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公正原则范文
时间：2023-12-27 17:55:08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社会公正原则，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1-0005-02
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经济发展的贡献已经不能再用简单的量化方法去说明了,它已经在经济结构、教育文化、道德观念、家庭决策以及公共政策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但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我们真的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研究表明,社会的冲突和政治的不满往往和社会的不公正具有相当高的相关性,只有让更多的人享有经济发展的利益才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从片面的不协调性向全面的协调性进化的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人类社会活动系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相互促进、彼此协调的发展是社会全面进步、整体发展的基础。为了确保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的实现,为了消除社会中实际存在的不公正的现象,为了提升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准,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公正的理念,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公平行动。可以说社会公正是人类世代追求的“基本善”,是内在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目标[1]。
一、需要原则
无论是早期的经济学家,还是哲学家、社会学家以及法学家,都把基本需要作为他们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和因素加以思考和论述,但是直到今天,许多国家仍然无法完全摆脱社会成员处在急切需要满足基本需要的危机状况,全世界仍然有1 / 7的人口生活在饥饿的状态下,中国人均年收入低于637元的贫困人口约为3 000万,比去年增加了80万,这一原则的实现不是一个简单的直线性的短期过程,而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螺旋式的渐进过程。
基本需要在字面意思上是被作为物质范畴来对待的,基本含义是基本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条件。基本需要原则不仅仅要求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要求,而且要在平等的基础上满足所有人,哲学家D. D. Raphael提出要确立平等和基本需要原则的首要地位,他认为,“那些有缺陷的人的基本最少的需要,甚至是所有人的基本的最少的需要是不可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实现的。”[2] 同时他认为不能仅仅考虑基本需要原则,还要考虑具有效率激励作用的功利主义原则,“社会公正要求最为基本的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的平等满足,只有在这条线以上,剩余的空间才能被用于个人自由发挥。”[3]这与罗尔斯的安排顺序是相同的,在《正义论》中,罗尔斯给予了基本需要相对于其他要素完全优先的地位,但是,一旦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就有理由要考虑其他的社会发展的目标。如果相反,仅仅是根据基本需要为原则进行分配,就会窒息社会经济整体的激励机制和活力,这也是需要原则不能作为全社会的分配体系的基础的原因之一,同时却是社会公正所要考虑的基本原则。
社会成员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如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政府有责任制定合适的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且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先天因素以及后天因素造成的具体环境和自身条件的多种多样的差距,对于那些无法改变的因素,社会成员不需要政府进行干预,但是对于那些社会和历史因素造成的不公正的氛围和环境,政府有责任消除社会上的特权因素,制定合适的政策进行彻底的改变,特别是直接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相应的帮助解决他们面临的生计问题,尽力为社会成员营造一个更为公正的规则体系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二、效率原则
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派把帕累托效率作为效率的最准确的描述,艾伦・布坎南对之作了最准确全面的叙述,“一个给定的体系的某一状态是帕累托佳态,而且仅当该体系没有一种可行的可供选择的状态能令至少一个人的状况变好而不令别人状况变坏。一种状况即是S1,相对于另一状态S2的帕累托优态,而且仅当至少有一个人在S1中的状况好于在S2中的状况,而无人在S1 中的状况劣于S2 中的状况。”[3] 这实质上是从个体福利增进角度也即公正视角去评价效率问题,把市场机制的效率问题和社会公正的实现结合起来,进而要求传统制度的制度创新,以便公正和效率可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实现结合。保罗・A.萨谬尔森更通俗地解释了这一概念,“在一个经济资源和技术为既定的条件下,如果该经济组织能为消费者提供最大可能的各种商品组合,那么这个经济组织就是有效率的。更确切地说,当不可能通过重新组织生产使每一个人――穷人、富人、小麦生产者和鞋子生产者等等――的情况变得更好,配置就是有效率的。”
经济学许多基本的研究已经表明无论是从总成本,还是从个人成本的角度来看,个人经常寻求剩余的最大化,个人的这一目标被认为是公平的。这也就意味着效率在这个意义上并不必然和社会公正一致,相反,效率本身却是一种类型的公正。美国经济学家McCloskey和Zaller的研究成果显示出效率在目前盛行的经济系统中作为公正的特例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微观公正层面,怕累托效率原则对于物质利益的规模和他人的产出结果具有高度的灵敏性,这就意味着效率原则必须要与其他的社会公正原则有一个竞争的过程。
三、机会平等原则
机会平等较为确切的定义可以表述为:通过某种类型的行动,个体A至少和个体B享有同样多的机会,当且仅当满足如下条件――如果个体B能够通过某一类型的一次行动达到某一目标,那么下列情形之一成立,(1)个体A同样可以通过采取类似的行动完成目标。(2)如果个体A不具有采取同样行为的能力,那么造成这种差别的因素应当归咎于个体A的在此之前的行为[4]。
机会平等的重要性来自于我们这样一种直觉,即我们怎样判断公正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遗传因素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两个出生在近似相同的家庭中的不同个人虽然享有近似相同的人生机会,但是可能会由于不同的个人选择和个人努力,经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对机会平等的重要性进行评价。首先,如果把机会和个人的行为联系在一起,那么机会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具有经济特征的稀缺资源,对于社会成员的个人潜力的培养和才能的发挥相当重要,机会的不同可能导致不同的个人发展空间以及不同的个人利益的分配状况,所以,机会起到一种事前游戏规则的作用,为个人提供公平竞争的平台,是社会公正机制顺利运行的基础。
四、程序公正原则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考察程序公正,首先,程序公正作为分配公正的一种应用和具体实施,作为一种应用,程序可以被理解成为完成分配公正所描述的分配分布而采取的方式和手段,在这个含义上,程序具体可以指抓阄、轮流以及排队等分配资源的机制和规则,特别是抓阄在分配社会机会方面具有被大家公认的公平性,这是解决社会机会分配问题的次优方法,也就是说,如果社会环境非常复杂而又无法排除其他干扰因素使得社会成员享有事前的公正,那么,这一原则至少可以在事前机会的享有分配上产生一种让所有社会成员可以接受的随机性的分配分布;轮流规则可以用来解决那些具有非确定性的或者信息不完全的收益问题;排队规则与社会公平和需要原理相关,主流经济学近期的研究表明排队规则可以改进那些更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的境况,所以,程序应当是根源于分配公正并为之服务的,只有如此才能从总体的角度实现社会公正[5]。
其次,程序公正独立于分配公正之外的本身的价值。程序公正的基本点在于规则对于所有人的平等和起点的平等,不仅仅要求相应规则在其产生的时刻就具有合理的正当理由,更要求在规则的制定过程和以后的实施过程中应当是公正的。虽然公正的分配在其本意上应该是结果的公正,但是结果的公正往往具有不稳定和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而程序的确定性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我们需要一定的公正的程序规则来实现结果公正。从个人的角度出发,作为社会成员,每个人都希望得到更多的社会收益,但是社会资源相对于人的无限的需要来说总是有限性的,所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得到满意的分配结果,所以,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在程序公正已经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的基础上,通过程序公正来实现结果的公正,并最终由两者的恰当结合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
五、改善社会公正的建议
现代社会生活中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其他社会领域都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风险因素,导致社会公正发生扭曲的变化,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影响,社会公正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根植于人们心目中的一种基本的制度性的理想,成为人们世世代代追求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它有助于人们在现实中寻找更加合理的生活追求。要营造一个高效并且公正的社会,仅仅依靠个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政府必须从对全体社会成员负责的角度出发,维护社会公正的理念和准则,保障社会公正体系中各领域内容的之间的协调和具体实施,并且积极创造一些有助于提升社会公正水平需要的条件,因此,政府有责任“平等地发展个人潜力,使每一个人一开始就有足够的权利(物质条件)以便得到相同的能力与所有其他人并驾齐驱。”[6] 政府不仅要制定有利于保护在市场化、现代化以及社会变迁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群体的基于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和住房等方面的社会政策,更需要通过具体社会政策的实施一方面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一定的补偿,主要是提高弱势群体的“造血”能力,提高他们的人力资本,增强他们在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领域中的能力。
总之,较高水平和更加公平的教育意味着更高程度的社会机会的平等,高水平意味着劳动力的大量和有效的使用,适度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妇女能够得到更好的就业机会,儿童能够得到更好的教育,从而为当前和未来几代人提供更为公正的竞争平台,高度的城市化可以产生规模经济,城市和农村的专业化以及更好的更为平均的生活条件,高水平的正规部门就业会产生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为广泛的劳动保障机制,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都表明,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伴随着较高水平的社会公正状况,要从根本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必须在经济发展中解决。
参考文献:
[1]郑功成.社会保证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0-192.
[2]Raphael D. D. Justice and Liberty,London,Athlone Press,1980:56.
[3][美]艾伦・布坎南.论理学、效率与市场[M].廖申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5-6.
[4]Sven Ove Hansson, What are opportunities and Why should they be equal? Social Choice and Welfare (2004)22: P305-316.
篇2
关键词 公正；内隐现；权利；衡平；平等
分类号 B849：C91
1 前言
公正(justice)是人类社会中具有永恒价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为准则，它涉及法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中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吴忠民，2000)。从Plato，Aristotle，Cicero，到Augustine，Aquinas，Orotius，Pufendorf，Locke，Hume，Adam Smith，Rousseau，Kant，Marx，Spencer，再到Pawls，Walzer，Dworkin，Nozick，Foucault，Habermas，Hayek，Barry，虽然无数学者对公正进行了探讨，但对“何谓公正”这一问题，依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且，“公正”不仅是一个专业术语，更是一个日常词汇。在学界之外，一般公众对“公正”有着更为多样的理解。
学者对公正的概念辨析和理论建构固然重要。基于公正的社会制度建设，更是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基于公正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厘清与公正有关的概念和理论，还需要了解公众的公正理念。实际上，单就公正制度的建设而言，对国民的公正理念考量还应优先于对公正的学理探究。历史上所有存在过的社会形态和制度都曾被某些人称为公正的(往往也的确符合某种公正理念)，甚至是最公正的、天经地义的。但这些社会形态和制度是否真正公正，似乎应由生活于其中的全体社会成员依据其境遇与感受来评价。
在我国，现代化进程和市场经济等现实因素，使公正的基本理念在民众层面得到了普遍认可(吴忠民，2000)。然而，基于公正的制度建设，似乎并未得到同步发展。可以说，当前我国日益增多的。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众日益增强的公正意识及诉求与不相适应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张静(2008，2010)认为，过去几年中，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社会辩论，无一不涉及“社会公正”主题。
截至目前， 张静及其团队对我国社会成员所持公正观念的研究，可能是国民公正观研究中的最全面者。他们依据2005年以来搜集的问卷、访谈、历史文献、财产纠纷和资产处置案例等资料，采用定性经验分析，考察了转型时期中国公众对于公正的基本看法及其变化。他们所探讨的问题包括：当人们对是否“公正”作出评价时。通常依据什么，其中是否存在共识性的核心价值及原则；影响社会成员“公正感”的因素是什么；在不同领域和事项方面。人们的评价标准是否存在差异：在社会变迁及转型过程中，人们有关公正评价的价值和尺度是否发生变化，如何变化，等等。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汇集在《转型中国：社会公正观研究》一书中。
心理学者把一般公众(layman，相对于专业人员professional)对某一概念或术语的朴素理解称为“内隐观”(implicit theory)，并且对内隐观有较为固定的研究模式(steruberg，1985)。国内外内隐观方面的研究很多，比如，对智力内隐观的研究(Stemberg，Conway，Ketron，& Bernstein，1981；Sternberg，1985；白学军，刘海健，2008)、对创造力(及有创造性个体)内隐观的研究(sternberg，1985；杨治良，蔡华俭，符起俊，2001；蔡华俭，符起俊，桑标，许静，2001；蔡华俭，符起俊，桑标，秦启庚，2001；申继亮，邹君，王立娜，2007)、科学家人格特征内隐观的研究(张积家，张倩秋，2003)。在这里，我们拟采用内隐观的研究模式，对国民的公正观进行探讨和分析。
2 方法
2.1项目设计及问卷编制
首先进行预调查。在石家庄、开封、秦皇岛3地向43名大学生、教师、医生、公务员、国企工人、公司职员、进城务工人员发放调查问卷，请被调查者回答：(1)您认为“公正”是什么?公正包含哪些方面的内容?(2)您认为现实社会生活中，哪些事情最能体现公正，哪些事情最能体现不公正?根据调查结果及有关公正的书籍文献(如：罗尔斯，1988；米勒，2001；孙立平，2003；巴里，2004；吴忠民，2004；冯颜利，2004；霍布豪斯，2006；孙书行，韩跃红，2006；巴利，2007；钱宁，2007；姚大志，2007；Frohlich，2007；Jasso，2007；Thompson，2007；等等)设计项目，最终确定21个项目(参见表1)。
将21个项目随机排列，并对应第3个项目“大自然为人类和万物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公正的”，设计一个检测项目“大自然是不公正的”，为第22个项目。项目采用Liken 5点计分，分别对应“很不符合”、“不符合”、“不清楚”、“符合”、“很符合”。问卷的指导语为：
尊敬的先生(女士)：
您好!
我们每个人对“公正”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下面所列项目，全是对“公正”一词的描述。请您认真阅读每一个项目，然后依据您对“公正”的理解，在右边的选项上打√。回答没有对错之分，只是反映与您对“公正”的理解是否相符。您的回答仅作学术研究之用。我们对您的回答绝对保密，请放心填写。感谢您的合作!
如上所述，编制出由22个项目构成的国民公正观调查问卷。
2.2调查对象及调查过程
调查在开封、郑州、石家庄、邯郸、秦皇岛5地的火车客运站及驶离(或驶向)这些车站的客运列车上进行，调查对象为候车或乘车的旅客，年龄要求在18岁以上。
调查以自愿为原则。被调查者答卷之前，主试首先口头强调调查仅用于学术研究，承诺保密，并要求被调查者认真阅读问卷后作答。被调查者完成答卷后，主试当场回收问卷，同时赠送被调查者价值2元至10元不等的纪念品一份。
调查问卷包含3个部分，依次为国民公正观调查问卷、公正世界信念量表(杜建政，祝振兵，李兴琨。2007)、以及一些人口学指标的调查项目(限于篇幅和主题，本文仅围绕国民公正观进行描述与探讨)。
共发放和回收问卷446份。然后对问卷进行筛选剔除。剔除问卷依据3个标准：(1)国民公正观调查问卷中存在漏答项目；(2)选项明显呈现出某种规律(如几乎选择同样的分数、分数有规律地波动)；(3)检测项目(即A22)反向计分后，与项目A3的差值等于或大于2。结果得到有效问卷429
份。被调查者年龄在18岁到73岁之间(12人未填写年龄)，其中男性336人，女性93人。被调查者的职业分布为：农业劳动者27人、工人48人、商业及服务业人员110人、私营业主14人、专业技术人员89人、管理干部63人、学生24人、无业及退休人员26人，另有28人这一选项空缺。
3 结果
本研究使用SPSS 11.5和Amos 4.0进行统计分析。
国民公正观调查问卷21个项目的平均值和标准差见表1。
将有效问卷随机分为2组。此过程在SPSS上完成。先设置一个变量y=l，通过Transform之Compute模块，令x=NORMAL[y]，这样又得到一个变量x。将x≤0的211个case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将x>0的218个case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最大变异法正交旋转抽取因素，结果见表2。
从表2可见，共有6个因素析出。根据各因素所包含项目的内容，我们为各因素命名。
F1包含5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体现在社会成员都享有平等的人权”、“公正体现为人们有自由表达个人意愿的权利”、“丛林法则(即优胜劣汰、弱肉强食)也是一种公正的体现”、“公正体现在人们的财产不会遭到任意剥夺”、“公正体现在人们的生存权得到保障”，故将F1命名为“权利”。
F2包含3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就是人们获得的收益和付出的代价大致对等”、“公正可体现为按劳分配”、“公正就是权利和义务对等”，故将F2命名为“衡平”。
F3包含4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可体现为按需分配”、“公正体现在社会给予底层人士更多的关怀和照顾”、“公正就是不可剥夺和牺牲弱者的权利和利益”、“公正体现在全体社会成员可以共享科技发展制度创新的成果”，故将F3命名为“救济”。
F4包含4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就是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大自然为人类和万物所安排的一切都是公正的”、“公正表现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公正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故将F4命名为“报应”。
F5包含3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正体现在程序公平合理”、“公正体现为人们在求学、就业、投资、参政等方面的机会平等”，故将F5命名为“平等”。
F6包含2个项目，其内容为“公正就是大家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公正可体现为平均分配”。故将F6命名为“平均”。
以Cronbacha系数为指标检验各因素项目的内部一致性，结果见表3。
将被调查者在6个因素上的分数作为变量保存，并对6个因素进行聚类分析，结果见图1。
将x>0的218个Case另存为一个数据文件，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验证性因素分析使用Amos 4.0软件，标准化路径图见图2，其拟合指数x2／dr.GFI、CFI、IFI、TLI、RMSEA、RMR分别为1.87、0.88、0.90、0.90、0.88、0.06、0.05。
4 讨论
社会公正的核心理念是正义和公平。正义追求的是最大限度的平等，公平追求的是最小限度的不平等(汪行福，2008)。阿玛蒂亚・森认为，对平等的追求是所有文化都具有的特征，其不同之处仅在于各自所强调的平等的侧面(转自姚洋，2010)。就我们的调查样本来看。公众最赞同和最不赞同的公正观都与“平等”有关。
从表1可见。最为公众赞同的公正观依次为：(1)公正体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2)公正体现为人们在求学、就业、投资、参政等方面的机会平等；(3)公正体现在程序公平合理。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都是“机会平等”。而相对不为公众赞同的公正观依次为：(1)公正就是大家都得到同样的结果；(2)公正可体现为平均分配。这些项目所表达的是“结果平等”。
Whyte和Han于2000年后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北京居民普遍支持市场公正原则，即赞同基于能力和贡献的差异所致的收入差距，而相对不赞同计划体制的平等原则(转自王冠中，2008)。我们的研究同样发现，相对而言，结果平等最不为公众认同。
吴忠民(2000)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正的具体内容和规则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1)基本权利的保证(保证的原则)；(2)机会平等(事前的原则)；(3)按照贡献进行分配(事后的原则)；(4)进行必要的一次分配后的再调剂(调剂的原则)。汪行福(2008)认为，当前有4种正义理论(或4个原则)最有代表性：(1)应得原则；(2)要素公平原则；(3)平等原则：(4)需求原则。而李雪(2008)的调查发现，中国人的公正原则是多元的，被人们认可与共享的公正原则有多个：平等原则、需要原则、衡平原则、差序原则、情理原则、权利原则。
我们对调查数据的因素分析表明。国民的公正观是多元的，可分为6个维度，分别为权利、衡平、救济、报应、平等、平均。虽然交叉验证得到的拟合指数通常会偏于保守。但也基本达到了可接受的标准。这6个维度。虽然与吴忠民(2000)、汪行福(2008)、李雪(2008)的构想和调查结果不完全吻合，但大部分内容还是一致的。
在图1的树状图中，类间距标尺线约23处，对应着2条谱线。换言之，如果我们将国民公正观的6个维度分为2类，那么，权利、平等、平均、救济可作为一类：衡平和报应为另一类。
权利(可大致解释为人的基本权利及其保障)、平等(可大致理解为机会平等、起点平等、司法公正)、平均(可理解为结果平等)、救济(可大致理解为福利平等)4个维度在类间距小于20处聚为一类。特别是权利与平等，关联尤为紧密，在类间距小于2处就聚为一类。实际上，即便从学理上，权利与平等的内涵也难以严格区分开来。这4个维度，更多地显示了公正内隐观中强调平等、强调人人相同的一面，我们称为“均等”。
而衡平(可大致理解为按劳分配、人们之间的收益／成本的比率相等)和报应，在类间距约22处聚为一类。这2个维度，则更多地显示了公正内隐观中强调应得、强调差异的一面，我们称为“对等”。
篇3
公正价值应当是医药制度伦理的最高价值。医药制度伦理,旨在研究医药产业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是否符合社会的伦理原则,分析在医药高科技社会化和产业化的背景下,其制度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和原则,制度主体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制度观念、社会职责以及道德职责等问题。医药制度伦理是一个包含关于医药制度的各层面伦理的系统,例如价值、原则、规范及其各层次,等等,其中,公正价值是医药制度伦理的最高价值。公正价值保证医药制度公正。医药制度公正,指当这个制度系统能够体现公正要求、符合公正价值和原则时,它可被视为制度公正。例如,公正的医疗保障制度公平地分配社会成员享有医药服务的权利和义务,使每个成员在享有健康方面的平等、自由和权利等价值要求在实质上得到保障,这将使得社会成员对这种制度具有信念、认可和忠诚的根本基础,使得人们确信遵守这种制度是应该的。
医药事业是现代社会公益性事业。医药事业的医疗和健康服务领域是典型的公共领域,大部分医疗卫生服务都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任何国家对公民的这种公共物品的供给是必要和重要的,其有助于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保证人民的幸福安乐和社会的稳定,也是各国政府用来完成社会责任、实现政治理想的国家工具。人们在对各个国家的医疗服务进行评价时,公平性价值总是被放在第一位的,对当代世界各国医药制度影响最大、备受推崇的就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社会平等价值观及其相应的医疗服务体制,例如典范性的英国、瑞典、德国等国,其医药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和高质量是得到世界公认的。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大多数国家都逐渐建立了相当发达而公平、可及性好、效率高的医药健康服务制度,一直为全世界所称道和效仿。欧洲传统价值观念上的平等、博爱、互助思想,帮助构建了一种现代社会平等价值观,认为,每个公民均可以享受社会福利,获得由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国民的基本权利,且一切与他们的经济地位无关。这种价值,为全世界的医药服务制度奠定了道德典范。
实际上,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制度道德价值上也是具有优越性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对立关系,而是互助合作的平等和谐关系,这就决定了所有劳动主体在其他社会关系中如政治、文化、教育方面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和权利。试图消除社会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理想的平等关系,本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追求的根本价值和目标。这种实现平等要求的努力不仅表现在社会生产的全过程和消费领域的分配中,而且还表现在试图消除一切形式的私有经济和个人私利方面,它试图用统一的、无差别的利益标准来对待全体社会成员,要求全体成员获得相同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文化权利。因此,在这种理想的平等价值目标的导向之下,社会主义的政府应以公正为基本原则,设计各种制度体系,为个人设计和安排各种基本权益,使社会每个成员的各种基本权益可以得到普遍的保障,例如医疗、教育、住房等各方面的保障。
但是,我国医药价值观和制度中出来的公正性表现一直欠佳。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长期影响着人们的公正观,使人们易于形成特权观而不是平等观。历史上一直到20世纪初期,医药建制和服务都主要是王权贵族的特权,王权贵族可以很方便地享有医药服务。以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代领导集体虽然建立了一个相对公平的医药服务体制,但其价值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十分薄弱。到了当代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合时宜的观念仍然起着消极的作用,严重影响着人们的公正理念,长期以来医药服务明显是因等级而区别对待的,是特权观的典型表现。例如长期以来在全国13亿人口中,享受着国家公费医疗的是以党政干部为主体的5000万人,能够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1.3亿人是以具有经济能力的国家企事业单位为主体的城镇单位职工,而农村人口,则更无资格享受国家提供的医疗服务。在我国的医疗服务实践中,时时表现出这样一种客观事实,人的生命的价值是以其地位、权力、富有程度来衡量的,“低等”人的生命的价值可以被漠视,权利被“忘记”。
时代进步到今天,公正已成为任何社会制度追求的价值理想。2007年3月的十届五次“两会”期间,强调,“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世界卫生组织“阿拉木宣言”提出:“健康是基本的人权,达到尽可能的健康水平,是世界范围内的一项重要的社会性目标。”医药制度伦理的建构,首先必须以公正价值为最高价值。
建构医药公正价值的途径,最重要的就是将公正价值原则化于医药制度之中,如,公正价值的平等、公平、权利等原则的制度化。公正原则制度化是可能的。例如,可以借鉴于一般原则与方法。罗尔斯公正原则的分配正义理论和方法值得借鉴。罗尔斯将权利与分配领域政策直接联系在一起,他曾提出两条正义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对那种与所有人都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斯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2)依赖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3第一个原则称作平等的自由原则,第二原则主要用于调节社会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调节不平等问题,使分配“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部分称为差别原则,旨在考虑不平等条件下如何做到平等;部分称为平等机会原则,旨在考虑财富、收入、权利和权威的分配。平等机会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以致要完全消除不平等和差异是不可能的,但可以运用“差别原则”尽可能地缩小差别,使利益分配的差异能够为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所容忍或在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内,“建立一种公平的程序,以使任何被一致同意的原则都成为正义的。”4实际上,社会调剂原则就是这种分配正义理论的现实化。
篇4
【关键词】正义原则；平等；自由主义；优先性；程序公正
中图分类号：B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5-176-01
传统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以其被高度宣扬的普遍有效性而成为西方社会的根本基础之一，它主要指向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主张在利我和合作的基础上发挥个人能动性，信奉自由市场，尤其在政治领域指出限制政府权力，形成“有限政府”；保护个人主义，在不违背伤害原则前提下，个人可以行使自己权力，而当违背伤害原则时，公共权威可以施加到个人身上。
一、契约下的正义
正义，justice，又名公正，在西方社会可分为经济正义和政治正义，经济自由主义追求的是经济正义，政治自由主义追求的是政治正义，两者都指向分配上的公平。在经济正义下，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属于个人的经济基础，同时又不受干扰地去做事情。在政治正义下，人们借以政治观念，通过公正之法来约束政府同时维护自身权利。
二、平等的正义原则
古典自由主义者通常将私有财产权看作是一个核心问题，将其作为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手段，而在此基础上构建自由市场；在预设社会基本结构时，罗尔斯提出了“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条正义原则：第一条原则为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权利拥有最大程度的基本自由。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要与他人拥有相同的自由能够相容。第二条原则为社会与经济上的不平等将以下列的方式来安排：（a）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b）它们是随附着职位与工作的，而这些职位与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第一条原则也称为自由原则，每个个体都在最大限度内拥有相同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而且是最适合自身的，个体之间的权利和自由并不发生矛盾，并不会存在谁干扰或者侵犯谁的权利与自由。第二条原则分为两个部分，（a）部分为差别原则，（b）部分为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对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无法享受到与社会上层人均等的权利与机会，因此需要给予资助，差异原则正是想要弥补和纠正弱势群体尤其是在经济上的不平等。
三、社会基本结构的程序公正
罗尔斯要寻找一种社会基本结构，而这种基本结构是正义的，虽然它渗透了正义原则的内涵，但它更多的是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因而在分配领域中仍然存在着问题，我们事实上并不十分确定怎么样的分配结果才是公平的，因为我们不仅要考虑人与人的关系，同时也要涉及到其他复杂的客观因素。只有当背景和所有过程都为公正，那么分配即为公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结果才是公正的，或者说我们并不拥有客观的判断标准，但是我们可以遵循一套公平的程序。
我个人认为这套公平的程序可以理解为一种分配者之间的契约，这种契约是在被抽象化之后的产物，是在个体与个体都自愿参与的前提下建立的，任何结果都可能产生，而任何结果都是公正的，至少不是不公正的。这是对于长期以往个体分配所积累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从另一方而看，它虽然不是分派正义，但在一定时期也并不是没有实现一定程度“个体得其所应得”的可能性。
四、借鉴与应用
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以及主要蕴含的两条正义原则，对于我们有一定意义上的借鉴。首先，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强调优先性，除了正义原则的优先性之外.同时存在着“个人权利优先”，这与自由主义本身的主张也是契合的。我们并不反对个人权利和个体的自由，但不能无限将其夸大，个人是社会中的个人，我们应当处理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实现个人利益的同时不能损害社会利益，毕竟个人利益处于社会利益之中。其次，在第二条正义原则中的差异原则，对于如何更好处理分配问题有很好的借鉴意义，或者说，可以让原本分配的基础上更加公正一些。最后，是关于分配问题。虽然我们讲正义，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正义并不完全等同于平等，而且它也无法实现绝对的平等，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可以利用罗尔斯纯粹的程序正当，但是它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个人得其所应得”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借鉴意义。
罗尔斯的平等自由主义是对于前期自由主义的修正与补充，他提出了结果的平等和渗透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着重强调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如何处理好分配的公正，能够让个体平等地享有权利与自由、权力与社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他的有关正义的理论是立足于现实的，有诸多进步的地方，对于实现政治正义和经济正义有一定的借鉴与运用意义，同时也成为了政治哲学上重要的一种价值和意识形态。
参考文献：
[1]石元康.罗尔斯[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姚大志.罗尔斯[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3]佩西・莱宁罗尔斯政治哲学导论[M].孟伟，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4]姚大志.平等：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J].丈史哲，2006（4）
篇5
1.正义概念的提出
在经济伦理视野中，“公正”首先是一个社会价值或效用的公平分配问题。当代政治哲学和社会伦理学家罗尔斯认为：“正义的基本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以及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方式。”他把“正义”视为“社会制度的第一美德”。
2.分配正义的内涵
社会公正分配实质是一个由市场（经济）的原初分配、社会制度性的再分配和道德伦理的调节等反复调整而实现的过程，通过市场原初分配、社会制度性再分配和道德伦理调节，社会公正分配才能实现。
二、制度及制度伦理
1.制度的概念
制度是社会与国家之根本性的结构规定。制度和制度权力的道德必须是全社会人人之共同意志的实现形式，其中的核心是统治意识与实现、主要利益生成与分配，以及与之相应的最基本的运作机制核心价值取向。
2.制度伦理的定义
制度伦理是一种研究合理社会制度的道德价值导向，制度是调整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制度伦理的实施是以平等的制度管理为基础的，制度伦理实施的要求是必须做到分配正义。
三、分配正义对制度的建构及其意义
（一）制度伦理构建的基本原则
1.必须以平等的契约原则为基础
罗尔斯说：“形式的正义是对原则的坚持，或像一些人所说的，是对体系的服从。”社会权力利益分配是构成国家权力的制度化分配原则的基础，要确立利益的分配原则，首先要明确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权力分配原则来分配国家整体权力。根据平等的契约原则，权力利益分配原则与权力的制度化分配原则必须是公平正义的原则。
2.必须遵循权利与公平原则
制度权力普遍道德力量得以实现的原则分别是：权力原则与公平原则。生活在整体社会中的社会成员要真正获得利益的平等，关键在于国家权力与制度分配的公平正义。制度伦理的构建需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法规和条例来表现，规范个人、群体、政府等行为主体的道德活动，反之，制度伦理也需要道德主体对其进行公正地道德评价，而公平正义的社会权力利益分配需要落实在制度权力本身的平等公正。
3.必须遵循道德优先原则
制度伦理的价值原则以制度道德优先原则为基础，包含了三层意思：第一，制度分配公正和社会分配正义。因为只有制度分配做到了公平正义，社会权力利益的分配才能真正意义上达到公正；第二，权力者的道德优先于个人道德，只有拥有和运行制度权力的权力者普遍具备了公平正义的道德理想和道德行为规范，整个社会才能形成优良权力者的道德风尚，个人才可能在良好的道德环境规范下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从而道德地生活。
（二）构建制度伦理的基本要求
1.公民自由平等合作
罗尔斯认为，要证明正义原则，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与自由和平等相配的，并能根植于我们政治生活和贴近公民的基本概念的最佳描述。但是，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呢？他提出自己的模型概念学说：“现在作为公平的正义的两个基本模型的概念是指一个有序的社会和一个有道德的人。”罗尔斯进而详细地描述了模型概念：“它的作用是要建立一个道德的人的模型概念和正义原则的公民有序的社会模式理念中关系特点之间的连接。它是此角色的建模的方式，在其中的公民有序的社会、道德的人，被视为最理想的是将选择为社会伸张正义的第一原则。人们在这样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作为道德人来理解。
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份参加社会合作。所谓“公民社会”在苏格兰启蒙主义者弗格森看来，就是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和自由的社会。公平竞争、公平行使权利与义务，参与社会合作的方式必须让每个参与者感觉是公平的，这样一种制度就是“良序社会”。
2.注重道德典范引导
通过对正义原则的证明，罗尔斯总结到：作为公平的正义开始于一种最适合民主社会基本结构的、关于公平概念的想法，这只是一个其社会成员之间的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人的想法。这种情况是最初的状态：我们推测在这种情况下，会由协议的达成转变为正义原则的赞成；因为原来的状态，自由和平等的道德人会相对公平地尊重他人，任何他们所采取的关于正义的概念同样是公平的概念。
注重道德典范的引导作用，确立制度实践的道德典范规则，以制度安排和制度权力的分配公正为前提和基础，实现社会权力与义务、奉献与索取的分配公正。
（三）对制度伦理构建的意义
1.体现出最少受惠者的利益最大化
罗尔斯提出“差别原则”和“平等原则”两个正义原则。他认为“最低受惠值应在考虑到最少受惠者工资因素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提高其期望这一点上来确定。通过调节转让的数量（比如追加收入补助的数量），较不利者的期望和他们的基本善指标（这可以通过工资加转让来测量）就有可能提高或降低以达到值得想往的结果”。社会收入的再分配杠杆应该向社会的弱势群体更多地倾斜，使他们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补偿与伦理关怀。
2.体现出个体充分发展与社会整体和谐
个体的至善追求彰显了分配正义对制度伦理的构建作用，个体的品格在制度规范中不断得到提升，分配正义正是在这种制度伦理与个体善的相得益彰中得以实现。同时，制度伦理构建取决于社会公正，只有经过公平、正义的制度安排，才能给社会成员提供良好的社会制度环境，才能有效地维护整个社会的正义与秩序。从而减少或避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真正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四、总结
社会发展过程中如何做好分配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是否陷入瓶颈或成功转型的关键。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发展不稳定，与分配不均有密切关系，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等现象使得分配正义的问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我们迫切需要从分配正义的理论视角来分析、建构制度伦理，使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在伦理体系规范下有序、协调、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参考文献：
[1]《应用伦理学概论》卢风、肖巍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8版
[2]《正义论》（美）约翰·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版
[3]《经济伦理学研究》陆晓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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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障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与资格的认定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参与主体必须具有公正意识，教育政策内容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教育政策是党和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为教育工作制定的基本要求和行动准则。随着政策科学的兴起，教育政策研究成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1]教育政策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关注，人们除了从政策学角度分析教育政策外，广大的学者还运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知识来分析教育政策，伦理学视角是近几年来人们分析教育政策问题采用的视角之一。
一、教育政策公正的内涵
公正是伦理学的重大问题之—，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它既是法学概念、政治学概念又是伦理学概念。在伦理学中，公正是指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办事公平正直、坚持真理、合乎情理、不存私心。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体现人们的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2]所谓教育政策公正，就是指教育政策要保证在现实社会条件下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可能的教育平等，保证受教育者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和教育结果的公平。也就是说，教育政策要在以下三个方面保证公正：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分配、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分配和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一）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与发展机会
教育是促进人发展的一项社会活动，并且国家规定适龄儿童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政策作为国家为教育事业制定的行为规则，应该保障受教育者的入学权利。受教育者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起点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具有同等的入学机会和发展权利。
（二）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
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种手段，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受教育者作为平等的发展个体，理应享有相同的发展条件。受教育者的发展条件的公正也就是教育过程公平问题。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教育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公正性，让每个受教育者在受教过程中都享有公正的发展条件。
（三）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的认定
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其最终的培养质量要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评定。在评定中，每个个体都应该接受相同的评定标准。受教育者的发展水平和资格认定的公正也就是教育结果的公平。具体来讲，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获得相应的发展水平，在同一标准下获得资格的认定。
教育政策的公正涉及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个方面。公正的教育政策要保证受教育者在以上三个方面的利益，让受教育者获得同等的发展机会、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满足受教育者对教育的需要和实现受教育者的最大限度的发展。
二、教育政策公正的实现途径
教育政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而制定的关于教育事务的行为准则。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我们首先要保证政策制定参与者的参与公正，其次要保证政策内容的公正。
（一）参与主体的参与公正
政策的制定是一项繁复的工作，目前，中国的政策制定比较关注民主性，强调多元主体参与政策的制定。教育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公益事业，其发展状况将直接决定国家的未来。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政策利益相关人员的参与，只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参加政策制定过程，政策的出台才能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人都是会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考虑问题，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制定的参与者必须保持一颗公正之心，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从多方面考虑问题，争取为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合理的参照意见。
（二）政策内容的公正
教育政策是人们进行教育活动的行动指南，公正的教育政策有利于教育活动的公正。为了保证教育政策内容的公正，政策制定者必须遵循平等原则和补偿原则。
1、平等原则
平等一直以来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追求同质的平等，认为人人生而平等。这种同质的平等观是与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相对的。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入，平等的观念也日益有了更为广泛的内涵。现在，差异的平等观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差异的平等观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只要个体能获得适合自己的发展就是真正的平等。这种差异的平等观让人们对平等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
教育政策的制定要遵循平等原则，以便实现政策目标，发挥政策作用。在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同质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同样的教育机会；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政策的制定要按照差异平等观的要求，保证受教育者获得适合自己发展需要的条件和结果。
2、补偿原则
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它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教育政策为了实现公正，必须考虑弱势群体的利益。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助推器，是社会和谐的安全阀。教育政策应该以公平作为自己的目标，保证教育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阶层之间的相对公平。[3]
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发展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我国的教育事业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教育政策应该考虑这些不平衡的现实，遵循补偿原则。补偿政策是政府对处境不利人群(弱势群体)实施的特殊政策，其目的是使其在原则上享受与别人同样的教育权。[4]
（1）城乡之间
城市教育事业的发展明显快于乡村的教育事业，有的城市正向教育现代化大力迈进，而一些乡村地区连基本的入学率都不能保证，更不用说教育的大力发展了。我国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以城市作为政策制定的依据，没有考虑广大农村的现状，让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雪上加霜。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体现对农村的关注，补偿农村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让农村的孩子们获得同样的教育发展机会。补偿原则的遵循可以用政策来弥补自然存在的差异，这也是政策的作用之一。
（2）区域之间
我国的经济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快于西部内陆地区，这种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就相应地造成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的教育事业经费充足，可以吸引优质的师资力量，其教育质量明显优于西部地区。教育政策在制定中总是“一刀切”，有些政策对东部地区有利，对西部地区就是揠苗助长。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体现政策的灵活性和适应性，适当地补偿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这种补偿是为了教育的公平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是国家宏观调控的一种方式，应当得到全社会的认可。
（3）阶层之间
阶层是社会人群的一种人为划分的结构，它反映社会人群的社会地位、资本状况等。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内部因为收入、财富、权力差异等原因而导致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均等，这种不均等会加大教育的不公平阶层之间的教育。有些人竟然利用权或者钱在教育领域进行交易，谋求教育资源的最大化。
为了教育的公平，教育政策在内容上必须考虑阶层之间的差异，补偿社会弱势群体。高校中关于贫困生的一些政策可以说是补偿原则的表现，这些政策让贫困生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保障了他们的学习权利。
公正是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只有公正的教育政策才可以真正地发挥政策应该具有的作用，才可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了实现教育政策的公正，教育政策的参与主体应该保持公正的意识，力求制定公正的教育政策。
参考文献：
[1]袁振国．教育政策分析与当前教育政策热点问题[J]．复旦教育论坛，2003，1(1):29-32．
[2]施修华．学校教育伦理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1：99．
篇7
关键词：罪行相适应；刑罚个别化；冲突；统一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88-02
刑罚个别化原则理论思想被许多国家所接纳并应用于司法实践，对各国刑法都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我国刑法仅对罪刑相适应原则予以明确规定。罪刑相适应要求“罚当其罪”，刑罚个别化则要求“按人定罪”，如何看待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冲突，并解决该冲突对我国刑法实践操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概述
（一）罪刑相适应
亚里士多德从利益均衡的角度出发，第一次提出了罪刑相适应。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详述了罪刑相适应这一原则。刑事古典学派丰富和完善了罪刑相适应原则，其代表人物为贝卡里亚、费尔巴哈等。我国刑法第五条将罪刑相适应原则规定为犯罪行为人承担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行为人所犯的罪行以及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也就是说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理论核心是犯罪行为，而对于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不予考量。
（二）刑罚个别化
1869年沃尔伯格第一次提出了刑罚个别化的概念。随后1898年雷蒙・萨雷伊在《刑罚个别化》中详细论述刑罚个别化这一原则。刑事实证学派丰富发展了刑罚个别化原则，其代表人物为龙布罗梭、菲利等。本文认为刑罚个别化是指犯罪分子承担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行为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和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应。也就是说其理论核心是相对于犯罪行为本身更注重犯罪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
二、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冲突
虽然我国部分学者认为二者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但大部分学者还是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很多冲突，甚至小部分学者对二者的关系持完全对立的态度。本文认为，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之间从某些角度上讲存在共同性，如从广义上看二者的设立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合法权益，遏制犯罪；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在法律渊源、公正实现、自由裁量权、刑罚适用角度、量刑结果等诸多方面存在冲突。
（一）法律渊源的冲突
法律渊源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具体适用法律条文的依据，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就目前我国法律渊源上来看，我国刑法第五条对罪刑法定原则予以了明确性的规定，因此其为正式法律渊源，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司法实践中法官审理刑事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而刑罚个别化在我国规范性的法律条文中未有明确性的规定，因此其为非正式法律渊源，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是不能够随意援引的。
（二）实现公正的冲突
刑事古典学派创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其基本内涵是“同案同判”，即相同的案件或相类似的案件，犯罪分子受到的惩罚应当是相同或相近的，尽量平衡量刑，避免“同案不同罚”现象的发生，追求的是普遍的公正；而刑事实证学派创立的刑罚个别化原则，其产生基础是批判罪刑法定原则下的普遍公正，其要求按照个案中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来处罚，其内涵是“分别对待”，追求的是个别公正。
（三）自由裁量权的冲突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大小直接决定了犯罪分子承担刑罚的大小，其合法合理的行使是刑法公正和司法权威的体现。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官只能依照犯罪行为来定罪，其自由裁量权的大小仅在刑法规定的严格的法定刑之内，同时我国在2010年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则是针对具体的每个犯罪确定了一个基准刑，然后统一了量刑方法、步骤以及量刑情节适用标准，更加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而对于刑罚个别化来说，其要求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最大化地发挥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求实现个案的公正。
（四）刑罚适用角度的冲突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适用刑罚的角度不同直接决定了犯罪行为人的最终量刑结果的不同。罪刑相适应原则适用刑罚的角度是犯罪行为，其从客观事实出发，按照客观上犯罪行为造成了多大的社会危害进行定罪量刑，其处罚对象仅限于已然之罪；刑罚个别化原则适用刑罚的角度是犯罪行为人，除了客观上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犯罪主体的人身危险性也成为定罪量刑的主要衡量标准，其处罚的对象不仅限于已然之罪还包括了未然之罪。
（五）量刑结果上的冲突
量刑是针对已然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分子确立有关刑罚的种类、大小等一系列问题的过程。正是由于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在刑罚适用角度上的不同直接造成量刑结果的巨大反差。依据罪刑相适应原则，法官在面对同一性质、同一案情的案件时，仅依照社会危险性纳入量刑情节考虑范围内，必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依据刑罚个别化原则，法官在面对同一性质、同一案情的案件时，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纳入量刑情节考虑范围内，就有可能造成轻罪重罚，重罪轻罚的现象出现。
三、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冲突的路径抉择
现代刑法理论的一些观念的转变为冲突的调和提供了理论和现实条件：
第一，刑罚目的观的转变奠定了基础。现代刑法设立的理论基础不应是单纯的威慑或管制，刑罚目的也不应是简单的预防。现代社会主张人权致使刑罚以教育为主要目的。一些学者过分地将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的某一方面极端化然后进行夸大性的比较并不可取。因此，司法实践中将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加以结合，进行最终的定罪量刑，一方面合理保护了现行法律中罪与刑的相适应，一方面维护了刑事法律关系中各方的人权，最终体现出现代刑罚的教育作用。
第二，刑罚价值相互补充提供了路径。从一般意义上讲，我们认为罪刑相适应原则代表的刑罚价值是公正，而刑罚个别化原则代表的刑罚价值则是功利。部分学者一致认为公正与功利是两种完全对立性的刑罚价值，但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人们的价值取向是多样的，单纯追求公正或功利都是为社会所排斥的，将二者综合起来，公正之外兼顾功利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公正的刑罚价值是刑法的理论基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真正的刑罚公正应是犯罪行为的客观性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性的相一致，因此功利的刑罚个别化是公正的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补充。
正因为上述刑法观念的转变为冲突的化解提供了出路，我们认为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协调好这两种原则，就要做到如下几个方面：
（一）冲突化解的前提基础为法律思想上的转变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刑法除了惩罚犯罪、威慑犯罪分子的作用，还应该发挥预防犯罪等多种功能，因此我国的刑法制度应当是多样的，刑法手段应当是综合的，立法思想必须是全面的。现行很多国家都对刑罚个别化的思想持认同态度，甚至很多国家直接在立法和司法中明确了刑罚个别化原则。而我国大部分法学界人员对于刑罚个别化原则长期予以否定，一直认为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原则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大部分人认为刑罚个别化倡导的“人身危险性”、“预防”理念不仅与我国社会倡导的唯物主义观念相冲突，而且与刑法界一直倡导的量刑规范化相违背。因此要化解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冲突的前提基础就必须转变这种否定的态度，认识到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合理性。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二者虽然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冲突，但并非是那种“非我必他”的对立关系。刑罚个别化原则是在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本文认为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刑罚个别化原则发展和存在的前提基础，而刑罚个别化原则弥补罪刑相适应原则的不足。
（二）立法上将刑罚个别化原则作为特殊原则予以明确
目前普遍认为我国刑法总则中排除了刑罚个别化，但分则中的量刑、累犯、立功、自首等法律条文中却充分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理论思想。但不论是刑法精神上的体现还是刑法分则中具体条文字里行间的思想体现，都不能促使刑罚个别化原则在我国刑法理论上取得合法性的法律地位，更不能在具体的刑法案例中被法官直接援引，因此协调罪刑相适应原则与刑罚个别化原则的第一步就是在刑事立法中予以明确。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将刑罚个别化原则作为刑法的一般性原则予以确立，使其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处于同一法律地位。但是本文认为这个确立并不可取，因为刑罚个别化原则如果作为刑法的一般原则被确立一方面会影响刑法的理论基石公正的存在，另一方面刑罚个别化原则作为一般性原则不利于我国目前刑法所追求的量刑规范化的实行。因此，本文认为立法上明确刑罚个别化原则并不是将其直接性规定为一般性原则，而是作为特殊原则像民法中的无过错责任原则，只能在特定的范围内、条件下适用，而且必须受到一般性原则的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
（三）司法上法官量刑的约束
我国对刑罚个别化原则持否定态度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扩大，这在法官道德素质和专业素质都不高的我国是不容许的。而事实上，不论是哪个国家法制发展得多么完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受到一定的规则的限制，并不会因某一原则的制定而引起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无限扩大。例如英国就采纳了刑罚个别化原则，但是同时在《治安法院量刑指导原则》明确了法官适用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规则：首先在大法官部和内政部新设了量刑指导委员会，该部门主要负责对刑罚的效益进行评估，并收集社会公众对刑罚的反映进行研究，将建议汇总给上诉法院；其次，对同类的某些案件上诉法院进行统一审理，一方面可以达到同案同判，量刑一致，另一方面将该判决作为指导性判决。而美国则在《量刑指南》中将犯罪行为的客观危害性与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险性予以量化，最大限度地扩大了量刑的可预测性，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我国完全可以采纳美英的做法，在《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以及《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明确法官在适用刑罚个别化原则应遵循的规则，甚至可以参照英国设立专门的部门来规范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适用。
参考文献：
[1]魏振华.黄海燕.论刑罚个别化与量刑公正[J].法学研究，2012（4）.
[2]沈敏华.论罪刑相适应与刑罚个别化的冲突域统一[D].上海：复旦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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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适用刑法平等原则立法体现司法适用
一、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
我国刑法第四条明文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容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就是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含义是：（1）任何人犯罪，都应当受到刑法的追究；（2）任何不得享有超越刑法规定的特权；（3）对一切犯罪行为，用一律平等适用刑法，定罪量刑时不得印犯罪人的社会地位、家庭出身、职业状况、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的差异而有所区别；（4）任何受到犯罪侵害，都应受到刑法的保护；（5）不同被害人的同等权益，应受到刑法的同样保护。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刑法领域贯彻实施的表现。强调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是基于我国司法实践中刑法适用不平等的现象在现阶段还较严重。当然，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不否定犯罪人或被害人的特定个人情况对定罪量刑的合理影响。在刑事立法、司法，犯罪分子的主体情况以及被害人的个人情况，如果对犯罪的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大小有影响，则要求在适用刑法上有所区别和体现。例如，对累犯低于其主观个性及人身危险性而从重处罚，对未成年人犯罪基于主体的个人情况而减免刑事责任。由此可见，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并非是孤立、机械、单一化的刑法准则，它必须与罪责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相结合，共同指导刑法适用。
二、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立法体现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总则与分则中均有体现。
首先，我国刑法总则除第四条明文规定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外，这一原则的精神还体现在多个方面。例如，刑法对其适用范围的规定表明，搬到我国领域内实施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都应适用我国刑法，而不论犯罪人是什么人。又如，刑法对单位犯罪的规定，主要是由单位实施的，对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中英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论单位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还是机关、团体。
其次，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在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中亦有体现。例如，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体化到各类各种犯罪中，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罪贿赂罪、渎职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
此外，刑增设罪名亦体现了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基本精神。例如，刑法第276条规定的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对1979年刑法典第125条破坏集体生产罪修改而成。该罪名的创设，体现了刑法平等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种经济成分的合法权益的精神。
三、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的使司法适用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上的平等是，二是司法上的平等。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立法上的平等，司法的平等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前提，只有立法上的平等而没有司法的切实贯彻执行，，立法的平等也只能是形同虚设。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贯彻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应当注重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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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中，分配关系直接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社会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问题，换言之，分配公正从某种角度决定了社会公正。对于这种对初次分配不均衡现象的再分配需求，它并非单纯指代财富的平均分配，还可以指代利用国家经济能力对社会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以及包括对收入分配的均衡和对产业效益的有效刺激。所以对社会分配公正问题应该从多方面展开考虑。
一、社会分配公正的法律意义
社会分配公正对于以经济为首的社会向前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如果从法律角度来考量，社会分配公正的法律意义应该涵盖以下两点。
(一)对法律平等实质转变的推动实现
从形式平等到实质平等，这就是社会分配公正所存在的法律现实意义。传统形式平等代表私法形式理性要求，它所代表的法律人格是抽象的，抽象掉所有人的不同特质，将他们视为是平等的人。在形式平等看来，人的差别是固有存在的，而基于人的差别所产生的差异则不为人的意志转移而改变，所以它认为法律实质上是无法根除这种差别的。形式平等为人们带来关于理想与现实的种种困境，当社会中人群出现不平等现象时，例如市场支配垄断，此时形式平等就会出现平等机会下的相对不平等，最后引导私法体系走向价值紊乱。所以从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法律必须关注人的差别才能够对社会所存在的不平等现象予以“差别对待”，因此就有了人的实质平等。在实质平等中就要求不应该对所有人都适用同一种法律，应该对不同人群予以不同的法律规范原则及内容，这样就能做到对弱者权益的有效保护。与民法注重形式平等不同，我国经济法是侧重于实质平等的，即经济权益的最终归属权属于谁，它是在传统形式的不平等基础上来追求的平等权益。
(二)对社会分配公正引导法律关注人权的实现
社会分配公正也包含人权内容，因为人权是具有法律及道德应然性的，也就是说，任何人在人权面前都应该完全平等，特别是在经济领域，经济强者不能凭借其经济优势来肆意侵犯经济弱者的基本人权。将该问题引申到市场中，就体现了人权区别于一般权利的特殊属性，那就是人权是不受到市场规律交易以及竞争法则支配的。所以说，社会分配公正从某种层面也引导了社会更加关注法律中有关人权内容的实现，希望社会对某些围绕人权所呈现的不公正现象给予有力的制度回应[1]。
二、社会分配公正的公平审视
如何公平审视社会分配公正，本文认为应该从多个角度来展开分析。
(一)起点公正与结果公正
市场经济环境是鼓励人们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展示个人能力并获取相应回报的，这也是确保激励市场效率的基本途径。但在实际的市场发展进程中，人与人之间由于能力不同而造成的财富差别，即起点公正下竞争所形成的收入差距还是依然存在的，它也符合经济效益的基本原则，也可以对人们的劳动过程起到基本的刺激激励作用。而从结果公正这一点来看，无论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多么努力，其社会成员的最终收益始终应该是同一的，但与起点公正作为社会分配的两种基本方式，人们不能对它们实施简单的排他性价值判断，因为这样做很可能导致社会贫富差距的两极分化。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以市场经济作为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经济法保障的社会分配公正应该以起点公正作为原则，而以结果公正作为补充。即在起点公正中为国民提供更多的条件公正与机会公正，使竞争规制更加合理公平化，尽量消除社会分配不公正问题，确保社会各个层次、领域成员在相对平等的基点与条件下公平竞争。
当然，一个社会的起点公正与结果公正还要考虑诸多因素，例如社会经济资源分配结构的不够合理完善、市场经济中可能存在的各种风险、家庭遗传所带来的资源不均影响、包括个人天赋与后天能力培养等等。要正视这些因素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调整社会分配公正。不过，过分的社会分配公正也会将国家带入平均主义怪圈，导致社会成员失去对工作、对学习、对生活的积极性与进取心，进而失去社会信任感与责任感，这些都是不符合社会公平原则的。所以此时就要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来正确引导社会分配公正向正确的方向发展[2]。
三、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实现社会分配公正的引导路径
考虑到中国初次分配不公正平等这一严重性，应该基于经济法保障机制来实行“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的政策建议。以本国国情出发，不易盲目模仿欧美市场经济机制制度，并做到以下3点。
(一)借助最低工资控制保障社会分配公正
在我国《劳动法》的第48条中就规定“国家应该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确保为劳动者所支付的工资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该制度就给用人单位提出了基于社会分配公正原则的薪酬发放义务，保障了劳动者获取合理报酬的基本权利。该条体现了我国经济法保障机制的强制性原则，是典型的弱者保护制度。
(二)对税收制度的完善
国家应该基于社会分配公正来调节收入分配能力，从税收入手来调整市场经济环境，使其成为政府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对于国家经济而言，税收是强制性征收政策，它不但维持国家存在，也是支付转移实现的大前提。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一部分人实现了率先富裕，这扩大了国民收入的现实差距，使得社会分配公正渐渐淡化，贫富差距逐渐扩大，极大程度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应该学习发达国家某些税种征收机制，例如美国的遗产税，它就是典型的罗宾汉式的“劫富济贫”国家级税种。遗产税的征收非常有利于缩小社会贫富差距，降低某些人群通过不劳而获或获得大笔财产的可能性。同时，遗产税也更加鼓励社会分配公正理念，鼓励靠劳动致富，是对社会财富增长有效促进。它应该成为我国未来税收种类丰富的选择之一。
(三)对价格杠杆作用的有效发挥
要对社会商品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以规范各种服务收费行为。在我国《价格法》中就有相当多有关价格控制的相关规定，例如采用限定差价与利润率来规范商品现价，实行商品提价申报等相关干预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利用经济法规范商品价格行为与服务收费行为，积极治理某些不合理、不公正收费行为，对体制漏洞与不公正分配政策进行相应调整与适当清理。尤其是打破我国在某些行业的经济垄断发展态势，严肃整顿乱集资、乱收费行为，加强社会分配公正方面的经济法保障机制监督力度[3]。
四、总结
从总体来看，经济法保障机制能够实现对经济资源的合理分配，它让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正常发挥作用下实现了自下而上的分配公正机制，符合我国市场经济的自发规律原理。当然，也要积极利用国家政府超越社会的这一大优势来实现自上而下的社会分配公正，让政府实现自觉调整，依据由市场经济自发分配资源所产生的不公正倾向来对社会整体利益进行资源的再次调整与分配，实现国家宏观调控在经济法保障机制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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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桑德尔 罗尔斯 自由主义 共同善
迈克尔・桑德尔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涉及民主、道德规范、公共哲学、市场的作用等方面。20世纪80年代，桑德尔出版了他个人首部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该书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使得作者蜚声西方学界。30年来，桑德尔一直为哈佛大学的本科生们教授政治哲学，其中很多年都在教一门名为“公正”的课程，随着这门哈佛大学累计听课人数最多的课程被录为教学片并搬上互联网，桑德尔也开始被中国的大众所认识。《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以下简称《公正》）便是对这门公开课的整理。与桑德尔在课堂上对学生更多是进行不加批判地引导所不同的是，在此书中，作者再次提出自己的政治哲学观，而这种提出是在对西方的公正观进行全面梳理之后进行的。
在书的开篇，桑德尔举出2004年飓风“查理”的例子，用以呈现当今美国社会中公正观的种种面相。当飓风袭击墨西哥湾之后，商品价格的飙升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愤怒。这种价格欺诈的行为是否是正当的？评论家杰夫・雅各比（Jeff Jacoby）认为这种价格飙升并无不合理之处。但是也有人认为这一现象反应出有的人在灵魂深处是如此贪婪，即“贪婪是一种恶，是一种不道德的存在方式，它不仅仅是个人的恶，还与公民德性相冲突。如果一些社会中的人们在危机关头剥削自己的邻居以获取经济利益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不是一个良好的社会。”①针对这一案例的争论中包含着全书中提及的有关公正的三种观念，即功利主义的公正观、自由主义的公正观，以及认为正义应当涉及到德性的培养以及关于公共善论证的公正观，这也被桑德尔称为公正的三种进路。桑德尔认为有关价格欺诈的争论并不仅仅与福利和自由相关，也与德性相关，它涉及到培养一个良好社会所依赖的心态、性情和品质。这种观念公正就是给予人们在道德上所应得的―以分配物品来奖励和促进德性，认为贪婪是一种国家应当反对的恶。这种论证所遭遇的挑战是在多元社会中判断善与恶的主体该如何确定，而如果将道德评判引入法律，是否会引发危险。三种公正的进路实则反应的是政治哲学中正义与善的优先性问题。
功利主义公正观
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道德哲学家和法律改革者边沁，其主要思想是道德的最高原则是使幸福最大化，使快乐总体上超过痛苦。对他而言，正当的行为就是任何使功利最大化的行为。他所说的“功利”指的是任何能够产生快乐或幸福，并阻止痛苦或苦难的东西。在桑德尔看来，边沁的功利主义主要受到的质疑有两点。第一点是功利主义没有尊重个体的权利，由于仅仅考虑满意度的总和，就有可能恣意践踏个体人民。第二点是功利主义的通用货币价值。功利主义用单一的尺度来衡量各种具有道德重要性的事物，不加批判地衡量各种偏好，这使得人们对各种价值等量齐观，没有考虑不同价值之间的质的区别。边沁认为，评判一种体验与其他相比是更好还是更坏的唯一基础，就是它所产生的快乐或痛苦的强度和持久度。不同的快乐之间，只有量的不同，没有质的区别。密尔却试图说明，人们能够区分快乐的不同“质”，即高级快乐和低级快乐。区分的办法就是：“对于两种快乐而言，如果所有或几乎的所有体验过两种快乐的人，都对其中某一种表现出明确的偏好，而不顾及任何道德责任感去偏爱他，那么这种快乐就是更加值得欲求的快乐。”②密尔的这一观点似乎没有远离功利主义，即认为道德完全并仅仅依赖于人们的欲望。但在实际中的悖论是：相对于高级的快乐，人们可能往往更钟情于那些低级的快乐。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的判断标准并非是人们喜好的偏好度，而在于是否“使我们成为更加完备的人”③。
自由主义公正观
与自由至上主义观点不同的是康德与罗尔斯的哲学主张。康德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主要是他认为道德并不与使幸福最大化以及任何其他目的有关，而在于将人作为目的本身而加以尊重。康德认为个人应该被尊重并非出于自我所有权的考虑，而是因为人是理性的存在，同时人还是自由的存在。康德“自由”一词的含义并非指“毫无障碍地做任何想做之事”，而是等同于“自由意志”。他认为，道德出于自由的本质，只有自由才有道德价值；由于意志是自由的，才是善良的，才能是“内在的”、“绝对的”、“无条件的道德价值”。被欲望和渴求驱动的行动在康德看来是“他律”的，并非真正的自由，只有依靠理性的指引，人才能获得“自律”的真正自由。康德论证说，理性在道德哲学中应该占据统率地位，只有奠基于理性而非情感，道德才有意义。虽然康德在政治理论方面并没有巨著，但他对于自由和道德的论述之中却包含有强有力的关于公正的含量。他反对功利主义，而支持一种基于社会契约的公正理论。
1971年，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出版其名著《正义论》，学界普遍认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深受康德道德哲学的影响。他论证公正的策略是诉诸契约论的方法，即在一种平等的原初状态之下，人们会认可什么样的准则。罗尔斯认为，在这种无知之幕之后，会产生两条正义原则：第一条是平等的自由原则，指国家的每一个公民都是平等、自由的权利主体，这一原则为宗教自由、言论自由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二条原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机会均等，一是差异原则，即只有当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能够有利于社会的最不利者时，它们才是被允许的。在桑德尔看来：“无论他（罗尔斯）的公正理论最终能否成功，它都代表了美国政治哲学中迄今为止所提出的、最具说服力的、支持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的理由。”④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里试图挑战的，正是第二种主张。桑德尔与罗尔斯之间的争论的关键点在于两点，一是权利是否能够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善生活观念为前提的方式得到确认和证明，二是支配社会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否能够对社会公民的道德和宗教保持中立。在《公正》一书中，桑德尔再次提出，隔断公正与道德应得之间的关联令人不安。这是因为，公正通常具有敬意的一面，关于分配公正的争论，不仅与谁得到了什么有关，同时也与什么品质值得尊敬和奖励有关。同时，桑德尔认为，特定的善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如果忽略了善在分配中的作用可能就是一种腐败。在讨论了反歧视行动的有关争论后，桑德尔提出，许多现代哲学都试图为公正和权利找到一种基础，但是这些讨论有时候陷入于一种毫无希望的分歧之中。因此，他回到了亚里士多德。
新型共同善政治设想
相对于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点，桑德尔更倾向于认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认为关于公正和权利的争论，经常是关于社会制度的目的、社会制度所分配的物品以及它们所尊敬和奖励的德性的争论。如果不讨论良善生活的本质，也就不可能说明何谓公正。
桑德尔批评了道德个人主义和政府应该中立于道德的观点，指出自由选择（即使是在平等条件下的自由选择）并不是一个公正社会的充分基础，人们也不能总是不涉及重大的道德问题，来界定各种权利和义务。团结义务可能会出于与选择无关的理由：例如那些与人们借以阐释自己的生活、以及所居住的共同体的叙述密切相关的理由，来要求人们。作者警告说，将道德中立的自由观是有缺陷的，尽管这种自由观为人们熟知。而在考虑公正问题时搁置良善生活的各种观点，很有可能达不到保证宽容和相互尊敬的初衷，相反还有可能引入到狭隘的、不宽容的道德主义。在全书结尾的部分，桑德尔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无论是功利最大化，或者是保障选择的自由，都不能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公正社会的形成需要人们共同推理良善生活的意义，创造出一种能容纳各种分歧的公共文化。桑德尔同时也承认，他并不能完整地论证出什么样的政治话语才能达成以上的目标，但最后他仍旧提出了关于新型共同善政治的四点设想，这种观点影响之下，人们认为尊重不同的道德和宗教信念就方法就是忽视他们。但作者倡导的是由道德参与的政治的、更有活力的社会。这种道德参与政治为公正社会提供了更有希望的基础。
在《公正》一书中，桑德尔通过大量案例展示在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影响之下，美国社会公共话语与美国人公正观所遭受的令人尴尬的挑战。在梳理公正观发展的哲学脉络之后，桑德尔最终提出了由道德参与的共同善的政治诉求。但是，这一观点应该如何面对已经深入人心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权利观？多元价值观并存的当代社会是否有可能达成“共同善”？如何保证在“共同善”的政治中，个人价值与道德不被压抑？桑德尔对这些问题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还需要人们进一步的思考。
【作者为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