重走依赖公共事业和财政的“第一条道路”,也不能选择已走到尽头的“第二条道路”,日本政府遂制定《新增长战略》,希望通过“第三条道路”,即以创造新的需求和就业为目标推动经济腾飞。
“战略”计划在环境、健康、旅游三个领域创造100万亿日元以上的“新需求”,以此来扩大就业并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并实现两方面问题的政策创新:一是针对全球变暖(能源)问题,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在生活方式、运输部门和城市发展等领域产生新的需求,使日本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低碳社会。二是针对老龄少子化社会问题,通过促进社会改革,培育新的价值观,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使日本成为医疗超级大国,实现人民安心培育后代、身心健康长寿等目标。
二、《新增长战略》的内容及主要政策措施
“战略”分为六大部分,即环境与能源战略、健康(医疗与养护)战略、亚洲战略、旅游与地区振兴战略、科技战略以及就业与人力资源战略。“战略”计划力争到2020年,日本名义GDP达到650万亿日元,增速超过3%、年均实际增速超过2%,失业率降至3.0—4.0%的范围内。
(一)环境、能源大国战略:“绿色创新”
到2020年,日本在环境相关领域创造超过50万亿日元的市场规模和140万个工作岗位,至少减少1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主要措施包括扩大电力上网范围以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推广住宅、办公场所零排放结构,推动包括蓄电池、新一代汽车等创新技术的发展,通过监管改革和建立绿色税制等措施实施集约投资计划等。
(二)健康大国战略:“生活创新”
到2020年,通过促进行业发展以满足医疗、护理及其他健康服务的需要,创造约45万亿日元的市场规模和280万个就业岗位。具体措施主要有促进医疗、护理及其他健康相关产业的国内发展及海外扩展,推进创新性药品、医疗及护理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提高无障碍住宅供给能力,加强医疗和护理服务基础等。
(三)亚洲经济战略
到2020年,创建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推动国内改革实现人员、物流和资金流增长一倍,融入亚洲经济增长等。主要措施包括制定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在亚洲推广日本的“安全、安心”制度,将羽田机场发展为24小时国际枢纽,推进“开放领空”协议,实施国际集装箱和散货港发展战略,修订限制人、财、物流动的法律法规等。
(四)旅游导向与地区振兴战略
到2020年,通过简化亚洲国家公民赴日观光签证手续和制定“休假分散化制度”等措施,日本年外国游客人数增至2500万人,带来约10万亿日元收入和56万个就业岗位。地区振兴战略计划利用区域资源振兴城镇发展,塑造大城市为增长引擎,到2020年,房屋和装修市场规模翻番,不满足抗震要求的房屋比例降至5%,提升食物自给率至50%;木材自给率超过50%;农、林、渔产品及食品出口增长2.5倍,达1万亿日元。具体措施有促进自治保护区域发展,支持偏远海岛、人口稀少地区、贫困地区振兴,设立特区促进大城市和周边区域发展,积极利用反向抵押贷款等融资途径,引入农户家庭收入支持体系,扩大农、林、渔业及相关产品出口等。
(五)科技立国战略
到2020年,日本能主导世界范围内的“绿色创新”和“生活创新”,增加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数量,理工科毕业博士实现全部就业,鼓励中小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利用信息通信技术提高生活与生产效率,官民研发投入占GDP比例超过4%。具体措施有加快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改革,为青年研究人员提供多样化的职业选择,改革创新培育体系和规则,鼓励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等。
(六)就业与人力资源战略
到2020年,建立就业战略对话机制,非全日临时工数量减半,调整女性M型就业模式,促进大龄人口、残疾人就业,增加就业卡持有人数至300万人,鼓励带薪休假,提高最低工资、缩短工时。主要措施包括,提高年轻人、女性、大龄人口和残疾人就业率,创建“蹦床式”弹性安全网络以满足增长需要,扩大就业卡发放范围并将其纳入国家职业资格体系等。到2020年,创造有利于人口持续增长的环境,扭转人口数量迅速下滑局面,消除学龄前和学期儿童课堂轮候名单,确保生育及婴儿看护后人员恢复工作,保持世界顶级学术水平等。具体措施主要有修订规章制度,建立更加灵活的婴儿护理体系,鼓励私人参与教育发展,保障儿童安全等。
三、《新增长战略》的实施与改变
(一)东日本大地震前的实施效果
震前,日本按部就班的实施“战略”的目标,总体上按照原定进程推进。由于“战略”实施理事会仅成立几个月时间,因此工作基本停留在主要政策的制定上,在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年初,“战略”的实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确立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基本政策
2010年秋,日本确立“战略”在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方面的基本政策。“战略”实施理事会强调了EPA和FTA对与亚太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性。具体实施方面,日本稳步推进国际综合性基础设施建设,成为越南两座核反应堆的承建方,并与越南共同开发稀土资源。羽田机场转型、“开放领空”以及增强日本与国际之间人财物交流等问题也得到稳步推进,主要表现在实施与美国签署的协议和与韩国航空当局的协议,以及放宽中国人赴日旅游签证手续等方面。
2、实施经济和就业宏观政策
针对日元升值以及海外经济增长疲软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风险,日本政府制定了“三步走”经济措施以推动“战略”实现,并通过紧急经济措施应对日元走强和通缩。“三步走”的第一步为利用补充开支促进“战略”实施,第二步是制定补充预算,第三步则是在2011财年预算中对“战略”给予优先倾斜。
3、修订税收体系,制定增长制度框架
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吸引外资进入,日本政府创建了综合特区体系,制定内部投资促进计划,并进行了税制和监管改革。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在国家和地方层面把法人税实际税率下调5%,降低中小企业减税率,为综合特区制定优惠税率等。
(二)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变化
震后,日本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灾后重建和核辐射控制方面,对“战略”的原有目标的实施产生一定影响。为促进经济恢复和振兴,日本政府修订了环境和能源政策,综合提出了三大新“前沿”,促进“战略”的实施。
1、强化增长潜力的措施:开辟经济前沿
主要措施包括目的明确地推进投资协定、税收协定及社会保障协议的建立,推进“酷日本”品牌建设,有效利用日元升值鼓励海外并购,建设世界级医药和医疗技术基础设施和下一代医疗服务框架,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创造新产业,通过公私合作扩大货币供给,加强保险公司增长潜力和竞争优势,利用农村资源进行能源生产,推动实施分散休假制度,促进旅游立国和高附加值日本旅游品牌建设等。
2、复兴广大中产阶级:开放社会前沿
具体措施主要有制定并实施“青年就业战略”,创建儿童与育儿新系统,促进女性就业,培训全球化的人力资源,推广零耗能房屋实现低碳环保型社会,提高市区备灾及环保性能,利用综合特区振兴地方发展,推广“未来”城市概念等。
3、增强日本全球表现:打造国际前沿
主要措施包括,积极向亚洲及世界推广其在医疗保健、教育、防洪、降低灾害风险、环保以及紧急救援领域的先进技术和解决方案,对外扩张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日本人在国际组织的供职职位,注册日本饮食文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塑日本在人类安全、环保技术、世界一流制造工艺、民族特色与文化等方面的国家品牌,战略有效地利用官方发展援助基金等。
四、《新增长战略》简要评述
“新增长战略”目标甚是宏大,内容包罗万象,诸如观光立国战略、亚洲战略、节能环保战略早在多年前就已确立并持续实施,但其他几个战略缺乏新意。尽管如此,在某些方面,如在税收体制改革等领域,“战略”似乎触及到了日本宏观经济调控与管理的较深层面,其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代表着一种新的趋势,强烈地表现出日本政府和民众在长期低迷之后的求变之心。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又提出了“三大前沿”,与“战略”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发展目标基本一致,但在国际表现方面,更注重海外战略,强调日本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在亚太地区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日本对国际社会在本国文化、技术工艺以及人员配置方面的全面输出,希望在未来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起到主导或引领作用,谋求大国地位,这与日本在国际和亚太地区的一贯政策主张如出一辙。
篇10
关键词:新时期;学前教育;职业能力;培养策略
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出生率有所下降,2017年新生儿数量约为1723万,在二胎政策的鼓励下,出生率并未出现明显的提升。同时,受到少子化政策的影响,我国的家庭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儿童也受到了更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我国社会为学龄前儿童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并构建了庞大的教学体系。另外,社会对于学前教师的期待也不断增强。因此,我国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受到了高度的重视。
一、新时期学前教育专业的职业能力分析
1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是学生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条件,也是学生职业技能的集中体现。在针对学前儿童开展教育的过程中,其需具备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艺术技能、基础的文化知识等。首先,学前儿童的听、说能力的培养仍然存在一定的障碍。掌握儿童可以理解的表达的方式,是向其输出知识的基础[1]。其次,学前儿童对于歌、舞等艺术形式较为喜爱,通过此类学习学生也可理解到团队合作的基本逻辑。再有,当下的教育机构通常会在早期教育中融入一部分语文、数学教学,因此这部分内容的学习也较为重要。
2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教学能力
学前教育是针对学龄前儿童开展的教学活动,因此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教学能力。首先,学龄前儿童的心智发育尚不成熟,其学习能力普遍不强。因此,该领域的教师应当具备更为专业的教学能力,从而为学生提供更加清晰的讲解。其次,该领域的教师应当对儿童心理认真揣摩。学龄前儿童与社会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其思维逻辑与成年人具有较大的差异。掌握儿童的思维逻辑是对其进行教育的基础条件。再有,儿童的身体发育尚不成熟,其肢体比例与成年人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在歌、舞类教学中,教师应当将自身所掌握的知识进行变形处理,以方便教学活动的开展。
3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责任感
责任感是教师理应具备的基础素质。首先,学龄前儿童的学习能力普遍不强,在教学过程中,部分学生难以有效掌握教学内容。不具备责任感的教师,通常会以教学进度为借口,忽视这部分学生的需求。其次,部分学前儿童的课堂纪律较差,在纠正其问题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责任感,并在教学管理的过程中,保护学生的天性。再有,先进的教学理念认为,学前教育是学生人格培养的重要阶段。学生在这一阶段遇到耐心负责的教师,会使其学习兴趣得到增强[2]。
4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备沟通能力
学前教师需要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其具体可分为几个方面。首先,是与家长的沟通。学龄前儿童的自我管理能力较差,并且对于家长的依赖程度较高。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与儿童家长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其次,在与儿童进行沟通的过程中,教师应当运用可被其理解的语言与动作,这一技能是开展教学管理的基础条件。再有,教师应当与同事、领导共同营造出良好的沟通环境。在学前教学中,教师通常会与2—3位同事共同完成相关的教学任务。良好的同事关系与有效的配合,是搭建教学平台的重要因素。
5学前教育专业学生需要具有健康的心理
健康的心理是教师必备的品格,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一定会遇到诸多困难,合理控制自身的情绪,是开展教学工作的先决条件。同时,在当下的社会中的确存在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帮助儿童理解这一问题,并做出合理的解读,是培养其健康心理的重要工作。受到少子化政策的影响,我国家庭的成员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对于学龄前儿童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个别教师的恶劣行为也为社会所谴责。我国师范类院校应当牢牢把握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将心理健康作为本专业的重点教学内容。
二、新时期学前教育专业教学的现状
1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现状
学前教育专业,在我国的高职高专院校中开设得较为普遍,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较为关注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其中部分高职院校将艺术类课程作为学生的主修课程,因此学生的艺术技能普遍较强。但我国院校的教育方法普遍较为僵化,部分课堂的学习效率存在一定的问题。另外,高等院校对于学生的基础文化知识缺乏必要的关注,并认为学生已经进入到高等教育阶段,基础文化知识较为牢固,因此无须加强此类教学。但教学与掌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为儿童提供知识输出,必然需要其以教学的视角更为熟练地理解这部分知识。
2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现状
各学校的学前教育专业,普遍缺乏有效的教学手段,以至学生的教学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提升。首先,多数的学校将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作为其教学重点,但这样的教学模式只能帮助学生进行知识储备。但教学活动应被理解为知识输出的过程,因此学校应当注重提升学生知识输出能力的培养。其次,部分学生对于幼儿心理教育课程的关注度不足。这一问题,将使学生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难以与幼儿进行更为有效的沟通,其教学工作也将受到影响。
3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学生责任感的培养现状
当下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于学生的责任感培养缺乏足够的重视。首先,部分学校缺乏此项内容的教学手段。责任感是较难量化的心理状态,学校难以对其进行评估,因此相应的教学工作也难以开展。其次,部分教育观念,将责任感与经济收入相挂钩,并认为在高收入的情况下,学生的责任感自然会得到激励,而在低收入的工作中,其工作付出也当对等。再有,部分学校在培养学生责任意识的过程中,过于依赖理论教育,并将集体主义精神以及奉献精神,与责任感相混淆,而这样的教学模式难以使学生产生共鸣。
4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学生沟通能力的培养现状
当下的学前教育专业,通常较为关注学生的沟通能力,但由于教学模式的影响,其难以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表达机会。这一问题是制约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的教学课堂中,教师通常是教学活动的主体,学生的发言机会普遍较少[3]。同时,由于部分教师对于课堂纪律较为关注,因此课堂气氛相对沉闷,部分学生的表达意愿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的表达能力难以得到提高,其语言组织也不够规范。
5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培养现状
我国师范类专业的心理健康教育,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首先,个别院校的心理健康教育与实践应用严重脱轨,部分学校甚至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心理健康教育中。这一问题将严重降低该教育的有效性。其次,部分学校的教学理念存在一定的问题。在这部分理念的影响下,教师通常会提出一份理想的心理模型,并要求学生主动靠拢。这样的教学理念,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淡化了成长路径的重要性。同时,这样的教学理念,忽视了人格发展的局限性。在人类社会中,心理完全健康的个体极为罕见。多数的居民处在相对健康的范围内。因此,以理想化模型规范学生的心理活动,难以起到有效的教育作用。
三、新时期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具体策略
1新时期加强学生专业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是各学校较为重视的工作,但在具体的教学中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学校应当利用更加先进的教学理念,改进传统的教学模式。例如,学校可利用学生社团的组织形式,帮助学生更好地开展学习。在实践中,艺术教师可邀请学生共同组建歌、舞类的学生社团。通过该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将得到更好的利用,其学习效率也将得到提升。同时,学校应当为社团学生提供更多的演出机会,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的艺术技能将得到锻炼。其次,学生社团是由学生负责运营的组织,日常的排练、演出等活动都需要学生进行调配。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将对组织管理工作更为了解,并对各成员在团队活动中的心理变化产生清晰的理解。同时,教师可在排练、演出的过程中,要求学生对各类表演进行讲解。在讲解的过程中,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将得到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将因此提升。在新时期,儿童教师的专业能力需要在多方面体现,因此教学活动需要采用更为平衡的教学理念[4]。
2新时期加强学生教学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新时期的学前教育较为关注学生的心理成长,并对教学活动的有效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代儿童的日常生活普遍较为充实,因此教师应当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帮助学生快速提高。这一观念不仅是教育机构的要求,也是学生家长的主要诉求。因此,当下的学前教育专业教学,应当加强儿童心理学的应用,并为学生提供新型的教学方法。例如,教师可在教学中应用情景教学法。情景教学法是指在课堂教学中,构建出与实践工作相近似的教学场景。通过该场景,学生可将理论知识与实践工作有效链接。在具体的应用中,教师可邀请部分学生模拟学前儿童,并依据儿童心理学推断出儿童的思维与行为。同时,部分学生可模拟现实工作中的教学过程,并与模拟儿童的学生开展互动。在这一过程中,课堂内营造出了现实工作的场景,学生通过角色互换,可更为清晰地理解儿童在教学过程中的心理变化,从而使自身的教学能力得到提升。同时,通过此类教学,教师也可对自身的问题进行反省,并以学生的视角调整教学模式。
3新时期加强学生责任感培养的有效措施
在新时期,教育领域对于教师的职业精神与工匠精神较为关注,此类精神的核心内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教师的岗位认可度,这一观念影响了教师对于本职工作的付出意愿。其次是教师内心的责任范围,教师的责任较难考核,因此教师需对自身的行为加以约束。再有是教师的爱心,教师的日常工作较为繁杂,在这一过程中,部分教师会产生诸多的负面情绪,当教师真心热爱本职工作并喜爱自己的学生时,其教学工作的有效性也将得到提升。在学前教育专业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利用课外活动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例如,学校可定期组织学生到孤儿院开展探望活动。通过此类活动,学生的怜悯心将被激发,并可了解到失去父母关怀的儿童,将逐渐偏离生活的正确轨道。同时,教师应当为学生讲解本专业的社会意义,并将引导学生的人生道路,作为学前教育的主要目标。通过这样的讲解,学前教育教师将承担起家长的托付、社会的责任以及儿童的信任等诸多责任,其责任意识也将因此得到提升。
4新时期加强学生沟通能力培养的有效措施
在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过程中,学校首先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表达机会,并对其进行合理的引导,以促进其表达能力得到提升。例如,学校可在该专业中利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帮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更多的表达机会。在该模式中,教师首先要依据教材规定的内容,制作教学短视频并将其公布在学校的信息平台中。学生可利用课余时间预习视频中的教学内容并提出问题。在课堂上,教师可邀请学生对教学内容进行讲解,并回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中,学生的表达能力将得到提升。其次,学校可定期组织讲演活动。在该活动中,学生可根据本专业的特色以及学习心得进行选题并写出讲演稿。同时,教师可对学生的讲演稿提出修改意见,从而使其讲演内容更加精练。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将得到加强,并养成认真思考后再进行发言的良好习惯。之后教师可针对学生讲演过程的仪态与语言进行纠正,从而使学生的表达方式更加规范。
5新时期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培训的有效措施
在开展心理健康培训的过程中,学校首先要正确看待学生的心理问题。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使用“周哈里之窗”开展相关的教学活动。“周哈里之窗”将人类的内心世界分为四个部分,其中在隐秘区与未知区,存在一定的阴暗成分。由于隐藏得较为隐秘,因此该部分内容难以被及时发现,其改进过程也较为艰难。在实践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鼓励学生将隐藏区的问题调整到开放区,从而使学生的心理问题得以暴露。同时,教师应当邀请学生组建互助小组,通过相互扶助,学生的心理问题将得到纠正。其次,学校应当正确对待学生的心理问题,并对相关内容严格保密,通过这样的方式,学生的开放区将逐渐扩大。同时,学校应当积极鼓励学生开展课外活动,通过此类活动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将得到提升。例如,学校可为学生定期举办户外拓展训练活动,通过此类活动学生的身心都将经历一定的磨炼,其抗压能力以及自控能力都将得到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